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1
内容提要:微软案、谷歌案与百度案皆反映出在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总是与不确定性结伴而行。对传统产业相关产品市场界定的需求替代法与供给替代法，由于无法充分反映互联网企业产品或服务所具有的双边市场的特点，因而将其适用于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存在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并突破反垄断法实施过程中认定互联网产业垄断行为的瓶颈，不能沿袭传统方法，也不能完全束缚于反垄断法规定，而应该从互联网产业双边市场的特性出发，客观对待互联网企业所提供产品(服务)功能的差异，基于利润来源确定相关市场的范围，并考虑双边市场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对垄断力量的传递效果。
自20世纪90年代基于计算机技术应用所出现的互联网，是人类社会的一次信息革命。网络技术把许许多多的信息源、用户终端和计算机连接起来，通过网络软件实现相互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资源共享。[1]互联网不仅仅是一种新发明，而且是一种产业的变革，互联网的应用创造了新的市场和行业。根据1999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进行的划分，互联网产业包括电子商务(网上商店、订购服务、售票和专业服务等)、产业基础设施(因特网接入公司、调制解调器制造商等)、软件应用(网络浏览器、搜索引擎等)及中介公司(经纪公司和其它各种服务公司)四个组成部分。自产生以来，互联网产业一直迅猛发展。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统计，截至2011年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13亿，全年新增网民5580万。据艾瑞咨询统计显示，2011年第三季度中国网络经济整体规模达到716.1亿元，环比上涨17.1%，同比上涨72.%，预计第四季度将达到800亿，全年约为2627亿元。2011年受欧债危机的拖累，全球经济整体乏力，互联网产业却依然呈现稳定增长的态势。到2011年底，全球网民总数达到22.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2.7%；手机用户总量达到59亿，移动宽带用户近12亿；全球网站总量增至5.55亿个，同比增长117.6%。[2]
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行业内的竞争也日趋激烈。20世纪末发生在美国的微软反垄断诉讼案，是全球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互联网相关行业的反垄断诉讼案件。此后，一些互联网行业的巨头企业，如谷歌、雅虎等在美国、欧洲也纷纷受到反垄断调查，屡受反垄断讼累。2008年8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实施以后，互联网产业由于独特的技术、经济特征形成高集中度市场，成为反垄断工作重点关注的几个行业之一。2008年河北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人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案(以下简称百度案)，是中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第一案。2011年4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根据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接到的举报，对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两公司互联网专线接入价格情况进行了反垄断调查。2012年4月，360诉腾讯垄断并索赔1.5亿元的案件在广东高院开庭。国内外互联网反垄断案例的论争焦点主要集中在相关市场界定的问题上，相关市场成为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不可逾越的第一道“坎”。
一、互联网产业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的司法困境
任何竞争行为(包括具有或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行为)均发生在一定的市场范围内，科学合理地界定“经营者在一定时期内就特定商品或者服务(以下统称商品)进行竞争的商品范围和地域范围”，[3]即界定相关市场(Relevantmarket)，是对竞争行为进行分析的逻辑起点，亦是重要的反垄断司法程序，对判定企业经营活动的法律后果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作用。自1948年美国最高法院在美国诉哥伦比亚钢铁公司一案中首次使用“相关市场”一词以来，相关市场是反垄断的核心概念，也是垄断行为认定和反垄断执法活动的基石。因此，相关市场界定是“反垄断司法过程中一项最基础、最核心和最关键的工作”。[4]
美国反垄断执法当局和学者们为更准确地界定相关市场，提出了众多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类：一是早期案例中提出的方法，包括需求交叉弹性法、“合理的互换性”测试、“独特的特征和用途”测试和聚类市场法等；二是假定垄断者测试及其执行方法，包括临界损失分析、临界弹性分析、转移率分析、剩余需求分析和机会成本法；三是基于套利理论的方法，包括价格相关性检验和运输流量测试。[5]由于上述方法多是建立在单边市场逻辑的基础上对相关市场进行界定的，在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适用时，往往会面临较大的挑战和质疑。
(一)困境之一：将平台作为一个独立产品进行相关市场界定
法院在审理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不考虑互联网产品的双边市场特性，而是按传统的单边市场对待，将互联网企业的平台产品作为一个独立的产品进行相关市场的界定。美国的微软案就是此种方法适用的典型案例。
1998年5月，美国微软公司因涉嫌违反《谢尔曼法》而遭到美国司法部与美国19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检察长指控，进而衍生出全球瞩目的美国微软案。这场世纪审判中最具争议的部分，乃是微软公司在与英特尔兼容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intel-compatiblepCoperatingSystems)软件市场中，将其生产的网络浏览器软件(ie)与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软件结合在一起出售，涉嫌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的搭售相关规定。[6]尽管在199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指出：“如果要指控垄断或者企图垄断行为，原告必须界定相关市场。”[7]虽然法庭最终认定微软将其网络浏览器与windows操作系统捆绑在一起销售是为了垄断浏览器市场，但在微软案件的所有材料中，包括1999年11月作出的事实裁定(FindingofFact)和2000年4月作出的法律裁定(ConclusionsofLaw)中，本案的原告和法院都只是简单陈述了微软在与英特尔兼容的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市场中拥有独占地位，而没有对案件所涉相关市场的界定依据做出清晰阐述。[8]可以说，作为互联网产业反垄断诉讼的第一案，微软案打开了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之门，然而由于法官的刻意回避，微软案却没有能够关上对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质疑之窗。微软垄断案存在两个基本问题需要明确：一是对微软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相关市场的界定问题，原告从计算机个人用户角度出发，认为被告拥有90%以上的市场份额，而被告则根据微软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兼容性特点，从软件供应商的角度出发，相关市场应认定为计算机软件市场，则微软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市场份额不足30%；二是微软公司是如何将其拥有的在个人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垄断力量传递到网络浏览器软件市场，从而实现其对网络浏览器软件市场的垄断，这种“捆绑”销售的机理是什么？对于以上两个问题，美国联邦法院的法官虽然作出了事实认定，但是并没有在判决中进行说明。由于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方面的模糊性，互联网产业反垄断纠纷频频发生，互联网巨头无不为之困扰。
（二）困境之二：将平台一边的市场进行相关市场的界定
法院在审理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注意到互联网产品的双边市场特性，但是在相关市场界定时，以市场份额较高的一边市场确定相关市场，衡量涉案企业的市场控制力。此种方法的运用出现在中国的百度案中。
2008年的百度案是中国互联网领域反垄断第一案。原告人人公司因为不满被告百度公司“竞价排名”的做法，诉诸法院。[9]本案关于相关市场的界定成为左右案件走向的关键问题。原告认为，本案的相关市场是中国的搜索引擎服务市场，百度公司在该市场上具有支配地位，百度公司的“竞价排名”行为已经构成《反垄断法》规定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被告认为，搜索引擎服务相对于广大网络用户而言是免费的，免费服务并不是《反垄断法》所约束的领域，因此并不存在《反垄断法》意义上的相关市场。最终，在相关市场认定问题方面，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1）网络用户在使用搜索引擎时确实不需要向搜索引擎服务商支付相应的费用，但作为市场主体营销策略的一种方式，部分产品或者服务的免费提供常常与其他产品或服务的收费紧密结合在一起，搜索引擎服务商向网络用户提供的免费搜索服务并不等同于公益性的免费服务，它仍然可以通过吸引网络用户并通过广告等营销方式来获得现实或潜在的商业利益，因此，被告界定“相关市场”以是否付费为标准显然不具备事实与法律依据。（2）本案的相关市场应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虽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新闻服务、即时通讯服务、电子邮件服务、网络金融服务等互联网应用技术在广大网络用户中也具有较高的使用率，但搜索引擎服务所具有的快速查找、定位并在短时间内使网络用户获取海量信息的服务特点，这是其他类型的互联网应用服务所无法取代的，即作为互联网信息查询服务的搜索引擎服务与网络新闻服务、即时通讯服务等其他互联网服务并不属于构成相关市场的具有紧密替代关系的一组或一类服务，即‘搜索引擎服务’本身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法院虽然在相关市场认定方面认同了原告的主张，但是最终认为，根据现有证据，原告既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在“中国搜索引擎服务市场”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也未能证明被告存在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因而，一审法院驳回原告的起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在百度案中，法院判决仅从与原告利益没有直接关联的单边市场确定相关市场，则其判决难免存在一定的谬误。
（三）困境之三：模糊相关市场的界定问题
法院在审理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时，采取相对保守的态度，不去主动界定相关市场。美国谷歌案[10]就是如此。
KinderStart是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家专门提供儿童信息的网站（KinderStart.com）。2005年该公司在没有收到任何警告信息的情况下，被清除出Google索引。在顶峰时期，KinderStart.com每月的访问量超过1000万人次，而被Google“封杀”之后，该公司网络流量下滑了70%。2006年KinderStart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地方法院提起诉讼，指控Google公司利用搜索引擎业务对该公司进行了不正当地“封杀”，损害了其互联网业务，Google的这种行为违反了《谢尔曼法》和其它法律。KinderStart希望获得经济赔偿，并请求法院强制Google改变现有的网站排名机制。原告的诉讼请求最终被法院驳回，主要原因在于，法官认为：（1）原告没有能够证明搜索引擎市场是一种“销售分类”（GroupingofSales）及这种销售分类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相关市场。原告没有主张谷歌或者任何其他的搜索服务提供商出售的是搜索服务，而是主张“鉴于过去用户的经验和预期，及考虑到先前的关于因特网自由与因特网中立（neutrality）的政府监管和技术政策，任何搜索引擎必须是对使用者免费”。这种判断的根据是没有拘束力的，以此为基础来证明反垄断法与免费服务存在某些关联是站不住脚的。尽管KinderStart辩称搜索所具有的功能性可以从其他途径为谷歌带来丰厚的报酬，但是它却没有指出是什么人因为搜索给谷歌付费。因此，从反垄断法的立场上来说，搜索市场（Searchmarket）不是一个“市场”。（2）原告亦没有能够证明搜索广告市场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市场。尽管搜索广告市场（Searchadmarket）与因特网上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广告有着本质区别，在界定相关市场的时候必须对此予以充分考虑，但这种区别还不足以使得搜索广告市场与比之更大的因特网广告市场（marketforinternetadvertising）区别开来。因为一个网站可能选择通过以搜索为核心（Search-based）的方式广告，也可能选择别的与搜索无关的方式广告。无论如何，以搜索为核心的广告方式与其他任何因特网广告具有合理的可替代性。谷歌案中，法官注意到了互联网产品的双边市场特点，并对双边市场的特点进行了说明，但并没有对双边市场的内部关系进行论证，存在说理不透的问题。
（四）小结
通过以上国内外案例的简单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法院对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认定有如下特点：（1）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举证责任由原告负担，不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来确定相关市场是足以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原因。[11]（2）替代性尤其是以功能差异为基础的需求替代性分析是界定相关产品市场的基本要素。诚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92年指出的：“反托拉斯诉讼中的相关市场是由消费者可获取的选择来决定。一般而言，相关产品市场包括许多存在合理的使用替代性（inter-changeabilityofUse）及需求交叉弹性（Cross-elasticityofDemand）的产品或者服务集合，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品牌可以单独构成一个相关市场。”[12]（3）在传统产业中，“免费”的行为不属于反垄断法规制之列，但在具有网络外部性的互联网产业中，“免费”不足以构成非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抗辩。上述谷歌案件、百度案件突出地反映了双边市场特性对于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重要性，但由于案件本身所限，还不能完全反映双边市场对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带来的挑战和冲击。[13]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的界定必须建立在对费用支付模式的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基础上。（4）在各国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相关市场的界定总是与质疑、模糊性结伴而行。原被告总是站在各自的立场论证相关市场的界定，法院总是以缺乏足够证据为支撑的替代性分析来解释相关市场的界定。即便在对相关市场界定有着深远影响的判例——杜邦案与布朗鞋案中，法官对相关市场的界定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更不用说原被告对法院的判决心甘臣服。[14]这个问题在互联网产业表现尤为突出，也给互联网产业的反垄断司法工作带来了困扰。
二、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特殊性
互联网产业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将互联网技术加以产品化（或商品化）并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21世纪以来，世界经济最富有活力的增长点莫过于互联网产业。随着互联网产业的发展，社会财富也在不断增长。互联网产业是以互联网为支撑的，它拥有最大的信息平台、交易平台、资源配置平台和专业社区平台。然而，互联网产业所形成市场不同于传统的单边市场，[15]而具有双边市场特性。
（一）双边市场的特质
双边市场理论是在21世纪初产生的一种经济理论。[16]虽然此前已经存在一些典型的双边市场产业，如媒体、中介业和支付卡系统，但真正受到学者关注和重视的是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随着信息和通信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出现，形成了大量的双边市场，如操作系统、搜索引擎、B2B电子市场、门户网站等。以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发展，使双边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进行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法律意义。双边市场理论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双边市场与传统的单边市场的区别，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经济产业在产业组织、企业行为、反垄断政策等方面的影响与变革。
