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1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学科具有辉煌的历史，整体实力在国内处于领先位置。中国行政管理学界的泰斗夏书章老先生坐镇中山大学，在其培养下，中大行政管理学人才辈出。行政管理系现有教研人员中，70%以上的研究人员有过在境外进修和访问学者的经历，这对目前的全球化治理是非常必需的。
在已有学术积累的基础上，中山大学的行政管理根据国内外学科发展趋势，及时拓展新的研究方向，出现了特色鲜明的学科发展布局。公共行政理论前沿、区域公共管理与城市治理、公共预算与绩效管理等方向的研究在国内领先，并在县域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电子政务、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管理等方向取得了研究进展。目前，国内行政管理学界、实务界以及普通公民最关注的是国家税收如何使用、政府预算支出如何，而中大在公共预算和绩效管理方面以马骏为引领的团队，受到广东政府高层和中央高层的极大关注和首肯。在珠三角发展规划进入实质性阶段，大部制改革在广东顺德试点，中大对此研究也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在学生培养方面，中大一向注重行政管理学科的实证研究，对社会研究方法和公共管理研究方法要求严格，在数据处理方面注重社会统计方法的培养。因此，中山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初试中有关研究方法方面的题目要求在国内是最高的，而复试最重要的是考查考生对国内各个高校研究重点的了解和英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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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社会科学的龙头，建立在社会科学基础上的行政管理自然实力雄厚。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北京大学的学科优势与政府管理学院的师资优势，培养具有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与法学基础，掌握中外行政管理理论与现代管理方法技术的一流人才。虽然北大在实务领域没有中山大学的优势，但基础理论方面实力强劲。北大行政管理最突出的研究是处于学科基础的行政理论和行政法，以及处于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的最前沿。而在应用研究领域，公共经济和人力资源管理也得到了很好发展。现今的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志在必行，作为中央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北大行政管理系不论在理论还是在实践方面，机会和挑战都不容小视。
北大对基础理论的要求是该校考核学生的重点。当考生面对众多纷杂的理论时，最好是从一本经典的著作入手，深入把握，并以此为敲门砖来打动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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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是公共管理学院的一个建制系，承担着为中国政府组织、nGo组织和企业组织培养复合型应用人才的责任，也肩负着公共行政学科发展和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的研究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该系主持和出版了多个经典系列的专著与教材，不少教师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了政策部门的重视。专职教师分别承担着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北京市政府、国家部委、地方政府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将公共行政管理先进理念应用于实践。在对外交流方面，行政管理学系与国内外的大学及学术组织建立了广泛联系，极大拓展了行政管理学系教师的视野及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系一直致力于学科培养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在公共政策方面，拥有国内著名的毛寿龙、张成福等名师；在非营利组织研究方面则有一直笔耕不辍的康晓光教授。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证研究，公共政策和非营利组织研究都是人大行政管理的旗帜，也是人大的特色专业。地方治理和人事行政等方向在年青一代教师的研究下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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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依托师范高校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强大优势，管理学院强大的科研实力，结合其本身具有的社会科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在国内行政管理学界逐渐崭露头角。北京师范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在不断加大对先进管理理论和技术吸收的基础上，依托其在研究非政府组织方面所具有的优势，其行政管理学科的成长如虎添翼。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学院，该校也设有行政管理专业的硕士点，研究方向为公共部门人力资源研究、现代中国地方政府研究、社会问题与社会政策、中外行政改革比较研究，考生报考时要选择适合的院系。
作为心理学研究的泰斗，北师大的行政管理学科在公共部门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非政府组织领域的研究实力也不可小觑，可以和清华大学的非政府组织研究中心一较高下。如果前面介绍的几所大学给你太大的报考压力，但是你又想在北京发展，北师大也许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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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理、工、文结合，多学科交叉的综合优势，拥有教育、科研所需要的良好氛围，为公共管理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创造了基础。学院中行政管理特色鲜明的有以下两个研究所：
公共政策研究所：该所在注重借鉴西方公共政策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具体实践，有针对性地向政府急需和社会关注的其他重大公共政策领域拓展。其中有胡鞍钢、薛澜等在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坐镇，加上一批国内外名校毕业的青年才俊，师资力量可以说是国内研究公共政策最好的。
非政府管理（nGo）研究所：研究所以非政府公共事务与公共服务、非营利组织运作管理、非政府规制及其政策机制等为基本领域，发展成为在国内外有相当知名度的中国非政府公共管理的一流教学科研基地和思想库。该研究所的科研支柱王名教授是国内非政府组织研究学术界的领军人物。
公共管理作为应用型学科，考试除了基本的理论基础，政府绩效和公共政策研究都非常注重实证的定量分析，而非政府组织研究则对定性和个案研究要求严格。考生复习时要注意对研究方法的学习，既不能忽略统计分析的技术，也不能对定性方法置之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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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行政管理系始建于2003年6月，由原属政治学系的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和外交学三个教研室组成，隶属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与行政本为一家，依托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政治学国家重点学科和社会学学科群的强大实力，南京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得到了充分发展。作为政府管理学院的一个主要院系，行政管理系拥有较强的科研与教学能力，已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但在师资方面，转贴于对于承担本硕博系列的教学和科研任务来说有些薄弱，有待进一步扩展和提高。行政管理系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公共政策分析和项目管理，在比较行政领域也有突出成果，而就业与创业管理则是国内高校为数不多的研究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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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行政学院，是我国恢复政治学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虽然吉林大学地处东北，但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基础社会科学的基础上，行政管理系的发展前景光明。依托吉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政治学与国家建设研究中心，在政治学重点学科的基础上独立发展的分支——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电子政务专业发展迅速，已经成为吉林大学行政管理系实力强大的学科，值得考生关注。
我国目前面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关键时期，东北地区的振兴急需政府管理创新。正因为如此，吉林大学的行政管理学在彭向刚、张创新等著名学者的带领下，在行政基础理论和法学理论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该系的教师多获得政治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经济学和管理学等方面的基础则略显不足，致使研究生接受多元化知识来源受到一定的影响，这对于应用型学科的行政管理学来说是一个不太好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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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系是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组成单位之一，目前该系已形成完整的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硕士、博士人才培养系列。同时作为公共管理学院的骨干单位，行政管理系参与南京大学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教育的教学、人才培养工作。为推动学科发展，行政管理系与国外一些著名高校的相关院系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紧密联系，一些著名学者和地方政府官员受聘为兼职教授或导师，学术交流活动频繁。
南京大学行政管理系研究特色在于分工鲜明，该系张康之教授在行政理论和组织理论等研究领域，严强教授在政治学基础理论和公共政策等研究领域，黄健荣教授在公共管理、政府创新等研究领域都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在师资方面，该系的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基础构成比较合理，这对更好地开展行政管理的学科研究极有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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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公共行政系由原国际政治系的行政管理教研室组建，行政管理专业从原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中孕育和发展起来。公共行政系现有17位教师，其中有我国著名的行政管理学者竺乾威教授，主攻公共管理理论、比较公共行政、组织及人力资源管理领域；浦兴祖教授在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当代中国公共行政、西方政治学说史领域研究突出；陈晓原教授主要在市政学、中央和地方关系、比较行政学、比较地方政府等领域开展研究；唐亚林教授在地方政府与地方治理、区域发展与公共政策、非政府组织与公共治理、中国政府与政治等领域研究突出。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都代表了复旦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研究特色。此外，一批年轻教授和科研人员也为复旦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默默奉献，尤其是复旦大学公共预算与绩效评价中心主任苟燕楠副教授的研究值得关注，因为公共预算和绩效研究已经成为政府活动的重要评价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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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设有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依托公共管理学院强大的公共管理、政治学、社会学一级学科群，浙江大学的行政管理学科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资格。作为以理工科见长的综合高校，浙江大学政府管理系教师学科结构合理，包括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社会学、哲学等，为行政管理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该系最有特色的研究方向是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土地制度的相关研究以及区域经济发展与公共政策，其中关于民营经济的政策研究最具优势。凭借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政府管理系在政策研究领域也十分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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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大学行政管理专业隶属公共事务学院的公共管理系，行政管理是福建省重点学科。公共管理系的主要特色方向为政策分析和地方治理，主要有政策科学界最为著名的学者陈振明教授坐镇，同时在公共管理、政治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建树。卓越教授在政府绩效管理和政府比较与发展领域成果显著，姜秀平教授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政策伦理领域奉献良多。在地方治理和政府改革方面，年青一代学者的研究活动也较为活跃。
在人才培养模式上，因为公共政策研究要求高质量的研究方法，厦门大学十分重视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研究。在学科基础方面，学校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特别要求，一般需要考生对政治学和经济学有较好的了解，这恰恰显示了该系公共政策研究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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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系隶属公共管理学院，以造就21世纪的领导者为宗旨，被誉为“领导者的摇篮，政府的思想库”。华中科技大学2007年自主设置全国首个电子政务专业博士点和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专业博士点，在国内率先培养这两个专业的博士生；2009年成功组建湖北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非传统安全研究中心”；2010年3月，“湖北省反腐倡廉理论研究基地”和“湖北省纪检监察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落户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为行政管理系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提供了机会。从这些学科建设中可以看出，华中科技大学行政管理学科的实力远非我们对工科院校的一般印象。行政管理系的研究特色主要是公共安全管理和科技政策、反腐研究、公共安全与应急管理、公共项目管理、电子政务等。
在考核方面，该校注重对考生管理学综合的考查，主要是对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相关知识的考核。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2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在区域公共竹理的研究上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区域行政就是在一个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协调关系，才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而区域公共竹理是区域内的多元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问交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
