民俗文化的特征篇1
关键词：景德镇；陶瓷；民俗艺术；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J50文献标识码：a
陶瓷是一种工艺美术，也是一种独特的民俗艺术形式，珍贵的陶瓷古迹，精湛的制瓷技艺，独特的瓷业习俗，丰富的陶瓷器皿，优雅的瓷乐演奏……这些都昭示着陶瓷民艺的无限魅力，也体现她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新平冶陶，始于汉世”，景德镇陶瓷民俗艺术是景德镇制瓷历史的伴生物。景德镇历史悠久，千年窑火不断。在景德镇千余年的瓷业生产实践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互相碰撞、彼此渗透，逐渐融合为极具地方特色的陶瓷民俗艺术，已成为景德镇陶瓷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本文对景德镇民俗艺术的文化特征作初步的探讨。
1.约定俗成性
景德镇陶瓷民艺是当地瓷工们为了生活和生产的需要而自然形成的，这是景德镇瓷业中众多的生产环节和行业分工需要的一种组织制约和引导集体行为的制度。这些制度或规定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文化准则，文化准则是由一些规定、规范和规则组成，行动者可以用于适应社会环境，是行业中口头流传而慢慢归纳总结出来的，具有一定的约定俗称性，往往没有文字记载。其传承主要依靠口头传承和行业相教。这些规定或程式大多铭记在民众的心中，落实在他们的行动上。如挑坯工在路口拐弯时，他必然要“打叫口”（即吆喝），听到他们的吆喝声你置之不理，或没留意撞到了挑坯工的坯，不用解释和争辩，你应该赔偿坯钱，还有自觉请挑坯工到餐馆吃粉蒸肉，这些都是不要解释的规矩。
2.形式自由性
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它有巨大的自由性，可以容纳各种各样的个性、创造性、新颖性，真正呈现为百花齐放、众声合唱、交响齐鸣、蔚为壮观，形成从未有过的奇丽景象。由于有即时性，就会瞬息万变，新奇叠出，变化无穷，可以促进与满足各种各样的审美情趣与审美需求。比较官窑陶瓷与民窑陶瓷，官窑陶瓷呈现华贵、单调、严格的风格，民窑陶瓷则更多的是自由、质朴、清新的艺术风格，可谓百花争艳。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因不同地方、不同朝代、不同人群的喜爱，他们在传承民俗和艺术的过程中，就演绎着多样化、十分自由的甚至因人而易的个性艺术。
3.传承民间性
人类文化的发展，最初是伴随制陶技术的发明而开始的。最早的原始陶器是先民们的创造，是“最原始的‘民间’创造活动的产物”，也就是说，民俗陶艺，具有与生俱来的民间性。
民间性，体现了民间陶艺的民族性、群众化的文化特点。中国民间艺人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审美情趣，向世界不断展示这一扎根民间、世代相传的传统艺术的现代魅力。
现代民间陶瓷较多的保留了传统陶瓷的成型、装饰和烧制方法。民间陶瓷匠师中的优秀者，能够熟练掌握各种技艺，他们常常自行设计、自行制作，在生产制作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设计，其传承性和群众性很强。民间陶瓷技艺一般是师传或家传，师傅传授给徒弟，长辈传授给晚辈，徒承师业、陶艺世家在民间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样，陶瓷艺术多是以历史性和集体性的创造而体现出来的，它代表着一方水土的共同审美血脉，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其乡土味很浓地域性强。我们可以透过其表面的造型和纹饰去理解它的文化内涵，洞察它所表达的普通百姓的审美心态的共性。
无可否认，陶瓷艺术的产生于民间陶瓷，民之所造，用之于民，这始终是陶瓷艺术发展的主要方面。与官窑陶瓷相比，民间陶瓷之所以长期蓬勃发展，在于其扎根于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其旺盛的生命力来自于民间，寓含着深邃的民族情感和习俗气息，饱含着浓郁的民间色彩。
4.朴素情感性
习俗文化，是指劳动群众习以为常、世代相传的习惯、风俗以及相关的民间文化。可以说，各民族独特的生活习惯和传统风俗，丰富了我国民间陶瓷艺术的表现内容和形式，犹如一洌清澈的泉水，融入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历史长河之中，并为它带来了崭新的勃勃生机。
中国民间重视家庭的延续，以子嗣承传的多子多福的封建思想绵延了几千年，为了表达这种朴素的愿望，民间陶瓷装饰中有象征“榴开百子”的石榴图案，由石榴、佛手、桃子组成的多子、多福、多寿的“三多图案”、也有麒麟送子和子孙满堂等其它祈福的祈祷图案，这是民俗习尚所体现的又一种常见形式。可以说，民间陶瓷艺术来源于广阔的现实生活，分析、概括、熔铸、提炼成一幅幅反映社会风俗时尚、神话故事，民间传说及饱含民俗心理的吉祥图案，充分显示了民间陶瓷质朴、自然和生活化的审美风格。
宋代陶瓷可谓“瓷国春生，名窑竞芳”；由于各地习俗文化及其它民族文化的差异，造成南北民间陶瓷艺术异彩纷呈的风格，宋人饮茶、斗茶之风盛行，民间多喜以黑色茶盏作饮茶斗茶的器具。这种黑瓷、色调含蓄莹润，造型优雅别致，以单色的剔花刻花装饰体现釉色丰富细腻的变化效果，成为当时风靡一时的用瓷风俗。可见，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具有情感礼俗性。
5.意义象征性
普列汉诺夫曾说过：“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决定的。”民间陶瓷艺术品中可以发现中国民众吉祥心理的表达，这是中国民间特有的文化内涵。“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赵趋避凶、寓意吉祥、希冀幸福，已经成为民间陶瓷艺术的文化主题。
与官窑陶瓷相比，民间陶瓷除了自然、朴素和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还有在装饰上，用寓意和谐音来象征吉祥的图案比官窑器多得多。如牡丹象征富贵；石榴象征多子多福；松鹤象征延年长寿；鸳鸯象征成双喜庆；鸟鹊象征喜庆；鹿象征官禄；蝙蝠象征幸福；游鱼象征富足有余；鹌鹑象征平安；戟、罄、瓶象征吉庆平安等等。
“福”、“寿”、“喜”之类字，直接写在瓷器上在民窑瓷器中也十分普通，表达了市民阶层对幸福康寿的愿望和寄托。民间艺人把人们喜闻乐见的花草虫鱼、祥言吉语等大量描绘在瓷器上，如“寿山福海”、“福寿康宁”等字样和象征着“三阳开泰”的“三羊”图案等，形成了官窑无法比拟的朴实的艺术风格。
6.生活情趣性
陶瓷艺术的发展，直接影响着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而民间陶瓷艺术，则是普通百姓和市民阶层生活的物化表现。从原始陶瓷的出现，到“南青北白”的瓷业布局，从商代釉陶尊，到五代白瓷碗，中国陶瓷的发展始终民间陶瓷工作者的智慧和创造密切相关，也与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瓷器的品种样式主流始终是人民生活所需的罐、盘、碗、钵、壶等，可见陶瓷的生产和利用也始终是以广大民众的生活为基础的。
艺术来源于生活。建立在民众生活基础上的民间陶瓷艺术，不少用纯熟简炼的技艺把人们日常生活中喜闻乐见的事件加以概括，格调拙朴粗犷，具有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透过一件件发展脉络清晰、装饰拙朴简练并具诗意般的瓷器画面，我们不难看出民间艺术在艺术创造中的独具匠心和对生活的情感。无论是在构图、技法、还是造型、装饰、功能，这些都不是民间艺术家主观臆造，而是他们凭借对生活的热爱，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反映生活、服务生活、美化生活的表现。
像民间青花中“牧童吹笛图青花盘”犹如一首乡间田园诗，它证明了民间制瓷世艺人对乡村生活细致的观察、理解与淳朴的情感。它巧妙地把农村生活和大自然的美景穿插起，来组成一幅生动的画面，一乡村牧童在水牛背上，欢快地吹着横笛，这些司空见惯的农村生活景象在民间青花中，却造就了不凡的意境。
民间瓷枕是常见的物形之一，枕面枕图多种多样，马戏枕、婴戏枕、钓鱼枕、蹴球枕等，构思巧妙，情趣盎然，意境清新，幽静自然，瓷枕上的各种风俗小品绘画，突破了贵族士大夫阶层的生活范畴，从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中去发现宫廷画家所不能发现的自然朴素的美感，正体现了民间艺人对平凡生活的极大兴趣以他们独特的审美情趣。
7.社会功能性
民间陶瓷的自下而上发展与演变，可以说有它生存繁衍的社会性，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民间陶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体现了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作用，实现着艺术的社会价值和功能，反映了人们的社会生活，表达了民间艺人对社会生活的愿望、希冀和对未来的理想和寄盼。艺术尤其是民间陶瓷艺术，深深地打下了社会和时展的烙印，成为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见证。
艺术是社会的表现和反映。我们知道，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不同社会、不同民族，民间陶瓷，有不同的风格和审美特征。如唐代的雍容博大，六朝的秀丽典雅、五代的工巧华容，宋代的温文尔雅……春秋、战国时期的陶瓷用品的造型因其政治、经济的影响各显其特征。秦国的茧形壶、折腹盆；三晋地区的鸟柱盘；赵国的莲瓣式盖壶；韩、赵交界区的鸟头盉；燕国的桶型实足鬲、弯颈壶；中山国的鸭型壶；齐国的盖舟、弯把环纽豆。从装饰形式看，燕多通行线刻鱼、兽纹，楚国则盛行彩绘几何纹，三晋两周地区流行磨光暗花和使用少量彩绘等。到了战国晚期，随文化和经济的交流，陶瓷用品逐渐形成了一些共同因素。七国都广泛使用灰陶和夹砂陶、有日用器具、陶制生产工具等。
民间陶瓷艺术的发展和演变反映了社会的动荡、稳定和繁荣。唐代经济的繁荣发展，政治的长期稳定，而民间陶器通过自己的艺术形式和语言表达盛唐的气象，唐三彩是我国陶瓷工艺史上的一项创举，唐代瓷业的繁荣是既成事实。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美学思想也是民间陶瓷兴盛的基础，康熙青花、雍正粉彩民都成为当时社会盛世繁荣的见证。历史证明，动荡的年代、动荡的社会，民间陶艺也会受到相应的冲击，像鸦片战争前后和“”期间，民间陶艺之花就受过很大的摧残。
8.内容丰富性
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其内容是丰富的，涉及面也是非常宽的，几乎深入到景德镇民间生活的方方面面，不仅包括民众生理的，也包括心理的，不仅包括物质的也包括精神的。从生产劳动方面有从业要求、招收徒弟、雇工、辞工、每天的生产任务、作息时间、一年的开工、收工时间、劳动纪律、劳动分工、技术要求、生活伙食、年节待遇，比方说休息几天，吃什么规格的酒席，甚至连菜谱和上菜的顺序都有严格的规定。在个人行为规范有：尊重师傅、节约原料、讲究信誉、遵守行规、不准盗窃等规定。在个人起居和生活上有规定衣着、寝居及生活道具等规定。民间崇拜和宗教礼仪方面有迎神会、祭祖、为神开光、拜风火神等等。在瓷业经营与贸易方面有宾主制、生根发芽制等等。
