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辩证法篇1
关键词：健康心理学；自然观；科学技术；研究方法
文章编号：978-7-5369-4434-3（2012）03-221-03
自然辩证法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一般方法进行哲学概括的学科（刘大椿，2008)，反映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交叉与综合，包括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科学技术方法论。任何一个学科的形成与发展都遵循自然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健康心理学也不例外。健康心理学是研究认知、情感、意志以及个性等心理活动和心理社会压力与生理健康、亚健康和疾病的因果关系的理论体系（李虹，2007)。作为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健康心理学的目标在于保持并促进健康水平，预防并治疗疾病，鉴别病因以及健康与疾病之间的相互关联，分析并改善医疗保障体系和健康政策。从自然辩证法角度分析健康心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有助于认识健康心理学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规律，探究心理因素如何使人们保持健康、使人们生病以及应对疾病，提高人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实践活动的质量与效率，从而达到最佳健康水平。
一、健康心理学的自然观
（一）系统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自然界物质普遍联系的基本形式是系统，物质系统是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基本的、普遍的存在方式。第一，健康心理学认为，健康系统具有整体性，健康心理学领域疾病与健康被看成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两者有重叠和交叉、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第二，在健康心理学看来，健康系统是不断变化的实体，其组成部分通过交换能量、物质和信息而保持着相互联系。第三，开放性。健康心理学汲取了心理学、医学、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流行病学等诸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因而，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整体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特征都是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自然观的具体表现。
（二）演进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演进自然观指明，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是按其内在的固有规律运动、演化、发展和灭亡。人类对健康的理解经历了生物医学模式，身心医学模式，到生物-心理-社会模式。健康观的演变影响了现代心身医学、行为医学、医学心理学理论的发展与变化，为健康心理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健康心理学学科独立的标志是1978年美国心理学会健康心理学分会的成立。健康心理学不是封闭、静止的理论体系，它随着社会实践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修正、丰富和发展。中国健康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经过20多年迅速发展，学界陆续创办了《中国心理卫生》、《临床心理学》和《健康心理学》等学术期刊。与其他自然科学的历史沿革一样，健康心理学的形成与发展也遵循自然界各种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
健康心理学领域具体研究也秉承辩证唯物主义演进自然观，例如人的毕生发展，人的生理系统、心理系统和社会系统都将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不断改变。一个人的特征与其早先成长历程、目前发展水平和今后可能的发展过程都密切相关，健康与疾病的特征随着人类的成长而改变，不同年龄的疾病存在明显差异。
（三）生态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生态自然观是解决人工自然和天然自然矛盾冲突的基本模式，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关注人类生态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健康心理学正是当代人类对生态危机进行反思的结果，其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促进人类生理、心理、社会、情绪和精神的全面健康。这充分肯定了人与自然具有共同利益，符合自然辩证法生态自然观的要求。人类生活方式是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也是影响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社会因素。过度资源消耗、严重环境污染、奢靡生活习惯一方面影响了人们的身心健康，另一方面加剧了对自然的破坏程度。健康心理学研究实践重在预防不良行为与各种身心疾病，引导人们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
二、科学技术是健康心理学发展的推动力
科学技术本身变成了日益庞大的知识体系和社会建制（谭斌昭，2006)，同时科学技术的成果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产和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健康心理学发展的特殊规律，是自然辩证法的普遍规律在科学技术领域发展中的生动表现。一方面，科学技术发展直接推动了健康心理学研究方式多样化、发展速度加快、价值取向人性化。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通过促进相关学科知识与技术创新，间接推动健康心理学的良好发展。科学技术进步对与健康心理学密切相关的学科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包括医学、生物学、社会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的高速发展。
三、健康心理学的主要研究方法
科学技术方法论是研究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基本过程及其手段、方式的理论体系，其核心内容是建立自然科学知识、创造技术成果的途径与手段（陈光，2004)。科学研究方法是从科学研究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准则、规律，其中观察法、实验法、模型法、测验法、调查法、归纳法等被健康心理学研究广泛应用，科研方法发展也是健康心理学发展的重要方面，大体分为实验研究和非实验研究两类。
（一）实验研究
心理实验是指在严密控制的条件下，有组织地逐次变化条件，对相伴随的心理现象的变化进行观察，记录和测定，从而确定条件与心理现象之间关系的方法。实验研究具有主动性、重复性、验证性和精确性，能够发现心理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实验法是心理学研究的主要方法，研究内容属于健康心理学范畴的设计常被称为健康研究实验。以应激研究为例，首先需要建立假设（应激水平越高，患心脏病可能性越大），其次选取适当的样本随机分组，通过不同程度的生理唤起操控自变量应激水平，最后比较因变量的结果差异。得出研究结论必须符合三个条件：1.自变量和因变量同时发生变化，2.原因在结果之前，3.所有其他解释均被排除。
（二）非实验研究
1.相关研究
当研究者需要探寻变量之间的关系，又不能对自变量进行操控时，相关研究变得很有价值。相关研究是探索两个变量间统计学相关程度和方向的非实验性研究，相关系数的绝对值代表变量的相关程度。若要探究运动量与体重的关系，先测得被试一周的运动量和体重，计算两者的相关系数，说明运动量改变，体重也随之发生变化，但不能据此做出运动量改变导致体重变化的结论。相关分析能为健康研究实验设计指明方向，找出可能影响疾病的危险因素。
2.准实验研究
有时研究者会根据一些机体变量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组，如男性和女性、自我效能感高低，这种对象不是随机分组，变量未经过操控的研究设计即准实验研究。其主要包括回顾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前者重在分析研究对象的历史资料，探寻疾病的普遍性原因；后者研究某一时间某个变量的差别是否和一段时间后另一个变量的差别有关，发现某些特征或事件与疾病的关系。此外，成长研究法也属于准实验研究，年龄段视角是健康与疾病研究的重要途径，侧重了解观察不同年龄阶段的差异。对于年龄变量，又可分为断面研究和纵向研究。
3.基因研究
基因研究能够帮助研究者了解遗传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包括双胞胎研究、收养研究两种。大多数有关遗传因素的研究都聚焦于同卵双生子和异卵双生子表象上的差异,其基本假设是同卵双生子的差别来自环境因素，相同特征由遗传决定；异卵双生子的差异由环境和遗传共同决定。收养研究则是比较被收养孩子的特征与他们亲生父母及养父母之间的异同，若被收养的孩子更像亲生父母，便可以看出遗传因素的作用。
四、健康心理学研究的新趋势
从自然辩证法视角审视健康心理学的迅速发展，其研究内容、取向和方法上呈现出一些新趋势。第一，加入了积极情绪体验、积极人格特质、积极心理治疗等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内容。积极健康心理学以人的积极力量、智慧和美德为研究对象，强调心理学不仅要帮助处于疾病状态的人们求得生存和发展，更要帮助处于正常状态的人们建立起高质量的个人与社会生活、远离疾病、长伴健康。第二，越来越关注文化因素对身心健康的影响。以文化为中心的观念提供了除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对人类行为解释之外的第四个解释维度(叶浩生，2001；付翠，汪新建，2006)。文化转向使文化在心理障碍建构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也推动了健康心理学研究重视跨文化差异。第三，质的研究方法得到健康心理学研究者更多重视和应用。研究者对特定情境不进行操纵或干预，运用各种办法收集与现场自然发生事件相关联的一切原始资料，然后从其关系结构发现事件发生的缘由和意义。质的研究与整体健康模式、健康的动态性、健康促进的主体性存在许多契合之处。
参考文献：
［1］陈光.自然辩证法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3］付翠，汪新建.心理障碍的文化建构――健康心理学发展中的新趋向［J］.心理学探新，2006，（26）：25-29.
［4］顾瑜琦，刘克俭.健康心理学［m］.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5］李虹.健康心理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刘大椿.自然辩证法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7］Rice，p.L.胡佩诚等译.健康心理学［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
心理学辩证法篇2
一
《新世纪的辩证法》并没有涵盖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所有强调和重视辩证法的学者，比如英国肯特大学肖恩·塞耶斯教授、美国科罗拉多大学马撒·吉梅内斯教授都极为重视辩证法，塞耶斯还是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流派的重要代表①，而《新世纪的辩证法》没有收录他们的文章。这表明，除了该书所涉及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辛勤且卓有成效地耕耘在这一前沿领域。通过《新世纪的辩证法》，我们能够充分体悟到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沿性。
首先，从有关学者的人数来看，该书作者达16位，据称他们都是“最重要的辩证法理论家”[4](封底)。
其次，从有关地域来看，该书作者分别来自北美洲、欧洲和亚洲，可谓地域广泛。有两人来自法国，一人来自希腊，其思想属于欧洲大陆马克思主义；有一人来自日本，其思想属于日本马克思主义；其余有九人来自美国，两人来自英国，一人来自加拿大，其思想属于英美马克思主义。
再次，从有关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来看，按照段忠桥教授对英美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进一步划分[5](p355-377)，在英美马克思主义六种主要流派中，《新世纪的辩证法》就涉及四种：以奥尔曼和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教授戴维·哈维为代表的“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和哈维为代表的“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以美国俄勒冈大学教授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巴德学院教授约珥·考威尔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迈克尔·勒维为代表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南希·哈索克为代表的“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新世纪的辩证法》没有涉及的只有“市场社会主义”和以“反对辩证法”为主要特征的[6](p120)“分析的马克思主义”。
概而言之，上述涉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人数之众多，地域之广泛，理论形态之纷繁，都足以表明，《新世纪的辩证法》充分彰显了辩证法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前沿性。
那么，如何理解和把握《新世纪的辩证法》所蕴含的辩证法思想及其理论形态呢？按照奥尔曼的观点，“关于马克思辩证方法的重要著作通常可以根据把属于辩证法词汇范畴中的哪一个作为核心来加以区别”[7](p76)。以此来看，根据有关学者对辩证法的阐述，在《新世纪的辩证法》所蕴含的丰富辩证法思想中，极为明确和最为典型的辩证法理论有如下四种。
其一，内在关系辩证法，即以“内在关系”为核心的辩证法。
奥尔曼、哈维、福斯特和哈索克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内在关系辩证法。“对写作《异化》的奥尔曼来说”，“起核心作用的”是“内在关系”[8](p76)，而“从那以后”他“关于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没有大的变化”[9](piX)。可见，“内在关系”始终是奥尔曼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哈维也明确地说：“我将‘内在关系’的观点视为辩证法的根本”[10](p79)。“内在关系”也是哈维辩证法思想的核心。福斯特和哈索克虽然没有这种指认，但他们也有明确的论断。比如，福斯特指出：“世界及其中的每一个‘整体’都是以内在关系为特征的”[11](p68)。基于此，他认为，“正因为”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单一整体内部的一种内在关系，所以它才在实际上是一种辩证关系”[12](p62)。哈索克说：“我甚为感激奥尔曼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以内在关系为基础的观点。我还分享了戴维·哈维关于辩证法极为相似的看法。”[13](p225)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福斯特和哈索克也是以“内在关系”为核心来建构其辩证法思想的。
