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1
关键词：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音乐美学
基于音乐美学角度，富有的思想与价值的歌曲，不仅是高雅艺术，也是富有美学韵味的艺术。不同国家由于文化特征的差异，其歌曲艺术的表现形式也不同，但表达情感是共通点。中西方音乐美学在思想内涵、演唱方法、思维模式等方面，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1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相同点
1.1重视创作形式
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在创作形式方面存在着共同点，均重视改编民歌。西方艺术歌曲是基于本国民歌发展而来的，我国的艺术歌曲则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在发展传统文化的同时加强民族音乐的研究，使得我国的民族音乐得以发展。在民歌创作方面，西方以美声唱法为主，譬如《我的太阳》《友谊地久天长》等，这些作品被广泛的流传。而我国本身是多民族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同，民歌演唱的形式较多，以民歌为主题的代表作包括《玛依拉》《在银色月光下》等，是基于民歌进行改编的。
1.2重视织体调性的创作技巧
中西方艺术歌曲重视伴奏织体的创作技巧，因为伴奏织不仅能够使得歌曲的情感更加的丰富，同时能够烘托歌曲的气氛，展现和声的优美之处。西方艺术歌曲多以浪漫的旋律为主，发挥伴奏织体与调性的作用，使得歌曲的艺术情感更加的浓郁，代表作包括《菩提树》与《魔王》等。与此同时，中国的歌曲创作者也重视旋律伴奏的创作，多采用民族调性的织体，进行歌曲写作，极具本民族特色，代表作包括《茉莉花》与《教我如何不想他》等。
2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的差异分析
2.1美学思想上的差异
由于地域环境以及人文环境不同，使得中西方艺术歌曲的美学思想存在差异。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不同，最早起源于西周，受礼乐思想的影响较深。在春秋战国时期，受百家争鸣的文化思想影响较深，观点迥异的音乐美学思想层出不穷，与此同时，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也深受儒家与道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由于受到封建统治思想的制约，使其处于保守发展状态。
而西方音乐美学思想最早起源于古希腊，西方音乐美学在中世纪时期，受宗教思想的禁锢，在近文明时期-20世纪期初，才得以发展。音乐成为专业学科，是以“五线谱”的出现与应用为标志，伴随新美学思想的出现，使得西方音乐艺术得以快速发展，西方美学思想呈现批判创新的发展态度，重视联系具体作品，以解决作品中的审美问题。
由于时代背景与文化的差异，影响着作曲家们的音乐视角与审美情感。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作比较：这两首歌曲均是将玫瑰花作为创作素材，其中《玫瑰三愿》这首歌曲是以“淞沪会战”为创作背景，歌曲表达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之情。采用小提琴与钢琴作为伴奏，旋律以淡雅宁静为主，弥漫着忧郁的情绪，而作品《野玫瑰》是歌德根据德国的一首民谣改编的，作品具有浪漫主义情怀，旋律较为明亮简洁，内透着欢快活泼。
2.2歌曲演绎方法上的差异
歌曲的演绎方法最能体现歌曲的情感内涵，不同的演绎方式与方法，则会给观众带来不同的感受。西方艺术歌曲多为美声唱法，注重胸腔共鸣发声，采取科学的发声方式，演唱时追求感情细腻，声音较为宏大，并利用声音来描绘作品的意境。美声唱法咬字较为靠后，需要演唱者做到气息流畅，咬字圆润，善于运用声音的穿透力，来展现歌曲作品的欢快情绪。中国艺术唱法融合了美声唱法与戏曲唱法、民歌唱法等，歌词咬字的位置相对靠前，利用喉咙的上下移动，来调整歌曲的声音，注重淡雅，追求高洁的艺术意境，这与我国民族歌曲的审美相符，譬如：作品《玫瑰三愿》的演绎，注重旋律强弱的变化，歌曲的整体速度较慢，演唱者不仅要表现出女性柔情的一面，还需要确保音色统一。
2.3思维方式上的差异
第一，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国音乐作品审美观念注重感性思维，不受固定思维观念的拘束，属于非逻辑性思维。中国歌曲作品讲究意境美，歌曲追求的深远意境，能够给人遐想的空间，使个人的思想情感能够得以升华。而西方音乐审美思维方式则重视科学与逻辑思维，在20世纪前，由于西方在包括心理学、数学、生理学等领域的发展，使得西方音乐思维方式，也朝向科学与逻辑思维方向发展。在创作作品时，创作者重视调式和声的合理布局，以及伴奏织体技巧的使用，其作品多崇尚理性思维，歌曲结构鲜明，且技法细致，多数艺术歌曲作品中，大胆采用了调式和声。
第二，以歌曲作品为例分析。以中国的《玫瑰三愿》和西方的《野玫瑰》为例做对比分析：作品《玫瑰三愿》采取单二部曲式结构，共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使用的是e大调，这部分的旋律优美，但略一丝伤感，主要对绽放的玫瑰其绚丽多彩的形象进行刻画，而另一部分，采用关系小调#c，进行调性调整，旋律逐渐增强，将歌曲推向高潮来描述玫瑰花，同时抒发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使得歌曲耐人回味。而舒伯特的《野玫瑰》是采用调试和声，在转调与变和声等方面，进行了创新，作品共由三段歌词组成，采用的是G大调，歌曲旋律悠扬，富有逻辑性，歌曲将前4小节，作为创作主题动机，贯穿于歌曲的全部，其曲调明亮且流畅，同时，使用临时升降记号来转换调性，旋律多采用四度与六度跳进，歌曲中的钢琴伴奏旋律较为简洁。至于歌曲的间奏与尾奏，多使用顿音与装饰音，作为写作手法，营造活泼的气氛。
2.4创作方式上的差异
就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而言，中西方音乐审美艺术存在差异。中国音乐作品的创作方式具有集体性与一体性，多数作品不是作曲家的个人行为，而是凝聚了多人的共同创作思想，作曲家还需身兼作品歌唱者或演奏者的双重或多重角色，与此同时，作品演奏或者歌唱过程具有即兴性。然而西方音乐作品创作具有个体性，其一度与二度创作是分离的。而且西方歌曲作品主要是作曲家的个体劳动，具有较强的个性化特点，作曲家不需要兼顾演奏家的职能，只需完成乐谱创作即可；再则，中国音乐作品强调意境与气韵，追求创作妙趣，作品较为含蓄与婉转，而西方音乐作品则带有浓烈的宗教气息与道教色彩，作品表现形式较为固定，作品具有神圣感。西方后期作品更多融合了生活气息，使得作品的表达更加直白与强烈。
本文基于音乐美学视角，对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做以了简要的论述，试图强调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主要表现在美学思想差异、歌曲演绎方法差异、思维方式差异、创作方式差异等方面，以帮助受众更好地理解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趣味的区别。
参考文献：
[1]王健.从音乐美学视角看中西方艺术歌曲审美差异——以黄自《玫瑰三愿》和舒伯特《野玫瑰》为例[J].艺术百家，2015（05）：228-229.
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2
关键词：思维方式差异；翻译；影响；更多还原
一、前言
思维方式是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形成的带有一定普遍性和稳定性的思维结构模式和思维程式，它是思维规律和思维方法的统一结合形式，是沟通文化和语言的桥梁。人类的思维是在生产实践活动作用下人脑发展到高级阶段的机能，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思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来观察和反映客观世界，也对客观世界进行分析和综合。某个民族将长期以来对现实的认识凝聚成经验和习惯，借助语言形成思想，又赋予思想以一定的方式，就形成了这一民族所特有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是一个复杂的结构，其深层的表现有情感、意志等暗流及更深的以潜意识存在的观物态度，而其浅层的表现则为语言。
二、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产生的原因
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很多，而背后的原因也不尽相同。总的来说有以下四大差异。
（一）地域差异形成的差异
长久生活在不同区域的人，具有不同的文化特征。因而也形成不同的思维模式。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两大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思维模式的差异无所谓好坏之分，无所谓优劣之分。只是通过了解思维方式差异的根源之处，取长补短，更促进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一直生活在平原农耕地区的中国人，具有好静、内向及求同的民族性格，文化体系的特征是以五行生克和阴阳消长为基本内容。古人云“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这种“天人合一”是指人们顺从自然规律和崇拜自然并与自然和谐统一。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是简洁少言，语言表达充满了模糊性、随意性、不确定性、暗示性，同时会引人遐想，回味无穷。中国人的“真理”是无法“道”出来的，只能是用模糊不确定的“玄”字来表达。
而西方地处海岛狭小范围的限制，为了求得生存，必须独立面对大自然的恶劣条件，从而养成了求新、思变的民族性格，西方文化体系的特征是从公理出发，以亚里士多德严格的演绎为基本模式。西方人一直倾向于把宇宙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天人相分，二者对立。他们注重探索自然，为求得生存，不断地寻求征服自然之道，改造自我从而得到神力，达到神人合一。于是，他们从激烈的生存斗争中体会出人的理性、力量以及形体之美不同。中的“耶稣”既有神性，也有人性，他们既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但并不相信天命。却相信人自身的努力和抗争。这些决定了他们重分析、重逻辑的思维模式，总是可以利用现有的条件创造无法想象的财富。
（二）不同的造成的思维方式的差异
主要英语国家的主要是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基督教的神论观点经典是《圣经》（theBible）。《圣经》对西方人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圣经》宣称人的生命来自上帝。应该专心伺奉上帝，可又与人没有血缘关系，因此，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当个人与社会冲突时，必然要以法律去规范人们的行为，进而又导出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救赎说”是基督教的来世观，其基本特点是相信来世，但更强调现世对上帝的信念和修炼。因此，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是绝对主义。认为上帝高高在上，缔造和推动着宇宙，把规律“塞给”了大自然，而人类是宇宙之外的一种力量，进而他们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和战胜大自然的观点。
中国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长期处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其传统宗教是以祖先信仰为信仰和崇拜的核心。中国历史上，除夏、商、周三代传统宗教具有国家宗教的性质之外，历代王朝都以儒学为治国之本，对各种宗教兼容，但君权始终大于教权。中国人认为，生命来自父母。人生在世就有孝敬父母、赡养妻儿、济民报国的责任与义务，这乃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道德观念。儒家倡导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提倡辨证思维等等。因此。思维方式是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中国古人面对大自然只有欣赏、崇拜和体验，对于自然科学方面，先人在天象方面留下四十余次的关于哈雷慧星的文字记录，但没有人想到过“用心”去总结它的运行规律，最终让英国人哈雷获此殊荣，而我们的记录只能起到验证作用的证据。
（三）不同的价值观念所造成的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
西方文化中个性是极为重要的价值观念。西方人强调个人，包括个人的身份、个人的作用、个人尊严、自、隐私权、自我设计、创造及自我实现价值等。心理学家认为，人格的构成首先从“自我”开始；弗洛伊德认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超我”构成：荣格认为，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自我代表一个人对外在世界有意识的和相当一致的态度：马斯洛认为，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倾向。美国人把“个体主义”当作生存的自然法则，个人只有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自己的潜在能力、维护自己的权益。才可立足社会。
