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学社会属性篇1
【正文】
马克思主义管理二重性理论，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有中国特色企业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只有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从西方企业管理中分离出它所蕴含的同社会主义管理具有共同属性、应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内容；才能真正地处理好批判与继承、学习与独创、引进与吸收之间的关系。然而，我国管理学界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存在一种误解，这种误解成为我们引进先进管理的理论障碍。
在我国经济学界和管理学界，一般把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概括为“一方面具有与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自然属性；另一方面又具有与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属性。”［1］即“任何社会的企业管理都具有二重属性：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管理的社会属性。管理二重性分别表现为合理组织生产力（指挥劳动）以及维护和发展生产关系（监督劳动）两种管理职能。‘指挥劳动’……表现了管理的自然属性。监督劳动’……表现了管理的社会属性。”［2］这种管理理论简单地把自然属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属性，是我们可以向资本主义企业管理学习和借鉴的部分；把社会属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管理的特殊性或阶级性，是我们应批判和抛弃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的观点，离开了马克思的本意，是对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论的误解。它阻碍了我们充分地学习和借鉴西方企业管理中一切有益的东西，尤其是社会属性中的先进经验，从而不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体系。
其实，“管理的自然属性”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和列宁关于管理二重性的论述中并没有出现过，它只是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加进去的。在马克思看来，管理本质上是对共同劳动的指挥和协调，是对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还是劳动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时，对管理的二重性是这样论述的：“凡是直接生产过程具有社会结合过程的形态，而不是表现为独立生产者的孤立劳动的地方，都必然会产生监督劳动和指挥劳动。不过它具有二重性。”［3］马克思还指出：不能“把从共同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同从这一过程的资本主义性质因而从对抗性质产生的管理职能混为一谈。”他认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质，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产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会的经济关系制约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二重性表现为：一方面，它是一般劳动过程本身所必要的条件，是生产活动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资本主义攫取剩余价值的生产目的的制约，受资本主义价值增殖过程的性质制约。因此，马克思所说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职能”同“资本的特殊职能”取得的“特殊性质”之间的关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结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实践，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这一理论。列宁认为，无论从国民经济总体来看，还是从企业的局部来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较大规模的共同劳动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同时，它又是维护生产资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条件，是一定生产关系的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两个方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企业管理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资本主义企业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宁认为：“资本主义在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罗制，同资本主义其他一切进步的东西一样，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学成果，它分析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适当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方法等等。苏维埃共和国无论如何都要采用这方面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技术成果。社会主义能否实现，就取决于我们把苏维埃管理组织同资本主义最新的进步的东西结合得好坏。”［4］
至于指挥劳动和监督劳动，马克思和列宁也有过论述。人所共知，列宁不止一次地论述过社会主义社会劳动监督的重要性。在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质量检验、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监督。这些方面同资本主义管理无疑存在着共性。对于“指挥劳动”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资本指挥劳动”、经理和监工“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3］（23.367～369）。而且认为，指挥和监督劳动既可以是由“一切结合的社会劳动的性质引起的职能”，也可以是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单纯的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对立所引起的职能”［3］（25.433）。由此可见，指挥劳动的职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属性”，同样可以具有强烈的阶级性；而“监督劳动”即“管理的社会属性”中也有其共性。版权所有
因此，本文认为，对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论应明确以下几点：
第一，所谓的“自然属性”或叫组织技术属性更为确切，是解决企业经营过程中的组织与分工协作关系，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不同社会制度下的企业管理在组织技术属性方面没有区别。与生产力相联系的决不限于其自然属性或其技术方面，合理组织生产力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职能。
第二，管理的社会属性除了包括有与社会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等相联系的阶级性之外，也包含着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现在：（1）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同属于市场经济，而且都是现代市场经济，以现代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必然有其共性。（2）企业管理本质上是对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质则是社会性的，其社会性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抗的阶级在物质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利益关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二是反映着人的一般社会性，如社会交往、友谊、自我价值观、归属感等。这正是近年来西方企业管理的重点，我们应加以借鉴、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仅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属性，认为这才是可以借鉴和吸取的东西，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吸取有益的东西。
总之，如果我们把企业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属性，把生产劳动过程看成是单纯的技术过程而忽略其社会性方面。这样一来，就不仅否认了生产力的组织与调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时否定了生产关系与企业文化、上层建筑的调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这三个方面，现代西方企业界都在不断地进行着重大的调整与改革，甚至从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中吸取许多重要经验而在管理现代化方面走在我们前面。如果我们不能引进现代管理，我们就会犯极大的错误。我们在彻底抛弃那种认为只有管理的自然属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观念的时候，更应该在管理的社会属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现在我们管理落后，主要还表现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会性方面把握现代先进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才会在管理技术方面达到先进的水平。
【参考文献】
［1］社会科学大词典．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633．马克思主义百科要览上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2．700．
［2］中国企业管理大百科全书，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0．156．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2
关键词：自然属性；社会属性；银行商誉
众所周知，信誉是银行能够持续经营的重要基础，而商誉又在银行信誉管理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银行对于商誉的管理和维护早应上升至一个崭新的理论与实践高度，尤其是在现今信息多元化的知识型社会，竞争、合作、碰撞日趋频繁，无形资产越来越凸显其作为一家银行获得同行业优势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有力地位。值得注意的是，深入研究分析银行商誉的价值分割对了解该银行运作的本质有很大的帮助，可以给银行商誉价值的构架与管理奠定重要理论基础。因此，加强对银行商誉价值构成要素及其分割机制研究已变得刻不容缓。
一、银行商誉的内涵
16世纪中后期，早期的商誉概念开始形成，在当时，理论界对此没有重视。随着企业经营活动日益频繁，在人力资源、资本技术、组织管理及社会关系等方面渐趋完善和专业，商誉作为能给企业带来超额利润的无形竞争优势，使得学者们纷纷对其展开研究。学者们对商誉的研究各执一词，其中最令人信服和最具影响力的见解出自美国当代知名会计理论学家亨德里克森1965年所著的《会计理论》一书，他提出广为人知的“三元理论”：好感价值论、超额收益论及总计价账户论，这为企业商誉价值的评估研究提供了可参照的方向。
银行作为现代企业的类型之一，在愈加频繁的股份收购、合并、资产出售或重组等资本运作中都需要对商誉及其价值构成要素进行界定。从不同的层面或角度理解银行商誉，给出的定义也不大相同，但归根结底银行经营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创造经济利益。所以，笔者认为，可将银行商誉解释为银行经营过程中未计入资产负债表的不可确指无形资产的资本化价值，表现为商业银行整体市场价值超过单项可确指资产价值之和的溢价。这在某些方面借鉴了“总计价账户论”对商誉实质的理解。
二、哲学视角下的银行商誉价值问题
（一）银行商誉价值的哲学思考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人的属性划分为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人体是由物质元素组成的，是高级的物质形态。人的自然属性体现在通过饮食、呼吸等方式循环往复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以此来推动自身肌体的新陈代谢，保持旺盛的生命力。与此同时，个体人不能小群体地或孤独地生存和活动，必须主动频繁地与其他人发生联系和关系，才能抵御敌害和改造外部世界，谋取食物，生存下去。后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逐渐演变生成人的社会属性，人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是两种属性的统一体。
用哲学的思维研究银行商誉价值分割问题，对商誉价值具体驱动要素的构成内容及其现实意义富于启迪。笔者认为，当今社会银行业高速发展，各类银行间的竞争趋势日益激烈，要想身处其中又立于不败之地，银行需要的不仅仅是投入更多的人力、财力、技术、网点等方面的资源，设计更畅通的管理架构，创新产品，增强自身实力，更应该注重与外部的联系，与多方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建立良性密切的关系，将银行的发展置于整个宏观的市场环境中考量。这种内外部维度的价值整合化和哲学上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异曲同工之处，即可将哲学上对人类属性的阐述类推到银行商誉价值分析上，发掘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
（二）商誉价值属性界定
综上所述，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可定义为以效益性、安全性、流动性经营原则为指导，银行在人力资源、客户信息资源、组织文化等内部管理方面具备超越同行业中其他银行的优势，且该优势可转化成银行超额利润的能力。银行商誉的社会属性是处于市场经济大背景下的银行在经营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其他利益群体，且这种影响力能产生超额获利能力，表现为银行规模、市场地位、与外部关系及银行的社会声誉等竞争力。
三、商誉价值分割机制
（一）商誉价值分割的原则
要想对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有清晰明确的认知，需要对属性的具体内容指标化，分割银行商誉价值，构建合理有效的要素体系。驱动因素的细化分割需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如注重科学性、系统性、有效性及可比性等。具体而言，分割的具体要素要能够科学反映银行商誉及其特征，全面呈现银行商誉的各个要素和整体情况，要素的设计需考虑现实可能性且具有可比性，避免琐碎繁杂或过于粗略，以便于银行业间各银行商誉的比较。
（二）具体驱动要素分析
到目前为止，商誉的定义及其构成要素都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被所有人认可接受的观点，国内外对这方面的研究很多，不一一列举。在借鉴其他学者研究的理论基础之上，结合对银行商誉的认识，现将商誉价值分割到其具体驱动要素层面，以期凸显商誉的具体构成因素，培育银行的竞争优势，推动价值提升。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1.自然属性层面下的具体要素
商誉价值的自然属性具体包括人力资源、客户信息资源及组织文化等，这些指标构成自然属性要素的第二层面。对该层面继续细分及解读如下。
（1）人力资源是企业唯一具有能动性的资源，在现代化企业中作为知识技术的重要载体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于银行之间的竞争不断加剧，导致围绕人力资源这一块的竞争也逐渐展开。本文认为，银行商誉下的人力资源层面包括员工职业素养、薪酬福利情况及团队合作能力等具体要素。其中，良好的员工职业素养符合现代银行服务理念，有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和树立银行良好形象，从而影响银行商誉价值；银行薪酬福利情况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之一，能有效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激励员工努力且高质量完成工作，创造超额收益；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可实现员工组织行为和个人行为的协调统一，帮助树立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从而最大化地发挥银行各方面资源的优势。
（2）客户信息资源是银行资源的重点，要想在当前不断开放和拓展的国内市场环境下争取更多的市场份额，必须坚持了解和研究客户，全方位把握客户整体信息，维护和发展客户，更好地挖掘客户价值。文章研究发现，银行商誉下的客户信息资源层面包括零售客户信息和对公客户信息。银行主要的两种客户类型是零售客户与对公客户，零售及对公客户信息资源管理可实现准确识别通过战略选择下的客户群体对银行的价值，将优质和效用最大的资源分配给为银行创造价值最大的顾客群体中，从而达到商誉价值和客户价值、社会价值的有机统一。
（3）银行的组织文化具有导向、约束、凝聚、激励等功能，是银行保持良好竞争能力和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关键，是银行发展必不可少的“软件”环境。研究发现，银行商誉下的组织文化层面涉及银行的企业文化、组织结构及管理水平和经验三个方面。银行的企业文化是具有鲜明的自身特色的行为规范和价值理念，可形成包括银行的核心价值观、组织氛围、工作作风、管理者作风等内容，有利于塑造银行核心竞争力。银行组织结构是银行战略思想与经营风格的体现，是确保银行能够有效管理的基础。良好的组织结构可提高银行经营效率，加强银行的市场竞争实力。管理水平和经验能指导和促进银行的各项工作，提高风险管理能力，有利于确保商誉价值的稳定提升。
2.社会属性层面下的具体要素
商誉价值的社会属性具体包括外部关系、市场因素和社会声誉等，这些指标构成社会属性要素的第二层面。对该层面继续细分及解读如下。
（1）研究发现，银行商誉下的外部关系层面可分为与政府关系、与客户关系及与其他银行关系。银行的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地方经济的发展也需要银行提供金融服务，所以银行与政府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是十分必要的；银行与客户良好的关系能赢得客户的信任，吸引潜在新客户，长此以往有利于逐步占领较大的市场份额；银行与其他同业之间的关系既存在激烈的竞争，又相互依存，相互合作。银行需正确处理这两种关系，多良性合作，少恶性竞争，从而在公平合理的市场环境中不断成长与壮大。上述关系都可以让银行取得超额利润，提升商誉价值。
（2）银行商誉下的市场因素层面可分为规模与市场地位、产品的创新优势、为社会创造的价值。银行规模和市场地位是指银行已有的经营成果获得的市场认同度，表现为银行资产规模、网点布局和数量、市场份额等；金融产品的创新可为银行资产找寻到更可靠和效率高的渠道，取得不错的经济收益与良好的社会效益，推动银行业的健康发展；银行在促进自身发展进步之时，也要意识到作为社会的一份子需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责任，回馈与贡献社会。这些市场因素能推动银行高效健康发展，提高竞争软实力，为银行创造更大的商誉价值。
（3）银行是信用的中介和载体，它的基础作用是能够吸收社会公众存款，发放贷款，进行资金支付和结算。这除了自身实力的因素外，主要原因在于银行具有优良的商誉和社会声誉。本文认为，银行商誉下的社会声誉层面包括审慎经营程度、相关部门监管力度、风险预警机制。审慎经营规则的内容有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等，可将资本、效益和风险综合平衡的经营理念落实到各项经营管理活动中，促进银行资产质量安全、高效经营和健康发展的有机统一；相关部门对银行的监管一方面是保护存款人利益，降低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是鼓励银行提高服务质量、激发竞争活力的有效途径；风险预警机制的意义在于增强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确保银行能够及时有效采取相应措施防范和化解可能的风险，从而巩固银行超额获利的能力。
四、小结
本文首先借鉴“总计价账户论”对商誉本质的理解，解读银行商誉的特定内涵，进而从哲学视角展开对经济学领域商誉价值问题的思考。接着以人类属性的阐述为切入点，创新定义银行商誉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对每一类属性层面继续细分，分析具体驱动要素，从而构建银行商誉价值的分割机制。
参考文献：
[1]王孝哲.论人的社会属性[J].天府新论，2006（01）.