应该说，奥尔曼的思想是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权威代表。按照奥尔曼的观点，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核心内容是“过程”观和“关系”观。[14](p6)前者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其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后者将任何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的联系当做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任何事物与其历史和可能的未来之间的关系、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关系都是一种内在关系，都是该事物本身的一部分。以此来看，内在关系辩证法的核心内容归根结底就是“关系”观，它将任何事物都视为包含着其历史和可能的未来及其与其他事物之间关系的“关系”，而整个世界只不过是这样一种“关系整体”。这样，作为“一种关注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变化和相互作用的思维方式”[15](p5)，内在关系辩证法就要求我们在必须“反反复复地经过”且处在“内在联系中”的本体论、认识论、研究、思维重构、叙述和实践等“六个连续的阶段”[16](p203)中，始终贯彻“关系”观，唯有如此，内在关系辩证法“才能构成一种可行的和极富价值的辩证方法”[17](p203)。
其二，系统辩证法，即以“系统”为核心的辩证法。
史密斯、日本爱知学院大学教授汤姆·塞肯和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教授克里斯多佛·亚瑟的辩证法思想属于系统辩证法。史密斯、塞肯和亚瑟都表示过辩证法以“系统”为核心的思想。史密斯说：系统性是“辩证方法的核心原则”[18](p179)；塞肯说：辩证法构成的是一个“目的论的……系统”[19](p200)，是“这个系统的逻辑”[20](p201)；亚瑟说：辩证法考察的对象是“总体”，所以，“系统性是其本质”[21](p212)。史密斯和亚瑟甚至明确主张辩证法就是“系统辩证法”[22](p179、211)，只不过史密斯接受了奥尔曼的观点并认为，除了“系统辩证法”以外，还存在“历史辩证法”，而且强调指出，系统辩证法只能完善而不能取代历史研究[23](p194)。也许正是基于此，奥尔曼才说，史密斯、塞肯和亚瑟是“系统辩证法”思想家中“最重要的”[24](p235-236)。
总体而言，系统辩证法“一心一意”关注的是“概念逻辑”[25](p247)。这种逻辑，按照史密斯的说法，是一种“定向否定”[26](p179)。它是概念的内在批判，当第一个概念为其内部的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就需要引入可以明确阐释这种矛盾的第二个概念，两个概念之间是一种系统的关系，表明从第一个概念到第二个概念的过渡是一种理论上的进步；当第二个概念为其内部矛盾所困扰的时候，就需要引入可以明确阐释这种矛盾的第三个概念，理论上的进步便由此得以延续。塞肯对概念内在的辩证矛盾及其解决路径的描绘[27](p205)以及亚瑟对范畴体系演进逻辑的描述[28](p215)，与史密斯所描述的“定向否定”是异曲同工的。而塞肯让其“辩证法的主体”“资本”“向我们讲述”的“它自己的故事”[29](p202)，只是这种概念逻辑的一个范例。有必要指出，由于系统辩证法强调的是系统性，正如奥尔曼所说的，其有关资本主义的概念逻辑突出了资本主义的系统特征，有助于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的运行方式。
其三，矛盾辩证法，即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
詹姆逊和希腊雅典大学教授萨瓦斯·迈克尔·马特沙的辩证法思想属于矛盾辩证法。詹姆逊重复布莱希特对“从根本上讲，决定辩证法的是时时处处对矛盾本身的观察”的强调，指出，“无论哪里，只要你发现了矛盾，就可以说，你正在辩证地思考；而无论何时，如果你没有能够发现矛盾，那么，可以肯定，你已经停止了辩证思考”[30](p128)。正如奥尔曼和史密斯所说，詹姆逊所探求的是“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31](p5)。马特沙赞成列宁关于“辩证法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的观点[32](p163)，指出辩证法“旨在揭示现在中促使其趋于否定的内在矛盾”[33](p165)。这说明，与詹姆逊的辩证法一样，马特沙的辩证法也是“以矛盾为核心的辩证法”。
根据詹姆逊的观点，辩证法植根于历史情境之中，是对历史情境中的矛盾的反思。虽然詹姆逊没有明确的表述，但据他的论述可见，最根本的矛盾是历史中的现在与尚未实现的未来之间的矛盾。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詹姆逊指出：“辩证法不是过去的事物，也不是哲学史上的某一章节，而是对关于尚未实现的未来的某种思考的推测性阐释”[34](p118)。因此，只有当历史情境中现在与未来的矛盾尖锐化，以至于向未来的激进转变成为可能的时候，辩证法才能得以产生和发展。而既然辩证法是对未来的思考，那么，辩证法就只能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35](p118)。这也就决定了辩证法本身的开放性。根据马特沙的论述，他的观点与詹姆逊的观点几乎如出一辙。按照马特沙的观点，辩证法所揭示的促使现在趋于否定的矛盾，实质上就是现在与尚未实现的未来的矛盾，而这种辩证法也只能产生于“旧世界正在消失，而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时，灾星笼罩之下的”[36](p169)历史情境。
其四，实践辩证法，即以“实践”为核心的辩证法。
考威尔的辩证法思想属于实践辩证法。考威尔直截了当地说，辩证法就是“作为实践的辩证法”[37](p235)。这表明，辩证法只是实践所采取的一种方式，它是“一种自觉选择并具有改革能力的行动”[38](p235-236)。既然辩证法是一种“选择”，那么，与其说它是一种方法，不如说它更是一种伦理；既然是一种“选择”，而被选择的东西也可以不被选择，那么，辩证法就没有表达任何必然性。
二
尽管各位学者的关注点有所不同，其所阐述的辩证法理论形态各异，但综观《新世纪的辩证法》，我们能够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各位学者研究辩证法，阐述辩证法，其根本目的都是完全相同的，那就是“改变世界”。而“新世纪的辩证法”这一概念本身就表明，他们的辩证法旨在剖析“新世纪”当下的现实，旨在改变“新世纪”当下的世界。鉴于其所包含的学者人数众多，本文仅举几个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观点加以说明。
一是奥尔曼。从表面看来，奥尔曼是在分析和阐述从资本主义现在回溯过去，以寻求资本主义的起源，再由过去经由现在而向未来进行思考，以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然后以未来为视角反观资本主义现在，如此循环，研究马克思在资本主义中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路径。而实际上，奥尔曼“为什么需要辩证法？为什么是现在？”的追问，就已经鲜明地表明了奥尔曼的指向不是研究马克思，而是要研究和剖析他所面对的当今资本主义。在他看来，以内在关系辩证法审视当今资本主义，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到，当今资本主义正在否定着自我，具中所蕴含的未来社会主义的潜在性越来越多。可是，令他非常遗憾的是，许多人由于不懂辩证法而根本看不见这样的事实。于是，他希望用马克思在资本主义现在中揭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的范例，教人们学会辩证地思考。奥尔曼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将内在关系辩证法作为一种“武器”交给所有在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遭受剥削和压迫的人，使他们得以改变当今资本主义，挽救“被资本主义弄得摇摇欲坠”的世界。[39](p219)
二是福斯特。同样，在表面上，福斯特是在运用内在关系辩证法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而实际上，福斯特是要以基于内在关系辩证法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审视他所面对的当今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在他看来，由于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的，所以，当今的全球性生态灾难根源于异化的全球性资本主义制度；反过来，由于人与自然处在内在关系之中，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生态灾难也就是人的灾难。福斯特的根本追求是，“改造”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40](p95)，从而将自然并因此将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三是哈索克。虽然哈索克是一位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她深谙内在关系辩证法关于部分反映整体的观点，并因而认为女权主义应该有利于分析作为整体的社会，而不只是研究女性。哈索克十分推崇马克思关于“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1](p57)的主张，非常赞同恩格斯关于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的论断，并确信，“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政治变革和社会正义的学说”[42](p223)。因此，她选择女权主义而不是妇女的立场来研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辩证法”，旨在支持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多数人的斗争，以谋求变革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社会。
四是史密斯。正如奥尔曼所说的，系统辩证法虽然关注的是概念逻辑，但这种概念逻辑却在事实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中的变化和相互作用。[43](p236)可以说，史密斯的观点就是对此最好的例证。他的“全球化的系统辩证法”所演绎的逻辑，导向的是变革全球资本主义的诉求：“这种系统辩证法指向了与全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彻底决裂的需要”[44](p193)。依照史密斯的逻辑，虽然市场能够带来效率和自由，但市场同样会造成失业、贫穷、不平等和不自由，这就需要社会国家的规制，于是有了全球化的“社会国家模式”。这种模式所固有的国家经济与全球经济的矛盾等导致了向减少国家干预，追求自由化、效率和富裕的“新自由主义模式”的过渡。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经济成功仍然离不开新自由主义试图取消的发展型国家，甚至这种国家对国家经济的干预总是远远超过新自由主义的许可范围，而且贸易与投资的跨国自由流动也并没有带来新自由主义所宣称的物质财富，这些内在矛盾导致了向“推动型国家模式”的过渡。可是，这种模式抗击全球资本市场破坏性的努力并不能成功，而且它所导致的不均衡发展，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无以实现其所宣称的共产主义价值，因此，它不能维持和确保规范的全球秩序，这种内在矛盾必然导致向“民主化世界性模式”过渡。虽然“民主化世界性模式”追求道德平等原则，但它对不均衡发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它仍然以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为根本特征，这与它试图增加收入、推进民主决策不相容，致使自主性、民主化的实现成为不可能，它仍然以资本主义财产关系为核心，所以过度积累与危机转嫁仍然是其主导倾向，这不仅与其道德平等原则不相容，也无以实现其民主化世界性的价值，因此，全球化必然过渡到“马克思主义模式”。“马克思主义模式”充分认识到，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仍保持不变，资本积累就必然仍是作为整体的社会之目的本身，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就必然导致阶级剥削关系，资本追逐利润的冲动就必然导致不均衡发展和过度积累，全球化模式就必然仍须适应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并与其规范原则产生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模式”的达到就必然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消除。
五是马特沙。马特沙的文章标题《辩证法与革命，就在现在》即已将他改变世界的强烈旨趣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根据马特沙关于辩证法只能在“旧世界正在消失，而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时”才能产生的观点来看，他既然强调“就在现在”来探讨“辩证法与革命”的问题，这就充分表明，在他看来，他所处的此时此刻正是资本主义“旧世界正在消失”，而社会主义“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的时候。但是资本主义绝不会自动实现变革，因此，他希望革命者即被压迫的人民大众及其有组织的先锋队能够掌握辩证法，运用辩证法，以便揭示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矛盾及其相互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矛盾的内在联系正是资本主义僵化的社会关系自己的“曲调”，而革命者就是要运用辩证法向资本主义“唱一唱它们自己的曲调”，以迫使它们跳起“解放的舞蹈”[45](p170)，从而推动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
六是考威尔。在考威尔看来，辩证实践的本质就是否定，就是要在“是”的内部寻找“不是”。这本身就要求对社会现实予以批判性的反思。他继而认为，实践预示着理论与实践的动态统一，因此，作为实践的辩证法就不可能只是一种思维方式，它不仅仅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反映，而是要求“我们参与并改变现实”[46](p236)。
三