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中国人自然也承认个人的作用，但更侧重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群体的力量。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他们更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一和群体利益的维护。尤其是忠孝于一身的家族整体主义决定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真实贴切地反映了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与权力的价值观以及整体观念的思维方式。儒家追求的高尚人格压抑人的“自我”，不讲求人的“自我”。孔子好古，但从未提及对古的继承是立足于自我，确切地说儒家文化更侧重于“礼”文化。在理论上，儒家道德始终没有给每个人的“自我”留下丝毫尚存的空间。因此，自古以来，中国社会不容许“个人英雄主义”者冠冕堂皇地存在着，认为这是天地不可容的自私行为。中国文化强调个体包含在整体之中，整体利益才是每个社会个体的核心及追求的共同目标。对自己严格要求，提高自身修养，是为了实现“家”、“国”、“天下”的和谐，追求的是整体利益。这种群体价值观使中国人善于合作，但也使得“循规蹈矩”、“安于现状”，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和个人竞争意识，甚而有些人走极端，过分地强调家族整体利益。把拉“关系”当作自己的处世哲理，这是万万不可取的。
（四）从哲学的本质特征看中西方思维方式
从哲学本身来看，中西方哲学既有共同的本质特征，又各自走了不同的道路。哲学的共同价值就在于“能给我们诸多的关于可能性的启示。以开阔我们的思想，免受由经验形成的独断习惯之苦”。“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一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这就是中西方哲学共同的本质和价值。但是，中西哲学在各自追求超乎现世境界的探索中，却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和特有的概念体系及表达方式。
西方哲学着力于自然的思辩。西方人注重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思辩。古希腊哲学所强调的人通过自身努力去追求智慧、净化心灵，把热爱智慧，追求智慧作为始终如一的精神状态，最后获得灵魂解放思想的神化。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古罗马的西塞罗，到后来的卢梭、孟德斯鸠、康德等，他们都持“天人相分”的观点，崇尚个人奋斗。着眼于未来，重视逻辑、理性、分析的思维。具有游牧民族及海洋民族的浪漫性和超越性。宗教哲学逐渐成为西方一门独立的学科，使得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起支配作用有了系统连贯的理论支撑。
正因为西方宗教哲学认为天人分离，所以要致力于改造大自然，于是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的科学是以逻辑推理和实验验证为基础的，他们的思维更注重于智慧的逻辑型、思辩型、实证型、跨越型。
中国哲学着力于人生的探索。自古就有“听天命而尽人事”的特点。中国人的政治伦理哲学和传统文化不重视来世，虽然也普遍相信来世，相信自己的灵魂也要在来世过跟现世相类似的生活。但是，他们都不愿意为来世而放弃对现世生活的享受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认为来世太遥远了，是靠不住的。在恩格斯看来，中华民族是最讲现实的民族，表现为家族性、实用性等特点。中国哲学思想家向来是“身以载道”，就是自身理论的实践者，无论是儒家追求的“仁”及道佛都追求的“道”和“真如”等终极境界有何不同，但在实践性上都能与他们本身的修养与道同体。中国人把人生价值归结为对“天道”或“天命”的表现和产物，强调“天人合一”，遵从集体取向，经常感怀过去，重视整体、主体、感性的思维。中国哲学重教重德。以三纲八目为人生哲学修养之道，以慈、孝、友、恭为家庭道德之行为规范，以对道德的自我追求和完善为宗旨，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也正是由于体现中国人整体的家族性、实用性等的特点，似乎对现实以外的事物不太感兴趣，热衷于子孙满堂、丰衣足食等之类盼世俗的想法，所以缺乏形而上的逻辑思考和慎密的推理。李约瑟说。现代的蒸汽机等同于中国的水排加风箱，可是中国人就是不会把这两者结合而制造出蒸汽机。再如，“四大发明”是在中国最早发明的，但现代火药却是诺贝尔的发明专利，指南针成全了西方探险家发现了新大陆，可是在当时的中国只是用于看阴阳测风水。由此可见，有别于西方的思维，中国更注重于智慧的记录型、描述型、经验型。
三、中西方思维差异对英汉翻译的影响
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对于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也有着深远的影响，下面就一些例子来做一些浅显的说明。由于英语国家的地理位置特征，无论是历史传统还是现实生活中，英语民族的生活多和海洋打交道，因而英语中有大量有关水的词语；而在以大陆为主的汉语中很难找到相对应的形式，因而对中国人来讲，理解这些表达方式就较为困难。belefthighanddry直译为被留在水流不到达的地方。在西方国家水给人以安全祥和的感觉因此“belefthighanddry”可意译为陷入困境。
这些谚语多与水有关，代表海洋文化；反之，汉语有许多关于江湖、山川、四季、农耕等方面的习语，在英语中也难找到现成的对应表达形式，必须按实际含义和上下文去翻译。译为英语时一般用意译的办法。例如：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译法是“onehasasuddenglimpseofhopeinthemidstofdespair.（在绝望中突然看见一丝希望）”，在此种译法里根本找不到山、水、路、柳树、花、村等词的对应形英语民族的思维是个体的、独特的，而中国人注重整体、综合、概括思维。表现在语言上，英语偏好用词具体细腻，而汉语用词概括模糊。例如“说”一词，英语有“say，speak，tell”等，这些词可以表达不同情况下“说”的意思。这样使语言简洁准确，又富于变化，形象生动。而汉语往往趋向于泛指，在“说”前加副词修饰语，如，语无伦次地说，低声地说，嘟嘟囔囔地说。
中国文化习惯从整体上、直观上看问题，强调社团和集体的价值；英美文化习惯于逻辑分析，强调个人为中心，因而导致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差异。例如，在姓名、时间、地址的表达方式上，中英两种语言的行文方式明显地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中国文化从大到小，从整体到局部；而西方文化则正好相反。
表示颜色的词语同样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其所蕴涵的意义也有很多不相吻合的地方。在进行英汉翻译时，也需引起足够的重视。
红色（red），在中国文化中，常与喜庆、欢乐的事联系在一起或象征革命和共产主义等。如“披红挂彩，开门红，大红人，红军，红色政权”等。英语中red除了用于喜庆的场合，如“aredletterday”，指所期盼或值得纪念的日子，因此日历上也用红色标注节假日。在部分句子的表达中，red并不总与欢乐、喜庆联系在一起。英语中toseered意思是：“使人生气”或“发怒”、“冒火”，wavingaredflag指“做惹别人生气的事”。
蓝色（blue），在英美文化中常意味着“忧郁、伤感”。例如：inabluemood，havingtheblues均指“忧伤”，abluefit指极其愤怒；蓝色在汉语中象征着温和、平静、清新、静谧，并无伤感之意。
价值观指人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以及风俗人情等为人处世准则的观念。一般认为是特定文化和生活方式的核心，表现在两种语言中，会对语言理解和翻译造成很多障碍，足以引起翻译工作者的重视。
中国文化中以儒家文化为主，其种族亲属和社会关系表达得十分清楚和严格，不容丝毫的含混和马虎；而对崇尚新教、个体文化价值的英语民族来说，这种亲属关系就笼统宽松得多。表现在两种语言中，英语一般只用uncle和aunt表示对非直系长一辈的称呼，对小一辈只用nephew和niece，而对同辈不分长幼用brother和sister，甚至不分男女概称cousin，这在汉语中是不容许的，因为汉语中对此类关系分得十分详细。所以在英译汉中，要找准汉语对应的词语，必须先弄清辈分和亲属、社会关系。而在汉译英中，这些复杂的亲属关系词语就要适当简化。
英语民族崇尚个人主义，个人至上主义价值观是西方文化的特点。体现在语言中，例如：anenglishman’shouseishiscastle.（英国人的家是他们的城堡），意味着没有理由不可以去无故打扰别人或没有预约不可以贸然拜访某人；evenreckoningmakelongfriends（明算账，友谊长）；tellmoneyafteryourownfather（亲父子明算账）等，这些都表明西方人的个人主义价值观。
四、结语
综上所述，由于地域差异、、不同的价值观所造成的中西方思维方式差异，显而易见。西方人强调个人，包括个人的身份、个人的作用、个人尊严、自、隐私权、自我设计、创造及自我实现价值等，而中国人自然也承认个人的作用，但更侧重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以及群体的力量。在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他们更注重群体关系的和谐、群体目标的统一和群体利益的维护。这使得中西方语言表达方式上有很大的不同。只有充分了解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原因，才能更好地理解源语，更准确地进行翻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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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3
关键词：法律英语英语翻译文化差异法系差异心理思维差异
法律英语，是以英语为基础，用以表述法律科学概念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它是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法律英语特点鲜明，在词汇使用上庄重规范，书面语多，句法结构纷繁复杂，大量使用祈使句、被动语态、综合复杂句以及虚拟语气等。法律英语目前已经成为法律与英语中的一门交叉学科，在社会上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和应用，本文主要对法律英语翻译进行了总结分析，希望能够对法律英语翻译的进一步发展有所帮助。
一、法律英语的特征
法律英语就其文体来说属于职业专用英语，是一种正式的书面语体，是应用语的一个分支，也是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一种语种。其行文庄重、结构严谨、表达准确。作为一种专用英语，法律英语在词汇的使用、句法的安排、文体的选择上都有自己独有的特征，具体来说：
1.句法特征
句法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重要组成部分，常包括惯用长句，分词短语使用普遍（为了清晰地表达句意，法律英语往往更多地使用分词短语来代替从句做定语、状语或宾语），介词和介词短语使用频率高，条件从句使用率高。法律英语句法的这些特征是我们研究和对其进行翻译时所必须深入考虑和分析的。
2.词汇特征
词汇特征是法律英语特征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分为使用法律专门术语（法律英语在长期的法律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些具有个性化色彩的法律语言）；拉丁语频繁被使用（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拉丁语在英美法律实践中频繁被使用）；相对词义的词语大量涌现；普通词语被赋予法律含义，如party在法律英语中被理解为“当事人”等。
3.文体特征
法律英语属于书面英语。在起草法律文件时，严密准确是法律英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要求和特征。只有严密准确的法律英语才能保障法律的权威性，才能更好地反映立法意图并体现立法原则，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双方当事人的利益，才能更好地便于对法律进行解读和执行，从而有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法制水平。
二、法律英语翻译
1.法律英语翻译的一般原则
