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概念篇1
公共管理专业主要目标旨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具有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以及较熟练的公共管理方法与技能，熟悉公共管理的前沿理论和发展动态，能在公共部门从事管理工作的应用型专门人才。因此，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应围绕此目标而展开。公共管理类课程大多属于应用性学科，因此教学应紧密联系实际。但当前的公共管理课程教学中，教师过于侧重理论知识，而偏离实际的公共管理活动，忽略了学生自由自觉的活动，也疏离了学生所处的现实生活。陶行知说：“教育只有通过生活才能产生作用并真正成为教育。”因此，只有改进当前的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调动和发挥学生主体性的多样化的学习方式，才能提高教学的效果，真正培养出对中华有用之公共管理人才。
一、转变教师角色
在当前的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教师扮演的仍是传统的角色，教师不仅是教学过程的控制者、教学活动的组织者、教学内容的制定者和学生学习成绩的评判者，而且是绝对的权威。教师成了整个教学过程的主体，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而学生只是被动的接受者。这种现状之下，学生学习了管理理论，却不一定具备了管理能力，与实际的管理活动严重脱节。学生习惯于顺从，而不是质疑和创新，与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目标严重脱节。因此，应按照现代生活教育理论构建民主、平等的新型师生关系，改变传统的教师担任课堂教学的主角，充分发挥学生主体地位作用，通过让学生参与教学，来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应教会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珍视学生思维的独立性，善于倾听学生的声音，还给学生说“不”的权利。因此，教师的角色定位不仅是教学过程的引导者、启发者和促进者，而且也是平等的参与者，与学生能互教互学，彼此形成一个学习共同体。
二、重塑教学目标
生活教育理论之价值就在于：让教育回归生活并引领生活，让教育回归社会并引领社会；让教育为培植、增强人的生活力而不是消灭人的生活力服务；让教育为国家、民族的现代化奠基而不是为个人成为人上人奠基；让教育返回其本真而不再成为政治、经济等的工具或者为个人谋利的工具。
立足于当代中国公共管理实际与未来，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离不开一大批具有高超的公共管理技巧与素养的人才，同样也离不开具备公共精神，有参政议政能力的社会公众。在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中，存在着以知识为本位，过分注重书本知识的传授而忽略对能力的培养；存在着为了迎合大学生中的“考公务员热”而片面讲解应试能力和技巧；甚至对当今官场中的一些潜规则进行正面宣扬，以为这样的教育就是适应社会需要，就是满足学生要求。哈佛大学第一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说中说：“一所大学的精神所在，是它要特别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完全或哪怕是主要对现在负责。一所大学，既要回头看，也要向前看，其看的方法必须——也应该——与大众当下所关心的或是所要求的相对立。”这才是大学存在的真正目的，也是教育的真正目的：是教育改变社会，而不是社会改变教育。因此，公共管理类学科的教学目标，不应该仅是狭隘的以书本为本位的公共管理理论知识的传授，也不应该仅是单纯培养出技能型的人才，更不应该是只着眼于当下的利益，在传统“官本位”等落后思想主导下达到进入所谓上流社会的手段和工具，而应该是培养熟悉公共管理知识与理论，具备公共管理各项能力和品质的德才兼备的能引领未来的公共管理人才和积极的社会公众。
三、改进教学内容与方式
在公共管理类课程教学中，仍然还是在教室里强调教材内容的系统传授为主。虽然为了说明教材中的某些观点，在教材中也列举了一些例子，但是不足以完全反映实际和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陶行知先生在20世纪30年代就说过：教科书应是“活的、真的、动的、用的”，而不是“死的、浮的、静的、读的”。因此，教学内容不应该局限于教材。课堂教学的终极目的不是教材本身。教师一方面要对现行教材进行“二次”创造，包括对教学内容的改造、充实和重组；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和发掘教材外的教学资源。比如政府颁布的法规和规章，现实生活中的公共管理案例，或者让学生走进生活中去观察，通过学生亲身体会来掌握知识。
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公共管理类课程的教学应由传统的讲授为主，转变为采用多种教学法并用，尤其是案例分析、课堂讨论、社会调查研究等有利于调动学生参与热情和积极性的教学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的使用培养和提高学生与管理相关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表达能力、合作能力及责任意识。比如在讲述行政决策时，如果仅仅是照本宣科，告诉学生决策时要先充分收集信息，那学生就不会产生深刻的印象和共鸣，但以现实中发生的相关案例来让大家讨论和分析，则学生的感受和体会要深刻得多，如案例“市政府的决策”：
某城市繁华地段有一个食品厂，因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该市政府领导拟将其改造成一个副食品批发市场，这样既可以解决企业破产后下岗职工的安置问题，又方便了附近居民。为此进行了一系列前期准备，包括项目审批、征地拆迁、建筑规划设计等。不曾想，外地一开发商已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率先投资兴建了一个综合市场，而综合市场中就有一个相当规模的副食品批发场区，足以满足附近居民和零售商的需求。
面对这种情况，市政府领导陷入了两难境地：如果继续进行副食品批发市场建设，必然亏损；如果就此停建，则前期投入将全部泡汤。在这种情况下，该市政府盲目做出决定，将该食品厂厂房所在地建成一居民小区，由开发商进行开发，但对原食品厂职工没能作出有效的赔偿，使该厂职工陷入困境，该厂职工长期上访不能解决赔偿问题，对该市的稳定造成了隐患。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2
(一)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范式论争的概述
1999年，陈振明教授撰文指出: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行政学)在其百余年的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出现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作者力求表明，公共行政学或公共管理学的研究对象、范围、主题、方法和理论形态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现实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管理的范围、内容和方式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变化的。”［1］之后，陈教授又在自己的著作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三种范式的名称略有变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或学科，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研究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该领域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在英国、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被称为‘新公共管理(学)’)。”［2］但是，这一观点随即遭到了不同意见的批评。蔡立辉教授在2002年撰文反驳说:“无论是从范式转换的意义上，还是从新范式形成的意义上，‘公共管理范式’兴起的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也极不符合学术规范。特别是以西方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为例来证明‘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更是难以成立。”［3］他还进一步批评道:“认为现在是由‘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的时代，这是没有充分的学理依据和事实依据的，是十足的误导(misguiding)。”［4］关于公共管理范式的争论由此引发，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论战当中，各抒己见，见仁见智。例如:王乐夫教授在2005年撰文认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视野和内容要比公共行政学和政策科学宽泛得多。”“也可以说，公共管理学是以公共行政学、政策科学为基础，同时吸收了其他相关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最新成果而发展起来的。公共管理学综合运用这些理论研究各种公共事务的管理问题，不断探求一些新的结论，正逐步形成新的知识体系。”［5］黄健荣教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2005年，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公共管理是一门新兴学科和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和应用范式，它的兴起是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和模式的批判、接替和超越。”［6］2008年，他又在自己的新作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明确的概括:“广义而言，公共管理随着国家的出现而产生，其主要发展进程历经前工业社会的统治主导型模式、工业社会的管理主导型模式，现在正转向服务主导型模式的治理。”［7］
(二)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范式论争的焦点
综观中国学界关于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争，焦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公共管理是否存在范式嬗变与转换;二是公共管理范式究竟有哪几种类型。夹杂在其间的还有关于公共行政、行政管理和公共管理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争论。关于第一个问题，现居主导地位的意见是认为公共管理的新范式确已产生，也有少数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并未出现新的范式，也未发生范式转换。关于第二个问题，学者们意见尚不统一，有二范式说、三范式说甚至多范式说，其中持三范式意见者居多———但在范式的具体指称与内涵界定上也不尽相同。至于将公共管理的范式嬗变与转换置于中国国情下讨论，观点就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了。
二、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原因
以笔者浅见，关于公共管理范式嬗变或转换的论争，很大程度上源于对范式概念的诸多歧义性理解以及其他替代和挑战性理论研究工具的运用。
(一)范式概念内涵及对其歧义性理解
