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1
另外，由于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包含着政治的、经济的等多种考量因素，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也就相应地有政治的、经济的等多种思维方式。政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利与弊的权衡，经济思维方式的重心在于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与政治思维和经济思维不同，法治思维是法治社会中政府在社会管理中应当首先需要运用的思维模式，它的重心在于合法与非法的预判，即把合法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⑩是运用其它思维模式解决问题的前提。要求领导干部具备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就是强调政府处理社会冲突应以实现法治状态下的社会长治久安为目的，具备法治意识，秉承法治理念，恪守法律赋予的职责，遵循法律规则和程序，采取法律规定的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权利。
一、法治思维对于维稳的意义
（一）运用法治思维是依法维稳的必然要求
法治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如学者所言，“世界各国的历史以及中国的经验已一再证明，一个国家发展经济的手段和方法可能有多种，但治理好结构复杂的现代社会的方法却只有一个，那就是实行法治，建设法治国家。这是因为，法治所依赖的各项合理制度会使权力受到真实的制约与监督，换来国家的平稳发展，不折腾的执政结果；法治所内涵的民主、文明、平等、自由、人权等理念，能够让社会中所有群体的合理利益以及每一个个体的权利受到严格的保护”。维稳工作涵盖日常社会纠纷化解和处置等诸多环节。对于日常社会纠纷化解而言，法治的任务虽然不是消灭、也无法消灭社会纠纷，但却能为社会纠纷的解决提供公正有效的解决机制，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纠纷，特别是降低社会纠纷演变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突发事件的可能性。对于处置而言，根据应急法治的原理，在社会处于非常状态下，为确保迅速消除紧急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政府被赋予其在正常状态下不享有的权力———紧急权。由于紧急权的权限较一般权力要大，在行使上具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性，如果没有法律的约束，紧急权滥用很可能演变为公众权利肆意受到侵害的社会危机。因此，政府行使紧急权依然不能放弃遵循法治原则。如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各项限制条款和可克减条款的锡拉库扎原则》所规定，“在社会紧急状态中，仍应实行法治”。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的三大执政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依法执政。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提出了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的目标。因此，维稳工作应当依法进行。由于采取什么样的行为方式取决于一个人运用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要保证政府的维稳工作依法进行，必然要确保政府的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首先会运用法治思维处理问题。
（二）运用法治思维是提高领导干部维稳能力的必备条件
突发事件的特点决定了政府是突发事件应对的主导力量。为提高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公务员的应急能力提出了要求。例如，美国国土安全部2011年制定了《国家准备目标》（nationalpreparednessGoal），规定了公务员在突发事件应对的各个环节应具备的核心能力（CoreCapabilities）。在我国，国家人事部2003年颁布的《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提出了公务员应具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维稳能力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我国近几年的维稳工作实践来看，领导干部的思维向度不同，引导思维的方向及路径就会不同，采取的维稳措施和结果以及由此体现的维稳能力当然也就不一样。例如，面对社会矛盾，一些领导干部往往表现出一种“不惜一切代价将事摆平”的思维向度。继而在作决策前，倾向于运用诸如“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解决”或“采取高压迅速平息”的非法治方式，随之采取的是与法治倡导的平等原则相违背的“花钱买平安”或与比例原则相抵触的“调用警力镇压”的处置措施，其结果要么是“助长民众当中存在的‘不闹不解决’的预期，严重增加了化解社会矛盾的成本”，“非但不能真正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溃败”；要么是使民众的怨气受到压制，党群、政群、干群、警民关系进一步激化，虽表面上获得了冲突的暂时“平息”，实际上却使社会蕴藏着更大的危机。由此可见，思维模式已经成为制约领导干部维稳能力的重要因素。领导干部不愿或不会运用法治思维，势必就会用非法治的方式处理社会矛盾，结果很有可能会使维稳工作偏离法治的轨道而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而法治思维是一个人基于对法律的尊重和信任，依据法律精神、原则和规则全面了解、总结和分析现实问题，并尽快根据法律规定从多种方案中确定合法有效的方案去操作或处理，达到解决问题目的的过程，本身就是人的一种解决问题能力的体现。所以，要提高应对突发事件能力中所要求的“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科学分析”、“准确判断，果断行动”和“有序应对”能力，首先就是要提高领导干部主观法治思维能力。
（三）运用法治思维是确保社会长治久安的必要前提
确保社会的长治久安是政府的重要责任。实践中，一些领导干部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压制正当利益表达”的错误思维向度是导致他们不能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反而使维稳成为制造不稳定因素的思想根源。法治思维的核心要求是政府的行为具有“合法性”，包括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其中，实质合法不仅要求政府要严格按照现行法律的规定履行保护公民权利的义务，表现为：政府应尊重公众的知情权、表达自由，以及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并且越是要强调社会稳定，越要容忍民众的利益表达，而且在遇到需要化解矛盾而现行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要遵循“以人为本”的法治原则和理念，为民众建立利益表达和协调机制，维护民众的正当利益。如果领导干部在维稳工作中善于运用法治思维，他们就必然会主动、自觉地运用法治方式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另一方面，“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具有互动作用”輳訛輥。领导干部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自然会促进一个地区依法维稳工作的实践，有利于维稳工作在法治的轨道上运行；反过来，一个地区的依法维稳实践又会给予这个地区的领导干部更主动、自觉朝法律指明的方向思维以及按照法治的要求思维的动力。一个地区的维稳工作一旦实现了“法治思维向度———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法治秩序———法治思维向度———法治思维”的良性互动，即可认为维稳工作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正轨，自然有助于该地区的长治久安。
二、维稳中的法治思维向度
如前所述，思维向度是人们思维过程中追求的指向及目标，影响着思维活动的方向及其总体状态，包括思维路径、方法，及各思维要素在整体中地位作用的发挥等，是制约思维方式全局的东西。因此，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处理维稳问题的前提是能够根据维稳工作的特点，坚持相应的法治思维向度。
（一）保障利益表达渠道畅通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科塞（LewisCoser)在《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中认为，社会冲突可以起到一种安全阀的作用。也就是说，社会冲突可以释放影响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保证社会获得长期的稳定。当然，既要发挥社会冲突的良，又要避免其演变为导致社会秩序崩溃的根源，关键还是要保证公众的利益诉求有合法表达的渠道，社会矛盾能在法律制度的框架内得到化解。为此，《突发事件应对法》对维稳工作一方面确立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要求，一方面规定基层政府应“及时调解处理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輴訛輥。在日常化解社会矛盾的工作中，领导干部应依法对预防工作进行布局和安排，确定维稳工作从“源头”抓起的工作目标，加强对“社情民意”的了解，将是否有利于疏通民意表达和解决矛盾作为分析问题和采取措施的衡量标准。
（二）保障信息公开
信息在维稳工作中的作用和影响至关重要。在一些损害公众利益的事件发生后，公众往往迫切希望知道事件的原因和真相以及政府的应对情况。领导干部持一种什么样的思维向度直接制约着他们的思维目标、路径及解决问题方法，进而影响思维方式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回应公众对信息的需求。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就必然会采取迟报、谎报、瞒报、漏报的非法治方式对待公众的知情权。这种情况下，一旦公众视听被谣言所扰乱，的发生就在所难免。例如，湖北“石首事件”就是一起因为地方政府置信息公开的法律原则于不顾，坚持“捂盖子”的思维向度，从而在人治思维的指示下在一起非正常死亡案件发生后的很长时间内未能回应公众的质疑，最终演变成对社会影响巨大的。这说明：有些突发事件之所以最终演变成危机，使政府陷于被动，不是问题本身有多麻烦或易成为不稳定因素，而在于一些领导干部一开始考虑问题的思维向度就不正确。因此，在维稳工作中，领导干部作分析、判断和决策应坚持信息公开和信息真实的思维向度，尊重公民的知情权。
（三）保护公众权益
法治的核心功能就是保护公民的权利。在处置时，从实际出发，不要盲目扩大危险事态、任意采取强制措施侵犯公民权利应是领导干部需要具有的思维向度。为此，领导干部在作出应急处置措施之前，一方面要考虑该措施是否是针对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危害程度”，依照《突发事件应对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輵訛輥采取的；另一方面，在事态紧急而相关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要确保处置措施对公民权利造成最小的损害。也就是说，首先要遵循必要性原则，确保采取的应急处置措施有助于迅速恢复秩序；其次要遵循适当性原则，即在符合适当性原则的前提下，从所有能够达到目的的方式中选择对公民权益损害最少的方法；最后要遵循均衡性原则，即在保证应急处置措施是恢复秩序所必需的前提下，确保措施所造成的损害不得与想要达到目的所获得的利益显失均衡。
（四）侵权要赔偿，失职要追究
每一起的发生，都是一次各种利益矛盾的集体爆发。在事件平息后，客观公正地分析事件原因，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于彻底化解矛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避免重蹈覆辙至关重要。从实践来看，一些领导干部仍然坚持“官本位”、“刁民作乱”的思维向度，故而在人治思维指示下，在平息后，习惯于使用“不明真相的群众”、“极少数不法之徒唆使”等简单化语言来应付上级机关和公众的质疑，因而不能客观调查分析事件发生的原因，不仅使事件所暴露出的核心矛盾不能得到根本解决，而且极易发酵旧矛盾，滋生新矛盾，导致公众对政府的公信力产生质疑，为冲突的再次爆发埋下隐患。因此，对事件善后工作的安排要符合“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輷訛輥的法治要求。对于权益受侵害的公民，应及时给予赔偿或补偿；对于事件暴露出的制度缺失或不完善，要及时建立或完善相关制度；对于失职、渎职或负“主要领导责任”、“重要领导责任”的领导干部，要严格加以问责。
三、形成法治思维的主要因素
恩格斯关于“近代哲学上最重大的根本问题，乃是思维对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论断对于探究法治思维的形成具有启示意义。唯物主义主张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应坚持物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原则，即思维是由物质、自然界、社会存在所派生，是对自然界、社会现象的本质属性的反映。马克思也指出，“人的思维达到客观的真理，这个问题并不是理论的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輯訛輦。由此可见，社会的法治环境与个人对法治的学习和实践是法治思维形成的两个重要因素。
（一）法治环境建设
“人类思维最本质的第一个基础正是自然由于人类而起的变更”，因此，加强法治环境建设是法治思维形成的基础性工作。换句话说，法治思维的形成，绝非仅仅是个人自身的法治修养问题，一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对法治建设的重视与实践也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我国，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命题于1996年正式提出时起，法治建设先后经历了党的十五大报告（1997年）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依法治国”入宪、党的十六大报告（2002年）提出“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党的十七大报告（2007年）提出“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2010年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建立，到2012年党的十报告进一步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的目标，这一发展历程充分表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法治建设，法治应当成为各级政府必须恪守的宪法原则和执政的基本方式。然而，不得不承认，我国在法治建设方面面临的问题仍然很多，其中，一些领导干部规则意识的缺乏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虽十分复杂，但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支持法治建设的现阶段，法律仍缺乏其应有的权威是一个重要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滋生和助长了一些领导干部违法办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作风，也影响和动摇了一些领导干部依法办事的决心和信心。在法律没有树立起应有权威的社会中，领导干部在日常工作中必然更习惯于运用行政思维、经济思维、政治思维解决问题，就必然会不顾及或忽略工作方式和方法的合法性。而一旦遇到处理复杂社会矛盾等涉及社会稳定的问题时，便会不自觉地在非法治思维的指示下用非法治的方式解决问题，作出激化社会矛盾，侵害公民权利，破坏社会稳定，有损党和政府形象的事情。因此，应当从法治思维、法治环境和法律权威三者的辩证关系入手，顺应法治思维形成的规律，将树立法律权威作为我国当前法治建设的重点工作。由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国家所有法律的正当性来源，树立法律的权威，必须首先树立宪法的权威。宪法的生命和权威在于实施，輲輦訛维护宪法权威，就必须要确保宪法能够有效地实施，这是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要求，也是法治建设的根本性问题。只有宪法的权威得到维护，法律的权威才能真正树立起来。这一点，一些国家的法治建设实践已经给予了我们很好的启示。輳訛輦因此，我们要不断完善现有的宪法解释和监督机制，使现有的违宪审查机制在处理涉及宪法权威的问题上真正发挥作用；尽快建立起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实施制度，使宪法的权威得到根本的维护。只有这样，行政机关严格执法和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根本改善才能获得根本性的制度保障，法律才能树立起应有的权威，法治精神深入人心，并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影响领导干部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增强他们运用法治思维的信心，才能使他们坚定地并习惯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消弭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
（二）对法治的学习和实践
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2
对于生活在一个长期缺乏法治文明的国度，又一直习惯于行政命令式领导方式的政党，其执政方式向依法执政转变，必然要求其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转变。
传统的思维方式是政治斗争式思维方式，是在战争年代形成，但却不合时宜的在和平年代光大起来的思维方式。它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政治斗争的至上性，强调法律对政治的依附性。人类历史已经表明，没有法律的政治是危险的政治，是缺乏理性的政治。法治之所以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就是因为法治将政治行为规范化、公开化、程序化和民主化。它将专制时代政治斗争的权术与阴谋转化为和平的、程序化的博奕与妥协。走向法治时代的领导者，“依法执政”就要逐步形成法律思维方式：
第一，合作思维。“依法执政”的“法”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表现来的各阶级、阶层利益的综合，它们是各阶级、阶层基于利益而进行博弈、妥协、合作的产物。因此，依法执政要改变行政命令或政治斗争式的思维方式，建立合作和妥协的思维方式。因为政治斗争式思维方式主要强调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法律式思维方式则主要强调的是阶级之间的合作。一切政治斗争都是为了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法律则是试图在各个阶级或阶层之间寻求妥协，维持一个和平的休战状态。近代以来每当一个新的国家建立时，往往都要制定、颁布宪法和法律，不仅把战胜者的意志通过一定程序转变为国家意志，同时还会对战败者作出一定的让步，把战败者的部分意志要求也吸纳到国家意志中，使白热化的阶级斗争演变为暂时的阶级合作。在和平年代，通过修改宪法和法律，将更多的阶级和阶层的利益整合起来，实现各阶层人民的团结与合作更是国家稳定与繁荣的保障。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扩大了党的阶级基础和社会基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就更要善于倡导合作精神，协调利益关系，实现统揽全局的领导核心作用。因此，“依法执政”就要学会合作式思维，通过让步团结更多阶层，通过协商整合公众意志，并将之上升为国家意志――法律。
第二，权利思维。法律的核心问题是权利，一切法律活动都是围绕权利的实现而展开。所谓权利思维就是执政者要增强人权意识，清除封建义务本位的思想，保障和发展人权，保护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而政治思维方式的核心是权力问题，一切政治活动都是围绕权力的运行而展开。虽然权力运用得当可以为权利的实现创造有利条件，但由于权力本身具有自腐性，因而常常造成对权利的威胁与侵害。所以，现代宪法、行政法、诉讼法等公法的设立，旨在捍卫权利，抵抗权力的不当侵扰。因此，权利思维方式不仅要增强人权保障意识，而且还必须摒弃权力无限和权大于法的观念，牢固树立权力有限观和权力受制约的意识，明确自己手中的权力是有限职权，是人民通过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要“保证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用来为人民谋利益”（十六大报告语），同时权力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任何法外之权，滥用职权，或者职权不作为都违背权力授予者的本意，都是违法行为，甚至是犯罪行为。