区域公共管理是现代公共管理学与区域科学在新的时期和新的实践中有机结合的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课题，然而理论的发展始终落后于实践的步伐，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还处于起步的阶段，基本概念的界定、理论的基本框架以及理论所具有的意义等基本问题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为了更好的反映实践和服务实践，对区域公共管理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正如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来源于积累一样，区域公共管理理论的产生也同样经历了一个发展的历程。20世纪80年代，区域的空间有限性与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趋势之间的矛盾催生了区域经济概念的提出，此后许多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如地理学家、理论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经济这一实践领域进行分析和研究，最终主要发展成为两大不同的学科群：一是区域经济学；一是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理论研究的焦点都在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与地方政府间的关系。然而由于国家学科设置等历史原因，政治学和行政科学一直没有能在区域发展领域内开辟自己有特色的研究路径。虽然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地理学和政区地理学涉及到“区域行政”，但该领域学者侧重的是从行政区划改革的角度来研究区域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适应问题，这里的“区域行政”并不是实际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区域发展进行研究的新的途径，主要是从管理学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适度的原则出发考察中国行政区划存在的种种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以及政治学和行政学的发展，政治学和行政学在区域发展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途径：一是区域政治研究；一是从行政科学角度出发的区域行政。区域公共管理正是在区域公共行政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对区域行政的一种深化。本文试从我国区域行政研究已有理论成果基础上，通过对区域和区域内关系的研究提出区域公共管理的一般概念，并对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一分析。
一、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现状
理论的发展总是反映现实和服务于现实，而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还处于理论滞后现实的阶段。在学界，使用过区域公共管理概念的只有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锋和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的陈瑞莲教授，两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本着不同的目的对区域公共管理有不同的见解。刘锋教授运用新公共管理、区域创新系统、区域核心竞争力、支持系统等理论对区域管理进行创新，在某种程度上说，这一研究与本文所关注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有很大的差别，它并不是真正从公共行政学角度对区域公共管理的研究，而是从区域地理学的角度将创新理论引入到区域发展中去。中山大学的陈瑞莲教授是我国研究区域行政的典型代表，也是实质意义上从行政学科角度对我国区域行政进行研究的开创者。她在对区域行政深厚知识积淀的基础上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些问题作了述评，认为任何一门学科和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社会需要和时代呼唤的产物，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也不例外，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提出主要是因为经济全球化下的区域主义与区域竞争的崛起、经济市场化下的区域政区间竞争加剧以及区域公共问题的大量兴起；而国外的区域公共管理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间竞争理论、地区竞争力与区域创新研究、政府间关系与地方治理研究以及流域治理的实证研究。同时，她也对我国区域公共管理研究所具有重要意义做了阐释，仅从理论创新角度看，一方面是推动区域科学研究的创新，另一方面，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全面展开，也能从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现代公共管理学学科创新。这些认识是深刻并富有创新意义的，然而，这些认识是在区域行政研究的基础上对区域公共管理的一个简约性的概括并没有对区域公共管理的基本概念和内涵以及其实质进行分析。毫无疑问，有几个问题必须要解决：区域公共管理与区域行政有没有区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为什么区域行政会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要解决以上的问题，有必要对区域公共管理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二、区域与区域行政
区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又是抽象的观念上的空间概念，但不纯粹是一个空洞的概念，它往往没有严格的范畴和边界以及确切的方位，地球表面上的任何一部分，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都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区域。对区域的含义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理解：地理学把区域定义为地球表面的地域单元，这种地域单元一般按其自然地理特征，即内部组成物质的连续性特征与均质性特征来划分的；政治学把区域看成是国家管理的行政单元，与国界或一国内的省界、县界重合；社会学把区域看作为相同语言、相同信仰和民族特征的人类社会聚落。区域经济学对区域没有完全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要对经济区域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同时人们普遍接受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可以概括出其所包含的基本的内涵：首先，区域是一个有限的空间概念；其次，经济区域必须有相应的公共管理层级以提供公共服务；第三，区域在经济上尽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地区；第四，任一区域在全国或更高一级的区域系统中担当某种专业化分工的职能。区域划分，常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由此可以把区域分成不同的两种类型，一是同质区域，二是极化区域（也叫集聚区域、结节区域、功能区域）。
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是基于其它学科对区域发展已有成果之上的新兴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对区域的界定应该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但行政学科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研究的侧重和偏向，因而我们在吸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还必须界定一个适合行政学科研究的区域概念。美国区域经济学家胡佛把区域定义为“是基于描述、分析、管理、计划或制定政策等目的而作为一个应用性整体加以考虑的一片地区”对我们有很好的启示。区域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载体，体现各种关系和利益。在区域发展的行政学科研究途径中，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从地理学或经济学的研究中受到启发，认为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连续的有限空间范围，是具有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某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的同质性的地域单元”。本文支持这样的界定，但笔者以为，既然区域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的，而这一定的标准可能是自然、经济或社会特征的一个或多个方面，那对区域的理解我们必须突破从地理学或行政区划研究出发的关注角度，从对其范围的关注转向对其内部实质内涵的关注。如果我们将区域内的主体按照较普遍的三分法划分为国家、市民社会和私人领域的话，可以发现，区域内各主体在不同的利益领域内形成各种交错重叠的复杂关系。区域作为区域发展中行政学科研究途径的基础性的概念，它更实质的东西在于它所蕴涵的多元主体和多领域利益之间复杂的关系，这是由行政学科的学科性质决定的。
基于对区域的认识，中山大学的两位学者认为区域行政就是在一定的区域内的政府（两个或两个以上），为了促进区域的发展而相互间协调关系，寻求合作，对公共事务进行综合治理，以便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利用，提供更优质的公共服务。根据这一理解，区域行政的行为主体应该是政府，强调的是政府间（同级政府之间与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并通过对政府的协调来达致区域内优质公共服务的提供。这是区域行政的基本内涵，那么区域行政与区域公共管理是否有差别？如果有，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区域行政为什么向区域公共管理发展？[
三、区域公共管理
要界定什么是区域公共管理，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公共管理，公共行政与公共管理具有什么样的区别国外自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各种冠以公共管理的研究著述层出不穷，但什么是公共管理，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我国有学者在综合国内外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认为现代公共管理即是“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祉与公共利益”。公共管理与行政管理不同，公共管理的主体不仅包括行政管理中的政府还包括其它的组织和第三部门组织等。在公共管理与传统公共行政的比较分析上也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具有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的依据，但一个普遍认同的观点便是在公共管理和传统公共行政比较中，公共管理的行为主体不仅包括政府还包括其他各种的社会力量，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多元行政主体；在公共管理的性质方面，公共管理要体现公共性，即指公共管理主体应着眼于社会发展长期、根本的利益和公民普遍、共同的利益来开展其基本活动；在行为方式上，公共管理更多采取的是多元化和复合型的集体行动，以共同的目标基础，通过协商的方式达成。#$%不可否认，现代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发展的一个新趋势，是公共行政领域不断扩展、研究范式走向成熟的重要体现。
区域行政走向区域公共管理是有其理论基础的，除了现代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还有市民社会理论和治理与善治的理论。我国学者在考察我国现代化进程时认为，“要摆脱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境地，首先必须从认识上实现一种思维的转向，不能像以往的学者那样，把目光的聚焦点只放在政治权威的转型上，因为中国现代化两难的症结真正的和根本的要害，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现代化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为此，他们引进了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并依据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进行改造，“中国的市民社会乃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和以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进行参政议政的非官方公域”。#!&%就西方学者已有的共识的观点来看，市民社会的结构性要素及其特征主要有以下的几个方面：（1）私人领域；（2）志愿性社团；（3）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和公共权威之间的一个领域，是一种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它是各种公众聚会场所的总称，公众在这一领域对公共权威及其政策和共同关心的问题作出评判，自由的、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构成这一领域的基本特征；（4）社会运动。市民社会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在全球范围内的再度兴起，与当代世界各国所发生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及对此的理论反思有密切的关系，面对现实，理论家们对国家在社会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及其地位重新思考。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引发治理和善治理论的产生。什么是治理？在关于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在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研究报告，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政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的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的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由于治理本身也只是一种实践的科学，毫无疑问也会存在失效的问题，为了完善治理理论，理论家们提出了善治的概念。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最佳关系。善治具有五个基本要素：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分析以上的各种理论，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有几个基本的共同点：一是它们都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性，不仅包括了政府还包括私人领域和市民领域；二是在管理的目标上，更多的突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协调的达成并达致最佳；三是在管理的方式和手段上，注重合作，通过协商和调整，在认同的基础上统一行动。
综合对区域和以上理论的认识，本文认为区域公共管理是与区域行政有本质性区别的概念，可以将其界定为：区域内的多元主体为了解决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其它领域的一面或多面的公共问题，实现共同利益，运用协商和调解的手段和方式对区域以及区域内横向部分和纵向层级之间交叉重叠关系进行的管理。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几个内涵：（1）区域公共管理的主体是多元主体，包括政府组织、私域组织和第三部门；（2）目的是解决由经济、政治或社会其它领域构成的复杂的交错性问题，实现最优的共同利益；（3）区域公共管理采用的方式和手段与经济市场领域和政府公共领域的管理不同，不是竞争和压制而是基于平等地位之上的协商和调解；（4）对象是区域内个体和共体之间相互形成的交叉重叠的关系。
参考文献：
[1]陈瑞莲,论区域公共管理研究的缘起与发展[J]政治学研究，2004(1)
[2]王诤,区域管理与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58-61
[3]杨龙,我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政治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3(4)
[4]刘锋,新时期公共管理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002(5)
[5]艾德加·胡佛，弗兰克·杰莱塔尼,区域经济学导论[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2,239
[6]陈瑞莲，张紧跟,试论我国区域行政研究[J]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4)
[7]张成福，党秀云,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12,
[8]陈庆云,我国公共管理的基本内容及其重点[J]公共行政，2003(1)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3
[关键词]范式；传统公共行政；政策分析；公共管理