一般认为，“范式(paradigm)”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是由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于1962年在其不到13万字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首先提出来的。他运用范式来揭示科学发展和科学革命的结构，并提出和分析了前科学、常规科学、范式、危机与反常、科学革命等概念，认为科学革命实际上就是范式的转换:“每一次革命都迫使科学界一种盛极一时的科学理论，以支持一种与之不相容的理论。每一次科学革命都必然会改变科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也会改变同行们据以确定什么是可以采纳的，或怎样才算是合理问题的标准。”［8］遗憾的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范式概念时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涵义，其本身就存在许多模糊的地方。正如英国学者玛格丽特•玛斯特曼女士总结的那样:“库恩那种半文半白的文笔对水平不高的读者来说，要理解他笔下的范式倒真是一个困难。根据我的统计，他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一书中至少以二十一种不同的意思在使用‘范式’，可能只多不少。”［9］她逐一列举了库恩对“范式”的21种描述，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即“分为三个主要的部分”［10］:一是形而上学范式或者元范式(metapara-digm)，它可以被理解为一组信念、一种神话、一种有效的形而上学思辨、一个规范、一个新的观察方式、一个指引感觉本身的有条理的原则、一张地图、某种决定广大实际领域的东西。二是社会学范式(sociologicalparadigm)，它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普遍承认的科学成就、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像一套政治制度，也像一个公认的法律判决。三是人工范式(artifactparadigm)或构造范式(constructparadigm)，它被以更为具体的方式来使用，例如把它作为一本实际的教科书或经典著作、一些供给的工具、实际的仪器设备、更带语言规范地作为一个语法范式、带有解说色彩地作为一个类比、较富心理特色的有如一个格式塔图形和一副反常的纸牌，等等。可见，库恩范式概念的芜杂与捉摸不定，一方面有利于学者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发现若干理论兴奋点，进行创新;另一方面，也使得许多学者并不刻意去全面理解和把握范式的内涵，而只是“盲人摸象”似地依据自己的理解来使用范式概念与范式转换理论，从而在客观上造就了一片“范式丛林”。当学者们在论及公共管理范式时，也许使用的并非同一套话语标准，争论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对范式理论的挑战性概念与理论
库恩提出范式概念之后，不少西方学者对其进行了批判。1965年7月，在伦敦裴德福学院举行的科学哲学讨论会上，当代有名的一些科学哲学家专门用了一天的时间讨论库恩的范式论，［11］并提出了若干新的概念与理论解释与之分庭抗礼。其别值得一提的是“科学研究纲领”概念和“韧性与增生理论”。
1．科学研究纲领
伊姆雷•拉卡托斯为了强调科学发展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合理性，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scien-tificresearchprogramme)的模式。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总是以研究纲领的形式向前发展的，它是一个有结构、有层次的整体。研究纲领内部有相对稳定的“硬核”，外部是柔韧多变的“保护带”，还有一套解决疑难问题(例外性)的机制，即辅助研究法(heuristic)。硬核是约定的，是作为研究纲领未来发展基础的、最普遍的基本假设和基本原理，它比范式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保护带由各种辅助假设构成，当遇到反常或否证时，保护带可以通过调整辅助假设而达到保护硬核的目的。“所有科学研究纲领都可用其‘硬核’来刻画其特征。纲领的反面助发现法禁止我们把矛头指向这些‘硬核’。反之，我们必须运用自己的智慧去表述、甚或去发明一些‘辅助假设’，在这个硬核周围形成一个保护带，以致矛头只得改而指向这些假设。正是这些辅助假设构成的保护带必首当其冲受到检验，进行调整再调整，甚或全部更换，才使得那个因而成为坚硬的核得到保护。”［12］而当研究纲领失去解释力和预测力时，它就会因逻辑的和经验的原因而碎裂，人们就会抛弃这种的退化的研究纲领，而采纳进步的研究纲领，这是科学革命的基本原理，是一个自然的新陈代谢过程。
2．韧性与增生理论
在同库恩的论战中，保罗•费耶阿本德描绘了他的科学发展模式。他认为科学有一定的“韧性”(tenacity)，人们总能够从许多理论中选出一种可望取得成功的理论，即使遇到巨大困难时仍可加以坚持，而置大量反证于不顾。有了韧性，我们就不必用顽强的事实取消某一理论了，我们可以使用其他理论t''''、t"、t"''''等，即对现行的理论进行调整，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增生原则(principleofprolifera-tion)，容许不同理论的并存。［13］在费耶阿本德看来，科学之所以不断发展，正是增生与韧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他坚决反对范式的绝对统治。虽然在范式之外，还有其他多种关于自然科学研究、科学理论发展的解释模型，但是在后来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多数学者似乎更偏爱并只移植了库恩的范式概念，承认科学理论的演变是通过一个理论范式取代另一个理论范式的革命的方式来实现的。因此，当范式理论的解释力出现问题时，争论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在很多时候，公共管理的范式之争与其说是学术思想的争鸣，不如说是理论研究工具的竞争。
三、对公共管理范式之争的反思
(一)公共管理究竟是否出现了新的范式
反对公共管理新范式说的学者也承认，公共行政学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使用了不同的概念、理论、方法与研究模型，但认为这些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不过是在同一公共行政学范式下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的观点来看，公共行政学自产生后100多年以来，经历了许多重大发展阶段，形成了许多理论流派。但构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背景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心理的因素没有变，共同体信念没有变。各种概念、理论与方法都是围绕着如何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这个核心。”［14］显然，批评者在这里已经运用了科学研究纲领的思想，即认为公共行政的“硬核”没有被触动，只不过其周边的“保护带”遭遇了一些挑战而已。言下之意，陈振明教授等人关于公共管理新范式的提法只是看到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技术性表象，而未对其理论内核细加审视。但是，仅从公共行政学的百年历史中来界定公共行政的“硬核”，或许并不全面。黄健荣教授显然看得更加深远。他将整个公共管理的发展进程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特别是国家产生以来的广阔背景下加以考察，从而得出了三次范式嬗变的结论，并且对三种范式各自的“硬核”进行了更为全面和细致的梳理与概括:前工业社会的统治型行政范式以统治者为中心，以实现统治阶级利益最大化为宗旨，以维护阶级统治为主要任务，以专制体制为其运行基础，以统治者的集权专断为管理方式，其本质是政府的阶级统治功能;工业社会的管理型行政范式以处于权力制衡系统中的政府为权力中心，以经济效率等工具理性为主要价值取向，以为社会经济发展创造良好条件为主要任务，以民主和法治为其运行体制的基础和管理方式，其凸显的是政府的管理功能;而当今正在转向的服务型行政范式则以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宗旨，强调公民本位和服务本位，以公平正义、人文关怀、民主、法治和责任等价值为运行基础，以多元参与、合作共治为运行方式，突出的是公共管理的公共服务功能。概而言之，从价值取向上看，统治行政寻求对等级秩序与资源的攫取，管理行政追求理性与效率，而服务行政寻求增进共识与合法性。如此看来，公共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亦即理论“硬核”部分已然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正如其研究方法与管理实践等“保护带”所遇到的情况一样。黄健荣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一挑战的实质:“反映了对人的价值、尊严和权利的认识的不断深化”。“所有文明的标志是对人的尊严和自由赋予的尊重。”［15］从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体现了人类社会管理思想和管理科学的进步，反映了对人的尊重和权利的尊重的改善。“根据对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理论模式宏观背景的考察，基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公共管理理论模式作为公共行政模式的替代物，它是公共部门管理特别是政府管理中出现的一次重大突破或一次深刻的变化，它体现了公共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方向性的调整，它是对公共行政理论模式的一种超越，一种新的公共部门管理模式———公共管理正在取代公共行政成为新的、有效的公共部门管理理念。”［16］如果在21世纪仍然看不到公共管理领域的这一显著性变迁，而拒绝承认任何公共管理新范式的出现，那么即便不能被指责为顽固，至少也应当被批评为迟钝。
(二)公共行政的概念要被废弃了吗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3
在20世纪80年代前，城市雕塑这个词在我国并没有被广泛传播和使用，当时主要使用纪念性雕刻、装饰雕刻和室外雕塑的概念。城市雕塑的概念最早出现在1981年2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的“上海城市雕塑设计展览”上；而城市雕塑概念在公开的文献中首次出现，是在1981年7月上海城市雕塑设计展览筹备组唐世储、朱国荣撰写发表在《美术》杂志上的《让雕塑艺术为美化城市服务》一文中。而城市雕塑概念广泛传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1982年2月刘开渠、王克庆等以中国美协名义提交的《关于在全国重点城市进行雕塑建设的建议》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和准予实施。对于城市雕塑概念的提法，刘开渠、王克庆等在递交中央的《建议》中在措词上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王克庆提到“:当时我们回忆雕塑界数次上书中央关于发展雕塑事业建议书的情况后，……为了有利于开展室外雕塑事业，当时采用发展城市雕塑的提法”。城市雕塑的概念在中国是由官方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在全国广泛传播的名词概念。然而，对于城市雕塑概念的界定，从概念的产生至今，一直没有一种达成共识、规范而又权威的定义。就是在我国国家法规中最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第一章第二条对城市雕塑概念的定义也异议颇多，原文：“本办法所称城市雕塑是指在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的道路、广场、绿地、居住区、风景名胜区、公共建筑物及其他活动场地建设的室外雕塑。”我国现行已出台的大部分城市雕塑的地方法规对城市雕塑概念的定义基本上都使用了这种指定具体场地和区域的方式。而这种定义的方式是否科学？而又存在哪些问题呢？
二、当前城市雕塑管理法规对城市雕塑概念定义的局限性
1使用指定区域、场地和泛指其它活动场地有待改进
我国当前城市雕塑管理办法中普遍使用指定具体场地和区域的方式对城市雕塑进行定义，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具体、方便理解和操作。而事实上，同时也为概念本身制造了诸多漏洞。在定义中拟定的地点和区域外，还有很多城市雕塑并没有包括在内，如政府及其下属机构和企事业单位内部开放空间和场地的雕塑等。尤其在城市雕塑快速发展的时代，很难把全部区域和地点都拟定在概念中。即使全部列出，其文字数量之多和更新之频繁，也会为理解和操作带来不便。同时，在该概念定义中使用的“其它活动场地”又很模糊。到底是指其它公共活动场地还是其它私人活动场地？还是两者都是？如果两者都是的话，那不向城市公共视觉开放的空间绿地、建构物或活动场地建设的室外雕塑是不属于城市雕塑的。需要具体区别对待。这样，概念造成的漏洞就为执法和管理带来争议，同时也影响了概念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2室外雕塑不能涵盖城市雕塑的全部类型
在我国现行的《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以及四川省、福建省、深圳市、天津市、郑州市、杭州市等地城市雕塑管理办法中，对城市雕塑概念的定义都使用了室外雕塑的概念。室外雕塑强调雕塑与人、环境和空间文化的融合，注重塑造空间环境的形式与内容。而传统意义上的室内雕塑更多指的是架上雕塑，强调雕塑家自身情感与观念的表达。也有一部分室内雕塑属于城市雕塑，如城市车站、机场、码头等城市公共建筑物和构筑物室内公共空间环境中的雕塑，其空间的文化、环境和功能、服务的对象等等都不能脱离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需求而独立于公众共识的传统价值、观念和行为之外。这些室内雕塑本身占有了城市公共空间资源，并参与了城市公共环境和文化的信息交流而成为城市公共空间视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1986年刘开渠在辛章平、左锋的采访中就强调了城市雕塑：“就是置放于公园、广场、绿地、街头等公共场合的雕塑作品。”并没提“室外”两个字。鲁迅美院陈绳正教授也认为：“城市雕塑主要是设置在室外的、城市公共环境中的雕塑艺术品。”也没说城市雕塑就是室外雕塑，只是大部分城市雕塑建设在室外。事实上，室外雕塑是不能涵盖城市雕塑的所有类型，室内外也不是城市雕塑界定的根本依据。