9.规范约束性
景德镇陶瓷民俗与民间艺术，大多数作为一种民间礼俗，一种民间习惯法、行为规范，对当地每个生活在其中的瓷工、民众都具有严格的约束力。行业中每个成员都要受当地民俗与民间艺术规范的约束，不得违反，一有违反即予各种处罚。景德镇陶瓷民俗和行规，无时无处不约束其成员，存在于每个成员的日常生活之中。多数情况下这些民俗和行规，是一种习惯和礼俗，也是一种习惯法，只有本行业成员，就得到行业帮会的保护，也必须履行民俗和行规中规定的各种义务。不仅如此，这些民俗和行规对每一个成员的思想意识以及观念也有很大影响，可以说，每个行业成员的言行举止都受它的制约。景德镇行业行规不少现在已不存在，一些当地的民俗与民间艺术在传承中变迁着，受到现代化的严厉冲击，但它是我们研究手工业时代，生活在礼俗社会的手艺人们的生活、生产、行为规范等各文化的丰富宝库。
10.行业等级性
民俗文化的特征篇2
论文摘要:淮阳“泥泥狗”作为中华民族民俗文化中的一种极为典型、罕见的民间艺术形式，蕴含着丰富的原始文化信息，构成该地区独特的民间风俗景观。
1．淮阳“泥泥狗”的生存背景及渊源
淮阳县位于河南省南部，古称陈州，又名宛丘，历来被认为是古代传说中伏羲氏与神农氏两位帝王的故乡。淮阳作为伏羲定都、创业和长眠之地，不仅为大量的史籍文献所记载，也被众多的遗迹遗俗、神话传说和现代考古所证实。中华民族始祖伏羲与抟土造人，主持人类婚姻结合 、生育繁衍，为后世祀为皋(高)媒的伟大的母亲神女娲，被淮阳当地百姓称为“人祖爷”和“人祖奶奶”。关于人祖伏羲 、女娲兄妹在当地创世、治世的各种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在百姓中广泛流传：为纪念伏羲功德，后人在太吴陵建有宫殿式陵庙，俗称“人祖庙”。每年农历二月初二到三月初三，太吴陵有盛大的祭祀“人祖庙会”，当地人称“二月会”。
“泥泥狗”是准阳太吴陵“人祖庙会”上泥玩具的总称，又称“陵狗”。当地人说它是为伏羲、女娲看守陵庙的“神狗”，颇为神圣。若买了“泥泥狗”送给亲朋好友，可以消灾 、祛病。淮阳泥玩具 的种类 繁多 ，鸟兽虫鱼 ，奇形怪状 ，为何偏偏叫做“泥泥狗”呢?“泥泥狗”这种古老文化遗传在史籍中并无记载，因而至今没有谁能说清它的来龙去脉，但是当地流传着很多有趣的故事和传说。从当地的遗风中我们可以证实：淮阳“泥泥狗”玩具和当地“人祖”的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淮阳“泥泥狗”产生之初的功能并儿童的玩具，而是用来祭祀伏羲、女蜗的“圣物”，担当起沟通人 与神灵的重任 ．寄托了人们对祖先的信仰和崇拜。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对这一“物”产生多方面的需求，也引起 了其功能的演变，使之逐渐成为娱乐用品，兼负娱神、娱人的多种功能 。淮阳“泥泥狗”品类 、系列极为奇特 ，多属不可名状的奇禽怪兽，古拙简朴，承载了许多传统文化信息：人类学专家认为，这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它和当地悠久的历史文化背景及民间信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远古时代祖先崇拜、生命崇拜的遗留。
2．淮阳“泥泥狗”的民俗文化内涵
民间美术是一种民俗现象，它是广大劳动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内容和民俗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含着丰富的民俗文化价值。民间美术的产生和演变与社会历史文化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曾这样说过：“忽视民间艺术，就不可能真正了解民族文化及其基本精神 ，不将民间艺术当作民俗现象来考察，不研究它与其他民俗活动的关系，也就使民间艺术失去 了依托，不可能对民间美术有深层的了解。”所以，研究一切民间美术形式，都应沿着民俗这条路子，只有这样，才能理清其脉络。
河南淮阳地区民间风俗孕育和发展了“泥泥狗”这一 民间艺术形式 ，而这一民间艺术形式又充实和丰富了民间风俗的内容，它同 乡村民俗一样恬淡而淳朴 ，是劳动人民淳风之美的体现和物化。淮阳“泥泥狗”的价值，更多体现在它独特的民俗内涵上 ，民间祖先崇拜 而带来 的原始情感和深厚的原始神秘心理，使这一民间艺术品连绵不断，发展延续至今，成为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1)祖先崇拜
民间信仰是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约定思维与行为的准则。在中国民俗中，万物有灵的观念是各种信仰的基础。“万物有灵观是原始初民对 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所取得的第一成果。”万物生灵，神人合一，物我两忘，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早期的人类意识还不具备从自然的客体中完全分离开来的能力，自身的脆弱与生存的欲望使他们把保护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一些在他们看来具有很大威慑力的禽兽 、自然力上。人们把自然力人格化，视为有灵魂的载体，塑造成超 自然的神灵，产生了对 自然界各种动植物的“图腾”崇拜和对这些神灵的虔诚的祈求。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原始先民逐步由对自然力的崇拜发展到对氏族图腾与祖先的崇拜 ，而这些具有原始宗教文化特征的“图腾”历经数千年，伴随着古老的宗教祭祀、民俗活动而遗存下来 。
淮阳“泥泥狗”出自当地人纯朴 、虔诚 的祭祖崇生心理 ，是民间世代的口传心授的模仿创造。淮阳“泥泥狗”所表现的内容丰富而奇特 ，每个形象都有其深刻内涵，有的简直就是古书《山海经》里描述的奇禽怪兽的“图解”。据《中华都要览》载：“《山海经》及其它古籍中记载 的以陈地 (淮阳)为中心区域活动 的古帝、祖先神及其部落就有 20多个。淮阳是太吴伏羲和炎帝神农氏的都邑，还有女娲氏之都城 (今河南西华县东 ，距淮阳仅 30公里 )。淮阳可谓是 ‘三皇之都 ’，因此遗存下众多怪异形体的图腾神祗也就不足为奇 了。”淮 阳“泥泥狗”玩具和当地“人祖”的信仰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以愉悦人们心情为 目的，具有超越物用功利性的特点 ，主要用于人们“精神的实用”，满足人们精神和心理诉求。
太吴伏羲教民佃渔畜牧，制定姓氏 ，画八卦 ，定嫁娶，制琴瑟，在人类还处于蒙昧的状态下 ，创下 了巨大的历史功绩 ，在人类原始历史进程中，对 中华 民族的生存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不能不为后人顶礼膜拜。祖先崇拜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太吴陵则是这一文化的典型和代表，每年的“人祖庙会”便是人们祭祀祖先的重要民俗活动。庙会上的祭祀物“泥泥狗”是为伏羲、女娲看守陵庙的“神狗”，传说“泥泥狗”是人祖造人后捏的，渗透着巫术 的神力。“泥泥狗”是来赶庙会的人必买的吉祥物，是本地独特习俗 ，所有的孩子都能向赶庙会回来的香客索要“泥泥狗”。“老斋公，恁慢走，赶会捎个花灵狗，恁老活到九十九。”每逢孩子们唱着民俗歌谣索要“泥泥狗”时，赶庙会回来的大人们都以此为吉祥的兆头，都会很乐意地把“泥泥狗”撒在地上，看着孩子们哄抢 ，然后放在嘴里 ，呜呜地吹响…… (2)对生殖 、生命的信仰
生殖崇拜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同。老子在《道德经》中云：“玄牝之门，谓之天地根。”老子认为 ，天地间万物源于女性的生育功能。在远古时代 ，人们对人的生殖机制还没有科学的认识，在原始混沌思维和神话的作用下，生殖和生命被蒙上了一层神秘而神圣的面纱。“在原始人类的生存意识中，壮大部落群体力量的基本方式是繁衍和生殖。由于这类行为对生存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很快就从 自然的原始行为上升为社会性行为 ，社会价值化的繁衍和生殖 ，就不仅是行为而同时也是观念 ，在这个基础 ，产生生殖崇拜是 自然不过的事了：”先民们虔诚地祭祀生殖之神，生殖崇拜成为原始人类普遍的宗教信仰。《周易·系辞下》云：“一阴一阳谓之道”，“男女媾精，万物化生”，“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这些都是直接对男女性行为的捕写。虽然远古时科学不发达，但人们已经懂得，男女交合关乎着人的生命的诞生，关乎人类的发展。
淮阳“泥泥狗”中最具代表性 的“人祖猴 ”，造型似人非人，似猿非猿 ，但从整体看 ，威严 、庄重 、神秘。尽管不同艺人的表现手法各有不同 ，但每个“人祖猴 ”的下部或胸部都绘有 明确的“女性生殖器”符号，并且十分夸 张，这在我国的民间玩具 中是独一无二的。“人祖猴”上绘制 的这些符号涵盖两个古远的信息 ：一是对女娲“抟土造人”的讴歌，使人们万世不忘女娲繁衍人类的伟大功德；二是对女性生殖器的崇拜 。淮阳泥泥狗“女阴生殖器”符号，是人类原始文化最真实 、最具体的体现。联系淮阳当地 的民间信仰，我们不难发现它与女娲造人 、繁衍子孙 等传说的关系 ，这显然是对女娲 和伏羲结合生育人类的生殖 崇拜。这点在“人祖庙会”的另外一种民俗活动——“摸子孙窑”中，也有较为强烈的体现。太吴陵内俗称“二殿”的显 殿青基石上有一个深二寸许的洼窑．当地人称 “子孙 窑”“子孙窝窝”，众多求子者在此虔诚膜拜 ，膜拜时必须用手摸一下窑 ¨，触摸窑门时 ，说出心中之愿，可保子孙繁衍，人丁兴旺：这个手摸“子孙窑”的风俗，反映了远古时代对女性生殖器崇拜的习俗并一直延续至今 ，寄托了人们强烈 的生命欲望和对美好生活的祈盼 。这些奇特的符 号与民俗活动世代相传 ，延续不变 ，难怪民俗 、民艺专家们称它们为“活化石”：
(3)迎福纳祥的美好愿望
中国吉祥文化老而神秘，并广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民间玩具作为中国传统 民间艺的一种独特 艺术形式，在其产生、发展的过程 中，也深受吉祥文化的影响，从而以其鲜明的娱乐性、教化性 、趣味性和祈福性充实着人们的生活，并以娱乐的方式向社会传播民俗文化意识。“劳动者是艺术的奠基人 ，同时也是生活的创造者，蕴藏在劳动者内心的美好情感则是艺术与生活的生命基础。”
所以，情感因素是我们理解民间艺术审美价值的钥匙。几乎所有 民间艺术品 ，我们总能发现其中蕴藏的情感内容——迎福纳祥的美好愿望。“‘祈福禳灾 、趋吉避祸’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需求，以禳灾纳吉为主题的吉祥艺术创造 ，缘 于民众对无力征服，却又渴望能够抗拒的 自然灾害和人为祸患的心理希冀，这种精神要求广泛 而深刻地渗透到民众的 日常生活中，成为慰藉精神、改善命运 、向往 美好 生活的重要途径 。”民间玩具同乡民的生活息息相关 ，它是人们生活所需要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物质产 品，同时又是传授美的艺术品。淮阳“泥泥狗”用暗示和象征手法，利用玩 具特定的审美形象 ，巧妙地表达“吉祥如意”“种族繁衍”“生命崇拜”等寓意，生动形象地表达出劳动人民长久延续 、繁荣 昌盛的美好愿望：