[2]王孝哲.论人的基本属性[J].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8（05）.
[3]蒋德锋.基于模糊数学的对传统收益法评估商誉的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05.
[4]纪文倩.基于商誉-净资产模型的我国商业银行价值评估方法探讨[D].江西财经大学，2012.
[5]朱锡庆，黄权国.银行商誉评估的计量经济模型[J].求索，2004（06）.
[6]王诤诤.商业银行商誉价值评估的计量研究[J].价值工程，2009（11）.
[7]张琰，孙玉婷.基于aHp法的商誉价值分割研究[J].中国资产评估，2012（12）.
[8]杨尚华.基于模糊综合评价的自创商誉计量研究[D].湖南大学，2007.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3
【关键词】高校学生管理权行政权争议解决
大学生管理权的属性
根据我国《教育法》规定，学校（包括高等学校）行使的权利（力）有：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对学生颁发相应的毕业证书、学位证书等。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高校为了实现办学宗旨，独立自主地进行教育教学管理，实施教育活动，享有办学自。对于这些权利（力），立法没有明确其性质属于公权力亦或私权利。学界通常认为高校的上述权利（力）本质上是一种公共权力，且属于公共权力中的公共行政权范畴，这是被学者普遍认同的观点。
国家行政权与社会行政权的理论界定。“行政法是关于公共行政的法。公共行政是行政中的一种，包括国家行政和行使某种公共职能的社会组织（如非营利性的行业、专业协会组织）的行政。”①为此，公共行政可以分为国家行政和社会行政两种。
国家行政，是国家作为统治权主体以公法规定为基础从事的各种行政行为，是传统行政作用中最主要的一种，包括干涉行政（主要是警察行政）和给付行政（福利行政）。国家行政是国家不可或缺的行政职能，藉此，行政机关得以直接、迅速且有效地达成行政任务。在社会行政不发达之时，公共事务主要为国家垄断。政府从社会领域退却，社会自主性提高，在这种自主性要求下，社会承接起政府“退卸”下的公共职能，并通过大量的第三部门得以实施。这种行政以其他非国家的公共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或依据章程与规约的规定，负担起公共服务职能，对此，称之为公共职能意义上的社会行政。
相较而言，国家行政与社会行政存在以下几方面区别：一、二者的主体不同。国家行政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而社会行政的主体则是社会公共组织。二、二者的管理职能不同。国家行政以全社会所有的公共事务为管理对象，而社会行政则只能以某一特定领域为管理对象。三、二者的权力来源不同。国家行政的权力来源于法律的规定，而社会行政的权力来源比较复杂，既有法律法规的规定，也有政府的委托，甚至有些时候还包括社会组织自身的组织性权力。四、二者的自主性不同。社会公共组织与行政机关相比，在内部管理方面享有更广泛的自主性及灵活性。
大学生管理权应界定为社会行政权的范畴。有组织就会有管理，但我国的相关立法并没有对大学生管理权的法律性质加以明确规定。基于上述对公共行政分类的表述，以及对高等学校非国家公共组织性质的认识，并借鉴相关学者对高校开除学生学籍或实施其他纪律处分的行为属于国家行政以外的“社会公权力组织实施的公行政”的论断，②那么大学生管理权应属于公共行政中的社会行政权范畴。
大学生管理权被界定为社会行政权的原因有二：首先，高校管理权不依附于国家权力而存在。目前，我国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立足点就是要明确高校的相对独立性，把高等教育定位于社会的公共领域，将高校作为社会的学术组织加以建设，从而根本解决高校对政府行政权力的依赖；其次，高校管理权具有专业性的特点。学术研究与教学活动是高校的主要功能价值，而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是高校的终极目标，正因如此，高校的管理行为理应具有明显的专业性。
高校行使管理权时与学生形成的关系
在我国，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伴随着高等教育的迅速发展与学生权利意识的增强和教育纠纷案件的不断涌现而凸显出来。
基于上文对大学生管理权社会行政属性的界定，高校与学生之间理应属于行政法律关系。现代行政法理论根据不同标准将行政法律关系划分为不同类型，其中以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之间是否具有隶属性为标准，将行政法律关系划分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与外部行政法律关系。从主流看，不论是理论界的研讨，还是司法界的实践，大多都认为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属于内部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多数学者将高校对学生的管理视同学校对老师或行政机关对公务员的内部行政行为，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理解为内部行政法律关系。
就管理目的而言，高校对学生以学籍管理为主，同时辅以日常行为管理。学籍管理本身带有勤务属性，但并不具有服务性，不以使学生更好地生活为目的。其立足点在于使大学生更好地社会化。除此之外，高校对学生的管理也在于保障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以实现自己的办学宗旨——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栋梁之材。总之，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归根结底是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并不是为了学校自身的利益。
关于学生的身份属性，究竟是学校组织内部成员还是外部成员？从教育学的角度来讲，学生当然是学校的内部成员，如果撇开学生，学校教育便无从谈起，学生是学校存在的前提，同时也是构成教育活动的一个基本要素。但如果从法学的角度来讲，学生在学校中的身份却没有如此明确。学校作为公共行政组织，其管理对象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其内部成员，即教师以及其他职员；另一部分是作为公共行政组织的外部管理对象——学生。学生与教师完全不同，教师享有的是教育权，学生享有的是受教育权；教师与学校的法律关系是内部法律关系，教师受学校聘用，与学校之间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而学生参与学校的活动是为了从学校获取知识，充实自我，并非为了从学校获取所需的经济利益。因此，学生与高校之间并不存在行政隶属关系，学生理应属于高校组织以外的社会成员。
综上，高校是为了实现公益目的而以自己的名义对其外部管理对象——学生施行教育管理活动，根据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于内部行政行为与外部行政行为的划分与认识，双方的关系当属外部行政法律关系。
大学生管理争议的解决途径
大学生管理权作为社会行政权，具有高权的特性，存在被滥用的可能，从而出现实然的法（治）外空间。当有涉及学生权利或与学生权利紧密联系的公民权利被高校侵犯引起争议时，我们发现有关纠纷的法学理论捉襟见肘，无法及时解释及解决实际问题。为了扼制大学生管理行为的负功能，更好地发挥其分解及配合国家秩序行政的正功能，有必要对争议解决机制作出理论及制度回应。
目前我国关于高校与学生纠纷的争议解决机制包括内部救济和司法救济两大类，《教育法》第42条只作了原则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的处分不服的，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其中内部救济即申诉，教育部在其新的《学生管理规定》中将申诉分为校内申诉和教育行政申诉。
申诉制度。申诉制度包括校内申诉和教育行政申诉两大类。所谓校内申诉制度是指学生认为学校给予的处理、处分决定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或认为学校、教职员工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而向学校提起的申诉。学生校内申诉制度是针对高校和教师不当的教育、管理以及侵权行为而制定，是保障学生受教育权利的一个重要措施。这项制度的确立，不仅仅意味着高校与学生关系的机制的建立，而且对于高校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培养大学生的民主意识和法制观念，推动依法治校的过程更有积极意义。
根据国家教育部的要求，全国各大高校纷纷设立了校内申诉制度。但由于缺乏具体规范作为指导，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例如，教育部在《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建立学生校内申诉制度的规定太过抽象，以致缺乏可操作性，而且受“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影响，我国校内申诉制度存在行政管理色彩偏浓的特点，极易导致学生的申诉权利流于形式。针对于此，各高校在制定具体申诉制度过程中，应注意坚持“以学生为本”和程序公正的原则，同时合理地确定申诉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校内申诉制度的作用。
司法审查。我国高等教育制度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只有完善对高校管理权的司法监督，才能维护公共利益，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防止高校管理权的滥用，高校管理过程中各种合法的权益才能得到有效和终极的关怀和保障。由于大学生管理行为的特殊性，司法审查的介入应该适度，不能走极端。正如湛中乐教授所说的那样“当人们为司法的阳光照进大学校园而欢欣鼓舞时，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带来的可能不止是阳光，还可能引发暴风雨？”③那么，是否会出现外部权力借助司法审查的名义干涉高校的独立，对学术自由产生不良的影响？当然不能随意允许学生对高校教育管理措施提出诉求，不能对所有高校管理纠纷一律通过司法救济手段进行救济，否则势必影响高校的正常教学秩序，破坏和谐的育人环境。因此，完善高校司法审查制度的前提就是明确受案范围，然后在此基础上合理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编辑）
注释
①罗豪才：“行政法学与依法行政”，《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4
有关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问题是宗教立法的基本问题。考察20世纪中国在涉及宗教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上的一系列重要立法实践以及当时社会上涌动的宗教财产保护运动潮流可得知，以宗教财产归属于社会团体所有的学说影响较为深远。尽管宗教财产的社会团体归属学说得到了《民法通则》的承认，但该学说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存在着争议，并未得到严格落实与适用，大量寺庙道观的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仍然悬而未决。
(一)我国宗教财产社会团体归属学说的缘由
宗教财产的概念主要应用于法学理论研究，我国《民法通则》采用的表述是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将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归之于社会团体的缘由在于，清末明初佛教界所经历的规模巨大、历时持久、无比粗暴的庙产征用运动。当时的佛教界为了保护宗教财产免受政府的征用和侵占，就以整个佛教社团的名义对全部佛教的寺庙财产主张所有权。正由于此，揭开了宗教财产的社会团体归属学说的序幕。清朝末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在全国各地开办新式学堂。由于清政府财政匮乏，兴办新式学堂面临资金不足的困境，于是一些朝廷官员建议征用全国的寺庙道观用于办学，以缓和政府财政支出的拮据，该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谕旨支持。这就是所谓的庙产兴学政策。民国初，该项政策继续实施且方法也更加激进，甚至派军警直接强行侵占一些寺庙。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社会上还有庙产兴学事件的发生。在推行庙产兴学政策期间，宗教财产被大规模地强制征用，宗教界为了维持生存，便采取反抗政府的强制征用行为的对策，如成立全国性的宗教团体组织，要求政府保护宗教财产并支持开展宗教事业。
在此过程中，政府逐渐出台了针对我国宗教寺庙财产的一些立法文件。北洋政府于1913年6月颁布了《寺院管理暂行规则》，其中规定寺院财产要以管理为中心，维持寺院财产的宗教使用目的。1915年8月，袁世凯政府总统令宣布寺庙财产其所有权未经让与以前，当然属诸寺庙。同年10月颁布的《管理寺庙条例》未对寺庙所有权归属问题进行规范。南京国民政府于1929年颁布的《寺庙管理条例》也没有明确提及寺庙财产的所有权归属，但根据该条例的立法旨意可以得知，寺庙财产权归属于寺庙所有，寺庙管理权由主持享有。历时持久的庙产兴学风潮客观上推动了宗教界维护自身生存及加强支配宗教财产的权利主张，尤其是佛教界人士极力强调将佛教财产统一归属于佛教团体所有。宗教财产的社会团体归属学说影响较为深远。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七十七条规定了社会团体包括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表明我国当时立法在社会团体财产权的名义下确立了宗教团体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制度，宗教财产社会团体归属学说获得了法律的承认。
(二)司法实践与《物权法》立法的回应态度