3部分地方法规片面地把城市雕塑定义为雕刻作品
在我国部分地方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中片面地把城市雕塑定义为雕刻作品。如2010年修订的《上海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第二条对城市雕塑的定义：“本办法所称的城市雕塑,是指在本市道路、广场、车站、码头、机场、体育场(馆)、公共绿地、公园等公共场所以及居住区、开发区内塑造的独立形象雕刻作品”。所谓雕刻作品，主要指使用雕和刻等减法在可雕可刻的材料上创作的作品。雕刻作品只是雕塑作品中的一部分，城市雕塑的形式没用局限在雕刻作品的范畴。使用雕刻作品来定义城市雕塑的概念是不完整的。不仅是上海，2002年施行的《长春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第二条也同样把城市雕塑定义为“雕刻作品”。
4部分地方法规概念缺少对城市区划空间的界定
城市雕塑的概念需要对城市区划空间进行界定，2012年最新版的《长春市城市雕塑管理办法》第三条，“本办法所称城市雕塑，是指在道路、广场、绿地、居住区、风景名胜区、公共建筑物及其他活动场地建设的室外雕塑”。类似的还有2012年5月修订的《天津市城市雕塑管理办法》第二条对城市雕塑的定义，都缺少对城市区划空间的界定。那么，很多不符合城市雕塑概念的雕塑都将包括在内。如，城市规划区外农村道路、绿地、居住区等地的景观雕塑、环境雕塑、室外标志雕塑等，这些不在城市规划区内的乡村雕塑是有别于城市雕塑的。乡村雕塑与城市雕塑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环境雕塑。它们的空间属性和权利属性具有典型的区别。城市雕塑的城市属性是其固有的本质属性，城市雕塑的概念缺少不了对城市区划空间的界定，任何缺少城市区划空间环境界定的城市雕塑定义都是不严谨的。
5个别地方法规缺少对城市雕塑概念的定义
作为中国最早的地方城市雕塑建设管理法规之一，1994年修订的《北京市城市雕塑建设管理暂行规定》一直缺少对城市雕塑概念的定义。而1998年修订的《青岛市城市雕塑设置规划管理办法》第二条应该定义城市雕塑的，却转而定义了雕塑的概念，“本办法所称雕塑是指，利用各种硬质或软质材料，采用雕、刻、塑手法制作的圆雕、浮雕、叠石等各种具有实在体积形象的造型”。同样缺少对城市雕塑概念的定义。这些现象是我国城市雕塑建设管理法规建设初期所遇到的基本问题。那么，怎样来定义城市雕塑呢？
三、城市雕塑界定的基本依据
城城市雕塑界定的依据是城市雕塑概念定义的前提，也是城市雕塑管理和执法的基础。城市雕塑界定的基本依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1在城市规划区域内
城市雕塑中所含的“城市”概念，如果按人口密集，工商业发达的地方或“具有一定人口规模、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点”来解释的话，是很难解释透彻城市雕塑概念的。城市雕塑在我国产生和设置的主要空间是城市的主体空间，是属于城市的雕塑。城市雕塑离不开城市空间和环境。作为区别于农村概念的城市，不仅在人口规模、密度、景观等方面有较大的差别，更重要的在于其功能的特殊性。城市集聚着高密度的人口、建筑、财富和信息，是人类活动的中心。城市作为一个复杂且处于动态变化之中的自然与社会复合系统，它具有控制、调整和服务等职能。在这种环境下设置的城市雕塑具有维护和支持城市空间政治、思想和文化等权利特征。由于城市与农村空间环境类型和权利属性的不同，最终导致雕塑类型的分类。从空间环境和空间权利的角度出发，城市雕塑在这里的城市空间主要指城市规划区。《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把城市雕塑的设置空间界定为城市规划区是科学的和合理的，更接近城市雕塑自身真实的所指空间。
2在城市公共视觉空间中
城市规划区中包含众多空间类型和场所，既有公共空间、私有空间，还有特定的群体空间等。并不是所有在城市规划区内的雕塑都属于城市雕塑。《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大词典》《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词典以及《城市雕塑建设管理办法》对城市雕塑或城雕一词的定义中其设置空间均指向城市公共场所和空间，这是达成共识的城市雕塑设置的典型空间。事实上，城市雕塑不仅可以设置在城市的公共空间，也可以出现在城市的集体空间和私有空间。著名雕塑家陈云岗教授认为“广建于各类市民生活空间中之雕塑”大部分属于城市雕塑。而那些设置在城市规划区外或者封闭空间私人场所中建设的部分雕塑是不属于城市雕塑的，因为它们没有参与城市公共视觉空间环境的交流与对话，没有与城市公共领域信息进行交换。这里的城市公共视觉空间主要指在城市规划区内向城市公共视觉开放的所有空间，它包括公共场所、场地和公共区域的空间，也包含向公众视觉开放的所有私有场地空间，以及不向公众视觉开放的私有场地上空面向公众开放的那部分空间。因此，城市雕塑的界定既不以建设在公共空间还是群体空间或者私人空间为依据，也不以出资方是政府还是集体或者个人为依据，也不以是否建设在室外来界定。只要雕塑设置在城市规划区域内的公共视觉空间中，就满足了城市雕塑空间设置的基本条件。
3塑造空间的形式与内容
城市雕塑作为城市公共空间环境的媒介或形象，在城市公共空间环境中与所在空间发生关系，塑造空间的形式与内容。空间的形式主要指空间中所有有形物的构成形式，也包括空间行为的形式。对空间的塑造是城市雕塑的基本功能之一。城市雕塑在塑造空间的同时它可以是正面地与空间协调一致，也可以是反面与空间的矛盾中提出观点、置换观念、激化讨论、传播新观念等，以达到最终的目的———提高空间环境的品质和丰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城市雕塑也可以作为空间的主体来塑造自身，也可以作为空间的附体去塑造环境，还可以与空间相互依存、互相促进，创造一种新的空间环境。城市雕塑在设置上可以是长期、永恒的，也可以是临时、短暂的。总之，城市雕塑只有与城市空间环境发生相互的联系，围绕空间环境的需求和发挥自身的文化、精神媒介功能与空间环境融为一体，城市雕塑的根茎才能深入肥沃的土壤，获得持续不断的生命力。所以，澳大利亚墨尔本城市雕塑奖在2011年的报名表格及信息文档中认为“城市雕塑是指一系列广泛的雕塑形式、行为和环境，通常是指呈现于公共领域并且考虑到城市环境的艺术作品。城市雕塑可以与它的场所或环境相关联或一致；提升空间的意义，并促进参与、反馈、激发社会价值和引出讨论。城市雕塑可以是暂时的或永久的，并且拥有广泛形式上的特征。”有了空间的界定和环境的支持，那么，怎样来定义城市雕塑呢？
四、城市雕塑概念的定义及其结论
1定义
城市雕塑，正如西方国家公共艺术概念中的那些设置在城市规划区内公共艺术中的雕塑作品，也与西方公共雕塑概念中那些设置在城市规划区内的公共雕塑类似。但是，这些又不能完全概括城市雕塑的整体概念。我国更形象而概括地把这些雕塑称之为城市雕塑。那么，城市雕塑具体怎么定义呢？本文作者认为：城市雕塑，是指设置在城市规划区内，塑造公共视觉空间形式与内容的雕塑。
2结论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4
[关键词]公共治理；网络治理；善治；公-私伙伴关系；新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863（2013）12-0052-05
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治理”一词频频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治理似乎成了一种潮流。但是治理被赋予了太多的意义，“治理可以指很多事情，它可以是一个流行词汇，一种时尚，一种框架设计，一个联结各学科的、伞状的、描述性的并且模糊的概念，一个空洞的符号，……”。[1]治理似乎是万能标签，可以贴在任何地方。概念的模糊性已然成为治理正统性的严重障碍，Sartori指出：无法否定的概念是万能的，可以指任何事物，没有清晰的边界，就无法确定它的种类，由此容易导致混淆和难以捉摸。[2]为了规范治理的概念，使学术界在研究它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本文梳理了相关的治理概念，归纳了治理理论所包含的关键要素，分析了目前治理概念之所以泛滥的四种可能原因，最后归纳了治理的内涵。
一、治理概念的演变
治理是一个不断被丰富的概念，它大致可以分为传统治理与新治理两个阶段。治理概念最早起源于希腊语（Kybernan）与拉丁语（Gubernare），都包含着领航、掌舵或指导的意思。我国“治理”一词的词源学历史悠久，西汉的司马迁就提出了“礼乐刑政，综合为治”的治国理论。总而言之，传统的治理（我们称之为旧治理）是“统治”的同义词，两者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自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一种新的治理机制诞生。一般认为，新旧治理的分水岭是1989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世界银行在探讨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问题的报告中，把非洲当时的情况称之为“治理危机”。新旧治理的区别在于：旧治理一般是指“政府以及它的行为”，新治理是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3]
治理概念的丰富与发展表现在治理概念频频出现在不同学科的文献中。学者们试图从不同的学科解读治理及其理论，以应对目前普遍出现的范式危机。不同学科间治理的研究虽然丰富了治理的内涵，但也出现了包罗万象的局面，治理似乎成了什么都可以指向的东西，已经到了泛滥的地步，因此迫切需要对治理的概念进行重新审视，以规范其研究途径。
（一）治理概念在国外的演变
VanKersbergenK.和VanwardenF.[4]分析了9种治理概念，是目前比较全面的分类。我们将这9种概念进一步概括为四大类。
1.善治
善治这一概念首先由世界银行提出，从字面意义上可以理解为良好的治理。就这一点来看，善治可以将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和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纳入进来。虽然这三种形式分属不同的学科，但其实质都是市场精神在不同领域的实施。
（1）一般意义的善治。世界银行所提出的善治，主要是指有效率的管理，最初只是一个“政治中性”的定义，但是后来这个概念不断丰富，逐步涵盖一个国家民主政治的善治。善治的主要理论主张包括：增加政府与公共事务的透明和责任，减少公共支出的浪费；增加基本健康、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投入；通过规制改革提升私人部门的力量。这些措施强调合法性与效率的政治、行政和经济价值。[5]
（2）私人部门的善治：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出现在上世纪70年代，它是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制度和激励原则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东）对经营者的一种监督与制衡机制，即通过一种制度安排来合理地界定和配置所有者与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与责任关系。公司治理的目标是保证股东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经营者与所有者利益的背离。
（3）公共部门的善治：新公共管理。虽然法人治理为商业部门产生了良好的治理实践，但新公共管理同样将善治引入公共部门组织。将私人的管理手段应用于政府部门达到了善治的结果，这些手段通常包括：顾客至上，增加回应性，加强绩效管理，服务外包与私有化，区别掌舵与划桨。
2.没有政府的治理
没有政府的治理，关注政府作为一个政策行动者的角色问题。政府在政策中的角色分为三种情况：第一，政府中心视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政府完全主导政策；第二，社会中心视角。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政策制定完全由私人和非营利组织主导，形成了“没有政府的治理”体系；第三，政府、私人和半官方组织形成伙伴关系的治理，它是“有政府的治理”。需要说明的是，“没有政府的治理”并不等于“没有政府参与”的治理，而是没有政府权威的治理，是一种自愿的治理形式。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5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
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着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6