第三，稳定思维。政治的思维方式是多变和灵活。有些封建统治者为了达到统治的目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玩弄权术，背信弃义。法律的思维方式则是趋于保守和稳定，反对朝令夕改和没有连续性。政令的频繁变动和溯及既往会导致执政者的信誉下降和人们对行为结果的未卜心理，尤其是影响私人权利的政策的突然变化，必然成为有权势而胆大妄为者的专利，也必然成为社会上勤奋而信息不灵通的那一部分人的圈套。法律反对那种脱离法律的所谓灵活性，它追求一般性或普遍性。法律的这一特点要求执政者要具有稳定的思维方式，将具有前瞻性的改革决策与立法结合起来，保持改革的系统性和连续性。同时，要求执法行为要公正，同样的情况应同样地对待，不同的情况不同对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行为方式是受思维方式支配的行为模式。依法执政的领导方式要求执政者的行为方式必须符合法律规范，体现法治的原则。笔者认为，依法执政的行为方式起码具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二，宏观式。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是全面性的，但全面性不等于事无巨细，事必躬亲。依法执政不等于依法行政。后者是指政府（主要是行政机关）根据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限和职责和程序所进行的，区别于立法和司法的，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活动，其特点是微观性和具体性；而前者是宏观式的领导。正如十六大报告所说：“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通过制定大政方针，提出立法建议，推荐重要干部，进行思想宣传，发挥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党委在同级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核心作，集中精力抓好大事，支持各方独立负责、步调一致开展工作。”这种宏观式领导方式主要表现为，把党的主张，党的基本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变为国家法律，并带头自觉遵守这些法律，领导广大人民群众依法办事，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
第三，程序式。程序是制度化了的方式和过程。法律程序是法律关系主体在实施法律行为时，必须遵循的方式和过程的总称，是实现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合法方式和必要条件。马克思早就说过：程序是“法律的生命形式，因而也是法律的内部生命表现”（《马恩选集》第1卷第178页）。法律程序的价值就在于其以公开的形式给人以公正感，它即能约束权力行使者的恣意妄为，也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参与的机会。程序将利益冲突的解决以文明的方式表现出来，排除了领导行为的恣意、鲁莽和专断。政治文明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政治领导行为的法律化和程序化。因此，依法执政在领导者的行为方式上就表现为依程序执政，不仅党的主张要经过法定程序才能上升为国家法律，党组织推荐的人选也必须经过法律程序才能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不仅领导和决策要经过法定的信息收集和反馈程序（包括公示制度和听证制度等），而且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也要依靠严密的制度和程序。遵循程序是法治的表现，党的领导行为的程序化，将增强民众对法律的信仰，提高党的作为执政者的威信。
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3
【关键词】依法治国；法治思维；法治方式
一、我国依法治国的基本进程
“一国的法治总是由一国的国情和社会制度决定并与其相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正是顺应国家发展的节奏有条不紊的提出目标并朝着更高的方向在不断前进着。[1]
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16字方针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都对“依法治国”提出了具体要求：
有专家总结，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从而使“依法治国”从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党的十六大，将“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列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而十报告的提法更进一步，不仅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强调，“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二、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柏拉图在探讨人性的不完善及权力的本质之后，开始追求一种次优而有效的法治思维模式，认为“这种处于第二位的统治才是最公正的和最需要的”。[2]亚里斯多德强调法律是最优良的统治者，“法治应当优于一人之治”。[3] “法治是政治文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标志，凝结着人类智慧，为各国人民所向往和追求。” [4]
从文明的内在机理上看， 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的实现取决于是否存在一种特定的社会生活方式。只有当法治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时， 它才可能同时也被作为一种相应的社会治理方式而得到采纳。很难合理地想像， 在一个以人治为基本生活方式的社会中， 会真正地实行法治这种社会治理方式并取得成功。[5]
1.法治思维
（1）法治思维的概念
法治思维是指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直接关系到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效果。[6]笔者认为它是一种规范的追求客观效果的，注重缜密的逻辑，强调理由优于结论的一种理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法治能否取的成功， 直接依赖于该社会的公共决策者和私人决策者是否普遍接受了与法治理念相适应的法律思维， 是否能够承认并尊重按照这种思维思考问题所形成的结论。
（2）法治思维的层次
对于法治层次的划分，学界也有过相关探讨。有关学者法律思维划分为三个层次：
广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社会大众的法律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遵从法律行为规范的一般社会成员，它表现为社会大众的一种法律意识，它透露的是人们未经专门职业训练的一种法律价值观和法律判断力，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和一个国家法律文化的重要内容。
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人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法律人，表现为法律职业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思维定势和思维模式的总和。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官的思维方式，其思维主体为法官。笔者认为这一论述中的中义的法律思维方式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基本资质，它能够使法律职业共同体获得变革社会的力量，是影响一个国家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我们十报告中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针对者指的是社会管理者，不仅仅指法律职业者，指的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当然包括这一论述中的法律职业者，但不只是这些法律职业者，十报告中的社会管理者都应具有法治思维方式，这一中义的概念才是相对完善的，当然能让社会大众具有法治思维方式是我们今后所要努力的目标，也是法治社会实现的重要推动力量。[7]
（3）法治思维的内容
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判断起点而以公平正义为判断重点的一种逻辑推理方式。其包含四方面内容并要相统一：“合法性思维”，即任何行政措施的采取、任何重大决策的作出都要合乎法律；“程序思维”，要求权力必须在既定程序及法定权限内运行；“权利义务思维”，即以权利义务作为设定人与人关系及人与公共权力关系的准则；“公平正义思维”，即公权力要以追求、维护公平与正义为价值尺度。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和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依然阻碍着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普及。以此判断，法治思维所包含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内在和外在程序对于法治思维的要求都是相当完备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贯彻实施相关规章制度，已经社会管理中必须要有正确的法治观念，对法治思维内涵的把握即是法治思维的实质。
2.法治方式
（1）法治方式的概念
所谓“法治方式”，其核心的概念是“法治”，作为体现了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价值的“法治”完全不同于仅仅作为客观的法律制度描述的“法制”。“法治方式”是要将宪法和法律真正置于各项权力之上，宪法和法律在日常生活中必须有绝对的权威，任何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应归于无效。
（2）法治方式的内涵
所谓的“法治方式”，就是强调，也就是说法治方式的内涵就是“依宪治国”。“宪法之外”的任何言论都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更不能限制宪法或者是否定宪法。因此，宪法作为根本法成为治国理政的制度依据和法律基础，宪法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社会的一项基本价值和社会公理。[8]同志在党的十报告中明确指出：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同志上述讲话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其中至少蕴含了三层内涵：一是告诫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二是要高度重视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崇尚“宪法法律至上”原则；三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涵就是“依宪治国”。
宪法法律至上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容。“法治方式”的内涵不能简单地解读为“法制手段”，它是与“法治思维”紧密相关的。强调运用“法治方式”来“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这在党的正式文件中具有首创意义。这一命题的基本要求就是告诫领导干部必须学会运用“法治方式”来解决各种复杂和重大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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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关系
法治思维是法治方式的核心内容，只有依靠正确的思维活动，包括严格合法的法律推理、法律解释和法律论证，才能形成、推导出解决法律问题的正确结论，从而实现依法治国的目标。而法治方式是在法律思维的基础上，是围绕、配合法治思维的而生成，法治方式不仅仅指指法治思维，但不可否认法治方式的核心是法治思维。
法治决定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建立在对法治内涵和要素有明确认识和理解的基础之上，一个对法治内涵和要素不甚了解的执政者，不可能有什么法治思维，不可能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律手段；其次，法治思维支配法律手段。执政者具有法治思维，必然会主动、自觉运用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反之，当他遇到需要处理的问题时，通常首先会想到人治手段，在必须和只能运用法律手段时，他也可能把法律手段用偏、用歪；第三，法治思维需要通过法律手段表现。法治思维虽然是一种思想认识活动和过程，但它必然要外化为法治行为，即通过法律手段治国理政。如果一个执政者只会用法律规范、原则、精神来分析和思考问题，而不能和不会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尚不能认为这个执政者具有法治思维。法治思维与法律手段的关系是：有法治思维的人必然乐用（但不一定善用）法律手段，而运用法律手段的人却不一定有法治思维（其运用法律手段可能出于无奈，或可能仅以法为手段治民）；第四，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与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具有互动作用。执政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治国理政自然会促进相应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反过来，一个国家、地区的法治实践又会给予相应国家、地区执政者更主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的动力、促力。一个国家、地区一旦形成了这种良性互动，即可认为其已步入了法治运作和科学发展的正轨，进入了法治社会的常态。
“当然，法治思维的形成需要法治权威的树立，权威来自何处？关键是违法能否得到追究。除了违法必究外，我们特别需要大力推进法治文化建设，在潜移默化中熏陶影响各级党政官员。十报告再次阐述了依法治国这一基本治国方略，而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法治小康”的最大要素是宪法的至高无上，任何党派、政治团体、利益群体都不能凌驾于宪法之上。要树立宪法至上的观念，树立宪法权威，遵守宪法，维护宪法，保证宪法在全社会的贯彻实施。对此，总书记在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也明确提到这一点。第二，要维护法治统一，解决上位法与下位法不统一、法律法规与宪法不统一的矛盾，维护宪法法律的权威和尊严。第三，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不断拓展法治功能。第四，营造法治氛围，推进法治文化建设，使全体公民习惯于法治思维，习惯于用法治方式消弭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9]只有这样胡主席在十报告中提出的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提高社会管理的科学性才能真正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的进程之路才能走的更加顺畅。
结语：
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法治国家是一项系统工程，有赖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而全社会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状况又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不仅是社会管理中需要。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关键，全体社会成员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是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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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4
[关键词]培养；强化；法治思维
“党员干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要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出的一个决定，它表明了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法治思维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党员干部落实依法治国方略提出的一项具体要求。
一、法治思维的概念和特点
法治思维，就是用法治的理念去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是指人们对遇到或在处理的问题，以法治的固有特性和法治的信念为基准，通过运用法律规则和法律逻辑对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推理判断，从而得出理性结论的思考视角和思路过程。一般来说，法治思维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规则性
法治思维，顾名思义，是一种运用法治的固有特性、法律规定和法律手段进行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思维方式，带有规则性特点，表现为思考问题、制定决策、处理事务时人的视角和思路会受法律的规定和法律原则的约束和指引。一个具有法治思维的人，判断是非和处理事务标准是法治，行为的底线在于严格遵守宪法法律的规定。
（二）推定性
法治思维的推定性，是指依据宪法法律，判断公民和国家机关行为正当与否的推理过程。如无罪推定原则和负面清单制度就是法治思维的推定性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还有在判定公民权利时，只要法律没有明令禁止的，就可推定为公民可享受和行使的权力。再有在判定国家机关能否行使某项权力时，只要法律没有明确授权的，就可推定为不能行使的。
（三）程序性
法治重视程序，要求思考问题、制定决策、处理事务必须严格遵守程序。如“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是十八届四中全会确定的重大行政决策的法定程序，表明了法治程序的重要性。坚持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运行的权力才能摊开在阳光下；坚持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处理的事务才更让人信服、更加有说服力；坚持公正科学的法治程序，作出决策才能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因此，党员干部在处理是非对错的争议和矛盾纠纷，必须严格遵守法治程序，并优先考虑程序上的处理方式，给争议各方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否则法治程序不到位，会导致所作出的决定可能无效甚至是违法的。
（四）权衡性
权衡利弊、兼顾各方是法治的基本任务，同时是法治思维的一个特征。它具体体现为在同价值之间进行平衡，力求消除冲突。比如在自由和秩序中既要尊重自由又要维护秩序；在安全和限制中既维权又维稳；在生存和发展、平等和差别、公平和效率等之间做到既要保护少数又要尊重多数，以实现各价值追求的最佳结合，实现双赢甚至多赢。法治思维在思考问题、制定决策、处理事务时有个度量衡。这个度量衡就是宪法和法律的规定，是处理问题最好的尺度。它的关键在于依法办事。
（五）建设性