从外观上来描述，双边市场（two-sidedmarkets）也被称为双边网络（two-sidednetworks），是指有两个互相提供网络收益的独立用户群体的经济网络。从经济学意义上来说，双边市场是指有两组参与者需要通过平台（platform）来进行交易，而且一组参与者加入平台的收益取决于加入该平台另一组参与者的数量的市场。[17]平台实际上是一种交易空间或场所。较之于单边市场，双边市场具有如下特征：（1）双边市场具有“交叉网络外部性（Cross-groupnetworkexternality）”。这是指两个不同用户群之间的外部性，即平台厂商一边用户数量的增加会带来另一边用户效用的提高。[18]从该定义可以看出，双边市场的网络外部性不仅取决于交易平台同一类型用户的数量，而且更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数量，这是一种具有“交叉”性质的网络外部性。（2）双边市场定价的平衡法则。在单边市场中，产品或服务面对的是同一类用户群体在不同产品之间产生的外部性会被用户内部化；而在双边市场中，由于交易平台提供的产品或服务面对的是不同的用户群体，市场两边的交叉网络外部性并不会被用户内部化。因此，为平衡两类用户的需求，交易平台往往会对需求价格弹性较小一边的价格加成（markup）比较高，而对弹性较大的一边则价格加成比较低，甚至低于边际成本定价，或者免费乃至补贴，以吸引其参与平台并进行交易。[19]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谷歌的搜索引擎平台及百度的搜索引擎平台都属于双边市场而非传统的单边市场。在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中，微软向软件开发商免费提供windows操作系统接口，而向电脑用户收取操作系统的费用以使两类用户群体都能加入到windows操作系统平台上来。在谷歌与百度的搜索引擎平台中，尽管两者盈利模式存在差别，但是这两个平台运行的模式都是一边向利用搜索引擎进行信息搜索的广大网民提供免费服务，一边对利用搜索引擎广告的企业收取相应费用；其盈利能力的大小往往取决于平台所能够吸引到的网民的数量多少。
由于双边市场和单边市场机制的不同，单边市场下建立起来的传统竞争行为判断逻辑在双边市场下很难具有适应性，双边市场的反垄断规制由此变得复杂，涉及双边市场案件的走向亦由此变得扑朔迷离。耶鲁大学的埃文斯教授认为，双边市场的规制必须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简单地、割裂地考虑平台一个边的市场行为将会得到片面的或者错误的结论，并导致错误的规制政策。选择双边市场反垄断规制的政策应该综合考虑市场势力、进入壁垒、掠夺性定价、市场圈定、市场效率的评估等因素。[20]赖特教授经过对澳大利亚和英国信用卡市场规制政策的长期实证研究，系统总结了这些适用于单边市场的政策运用于双边市场存在的8个误区，并认为这些认知上的误区可以通过对于双边市场的正确分析而加以纠正。这8个误区是：应该设定有效的价格结构来反映相关的成本；价格-成本之间比较高的加成意味着较大的市场势力；低于边际成本的定价意味着掠夺性定价；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更加有效的价格结构；竞争的加剧必然导致更加平衡的价格结构；在成熟的市场中，价格结构没有反映成本是不合理的价格；当市场的一边定价低于边际成本时，其必然受到市场另外一边的交叉补贴；平台所制定的规制性价格是中性。[21]
（二）传统界定相关市场方法的局限性
尽管国际上尚未真正形成统一的相关市场界定的标准与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相关市场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商品（地域）的可替代程度，因此，界定相关市场的基本依据是替代性分析。我国《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指南》规定，界定相关产品市场应主要从需求角度来考察产品的需求替代性，必要时考察供给替代性。从具体的界定方法来说，各国反垄断立法中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演变，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以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为基础建立的一系列界定方法，包括：合理可替代、供给替代、交叉价格弹性、子市场、集群市场、产品流等。在这一个阶段，界定相关市场都侧重于对产品特征和功能的定性分析，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如在百度案中，百度提供的搜索引擎为双边平台性产品，平台的两边连接的分别是企业与用户。对于普通的非付费网民来说，搜索引擎平台向他们提供的是一种信息搜寻服务，因而，相关市场应当是搜索引擎服务市场；而对于另一边在搜索引擎平台上商业广告的企业来说，搜索引擎平台为它们提供的是一种商业广告服务，因而，相关市场应被界定为互联网络广告市场。由于对两边市场产品功能认知的分歧，在反垄断法的实施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矛盾和冲突。在百度案中，我国法院最终将该案的相关市场界定为“搜索引擎服务市场”，主要是从普通的非付费网民与百度公司交易的市场出发进行认定的。而同样的搜索引擎平台产品，在2007年的Google-DoubleClick合并案件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经过认证，将相关市场认定为“搜索广告市场”（Searchadvertisingmarket）。[22]两国反垄断机构对搜索引擎平台产品相关市场认定的分歧，体现了产品功能界定法在双边市场中运用的局限性。尽管后来的交叉价格弹性加大了定量分析的成分，但是其假设前提是除垄断者外其他供给者的价格不变，或者消费者对其他供给者的需求不变，而在现实中，要得到如此苛刻条件下的数据几乎不可能，因此，这种方法的实用价值不大。
第二个阶段以强调效率的芝加哥学派和以强调效率公平并重的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思想为基础，建立的以假定垄断者测试法（简称SSnip法）为主的界定方法。[23]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之上的SSnip法，克服了上述方法的不足，自1982年在美国《兼并指南》中首次被提出后，1997年为《欧盟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通告》采用。迄今为止，SSnip法是许多国家反垄断司法实践中界定相关市场的主要方法。尽管如此，SSnip法在双边市场中也同样存在缺陷。首先，SSnip法也是建立在单边市场分析的基础之上，它对产品功能界定法的改进在于采用了更为严谨的量化分析，即以持久地（一般为1年）小幅（一般为5%-10%）提高目标商品的价格来考察商品的替代程度，以此来确定相关商品市场的范围。[24]但是，由于双边市场所具有的交叉网络效应，平台企业的收益不仅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同一类型用户的数量，而且更取决于交易平台的另一类型用户数量，因此，这种小幅度的涨价对于一边市场影响是不显著的。其次，由于平台企业对双边市场的用户在定价方面一般采取的是倾斜定价策略，即对一边市场采取“低价”甚至是“免费”策略，通过免费提供服务来培育一定的用户群，在免费用户达到一定规模后，又以免费用户为资源与另一边的用户进行交易，实现收费目的。这种存在交叉补贴的市场，互联网产业的网络效应加大了界定相关市场的难度，一方面降低了合理可替代性程度，[25]另一方面弱化了需求交叉弹性。所以，互联网平台企业的首要竞争策略是产品差异化，而非价格策略。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新经济行业中，由于产品品质的竞争或技术的竞争已经远大于价格的竞争，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SSnip测度标准根本不能有效界定相关市场。[26]
从免费用户角度来考察需求替代性，则显得更难。首先，需要考察的是产品的价格，对于消费者而言其使用平台企业提供的服务是免费的，无所谓价格问题；其次是产品的特性，由于交叉网络效应的影响使得该平台对广大消费者产生了“锁定”效应，此时消费者的转移成本较高，限制了其选择可以替代的其他平台；再次考察的是产品的用途，互联网产业在位平台企业总是不断开发新产品，大多数在位平台企业产品的用途基本能涵盖其他产品的用途；最后是消费者的偏好，互联网上的消费者对其所使用的产品往往具有依赖性，且使用又是免费，所以这一替代性也很弱。因此，在双边市场中运用需求替代性来界定相关产品市场有着天然的硬伤。[27]
面对传统的相关市场界定方法在反垄断法实施时所面临的窘境，美国反托拉斯机构中的经济学家很早就提出过，对竞争影响的分析并不一定需要进行正式完整的市场界定。[28]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指出：“如果原告可以证明被告的行为对竞争产生了直接的不利影响……这可以说是比复杂市场份额计算来证明市场力量的更为直接的证据。”[29]国内有学者以此为据，提出对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的处理应当淡化其相关市场界定的问题。[30]对此，笔者并不苟同。因为相关市场界定是处理反垄断案件中的逻辑起点，一旦离开这一起点去实施反垄断法律，势必会导致反垄断法实施的扩大化，产生大量的反垄断“伪案”，[31]浪费国家的执法、司法资源，更多的企业将会由此拖入诉累，影响企业的创新。
反对相关市场界定的学者认为，界定相关市场是反垄断诉讼创建的一个人造物，通过其边界将市场内外的企业区分开来没有任何意义。[32]笔者认为，互联网产业反垄断案件中的相关市场界定是必要的。由于存在客观上的困难，我们可以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一是进行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创新，使互联网产业的相关市场界定更为简单、明确；二是降低原告的举证责任要求。其中相关市场界定方法的创新是至关重要的。
（三）小结
在双边市场上，平台企业通常向两组截然不同的消费群体提供多种差异化产品，这使得双边市场的相关市场界定变得复杂化：（1）双边市场具有复杂的外部性，如何考虑外部性对替代性的影响？（2）随着消费群体的增加，平台企业有了更多选择，比如单边涨价还是双边涨价，这必然增加求解最优化问题的难度；（3）当市场上有多个平台时，如何判断它们之间的替代顺序？（4）不同类型的双边市场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所以在双边市场背景下推导各种方法的计算公式时，需要针对不同类型的双边市场，建立相应的数理经济模型。
综上所述，双边市场理论的提出，为反垄断法理论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也为反垄断执法、司法，尤其是相关市场界定的操作带来了全新的分析视角。然而，从诸多的双边市场和单边市场的差异化行为来看，经济学界和司法界对于双边市场的策略行为多持支持或者不确定的态度，且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都缺乏一个判断双边市场定价规制的标竿体系。[33]双边市场理论的发展对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工作带来了挑战，也为破解互联网产业相关市场界定的困境指明了出路。
注释:
[1]参见邢志强、韩淑芳：《信息竞争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
[2]参见中国互联网协会、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2》，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年版，第3-17页。
[3]《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的指南》第3条。
[4]刘伟：《序》，载李虹：《相关市场理论与实践——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的经济学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5]参见黄坤：《经济学视角下的相关市场界定：一个综述》，载《经济研究》工作论文，2011年，wp133，载http：//erj.cn/cn/gzlw.aspx？m=20100921113738390893.
[6]参见张维中：《美国微软案操作系统软件搭售问题之研究》，载《公平交易季刊》2006年第2期。
[7]Forsythv.Humana，inc.，114F.3d1467，1476（9thCir.1997）.
[8]SeeUnitedStatesv.microsoftCorp.，84F.Supp.2d9（D.D.C.1999）（“FindingsofFact”），andseeUnitedStatesv.microsoftCorp.，87F.Supp.2d30（D.D.C.2000）（“ConclusionsofLaw”）.
[9]关于“百度案”的基本案情，参见佟姝：《百度被诉垄断案背后的思考——唐山人人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垄断纠纷一案评析》，载《中国专利与商标》2010年第1期。
[10]SeeKinderstart.comLLC.v.Googletech.，inc.，no.C06-2057JFRS，（n.D.Cal.），march16，2007.
[11]Seetanakav.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252F.3d1059，1063（9thCir.2001）.
[12]eastmanKodakCo.v.imagetechnicalServices，inc.，504U.S.451，481-82，112S.Ct.2072，119L.ed.2d265（1992）.
[13]参见李剑：《双边市场下的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百度案”中的法与经济学》，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5期。
[14]SeeUnitedStatesv.Dupont&Co.，351U.S.377（1956），andseeBrownShoeCo.，inc.v.UnitedStates，370U.S.294（1962）.
[15]早在1938年，马歇尔就对市场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市场是买主和卖主可以自由进入并在同一时间对同种商品形成相同价格的所有交易关系的总称。这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单边市场。参见[英]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朱志泰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8页。
[16]一般认为，2004在法国图卢兹召开的双边市场经济学学术研讨会，标志着双边市场理论的形成。参见朱振中、吕廷杰：《双边市场经济学研究的进展》，载《经济问题探索》2005年第7期。
[17]Seemarkarmstrong，Competitionintwo-Sidedmarkets，mimeo，UniversityCollegeLondon，2004，p.57.andseemarkarmstrong，Competitionintwo-Sidedmarkets，RanDJournalofeconomics，Vol.37（no.3），2006.
[18]Seem.L.KatzandC.Shapiro，SystemsCompetitionandnetworkeffects，Journalofeconomicsperspectives，Vol.8，no.2，Spring1994.
[19]参见纪汉霖：《双边市场定价策略研究》，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第44页，参见中国知网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http：//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DFD&QueryiD=4&CurRec=1&dbname=CDFD9908&filename=2007069074.nh&urlid=&yx=&uid=weevRecwSlJHSldttGJhYlQ4nUpQbXRBaXh-Dc1R0tmQ3R3lwnmZpUmhwaGnpwll6tHVteXk3-otFvnkdoY1ewaQ==.
[20]SeeDavidS.evans，theantitrusteconomicsofmulti-Sidedplatformmarkets，YaleJournalonRegulation，Vol.20，2003.
[21]SeeJ.wright，one-SidedLogicintwo-Sidedmarkets，Reviewofnetworkeconomics，Vol.3（no.1），2004.
[22]参见王先林主编：《中国反垄断法实施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24-325页；FtC，StatementofFeDeRaLtRaDeCommiSSionConcerningGoogle/DoubleClick，FtCFileno.071-0170.
[23]参见李虹：《相关市场理论与实践——反垄断中相关市场界定的经济学分析》，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85-87页。
[24]参见《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指南》。
[25]在互联网产业中，由于交叉网络效应的作用，引起了正反馈、冒尖、锁定和转移成本等一系列现象。特别是当出现“锁定”现象后，不论新兴的网络产品是否具有新的特性、是否具有更好的用途、是否具有更优惠的价格，网络用户都不会转向它，因为网络用户会认为现在其所使用的就是最好的。
[26]参见余东华：《反垄断法实施中相关市场界定的SSnip方法研究——局限性其及改进》，载《经济评论》2010年第2期。
[27]《国务院反垄断委员会关于相关市场界定指南》还规定了必要时考察供给替代性，也存在上述问题，在此不赘述。
[28]SeeJonathanB.Baker，Contemporaryempiricalmergeranalysis，GeorgemasonLawReview，Vol.5，no.3，1997.
[29]toddv.exxonCorp.，275F.3d191，206（2dCir.2001）.
[30]同注[22]，王先林书，第332-334页。
[31]关于反垄断“伪案”的提法，可以参见郑文通：《我国反垄断诉讼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的误读》，载《法学》2010年第5期。
[32]SeeFisher，F.m.，“Horizontalmergers：triageandtreatment”，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1987，1（2）.