[中图分类号]D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10-0053-02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阿次从学术的角度明确提出了关于范式的概念。库恩指出：在科学的意义上，一个范式就是关于现实的一套较为系统的假设。这一套假设主要包括用以阐释和说明某一类现实的规则，而这些规则表现为人们观察现实世界的观点、理论和基本的价值判断标准。关于范式的作用，塞缪尔・亨廷顿这样评价：人们可以宣称只是根据具体的客观事实采取行动，但事实上因为“在我们的头脑中隐藏着一些假设、偏好和偏见，它们决定我们如何看待现实，留意什么事实和怎样判断它们的重要性和价值。”这就是说，由于人们必须清楚地阐述理论或模式，并运用经过阐释的理论或模式来指导自身的行为，因此，范式对于人类的思想和行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公共部门管理在1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范式转换，即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到公共政策分析再到公共管理学。
一、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
这种范式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形成并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直居于支配地位。它主要建立在科层制理论和政治一行政二分法的基础上。它将自己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于行政组织或官僚体制上，以组织的内部取向，注重机构、过程和程序以及行政原则的研究，并以行政效率作为追求的最高目标。
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两大理论基础：政治――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理论。政治一行政二分法主要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古德逊等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提出。该理论认为在所有的政府体制中都存在两种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功能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功能。这两种功能分别称做“政治”与“行政”。也就是说，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政治不能干扰行政，政治追求民主，行政保持价值中立，以追求效率为目标。官僚制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最集中地表现在马克斯・韦伯1922年出版的《社会与经济组织》一书中。该理论首先把组织权力划分为传统型权威、魅力型权威和法理型权威三种类型，并把官僚制看成为一种组织形态。官僚制理论强调法制条件下的层级制组织结构模式，重视机关内部的规范管理；强调官员职位，包括职业化、专业培训、职位上级任命、终身任职、定额薪金等。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出现了两种取代传统公共行政学范式的尝试：一种是以弗里德克森(H，GeorgeFreder-ickson)等人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学。1968年9月，由当时任《公共行政评论》主编的美国行政学家沃尔多发起和赞助，32位年轻的行政学学者聚集在锡拉丘兹大学明诺布鲁克会议中心举行研讨会，会议的主题是寻求公共行政今后的发展方向，通过回顾和总结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讨论这个学科的重点应该放在何处以迎接未来的挑战。会议的成果集中反映在马诺力主编的《迈向新公共行政：明诺布鲁克观点》一书中。该书被称为“新公共行政学”的宣言。其中弗里德里克森的《走向一种新的公共行政学》一文，以及他在1980年出版的《新公共行政学》一书，集中体现了“新公共行政学”的基本观点，他本人也成为“新公共行政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新公共行政学”以一种全新的视角研究公共行政领域，他们不满于传统行政以国家为中心来提高管理的效率、经济和效果，不满于poSDCoRB以及诸如操作研究、决策科学、系统理论、ppB、mBo及其他强调“理性”、“科学”、“行为主义”的技术职业性发明。它摒弃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更多关心社会公平和有关的价值问题，研究重点也由政府组织机构的静态制度层面转为关注公共政策过程与公共行政过程等动态层面。它强调一种民主取向的公共行政学，但由于新公共行政学自身的一些原因，例如，缺乏概念的连贯性，没有明确限定的宪法基础等。它没有成为行政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然而正是由于它对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追求，对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关注，公共行政学自此开始步入“自觉构建公共性”的历史阶段，推动了公共行政的发展，在某些方面它为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做了理论准备。
二、政策分析或政策科学范式
从公共管理学科的视野看，60年代末70年代初政策科学是作为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替代范式出现的，在七八十年代它成为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研究的主导范式。该范式有如下特点：提倡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为中心。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科学知识和方法都可以运用于政策研究之中，运用于改进公共决策系统，以提高政策质量；它以实践定向，以发现和解决社会的政策问题为宗旨，指导执政党或国家的各项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评估的实践活动；它必须明确地理解和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它必须与客观政策密切相关，即必须具备一种能够包容每个微观具体政策的宏观性格；政策科学对时间非常敏感，它将现在看做过去和未来之间的桥梁，它既强调历史，又注重未来发展。为达到这一学科目的，政策科学重视系统化的知识及理性化的认识，同时又能“客观地”处理超理性过程和非理性过程的变化现象；在传统的学科特别是行为科学和管理科学之间架起桥梁，必须整合来自各种学科的知识，构成一个集中关注政策制度的跨学科系统；应在纯粹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架起桥梁；政策科学除了使用成规的研究方法外，还将不证自明的知识和个人的经验当作重要的知识来源；它是关于民主主义的学问，它涉及个人与集体的选择，必须以民主体制作为前提；政策科学的目标是追求政策的“合理性”；政策科学有时间的敏感性，强调政策的历史脉络，特别重视对未来的研究，要求从现有的事实和现状推测未来发展趋势；政策科学采取一种全球观点，将全国、各民族视为一个命运密切相关的共同体；政策科学具有“发展建构”的概念，它以社会的变迁为研究对象，强调对变化、创新和革命的研究。
三、公共管理范式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公共管理范式在发展过程中有两种研究途径：一种是来自政策学院的政策途径，简称为p－途径；另一种来自商学院并受传统公共行政学影响的商业管理途径，简称为B－途径。
p－途径与政策科学范式相关，该
范式以政策研究定向，重视定量分析方法尤其是经济学分析手段的运用。但这种范式存在以下局限：停留于政策制定或规划的研究而忽视政策执行的研究；实际的公共管理部门很少要求正式的定量分析或重大的政策设计，却对政策执行或政策管理有更多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学院的学者们转向执行研究，兴起了政策执行研究热潮，公共管理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执行研究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公共管理的发展：一是执行研究将问题的焦点由组织转移到公共项目及其产生的结果上。它首次使绩效问题变成了争论的焦点，公共行政学者们不能再自信地假定如果行政人员以正确的方式发起执行并调整行政系统的话，政治家所制定的政策就能产生有效的结果。管理绩效问题超出了传统行政学所能解释的范围。二是执行研究超出了公共行政学范围而达到了一个更广泛、综合的跨学科基础。执行运动的学者们想从绩效重要性的发现中创立一种新的知识体系，而来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带来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知识基础。正是这种由组织结构与过程向项目与绩效的焦点转移的趋势以及不同学科学者的共同努力，促成了公共管理范式的兴起。20世纪70年代中期，公共政策学院的教师们开始使用公共管理一词，并开始设置公共管理课程。p－途径的公共管理强调与政策分析的渊源关系，认为公共管理必须与公共政策的形成与制定密切相关。但又对政策分析所强调的计量分析和经济学的应用的思路不满，而是更看重政治和管理的层面。
为公共管理新范式作出贡献的还有商学院的学者们。他们发展出所谓的B－途径，即强调将工商管理和经济学的概念、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公共部门管理的研究中，并仍然关注组织结构与过程。B－途径的公共管理重视的不再是内部行政管理的机制与过程，而是受管理主义影响，主张师法企业，以企业管理的方法来提升公共部门的服务质量。经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孕育和进化，公共管理的p－途径和B－途径逐渐汇合，形成公共管理的新范式。1991-年9月20日，21日，来自全美的73位学者汇集于mpa项目发源地的雪城大学(syracuseUniversity)麦克斯韦学院，举行第一次美国的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这可以说是公共管理范式诞生的象征性标志。在此之后，全美公共管理学术研讨会于1993、1995、1997年召开多次研讨会。
依据张成福、陈振明等教授的观点，公共管理范式具有如下特点：
1.公共管理是一种新治理。传统公共行政学强调的是政府(行政机关)管理。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除了政府行政机关外，还包括政府立法机关、司法机关，非营利部门或非政府组织，甚至私人部门。它强调的是治理，即由众多行动者组成的一个关系网络，和众多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
2.公共管理范式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内部取向”转变为“外部取向”，重视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强调以最高管理者的战略设计、政策设计为焦点。这使得战略管理、项目执行、绩效评估等主题成为公共管理的核心主题。
3.在管理方法上，公共管理讲究实用主义。认为公共部门与私部门所使用的管理方法是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主张在维持公共性的基础上运用私部门的管理手段或管理精神以解决公共问题，满足民众的需求。
4.公共管理强调价值调和与责任。公共管理强调价值的调和，不仅重视经济、效率，同时也重视公平、正义和民主。公共管理在主张弹性、自主管理的同时，强调责任的重要性，并认为只有发展客观有效的绩效测量标准，政府的责任才能落实。
5.公共管理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性。公共管理产生的基本原因，除传统公共行政学旧有的学科局限外，还有回应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条件下公共领域中出现的大量新现象、新问题的挑战之原因。政府部门的改革、再造、创新一直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体。可以说，随着时展、政府改革的持续，公共管理理论亦将不断发展。
6.公共管理具有理论上的包容性。传统行政学主要是建立在政治学的基础上，尤其是将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二分法作为其理论基础。公共管理则基本上是一个科际整合的研究领域，它从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管理学借用了许多理论与方法。因为公共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多学科共同努力，只有在不同学科的渗透和融合中才能找到途径和答案。
参考文献：
[1]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张成福，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4
[关键词]西方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科学研究纲领方法价值取向
[中图分类号]D5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24-0009-02
自从1887年威尔逊开创公共行政学以来，对于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当我们仔细回顾不同学者划分方式的时候，不难发现，每一种分类方法都有其合理和不足之处。如何找到一种工具去验证公共行政发生的实质性改变，值得我们去思考。
一、西方公共行政理论变迁的既有研究
陈振明认为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在发展与演变历程中出现了三次“范式”转换，即从传统公共行政学到新公共行政学再到新公共管理学的三次重大突破。这一观点是陈振明在1999年提出的。张国庆的《公共行政的典范革命及其启示》中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公共行政研究领域亦相应开始了质疑传统公共行政典则的进程。他认为公共行政领域经历了三次典范革命，依次是：①60年代的新公共行政运动，这一时期理论最主要的观点是社会公平；②70年代到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③90年代的重塑政府运动。杨宏山提出主义、管理主义与政策主义三种公共行政范式。主义以民主、公民参与和分权为原则，强调正义、自由和责任等价值目标。管理主义以管理效率为取向，关注组织结构、科学管理和组织效率等问题。政策主义强调政策产出和质量。政策主义能否作为一个和主义、管理主义相并列的阶段，这也是值得探究的问题。
由以上不同学者划分观点可以看出，其实每一种划分都有它的可行之处，但同时也不能否认的是，或多或少，这些划分方法并不能让人完全信服。如何找到一种标准，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什么样的“大事件”才能作为公共行政的节点，将是以下内容着重探讨的部分。
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理论的基本内容、研究架构及其适用性
（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的基本内容
拉卡托斯的哲学思想主要有1963―1964年出版的《证明与反驳》和1970年出版的《证伪与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拉卡托斯吸取波普尔和库恩学说中的合理成分，从而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拉卡托斯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称为“朴素证伪主义”而提出精致证伪主义，即：原始假说――证实与证伪――改进了假说。库恩认为范式的取舍主要是由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等非理性因素确定，拉卡托斯反对库恩的科学发展的非理性。拉卡托斯认为研究纲领包括硬核、保护带和启发法三部分。拉卡托斯认为不同学科理论之间最本质的区别是硬核，硬核是科学研究纲领的基础理论部分或者是核心部分，是“不容反驳的”。保护带是由一系列的理论假说构成，其任务和功能是保护“硬核”，它是研究纲领可反驳的弹性地带。当出现一些反例，我们首先是修正它的保护带，改变保护带的一些假说，从而保护硬核。保护带的调整可以将反例消化，从而消除对内核的否证。这就是内核和保护带的关系。
（二）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在公共行政理论变迁中应用的适应性
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特征与公共行政理论变迁的特征相符合。⑴科学研究纲领是一个理论群而不是单一的理论。公共行政理论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是由多种不同理论构成的有机整体，不可能从任何单一的理论主观性地认为是公共行政理论的范式。所以，以范式为分析单位难免众口难调。以科学研究纲领研究为分析单位，比较符合公共行政理论的实际。而且任何一门学科都存在反例，波普尔的朴素证伪法则是单一反例就可以将理论，不符合公共行政理论渐进演进的趋势。⑵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承认多种科学研究纲领并存。相对于库恩强调主导范式，拉卡托斯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承认多种研究纲领同时存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符合公共行政理论的反复性的特点，也符合社会科学的一般特征。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认为理论的发展不是不断舍弃的过程，而是科学研究纲领之间不断竞争、不断完善的过程。科学研究纲领是通过不断修正保护带，不断吸收新理论来支持内核的，这与公共行政理论发展的过程性相符。
三、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应用于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
（一）西方公共行政学理论的硬核与保护带分析
1.科学研究纲领中的硬核与保护带
硬核是一个研究纲领最重要的部分，是一组理论的集合，是基本假设和基本理论，如果硬核遭到反驳或否定，整个研究纲领就会被新的研究纲领所取代，这也是科学发展的途径。验证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必然要找到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结合公共行政理论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畴，笔者认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基本假设是对公共行政人员的人性假设。这一假设和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共同构成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科学研究纲领认为如果一组理论有相同的内核，那么它们属于同一研究纲领。否则，内核不同，研究纲领不同。公共行政理论的保护带则包括政府职能、政府的管理方法、管理范围、管理过程等相关的理论。
2.确定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