社会主义法治是要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从这一点看，法治作为治国理政方式，不会具有破坏性的，反而会通过提供更多建设性的制度政策，保障人民权利。法治思维用建设性思路思考问题、制定决策、处理事务，制定出适合的制度政策等，用以修复被损害的社会关系，解决好社会事务，建设一个焕然一新的社会。如在化解社会矛盾时，为给争议各方平等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依法建立群众进行利益表达的组织和平台；为保障党员干部与各方群众定期定时进行协商沟通；为维护社会稳定时依法救济救助权益受损害的弱势群体等等，都体现了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功能。
二、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一）重要性
1、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是凝聚着“四个全面”的法治共识
“治理之道，莫要于安民。”当前，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涉及国计民生，牵一发动全身。在这一过程中各种问题矛盾会层出不穷，要怎么做才能国泰民安，才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需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改革。正如要求的“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2、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是社会治理创新发展的需要
任何创新都是从思维创新开始的，社会治理创新发展也要从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创新开始。在社会新常态下，创新社会治理、维护社会稳定的任务更加艰巨。只有运用法治思维才能化解各种复杂的问题和矛盾，才能提高公平效率，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近年来个别地区、个别部门的一些作为如行政高压手段、乱许愿、乱施“恩惠”、“花钱买平安”等等不顾及法律的相应规定，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和影响，究其原因还是在于缺乏法治思维或者法治思维能力不强。防止和减少类似这些行为问题的再次产生，确实需要培育和强化党员干部自身的法治思维。
3、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是由党员干部自身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榜样示范带动作用决定的
党员干部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的所思所言所行对其他社会成员起着形象塑造和榜样引领作用。只有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运用法治思维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的法治理念，才能带头尊崇和遵守宪法法律并自觉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才能以上率下，从而形成良好的法治风尚；才能影响和带动全社会形成有事找法，干事依法、成事用法、纾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
（二）紧迫性
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具有现实紧迫性。在现实工作中，一些党员干部缺乏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有的虽然重视学习法律知识，但在处理问题时习惯于用传统的人治思维，欠缺把法律知识转换为法治意识和法治观念；有的认为法律是自己手中管理的一个工具，是管老百姓的，是约束别人的，自己却排除在法律约束之外，致使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时有发生；有的只是口号化地把法治思维喊在嘴上、贴在墙上，但是从来没有认真地放在心上、握在手中。这些问题说明，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
三、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的路径
（一）树立党员干部对法治尊崇敬仰
只有党员干部从内心自发产生对法治认同和尊崇敬仰，才能在思想上自然而然形成凡事先从法治角度和思路思考，才能在行为上自觉地依法办事。因此，培养和强化党员干部的法治思维须牢牢树立对法治尊崇敬仰，进一步深化对法治的认识以及对法治发自内心的认同和遵循，把法治精神深深植入党员干部的心脑里。只有这样，党员干部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有事找法，干事依法、成事用法、纾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氛围才能水到渠成。
（二）提高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
培养和强化法治思维，必须提高法治素养。注重提升自身的法治素养，是党员干部必须掌握的又一个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党员干部的法治素养越高，法治思维越强，法治能力水平也越高。
加强法治知识学习和更新，储备法治思维知识。在当今中国，法治已确定为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如果党员干部不学法、不懂法，连基本法律常识都不知道，怎么能当好人民公仆？导致党员干部在现实工作中缺乏法治思维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部分党员干部法律知识贫乏、守法意识缺乏和法治精神困乏。党员干部要重视学法，不仅要认真学习宪法，学法的原则、原理、价值、精神等，而且要学习与本部门、本单位、本行业相关法律的知识和法律程序，更重要是积极用法分析解决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问题，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地投入依法治理的工作。因此要加强党员干部的法治学习，最大限度地提高法律意识，养成依法办事、信仰法制权威的习惯。
形成善于用法的思维定势。在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中，党员干部都应主动适应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发展需要，把法治思维作为解决问题、推动工作时自发产生的需求和首要选择，养成依法办事的良好习惯。遇到问题和矛盾时，善于用法治思维定势推动经济发展新常态；善于用法治思维定势深化改革；善于用法治思维定势解决问题、协调关系、处理纠纷，化解矛盾；善于用法治思维定势把不稳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社会稳定。
（三）完善依法治国的决策问责和纠错机制
仅仅依靠自觉自愿就能让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良好外部环境和强有力的制度保障，为此，必须建立健全依法治国的决策问责和纠错机制。要通过强有力的倒逼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党员干部自觉运用法治思维的良好外部环境。一是规范权力运行，把权力运行置于制约之下。二是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完善对不作为、乱作为的违法违纪行为的责任追踪机制。三是保证对党员干部的有效监督，健全质询、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法治制度。
（四）用良好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氛围滋养熏陶党员干部法治思维
培育法治思维，必须营造良好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党员干部是我国法治精神的传播者和塑造者，要勇于担当起以实际行动改善法治环境的责任。用良好社会环境和法治环境熏陶法治思维。
1、重视法治思维教育工作。把形成法治思维定势和培育法治精神作为在党员干部队伍中法治思维宣传教育的重要目标。法治思维的养成不是简单的学习法律知识，而是在重视法律知识传授的同时，更加重视法治思维和法治精神的培育。因此，促进党员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要加大党员干部学法、用法以及案例分析；要增加事前法治思维教育和事后运用法治思维的效果评价延伸，增强党员干部对法治思维定势的认知，引导党员干部主动依法办事，自觉形成法治思想；要加大宣传推广法治正反典型经验，激励党员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协调关系、处理纠纷，化解矛盾，善于运用法治方式治国理政。
2、健全严格按程序办事的规则。党员干部只有在工作中守规矩，不折不扣地按程序办事，才能克服个人的主观随意性和无原则的弹性，使权力运行更加规范有序；才能减少错误、减少麻烦，使得工作顺利开展；才能减少拍脑袋决策、拍胸脯办事，使得工作开展更加阳光透明，让人服气，从而更好地保障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实现好、维护好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5
1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理论课突出特点和面临的挑战决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1.1思想政治理论课程突出特点
1.1.1较强的理论性。理论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突出的特点。思想政治理论课是涵盖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态多个方面，它属于我国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课程。理论化的知识架构是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存在形式，这些决定它的政治理论性较强。
1.1.2高度的抽象性。抽象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另一个显著的特点。抽象性表现为概念抽象、推理抽象。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抽象性最强。这门课程从知识结构上可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部分中的“物质、意识、社会存在、社会意识、生产力、生产关系……”等概念特别抽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部分中“商品二因素、劳动二重性、商品经济基本矛盾”三个概念之间逻辑关系，学生理解起来比较吃力。
1.2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中面临的挑战2010年5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提出：“要努力建设一支让党放心、让学生满意的高素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成为大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毕生难忘的优秀课程”。当今，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面临教师教学方法、学生学习态度等问题的挑战。
1.2.1部分教师教学方法单一、不够创新。教师教学方法影响和制约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相当一部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第一学历不是思想政治理论相关专业，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够深厚，教学方法的陈旧、单一，主要表现在：①重理论灌输、轻思维引导;②重理论讲授、轻现实分析;③传统教学方式多，现代教学手段少。多采取理论讲授，没有积极运用现代多媒体技术，从而大大影响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效果。[2]
1.2.2学生兴趣不高。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兴趣不高也制约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实效性。目前，高校新一代的大学生大多属于90后，他们思想状态的主流是积极的。但由于社会环境、家庭背景、个人爱好等方面的综合因素，导致部分学生重物质利益、轻理论学习;迷恋科技产品、忽视自我要求;重个人利益、忽视社会责任，这些都影响他们在思想政治理论课上的表现。比如大班教学中的逃课现象、上课玩手机、说闲话、学习态度不端正、不愿意参与课堂实践等问题的出现。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特点和面临的挑战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改进授课方法，运用科学原则，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艺术水平。
2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主要方法和运用原则
导入艺术和结尾艺术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两个关键性环节，而重难点突破艺术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核心基础。
2.1思想政治理论课导入艺术“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导入必须引人入胜，引发学生浓厚的听课兴趣，为整堂课的讲授打下好的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导入艺术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①案例故事导入。案例故事导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中最常见的导入方法。教师用贴近学生和社会的典型案例、生动有趣的故事引入新课的主题，将学生注意力引入课堂主题上来。这些案例和故事仅仅是引子，不是授课的目的，而是手段和过程。②设置悬疑导入。设置悬疑导入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中的重要方法。“学起于思，思起于疑。”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提出能引发学生共鸣的带有启发性的问题，让学生带着疑问去听课，以调动学生的思维，使学生产生一种强烈的求知感，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分析问题能力。③名言警句导入。清人李渔曰：“开卷之初，当以奇句夺目，使之一见而惊，不敢弃去。”[3]这里的“奇句”就是名言警句。名言警句导入是指用名人名言、富有哲理的格言、俗语、歇后语，古诗词等开头，引出讲课主题，从而创设情境，激发学生情趣，增强师生情感体验，创造一种引人入胜的情境。
方法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为基础。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导入艺术的方法在运用过程中应该坚持的原则包括：①目的性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导入艺术方法必须紧扣主题、有的放矢，围绕教学主题展开激发学习积极性，使学生明确学习的内容和目的;②精炼性原则：郑板桥曾说：“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思想政治理论课导入艺术方法中运用的案例、故事、名言警句、音像资料要做到短小精悍、引人入胜。对案例和故事的细节上不能过分雕琢，一般应在5分钟内完成;③新颖性原则：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必须选择少见的材料，或者对熟知的材料提出新的观点，做到先声夺人，牢牢抓住学生的注意力。
思想政治理论课导入艺术运用是实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第一次飞跃。
2.2思想政治理论课重难点突破艺术思想政治理论课重难点突破艺术是课堂教学第二次飞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围绕教学的重难点，采取说理、启发、举例等艺术方法将教学内容化难为易。
2.2.1说理艺术法。陶行知曾讲：“教师的职务就是千教万教，教人以真。”这里的“真”就是“理”。说理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第一要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说理艺术法主要包括：第一，幽默说理，是指运用恰当的歇后语、顺口溜、漫画、笑话、群众性语言等传授讲课内容，使得课堂内容通俗易懂，课堂气氛生动活波;第二，比较说理，是指运用大小、正反、真假、善恶、美丑等对比叙事说理，使得学生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2.2.2启发艺术法。《学记》曰：“故君子之教，喻也。”“喻”就是启发。教学启发艺术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为了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遵循教学的客观规律，以高超精湛的技艺适时而巧妙地启迪诱导学生的学习活动，帮助他们学会动脑思考和语言表达，生动活泼轻松偷快地获得发展。启发艺术法主要包括：①设疑启发。教师把教学的重点和难点用生动有趣的问题提出来，让学生去思考，引发他们在生疑―质疑―释疑的循环往复中探求新知、发展智能;②对比启发。教师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将学生容易混淆的知识进行横向、纵向、正反以及新旧的对比，从而启迪学生积极思维，加深学生教学重难点的理解和记忆。除过这两种启发艺术法之外，还有故事启发、点拨启发、类比启发等方法。
2.2.3举例艺术法。古语有云：“以其所知，喻其不知，使其知之。”举例艺术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重难点突破的最重要的方法。要让举例具有艺术性，必须做到：第一，选择和运用最能说明重难点的典型事例，对其进行深刻剖析，使学生能够通过这一典型事例来理解重点和化解难点;第二，举例要具有准确性和精当性。举例要紧扣主题，事例的论点要准确，论据要充分、精炼。
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难点突破艺术的运用也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这些原则主要包括：①特殊性原则。以上三种重难点突破方法的运用要以学生知识水平的差异性为基础;②必要性原则。说理、启发、举例都是对教学重难点的突破，对学生容易理解的、一目了然的知识则不需要冗长的说理、多余的启发和举例，从而优化课堂设计。
2.3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尾艺术“编筐编篓，在于收口。”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尾艺术就是运用多种方法，深化讲课主题、延伸学生思维的方法和手段。
2.3.1总结式结尾。总结式结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最常用的结尾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用准确精炼的语言、简单明了的图表等方法，归纳知识的结构和主线、强化重点，以起到画龙点睛、升华认识的作用。
2.3.2悬念式结尾。悬念式结尾就是设疑结尾，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中有难度的结尾方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善于抓住章节之间的联系，在教学末尾提出具有一定难度且与下次课有关的问题，设置悬念、巧设伏笔、激发学生探索下一节教学内容的兴趣。悬念式结尾既可以活跃本节课课堂气氛，又可以为下一节课铺垫，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3.3幽默风趣式结尾。幽默风趣式结尾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中难度最大的结尾方法。这种方法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双关、谐音、妙语等幽默方法作总结，触动学生神经，从而创造一种妙趣横生、欢乐放松的和谐氛围。为了保证思想政治理论课结尾艺术方法的效果，必须坚持以下原则：①完整性原则：紧扣教学内容、系统归纳、首尾呼应，不能虎头蛇尾，更不能虎头无尾;②针对性原则：结尾针对教学重点和难点、学生的学情进行总结，对学生难理解、难掌握的地方应重点强调和阐释;③适度性原则：结尾的时间必须适度，一般在课堂即将结束的两三分钟进行结尾，因此必须选择最恰当、最精炼的言语进行总结。
通过运用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结尾艺术，实现整个教学过程“起要美丽，中要浩荡，结要响亮”的完美和谐，实现课堂教学的第三次飞跃。