[33]参见注[19]，第60页。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2
1互联网管控概述1.1互联网管控涵义及必要性互联网管控是指管理部门基于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公民个人权益等目的，依据有关法律规定，采取多种方式方法，对网络上的违法不良负面有害舆情信息进行管控处置。当前，互联网由于其虚拟、隐秘、开放性、超时空、传播迅捷等特点，很容易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所利用，进行各种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活动，或者为一些别有用心人员所利用，进行影响社会稳定、妨碍社会管理秩序、侵害公民个人人身财产权益、甚至违法犯罪等活动。基于互联网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必须加强对互联网舆情信息的管控，这样才能保障政治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保护公民权益，才能创新丰富社会管理工作的方式方法，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构建和谐社会。1.2互联网管控措施与实施条件事前管控措施包括由各论坛服务商和版主人工审核舆情信息,对论坛发帖进行合法性审查及延时，运用智能型软件自动过滤敏感词语，对微博发帖实行实名制等。事中管控措施包括对犯法信息进行实时跟踪，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事后管控措施包括对违反法律规定的信息、传播者进行法律制裁等。互联网管控实施条件：1）管控的目的必须正当，是为了维护国家政治安全与社会稳定等，不得谋取私利；2）管控的主体必须适格，是有执法权的国家职能部门；3）管控的内容必须明确，是法律明文规定危害国家安全和影响社会稳定、侵害公民人身财产权益之类的违法不良有害负面舆情信息；4）管控的程序必须合法，不得侵害个人隐私以及妨碍正常的社会管理秩序。2国外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介绍与分析2.1美国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介绍与分析1）管控理念奉行自由主义，但逐步由宽松向限制理念转变。美国在管控互联网舆情信息过程中，基本是奉行“言论自由”、“网络无界”等自由主义理念，很少有行政干预，对网民言论管控相对宽松，管控措施大多也是通过自下而上、非集中化的方式来完成，比较注重管控的开放性和民主性。但近年在发生了“911”事件、维基解密等重大事件后,为保护国家核心利益，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措施,规定政府可以凭借秘密的法院指令，强制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提供用户的个人信息[1]；按照《爱国者法》的规定，政府安全部门可以以反恐为由获取民众的互联网通信内容[2]。2）管控法律法规数量繁多、内容全面。自1978年以来，美国联邦政府及各州政府，先后制订出台了130多项有关互联网管控的法律法规，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拥有互联网管控法律最多的国家，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及惩处措施都进行了明文规定,切实做到了管控有法可依[3]。并特别注重对未成年人和公民私权益的保护，凡制造、持有、传播儿童色情都会认定为犯罪。3）管控措施做到与时俱进，且常规和非常规手段并用。为紧跟互联网形势发展，美国政府将启动网络身份证战略，在平时执法过程中，美国政府对网站及网上论坛实行分级分类管理，对违规网站及经营者、有网络犯罪污点的人实行黑名单制度，并加大对互联网管控的财政投入，《确保网络安全国家战略》法案规定，累计至2006年投入金额高达1.5亿美元，用以推进网络信息化安全建设[4]。而在非常时期，《信息安全与互联网自由法》修正法案规定，在“禁止”总统“关闭”互联网的同时，授权总统可以宣布“信息空间的紧急状态”，在此状态下，政府可以接管部分网站或禁止对部分网站的访问[5]。4）管控过程中鼓励公众参与监管，并推行行业自律。美国管控互联网强调没有政府参与的自由和平等，注重网络自主发展,主张市场调节，比较重视发挥民间团体和企业、个人的监督作用，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到对互联网的监管过程来，如一个名叫“提倡保护儿童网站协会”的非政府组织就专门致力于举报和查证各种。同时，美国政府积极推行互联网行业自律机制，赋予互联网行业协会及民间自律组织较高的法律地位，从而具有较高地权威性，如美国“互联网保健基金会”制定了行业应遵守的8条准则，对于违规者，行业协会将代表整个行业来施加压力，要求其改正，甚至可以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使其在业内失去发展的机会[6]。2.2韩国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介绍与分析1）管控理念奉行规范管理理念，严格要求网民执行上网实名制。为杜绝虚假网络舆情信息,韩国网站要求信息者填写详细的用户资料,填报真实姓名、身份证号、住址、职业等详细信息，经对每个者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核实无误并备案后,才提供邮箱或账号，通过邮箱和账号才能建立、访问博客论坛等网页并发言，韩国也因此成为全球落实实名制最彻底的国家之一。2）管控法律体系中明文规定了对互联网舆情信息内容进行审查过滤，规定了互联网联网单位的连带责任和义务等内容。韩国出台了《电子传播商务法》、《不当internet站点鉴定标准》、《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等法律,规定信息传播伦理部门对“引起国家丧失”或“有害信息”等舆情信息内容进行审查鉴定，而信息部可以根据需要，命令信息提供者删除或限制某些舆情信息内容[7]。《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发言之前，必须对发言者的身份证号码等信息进行记录和验证，否则将对网站处以最高金额约3万美元的罚款，且如果由于网站未能有效进行实名制登记而造成法律纠纷，网站将代替无法被追查到的被告接受惩处[8]。3）设立了专门的管控主体来管控互联网,并赋予信息通信部长互联网紧急状态管制权。韩国成立了因特网安全委员会专门管控互联网，该委员会负责制订韩国网站分级分类管理标准，并有权审查包括BBS、聊天室等网络空间，就净化舆情信息内容提出一般性的准则与政策建议。当信息通信部长认定某一舆情信息在危害公共治安或有伤风化时，可以下令有关公司停止传播，并有权对设有各类信息检索、储存、发送等设备的公司负责人,提出屏蔽违法不良有害信息的劝告[9]。#p#分页标题#e#4）管控过程中应用多种技术手段进行管控。韩国出台了多项法律规定鼓励对互联网进行技术管控。[10]。3我国互联网管控的法律现状与存在问题3.1我国现有互联网管控的法律依据及管控现状我国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由《宪法》、《刑法》等普通法内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互联网专门管控法律法规组成。这些法律法规主要由中央政府各部门制订出台，一些地方政府也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订出台了相应的规章制度。总而言之，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宪法》、《国家保密法》、《刑法》、《民法》、《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等为主体的，共有40余部有关互联网舆情信息管控的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和部门规章，基本上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当前互联网管控现状：1）初步确定了互联网舆情信息管控范围。《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利用电信网络制作、复制、、传播有关违法有害信息。2）明确了各部门互联网管控职能。工业和信息化部管网络接入，宣传部门管网站内容，文化部门、公安部门管审批和处罚。3）公安等管理部门，当前依据有关法律法规采取多种方式开展管控工作。4）互联网实际管控效果不尽人意。虽然当前多个部门在对互联网舆情信息实施管控，但未能得到网民和被管控互联网单位的充分理解、支持和配合。3.2我国现有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缺陷及存在问题分析1）管控理念注重政府管理而对网民权益保护不足，并缺乏相应的权利救济制度。目前我国互联网专门立法大多属部门机关自己设定立法程序，进行行政立法，制订的各类法律、法规和规章纷纷强调规范秩序、维护安全，过分强化政府对网络的管制，而漠视了对相关网络主体权利的保护[11]。在互联网舆情信息管控过程中,政府的管控行为与公民权利保护之间很可能发生冲突，冲突中如果发生了管控部门管控不力、不当或出现失职、侵权行为时，缺乏对管控部门的监管制度和被管控方的事后权利救济制度。如当前常有一些被举报部门和人员发现网上出现了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往往利用公权力采取删贴甚至查封iD的手段，并对发贴者进行打击报复。2）管控法律体系落后于形势发展，内容不全、衔接不畅。在互联网迅猛发展新形势下，针对互联网管控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法律明文规定，管理部门在执法时往往面临无法可依。如当前没有制定专门针对网民发言和网站内容审查过滤、专门界定网上违法犯罪行为和惩处标准、覆盖网络违法犯罪诸环节等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现有各法律法规间的衔接也不顺畅，普通法与互联网管控专门法未能实现无缝隙对接，执法时存在生搬硬套现象。3）管控法律体系位阶不高，权威性不强，认同度不足。当前众多的有关互联网管控的法律法规，大多停留在部门规章的层面，法律位阶稍高的只有200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而被称为“法”的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侵权责任法》，其余皆是各种“规定”、“暂行规定”、“工作细则”，甚至“意见”等，法律效力相对比较低。法律法规的制订部门也主要是以国家部委和地方政府为主,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都只有少量，全国人大有关互联网管控的立法更是稀少，缺乏一部针对互联网管控的权威性的基本法。并且在立法过程中，由于网民和互联网单位很少参与，导致制订出台的法律法规未能得到网民和互联网单位很好的认可，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遭遇不小的阻力。4）网民和互联网接入、联网单位存在有法不依现象，法制意识亟待增强。虽然当前各部门出台了多项互联网管控法律法规，但实际执行并不到位。如网站为了简化程序对执行网站备案制度就不是很主动，网吧为了获取经济利益，放松了对网民上网实名制的要求，同时网民自己也在想法规避实名制的要求。整体而言互联网行业的自律差，市场自发调节机制又不健全,缺乏有关信用制约机制，法制意识急需增强。5）管控过程中缺乏统一的管控标准和程序，适用相关法律时存在矛盾冲突和管辖权争议等问题。当前互联网管控法律法规的制订和执行主体包括多个部门，缺乏统一的标准和程序，导致所制订的法律法规之间存在重叠交叉，甚至相互抵触，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部门各自为政、多头管理、分散执法，增加了互联网单位的“制度成本”,同时也容易造成各部门相互推诿责任和争揽权利。且由于互联网的虚拟性、开放性和超时空性等特点，导致网络活动参与主体身份很难确定，法律关系方的界限非常模糊，故在对网络违法犯罪行为进行定性时，法律适用方面很容易出现空白或者矛盾冲突。此外，当前管控法律法规对管辖权的划分也非常模糊，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在具体界定犯罪行为地和侵权地等方面存在很大困难，很难适用传统管辖原则。4健全完善我国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4.1健全完善我国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的指导原则1）明确互联网管控立法和执法目的。要以国家利益为根本，以公众长远利益为标的，以符合宪法精神为基本要求，去制订完善互联网管控法律法规，要以自由、秩序、正义作为互联网管控立法的价值取向。在执法过程中要确保国家与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规范社会管理和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公民权益、体现道德准则、有益意识形态安全。2）规范互联网管控立法和执法程序。制订完善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过程中，要“立足实际、适度超前”，为互联网发展预留空间；要审慎立法、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在执法过程中始终坚持公开、公正、公平原则，必须慎重从事、依法从事，不能滥用行政裁量权。#p#分页标题#e#3）优化互联网管控立法和执法技术。制订完善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过程中，要按照“政府主导、民主参与、统筹规划、统一标准”的原则，采取整体修法的方式，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修正完善，最终形成以“网络基本法”为核心,其他配套法律法规齐备的系统化法律体系。在执法过程中要学习借鉴国外先进科学的管控技术，并结合国情研发应用互联网管控新技术，实现人防、物防、技防的有机结合。4）遵照互联网管控方针，推进互联网依法治理。遵照“打击和防范相结合、惩戒和教育相结合、事先公布和事后惩处相结合、日常监管和集中整治相结合”的方针，践行“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互联网管控政策主张，坚持不懈推进互联网的依法治理，推进网络安全和网络文明建设。4.2健全完善我国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的对策措施1）修订完善现行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及早推出互联网基本法。梳理现有互联网管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规定、办法等，进行合理整合及分类，发现彼此相抵触、与实践不相适应等情形的，要及时开展解释、修订、补充、废止等工作。并要根据互联网发展形势，针对互联网管控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如管辖权、责任主体、新罪名的确立、权利救济等问题，要做到与时俱进，进一步补充制订出台新的法律法规，使执法工作始终能够有法可依。同时，为提高互联网管控的效力和权威，并为其他互联网管控法律法规提供有效支撑，要加快推进互联网基本法的制订进程。当然，制订互联网基本法要由国家统一立法，要综合考虑国情，制订过程要严谨，论证要充分，内容要具体，实践中要可行，且其中不仅要制订禁止性、惩罚性的法律规定，还要有促进互联网从业单位进行自律的规定，最终逐渐形成由基本法、行政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相融合的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2）推行以网治网，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构建法治氛围。政府要鼓励网络技术创新，借鉴美韩等国的管控做法，鼓励互联网接入、联网单位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互联网舆情信息进行监测与管控；要畅通发现举报渠道，发动组织成立互联网巡逻自愿者、协管员队伍，加大对互联网违法有害信息举报中心和网上报警岗亭的人力、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投入；要建立健全举报制度，如可以建立从违法有害信息者罚款中提取奖金的“悬赏举报”制度，甚至可以采用政府补贴的方式进行奖励；要严惩发现问题的网站，督促其积极整改，对于拒不改正的网站，列入黑名单进行公开曝光，情节严重者交有关执法部门处理。同时，政府要立法鼓励行业自律，健全完善行业自律规范，指导和协助互联网行业建立一种自我管理机制，从而实现网络自治。要培育先进的网络文化，加大互联网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进一步提升网民和互联网单位的法制意识。3）执法过程中要进一步明确互联网管控规范和标准，正确把握互联网管控的程度。管控部门要事先把互联网管控原则、依据、权限、程序、范围和处罚措施，以及侵权后的救济机制等对民众公布，让民众全面知晓互联网管控的法律内容、适用范围、适用方式、适用条件、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等。管控部门不能任意扩大管控的范围，不能侵犯正当的言论自由,而要保障公民意见的合理表达，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在国家利益、用户个人利益和行业利益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做到正确把握知情权与隐私权、政务公开与党政机密、社会监督与造谣诽谤、言论自由与人身攻击之间的度，力争把对互联网的管控限制在合理的、必要的最小程度之内。4）健全完善互联网管控方法和机制，提升互联网管控能力和水平。互联网管控过程中要刚柔相济、有所侧重，要进一步加大对网上虚假负面舆情信息的打击力度，特别是对那些危害国家安全与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有害舆情信息，要依据情节轻重和危害程度，采取多种法律手段进行制裁和惩处，而对于其他一般性的网络舆情信息，尽量通过指引、评价、教育等手段，依法有效地加以引导和规范。要借鉴美国等国家的分级分类管控方法，和特殊时期封网等管控经验做法，全方面开展互联网事前、事中和事后管控工作，并要进一步健全完善事前审批与事后管控相结合、分级管理与属地管理相结合、政府管理与行业自律相结合、网上监控与网下管理相结合等多种工作机制。此外，要加强国际、国内各部门间的协调交流沟通，加强法规研究、技术应用、数据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加强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区域性合作，建立健全跨区域协同处置机制和多边合作机制，提升互联网管控能力和水平。5结束语加强对互联网的依法管控是大势所趋，但我国互联网管控法律法规不够健全完善，网民和互联网单位未能充分理解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也存在诸多问题。在加强互联网管控的同时，需要分析借鉴国外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从制订完善现有法律法规，推出互联网基本法，提升网民和互联网单位的法制意识，加大法律法规贯彻实施力度等多个角度，去进一步健全完善我国互联网管控法律体系。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3