人性假设是任何一门社会学科的逻辑起点，从而构建学科的相关理论。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前提假设和理论基础，如果人性假设不同，那么公共行政理论的推导和构建必然不同。因此，作为公共行政理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必然是公共行政理论的硬核。目前，在公共行政理论中一共有三种较为流行的人性假设：行政人、经济人和公共人。行政人是履行国家行政职能，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的工作人员。在我国，最常见的行政人就是公务员。行政人是介于理性经济人和公共人之间的，有许多学者认为成为行政人是美好的愿望，而行政人是经济人则是现实，希望每一个行政人都能成为公共人。经济人则是经济学中常用的一个概念，这一思想来源于当・斯密的《国富论》，是由帕累托提出的。简而言之，经济人在市场上，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面对不同的决策前，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案。公共人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公仆”，他是指运用公共权力追求社会利益最大化，承担公共责任，受到公众监督的一种角色。这一直是行政道德和行政伦理学所追求的“理想人”。
公共行政之所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因为公共行政独特的学科属性。公共行政与私人管理的本质区别在于他们的价值目标不同。同时，公共行政也不同于政治学。管理主义认为“管理就是管理”，排斥或者是忽视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将公共行政简单等同于一般管理，完全忽视了公共行政理论的公共性价值，这样会改变公共行政的研究范畴。主义认为，由于公共行政拥有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具有垄断性、不对称性和强制性，公共行政人员拥有大量的自由裁量权，权力与责任相对应，因此，公共行政必须承担公共责任。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基石，而效率并不是公共行政理论最重要的价值，只是公共行政的手段性价值，这也是管理主义和主义的核心差异。对于公共行政这门学科，或许正是它不断变化的价值取向才是这门学科研究的存在意义。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行政理论最核心、最本质的要点。
（二）对四种公共行政理论范式的重新审视
1.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行政人
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效率。威尔逊认为要采用集权方式来提高效率，泰勒科学管理的中心问题就是效率，包括采用一流的工人和标准化的操作方法等都是为了提高效率。韦伯的机械式官僚制组织，通过完全程序化和模式化组织以及法约尔的一般管理论，作出明确的分工等等，他们的价值取向或者说是目的都是效率。
2.新公共行政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公共人
此处公共人的概念并不是相对于“自然人”而言的，而是相对于“经济人”而言的。该理论认为作为一种不同于社会上其他职业的公共人，它要求公共行政人员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社会公平、社会责任、公共利益和社会责任等。弗雷得里克森在《新公共行政学》中倡导公共行政的社会公平不仅是表面上的一视同仁，更是运用政治权力对那些缺乏资源支持的人在政治和经济上给予更多的帮助。从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到新公共行政理论，内核发生了变化，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是效率，而新公共行政理论的内核是公平。因此，它们属于不同的研究纲领。也就是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发生了实质性的变迁。
3.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理性经济人
这在布坎南的政府失败论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这一理论的前提假设就是经济人假设，将政府和市场纳入同一假设。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经济和效率。相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认为集权有利于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认为，授权更能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引入多元主体，认为应将部分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到私人企业，从而提高效率。“新公共管理运动”运用多种私人部门的方法，其本质就是为了改变政府低效的现状。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基本相同。公共行政理论更多地引入了管理方法。标杆管理，绩效管理，目标管理，全面质量管理等，这些威尔逊行政集权的变化是保护带的内容。透过这些保护带的改变，我们应该看到实质还是效率。
4.新公共服务理论对公共行政人员的基本假设是公共人
登哈特认为公共行政应该以公民为中心，构建一个有回应力，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从这些观点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一时期公共行政理论的价值取向是民主、公平等。这一时期不仅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是公共人，而且要求所有的公民也是利他主义者，超越个人的利益，去关注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它要求服务对象发生改变，从而政府职能也发生改变，要求政府更加关注与公民之间的对话协商，更加关注公民的公共利益。但是，这也是改变之后的保护带的内容。从本质而言，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新公共行政理论属于同一个研究纲领，因为它们的基本假设和价值取向相同。
【参考文献】
[1]陈振明.从公共行政学、新公共行政学到公共管理学――西方政府管理研究领域的“范式”变化[J].政治学研究，199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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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5
(一)优势财经类大学经济管理类师资力量雄厚，他们教学经验丰富，研究成果丰硕，再加上财经类大学完备的经管类课程实验实训设施，为学生的进一步学习搭建高层次，多角度的理论和实践平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其他综合类及理工类院校相比，通过跨院系的学科资源整合和师资力量组合，财经类大学具有开设公共经济学、公共政策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公共部门财务、公共项目预算与管理、政府部门现金与债务管理，公共投资分析等技术性课程的条件，而这些技术性课程的开设，是以政治学、社会学、公共伦理学等公共管理学科传统的价值性和理论性课程作为基础。通过这样的课程设置，能够有效打通学生从理论学习转化为实践技能的“瓶颈”。也能避免目前公共管理学科普遍存在的教学内容空泛、枯燥，学生实践能力差的缺陷。(二)劣势1．学科基础薄弱从财经类大学各专业的发展情况看，许多院校的公共管理类专业在20世纪90年代末高校扩招前后才得以创立，发展时间短，远没有达到财政、金融、会计、工商等强势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学科基础较弱，学术影响较小。其开设的公共管理类专业虽然在较短的时间实现了较快的发展，但在专业建设、教学特色、教学方法等方面还远远落后于综合性院校，还没有形成适合于财经类大学的专业发展模式。与财政、金融、会计、工商等强势学科相比，公共管理学科在财经类大学兴办的各学科专业中普遍处于边缘弱势的地位，且其各二级学科力量分散，学科整体被人为的“肢解”。在学科基础本来就较弱的情况下，这种狭隘的“小财经”办学理念和部门利益的博弈更进一步限制了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空间。2．专业定位模糊公共管理涉及多个公共部门，而这些部门或组织的专业性差距很大，在学科发展过程中，各类高校就试图结合自身的特点进行办学。综合性大学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强调综合性和理论性，医学类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突出医疗卫生管理特色，师范类院校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突出教育管理特色。而许多财经类院校的公共管理学科在专业定位上却遭遇了在“宽与窄之间艰难取舍”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想如综合性大学那样追求“大而全”，另一方面又想突出财经特色，结果却是哪方面的目标也没达到。培养出的毕业生似乎什么都懂都会，但到实际应用中却又什么都不精。这种模糊的学科专业定位，培养出来学生也变得不伦不类，既缺少公共管理学科知识，又没有系统的财经专业知识。在这种情况下，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在招聘和求职的过程中遭遇的尴尬也就可想而知。
二、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与培养要求
(一)培养目标上个世纪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进行学科结构的调整，重大举措之一就是设立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设行政管理、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等五个二级学科。任何新的一级学科诞生必然伴随着学科的内部整合。由于公共管理下属的许多二级学科原来分属于不同的一级学科如政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整合的任务对它来说尤为繁重。自公共管理一级学科成立以来，由于我国学界在理论研究上的不足，学科整合状况很不理想，各二级学科之间还没有建立起一个统一学科知识体系框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没有能够确立起来。一级学科合理存在的基本条件之一，是它的研究范畴能构成理想的基础平台，既允许研究领域的进一步合理分工从而形成二级学科，又能确保二级学科之间存在有机的内在联系，从而产生学科共通的理论和知识。公共管理二级学科之间缺乏有机的内在联系，主要表现在教育经济与管理、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管理、土地资源管理四个学科上。这些学科划分的基础是横向的领域分工，相互之间在研究对象上的区别是比较明显的，且原来就分属不同的一级学科。但这些二级学科之间在研究范畴上有哪些内在联系?从事分领域的研究又需要哪些共通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目前没有一个清晰的答案或基本的共识。如果说理想的学科结构是树状结构的话，那么目前公共管理基本上处于袋状结构，不同二级学科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没有确立，主要靠公共管理这一外壳来维系。［2］在公共管理各二级学科之间的有机内在联系还没有确立之前，要确立一个统摄各二级学科，逻辑严密的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培养目标显然是不现实的。目前，许多财经类大学也在公共管理一级学科下开设了各二级学科专业，下一步除了要完成学科教研机构建制上的形式整合外，在实质上打通各二级学科之间的内存联系是更为重要的任务。立足于财经类高校的实际，其公共管理一级学科的培养目标大致可以概括为“培养具有财经特色的实践型公共管理专门人才”。(二)培养要求1．公共性要求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培养目标的公共性要求体现在学科建设和整合的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公共性本色。当前不少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因为学生就业情况不佳就“病急乱投医”，随意调整教学方案，添加了很多非公共管理类的课程，或把提升学生就业率的希望寄托于“二学位”上。这种泛财经化的不良倾向，导致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属性更加模糊，任由其发展甚至将引发学科发展的合法性危机。为了有效解决学科发展与学生就业之间的矛盾，应当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贯彻“大公共领域”的概念，即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的服务对象，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公共部门人才需求，还应该包括企业部门的公共管理人才需求。因为现代企业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由竞争者，一方面普遍存在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另一方面社会进步要求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所以，现代企业除了搞好生产经营以外，还要处理好与政府和社会的公共关系。这就要求企业中的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具备经营管理知识和能力，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公共意识和公关素质，而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学生正好可以满足这种逐渐增长的人才需求。2．应用性要求在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公共管理学科关注的焦点会有一些变化，但贯穿始终的核心争议话题主要是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问题。［3］一般认为，19世纪末由美国学者威尔逊和古德诺提出的“政治与行政二分法成为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4］正是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公共管理得以从政治学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但实际上，在公共管理学科10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的学科分界始终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都存在强烈的“政治学倾向”。所以，要化解公共管理学科的“身份危机”，就应该重申“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意义和价值。在“政治与行政二分”框架下，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行政问题，而非政治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政府的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式也正在向公共管理学的研究范式转变。但这并不代表“政治与行政二分”已经过时，在现代社会多方参与的公共治理视角下，“政治与行政二分”可以被引申为“政治与公共管理二分”。那么，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对象就应该是公共管理问题，而非政治问题。而公共管理问题都是一些十分具体的知识应用性问题，其中很大一部分问题如公共政策分析、政府绩效评估、公共部门财务、公共项目预算与管理、政府部门现金与债务管理、公共投资分析等都与财经知识和技能的应用紧密关联。而关于这些问题的教学和研究正是财经类大学的优势所在，故而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应该依托自身的经管学科优势进行教学改革，在课程设置、教材选用、教学方法、课时分配等各个环节突出应用性，淡化目前过分偏重价值分析和理论知识的“政治学倾向”教学方式。3．复合技能性要求公共管理学科人才培养的复合技能性要求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共管理问题的复杂性。公共管理学科是当代社会科学中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因应近现代社会公共管理实践快速变化的产物。在人类社会最近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中，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涉及人们活动公共领域的社会公共事务日趋庞杂。在这一背景下，各国政府面临的社会治理任务日趋繁重，政府的职能也急剧扩张，当今社会公共管理几乎涉及了人类事务的每一个领域。作为专门研究公共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的学科，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也不得不紧跟实践加速变化的“步伐”，研究的主题和范围不断扩大。二是公共管理学科知识的复杂性。随着公共管理问题的范围不断扩大，为了满足公共管理实践的要求，越来越多的其他学科门类的知识被吸纳到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和教学当中，包括政治学、管理学、法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等。随着公共管理二级学科成员的不断增加，甚至一些理工类学科的知识也被引入到公共管理的课程当中，如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就开设了土地资源学、测量学、土地信息系统等理工科性质的课程。公共管理实践的快速发展，对公共管理专业研究和教学方法的革新提出严峻的挑战。传统上偏重于定性研究和理论教学的教研方式已经远远落伍于时代进步的要求，定量和实证方法的大量应用应该成为公共管理专业教研方式革新的基本方向。财经类大学开设的各类经管专业从性质上属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接合的软科学领域，其教研方式普遍注重定性与定量方法的综合应用，这是综合性院校和理工类院校所不具备的条件。财经类大学的公共管理专业在办学的过程中，应该充分发扬财经类大学在教研方法上的这种优秀传统，并结合学科自身的特点，以适应培养复合技能型人才的要求。