我国司法实践对宗教财产社会团体所有说的认识存在较大差异，尤其是对宗教团体概念的理解较为混乱，这就造成宗教财产社会团体所有说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执行性，导致立法和司法的严重脱节。首先，司法机关在民事诉讼案件中对宗教团体含义的理解有严重分歧，有两种观点比较典型。一种司法裁判观点认为，宗教团体是指宗教协会。在张新科等与中国嵩山老君洞民主管理委员会物权纠纷上诉案中，法院认为道观内的观音殿和伙房大都是由群众捐献而建造，其房屋的性质应属公共财产，其产权应归宗教团体与道教协会所有。但是具体是指哪一级的宗教协会拥有对宗教财产的所有权，司法实践也存在不一致的认识。1981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务院宗教事务局联合的《关于寺庙、道观房屋产权归属问题的复函》认同寺庙、道观等房屋产权归属于宗教团体与市宗教协会，但是在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庐江县城关供销社诉庐江县佛教协会房产纠纷案的函》中又认同所争议的宗教财产应归属于县宗教协会。所以，尽管有司法机关认同宗教团体是指宗教协会，但具体是指哪一级的宗教协会仍存在不一致的认识。
另一种司法裁判观点认为，宗教团体是指寺庙道观本身。在何树碧诉成都昭觉寺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中，一、二审法院均认为昭觉寺作为社会团体组织，对其管理的寺庙内的游客应尽到合理限度的安全保障义务。该案中，寺院被认定为社会团体组织，在社会团体附属下的宗教团体模式中，寺院就被视为宗教团体。其次，司法实践对宗教团体合法财产所指的权利类型和权利内容的认识不够到位。《民法通则》所指的合法财产概念较为模糊，具体是指所有权抑或其他的民事权利无从得知。司法实践倾向于将合法财产理解为所有权类型，但是由于没有能够充分考虑到宗教财产的特殊性，因而也就出现了无法有效处理何种主体拥有权利以及如何使用、处分宗教财产的司法难题。再次，司法实践对于宗教财产纠纷中的诉讼主体地位也存在不一致的认识。大多数法院将寺庙道观本身作为案件诉讼的当事人，也有法院将宗教财产的管理组织(宗教财产管理人)作为诉讼案件的当事人，但很少有法院直接将宗教协会作为案件诉讼当事人。由此可见，司法实践倾向于将寺庙道观本身作为诉讼的主体。我国宗教财产的立法现状亟须改进。
2007年3月16日，理论界和实务界翘首企盼的《物权法》正式得以通过，然而这部作为专门规范国家财产、集体财产和私人财产的基本财产法却没有规范宗教财产的内容，立法机关似乎是有意回避宗教财产的规制。实际上，在《物权法》起草的过程中，梁慧星和王利明分别主持起草的物权法建议稿中均主张专门设立宗教财产归属的内容，且一致认为现有的宗教财产登记及所有权归属的规范不科学、不合理、不合情。然而，立法机关对宗教财产的规范持沉默态度，导致在《物权法》上宗教财产归属规范的立法空缺。这也说明我国对有关宗教财产的归属理论研究还不够成熟，未来有关宗教财产的立法规制任重而道远。
二、我国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及监管缺陷
(一)我国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
在公产法视角下将宗教财产定位为一种特殊的公用财产，既符合宗教财产的公共利益性质，也符合宗教财产的使用制度构造。宗教财产在本质上区别于私人财产，宗教财产所有权不能像私人财产所有权那样拥有能够任意处分财产的自由。宗教财产被赋予了更多积极的公益使用目的，如发展宗教事业、发扬宗教精神、传播宗教文化等。因此，研究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比单纯定位宗教财产的归属问题更具有现实意义。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宗教性、公益性和公用性。首先，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应当具有宗教性。宗教性功用反映出宗教财产的本质，即宗教财产必须为了宗教性目的而使用，不得违反这一目的而进行其他的非宗教性使用，更不得以宗教财产来进行非法商业投资营利行为。其次，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应当具有公益性。公益性功用表现出宗教财产所具备的社会责任及社会贡献，主要包括使用宗教财产开展公益和慈善事业。在我国大陆地区，政府鼓励佛教寺院根据自身情况开展教育、医疗等公益性慈善事业。我国台湾地区则直接规定举办慈善公益事业是寺院的一项法定义务。第三，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还应当具有公用性。所谓公用性，是指宗教财产应被用来提供给特定人员和不特定人员使用，例如为信教群众提供宗教活动场所，以满足其拜佛祭祀的心灵需求和使其获取精神力量的支持。
为保障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得以实现以及防止宗教财产的滥用和流失，我国2005年3月实施的《宗教事务条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以限制宗教财产的非正当性使用。第一，禁止使用宗教财产从事商业行为。《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禁止将用于宗教活动的房屋、构筑物及其附属的宗教教职人员生活用房进行转让、抵押或实物投资。第二，监督宗教财产收支制度。《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六条规定了行政监督和信教公民监督，监督范围包括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第三，剩余宗教财产合乎宗旨使用制度。《宗教事务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了宗教团体、宗教活动场所被注销或被终止的，经清算后剩余的宗教财产应当用于与该宗教团体或者宗教活动场所宗旨相符的事业。
(二)我国宗教财产的监管缺陷
宗教财产作为发展宗教事业的物质基础，如何保障其合理使用，对促进宗教良性发展、维护捐赠者权益以构建和谐的宗教关系具有重大意义。但囿于我国宗教财产监管理念尚待改进、宗教财产立法规制存有缺漏以及宗教团体(寺庙道观)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够健全等原因，一些寺院的财物依然由少数教职人员掌控，导致挪用、侵占宗教财产的不良现象时有发生。因此，我国宗教财产的监管问题应给予足够重视。第一，宗教财产的传统监管理念亟待改进。长期以来，我国宗教管理政策强调要抵制境外分裂势力的渗透，将稳定作为核心工作。在具体推行宗教事业发展的过程中，难免产生强调稳定的绝对化倾向。应当说，在特定时期维护宗教稳定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和需要的，但是过于注重稳定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与其他工作的平衡。随着一些寺院的财产数量逐年增加，而与之相配套的财产监管机制并没有建立起来，这就会导致部分教职人员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乘机敛财，从而造成宗教财产的滥用和流失。
因此，仅强调宗教稳定目的而忽略宗教财产监管的理念是亟须改进的。第二，宗教财产的监管立法存在缺漏。《民法通则》第七十七条仅规定宗教团体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但具体如何保护与监管宗教财产，并没有可操作性的法律依据。尽管《宗教事务条例》专设一章宗教财产，但是对宗教财产的监管也欠缺有效的具体规范。该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了宗教财产不得以转让、抵押和实物投资等市场化方式转移，但却没有禁止以善意取得、时效取得、强制执行等非市场化方式转移宗教财产。该条例第三十六条虽规定了宗教财产的外部监督，包括行政监督和信教公民监督，但缺少具有可执行性的具体监督措施。另外，监督的内容限于财务收支情况和接受、使用捐赠情况，对于重要宗教财产的维修、维护等情况欠缺具体规范内容。更重要的是，对于宗教团体(寺庙道观)违反财务收支公开义务应负担何种法律责任，该条例也欠缺规范。
三、我国宗教财产监管的制度构建
针对宗教财产监管的规制模式，有两种路径可供选择:一种是构建统一的宗教财产监管体制;另一种是按照不同宗教的特点设立特别的宗教财产监管体制。笔者认为，我国未来的宗教财产监管体制应当遵循《宗教事务条例》所构造的统一宗教财产法框架，将我国大陆地区所有的宗教，包括本土宗教和传来宗教，均纳入宗教财产的监管体制之中。当然，在对不同种类的宗教进行财产监管时，可以根据其历史传统、宗教教义等特殊情况适当进行调整。在采取统一的宗教财产监管模式下，应革新宗教财产的监管理念，完善宗教财产内部监管和外部监管的具体制度构造，并明确违反宗教财产目的性功用的主体责任。
(一)强化目的性功用的监管理念
在宗教财产的监管理念上，应强化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注重实现宗教财产的宗教性、公益性、公用性使用目的。宗教财产的社会团体归属学说过分强调宗教财产归属的终极意义，却往往容易忽略宗教财产的目的性功用。实际上，就宗教财产而言，注重如何保障财产的目的性功用远比过分单纯强调财产的归属本身更有价值。因此，在我国宗教财产的监管理念上，应当摒弃传统民法的所有权归属理论，将宗教财产的规范重心放在如何保障实现宗教财产的使用者群体对宗教财产的有益性使用之上，以使得这些财产能在符合宗教公共场所设置的目的范围内得以利用。
(二)设立以宗教财产监察人为核心的内部监管机制
在宗教财产的内部监管机制上，应设立专门的宗教财产监察人制度，以监督对宗教财产的使用行为。宗教财产监察人作为宗教团体(寺庙道观)的内部机构，能够较为直接、便捷地掌握宗教财产的使用信息，及时发现违反宗教目的性功用的使用行为并提出监督意见。另外，为了更好地发挥宗教财产监察人的监督效果，可赋予其能够以自己的名义针对严重违反宗教目的性功用的行为直接提起诉讼的资格。宗教财产监察人也可以有效监督宗教团体(寺庙道观)定期开展慈善公益事业，促进宗教团体(寺庙道观)更好地实现其所负担的社会责任，从而树立起宗教团体(寺庙道观)良好的外部形象。此外，还应当加强健全宗教财务管理制度方面的建设，严格编制和执行宗教财务预算，科学、规范地管理宗教财产，避免宗教财产遭受不法侵占以及其他不理性的财务支出。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5
关键词：高校教代会性质时代内涵
中图分类号：G5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3）04（b）-0211-02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深刻的历史转型期，社会组织的构成方式及其运行模式处于不断重组调整中，与此同时，知识经济的出现也在悄然改变着社会组织内的资本构成，提升着知识资本在组织中的地位与作用，改变着组织的经济属性与社会属性。在此背景下，高校教代会的地位与性质也在发生重要的调整变化。准确解读当下高校教代会的性质是正确发挥教代会作用的前提，是切实保障广大教职工合法权益的基础，是调动教职工工作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的前提，更是从根本上推进高校管理创新的重要基础。
1我国高校教代会建设历史沿革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为我国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春天，也为高校内部管理的改革发展带来了强劲动力。教代会制度的创设发展依赖于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的制定实施。我国高校现有的教代会制度建设始于1979年，最初在上海与辽宁等地试点。1985年，教育部和中国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颁发《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条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应建立和健全党委领导下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条例》第二条将高校教代会地位与性质规定为：“高等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以下简称教代会）是教职工群众行使民利，民主管理学校的重要形式。”自此，我国高校内部的管理日趋走向科学规范，高校教职工合法权益的确立与维护有了可靠的制度保障，我国高校的教代会制度开始正式确立，教代会也随之在各类高校推广建立起来。
各项法律法规的设立有力地推进了高校教代会的建设与完善，维护了广大高校教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极大地调动了广大高校教师献身教育的积极性。1993年颁布实施的《教师法》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界定了教代会的属性、职能及其在高校中的地位。《教师法》第七条规定教师享有“对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通过教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其他形式，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的法定权利，规定教代会是教师参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工作和行政工作民主管理的代表机关。1995年颁布的《教育法》第三十条又补充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该条对高校教代会的主体构成和教代会的两项主要职能都作了明确界定，这为推进高校教代会建设提供了法理依据。1996年中国教育工会了《关于开展教代会评估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对高校教代会制度建设提出了明确要求，即“当前有必要在继续普及教代会制度的同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提高教代会质量上来，大力推进教代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意见》对于高校教代会的“制度不够健全、职权不够落实、作用发挥不够充分等问题”的解决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此后，高校教代会的制度建设开始步入制度化和规范化阶段，教代会的质量逐步提高。到1996年10月，“教代会已经在90%以上的学校建立起来，并且在落实教职工主人翁地位，完善学校重大决策，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动员群众，协调矛盾和维护学校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①。1999年施行的《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条将教代会的职权规定为：“高等学校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等组织形式，依法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维护教职工合法权益。”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政策条例的出台为推进高校教代会制度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支撑与政策保障。