综上，在淮阳的“人祖庙会”上，赶庙会的人争相购买“泥泥狗”这类的泥玩具，把它们看作是伸物带回家去 ，供在“人祖 ”前的香案上或家里的神龛，取其多子、增福之意，具有浓浓的人情意味 ，同时也寄托了人们征服 自然 、追求生命、憧憬幸福的美好愿望。这种民俗世代相传，构成该地区独特的民间风俗景观：淮阳民间艺人采取最简易、最便利的手工制作，利用最廉价的泥土，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丰富大胆的想象，凭借灵巧的技艺，就地取材，创造出了淮阳“泥泥狗”神秘莫测 、怪诞诡异 、绚丽多彩的造型形态，丰富着人们的生活及精神世界。淮阳“泥泥狗” 仅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而且还蕴藏着弥足珍贵的文化价值。它是现代文化产业的珍贵资源，也是开展国际文化交流重要的旅游资源 ，我们应该全面审视其价值，并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功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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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的特征篇3
【关键词】动律特征；文化生态环境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26-02
我国幅员辽阔地域特征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作为民俗文化中重要组成部分的民俗舞蹈，如其他民俗文化一样，与某一地域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汉民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主体民族，其民俗舞蹈种类繁多形态丰富多样，从北至南包括东北秧歌、冀东地秧歌、井陉拉花、鼓子秧歌、胶州秧歌、陕北秧歌、安徽花鼓灯、豫南地灯、江苏花鼓、湖南地花鼓、云南花灯等等，历来有“北歌南灯”之说。我国地势西高东低，成三级阶梯状分布，汉族民俗舞主要分布于第三阶梯海拔500米以下的平原、丘陵地带。李雪梅先生将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划分为“秧歌舞蹈、花鼓舞蹈、藏族舞蹈、西域舞蹈、蒙古族舞蹈、铜鼓舞蹈”六个舞蹈文化区。参照李雪梅先生的划分，可知汉族民俗舞分属五种文化类型的农耕文化型，六个文化区之秧歌、花鼓文化区。若以秦岭淮河一线将其南北分开，则北方代表性汉族民俗舞包括东北秧歌、鼓子秧歌、胶州秧歌、陕北秧歌，南方代表性汉族民俗舞包括湖南地花鼓、云南花灯等，而恰巧处在南北分界线的汉族民俗舞则是安徽花鼓灯。
不同地域汉族民俗舞蹈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风格韵律特点，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笔者今拟以“北歌”中的东北秧歌、“南灯”中的云南花灯，以及处于南北分界线的安徽花鼓灯为研究对象，以舞蹈形态学的人体动律分析为基础对比三者在动律特征上的差异性，结合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阐述不同文化生态环境中历史、习俗、信仰、性格对汉族民俗舞动律特征的影响。
一、不同地域代表性汉族民俗舞的动律特征
（一）东北秧歌的动律特征
东北秧歌是流传于东北地区的汉族民俗舞，深深印上了黑土地所滋养出的泼辣火热、质朴浓烈的特征，是汉族民俗舞中最具北方特色的秧歌。东北秧歌广泛流传的形式有：高跷秧歌、二人转、地秧歌这三种，都体现稳中带浪、艮俏相容的特征。总的来说东北秧歌的舞蹈动律特点在于一个“扭”字，所以东北秧歌也俗称“扭秧歌”。“扭”即扭腰，“扭”的核心在于腰，以腰为轴，“腰”作为动作的出发点和发力点，使舞者呈现在扭动中的曲线美。民间讲究“扭得活”、“扭的浪”、“扭的美”，首先就要“抓住腰部扭动的变化与全身之间的协调配合，使腰随着音乐和鼓点的节奏扭动自如，做到力度、幅度和谐统一。”[1]艺决强调“要安心浪，别连根晃”，说的就是舞蹈动态要有规则的“扭”而不是无规律的“晃”，即每一次律动突出腰的中心作用，运用腰部调节和控制身体，使上身挺拔灵活既不松垮乱晃又能自如扭摆，同时避免出胯而形成臀部扭摆。以腰部的扭动为动律核心，可将东北秧歌的动律发散为扭动中的“走”、扭动中的“跑”和扭动中的“跳”并配合数十种“绢花”及绢花技巧的手臂和手部动作。腰部的扭摆动律同时可向上延伸至肋骨，例如顿步的上身就是腰肋的上下扭动。此外东北秧歌在动律上对称，例如从腰部发力向上延伸摆动右臂时，则必出左脚；摆动左臂时则必出右脚，绝不出现顺拐。
（二）安徽花鼓灯的动律特征
安徽花鼓灯的舞蹈动律特征是“梗”，在“梗”的动律基础上形成舞步，并由此导致轻、溜、脆、稳的舞蹈风格。安徽花鼓灯“梗”的动律特征使舞者以腰为中心轴上半身与下半身相互形成力的相反作用，上身动作出现肩部有规律的左右交替，上下的中度摇晃以及腰以上部位略带画圆的前后摆动，下肢步伐随左右替移动重心，着力点在前半脚掌，如风柳步、车水步、拔泥步、上山步等动作。总体来说花鼓灯舞蹈的基本动律可以概括为“身体右后侧、走动腰晃扭，脚下衬住劲，传神靠眼瞅，急如风、停要陡，柔里刚、刚里柔。”
（三）云南花灯的动律特征
云南花灯的舞蹈动律特征的核心是“崴”，素有“无崴不成灯”的说法。崴是指舞者无论作什么动作，身体都要保持着s型的左右摆动――将胯的动律延伸，使上身与腰胯形成规律的反方向的左右横摆。
“‘崴步’的特征是行走时屈膝出胯，脚型不绷不勾，自然抬起悠出；手随脚自然摆动如微风拂柳。”[2]云南花灯崴步分为“小崴”、“正崴”、“反崴”和“揉踩步”、“吸跳颠步等等。小崴欢快流畅、正崴优雅清丽、反崴沉稳大方。小崴是花灯崴步的基础，腰胯的扭动要与膝关节的屈伸配合起来，与其他崴步相比，小崴的胯部扭动要大一些。云南花灯中伴随“崴”的动律有许多一顺边的步伐和动作，例如“正崴”、“揉踩步”等都是顺手顺脚，胯的摆动与下肢步伐、上肢舞动同时同方位。
（四）三者动律特征的不同点
通过对上述东北秧歌、安徽花鼓灯、云南花灯动律特征的归纳分析，可以窥见汉族民俗舞在动律上存在着一些南北差异。“北歌”的代表东北秧歌重“扭”而“南灯”的代表云南花灯重“崴”；“扭”的动力根源在腰背重心稍高，而“崴”的动力根源在腹胯中心偏低；而位于南北分界线淮河流域的安徽花鼓灯动律上居于高重心的扭和低重心的崴之间而形成“梗”的动律特征。此外，东北秧歌动律极讲究对称、协调，无一顺边的动律特点；而云南花灯动律则衍伸出许多一顺边的动作、步伐。
二、文化生态环境对汉族民俗舞动律特征的影响
（一）文化生态环境对东北秧歌动律特征的影响
东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曾于公元692-926年间由H族建立渤海国，文献记载渤海国最主要的民俗活动号曰“踏锤”，于岁末、岁初举行，其间男女老少欢聚一处、列队行进、载歌载舞[3]。“这种较为原始的集体舞蹈，后来为女真族和满族所继承，是近代东北大秧歌的雏形”[4]，“从宁古塔《秧歌》之风韵及其民族文化渊源看，抑或与渤海H之‘踏锤’有关”[5]。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mauricemerleau-ponty曾说过：“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人体是保存、延续、展现民族文化的主要载体，任何一个舞蹈形体运动都彰显着民族特异性，浸润着民族意识。因为在其舞蹈形态中，其形体运动的部位与方式、高频显要动作、动作力度、节奏、呼吸、步伐、技巧等方面都会具有特异性的痕迹。”[6]民俗舞蹈种类繁多、形式多样，但其动律内核必然与其所处的文化生态环境息息相关，孕育、生长、发展于东北这片黑土地的东北秧歌，其动律内核必然保存、继承、延续其先祖的舞蹈形态的特异性，即其以腰部为主的运动部位和腰部上下、左右、前后或划八字圆的扭动方式。此外，东北地区人民拥有勇敢、热情、爽朗、火辣、幽默、豁达的性格特征，以腰部为轴心的扭动，动律幅度随情绪的变化夸张加大，正是东北人性格淋漓尽致的展现。
（二）文化生态环境对安徽花鼓灯动律特征的影响
早期历史上安徽花鼓灯中的“兰花”由男性扮演，但脚下必须穿上“寸子”展现封建社会女子“三寸金莲”的步态，“寸子”只有三寸长，因而男子只能脚趾和前脚掌穿上，脚后跟完全悬空离地，这必然将身体的重心压在前脚掌，对影响花鼓灯脚下着力点在前半脚掌“梗”的动律形成产生直接的影响。此外，安徽花鼓灯播布区作为南北文化的交融荟萃地带，这一地域的风俗、信仰、礼仪是对鲁、吴、楚、越等诸国文化因子的兼容并包。人民性格既有北方的刚劲朴实，又有南方的含蓄温婉。舞蹈动律上即受到北方舞蹈高重心，腰为轴的影响，刚劲、古朴、热情、豪迈；又有南方舞蹈低重心、摆胯、屈膝的影响，灵巧、秀丽。因此我们常说安徽花鼓灯是“兼容南北文化之优长，具有吴歌楚舞的风韵”。“安徽花鼓灯‘梗’的动律特征使舞者以腰为中心轴上半身与下半身相互形成力的相反作用，上身动作出现肩部有规律的左右交替，上下的中度摇晃以及腰以上部位略带画圆的前后摆动，下肢步伐随左右替移动重心”从而形成了一种内向外的拉力和由外向内的拉力之间的对峙和胶着状态。可以说正是在这种南北文化交织、碰撞的地带所形成的特殊文化生态环境，造就了这种对峙、胶着的力量形成了安徽花鼓灯“梗”的动律特征。
（三）文化生态环境对云南花灯动律特征的影响
云南地区气候温和，四季如春，当地居民的性格也是内秀、含蓄、温和、知足常乐，因而形成小巧、柔美、清新的“崴”的动律特征，区别于热情火爆的东北秧歌的“扭”和活泼俏皮的安徽花鼓灯的“梗”。此外，云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少数民族舞蹈与汉族民俗舞蹈互相吸收和发展，云南花灯的动律特征也受到傣族、彝族、苗族舞蹈低重心、摆胯等动律特征的影响。
六、结语
根据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不论是东北秧歌的“扭”、安徽花鼓灯的“梗”、还是云南花灯的“崴”，其动律特征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各自不同的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不同地域汉族民俗舞的动律特征不仅仅受到文化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当地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包括地形、气候、水土、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方式等等方面，在后续的研究中再加以阐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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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李松华.黑龙江满族舞蹈研究[J].舞蹈艺术，1996.