摘要：公共性是一个历史地生成的概念。它是随着公共领域的出现而出现的。具有公共性的公共行政是晚近才出现的#对于公共行政而言。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合理性，合法性和代表性联系在一起的。并需要通过这些概念来加以理解。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根本性质。它决定着政府的目标和行政行为的取向。当代公共行政需要在对维护公共利益$提高公共服务的品质$鼓励行政人员的创新意识和加强责任感之中来表现公共性。论文关键词：公共性，公共行政；公共利益；合法性；代表性在我国，80年代中期恢复和重建行政学的时候，我们是在行政管理学的名义下来进行学科规划和理论建构的。近些年来，由于公共行政概念的引入，关于公共性的概念以及其所指称的内涵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这一讨论不仅是有理论意义的，而且具有直接的实践价值。因为,它关系到对行政的性质的认识和界定，如何认识和界定行政的性质又对政府目标的实现，政府行为的规范以及行政体制和程序的设计,都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或者说公共性这个概念所标示的是最为基本的行政理念,是整个行政体系和行政行为模式建构出发点和原则。在行政发展史上，公共性的概念是与公共行政这一行政模式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对于公共行政来说才有公共性的问题。然而，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混乱，往往使我们在考察行政管理历史的时候误用公共行政的概念。从我国的情况来看，学术界在概念使用上的混乱是惊人的，人们甚至谈论所谓奴隶社会的公共行政封建社会的公共行政。在这些社会历史阶段中，有行政是毫无疑问的。但这时的行政在多大程度上属于公共的(显然应当作出否定的问答。同样，人们对publicadministrationandpublicmanagement:也不加区分.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行政,要么将两者都称作为公共管理.这实际上是在横向的维度把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与公共领域的公共性加以混淆了，而在纵向的维度上则把不同的社会治理模式的公共性混淆了.如果我们在这些概念上经常出现误用或乱用的情况的话，说明我们的理论是缺乏系统性和一致性的.说明我们关于现实的认识是混乱的，说明我们提出的行政改革方案在目标上是不明确的或有着错误导向的可见，需要对“公共性”的概念进行讨论。一、公共性问题的由来哈贝马斯是一位在公共性问题研究中作出了突出贡献的学者，它在《公共领域中的结构转型》这部著作中对公共性的生成进行了耐心细致的考证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公共性的问题并不是历来就有的，而是与近代社会一道成长起来的，在公共性问题的早期存在中，只能到咖啡馆、信息栏、俱乐部小报中去发现公共性的雏形至于人们对公共性问题的认识则更晚得多就“公共”(public)这个词语来看，在英国，大致是从17世纪中叶才开始使用虽然英国这个时候使用了。公共。这个词语，却往往是在。世界。或者。人类。这个意义来使用这个词语的，也就是说，它尚不具有现代语汇中“公共”一词的内涵在法语中，“公共”(lepublic)一词最早是用来指称“公众”，这与现代语汇中的。公共。一词已经有了一定的相近性，考虑到“公共”一词与“公众”一词在现代社会的一定程度上的相关性，应当说，法国人是较早开始觉知到有着公共性问题的存在的大约17世纪末，法语中的。publicity。被借用到英语里，变成了。publicity。在德语中，直到18世纪才开始出现这个词当这个词被移植到德语中的时候，主要是从属于批判的目的，大概是指“公众典论”。这也就像当代中国有人使用“善治”这个词来达到批判目的，即批判某种治理是“恶治”一样至于法语中的。公众典论。(opinionpublique)和德语中的“公众典论”(ffentlichemeinung)一词，则是到了18世纪下半叶才被造出来。哈贝马斯的书是一部哲学著作，他的目的是从哲学的角度考察公共领域的生成及其转型所以，它在这里所作出的考证还是属于对公共领域中公共性生成的考古学发掘在哲学的意义上，公共性只能是一种形态或属性，即公共领域的属性但是，对于一些具体的学科来说，公共性就需要在与某些实体性存在相对应的关系中来加以把握考虑到公共行政是公共领域的一个实体性的构成部分，那么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也就可以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性生成的历史中来加以把握。但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这个概念是美国人的创造，是在威尔逊提出了“政治一行政二分”原则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起初，它所表明的是行政的’价值中立”和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7
关键词：法律概念；转让；交易
中图分类号：F8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1723（2013）04-0108-03
成熟立法的一个标志就是法律用语的准确性，以此保障法律意义之确定性。表达法律之意的不仅是那些被定义了的“法言法语”，而且也包括那些表达“中心意思”的关键的日常语言。恰恰是这些关键的日常语言帮助“法言法语”获得其意义之渊源。因而，必须认真对待构成“文字上的法律”的那些关键概念！
一、缘起：证监会有股份“转让”监管权力吗？
如果说《证券法》是一部中国上市公司股票监管法和股票交易法的话，那么，《非上市公司监督办理办法》（以下简称“非上市办法”）就是《证券法》的翻版，其可以被称之为非未上市公众公司股份监管法和股份转让法。
遍览《非上市办法》六十三条，一个问题凸显出来：证监会有股份“转让”监管的法定权力吗？
这似乎是一个突兀的问题，但循着法律概念应用的逻辑，会发现这是一个被人们的习惯所掩盖了的一个重大法律失误，表现出立法者和法律应用者对法律概念精确性追求的漠视！
首先，中国证监会的职权授权中未见“转让”一词。中国证监会的法定权力来自于《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的授权，该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在对证券市场实施监督管理中履行下列职责：……（二）依法对证券的发行、上市、交易、登记、存管、结算，进行监督管理；……（五）依法监督检查证券发行、上市和交易的信息公开情况；……（八）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如果证监会有对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进行监管的权力，其首要法律来源应该是在该条第（二）款中有明确的“转让”概念，但该款仅仅规定了证券之“发行”、“上市”、“交易”、“登记”、“结算”等行为，并未规定“转让”之行为。从文字角度来说，并不能从该款自然推定出《证券法》已经授权证监会有对股份“转让”进行监管的权力。
其次，也未见法律和行政法规另行授权证监会有股份“转让”监管权。《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八）款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即，如果有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证监会有股份“转让”之监管权力，则证监会的权力就有了正当的法律来源，但是，在目前有效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渊源中，尚未有授权证监会对股份“转让”进行监管的法律条文。
最后，从效力等级来说，《非上市办法》仅仅是一个部门规章，在没有上位法的情况下，证监会无权自己制定部门规章给自己授权，即在没有《证券法》、《公司法》和其他法律和行政法规的授权下，证监会自始无权对股份“转让”进行监管，否则，这违反了的基本原则。
如何解释这样一个现象：尽管证监会无法律授权，但它却理直气壮的制定股份转让的部门规章？唯一的解释方案是：人们已经习惯性的认为《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二）款中的“交易”一词已经涵盖了“转让”一词的内涵和外延。
真是这样的吗？
二、“转让”与“交易”之文义及体系解释
从词典解释的角度，这是两个独立概念，其内涵和外延除了在“转出”这个视角重叠外，在其他方面是互不关联。
“转让”一词在《新华词典》中被解释为“把自己的东西或合法利益或权利让给他人”，其近义词为“让与”、“让渡”等。“交易”一词在《新华词典》中被解释为“买卖商品”，其近义词包括“营业”、“买卖”、“生意”、“贸易”、“交往”、“往还”、“来往”、“业务”等。
如果用“买入”和“卖出”表示“买卖”中的两种并存行为的话，很显然，“转让”就仅仅是指“卖出”，而不包括“买入”，而“交易”则同于“买卖”，不仅包括“卖出”，也包括“买入”；“转让”是单方向行为，而“交易”是双方向行为。“转让”和“交易”的这种词义区别来自于生活，有一些行为仅仅是指转出人的单方向行为，有一些行为是转出人不仅转出，也同时买入，两词根本区别是来自于人们对行为多样性描述的语言需求所决定的。
从体系解释的角度，需考量《公司法》、《证券法》、《非上市办法》中的“转让”和“交易”两词的用法和用意。
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中，这两个概念是分开使用的，而且，这两个概念在前述两法使用频率和侧重点不同。在《公司法》中，“转让”一词出现在14个条款（该法总计219条）中，共出现43次；而“交易”一词在该法中出现在7个条款中，共出现15次。而在《证券法》中，“转让”一词出现在6个条款（该法总计240条）中，共出现13次，而“交易”一词在该法中出现在107个条款中，共出现239次。显然，可以说《证券法》是一个典型的“交易法”，而《公司法》更侧重于股权/股份的转让规定。
“转让”和“交易”在前述两法中的意思是完全独立的，并不能相互替代的。
在《公司法》中，“转让”一词与其他词组合使用，分别为“股份转让”（8个条款中）、“股权转让”（3个条款中）、“财产转让”（3个条款中）和“债券转让”（2个条款中）。如果要概况这四种语境的意思，可以归结为一个组合词，就是“财产转让”，这种“转让”是单向发生的，与交易没有关系，交易是一个包括了转让在内的更广的概念。比如在《公司法》第一百零五条规定：“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这个条文中，明确将“转让”和“受让”并列出来，就是要标明“转让”加上“受让”才在外延上与“交易”是一致的。而在《证券法》中，“转让”一词与其他词组合使用，分别为“转让期限”、“交易场所转让”、“依法转让”、“股份转让”、“协议转让”、“不得转让”、“限制转让”、“责令转让”、“要求转让”、“禁止转让”等。这些词语中，除了“股份转让”一词表达股份流转之意外，其他词均表达的是技术性或惩罚性意思，基本上与证券之转让或交易没有实质联系。这也说明，在文字应用上，这两个词是不能相互替代的，不能从“转让”中推演出“交易”的含义，也不能从“交易”中推演出“转让”的含义。
从两词应用场景来讲，“转让”比“交易”的应用范围要广。其一，“转让”的对象不仅可以是“股权”、“股份”、“股票”，还可以是“债券”、“资产”等。而“交易”的对象比较狭窄，仅限定在“证券交易”和“股票交易”两类中。尤其考虑到我国《证券法》中的是“股票交易法和监管法”的特性时，“交易”一词的对象仅仅就是“股票”。而在我国《公司法》和《证券法》中“股票”也仅仅是指“上市”后的“股票”。故，“交易”的对象在我国目前两法语境中，仅仅是指上市公司的股票而已。其二，根据《公司法》第一百三十九条规定：“股东转让其股份，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场所进行或者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进行。”，“转让”或“卖出”的场所，不仅包括证券交易所，也包括中关村股份代办系统等其他场外市场（otC），再根据《证券法》第三十九条规定：“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交易”是仅在证券交易所进行，即属于“场内交易”。其三，“转让”是零散“卖出”，而“交易”则是集中“买入”或“卖出”。从文义上，“交易所”一词在《证券法》中出现在了67个条文中，“上市交易”则出现了29个条文中。而《公司法》中的“交易”一词主要体现在“交易所”、“交易场所”、“上市交易”等词中，这些词的共同指向都是股票的集中交易。这一点集中的表现是《证券法》第四十条，该条规定：“证券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应当采用公开的集中交易方式或者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的其他方式。”
三、认真对待法律概念：法律自洽的必由之路
“转让”与“交易”两词的独立性，不仅证明了无法从《证券法》第一百七十九条关于证监会职权规定中能得出其被授权进行股份“转让”监管的事实，而且无法证明《非上市办法》关于非上市公众公司股份“转让”监管权力属于证监会“自我授权”，只能说明了《非上市办法》在立法上涉嫌违法立法。
造成这种因“集体默示”而违法的原因是多样，但最主要的是一种意识，一种对法律概念漠视的集体意识。