虽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这一前沿领域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具体理论观点也并非都值得肯定，但跟踪和研究这一领域具有十分重要的启发意义。总体上讲，这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②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和阐释辩证法，都包含着深切的现实情怀，他们试图批判性地反思并通过实践改变社会现实。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对的最主要、最根本的社会现实是当今发达的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主题都必然是揭示当今发达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矛盾，并探索实现这种发达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径。我们的主要关注点是如何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的立场理所当然是我们必须秉持的，这也就决定了，从一定意义上讲，我们必须探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相同的主题。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现实的关切本身，尤其是他们反思现实的批判性，就是我们应该予以关注和借鉴的。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辩证法的重视和强调，尤其是他们对辩证法为什么在“现在”应该得到重视和强调的说明，是特别富有启发性的。按照他们的论述，从客观层面看，对辩证法的需求，在“关键的转折点”[47](p169)上尤为迫切。在这一点上，一切都是疏远和异化的，它表明“旧世界正在消失”，可是“新世界尚未完全出现”。“尚未完全出现”当然并非“根本没有出现”，相反，它已经作为“潜在”存在于旧世界之中。进而言之，“关键的转折点”正是改变现实的最好契机。而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在”正是这样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因此，“现在”就迫切需要辩证法。从主观层面看，正当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在”迫切需要辩证法的时候，被压迫、被剥削、被边缘化的大众却不重视辩证法，甚至根本不懂辩证法。有鉴于此，他们才将辩证法推向研究的前沿，研究辩证法，阐释辩证法。可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和强调辩证法，归根结底还是为了达到批判现实、改变现实的目的。
第三，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宗旨就在于谋求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矢志不渝。因此，不仅他们在“现在”这个全球资本主义的“关键的转折点”上，突出研究辩证法和阐释辩证法，运用辩证法批判性地反思并力图改变全球资本主义的现实，都是以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为根本旨归的，而且，在辩证法理论本身的层面上，他们还明确提出了这样的主张：辩证法始终基于一种拒绝，它反对阶级社会所强加的残缺，它必将战胜导致人与人、人与非人自然、人与其自身的自然发生分裂的一切统治，它必将战胜阶级社会本身，就此而论，辩证法就是一种解放人的实践。[48](p242)这尤其值得我们反思、理解和借鉴。
第四，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反思现实、批判现实、改变现实和实现每一个人的解放，正是这种批判性和革命性的根本体现，而要达到这样的目标，辩证法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就必须具有彻底性。这就要求辩证法对其自身也要不断进行反思和批判。对此，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也有着非常明确的认识和实践。在他们看来，“辩证法是使其自身不断革命化的理论”[49](p170)，“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既然它的核心术语是生成，那么，就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仅仅被视为是其所是或是其所象。这种批判功能能够——而且应该——被应用于辩证法自身。即是说，所有实践中的辩证法都只能接近它们自己的潜在。而如果辩证法是完善的，那么它也就不再是辩证法了，因为，如此就超越了生成与创造的范围”[50](p239)。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创造和发展的那些形态各异的辩证法理论，正是他们将批判功能应用于辩证法自身的认识在实践中的体现。这种以辩证法精神对待辩证法自身的态度，同样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注释：
①参见田世锭：《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特征——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比较》，载《山东社会科学》，2010(1)；《吉梅内斯：女权主义必须坚持和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载《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03-31。
心理学辩证法篇3
一.否定自然辩证法
萨特是从否定自然辩证法开始自己的“人学辩证法”的理论建构的。
萨特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是一种“把先验的和没有得到证明的辩证法说成自然界的根本规律。”[1]在他看来，承认自然界自身存在着普遍的辩证规律是一种完全违背辩证理性的“十足的神学”。他说：“自然辩证法不可能是形而上学之外的任何东西。在实践中发现辩证理性，然后，把它当作无条件的规律投射到自然界，再回到对社会的研究，声称自然的这种难以理解的、非理性规律制约着社会，这一套程序在我们看来是完全的脱轨。”[2]
所以，萨特认为，承认自然辩证法包含着这样一种危险：即妨碍人的主观性和人的自由的发扬。他说，在“现代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由于坚持自然辩证法的客观实在性而“否认思维本身的全部辩证运动，把思维溶化于普遍的辩证法之中，把人分解在世界之中而把它消除”[3]。“这种外在的唯物主义硬使辩证法成为外在性：人的本性脱离了人而寓于一种先验的规律之中，寓于一个超人的自然中，寓于一种从星云开始的历史中，对于这种普遍的辩证法来说，……人类史不过是自然史的特殊化而已”[4]
萨特认为，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不同，马克思本人把辩证法看作是人的实践的创造物。因为，“如果辩证法作为人的无条件的规律从外面控制人的话，宇宙就变成一个梦。但是，如果我们想象，每个人都随心所欲，而这些分子的冲突又产生大规模的结果，那我们将发现平均数或统计结果，而不是历史的一种发展。所以，在一种意义上，人象臣服于一种敌对力量那样臣服于辩证法，而在另一种意义上，人创造辩证法；如果辩证理性是历史的理性，这个矛盾其本身就必须历史地生存下去，这就意味着人在创造辩证法的范围内被辩证法所控制，又在人被辩证法控制的范围内创造辩证法。”[5]
萨特的主张是：“辩证法应当在许多的人同自然界、同种种‘既定条件’的关系之中和人与人的关系之中被探究。在这里，它会找到作为各种计划彼此冲突的结果的源泉。只有人的计划的种种特点才能说明，这个结果乃是一种新的、具有其本身的意义的实在性，而并非仍然简单是一个平均数。”[6]
因为，在自然界中，各种现象是与自身等同的，它们之间的关系至多也是并列和杂多的关系。所以说自然界是不存在总体的，因而也就没有辩证法可言了。人的实践领域完全不同于自然界，在这个领域中存在着总体的观念。当然，人的实践领域并非处处洋溢着人的自由的领域，在这个领域中也到处都会遇到物质必然性。不过，这种必然性是与自然界中的机械必然性有着根本区别的辩证必然性。因为，实践领域中的总体观念把物质必然性与人的目的、选择、自由、计划、责任等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客观的和主观的存在都从属于一个总体，是在总体中相互联系着的部分或环节。
萨特批评黑格尔、恩格斯只知道例举出辩证法的三大规律，却未真正理解辩证法。他说，恩格斯“只限于列举辩证法的规律，如果这些规律的每条都不是作为揭示辩证法总体的一个‘侧面’的时候，那么，辩证法的可理解性是不可能出现的。”[7]在他看来，否定之否定规律、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都只能在总体化的意义上来加以理解。比如：否定之否定的问题只有在总体化的范围内才能提出。因为，作为总体化的人的实践就是一个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人不仅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对象世界，使对象世界内在化，而且，人同时也通过实践否定和扬弃着自身，使自己外化和物化到对象世界中去，随着实践活动的连续展开和不断延伸，也就具有了否定之否定的性质。同样，对立统一规律也只有在总体化的过程中才有意义。因为，人与对象世界、主体与客体、部分与整体等等的对立统一都是发生在人的实践活动之中的。质变量变是从属于总体化的运动，从量到质和从质到量的变化所表明的正是总体化的内在结构。
萨特把辩证法的理论体系与客观辩证法混为一谈，认为辩证法是由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研究作为人的领域的社会历史时提出的，是在历史现实的发展规律和对这些历史现实的认识的发展规律中总结概括出来的。因此，辩证法的动力就是人们的总体观念，辩证法的形式也就是人们创造历史现实的实践活动。他把到自然界中去寻找辩证法，看成是一种违背了辩证法的基本精神而进行的“错误的推广”。
二.“人学辩证法”
萨特所理解的辩证法仅仅是体现在人的实践活动中的理性。人在实践活动中认识自然，从而把辩证法导入自然之中，使自然界表现出辩证法的特征。但从本质上讲，辩证法只能是人的知识形态。既使自然科学的某些范例是辩证的，那也只能证明人的理性是辩证的，而不能证明自然本身是辩证的。萨特说：“在辩证法家那里，
辩证法是建立在既与的现实结构，又与我们的实践的结构相关的基本主张上的。我们断言认识过程是辩证的，同时又断言对象(不论它是什么东西)运动本身也是辩证的，而且这种辩证法是同一个东西。把这两种命题拉到一起，它们本身就是一种有组织的知识形式，或者换句话说，它们规定着世界的合理性。”[8]
在历史领域中，也不存在那种象历史背后的神的意志力一样的辩证法，而是历史认识的结果。萨特说：“如果我们不想把辩证法重新变成一种神的法则和形而上学的宿命，那么，它必须来自一个个的个人，而不是来自我所不知道的什么超个人的集合体。”[9]“辩证法如果存在的话，那就只能是总体化过程中许多的个别性所造成的许多具体的总体化的总汇，这就是我所说的辩证法的一元论。因为辩证法乃是总体化的活动，除了由正在进行的总体化所产生的各项法则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规律。”[10]
当然，总体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人被社会所总体化；另一方面是社会被个人所总体化。但整个总体化的基础是个人的实践，正是由于个人的实践才产生和保持了人的总体性。因为，人处于历史的中心，是人把散漫的社会历史现象联结成一个总体的，社会的总体化是以每个个人的总体化为前提的，而个人的总体化又是体现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的。所以，辩证法归根到底就是产生和保持个人总体的方法，要把握辩证法就只有到以个人实践为基础的个人总体化和从个人总体化到社会总体化的进程中去寻找。或者，干脆说辩证法就是实践，是人改变和创造对象、赋予对象以意义，同时实现着人的总体化的活动。
我们知道，萨特终生致力于建构一种“人学”，这种局限于个人视野中的人学自然要把人的内心世界夸大为整个世界。因而，他是不相信人的内心世界之外还会有其他的存在的。
到了写作《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由于接触马克思主义而发现了实践范畴，从而找到了个人超越自己的内心世界的途径。这时萨特本可以告别个人的内心体验走上认识客观世界的道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他就能在对自然和社会历史的深入研究中取得积极的成就。遗撼的是萨特没有这样做，而是依然囿于个人的目力所能达到的世界范围，站在个人这个圆点上来理解通过实践构成的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世界。这样一来，萨特并没有因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汲取了实践概念而使他的存在主义有什么长进。因为他的结论还是原来的结论，即只相信人所涉及的世界的真实性，纯粹客观的世界则被划入乌有之乡或者说被划进了假定的领域。
所以，萨特要否认客观的自然辩证法，把辩证法严格地限制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以及个人的实践活动所能涉足其中的领域里，认为只有在这个领域中，辩证法及其规律才是真实的。
由于在人的世界中来考察辩证法，辩证法的全部内容就成了个体的人的自我发展、社会、人的物质界、作为人的自我发展的环境和中介的关系。辩证法的这些内容就是“总体化”，总体化就是辩证法。辩证法是一切总体化所普遍具有的形式，而总体化则是辩证法的普遍法则。要理解辩证法的规律就必须立足于总体化的观点上。萨特认为，一切辩证法的动力都存在于总体观念中，因为只有把各种现象理解成不是孤立地、单纯地出现的，而是在总体的综合统一之中的，辩证法才是可能的。
萨特认为，如果假定人及其对象之外存在着辩证法，那么必然会使辩证法变成不可理解的。相反，以人的总体化为根据，辩证法就获得了可理解性。因此，个人实践的领域就是辩证法的限度，个人的总体化是辩证法可理解性的唯一基础。社会历史是人的客观性领域，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是人的总体化的总汇，因而是辩证的。在社会历史中，一切事物现象的辩证性质都取决于它们是否是人的实践活动的结果，即是否包含着个体的总体化的作用。所以，人的总体化又是辩证法的最高原则。无论辩证法研究什么问题，其中心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一切历史现象中认识人的总体化。这样一来，萨特的辩证法就是总体化的辩证法，是对个人总体化的记录和描述。辩证法的学说作为一系列命题的抽象体系，来源于个体的总体化，是对个体的人及其关系世界的整体与部分的多样性的把握，是对个体的人的总体化进程以及个体的人的实践所造成的历史总体化的进程的把握。反过来，辩证法的命题体系又对个体的总体化提供指导，帮助个体的总体化与历史总体化的融合。
萨特承认，把历史作为一个总体加以考察是马克思的最伟大功绩。在马克思之前，历史学家们看不到历史的总体性质，而是陷入到对个别历史事件的分析之中，把历史看作无数个偶然产生和消灭的个别事件的集合。马克思从生产关系出发，发现了历史是建立在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和随生产关系的演变而发生变化的总体，从而揭示了历史的总体性。因此，总体范畴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存在的思维的基本范畴。
应当指出，萨特关于马克思发现了建立在生产关系基础上的历史总体的认识是正确的。但是，问题在于萨特对生产关系的理解却不同于马克思，他不是把生产关系理解成人们的具体的物质联系，而是把生产关系看作是个人在个人的实践活动中结成的联系。因此，在萨特所理解的生产关系范畴中，我们看不到在特定的生产方式中作为阶级的历史实践主体，而只能发现作为个人的实践主体。萨特在历史中所看到的唯一积极因素就是个体的总体化，而历史本身则是被动的。尽管他把历史理解成使一切个别事件和过程结合成总体的运动，但历史总体却是被构成的总体。因此，历史辩证法也由于沾染上了惰性因素而成为“反辩证法”的领域。所以，辩证法的源泉只存在于作为个体总体化的个人实践之中。也就是说，实践是辩证法的真正王国，而个人的实践则是辩证法的原初的经验。
三.推衍“历史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实践活动的现实性是根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环境的，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在社会关系中，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历史的必然性，历史进程是不依赖于个人的意志和愿望而进行的。同样，个人的实践活动任何时候都是处于既与的物质环境中的。比如，人的实践活动赖以进行的“技术”、“工具”、“机器”等物质条件，都是先前世代人的物化，是作为客观实在摆在人们面前的。面对着这些物化了的客观实在，人的实践活动又不得不一再地重复着物化，即在每一次实践活动中使自己物化。每一个体的总体化都不可能从零开始，人只有在既与的历史总体中才能实现趋向于总体化的努力。