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与发展，我国高校中的民办高校不断发展壮大，民办高校的教职工队伍逐渐扩大。截止到2010年底，民办院校总数有1512所（包括民办非学历院校），占到全国近45%。国务院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反映，在民办大学从业的人数逾22万人。民办高校的出现与发展在弥补公办高校提供的高等教育供给不足矛盾的同时，也对我国高校教代会的性质与职能等提出了诸多新课题。
传统意义上的我国高校基本上都属于国有，高校在职教师为正式在岗在职的正式教职工，他们的生老病死都受到学校与国家的制度关照。而市场经济的孕育发展导致原有高校运行机制出现了诸多新变化，例如，在公办高校中教师队伍身份逐渐出现多样化，出现了一些教师的聘任制与教师身份人事性质。而高等教育供给不足衍生出众多民办高校，民办高校内的教职工与民办高校产权的分离，公办高校绩效工资的评定促使人们重新思考教师的高校中的经济属性等。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的知识经济的兴起使人们有理由重新审视高校教师人力资本在高校运行的地位与作用，重新思考高校教代会的社会属性及其应有职能的制度安排。
回顾我国高校近30多年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高校发展的动力源由政府驱动向社会驱动，由社会驱动向高校内在体制创新驱动转化的发展轨迹。
2我国高校教代会的属性分析
高校教代会是高校教师群体的代表者，是高校教育高效运行的实践者与参与者，更应是广大高校教师权益的积极维护者。准确解读高校教代会的当下属性是着力推进高校体制改革与管理制度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准确解读高校教代会属性必须基于以下4点。
（1）高校教师的个体特征。当下高校教师都是受过长期教育培训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是无数艰辛与巨大代价培养出来的家庭希望，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他们具有过硬的专业素养，他们更是肩负天下兴亡的社会精英。
（2）高校教师职业的社会属性。“传道授业解惑”自古以来就是教师形象的真实写照。诚如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所指出的：“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的存在是民族文化的传承者，高校教师的存在更是为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点燃了一盏盏指示前行方向的明灯。我国高校教师更是党的教育方针与教育理论的坚定支持者、拥护者与践行者，他们担负着培养无数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的神圣使命。
（3）高校教师与高校之间利益关系。高校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当代社会趋于复杂。在公办高等院校，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关系包括有编制的教师与高校关系、人事类型教师与高校之间关系与兼职协议性教师与高校之间关系。其中，有编制的教师与高校之间的利益具有高度耦合性，他们享有制度规定的在职所有福利待遇，如果他们一是离职，则原有的可预期的（包括终身养老保障）在职福利待遇将丧失，原有的基于可预期的福利待遇而作出的在岗奉献将无法获得补偿。人事类型教师和兼职协议性教师与高校的关系类似于民办院校内的教师与学校之间关系，其性质属于智力劳动者与高校法人之间的关系，属于雇工与法人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矛盾。
（4）从发展变化的社会时代内涵进行分析。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促使人们开始创新审视知识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关系，重新评价知识资本拥有者在社会组织内的社会经济地位。
基于上述4个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对高校教代会性质的完整认识需从政治、经济与文化3个方面进行分析：
2.1高校教代会的政治属性
教育总是特定社会的教育，特定社会的教育也总是集中体现和代表占社会统治地位的阶级（或阶层）的意志与利益。我国高校是积极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育场所，是教育和培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教育机构，由此也决定了我国高校教师教代会鲜明的政治属性。我国现有高校教师是党和国家现有意识形态的坚定信仰者与积极倡导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积极宣传者，是党和国家教育方针的贯彻者与执行者。高校教代会作为高校优秀教师的代表者本身就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坚定战斗堡垒的作用，是党的路线与国家政策的坚定支持者与实践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作为高级知识分子的高校教师也必然为捍卫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而尽心竭力，捍卫现有的社会主义政权既是对社会发展方向的执着坚守，也是维护包括广大高校教师在内的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高校教代会的代表，他们都是教育战线上的杰出代表者，肩负着代表和维护广大高校教师的意志与利益。我国的《高等教育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通过以教师为主体的教职工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保障教职工参与民主管理和监督。”高校教代会是实现和保障教职工参与高校治理的制度安排。
高校教代会的政治属性包含如下基本内容：首先，作为组织形式的高校教代会本身就是一个明确的利益团体，她代表和维护高校教职工的利益。其次，高校教代会积极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现行的各项国家政策。最后，高校教代会还积极在舆论上和理论上宣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和一切保守反动思想，是一个具有鲜明政治党性的、具有高级知识分子特色的组织。
2.2高校教代会的文化属性
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不仅包含经济内涵与政治内涵，还包含着鲜明的文化内涵。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高校承担着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职能。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是代表者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方向的文化，是体现者广大劳动人民审美观与价值观的文化，是倡导和承载着民主、自由、科学、平等与人权思想的文化。接受过系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高校教师是宣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作为高校教师代表的高校教代会当然性成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宣传者、普及者，高校教代会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灯塔”，是积极批判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腐朽文化的先锋与标兵。
鲜明的文化属性决定高校教代会始终站在文化传播交流与文化发展创新的前沿，用优秀的文化作品鼓舞人，以先进的文化激励人，始终坚持文化发展服务和服从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总方向。高校教代会的代表与高校教师能够始终秉持以先进的高尚的文化引领社会发展潮流的理念，不断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高校教代会的文化属性要求高校教师始终坚持文化发展的民族性、时代性与先进性的有机结合。
2.3高校教代会的经济属性
社会的改革发展促使人们重新审视高校教代会的经济属性。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科技的变革进步，人的因素尤其是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不断被人们重新认识和评价，人力资本及其在经济社会的地位与作用受到人们日益广泛的重视。鉴于知识与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日益凸显，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态正由工业经济社会向知识经济社会转变，传统组织发展形态开始向人力资本与非人力资本的合约集合体的形态转变，高校也不例外。在知识经济主导的社会发展时期，知识资本成为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要素，作为高级知识分子聚合的组织形式，高校教代会的性质正在悄然发生变化。只有在准确认识到高校教师知识资本的重要性的前提下，才能不断调动广大高校教职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进而有效推动高校改革与高校治理，提高高校治理效率。
准确认识高校教师知识资本的特殊性，才能不断推进高校现有的人事体制改革，延揽人才和重用人才，进而推进高校现有教育改革。
高校教代会的政治属性、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共同构成高校教代会的性质，它们分别代表高校教代会的不同方面。只有全面准确地认识到高校教代会属性的上述三个方面内涵，才能客观认识高校教代会的性质，也才能正确发挥高校教代会的应有作用，也才能推动和推进高校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
3准确解读高校教代会的时代属性对于加强高校建设的现实意义
3.1全面认识教代会的性质，推进高校管理的民主化与制度化
高校是人才的摇篮、培养人文精神培育与宣扬的场所，是知识分子荟萃的地方。诚如教育家朱九思所说，“大学不是党政机关，不是企业单位，而是教育与研究相结合的学术性事业组织。”建设创新性国家关键在高校，而建设国际一流高校的关键在于具有渊博知识的专家学者和骨干教师队伍，他们是高校的灵魂。在当前，推进高校更大的发展关键在于“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为此就必然要全面认识高校教代会的属性，坚持以人为本，倡导学术自由，发扬民主治校的精神，重视高校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
3.2切实推进高校制度创新与管理制度改革，保证教代会制度的实施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并要求在制度上形成更为有利的保障。科学发展观落实到高等教育，从制度层面来讲，就是要重视教师的主体地位，保证教职工在民主决策中的作用，完善教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但是，我国高校在这一点上还有待加强。高校教代会缺乏规范化、制度化建设，被认为只是一种会议形式而已。教代会的四项职权即审议建议权、审议通过权、审议决定权和对领导干部的评议监督权未能得到全面落实，二级教代会的推行举步维艰。据上海市教育工会对该市20多所高校教代会制度建设的调查，能够落实实评监督权的二级教代会只有65%，完全由二级教代会代表自行评议的行政领导的只占47%。
现在我们提出保障教职工民利、加强教代会的制度建设，就必须要在教代会的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方面加以完善。针对教代会制度流于形式的现状，可以从教代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制等方面进行探索。如了参照人大、政协等各种民主形式，创造出教代会具体的表决制度等等；在扩大二级单位管理自的同时，推进完善二级教代会制度；在规模较大的高校试行教代会常设机构，在闭会期间行使相应的职权；将教代会与工会的职能分离开来，突出教代会的作用等等。只有在具体的制度的保障下，高校教职工才能够更好的参与学校的民主管理，发挥能动作用为高校进一步发展献力献策。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6
关键词：道路运输 机构性质 管理体制
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是各级交通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的管理道路运输的专门机构，对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促进道路运输业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我国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体制产生于计划经济时代，全国除个别地区外，绝大多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都是事业单位建制，运输行政管理人员采用事业编制进行管理。正是由于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这种不科学的性质定位，导致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人员超编、机构膨胀，从而形成“养人罚款、罚款养人”的恶性循环。本文试图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分析我国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构性质定位的不科学性，提出我国道路运输机构性质定位和人员管理的理想模式。