模糊的“第一感觉”。对概念的理解依赖于的“初始感觉”，而缺少对概念的“再感觉”或“再理解”，使得阅读者在“第一感觉”上获得“大概一致”的印象。但如果进入具体案例思考或概念深入分析，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这样的过于依赖“第一感觉”的概念在《公司法》和《证券法》中至少还包括如下：“实际控制人”、“公司秘密”、“职工代表”等。这种模糊认识导致的结果就是法律概念应用的混乱，比如，在我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公开文件中，“实际控制人”就被在多重意义上理解，有的将控股股东当成实际控制人、有的将第一大股东当成实际控制人，这些理解都背离了该概念的法定含义；“职工代表”一词按照《公司法》第五十二条规定，应该属于非股东之职工代表，而在许多上市公司中，将是股东的职工选为公司职工监事，这都是人们模糊的“第一感觉”所导致的对概念的错误应用，这些都经不住深入分析和研究。
缺少日常语言和法律语言区别理解之意识。法律文本中的概念至少包括法定概念（如《公司法》第217条对“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等的定义）、日常概念（如“组织”、“设立”等，这类概念最多，是法言法语的来源和基石）和学理概念（如“公司”、“股票”等）。每一类概念在法律意义建构中作用是不同的，法定概念的意义具有法律之专属性，该概念意义不能推及日常语言环境，而日常概念则像“土”或“砖”一样，构筑的法律意义的或基础，而学理概念作为法律人经过学习和经验获得的法律职业共同体之共识概念，其介乎于前两种概念之间，这些概念往往是理论争议的出发点。“转让”和“交易”这两个概念属于日常概念，但是，当它们和股票/股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它们均获得了超过日常概念的含义，变成一种类似于学理概念的关键词语。一旦它们因为语境原因获得特殊含义，就应该慎重对待，而不能仅依靠于“第一感觉”，而应该区分它们的语境含义。
对概念之总结缺少经验积累。概念是流变的，因为经验是变化的。可以历史性观察到《公司法》（2005年）和《证券法》（2005年）在制定时，立法者的经验范围仅仅是“上市”/“场内交易”，而对于“场外转让”/“场外交易”没有关注或预计到，所以，在以上两法中没有为otC（场外交易）留下法律概念空间（尽管《证券法》在修改时将“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改为了“依法公开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应当在依法设立的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或者在国务院批准的其他证券交易场所转让”，但是，可惜的是这种科学严谨的态度并没有体现在两法的概念使用方面）。这就使得，本文所提出的证监会有股份“转让”监管权力这一疑问，可能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个“矫情”的问题，因为似乎现实是：证监会就应该有这种权力，就像SeC有权监管naSDaQ一样。可是，在概念上，我们的法律既没有总结经验，事先为即将到来的法律监管提供概念储备，也没有借鉴已有经验为自己留下足够解释
空间。
要解决对法律概念漠视的理解，就应该借鉴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态度，把法律看做是一个内在逻辑自洽的规范体系。这种自洽首先表现的就是概念上的自洽。为此，以下三个是必需重点关注的：
其一，认真对待概念。要注意区分法律体系中的日常概念、学理概念和法定概念之界分，要减少容易引起争议的日常概念的使用（比如“合理”、“较少”等量词），要使得使用的日常概念能够取得最大意义上的共识；减少学理概念的使用，学理概念主要是用来进行法律论证的，它更多的是法律职业共同体使用的内部语言，在立法中即使要使用学理概念，也要使得其意义的可争议性是小的；尽量对每一个法律中的概念能采取定义的办法，使构成法律规范的法定概念意义像子让科学那样精确。
其二，可以借鉴英美法系的立法经验，在法律中引入“释义”，比如在一个法律的开始，能有专门的部分来对本法律适用的主要概念进行解释，通过立法来确定核心或关键概念的法定含义，从根本上保证立法语言的精确性。
其三，加强对已有法律中的主要概念进行研究和检讨，为以后的法律修改提供专门的法律意见或建议，使得以后的立法能够在概念确立的开始为法律品味的提升和法律意义的精确性打下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8
同时，众多的应用系统所带来的身份的认证和管理的复杂性既使得管理成本不能降低，又使得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可整合性降低，这已成为电子政务信息管理系统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所在。因此，要想改变电子政务信息化水平的现状，整合信息资源，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就必须建立一个公共数据平台，它是在政府部门原有的各业务系统层面上搭建的一个高层应用平台，将各业务系统的异构数据集成应用，向下屏蔽各异构信息源异构性，向上提供数据集成基础服务，实现各种信息系统的互通互联和数据共享、数据的一致性，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规范的信息管理。近年来，随着语义web的发展，其核心技术本体在数据集成方面得到了应用。本体作为共享领域概念模型，可以通过定义领域内一致的术语和术语间的关系来描述异构信息源的语义信息，从而消除异构数据源的语义冲突。
在国外，对本体的研究较早，本体已经应用到各个领域。相比国外，国内对本体的研究起步较晚，尤其是在电子政务方面，缺乏一致的本体模型，相关的应用也少。目前，本体技术很少在电子政务信息化建设中应用，因此，如何把本体技术应用到电子政务异构数据管理集成中，采取何种策略进行构建，消除电子政务各信息系统异构数据库模式的语义冲突，从而解决电子政务中异构系统导致的信息孤岛问题，构建统一的数据平台，以便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就显得尤为重要。
1电子政务与本体
1.1电子政务与本体概述
电子政务是政府机构广泛深入地应用现代信息和通信技术，将政府内部和外部(社会)的责权与职能通过计算机网络硬件和软件技术进行集成、整合、优化、重组，做到跨越时间和空间，突破部门分割和传统组织、工作方法与工作流程的限制，力求全方位地、有效地施行与提供安全、高效、优质、规范和符合国际水准的管理与服务。本体是为了某种目的描述世界时的一组抽象化概念，并且该组概念是得到广泛认可的、以规范化形式描述的。根据定义描述本体时目的的不同，本体可以分为多种类型，依照领域依赖程度，可以细分为顶级(top—leve1)、领域(domain)、任务(task)和应用(application)，这里研究的是领域本体，领域本体由属性、对象、关系和子领域本体组成。引入本体的思想，借助本体对领域知识进行详细描述，以抽象出概念化的语义层次，为进一步研究语义化的信息交互提供了基本的语义层次2J。从形式上来说，本体由概念、关系、函数、公理和实例5种元素组成。本体中的概念可以是一般意义上的概念，也可以是任务、功能、行为、策略推理过程等；关系表示概念之间的关联；函数则是一种特殊的关系；公理用于表示一些永真式；实例是指属于某种概念的基本元素，即某概念类所指的具体实例。
1.2本体在电子政务中的应用案例
美国印第安纳州电子政府建设是很多文献介绍的典范，其成功之处在于利用本体方法建设电子政府数据库J。美国印第安纳州电子政府indianaFamilyandSocialServicesadministration(FSSa)本体，属于最上层的域本体设计，它在“家庭与社会服务”这一本体下定义了9个本体(即低收入、处于危险的儿童、精神病与吸毒、弱智、区域健康与人性化服务、医疗补助、政府机构、法律实施及财政)，建立了最上层的概念关系，并用图形和箭头形式标示出了各下层本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在一个专业本体里所包括的术语。
1.3电子政务中本体的核心概念及抽取方法
目前，大多数本体学习方法和本体学习系统都是直接将术语识别为概念。术语的抽取被认为是进行本体自动构建的关键。针对术语抽取的研究主要有基于语法规则的方法、基于统计的方法、iCt—CLaS系统法J。利用语法规则的方法来进行术语抽取具有提取术语准确度较高、处理过程简单、计算量较小、能够有效提取低频术语等多项优点。但是，由于语言学规则本身难以掌握，尤其是针对开放性的语料，语言学的规则更是难以准确应用，利用人工来研究语言学的规律越来越难以实现；使用统计的方法来抽取术语可以高效地识别领域术语，只要一个词在文本集中出现的频率高，就可以被有效抽取出来，可移植性较好。但是，这种方法计算量大，在处理低频术语的时候，效果较差；iCt—CLaS系统法主要采用iCtCLaS系统对内容进行分词处理，然后对分词进行抽取处理，这样抽取的优点是抽取内容比较全面，但效率比较低，并且需要人工手动处理。
以上抽取方法都有优缺点，在本体抽取中单独地使用其中一种方法都不能达到最优的效果，笔者把以上多种方法混合起来，采用程序自动分词合并方式，加入tF—iDF算法，增加对领域术语的相关度的计算，筛选出与领域相关度低的术语，从而提高领域术语抽取的正确率。基本步骤如下：
1)采用语法规则的方法提取相关候选术语；
2)采用程序自动处理方式，对相关候选术语进行分词；
3)采用统计法对分词进行统计，根据频度提取术语；
4)使用tF—iDF算法对提取的词进行相关度计算，求出每个候选术语在政务领域文本中的相关性，抽取出政务领域独占性强的词作为政务领域术语。
2电子政务公共数据平台架构
为了确保异构数据获取和更新的准确性，同时又不改变原有硬件设施和人力资源，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异构数据库间信息资源的共享，集成后的数据必须保证较高的集成性、一致性和完整性，这是公共数据平台建设的重要环节。
2.1本体模型构建
电子政务中大量不同的应用系统，其异构是普遍存在的，要想向下屏蔽异构数据，建立数据中心，向上提供公共数据平台，就必须构建本体模型对元数据进行抽象概念化处理。电子政务本体构建中的2个核心问题是概念抽取和概念关系的获取，概念抽取是对数据源进行分析，抽取出概念集合和每个概念的属性集合。概念抽取本体有很多方法，可以由领域专家手工进行，也可以利用领域概念词典，自动抽取数据源中的概念。概念关系的获取可以通过2种方法实现，即基于语言规则的方法和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所有数据源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找出其中所涵盖的术语，进行概念抽取，定义共享的词汇表，根据相关本体规则进行本体抽象和语义处理。
2.2公共数据平台架构
使用公共数据平台的好处在于所有的共享数据被存储在中心数据库，可以向上层提供统一的数据，便于资源共享和集中管理，而电子政务网内各应用系统中异构数据库就拥有了完全的自治性，这样首先需要对底层异构数据库进行本体抽象处理，向下屏蔽异构数据，然后采用数据交换技术和数据同步技术保持中心数据库数据和底层异构数据库数据的实时同步。
电子政务公共数据平台架构分为应用层、异构数据集成层、本体模型层和异构数据本体库层，如图2所示。异构数据本体库层主要包含各大应用系统异构数据库，通过不同的连接器及适配器向本体模型层提供本体的元数据；本体模型层对元数据进行概念化，按照本体规则进行抽象处理和语义处理；异构数据集成层在本体模型之上利用aGent同步模块对数据进行交换、同步而实现数据集成，公共数据都集中到中心数据库，向上层提供公共数据平台；应用层主要是用户访问层，针对不同用户提供统一身份认证，实现单点登陆。
3电子政务公共数据平台设计
3.1构建电子政务领域本体的方法步骤
w3C组织推荐的在语义网上应用的标准本体表示语言是owL，目前本体的构建方法主要有toVe法、骨架法、KaCtUS工程法、SenSUS法、iDeF5法、七步法等。这些方法大多数是以不同领域为背景，从个案的开发过程中通过逆工程总结出来的J。例如：toVe专用于构建toVeontology，是关于企业建模过程的知识本体；骨架法专门用来构建企业本体；KaCtUS是指“关于多用途复杂技术系统的知识建模”工程，目的是要解决技术系统生命周期过程中的知识复用问题-l；Sen。SUS法是开发用于自然语言处理的Sensusontolo。g)r的方法路线¨；iDeF5法是用于描述和获取企业本体的方法-l。；七步法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开发的，主要用于领域本体的构建_l。这些方法各有特点，但都不是针对电子政务领域的，没有充分考虑电子政务领域的特点。笔者结合电子政务领域特色，提出基于电子政务业务模型，抽取概念，建立电子政务领域知识本体的方法，步骤如下：
1)需求分析，确定电子政务领域本体应用的目的、范围、表示方法和用途等。电子政务领域本体建设要以应用需求为牵引，要对人类在认识世界过程中形成的不同“本体”(知识体系)进行认真分析，最终达到需求分析的定位准确、涵盖得当。
2)概念化及抽取，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电子政务领域本体的主要概念，确立概念间等级关系，并用精确无歧义的语言加以描述，形成该领域本体的核心语义内容。获得领域信息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是考虑复用已有本体的可能性。通常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复用已经广泛使用于各个学科领域的主题词表和分类表。
3)概念间联系，确定电子政务领域本体概念间联系，如属性、种属关系、总体与部分关系、领域中的特有关系；对所收集的名词术语进行规范，罗列重要的词和短语，并将其归类。还要确定概念间结构，定义类别和等级结构。
4)本体生成，采用SFCa算法，对概念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自动生成局部本体，再采用pRompt算法，把局部本体合并，生成全局本体，存放在本体管理器中。
5)本体编码，利用形式化描述语言对“概念化”的电子政务领域本体进行编码，使机器易于处理，尽量将相关领域已存在的本体集成到要构建的政务领域本体中，既避免重复建设，又可以形成领域内共享的本体。