然而，萨特反对强调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中的人是独一无二的“原子”，历史的必然性恰恰是通过人的自觉活动来实现的。人是历史的主体、创造者。因为，人的实践不仅是对象性的活动，而且是创造对象的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人依据一定的社会条件实现自己个人的计划，创造性地参与劳动过程，使自己存在和创造自己的生活。人的物化所表明的也正是人把对象世界创造性地纳入人的生活，使之成为人的生活的一部分。
人在创造自己的生活的同时创造了历史辩证法。历史是作为人的创造活动的辩证结果而出现的，是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发生联系的个人之间的结构的演进。所以说，历史的客观性、必然性，即历史的辩证法只不过是个体总体化的规律，它尽管表现出了与个体总体化的矛盾，但却是从属于个体总体化的，或者说是个体总体化的副产品。
人的实践的社会结构的辩证性、人的总体化的历史规律等等宏观视野中的辩证法，都根源于个人的实践。人的实践活动在物质世界中展开，在物质对象中具体化。易言之，人借助于实践活动在物质中使自我客体化，这种客体化一方面是人对自己的舍弃，另一方面又使人所追求的事业在世界上出现，从而在客观世界中重新发现自己。用哲学术语来表述，就是“异化”和“总体化”。萨特认为，实践既是人的异化活动又是人的总体化过程。实践的这种二重性和二重化的运动表明实践本身就是辩证法的原型，社会辩证法、历史辩证法都只不过是实践辩证法的展开。
总体化是客体的主体化。萨特认为，主体的客体化使实践获得惰性，而客体的主体化则使实践的主动性、创造性增强了。因此，实践所具有的客观性成分的多少也就意味着这一实践所具有的惰性的多少。根据这个思路，个人实践是惰性因素最少的实践，因为在个人实践中，人能够充分地意识到他自己的主体性，他的实践活动的每一个步骤都早已在他的谋划中预演过了，他是从未来的角度认识他从事实践的环境、条件的，他是根据他所掌握的现实的可能性来设计他自身的总体化道路的。
与个人实践相反，社会实践则由于自身的客观性而是具有不同程度的惰性因素的惰性实践。因为社会实践的主体是以多数人为核心的实践集合体，这个主体本身就是针对个人而言的客观化了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共同意志使个人的主体性、能动性缩减甚至完全褪化。因此，虽然实践活动也具有个人实践的那种从计划、目的，到手段的选择和目的的实现等等有机模型，但是，它作为集合体的活动却是个人的被动领域，所以说社会实践是惰性实践。
根据萨特的理解，惰性就是实践的消极性，是反映在物质必然性和其他人的意志等等之中的人的主体性的否定因素。因而，惰性因素也是对辩证法的否定。本来，实践是辩证法的源泉，由于实践中包含着惰性因素，实践这个唯一的辩证法王国却包含和孕育着反辩证法的因素，实践的规模和性质直接关系着反辩证法因素的多寡强弱。
在个人实践这个惰性因素最少的领域中，“思维的存在”和“存在的思维”是直接统一的，因而这种实践直接地就是辩证法，或者说是一切辩证法的原型和构成因素，其他的辩证法都是从这种辩证法发展而来和由这种辩证法构成的。因此，萨特把个人实践的辩证法称作“构成的辩证法”。在作为辩证法的最原初的构成因素的“构成的辩证法”之中，物质必然性是从属的因素，是被自由地克服了的因素，是不被人作为“摆脱不了的命运”而加以承受的因素。因而，反辩证法的因素是以隐蔽的形式深埋在辩证法的形式之中的。
在社会实践领域中，由于客观性因素的增强，惰性因素便偷偷地渗入到个人的自由活动中去，腐蚀着实践的创造精神并使其枯萎。客观必然性以外部规律的面目“吞食了全部有计划、有目的的结构”。这种实践作为人们的活动是一种由外部控制的活动，其特征是“积极的被动性”。与那种体现了人的天赋自发的活动的个人实践相比，这种实践是一种“变了形的”、“被歪曲了的”实践。因此，社会实践虽然也处在辩证法的疆域之中，但却是一种“外在的辩证法”或者说是一种被构成的辩证法。在社会实践中，“反辩证法性”和“反实践性”的因素明显化起来，辩证法的王国成了反辩证法的王国。
可见，萨特关于辩证法的思路是把实践设定为一个圆，个人处在这个圆的中心，个人的实践活动包含着辩证法的强力，一旦从紧紧围绕着圆心的个人实践向外层扩展的话，那么距圆心越远辩证法就越稀薄，如果在社会实践中随着辩证法的越来越稀薄而出现了辩证法的否定形态的话那么一旦越出社会历史走到实践领域这个圆之外的自然界，就根本不存在什么辩证法了。所以在萨特那里，否定自然辩证法是顺理成章的。
萨特认为，反辩证法作为辩证法的否定形态，依然是自由的个人活动的无机形式，即与个人活动密不可分的。其实，在个人的实践中反辩证法的因素就贯穿于辩证法的模型之中，但为什么在进入社会实践中之后，反辩证法的因素才演化为惰性因素并损害着社会实践呢？在萨特看来，根本原因是进入社会实践之后，实践活动的各个因素和各个环节都缺乏了对于个人的可把握性和可理解性。由此可见，在萨特那里辩证法一词无非是表示实践的主体性和对于主体的可把握性。哪里能够彰明主体性，哪里就有辩证法；无论哪里，一旦彰明主体性的途径稍有涩滞，辩证法就遭受着惰性的破坏。
萨特把“反辩证法”看作是辩证法名目下的反题。因为，无论是个人实践还是社会实践都无法摆脱物质必然性的惰性因素，相反实践的现实性正是建立在这种必然性之上的，所以，“反辩证法”存在于辩证法内部，是辩证法的环节。在人的总体化过程中，反辩证法的因素是贯穿于始终的，但在每一次实践或每一个阶段的总体化中，反辩证法有一个从隐到显的过程。因此，我们可以在一次次实践中看到，从辩证法到辩证法的反题即反辩证法。这时，辩证法的行程仅仅走了一半，所以必须有新的一次实践出现，作为辩证法与反辩证法的合题。人的总体化就是在这样的否定之否定中不断展开的。
可见，萨特对社会实践充满着怀疑，他根本不愿意去发现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之间的联系，而是从个人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发展。所以当萨特去探讨历史辩证法时，就陷入了所谓“反辩证法”、“构成的辩证法”、“被构成的辩证法”“外在的辩证法”、“惰性的实践”、“反实践性”等等概念的诡辩之中。他引入的概念越多，思想变得也就越加混乱，以至于搞不清什么是历史辩证法。
注:
[1][2][3][4][5][7][8][9][10]萨特:《辩证理性批判》伦敦1976年英文版，
心理学辩证法篇4
其实，中医单纯的辩证论治是不能真实地反应中医学的本质。那么当我们去说中医学的特征时，首先要明确是相对谁而言。凡说特征的时候，首先要搞清楚其共性的东西。很明显，我们讲中医学的特征，是相对西医学而言，辨证论治是我们的特色，但前提是辨病论治是二者的共有。但现在我们只讲异，不求同，甚至于扬言中西医无法结合，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辨病论治不是西医的专利，也是中医学的最基本特征之一。
1从中医学的发展史，看辩病证治的重要性
1.1中医学虽以“辩证论治”为诊疗特点，但临床上从来就存在着“辩病施治”的方法。特别是在中医学理论体系构建之初，证候的概念尚未从疾病中分化出来，就是以“病”作为辩析目标的，治疗也就依据病来施行。如《内经》13方基本上是以病作为治疗靶点的；《神农本草经》、《诸病源候论》等著作也多以具体疾病作为治疗目标，如以“常山截疟”、“黄连治痢”等。即便在近代，中医学在注重“辩证论治”的同时，也仍在运用辩病思维。如对肺痨、肺痈、肠痈、湿疹、疟疾、麻疹、水痘、天花、蛔虫、绦虫病等的防治，主要是基于辩病的思维。因此，中医学的辩病思维与辩证思维是同时存在的，交织在一起而综合运用的[1]。
1.2中医学从诞生便开始了辨病与辩证的结合。早在《黄帝内经》里这种现象比比皆是。它往往是先定病，然后再辩证。比如《咳论篇》、《痿论篇》等章，都是先说这种病，然后再去辩证。之后，在《伤寒杂病论》、《诸病源候论》等书，无不先言某病，再言某症，病、症、脉、证合参而治。以《金匮要略》各篇之题最能说明，如《百合狐惑阴阳毒病脉证并治第三》，百合病、狐惑病、阴阳毒都是病名。
1.3中医辨病论治在之后的发展过程当中从未终止。兹举俩例最能说明。其一，清初温病大家余师愚在其《疫疹一得》书中，仅论及清瘟败毒饮一个方子，以一方治一病，药即中病，鲜有罔效，典型辨病而治，其重复性不言而喻。其二，清初临床大家程国彭，在其《医学心悟》一书中，运用大量篇幅讲述如何辩证伤寒。在太阳经症条下，直言麻黄汤与桂枝汤辩证之繁琐，疗效之有限，辩证少有失误则灾害险生。乃自创加味香苏散一方，说：今以此方代前二方（指麻黄汤、桂枝汤）之用，药稳而效，亦医门之良法也。不论冬月正伤寒，及春、夏、秋三时感冒，皆可取效。其也是实现了从辩证论治到辨病论治的一次飞跃。这是中医走循证医学道路的肇始。
1.4又如中医在与疾病“非典”的抗争中，充分发挥了辩证论治的优势，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证明了辩证论治的优越，而在于对“非典”疾病的认知随着辩证论治的进程而不断深化，这同时也是“辩病”的认知过程。我们采用两种方法相结合，我们的认知就愈趋深刻，我们的治疗就更趋完善。
2辩病用药的优势
2.1在辩病用药方面，每一种疾病都有其独特的病理特点。因此，每一种疾病也意味其基本的治疗原则或治疗大法。除证选用不同的药物外，头痛可适当地配合应用川芎、白芷等止痛药物；癃闭病按照“六腑以通为用”的原则，应着于通利为主；遗尿应按照“固摄止遗”的原则去配伍组方。如肠痈一般可用大黄牡丹汤治之；如肺痨虽有肺阴亏损、阴虚火旺、气阴耗损等不同病证，但感染痨虫是其共同病因，补虚杀虫是治疗肺痨的根本原则，在抗痨杀虫的基础上再结合辩证，分别予以滋阴润肺、滋阴降火、益气养阴诸法，辩病与辩证相结合，才能取得较好的治疗效果。
2.2在脏腑辩证中：肺系病证主要按肺气失于宣发肃降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肺主气、司呼吸的生理功能。脾系病证主要按中焦气机升降失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肺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脾主运化、升清降浊的生理功能。心系病证应按血脉运行障碍和神明失司之病机特点进行辩论治，还要结合心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心主血脉和心主神明的生理功能。肝系病证主要按肝气疏泄不畅、肝阳升发太过、肝风内动等病机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肝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肝主疏泄、臧血濡筋等生理功能。肾系病证主要按肾阴、肾阳不足特点进行辩证论治，还要结合肾系病的特点辩病用药，以复肾主生长、发育、生殖、主骨、生髓等生理功能。
3辩病论治与辩证论治的关系
3.1关于辩证论治与辩病论治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笔者以为，辩证论治的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疾病发展过程中每一个病理层次的本质的认识上的。一个病理层次就是一个证候，一个汤证是一个证候辩证论治的结果。辩病是对疾病的辩析，以确定疾病的诊断为目的，从而为治疗提供依据。区别在于一为确立证候，一为确诊疾病。辩病论治则是着眼于对疾病全方位的考察，从而抓住疾病中最具本质的联系，把这个疾病和其他疾病区别开来，进而针对各种病的特殊性，采取相应的治疗。一般说来，辩病论治从对疾病的初期考察，到确定“这一个”而非“另一个”，从一般性对症治疗到确立针对性极强的治疗，是对疾病的认知阶段。只有经历了这个阶段后，辩病论治才有了基础，换句话说，辩病论治是建立在对疾病的本质有了深刻的认知基础之上的。
3.2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没有层次上的高低之分。它们各有优势，也各有其局限性。辩证论治虽然不能达到对疾病的特殊性具有深刻认知的层面上，因而缺乏特殊治疗的方药。然而，辩证论治对疾病发展过程中病理层次本质联系的认识却远比辩病论治要深刻。从而，在针对疾病每一个发展阶段的具体治疗上，更能抓住主要矛盾。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比辩病论治“优越”。辩证论治的又一个优势是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包括对人类尚未认识的疾病，这在人类认识和战胜疾病的过程中，其意义不言而喻。
3.3由此可知，“中医内科临证时既要辩证，亦要辩病。其中辩病论治，是认识和解决某一疾病过程中基本矛盾的手段，[2]”…“是对中医辩证的必要和有益补充，有利于进一步对疾病性质的认识，有助于掌握不同疾病的特殊性及发展、转归[2]”。
总之，辩证论治和辩病论治只有相互为用，相互结合，才能不断深化中医对疾病的认知和提高治疗疾病的能力。中医学是辨病论治和辩证论治的完美结合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
因此要发扬中医学的辩证论治的诊疗特色，要提高中医的诊疗水平，提高辩证的准确率，必须坚持辩病与辩证相结合的诊疗思路。运用辩病思维来确定疾病，对某一病的病因病变规律和转归预后有一个总体的认识；再运用辩证思维，根据该病当时的临床表现和检查结果来辩析目前处于病变的哪一阶段或是哪一类型，从而确立其当时的“证候”，然后根据“证候”来确定治则治法和处理遣药。此即通常所说的“以辩病为先，以辩证为主”的临床诊治原则。对某些难以确诊的病证，可发挥辩证思维的优势，依据患者的临床表现，辩出证候，随证施治[1]。
参考文献
心理学辩证法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传统管理观；辩证管理观
1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探析
1.1发掘“辩证”一词的含意
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辩证”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作动词，意为“辨析考证”：如反复辩证。也作“辨证”。第二层意思是：作形容词，表示“合乎辩证法的”：如辩证关系、辩证的统一。在理解这两层意思时，我们应注意如下几点：
首先，“辩证”作“辨析考证”理解时，“辩证”同“辩证”。从哲学角度分析，“辩证”所指的“辨析考证”，是人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与人的精神三大领域的人或事物自身进行直接地或通过相关文献资料进行间接地反复辨别、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实的过程，是主观见之于客观、客观又见之于主观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螺旋式上升的认识过程。可见，“辩证”一词背后隐含的是在可知论基础上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其次，“辩证”是直接与辩证法相联系的。“辩证法”是希腊语“dialego”的汉语译文，原意为谈话、论战的技艺。后指与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专门研究世界普遍联系和发展变化规律的哲学学说。辩证法在发展演变过程中先后出现了古代朴素辩证法、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三种基本历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辩证法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和认识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
1.2透视辩证管理观
当前学术界对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着美英等国的管理思路进行的，而对辩证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总体来说，关于辩证管理现有的论述主要可概括为三类观点：
第一类观点是从管理实践中挑出几个诸如“疏”与“堵”、“宽”与“严”、“刚”与“柔”等具有辩证关系的词并加以简略分析，于是便称之为辩证管理。如果这能够称为辩证管理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反映出的“变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也可称为辩证管理。实际上，管理过程中偶然闪现出的辩证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辩证管理。
第二类观点是从中国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或“辨证施治”理论延伸出辩证管理，并认为“医人医国”，“其道一也”。按传统中医学观点，“证”通“症”，“辩证”的意思就是根据中医学理论，运用四诊、八纲等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以做出正确的诊断。“施治”或“论治”，即根据辨证的结果，针对病情，确定治疗原则，选择恰当的治疗方法。可见，辨证施治在诊断和治疗上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辩证”的两层含义。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证论治本身并不是辩证法和认识论，更不是辩证管理的思想源头与方法论基础。