民俗文化的特征篇4
关键词：民俗体育内涵现状发展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5）10-0341-01
我国在民俗体育文化方面的研究起步比较晚，到现在为止大约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尤其是近几年在这方面的研究才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然而，民俗体育要形成一个新的学科并非容易之事。首先是要为该学科搭建起严谨的理论框架；更要明确该学科的概念和内涵。就目前来看，学术界给出的关于民俗体育的概念还是很模糊不清的；一方面把民间体育与民俗体育误认为是两个概念；另一方面把民族学与民俗学混为一谈，甚至以民族学来包办民俗学。这些都是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从而为民俗体育的长远和健康的发展打好基础。
一、民俗体育文化的内涵
民俗体育是对民间的各种各样的体育运动和游戏的一种总称，与各种民俗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民俗体育应是由一定的民众所创造的，能够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产和生活当中，具有鲜明的风俗特色；同时，民俗体育可以被一定的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能够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集集体性、模式性、传统性、生活化于一身的体育活动，可以说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
1.民俗体育的属性
民俗体育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民俗又是民间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也可以说，民俗体育是民间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想较为准确地把握好民俗体育的概念，关键的是要把握住民俗体育的本体属性。民俗体育的本体属性则是在于民俗的本体属性，目前，很多的学者也都认为民俗的本体属性在于其“集体性、类型性、继承性和传统性”。所以，笔者认为，民俗体育应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且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的，并能
够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传统性、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更应该是一种生活文化。
2.民俗体育的特征
首先，民俗体育是具有集体性的，那么它就存在于一定的民众群体之中，相应的，民众既是民俗体育的创造者、享用者和传承者，同时又是民俗体育传承的载体；其次，民俗体育是一种模式化的体育活动，民俗体育的结构和程式在一定的民众日常生活中不断的重复，并被他们所共同遵循。如龙舟竞渡在我国就已经成为了一种模式化的民俗体育项目；再次，民俗体育还是一种较为传统性的体育文化，它在时间上是可以作为世代延续的一种社会文化；在空间上也是可以传播的；最后，民俗体育是非常生活化的。它是一种生活文化，是依托于民众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如传统节日、礼仪等等）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生活文化；民俗体育成了民众日常生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民俗体育扎根于民俗风情并且以它鲜明独特的特征吸引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而人们则可以通过这些活动来表达对神灵、祖先和自然界的崇拜，并藉此传递着对心上人的爱慕之情以及抒发生活中的各种情感，以达到满足精神生活上的需求。这也许就是民俗体育得以生生不息，流传至今的主要原因。
二、民俗体育的现展
我国的民俗体育发展阶段经历了曲折的三个阶段，即清末到新中国建国之初的的萌芽阶段、建国后到1991年之间的曲折发展阶段以及自1991年以后到现在的现代化全面发展阶段。
1.民俗体育活动形式的多样化
有了国家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城乡民俗体育活动日益活跃起来了。一方面表现在乡镇基层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普遍开展，形式多样，参与人数在年年飙升，影响范围更是逐渐扩大。如我国的辽宁省所有锡伯族民族乡在每年西迁节都要举办摔跤、射箭、赛马等传统体育赛事活动；在广西的壮族、侗族等聚集地，每年的正月十五、二月初二或三月初三，在许多的乡镇都要举办抢花炮赛事，场面甚为热闹；另一方面，许多民俗体育项目已成为了大中小城市居民从事健身活动的首选。城乡民俗体育活动的推广，不仅活跃了群众文化生活，提高了人们的健康水平，而且促进了民族团结。
2.人才培养的正规化
为了能够更好地继承和推广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提高民族体育运动的整体水平，自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之后，许多省份已着手建立自己的民族体育基地用以培养专门的民族体育运动员。目前，全国各个省市的高校已经建立起了大约150处培训基地。如河北省的学校基地主要负责木球、珍珠球、毽球、陀螺、蹴球、射弩、民族式摔跤、武术等项目的训练。北京市民委正式命名的北京体育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首都体育学院四所高校是首批民族传统体育训练基地，主要负责珍珠球、蹴球、高脚竞技、抢花炮、木球、陀螺等项目的训练。民族体育基地是集运动员的选拔、培养和集训为一体的，为民俗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2000年以来，各民族院校和体育院校先后设立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一些院校还同时拥有了民族传统体育硕士或博士点。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教育体系的衔接为民俗体育人才的培养奠定了基础，为从事民俗体育的科学研究提供了便利。民俗体育是我国灿烂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灵活多样的表现形式，独特鲜明的民族特色，千百年来滋养着中华民族的传承精神并展示出了无穷的魅力。目前，随着各式民俗体育活动的日益增加，民俗体育似乎走向了一条越发宽广的道路；但是对于民俗体育的传承式微功利化的倾向，使得真正的民俗体育的生存和发展变得异常的艰难。因此，挖掘整理正统的规范的民俗体育文化、提高国民的拯救意识、鼓舞并引导走向良性变异，应该是民俗体育在现代社会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正确健康轨道。
参考文献
[1]桑全喜.我国民俗体育的生存与发展对策[J].吉林体育学院学报，2007（4）：134～136.
[2]张国栋.我国民俗体育发展的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C].2007年全国博士学术论坛论文集，2007：237～243.
民俗文化的特征篇5
关键词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传统体育文化特征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色彩。白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主要存在其民俗传统节日中；且内容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出白族的社会历史、民俗文化和。
云南大理白族的发展是中国白族文化发展的缩影，根据2000年中国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全国有白族1858063人，主要分布在云南省（105644人)，其中滇西大理白族自治州就占总人口的60%以上，是其主要聚居地区[1]。对云南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文化的研究，能揭示传统体育活动与民俗节日的关系和文化内涵，有利于对白族民俗节日进行保护和开发。
一、大理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情况调查
（一）“绕三灵”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至二十五日，大理、洱源、宾川、巍山的白族，男女老少，身着盛装，从四面八方成群结队地来到苍山洱海之间，参加狂欢节日“绕三灵”。白族“绕三灵”又称“绕山林”、“绕桑林”、“祈雨会”，意思是游逛山林或园林，“三灵”指的是“佛都”崇圣寺、“神都”圣源寺、“仙都”金奎寺，相传“绕三灵”起源于南诏国[2]。
在“绕三灵”过程中始终贯穿“霸王鞭舞”这项最具白族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活动中女性使用霸王鞭，男性则用八角鼓，男女人数均为偶数。活动行进过程中，队形可随意变化，人们有时单个表演，有时男女对舞或集体表演，还有的人则边唱边舞。活动时舞姿既柔和轻盈又刚劲有力，带有鲜明的节奏感，能表达欢快的情感。表演中夹有屈膝和双方仰俯屈伸、辗转反侧，按各种规律在肩、胸、腿、脚上进行敲击，节奏鲜明而欢快，节拍由慢到快，形成高潮，具有强烈的感染力，使“绕三灵”形成热烈、欢快的气氛。
（二）“三月街”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三月街”也称“观音街”，是白族的盛大节日；是白族传统民间物资交流和文化娱乐活动的盛会。赛马是“三月街”期间最吸引人的一项传统体育活动。“赛马会”为期4天，比赛形式分为速度赛马、走马和马术表演，近年来，大理政府以“大理三月街赛马会”为品牌，邀请国内外马术高手参加，力求将“三月街”赛马办成闻名国内外的民族体育项目，使其成为大理旅游业的一个新亮点。2009年“三月街”民族节的赛马会上，不但开展了白族原有的赛马项目，还增设了民族组速度赛马比赛。由此，三月街赛马活动项目与“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中的项目相同。
（三）“耍海会”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耍海会”又叫“捞尸会”，每年农历八月初八，大理洱海沿岸白族人民要在洱海东岸的洱海神祠（龙王庙）祭拜斩蟒英雄段赤诚。在“耍海会”中除举行“耍海”、“对歌”活动外，还要举办规模盛大的龙舟比赛。龙舟赛一般以村为单位，在赛前参赛的各村都要在舷上画有黄龙、黑龙或青龙图来装饰龙船，龙船挂着用彩绸扎成的绣球花，船的四周插着各色彩旗，吊着响铃，十分漂亮。白族的龙舟赛在当地有很深厚的群众基础，“耍海会”这一天白族人民为了祭祀“本主”，都会自发的来到洱海边，进行烧香、“耍海”和观看龙舟比赛。使得整个赛龙船场面，别具一格，引人入胜。
（四）“火把节”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火把节”是白族古老的宗教祭祀活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四日举行。节日当天，白族人民聚集在一起祭祖，通过竖火把、点火把、拜火把、打歌、耍火把等活动祈求早日生育、祛病消灾，预祝五谷丰登、六畜兴旺。
同时，“耍火把”是白族火把节中一种特殊的娱乐祭祀活动。人们会手持“小火把”在田间、旷野、自家院子里奔跑玩耍，一般由“照穗”、绕火把、跳火把等活动组成，一直以来“耍火把”在白族火把节中都有广泛的开展。
（五）“谢水节”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
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白族人民都要举行“谢水节”。“谢水节”又叫“送龙船”，节日这天白族人民要举行传统的祭龙王、送龙船、舞龙等活动。舞龙是“谢水节”中最重要的传统体育活动，白族舞龙又叫“耍龙”，顾名思义就是娱乐玩耍的意思，它是白族一种传统的祭祀仪式，现在在春节和各种喜庆节日中也会举行舞龙，而以“谢水节”求雨仪式中的舞龙最为隆重，规模也最大。
二、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一）宗教性
民族体育文化以一种依附的、不独立的状态存在于宗教活动、生产劳动等社会活动之中，民族体育文化的价值也不能够明显地呈现出来，而是依赖其他文化形态表现出来，如祭祀、娱神中的舞蹈和竞赛活动，没有宗教文化显然就失去了文化存在的载体和基础[4]。白族民俗节日中的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密切相关，从这些传统体育的起源和开展情况来看，它们大都起源于宗教祭祀仪式，并体现出严肃的宗教特性。
首先，体现“本主崇拜”。本主是白族“本境福主”的简称，白族认为本主是村社的保护神。人们认为“本主”保佑风调雨顺，以白族人民通过在“绕三灵”中开展“霸王鞭舞”，来“娱神”祭祀，祈求“本主”赐予全村风调雨顺、人寿年丰，表达白族人民对“本主”极高的崇拜之情。
其次，体现了“图腾崇拜”。大理白族地区主要以龙为对象的图腾崇拜，《九隆神话》是云南最古老的关于龙的神话之一，也是现知云南古老神话最早见于文献记录者之一。白族人很早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以龙作为自己的图腾崇拜。
最后，体现了“自然崇拜”。白族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民族，在远古时期，生产力极为低下，先民与自然界的抗争能力有限，各种自然灾害，瘟疫、疾病等给白族先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人们无力控制和应对这些自然现象，于是就归咎于自然神秘力量，就产生了崇拜自然的观念。在白族的火把节看到，白族人通过在“大火把”中举行“打歌”活动来祈求生育；在“小火把”中通过“耍火把”活动来祈求祛病消灾、人畜平安；通过用火把“照穗”来驱赶虫害，以祈求来年的粮食丰收，这些现象表明白族人强烈的对火的崇拜。大理白族民居的特点是“家家门前有流水”，可以看出白族人民对水的喜爱之情。从白族“谢水节”中舞龙运动的开展情况我们可以看出，白族人民对水有极高的崇拜之情，白族龙文化是白族水文化的另一种展现。
（二）具有独特的民俗性
白族民俗节日所进行的传统体育活动是不同的，传统体育活动在对应的民俗节日中举行。如赛马活动在“三月街”；赛龙舟在“耍海会”中举行。白族的“打歌”、“耍火把”在“火把节”中举行。由此可见这些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带有明显的民俗性和独特的民俗指向性。
（三）娱乐性
史料记载，民族娱乐先于民族体育，从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的开展情况看白族传统体育具有很强的娱乐性。原始的祭祀活动中这种娱乐性体现在“娱神”上，就是通过传统体育活动使白族人民所崇拜的“本主”开心，就因这目的形成了白族传统体育特有的娱乐性。从白族民俗节日中传统体育活动开展情况看：“绕三灵”中的“霸王鞭舞”、“火把节”中的“打歌”，“谢水节”中的“舞龙”等这些传统体育活动都带有明显的娱乐性，参加者、观众都被活动浓浓的娱乐气氛所感染。人们用自己身体的语言表达出内心激情而达娱乐消遣之目的。由此白族民俗节日与传统体育活动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交融、相互促进，逐渐形成今天看到的这技巧性和艺术性相互交织的传统体育运动项目。
三、结语
传统节日是白族民俗中的重要内容，也是白族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传统节日有的源自古代的民俗习惯，洋溢着浓厚的生活气息；有的来自宗教，充满神秘色彩；有的源于重大历史事件，有纪念价值；有的出自对英雄的崇敬和缅怀，独具特色的传统体育活动可表达民族感情，有民俗节日这块沃土将会传承下去，同时继承其文化内涵、精神信仰和寄托。因此国家应科学的保护和开发民俗节日，促进民俗节日健康发展。
民俗文化的特征篇6
关键词：博物馆；民俗文物；保护；利用；途径
一、引言
我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朝代更迭。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一些古老而富有神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流传了世世代代。在经济与社会高度发达的催促下，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其中，民俗文物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在社会的关注下，成为重点研究和保护的对象。民俗文物与其他种类的文物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民俗文物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我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国家之一，因此，民俗文物在我国具有丰富的特点。在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中，我们一直尝试多方面、多途径的开展工作。博物馆作为民俗文物的主要保护和利用的媒介，一直承担着这项艰巨的任务。
二、民俗文物的内涵和价值
（一）民俗文物的内涵
民俗文物的含义具有双重性。民俗文物的民俗特性是由于民间风俗是历代相传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特殊色彩，加之地域风貌形成了具有特殊地区的特殊风采。民俗文物不同于常规的文物，民俗文物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社会活动中、游艺竞技、民间工艺、信仰崇拜等多个方面。民俗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俗文物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民俗的制度、生产生活的方式。民俗记录了区域性的社会生活。民俗文物是v史文物和民俗文化的结合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在研究民俗文物的过程中，要把它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充分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要全面正确的理解民俗文物的内涵。
（二）民俗文物的价值
民俗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两个方面。民俗文物的特征表明，民俗文物是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体现。民俗文物把文明传播到各个时代，各个种族。民俗文物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俗文化把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引领到未来的广阔天地。民俗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博物馆收藏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一）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
民俗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发展和转变。民俗文物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考验。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的机会和时间。博物馆作为承载文物保护的单位，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应该发挥核心的作用。博物馆要广泛征集民俗文物，建立专门的机构，组织专业的人员进行民俗文物的调查和征集。民俗文物的专业人员要走访偏远地带和乡村城镇，对民俗文物进行考察和鉴定。民俗文物的范围很广阔，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丰富的种类和不同的特点。博物馆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要发挥专业的特长，把民俗文物的选择、征集、整理工作，作为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来对待，把民俗文物的形象和内容牢牢把握。
（二）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
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要采用兼容并蓄的原则。民俗文物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在对民俗文物的研究中，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要做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博物馆在专业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的一个主要分支就是举办展览活动。民俗文物展览是博物馆服务社会的方式。通过展览可以发挥民俗文物的传播效应，让民俗文物与时代产生反差和统一，形成文化的碰撞。同时，可以利用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衍生出一些商品创意，经过具体的生产，投放到市场上必然会营造出良好的市场形象。博物馆在民俗文物的利用上，一定坚持长期性和创意性，在一项内容上，要利用时间的长期性展现文物的多彩多姿，让民俗文化传播与博物馆发展形成统一共荣。
四、结语
博物馆是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最好方式。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拓宽利用的范围。民俗文物的特点是鲜明的和突出的，我们在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中，可以加快开展与民俗文物相关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活动，把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创新民俗文物的保护观念，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让民俗文物的衍生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王炯.浅议民俗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特点[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11）.