1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定性不科学
各级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作为事业单位的定性在全国具有普遍性，但从理论上说这种性质定位是不科学的。
1.1事业单位的概念和特点
事业单位是接受国家行政机关领导、没有生产收入、所需经费由国库支出、不实行经济核算、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服务的社会组织。一般具备以下特征:①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②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的过程中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技术力量或必要设备;③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时由政府支付成本。
1.2行政组织的概念和特征
“行政组织是国家为实现行政目标而建立的组织，它承担对社会实施公共管理的职责，即通常人们所说的政府组织，包括一级政府及其所属的政府机构”。行政组织具有以下特性:从行政法的角度看，行政组织的特征主要表现在:①行使国家行政职权，管理国家行政事务;②在组织体系上实行领导从属制;③在决策体制上一般实行首长负责制;④行使职能通常是主动的、经 常的和不间断的;⑤最经常、最直接、最广泛地与组织、个人打女 道。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看，行政组织具有:①完整性。行政组织}` 完整性由国家权力的不可分割性决定。②政治性。行政组织是G 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执行国家公务的组织，因而必然具有政泥 性。③法制性。行政组织的设置、人员编制、职能的确定、权利}` 划分都必须符合宪法和相关法律规定。④权威性。行政组织代表 国家行使行政权，它的一切合法规定、命令每个公民都必须遭 守。⑤执法性。行政的最大特点是执法性。行政组织作为国家为 实现对社会的公共管理而建立的组织，是国家的执法组织。⑥社 会性。在现代社会国家设置行政组织干预和管理经济、科技、文 教、卫生、交通、邮电、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公共事务，这是其社会性的表现。⑦服务性。这是行政组织的根本属性，行政组织产 生于社会，高于社会，又要服务于社会。
1.3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性质分析
从事业单位的概念和特征看，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不属事业单位。事业单位最大的特点是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而且这种劳务的成本由政府支付，不实行经济核算。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代表国家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是交通主管部门所属的专门行业管理部门，不具有事业单位的三个特征:①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不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尽管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有为客户服务的义务，但这种服务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与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是有本质区别的。②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关没有为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所需要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尽管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也拥有一些专业技术人员和一定的检验检测设备，但这是为管理道路运输市场服务的，而不是为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服务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关开展管理活动的工具是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有关规章、规范性文件。③既然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机关不向社会提供非物质生产和劳务，也就不存在政府支付成本的问题。但这里的成本与政府支付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经费开支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从国家设立道路运输管理部门的目的和各地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开展活动的过程看，道路运输管理部门应当属行政组织。国家设立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的目的是为了管理并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从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开展管理活动的过程，可以概括出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具有以下特性:①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是依法设立的国家专门管理机构。②道路运输管理部门行使国家行政职权。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各级交通行政主管机关的专门行政部门，行使国家行政法规所赋予的行政职权，代表国家对道路运输市场进行管理。③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活动是经常的、主动的、不间断的，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要主动并随时对道路运输市场进行监控，积极主动而不是消极被动地打击非法经营，维护道路运输市场秩序和道路运输参与者的合法权益。④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有上下级机构、有完整的组织体和系统的运作程序。⑤道路运输行政部门的管理活动具有政治性，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广大人民参与道路运输的合法权益，打击非法经营。⑥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运用国家的法律、法规对道路运输市场进行管理，特别是对道路运输经济活动的管理具有唯一性和国家权威性，所以，其依法实施的正确管理活动具有强制性。⑦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活动几乎涉及社会中的每个成员，最广泛、最经常、最直接地与组织和个人打交道。总之，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具有行政组织的一般特点和属性。
从以上对事业组织和行政组织的一般特点和属性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把道路运输行政管理部门定性为事业单位是不科学的。
2道路运输管理部门不科学的定性带来的问题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7
关键词：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归属感
西双版纳民族地区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拥有良好的归属感是民族地区旅游业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前提和保障，也是社区居民构建稳定和谐的生活环境与工作氛围的基础。参与方式和参与途径都可能影响着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居民的归属感又影响着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云南是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社区居民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他们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也很不一样，在参与旅游后的感受也具有不同的体现。本文旨在研究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后的归宿感问题，先假设社区参与旅游后归属感更强，同时也存在不同的问题，然后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收集资料与数据，应用spss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根据分析结果证实假设的成立。从这一过程了解目前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感受，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这既有利于培养社区居民对旅游企业的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他们的旅游参与度，优化他们的旅游参与方式和途径。
一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参与旅游现状及归属感假设
（一）社区参与旅游现状
作为少数民族聚集地，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参与旅游的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和专家都对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参与旅游做了相关的调查和研究，但是很多研究工作都忽略了民族社区的独特性和不同社区参与旅游能力的差异性。由于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属于我国西部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之一，其参与旅游发展的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种因素的阻碍。资金短缺问题、基础设施不完善、经营能力不足、服务竞争较弱等一系列障碍性因素使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活动时与投资商、政府，甚至是社区居民之间产生了矛盾，这无疑使他们的社区归属感受到了影响。其实，
在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参与旅游业的整个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这些不同种类的问题制约着该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旅游收益的分配不均是最突出，也是最关系社区居民切实利益和归属感的问题。很多居民只是用租赁土地的方式参与旅游，少量的土地补偿金并不能给他们带来显著的效益，有些甚至破坏当地原本的风貌和环境。除此之外，大多数居民是没有知识技能和管理能力的低学历劳动者，他们参与旅游的方式是以打工的形式从事简单的旅游基础活动，很少的收益并不能让他们对当前所处的环境产生归属感。所以，只有让他们参与到旅游发展的管理中来，培养其参与能力和管理能力才能满足居民自身追求事业的成就感，真正实现该地区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二）归属感概述和假设
一般来说，归属感属文化心理的概念，它是指一个个体或集体对一件事物或现象的认同程度，并对这件事物或现象发生关联的密切程度。[1]社区居民的归属感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条件下会有所不同的表现，尤其是在民族旅游地的特殊背景下，当地居民的归属感问题就更值得关注。西双版纳民族地区的居民有着独特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他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很具特色，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归属感也很不同。特别是当社区居民在参与旅游的过程中遇到不同的问题时，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参与态度直接可以反映其归属感。然而，在旅游发展的不同阶段，居民面临的问题也不同，所以其归属感也是动态变化的。
本文主要是对已参与旅游的社区居民进行研究，了解当地的社区参与旅游现状后才能更好地分析他们的社区参与行为与态度，然后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居民社区归属感。按照一般理论去设想社区居民参与的公共活动越多，其归属感就应该更强，于是参与欲望和动力也会随之变得更强烈，与此同时，他们的社区参与能力也就在无形中不断得到提高。可是，旅游活动不一样，它涉及的利益问题较为敏感，参与形式更为多样，所以问题就更加复杂。民族旅游地的社区参与更需要进行深层次和多方面的考虑，其归属感的影响因素具有多样性和错综性的特征。笔者欲将在文化验证的假设是：一方面，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后的归属感更强，但是不明显；另一方面，该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后寻找归属感的意识增强，但是面临的问题较多。
二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后的归宿感分析