第三类观点是从马克思辩证唯物论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发，认为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辩证管理学的思想渊源，并且辩证管理学是以管理过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术关系）和特殊性（社会关系）及其对立统一关系为研究对象的综合性管理学。仔细推敲后，很容易发现这种观点有两点不足需要指证。
首先，该观点所提出的“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的论断具有一定片面性。因为唯物主义是研究世界物质本性的，而辩证法是研究世界的联系、运动、变化、发展的一般规律的，这两部分结合起来才会形成科学、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结合方式可以形成侧重点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中，一个是辩证唯物主义，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前者在承认世界普遍联系、运动和变化、发展条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观物质本性，后者在坚持世界客观物质本性基础上研究客观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的规律。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管理所应该研究的是如何通过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主体、客体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联系、运动、变化与发展的规律以实现既定目标，而不是在普遍联系、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研究管理主体、客体与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辩证唯物论是辩证管理学的方法论基础，还不如说唯物辩证法是辩证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基石。这是其一。其二是，该理论虽然以辩证唯物论为方法论基础，但没有意识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构成辩证管理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基础的另外两块重要基石。因为管理作为一种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具有相当的复杂性。所以，这就决定了我们必须在唯物主义认识论指导下透过现象把握本质，必须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指导下用唯物辩证法三大规律及相关范畴对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进行辩证分析和研究，从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学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论的“丛林”、摆脱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该观点仅仅是对创建辩证管理学的一种理论构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辩证管理学、如何把辩证管理理论应用于具体的管理实践等内容，所以，其对具体管理实践的指导性和实用性较差。
商业银行欲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发展，首先要改变原有观念，并树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观，即在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唯物史观基础上，以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方法论基础，认识、把握和利用管理与生产力相联系的自然技术属性方面的规律、与生产关系相联系的社会属性方面的规律，以及管理与上述两大规律之间的辩证规律，从管理二重性的辩证关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
2商业银行传统管理因缺乏辩证管理的优势而陷入双重困境
客观地说，无论是对一般企业进行管理，还是对商业银行进行管理，都具有对生产力进行管理和对生产关系进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过程中能够坚持辩证管理观，即在兼顾对自然技术属性进行管理的同时，兼顾对社会关系属性进行管理，并处理好二者的辩证关系，则这种管理才是科学的。否则，管理在理论或实践方面很容易陷入这样或那样的困境。
2.1商业银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没有使银行真正摆脱理论方面的困境
随着商业银行的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时期的银行家对安全性、流动性和营利性的认识和取舍也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引起商业银行的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也随之发生变革和更新。在此过程中，商业银行管理虽然经历了以商业贷款理论、资产转换理论和预期收入理论等为代表的资产管理理论、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并占统治地位的负债管理理论和20世纪70年代中期出现并延续至今的资产负债综合管理（以下简称为资产负债管理）理论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这三种理论都是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角度分析银行管理的，也都不约而同地忽视了从管理的社会属性角度对银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仅如此，这种银行管理思想与管理理论上的片面性，导致资金池法、线性规划法和财务规划模型等以资产或负债为内容的具体管理方法也会加强和延伸这种片面性。其实，这只是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困境之一。
商业银行管理理论的另一个困境就是，现行的诸多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面的教科书不只是单方面从管理的自然技术属性来研究银行管理，而且还把银行经营运作中技术性联系很强的业务人为分割开来并机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教科书中常见的情形就是，把资产管理、负债管理和流动性管理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讲述；还有就是把商业银行贷款管理和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也分别分成不同章节进行研究，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某个论题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无可厚非。但是，如果仅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学地加以运用，并且对“解剖麻雀”观点背后的“个别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学要义全然不知的话，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实际上，除了上述资产、负债和流动性管理之间以及贷款管理与企业信贷风险管理之间密切相关以外，商业银行管理中还有其它很多管理项目之间的关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们需要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对这些项目进行辩证研究，机械的“解剖麻雀”观是要不得的2.2商业银行管理实践方面的困境
从管理二重性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的一般企业管理由于在自然技术属性与社会属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两者有机联系在一起的科学管理理论指导而被称为“瘸腿管理”的话，那么目前的商业银行管理就可以被称为“单腿管理”。因为当前商业银行不仅缺乏像一般企业管理中人际关系学说和行为科学那样专门研究人与人际关系的管理理论，而且也没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理论的指导，在此情况下，经济中出现以巴林银行为代表的银行倒闭事件以及人们发出“不断下降的竞争力和沉重的监管负担，正在将商业银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为奇的。这恰恰是银行管理实践方面困境的写照。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相比，尽管它们正在奉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有“单腿性”，但是，我国的资产负债管理依然不可与之同日而语。正如我国有些学者所言：“我国银行的内部管理基本上还处于资产管理和负债管理阶段，没有真正进入全面资产负债管理阶段。”具体说来，我国商业银行管理实践中的困境主要体现为目前尚无法有效得到解决的一些矛盾。比如，实行能够体现管理二重性辩证关系的科学管理与缺乏这种科学管理理论指导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某些银行职员因素质差而读不懂资产负债表之间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与商业银行资产管理部门和负债管理部门内部各自为政的矛盾，实行全面资产负债管理对员工群策群力和团队精神的要求与银行职工在现有奖惩机制下工作积极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业银行实行辩证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则
商业银行要逐步摆脱管理实践中的困境，应该把辩证管理观落实到具体的管理中工作，通过具体的银行业务及相关管理践行辩证管理观。在此过程中应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则：
3.1商业银行应该从其自身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规律及将来的发展趋向
构成人类社会的各种要素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构成的人类社会基本要素。第二类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业、国家与政党等组成的人群共同体或社会组织。第三类是包括需要、利益、社会分工和社会交往等在内的运筹性因素。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商业银行应该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辩证眼光，在人类社会基本要素构架下，在商业银行与其他人群共同体和社会组织共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考察商业银行与其他社会组织与人群共同体如何通过选择、调动、处置、分工、匹配等手段来发挥运筹性因素的作用，从而由商业银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概括、总结并发现规律，以便为自身的发展提供规律性指导。
3.2建立商业银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
客观经济活动过程的辩证二重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辩证二重性和辩证管理的双中心制。如图1所示，银行管理自然技术关系和人与人际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了银行必须同时以人和工作为辩证管理的中心，处理好以工作为管理中心和以人为管理中心的辩证关系，才能确定科学的领导方式和领导行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业银行应在不同环境下确定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
无论在确定性还是不确定性条件下，商业银行应该能够处理好营利性、流动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间辩证关系，处理好银行偏好与银行效用的辩证关系，在此基础上确定银行理性选择行为、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型。这决定了商业银行生存和发展的现状和前景。
3.4在综合权衡各个管理主体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础上合理确定商业银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业银行负债经营和经营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商业银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银行的经营对象是银行重要的管理客体，同时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体的管理客体。例如，商业银行给生产性企业发放的贷款，既是商业银行的管理客体，又是作为借款人的生产性企业的管理客体，同时还成为银行监管、证券监管等部门的管理客体。如图2所示，银行对贷款的贷前、贷中和贷后管理的二重性与银行信贷客户使用信贷资金进行生产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银行管理的复杂性。这也正是我们研究和倡导商业银行进行辩证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银行业务关联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银行业务分为不同的业务群，研究同一业务群内部和不同业务群之间的辩证关系，在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前提下，把重要的业务群管理与银行内部组织结构管理结合起来，对重点业务群的管理交由相关部门进行专项管理。比如，可以把商业银行市场营销与金融创新业务合并成为一个业务群，并建立金融产品创新推广部专门负责这一业务群对老产品的改良和新产品的创造、原有市场的巩固和新市场的开拓等业务的辩证管理。
（2）处理好以工作对象的银行业务绩效管理与以人为对象的人力资源管理之间的辩证管理关系，在此基础上建立良好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积极性。
参考文献
［1］杨文士编著.管理学原理（第二版）［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张金鳌.二十一世纪商业银行资产负债管理［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3］陈功伟.试论辩证管理［J］.广东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5，（3）.