法律英语是一种应用性比较强的语言类型，法律英语翻译一般来说要遵循以下一些基本原则：①词语使用的庄严性。法律英语由于其直接鉴定了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所以对用词的准确性要求相当高。这一点是在进行翻译时必须牢记的。②准确性原则。在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时应当表达清楚具体，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③精炼性原则。翻译法律英语除了准确外，还应遵循精炼的原则，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精炼性原则要求应尽量做到舍繁求简，避免逐词翻译、行文拖沓。④术语一致性原则。为了维护同一概念、内涵或事物在法律上始终同一，以免引起歧义，即使同一词语多次重复，一经选定就必须前后统一等。法律英语的这些翻译原则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时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
2.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
法律英语翻译是国家间进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内容，法律英语翻译的目的就是克服客观物质世界存在的民族差异性的障碍，促进国家之间的法律交流。根据笔者多年的学习、观察，法律英语翻译的基本方法主要有：①选择内涵最接近的法律词汇进行翻译。在中西法律文化之间，有些词的含义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但是，在一般的情况下在这两种文化之间会存在内涵最为接近的词汇，这时可以采用而不会导致太大的误读。②创造新的法律词汇。很多的情况之下，译者们在面临一种文化中有而另一种文化中无的事物时，会采用音译的办法，翻译法律英语时也需要进行一种创造性的加工和想象，如罗马法系中的“legalperson”最初被译成“法人”，“dueprocedure”译成“正当程序”等都是一种建设性的创新。③必要的解释。由于中西方诸多法律理念的基本差异，法律英语中有许多的词汇如果直接翻译，就会使它的意义非常不明确，此时，在忠实原文内涵的基础上做一些人为的增减就非常必要。法律英语以上的一些基本翻译方法是我们在进行法律英语翻译中可以采取的一些基本方法。
三、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因素
1.语言文化差异
英汉两种语言文化背景不一，在行文结构、遣词习惯及句法层面上相去甚远。英语句子重分析，故造句多形合。而汉语句子则重意合，是靠逻辑事理的顺序来实现意合、流动、气韵三位一体的横向铺排的。由于两种语言特征各异，再加之法律语言的措辞要求严谨，故在翻译时往往不能正确遵循各自的语法要求，从而不利于表达。语言文化背景的差异已经得到社会各界广泛的认可和重视。
2.包括法系在内的法律文化差异
王佐良先生认为：“翻译工作者处理的是个别之词，面对的却是两大文化。”法律英语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的对译，恰恰相反，由于法律英语涉猎范围甚广，包括各部门法以及诸多法律边缘学科，故从事法律英语翻译的人士须熟悉中英有关的法律知识，如果缺少相应的法律文化底蕴尤其是一些法制史方面知识的了解，稍有不慎就会谬以千里，造成不完全理解或理解错误。法律文化的差异目前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
3.思维方式差异
中西方由于语言文化习惯、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的差异导致他们在逻辑思维方式上同样存在差异，思维方式的差异一方面将影响到其思考、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另一方面也将影响到其理解、翻译语言的方式。因而，可以说，思维方式的差异同样是影响法律英语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
法律英语是法律与英语相结合而形成的一门应用非常强的学科。法律英语翻译之难就在于翻译的过程要实现法律与英语的双重要求。区别于其他的英语翻译，法律英语由于其准确性要求高，法律知识面要求广，因而法律英语对翻译人员提出了更高的综合素质要求。这既对他们是一个挑战也是一次机遇。希望本文对法律英语翻译的有关知识点的总结和梳理能够对我们认识和把握法律英语翻译，并进而提高法律英语的翻译质量和水平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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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4
[关键词]《刮痧》；跨文化；冲突；解读；大同
在中西跨文化交际中，文化冲突的事例屡见不鲜。而中美两国作为东西方文化的最典型代表，其差异和冲突更为显著。以下仅以影片《刮痧》（GuaShatreatment）为例，分析中西文化上的各种差异所导致的一系列的误会和冲突，通过对中美文化由矛盾、冲突，最后走向融合的过程的描述，揭示了中西文化冲突的现实性和全球文化大融合的时展趋势。
一、电影《刮痧》情节简介
故事的主人公许大同是移民到美国发展的华人知识分子，就职于美国密苏里州东部大城市圣路易斯一家电脑游戏软件设计公司。与妻子简宁经过八年的努力奋斗，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儿子丹尼斯聪明可爱，一口流利的英语暗示着其俨然已成长为了一个地道的“美国孩子”。在业内的年度颁奖大会上，大同兴奋地向世人宣称自己的美国梦终于得以实现，沉浸在幸福和胜利的喜悦当中！然而，随后的一场意外却令他如梦初醒：一天，他5岁的儿子丹尼斯肚痛难忍，从北京来探亲的老父由于看不懂药罐子上的英文说明而只好对丹尼斯采取了东方中医疗法——刮痧，而正是刮痧在丹尼斯背上留下的紫红刮痕恰恰成为许大同虐待孩子的铁证。在听证会上，一个个意想不到的证人及证词轮番轰炸，令大同有口难辩，东方传统的中医疗法在美国不被承认，又无法通过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来证明其合理性，作为父亲对孩子的爱甚至需要去靠寻找证据及法庭争辩这样的途径去证明，更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自己最信任的朋友兼老板约翰·昆兰在法官面前竟然不为自己辩护（昆兰也无法理解大同打儿子与保全自己的面子有何关系，又为何要代替父亲顶罪谎称是自己为儿子刮痧等）……而控方律师一再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孙悟空的英雄形象进行诽谤和侮辱，导致许大同失去理智攻击了控方律师，导致法官无情的剥夺了大同对儿子丹尼斯的监护权，并予以禁足。最后，为了要回儿子，他们不得不夫妻分居；为了父亲回国前能再见一面孙子，无奈偷带走丹尼斯被警察通缉直至被抓……一个原本美满幸福的家庭被这接二连三的悲剧转眼间敲打得支离破碎，一场近乎“荒谬”的官司也将大同的美国梦彻底的粉碎。直到大同的父亲找到昆兰，描述了是自己为孙子做的刮痧。终于，约翰来到中国城，在详细地了解并亲身体验了一把中医刮痧的治疗过程及疗效之后才恍然大悟，在圣诞之夜说动儿童福利局的官员一起找到大法官为其正名，最终撤销了对大同的禁足令，一家人抱头痛哭，终得团聚。主人公许大同从片头在业界的佼佼者到后来沦落到被迫租住在贫民窟；从获奖后宣称自己已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并已完美的融入了这个国家，到后面的近乎妻离子散和被禁足；从荣誉的天堂坠入不幸的谷底……而这一切的根源都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致。
二、电影《刮痧》中体现出的中美文化差异
（一）在家庭教育方面的差异
中国的家庭式教育主要体现在孩子品德的教育上，遵从“长幼尊卑”和“仁爱、服从”的教育理念，父母在孩子面前享有对的权威，而在西方却恰恰相反。影片开始不久就有这样一个场景，许大同的儿子丹尼斯与其老板的儿子保罗无意间发生了肢体冲突，而作为家长的大同却不问缘由地要求丹尼斯像保罗道歉，这时候的大同完全体现出来的是一个中国式父亲。而在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甚至威严遭到挑衅的情况下便直截了当关闭了儿子的电玩，甚至当着众人的面猛击丹尼斯的后脑袋，这一系列的动作正是我们中国最常见的家庭教育方式，体现的是家长的至高权威。而这个场景却令他的老板兼朋友昆兰大为吃惊，疑惑不解。因为在美国的家庭教育上，重心趋向于个人本位的教育。注重个体的公正和自由，要将孩子视为家庭中重要的一分子，给孩子应有的尊重和理解，尤其要注重父母与孩子间平等自由地相处，孩子对家庭中的大小事务享有与父母亲同等的发言权等。因此，昆兰对于大同不问青红皂白就对儿子进行严厉的“当众打骂式教育”的不理解自然也是情理之中了。
（二）在思维模式上的差异
思维模式是指人们在不同的情况下看待、观察各种外部事物的思考方式。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感知、认知世界，从而获得推理出基本的经验和文化知识，它也是形成一切文化特别是交际文化的最根本源泉。俗话说得好，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思维模式。而不同的思维模式必将导致人们在态度、信仰及情感取向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生活方式、伦理道德、行为规范乃至社会风俗。西方文化的思维模式注重推理实证，讲究理性与论证。而代表东方文化的中国则强调直觉与感悟，多依赖传统经验及形象的思维方式。
影片中对于刮痧究竟是“治病救人”还是“虐待儿童”的争论，就是中西两种不同思维模式冲突下的具体体现。刮痧属于中医传统自然疗法之一，具有鲜明的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征，是基于汉民族文化和科学传统世代积累流传下来的经验总结。传统中医的独特之处便在于“天人合一”和“阴阳调和”，认为人体是“精、气、神、脉”的统一体。刮痧以中医皮肤理论为基础，讲究通过用牛角、玉石等工具在表皮经络穴位上进行刮拭，造成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达到疏通脉络、调节精气、活血化瘀，从而重建人体的自然生理循环之目的。由于刮痧需要刮到皮下组织出血并凝结成米粒般大小的红点为止（通过发汗使汗腺扩张，从而将痧毒（即病毒）排出体外，治愈疾病），这在美国儿童福利局的眼里却恰恰成为大同“虐待”儿童的铁证，因为这在美国的传统思维模式中是根本讲不通的。在美国以解剖学为基础的西医理论中，医生或代夫通常都是首先要借助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和实验对患者准确地诊断，继而对症下药的，却从来没有哪一种治疗方式是要依赖传统经验将病人搞得“伤痕累累”的，更没有所谓的“精、气、神、脉”之说。因此，虽然大同在法庭上极力为刮痧做辩护，但是他所引用的“气”“神”“丹田”和“七经八脉”等中医传统术语却难以让美国儿童福利局和大法官所接受。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导致了中西医学理论及诊疗方法的极大差异，再加上长期以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不足，使得刮痧成为大同在法庭举证中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
（三）在法律人伦道德观上的差异
在法律面前，西方人讲究不带个人情感的陈述客观事实；在道德方面，西方人秉持公私分明，事实不会影响朋友之间的友谊，哪怕是对朋友不利的证言。因此，在听证会上，在控方律师的一再逼问下，大同的老板作为证人肯定了大同打了儿子的事实，促使法庭正式受理了这个案件。而在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上，法律也不外乎人情，朋友之间是有“义气”存在的。因此，作为自己最信任的朋友昆兰的“出卖”，这令大同非常失望和愤怒，并将其这种行为看作是朋友间“最可耻的背叛”，于是毅然决然地辞去工作，导致二人友情的最终破裂，用他的话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而西方的朋友观则是以共同的爱好兴趣和自然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友谊，与个人情感无关。因此，昆兰对大同的辞职很是不解也是情理之中的。
（四）在为人处世价值观上的差异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际交往的过程中注重营造一种和谐、融洽的谈话氛围，主张人与人之间的和平共处，尽量避免人际间冲突的发生。而作为传统的礼仪之邦，中国人彼此间交流说话的语言和方式都比较委婉，尽量做到得体，尊重别人。在为人处世方面，要顾及大局，无论什么时候都应该极力维护上司或领导的面子。在大同的理解当中，当自己的儿子同老板昆兰的儿子发生争执的时候，他的“当面教子”完全是为了给足老板的面子，是增进彼此间友谊的一种方式。而西方人则认为无谓的贬损自己是极其愚蠢的行为，与尊重他人毫不相关。在西方人的行为规范里，他们崇尚事实，不喜虚礼，在原则上很少顾及人情，甚至是有些不讲情面。那么，对于中国文化中的“面子观”必然是无法理解了，也就更加无法捕捉到大同潜意识下这种人情世故的微妙之处。因此，当大同辞职时交代当初打孩子是为了给老板昆兰面子的时候，更是让对方极其费解甚至恼怒不已：“什么乱七八糟的中国逻辑？简直不可理喻。”
三、结语