3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目标
“手段要与目的相统一。”如果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方法是手段的话，那么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目标就是目的。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方法是为授课艺术的目标服务的。
3.1知识目标思想性和科学性思想性和科学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要达到的首要知识目标。
3.1.1思想性。思想性居于首位，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灵魂。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以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基石，以大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为核心内容，着眼于对大学生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教育，确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树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3.1.2科学性。科学性就是真理性，它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生命线。“科学使思想政治教育深化、严谨、更寓于理性”[4]。科学性目标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坚持教学的指导思想，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问题、分析问题;遵循大学生的认识规律，由浅入深、由易到难;合乎课堂教学规律，授课内容要讲究严密性、准确性、渐进性。
3.2情感目标趣味性和审美性趣味性和审美性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要达到的第二层次情感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艺术要起到提高课堂趣味性，提高学生审美性的作用。
3.2.1趣味性。趣味性是实现思想性和科学性的重要保证。马克思曾说过：“激情、热情是人强烈地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趣味性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要运用生动形象的事例、幽默风趣的哲理、真挚朴实的语言、灵活多样的形式，激励、启迪和教育学生。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趣味性目标需要注意以下三点：①坚持趣味性与思想性、知识性紧密结合;②坚持趣味性与严肃性的辩证统一，基于趣味性而设计的教学情境和教学案例要贴近实际，不能荒诞离奇，更不能哗众取宠、庸俗低级。[5]
3.2.2审美性。苏联美学家托洛维奇曾指出：“在每个领域中出现的凡事值得被称为艺术性的活动，都必定有审美的意义。”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授课作为一种教学活动，也具有特殊的审美性。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审美性是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自觉地运用美的尺度去指导教学活动，使得一切教学行为渗透着美的形象、美的情感、美的创造，使教学本身成为审美的对象，学生能在教学过程中欣赏美、体验美，在学习知识、获得能力的艰辛中始终伴随着教学艺术美的享受，从而具有轻松愉快、积极向上的良好心态，完成人格塑造。[6]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审美性要求将思想政治理论课内容的内在美和教学表达的外在美有机结合在一起。
3.3能力目标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的最高目标。
3.3.1形象思维。形象思维也叫具体思维。形象思维能力目标要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借助语言、表情、体态、图像、音响等方式来传递、表达或阐释思想政治理论知识。对教学内容中比较抽象的概念、学生难以理解的知识，需要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运用贴切的比喻、生动的语言、巧妙的启示，将抽象概念形象化，枯燥内容趣味化。思想政治理论课授课艺术主要通过生动的教师语言、直观的现代化教学手段，达到“以形感人”，从而培养学生形象思维能力。[7]
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6
关键词：发散性思维；逆向性思维；类比性思维
在新课改理念的引领下，初中政治教材内容越来越综合，已经涵盖时事政治、经济发展、人文科学、社会等多方面的知识，对于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创新性思维有实质性的助推作用。如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有效启迪学生的创新思维，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已经成为广大初中政治教师面临的重要课题。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初中政治教学实践经验，谈谈如何在初中政治教学中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一、通过题型训练提升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在初中政治的课堂教学中，要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就必须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引领他们乐于发现问题、善于认识问题，而且能够从多角度切入问题、全方位分析问题，有效形成发散性思维。在创造性思维的构建中，发散性思维是主导成分和核心，是人的创造力的主要源泉。所谓发散性思维，就是以某一个问题为中心，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去观察、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发散性思维也叫辐射思维、求异思维，它是一种多向展开的思维，是根据已有的信息，由已知探索未知，对同一个问题，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思考，从多方向寻求多样性答案的一种展开性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方向。它的特点是灵敏、迅速、求异，思路开阔。这种思维不依常规，不受已有知识的局限，不为传统方法所束缚，能突破心理定式和思维定式，对问题能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思考，寻求不同解决方案，能用前所未有的新视觉去认识事物，提出新的创见，具有多向性和跨越性的优势，往往能为开拓性和创造性提供新的机遇。因此，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能力是提高其创造性思维的关键，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关键。例如，笔者在上“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这一课题时，通过播放多媒体的形式，让学生了解改革开放后，伟大祖国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等方面取得的重大进步。然后，组织学生分组讨论改革开放的意义是什么？因为这个问题对于初中生来说，就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热点理论问题，笔者在课堂上拿出来让学生展开讨论时，立刻引起了学生的极大兴趣。通过大家富有争论性的激烈讨论，不仅使学生关注了社会生活，关心了祖国发展，而且也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正确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变化和新问题。
二、通过鼓励质疑提升学生的逆向性思维。在思维时不受思维定势的束缚，从完全、全新的角度去发现真谛、解决问题，这就是逆向思维。换句话说，逆向思维就是要改变正常的思维程序、思维模式，比如换位思考或倒过来想一想，比如从结果上探求原因等等。逆向性思维，是指在思维过程中从已有的习惯思路的反方向去思考和分析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其具有间接性、突变性和反联诘性。中学在培养和发展学生的逻辑思维过程中，无论是教师讲，还是学生学概念、定理、例题等知识，往往都习惯于从正面看、正面想、正面去解决问题，形成一种思维定势。这种定势，对解陈题、同一类问题，学生有法可依、有路可循，能够迅速解决，是一种正迁移，但对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创造性，则十分不利，学生在新问题、活问题面前，就会感到束手无策，寸步难行。所以在素质教育以培养创造能力为首要任务的今天，让学生养成“经常进行逆向思维、活性思维”的习惯，是十分必要的。它摆脱了思维定势，对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方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在教学过程中就通过精心设计一些政治问题，着力开阔学生的思维，促使学生从不同角度、不同方向切入问题，认识问题、理解问题，并且还鼓励学生从正向和逆向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剖析问题、分析问题。在这里，笔者要强调的是教师在讲解教材、阐述原理时，要鼓励和欢迎学生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持相反的意见，并及时有效地引导持不同意见的学生进行适当辩论，让思维的火花在交锋中碰撞和放彩，这样不仅可以让思维越辩越灵活，而且还可以真正锻炼学生思维的创造性和独特性。例如，笔者在讲“法律护我成长”这一课题时，首先是让学生阅读一则关于我国酒驾现象禁而不止、居高不下的新闻分析材料，然后让学生思考究竟采取哪些措施才能真正有效地控制住酒驾问题。不少学生首先想到要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还有学生则从提出要对酒驾者进行严肃处理，以儆效尤。这样的回答虽然不是很高明，但可以体现学生能够从正反两方面切入问题，有效地展开逆向性思维，面对这种正反两方面的答案，笔者就充分予以肯定。在此基础上，笔者还让学生联系生活、结合现实，看看解决社会上的酒驾问题还有什么措施？不一会儿，大家纷纷发表各种富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意见，有的同学讲应该在公共场合张贴警示标志，有的同学想到应该有效追究同车人和劝酒者的责任。通过大家的讨论，学生都能根据已有的知识进行优化组合，真正从多角度出发、全方位思维，长期以往，其逆向性思维能力就自然而然地提升了。
三、通过问题情境提升学生的类比性思维。从两个或两类事物及更多的事物中的某些相近或相反意义属性出发，根据其中的某种属性，推理出另一个或另一类事物也有或没有某一属性的思维活动就是类比思维。笔者在初中政治课的教学中，就着力针对教材中的重点或难点问题，设置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材料，让学生根据新旧知识相近或相异之处，进行对比，进而学会异中求同、同中求异，找出事物或材料的共性、异性，从而不断提升学生思维的灵活性，有效提升学生的分类能力、类比能力。笔者在上“面对诱惑应该学会说‘不’”这一课题时，就让学生对社会上存在的诱惑现象进行分类，看看诱惑到底有多少种？有多少不同性质的诱惑？并要求学生找出其中的规律性现象，确保防微杜渐。学生在解答上述三个问题的过程中，通过类比既可以增强初中政治课的趣味性和活泼性，又可以加深学生对教材知识的理解、掌握，更能够帮助学生深刻地认识到各类不同形式的诱惑对青少年的危害，从而为初中学生健康茁壮成长打下坚实的基础。“教无定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在初中政治的教学实践中，通过上述尝试，发现大部分学生的思维活力被调动起来，思维能力有了大幅提高。
四、问题意识训练法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是开启任何一门科学的钥匙。没有问题就不会有解释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法和知识，所以说，问题是思想方法、知识积累和发展的逻辑力量，是生长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的种子。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必须重视问题的作用。
1．激发学生想疑、敢疑
初中思想政治课要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这是学好初中思想政治课的基本方法。对于学生提出的有独到见解的问题，要给予肯定和重视，使其感觉到成果的喜悦。即使有的问题有失偏颇的立场观点，也不能马上否定，而是给予辩证的点评，这样既保护了学生思维的主动性，又纠正了其错误的观点；反之，教师动辄就批评指责，学生思维的“火花”就会泯灭，造成不敢想不敢说的局面，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也就无法进行了。只有发扬教学民主，突出学生主体地位，让学生无拘无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提出不同的观点，大胆的进行思考、生疑，才能为创造性思维的培养提供适宜的土壤。
2．教会学生生疑善问的方法
生疑善问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学起于思，思源于疑”，生疑善问是激发思维的种子，是创造的动力，没有生疑善问就没有思考，认识就不会有发展，创新思维能力就无法形成。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指导学生生疑善问来培养创新思维能力。首先，要让学生知道提出问题的重要性，告诉他们如果从文字阅读能力来看，初中思想政治课教材小学生都能读通，但其中所表达的概念、观点、思想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读懂，更不用说理解掌握运用了。只有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思维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才明白其中的道理，理解了、明白了、会用了就能体会到学习轻松愉快有乐趣。否则，学生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也懒于提出问题，他们认为反正老师到时会讲的，自己何必多此一举。其次，从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目标出发，“疑”的存在对于整个教学成败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此，教学的首要任务在于引导学生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然后才谈得上传授知识。传授知识的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在更多层次上提出新的问题，形成善问，既可以是单项的知识问题，也可以是综合性的问题；既可以是智力因素的问题，也可以是思想教育的问题。例如：在初三第六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小结中，我把学生分成两组，一组用短语表达，另一组用疑问句表达，分别提出问题，最后，老师把学生提出的问题汇总归纳：短语组提出的问题有：经济建设的基本目标、经济建设的基本政策；疑问句组提出的问题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的基本目标是什么？怎样实现这一基本目标？（或基本目标的实现必须坚持的基本政策有哪些？）基本目标一定能实现吗？为什么？这样有助于学生突破习惯性思维的框架，展开创造性思维，有利于培养创新思维能力。
五、基本思维方式训练法
把培养基本思维方法同培养创新思维能力结合起来，是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关键。基本思维方法是创新思维能力的基础，其中最基本的思维方法是分析法和综合法。这是由事物的客观性决定的，作为整体的事物，它是由各个部分、关系、属性有机组成的统一体，都是由它的若干变化发展阶段内在的连接构成的。因此，人们认识事物时，要对构成事物的各个要素进行分析，又要从事物的整体性去综合把握。在初中思想政治课教学中，不仅要考虑如何的传授知识，也要培养学生的分析法和综合法，更好的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例如：在复习初三的第六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第七课《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第八课《建设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的时候，要求学生运用综合法和分析法。把这三课看成一个整体，这个整体有三个组成部分，最后下结论。即整体——部分——整体。教材84页最后一段可以看成是这三课的序言段，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共同构成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把这一段展开就是第六、第七、第八课，通过分析最后在教材131页第三自然段下结论，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有机统一，不可分割，构成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
六、竞争与激励训练法
市场的激烈竞争能使经济迅猛发展，设置辩论、演讲、知识抢答等适度紧张的课型，把竞争机制引入课堂，能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大脑的思维活跃而敏捷，使学生的思维能力在思维竞技场得到锻炼和强化。例如在学完了法律的特征后，通过对案例进行知识抢答，判断它们分别属于哪一个特征，在紧张的抢答中，死记硬背再也没有用场，而学生思维的高速运转和能力的集中却得到了强化，不断提高学生创新思维能力。
七、社会实践训练法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只有在实践活动中才能得到锻炼和发展，因此，结合教材内容的教学，让学生参与社会实践，鼓励学生在实践中大胆探索，是培养学生创造性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其主要方式是：1．指导学生撰写政治小论文。2．指导学生办政治手抄报。3．走出去和请进来。走出去，要根据课题需要，组织学生到农村调查采访。请进来，是据课题需要，请在社会主义实践中作出贡献，有代表性的人员到学校讲课，作专题报告。这样，使学习生动活泼，在思想政治课所学的知识得到检验，得到升华，从而激发学生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追求欲望和创新精神，有效地提高学生政治学科的理论素质和思想、道德、觉悟水平，获得良好的素质教育效果。
初中思想政治课的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体现了新课程改革的内容和要求，新课程改革的实施，带来一系列的变化：
1．教育观念发生较大变化
通过新课程改革的实践，大部分政治教师认为，创新教育模式实施带来的大收获是教育观念的自我转变，这表明教师对自身工作和任务的更新认识与实践，表现在对学生学习主人的尊重、平等上，教师的教法在学生的质疑答辩中受到挑战，因此教师有压力。
2．激发起充电的欲望
在培养学生思维能力的教学中，学生是主人，他们对知识的构建研探更透彻，渴求更强烈，新思路、新想法层出无穷。教师要担任指导学生的工作，只有加深自己知识的领域及广泛获取社会科学信息，不提前充电，自己就不具备指导学生研探新知、创造学习的能力和条件。
3．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
培养学生思维能力注重过程，把方法和内容相结合，学习思想政治不仅是获取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掌握学习方法，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学生学会了解决问题的一般方法，学生在学习态度、学习技术、学习心理等普遍提高。
4．学生合作探究精神的提高
在教学活动中培养学生创新思维能力充分体现了“教为学服务”，打破了传统的“学为教服务”，营造了一种和谐、平等、民主的学习氛围，改变了教师是绝对权威、少数尖子学生是小权威的局面。老师从情感上给学生以尊重、关爱、赏识、鼓励，使学生敢于表现、敢于质疑、敢于创新。
以上赘述，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功效，请广大同仁多提出更好更有针对性的建议。
参考文献【1】胡凤英.浅谈中学政治教学中的创新教育［J］.史地政论坛，2008，（6）.