心理学辩证法篇6
关键词：辩证思维；辩证法；培养目标；辩证思维方法
中图分类号：G64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9324（2014）45-0064-03
一、引言
特定的物质条件下，人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取决于是否善于思考，而思考是一种技能，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来提升。我们培养学生，不仅要使其掌握知识和获得价值认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形成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样有利于其专业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以适应社会发展。在高等教育课程设置中有许多专业课程支持思维能力的形成和发展，但这些课程从开设范围上来讲，并不具有普遍性，它们有的是针对专业学生，有的只是公共选修课，修读学生为数不多。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却是一门可以普及思维教学的公共必修课程，该课程拥有丰富的辩证思维教学内容，同时覆盖所有大学生，以此课程为平台进行思维能力培养，具备可行性。
在思政课的教育实践中，通过对高校思政课思维教学目标进行具体诠释的方式，将简单的“是什么”教学，提升到为解决“为什么”提供思维方法支撑层面，去帮助学生解决“怎么办”的问题，实现教育效果反思，才能真正提高思政课教学质量；对学生而言，既能克服心理障碍，降低冲突性倾向，又能拓宽视野见识，提升整合思维素质，增强社会竞争力；对整体的思政工作而言，思维方法教学能普遍地为后续工作搭建高层次思维受体平台，一举三得。
辩证思维是高端人才思维方式，对从事复杂思维活动的群体来说是必须具备的能力。面向大学本科层次的受体，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过程中进行渗透式辩证思维培养，建立起一般辩证思维训练模式，加强思维训练，帮助学生冲破盲从，独立思考，增长知识和认知能力，合理地决策和行动，甚为必要。本文从定位本课程的辩证思维能力概念及目标范围着手，从教材中寻找本课程的辩证思维潜在资源，确定辩证思维的研究范围、特点及具体指标，确定本课程应该承载什么样的辩证思维教学任务和目标，以实现教学的“有的放矢”。
从教学实际分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有丰富的培养辩证思维素质的资源。从方法论角度来看，该课程的哲学部分蕴含了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和原则、认识论、方法论，包含了唯物辩证法的联系与发展的观点，对立统一规律是整个唯物辩证法体系的实质与核心，是贯穿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的中心线索，而原因与结果、必然性与偶然性、可能性与现实性、现象与本质、内容与形式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蕴含着矛盾分析法，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本课程由感性具体“生动直观”经过思维抽象上升为理性具体，再回到实践，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认识，实现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的具体历史统一，理论与实际结合，完全符合思维的“从表象具体到抽象规定的阶段，再从抽象到具体的阶段”的两个逻辑序列，有助于形成完整思维链条。
二、什么是“辩证思维”
首先，明确辨析辩证思维等同于辩证法，辩证思维等同于对立统一的观念。在我们的既定观念里，辩证思维就是哲学上所指的辩证法。但事实上辩证思维≠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来看，唯物辩证法包括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体现了唯物主义、辩证法、认识论的统一，构成了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客观辩证法是在整个自然界中起作用，具有本体论意义。而“所谓的主观辩证法即辩证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导出发生作用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1]。辩证思维可以看作是“辩证认识方式”，只是主体反映客体辩证本性的理性分析工具和手段，辩证思维不等同于辩证法。在1994年就有文章指出：辩证思维不等同于辩证法，辩证思维应该是辩证性思维，而不是辩证法思维。应该将作为本体的哲学层次的客观辩证法从“辩证思维”内涵中分离出去，将一般“辩证思维”内涵确定为辩证认识方式的取向。同时，辩证≠对立+统一，辩证思维不仅是既对立又统一的思维，辩证思维有它自身的具体逻辑范畴。[2]我们应该从整体上把握辩证思维逻辑体系，辩证思维不仅仅是对立统一思维，它更是“实践、主体、客体，质、量、度，内容、形式、现象”，“同一、差异、矛盾、根据、条件、联系、因果关系、相互关系、整体联系”，“个别、一般、本质，过程、系统、规律”等范畴构成的逻辑思维体系。
其次，明确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之间的关系。辩证思维是辩证性思维，是介于形式逻辑和具体辩证法范畴原则之间的思维形式，是辩证法原则与逻辑的结合，可以称之为“辩证逻辑思维”。在形式逻辑思维中，结论一般是“非此即彼”、“非真即假”，而在辩证思维中，却可以“亦此亦彼”、“亦真亦假”，强调条件性。这说明辩证思维与形式逻辑思维具有不同的规则，分别遵守不同的思维规律：形式逻辑思维的概念、推理与判断具有相应的思维规律（矛盾律、同一律、排中律），辩证思维以联系与发展的观点看待世界，遵循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3]辩证思维是多维、动态的整体思维，形式逻辑思维是一维、静态思维，两者关系密切但层次不同。辩证思维是逻辑思维的超越，逻辑思维是辩证思维的基础。辩证思维注重客观世界和事物本质对思维的决定作用，反对擅离外在客观而只注重形式上的逻辑自洽，同时又遵循思维自身的规律和逻辑一致性的思维方法。辩证思维的最大特点是从事物的联系、发展和变化等方面来反映事物，提供一种思维框架，既强调对客观规律和关系的辩证本质探索，又倚重思维规则、程序和手段，在尊重辩证思维规则、程序和手段的基础上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辩证逻辑思维的实质就是按照唯物辩证法的原则，通过运用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与历史的统一等方法，在联系和发展中把握对象，在对立统一中认识事物和解决问题。因此，要学会辩证思维，必须掌握辩证法原则和逻辑思维规则。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教学中辩证思维培养目标的设定
依据上述结论，我们可以将教学过程中的思维培养目标设定为两个部分：第一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总体的辩证认知和对辩证法原则的把握（世界观认知）；第二是对在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前提下的思维规律和方法的把握（方法论认知）。
首先，掌握客观辩证法知识。马克思主义学说把辩证法看作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把思维中的辩证法视为客观规律在人的头脑中的自觉反映，来源于客观现实，而客观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因而辩证思维培养的首个目标就是让学生熟练掌握客观辩证法知识。
其次，把握辩证思维的内核，使教学目标具体化。辩证思维无非是要求思维主体把客体（对象）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成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通过对辩证运动过程的全面考察，通过一系列环节来把握它的整体关系、把握对象具体。透过其客观辩证法联系的、发展的、矛盾的基本原则，立足于“整体性、动态性、具体性、开放性”四个内核，可以将目标通俗化为四点：①对问题的理解完整，认真考虑了对立观点，做出多角度看问题的努力，对这些方面做了公正、批判和综合的考察。②能够摆脱思维固化，以发展的眼光分析问题，强调论证过程。③收集不同信息，分析证据的质量，考察不同立场的观点，能说明背景和具体情况的重要性，思考和表达具体。④能够检查问题是否合乎实际，事实准确性和逻辑一致性，发掘可能的替代解释或推论，确认检验结果，针对性地培养学生的系统思维、发散性思维、创造性思维能力，并养成相应的思维习惯。
第三，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思维方法设定为培养目标，结合具体的教学内容，实现辩证思维能力的提升。为了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主动探索者和分析者，用辩证法的观点去分析问题，吸收方法论的教益，运用具体的思考方法来分析新的问题，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必须充分利用马克思主义理性思维方法，把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抽象与具体、逻辑分析法与历史分析法统一的理性思维方法作为培养大学生辩证思维能力的具体目标。
（1）掌握归纳与演绎的双向推导法。归纳与演绎的运行方向是相反的：归纳是从个别事实推导出一般结论的思维方法，是思维从个别到一般的过程；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推出个别结论的思维方法，是思维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归纳是演绎的基础，演绎也是归纳的前提和指导。人的认识是不断地从个别到一般，又从一般到个别的过程，这恰恰是归纳和演绎交替使用的过程。它们既是辩证思维基本的推理方法，也是进行其他学科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无论是对工作学习来说还是对日常生活具有普遍性方法论意义，必然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教学的具体培养目标。
（2）具备分析与综合的思维能力。分析与综合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分析是主体在思维中将对象整体分解为多个部分，分别加以认识；综合则是主体在思维中把对象的各方面认识进行整合，全面地把握对象的方法。分析是思维从整体走向部分的过程，综合是思维从部分走向整体的过程，没有分析，就难以认清对象的细节，从而难以正确认识整体，没有综合，没有正确的整体认识，难以进行具体分析。在教学中要使学生认识到分析法与综合法不可分离，并能够掌握分析与综合的基本技能。
（3）能够把握感性具体―理性抽象―理性具体的认识过程，自觉运用抽象与具体方法。抽象与具体是辩证思维的高级形式，是通过具体到抽象，又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在辩证思维方法中居于中轴地位。本目标的实现分两步，第一步，在反映具体事物的感性具体基础上（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运用分析法，从整体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属性，使认识从感性具体发展成理性抽象，从现象深入到本质；第二步，运用综合法的同时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把各个部分的各种规定按照它们本身固有的内在关系相互联系起来，从总体上把握这一事物，使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由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4）能够掌握并正确运用逻辑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历史方法是指考察客观对象的发展过程及人们认识客观对象的思想发展过程，逻辑方法则指是对事物内部逻辑的理性分析。逻辑分析应以历史的考察为基础，历史的考察应以逻辑分析为依据，以达到客观、全面地解释事物的本质及规律的目的。运用逻辑的方法研究事物发展规律，实际上就是对历史进行概括，在运用历史方法研究事物历史进程时，也要通过逻辑分析确定史实间的必然联系，把逻辑分析贯穿于历史的考察之中。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是主客观统一的辩证思维过程。在教学过程中必须明确：思维的逻辑进程要与客观的历史进程统一，还要与思维的历史进程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17.