民俗文化的特征篇7
关键词：民俗；开封盘鼓；音乐特色；基础教育；认识
一个国家其民族文化的根基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正体现在民俗文化上，它是一个民族特有的文化事象，我国拥有悠久的历史与璀璨的文化，这为丰富的民俗文化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拥有七朝古都之名的开封，古称梁、汴，又称汴梁，简称汴，国务院首批命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开封素以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而著称，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不但对中原地区而且对全国曾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使得开封的传统民俗文化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特色浓郁，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
开封民俗有舞狮、盘鼓、高跷、旱船、唢呐等，在每年的民俗文化节便是这些丰富民俗表演齐聚一堂的时间，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集中展示地方特色民俗活动的重要节日，每年举办一次。而盘鼓以其节奏性强，套路多变，气势恢宏的特征深受国内外广大民众深爱。目前，开封有盘鼓队30余支，每逢元旦、春节、国庆我国较为重要的节日以及本地特有的文化节、花会和城市、村镇中的庙会都是要举行盘鼓表演和比赛。那隆隆的盘鼓声，豪放的击鼓英姿，促人精神振奋。
就其民俗文化为何在广大民众中有如此大的影响力，笔者通过对民俗相关文献的阅读并结合开封当地民俗一盘鼓的特色进行如下阐述：
一、“民俗”的定义
在民俗史中的定义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首次是由汤姆斯提出了Folklore这个名词，从字面来理解Folklore，所指为“民众的知识”(thelearningofthepeople)，在语义上具有很强的收缩性。在其之后对于民俗的争论依旧存在，并有一些学者将“民俗”拆开来定义。从中发现“民”和“俗”两字的深层含义，使二者在民俗学的发展过程中也被扩大了。“民”这一词已由其被界定为与其他社会群体相对应而言的野蛮人、愚民、乡民或农民，到广义的指任何民众群体，他们是至少拥有一个共同元素的民众。而民俗的“俗”字不同程度在本体意义上界定民俗实际上是一种民俗形式论。在中国，对于民俗形式的关注产生的理论成果是民俗特征论。早期“民俗”一词的引入来自于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遗留物”说。具有代表性人物之一是英国民俗学家、民族学家、文化人类学鼻祖爱德华・B・寨勒(1832――1917)，在其著作《原始文化》一书中，“遗留物”这个词被e・B・泰勒第一次使用，被用来指那些“被习惯势力带进不同于他们早先的社会环境”的见解观念和习俗，因而这种“遗留物”是“从古老文化条件F产生的一种需要的证明和例子”。而文化人类学派的继承者英国学者班尼女士对“民俗”的定义也给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带来较大影响，她将民俗学称为一种概括性的名词，其内容包括了传统的信仰(beliefs)、习惯(customs)、故事(stories)、歌谣(songs)、理语(Sayings)等流行于文化较低的民族或保留于文明民族中的无学问阶级里的东西。但以上两者对民俗的定义均为早期的定义，而现阶段很多民俗学者对民俗特征都曾有过论述，其中钟敬文对此做的定义为“民俗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人民(主要是劳动人民)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比较完整地总结了民俗的特点即集体性、类型性(或模式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与变革性、轨范性与服务性。在对民俗特征论进行深入的理论阐发方面，《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对于民俗的定义现如今依然难以准确把握，作为普通学习者而言，民俗是一种民众生活的一种表现方式，具有着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生活的表象。它以普通民众为主要对象而展开的，具有特定的普遍性、广泛性。
二、开封民俗――盘鼓的特色
1.历史背景
开封位于河南省中部偏东，是黄河冲积扇平原的尖端，其地处中华民族历史发源地，中国文化摇篮的黄河南岸，是一座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是北宋时的国都，简称汴，是我国七大古都和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开封盘鼓的历史悠久，盘鼓又被称为“开封大鼓”，也称“太平鼓”，以锣鼓乐的形式流行于河南省开封一带。据说起源于北宋时期，与古代驱鬼逐疫的祭祀活动有密切的关系。至近代每每逢年过节和庆祝生产丰收时，仍要聚集百盘的鼓队游行比赛，壮观非凡。
2.表演形式
以盘鼓为主的开封盘鼓在表演时，从最少的8盘到上百个盘鼓不等，并配合马锣、大拔和小拔。击鼓的方法主要有轻击、重击、左右鼓捶交叉互击，击鼓蔓头一圈，双糙挎前鼓帮，双糙挎侧帮。基本舞蹈动作和步伐变化多端，包括了――跨步、箭步、一跨边、二跨边、三跨边、七跨边等等。另有加花式的表演，加入大动作的击鼓并结合不同的舞姿动作，抛高铜响乐器的动作，给人一种刺激感与美感相结合的感受。表演过程中，以列队的形式展现，有50米左右，用一面令旗在列队前指挥，大拨紧随，中间是盘鼓队，最后有马锣和小拨。队形亦是在演出过程当中变幻多样，纵向、横向、圆圈、更有精彩绝伦的十几位壮汉肩扛一面大鼓，大鼓之上有数人进行盘鼓演奏。
民俗文化的特征篇8
关键词:海岛;民俗体育;海洋文化;特征
中图分类号:G812.4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10)07-0039-04
aResearchoftheCharacteristicsofislandFolkSport
HUanGYongliang,FUJiliang
(p.e.andartDepartment,ZhejiangoceanUniversity,Zhoushan316004,ZhejiangChina)
abstract:Bymethodsofliterature,fieldworkandsurveys,theoriginandbackground,types,waysandcontentoffolksportinZhoushanislandsareyzed.itindicatesthatislandfolksporthassimilarnatureswithland,suchasentertainmentandbodybuilding,competitiveorientation,productiveorientation,dependencyandculture,butalsoisoceanoriented,regional,heritageorientedanddiversified,interactiveandbeliefrestraining.itoriginatesfromthespecialproducingandlivingenvironmentofislands.
Keywords:island;folksport;oceanculture;characteristic
民俗是广泛流行于民间的风俗习惯。“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现象作为文化的一部分,同时又是文化的载体,它必然活跃在民间的文化生活包括体育活动领域中。[1]
地处我国唯一的地市级海岛城市――浙江舟山市,位于长江、钱塘江、甬江之口,境内1390座大小岛屿宛如撒在万顷东海洋面上的璀璨明珠,面积1440平方公里,区域内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候宜人,具有广阔的水域、细软平坦的沙滩,不但自然景观美,且海上风速适度,水流平缓,其特有的蓝天、碧海、绿岛、金沙、白浪为体育休闲旅游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海岛群众体育源源流长,并且已经形成了具有海洋特点、海岛特色、时代特征、渔村风情的海岛海洋民俗体育文化[2]。本课题对舟山海岛的民俗体育的产生与来历、类型、方式、内涵进行了调查分析,并对海岛与内陆的民间民俗体育特征进行比较研究,为促进海岛民俗体育在现代社会体育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及舟山市“创建海洋体育文化名城”具有重要的功能和意义。
1海岛民间民俗体育的产生
《体育科学词典》将民俗体育界定这“在民间民俗文化以及民间生活方式中流传的体育形式,是顺应和满足人们多种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化形态,一种运动风俗包含一个民俗体育模式,当行为变成风俗的时候,也就是行业形式稳定的模式的时候”[3～4]。民俗体育的根本在于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当中,总是和特定的民俗精神相连。[5]因此,海洋的自然条件、海岛的生活内容与方式、民俗习惯和心理信仰等都构成了海岛特色的民间民俗体育。早在夏商周时期舟山先民使用的早期石器中,石刀、石锛、石斧等既是生产工具和武器,也是后来武术器械的雏形。舟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石弹和石镞,与现代球类运动和弓箭射击一脉相承。猎杀大鱼的索标,也是今天标枪的最早表现形式。舟山博物馆《古代史迹陈列》厅内展示的一些刀、镞、剑等青铜兵器,形象地说明,舟山先民崇尚尚武精神。
古代舟山体育,它除了华夏民族的传统特点外,还表现出浓郁的海岛特色。水上活动是古代舟山先民最有特色的体育活动之一。据《吴越春秋》载:越人习水,以舟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这种用舟楫搏击长风巨浪的方法,反映出古人已娴熟于航海、浮水技能。《晋书•周处传》中说“(周)处投水搏蛟”,“投水”就是跳水。弄潮中的泅水技术,“泅水”就是潜泳[2]。至今在盛产贻贝的嵊泗列岛,还广为袭传着被称为“攻淡菜”的这种泅水技术。东海岛民广泛使用的弹涂船是渔民在涂面采集贝类、藻类、鱼虾的工具,而相传在明嘉靖年间,弹涂船是戚继光用来训练士兵追杀倭寇的装备。如今,伴随海岛旅游的不断兴起,“沙滩拔河”、“港湾垂钓”、“浅海网捕”、“弹涂船速滑”、“挖沙蛤”、“打紫菜”、“海钓”、“潜水”、“堆沙”、“水上射击”、“摇橹接力”、“沙
投稿日期:2009-01-10
基金项目:舟山市社会科学联合会重点课题基金项目(2006021)。
作者简介:黄永良,教授,研究方向体育教学训练与管理。滩自行车”、“海上下棋”、“船头拔河”、“舟山船拳”、“海上跳伞“等体育健身项目已成为人们喜爱的海上运动。它们既保持着古朴的民俗节令的神韵,又闪耀着新时代的海洋光彩,成为全民健身的重要形式。
2海岛民间民俗体育竞技的类型、方式与内涵特征
2.1船上竞技特征船上竞技是指这些民间民俗体育竞技是在船上发生的,也可说只能在船上才能发生,如爬桅的主桅,抛缆的缆绳,摇船的橹,驶船的船,帆、舵等。
2.1.1爬桅又称爬桅杆。《越绝书》中云:“以船不车,以楫为马,往者飘风,去则难从。”明代,帆船主桅上装有“兜椅”,渔民或水手常攀桅上“椅”而望风。这说明,爬桅的行为在古代早已产生[6]。爬桅一靠体力,二靠手劲和脚劲,还要靠技巧。爬桅比赛采用在同一船桅上或同样规格的两个船桅上进行,以最早到达桅顶者为胜。不过,到了20世纪80年代,木帆船大多改装成机帆船,船桅的作用可有可无,这种爬桅竞技也日趋消亡了。
2.1.2摇橹摇橹其实是摇船比赛,一般在舢板或小对船上进行。《释名》中曰“橹,膂也。用膂力然后舟行也。[6]”可见摇橹竞技主要是臂力和技能的比赛。摇橹比赛时,摇橹者身穿背心、短裤,赤脚,一人、一橹,挥臂伎橹,划起陈陈浪花,再加上海螺号、摇橹号子,锣鼓声和呐喊声,顿使海湾沸腾一般。近年,沈家门渔港还举办过全国舢板摇橹比赛。
2.1.3龙舟竞渡竞渡即划船比赛,主要器具是桨。不过,船为龙形或龙饰船身,不是一般渔船。竞赛日子是特定的,即为端午。据传,温州渔村的竞渡习俗,源于古越族祭龙图腾的一种仪式,直至明清时期才为纪念屈原的节庆活动。竞渡的实质,是划桨团队的体力和技能比赛。
2.1.4抛缆抛缆俗称抛缆绳,这是渔船靠岸带缆或渔船起网带煨固有的海上劳作行为。当渔船近岸而未靠岸之际,船上必须有人先从船头把缆抛上岸来,或直接抛进岸上的缆桩里,或抛向岸上接缆人,由岸上接缆人把缆绳再套入缆桩[6]。比赛这种竞技,充满刺激和挑战性。
2.1.5拳术(船拳)海岛人的拳术,在船上主要是船拳。据考证,船拳起源于吴越春秋,流行于明清时期,是帮会中一种特殊拳种。它根据渔船舱面和船只行驶的特征而形成了似南拳,又非南拳的独特风格。特别是效法水战,步法极重马步,以求操拳时稳健,经得起风浪颠簸。传说明、清时舟山渔民在抗倭、抗盗斗争中大出风头,一些吃过苦头的倭寇、海盗还战战兢兢地称之为“神拳”[2]。舟山在1993年举办的“中国国际武术节”和大型活动中,船拳列为比赛和表演的项目之一。船上竞技还有升帆、车锚、撤网、拔网、叉鱼,过船、海上骑马战等,均是十分惊险而刺激的。
2.2海上竞技特征
2.2.1船上跳水以船甲板为跳台,有高台和低台之分,所谓低台,则是从船甲板跳下,高台则是从船后梢角或船前角顶,甚至从高于甲板的船鳖壳上跳下。跳水比赛,往往在同一条船上进行,以跳得高,姿势美,入海腹不击水,水花不高为胜。
2.2.2海上潜水潜水又叫泅水,潜泳,俗称“水底攻”。此技能的形成,乃与特定的生产方式相关联。在嵊山和东极等岛屿,有些大的贻贝生长在礁岩的底部,约在海下3至4米处,采贝必须潜入礁底才能采集,俗称“攻淡菜”。为此,这些岛屿的渔民,自幼就培养孩子具备这方面的本领。比赛以最迟出水者为冠军。
2.2.3海上游泳游泳的技能,海岛人幼小受到训练。一般三岁下海,先在海滩上学“闷头游”、“狗爬式”,尔后从海滩上游向深海,直至游向抛在港湾里的渔船。以先上船者为胜。要求参赛者不仅要有矫健身手和游泳技能,还要有从水中上船,俗称“爬船”的技巧。据传,在今东极岛还流传着一种抱着空洒坛踏海陆空游的姿式,雅称“太白醉酒游”[6]。在嵊山枸杞岛,就有一种游向50m外采得海中塑料或玻璃“浮子”后,再游回海岸的游戏,俗称“海上采珠游”等等。
2.2.4海上骑马海上骑马战,则为一大人泅水在下,另一儿童骑在泅水者背上,双方进行水战,其形式类似海上芭蕾,却比芭蕾惊险而猛烈。至于现代的水上竞技,如皮筏艇、海上摩托舰以及帆船、帆板、气垫船等等,类型就更多更广泛了。
2.3海滩竞技特征海滩竞技是指在海滩上进行的民间竞技项目,分为沙滩和泥涂滩两种形式。
2.3.1海滩摔跤海岛人盛行海滩摔跤,有特殊原因:一是渔民出海前在海滩候船,为打发寂寞,相互摔跤取乐;二是青年渔民性格豪爽、争强好胜,相互比体力以决胜负;三是沙滩质软,摔跤倒地,也无伤害,故盛行之。