[2]陶学忠.《创新能力培育》，海潮出版社.2002年12月
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7
Jiangmei；weiXianbao
（①ShaanxiVocational&technicalCollege，Xi'an710100，China；②Xi'antieyimiddleSchool，Xi'an710054，China）
摘要：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要以正确的理论为指导。而正确的理论，来源于科学的思维方式。本文试从思维方式这一视角，探寻新时期思维方式的转变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作用，以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abstract:thedevelopment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shouldbeguidedbythecorrecttheory.thecorrecttheorycomesfromascientificwayofthinking.Fromtheperspectiveofthinking,thispaperexploredtheroleofthinkingwaystransformationinimprovingtheeffectivenessof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inthenewera,inordertopromot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方式转型
Keywords: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wayofthinking；transformation
中图分类号：G4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19-0228-02
0引言
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于人的思想的一门学问。人们的思想在不断变化，思想政治教育也应该不断创新。新时期，随着我国进入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加速期，人们原有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有了很大的转变，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拜官主义、享乐主义与原有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发生碰撞且有占上风的趋势。这一切给思想政治工作带来挑战，提出新的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必须根据新时期出现的新情况采取新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最为关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要转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1由单极思维向系统思维转变
“系统思维，指人们把研究和处理的对象看作一个完整的系统，辩证的对待它的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系统与环境等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从而实现多方位、多层次且最有效、最优化处理问题的一种思维”。[1]单极思维主要着重于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考察这一点或这一方面的演化机制及发展规律。其缺点在于对系统的整体性考虑不够，片面追求局部的最优，但局部的最优往往并不能带来整体的最优，其最终的效果导致整体效率的降低。因此，单极化思维模式，不能系统地全局地看问题，往往陷入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中，会导致思想政治教育走向极端。
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生产、分配都由国家发号施令，统一进行，反映在思想上，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观都比较单一和简单化。尤其是“十年”使人们的头脑禁锢在同一之中，反对差异，追求同一。因此，当时教育者的思维方式往往也是单一化和简单化的。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们国家社会和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突出表现在社会的多元化和复杂化。这一点反映在人们的思想上，便是思想观念的复杂化和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这使得教育者要走出过去那种单极化、简单化的思维方式，运用系统思维，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内部各要素进行比较分析与综合研究，把理性与感情、事实与价值、社会责任与个人追求、被动性与自主性、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系统与环境统一起来，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的研究，承认教育对象的多样性、差异性，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教育者有了系统思维，才能把思想政治教育置于整个系统之中，注意把握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或者环境中的任何因素的变化都会影响到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同时思想政治教育的成功与否也会影响他们的建设；另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系统，其内部有众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对象、目标、观念、原则、方法等，它们之间也有内在的联系。只有系统把握众多要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才有可能取得有效进展。
2由物本思维向人本思维转变
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者利用主客二分的方法，过于强调教育者的权威地位和主导作用，把受教育者仅仅当成一个被动接受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客体”。这种传统的认识人的思维方法被高清海先生归结为“物种”观思维，这种思维方式把人物化和实体化。[2]实际上，这就是物本思维方式的体现。物本思维对人的固化理解必然导致人与现实生活的隔离，这样一来，教育者很难从人的需要出发，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思想政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的心理距离日渐拉大，最终导致思想政治教育的失败。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3]这启示我们，思想政治工作彻底不彻底、能不能说服人教育人,关键在于能不能抓住“人本身”这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思想政治教育的成败在于能否坚持以人为本。实际上，党和国家在大政方针、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已经逐步体现出由物本思维向人本思维的转变。党的十六届三中会提出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可续发展观。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要“以大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努力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吸引力、感染力，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这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和根本出发点应该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所以，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思想。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做人的工作，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出发点和基础，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归宿和根本；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启发人的自觉性，调动人的积极性，激发人的创造性，造就具有自主思想意识、道德行为的社会成员和教育主体。“人本思维”作为一种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方式和教育理念，其实质就是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过程中以人为尊，以人为重，以人为本，以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为根本出发点，以受教育者的健康、和谐、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只有克服物本思维，在人本思维方式的指导下，思想政治教育者才会面向受教育者的生活本身，关心受教育者的实际需要，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为受教育者创造出以一个合乎人性的、宽松的、健康的、开放和民主的环境，发展他们的能力。这不仅给思想政治教育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而且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针对性和实效性。
3由独白思维向对话思维转变
按照教育学的一般规律，教育主客体之间关系融洽，双向交流与沟通，是取得良好教育效果的前提。但是在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教育者往往只是独白式地政治说教，丝毫不考虑受教育者的实际接收能力和对实际问题的解决要求。这种主客分离、独白式的教育模式，在传统的较单一的社会里，取得过一定的功效。但是由于独白思维只考虑教育者的要求，仅仅将受教育者看作是接纳政治思想观念和价值伦理规范的容器，忽略了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主体意识，远远地偏离了他们的生活世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个性规律，忽视了受教育者的内心感受，因此收效甚微。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在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意识、公平意识、效率意识的影响下，人们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这样一种独白式的教育方式往往是一出无人喝彩的独角戏，不能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
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做人的思想工作，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双向互动的思想交流，思想政治教育的最高境界是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心灵的沟通。因此，教育者必须抛弃那种独白思维，树立对话思维。其一，以对话思维方式为指导，重新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关系，改变传统的主从性的、单向式的教育关系，建立平等性的、双向互动的教育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放下过去那种高高在上的绝对权威的架子，和受教育者形成平等对话、双向互动的和谐关系，让受教育者享有充分的话语权。其二，思想政治教育者要高度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差异性，重视个性化教育，充分了解并尊重受教育者的心理和行为规律，采用谈话、激励、引导、暗示等方式，激发受教育者的自觉意识和内在潜能。其三，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走进受教育者的生活世界，实现体验、内化和外化的道德培养过程，侧重培养他们最基础的道德知识、道德能力和道德智慧。思想政治教育者要走进受教育者的学习生活，帮助其在学习过程中体验成功和失败、分歧和争论，从而引导他们形成良好的学习品质和坚强的毅力，以及合作态度和竞争的能力；走进受教育者的交往生活帮助他们建立平等友爱、团结互助、忍耐宽容、诚实守信的人际关系；走进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帮助他们养成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培养高雅的生活情趣、形成健全的人格。
4由静态的僵化思维向动态的实践思维转变
恩格斯说过：“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4]这表明，在现实世界里，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一切都处于无限生成的过程。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例外，它必须随着社会历史、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实际变化而不断发展和创新，具有与时俱进的品质。改革开放后，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到来，这一点体现得更明显，不管是人们的外在表现还是内在思想都发生了极大变化，而且每天都在变化。亨利・伯格森认为：“对于一个有意识的生命来说，存在在于变化，变化在于成熟，成熟在于不断的自我创造”。[5]这表明，人的生成不仅仅是一个过程，更重要的在于它是一个上升的、发展的、创新的实践过程。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必须克服过去静态、僵化、教条的思维方式，坚持动态的实践性思维方式，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发展、不断创新。
思想政治教育者的动态实践思维，是指在由传统思想政治教育向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转变和发展过程中，摒弃那些静止的、僵化的、教条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紧跟时展的新形势，将思想政治教育视作一个不断完善、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根据社会实践发展的需要及时调整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指导思想的思维方式。而传统思想政治教育的最大弊端在于远离生活、脱离实践。主要表现在，只注重方向性，缺乏时代性、层次性和针对性；教育的内容说教性强，要求学生去接受一些传统的过于成人化和理性化的道德理论和道德规范；教育形式注重“他律”，以既存道德规范为参照，进行对照、模仿、遵循和矫正；评价方式则是依靠既定的道德标准去检验学生品德发展的状态。这些问题的共性是思想政治教育偏离了学生的认知特点、个体需求和生活空间，远离现实生活，难以实现学生自身知、情、意、行的整合，致使思想政治教育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者要以动态的实践思维为指导，组织和促成学生投身实践活动，让思想道德教育植根于生动、丰富、现实的生活世界里。凡事都要从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出发,不盲从，不教条。一切对我们有益的思想，不管是马列主义的，还是儒家思想的精华，甚至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只要是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方面,都就应借鉴、利用并大胆创新。而不能迷信于书本，以不变应万变。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体现鲜明的时代性，必须贴近现实、走进生活，使之通过“实践――创新――再实践――再创新”的反复多次的过程，得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
[1]石存信，段建海.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探[m].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7；149.