影片《刮痧》以中国传统的民间中医疗法入手，通过一场官司向我们展示了华人许大同一家在美国由于法律制度和社会生活习惯等的种种不同而导致的一系列文化冲突，折射出了中美两国在家庭教育、思维模式、法律人伦道德观和为人处世价值观的巨大差异和强烈的冲突，可谓是为每个身处东西文化冲突中的人刮了一回痧。随着经济全球一体化的逐步发展，世界各国间的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这种文化间的相互差异和碰撞冲突必将越来越激烈。因此，在不同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交际双方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建立起互信就显得尤为重要。差异虽然是无法“刮”去，但却是可以互相包容的。影片中的转机就在于许大同的老板对中国传统文化“刮痧”的体验——去中国城了解中国传统医学文化和亲身体验了一回中国的刮痧之后，极力为其正名，最终得到法官的认可。从而跨越了中、西方文化差异的鸿沟，促成了许大同一家人的最终团圆。另外，主人公之所以“大同”来命名，更是体现了世界各族人民对“世界大同”寄予的无限期待，同时也希望影片中因文化差异引起的官司所导致的家庭悲剧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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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5
关键词：谈判风格；文化理解；差异；解析
中图分类号：G0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285-02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商务活动日益频繁，中国经济与世界的融合越来越密切，中美贸易也成为融合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数额与日俱增。而贸易往来带来的是日益频繁的商务谈判，因此中美之间的商务谈判成为了中美贸易往来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但中美双方在商务谈判中所表现出来的风格却是不同的，这种风格上的差异，究其根源在于各自的文化差异，由于双方的谈判代表来自两种不同文化背景，存在着对文化的不同理解、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因此带来了谈判风格上的差异。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在中美商务谈判中，双方所表现出来的不同风格。
一、中美商务谈判在风格上的主要差异
（一）谈判策略的差异
中美商务谈判中，中方注重“先原则，后细节”的策略，而美方重视细节胜过重视整体；中方代表首先要设定一个最基本的、合同双方都共同遵守的总体性原则。中方谈判者认为总的原则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出发点。先就原则问题达成了一致，才有可能在以后的谈判中解决具体的问题。这种“先谈原则，后谈细节”的谈判策略是中国的谈判方式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安冬风：2006)。美国人不过于相信纯理性的东西。谈判过程中他们重具体胜于整体，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认为自己在某个问题上有主动权，他们就会首先谈判这个问题，他们认为总体原则可有可无，只有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才能使谈判得到进展。
（二）时间观念的差异
美国人的时间观念很强，喜欢速战速决。在美国人看来，时间是一种不可浪费的资源。他们在谈判中连一分钟也舍不得去做无聊的会客和毫无意义的谈话。他们认为：不把时间花在谈生意上就是浪费时间。他们常常强调谈判效率，希望尽快得出结果。正是因为美国人遵守时间、珍惜时间，所以保证了谈判的高效率。而中国人习惯在同一时间内处理多项事情。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人倾向于谈判在没有严格时间限制的状况下进行。中国人愿意把大把的时间都花在联络感情上，有时谈几个小时都不进入主题。因此，中国人的谈判效率是差强人意的。
（三）处事原则的差异
美国是一个法制很健全的国家，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法律解决。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都可以诉诸法律。在商务谈判中，美方谈判成员中经常会有律师。他们更注重合同及法律的作用。他们不太相信人际关系，更相信法律保障的合同契约，注重合同中的利益是否有法律效应及合同是否能有严格执行。而中国人则非常重视人际关系，亲属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都会被广泛的利用，良好的关系是中国人选择商业伙伴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人看来。一旦要用法律来解决问题，就等于关系的决裂，今后都不可能再进行合作了。为了日后双方的发展，精明的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会花很多的时间来加深双方的感情，以求得最终在谈判中获得最有利于自己的合同。
二、中美商务谈判风格差异的文化解析
（一）谈判策略差异的文化解析
1、文化背景差异对谈判策略的影响
谈判策略贯穿于谈判的始终。没有谈判策略，就没有谈判的开展。而谈判者的策略运用是以所属文化背景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含蓄性，就决定了中国人在谈判中会运用含蓄的策略表达自己的意愿。而美国人在谈判中喜欢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对“是”与“非”有明确的、理性的定义，当他们无法接受对方提出的条件时，就明确地告诉对方，从不含糊其辞使对方心存幻想。
2、思维方式差异对谈判策略影响
人类思维的两种基本形式是综合性思维和线性思维(thinking：linearandsystemic)。中国人重视综合性思维方式，倾向于从总体上观察事物的特征，从全局观点进行综合研究。因此，在商务谈判中，中国人更注重设定一个最基本的、合同双方都共同遵守的总体性原则，从整体到局部，由大到小，从笼统到具体，“先谈原则,后谈细节”。而美国人倾向于线性思维方式。注重事物的分析解剖和个体研究。由于受线性思维方式的影响，他们更重视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重具体胜过整体，因此，美国人在商务谈判中非常关注具体细节。他们认为总体原则可有可无，只有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才能使谈判得到进展。
（二）时间观念差异的文化解析
不同文化具有不同的时间利用方式：单一时间利用方式或多种时间利用方式。单一时间利用方式强调“专时专用”和“速度”，美国人在商务谈判中的表现就体现了单一时间利用方式。他们时间观念很强，喜欢速战速决，绝不浪费一分钟去做无聊的会客和毫无意义的谈话。而中国人则表现为多种时间利用方式，强调“一时多用”，习惯在同一时间内处理多项事情。倾向于谈判在没有严格时间限制的状况下进行，谈判中信息反馈
的延期也很正常。
（三）处事原则差异的文化解析
一般来说，西方人重视法律法规，他们认为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而中国人更看重情意，注重的是人伦情谊关系，追求心理上的认同和彼此之间的信任。中国人在商务谈判过程中各种问题的处理，都习惯于依靠人际关系，通过“组织”﹑通过舆论来发挥作用，而不是从法律上考虑。但美国人却相反。在商务谈判中，他们要求按程序办事，更注重合同及法律的作用。而不是依靠人际关系，他们更关注的是合同中的利益是否有法律效应及合同是否能有严格执行。
文化是由人们的显型和隐型的行为组成，是人们群体行为规则的综合体。谈判风格的差异是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要想在中美商务谈判中处于主动，并最终取得谈判的成功，就必须认真研究双方谈判风格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文化渊源。双方代表首先要了解他国文化，善于与自己的文化对比，学会鉴别、了解、接受、尊重对方的文化。中美双方来自于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谈判模式和方法、不同的沟通方式和说服策略、不同的价值观。因此在谈判中，双方都应拚弃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尊重异国文化和传统风俗。根据对方的文化和谈判风格制定和修正自己的谈判策略，增加达成协议的机会；同时也要避免文化接触中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因为刻板印象会使人们不能客观地观察另一文化，失去应有的敏感，不利于跨文化交际的顺利进行，增加谈判难度,甚至无法达成协议,丧失商业机会。总而言之，在中美商务谈判中，我们应了解对方文化，尊重文化差异，学会宽容，并寻求容纳的方式和手段，从而促进中美商务谈判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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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6
关键词：商务谈判；文化差异；影响
1引言
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迅猛发展，国际间的交往与合作越来越紧密。而每一个国家又都存在各自的文化背景，有着各自的文化特色，彼此有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各个国家、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要素使得国际商务谈判更加具有挑战性。正是这些文化差异导致了谈判无法顺利进行甚至在谈判中出现冲突，因此，为了使国际商务谈判更加顺利的进行，就需要谈判者了解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并采取相应的对策消除文化冲突。
2国际商务谈判中的文化差异
2.1语言与肢体语言的差异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由于文化背景不同，相同的语言和动作在不同的国家，就有着不同的含义，甚至是截然相反。因此我们在商务谈判前，就必须全面了解各个国家的文化和习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例如，在日常生活中，中国人见面时经常说“吃了吗？”，“去哪儿？”等等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而西方人对此种打招呼的方式感到茫然、尴尬不快，因为西方人把这样的问候理解为一种盘问，他们认为这是侵犯他们的私生活。再如，在中国和西方国家大笑都是表示友好，赞同，开心，愉快的意思，但是如果一个美国人不小心摔倒了，中国人对他笑的话，美国人会因此感到特别反感，美国人会以为中国人在嘲笑他，但是，中国人这样的行为绝对没有嘲笑的意思，这只是用笑告诉美国人这只是小事一桩，不要放在心上，一笑而过就好了。还有个例子就是阿拉伯人和英国人在谈判时，阿拉伯人认为站的离对方近一点是表示友好，但是英国人习惯于谈判对手保持一定的距离，于是，就出现了阿拉伯人越靠近英国人就越往后挪的情景，谈判结束后，他们会离原来所占的位置越来越远。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日本商人交流是最为礼貌的，他们说话的语气比较平缓；巴西商人的谈判风格相对于其他国家的谈判者的风格较为放肆，而且他们总是不断地打断对手的讲话，因此。我们要了解这些语言与肢体语言上的差异，才能有效的应对日本人的少言寡语，巴西人的过于热情，取得国际商务谈判的成功。
2.2沟通方式差异
每个人的偏好和习惯都会根据文化背景的不同而不同。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使用自己国家的谈判方式进行更加深入的交流和探讨往往会更受谈判者的欢迎，而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文化风格与谈判风格，于是分歧就产生了。例如：美国和德国的表达方式更直截了当，而中国和日本则通常采用更委婉、间接表达方式。中国，日本的谈判者更多的是关注和了解彼此，往往不通过语言手段表达，而美国，德国谈判者倾向于使用更多的语言，他们往往非常明确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用不着拐弯抹角。一方可能以为对方缺乏谈判的诚心；而另一方则可能以为对方太鲁莽或将对方的缄默误认为对其所提条件的认同。因此，我们必须针对不同的国家，采取相应的沟通方式，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
2.3谈判风格差异
东西方因为文化差异较大，在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角度就会存在很大不同，西方文化更加偏向于抽象的思维方式，而东方文化则更加习惯于形象的思维方式。西方人注重一分为二，与中国哲学的统一思想相对立。从以下例子就能看出东西方文化的思维和习惯是不同的，例如，在“yes”和“no”的用法上，日本企业和美国的企业举行商务谈判，在交谈中，每当美方提出一个建议时，日方就点头说：“Yes”，美国人很高兴地认为这次谈判成功了。可是到了签订合同的时候才发现日本代表所指的“yes”只不过是表示礼貌用语的客套话而已。不是“iagreewithyou”的“Yes”。事实是，除了以上两种之外“Yes”这个词的意义是非常丰富的。还有“iunderstandthequestion”的“Yes”和“i'llconsiderit”的“Yes”。“no”的表达方式也很复杂。有些含蓄的人常常不直接说“不”。而用一些委婉的词句表示拒绝。总之，在国际商务谈判中，任何一个谈判人员都必须认识到一点：各个国家的文化都是平等的，没有所谓的优劣势之分。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也形成了不同的谈判风格，因此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些谈判风格给谈判带来的影响，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去改善自己的谈判技巧，这样才能有助于我们顺利的进行商务谈判。