2.3.2海滩放鸢海滩由于场面开阔、海风习习,非常便于放鸢上天,同时放鸢是把悔气放向远方海面,以保海岛的平安,因此海滩放鸢历来成为海岛人爱好和滩上竞技之一。每到清明、立夏、中秋、重阳,形成了“滩头众人牵戏,空中满眼鸢飞”的壮丽场面。
2.3.3海滩拔河海滩拔河主要是场地大,倒地,也无伤害。另外海滩拉船,船上拉网,均要依靠手臂力量,并要众人参与,齐心合力。所以,海滩拔河实是对海上劳作行为的一种预演和锻炼。
2.3.4滑泥运动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参与性民俗体育运动项目,不同于滑雪和滑草。滑泥需要具备行、滑、转向等技能,掌握平衡、速度和节奏。在一望无际的大海边,在细腻的滩涂上,在跳跳鱼蹦跳起伏的节奏中,滑泥运动的乐趣便一一展现出来了。
2.4码头(岸上)竞技特征码头(岸上)竞技与船上和海滩竞技一样,都是一些生产性的竞技为主,与渔民的海上劳作方式是息息相关。
2.4.1拎石锁、举石墩在渔港码头上,可以看到做渔船大网的网坠或压舱石之用的石锁(又称石柱)和石墩(又称石大刀)。渔民在岸上劳作之余,常常用此作臂力锻炼,或举行比赛,获胜者称为大力士。
2.4.2攀缘绳索当渔船靠渔港码头有一定距离,无小舢板摆渡时,渔民只得攀拉连接船上和码头缆桩上的一条绳索下船,称之“攀缘绳索”。[6]这个竞技一要胆大,二要灵巧,并要有较好的手力和脚力。以到达船上(或岸上)的时间最短促者为胜。
2.4.3“抢窗角”、发生在张网作业渔区渔民在未下海挂网前,须在海滩上把四枝毛竹扎成一个个“方窗”,并相叠在一起,形成一个四角方阵。“抢窗角”就在这方阵中进行。一般是五人抢四个“窗角”,未抢到窗角者出局[6]。
2.4.4“骑马打”所谓“骑马打”,则是把若干人分成两组,各自背上负着一个小孩。下者为马,上者为兵,尔后叫阵、对打,模拟海滩大战,最后以讨饶投降者为输。
3海岛民间民俗体育同大陆内地民俗体育特征的异同点
海岛民间民俗体育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同时,它又是在海洋、海岛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海岛的民间民俗体育不仅同内陆一样,具有娱乐健身性、竞争性、生产性、依附性和文化性特征,而且具有涉海性、地域性、传承性和变异性、交融性和信仰规约性的特征。
3.1海岛民间民俗体育同大陆内地民俗体育的共同点
3.1.1娱乐健身性民俗体育是一种娱乐身心为主要目的的活动,它着重于人的身心和情感愿望的满足,不以高超复杂的技艺对应大众,而是以自娱自乐的消遣性与游戏性活动方式迎大众,使人们在这些娱乐性的活动中,直接得到令人愉快的情感挥发。从因时因地,自由灵活的娱乐嬉耍,到配合岁时节令的民俗体育,不仅把民俗体育融合于宗教礼仪、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如七月半放水灯,谢洋节关帝庙会演菩萨戏以及“跳灶”中送灶神,虽为酬神,客观上却取得了娱人的效果。[7]而且在沿传中,经劳动人民不断加工,提高,使之更具有科学性、娱乐性。这种起源于先民庆祝丰收时发自内心的喜悦之情的舞蹈,在海岛仍普遍流行,并为人们所喜闻乐见。从而使民俗体育活动的娱乐健身性体现得更加充分。
3.1.2竞争(技)性一项体育民俗,是一个群体的成员在共同生活中集体创造而形成的,并为他们所普遍地遵循,进而得以传播。这种民俗体育一旦形成,便具有很强的集体性、社会性和竞争(技)性。沈家门民间民俗体育大会将渔港作赛场,码头成擂台,开展了“船头爬桅杆”、“田间”插秧、“夫妻”海边拉网、捡“泥螺”、“船头抛蟹笼”、“海边提水”等民俗体育项目的比赛。如捡“泥螺”,踏着经过改良好的“泥螺船”,比比谁捡得“泥螺”多;“船头爬桅杆”,选手系好安全带,手脚并用,比比谁快速爬至桅杆顶;“船头抛蟹笼”,用力将手中的蟹笼抛下大海,比比谁抛得远等竞技性融于个人与集体于一体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
3.1.3生产性传统民俗体育活动的形成,是与人们的生产、生活密不可分的,具有实用性的特点。海岛渔民以捕鱼为生,在特殊性海洋环境下,渔民一方面要调剂寂寞、劳作带来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在出海捕鱼和生产中少不了同大风大浪搏斗的技能。这种产生于劳动中的某些技能在休渔期被渔民们运用于健身锻炼中,这就有了特有的具有“海腥味”十足的爬桅、抛缆、摇橹等民俗体育活动。这些这些贴近渔民生产生活实际的民俗体育活动的发展一方面是海上作业固有的程序与行为,另一方面是为了适应渔业生产之需要,充分体现了渔家人吃苦耐劳、凝聚合力、拼搏向上的精神。
3.1.4依附性民俗体育具有强烈的节日依附性,这是所有民俗体育文化的共性。其目的为了节庆仪式中酬神与娱人的需要,如春节赛龙灯,清明踏清,立夏斗蛋,端午闹龙舟。[6]在传统的祭祀庆典活动中,体育游戏比赛和文艺表演是必不可少的活动内容,比较典型的有浙江岱山中国海洋文化节祭海、休渔谢洋大典,舟山渔民以特有的方式表达对大海的热爱和感恩之情。护坛的渔网缓缓拉下,神圣的海坛向世人庄严地呈现;渔火天灯飘然升腾,镇坛之宝――“定海神针”金光显现。鼓点激越,上百艘渔船浩浩荡荡地拢洋归港,数百位渔民集聚一起,近千人踩街巡游,色彩缤纷的各种表演方队,洋溢着神圣海洋文化气息的傩舞、礼祭乐舞表演。
3.1.5文化性中国民间体育活动像一个文化意识团块,远古的竞技、娱乐、戏曲融为一体,从活动中还可以抽取出许多现代文艺的因子。有许多游戏是和传说一起传承下来的。民俗活动裹夹在民间体育当中。将民俗心理、民俗精神、民族特色代代相传。通过参加集体性民俗体育活动,它以极大的吸引力、聚合力,使成员的态度和行为存在个体差异的前提下,集聚于一定的文化运动轨道,整合为一个普通文化现象的运动势态。[7]海岛的民俗体育也是如此。如舟山海滩摔跤、海滩拔河、海滩放鸢,温州沿海的龙舟竞渡、以及舞龙等均与吴越地区一脉相承,都反映了内陆吴越文化的渗透。另一方面,海岛人的竞技游戏中,还表现出浓厚的历史文化积淀。如舟山的“赛泥马”、玉环的“戈石“游戏,相传都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抗倭时所创,在战斗中都取得奇效;此外,温州沿海的龙舟竞渡很明显受”屈原投江“的传说影响。海滩放茑则可推至春秋时期,韩信放纸茑,一曲楚歌散尽项羽子弟兵,更在海岛家喻户晓。[6]
3.2海岛民间民俗体育同大陆内地民俗体育的主要差异点
3.2.1涉海性差异海岛作为被海水包围着的特殊陆地具有与大陆沿岸不同的海洋文化形态,是随着海岛的经济发展而不断运动、变化的。它既表现了海洋文化的自身扬弃过程,也表现了海洋文化的自身发展过程。[8]象渔俗文化、旅游文化、沙雕文化、海鲜美食文化、古建筑文化、海岛历史文化、佛教观音文化等等,这些都是舟山群岛所特有的海洋文化。涉海性是它的首要的、也是本质的特征。涉海性,既包括海洋的自然属性,又包括海洋的民俗体育文化属性;海洋的自然属性是其民俗体育文化属性的基础和前提,离开了这一基础和前提,海洋民俗体育文化也就无从产生。所谓“南人善舟,北人善马”,海岛人开展的民间民俗体育竞技活动充分体现了以涉海类项目为主,并与渔业劳作、生产相结合,如爬桅、升帆、摇橹、抛缆、车锚、海上潜水、龙舟竞渡、海滩放鸢、拎石锁、举石墩等。同时特殊的海洋环境使渔民喜欢在船上敲锣打鼓、打牌麻将以及吆酒令等游戏来调剂情绪之需要。这种涉海性及其生产性的民俗体育特征是内陆所不具有的。
3.2.2地域性差异我国众多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都是在一定的地域内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的。我国各民族居住分布上的差异,必然导致体育民俗鲜明的地域性、气候性特征,“南人善舟,北人善马”,就是对民俗体育地域性的生动概括;而且同一个民族分布在不同的地域,使相同的体育民俗事象也表现出各自地域的特色。[9]如:船拳在舟山称为舟山船拳,而在湖州则称为湖州船拳,在江南则统称为江南船拳。海岛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的地点主要在船上、海上、滩涂、码头(岸上)上进行,特别是在休渔期或渔船拢洋时开展类似船拳、船上跳水、海泳、潜水,滑泥运动等项目;而内陆的民间民俗体育活动则都在高山、平原广场、街道进行。如:放风筝、跳秧歌、射箭、赛马等。
3.2.3传承性和变异性差异民俗体育的传承,既是指时间上的纵向延伸,也指空间上的横向分布。一项民俗体育一经形成,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延续性,虽经流传演绎而难免变异,但其核心和主旨总有因袭的内涵和固定的仪式,代代相习,绵延传承。它对维系一个民族的群体凝聚力和趋同意识具有很大的效应。[10]海岛民俗体育作为被广大海岛民众所传承的一种特殊的海洋文化形态,它在时间上是可以世代延续的一种海岛社会文化,在空间上也是可以传播和扩布的。如舟山船拳经受了一种可称为“烙印”的传承洗礼,现列为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体育民俗一旦形成并得以传播,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而且还成为一种程序化的固定格式,并以这一格式传承。而民俗体育的变异性,与传承性密切相关的一个特征。由于民俗体育为民间集体藉口头或行为创造和传播的。因此,在流传中必然受到历史、时代、社会、民族、地域及语言等种种因素影响而发生变异。如海岛民俗体育中的一些神话传说,其变异性因口头语言的易变和没有物质载体而最为明显。早期的一些原始娱乐活动的场地、器材随社会的变化而不断更新,被现代的一些体育活动、器材所替代。[11]如:抛缆、摇舢板接力、船拳结合了在水道表演的特点,兼收各派之长自成一脉。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种变异无疑是民俗体育发展与再创造的原动力,促使体育民俗在不断变革中适应新的环境,继续发挥其作用。
3.2.4交融性和信仰规约性差异不同的文化、风俗习惯、民俗心理等造成各区域民间民俗体育的差异。北方人崇尚勇武、豪爽奔放,因此,力量型的项目较为突出,如摔跤、奔跑、搏斗、举重等;南方人的性格趋于平和而细腻,富有思考,擅长心智活动类和技巧型项目,如游泳、海滩放鸢、海滩拔河、弈棋等。[12]而海岛的民间民俗体育在很大程度上结合了海岛与内陆的特点,具有交融性和信仰规规约性。尤其是江南内地习俗对海岛人生活的渗透和辐射,和海岛环境造成海岛人对海的崇拜、包括鱼的崇拜、潮汐崇拜、龙的崇拜。浙江岱山中国海洋文化节祭海、休渔谢洋大典、沈家门渔港民间民俗体育大会。这种民间规约性既约定了民间体育的游戏规则,也有着严格的人格品行的要求。所以这些规约也是中国民间体育文化特性的一个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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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的特征篇9
关键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策略选择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10)01-0056-04
abstract:the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slocalization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prominentlyth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thelifeclas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smakeswidelyknown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individualitycharacteristicprominentlythemaindomain.Strengthensthefieldwork,facesdirectly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ality,goesoutthetraditionalresearchthedifficultposition;Deepenstheregionfolkcustomresearchtheconnotation;Displaystheregionsuperiority,promote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economy,theculture,thesocialefficiency;theorganizedexcavationreorganization,theestablishmentresearchkeypointisthe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strategychoice.
Keywords:Regionfolkcustomsportsculture;Researchlocalization;Strategychoice
民俗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早在《诗经》时代,我国的文献古籍就有关于地域民俗方面的记录与研究。几千年来,为了适应和利用不同的生态环境而形成了各自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共同为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且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而民俗体育正是这个文化宝库中的一块瑰宝。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深刻地反映了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社会生活等,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建国以后,我国区域民俗的研究则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学者对区域民俗文化的理性认识,正是这样经过一代又一代的长期探索而不断深化的。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和现代体育向乡土社会浸透的今天,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对我国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采录与研究进行定位和策略的选择进行探讨,展望其研究趋势,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