三、财经类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定位与实现途径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6
关键词：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演进历程
方法的含义较广，一般而言，方法虽然也被人们称之为活动的手段，但它不是物化了的手段，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应遵循的某种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和。在科学中，方法是研究和叙述材料的手段。研究方法，哲学术语，是指在研究中发现新现象、新事物，或提出新理论、新观点，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工具和手段。方法，并没有统一的规定，因个人喜好不同，选取的方法也不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公共管理学科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但是，该学科在短时间内发展如此之快，也显现了很多问题。其中，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滞前的问题非常明显。最突出的表现是公共管理学科没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体系。公共管理研究的方法论依然是以西方主流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为主，这也造成了该学科过分依赖定量研究而忽视定性研究与价值判断，偏离了公共管理学科的特点和特色。我们认为，建立起能体现学科独立性的中国行政管理研究方法，对促进行政管理教育发展，提高行政管理学科研究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①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在进行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等的现代化革命；中国还是有深厚传统文化的国家，要收集分析数据，积累和运用知识，克服狭隘、偏见而进行客观的科学决策，是出于信息和大数据时代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面临的不可回避的道路。这就是说，中国的公共管理和决策需要方法，和需要能够妥善使用方法回答和解决问题的大批人才。行政管理学科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培养一大批能通过用方法辅助做出决策的人才。②
一、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
（一）科学的研究方法的含义。顾名思义，行政管理学是研究行政管理的学问。他是研究国家行政管理的科学，研究在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的组织和协调各种管理要素的科学。③深化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全面深化政府机构和体系的完善和改革，对于践行党的思想路线，促进社会向着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以及加强政府自身建设，促进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甚至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都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近几年来，随着公共管理学的到进一步发展，其学科范围得到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成果硕果累累，特别是对于一些重点问题针砭时弊，与公共部门的管理需求更加吻合，学科发展势头良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日益完善。
所谓科学的研究方法，很明显就是学者们在从事某项科学工作时所采用的方法。也就是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当首先认识到什么方法工具能够促进研究工作的开展。例如，在研究大数据时，就要借助于电脑的收集、整理、分析；在做化学物理研究时就要借助实验设备；在做问卷调查时，就要借助问卷和计算机的分析检验。这些科学研究工作无不借助实验工具的作用，才能够使得我们的研究工作顺利的开展。
（二）行政管理的范式。当然，学界对什么是公共管理的范式有很多争论。经典公共管理认为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模式建立的官僚体制的特点就是公共管理研究的主要目标；沃尔多-奥斯特罗姆等学者认为官僚的理念和结构与美国自由主义的民主传统不匹配，应该以民主治理为主线；后现代的公共管理学者则强调更权威的表述、协作治理。在数年前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梳理了美国公共管理几大核心期刊，对其进行研究范式的经验性分析，在数据数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三级范式的思考。第一级将公共性界定为公共管理学科的大范式，所有的公共管理文献据以研究公共性为主题，第二级的范式则是方法导向，有政治分析、管理分析、法律分析、历史分析、伦理分析等；第三级范式则关注研究问题。这一归类被一些著名的美国学者认为不失为是跳出一般性、永无休止、没有结论的争论的一种办法。
（三）行政管理学的研究方法发展历程。行政学自产生以来，就有很多种研究方法，并不断引进新的理论和方法。行政管理学是研究公共部门如何运行的学科。推进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促进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对于深入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推动我国透明化、科学化政府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今，国内行政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得到了许多完善，目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如：定量研究的方法逐步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得方形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及多学科的综合研究，等等。但是目前，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方法仍然是以演绎法为主要，归纳法次之；以定性研究方法为多数，而定量研究较少；以规范研究为主，而以实证研究为辅。这些现象都说明我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存在着些许问题，关于学科的研究还不完善，有待进一步提高。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随着我国公共管理学学科的演进，其研究方法历经了许多变化。从以演绎研究方法为主到归纳法的兴起，从理论研究为主发展到归纳法的兴盛，从定性方法的主导发展到定量研究方法的被青睐这几个阶段。然而关于公共管理学科的研究逐步规范化，数据的处理更加的复杂，分析变量从单一到多元，统计手段从传统发展到现今的大数据化等演进历程。因此，本文将尝试将我国公共管理学的演进历程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重建期；萌芽期和发展期。
本文通过对这几个阶段的文献进行整理以及对前辈们数据的整合，进行了简单的梳理，进而通过图形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一目了然，并从中发现些许规律。由图可以发现，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中演绎研究方法逐步趋于减少，归纳研究方法逐步增多；理论研究方法逐步减少，实证研究方法逐步增多；定性研究逐步减少，而定量研究逐步增多。显而易见，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经历了从演绎到归纳、从理论到实证、从定性到定量的过程。然而即使是在现阶段，演绎研究方法和定性研究方法仍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分别占60%和75%；实证研究虽然获得了较大的进展（占58%），但是定量研究仍然很少，仅占15%，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大量的研究仍使用定性研究方法，而较少运用实证研究方法。
图中数据摘自公共管理学报第十卷第二期：我国公共管理研究方法的统计分析及演进路径研究
二、我国各行政管理学研究方法认识的误区
（一）把定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混为一谈。。目前，国内许多学者把定性研究与规范性研究混淆，把定量研究看作是实证研究，简而言之定性研究就是一种纯理论性的、不需要研究数据的，不需要采集数据、构建模型的理论性研究；众所周知，这是对定性研究的误解。追根溯源，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都属于规范性研究的范畴，但它又是一种有别于规范性研究的研究方法。简单地说，定性研究是以研究者自身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综合运用多角化技术对某一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进行整体性、关联性的考察，从而获得对该社会现象或社会事件的总体有较深入认识的一种研究类型。④对于定性研究的准确认识是公共管理学科研究的基础，准确认识研究方法是推进我国公共管理学学科发展，强化学科自身竞争力的根本。并且方法论的认识是学者们研究公共管理的方法性研究，只有掌握了研究方法才能使学者们的研究工作走的更快更远。
（二）纯理论的创作与现实脱节。在我国目前的公共管理领域中，大多数学者仍然埋头于纯理论性的研究，大多数人热衷于演绎推理，而不注重深入现实生活，从实际生活出发，从我们身边发现问题，从我们熟悉的视角切入，甚至有些学者对我国政府的基本结构，运行规律以及政府的基本职能都不甚了解就开始了其所谓的研究，这只能导致研究结果只是泛泛而谈，不能解决实际性的问题，对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及对于后来的研究都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价值。正如张梦中老师所说：“对于中国公共管理学研究来说，真实世界中的公共管理仍然是一个‘黑洞’这实际上就严重地制约了中国公共管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能力。”⑤这些大部分文章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对于我国政府政策制定和执行都没有多大的营养，只是纸上谈兵，侃侃而谈，说着正确的废话，对于实操没有多大价值！
（三）对定性定量研究认识不足。定量研究是指确定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研究与科学实验研究是密切相关的，可以说科学上的定量化是伴随着实验法产生的。定性研究是在一群小规模、精心挑选的样本个体上的研究，该研究不要求具有统计意义，但是凭借研究者的经验、敏感以及有关的技术，能有效地洞察研究对象的行为和动机，以及他们可能带来的影响等。但是我国有不少学者缺乏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特别是对于一些老一辈的学者，他们热衷于定性研究，对定量研究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他们认为定量研究只是纯粹的玩技术，而不具有定性研究的人文情怀。再者，有很多学者缺乏对科学研究方法的学习，他们对研究方法的认识不够到位。由于没有掌握定量研究方法，只能致力于用纯文本的论述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们也不愿意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这些新兴的研究方法，只能对一些二手数据进行加工处理，而且这种现象在公共管理领域并不少见。正如张教授分析所言：“由于公共行政学更多地关注对组织以及组织中的人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与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心理学等具有比较多的共性，因而也更多地采用了定性的研究方法。”⑥然而，由于我们对于定性定量研究的认识仍然存在许多误解，目前许多学者对于是采用定性研究还是定量研究仍然存在许多争议。
三、对改善我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建议
（一）要将公共行政学研究与国家发展阶段联系起来。实证主义研究一直都是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主流研究方法，它主张将公共管理学建构成为像统计学这样的学科，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一种行政科学。然而随着公共管理学的演进，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实证主义研究；但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之后，实证主义研究的巅峰时期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学者转而致力于批判性研究和规范性研究，这种发展趋势必定引起百家争鸣，从而促使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西方行政学步入了新公共服务时期，随着信息化革命的展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多学科，多领域的交叉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多元化趋势已不可逆转。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崭新的研究视角，使我们注意到那些从传统的实证主义研究的角度根本不可能关注到的问题，他们极大地丰富了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学理论与实践都有重大的意义。
为了保障我国公共管理学的稳步快速发展，除了要迎合国际学术发展潮流，跟上国际的步伐，特别是学习西方国家业已成熟的发展经验。但是凡事我们都不能一概而论，而应该注重本国的实际情况，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公共管理学科发展起步较晚，学科基础比较薄弱，但我国的行政管理历史比较悠久。基于这些基本情况，我国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的探索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经验，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探索具有我国特色的公共管理研究方法，从而为我国公共管理学理论和实践提供方法论的依据，为提高我国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理论参考。
（二）改进对定性研究的认识，提升学者们的定量研究能力。公共行政学的学科性质以及学科特征决定了他不大可能像经济学和社会学那样进行较为数据化的定量分析，因而定性研究方法仍然是公共行政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所以非常有必要澄清当前学术界对定性研究方法认识上存在的一些误区，强化学者们的定性研究能力，从而提高公共行政学的研究信度和效度。
定性研究的内涵非常丰富。具体而言，从研究的环境来看，定性研究强调在自然而非人工控制的环境中进行研究。⑦从研究的目标来看，定性研究更加注重现象与背景之间的关系，更加注重现象的变化过程，以及现象与对于行为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其主要目标是深入的理解社会现象；从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定性研究把研究者本人也作为研究工具，因此，研究者本人的素质对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十分重要；从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关系来看，定性研究强调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持续深入的探讨，从而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被研究者所处的背景和个性特征；从研究的逻辑过程来看，定性研究基于描述性分析，他在本质上是一种归纳过程，即从特殊情景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此外，定性研究认为每一种研究方法或技术仅是简单地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同一经验事实，他强调综合运用“多角化”技术来解释社会中各种现象和事件，即使用多种数据收集方法、多种理论、多个研究人员、多种研究方法来对事实做最真实的描述。⑧
（三）倡导多学科的跨领域研究，促进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和多视角。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方法是多视角、多样化的，公共管理的理论知识和学科发展应该以多元化的方式演进，例如案例研究、假设检验、行政和政策过程分析，以及对该领域的整体和部分的历史诠释、演绎论证、哲学批判和对行政经验的个人反思。⑨早期的“行政学”，主要是从法学的角度研究行政，实际上是行政法学，不同于后来的行政学。当时所理解的行政，就是政府官吏依法行使职权的活动，因而从法律和规章的条文上去研究和分析行政权力的运用，强调法律对行政的规范。然而在进二三十年，特别是在美国应用行为科学来研究行政学颇为流行以来，行为科学研究方法成为一种新型的科学研究方法。行为科学运用政治学、运用心理学、社会学和定量分析研究的方法做直接调查和统计，着重说明行政现象“是如何”而不注重“应如何”。⑩
俗语说得好，选择好的工具可以事半功倍，否则事倍功半。没有好的工具，就难以高效率地完成任务。现代的计算机中的芯片上能包含千万条我们肉眼看不见的集成电路，航天器能够靠喷气式飞船升入太空，医生做手术有各种各样的医疗器械，靠的都是工具。然而研究方法，就是我们行政管理研究过程帮助我们更准确客观地认识自然世界、伦理世界和心理世界，探索真理的工具。我们要在这条路上走得更高更远，必须要重视研究方法的学习、使用和创新。（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注解：
①安俊美.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阐释与探索[J].内蒙古财经学报，2013（1）.