[2]李仁武.“辩证思维”内涵辨析[J].逻辑与语言学习，1994，（6）：12-14.
心理学辩证法篇7
“人们蔑视辩证法事实上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人们可以对一切理论思维随便怎么样轻视，可是没有理论思维，人们就是两件自然界的事实也不能联系起来，或者对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不能了解。”这里从反面进一步论证了辩证法在指导具体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其中的根本点在于如果忽略了辩证法的指导，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识结果，这便是忽略辩证法要受到的必然惩罚。针对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片面注重实证，忽视哲学指导和理论思维的倾向，恩格斯明确指出了哲学的重要性。其实，忽略哲学指导也是受某种哲学指导的结果，只不过这种哲学是形而上学的时髦哲学，而不是客观认识事物本身的辩证哲学。总体看来，本部分主要有《导言》、《〈反杜林论〉旧序、论辩证法》、《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三篇论文和有关札记，主要在论述自然科学的发展基础上，提出自然辩证法，并指明它在全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是全书论证的逻辑起点。“辩证法的规律就是从自然界以及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概括出来的。辩证法的规律不是别的，正是历史发展的这两个方面和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它们可以简化为下面三个规律：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的否定的规律。”辩证法是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共同的规律，这个普遍规律存在于事物本身，可以被发现、概括乃至运用，但不能被推出、强加甚或否定，而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也是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法最基本的三个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对立统一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其中对立统一规律坚持用矛盾分析法看待事物，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和源泉；质量互变规律把度作为事物量变与质变的分界线，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形式和状态；否定之否定规律从既部分吸收又合理超越的“扬弃”观念出发，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辩证法的这三个规律，已经被黑格尔进行过详细阐述，但却是在唯心主义的前提下，窒息了辩证法本身的生机和活力。马克思主义坚持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统一，坚持一分为二地看待黑格尔哲学，吸收它的合理内核，又剥离它的错误形式，从黑格尔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本身就是辩证法规律的一次生动运用。
“所谓客观的辩证法是支配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的辩证法，即辨证的思维，不过是在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这种对立，通过它们不断的斗争和最后的互相转化或转化到更高形式，来决定自然界的生活。”客观辩证法是自然界中存在的辩证法，不仅包括三个基本规律，也包括同一与差异，必然与偶然，原因与结果等基本范畴。在唯物主义的观念中，存在决定意识，作为主观意识的客观基础，自然辩证法与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辩证法必然是同一个辩证法，因此主观辩证法必然和客观辩证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自然界事物所具有的矛盾对立、彼此联系和发展变化的特点，在主观辩证法中同样存在，并且以更加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只要它们是被正确地认识了，必然是相互一致的。”“在思维的历史中，一个概念或概念关系（肯定和否定，原因和结果，本体和偶然）的发展和它在个别辩证论者头脑中的发展的关系，正如某一有机体在古生物学中的发展同它在胚胎学中（或者不如说在历史中和在个别胚胎中）的发展的关系一样。”认识自然的辩证法，即思维的辩证法的发展同样需要经过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一如自然界本身的辩证发展那样。虽然个体人的辩证思维发展不过是个短暂的过程，但正如经过漫长的生物进化才形成胚胎一样，要理解作为演化结果的个别胚胎，就需要对照整个胚胎进化史，同样，要理解具体个人的辩证思维，就需要理解主观辩证法发展的漫长历史。因而，辩证思维规律的发展经历了长期探索的历史，主观思维的发展有坚实的客观基础，主观辩证法必然符合客观辩证法。总体看来，本部分包括《辩证法》这篇论文和《偶然性和必然性》、《关于判断的分类》等札记，重点论证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几对重要范畴，提出了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必然一致的根本原则，是全书论证的展开。
二、自然辩证法的体现：运动与各门自然科学的辩证性质
“运动，就它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变动起直到思维。”在自然辩证法中，运动是处于基础位置的核心概念。运动，不仅是简单的位移，而是一切事物和对象的固有属性，是一切变化和过程的共同原因。从这个意义上看来，自然、社会乃至思维必然都具有运动的特性。唯其如此，事物才会有发展变化，并遵循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等规律。“如果自然科学企图寻找统一的作为物质的物质,企图把质的差异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上的纯粹量的差异,那么这样做就等于不要求看到樱桃、梨、苹果而要求看到作为水果的水果;不要求看到猫、狗、羊等等,而要求看到作为哺乳动物的哺乳动物,作为气体的气体、作为金属的金属、作为石头的石头、作为化合物的化合物、作为运动的运动。”在具体和抽象的关系中，抽象高于具体，但又来源于具体，并非存在超越具体的抽象，而是抽象恰恰存在于具体中。相对于概念的抽象性和事物的具体性，“思维具体”比具体事物有着更为丰富的具体性，它结合了抽象思考，超越了具体事物，因而具有更多的内涵。如果不能辩证把握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将导致徒劳地去寻求某种抽象的实体存在，从而把一切变化视为量上的排列组合变动，否认质的变化，这是违背辩证法理论指导的一个结果。
“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并且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最后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它是我们整个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辩证法被看作关于一切运动的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这就是说，辩证法的规律对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运动，和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一样好地适用的。”主观辩证法和客观辩证法高度一致，成为整个理论思维的根本前提，否认二者的一致性，要么走向唯心主义，要么走向庸俗唯物主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结合在一起，是分析各种事物对象的根本指导方法。这种指导作用已经在自然科学的实践和发展中得到验证，在社会领域和思维领域，辩证法的规律也一样适用和好用。因此，自然的辩证法必然向社会的辩证法转化，它们连同思维的辩证法，都是一个辩证法。总体看来，本部分包括《运动的基本形式》、《运动量度──功》、《热》、《电》等论文和有关札记，分析了运动这个核心范畴，并在各门自然科学发展实践中检验了辩证法，是全书论证的思想升华和具体体现。
三、自然辩证法的转化：从自然的辩证法到社会的辩证法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加上自然界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物料，劳动把物料转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是如此。它是一切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劳动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是人主观能动性的体现，自然界的各种物料是人的劳动对象，劳动成果作为人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结果，因而，劳动成果可以说是人类一部打开的心理学。但劳动还具有更多的意义，人之所以成为人，更因为在劳动实践中，人类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实现了从猿到人的根本质变。“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它们是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逐渐过渡到人脑……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用自己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也是劳动。”劳动使人从动物中独立出来，和其他一切动物形成根本区别，在这个过程中，劳动推动了语言的发展，促使猿脑逐渐进化为人脑，成为人类演化历史中的重要动力。人和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动物仅仅利用自然界，而人类却能够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界为自己服务。“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寻清楚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方面的影响，并且因之我们就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仅仅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迄今存在过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全的变革。”人类通过劳动和一般动物区分开来，但人类存在于自然之中，具有自然属性，因而要遵循自然规律，这不仅由于违背自然规律将受到惩罚，更由于辩证法的根本规律来源于自然本身，违背自然规律等于违背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界的辩证法同样适用于社会领域，因而自然辩证法必然转化为社会辩证法。但仅仅认识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在社会领域运用辩证法就需要对社会进行改造和变革，这是自然辩证法规律的必然要求。
心理学辩证法篇8
从哲学基础上讲，当代的科学哲学研究形成了两个迥异的派别，一是分析经验主义，其代表是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分支之一的西方科学哲学；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原则和立场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哲学，以俄（苏）和我国的科学哲学研究为代表。就俄（苏）和中国的科学哲学来看，虽然二者同属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统，但由于两国在科学、文化以及社会政治等方面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的鲜明特色。
一、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包括两个领域。其一是自然科学本身的哲学，是对有关物质世界、自然现象的科学理论本身的客观内容以及对所运用的相应的实验和理论的认识手段所作的哲学分析。这一部分旨在揭示科学研究的具体世界观和方法论内容，即越来越深入到自然科学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二是对整体的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各部门所作的哲学分析，旨在阐明自然科学理论认识客观世界的规律和方法，阐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中经验层次和理论层次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的研究侧重于科学理论的结构、科学认识的方法、理论原理和证明的论证方式、科学动态发展的规律等。苏联学者把这一角度的研究称为“科学哲学的侧面”［1］（p2）。也就是说，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内在地包含了科学哲学的萌芽。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苏联关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第一个领域中。“苏联时期一直存在的重要争论是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2］（p2-3）从苏联出版的经教育部审定核准的第一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教科书《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教程》（该书由时任《哲学科学》编委、莫斯科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然科学哲学教研室主任c.t.麦柳欣主编）的内容上看，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重心基本上围绕前一个领域，而对所谓的“科学哲学的侧面”则很少触及。
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研究出现了重大的转折，传统的自然观研究开始退居次席，以科学认识论和科学方法论为核心的科学哲学研究逐渐成为研究的主导方面。1979年，в.а.本文由收集整理卡尔普宁、б.м.苏哈诺夫和в.и.沙罗格拉茨基出版了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作者认为，自然科学的发展会不断揭示出自然界的发展趋势和过程，而唯物主义辩证法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就是发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该书逐一研究了力学、物理学、化学、技术科学的有关资料，论述了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景和更为迫切的方法论问题，即，“科学认识中经验和理论的相互关系，理论知识的综合，科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元理论研究的哲学意义等问题”①。与此同时，苏联的一大批学者，如б.μ.凯德洛夫、μ.з.奥麦利雅诺夫斯基、в.с.高特、м.в.莫斯捷巴涅科、в.и.勃拉恩斯基、в.р.伊瓦诺夫、а.д.乌尔苏尔、в.а.施托夫等人相继出版了大量的著作，从各个方面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进行了讨论，这反映了苏联哲学界对科学认识方法论研究的重视。
在1981年4月22—24日召开的全苏第三届自然科学哲学会议上，科学院院长г.л.亚历山大洛夫指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对自然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对自然和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最普遍的看法进行探索和思考的一个中心枢纽”［3］（p407）。由此可见，这一转向已使得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苏联科学哲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是在辩证唯物主义的传统下进行的。对这一过程进行分析，有利于我们正确评价马克思主义传统下的科学哲学研究。从总体来看，西方的研究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是持全盘否定态度的。［4］（p99）西方的“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们长期讨论苏联出版物中的这些问题，他们关心的是，这些问题是真问题，还是人为的、政治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当真影响了苏联科学家们的思考，还是仅仅就是个装饰”［2］（p3）。只有少数西方学者对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采取了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格雷厄姆在大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客观地评价说：“我相信辩证唯物主义对苏联一些科学家的工作的确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这种影响帮助他们形成认识结论，并赢得了国外同行对他们的认可。”［2］（p3）
二、中国的自然辩证法研究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第一个范式是自然观范式。［5］（p56）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并以自然观为基础，建立了由自然观、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构成的内容体系。