不同的文化背景也使得世界各地的谈判对手的谈判风格截然不同，不同的谈判风格可能会使谈判桌上的气氛发生变化，导致谈判的过程不是那么的顺利。因此，掌握谈判过程，这是作为一名谈判者必备的因素。
2.4思维方式的差异
由于中西方在文化差异上有着很大的不同，所以中西方文化的谈判代表思考问题的角度和思维也不同，因此在谈判桌上出现了很多分歧与矛盾。如中国人非常要“面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有面子，尤其在谈判时，当“体面”和“利益”这二者相冲突时，中国人会选择“面子”；而西方人则跟我们不同，他们更加注重“利益”，在“利益”和“面子”二者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利益”。至于谈判的结果，中国人却更倾向于是否更有“面子”，以至有的西方谈判家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告诫谈判代表在和中国的谈判者谈判时，可以利用这一点来使得谈判更加顺利。
东西方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彼此商务谈判的顺利与否，即便都是西方国家，彼此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如美国人崇尚奋斗和独立行动，性格比较奔放，自信满满，热情洋溢，他们在参与国际事务中，擅长使用各种手段，配合外交谈判，从中取得利益。根据美国人的这种特点，所以，他们对不涉及利益的东西看得极淡，而对威胁自己利益的问题却非常敏感，这也是他们喜欢与直率的谈判对手谈判的原因之一。德国人做事及其严谨，他们从不知道“变通”“通融”，他们常常说“我要看一下记事本”“我得回去查一下”等等。德国人坐地铁时从不用手机上网，而是静静地读一本书；在餐厅吃饭后不用换桌布，因为桌面滴油不沾。综上所述，要想取得商务谈判的成功，有必要了解双方的思维方式的差异。
2.5道德和法律概念的差异
在处理人类行为的监管和纠纷上，东西方有着较大的差异。在中国，伦理道德相对于法律体系而言，在人们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更加倾向于从理论上考虑事情本身的意义，而非选择从法律角度。“理论之上”的观念始终在人们心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于中国人而言，这种观念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因此，中国人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选择通过人“人情”“舆论”来解决问题，哪怕这些问题可以，甚至是应当用法律来解决。相对于中国人的这种“道德至上”，西方人却大相径庭，他们更习惯于用法律来解决纠纷。西方个人和公司普遍都聘用法律顾问和律师，在遇到纠纷时，一般都是由律师出面处理。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西方的文化不断交融，彼此都在相互借鉴，相信用不了太久，彼此的差异就会越来越小，世界就会成为一个大家庭。
结束语
总之，在商务谈判中谈判者需要认识到这一点，世界各地的文化都是平等的，在不同文化环境中，人们会使用各种截然不同的谈判方式来进行谈判。我们必须认识到哪些文化差异影响了谈判，我们必须去了解这些差异，尽量避免用单一的思维模式看待另一种文化的习惯，才能有助于我们在商务谈判上的成功。
在国际商务谈判中，我们若想提高自己的谈判优势，那么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了解我们的对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才能够在谈判中更胜一筹，从而赢得对手。一场成功的商务谈判，需要的不仅仅是谈判者自身的气质，个人魅力以及谈判时的良好状态。而且要了解在各种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下形成的谈判风格，甚至国家与国家间的友好往来的程度，这都将是谈判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由此看来，正确认识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以及冲突，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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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7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否成功实现跨文化交际具有重要的意义。电影《刮痧》是一部集中体现中西文化价值观差异的经典之作。通过从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提出的五大价值取向维度对电影中体现的中西方文化价值的差异进行解读，可以加深中西方的相互理解，从而有助于跨文化交际的成功。
关键词：
跨文化交际；电影《刮痧》；价值取向理论
在当今这个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世界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跨文化交际日益频繁。跨文化交际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到个人前途发展，而且关系到国际关系的和谐发展。然而，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往往会因为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而导致文化冲突。电影《刮痧》以中医传统疗法刮痧为线索，讲述了一个华人家庭在美国由于中西文化冲突而陷入种种困境，最后又因为文化上的交流和理解而冲出困境的故事。电影中的主人公陷入困境和冲出困境的关键点在于是否能够理解文化冲突背后的文化价值观的差异。本文旨在从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提出的五大文化价值观取向维度浅析电影《刮痧》所反映出的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一、克拉克洪和斯多特贝克的价值取向理论
二战后，美国人类学家佛萝伦丝•克拉克洪与弗雷德•斯多特贝克在哈佛大学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支持下对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五个不同的文化社区展开一项大规模的研究。1961年，克拉克洪根据该项目的研究成果在《价值取向的变奏》一书中正式提出了价值取向理论。价值取向是指“复杂但确定的模式化原则，与解决普通的人类问题相联系，对人类行为和思想起着指示与导向作用”[1]。该理论认为，任何社会和个体都会面临五大维度上的价值取向，即人性取向、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人与人的关系取向、时间取向和活动取向。但是每个社会和个体在这五大维度上价值取向的偏好有所不同。因此，各个维度上的不同价值取向构成了文化价值观的差异。五大维度上的不同价值取向可以总结如下：1.人性取向：人性本恶（evil）、人性本善（Good）或善恶兼而有之（mixed）；2.时间取向：过去（past），现在（present）或将来（Future）；3.人与自然的关系取向：服从自然（Submissive）、征服自然（mastery）、或与自然和谐共处（Harmonious）；4.人与人取向：个体主义的（individualistic）、附属的（Collateral）或等级的（Hierarchical）；5.人类活动取向：存在（being）、成为（being-in-becoming）或做（doing）。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和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在以上五大维度的价值取向上都有所不同。电影《刮痧》中的诸多情节都体现了中西方在五大价值取向维度上的差异。
二、电影中反映的中西方在五大价值取向维度上的差异
电影《刮痧》是中国内地著名导演郑晓龙的代表作之一。影片的主人公徐大同在美奋斗八年之后事业有成家庭美满。他将北京的老父亲接到美国同住。一天，五岁的儿子丹尼斯闹肚子，他的爷爷用了中国代际相传的传统中医疗法刮痧给丹尼斯治病。美国医院的医护人员偶然发现了丹尼斯背后的痧印而怀疑其父母有虐待孩子的嫌疑。面对着对刮痧一无所知的美国律师和法官，许大同有口难辩。法庭宣布剥夺了他对儿子的监护权，美满家庭瞬间变得支离破碎。最后，许大同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亲自到唐人街体验了一次刮痧疗法，才最终促使种种冲突化解，大同一家重新团聚。这个华人家庭在美国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因刮痧事件而最终爆发并显现出来。影片中展现出的文化冲突从本质上而言可以用克拉克洪的价值取向理论予以解析。
（一）人性价值取向
西方的法治思想和中方的德治（人治）精神上的文化冲突可以在影片中略窥一斑。在决定是否剥夺许大同对儿子监护权的重要法庭上，大同慷慨陈词动情演说，法官都几乎为之动容。但是，一旦出现不利于大同的重要证据时，法官最终还是以证据为依据做出裁决。然而许大同却在聘请律师时毫无犹豫地选择了自己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作为自己的辩护律师。虽然昆兰的法律专业领域和他的案子并不契合，但是他依然执意做出了这样的选择。因为他相信自己的好友出于情面一定会坚定地站在自己这一边。然而，昆兰却因为坚守事实而无意间做出了对大同不利的证词。这些细节都反映出西方偏重法理的法治思想和中方偏重人情的德治（人治）精神。而西方的法治思想和中方的人治精神的根源在于中西方不同的人性价值取向。性恶论的主流思想是西方法治思想的思想基础而性善论的主导观念则是我国德治（人治）精神的思想源泉[2]。西方系统法治理论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达到完美境界时，是最优秀的动物，然而一旦离开了法律和正义，他就是最恶劣的动物”[3]。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说：“一般而言，人都是忘恩负义、诈伪轻浮、怯懦、贪婪的。当你成功时，他的一切都属于你，他的血肉、他们的财产、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子孙，一切都贡献给你。但是，一旦遇到紧急情况，他们就倒戈相向，落井下石”[4]。与之相反的是，中国作为儒家文化圈的代表是性善论的信仰者。民间通俗文化第一文本《三字经》的首句训言便是“人之初，性本善”。儒家文化也认为人人皆可成尧舜[5]，人自身具有自我觉悟、自我行善的可能性，人的行为可以通过教化与感化矫正。这种乐观性的人性论价值取向，使中方文化重视劝善激励机制而疏于防恶约束机制，重视德治（人治）而甚于法治[6]。影片中大同在法庭上的动情陈词和重视情面都体现出他倾向于通过以德感人而不是以理服人来赢得官司。然而，他对中西方在人性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认识不清致使他败诉并陷入困境。
（二）时间价值取向
霍尔认为美国社会是“将来型”时间观念占主导的社会[7]。“将来型”取向的社会认为变化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过去的是很容易过时的，很容易被抛弃的[1]。在影片中，美国人对“美国梦”的追求就体现了他们“将来型”的时间观念。与之相反，中国则倾向于“过去型”的时间观念。“过去型”的社会重视传统文化，重视年龄和经验，崇拜祖先，喜欢引经据典，喜欢依据过往的经验指导当前的事情[1]。影片中的爷爷集中体现了中方“过去型”的时间价值取向。爷爷喜欢引经据典，运用古语来教育自己的儿孙。例如，“当面教子，背后教妻”“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不成材”等。同时，爷爷用中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传统中医疗法给孙子治病，也体现了“过去型”的时间观念。
（三）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