社区归属感通常是表现在语言、态度、神情、思想和行为举止等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对这些方面直接量化出来研究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采取问卷和访谈的方法比较合适。量表问卷法可以从问卷题目中反映调查对象对一个地方或一个集体的认可度，可以表现居民的意愿与行为倾向，测量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强度。对于这次的社区归属感问卷，由于涉及课题组的调查，所以问卷形式与内容比较复杂，通过对不同指标描述居民包括认同感和其它参与程度的数值录入计算机，使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到的有效样本是116份，笔者只选取了与本文相关性比较大的部分来进行论述。文中的调研数据未必充分考虑到了样本对总体的代表性，所以从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参与旅游管理意愿、参与管理的障碍、参与收获、参与后物价水平、参与后的环境状况等十项指标进行抽样，以减小样本误差。为了更好的联系前文的假设，可以把这些指标归结成生活水平、整体环境、参与态度、成就感和愉悦感五个方面进行逐步验证。
（一）生活水平
一个地区的生活水平是反映人们幸福指数的窗口，分析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后的归属感，可以从他们的生活水平变化出发。从简单地逻辑思维来推测，一般生活水平提高了，就是收入增加，消费水平提高了，物价上涨。然而，影响物价和收入的因素很多，不能直接凭此做出与归属感呈正相关或负相关的评价。
表一您从旅游中的主要收获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percent
Valid收入增加4942.242.242.2
见识增加2118.118.160.3
朋友增多1512.912.973.3
地位提高54.34.377.6
其他2622.422.4100.0
total116100.0100.0
表二发展旅游后本地物价变化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percent
Valid无变化2118.118.118.1
略有增加5950.950.969.0
明显增加3631.031.0100.0
total116100.0100.0
从表一可以看出，116位调查对象中有49人感觉参与旅游后的收获是收入增加，也就是42.2%的人收入提高了。其次的收获分别是见识增长、朋友增多和地位有所提高等。表二调查的是居民参与旅游后对本地物价的评价，50.9%的人说当地物价略有增加，还有31%的居民感觉物价明显提高了，这说明物价整体上涨是事实。另有18.1%的人却说物价没有变化，这与个人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项目有关系。整体来看，西双版纳民族社区的居民参与旅游后收入增加了，但是不多。同时，物价也上涨了，实际的消费水平和生活水平没有明显的得到改善。可社区居民感觉还是有收获，说明他们认为整体状况比以前好，见识增长了，交际圈也扩大了，社会地位也上升了，表明他们的归属感略有增强。
（二）整体环境
整体环境既包括自然环境，也包括人文环境。在可持续发展的思想影响下，在价值观念、理论基础、方法原理、技术手段等各个方面，从思想观念到实际操作都需要一系列的变革，使之推动建筑与城市划的实践，丰富建筑领域的内涵。在人居环境设计中以满足人的需求为目的和归宿，努力创造出良好、舒适并具有安全感、归属感、人情味以及有较高生存情趣层次的居住环境。[2]环境是人类居住场所，它对人们的归属感的影响是不容置疑的。
表三您觉得当地发展旅游后环境如何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
percent
Valid比以前好9077.677.677.6
没变化1714.714.792.2
不如以前好97.87.8100.0
total116100.0100.0
表四您认为发展旅游是否带来民族社会问题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percent
Valid不清楚2017.217.217.2
没有5950.950.968.1
有一定3227.627.695.7
有很多54.34.3100.0
total116100.0100.0
表五您认为以下哪方面的民族社会问题最为突出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
percent
Valid民族习俗2824.124.124.1
民族信仰2118.118.142.2
民族团结108.68.650.9
民族语言3731.931.982.8
其他2017.217.2100.0
total116100.0100.0
由于这次的受查对象普遍比较纯朴和单一，受教育程度偏低，在他们的观念当中很少注重环保，所以对自然环境污染这方面缺乏考虑。在调查中，问及环境状况时，他们理解的基本上是人文环境的变化。从表三可以看出，77.6%的居民感觉环境比参与旅游前要好，他们认为的是居住环境比以前方便，房子比以前更漂亮，道路比以前更宽敞等很多基础设施都改善了。但是，有14.7%的居民认为环境没有变化，有7.8%的人认为环境不如以前好了，这说明人们对环境的理解是由偏差的。表四和表五调查的是民族社会问题，这跟人们的生活环境密不可分。50.9%的居民没有发现民族社会问题的存在，4.3%的人认为有很多民族习俗、信仰、语言和民族团结的社会问题存在，这与社区居民参与旅游过程中发生的矛盾有联系。说明人们参与旅游时遇到的困难会削弱他们的归属感，使原本理论上会增强的归属感丧失。
（三）参与态度
社区归属感的培养有赖于广泛积极的社区参与。社会参与同其社区归属感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即当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活动越多时，他们就对社区越熟悉，也越容易在社区内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进而增强他们的责任感、自豪感和社区归属感，相反，居民较少参与社区活动，则不利于其社区归属感的培养，同时，居民的社区归属感对居民的参与意愿具有一定的影响，社区归属感越强烈，参与社区事务的意愿越强烈。[3]社区居民的参与意识也就决定了他们的参与态度，参与态度好差又决定了他们在参与中收获的多少。
表六您希望参与到旅游发展的管理中来吗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percent
Valid希望4639.739.739.7
无所谓3530.230.269.8
不希望2824.124.194.0
4.0065.25.299.1
5.001.9.9100.0
total116100.0100.0
表七受教育程度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percent
Valid没上学1613.813.813.8
小学3631.031.044.8
初中4740.540.585.3
高中及中专119.59.594.8
大专及以上65.25.2100.0
total116100.0100.0
表六反映的是39.7%的社区居民希望参与到旅游的管理层中，有30.2%的人对是否参与到管理层持无所谓的态度，有24.1%的人不希望参与到管理层中。这表现了有大部分人参与旅游管理的积极性较高，小部分人由于一些自身因素和外界要求而抱不愿意参与的态度。表七的受教育程度调查可以合理地解释表六的现象，很多人由于学历不高和知识技能不足而胜任不了或不愿意担任管理的职位。（四）成就感
居民的社区归属感虽然是难于琢磨的心理感受，但是它可以由人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体现出来。成就感是居民根据自己意愿进行自我目标定位和实现的过程感受。如果一个人能够很好处理与企业关系，并且在工作中能充分考虑个人与企业的双方利益，希望付出最大的努力以换取最大的回报，那么他就是追求成就感的人。这样的社区居民是希望参与旅游的管理层，一有机会就主动地提高劳动技能和劳动熟练程度，配合管理、积极沟通，当他个人价值实现了，归属感也就更加
强烈。
表八您更赞同由谁管理旅游事务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
percent
Valid村民自主管理为主3933.633.633.6
政府管理为主2723.323.356.9
企业管理为主1512.912.969.8
其他2723.323.393.1
5.0043.43.496.6
6.0021.71.798.3
8.001.9.999.1
9.001.9.9100.0
total116100.0100.0
表九您认为村民参与到旅游发展管理中最主要的困难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percent
Valid缺乏政策支持108.68.68.6
缺乏资金2319.819.828.4
信息不透明1210.310.338.8
缺乏投资者支持1311.211.250.0
知识和能力不够3328.428.478.4
存在特殊社会关系86.96.985.3
其他1714.714.7100.0
total116100.0100.0
表八有33.6%的居民赞同自主管理旅游事务，说明他们已经具备了管理能力和条件，或是追求成就感的欲望比较强烈，已获得的归属感也较强。其他大部分的居民没有赞同自主管理旅游事务，是因为他们认为参与旅游发展管理中的能力不足，遇到的困难较多。其中，困难比例最大的是知识和能力问题，有28.4%的居民处于的就是知识水平不够高，能力不够强的困境。
（五）愉悦感
愉悦感能很好地反映人的心理状态，一个人做某件事开心或不开心就可以用愉悦感来衡量。社区归属感就是社区内的居民对社区地域和人群集合体的认同、喜爱和依恋等心理感觉。[4]只有认同了某个群体，才会产生喜爱和依恋，说明愉悦感和归属感呈正相关。
表十参与旅游后与以前相比您感觉
FrequencypercentValidpercentCumulativepercent
Valid很不快乐21.71.71.7
不太快乐108.68.610.3
不清楚2017.217.227.6
比较快乐5547.447.475.0
很快乐2925.025.0100.0
total116100.0100.0
调查结果是：47.4%的居民感觉参与旅游后跟以前相比要快乐，还有25%的人感觉很快乐，说明他们的愉悦度比以前要高，归属感也增强了。但是不太快乐和很不快乐的人群也不能忽略，通过访谈后了解到影响他们愉悦感的是参与旅游的困难，以及跟政府和企业的矛盾。
三西双版纳民族旅游地社区居民归属感存在的问题
综上调查和分析，我们发现西双版纳民族旅游地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后归属感有所增强，但是这样的居民所占比例较小。说明他们的归属感由于受到很多因素的干扰和影响，增强得不明显。可还是有大部分人希望参与旅游的管理层，赞同以村民自主管理旅游事务为主。虽然他们参与积极性较高，但是面临着来自本身、企业、政府和其它方面的障碍性因素影响，这就使他们的归属感构建处于困境，并且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
（一）居民自身因素的制约
西双版纳民族旅游地的社区居民因为年龄、爱好和民族的不同，特别是受教育水平的程度较低，使他们在参与旅游时知识和能力不够，获得的成就感较少，所以归属感不强。另外，由于自身条件的不成熟，很多居民的参与信心不足，积极性和参与态度也受到影响。长此以往，他们习惯于徘徊在旅游企业的最低层从事非技能的体力工作，从而对生活和工作都以疲倦的态度应对。
（二）保障居民参与旅游的相关制度不完善
目前社区参与社区事务的重要性已渐入人心，但社区参与制度建设存在较大的体制性弊端，即在我国法律性文件中，社区参与的宪法秩序虽已基本确立，但是在宪法秩序框架内，社区参与仅仅停留在概念性阶段，缺乏可供操作的程序性规范，即社区参与的程序性问题如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参与方式、参与步骤、参与途径及其保障等尚未解决，这使得社区建设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区参与度的提高。[5]社区参与度是社区建设的深厚基础，也是提高社区凝聚力、形成社区归属感（认同感）的根本所在。[6]
（三）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不和谐
西双版纳民族社区居民参与旅游的时候由于参与方式不一样，有的是土地，有的是本身的技能或劳力等，随着居民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投入要素随之也增值了，所以利益诉求就更多。特别是文化旅游的兴起让投资商看到了当地民族独有的文化资源开发潜力，而原来参与的时候忽略了文化要素这一资本，居民从旅游企业那里所得到的收益很少，因此社区居民和企业、政府之间因利益分配而引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不和谐的集体中，人们的归属感受到极大的干扰。
（四）民族社会问题的存在
在调查中，有4.3%的人认为有很多民族习俗、信仰、语言和民族团结的社会问题存在。民族习俗传承的好，可以使当地的旅游业更具前景，然而目前很多人在利益的驱使下歪曲原本的风俗或创造虚假的习俗作为旅游产品供游客欣赏。这样，在无形中使当地居民的信仰受挫，不利于民族团结。另外，语言障碍也使当地居民很难融入旅游企业的其它部门，制约了他们在工作中拓展自身的发展空间。这些民族社会问题都是干扰居民归属感的不良因素，致使他们对自身所处的集体感觉生疏或不
认可。
四结论及措施
在旅游业发展的新时期，民族旅游地的文化旅游越来越受关注，民族社区参与居民的归属感问题就更应该得到重视。居民的归属感涉及到其对社区的认可度和期望值，一个集体的文化氛围和企业活力都可以影响到居民归属感的形成。在社区建设和旅游发展过程中，很多居民希望直接参与和治理旅游管理问题，这对培养他们的归属感很有利，可是由于文化水平和知识技能的限制，他们屡屡受挫。有些已经具备条件参与旅游企业管理层的居民也因为利益分配等问题与其他利益主体的矛盾越演越烈。本文建议从以下几点措施出发，解决社区居民参与旅游中的各种问题，培养较强的的集体归属感，才能更好的实现当地旅游业的可持续
发展。
第一，加强知识技能的培训，发挥文化精英的带动作用，提高社区居民整体素质。
第二，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确保实施力度，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实现途径公平、通畅。
第三，改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关系，构建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形成和谐团结的社区氛围。
第四，保存和修复当地的优良传统文化，加强民族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参考文献
[1]刘巍巍.城市居住小区环境归属感研究―以大连市为例[D].辽宁师范大学，2007.
[2]吴良镛.人居环境科学导论[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33～37.
[3]陈钒.城市居民的社区意识与社区参与的关系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09.