②蓝志勇.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③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3）。
④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J].公共管理学报，2008（4）.
⑤[美]杰伊-D-怀特，盖-B-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⑥张梦中.定性方法研究总论[J].中国行政管理2002（11）：39-42.
⑦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4-62.
⑧BURCeLB.QualitativeResearchmethodfortheSocialSciences[m].publishedbyCaliforniaStateUniversity.
⑨[美]艾伦-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25.
⑩夏书章.行政管理学[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1.
参考文献：
[1]安俊美.公共管理学研究方法阐释与探索[J].内蒙古财经学报，2013（1）.
[2]蓝志勇.也谈公共管理研究方法[J].中国行政管理，2014（1）.
[3]颜海娜，蔡立辉.公共行政学研究方法：问题与反思[J].公共管理学报，2008（4）.
[4][美]杰伊-D-怀特，盖-B-亚当斯.公共行政研究――对理论与实践的反思[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5]张梦中.定性方法研究总论[J].中国行政管理2002（11）：39-42.
[6]嘎日达.论科学研究中质与量的两种取向和方法[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1）：54-62.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7
关键词：行政管理;政治;管理
中图分类号：G647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5）45-0180-02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行政管理专业的学科属性模糊
在我国，开始研究行政管理学的是各高校研究所的教师学者。由于各高校各自的历史背景不同，高校学术背景、学者的学科背景、主持课题项目、研究领域、行政管理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出现不同，因此对行政管理学的研究的出发点也就有所不同。
从调查对象来看，行政管理发展主要沿着两个方向：政治或者管理。学校的学术背景不同，专业发展的侧重点不同。如综合性大学偏向于政治途径;工科背景的高校偏向于管理途径。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来看，行政管理课题有的存在于政治学类中，有的存在于管理学类中。本文从统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涉及到行政管理学研究领域的课题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之间比例来看，表明在2010年-2012年间，行政管理学的发展在政治与管理之间摇摆的特征，如下表。
从此表中可以看出，2010―2012年，行政管理学在管理领域中的比例相当大，出现这样的情况是由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教育主管部门对我国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做了一次较大的调整，新设置了管理学门类以及公共管理一级学科，将原属于法学门类政治学一级学科的行政学专业（二级学科）归入公共管理学科之中，并更名为“行政管理”。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指南中出现行政管理学科属性不明的原因是行政管理学从政治学母胎中脱离出来的，而又归入到公共管理学科中，研究公共管理领域中系列问题，这样使行政管理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在政治学和管理学之间摇摆，突出政治学科和管理学科特点。由于政治意识形态对专业的影响很大，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都强调政治性因素，把行政学的研究定位于行政管理职能取向，并把它等同于政治职能，忽视了行政管理的社会管理职能，也就是学科本身的定位不清晰的一个方面。
二、行政管理专业学术属性模糊的原因分析
（一）实践对行政管理专业发展提出多重性要求
我国当今出现各类公共管理问题都不是纯粹的公共问题，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色彩。难以单纯地从管理角度去解决。必须将其置于中国的政治背景下才能得到理解和解决。否则将其单纯地看作政治问题或管理问题都难得其要义。如果只考虑政治问题，则会导致问题难以从微观层面得到解决，依次为导向的行政管理专业也只能培养出一大批“只说不练”的假把式，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如果只考虑管理问题，就会导致问题解决思路出现方向性错误。在中国这个远未形成价值共识的时代，还必需一定的政治价值观作为解决问题的统领性思想。
（二）研究者的多学科背景
不同学者的学科背景对于其研究领域产生很大的影响，他们关注的领域不同，以及需要从不同的学科需求来研究，对于一门学科来说，其发展的动力是学者不断结合实际探讨和研究。美国早期公共行政理论家几乎都是政治学出身，我国的行政管理学研究者大多数出身于政治学和管理学，还有部分是科班出身，因而其研究的知识背景决定其研究的出发点，从政治学出身的学者倾向于从政治领域来研究和探讨行政管理学为政治服务及发展方向，而出身于管理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政府管理过程出现的管理问题需解决的方向寻求研究领域，这就决定了我国行政管理学发展的特点。他们从各自领域出发，主要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学科定位等出现了不同。通过对研究领域倾向于行政管理学的学者做了学科背景统计分析，发现学者都会利用自己已有的知识理论框架来作为其研究的基础，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研究受学者学科背景的影响。
三、对行政管理专业未来发展的思考
为了积极主动地适应和为社会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行政管理学要从自身现有的基础上突破和发展，才能在回应社会多元发展要求的同时具有自己独立的特色。
一是要明确行政管理与政治的关系。马克思明确把行政称为“国家的组织活动”。行政管理的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政管理的客体或内容是国家事务，行政管理的基础是国家权力。行政是政治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管理活动是国家意志的贯彻和执行，而国家总是代表某个阶级的利益和意志的。行政管理是为实现国家的社会目标和统治阶级利益而进行的活动，是阶级统治的一种工具。政治学是研究国家的政治组织、政治制度和体制、政治运行机制等，是一门基础性理论学科。而行政管理学运用政治学的基本理论研究政治组织中行政组织的管理活动及其规律，着重探讨政府职能、管理规律和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二者之间关系紧密。行政管理活动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是政治活动的一部分，没有非政治性的行政管理活动。因此，必须把行政管理的研究置于整个政治关系、政治活动的研究体系之中。
二是要明确行政管理与管理学的关系。行政管理是一种管理活动，但并非所有的管理活动都属于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学是研究行政管理规律的，管理学是研究一般管理规律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讲，行政管理学是管理学理论在行政管理中的具体运用，具有特定意义的管理。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社会性质与制度决定了国家的性质和制度，这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理解的，也是中国行政管理学研究出发的基础。理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调经济的社会形态，不能仅仅从经济的社会形态来分析中国的社会现实，还要从政治的社会形态及与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关系中审视人的生存关系。从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发展史来看，我们要把革命的社会主义推进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来。行政管理就是关于公共事务的管理，也就是公共利益的实现，或者是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管理，而公共利益的实现又没法从政治的视角脱离;从中国的现实来看，因利益的多元追求，从规范上为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也是难题，因此还是从公共利益生产上进行界定比较合理，公共事务的管理，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目的，也就是政治和管理在公共事务上不能分离的。
在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突出的情况下，行政体制的改革提上了议事日程。行政体制改革提出的目的就在于及时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求并进而带动政治体制改革。在现阶段，行政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应是克服各种改革阻力，通过结构性的职能转换，有效地适应经济发展的新情况。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了行政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明确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三大体制改革的思路。其中行政体制改革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必然结果，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先导，既是经济体制改革深入进行的客观要求，又是政治体制改革逐步推进的直接动力。作为行政管理学研究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内容和方法。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8
在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方向中，要想找出新的研究途径，就必须研究行政学的内容，公共管理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观点，一是要作为政府的组织机构；二是要以发现具有实效性的原则和管理方法为重点；三是以执行力作为重点；四是在相关的领域要取得一定的进展。无论是从行政的角度去分析，还是从公共管理的方法去分析，都能够对传统的管理方法进行革新，能够对过时的理论做出一定的反应，20世纪60-70年代形成的理论是在行政学范式的基础上，还是传统的行政学理论，其主要的应用对象是官僚体制，是以组织为基础的，其注重机构，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过分得讲究程序和原则，片面的追求行政效率。在20世纪70-80年代，公共管理的方法得到了创新，在美国的商学院进行研究，相关的研究人员发现了多种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一种是采用政策的方法进行管理，还有一种是采用商业的方法进行管理。但是，新的公共管理方法在实践中也发现了缺点，管理只是注重政策的制定，但是政策在执行方面存在一定的滞后性，而且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定量的分析，也没有对重大的政策进行设计。公共管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规模，形成了新的范式。在1991年，公共管理研讨会中，将不同的公共管理方法结合起来，对最新的公共管理成果加以关注，通过对理论的分析，找出公共管理存在的局限性，并可以针对实际的工作管理，实现了公共管理政策的交流，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新范式。
2.公共管理的特点
公共管理新范式兴起后就展现出了新的特点，主要在公共管理研讨会呈现出来，当时公共管理研究者们对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相关的学者认为公共管理是一门全新的学科，是一种管理的新途径，其与政策的分析还是存在不同的，而且会在实际的应用中得到经验。
2.1拒斥公共行政学和执行分析
公共管理学从刚研究出来就对公共行政学和执行方面提出了异议，是一种反传统的研究，大多数公共管理学家都不是行政学家，而且也不是研究政治的，公共管理学者是来自不同的领域，他们具有广博的知识，不仅仅局限于行政背景，他们在所学的知识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研究出新的理论，他们刻意将公共行政学和政治学放在一边，站在其他的角度去分析公共管理，他们认为传统的公共行政学对公共管理没有较大的指导意义，而且在传统的行政管理学中描述的内容比较晦涩难懂，而且所描述的场景比较消极，不利于人们工作。很多公共管理研究者都是经商的，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公共管理学是从商学院发展起来的。