在电影中，中医传统医疗方法“刮痧”是将矛盾推向高潮的导火索，也集中体现了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许大同在法庭上试图向美国的法官和庭审人员解释刮痧：“刮痧是一种传统的医疗手段，可以治疗各种疾病。几千年来中医认为人有七经八脉，就像无数小溪流向江河，江河又奔向大海。人的身体就像非常复杂但看不见的生命网络，如同计算机网络一样。人的气发自丹田又回到丹田，也是同样的道理。”对面这一番关于“气”和“经”的陈辞，美国法官和庭审人员无一不感到困惑，直呼“请用我们能听得懂的语言来解释”。但事实上，中医是很难用从西医的角度解释清楚的，因为中西医代表着中西方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文化赖以生成的理论基础[8]。“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的产物；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要服从普遍规律；人生的理想状态是天人调谐[9]。中医治疗和养生的理念强调顺乎自然界的阴阳变化以护养调摄，顺应自然的规律，追求人体生命与自然万物整体和谐的状态[8]。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文化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取向。而与之相反，西医则体现了西方人征服和控制自然世界的基本价值观念。《圣经•创世记》中记载,上帝说：“我要照我的形象，按着我的样式造人，叫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爬虫牲畜。”人被看作是万物的主人，可以用理性和意志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在西方人的世界观里，人类是世界的中心[10]。人和自然是分离的，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西医在治病时主要以人作为研究对象，着眼于人体各个部分的病变，并不是从人与自然的整体统一性的思维去寻求治病的方法。电影中的美国法官和庭审人员由于无法理解这种基于“天人合一”的思想而建立的中医文化而导致跨文化沟通的失败。
（四）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
影片中，许大同和美国律师对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中的经典人物的不同解读反映了中西方在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在大同的眼中，“孙悟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英雄，是个善良有正义感的英雄，代表着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然而在美国反方律师则对孙悟空这只“猴子”的道德和价值观表示怀疑：“这只猴子受托管理九千年一熟的桃园，却把桃园占为己有。当别人制止他时，他竟然毁坏了全部的桃树。一个神仙炼出了长生不老药丸。孙悟空不但吃光了全部的药丸，还掀翻了炼丹炉，砸烂了别人的车间。这么一只顽劣粗鲁的中国猴子，却被当成道德与价值的榜样！”在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中国人倾向于附属性取向，注重集体意识，认为当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应当牺牲自己的利益来保全群体的利益[1]。在中国民间文化中，孙悟空大闹天宫，代表着百姓对强权的集体反抗意识；西天取经路上，孙悟空不顾自身安危降妖除魔，力保取经团体能顺利完成任务，是机智和勇敢的化身。对孙悟空的推崇和赞扬与中国文化中集体主义的价值取向一脉相承。而美国人在处理人与人关系的价值取向上则倾向于个人主义的取向，认为个人是独一无二的独立个体，个人的目标与目的优于群体的目标与目的[1]。个人的财产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这一种价值取向的影响之下，美国律师对西游记中描写的孙悟空肆意毁坏他人私人物品的做法感到难以理解和容忍。他刻意把西游记的这一段描写摘录出来在法庭上宣读，说明这些细节是容易引起美国人共鸣的地方。大同看到自己崇拜的英雄被他人解读成一个粗鲁暴力的形象，顿时在法庭上怒不可遏。这样的表现正好印证了反方怀疑其有虐童的嫌疑。如果大同能够理解中西方对孙悟空的不同解读，认识到这背后潜藏的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许就能更加理智地做出反应。
（五）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
在电影《刮痧》的片头中，许大同获得了电子游戏设计新星奖。他在颁奖台上作出感言：“八年前，我作为一个移民，站在街头卖画为生。但我相信，只要我努力，就会成为一个真正成功的美国人。这个奖杯证明了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地方，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这就是我的美国梦。”与事业成功家庭美满的大同相对比的是，影片中爷爷的老友老霍在美国待了十多年，依旧打着零工。这两个人物形象都是中国人，但却代表了中西方在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上的差异。美国是社会一个强调“做”的社会，人们必须不断地做事，不断地处在动之中才有意义，才创造价值。美国人工作勤奋，并希望因为自己的成就而获得晋升、加薪以及其他方式的认可[1]。大同对美国梦的信仰表明他对西方文化在人的活动的价值取向上的认同和接纳。而中国文化则倾向于“存在”取向，提倡“以静制动”“无为而治”“以不变应万变”。老霍没有拼命工作的意愿而是将自己的业余时间在上娱乐消遣，便是中国文化在人的活动的上倾向于“存在”取向的表现。
三、结语
电影《刮痧》这部电影反映了中西方文化在五大维度上的价值观差异。正是这些价值观上的分野导致了电影中的人物陷入文化冲突的困境。然而，故事的结局却说明了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冲突并非不可化解。在影片的结尾，大同的上司兼好友昆兰亲自到唐人街体验了一次刮痧疗法，才令他真正开始理解中方文化，将大同一家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在跨文化交际的过程中并不要求某一方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和价值观，只是要求在交际中尽量理解对方，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方面尽可能一致。如果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能够真正做到相互理解，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的种种文化冲突便可以化解[11]。在影片的最后，大同扮成西方圣诞老人的模样顺着水管爬进自己的家中而一家团聚的画面表达了对跨文化交际中达到相互理解状态的愿望。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世界，来自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圈的人都能够积极克服跨文化交际中的偏见并努力相互理解，“和而不同”的“大同”世界才会实现。
作者：王兰芳钟玲单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注释：
[2]黄治东：《西方法治思想与法治制度的人性论基础探析》，前沿，2007年，第12期，第36-38页。
[3]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71页。
[4]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6页。
[5]北京四海儿童经典导读：《孟子》（上下），北京：人民文学，2005年版。
[6]肖群忠：《论中国传统人性论思想的特点与影响》，齐鲁学刊，2007年，第03期，第38-42页。
[8]尹冬青，李俊：《“天人合一”思想在中医养生文化中的积极影响》，医学与社会，2009年，第03期，第18-20页。
[9]张岱年：《文化与哲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8
摘要：在不同的辩证法解读范式中，差异性因素有着不同的命运。古希腊哲学的辩证思维中就出现了对待差异性的两种不同态度，并对整个西方哲学影响深远。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为精神辩证法的建立准备了重要条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形而上学辩证法在精神性的扬弃运动中，最终泯灭了差异性因素。辩证唯物主义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法实现了个体差异性与历史运动性的有机统一。
关键词：辩证法；差异性；实践
中图分类号：B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605（2008）10-0049-04
在辩证法中，一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理“一般、普遍/个别、特殊”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如何处理辩证法中的差异性、个别性因素的问题。在西方传统的总体性哲学中，个别性的因素往往最终被总体性所统摄或同化。在这样的辩证法解读范式中，辩证法往往成了一个空洞的、强制的框架，一个消融一切个别性的洪流，一个万能的框架，最终丧失了它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成了附庸风雅的工具――“变戏法”。
一、古希腊时期辩证思维中的差异性因素
在古希腊哲学中，辩证思维就已经出现了，并且在不同的学派那里是有区别的。总体上来说，古希腊的辩证思维可以分为两个类型：第一，辩证思维与本体论的自发结合；第二，辩证法仅仅是一种方法，仅限于工具性的运用，无缘于哲学的最高理想。
辩证思维的第一种形式产生于伊奥尼亚学派的宇宙观念中，并且在阿那克萨哥拉、恩培多克勒、德谟克利特那里得到了相当的发展。这是一种描述经验世界的矛盾性及其运动的理论尝试。这种朴素的辩证法的特点，用列宁的话来总结就是：“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不但现象是短暂的、运动的、流逝的、只是被假定的界限所划分的，而且事物的本质也是如此。”［1］
在这种自然的辩证思维中，世界的本体被认为是运动变化的，矛盾的思想得到了正面的承认。这是自然辩证法的最初理论形态。然而，在这种形态中，整个世界的有规律的运动代替了永恒的神意，整个世界成了一团“活火”：“这个世界，对于一切存在物都是一样的，它不是任何神所创造的，也不是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未来永远是一团永恒的活火，在一定的分寸上燃烧，在一定的分寸上熄灭……一切转化为火，火又转化为一切。”［2］在这种朴素的辩证思维中，个别性、差异性因素最终都服从了绝对的运动，为永恒的有规律的运动所融化和消解。
辩证思维的第二种形式主要体现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中。在他们那里，辩证法成为一种在对方的言谈之中找出矛盾，以此来对方观点的“辩论之术”。在这种辩论之术的辩证法雏形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对差异性，即对对方观点中的个别性因素的重视，然后通过类比、转换，揭示这种个别性因素所陷入的矛盾，从而对方概括性的观点。然而，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辩证法中，辩证法本身只是工具性的，是用来对方的论点的，辩证法无缘哲学的最高理想。作为柏拉图哲学的理念，仍然要遵守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则，不能存在矛盾，亦即不能允许差异性因素的存在。
在这种原始的辩证思维中，就已经出现了如何处理个别性、差异性因素与总体性因素的关系问题，并且也已经出现了对矛盾的两种不同倾向：肯定的和否定的。在近代以前的西方哲学史中，辩证思维和形式逻辑思维一直是水火不容的，直到西方近代认识论的转向，才为辩证思维的最终确立准备了条件。
二、西方哲学史认识论转向中差异性因素的失落
在西方哲学史中，亚里士多德开创的形式逻辑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追求非此即彼的判断，对矛盾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在近代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转向中，有两个因素对辩证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命题的提出。这直接启发了康德，成为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推动了辩证法的发展。“我思故我在”的命题，开创了一个新的哲学传统，那就是在思维中寻找“客观性”，在思维中寻找“本源”。“我”的本质被规定为“思维”，在这样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思维作为精神实体，成了认识的主体。
笛卡尔的“我思”，在康德哲学中变成了“纯粹统觉”，变成了知性中先验的同一性因素。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先验的自我仍然是不够的，因为这是知性范围内的自我，知性因素仍然不能达到纯粹的客观性，仍然是一种主观性。在绝对唯心主义辩证理性的模式下，自我最终变成了“自我意识”，最终升华为“客观思想”［3］68。这样，客观性被归属到了思想的领域，现实世界中的差异性因素反而被认为是主观的。
“自我”的这种定位，对辩证法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首先，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下，整个世界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运动，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最终在黑格尔的辩证哲学中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这对辩证法内容的丰富和结构的成熟起了重要的作用；其次，这种把客观性归结于思维的做法，使得辩证法虽然能够关注现实，但是现实性因素作为差异性因素，在这种辩证法体系中只是处于不断被扬弃的位置，最终还是要服从精神的抽象同一性统治。