[4]李洪涛.城市居民的社区满意度及其对社区归属感的影响[D].华中科技大学，2005.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8
关键词：高职学生；自我规划与管理能力；质性研究
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与教育大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双重影响，职业教育需求日益扩大与职业教育质量备受诟病形成了一对鲜明的矛盾。一方面是注册制的实行，给予越来越多的学生进入高职院校深造的机会；另一方面，人才培养与评价和现实需求的错位，注定让高职生们在入校时就已被贴上许多负面的标签。因此高职学生的校园生活质量问题，及其自我管理、自我规划等问题不断呈现，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刘林（2003）提出将管理对象转变为管理主体，使学生能够从服从管理变为自我管理。陈克江（2004）将学生自我管理视作以自我品质与学识为工具不断自我塑造并自我完善的过程。毛建梁（2007）提出自我管理是高职院校师生双赢的创新管理模式。李顺、张艳红（2008）提出将自我管理从简单的自我约束提升到自我创新的平台上来，构建基于创新人才培养的自我管理实践模式。目前与高职学生自我规划与管理相关的文献多是从管理者的角度去理解和研究，而笔者依据自己多年一线的教学与管理实践认为，高职学生的自我规划与管理，当从学生的角度去认识探索，让学生自己去体验和感悟什么是自我规划和管理、怎么样才是学生的自我规划与管理的良好状态，才能够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课题组带着这个问题以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为访谈对象，深度访谈了20余位学生。运用修正的分析归纳法和连续比较法[1]展开整个研究，通过访谈提纲的拟定，抽样访谈，样本整理与分析，理论修正，反例使用，见微知著，探讨高职学生的自我规划与管理能力的良性状况是阳光、积极、自信的，是对自己有较清晰的认知，有明确的生涯目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坦然面对问题和积极应对事件的能力。在这样的状态下，经过一定社会历练塑造成有责任感、有担当的年轻一代。现就整个质性研究过程作一展示。
一、访谈提纲的拟定与访谈摘要
基于黄素芬老师的大学生生涯兴趣的质性研究培训，笔者参与了江苏省高校大学生本土生涯兴趣质性研究课题探索，选取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2个专业各3名学生作为样本进行深度访谈并转录成文字后归纳整理。当追寻大学生生涯兴趣的来源时，发现了较大的差异性――自我发展目标模糊与人生规划清晰简单的两类群体，以及伴随着目标清晰与否的行为上的自我约束的差异。带着好奇，在前期探讨生涯兴趣的访谈提纲的基础上，我们沿用叙事法探索高职学生的自我规划与管理能力的良性态势。“polkinghorn（1995）认为叙事研究是应用故事以描述人类经验和行动的探究方法”，人们透过其所叙说的故事来为其生活赋予意义。通过叙事，我们或许知道，对被研究者而言，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是他们所关切的，或者个人如何经营日常生活的。高职大学生生活都有哪些故事呢？对于他们而言什么是有意义的？他们关切什么？他们如何经营日常生活？基于此我们拟定出高职学生自我规划与管理能力访谈提纲，见表1。
关于访谈摘要：质性研究的访谈对象是研究参与者，与访谈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在平等地位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构建出共识。因此要求访谈员尽可能去掉教师权威身份与咨询师身份，贴近学生，不发表个人观点、不作出个人判断、不帮对方总结，保证学生在访谈中是自由的，提高信息的真实性。当需要学生陈述某个观点时，需要站在研究参与者的角度发问“这个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
二、典型性样本抽取与访谈分析
为保证样本的代表性，课题组采取的抽样方法是非随机判断抽样。课题组采取的抽样策略是先由辅导员和专业任课教师推荐，寻找成绩优异、与人沟通合作能力较强、语言表达能力好、各方面表现突出的学生。依据推荐找到了学生a。通过初步访谈和深度访谈（访谈时间分别是34分28秒和1小时19分26秒），发现a作为高职学生一直在追求的是：“让自己的家庭，上至父母，下至自己的妻子孩子都是无忧无虑的。这里指的是生活方面，过上普通人的生活，无忧无虑的，不需要为了生计而犯愁”（家庭―生计）。因为“无论现在的处境，现在自己的能力，还有现在身上的资金资本都是最差的”（能力―现状）。“因为资金的不足，至今还后悔没能把店租下来”，从而失去一次很好的创业体验（创业―体验）。在受访过程中屡次说起：“个人感觉，在所有的朋友中交际是最广的，真心朋友也遇到几个”（朋友―情感）。对初中和高中的成长过程有不同的体验和认知（成长―经历）。“大学时大一大二的区别很大，大一的时候不论什么方面什么事情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自律―有序）。“到了大二以后就完全随波逐流，对生活作息和自制力方面已经完全没有了自己可操控的能力”（迷茫―郁闷）。将a提供的信息做初步的开放编码以后与初始概念进行匹配得出基本的理论模型。
图1中的Z1、Z2、Z3、Z4是研究者在文献收集和结合多年学生工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关于影响高职学生自我规划与管理能力的几个方面的理论假设，即学习管理、生活管理和社会活动管理[2]。然而和a学生的提取资料比对后发现，这三个维度存在严重的不饱和。a学生的资料中关于学习的内容几乎没有，学习管理维度是空缺的状态；生活管理维度中只有自律和有序；在社会活动管理维度中有兼职工作体验和创业尝试；还有一个维度包含有家庭与生计，经历和成长，助人和自助，朋友和情感，属性如何还无法确定。
三、对第一个个案进行三角互证和纳入辅个案
为了夯实t1中的各个属性并确认其维度，对个案a辅以“三角互证”[3]式的信息补充：对a的同学、老师进行访谈，同时为了确认个案a的自我规划与管理，采用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择与a同班且背景相似的a’，考察a’的自我规划与管理是否各方面表现突出。a’与a相比在很多统计特征上相似，如性别、年龄、系别、专业等。当把a’的资料与t1进行对照时，Z2、Z3、Z4的属性都可与a’吻合，但在a’的访谈资料提示出了一个新的属性“知识技能-提升”填充了a资料中学习管理的空白，a’强调参加专转本考试、资格证书考试的动力均来自于爸爸、妈妈的期待，期待能有一个好一点的学历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努力学习拿到资格证书就能顺利就业，减轻爸爸妈妈的负担。这样形成Z1d1的属性“知识技能提升”。a’的资料中显示目前很享受在校的学习状态：“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每天早起去图书馆，下午一起锻炼，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这让我想到朋友是在校社会活动的一个方面，于是将Z4d3：朋友―情感（社会资源）移动归为Z3d3：朋友―人脉。将Z4d3移走以后，新的Z4d1、Z4d2、Z4d3组合起来后“浮现出”一种新的属性。根据我对已有理论的了解，暂时成为“责任与担当”。因此，理论模式t1经过微调变成了t2，此时t2中的各个属性和a资料是符合的，在“维度”的层面却不尽然。这就是关于高职学生自我规划与管理良好状态的松散的描述理论。见图2。
四、通过目的性抽样，寻找同类现象中的各种“反例”，不断修正理论模型
在分析a个案后发现接下来的个案分析变得较为容易，而且花费的时间也更少。按照“自我规划与管理各方面表现突出”的目的性抽样标准，我寻找到了个案B。个案B的基本情况是系别、性别和a不同。同样经过两次访谈，B的资料中呈现出一个明显的特征：仅就某个方面谈得很多，而其他方面涉及很少或者基本不涉及。B提供的信息几乎全部集中在她如何学习，快乐地学习，为转本学习，为资格证书考试学习。我将这看作是“目标管理与动力”之间的关系。由于我对“目标―动力”的理论存在个人偏好，认为此概念超越自我规划与管理中的几个方面，更具有抽象性，因而有更大范围的解释力，很可能将后续极有个性的自我规划与管理表现优异的学生都囊括进来。由此，根据B的情况，我将“目标-动力”和“责任与担当”都作为更上位的概念，置于原有的类属和属性之间，这就形成了新的理论模型t3。见图3。
接下来继续目的性抽样，找到个案C和D。然而个案C的资料显得异常突出，在接受访谈时，他谈得最多的是：“每个人都想创业，但是创业太难，我爸是搞工程的，不容易，你要去投标，招标、找工人、分配、买材料、发工人工资、做结算，工人吃饭睡觉、生病看病都要管。一年在家呆不了几天。（家庭成长―环境），强调非常喜欢本专业但是就业前景堪忧。”“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但是我们这个行业起点低，你要干个十几二十年你才有价值，这也相当于创业，但是这个创业，比较漫长。受我爸的影响，出去找工程，也很不容易，如果失败了就会很惨。我对职业方向还感到迷茫，是因为我要为我以后生活考虑。虽然是喜欢，但是我不可能因为我喜欢这个专业就怎么也不换工作，毕竟我还要生活”（生计―责任担当）。这指向学生如何看待自己的专业和职业，这是在之前的所有案例中都没有提到过的属性和维度，但与t2中的Z4有类似的含义。如何将t3修正使之与个案C吻合。
为了重新组合类属下的各个属性，我借鉴了科尔宾和施特劳斯的“解释范式矩阵”[4]，将通过个案C所得到的新属性和t3中原有的属性进行聚类和抽象（如图4所示）。
在t4中，原有的“自我规划与管理”下的三个属性――“学生管理”、“生活管理”、“社会活动管理”被归于“校园生活质量”之下，而“校园生活质量”之下与“责任与担当”和“反思沉淀”一起构成了“解释性的情景条件过程”。分析过程由此有了质的飞跃。再纳入D、e等后续个案不断地修正理论模型。
五、有意识地寻找“非同类现象”中的个案，确认类属的边界和范围
课题组寻找确定“非同类个案”酝酿了很久。参照林小英教授所说的转换研究情景和场地，如果限定于高职院校学生只是转变场地的话，只有寻找示范性高职院校的样本。于是锁定一位示范性高职的学生F，访谈结果除了修缮了一部分内容外，没有给出特别的印象和感触，对“非同类现象”的探索陷入停滞徘徊状态。于是转换思路从学历层次的角度入手，访谈了中职和本科的两个学生。中职的学生G因为现在的注册入学政策的出台，所以目标动力很清晰：“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继续享受大学的美好时光”。而本科的学生H这个个案可能因为选取的代表性太强，是江苏某高校社会学专业的大三学生，马上准备去台湾半年交流学习，回来将复习参加2017年的公务员和研究生、托福考试。如果考上公务员则考虑先就业，否则继续深造或者出国。这些“家庭经济，教育经历”都在以前的资料里没有呈现的。这样关于类属的理论边界变得有些清晰，根据两个非同类个案提供的“镜像”，我再次调整了理论模式中的各属性关系，“社会历练”这个属性从原生家庭、教育经历、重要事件、社会资源中提炼出来。“责任感和担当”之前的“目标和动力”和之后的“社会历练”形成最终的但也是可修正的理论模型t0成型（如图5所示）。
在良好的校园生活质量的前提下，学生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周围的人际关系以及自我的合理定位等反思沉淀后形成阳光自信积极的良好状态，就是高职生学生自我规划与管理良好的状态。包括有清晰的自我认知、明确的生涯目标、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坦然面对问题，能积极应对事件。在此基础上经过特定时间的社会历练包含有原生家庭的成长环境、教育的经历、社会的资源以及所经历的重要事件的历练形成有责任能担当的人格特质，从而在大学阶段能够有明确的目标动力，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该干什么。通过提高学历、兼职创业、获得资格证书为就业做准备，从而管理好自己的校园生活、学习以及社会活动，形成良好的校园生活质量。
六、反思建议
到目前为止，高职学生的自我规划与管理的良好状态质性研究告一个段落，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循环图。这个图阐述了一个过程，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如果把这个良性循环的过程的切入点定为良好的校园生活质量，这就给我们高职院校的管理者提出建议：1.加强校园生活质量建设。良好的校园生活质量首先体现在校园的衣食住行的软硬件建设，要以学生的需求为基本点，体现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学生的理念，让学生在校如家，在学校有如在家的温暖，有归属感，让学生对母校有感情。其次，良好的校园学习氛围是保障校园生活质量的又一要素。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地方，学生在这里不但要学习理论知识，还要学习与人沟通，与人交流，学习坦然面对问题和解决问题，实现自我成长。再次，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活动以其特有的魅力熏陶着学生。让学生创办具有专业特色的校园活动，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同时创造机会吸引学生参与到学校的学生管理中来，对校园里的工作定好岗位要求，吸纳有能力有热情的学生去做，如学生宿舍、社团、图书馆管理等，很好地增强高职学生主人翁的意识和组织管理能力。2.助推学生成长，让其具有反思沉淀的能力。在良好的校园生活质量的前提下，需要学生有反思沉淀的过程，这是一种能力，自我整合的能力，需要学生重新定位自我，寻找真正自我，进而修补自我。高职学生可以通过课堂参与、社团活动、心理学课程等各种途径寻找自我，这个过程会很长，需要学校、老师、家长的助推，特别是辅导员和班主任的作用不容忽视。对于依赖性强的高职学生，很容易把对父母的依赖移情到辅导员身上，因此辅导员在谈心过程中要注意边界的保护。通过谈心陪伴高职学生成长，引导其经常反省自己，提炼过往人生经历中的重要事件，助推其进行反思沉淀。3.加强专业师资的配备，增强心理辅导、生涯辅导的有效性。学生的成长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专业的心理引导和生涯辅导。目前高职院校具有心理学背景的教师严重缺乏，生涯辅导专业老师也存在严重不足。学生在自我认知、专业认知、职业认知等方面出现迷茫的时候，不能够得到及时的帮助，使问题越积越多，从而造成目前高职学生普遍存在目标缺失，学习没有方向，行动缺乏动力，时间严重浪费等现象。
参考文献：
[1]林小英.分析归纳法与连续比较法：质性研究的路径探析[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5（1）.