体育文化渗透于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是一种涉及领域广泛的文化,同时又是一个逐渐从大文化中不断分离、独立的亚文化体系。在不同的区域,体育文化又被不同的区域文化熏陶,因而带着明显的区域体育文化特征。各具区域特色和民族特色的文化互相交流和互相融合,就构成了绚丽多彩、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1]。民俗体育文化是区域文化和民俗体育的衍生物,是两者交融的一种表现形态。因此,民俗体育文化的定位及策略才选择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此略作探讨。
1民俗体育研究方法与视角的审视
近年来,我国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民俗体育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践探索,民俗体育研究主要从民俗体育的定义,民俗体育的分类及特征研究,民俗体育的功能与价值,民俗体育的起源、传承、演变,民俗体育的产业化开发或者说民俗体育旅游资源的开发,以及对于当前我国民俗体育文化面临的日益边缘化的现状,宏观的角度探讨了中国民俗体育文化的发展对策等方面进行研究[2]。
多数学者以民俗的基本概念为立足点。认为:“民俗体育是由一定民众所创造,为一定民众所传承和享用,并融入和依附于民众日常生活的风俗习惯(如节日、礼仪等等)之中的一种集体性、模式化、生活化的体育活动,它既是一种体育文化,也是一种生活文化[3]。也有学者对民俗体育与民间体育、传统体育、民族体育的区别与关系,进行分析,多数研究从基本概念的源头探索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关系。
纵观我国民俗体育研究,虽然取得了许多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国民俗体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借鉴和思考。在促进文化大发展实现文化大繁荣的新的历史时期,有必要对其进行理性的总结与分析,以期能够推动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的研究,应当有与其对象性质相应的方法。科学研究的进展与深化,固然受多种因素制约,但方法的更新往往具有重大意义。民俗体育虽存在于我们身边,但目前还未形成一门学科,尚未有自己的研究方法,民俗体育研究启蒙阶段和萌芽阶段主要以描述性研究为主,发展阶段以解释性和探索性研究为主。审视民俗体育的研究方法与视角,尚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民俗体育的研究方问题。目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主要采用的方法有文献资料法、访谈法、田野调查法等。从田野调查方法上看,尽管学者们在民俗体育研究中应用田野调查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客观来说,中国民俗体育研究的发展历程,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4]。正如钟敬文先生指出:“回首百年,中国民俗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确实存在许多问题,其中最大问题之一,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中国民俗学子发端之初,似乎就很强调田野作业……但事实上我们做得远远不够”[5]。已有的民俗体育研究中真正扎实的田野调查的成果并不多见。而人类学研究中的区域研究法、剖面分析法、研究再研究法则应用得比较少。可以说,这些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成为当前我国民俗体育研究的急需品。[4]
第二,研究主题和分布问题。我国民俗体育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不仅有对汉族的龙舟、舞龙、舞狮、风筝、土家族的摆手舞、壮族的抢花炮、苗族的玩年抢狮、纳西族东巴跳等独特的民俗体育活动的研究,有蒙古族、水族、藏族等整个民族的民俗体育活动研究,也有区域性民俗体育的研究,由点到面展示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然而与我国丰富的民俗体育活动相比,民俗体育研究还是沧海一粟,研究的范围呈现汉族民俗体育少,且集中在龙舟、龙狮、风筝等几个目;少数民族民俗体育研究多,以民族运动会比赛项目为主;节日、仪式等民俗体育研究多,民间游戏深入研究少;研究范围分布区域不均衡[6]。
第三,研究定位和研究策略问题。从人类学、社会学、区域研究理论出发,微观研究具有以小见大的方法论意义。目前的民俗体育研究,尚缺乏准确的定位,对区域民俗体育是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还是个性问题定位不准,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注重描述还是注重历史研究衔接没有阐述。并且对民俗体育研究的时代性发展策略缺乏深入的研究。
第四,研究区域模糊。民俗体育文化是长期的文化传承和积淀,各区域形成了风格各异的民俗民情,决定了我国民俗体育文化所必然具有的民族差异、文化差异、地域差异。这种区域差异正是民俗体育在实地调查和理论建构中的宝贵资源。在地域研究中,缺乏从传承、传播的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入手,没有打破历朝历代行政区的限制,以文化圈、文化带、民俗圈、祭祀圈、体育圈等文化地理、人文地理概念来规范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是民俗体育文化研究成熟的标志[2]。
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问题
我们今天研究区域文化,往往是以现实的行政区来划为界限的,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同一省区内部也有小区域文化,也就是亚区域文化。存在着行政地理和自然、文化地理的不一致的现象,但在区域研究中,行政地理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常常是不一致的,现实的省区范围与历史的行政区也常常是不一致的。
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是某一个区域文化由实力相当的两个亚区域文化共同构成。如浙江文化,由吴文化与越文化构成,浙江境内的吴文化与越文化固然有很多差别,而且同处越地,即浙东地区,不同区域之间在文化上也有很多差异。浙东北部的宁绍地区,在语言、风俗习惯上与苏南、浙北比较近;而浙东南部的温州一带与福建有很多共性,是瓯越文化的代表,受海洋文化影响较深,人民的性格也多以冒险、拼博精神为主。自明清以来,多有向海外移民的传统,而在浙江北部,这种情形比较少见。
在实际研究中,我们需要从不同小区域文化中抽象出某一区域文化的共性来,而这种共性又是要明显区别于其它区域文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是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因此,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定位注重于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和亚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特征:第一,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主要指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第二,生活类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突出张扬民俗体育文化个性特征的主要领域。为准确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定位,还需把握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以下几个方面的深刻内涵。
2.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首先关注的是历史文化
历史文化主要是指传统社会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它既可以有形的方式存在,也可以无形的方式存在。由此,把握区域民俗体育历史文化特质,充分展示区域体育文化特色,是区域体育历史文化研究的关键所在[8]。只有准确把握好区域体育文化特质,才能给区域体育文化以准确定位,更好地树立区域体育文化的外在形象和应有的体育文化地位。
2.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各区域人民长期社会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其核心是各地区人民的精神风貌、观念、意识、心理态势和人格风范的具体体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正是民族文化本体的区域性折射。它扎根于特定的民俗土壤之中,是文化传承的结果,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总是和特定的民族精神相联系。区域民俗体育是在一个国家或民族中由广大民众创造,它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历史积淀,体现了千百年来与一个民族朝夕相伴的文化要素。
2.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极有影响的独特亚文化体系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一定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经济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念、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过去那样做得相反[9]。”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生活形式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同样如此。没有文化生产,就没有文化消费;没有文化消费,也就没有文化生产。因此,人们不但可以理解作为人类行为和物态化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而且也可以理解作为精神意识集中体现的隐形文化。但不管是显形文化还是隐形文化,也都与生产相联系,不同的生产方式和地域特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区域民俗体育的个性文化。
2.4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是具有开放性的发展文化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属于微观上层建筑,既是区域经济的反映,又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一经形成就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对区域的发展产生稳固而持久的影响,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又同时兼有动态变化性。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生存、发展、壮大,总是处在一定的环境之中,这就要求与时俱进。事实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总是在社会发展中形成,也总是在社会发展中丰富和发展。人们会根据社会发展的变化,自觉地审视社会现有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与社会发展趋势之间的协调程度,适时地采用新的价值标准去充实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内容,建立与时代需求和社会特点相适宜的现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
3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策略选择
3.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策略选择的基本思路
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目的就是要凭借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魅力来促进地方体育工作和全民健身的发展。那么,所谓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也就是要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有两种基本的方法,一是向历史索取,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历史积淀或已逝传统中寻找有突出个性特征的因素并加以恢复;二是新创,即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现有基础上创造出一些与众不同的新文化因素。
可是,如今世界已在经济一体化、信息一体化、体育全球化的时代,文化的趋同和融合是大势所趋。在此背景下,还提突出、张扬文化个性是否可行?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与体育全球化的趋同和融合的确是一对矛盾,但是如果处理得当,二者也不是没有和平共处的可能。这里的关键是如何理解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我们究竟要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什么个性特征?选用何等策略?