6)确认、维护与评价。对电子政务领域本体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确认和评价，包括本体的清晰性、一致性、可扩展性等；随着电子政务领域知识的增加，本体要不断更新、不断进化，增加本体概念，完善本体概念间的语义关系。
3.2电子政务公共数据平台设计
电子政务公共数据平台是在原有的各业务系统层面上搭建的一个高层应用平台，将各业务系统的异构数据集成应用，向下屏蔽各异构信息源异构性，向上提供数据集成基础服务，实现电子政务各应用系统的数据共享和数据一致性，有效解决信息孤岛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规范的信息管理。设计基于本体的电子政务公共数据平台，首先研究数据集成方法与本体技术及基于本体的语义集成，在此基础上构建公共数据平台异构数据库集成框架，基于本体的异构数据库集成框架是设计公共数据平台的基础。目前数据平台的建设主要有3种模式：全局中心数据库模式、数据交换模式和共享数据中心模式。全局中心数据库模式：建立一个数据中心，各应用系统直接应用于该数据中心之上，逐步取消原有业务数据系统；数据交换模式：保持原有业务数据系统，用数据缓存的模式进行各业务数据系统之间的数据转换和抽取；共享数据中心模式：原有各业务数据库保持不变，通过触发器或者开发数据接口抽取需要共享的数据，并且进行转换，汇总生成共享数据库。上面的模式各有所长，但也存在不足，这里提出一种统一公共数据平台模式，即制定统一信息编码标准，从而建立核心数据库，存放最基本的公共信息，保留原各业务数据系统。这样公有数据存放在中心数据库，一方面可以实现资源的最大共享，另一方面各专业数据仍保留在原系统中，保证了数据独立和安全。平台结构如图3所示。公共数据平台建立在中心数据库之上，中心数据库中存放的公共数据可以通过数据交换、数据同步的方式更新到各业务系统数据库中，数据的同步更新采用事件驱动方式，通过触发器和aGent同步模块来更新数据。aGent同步模块基于本体模型之上，本体模型层对元数据进行概念化，按照本体规则进行抽象处理和语义处理。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9
【关键词】公共领域；概念适用；概念修正；中国研究
【中图分类号】G206，D03【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邵春霞（1970-）女，河南沈丘人，同济大学法政学院政治学系讲师，博士。彭勃（1969-）男，湖南长沙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概念运用的困惑与修正
[基金项目]同济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项目（0700141003）,同济大学文科科研基金项目（0700219084）。
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个太复杂的概念，其复杂性不仅在于概念涵义的模糊性，而且还在于概念应用的复杂性。本文将梳理有关公共领域概念运用的种种努力，希望从中发现使用这一概念分析中国问题的可能途径。
一、公共领域概念应用于中国研究的根本困难
针对将公共领域概念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最有力批评，主要集中于这一概念所由发生的特定社会条件。笔者充分理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产生于欧洲社会，其经验基础在于社会与国家相互分离并且社会独立于国家，而公共领域的经典定义则表明拥有私人财产是个人作为公民进入公共领域的前提条件。[1]
对照理想型概念而言，中国的社会基础则有完全不同的条件。在中国，尽管市场化改革日渐深入，但私人财产和市民社会还不具有相对于政党国家的独立地位，政治控制的力量仍然具有很大优势。在这样的政治与社会关系中，往往只有国家控制的自主，而没有社会批评的自由。因而，对概念运用持批评态度的学者们认为，即便能够在中国经验中找到公共领域的类似物，也不能说明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公共领域的形态。这是因为，那些类似物作为现象，虽然相似于公共领域的作用方式，但在本质上它们并不表明社会与公共权力的对抗，也没有独立的私人作为它的社会基础。这的确是在中国情境中运用公共领域概念的最根本困难，就公共领域所由产生的严格社会条件而言，中国社会确实缺乏一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因而也就谈不上独立的政治公共领域的生长与发展。
1.国家对于社会的意义
在欧洲社会，是否只有唯一的理想型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呢？泰勒对于欧洲市民社会观念与实践的分析表明，即使在欧洲社会，也存在着关于市民社会不同模式的两种传统：一为洛克式，主张市民社会优先于国家，具有反抗政府的自由；一为孟德斯鸠式，主张在政治体制之内界定市民社会，认为市民社会深深渗入并使政治权力趋于分散。泰勒倾向于在两种方式之间寻求平衡：既重视洛克式的市民社会的自主性，又强调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联性，从而使社会与国家共存于一个创造性的平衡体中。（查尔斯・泰勒，1990,1994）
这种强调国家与社会的平衡而不是对抗的思想，对于保障人类的自由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杜赞奇在讨论晚清市民社会问题时指出，应该重视西方市民社会的上述两种模式，同时应该承认，较弱而非较强的市民社会模式，即“社会与国家二者并立”（而不总是对立）的模式，更有助于理解现代组织的出现。（杜赞奇，2003，p.141）正是基于这种理解，杜赞奇指出，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不是由于强大的国家，恰恰相反，正是由于缺少一个强大的国家为市民社会提供法律保障，才使得中国近代地方社会的创造性被埋没；不仅如此，在一个孱弱的国家，民族统一成为最紧迫的需要，而市民社会则被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和那些谋私利的军阀看作是“国家不统一”的表现。就这样，民族国家的现代话语抛弃了诸如“封建”之类语词所代表的分权与自治的世界，从而“埋葬了有关市民社会的早期和本土的历史”。（杜赞奇，2003，p.162-167）
这一分析表明，适当的国家控制所提供的法律秩序，对于市民社会的生成是必不可少的。市民社会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拥有私人财产的社会群体，而且需要一个稳定的拥有良好法律和市场秩序的国家，因而在历史实践中，市民社会与现代国家是共生的。事实上，在欧洲社会发展史上，民族国家逐步建立统一市场和强大中央权力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的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得以发展的过程。（杜赞奇，2003，p.152）对此，黄宗智也持类似看法，他指出：“近现代欧洲的民主是从高度的近代社会整合与高度的现代国家产生的。”[2]（黄宗智，1999）必须明确，这里谈到的国家权力的集中和国家控制的加强，是就兴起于欧洲的现代民族国家而言，而非传统国家的君主独裁。有关民族国家相对于传统国家在国家控制方面的现代性问题，吉登斯给出了颇具启发的系统阐述。他指出，传统国家的行政控制能力非常有限，它事实上并不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统治，只有民族国家才以高效的“反思性监控（reflexivesurveillance）”机制，实施全面覆盖的现代国家控制。[3]（吉登斯，1998，导论p.4-6，p.361-364）
2.国家实施超强控制的限度
杜赞奇还提醒人们关注政治控制过程的复杂性，更全面地考虑中国的市民社会前景。他指出，根据长期的皇权专制及缺少法治和自治传统，判断中国不可能有市民社会，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但却“忽略了一系列复杂因素，如制约国家权力无限扩张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等”，这些因素使那些历史决定论的观点难以成立。（杜赞奇，2003，p.144）这一分析启发我们，即使在一个专制体系内，国家控制也是有其限度的。
指出专制主义的国家控制在实践中的限度问题，当然非杜赞奇所独创。孔飞力（philipa.Kuhn）通过研究清代乾隆三十三年对民间所谓妖术的大清剿，指出：尽管官员对于君力的限制可能非常有限，但是，“在一些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处于最高层的官员们显然仍可能运用某些为任何政府都必须遵守的最高准则来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孔飞力，1999，p.306）在其著作的中文版序言中，他还强调：“每个社会都以自己的方式对政治权力的限度作出界定。”（孔飞力，1999，序言p.2）此外，吉登斯在其结构化理论中提出的“控制的辩证法”也表明控制权的“双向分布性”：在既有权力关系中，权力弱势方总可以借助某种操纵资源的方式，对权力强势方实施反方向的控制，“在权力斗争中，控制的辩证法总是在发挥作用”（吉登斯，1998，p.522，78，411）
正是由于“控制的辩证法总在发挥作用”，并且国家控制的强度也总有一个“限度”，我们才应该认识到，国家的超强控制并非阻碍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生长的必然力量。在国家与社会的抽象关系中，有必要同时考察社会和国家两方面的情况。[4]中国历史上长期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在抑制了国家的现代转型的同时，也抑制了市民社会的生长。
正如杜赞奇所强调的，在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制以前，中国的封建制同样为地方自治的发展方向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由于君主专制在内外交困的颓败过程中，没有发展出强大的国家权力，强大的国家主义话语未能促使传统国家实现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国家建设和社会建设同时趋于崩溃。直至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并经过艰苦有效的国家建设，才最后完成了趋向现代国家的权力集中化过程，从而为市民社会的生长提供了必要的稳定性秩序。当前，在市场化改革的层层推进和经济全球化的步步紧逼下，不论是对经济利益的考虑，还是对社会价值的关怀，都不能不推动中国的经济生产方式发生进一步的变革，不能不推动中国“民间”社会的组织与行为渐趋成熟，并进而推动国家的管理方式与法律发生相应的变化。
正是在承认中国经验的这种转变具有实质意义的前提下，并沿循上述孟德斯鸠关于国家与社会的并立观念，本文认为，社会的发育状况――这是中国公共领域研究的一个根本性困难――事实上正在发生变化。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社会变革，公共领域概念有可能成为认识中国社会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一个有用的理论工具。
二、对经典公共领域概念的四种修正
“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一命题的确有其深刻的复杂性。但是，摈弃对公共领域概念的简单化应用，并不意味着无视概念本身的分析价值。学者们就公共领域概念运用于经验研究做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而这些探索将有助于使概念获得更广泛的解释能力。
1.公共领域的“价值中立论”及概念的实践内涵
唐宁主张摆脱公共领域的排挤性和规范性，更多从空间意义上，将公共领域视为一种“公共论坛”(publicforum)或“公共舞台”(publicstage)。（JohnDowning,1996:25-26）阿雷多和科恩（arato&Cohen）以西方国家的社会运动现象定义公共领域的主要实践内涵。对此，唐宁认为社会运动概念本身仍有局限性，因而难以消除人们对公共领域这一定义的疑虑，尽管如此，他认为，强调公共领域的实践内涵有助于减少对概念的争论。（JohnDowning,1996:27）
在黄宗智看来，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区分不适用于中国，受到哈贝马斯区分国家、市民社会及公共领域三个区域（哈贝马斯，1999：p.35）的启发，他提出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一个中立的“第三领域”（thethirdrealm），以试图摆脱哈氏概念中充满价值意义的目的论。他认为，正是在“第三领域”这一地带，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在逐渐衍生。（黄宗智，1999：p.422，428-433）从他对近现代中国社会第三领域的简略分析可见，黄宗智的“第三领域”是国家活动与社会活动相互结合的领域，它事实上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过渡地带。一些学者所发现的公共领域的“类似物”，则似乎统统可以收进这一“第三领域”。和唐宁提出的“公共论坛”相比较，在去除公共领域的“价值意义”方面，黄宗智的“第三领域”事实上没有本质不同，其区别仅在于，“第三领域”更加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三分法。但笔者以为，这种所谓的“三分”并未超越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框架，“第三领域”并不是国家与社会之外的一个独立性制度因素，作为一个空间概念，它可以用来描述国家与社会的结合与互动的状态，但它对这些结合与互动状态的理论解释，却难以超越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视野。