[2]高清海．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9．
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8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依法治国;时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6）02-0085-05
法治是人类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自由民主、公平正义的根本遵循。2014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把依法治国提高到新的历史高度。全面依法治国理政方略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提供了根本指南，指明了前进方向。法治问题总是在不同时代被不同国度的人们不断重提、定义和热议，从根本上讲，法治问题既是古老而常新的法哲学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中国的法治建设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同时也还存在着诸多问题。今天，我们党进一步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方略，正是缘于对当下中国建设什么样的法治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深度反思和回答。那么，法治和依法治国的理论来源和根据是什么，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法治思想有哪些，时代价值体现在何处，这都需要我们追根溯源，忆古思今，理清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思想，用它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在笔者看来，深入挖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法治思想和理论源泉，探索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的本质和时代价值，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的基本内涵及其本质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致力于改造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时，始终没有放弃对法治思想的探究，虽然没有具体性地谈论法治建设问题，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法、法治、人与法的关系有着大量的探索和论述，形成了极其丰富的法律思想和法治观念，其内容也是非常深刻和系统的。从一定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对传统法治思想的批判和超越，创立了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法治观。
（一）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的基本内涵
1.以人为本的法治观。“以人为本”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精髓与灵魂。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本法治观以唯物主义关于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逻辑起点为理论基础揭示了法律发展的规律，不仅主张人本主义，更主张人本主义与法律的结合。其在论述人与法的关系中有诸多的主张和论述。马克思说过：“人始终是一切实体性东西的本质。”[1]52“全部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更是强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人的根本就是人的本身”，[2]460“不是人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在这里，人的存在就是法律”，[2]315由此可以看出，法源于人，法律是根据人的需要而产生，它的基本依据是人本身，法治的根本是人，法律是不可能离开人而独立存在的。马克思认为，“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19这就告诉我们，法律作为国家和社会的上层建筑，最终的落脚点是人。任何一种法律关系首先有一个主体，任何一个法律活动都是围绕人这个主体，和为了人的某种利益而展开的。法律作为人类社会长期实践的最终产物，必须要凸显出人的主体地位，最大限度的尊重个人的主体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观还体现在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理论的丰富论述上，其多次表达了对未来社会民主政治的展望。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2]411马克思强调，不是国家与法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国家、社会与法。马克思对“人民是否有权来为自己建立新的国家制度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绝对肯定的，因为国家制度如果不再真正表现人民的意志，那它就变成有名无实的东西”。[2]316他认为，“在民主制中，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规定，即人民的自我规定”，“必须使国家制度的实际体现者――人民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2]315马克思不仅批判了代议制民主和专制制度，而且主张建立一种更直接有效的赋予所有人政治参与权的民主制度，在这样民主法治社会中，法所规定的任何权利与义务，都需要作为主体的人来享有和承担，都应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得以一一体现和落实。列宁也说过，“宪法是一张写满人民权利的纸。”[3]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是法律关系的主体”以及“人民是法治社会的主体”的论断，论证了“人是法律之本”这个原理，是他们“以人为本”法治观的最好诠释。
2.公平正义的法治观。公平正义是衡量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标准，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的基本要求。早在2000多年前，古希腊的柏拉图就认为，“法律是维护正义的手段，正义就是以善待友，以恶对敌。”亚里士多德也曾言：“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城邦人民能进行正义和善德的永久制度。”[4]138这表明公平正义早已刻在先哲们的法治思想中。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借鉴和吸收了经典法学家关于法的思想和精神，对公平正义进行了很多有见解的表述，阐述了很多关于公平正义的法治思想。马克思认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5]只有在根本变革社会制度的基础上，才能实现真正的公平正义。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里指出，公平“始终只是现存经济关系的或者反映其保守方面、或者反映其革命方面的观念化、神圣化的表现”。[1]212也就是说，公平正义的观念不是抽象的、绝对的，不是恒定不变的标准，必须从人类社会发展运动规律中去把握。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公平正义的内容与发展，决定着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恩格斯最后在论述法与公正时强调，“衡量什么算自然法和什么不算自然法的尺度，则是法本身的最抽象的表现，即公平。”[1]211212马克思恩格斯不仅肯定了公平正义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价值，，而且批判了唯心主义公平观，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在公平问题上的虚伪性。针对诸多唯心主义法学家总把公平作为各种法律体系中共有的永恒价值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从隐藏在法律体系背后的经济条件指出法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严厉地指出：“蒲鲁东先从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法权关系中提取他的公平的理想，永恒公平的理想。……说商品生产形式像公平一样也是永恒的。然后，他反过来又想按照这种理想来改造现实的商品生产和与之相适应的现实的法权。”[1]147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期待和设计，始终贯穿着对公平正义的向往与追求，并指明了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现实道路――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实现人类解放。就基本价值而言，公平正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价值追求，同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最为重要的价值原则，更是共产主义政治发展的价值基础和理论根据。
3.自由平等的法治观。自由平等是人类活动的自觉追求，其作为理性的存在，支配着人类生活本身，同时也是人类永恒的法哲学问题。“人的本质即自由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础，始终贯穿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法治思想之中。马克思对于自由、平等、权利为主要内容的法治观，首先从资本主义商品的交换价值进行描述。马克思在《1857-1858经济学手稿》中指出，“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6]而不是人民得到现实意义的自由与平等，这揭示了貌似自由平等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实际存在着社会结构的不自由不平等。在论及法与自由的关系时，马克思认为，“法律只是在自由的无意识的自然规律变成有意识的国家法律时才起真正法律的作用。哪里的法律成为真正的法律，即实现了自由，哪里的法律就真正地实现了人的自由。”[2]72他在概述法律在国家中应起的作用时强调，“法律上所承认的自由在一个国家中是以法律形式存在的。法律不是压制自由的手段，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通的规范，在这些规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论的、不取决于个别人的任性的性质。”[2]85可见，在法律规范中人的自由存在具有特定的普遍性及理论意义，只有符合公民自由的要求并为公民自由提供了特定的保障的法才能称为法。在论及自由的限制时，马克思认为，自由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自由，“自由的每一特定范围就是一定范围的自由，同样，每一特定的生活方式就是本性的一定范围的生活方式。”[2]85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里也指出，“自由就是从事一切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权利。每个人所能进行的对别人没有害处的活动的界限是由法律规定的，正像地界是由界标确定的一样。”[2]438马克思在这里强调的是，所谓的自由只能存于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要求个人自由的实现不得以牺牲别人的自由作为前提，并且不得阻碍其它人自由的实现。也就是说，完全摆脱约束，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自由就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这里所说的自由正是人类从自然界中解放之后，在社会规范中所取得的自由。孟德斯鸠也说过，在法治社会里“自由仅仅是：一个平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7]最后，在法治与自由平等的最终归宿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由于私有制、剥削和压迫的存在，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极大的不平等。为此，马克思恩格斯描绘了一个理想的社会状态，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全面地发展自己的才能和潜能，“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强调，在未来社会里，“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应当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1]721他认为，“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2]582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使人从异化复归到人的自由本性，才能促进和扩大人的自由平等，为全人类自由平等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主张和论述，旨在引导人们建立一个全新的、公正、自由、平等的新社会，其核心价值理念是人类的普遍解放，普遍的自由和平等，这些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自由平等的法治观。
4.整体的法治思维。法律来自于社会，法治思维是法治社会的前提条件。在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中，法治思维突出体现在他们对法治观的整体认识、平等意识、敬畏之心、批判精神等方面。首先，对法治观的整体认识。马克思基于整个社会环境和社会文化，用经济分析、历史批判、社会研究的方法来研究法律，运用法律，践行法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形成系统的法治思维的关键。马克思认为，“法律应当以社会为基础，法律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9]马克思对法律的思考建立在对社会的透彻理解之上，主张从整个社会环境去考究法律，而不是单纯从法律去研究法律。马克思对法律之社会制约性的发现，是当时对法治思维的整体性认识，对于破除法律的阐释循环与封闭表达是一个突破。其次，树立平等意识。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中指出，法律应当“努力做到使私人关系间应该遵循的那种简单的道德和正义准则，成为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中至高无上的准则”。[10]137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强调，“平等应当不仅是表面的，不仅在国家的领域中实行，它还应当是实际的，还应当在社会的、经济的领域中实行”，[1]448“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家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10]143这就告诉我们，在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让每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经济权、教育权等权利。第三，对法律的敬畏之心。马克思早在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的“共同章程”中就明确地指出，“加入协会的一切团体和个人，承认真理、正义和道德是他们彼此间和对一切人的关系的基础。”[10]137恩格斯晚年给社会主义报刊的告别信中强调：“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是其他国家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11]这表明，法律是社会一切成员和机构不可逾越的底线，必须心存敬畏，这正是社会契约论最核心的观点，也是树立法治思维的首要条件。第四，对现实的批判精神。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观是在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的不公平和非正义现象的批判中形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强烈地批判忽视人，把人异化为生产的工具的资产阶级法权和国家制度，揭露资本主义法律制度表面上赋予社会所有的人以平等的权利，但因实际社会生活、经济交往中，强者和弱者在起点上不平等，法律的内容是被资产阶级所主导的现实。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讲到无产阶级时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12]262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以法治的观念和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法律，完善法律，这为当代中国语境下寻找法治思维运作的正当性提供了理论切入点，也为寻找法治思维的运作规律、运作范式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的本质特征
法治的本质问题是法的根本问题。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且每个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内容。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指出：“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4]85马克思恩格斯对法的概念和含义在不同的著作作出了诸多的解释。马克思在《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中，提出了“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的经典法哲学命题，强调“真正的法律是人的行为本身的必备的规律，是人的生活的自觉反映”，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通和真正的表达者”。[12]72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运用到法律领域，指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生产方式和交往形式是国家与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13]“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14]马克思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人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意志的表现”。[15]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强调，“法的发展就只不过是使获得法的表现的人类生活状态一再接近于公平理想，即接近于永恒公平。”[1]211他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深刻地指出，“把每天重复着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行为用一个共同的规则约束起来，借以使个人服从生产和交换的共同条件。这个规则首先表现为习惯，不久便成了法律”，[1]211点明了法治是现实社会关系的真实体现。这些思想都表明，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基础，对法的定义、关系、范围、形式给出了明确的答案，指出了法的本质是社会生产力创造的人们特定的交往关系的体现，同时概括出法治的本质特征――良法善治，追求宪法至上、良法至上、正义至上、权利至上，倡导用以人为本、公平正义、自由平等的法治思想和整体的法治思维来治理国家和社会，构建一种和谐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从根本上讲，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深刻分析社会各方面的现象，揭穿了资本主义法律的虚伪性和局限性，科学地阐述了法的本质内涵及其发展规律，使法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二、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现实指导价值
法治涉及每一个人的利益诉求，关系到社会的公平正义，也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和施政方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治国基本方略，这是我们党着眼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全面依法治国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数千年人治历史的国家来说，无疑是国家治理领域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党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以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
（一）坚持人民主体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是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根本依据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在继承和批判以往旧法治思想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把法治看作是实践的、阶级的历史范畴。他们所提出的“国家应该是政治的和法的理性的实现”“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的论断，是马克思恩格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法学领域的具体应用。这要求我们必须把以人为本作为“依法治国”基本治国方略的重要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自由、权利、幸福问题。第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强调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民群众是社会生产力、社会生活和社会历史的主体。人民既然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是我们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当然就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主体，就是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厚力量源泉和智慧源泉。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存在的基本原则，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前提。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体现人民原则，确认人民的主体地位，强调以人为本，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把人民满意作为衡量法治效果的根本标准，始终把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永恒的价值追求。第二，坚持“以人为本”作为法治的基本原则。马克思强调，“只有使法律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也就是说，它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2]184这表明，法治的核心与灵魂是以人为本，法律是根据人民的意愿而制定的，代表的是民意，体现的是民志，要把以人为本作为法治的终极价值不懈追求。这就要求各种法律规范和规则必须围绕权力与责任、权利与义务而展开，以法律界定和制约国家权力，以法律确认和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牢牢把握以人为本、服务群众这个本质要求，把群众需要和满意作为检验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标准，真正做到“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第三，要以人民权利为第一性，以人的需要为落脚点，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每一个人的利益诉求为终极目的。社会主义法律作为服务于文明进步和人类解放的工具，必须彻底抛弃工具主义和功利主义，重视人的精神需求，通过对具体化的、实证化的权利的保护，即通过对人的自由、权利、平等、利益、幸福、安全以及人的发展的保护，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更有价值、更有幸福感。
（二）秉承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是传递社会正能量、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价值诉求
法治不仅是一种法律制度，更是一种核心价值的体现，即法的公平正义。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秉持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同时也承认，公平正义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作为法治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具体内容、特征和形式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就是说，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平正义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只能是一个循序渐进、逐步实现的过程。公平正义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前发展的巨大价值动力，是实行依法治国最根本的价值追求，现阶段我国所要建设的富强、民主、文明、法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正是基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现实，充分延展法治的历史现实性与价值理想性之间的张力，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使社会正能量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诉求得以践行。第一，弘扬马克思恩格斯公平正义的法治思想，增强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理论的向心力和感召力。强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增长，社会利益多元化，社会群体多样化趋势日益激烈。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每个人所处地位和权力不同，对财富和资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渠道不同，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个阶层和各个群体间出现鸿沟和对立，阶层与阶层之间以及阶层内部的利益分化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造成社会出现很多不公正不和谐不稳定的现象。这要求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要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依法确定利益主体、界定利益范围、指导利益分配、协调利益关系、完善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妥善处理和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在全社会形成合理合法的利益格局。第二，创新发展法治理论和实践，建立以人民和社会的需要为宗旨的法治体系。法治是一个历史范筹，需要根据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注入新鲜的血液和内容。这就要求立法者要按照事物法的本质，构建与时俱进的法规制度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正如马克思所说“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自然科学家。……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2]173让法律“限制政府绝对权力”，使“一切公务人员在自己的一切职务活动方面都应当在普通法庭上按照一般法律向每一个公民负责”。[16]第三，营造良好的法治文化氛围。这要求加强法治文化阵地建设，需要更多的具有形式理性的法律制度以及社会文化，提高全民崇尚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的意识，形成事事有法可依、人人知法守法、政府依法行政、各方依法办事的良好法治环境，注重把人变成公民，加快臣民文化、市民文化走向公民文化发展进程，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平台和执法司法环境，让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在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法治氛围中诞生。