【关键词】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挑战
在互联网渗透到我国的各个领域的过程中，民间融资这个话题不断升温，成为了社会频发的一个词汇，在互联网技术不断增强和普及的时代下，互联网民间融资创新模式呈“井喷”的姿态上扬，如：p2p网络借贷平台、众筹平台、信用宝等，它们是一种非正规的融资方式，是正规金融的补充，然而，与之相反的是，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体系及规制却建设缓慢。为此，我们要关注互联网对互联网民间融资的挑战，并提出完善的法律应对之策。
一、互联网民间融资概念及其法律特征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依法获得金融中介资格的互联网平台，成为了投资者和融资者相互之间的平台，它包涵有债权关系和股权关系。与传统的民间借贷有一定的区别，它在融资者和投资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债权关系，由此产生盈利。并且，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交易形式和手段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在传统民间借贷之中，双方需要签订协议才能实施交易行为，而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互联网平台充当了第三方媒介，融资者和投资者无须见面即可实现交易。它是国家正规金融的有益补充，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法律特征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以盈利为目标。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它的范围得到了最大化的拓展，它不再是互帮互助的传统观念，而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一种交易行为。
2、形成了债权关系。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投资者和融资者是在互联网的环境之中，需要借助于互联网的第三方平台，实现资金的转移和支付，并且这种互联网民间融资处于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表达出双方真实而自愿的意思，并最终达成合约和协议，这就形成了一种债权关系。
3、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参与主体趋于多元化，融资者和投资者都可以在数量上不对等，可以成为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中的参与者。
4、社会性及公共属性。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尽管它还归属于私人交易，然而却更具有灵活性和宽泛性，其参与者可以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因而具有明显的社会性。并且，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融资项目更为透明，如：项目内容、项目预期收益、供求信息等，在公平对等的市场竞争环境下，显示出明显的公共属性。
二、我国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面临的挑战
在互联网与民间融资相结合的过程中，金融市场体系的结构逐渐改变，形成了全新的金融资源市场，这无疑给民间融资法律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互联网民间融资市场主体的变化对法律规制提出的挑战
在金融市场法律制度体系之中，首要的制度要素即是交易的主体。在互联网平台下的民间豆浆市场之中，它的交易主体明显发生了改变，它不同于正规的金融市场，具有更加灵活、更加开放的状态，互联网民间金融法律对于参与主体的限制不多，因而其参与主体众多，相对自由和开放，这就极大地拓展了互联网民间金融的交易主体的范围，导致法律制度出现诱致性的变迁，面临两大挑战：1、对互联网民间融资的法律监管，究竟是应当以主体身份确定对象，还是以行为性质确定监管对象。2、对互联网民间融资中的非金融机构的交易活动是否应当纳入到监管范围之内，并且应当如何监管和规制。
（二）互联网民间融资交易价格的变化对法律规制提出的挑战
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其交易价格也发生了变化，它不同于正规的金融机构，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之中，存款利率尚未完全市场化，对于正规金融机构的融资价格也在法律规制之内。然而，互联网民间融资却比正规金融市场的利率机制更为灵活和自由，这主要是由于互联网民间融资借贷双方是自由选择的，这就降低了互联网民间融资的交易成本，在市场自由竞争的状态之下，形成了自由且充分的价格竞争机制，这就彻底改变了正规金融机构实施融资的前提条件，对法律规制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互联网民间融资销售渠道和金融产品获取方式的变化对法律规制提出的挑战
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交易工具和方式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它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实现对金融信息的传播，在搜索引擎的助力之下，实现对金融信息的采集、分析、检索和处理，具有极强的金融信息挖掘功能和信用风险管理功能，当交易双方达成协议之后，交易方式和成本也明显降低。这就对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提出了挑战，需要分析和思考互联网民间融资的法律规制边界是否要重新界定，并采用何种方式认定新的网络金融交易行为。
三、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及应对
在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互联网民间融资成为了一种非正规的金融方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并具有极其强劲的生命力，然而，互联网民间融资也还存在法律上的缺陷和不足，需要我们加以思考和分析，要面对互联网对民间融资的挑战，探索对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完善之策。
（一）推动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制度的系统化
对互联网对民间融资所提出的挑战，我们要m快对其法律规制内容加以梳理和归纳，要分析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中的构成要素和内容，在科学完善的整合之下，完善出台系统性的法律规制，使之成为互联网民间融资案件审理中的判例或量刑仪所。同时，还要对民法、商法、刑法中与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相对应的法律条款，进行全面的梳理，使之不断完善和齐备。由此可知，只有将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系统化和完善化，才能更好地实现互联网民间融资的交易行为。
（二）完善互联网民间融资的自治法律体系
要通过法律文件的形式，对互联网民间融资交易行为进行自律鼓励，通过有效的行业自律规则，实现对互联网民间融资的规范和约束。还要修订民法、商法的相关法规内容，对互联网民间融资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加以明确和界定，要使参与主体在明晰自己的自律义务和法律责任的前提下，更好地实现互联网民间融资交易中的自我管理和约束。并且，还要对互联网民间融资的企业加以鼓励和支持，要总结和归纳互联网民间融资企业的行业自律经验，将其凝练，形成具有一定权威性的制度化成果，并采用司法解释等方式将其定位，使之成为互联网民间融资主体必须遵循的规章制度。另外，还要完善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监管体系，在这个监管体系之中，明确监管主体、监管机构、监管法定职权、监管流程等，使互联网民间融资监管体系更具有操作性和实效性，成为互联网民间融资自治体系的外部推动力，并成为防范互联网民间融资风险的重要防线。
在这个体系之中，其重要的法理依据在于：互联网民间融资行业自治体系发挥作用的前提，是参与的独立主体需要严格自律，这就需要发挥民法和商法的作用，成为互联网民间融资参与主体人的约束规制。而对互联网民间融资的有效监管，则是通过经济法中的监管、{控措施，更好地推动自律、自治制度的实现，最大程度上降低互联网民间融资的风险，成为互联网民间融资的重要后盾。
（三）促进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中的责权利的平衡
在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需要确定其法定资质和具体职权、责任、利益等，要实施资质审核制度和备案登记制度，要注意保持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的均衡性，使之成为责权利均衡的平台，可以认真履行职责，核实互联网中的信息，并在动态追踪体系之下，督促平台中的运营方，对不履行职责的情况加以改进和完善。同时，还要对我国的社会征信体系加以完善，在政府主导和牵头之下，在法律规定的约束之下，确切核实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的真实身份和职权，从而更好地促进互联网民间金融平台的规范化和真实性。
（四）注重互联网民间融资类型的全面性
在互联网民间融资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融资风险和纠纷，为此，需要对互联网民间融资中的风险，进行事前风险控制、事中风险控制和事后风险控制等措施，使之在法律的闭合体系之下，最大程度上化解金融风险，提前将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中存在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还可以提高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的准入门槛，对于“带病上线”的互联网民间融资坚决隔绝。在事中法律防范过程中，还要遵循让渡的原则和宗旨，使互联网民间融资中的参与主体，用正确的、积极的态度，进行有效的协调。在事后法律控制过程中，要尽量以解决问题为原则，避免损失扩大化。
（五）确定互联网民间融资的法律界限
在互联网民间融资平台的非正规金融方式之下，我们要从法律的角度，明晰和确定互联网民间融资与非法融资的区别，要将其与集资诈骗、非法吸纳公众存款等非法融资活动相区别。要认定将融资应用于生产经营领域的，归属于法律允许范畴。而将融资用于资本市场投入或投机行为的，则归属于非法融资。这就需要对互联网民间融资的资金走向进行真实而详细的披露，使投资者具有资金使用知情权。
四、结束语
总之，互联网渗透于社会各个领域，在互联网与民间融资相结合的过程中，我们要正视互联网对民间融资法律规制的挑战，要从法律的视角，对互联网民间融资法律体系加以完善，更好地成为互联网民间融资的后盾和坚实的防线，有效地弥补法律缺陷，促进互联网民间融资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刘亚清，欧阳红兵.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及其对策[J].求实.2013（S1）
[2]岳彩申，张晓东.金融监管制度发展的新趋势――消费者保护与审慎监管的分离[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1（03）
[3]中国人民银行济南分行课题组，王宝刚，荆伟.我国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法律规制研究[J].金融发展研究.2014（10）
[4]赵渊，罗培新.论互联网金融监管[J].法学评论.2014（06）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4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一、引言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展现出强劲增长势头。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给我国市场参与各方带来了便利，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的同时存在的风险也在不断积聚，严重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以p2p为例，“跑路、倒闭、涉嫌非法集资、提现困难”等现象高发频发。互联网金融存在的风险问题日益突出，严重侵害了金融消费者的权益。
目前，已有诸多学者对互联网金融发展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进行了研究。尹优平（2014）认为互联网金融模式下，金融消费者保护私人信息容易泄露、资金安全难以保障、纠纷解决比较难、制定法律比较困难等困难。常瑞胜、王正位（2015）进一步运用实证方法对互联网金融中消费者权益风险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金融中信息泄露风险是比较严重的；纠纷处理难是互联网金融中最严重的风险。巴曙松、杨彪（2012）通过分析也发现，相比欧美国家，我国在第三方支付监管中对消费者权益保护明显的不足。综上所述，已有学者对互联网金融消费者面临的风险及其权益保护存在的缺陷进行了大量分析，这为本研究提供了很好地理论借鉴。但已有研究却很少对互联网金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具体途径进行深入探讨，并据此提出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相关对策，这也正是本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
二、我国互联网金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基本路径
（一）信息传递途径
互联网的发展为金融信息传递提供了渠道和平台。但互联网的数据信息来源形成维度单一、数量不够，且信息传递渠道有限，导致消费者获得的信息量有限，给市场中的目的不纯的人提供了套利空间。与此同时，信息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不高，使得投资者识别真伪的难度增加。另外，信息提供商有意无意的将重要信息与无关信息混淆，使得金融消费者难以全面真实地了解金融产品或服务的信息。
（二）资金安全途径
互联网金融在技术支撑、系统安全稳定方面存在漏洞，威胁消费者资金安全。开放式的网络及计算机系统自身缺陷或技术不成熟造成瘫痪、崩溃，造成消费者资金截留或被盗，引发交易主体的资金损失。
（三）风险补偿途径
当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经营不善倒闭，消费者资金流向未定的情况发生时，由于提供风险补偿主体未确立的约束，导致消费者无法要求赔偿权益受损。目前，我国缺乏相应的互联网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的风险补偿与保障机制，风险偿付基金制度等。
（四）法律保护途径
伴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与之配套的监管与法律体系却明显滞后。在互联网金融交易过程中，消费者会因为某种原因不可避免地会与互联网金融产品和服务提供商产生争议，在立法保护缺失和监管主体不明晰的情况下，当互联网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遭到损害时，就会受到受理渠道和投诉处理机制不完善的限制，陷入维权无门的困境中。
三、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存在的缺陷
（一）消费者自身的风险辨识能力差
互联网金融的“长尾”特征，由于金融消费者大多来自社会中低层，金融素养较低，缺乏充足的信息和专业的金融知识，缺乏风险识别和防范意识，投资中的非理突出。尤其是互联网金融平台在向金融消费者介绍产品时，利用信息和知识的壁垒导致非理性的金融消费者面临着严重的被欺诈风险。
（二）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信息披露缺乏监管部门的监管
我国目前仅是要求互联网金融平台披露相关信息，而没有对信息的质量进行严格监管，导致互联网金融企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披露虚假信息误导消费者，这不仅没有弱化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反而会加剧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后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
（三）互联网金融法律体系不健全
一方面，由于我国法律建设与互联网金融发展时间上不一致，导致针对互联网金融问题的法律法规存在空白，相关条例也缺乏对保护主体、对象、法律责任、补偿途径的具体规定，这导致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消费者投诉和纠纷处理机制不通畅。其次，我国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模式存在制度性错配。由于互联网金融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跨行业性增强，混业经营模式与分业监管模式存在制度性错配，金融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
四、我国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建议
（一）推进金融知识宣传教育，提高投资者的风险意识
鉴于普惠金融的推广发展，互联网金融参与主体更广泛化，提高投资者自身的风险意识显得尤为必要。首先，互联网金融平台有义务对操作者讲解具体的操作规范与要求，预防不必要的损失。其次，行业自律组织和互联网金融平台定期举办金融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宣传教育活动，增强金融消费者自身的知识内涵和金融素养，更好地甄别和防范金融风险。
（二）加强互联网金融平台信息披露的监管
根据互联网金融所涉及的领域，首先，应重新梳理各类互联网金融企业的业务范围，在此基础上明确相应企业、相应业务的监管部门，针对不同业务模式分类监管。其次，通过构建跨部门协调机制，积极建设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型监管制度，全方位建立健全信息共享、风险防控、行政处罚、舆论监督等一系列监管体系，切实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最后，监管部门可以建立更为完善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机制和消费者保护机制，通过加大信息披露行为的处罚力度，保障信息的真实性。
（三）加大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建设