对于晚清中国出现的提供公共服务和资源的“地方层次上非国家活动的领域”，魏斐德反对将之等同于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但他并不否认公共领域概念在中国语境中的分析意义。他指出，如果从目的论的角度出发，这一概念不适用于中国，但如果从社会实践的角度来看，这一概念则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魏斐德，1999：p.376，398）上述黄宗智提出的“第三域”和唐宁的“公共论坛”，作为一种去除了价值判断的空间形态，和这里所说的公共领域的“实践内涵”事实上具有空间意义上的关联性。
类似地，还有强世功的讨论，他认为，哈贝马斯是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意义上使用公共领域概念的，而不是将“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和“资产阶级”等同起来。因此，应该将“公共领域”甚至“市民社会”从特定的“问题背景”中解放出来，将“市民社会”看作并不必然与资产阶级相联系的非国家权力支配的生活空间，如家庭、社区、市场体系等，而将“公共领域”看作是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通过自由沟通以形成理解、或通过商讨以达成妥协的机制或制度化渠道，如自由言论、代议制、选举、司法审判等。（强世功，2003）这样一来，公共领域就具有了丰富的实践内涵，它并不单纯指向非国家活动空间，而且也包括国家权力所渗透和支配的一些公共空间。
2.公共领域的“类型学”[5]
唐宁强调将公共领域概念具体化为两种类型：即官方公共领域（officialpublicsphere）和“非官方公共领域”(alternativepublicsphere)，并认为，将公共领域分解成这两种类型，可以区分公共传播过程中两个竞争性领域之间的重要差异，异类公共领域往往拒绝官方公共领域所限定的话题内容及优先次序，甚至根本不接受其论争标准。（JohnDowning,1996：25-26）
针对近代北京的行会、同乡会及庙宇亭台中出现的公共领域的“类似物”，斯特朗明确指出，它们不同于欧洲背景下以国家与社会两分为基础而形成的那种公共领域。尽管如此，他仍然将1903年以后出现的商会、律师行会和银行业主协会之类的自我管理性质的专业社团，看作国家控制与地方活动相结合的证据。在他看来，这种现象表明，虽然缺乏法律保护并受到政权的干预，但在民国时期仍然存在着某种有限的、“软性的”公共领域。[6]（DavidStrand,1989）
借用亨廷顿的“普力夺政体”概念，[7]林奇将改革后信息传播的马塞克结构称为“普力夺公共领域”（praetorianpublicsphere）。在这种公共领域中，尽管政党国家对信息传播的控制受到信息传播多元化的制约，但信息流通的稳定结构尚未形成，大量来自不同个体和组织的信息使信息传播显得混乱无序。因而，中国社会的普力夺公共领域是混乱、非制度化和非政治的。（DanielC.Lynch，1999：4-17，第7章。）
罗威・迪特莫认为，中国的公共领域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权的庇护。究其原因，首先是经济上的，由中产阶级所支持的独立媒体，是独立的公共领域得以存在的前提条件；此外，在概念上，中国文化强调从实质上（如“无私”、“同情心”）定义“公”，忽视了其程序性定义，不利于发展为实现这些实质理念所必须的策略。因此，在强力压制下，由于其内部缺乏坚固的经济基础和有效的组织领导，这种公共领域便很容易瓦解。（LowellDittmer,1994：106-107）
3.公共领域的“空间规模层次论”
在反思建基于美国宪法的“费城民主模式”的过程中，约翰・基恩认为，这种共和主义的公共领域理念仍然具有某些积极意义，但它在其他方面却落伍了。由于网络化传播空间不可逆转
地打碎了空间上一体化的公共领域的单一结构，因此，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变并非如哈贝马斯所强调的那样，而是由单一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变为复杂的公共领域的马塞克。（约翰・基恩，2003：p.278-279）因此，基恩主张从空间规模上将公共领域区分为三种理想类型：其一，次民族国家层次上的“微观公共领域”，主要存在于社会运动网络和地方政府的传播系统；其二，民族国家层次上的“中观公共领域”，包括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和电子媒体；其三，超国家和全球层次上的“宏观公共领域”，表现于全球性媒体事件和国际互联网。基恩指出，从空间规模的差异对公共领域进行分类，其意义在于，强调在跨国家和次国家及地方性舞台上，发展各种公共生活和自我管理的形式，从而避免国家对于公共讨论的干预。（约翰・基恩，2003：p.280-282）
无独有偶，在讨论现代西方民主的失败问题时，查尔斯・泰勒强调“嵌套的公共领域”（nestedpublicsphere）的重要性。他认为，中央集权和官僚化不可避免地损害着现代民主机制，而较小的公共领域则有助于抵消这种损害。对于这种较小的公共领域，泰勒称之为“嵌套的公共领域”。（查尔斯・泰勒，1997）可见，泰勒所主张的“嵌套的”小型公共领域，在规模和类型上都和基恩所提倡的次国家层次上的“微观公共领域”相类似，而他所强调的大小公共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小型公共领域对大型公共领域的积极影响，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观察。
泰勒所讨论的公共领域模式有两个方面不同于18世纪“原本的模式”，其一，原本的模式设定了一个单一的空间，而他则主张彼此依存的多元化公共空间；其二，尽量放开政治系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因为一些有效的嵌套公共领域正是存在于政治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灰色地带。（查尔斯・泰勒，1997）关于第二个方面，泰勒分析了公共领域功能的两种相关论点：其一，认为公共领域应与政治领域全然分开，公共领域的功能即在于限制无孔不入的国家权力；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共领域的功能应不仅在于限制权力和揭露弊端，而且也应提供高品质的公共辩论以改进集体决策。（查尔斯・泰勒，1997）基于孟德斯鸠式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传统，泰勒本人显然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不仅从消极批判而且从积极参与的角度来理解公共领域的角色。
就中国研究而言，前文提到魏斐德，他是在否定意义上讨论公共领域概念的运用的，他指出，即使有充分证据表明晚清中国经历了公共领域的发展，但那也不过是“有助于向公共利益提供服务和资源的地方层次上非国家活动的领域”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很难说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将其应用于中国会带来“目的论和化约论的含义”。（魏斐德，1999：p.376-398）在这种批评里，却可以发现他所提到的非国家活动所具有的“地方层次”，虽然这不同于哈贝马斯的国家层次上的单一结构的公共领域，但却有可能提供从地方层次观察中国公共领域的途径。
4.公共领域的“功能层次论”
罗威廉的研究否认晚清中国已出现市民社会的形态，但他也指出，他和兰京、斯特朗等人之所以提出晚清和民国时期存在某种与公共领域“相关而非同一的事物”，不仅是基于他们对事件和制度的研究，而是因为中国政治语汇中确实包含着“公”的术语。“公”是一个饱含价值色彩的中国古代术语，但它在晚清被注入空前的活力，它一开始是指各种不受国家直接控制的各种“公用事业机构”和“公共服务机构”（“管理的”公共领域managerialpublicsphere），此后进一步意指那种外在于官僚政治论争的“批判的”公共领域（criticalpublicsphere）具有合法地位（罗威廉，1999：p.404-406）。罗威廉在经验和话语的不同层面对于中国的“公”的意义分解，实际上将公共领域概念区分为不同的功能层面，如果将“批判的公共领域”视为社会对于国家权力的“限制与揭露”，那么“管理的公共领域”则指向“社会的自我管理”。可见，与公共领域的类型学修正相比，罗威廉对于公共领域的修正是对公共领域内涵的一种功能性界分，它为分析公共领域的不同内涵提供了另一种解释途径。
三、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概念
沿循来自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的经典公共领域概念，并借鉴学者们所进行的修正方法，我们是有可能获取适用于分析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概念的。公共领域的“类型学”和“空间规模层次论”为拓宽概念的适用范围提供了积极的可能性。就“中国社会的公共领域”这一命题而言，“价值中立”和“功能层次论”提供了在社会实践层面上关注公共领域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在当前政治与社会条件下，人们有可能在具体组织的空间构成及其实践活动的层面上使用公共领域这一分析工具，而不必陷入无结果的规范性论争，或者只是将概念所具有的规范性内涵作为分析和理解具体实践内涵的一种参考。
具体而言，可以将公共领域概念理解为一种描述性的空间关系，视其为介于私人生活和国家活动之间的区域，既包括承载具体实践活动的静态的组织与平台，如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发生于这一制度空间的，以公共政策和公共权力为关注核心的实践活动[8]，如有关公共政策或社会问题的公开讨论、旨在促进公共利益或维护个人权益的社会运动，等。这些实践活动所体现出来的对公共权力的理性观察和对公共生活的积极关注，表达了公共领域的自主精神。[9]此外，很重要的一点在于，思考中国的公共领域问题要特别注意公共领域这一概念涵盖着不同类型、不同规模、不同层次的表现形态。当前条件下，中国社会显然不存在统一的全国性公共领域，但这却并不防碍从不同地域、不同问题或行业领域来探讨公共领域的表现形态。
因此，应用公共领域概念分析中国问题，首先要区分这一概念在两个方面的内涵：其一，就公共领域的表现形式而言，应主要关注以公共权力为核心的批评性和讨论性实践活动、及其所发生的空间和机构载体；其二，就公共领域的本质和功能而言，主要关注社会的自主精神、公共领域的批判功能和建设性的用于组织社会和讨论公共问题的功能。其次，还要特别强调这一概念的适用范围，也就是说，不能从全国范围内无差别地讨论单一的中国公共领域，但有可能讨论不同地域、不同问题领域中所呈现出来的局部性公共领域的表现形态。[10]
注释：
[1]对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概念具有重要影响的阿伦特,还特别强调地产对于私人财产神圣性的重要意义。参见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a].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1998,p.92-93.
[2]安东尼・吉登斯在他的著作中也阐述了西方现代国家的发展历程，缺乏中央控制的传统国家经由16、17世纪的绝对主义国家的集权过程，至18世纪的发展成为具有现代控制能力的民族国家。（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第4、6章。
[3]吉登斯认为，民族国家有四个根本的制度系列：高度监控、资本主义企业、工业化、国家权威对暴力工具的垄断，这四个制度系
列代表着现代性的四个维度。（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m].北京：三联书店，1998,p.4-6,361-364.
[4]是否可将来自于西方经验的“社会”概念用于描述中国的现象？就中国的实践而言，无论作为实体，还是作为描述性概念，“民间”一词在中国都古已有之。当然，中国的“民间”和西方的“市民社会”并不是一回事，两者的自主性、公共性、阶级构成及各自所依存的社会政治体制都有很大区别。但是，中国历史中“官民”之间和谐与对抗的关系，与西方话语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却反映着同一种类的问题。
[5]黄宗智批评了“类型学”取向，他认为“多种公共领域类型”的概念因过于宽泛而失去了价值，因此，应将哈氏公共领域概念作为研究的“论辩对象”而不是“指导模式”。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a].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p.421-426.
[6]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参见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西人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思考[a]，载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p399.