第二，对矛盾普遍性的最终确认。在康德哲学中，“辩证法”并不是一个光辉的字眼，辩证法意味着承认矛盾，而矛盾在康德看来则是不应该存在的，它是错误地运用理性的结果。康德认为，理性只能运用于经验的表象之内，只能按照知性（形式逻辑）的方式加以运用。如果理性超出经验的界限，去思考绝对的主体，如灵魂、上帝、自在之物，就会陷入二律背反，换言之，就会陷入矛盾。为此，康德把理性的理论运用限制在经验的范围之内。而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却承认普遍的道德律，但是这不是通过理性推出的，而是通过信仰来把握的。
黑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康德对矛盾的发现，另一方面又批判了康德哲学对待矛盾的态度。黑格尔不仅承认矛盾，而且把矛盾普遍化了，他认为矛盾就是事物（精神事物）发展的动力。这样，在辩证法中，概念或事物内部的矛盾就成了辩证法扬弃运动的原因和动力。黑格尔的辩证哲学改变了形式逻辑思维传统对矛盾的看法，建立起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辩证逻辑的思维方式。在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中，黑格尔以辩证法为主线，把本体论、认识论和逻辑结合为一体。他用思辨概念表达同一性的本原，把辩证运动表现为绝对精神自我展现的整体过程，力图形成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逻辑。然而，这种辩证法的解读模式存在着一个先天的缺陷：由于精神是世界的本原，那么，作为精神本原的外化――外部世界――最终将被统一到精神中去。
三、形而上学辩证法对差异性因素的“扬弃”
形而上学辩证法主要是以黑格尔辩证法为代表的。在黑格尔辩证法哲学的圆圈运动中，终点最终又回到了起点。在这一过程中，差异性的因素最终被泯灭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黑格尔对“客观性”的理解。黑格尔对“客观性”最简单的定义就是：自己依赖自己。黑格尔的这个定义是以有限和无限的区分为基础的。在黑格尔看来，有限这一类的概念是不能被称作“客观”的。经验事物是有限的，“从形式方面来说，有限是指这样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有终结，这种东西是存在的，但在与自己的他物联系起来，从而受到自己的他物的限制时，就不再存在了。所以，有限东西存在于它与它的他物的关系中，这个他物是它的否定，并且把自身表现为它的界限。”［3］83
与此相反，“无限”恰好满足了黑格尔对“客观性”的要求：思维“存在于其自身，与其自身相关，以其自身为对象……对象……是一个他物，一个否定我的东西……纯粹的思维在自身决没有任何局限”［3］83。于是，黑格尔把寻找客观性的途径从外部事物转向了思维自身。
在黑格尔看来，“思维”具有客观性，是客观的思想。在这里，黑格尔以抽象化了的主体的绝对客观性同化了客体的客观性：“反思导致事物中的普遍东西，但这普遍东西本身是概念的一个环节。说知性和理性存在于世界中，这与客观思想这个词汇的含义是相同的。”［3］68因此，在有限与无限的区分上，辩证法中的差异性因素就已经丧失了“客观性”。
第二，黑格尔对“现实”概念的理解。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凡是合理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理的。”［3］36因为这句话，黑格尔被不少人所批评，然而，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这句话却是顺理成章的。按照黑格尔的逻辑，“现实的”并不是意味着“现存的”，而是意味着必然性：“特定存在一般来说部分地是现象，而只有一部分是现实……偶然的现实存在也不配享有现实东西的美名。”［3］83
在黑格尔看来，现实概念是必然性的概念。“合理的”意味着合乎“最高理性”的，合乎真理的，也就是合乎绝对精神的。因此，这一句话，在黑格尔看来无疑是绝对正确的，因为它就是一个同义反复：“凡是合乎理性（绝对精神）的东西都是必然的，凡是必然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绝对精神）的。”于是，在现实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上，辩证法中的差异性因素也丧失了立足之地。
第三，虽然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了认识论和本体论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统一，但是这种统一的途径――“扬弃”运动――最终是一种“同一”的逻辑，而不是“统一”的逻辑。在这个“客观思想”的基础上，辩证法试图把整个世界的运动发展包含进来。经验性的内容在黑格尔的辩证法中表面上是被肯定性地扬弃了，但是在最终归属问题上，其实还是被精神“同一”化了：“精神能够从一切外在东西和它自己的外在性、它的定在本身抽象出来，它能够忍受对其个体的直接性的否定，忍受无限的痛苦，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否定中肯定地保持自己。”［4］最终，精神性因素成了惟一的幸存者。
这样，黑格尔的的辩证法哲学成为一种“绝对唯心主义”。一方面，西方哲学史中的辩证思维在黑格尔哲学中实现了体系化；另一方面，辩证法中的差异性因素却最终被精神所“同一”化了。同时，这也与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时代精神所不符：特别是在现代社会，在强调个人权利，在人本主义思潮盛行的社会中，如何才能保证个体被尊重？这才是最根本的时代原因。
总之，在西方传统哲学中，辩证法始终面临着一个理论困境，那就是：如何保证辩证法的革命性、批判性不被体系的强制性所统摄、同化？如何在遵守“规律”的同时发挥个体的能动性，如何做到自由和规律的奴隶这双重身份之间的协调？
四、唯物辩证法对差异性的新解读
实践作为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它包括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这一双向过程。正是这种对象性的活动，这种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过程，以人自身的活动为中介，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5］，才使得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得以和动物区别开来，并有可能达到自觉的统一。只有在这种现实的实践活动中，才能合理地解释和解决辩证法中的差异性因素。总之，在现实的、历史的实践活动中，辩证法中的差异性因素找到了合理的存在形态：
第一，差异性因素在人化自然或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物中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人“周围的感性世界绝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6］48。同样，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指出：“一切产业部门所处理的对象都是原料，即已被劳动滤过的劳动对象，本身已经是劳动的产品”，即使“动物和植物通常被看作是自然的产物，实际上……也是经过许多世代、在人的控制下、借助人的劳动不断发生变化的产物”［7］。在此，差异性因素进入了人类历史，具备了社会的形态，成了历史的存在物、人类实践的产物。
第二，差异性因素在历史发展的过程及其实现主体中得到了承认――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实践活动。“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就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定的具体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6］49，人肉体的存在首先依赖于个人的衣、食、住等基本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简言之，物质生活的生产才是解释人类历史的基本出发点。
现实的个人的需要引起了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活的再生产，而满足这些需要的对象是从自然界攫取的，因而，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是由于“现实的个人”的需要引起的。满足这种需要所进行的活动就是物质生活的再生产，因此，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最终还需要“现实的个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来解决。“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也就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现实的个人”的需要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高级的。于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也就随之越来越深化，相应地，无论是广度上还是深度上，解决这一矛盾的物质生产实践的水平也越来越高，由此，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辩证法一方面真正地进入了人类社会发展领域，把握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辩证法中的差异性因素在这种真实的社会历史发展及其主体中，得到了全面真实的实现。
第三，在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中，差异性因素被作为最高理想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人的自由个性及其对资本主义压迫性社会关系的斗争。
马克思认为，人类实践的社会宏观表现形式――分工，即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是自发产生的。受分工制约，因分工而联合起来的个人之间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性的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及其与之相伴随的生产关系把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使得个人作为整个社会化大生产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参与社会生活。
这种社会力量驱使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由于维持这种社会化生产的必要，每一个现实的个人都被限定在社会生产的某一个特定的领域内，于是，每个人就有了自己的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正如马克思所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现实的个人在社会生产中联合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他们的、不受他们控制的、甚至与他们愿望背道而驰的并与他们相反对的物质力量，“这是过去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6］85。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在改变现实社会实践关系的基础上打破现实的社会关系的束缚，实现人的自由个性和全面发展。
总之，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辩证法的差异性因素才能得到真正的尊重，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和保留，才能被赋予合理的历史发展形态，并在宏观的社会历史实践中得到体现。只有在实践的辩证法解读范式中，差异性因素才能具备社会历史性并在实践的基础上以发展的姿态贯穿始终。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78.
［2］北京大学哲学系.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21.
［3］黑格尔.逻辑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4］黑格尔.精神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20.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7-208.
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9
关键词：自然法学；分析法学；共同理性；比较；求同
一 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水火不相容”?