就目前来看，使用传统金融机构的法律法规体系来保护消费者的权益是不可行的，那么立法部门应尽快对不同的互联网金融形式建立全面规范的法律法规。第一，完善补充现行的金融法律法规，以满足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要求；第二，专门制定规范互联网金融发展的《互联网金融法》，将互联网企业的准入、互联网保险制度、互联网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纳入考虑范围；第三，加快互联网金融相关部门行业规范建设，弥补法律法规方面的缺陷和不足。
五、结论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5
目前，电信网间互接中最突出的问题，是“通而不畅”。特别是ip长途电话网长期处在通而不畅的状态，网间接通率远远低于双方在互联协议中约定的标准，有的地方的接通率仅为3%，如此严惩低劣的通信质量，不但损害了通信企业的信誉，特别是损害了广大的电信用户的通信权益。为此，一些电信经营者不断地向通信主管部门申告，用户也依法向电信监管部门投诉，但是问题就是得不到满意解决。各电信运营商及广大的电信用户呼唤《电信法》尽快出台，对互联互通作出更明确的规定，特别是对人为制造电信网间通信中断和网间通而不畅的行为给予严厉惩处，以确保网络的畅通，切实维护电信经营者和电信用户的合法权益。
本文拟就电信网间互联的必要性和有关法律责任进行研究，目的是希望这些问题能够得到电信管理层和电信经营者的重视，并在电信立法中能予以参考。
一、电信网间互联的必要性
电信服务的基础是传输，传输的载体是网络。如果没有一个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国家的经济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广大人民的交往与联系就难以实现。我国电信业在引入竞争机制后，电信市场由独家经营者垄断的局面已经打破，一个多元化竞争的电信市场结构已初步形成。然而，由于主导的电信运营商占据了本地电话业务中的绝大部分市场的份额，而且它拥有本地电话中的重要基础电信设施，互联互通的主动权掌握在其手中，这样对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进入电信业务市场及电信网间互联就构成了实质性的影响。①新的电信运营商要想参与电信市场的竞争，必须利用主导的电信运营商的网络和其用户资源，只有这样新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才能生存和发展，真正的电信市场的竞争格局才能形成。
互联，是指建立电信网间有效通信连接，以使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能够与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相互通信或者能够使用另一个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业务。国际电信联盟（itU）规定：互联，是指网络服务提供商为联接设备、网络与服务所作的商务与技术安排，目的是为了使得用户能访问其他网络提供商的用户、服务及网络。wto将电信网间互联定义为：互联互通，是指公众电信传输网络或服务商之间的联接，目的是为了允许一个提供商的用户能够通过另一个提供商所提供的接入服务与另一个提供商的用户进行通信联系。根据以上定义，可以看出互联互通有两个基本属性，即：强调电信网络之间直接的物理联接，以及确定互联互通的最终效果，是实现用户跨网络的沟通或跨网络的享受服务。我国电信的网间互联制度主要包括：公用电信网间的互联、公用与专用电信网间的互联、ip电话网与其他电话网间的互联、电信网间互联费用与结算制度、互联网骨干网互联结算制度以及电信网间互联争议解决制度。
应该指出，电信网间互联是国家为了建立电信网之间的有效通信联接，依法促使提供电信服务的经营者将他们的设备、网络、业务连接起来，使某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与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进行通信或使用另一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电信业务。《电信条例》专门规定了网间互联的法律制度。《条例》明确规定：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要求。②这一规定是强制性的，不管互联一方愿不愿意，电信网间一定要实现互联。GatS“电信服务附件”也规定，每一成员方应确保按合理和非歧视原则和条件，给予其他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接入和使用公众电信传输网及其他服务。因此，无论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还是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一定要明白：互联互通的法律关系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两个或者若干个电信业务经营者之间平等的通信市场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而是国家凭借公权力对互联互通进行干预的法律关系。国家要求电信网之间应按照技术可行、经济合理、公平公正、相互配合的原则，实现互联。尽管《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办法》要求，互联双方省级以上机构按照《合同法》及国家有关规定签订互联协议。然而，合同法中的自愿原则在互联协议中是具有限制性的。互联互通是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法定义务，应不折不扣地履行，除非出现法定事由，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和专用网运营单位提出的互联要求。为此，《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对电信业务经营者的互联义务、互联点的设置及互联费用的分摊与结算、互联协议与工程建设、互联时限与互联监管、互联后的网络管理等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在具体执行中，作为通信行政相对方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必须做到：
（一）遵守网间互联的法律制度。电信法律、法规对电信网间互联的调整所形成的网间互通法律制度，通信管理相对方必须遵守。否则，管理相对方将受到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处罚；
（二）服从通信行政命令。通信行政主管机关的有关互联互通的管理意志通过各种行政命令表现出来，各电信经营者均必须服从。即使有些行政命令不当，在通过法律程序改变或撤销之前，任何通信相对方都不得拒不执行；
（三）协助互联互通的行政管制。协助互联互通的行政管制是通信相对方的权利，也是通信相对方的义务。因为通信行政主体从事国家通信行政活动事关社会和国家的利益，通信行政相对方必须予以配合，这是法律赋予通信行政相对方的法定义务。
二、电信网间互联中的法律责任
电信网间互联中的法律责任是指由于违反国家互联互通的行为而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通信管理相对人如果不执行有关互联互通的法律义务，或者作出了法律、法规所禁止的行为，就具备了违法行为的构成条件，必须承担这种违法行为所引起的法律后果。如果这种违法行为已达到了非常严重的状态，有关责任人将承担刑事责任。国家对人为制造网间互联障碍的当事方必须依法给予严惩，否则不足以震慑破坏网间互联的责任人。按照违法性质和程度的不同，互联互通中的法律责任可分为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
（一）关于网间互联中的行政责任
网间互联中的行政责任，是指实施了网间互联法律、法规或规章所禁止的行为而引起的行政上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根据现行的有关网间互联的法规和规章，互联互通中的行政责任主要有：罚款、责令改正、责令停业整顿。
《电信条例》第七十三条规定：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例行为之一的，由国务院信息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据职权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
（1）拒绝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出的互联互通要求；
（2）拒不执行国家信息产业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电信管理机构依法作出的互联互通决定的；
（3）向其他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网间互联的服务质量低于本网及其子公司或者分支机构的。
由此可见，我国现有的互联互通中行政相对方的行政责任的法律后果，只有行为罚和财产罚，没有设置人身罚和申诫罚。而且，财产罚中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太轻，对违法者的惩罚力度不够；行为罚中的“责令停业整顿”，即：通信行政主管机关责令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停止生产和经营活动的处罚，实质上是一种虚设，实践中不可能实施。笔者建议在《电信法》立法中应增加对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财产罚的数额；在行为罚方面应以限制违反网间互联的当事方的业务或停止其新业务经营的处罚为主；应建立互联互通公示制度，对于故意制造网间互联中的通而不畅的电信经营者、主要负责人和主要责任人在媒体上公开通报。当然《电信法》在人身罚方面也必须有所作为。
为落实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信息产业部等六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电信市场监管工作的意见》，信息产业部专门制定了《关于加强依法治理电信市场的若干规定》（下称《若干规定》）。《若干规定》对擅自中断或限制网间通信、影响网间通信质量、擅自启用码号资源、拖延开放网间业务和拖延开通新业务号码、违反网间互联结算规定等行为作出了严厉的禁止性规定，特别是对违反上述禁止性规定的责任人设置了人身罚。《若干规定》规定：对擅自中断或阻碍网间通信行为的运营商的主要领导将给予记过处分，对直接责任人给予记过或记大过、降级、撤职直至开除的行政处分。
（二）网间互联中的民事责任
互联互通中的民事责任，是指互联双方作为民事主体，在违反了民事义务（主要是合同义务）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是实施违法行为必须引起的法律后果，也是民事法律对违法者的一种制裁。应该指出：我国《电信条例》所调整的法律关系不仅限于行政法律关系，也调整电信服务过程中当事方的民事法律关系。互联互通中的民事责任主要有以下三个特征：
1、主要是财产责任。民事法律关系是以财产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关系。因此，违反民事义务，侵犯民事权利的责任主要是财产责任。例如，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的网间通信质量低于其网络内部同类业务的通信质量，给其他的电信业务经营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的，应当予以经济赔偿。受损害的一方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寻求司法救济。
2、违反网间互联一方的当事人不仅侵犯了另一方当事人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侵犯了广大电信用户的利益。例如，制造互联互通中“通而不畅”的一方当事人，不仅侵犯了另一电信经营者的权益，主要的是损害了另一电信经营者用户的权益。因此，制造“通而不畅”的当事方不但要向另一受损害的电信经营者承担民事责任，还应向该电信业务经营者的用户承担民事责任。
3、网间互通中的民事责任可以由法律直接规定也可以由当事人协商决定。民事责任有法律直接规定的，也有当事人自行约定的。在双方签订的互联协议中，当事方在明确了互联工程进度时间表、互通的业务、互联技术方案，与互联有关的设备配置、互联费用的分摊、互联后的网络管理以及网间结算等实体和程序性内容之后，必须明确约定违反互联协议的责任方应承担的违约责任。对于互联协议中的当事方来讲，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互联协议的直接法律后果就是承担违约责任。《合同法》第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依合同法规定，互联一方不履行或者不适当履行互联协议所应承担违约责任主要包括：继续履行和赔偿损失。互联协议与一般的民事协议不同，违约一方对互联协议的继续履行是依国家强制力为保障的，不论违约方是否愿意，其继续履行互联协议的义务是强制的。违反互联协议的违约方所承担的违约赔偿责任主要有：
a、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拒绝向非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提供与互联有关的网络功能的信息，以及与互联有关的管道（孔）、杆路、线缆引入口及槽道、光缆（纤）、带宽、电路等通信设施使用信息的；
b、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对非主导的电信网网间互联、互联传输线路必须经由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的通道、杆路、线缆引入口及槽道等通信设施时，主导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不予配合提供使用，或附加任何不合理条件的；
c、电信业务的经营者无故拖延互联时间的；
d、电信业务的经营者违反信息产业部制定的相关网间互联要求规范和技术规定的；
e、电信业务的经营者不按互联协议规定的结算周期进行网间结算，无故拖延向对方结算费用的；
f、主导的电信经营者未与对方协商单方面变更互联点的；
g、当网间通信质量不符合要求时，电信经营者对网间路由组织、中继电路、信令方式、局数据、软件版本的调整不予配合的；
h、当互联一方发现网间通信障碍时，通知对方协助处理通信障碍，对方不予配合的。
按照《公用电信网间互联管理规定》的规定，有以上情形给其他的电信经营者造成直接损失的，应予以经济赔偿。笔者认为，从公平和等价交换原则来看，当互联一方不履行互联协议规定的义务或者履行协议义务不符合约定时，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违约所造成的损失，这个损失应包括协议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在实践中，互联双方在签订互联协议时，都回避对违约责任的约定，这是极不正常的。事实上，违约责任制度是作为保障互联协议全面履行的一种重要措施，在互联协议中应居于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互联当事方一定要给予高度的重视。③（三）网间互联中的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实施了刑事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依照刑事法律规定所必须承担的法律后果。刑事责任是严格的行为人个人责任，是最严厉的一种法律责任。纵观近几年发生的互联互通中的恶性事件，有些事件已经不是行政法律或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了，例如有些地区的电信业务经营者以拦截过网呼叫、擅自封闭局向等手段人为地中断电信网间通信，有些地区的电信经营者竟然用刀或锯，截断对方正在使用中的通信电（光）缆。这些无视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严重地扰乱了电信市场秩序，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侵犯了不特定多数人的权利。为了严厉打击人为中断电信网间互联的恶，对于已触犯刑事法律，构成犯罪的，必须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对以下破坏网间互联互通的情形，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擅自中断网间互联互通或者接入服务，关闭或限制原已互联互通的网间通信业务的；
2、擅自对其他电信运营企业的业务进行限呼、拦截的；
3、没有严格执行网间安全保障责任制度和通信障碍处理机制，导致网间通信严重障碍，甚至造成重大事故的；
4、故意或过失破坏或损坏电信线路及其他电信设备防碍电信运营企业依法提供公共电信服务的。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6
本文所讲的互联网医院是基于开放式架构，在线医生不拘于一家医院、一个省市、甚至不拘于一个国家，药品、器械、检验化验、治疗、手术亦不拘于一地，病人也是开放式的，在这样的开放式架构下，与病人建立医疗服务合同关系的医生、医疗机构等随时处于动态变化中，所谓人人为病人，病人找千家，真正的以为病人为中心。但是，能够称之为互联网医院，表明这样的互联网诊疗系统是闭环的，从病人首次线上提出看病要约开始，到最后诊疗义务的履行完成，所有的诊疗行为均在这个系统中完成闭环。我将符合上述特点的互联网诊疗系统称之为互联网医院。以浙江桐乡市第三医院为依依托设立的乌镇互联网医院，符合这样的特点；在全国范围内为有手术需求的患者精准匹配、提供手术医生、手术医院的“名医主刀”网亦初步具备这样的特点。
乌镇互联网医院与名医主刀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可以为所有病种的病人提供服务；而后者主要为已经产生手术需求的病人提供服务。我乐意看到，在不远的将来，限于某个专科，或者提供“精准医疗”的互联网医院不断产生，当然亦将有更多的提供全方位学科服务的互联网医院诞生。互联网医院涉及的法律主体、法律关系，异常复杂，本文重点探讨真正意义上的互联网医院的法律规制。
在正式讨论互联网医院的法律规制之前，请允许我从哲学上简要预测下互联网医院的未来，有未来，方有法律分析的价值。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的秩序与失序几乎都是来自于人群实质上的不平等。在蛮荒时代，实质上的不平等主要体现于体力上的不平等，由此形成了以体力强盛者家族为核心的原始社会秩序，当有新的体力强盛者提出挑战时，社会进入失序，直到新的秩序建立；随着文明演进，智力上的不平等逐渐占了上风，思想控制成为最重要的秩序之源。医疗领域的秩与失亦遵循此实质不平等原则，最早的医生实际是巫祝与巫觋，他们垄断了人类仅有的医学知识，病人的生与死在于他们的予取予夺；演进到现在，人类可以有多种途径学习医学知识，但医学也变得更加复杂，普通人要掌握仍是困难重重，当然比之古代已是大有进步。
就我十多年医疗诉讼，接触成千上万的医生与病人，最深刻地观察符合上述历史结论：医学知识上的实质不平等是造成医疗过失的最深层次根源，因为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医生可能变得轻慢，因为信息上的绝对劣势，病人可能变得迷痴。佛言人之五毒：贪、嗔、痴、慢、疑，医患各居其一。由此形成诊疗过程中的具体过失包括：医生懒得讲，病人懒得问，此构成医患沟通障碍之知情同意之过失；太相信自己的医术以为病人不可能懂事实上病人也无从知道而造成损害，此即构成诊疗中过于自信之过失；随心所欲于诊疗规范且以为这是医生的天然权力而事实上病人也真的不知道什么叫诊疗规范而造成损害，此即构成诊疗中疏忽大意(懈怠)之过失。过于自信与疏忽大意，是民法两大过失行为之意识根源。