[7]亨廷顿使用“普力夺政体”这一概念，描述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低水平制度化和高度参与这两者之间的冲突，从而形成政治参与的无序状态。这一政体的主要特点在于：政治生活中的政治参与程度快速提高，但却缺乏能够接纳这些参与的稳定的制度条件，因而为满足民主要求而扩展起来的政治参与，演变成高度的政治混乱。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8]此外，公共领域概念还表明一种有机的社会关系结构，它负责呈现公共生活中公民个人之间、群体之间及各种观念之间的复杂关联，本文仅集中于机构或平台的制度层面含义。
[9]事实上，按照前文所阐述的泰勒的理论，可以将局部性的中国公共领域的功能理解为两个方面：一为批评和限制公共权力；一为促进公共生活，包括提供高质量的公共讨论、促进社会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推进政策与政治革新等。
[10]关于这一问题，笔者偿试以报纸的批评性报导为例进行了粗略分析，参见邵春霞.局部性传媒公共领域的呈现――以报纸的批评性报道为分析对象[J].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06(3).
参考文献：
[1]阿伦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a].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1998.
[2]查尔斯・泰勒.吁求市民社会[a].汪晖、陈燕谷.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1998.
[3]（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4]黄宗智：中国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间的第三领域[a].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
[5]（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6]（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三联书店，1998.
[7]JohnDowning,internationalizingmediatheory-transition,power,Culture:ReflectionsonmediainRussia,polandandHungary(1980-1995),(London,SaGepublicationsLtd,1996)
[8]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
[9]魏斐德：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问题的论争[a].邓正来、亚历山大.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10]强世功.法律移植、公共领域与合法性[D].2003,“”省略/article/law/3278.htm。
[11]DanielC.Lynch,afterthepropagandaState:media,politics,and“thoughtwork”inReformedChina（Stanford,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9）.
[12]LowellDittmer,thepoliticsofpublicityinReformChina,inChin-ChuanLeeed,1994，China’smedia,media’sChina,（Coloradoandoxford，westviewpress,1994）.
[13]（英）约翰・基恩.费城模式[a].猪口孝、纽曼、基恩.变动中的民主[C]中译本.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14]查尔斯・泰勒：公民与国家之间的距离[a].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C].北京：三联书店，1998.
公共管理学概念篇10
关键词：云概念；公共机房；运维模式
中图分类号：tp3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8454（2013）23-0043-03
引言
高职院校公共机房既承担着实验、实操和实训等实践教学任务，又是学生进行课程设计、毕业论文（设计）和课外自由上机的重要场所，此外还是开展一些考试、培训等社会服务的基地，因此它是一个面向全体学生、面向社会各界的对外窗口，它运维得好坏不仅关系到相关课程的教学质量，也体现了一所高职院校的信息化建设水平和服务社会的能力。
一、高职院校公共机房运维现状及普遍存在的问题
目前，很多高职院校公共机房未能发挥其应有作用，有些甚至影响到了正常的教学工作，究其原因，主要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1.运维经费庞大
目前pC机的选购、维护费用占高职院校公共机房运维支出的绝大部分，而根据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电子设备类固定资产计算折旧的最低年限为3年，这意味着每隔3年就有一批pC机将可能淘汰。笔者学院现有3000多台pC机，若按每台pC机4000元计算，每年更新1000台pC机最少需要400万元。公共机房pC机使用频率高，使用人员范围广，在日常的使用过程中，pC机的硬件经常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故障，如显示器或硬盘烧坏、一些主板老化、一些内存或显卡被迫升级换代、键盘和鼠标等易耗品损坏等等。以上现象都直接导致了公共机房运维经费支出巨大，难以为继。
2.电能消耗过大
pC机无论从数量、资产上，还是功效上在高职院校公共机房中都占据核心地位，若每台pC机以平均每天工作8小时、一年工作36周、每周5天计算，每年累计需要工作约1500个小时，传统的pC机总功率一般在300w左右，如此计算，电能的消耗相当惊人，因此公共机房的电费也就成了高职院校一笔不小的开销。笔者学院全日制学生规模不到8000人，2012年在办公、教学上的用电量达645.1948万kwh，费用达412.9246万元，其中公共机房有28间、pC机1600台左右，其用电量居整个学院用电量的首位，且有逐年增长的趋势。
3.运维压力大
公共机房由于服务对象差异化比较突出，利用率又高，例如不同教学环境的频繁设置、系统或ip地址遭恶意破坏、考试或培训环境的配置、病毒或木马的查杀……这些单调、反复的工作造成了公共机房日常运维较大的压力。
二、云概念下公共机房运维的解决方案
云概念是指电脑、手机、电视等电子应用产品能够通过互联网提供包括云服务、云空间、云搜索、云浏览、云社区、云应用等一系列资源分享应用。云概念下公共机房运维模式是指，借助云的架构思想，利用虚拟化技术，使用云终端和云服务器来搭建一个质优价廉、便于管理和维护的公共机房。
1.解决方案
（1）硬件架构设计
目前可作为云终端的电子设备比较多，例如pC机、瘦客户机、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公共机房中常见的云终端设备有即将淘汰的pC机和瘦客户机两种类型，而云服务器既可以是部署在数据中心机房的专用服务器，也可以是一台硬件性能较高的普通pC机，因此云概念下公共机房的硬件架构设计模式为：旧pC机/瘦客户机+云服务器，硬件架构设计具体如图1所示。
（2）软件架构设计
云概念下公共机房的云终端（主要是指旧pC机或瘦客户机）相互之间可以通过网络构成一个整体，云终端不仅可以与云服务器进行互动，而且云终端之间也可以通过云服务器实现互动。目前能实现这类功能的软件有幻影桌面虚拟化软件、海光校园虚拟服务器管理软件等，它们利用强大的虚拟技术，实现了大规模计算机的系统自动部署、集中统一管理等功能，通过一台服务器实现对上百台云终端的管理集中化，软件的具体架构如图2所示。
（3）网络架构设计
云概念下的公共机房网络架构非常灵活，既可以是一个公共机房构成一个局域网进行部署，也可以是多个公共机房构成一个局域网进行部署，甚至可以由整个学校的公共机房构成一个局域网进行整体部署，整体网络架构设计如图3所示。
目前，笔者学院公共机房中的教师机和学生机相对较集中，通过多台交换机直接相连，利用现有即将淘汰的旧pC机作为云终端、云服务器部署在公共机房，教师机选用任何一个云终端来充当，无需改变其现有的综合布线系统及网络结构，部署成本十分低廉，实施非常方便快捷。
2.该解决方案的优势
（1）节省了pC机等硬件购置费用
按目前市场行情，瘦客户机的购入价格不到入门级pC机的一半，整个公共机房仅需添购一套构建系统所需的软件；其次，现有一些即将淘汰的pC机也将继续服役，延长了pC机生命周期，提高了其利用率……让瘦客户机或旧的pC机成为学生机、教师机，在完成教育行业信息化建设目标的同时，以更低成本、更少部署时间轻松地完成系统的接入，从而节省了公共机房的pC机购置费用。
（2）节能省耗
高职院校公共机房内有大批量pC机，少则五六十台，多则上百台，每台功率300w左右，因此负荷功率较大。公共机房若采用最大运行功率不超过23w的瘦客户机替代传统pC机作为学生终端，每台节省功耗有277w，节省率达92%，若以每台pC机平均每年工作1500个小时、每间机房60台计算，每间公共机房将节省约25000度电，电费因此也将大幅削减。目前节能和环保的概念已经深入各个领域，公共机房作为校园电能消耗的主要场所之一，不管是从考虑节约成本的角度还是低碳节能的角度，在保障正常教学的情况下，应尽量降低能源消耗，建设绿色的公共机房。
（3）减轻运维压力
云概念下公共机房的运维工作主要集中在云服务器端开展，只要在云服务器端做好操作系统教学环境配置、教学软件更新、病毒查杀等工作，即可做好与之相对应的云终端的运维工作，往往可以做到云终端系统的病毒库自动更新；通过在云服务器端实施模板复制后预先设置多个教学环境，根据课程需要快速切换到相应的教学场景中，十分灵活可行；同时机房技术人员只需要端坐在数据中心机房或通过远程命令模式对云服务器进行维护，再也不用在各个机房之间、各个校区之间往返维护。另外瘦客户机集成度比较高，不会出现因移动造成掉电、硬件松动、内部电子零部件耦合失灵或老化等故障，加之其功率非常低，长时间工作状态下也不会由于热量难以散发而出现硬件运行出错、死机和主板芯片烧毁等现象。因此大大减轻了机房技术人员的运维压力，也节省了高职院校人力资源成本。
（4）美化机房的布局与环境
由于瘦客户机体积比较小巧，占用的物理空间比pC机少，因此可以重新设计放置学生机的课桌椅结构，这样将大大改进公共机房内强电、弱电的布线格局，公共机房原有的空间可以放置更多的学生机，节约教学场地资源，与此同时公共机房的整个空间布局也更加错落有致、美观。据估算，笔者学院标配60台pC机的公共机房空间可以容纳100台瘦客户机。
三、问题与建议
1.考虑网络环境
云概念下的云终端经常需要通过网络从云服务器获取数据，因此对公共机房内部局域网络环境或整个校园主干网络环境的配置都有一定的要求。一般而言采用千兆局域网比较有利于大规模、大批量数据并发式的传送，然而目前很多公共机房的网络环境一般是百兆交换机、百兆网线的网络环境，在进行大规模部署或运维时，若网络资源分配策略不当，极有可能出现网络流量瓶颈而导致部署效率偏低。
2.考虑旧pC机的稳定性
很多电子产品都有其固有的生命周期，若利用即将淘汰的pC机作为云终端来使用，一定要考虑到pC机硬件本身的稳定性，否则时常出现一些小故障，影响到正常使用，例如主板芯片老化后无法存储更改后的BioS信息，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引导与启动；内存插槽、显卡插槽等老化问题，导致机器无法启动或显示器无信号输出。pC机的零部件都有其固有的保质期、使用周期，因此在严重老化情况下，任何软件技术、管理模式的更新都无法弥补硬件本身的缺陷。
3.防范网络安全
云概念下的云终端无需采用安装杀毒软件、还原卡等保护措施，因此更容易遭受到恶意破坏、病毒感染，通过网络的传播途径由此可以感染到云服务器、整间公共机房的云终端，甚至是感染云概念下所有公共机房的云终端。另外要考虑到云服务器的安全策略问题，特别是云服务器若挂入外网运行，一旦遭受到恶意攻击、病毒感染等情况，应能进行有效防御和查杀病毒，并在最短的时间内恢复云服务器系统。
四、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现有公共机房运维中存在的弊端进行分析，提出借助云概念来构建高职院校公共机房运维模式，并阐述了解决的具体方法、实现的技术途径和必要的保障措施。公共机房运维水平高低影响着pC机资源的利用率，也关系着实践教学质量。努力改进公共机房运维模式，提高运维水平，以便能更好地服务教学、服务学生、服务社会。
参考文献：
[1]张微微.云计算环境下高职院校公共机房建设中的思考[J].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32（7）：27-28.
[2]范茂松.高校公共机房管理模式[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0（9）：2274-2275.
[3]潘艳艳.计算机公共机房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成功（教育），2012（10）：207-208.
[4]岳芷宣.公共机房管理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大众科技，2011（5）：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