[2]黎鸿雁，邵彩玲，安涛.大学生自我管理能力培养研究[J].河北农业大学学报（农林教育版），2008，10（1）：85-87.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9
《民办教育促进法》自2003年实施以来，对推动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促进民办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维护民办学校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社会改革发展进程的加快，教育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研究修改《民办教育促进法》以及相关法律已经成为当前摆在人们面前的一项十分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以往人们考虑促进民办教育的发展，只着眼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的修改完善，认为修改完善《民办教育促进法》就足够了，其实这是不全面、不科学、不准确的。
影响民办教育发展的法律，不仅有教育法律范畴的《民办教育促进法》（2002年），而且有处于其上位的《教育法》（1995年），还有与之平行的《高等教育法》（1998年）、《职业教育法》（1996年）、《教师法》（1993年）、《学位条例》（1980年）等。此外，还有教育法律范畴之外，由全国人大通过、与之平行且关系密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1986年），以及由国务院通过并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2004年）等。换句话说，与民办教育发展有关的，不是一部单一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而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相关法律集群。因此，促进民办教育发展，不能孤立思维，单兵独进，而应运用系统思维，对之作通盘考虑，分清轻重缓急，逐步全面完善相关法律。
具体而言，首先应修改完善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民办教育促进法》，这是重中之重，基础之基础。在此方面，一是要明确将民办学校分为“非营利性”与“营利性”法人两种类型，并要求民办学校进行法人登记;二是要明确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重要的法律地位，按照法人属性享受相应的优惠政策。这两条至关重要，不可或缺。前些时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布的《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中，已有相关表述，希望最后能够保留下来，不再有所变化。
其次，要尽快修改完善处于其上位的《教育法》。《教育法》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而《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五十一条规定：“民办学校在扣除办学成本、预留发展基金以及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其他的必需的费用后，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既然有“办学结余”，就说明办学有“营利”行为，既然规定“出资人可以从办学结余中取得合理回报”，出资人就会利用办学行为去“营利”。由此可见，“合理回报”与“不得以营利为目的”是完全相悖的。
《教育法》的初衷虽好，但与我国目前的国情和现实不符，需要对《教育法》有所调整。如果不调整《教育法》，民办教育仍难得到顺利发展。可考虑将之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写入以财政性经费、捐赠资金举办或者参与举办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不得设立为营利性组织意思，做到精准立法，有放有收，既利于民办教育发展，又防止过度营利性教育机构泛滥，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
再次，要修改完善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平行的《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和《学位条例》等。《高等教育法》第二十四条规定高等学校“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与《教育法》严格保持了一致，没有区别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过于含混不清，也明显不符我国现实国情与实际，需要作出调整。《职业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教育法律法规中有关职业学校的分类与属性、教师与学生的合法权益等，也存在类似问题，需要明确和调整。
最后，还要修改完善由全国人大通过、与之平行且关系密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由国务院通过并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等相关重要法律法规。
以后者为例，《民办教育促进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是存在冲突的，如依照2002年颁布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未作规定的，依照教育法和其他有关教育法律执行。”第三条规定：“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这两条规定说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属“民办教育”，“民办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据此，各企业事业单位或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学校无疑属于“事业单位”。
但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这就与《民办教育促进法》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后者说只有“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才能被作为“事业单位”予以登记。
而依《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规定，个人又可以举办民办学校这样的事业单位且其投入只能是非国家财政性经费，显然属于“非国有资产”，故按《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又不属于事业单位。虽然从法律层级上说，《民办教育促进法》属法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属行政法规，前者的法律效力要高于后者。但据后法优于前法和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来看，《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又可以与《民办教育促进法》相抗衡，这两者之间的冲突给民办教育机构的单位性质和登记管理带来很大麻烦。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我很赞同不久前北京师大教育学部尹力教授的观点，她在《是“具体落实”还是“选择性移植”――《教育法律一揽子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解读》一文中指出，《民法通则》将法人分为企业法人、机关法人、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四种。其中，机关、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法人统称为非企业法人，是否从事营利性的经济活动是它们与企业法人的根本区别。非企业法人主要从事的是非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家行政管理、社会政治、文化等领域，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法人。《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也明确了事业单位是指“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据此，“事业单位”已经具有了法定的含义和范围。由于民办学校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故不属于事业单位。民办学校不属于机关法人，也不属于事业单位法人，是否属于社会团体法人？按照中国社会中的习惯用语，除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以外的社会组织，均称为社会团体。从这个层面理解，可以把民办学校纳入到社会团体法人范畴。但是，国务院1998年10月25日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第二条明确了民办非企业单位“是指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由此，确立了统一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制度。
由于《民办教育促进法》第二条对民办教育的定义是“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活动”，结合《教育法》第二十五条关于“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规定，已有的民办学校均属于民办非企业单位，它是既不同于事业单位法人，也不同于社会团体法人的一类组织。但是目前按照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民办学校，在这次修订后将面临着困境。国务院法制办《征求意见稿》中规定：“民办学校可以自主选择，登记为非营利性或者营利性法人”，从而在法律上明确了“非营利性法人和营利性法人”这一法人分类。区分非营利性法人与营利性法人的意义在于，两者设立所依据的法律与程序、法人的目的范围以及国家对法人的管理（审计、税收、评估等）是不同的。现行的“民办非企业单位”特指“从事非营利性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显然，营利性的民办学校不能登记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由于我国《民法通则》未采非营利性法人和营利性法人的分类，加之“营利性民办学校”这一类新型的组织又不属于企业、机关、事业单位法人和社会团体法人，申请为营利性法人的民办学校到底登记为何种法人，不得而知。
可见，单纯在《民办教育促进法》中区分民办学校的法人类型，却没有相应的民事法人制度做支撑，会给实践中的具体运作带来障碍。换言之，营利性的民办学校无法归属到现行《民法通则》中确立的任何一种法人类型，法人身份不明确，是无法进行法人登记的。尹力指出，鉴于此，“对民办学校进行分类管理”这样一个原则性法律规定要真正落到实处，解决营利性民办学校在登记、税收、资产处理等方面问题，有两种选择路径：一是重新设计我国的民事法人制度，建议在制定中国民法典时，采纳非营利性法人与营利性法人的分类。二是由国务院出台相关实施细则，对实践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加以规定，比如，现有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若改为营利性民办学校，资产该如何处理等;或者出台专门规范营利性民办学校的登记管理制度。总之，作为“营利性法人”之民办学校的发展离不开与其他法律、法规的配套和协调。
管理学社会属性篇10
关键词：以人为本；教师管理制度；人文关怀
促进人的发展是学校制度管理的终极目标。教师是学校教育的宝贵资源，教师的高素质、现代精神和现代品格对一所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教师的整体水平和整体状态调整到最佳的时候，才能为学生及社会提供最优质的教育资源，承担起为社会输送优秀和全面发展人才的重任，从而彰显学校的真正价值。因此，只有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师管理制度，注重对教师的人文关怀，才能激发教师的积极性，促进教师专业化成长，引导社会对教师的价值期待与教师管理制度相契合，树立正确的教师观，关注教师的人性需要和情感体验，最终实现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发展。
一、基于人性需要的教师管理制度
人性是人类作为生命体存在与动物相区别的共同特性，即人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的统一。认识一个复杂的整体，其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是无法割裂的整体，此三者的完整结合才构成复杂的人性。马克思主义人性论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人是社会的存在物，人性的根本则是人的社会性。因为人的自然性是社会化的自然性，人的意识性是凝聚了社会内容的属性，人性是建立在人社会活动基础上的自然性、社会性和意识性的统一。制度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形式，与人性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人性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制度一旦形成，会对人性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通常制度都与人性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教师管理制度也不例外，是基于人性之上产生和建立的，关乎教师自身的人性需要，是教师制度和理性的深刻根源。学校在管理活动中要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遵从教师管理活动的规律性。
现行的教师管理制度通常过度强调秩序和效率，忽视了教师人性的需要和身心发展的需求，在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经常将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单化，以决定论的思维看待具有独立人格的教师，否定教师作为独立主体人格的正常需要，忽视尊重个体和教育的复杂性，用非线性和客观的立场来实现管理制度的合理性，提倡价值平等、自由的追求。从一般意义上讲，教师管理制度建设的价值取向有两种。一是工具性价值，主要指教师管理制度所要达到的首要事实。学校之所以要利用制度来约束和限制教师，其根本出发点应当是为了让教师的身心的需求能得到更好的满足，目的是保障学校教育活动的正常进行，即人们常说的“秩序”，这是管理制度被学校教师认可接受并自愿遵守的一个重要前提。二是目的性价值，是和教师管理制度自身所追求的秩序必须体现学校教师所追求和理解的自由的价值理想，它应该由客观真实的反映教育本质、教育规律和顺应新时代要求的价值观等构成，它既是制度建设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标，体现了管理制度是建立在对教育活动中个体独立性和生命的尊重理解之上。因此，教师管理制度应当产生于教师自身的人性需求。
二、社会价值期待对教师的价值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