互联网技术为人类克服智力上的实质不平等提供了新方法，为医患双方缩减医学知识上的不平等提供了新途径。基于互联网去中心、分享的本质，病人端，病人可以从自己、从其他病人、从更多的医生获得更多的有关疾病预防与诊疗的知识和服务，即所谓自我教育，减少痴迷；医生端，医生亦可以从自己、从其他医生、从更多的患者获得更多的有关疾病预防与诊疗的经验与教训，减少轻慢，此消彼长，最终将减少医患在信息上的不对称，减少过于自信与疏忽大意之过失，从而减少医疗损害，减少医患冲突。所以，从造成医疗损害、医患冲突的最深层次根源来说，整体上，互联网技术将大大降低现有医疗系统的法律风险，而不是增加风险。
这是我要阐述的第一个关于互联网医院的重要观点--互联网能够减少医疗风险而不是扩大风险，政府管理人员、相关从业人员、病人等对互联网医疗应持开放式容纳态度。同时从这个阐述中，我也预测，只有在技术上做到让病人更能自我教育、让医生更能相互纠错、让医患更能相互沟通，也就是更具分享精神的互联网医疗企业，才有前途。下面阐述互联网医院与传统医疗面临的不同的法律风险及相应的法律规制。
谈法律，我习惯于从中国传统文化寻找思路，即所谓“定分止争”，典出《管子·七臣七主》“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孔子也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所以法律精髓在于先“定分”，而后“止争”。此处所谓“定分”，即确定名分，换成现代民法，即确定法律资格与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即权利义务)；止争，即追究法律责任。互联网医院的法律规制，亦无外乎先规范法律资格与权利义务，而后规范法律责任。
一、法律资格
1、互联网医院
首先，互联网医院并不是法律意义上实体存在的医院，它既没有自己的医生，也没有自己的药品、器械，它只是一个网络平台，供医生、医疗机构、药商、器械商、病人在上面各显神通，类似于大海，为船舶航行提供条件，船舶发生碰撞，不能由大海承担责任。但是，不同于大海的是，互联网医疗平台是由人建立的，有所有者，所以它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主体，在民法上属于法人，互联网医院所有者与其他主体基本上是一个合同关系，受《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及相关法律的制约。当然，大海在法律上其实也是一个主体，领海为一国主权所有，公海为全世界所有国家共同共有，领海与公海受国内私法与国际公法制约。其实我们也不能排除，将来某一天，足够强大的互联网医院为全世界共同共有。
其次，互联网医院在取得民事法人登记之后，还需不需要获得得医疗机构的许可？或者通俗的说拿到医疗服务的牌照？我的答案是否定的，不需要。因为按照本文设定的互联网医院的定义，所谓互联网医院其实只是医生、医疗机构等提供医疗服务的平台，而医生、医疗机构在法律上并不隶属于互联网医院，因提供医疗服务而产生的法律责任也不由互联网医院承担，所以互联网医院无需取得医疗服务许可的牌照。至于由已经合法登记的医疗机构举办的互联网诊疗系统或互联网医院，则由于该医疗机构已经取得牌照，线上服务只不过是该医院医生执业权利的自然延伸，无需再获得单独的医疗服务许可；如果医疗机构举办的互联网医院向该医疗机构外面延伸，比如乌镇互联网医院，则也由于该互联网医院仅是为其他已经合法执业的医生、医疗机构等提供医疗服务的平台，按照前面论述，无需再获得医疗服务的单独许可。
或许有人问，互联网医院为医生、医疗机构提供了在线上提供医疗服务的机会，而线上服务与线下服务不同，需不需要单独设定一个互联网医疗服务的牌照？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多次论述，一个医生、一个医疗机构只要获得了国家的执业许可，意味着他可以利用自己的医学智能为病人提供服务，而智能服务是不可能区分形式的，不能说在在医院的办公桌、病床、手术室提供医疗服务是合法的，而到医院外就非法了，否则电话会诊也是非法，从病床到办公室口头请示也是非法，所以在互联网上为病患提供服务，无论是电子咨询，电子处方，还是遥控机器人手术，都只不过是医生、医疗机构的执业权利在新的信息传输方式下的自然延伸，不存在单独设定一个互联网医疗服务的许可。
当然医生到所在医院的物理空间之外的互联网或者其他非医疗机构从事诊疗涉及到一个医疗条件问题，即所在医疗条件能否满足对患者的诊疗要求，我认为这首先属于医生的自我判断、执业权利范围，医生脱离医院的物理空间并脱离与医院的劳动合同范围而行诊疗活动，如果因医疗条件不能满足对患者的诊疗要求，实际上违反了诊疗常规、规范，应当由医生个人承担法律责任；其次，国家可以对网络空间或非医疗机构地点的网络信息条件或物理硬件条件以及行医资质、行医范围作一个最低要求规定，未到此要求者，不得从事诊疗活动，但在国家未规定前，却应遵循民法“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
医疗服务是这样，药品、医疗器械的经营、检验化验等等一切与医疗服务有关的行业也是这样。比如药品经营，如果已经取得药品销售许可证，则无论是通过实体店的线下销售，还是通过互联网的配送销售，都在这个药品销售许可证的范围之内，不存在还要单独颁发一个互联网药品经营的牌照。所以，听说阿里健康控股的中信二十一世纪通过“河北慧眼医药科技公司”拿到中国第一张互联网药品经营许可证时，我就非常奇怪，如果河北慧眼这家公司已经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为何还要单独获得一张互联网药品经营的许可证呢？第一张互联网药品经许可证真的值10亿么？也许一文不值。
但是，互联网医院虽然无需获得医疗服务的特别许可，可是作为医疗卫生电子信息的提供者，尤其是涉及到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等，涉及到病人的隐私安全、病历证据安全，应当受到国家有关涉医疗卫生电子数据法律的特别监管。2001年1月8日，卫生部曾经颁布了《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其中有规定从事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的企业应当取得“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服务经营许可证”。但这个规定制定于15年前，几乎没有涉及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等的数据安全，有关许可的具体内容也极其原则，几乎没有操作性，故已于2008年废止。迄今为止，卫计委未再制定新的有关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的部门规章，所以到目前为止，各家医疗互联网企业基本上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也很正常，法律必然是落后于现实的，过早的制定限制性或规范性法律，最大的可能是限制行业的发展，行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制定相关的法律规定，是世界通例。
在我这个从事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专业律师看来，国家今后如果出台有关互联网医疗卫生信息的专门法律或特别许可，主要应当对电子处方、电子病历的隐私保护、证据安全作出最低标准的规范，并以此作为行业准入门槛。
2、互联网医生
与线下面对面的诊疗不同，线上咨询或诊疗医生获得的疾病信息一般要少于线下，对医生的要求更高。一般而言，只有在线下拥有足够知识和经验的医生才有可能面对线上更复杂的情况，所谓只有深入了才能浅出。因此我认为，国家应当对提供线上医疗服务的医生资质作出最低要求规定，如执业年限不少于5年、执业资历不低于主治等。至于每个互联网医院，则可以根据自己平台的服务对象、质控要求而根据国家的最低要求对实名注册医生的具体标准作出相应的规定。
二、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
就互联网医院与各方产生的法律关系或权利义务，指向的对象主要是医疗安全，或者医疗风险，核心就是医生与患者的权利义务，其中医生的权利即是患者的义务，患者的权利即是医生的义务。医疗安全是互联网医疗的生命线。
医生的权利，其实就是医生在互联网上有没有进行疾病诊疗的权利？这一问题，我反复论述过，我认为，医生在互联网上进行诊疗，系医生线下诊疗权利的自动延伸，不存在法律障碍。至于根据我国《执业医师法》和公立医院为事业编制的国情而对医生执业权利形成的现实限制，我相信在国家医改允许多点执业、自由执业、医生工作室的大背景下，短时间内便会获得完全突破。所以本文不再讨论医生的网上执业权利，而是重点讨论互联网医院下医生的特别注意义务或特别法律风险。
与线下医疗一样，经由互联网医院提供诊疗服务，医生的特别注意义务亦有三个来源，一是来自法定的义务，即法律明文规定的义务；二是来自诊疗常规、规范的义务；三是来自医患服务合同的约定义务。
1、来自法定的义务
主要是两个，一是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二是遵守医疗常规、规范。
1)保障患者的知情同意权。
知情同意权是指患者对病情、诊疗措施有知情的权利，对特殊的诊疗措施有同意的权利。互联网下，知情同意权除上述内容外，还应当扩大到对医生身份的知情同意(这一权利在线下诊疗也有，只不过线下医患面对面，默示存在)。
关于医生身份的知情同意权，互联网医院应当保障为患者提供医疗服务的医生是真实的、是符合国家法定要求的，并且应患者要求，应当即时向患者公布医生的身份、所在学科、所在医院、相关资历。在患者指定医生服务时，应当提供指定医生，不能及时提供的，应当说明，并征求患者意见。
关于病情、诊疗措施的知情同意权，互联网医院应当保证医生的病情判断、诊疗措施对特定患者是透明的，涉及法律规定的特殊诊疗措施时，还应当从技术上保证能够征得患者的知情和同意。所有在互联网上形成的有关诊疗的电子信息应当供特定患者随时查阅，并应当按照《病历书写规范》至少保留20年。
实践中，互联网企业通常会在患者登录时一个“患者用户法律声明”，但这只是互联网企业对患者的知情同意义务，而非医生的知情同意义务。医生的知情同意义务不可能由互联网医院代为履行，但互联网应当提供相应的技术手段，以供医生完成。
2)遵守医疗常规、规范的义务。
遵守医疗常规、规范是所有国家规定的医生对患者的法定义务，至于医疗常规、规范的具体内容，一般则由专业团体如医学会、医学教材编审委员会、药典委员会通过诊疗指南、教材、药典等形式予以规定。
互联网医疗下，在通常的诊疗常规、规范之外，国家有无必要再制定特别的诊疗规范、常规？我认为有必要。因为互联网医疗作为一种新型的、医患不见面的诊疗形式，供诊疗所依据的病情信息不同于传统医疗，对于哪些病种、哪些诊疗措施适合互联网诊疗应当有不同的规范。不过疾病病种数以万计，诊疗措施理更是浩如烟海，既非常复杂、也非常专业，不可能由国家如卫计委完成，而应当交由各学科的专业团体制定。至于互联网下具体的的诊疗常规、规范制定原则，下文再述。
2、来自诊疗常规、规范的义务。
所谓诊疗常规、规范是指大多数医生形成的共识并已由医学史证实对患者最为有利的医学规范，现代医学将其作为医生的行医准则。遵守诊疗常规、规范，既是医生的专业义务，也是法律义务，违反诊疗规范、常规而造成损害的，将被法律直接认定为过失，并承担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赔偿、行政处罚，严重的更可能构成医疗事故罪。诊疗常规、规范具体体现于教材、诊疗指南、药典、药品说明书等中。大到每一个学科，小到每一个病种，均有相应的诊疗规范，医学生的学习过程，可以说就是学习各种诊疗规范的过程，而诊疗规范又随时在修定中，故医生的学习是终身的。
互联网医疗下的诊疗常规、规范有没有特殊性，是否需要针对互联网医疗制定特别的诊疗常规、规范？这需要详细考察一个互联网诊疗行为的形成过程。一个完整的互联网诊疗，包括三个过程，病人作为病情信息的输出方，互联网企业作为病情信息的传播方，医生作为病情信息的决策方，而医生的决策又分成两部分，诊断决策与治疗决策。一般说，互联网医疗不涉及疾病的直接治疗，如服药、输液、手术等，这些一般在线下完成。但是不能排除，随着互联网传输技术和人工智能的发展，部分治疗行为亦可通过互联网完成，如远程控制下的机器人手术、输液、服药等。由于互联网下涉及的诊疗常规、规范，实过繁杂，以我现有的学识和经验，根本不可能一一触及，只能进行原则性论述。。
1)与患者作为病情信息的输出方有关的诊疗常规、规范。
所谓病情信息的输出，是指医生获得的病人信息应当是一手的，准确的，所以住院病史录通常有一栏“病史提供者”：或注明“患者本人”，或注明监护人某某。对于线下看病，无论有无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是面对面，医生获得病人信息基本都能做到一手和准确，因此无需制定针对患者的行为规范。
但互联网诊疗则不尽如此。医生很难判断线上的求医者是真实的病人或者具有民事行为能力者，很难判断提出的问题是真实的，但医生又很难拒绝回答。所以互联网医院有必要建立一套确定患者真实身份的技术系统，尤其是年幼或年老病人或精神障碍病人，当然这个系统不必十分复杂，因为一个有经验的医生通过几句话亦足以判断患者的真实身份。
另一方面，现代医学以“望、触、叩、听”、传统医学以“望、闻、问、切”直接从病人身体获得疾病信息，依据这类信息，医生可以对大多数疾病作出诊断。互联网下，无法同时做到这四点，但现代科技提供了发达的视频、音频、文字传输技术，目前更有可穿戴设备、远程遥感技术，上述技术的综合运用将极大降低互联网诊断的错误率。为了更好地保证病人安全，不排除国家在将来的互联网医院的准入规范中，对视频、音频、文字传输、可穿戴设备及远程遥感等制定最低标准，只有符合最低标准的互联网企业才允许开办互联网医院。
2)与医生作为疾病诊疗决策方相关的诊疗常规、规范。
这是互联网医院最核心、最重要的规范。
诊疗常规、规范是一切医疗行为必须遵守的最低规范，不分线上、线下。现代医学为每一个症状、每一个疾病均制定了严密的诊疗规范，例如对一个心前区疼痛的患者，如何提炼主诉，如何询问现病史、既往史，如何进行体格检查，如何安排物理、生化检查，如何进行鉴别诊断与诊断，如何进行一般性治疗、特殊药物治疗等等，均有细密规定，违反任何一条均有可能导致医疗过失而承担法律责任。这些规范自得成为互联网医疗的规范。
但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互联网上的诊疗行为是否还需要制定特别规范？
首先关于病种。并非一切疾病都适合作互联网医疗，比如急危患者。一个急性咽痛的患者，如果互联网医生通过问诊判断患者可能属于急性会厌炎，此时就不宜再进行下一步的诊疗，而应当嘱患者立即赶往最近医院的耳鼻喉科就诊。因为急性会厌炎的进展极快，大多数在24小时之内可能发展到呼吸困难，而这只有医院才有条件提供抢救措施。假定，根据患者网上提供的信息和医生获取的信息，一个普通医生亦能判断该患者高度可能是急性会厌炎，但该互联网医生未能作出正确判断而延误治疗，致使患者窒息死亡或成植物人状态，则该互联网医生应当承担相应的医疗过失法律责任。
所以最适合互联网诊疗的患者是慢性病人或复诊病人，初诊病人应当从严。当然具体的互联网诊疗规范应当由各学科的专业学会作出规定。未作出规定前，应当适用现行诊疗规范，并且应当从严掌握，所谓从严，是指在同等疾病信息条件下，对互联网医生的过失判断标准应当严于线下。之所以从严，是因为相比于线下，同等信息条件下，互联网医疗作出错误决策的概率更高，只有从严，才能更加保护病人安全，才能更有利于互联网医疗的发展。
其次，关于对疾病的诊断与治疗。诊断是指医生根据搜集的信息、运用医学思维能力对患者的病情作出的关于病因、病理、病机等的综合性判断，例如对一个发热病人诊断为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或急性心肌炎等等。诊断本身只涉及病情判断，不涉及治疗，不对会患者身体造成干预，因此诊断本身不产生法律责任。但是如果诊断错误，将直接延及治疗，则有可能产生医疗损害责任。
目前的互联网医疗多是在线问诊，即所谓轻问诊，轻问诊的结论多是建议性质的，医生不会也很难给出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诊断，更难提出一个具体的治疗决策，这些建议是否采纳由患者选择，涉及到具体的诊疗时，患者多半还要遵医生建议继续走线下的求诊路径，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概率也低，但能解决的医疗问题也少。而对于一个闭环的互联网医院，医生的诊断将产生一个治疗决策，并在线产生一个治疗决策，然后完成下一步的治疗，如配送药物等。故这样的诊断不再是建议性质的，对患者产生了明确的法律上的信赖利益，由此也产生法律责任。
基于互联网医院的特点，对于在线诊疗，我提出如下原则性建议：
第一，对于癌症、重大器官的重大疾病或涉及重大治疗措施的诊疗，应当慎重，或者应当经过在线多位医生的会诊，才能作出。
第二，对于可能产生即发性过敏(如对过敏史者使用相关药物)或需要实时监测而患者本人难以自我监测的药物或器械，以及限制类药物如麻醉药、强力镇痛药等应当禁用。
第三，至于其他更广、更深的互联网诊疗规范得由专业学会作出。
与互联网企业作为疾病信息传输方有关的规范。
与线下医生面对面直接获得病情不同，互联网诊疗的最大特点在于医生获得的疾病信息，包括问诊内容(主诉、现病史、既往史、过敏史等)、体格检查、检验化验数据、影像资料等均来自电子传输，即使这些资料全部都是真实的，但基于互联网电子传输的物理特性，医生所获知的信息也不同于肉眼所见，这些不同将可能影响医生对诊疗措施的判断而产生特别的医疗法律风险，因此有必要讨论医疗数据互联网电子传输的相关规范。
问诊：正如前文所述，互联网问诊多采文字数据，但对疾病信息而言，仅有文字是远远不够的，声音、容貌、神态、步态等等，也是医生判断病情的重要信息，而且文字本身也往往与本意不完全相符。故我认为，对于一个互联网医院而言，良好的音频、视频系统是必要的。
体检：互联网医院在在线诊疗几乎无法做到对病人的体检，但随着人工智能、遥感技术、可穿戴设备的发展，这一领域可望突破。如在线测体温、血压、脉搏、呼吸，甚至在线测量心界、肝界、肺界等，也不是没有可能。由此亦会相应的诊疗规范、技术规范。
检验化验：目前很多检验化验项目可通过可穿戴设备进行，完全可以实现在线传输。
影像资料：除X片外，目前的Ct、mRi、pet、B超等影像数据多以电子数据形成，因此通过互联网传输对数据质量的影响并不大。需要注意有二，一是线下医院有义务为病人提供相应影像资料的电子数据，对于模拟数据，应当专业拍摄；二是传输数据时应当保持完整性，比如一个肺结节的诊断，欲作出正确的诊断就需要病变相关区域的全部二维或三维片子，仅仅传输部分图像就容易造成误诊或诊断不能，影像数据传输是否完整，取决于病人的主动、医生的提醒和互联网的技术。
病理图片：这是互联网医疗下的一个难点，因为到目前为止，病理医生仍是习惯于镜下直视，且直视下的正确率高于电子数据传输的病理图像。但病理诊断又几乎所有肿瘤诊断的金标准，也是外科绝大多数疾病诊断的金标准，如果缺乏病理的互联网诊疗，尤如两条腿断了一腿。我认为，首先，全国病理学会应当制定互联网病理诊断的行业规范，依互联网传输的特点，将不同疾病的病理类型进行区分，哪些宜于远程诊断，哪些宜慎重，哪些不宜远程诊断；其次，全国病理学会还应当制定远程传输病理图片的软硬件互联网技术规范，达不到最低技术规范的，不应当开展远程病理诊断；第三，互联网医院应当完善病理诊断线下与线上的衔接，在远程病理医生需要直视病理切片时，应当及时专业送递。
3、来自于互联网医疗服务合同的约定义务。
约定义务是不同于法定义务、诊疗常规规范的另一类义务，在互联网医疗下，系因互联网企业、医生、医疗机构、药品、器械商等与患者或相互之间订立合同关系而产生的义务，此义务由签约双方协商确定，仅拘束签约的双方当事人。本文重点讨论互联网企业对患者的约定义务以及互联网医生对患者的约定义务。这是互联网医院涉及的两类最主要的合同或法律关系。
互联网医院对患者的约定义务：互联网企业及其雇员虽然并不直接为患者提供诊疗服务，不会产生以诊疗为标的的医疗服务合同关系，但是自患者登录或注册互联网医院平台并向平台发出看病邀约、平台接受要约开始，双方便形成了服务合同关系，由此产生了互联网医院的合同义务，这些义务或明示或默示，具有法律效力，产生法律后果。概括而言，互联网医院的合同义务包括：
保护患者隐私不被泄露的义务；此义务亦是法定义务。
保证平台上的医生身份真实的义务，违约者可构成欺诈；
依约为患者提供指定医生的义务。当互联网医院承诺依患者指定提供医生时，应当安排指定医生在线服务；
依约为患者在限定时间内提供平台医生的义务。当互联网医院承诺在限定时间内为患者安排在线医生时，互联网医院应当统筹安排平台医生的在线时间，以保证在约定时间有在线医生提供服务；
保证患者的病情资料准确、不间断地传输给在线医生的义务；
供患者随时查阅电子病史资料的义务；永久保留病史资料的义务。
......