西方自然法学派和分析法学派长期以来都处于论战状态，它们对法律的概念、法理学的范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等一系列法学核心问题的看法迥然不同。国内法学界对它们的比较研究重点也偏于突出二者间的差异和分歧——更准确地说，强调二者的“不同之处”，即“辨异”成为国内法学界相关研究的基本视角。如张文显教授在《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一书中对此二者的相关阐释就是“辨异”研究的“产物”：首先，张教授分别阐述了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的不同征貌。他指出“理性主义”、“个人主义”、“激进主义”、“分权主义”和“社会契约论”等是自然法学的显著特征；接着作者认同哈特的归纳，认为重视对法律概念进行语言分析、主张法律命令说、坚持法律应与道德相分离及视法律制度为封闭的逻辑体系是分析法学的主要特点。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法与道德有无必然联系是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长期争论不休的焦点问题，“实际存在的法和应当存在的法的分离……是辨析实证主义法学和自然法学的基本标准”。然而，与这种细致的“辨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对于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的共同或相通之处，张著却几乎只字不提。而吕世伦教授在对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进行“辨异”研究时则提及了它们之间的某些共通之处，他在《法理的积淀和变迁》一书中写道：“古典自然法学的主张，在先进国家中已被吸收到实证法律里面”，“其追求的理想(人权、民主、自由、平等)都包含在现行实证法律之中”。然而，通观全书，此二学派的相同之处并未真正成为吕文有关比较的重点——虽然一本以“法理的积淀和变迁”命名的著作本应对此二流派间的“同”进行重点论述，因为“法理的积淀”必定是法学流变中的不变之处，而这种“不变”只有通过梳理不同法学理论、法学流派间的共同点、共通性才能体现出来，对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价值理念上的一致性的简单提及只是作者“辨异”研究的点缀之笔。
应该说，以“辨异”为视角对自然法学、分析法学的比较研究在国内法学界随处可见。这些论述要么和《法理的积淀和变迁》的处理方式一样，在重点“辨异”的同时简单地提及二者间的某种相同之处；要么与《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的思路相似，在强调二者差异和分歧时避而不谈其间的相似点。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中的有关比较属于前一种情形。在书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话：“从‘恶法非法’与‘恶法亦法’这两个命题的对立性来看，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的理论可以说是截然对立的，仍然可以看到，分析法学自然法学划分良法与恶法的标准都是道德标准”——对于这种共同的道德标准到底是什么，书中未再加以说明；而分析二者的“截然对立”却占了此书的好几页篇幅。由此可见，分析二者共同的道德标准——即在二者间“求同”并非是此书探讨的论题，而“辨异”才是它所秉持的基本视角。同样，葛洪义教授在《法理学导论》一书中虽然指出自然法学的“价值判断”和分析法学的“实证判断”“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互补的”，但是，对于二者为什么是统一的，又如何统一，书中并未作出说明。葛著详细说明的是二者“在思维结构、研究倾向、认识范畴上确有重大区别”。比较而言，后一种情形在国内更为常见。如刘星教授的《法律是什么》、张恒山先生的《法理要论》、何勤华教授的《西方法学史》等书的有关论述就和《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一书的思路一样，只分析自然法学分析法学的不同之处，对二者相同之处却绝口不提。长期以来，这种“辨异”研究的“一枝独秀”使国内法学界对此二流派间的关系形成这样一些认识：“实证法学的突出特点是对自然法的否定”；“一般法学都排斥自然法学”；“对自然法的抛弃和以‘实证’路径为代表的研究法律的新路径的开辟，标志着启蒙时代的终结和近代法律学说的兴起”……这些认识都强调二者间“针尖麦芒”式的分歧。笔者认为，这些认识在一定范围内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在过于浓厚的“辨异”语境中，这些认识容易被夸大成为有关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之关系的唯一判断。
也就是说，国内法学只重“辨异”、忽视“求同”，或只“辨异”不“求同，这种畸轻畸重的法学比较研究现状造成了这样一种误导性印象：西方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完全是水火不相容的。这种认识的泛滥导致有学者甚至认为：西方法哲学从自然法学到分析法学的“近现代转向……造成了西方法哲学史的‘断裂”’。这种判断显然是偏颇的。事实上，在充满歧见、显而易见的概念命题之争的背后，自然法学与分析法学在为数不少的重要问题上存在着广泛而深刻的一致性，如在思维方式、对人性的理解、对法律的目的和法学的意义的认识等方面都是大同小异的。就其思维方式而言，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都根源并皈依于西方文化顶礼膜拜的理性精神。在“理性”发展的逻辑链条中，它们形成为前后承继的不同发展阶段。再者，它们都认为人性在普遍的意义上具有自私自利性，为满足个人的私欲人们随时都可能兵戈相向；同时又都承认人性中也存在着有限利他的一面，相信凭藉理性的力量人类能够谋求和实现秩序与和平。此外，它们都把实现人类普遍的民主、平等、自由、安全等基本人权视之为法律制度的终极目的及各自法学研究的逻辑起点……由此一视角——即辨析二者的相同之处的“求同”视角观之，西方法学由自然法学到分析法学的转向，与其说是体现了二者间的分歧与对立、一种“决绝式”的“断裂”，毋宁说是西方法哲学内在的同一连续性逻辑发展使然。
由于篇幅所限，后文拟着重探讨自然法学和分析法学在法律基本精神、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共通点和承续性，并以此为契机对国内法学比较研究的视角问题作出反思与批判。
中西方法律思维的差异篇10
关键词：英语语法教学语言文化思维模式
一、引言
文化与语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社会与文化对语言来说，不仅是一个存在环境的问题，还渗透到了语言形成与发展的各个方面。现在许多研究表明，语言的状态并不都是无意识的“约定俗成”的产物，在它的背后，蕴藏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因子。语法是语言中的抽象部分，它是语言单位的组合规则。那么，像语法这样抽象的、以结构规则为表现形式的语言成分，是否也会受到文化的影响呢？答案是肯定的。语言是人们在改造自然、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人们对自然事物及事物与事物之间关系的认识结果。因此，作为语言内部规律的语法与人类认知活动的主观逻辑有着极自然的内在关系。由此看来，语法的人文性所关联的主要是民族文化中思维、观念层面的内容。
因此，语言、语法与文化、思维有着密切的关系。然而长期以来，受结构主义语言观的影响，语法教学往往只注重语言形式的教授，而没有把文化教学与语言教学结合起来。一方面，导致语法课堂枯燥乏味，另一方面，学生纵然掌握语法知识，却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对英语语法产生根本性的认识。目的语语法文化的缺失，往往导致母语文化的负迁移。因此，本文认为，在语法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文化的导入。本文将以句法为例，阐述文化与思维方式差异在汉英语法中的体现。旨在使学生在深刻理解两种文化差异及思维差异的基础上，更有效的掌握语法知识，从而切实提高语法能力。
二、中西文化及思维综述
文化学界的研究表明，中西方文化是两种有着鲜明差异的不同文化体系。它们最根本的差异表现在对世界万事万物的基本观上。西方文化持有的是“天人相分”的宇宙观。“将世界看成是由众多各自独立的物体机械结合而成的，每个物体全都具有自己的刚性界线，可以脱离整体和其他物体而独立存在。而这种由万事万物机械结合而成的宇宙，又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上下有序，由价值高下分明的不同层次所组成。”因此西方哲学崇尚个体思维，主张人物分离，并认为整体只有在个体对立中才能存在。西方思维则表现出注重抽象，富有分析性和逻辑性的特征。人们的认知活动重分析和细节，重形式论证。这些文化、思维特点体现在语言上就构成了英语的最大特点：形合――即讲究语言外在形式的结构协调：英语的词汇有严格的形态变化，在句子当中强调人称、数、格等的一致。往往用关联词语表明句子成分之间的语法关系和语义逻辑。因而英语语法具有外显性的特点，语言严谨、清晰，富有逻辑性。
而汉民族文化持有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国‘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将世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将所有的现象变化看成是这个唯一世界的整体状态变化，而不是将之视为各个单独事物的各自变化，且不相信世界中存在着绝对必然的秩序和规律。”在这一宇宙观的指导下，中国人的哲学强调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注重物我交融、和谐，所以中国文化求全、求圆满、求和谐、求对称平衡，重个人感受和心领神会，重心理时空和时间顺序。这种思维和认知的特点体现在语言中就形成了汉语的“意合”。人们通常都用“意合语法”来概况汉语语法的特点。所谓“意合语法”就是指汉语语法的结构规律主要靠语义的关联而不是语法形式的体现。汉语语法的基本单位具有缺乏形态，充满灵活性的特点。在搭配组合成句时，则体现出来的大都是语义规则而非语法形式规则。词语之间的关系常在不言中，语法意义和逻辑联系常隐含在字里行间，因此语言简约和模糊，从而导致了汉语语法的隐含性。
三、民族文化与思维对汉英语言句法结构的影响
语言学家王力曾说过：“就句子的结构而论，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英语是以形合为主的语言，比较注重句子当中各个部分的逻辑关联，句子结构严谨。通常来说，主语与谓语形成全局的主轴线，如有宾语与补语成分，可在主线上延伸。而定语与状语成分则形成分支线，并通过关联词语与主轴线衔接。而汉语是意合语言，缺乏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人们对语义的理解往往全凭语境及语感完成。也正因为如此，中国学生往往会受到母语思维的影响，不注重句与句的衔接、照应，写出一些无关联的句子。例如“这行李太重，我搬不动”，学生常错误地翻译为“theluggageistooheavy，andican’tcarryit.”地道的表达应该是“theluggageistooheavyformetocarry.”又如，下面一个例句，是美剧《老友记》中的一段台词：
igotreallyhotinmypants，soitookthemoff.Buttheymusthaveshrunkfromthesweat，ormylegsexpandedfromtheheat.ican’tgetthembackon！
这一段内容总体上是在叙述一件事情，即“因为裤子热”“就把它脱了”，“结果却穿不回去了”，用“so”和“but”做连接词表明了句子之间的因果关系、转折关系。然后用了两个“from”说明裤子“穿不回去”的可能原因。不但句子成分齐全，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也交代的非常清楚。与此相反，汉语的句子结构在形式上则要随意的多，经常借用前面的语义将句子的某个成分进行缺省。以下是电影《没完没了》中的一段台词：“让警察逮着是小事，你要是在我手里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死罪。”如果加上缺省的句子成分以及各个成分之间的逻辑关系，以上句子的完整表述应该是：“（我）让警察逮着是小事，（但）你要是在我手里有个三长两短，我可是（要被判）死罪。”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汉语表达意义要靠“意合”、而理解则靠“意会”“默契”。而英语往往受严格的规则制约，句法很少为语义让步，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在语法统辖之下，句子才能通顺，表意才能精确无误。因此，想弄懂英语句子的意义，则必须先搞清楚它的句法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在英汉互译时，存在着“人治和法治”，“主观和客观”及“意合和形合”的相互转化的过程。
四、结语
以上分析表明，语法与文化、思维之间确实有着表里对应的关系。如果在语法教学中，教师在教授语法规则的同时，能向学生传输汉英文化思维差异方面的知识，进行汉英语法的对比教学，那么此举不仅能改善语法课枯燥乏味的现状，更能增强学生的文化意识，从而避免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受母语思维的影响，全面提升语法能力。
参考文献：
[1]陈安定.英汉比较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8.275.
[2]王力.中国语法理论[a].王力文集：第1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