2.2乐观规范的研究领域
公共管理学不同于其他的行政研究，而且二者的政策和目标也存在着差别，从而产生的结果也是不同的，在进行执行研究的时候，强调的是对执行力的研究，公共管理学的研究是政府绩效的关键。2.3以最高层的管理人员的决策为重点公共管理的执行单位是以最高层的管理者为重点的，是由高层管理者制定策略，但是，公共行政学却是由部门的管理者来决策的，现在对实践者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而且不能获得较好的结果。
2.4通过案例的分析来拓展领域
公共管理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数学演绎的方法、情景再现的方法将一些案例摆出来，从案例中获得经验。公共管理的研究者认为，不通过案例是很难做出决策的，仅仅通过观察不能推出管理者所运用的方法。
2.5为管理研究取得与决策研究做贡献
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对政策的分析是十分重要的，这部分内容在经济学中也是核心内容，决策在任何的管理中都是重点问题，通过对成功的政策分析，在管理中要重点对决策进行分析，让单位做出正确的决策，公共管理在实施的过程中，既应该注重发展战略，又应该注重实施的过程，将焦点以外部的形式呈现，要注重管理方法，而且要注重技术分析，也要结合实际的政治环境和市场环境，而且要着重发展资深的公共管理人员，在公共管理中，应该把握好“公共”一词的定义，将非营利组织和私人企业也划分到其中，注重对理论的分析。公共管理应该根据不同的场合进行分析，对实际的应用进行概括，要提供理论和规范，要理清管理的脉络，可以采用干预的形式来指导，而且要确保有充分的执行能力。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都可以分清事情的因果关系，然后按照流程对事件进行干预。
3.结语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9
当前，中国公共管理本土化研究方面出现了三种倾向，即“启蒙发端型”、“概念界定型”和“实证先行型”。其中，启蒙发端型侧重于公共管理研究什么和不研究什么、狭义概念和广义概念的范围。概念界定型侧重于公共管理是什么和不是什么，内涵、外延和基本特征的分析，基本价值的考证和目标的确定。实证先行型并不主张在基本概念上争论，认为这是一种无味的学术游戏，强调侧重点应该突出公共管理案例的实证分析，譬如公共物品、公共服务、市场化等方面的问题，最终提出可供公共管理主体参考的方案。三种研究并没有核心层面的冲突，但由此展开的学术争论日益彰显，焦点集中在公共管理概念的界定与实证研究孰轻孰重，哪个先行的问题上。笔者认为，对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论理解不透彻、对公共管理解决公共问题的程度如何以及对中国公共管理事实认识不清是主要原因。
一、有限性与普遍意义上的公共管理理论
肇始于伍德诺·威尔逊的古典行政学理论、密鲁布诺克会议之后的新公共行政理念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新公共管理主义，共同构成了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轨迹。就其背景而言，这种发展既是以工业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催生的结晶，也是政治学与管理科学成果全球共享的结果。然而，近20年来，这一发展变化过程在学术界引起的关注热潮近乎是一场不同母语之间的学术名词争论，东西方学者就其定义所包含的问题进行着各不相同的辩论，所牵扯到的词语包括了“管理主义”、“新公共管理”(npm)、“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行政”、“后官僚制典范”、“企业型政府”等等[1]。这种状况主要是由于认识上的偏误所导致的。
首先，公共管理理论是有限的理论，不可能解决公共行政学未解决的问题。公共管理概念的提出是公共行政学(publicadministration)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它证明传统的公共行政学是一个范围狭窄的领域，是认识的初级阶段，但同时是一个不可替代的研究范畴。欧文·e·休斯(owene.Hughes)认为，传统公共行政模式基于两种理论，即官僚制理论和政治行政两分法；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是经济学理论和私营部门管理[2]。这些理论都不能穷尽和包容公共领域的所有事物，所以公共管理理论必然有一定的理论空隙，进而导致理论在解决公共问题时留有一定的缺陷。
其次，公共管理理论是依靠一定社会基础支持的理论。公共管理理念的形成不是学者们闭门造车的结果，它首先源自于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传统的行政与政治二分法思想以及行政效率第一思想的形成。这些思想的形成不能脱离工业革命、城市人口锐增、官僚机器膨胀、经济财政压力等背景。20世纪6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念的诞生离不开民权运动以及通过行政改革以使公共行政更为合法化的追求，但所谓的“公共性”并没有在实质上突显出来。70年代和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则是为了解决政府危机、道德危机、贫困饥饿、工业污染、预算赤字、军备竞赛、失业等一系列普遍问题而提出来的。当时，整个社会日渐明晰了政府的功能和地位，社会各个阶层对政府抱有一种新的期望，新公共管理的理论内核在建立“企业型政府”的口号声中得以完善。到了90年代，人们更是以“治理”为手段、“善治”为结果的理念重塑政府，相信政府只有依靠制度创新才能增强公共管理的有效性，也普遍认同了私有化的积极作用。
可见，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是20世纪西方社会进步的结果。初期的发展以外部环境推动为背景，后期发展则表现为双重背景的支持：一是理论自身成熟与自我发育的需要以及学者们的推动，二是民主政治的成熟、经济秩序的整合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文化更新和社会制度的变迁与完善。两者共同促使公共管理理论不断发展，并在公共领域显示出指导效应。
第三，公共管理理论是与技术化水平高度发展的社会实践相联系的世界的理论。1988年9月举行的第二次密鲁布诺克会议强调，“不愿意涉及技术及进步，认为技术进步是一种错误而不是改善公共服务的一种工具。”[3]事实上，公共管理理论发展与这一时期的技术进步关系密不可分。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作为公共管理主体的各国政府的行为，特别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国家的政府决策，并纷纷在经济领域进行以技术升级换代和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经济改革。一些学者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还被视为经济增长外生变量的科学技术逐步演变成为内生变量，科学技术知识本身也成了直接参与生产过程中一个可交易的重要生产因素。为了在经济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国政府大幅度增加研究开发支出。从另一种意义上讲，世界上任何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都是各国政府或者民间有意识地进行研究开发投资活动的结果[4]。在高技术的支持下，整个公共领域的实践也发生了变革，并不断涌现出新鲜的案例为日益鲜活的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佐证。公共管理理论也随着科技的传播和全球化趋势，逐渐从技术发达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延伸，从民主国家向集权国家延伸，从经验管理为主的国家向政府管理日趋科学化的国家延伸。它的普遍性原则和各国的公共管理实践相结合，构成改变各国政府面貌的最有价值的理论。
最后，公共管理理论以解决政府问题为出发点，逐步向解决社会问题方向靠拢，最终力图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可以认为，公共管理理论的初衷是改变政府的面貌、重新对政府的功能进行定位，并不涉及社会问题的解决。如今，公共管理理论仍立足于以政府为主体的管理问题。与传统行政学侧重于政府的内部管理、内在机制的建立不同，公共管理侧重政府管理的外部关系的处理，涉及政府并非唯一主体的公共领域。因此，现有的公共管理理论只能解决部分社会问题，它需要与相关管理科学密切配合和协作。当公共管理理论最终走向成熟的时候，它将成为解决社会管理问题的核心理论。
二、本土化研究的基本逻辑
本土化研究以什么为逻辑起点？在实践中，它表现为政府问题的复杂性以及由此引起的对政府变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在理论层面上，它表现为公共管理思潮的全球化蔓延并深深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是公共管理实践和思想相对落后的国家，许多问题的解决都寄希望于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和成熟。例如，如何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在公共物品的供给和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方面有新的变化；如何有效地全面发挥市场的功能，依靠市场机制规范公共行为、合理配置公共行政资源等等都需要必要的理论支持。由此，本土化研究才能成为一种必然选择。
1.理论平台：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一条借鉴、吸收、学习与创新的道路，其理论平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理论构建的基础，即以政治学理论、组织学理论、经济学理论与数学理论为主体的学科基础不容忽视。其二，理论的渊源，即对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借鉴，对中国古代公共管理经验的学习，对现代工商管理理论合理成分的吸收，其中，把握西方成果发展脉络是前提，总结古代管理经验和现代公共管理经验是任务。
2.研究重点：中国公共管理理论成熟的标志是首先能够解决中国公共领域的问题，即解决政府管理中的内部问题以及与政府自身相关的外部问题。在这样的目标下，中国公共管理必须从实证分析入手，并以此为重心展开理论研究，其中包括案例库的建立与经典案例的分析，建立理论模型与数据模型。而对于基本概念的争鸣、争议则可以暂且搁置下来，待掌握充分的案例并对每一案例有清醒的认识、对其实质有真正的把握之后，问题的解决答案就会显现出来。
这里，一些学者会产生疑问，理论上的分歧未搞清楚，实证研究如何进行呢？其实仔细分析就会明白，导致争论的重要原因正是对案例分析不足造成的。鸡与蛋，孰先孰后呢？
3.学术视角：用多维视野研究公共管理理论是一种理想的选择，但事实上在理论发展的初期很难照顾周全。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应该从公共生态视角切入进行研究，原因在于：其一，公共生态视角符合系统论的观点，系统的观点是全面的观点、联系的观点和平衡的观点。其二，公共管理的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是最基本的关系，内部关系中的若干要素搭配不合理破坏了公共领域内部必要的生态平衡。这是目前中国公共管理资源浪费的首要原因。同时，外部关系处理不好，严重地影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在生态视角下，公共管理内部关系的建立与平衡、要素之间的互动性、基本利益分享、制度与规则的建立、公共权力的分享、效益的最大化等方面都可能进行深刻的研究。而外部关系中，政府的定位与重新认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协调、公益物品提供的方式、政府与公民等诸多关系存在的依据、发展变化的动力等都有探讨的价值。
4.理论特色：中国公共管理实践是落后的，实践经验不足与公共管理理论能够解决的问题之间还有一定的差距。因此，有效的实证研究与有限的理论选择相统一，将是中国公共管理理论发展的必经之路。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学者必须清楚地看到，借鉴工商管理理论和“企业型”政府范式的选择并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特殊的政治与文化决定了这一点[5]。本土化思维下的中国公共管理重要的是进行理论创新，包括研究性质、研究领域、理论模型、理论批评等方面的创新。
5.研究意义：随着公共管理研究队伍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深入，中国公共管理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学术领域。以此为契机，中国行政体制的有关问题将会从理论层面向实践层面拓展，并在真正意义上推动政府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在这一变革过程中，“渐进性、平衡发展、稳步推进”等特点应得到很好的体现。
三、中国公共管理理论的基本关系
中国公共管理理论面临的是一个关系众多的复杂管理体系，其中既有内部关系的纠缠，又有外部关系的掣肘。从目前看，主要表现为：
第一，特殊政治中的“统治”(government)与“治理”(governance)的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统治”与“治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权威的主体、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向度都有所不同，并且，治理也不是万能的[6]。笔者认为，统治与治理代表了两种权力倾向。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投射出来的行为既是专断的、单向的，也是平等的、双向的。统治是工具性的，而治理是方法。一般意义上，统治与治理在理论层面与实践层面相背离，实践层面的强势统治与理论层面的治理呼声不相兼容。