互联网医生对患者的约定义务：医生对患者的义务通常产生于法定或诊疗常规、规范，很少有医生对患者的诊疗作出特别承诺。但是，如果医生通过互联网医院系统对特定患者作出了特别承诺，却可能构成一项合同义务。比如，在线医生承诺会在线下亲自为患者实施手术，但实际手术时却换成了另外的医生，如果另外医生的平均诊疗水平低于承诺医生，则该行为可能构成一项违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又如，医生在线上承诺会在某时、某地为患者安排一次线下诊疗，但最终却未实行，如非不可抗力导致，该医生即可能构成一项违约。诸如此类。
三、法律责任。
此处所讲的法律责任，是指患者在经互联网医院平台的诊疗服务过程中遭受身体损害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讨论互联网医院法律规制的落脚点，法律资格也好，法律关系也好，法定义务、诊疗规范、约定义务也好，如果最终不能落实到法律责任，则均是苍白的。
因身体损害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患者一般都会选择侵权责任，侵权责任的基本原则是“行为者担责”，即由导致损害的过失行为人承担责任。合同责任亦差不多，即由导致损害的违约行为人承担责任。当确定行为人之后，再根据行为人的法律身份确定法律上的责任人，或民事赔偿，或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互联网医疗下，实施诊疗行为的医生的法律身份可能是多重的，比如一个多点执业的医生，其既可能注册在互联网医院，也可能同时在诊所、私立医院、医生合伙、或公立医院执业；同一个患者，在互联网医院里，可能有多个医生对其实施过诊疗行为。责任如何追究？难不倒法律。
在互联网医院平台上注册的行医主体只可能有两类，一是医生个人身份，二是医疗法人身份。此医疗法人包括公立医院、私立医院、医生合伙组织、诊所法人。以医疗法人身份注册的行医主体，其帐户下则可能有多名医生。从患者端，其可能知道的信息只有两类，要么以医生个人身份而为医疗行为，要么以医疗法人身份而为医疗行为，因此其可能提起的诉讼被告，亦只有两类，或医生个人为被告，或医疗法人为被告。
至于提起诉讼后，医生个人被告称，其并非个人行医而是代表医疗法人行医，该节事实应由医生个人承担举证责任；或提起诉讼后，医疗法人被告称，其并未对患者实施诊疗行为，实施诊疗行为的乃医生个人，此节事实亦由该医疗法人承担举证责任。涉及此节举证事实，互联网医院有协助法院的义务，否则得成为共同被告。凡举证不能者，法院应当迳行根据互联网医院平台对外明示的法律身份而确定被告。
互联网医院法律责任还有一个特别之处是，互联网医疗是去中心的，分享的，即针对同一个患者的疾病，实施诊疗行为的主体可能有多个，如因网络分诊可能在不同时间产生多个行医主体，因网络会诊可能在同一时间产生多个行医主体，而且行医主体并有可能从线上延伸到线下。这在法律上并不难处理，一是遵循实体法的“行为者担责”的原则，谁实施了过失行为谁承担责任，比如同一时间由多名医生主体共同作出会诊意见，因该会诊意见产生了医疗损害责任，如果患者将参与该会诊行为的医生或医疗法人列为被告，并且提供了各自的会诊意见，那么只有在法律上确认存在过失且与损害后果存在因果关系的会诊主体才需承担责任。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7
为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并保持该行业的持续发展，互联网金融应回归法制的轨道上来，使其法治化。
互联网金融法治路径之1：互联网金融应对已成立的法律普遍的故从
首先，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这是由其本身功能决定的，事物的功能决定其本质。互联网金融的p2p、众筹、第三方支付、网络保险及基金网络销售等模式的功能仍然具有兹维.博迪（ZviBodie）和罗伯特.C.莫顿（RobertC.merton）列出的金融六项基本职能：“在时间和空间上转移资源;管理风险;清算和支付结算;储备资源和分割股份;提供信息;解决不对称信息带来的问题。”因此互联网金融还是金融，是金融就要服从已成立的法律;是金融就不能超脱金融的既有秩序和规范，因此要普遍服从已成立的法律。
其次，互联网金融是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就是指采用新的技术和方法，改变金融体系基本要素的搭配和组合而提供新的金融服务模式过程，其目的是要形成新的流动性、盈利性和安全性，从而提高金融效率。新技术的出现是促成金融创新的主要原因，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明在金融业的应用，是促成21世纪金融创新的重大因素。金融创新史已充分证明任何创新都伴随着风险，因此在创新的同时要依照已成立的法律进而消解创新带来的风险，这是法律的安全价值所决定的，安全是法律持续性的制度安排与价值追求，已成立法律的核心是保障金融的效率、秩序与安全。因此互联网金融应在已成立的法律框架下进行创新，使其因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最大限度的消解。如需要突破已成立的法律，那就先修订法律，确保互联网金融创新在法治轨道上进行。
事实上，我国互联网金融发展过程中存在对已成立的法律突破、甚至违反了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尤其p2p和众筹处于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监管机构的无序发展状态，使得一些恶性主体的违法成本很低，借用这种模式为满足贪欲对投资者的财产进行欺诈性的剥夺。p2p与众筹在我国已成立的法律框架下分别是民间借贷和私募股权投资的法律性质，但p2p与众筹的实际运行都对已成立的法律进行了突破。在已成立的法律框架下p2p与众筹平台是信息中介，不参与出借人（投资者）和借款人（融资者）活动之中，只是根据《合同法》的居间合同法律关系履行居间人的义务和权利，为双方提供签订借款合同（投资合同）有效信互联网金融的法治路径息，并收取服务费。
从2014年陆续失联、跑路的p2p平台事件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平台本身已不再单单是信息中介这么简单，尤其p2p平台为吸引投资者和解决我国信用体系的不完善而通过平台本身、风险准备金、有关联关系或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进行担保转换成信用中介。
综上所述，目前互联网金融的创新广泛存在有法不依，使市场处在竞争无序、劣币驱逐良币，充满了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影响了行业的健康有序地发展。
互联网金融法治路径之2：架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制度
金融的核心特征是风险，因此各国对金融业都依法进行监管。互联网金融的本质是金融，核心特征仍旧是风险，美国、英国等国家相继对互联网金融p2p与众筹纳入到传统的监管框架，并颁布了相应的监管的具体规定。我国目前已明确了p2p和众筹分别由银监会监管和证监会监管，但相应的监管细则还未出台。
p2p、众筹既不形成资产业务也不形成负债业务，只是提供信息服务，因此用审慎性的监管的方法是不适用的。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需要建立在互联网金融风险特征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制度。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理念首先是行为监管。如保护消费者的安全权、知悉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索赔权、受教育权等各项合法权益，制定公平交易、反欺诈误导、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充分信息披露、消费争端解决、反不正当竞争、弱势群体保护、广告行为、合同规范、债务催收等规定或指引;其次，互联网金融行为能力监管理念。互联网金融集金融与互联网的高专业性、技术性、风险性于一身的金融创新，因此投资者要有一定专业能力、风险识别能力和承受能力。美国、英国等国家在对于互联网金融立法引入了合格投资者的概念就是金融行为能力监管的体现。三是，合法性监管理念。从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实践来看，它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网络金融模式，并通过立法予以合法化。我国p2p的发展火热与乱象丛生，以及众筹发展的缓慢，是由于我国相关制度的滞后，使得此行业在规避法律和突破法律进行创新和发展。根据我国已成立的法律制度和客观实际情况，p2p和众筹的业务模式可以采用负面清单式的合法监管，如不能触犯已成立的法律制度和即将出台的监管细则等。
具体监管制度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设计：
第一，确定互联网金融的模式、准入门槛、技术标准、行业标准;第二，p2p和众筹平台不能自身或者通过关联的融资性担保公司和小贷公司提供担保;允许第三方融资性担保公司进行担保，但要对担保公司的风险进行防范;如需要小贷公司进行担保就需要修订相关规定。第三，托管账户设置。p2p与众筹在账户设置上应遵循账户分离的原则，即用户资金和网站运营资金分账管理和使用，以防范网络平台以任何形式挪用客户投资金。平台接受客户投资金的，应当选择一家商业银行开立托管账户，二者应签订托管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责任。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8
[关键词]经济法；互联网+；企业管理；现实问题；对策研究
互联网对当今社会每一个人来说，并不是个新鲜事物，互联网全息地融入人们生活，互联网+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今年两会及“十三五”规划对互联网提出新发展，互联网企业作为互联网经济的主体，考量其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成为不可避免的话题。
一、我国互联网企业管理存在的现实问题
在“互联网+”的战略思想影响下，互联网行业发展较以前更加具备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政策支持，使互联网企业得到较快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由于新兴行业缺乏与之对应的法律法规规范，因此，企业发展出现诸多问题。
（一）管理规则缺乏全面立法
作为新兴行业，互联网行业的法律法规缺乏细致化规定。腾讯和奇虎分别是即时通讯和搜索引擎技术的引导者，是我国互联网行业的代表性企业，两者的垄断地位对于双方各自的利益具有较大的威胁，在两者的网络商战诉讼中，腾讯诉奇虎不正当竞争，而奇虎则诉腾讯滥用市场支配地位，两者的矛盾既是技术上的冲突，更是商业利益上的冲突。处于市场垄断地位的两家企业在面对同一市场利益情况下，没有采取合作协商的方式合理划分利益，而是通过不正当的手段互相诋毁和相互怀疑，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对互联网企业的控制和规范，面对不正当竞争的行为，反垄断法因缺少较为全面的裁判标准而无能为力。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盛杰民表示：“很多人认为，市场份额多就是垄断，其实不然，要判断一个企业是否具有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要考虑很多因素。”虽然在腾讯与奇虎的商战判决上，法院详细阐述了互联网领域反垄断法相关市场界定标准以及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等一系列判断标准，但这次商战也明确显示出，对于互联网企业在管理过程中的反不正当竞争规范，经济法的相关法条并没有明确实质性的规定，使互联网企业在落实时缺少约束，造成行业和市场秩序的混乱。一般说来，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是企业和消费者针对企业是否通过“垄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而做出判定和裁决的法律依据，但实际操作过程中，消费者针对垄断的诉讼情况极少，提出反垄断诉讼的常为互联网行业的竞争双方，出于相互争夺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展开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造成了司法程序的混乱，严重影响了行业内部的稳定秩序。
（二）管理部门缺乏行政监管
按照互联网法律法规以及国务院相关文件的规定，我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都有监控网络行业管理事项，由于部门划分过细且行政层级的繁琐，对于互联网企业的监督和责任划分不清晰，面对互联网企业的不正当市场行为和消费者权益受损时，往往选择推诿的消极态度，不能及时对行业资源和市场状态做出整合，使不同部门的市场准入、原则和标准不断降低，对互联网企业缺少监管，当互联网金融诈骗事件出现时，无法及时对相关的违法企业做出处罚，保障消费者权益。虽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的建立使我国互联网管理的多头体系得到基本的抑制和整合，但如何统筹协调互联网行业管理部门之间的关系和责任划分，依然是实际管理过程中的突出问题。
（三）法律环境忽视权益保护
对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强调政府的监管和企业的约束是保护互联网用户和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一方面，互联网行业的管理体系中，政府部门的监管占据主导地位，但互联网企业内部的自律约束却十分孱弱。企业在追求高效的经济效益时，往往忽视自身建设，而消费者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使自身权益受到严重侵害。企业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审查的范围广，内容多，往往流于形式，更甚者被企业利用成为牟利的手段。我国一些立法，大多数侧重规定管理部门的权限和处罚内容，强调网络服务者的相关资质和权利义务，却欠缺网络用户权利保障的规定，更缺乏企业的自身监管和自我约束。
二、经济法视野下互联网企业管理的对策分析
互联网企业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严防企业垄断、不正当竞争和侵犯消费者权益三个方面。因此，为了促进互联网企业的良性发展，管理方向和管理措施的改革，必须突出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互联网企业的行为做出实质性的规范。
（一）制定互联网发展战略，提供有效的法律保护
当代互联网已不仅是信息交流的单一平台，而是集金融、政务、民生为一体的综合性生产生活工具，互联网是国家经济的重要驱动，又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是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也是综合国力提升的战略制高点。面对互联网企业创造的巨大经济效益，应紧紧抓住互联网转型升级的战略机遇，积极促进“互联网+”战略的深入发展。首先，对于互联网企业，在立法层面上，必须强调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对发展环境做出硬性规定和要求。虽然市场份额并非是处于支配地位的唯一因素，但却是最为直观和明确的指标，容易造成矛盾和纠纷。建立有效的法律保护必须强调反垄断标准的完善，防止反垄断法的滥用。突出反垄断法的严肃性和公平性，是立法过程中必须增强的重要方面。其次，在互联网发展战略的规范上，应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大环境，将互联网的发展提高到国家战略和司法层面，加强统筹规划和科学设计，明确互联网行业的管理措施，加强政府和立法机构对互联网企业的方向引导和资金投入。要着力提高网络应用水平和网络管理水平，实现互联网环境优化和结构升级，“以支撑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点，以提升自主能力为方向，以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为基本要求，以依法管理为根本保障，实现宽带中国战略。”
（二）建立互联网管理体系，形成高效的网络系统
我国互联网行业的管理已经具备了基本的体系和管理方式，但整体的规划和细节处理，仍需要做出改善和提升。针对互联网企业管理上职能部门多头现象，从政府层面完善管理部门行政法规是促进其统筹协调的基本手段。由国家网络主管部门带头，对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责任作出明确的划分，强化管理部门之间的相互合作，对违反工作规范的部门和个人作出严肃的司法认定和行政处罚，形成各司其职、分工协作的互联网企业管理体系。加强互联网企业和行业的综合管理，严厉打击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强网络部门与司法部门的合作，实现政法一体，协调发展。高效网络体系的形成，是明确分工负责，加强部门配合，促进各环节有序运转的结果，确保互联网建设和互联网管理的各项工作都能有效的落实；最大程度的满足互联网企业的发展环境要求，是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出发点，只有建立良好的互联网管理体系，才能保障互联网行业环境的优化和互联网企业发展的顺畅。
（三）完善互联网监督环境，实施全面司法监管
针对互联网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矛盾，建立全面司法监管体系是平衡企业效益和公民权利的有效手段。法律要明确互联网行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和互联网利益各方的权利义务，一方面，对于互联网企业的义务性和禁止性规范对优化互联网行业环境有重要意义，有利于形成企部和行业间的自我约束。要保障网络服务商和网络用户间的相互权利，明确网络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社会责任，使互联网的法律法规覆盖到网络运行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构成对互联网企业的内外监督体系。另一方面，互联网的管理涉及多个主体间的多层次法律关系，其中政府和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的共同参与和相互作用是实现互联网行业有序发展并得到监督的重要措施。经济法中对于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是促进互联网行业管理的重要方面。现行的相关法律，对于公民维护行业安全和信息安全的各项义务中，禁止性条款较多而授权性条款较少，在面对互联网经济纠纷时，由于独立个人的经济能力较弱且法律意识淡薄，加之行政和司法救济手段不足，面对侵权问题，公民提起行政诉讼的过程十分艰辛，因此，在互联网企业的管理和司法监督中，应加强对公民个人消费权利的保护，建立绿色通道，处理好司法部门、个人、企业之间的权益平衡。形成完善的监督机制。