（三）坚持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统一是全面提升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原则
马克思恩格斯法治观坚持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统一。马克思恩格斯把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人的解放作为其法治思想体系的最高宗旨。马克思认为人的社会性是“真正合乎人性的东西”“面向全人类利益的价值导向”，同时，他认为，在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中，关键是要保持个人自由与社会认同之间的内在张力。这种把人的价值和全人类利益放在突出位置，主张个人自由与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的观点，是全面提升公民法律意识和法治素质的重要原则，更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保障，有助于个人与社会之间形成一种相互促进关系。第一，要大力加强法制宣传教育，全面提升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通过采用讲授式、研讨式、案例式、体验式等多种形式，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反腐倡廉教育等活动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法治教育的感染力、渗透力和吸引力，深化法治教育的效果。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写道：“法律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邦国虽有良法，要是人民不能全部遵循，仍然不能实行法治。”[4]81，199说的就是法治教育最终的目标是让人民树立契约精神，自觉遵守法律，自觉地把握社会生活的法权要求，理性地运用法律的功能机制，清醒抵制法律万能论的错误思想。第二，尊重和保障人权，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使人的需要与社会发展得以协调发展。人权是法治国家的精髓，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重视法治的人权张扬，保证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实现。同时，个人的自由解放，既是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社会发展的保障。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是一个人权保障不断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因此，我们必须“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保证公民的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17]让人民群众能够在法治的轨道上自由、自觉、自愿、自主地发展，为社会的健康发展创造条件。
（四）注重法治思维的培养和建设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下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保证
法治思维是马克思恩格斯法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法治主张始终。强调“弘扬法治精神，形成法治风尚”。这就要求今后的一段时间，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注重法治思维的培养和建设，着力破除当前中国社会治理中与法治思维不相符的四类主要问题：领导意志对法律执行的扭曲、法外利益与纠纷解决的乱象、公权力过于强势的现状、重结果轻程序的思维传统。第一，要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理念，“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党要领导人民制定法律法规，自身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员干部要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人民利益，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坚持规则治理，使党的领导在法治进程中不断强化，真正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失职要问责，违法要追究，破除法大于权、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以权代法的现象，这是贯彻执行依法治国的治本之道。第二，要牢固树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指出，“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是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求。”在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中，只有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凌驾于法律之上，法律才有权威和公信力，法治才能得到实现。从根本上讲，就是无论在制定法律还是在执行法律时都要保障人人平等，在制定法律时要完全依照人民的意志和权利，坚持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基本准则，让每个公民以平等的机会和条件去实现自我的价值，在执法过程中要本着人人平等的原则解决问题，让每个公民的权利都受到切实尊重和保障。第三，树立法治信仰理念，强化法治信仰培养。美国法学家伯尔曼说过，“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8]倘若人们缺乏一种对法的普遍尊重以及信仰，即使再完美的法治原则和制度也只会使法治这座大厦成为空中楼阁。因此，一切法律的使用者都必须尊重法律、敬畏法律，一切以法律为准绳。领导干部首先要树立法治信仰，坚决克服“官大于民”的特权思想和人治思想，树立起法律才是整个社会最具权威的基本准则。同时，要培育广大民众对法的普遍信仰，自觉地将法律付诸实践，善于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不断增强民众对法的信任以及依赖，把法治内化为政治信念和道德修养，促成民众对良法的内心认同和真诚信仰，从而形成全社会对于法律的信仰和规则的尊重。第四，要牢固树立实体公正、程序正当、结果公正的法治思维，“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法治的核心价值是对公民权利的平等保障。建立法治社会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普遍共识，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法治社会以法律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为前提，以法定程序的公开透明为准则，以判定结果的公正性为标准，也就是政府制定的法律必须、体现正义，过程要公开、透明，结果要公正。只有在法律实体正义的前提下，严格遵循公开、透明的法定程序和步骤，法治难题才能迎刃而解，法治结果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公平正义，社会主义法治观才能得到进一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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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9
【关键词】全面依法治国大学生法治素养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G【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7）01C-0035-03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可以说，法治是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保障。为实现中国梦的宏伟目标，法治过程需要社会人去实施、去参与、去维护，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也不例外。大学生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提升法治素养，推进依法治国，为实现中国梦的宏伟战略目标做贡献。
一、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一）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是实施依法治国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离不开法治队伍建设。大学生是未来国家法治建设的主力军，提高法治素养，无疑对依法治国的顺利实施有重大意义。依法治国实施过程，需要科学立法，以完善和健全的法制体系，促使各项活动在法律、法规范围内活动，并在法的实施过程中，严格司法、公正执法，这些都离不开高素质的法治队伍。大学生是培养未来法治人才的重要人选，提升法治素养至关重要。同时，法治的顺利推进离不开良好的法治氛围，法治氛围的营造需要全社会人共同营造，而大学生正处于受教育的重要阶段，比其他群体更能及时、顺利接触法治课堂或者参与法治实践，获取法治知识，增强对法治的理解，提升法治素养，为全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作表率，更进一步推进依法治国。
（二）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是依法治校的要求。依法治校是以马列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向，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立德树人，强调把学校的领导和法治相结合办学与管理，健全各项机制，维护校园人合法权益。这是大学生法治素养形成、提升的外在影响因素。依法治校是构建法治中国的需要，主要是发挥法治在校园管理中的作用，在依法治校的过程中达成高校治理法治化和科学化水平明显提高，教育体制、制度改革得到进一步深化，校园人合法权益得到确实保障，教育现代化得以更快实现的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依法治校要求高校健全自主管理、科学民主管理制度，完善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组织和考核机制，法治教育宣传，形成公正、平等的法治育人环境等。而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需要高校依法办学和依法管理，进行法治教育，营造法治环境，构建法治文化，这正是依法治校的内在要求。
（三）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所谓人的全面发展观，就是按照人应有的本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包括人的各种能力得到自由发展、人与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发展。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未来社会和人的发展目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受制于社会生产力、社会制度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在内的各要素。个人发展的全面性，并不是个人的发展取向和各种素养的平均值，不同的社会发展环境，不同的人发展的重点是不一样的，发展取向有强弱和主次之分，因此，大学生自由全面发展要符合社会发展的状况。我国现阶段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不断地上升，但发展中不协调的因素凸显，是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深水区和攻坚期，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需要法治作保障。依法治国已被提到国家战略高度，法治成为当前时期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的方略，大学生需要以提升法治素养为发展取向，为个人自由全面发展作保障。
二、当前大学生法治素养存在的问题
目前，法学界对法治素养的研究比较少，研究内容包括法治素养的含义、内容和影响因素等。2016年6月，浙江省对该省公民法治素养进行调查，以公民法治知识、法治思维和法治行为三个维度进行调查，得出浙江公民法治素B指数为72.2，这个指数表明该省公民法治素养较高。其中，以年龄段划分，调查结果显示18-29岁的受访者得分为72.9，高于该省公民法治素养指数，而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年龄正好落在这个区间值。从浙江省的调查数据来看，当前大学生的法治素养还是比较高的。但是不可否认，大学生法治素养仍旧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法治中国的建设。
（一）法治知识不足，法治实践能力弱。法治知识和法治实践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法治知识为法治实践提供理论指导，法治实践检验、深化法治知识。我国对学生法治知识的授课，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大学生有着巨大的学习压力，他们更多的时间集中于专业知识的学习，而辅修的课程数量少且重视度不够。在大学课堂里，一般学生获取法治知识来源于课堂，“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是非法学专业大学生获取法治知识的唯一必修课，其他与法治相关的辅修课极少。并且“思想道德和法律基础”的授课主要由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教师担任，比较偏向于思想道德的讲授，而忽视法律基础的授课，加之学生自身对法治的重视度不够，这导致大学生法治知识缺乏。此外，法治实践也是获取法治知识的主要来源之一，但是大学生自身热忱度和教育机构的重视度不够，导致学生从法治实践中获取法治知识的机会减少，法治知识也没有能在法治实践中检验和巩固。
（二）犯罪事件时有发生，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当前我国没有形成完整的、系统的大学生犯罪统计体系，《中国法律年鉴》也仅仅青少年犯罪的人数，大学生犯罪的数据不详尽，但部分案例足以证明大学生近年来犯罪案件上升，已引起各界的关注和重视。如2008年中国政法大学付某弑师案、2010年西安音乐学院药某故意杀人案、2013年复旦大学林某投毒案等。新时代大学生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犯罪手段智能化、网络化、隐蔽化，犯罪情节严重，具有反侦察能力。当前大学生享受最好的教育环境，但也因个体的差异性，集中于法治意识淡薄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据相关庭审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大学生犯罪的原因中，近九成的大学生犯罪嫌疑人给予的答案是：案发时，我没有想这么多，我也不知道这样会犯法。这显然是法治意识淡薄的表现，也说明提升大学生法治素养势在必行。
（三）法治心理需求较低，忽视法治思维培养。法治思维培养提升的主体不仅是公权力的行使者，也包括当代大学生，这是由社会主义民主本质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需要人才支持决定的。而当前大学生在法治思维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通过大学生外在行为体现出来，如校园里聚众斗殴、寻衅滋事、扰乱校园秩序等。这些暴力或者违法行为的发生，与大学生缺乏法治素养息息相关。法治思维属于法治素养，法治思维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当前大学生在学业压力大、就业压力大的情况下，倾向长时间重点研究和学习专业知识，而心理对法治的需求较低，法治思维的培养被忽视。不重视法治思维培养，如果遇到各种复杂的校园环境和问题，学生极易产生盲目、冲动的心理，屏蔽法律原则、法治精神和行为规范的引导作用，模糊法治评判是非的标准，导致校园暴力或违法事件的发生。
（四）法治情感淡薄，缺乏法治信仰。法治信仰是属于精神意识，是人对法有情感和有追求，是一个人的内在精神。法治信仰必须通过外在表现显示出来，主要体现在社会成员用法、守法和护法的行动中。而当前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社会环境、校园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影响，当代大学生仍旧存在法治信仰缺失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用法、守法和护法上。随着社会主义法治进程的推进，大学生都具备一定的法治意识，认同法治背后公平、公正等价值理念，但由于中国传统的“人治”思想根深蒂固，大学生身处开放的校园环境，必然受到传统“人治”思想的侵染，加之家庭法治氛围缺失，从而造成对法治文化认同感不强，法治情感淡薄，一旦遇到法律纠纷时，法的运用往往第一时间被关系、人情和权力取代；遇到个人利益与规章制度相冲突的时候，出现“知行不一”的现象，破坏规章制度，例如考试作弊、迟到晚归等；遇到社会恶劣事件，采取回避、漠视的态度，没有用实际行动维护法律的权威。
三、大学生法治素养提升新路径
（一）扩大法治知识面。大学生法治素养的提升离不开法治知识和法治实践，法治知识和法治实践是通过外在的行为表现，获得法治技能或能力，从而逐步形成法治素养。大学生要获取法治知识，除了课堂法治教育，还可以通过自身学习的方式获取。当今大学生的生活与网络紧密相连，大学生可以分配好上网时间，使用好网上教育平台，如使用mooC可以免费获得教育资源，或者浏览法治网页和观看法治视频。此外，大学生还可以通过参与法治实践，增加法治知识，感受法律的威严，崇尚法治，信仰法治。一方面，大学生可以积极参与校园组织的法治辩论大赛、法治知识竞赛、模拟法庭审判、法治宣传海报评比大赛等，从而提高对法治知识的求知欲，提高法治意识。另一方面，大学生可以参与法治社会实践，走进公检法，参观文化长廊、陈列室，观看法治电影，参与法治知识有奖问答等，增强大学生知法、守法、用法意识。
（二）增强法治意识。意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人的意识离不开实际生活，而环境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必然影响人的意识。大学生提升法治素养离不开法治意识，增强大学生的法治意识需重视环境的影响，包括学校环境、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因此，法学教育者要了解依法治国的内容，持有正确的法治态度，忠诚于法治，不断提升法治课堂的教育水平，创新教育理念、内容和方法，坚持与时俱进，更好地在教学上引导学生。学生家长要加强法治的学习，改变教育理念，进一步培养家庭法治氛围。比如，共同讨论热门的法律案件、共同浏览法治网页、共同学习相关法治书籍等，家庭法治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大学生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此外，社会普法、社会法治氛围等也对大学生法治意识的培养产生一定的影响，应重视社会法治环境的营造。
（三）积极培养法治思维。法治思维是运用已有的法治知识、理念、原则和精神对现象和问题逻辑分析、判断的过程。“合法性”是法治思维活动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和发出点，是一种思维活动是否属于法治思维的判断标准。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对现象或者问题进行思维活动的时候，习惯以法治精神、理念、原则或规范去逻辑分析、判断现象或者问题是否合法，并且结果为大众所接受，他就具有法治思维。那么当代大学生要形成法治思维，正确评判事物的合法性，就应该学习法律的基础知识，使其根植于脑海、融入血液中，形成规则意识，坚持法律至上，坚持法治公平、公正的法治精神，并且积极参与法治实践，在实践中养成法治思维习惯。除此之外，法治思维的培养也离不开校园法治h境的影响，当“依法治校”能贯彻与整个校园的发展过程，高校领导干部能够以法治校理政，高校其他管理者、员工等能够以正当程序处理学生事务时，良好的校园法治环境就会对广大学生起到潜移默化作用，使学生逐步树立起法治思维。
（四）认同法治文化形成法治信仰。法治信仰属于意识形态，法治信仰的树立必须通过内化于行。法治信仰的过程是一个人社会化的过程，是个体对利益关系的调整机制、社会公正的实现机制进行文化认识、文化比较和文化选择的过程。法治信仰的形成有必要进行法治教育，以使学生认同法治文化。大学生法治文化的认同必须通过法治教育，从情感认同到价值认同，最后到行为认同。情感认同以良好的权利保障为前提。在大学里，教师要积极引导大学生了解自身的权利，增强大学生对权利的需要和渴望，他们才有了解法治的动力和追求，才会关注法律。高校其他工作人员要积极维护学生的利益，学生的权利得到保障，情感认同建立，法治文化的价值认同才会趋于稳定。法治行为的认同需要社会和个人共同努力，立法机关要民主、科学立法，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执法机关要严格执法，公民要普遍守法，凝聚社会主义法治氛围，认同法治文化，从而让法治扎根于每一位大学生心里，形成一种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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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主要表现篇10
关键词：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内在逻辑联系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194(2009)06―0103―06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反映和概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中普遍的本质联系的思维形式，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中的基本概念，是人们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形成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成果，是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手段和工具。简而言之，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范畴是指反映和概括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所研究的特殊领域的各种现象及其特性、关系、方面等的本质的基本概念。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则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重大作用，并能揭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中某些规律，而又能为完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理论体系创造一定条件的基本概念。研究和探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对于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化进程，加速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之间具有极其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的基础理论维、价值认识维、教育过程维、对偶范畴维和方法载体维构成的立体动态结构。
一、基础理论维：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原则
每一门学科都有自己的特有的研究对象。确定研究对象是一个学科成立的根据和发展的逻辑起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也是这样。要建立这门学科，首要的前提和基础，是要弄清楚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础理论维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
就这些一般范畴本身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言，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起点和环节。关于学科研究对象的确定，曾有精辟论述：“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这就是说，应当根据研究领域的特殊矛盾来确定学科的研究对象。那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便是由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现象领域所特有的矛盾的研究而确定的，因而要确定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首先就要考察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是否具有特殊的研究领域，该领域的特殊矛盾是什么。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研究领域的特殊矛盾是区别于其他研究领域的本质所在，而就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系统自身而言又叫做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逻辑在先的，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研究对象是逻辑在后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的起点和环节，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的发展和结果。
其次，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而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原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依据之一。确定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只是解决了建立这门学科的前提和基础问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只有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才能真正建立起来。不言而喻，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坚持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为根本指导思想，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能够得以建立和健康发展的根本条件，也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的根本保证。没有马克思主义作理论指导，就没有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就不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包含两方面的意思：一方面，要始终坚持用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作指导；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即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指导。同时，我们应当在完整准确地学习、把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础上，着重研究对思想政治教育关系最密切、应用得最多、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提供了主要理论依据的那些基本原理、原则和理论。这些基本原理、原则和理论主要有：关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辩证关系的原理、关于人的本质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关于“灌输”的原则、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等。其中，灌输原则尤为重要。因为，一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取决于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人类活动体系中的特殊性，它集中表现为阶级社会中的意识形态灌输；另一方面，以思想灌输为手段，是世界各国思想政治教育的普遍性规律之一。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原则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重要理论依据之一。可见，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原则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再次，解决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矛盾的主要途径是对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对人们思想品德的要求与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水准的矛盾。这是因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部工作，其直接目的和专门任务，都是为了把本阶级、本社会对人们的思想政治品德要求变成人们实际的思想品德，使人们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而要使人们顺利实现从“现有”向“应有”的转变，主要途径是对人们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灌输原则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也是密不可分的。