对于政府主体而言，统治与治理是发展的两个阶段。在“统治”的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行政的问题，研究政府的内部矛盾、权力的集中、不可替代性与统治的效果。在“治理”理念下，重在研究公共管理问题，强调多中心与权力的泛化。究竟以“统治”为主还是以“治理”为主？是以“治理”为目标还是以“善治”为目标？这在目前的政治背景下难以确定。
第二，模糊意义下的成本与效益关系
公共管理成本与效益是两个模糊的概念，并不能完全依靠经济管理与工商管理中的“成本——效益”核算模式来计量，也不是数学方法可以统计出来的。一些学者虽然也以“政府成本”为题立论，但涉及到的只是政府成本存在的基础、产生与膨胀的原因、政府成本控制的假设[7]，而没有给出“成本——效益”的计量方法。这是由于没有澄清政府成本的实质。通常。整个公共管理过程表现出的是部分“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多数“成本——收益”的不可计量的统一，是部分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可计量与大多数公共组织的“成本——收益”不可计量的统一。这便是公共管理成本的模糊性。特别是，政府成本之外的社会成本更加模糊。社会总动员所需要的成本、公民和商业企业自发产生积极行为的成本都是难以计量的。在收益或者绩效方面，收益的不确定性、社会效益的扩散性再加上公共管理绩效测评手段的不完善性，都使得我们难以精确地测量绩效。在时间上，公共管理的部分效益特别是社会效益也是潜在的，它们往往需要很长时期才能显现出来。因此，公共管理的成本和效益都只能用成本最小化和效益最大化等模糊的语言来加以描述。
第三，公共管理目标、过程与公共利益的关系
由对“成本——收益”的分析可以看出，追求公共管理过程的科学化比追求结果更为重要。公共管理的目标是有层次和阶段性的，每一目标和实现目标的过程之间都有“过程——目标”的对应关系，在所构成的无数“过程——目标”链中，公共利益处于最末端，成为公共管理追求的最高目标。
特别需要指出，笔者并不认为公共利益是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它只是公共管理的最终目标。公共管理的核心问题体现在公共管理的过程中，即对公平、公正、回应性、民主与效率等问题的正确解答。并且，公共利益并不是共同利益，共同利益是团体利益（包括集团私利），只有公共利益才是最高利益。因而，解决公共利益问题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较长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都是一致的。
第四，松散状态下的公民与政府关系
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最大主体，公民是公共管理的最大客体。政府对公民负责和公民信任政府是公共管理职能得以发挥的关键。对于特定的政治体制而言，政府只能有一个，而公民团体则是分层的；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实质是政府与不同层级的公民团体的关系。在中国，工人和农民是最大的团体，工人和农民背后是工业和农业两个最大的行业。维护工业发展的经济实体是企业，它是一类组织，有一定的结构形态。因此，在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上，政府功能的重新定位将使政府获得企业的信赖，也由此在政府与工人之间形成了一种间接关系。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却不是一类组织，它没有结构和形态，而且非常松散。在政府与这类实体的关系上，政府没有信赖的基础，也由此使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非常直接。可以认为，中国公共管理的最大障碍在于政府与农民之间能否建立起良好的信赖关系，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农业问题和维持农业发展的经济实体问题，将是中国公共管理最终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参考文献】
[1]（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52.
[2]（澳）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66.
[3]（美）康特妮等.新公共行政：寻求社会公平与民主价值[J].中国行政管理，2001(2):43-46.
[4]王春法等.科技全球化及中国的对策[J].中国科技论坛，2001(3).
[5]任晓林.中国公共行政的范式选择[J].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1(1).
公共管理学研究方向篇10
【摘 要】总结分析国内外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的研究现状，从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发展的制约因素、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以及电子政务服务绩效3个方面，对其研究内容进行归纳分析和总结，并从实证研究、服务绩效、影响因素等方面提出未来我国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电子政务；公共服务；流程再造
一、引言
自20世纪末开始，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电子政务作为一个跨计算机科学、公共管理、图书情报和信息管理等学科领域的新兴研究领域出现，并迅速成为国内外的热门研究之一和世界各国政府行政管理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但近几年来，对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研究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梳理总结几乎没有，所以笔者有必要进行一个阶段性总结，为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依据。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我国电子政务建设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从雏形期步入成熟期经历了“办公自动化”“三金工程”“政府上网工程”三大发展阶段。国家也越来越重视电子政务的建设与发展，温家宝总理于2004年就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改革目标。2007年10月，在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会议中，“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服务型政府”被提出；“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也被明确指出。胡锦涛总书记也曾指出要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不断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更准确地收集信息，笔者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资源库等检索系统，以“电子政务”和“公共服务”为组合检索
关键词，进行跨库检索，得到2006-2014年国内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相关领域研究的相关文献共358篇，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2006年来各数据库收录的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相关文献并无明显变化趋势，其士论文相对较少，期刊文献相对较多。分析研究内容，以
关键词“电子政务”+“流程再造”跨库检索得到2006年至今的文献239篇，但以“电子政务+公共服务+流程再造”检索得到的文献只有12篇。以
关键词“电子政务”+“绩效评价”跨库检索得到2006年至今的文献90篇，以“电子政务+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检索得到的文献只有11篇。以
关键词“电子政务”+“影响因素”跨库检索得到2006年至今的文献135篇，以“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影响因素”检索得到的文献只有9篇。
电子政务翻译自美国的“e-government”。虽然世界各国对电子政务的研究较早，但对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的研究却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笔者通过“e-government”+“service”为检索词在SpringerLink数据库中检索，得到2006-2014年的相关文献6044篇，以同样方式在scienceDirect数据库中检索出299588篇相关文献，在结果中分别加入“processRe-engineering”“performance”“influencefactors”检索得到30061、130119、135675篇相关文献，在emerald数据库中检索出9篇相关文献。
三、国内外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的研究内容
通过总结分析，笔者认为研究内容可分为：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研究、电子政务公共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电子政务公共服务绩效研究。
（一）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研究。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流程再造就是对政府传统管理方式进行改革，坚持以满足公众需求为向导的理念，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通过重新设计、重新组合，实现政府公共服务流程由“管理驱动型”向“服务驱动型”的转变。实施电子政务就是一场技术和组织的变革，特别是政府内部，必须进行流程重组，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从而建立起一种以流程为纽带的新型合作关系。早在1995年，K.B.C.Saxena等人就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管理复杂程度的提高，政府管理将会出现新困境，其解决办法就是公共管理部门的流程再造和信息技术的创新应用”。他们的研究充分说明了基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政务流程的重要性。
在我国，学者顾平安通过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基于我国国情分析了该如何进行政府流程再造，他指出要实现如此复杂的政府流程再造，需要一种循序渐进的优化方法，比如说：以服务链为核心，通过建立公共服务的相关模型和政务流程再造的绩效评价体系等。他的研究对我国进行十一五规划电子政务建设起到了重要指导作用。
（二）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要解决问题，需先找到原因，所以电子政务服务发展的制约因素研究也很重要。总结相关文献发现，大多数学者是在Davis的技术接受模型基础上对电子政务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比如，Jan和oscar等为了正确解释2006年荷兰公众对政府门户网站的使用行为，在原有的模型上增加了网络服务支持、电子媒体使用经历和人口统计变量等因子。可以看出，所有研究都是在分析具体情况后引入不同因素变量，而不是一味照搬。我国学者的研究也基本上是在借鉴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进行的实证分析，徐博艺等人提出了考虑中国文化影响因素的tam分析模型，接着又结合我国政府门户网站目前的建设与发展状况，在tam分析模型和期望差异模型的基础上，从网络信息服务的角度，探讨了公众认知并接受政府门户网站的影响因素，提出了相应的公众接受模型和有用建议。杜治洲在技术接受模型tam与任务技术匹配模型ttF的整合模型的基础上，有用认知与易用认知两方面的分析，得出影响电子政务公众接受度的因素。
（三）面向公共服务的电子政务服务绩效研究。自20世纪以来，虽然电子政务发展很快，有着高效率、低成本的优点，但同时有研究表明其具有周期长、高风险等劣势，所以不得不对其进行绩效评估。有效的评估能够找出并解决问题，并正确指导电子政务的发展。
在西方国家，联合国的公共经济与公共行政署以及美国行政学会于2002年和2003年连续2年了2份运用自己的评估指标体系得出的全球电子政务测评报告。其优点是所运用的指标都能从公开数据中找到，但没有详细说明人力资源状况、基础设施状况和政府网站状况3方面的权重分配情况，也没有总结出相应的计算公式，不利于后人的理解与检验。现有研究机构多是电子政务在世界各国发展水平的横向比较，而Cartner咨询公司却致力于对某一个具体电子政务项目的有效性评估。它在对美国某些类似县级政府网站进行评价研究时，为了增强评估的可操作性，特意使用定量化研究，体现了对电子政务实用性的重视。
在国内，随着电子政务的兴起与发展，对电子政务服务绩效的研究也在不断跟进。张成福和唐钧通过产出层次、结果层次和影响层次评估电子政务的绩效。杨云飞和白庆华则通过定性与定量相互转换的方式得到了更具实际参考意义的评估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