伴随“十三五”规划的进一步落实，“互联网+”战略的不断深化，对于人们基本生活方式的改变、民生政策的转变以及政务方式选择等都具有重要的社会影响力。随着“互联网+”与教育、通讯、生产、行政、民生等多方面的融合和发展，互联网企业的数量将会不断的增多，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力也会不断的凸显，由此带来的企业间竞争以及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矛盾也会进一步显现。因此，从立法和司法的角度讲，如何促进互联网企业、政府职能部门、社会个人之间的权利平衡和利益均衡是发展互联网行业必须面对的问题。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公正透明的立法程序和完善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完善的管理体系建立，更需要在保证基本权利不受侵害的基础上来自社会范围内的民众，协同政府职能部门和企业管理层面的共同监督。互联网企业管理的质量提升是社会各阶层素质共同提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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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9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p2p网贷；股权众筹；法律风险；立法建议
中图分类号：D922.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5-128-02
随着互联网技术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民间金融与互联网结合，衍生出许多新的形式，以p2p网贷和股权众筹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逐渐兴起壮大，对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发挥了现有金融机构难以替代的积极作用，促进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而必须看到的是现行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规范与互联网金融有较多不协调的地方，因此抓紧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对鼓励利国利民的金融创新，打击具有社会危害性的金融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互联网金融的主要表现形式
互联网金融是指传统金融机构与互联网企业利用互联
网技术和信息通信技术实现资金融通、支付、投资和信息中介服务的新型金融业务模式。①本文将主要以“p2p网贷”及“股权众筹”两种主要且法律风险较大的互联网金融产物为对象进行法律分析。
“p2p（peer-to-peerlending）”，即点对点信贷。p2p网贷是指通过第三方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双方的匹配，需要借贷的人群可以通过网站平台寻找到有出借能力并且愿意基于一定条件出借的人群，帮助贷款人通过和其他贷款人一起分担一笔借款额度来分散风险，也帮助借款人在充分比较的信息中选择有吸引力的利率条件。②
众筹（Crowdfunding），根据证监会国际组织（ioSCo）的定义，是指通过互联网平台，从大量的个人或组织处获得较少的资金来满足项目、企业或个人资金需求的活动。③“股权众筹”融资主要是指通过互联网形式进行公开小额股权融资的活动。④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规范
目前我国尚无一部统一的规范民间金融的法律法规，更无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法律法规，现行立法对民间金融的规定散见于民事、行政、刑事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之中。
民事责任的规定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之中，在意思自治的原则下规定凡是涉及非法融资行为均为无效行为，并承担恢复原状、返还原物和赔偿损失等法律后果。
行政责任的规定散见于《证券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法规中，对金融行为实行的是严格的许可主义，对未经许可的金融行为主要规定了取缔、没收和罚款三项行政责任。
刑事责任的规定主要体现于《刑法》中的“非法集资”类犯罪，包括“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罪”（《刑法》第176条）、“集资诈骗罪”（《刑法》第192条）、“欺诈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60条）、“擅自发行股票、债券罪”（《刑法》第179条）、“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刑法》第174条第1款）等。
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2014年以砉家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了《私募股权众筹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规范性文件。尤其在《指导意见》中认可了p2p网贷以及股权众筹融资的合法性，虽然不涉及具体监管细则，但从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相关部门今后对互联网金融“鼓励创新、防范风险、趋利避害、健康发展”的具体监管方向。
三、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法律风险
与互联网金融的高速发展、快速扩张对比而言，我国现行法律的监管明显是缺位的、滞后的。“非法集资”的红线就好像悬在互联网金融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让相关行业的从业者时刻“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我国经济活力。非法集资主要有四大构成要件因素：（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①无论是p2p网贷还是股权众筹融资都很难回避公开宣传和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这两条标准。法律风险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平台不规范的经营行为引起的，典型表现如p2p网贷平台在开展借贷金融业务时，向不特定的人公开借款，然后再向他人贷款，赚取高额利差，即理财-资金池模式，这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另一方面是由于互联网金融的固有模式与现行法的冲突引起的，如《证券法》第10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第10条第二款对公开发行的界定做出了规定，列出了三种情况：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积超过200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在这样的界定下，希望避免走核准程序的证券发行，就只有一种――向特定对象发行，并且累积不超过200人。在股票发行的情况下，就是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且在发行结束后股东人数总计不能超过200人。②换言之，股权众筹融资在现行法的框架下要么是触及了擅自发行股票的红线，要么就只有向特定对象发行或经核准后发行，而后者显然已经偏离了众筹“小额、多人、便捷”的应有之义。
四、互联网金融监管立法建议
《指导意见》中提出“积极开展互联网金融领域立法研究，适时出台相关管理规章，营造有利于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良好制度环境”，针对当前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法律风险及其所带来的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制定互联网金融监管方面的法律法规已迫在眉睫，为此，笔者认为在立法思想上应遵循秩序、公平、活力的法律基本价值。金融监管的目标由三项构成，即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和稳定；保护存款人、投资者及其他社会公众的利益；促进金融体系公平有效竞争，提高金融体系效率。在以上三项目标中，前两项可归纳为“稳定”目标，后一项可视为“效率”目标。③要兼顾安全与效率，一方面应坚持适度监管的原则，给予互联网金融一定的发展空间和自由度，不能因为监管捆住了互联网金融的手脚，另一方面应科学制定监管规则，可以借鉴域外互联网金融法律法规及监管经验，进一步细化监管主体，明确融资者、投资者、平台等各方的法律权利义务，划定合法业务范围，制定从业准则，设立安全港豁免规则，突出对平台的监管，既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又能让创新的金融成果惠及普罗大众。
互联网相关的法律篇10
这样一个没有集中管理、没有国界的“虚拟”空间给人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言论表达自由的场所，也为人们的信息交流、通讯甚至市场交易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和快捷。互联网对传统大众传播模式、对教学和科研、甚至对年轻人的思维方式的形成都产生了并将继续产生巨大的影响。
就世界范围而言，我们是市场的后来者，也是法治、依法治国的后来者。但是就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而言，我们已经不是后来者，更不是弱小者，而是位居第二的泱泱互联网大国。发展趋势还表明，以我们的人口之众多、经济发展之快速，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排名第一的互联网大国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如何在一个市场经济刚刚起步、法治发展初期的国度里，对高速发展的互联网空间进行有效的调整，这既是对立法者、法学家和法律实务者的挑战，也是赋予他们建功立业的机遇。
互联网空间既是现实物理空间的延伸，又相对独立于现实物理空间。现实物理空间的法律多数可以适用于互联网空间的人际关系和纠纷之解决，但是互联网空间的一些特殊则需要新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互联网空间的法治，首先，要求对在现实物理空间已有的法律资源进行系统的梳理，确定哪些可以适用于互联网空间。其次，需要对互联网空间的新问题进行研究，找到它们的特殊性，然后对症下药，开出互联网上法律和规范的良方。
互联网上的法治问题，涉及国家法律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宪法方面的课题(如互联网空间的言论表达自由)、程序法和冲突法问题(如互联网上侵权案件的管辖与法律适用)、行政法问题(如互联网安全)、刑法问题(如互联网上的犯罪)、民法问题(如商务、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人格权保护、著作权等知识产权保护、域名保护)。一个项目和一本书不可能包打天下，从而解决互联网上所有的法律问题；相反，我们认为对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更有希望达到成功的彼岸。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将研究聚焦于互联网上的侵权问题，包括作为中间服务商的iSp的中间责任、互联网上侵权案件的关系与法律适用、名誉(商誉)权的法律保护与互联网上名誉(商誉)权侵害的实务和特殊理论问题、隐私权的法律保护与互联网上侵害隐私权的特殊问题及个人数据资料合理利用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电子邮件的隐私权保护和侵权责任、互联网上的著作权侵权实务问题、互联网上的域名保护与侵权责任实务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不可能脱离侵权行为法、人格权法和知识产权法的基本理论，但是更值得深入思考的是名誉、隐私等人格权在互联网空间保护之特殊性以及侵权的特殊构成要件与责任之特殊规则。而对互联网上著作权、域名的保护之研究，则更应当注重司法层面的问题，审判工作的经验。
我们无需羞于承认自己是互联网法治研究和实践的后来者。后来者有后发优势，我们可以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以他山之石攻玉。因此，在研究互联网的法律问题，尤其是互联网上的人格权保护与侵权责任问题时，我们十分重视国际组织(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欧盟)的经验，注重发达国家(如欧盟成员国、美国、日本)和地区(如我国地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经验。无论是欧盟的“政府主导”，还是美国的“自律”，甚至我国台湾地区在个人数据资料保护法律中引入侵权责任的做法，在本书中都尽可能全面介绍，并优劣以备。
“网上侵权的法律调整”或“互联网上侵权问题研究”这样的课题，既是一个民法学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法学或信息法学的研究课题。对网络上的侵权问题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两个方面的问题：(1)与互联网上侵权密切联系的技术方面的问题：(2)互联网经营者(网站经营者)的实际经营情况。如果离开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而研究网络上的侵权，则有可能纸上谈兵。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解剖了主要中文(简体)网站的隐私权政策及其实践，并将这些网站的隐私权保护政策与政府网站、企业网站和相关网站的隐私权保护情况进行比较，试图得出实证性的结论。同时，我们还对威胁隐私权的两种机程序即木马程序和Cookie进行了探讨，以期找到规制这些程序之使用的技术和法律对策。
是灰色的，而司法实践之树常青。法院并没有等到法律理论成熟、法律规定齐备之后才开始互联网上名誉权、隐私权、著作权侵害和域名争议案件的审判。相反，法官们以基本法律原则为指导，不断摸索和寻找审理互联网上侵权案件的和对策，并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实践经验上升为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普遍遵循的规则。审判实践的经验对于互联网上侵权的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因此，除了在各章的研究中注意对相关案件的外，我们还专门用两章分别讨论了互联网上著作权侵害案件和域名争议案件的审判实践问题，希望从统计和实例分析中发掘和认识“活的规律”。为了获得最有说服力的结论，我们邀请了我国审理知识产权案件的代表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和审理域名纠纷的代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资深法官完成这项工作。
通过对互联网上的法律问题，尤其是对侵权法和人格权、知识产权保护的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和对部分网站经营情况的解剖以及对有关机程序的分析，我们获得了如下启示：
1、互联网正在深刻和广泛地人类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互联网空间的法治建没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而在我国这样一个市场刚刚起步、互联网高速的，加强互联网空间的法治建设更是当务之急。
2、互联网空间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互联网上的人格权、知识产权保护和侵权责任问题。利用现有的法律资源、借鉴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地区)的经验，是完善互联网上民事权利保护和侵权责任法制的主要途径。未来的民法典可以对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但是大量的制度建设还有赖于各种特别法和单行法的规定。
3、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有许多特殊方面，其中iSp和网站经营者的中间责任是其最典型的代表。iSp对他人在上的侵权行为承担过错责任，而且法律应当对责任作出必要的限制。这不仅是由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状况决定的，也是产业发展政策、国际经贸环境的要求。
4、互联网上侵权的侵权行为实施地、结果发生地的相对不稳定性，尤其是互联网上信息传播不受国界、法域的限制，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的侵权案件管辖与法律适用的规则。国际组织和一些国家(地区)试图对这类侵权案件的管辖和法律适用制定出新的规则，但是所有这样的尝试都还没有取得足够的说服力。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将是法律界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5、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主要侵害人格权和无形财产方面的权利和利益，最常见的是对隐私权、名誉权、著作权等权利的侵害。因此，调整互联网上的侵权责任，应当以这些权利的保护以及责任规则为重点。具体而言，应当在相应的特别法(如电信法、隐私保护法、个人数据利用和保护法、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等)中突出对这些权利的保护并设计出适当的侵权责任规则。在互联网空间，人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言论表达自由，与现实物理空间的情况相比较而言，法律的利益平衡可以向言论表达倾斜。
6、互联网本身具有非集中管理性的特征，对互联网上的侵权行为规制，除了需要国家的立法和司法审判外，互联网行业的自律也有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我们国家主管部门可以积极支持与扶持相关行业协会的自律工作，鼓励其制定业界的某些共同标准和行规。
7、互联网具有无国界性的特征，这就要求各国在互联网法治建设方面采取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隔绝的行为。合作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共同标准的制定或借鉴、人员培训与信息共享等。国际合作的最高层次是签定互联网空间的一系列条约。
8、某些在互联网上使用而对人格权，尤其是对隐私权构成严重威胁的计算机程序，法律、法规和行业规范必须予以重视，或者严格规范其使用范围和目的(如Cookie)，或者严格禁止使用。木马程序即属于应当禁止使用的，因为它以侵害他人的隐私权为主要乃至唯一存在目的。对待这一类程序，应当向对待界破坏生态平衡的有害植物一样，采取坚决的禁止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