二、价值认识维：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
众所周知，在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原则和方法中，基本的是两条，即它的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是密切联系、有机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最博大的社会进步的价值取向有机统一起来，说明了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实践既是善的，也是真的；既是符合理想的，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也必然要体现科学原则和价值原则。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学科特点之一，就是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科学性特点表现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它以完整准确的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为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价值性，是指在它指导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能够满足社会全面进步的需求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需求。因此，在论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基础之后，研究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而且，在价值认识维中，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三个一般范畴之间，也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
第一、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客观依据。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价值问题，就是思想政治教育对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的效用和意义问题。人们科学地认识和理解了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之后，就会自觉地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活动。而思想政治教育要取得成功，一个基本的前提是必须有一个科学的目标。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即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所期望达到的结果。它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及其发展方向，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制约着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目标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适应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客观依据。而能够有效地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价值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客观依据，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则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的集中体现。可见，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党和国家对社会成员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时在思想、政治、道德、法纪、心理诸素质方面的要求，是决定民族素质的重要方面。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决定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具体化。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在规定的丰富性以及教育对象素质发展的多方面的需要，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是全面的、广泛的、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仅体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性质，而且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重要保证。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三、教育过程维：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思想政治教育评价
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在确立了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确定了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之后，就要科学地认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科学地认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了解和掌握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客观实际情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起点和基础。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有效地组织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预期目的。这样，就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推演出思想政治教育客体，从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体系中的价值认识维就自然地演化为或具体化为教育过程维。
就这些一般范畴本身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言，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
首先，正确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目的是通过一系列有计划有针对性的教育活动，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思想政治觉悟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要实现上述目的，就必须首先了解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情况，认识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特点，探索思想政治教育客体的活动规律，这是搞好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也是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保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应将它摆在教育过程维的突出位置。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重要因素。我们不仅要从微观上科学地认识和分析思想政治教育客体，还要从宏观上研究和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因为思想政治教育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除了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和客体之外，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另一重要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实践表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好坏，对思想政治教育成效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由主体、客体、介体、环体四个基本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构成的复杂的运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客体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之间有着紧密的内在逻辑联系。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不仅是构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要素之一，而且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系统的客观条件，是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基础。因为人的生存和发展不仅要以一定的环境为前提，而且人的思想政治品德也是在一定的环境之中形成和发展的，特别是社会环境对人的思想政治品德起决定性的影响。因此，要研究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就必须研究各类环境对人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影响。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和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中，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逻辑在先的，而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是逻辑在后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的起点和环节，而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则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发展和结果。
复次，研究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础和前提。思想政治教育有特殊的规律性，首先是因为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人们做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若要取得成效，就必须遵循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规律，有针对性地去做。因此，研究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是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可见，在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之间的内在的逻辑联系中，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是逻辑在先的，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是逻辑在后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起点和环节，而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则是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过程的发展和结果。
第五，科学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能够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系统各侧面、各层次的整体及其运行规律，它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中介和桥梁。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为了使其按照科学决策和正确的规划所设定的目标和任务有序、协调地发展，在过程中保持正确的方向，就需要建构思想政治教育调控机制，以适时对系统运行过程加以调控。例如，确定教育目标和制定教育计划，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之一。确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整个教育过程的前提，是实施教育活动的关键之一。为此就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调控机制的研究，通过推进目标管理，赋予各部门和有关人员以明确的、实事求是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工作目标，以利于提高工作效率。通过目标管理，可以使工作逐步实现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从而克服工作中的盲目性、随意性，改变思想政治教育的软、虚状况。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第六，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既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又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思想政治教育机制，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划分成不同的类型。例如，按思想政一治教育机制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性质和作用不同，可以分为动力机制、工作机制、作用机制、接受机制、外化机制和评价机制。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的基本类型和重要内容之一。深入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可以从一个重要方面推进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而实现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创新，又能够极大地促进思想政治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基本环节。众所周知，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包括四个基本环节，即确定教育目标和制定教育计划、选择教育机制、指导受教育者践行社会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信息反馈和评价控制)。思想政治教育评价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标志着一个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结束，同时又构成了新一轮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起点。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过程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也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四、对偶范畴维：理论与实践、表扬与批评、主导性与多样性、继承与创新
一方面，“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系列原则，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成和确立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规律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内在依据，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过程规律的表现。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形成和确立的这些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必须遵循的准则。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反映了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是思想政治教育机制运行和思想政治教育评价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这样，就从教育过程维中，引申出了处于思想政治教育原则重要地位的四对一般范畴，即理论与实践、表扬与批评、主导性与多样性、继承与创新。
就这些对偶范畴本身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言，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导与从属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第一，这些对偶范畴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学风和本质特征，又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条根本原则。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作风，是我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第一项，是思想的根本观点。只有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能真正做到坚持批评与自我批评。之所以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是因为主观和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做了错事，使工作受了损失。也就是说，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恢复和发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体现。由此可见，理论与实践同表扬与批评有着紧密联系。因此，在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根本原则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抓住表扬和批评这两个环节，并且坚持表扬和批评相结合、以表扬为主的原则。以表扬为主，然而，批评和自我批评仍然很重要。众所周知，批评和自我批评也是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可见，理论与实践、表扬与批评两者互为补充、紧密联系、缺一不可，有机统一于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中。面对社会生活“四个多样化”的重要特征，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既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又要正确处理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关系。如果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和坚持表扬与批评相结合，是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优良传统的继承，那么，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就是对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和发展。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相结合，既是适应社会生活“四个多样化”的客观需要，也是坚持与时俱进，创新和发展我党思想政治教育的必然要求。最后，对偶范畴维合乎逻辑地得出结论，必须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
第二，这些对偶范畴自身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原则之一，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则。理论与实践高于各种原则，又寓于各种原则之中，只有通过各种原则才能体现出来。处于思想政治教育原则重要地位的这三对一般范畴，无论是表扬与批评，还是主导性与多样性，抑或是继承与创新，都要贯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根本原则。理论与实践只有融会到各种原则中，才能发挥其作用，显示其正确和威力。可见，理论与实践在对偶范畴维中处于主导的地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而其他三对一般范畴同理论与实践相比，则处于从属的地位，具有特殊的指导意义。
第三，各对一般范畴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是普遍的，各对一般范畴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的，它们各自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完全孤立地以某一对一般范畴为指导，是不可能取得好的效果的。我们应该充分考虑在既定条件下，各对一般范畴之间的相关关系，综合运用诸对范畴，充分发挥对偶范畴系统的整体效能，全方位、多途径地开展工作，使思想政治教育取得最佳效果。
五、方法载体维：心理咨询、自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原则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载体的理论依据，而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则是思想政治教育原则的体现。这样，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的运动中，这些对偶范畴又自然地转化为以心理咨询、自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诸范畴为标志的方法载体维。由此可见，这些对偶范畴在逻辑上就是联结教育过程维、方法载体维的逻辑“中介”，它们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的运行中起着承前启后的媒介作用，使之构成一环扣一环的逻辑整体。
就这些一般范畴本身的内在逻辑联系而言，它们之间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
首先，心理咨询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竞争压力的增大，心理健康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外部世界的复杂多变和激烈竞争，必然导致人们主观世界的复杂多变和心理负荷加重。心理咨询能够帮助心理负荷沉重的人，解决其在学习、工作、生活、人际交往以及疾病等方面的心理不适或障碍，可以启发咨询对象在认识、情感、态度和行为方面有所变化，能够引导咨询对象学会发掘自身的潜能，更好地适应环境，保持身心健康。因此，心理咨询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重要方法，应将它摆在方法载体维的突出位置。
其次，自我教育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心理咨询建立在咨询对象“自愿”的基础上，因此，心理咨询在某种意义上是教育对象“自觉”接受教育的过程。显而易见，心理咨询和自我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毫无疑问，人们的思想政治觉悟、道德水平和心理素质的提高，需要运用包括心理咨询在内的各种思想政治教育实施方法才能实现。但是，心理咨询的效果必须通过人们自己的思想矛盾运动来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就是促成自我教育，正如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所说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不教育”。可见，心理咨询和自我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互为补充、密切联系。因此，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中，我们应将心理咨询和自我教育紧密地结合起来。
再次，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对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丰富和发展。思想政治教育载体是指承载、传导思想政治教育因素，能为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所运用、且主客体可借此相互作用的一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形式，是联系教育主体和教育客体的中介，是实现教育目标、任务的形式和手段，属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的范畴。但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又不等同于思想政治教育方法。所谓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就是教育主体对教育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而载体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一种活动形式。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运用在一定程度上制约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选择；载体能承载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但方法不能。因此说，载体论是对方法论的丰富和发展。这样，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般范畴的运行中，以心理咨询、自我教育诸范畴为标志的方法论又自然地转化为以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诸范畴为标志的载体论。
复次，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新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变化，不断变更。思想政治教育载体的形态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呈现出由少到多、日益丰富的趋势。过去，思想政治教育较多地运用开会、办学习班、文体活动、报刊等载体，而今天除了继续运用这些载体外，还大量运用了文化活动、精神文明活动、网络等载体。将网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充分运用信息网络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是时代的发展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迫切要求，也是新时期全方位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需要。可见，思想政治教育载体和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两者也是互为补充、密切联系、缺一不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