如果我们是要一概地突出和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在各个方面都把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当作好的东西予以弘扬,那确实有悖文化的趋同潮流。不仅如此,这样做的结果也并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实在有违发展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初衷。因为传统的或有特点的,并不就是好的。不加区分地强调突出张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极有可能导致自我欣赏、封闭守拙、拒斥外部先进文化的局面。
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中,只有那种既具个性特征,同时又具先进性的文化因子,才是我们应当突出和张扬的。文化趋同,显然只能是劣势文化向优势文化趋同而不是相反,因而弘扬这样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因子就不会与体育全球化趋同融合的潮流相左。问题是多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尤其是偏远地区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都不会有多少既有个性特征又有先进性的文化因子,倘若我们只突出张扬那为数有限的文化因子,又如何能形成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整体特征和足够魅力?
这就是要大量吸纳外部先进体育文化的过程中,将吸收来的外部优秀体育文化因子加以本地化的包装,保留其内容和功能,改变其形式,使之染上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色彩,从而同样获得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个性特征。这样一来,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就能既有开放的胸襟,与世界先进体育文化趋同融合,又能扩展自己的个性化范围,长久保持自己的特色。
3.2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的基本策略
3.2.1强化田野作业,直面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现实,走出传统研究的困境
田野调查是民俗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我们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往往局限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学术研究,即便进行田野作业,也总是围绕某课题进行纯学术探讨,忽视了现实问题,缺乏对社会现实的指导,导致研究成为远离现实的空中楼阁。由此,借鉴很多民俗专家学者提出了民俗学研究要“立足现实,关注民众,贴近民生”的口号[10],指导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研究。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应用研究,其成果不限于著书立说,通过对民俗体育文化的整理开发,推动区域全民健身的开展。利用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专业知识,去指导当地的社会体育生活和其他文化娱乐事业,以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可行做法。通过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形成良性循环。我们应该看到,我国各地民俗体育文化色彩纷呈,开发潜力深厚,民俗体育文化产业化的前景非常广阔。如民俗体育应用可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民俗体育工作者以时代的责任感,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去加以指导,引导民俗体育产业沿着健康方向发展,促进经济的繁荣。只有我们真正直面现实,关注民众的生活,区域民俗体育研究才会走出困境,焕发出勃勃生机。
3.2.2立体研究,深化区域民俗研究的内涵
(1)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树立区域应有的文化地位
对于各地的文化资源的认识要有一个新的高度。不管哪一个地区都有着许多独特的文物遗存、名胜古迹,有着源远流长的、特殊的文化积淀。杰出的历史名贤、古朴灵秀的建筑、极具特色的民俗等都为各地留下了宝贵而丰富的文化资源。所以,研究区域历史文化必须对区域这些优秀的文化细致盘点、科学分类、理清脉络,把握本质,准确定位,从而重塑区域文化应有的历史地位,提高区域知名度与美誉度。
(2)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发挥区域文化的教育功能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形成规模,就必须加大普及和宣传力度。全国范围内,各级各类学校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区域民俗体育项目和活动,让青少年从小就能了解到区域民俗体育文化,掌握更多更好的健身方法,这对于本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传承、发展、弘扬具有战略性的指导意义。
文化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历史积淀于现实中,现实又包容着历史。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全面认识区域历史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注重改造,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特色性,体现时代性。要更多地关注区域优秀的历史文化,尤其要加强对有利于转变人的观念、提升人的素质、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历史文化研究,以充分发挥文化的教化功能。
(3)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要有利于推进区域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
由于历史的变迁、时代的发展,包括民俗体育文化在内的许多文化事项要么历经劫难,要么早已荡然无存,要么成为历史博物馆的古董,偶有遗传的也只能到历史的记忆里去寻找。因此,最为迫切的就是要加强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资源进行挖掘、收集、整理和保护,并将现存的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加以弘扬和推广,正确引导群众投入到区域民俗体育的活动中,使民俗体育真正为丰富人们文化生活服务,在浙江全面建设小康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4)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应该有一个新的思维角度
近来年,各地已经加强了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研究,也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成果,这都为进一步研究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从目前情况看,不少地区民俗体育文化无论在深度上还是在广度上都远远不够,所以,各地应该站在历史的时空交叉点上对整个区域民俗体育文化进行全景式观察,深层次探讨,尤其要对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的特质、形态、性格,以及保护、建设、开发与利用等多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
3.2.3发挥区域优势,提升区域民俗体育经济、文化、社会效益
全民健身纲要在全国得到实施以来,充分发挥了其作用,使人民群众的体质得到了进一步提高,全民健身得到了普及和发展。将区域民俗体育的开展与全民健身的普及性和生活化相结合,各主管部门需要考虑国家与社会、大众、民间等相结合共同来举办一些区域特色较突出民俗体育盛会,构建区域民俗体育组织运作的实施机制,发挥区域民俗体育运动的市场作用,从而达到普及与提高相结合的效果。在推广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中,应当把区域民俗体育项目纳入其中,从培训内容、项目、人员方面有目的地培训一支具有奉献精神、相关知识和技能的指导员队伍,使之在宣传、推广民族传统体育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3.2.4有组织的挖掘整理,确立研究重点
区域民俗体育同其它民俗文化形式一样,属于民族的精神财富。当地政府应该组织学术界致力于民族风俗体育文化及其文化底蕴的继承,对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加以发掘、复原、记录保存和研究提炼。这种工作一方面需要科研工作者的无私奉献;另一方面需要政府的长期投入,包括必要资金、人力,甚至制定法规。另外,在对区域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过程当中,应采取各种有效的传统和现代技术手段,切实做到保护工作的科学化。区域民俗体育是行为民俗,传统的文字记录方式是不足以把区域民俗体育的方方面面保存下来的,因此,通过高科技我们就可以将区域民俗体育的每一个细节记录下来,最大可能地做到对民俗体育的挖掘整理、保存和展示。
有学者对民俗体育研究提出了展望:理论体系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础、村落是民俗体育研究的基点、区域是民俗体育研究的重点、多视角是民俗体育研究的生命力、跨文化是民俗体育研究的新亮点[11]。区域民俗体育文化作为亚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缩影,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4结语
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在实践中是体育学研究的一个新课题,如何面对在现代性和体育全球化语境下区域民俗体育的存在,已经成为体育学研究、也是地方文化研究、甚至是发展地方经济等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内容。
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深入和世界文化碰撞的加剧,文化个性化魅力的经济价值越来越凸显出来,如何避免世界体育文化交往日益加剧给区域性民俗体育文化造成的巨大冲击,已经越来越迫切地摆在体育学研究者的面前。这不仅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命运,也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责任。因此,必须加强区域民俗体育文化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准确定为,科学制定研究策略,必将对于区域民俗体育文化多样性的保存,增加今后选择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机会,具有特殊的意义,并可以为今后个性化的体育文化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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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文化的特征篇10
陕北民俗文化是古老的。陕北地处黄土高原，沟壑纵横，长期交通闭塞，这样的地形地貌虽不利于文化的对外传播却有利于陕北古老文化得以保存，成了中华历史文化的活化石。陕北黄河文化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是人文初祖耕耘过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古老的文明遗址，比如新旧石器时代遗址、仰韶文化、石盘文化等。陕北民俗文化的古老性还保留和呈现在许多民俗活动和民间艺术文化产品中，比如民间剪纸———抓髻娃娃，对二十多个出土文物的原始文化符号的破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而且其造型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商代青玉女佩相似，经过专家考证这是商朝民俗文化;此外，在陕北方言中仍保留着宋元方言，如后生(后辈)、先后(妯娌)等。陕北民俗文化是多元的。从历史发展来看，陕北是汉族和北方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在这里，各民族相互交流和融合。其间，各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得到了广泛接触，并相互影响和适应。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文化被汉族文化所吸收，如鲜卑、匈奴、西夏等民族文化。陕北民俗文化受蒙古族文化的影响也很大，既有汉文化农耕文明的文化基础，又有着非常浓厚的游牧民族文化的遗存。由此可见，陕北民俗文化的多元性是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化相融合的结果。陕北民俗文化是开放进取的。在历史上，陕北地区通常是烽火连连，老百姓经常要迁徙避难，正因为流动迁徙才形成了陕北民俗文化的兼收并蓄。征战往往迫使一些人迁徙，这样的迁徙在陕北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陕北文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形成自己开放的特性，移民们带来他们各具特色的文化，这使得陕北民俗越来越丰富多彩。陕北文化有时虽封闭但不僵固，各民族相融合的同时就吸收了外来文化，陕北民俗文化中的许多东西都是多种文化融合的结果，比如蜚声海外的陕北民歌既有田园韵味，又有马背情调。总之，陕北民俗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和其强大的吸附力和融合力有很大的关系，它是一种极富生命力的区域文化。
二、陕北民俗文化的翻译
民俗，“就是民间风俗习惯，是人类社会长久形成的习俗惯制、礼仪、信仰、风尚的总和，是社会约定俗成的民间生活、文化模式，是彰显文化内涵的重要表现形式。”［1］陕北民俗就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景观，就如一幅幅生动的历史画卷，形象地折射出陕北人民生活和劳动的各个方面。在当今文化全球化的环境下，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对陕北民俗文化进行译介有利于其对外传播和交流。
(一)陕北民俗译介中的文化身份问题
从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陕北民俗文化的翻译，就不得不提及其文化身份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的快速发展，文化越来越凸显出其在国际交往中的重要地位。陕北民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在逐步步入文化全球化的进程。“文化身份通常被看作是某一特定的文化所特有的，与生俱来的特征。在翻译过程中通过识别文化身份来强化本民族的文化特点和文化特性。”［2］陕北独特的地理风貌塑造了陕北人独特的生活风俗习惯，而鲜明的民俗文化就是地域特征和民族个性的折射，就是民俗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身份，正因为鲜明独特，与他乡和他国文化不同才称其为陕北特色文化。因而，译者在译介时应最大限度保留其文化身份，以便于受语读者真正了解领悟当地特有的民俗风情。陕北民俗源远流长、丰富多彩，随着旅游业的开发，陕北以其悠久的历史、迥异的地理环境等特点形成了特有的文化身份。在对其译介的过程中译者应把握好代表其文化身份的文化内涵。因而，保留陕北民俗文化与生俱来的个性和特征、保持其身份的清晰度，在陕北民俗的跨文化交流中也不可忽视。
(二)陕北民俗翻译的不可替代性
在陕北民俗的译介过程中，既要做到保留其原有的文化特色又要做到有效传播和交流，这是译介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说在翻译陕北民俗时，要避免以他国、他乡的民俗词语替代陕北民俗词语。翻译中的异化是保留陕北民俗文化特色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陕北民俗和西方民俗在某些方面是大相径庭的。因此，译者不能贸然把西方民俗移植到陕北民俗中，不然就会造成文化身份模糊、甚至是错位的后果，最主要的是会使陕北民俗文化内涵失真。在译介的过程中应坚持求“异”存“意”的原则，尊重陕北民俗文化，最大限度地保留其中的文化内涵，使陕北特色民俗在译介中仍能再现其文化内涵，有效地促进陕北民俗文化的对外宣传和交流。如陕北民歌，作为一种地域文化景观，其中有不少情歌或酸曲常用“三哥哥、四妹妹来呼唤对方，或直接用“哥哥、妹妹”这样的词语，如果译成brother或者sister的话，就会完全弄错了民歌中的哥哥和妹妹的真实文化内涵，当然就会误传陕北民歌中的民俗风情了。可见，在进行译介的时候不能随意替换陕北文化中的民俗词。
(三)挖掘陕北民俗文化的深层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