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来源于自然辩证法研究范式的转换。20世纪90年代末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范式发生了多个方向的转向，其中包括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学、自然哲学等。在传统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有着雄厚的自然科学基础，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和科学观。随着研究范式的转换，译介和评述西方科学哲学的文章大量出现，科学哲学成为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和《自然辩证法通讯》两本核心刊物的主要栏目。自然辩证法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以及研究队伍都发生了重大转向。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产生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背景。20世纪80年代初，自然辩证法学会曾一度号称中国第一大学会，其研究绝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学术圈子。自然辩证法的特点是兼容并蓄，既是一种学术事业，又直接面对国家发展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问题时常常借助于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
自然辩证法为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提供了更大的学术空间。科学哲学关注的问题其实是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内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科上我们把自然辩证法调整为科学哲学，但并未放弃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以自然观为基础，恰恰是我们相对于西方科学哲学的优势所在。“由于西方科学哲学仅仅面对自然科学，无视自然科学背后的本质和客观基础，因此，他们并不
能真正回答理论的内在完备性和科学理论进步之间的关系。”［6］（p111）西方科学哲学的这一特点，是它们在很多问题上不能获得正确认识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的科学哲学是中国自然辩证法事业的延伸,传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决定了中国科学哲学的演进与定位。并且，在中国科学哲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研究呈并行之势。
三、差异与趋同
科学哲学在苏联和当代中国的兴起，既有共性，也有差别。其共性特征是，在各自国家已有的哲学研究中早已内在地包含有关科学哲学的相关研究。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中包含“科学哲学的侧面”，而科学动力学和科学方法论的研究一向也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在格雷厄姆看来，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涉及十分广泛的领域，包括生命起源、控制论、结构化学、量子力学、相对论和宇宙学等。“苏联上千种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科学的书籍、文章和小册子都包含上述各种值得讨论的问题。”［2］（p3）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为基础的，而且他们认为，这种世界观也必会通过相应知识领域的理论内容而被具体化。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科学不仅是关于世界的理论知识的总和，更是一种社会建制。因此，他们不仅研究科学哲学领域中我们熟知的那些主题，更为注重科学发展的社会决定要素和动力。科学哲学的研究内容属苏联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属于问题研究的“内部转换”。
苏联的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一直不是苏联哲学的独立分支，只是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因此可以说，苏联科学哲学的出现使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对自然科学的研究由一个附属的领域开始走向相对的独立。
和苏联不同，自然辩证法在中国不仅作为一门重要的独立学科来建设，而且已经成了一项有较大规模的社会研究事业。我们不仅成立了全国性的学术组织——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而且这一学科作为高等学校理、工、农、医类硕士研究生的公共课大规模进入了课堂。在“大口袋”思想的倡导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领域变得越来越广泛。20世纪80年代，自然辨证法研究主要集中于自然观、科学观、科学方法论、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及科技与社会研究，90年代以来则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学术研究不断拓展，成果更加丰厚。刘啸霆将自然辩证法的精神财富和价值概括为五个方面。其一，它恢复和坚持了哲学中的分析精神；其二，它坚持和宣扬了科学中的哲学精神，包括对科学精神、科学理性、科学文化的研究；其三，它探索了科学发展和发展的逻辑、模式、机理等；其四，它回答了人与自然的基本关系；其五，它无私地培育和扶助了许多新兴的学科，在自然辩证法的事业下还为很多新的学科如科学社会学、科学管理学、科学政策学等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发展的空间。［5］（p58）1996年，于光远在他的著作《一个哲学学派在中国兴起》中指出，中国正在兴起一个哲学学派——自然辩证法学派。这个学派的特征是：首先，它属于马克思主义；其次，除传统的自然观、科学观研究外，它还特别重视社会实践问题，如西部大开发、科教兴国、国家创新体系、可持续发展等。
心理学辩证法篇9
关键词:自然辩证法加藤正日本哲学界
中图分类号：a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1）06-018-03
加藤正（1906.2.11-1949.2.3）是日本共产党党员和著名的自然辩证法权威{1}233，一生从事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实践和理论工作。20世纪20―30年代日本，他和加古祜二郎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坚持用自然辩证法指导自己的理论和实践工作，在同当时的福本主义、三木清哲学、户坂润党派性理论的论争中，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观点，被称为加藤理论。自然辩证法是加藤理论的基石。《自然辩证法》翻译出版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掀起了研究自然辩证法的高潮。
一、翻译《自然辩证法》的历史背景
加藤正把《自然辩证法》分为上下卷出版，上卷是1930年、下卷是1932年。在当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献背景下，日译本对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认识自然辩证法起了巨大作用。
（一）社会背景
首先，日本经济暴露出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两大阶级斗争激烈。自1868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了封建资本主义的道路，剧烈地进行着国家近代化。到1890年，日本开始成为资本主义工业国，于是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固有矛盾开始显现{2}467-478。同年下半年爆发了第一场经济危机，两大阶级的矛盾开始加剧。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形成，固有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工人运动蓬勃发展{2}543。1922年日本共产党成立，开始了在日共领导下的革命运动的新时代{2}616。十月革命的胜利给日本统治阶级带了危机感，于是日本当局颁布了治安维持法，先后展开了六次{5}大规模（1923-1933年间）的逮捕日共的行动。革命运动陷入低潮，像山川主义等消极思想蔓延。
其次，在当时日共的党的建设上，人员成分复杂，各种阶级思想混杂，不利于革命运动的开展。例如改良主义、调和主义、国粹主义、唯心主义、儒教思想、佛教思想、基督教思想等造成了革命运动理论的不统一，日共党内也存在着政治、思想和组织方面的不成熟。
最后，共产国际指定日共的领导人没有认清日本斗争实际，造成了阶级力量的浪费。并且当时的日共没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党的活动也仅限于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和工人骨干分子{3}。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统一思想，排除各种思想和理论的干扰。加藤正的日译本给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强大的震动，使他们认识到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是自然和自然辩证法。对排除工人运动的理论上的唯心主义起到了作用。同时，加藤正实现了从“为了科学的科学”到“为了人生的科学”的思想转变，从一名自然科学者转变成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共产主义者。
（二）文献背景
1926年8月福本和夫在私人杂志《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上译载了德波林的《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一文，日本人第一次知道了恩格斯有遗稿《自然辩证法》{4}295。于是翻译出版该遗稿提到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日程上。在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之前，有关自然辩证法的文献如下。
《唯物辩证法和自然科学》成了回顾自然辩证法在日本传播的标志，1927年又出了该文的两个日译本。该文的意义在于，首先，使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注意到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间的关联；其次，该文描绘了马克思主义全貌，影响深远；第三，普及了自然辩证法一词，但是在日译本出版之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各不相同。
1926年5~6月，森户和栉田翻译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部分明确了从自然基础上研究历史的方向。9月，宫川实重译《经济学批判》序言四明确了人类历史的出发点是自然。1927年5月，井上满翻译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具有解放性的意义。同年6月，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被翻译。10月，黑田房雄翻译了恩格斯的《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明确了以自然史为前提证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打击了当时藐视自然科学的倾向。1928年10月，翻译了列宁的哲学笔记的一部分。1929年2月，翻译了狄慈根的哲学论文；7月在《国际文化》上登载了吉米廖杰夫的《恩格斯和近代物理学》，该文虽然有机械主义的倾向，但是他从一个专业物理学者的视角来理解自然辩证法的方式引起了加藤正地兴趣。
在《自然辩证法》的日译本出版前，日本马克思主义界和自然科学界对自然辩证法的认识都带有自己研究领域或阶级利益的观点的。这种不同理解，使它的翻译出版越发的紧迫了。
（三）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自然辩证法的观点
首先，自然科学者例证自然辩证法法则的正确性，社会学者论辩辩证法和自然社会的关系。如，自然科学者方面，《生物学和自然辩证法》（作者不详）从生物组织学例证了质量互变的法则；竹村文夫1928年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从当时数学和物理的发展中论证了认识的唯物主义性和辩证法性；拓植秀臣1929年8月的《自然辩证法和生物》一文，总结出三个命题{4}272“不承认无机物和有机物间的绝对差异”、“承认生物在产生和变异上有质与量间的飞跃变化”、“具体统一地而非抽象片面地看待生物体的发展变化”，并指出这三个命题对应了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社会学者方面，高桥庄治1927年2月的《理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唯物主义》批判了冈邦雄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的错误观点，肯定了辩证法也适合于自然。在1927―1928年山本宣治的《生物・人类》用生物学证明了人类发展的唯物史观前提，指出人类的发展必然暗含着社会进化的方向，从而证明了自然科学和唯物史观是相通的。1931年伊豆公夫的《通过现代自然科学的辩证法来反省》是日本最早总结自然辩证法的书籍，他极力主张“唯物史观仅能找到社会史的产生根据，而不能把握自然科学的内必然的发展。……通过自然科学自身的方法即自然辩证法，就能进入到自然科学的内容中。”{4}277“社会的一般方法论制约了自然科学的理论”{4}277。从而打破了当时德波林主义的束缚，打开了通向自然的道路。并且他尝试了从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上来概观自然科学和现代自然科学。
其次，认为辩证法只适合于社会历史领域，拒绝把辩证法适合到自然领域。例如，1927年11月冈邦雄的《唯物主义和物理学》。1929年8月三木清的《社会和自然》中错误地强调唯物史观是自然辩证法的根基，并用以下这四个问题{4}270“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自然辩证法是否可以独立存在吗”、“自然是辩证法的领域吗”、“自然科学含有意识形态的要素吗”、“最前沿的自然科学支持辩证法吗”来否定自然辩证法的成立。1929年8月小仓金之助的《阶级社会的算术》虽然拥护自然辩证法但却错误地用阶级性阐述数学，12月大川豹之介的《纯粹数学逻辑和法则》也认为数学是按阶级性发展的。小仓和大川的这种做法在当时日本自然科学界非常盛行，都是用阶级性来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不是从自然科学本身上思考自然科学的发展。1931年1月田边元的《关于所谓》的评论是与加藤正日译本同时出版的，也是在冈邦雄的立场上全面否定自然辩证法，“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是‘术’即在技术形态上是阶级性，但‘学’是在由阶级技术的性格而被纯粹化之处上成立的。”{4}277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户坂润1929年的《自然辩证法》一文用马赫主义，用一个感觉复合体的“存在”概念，认为“辩证法是‘存在’的普遍的根本规定”{4}279，颠倒了自然与辩证法的关系，认为自然是辩证法的证明。之后他在1932年发表《自然科学在社会上的作用》一文，尝试着在无产阶级、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之间的范畴的同一性，从而否定了自然辩证法的基石自然。
最后，尝试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联盟。如1928年山本宣治和安田德太郎召集大学教授和副教授组建了“自然科学和马克思主义”研究团，为的是实现科学者与无产阶级的联盟{5}646~655，向工人大众讲解自然科学，后因山本宣治被杀该研究团体被破坏。但1929年的无产阶级研究的创立却忘记了这个联盟任务。1931年加藤正创建“苏联之友会”（后更名“日苏文化协会”），向日本科学者和技术者介绍俄国无产阶级事业同苏联科学相结合的实际情况，尝试了科学与无产阶级的联盟，但是未成功。1932年创立的“唯物主义研究会”虽吸引了自然科学者参加，但只停留在哲学认识论的理论上，忽略了开展科学者与劳动者阶级相结合的启蒙活动。
二、加藤正翻译《自然辩证法》的主客观原因和过程
（一）客观原因
首先，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需要，用理论武装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后，世界各国把目光投向了马克思主义，兴起了社会主义运动。当时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界以俄为师，开始大批翻译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苏联理论家的著作，来指导本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其中，加藤正担负了翻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重任。
其次，同当时日本社会中各种思潮论战的需要。上世纪早期，在日本盛行着各种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处于欧洲和日本本土思想的包围之中，要在日本站稳脚跟就必须在思想理论上同各种思潮论战。当时的思想有，西田哲学、田边元哲学、皇道、儒道佛的哲学，还有各种国外哲学，如基督教哲学、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民权、工团主义、社会主义的其他分支等。这些思潮都在用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争取日本各阶层的支持，排斥和攻击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人民群众自己的思想，就必须让人民群众认识它，就必须让人民群众通过马克思主义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不被其他思想所俘获和利用。并且马克思主义还要同自己的变种进行斗争，如福本主义、三木哲学等，消除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误解，推动理论的发展。
（二）主观原因
首先，澄清当时日本各界对自然辩证法观点的需要。其次，加藤正自身资质。第一，加藤正良好的德语、理科基础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是河上肇和三木清推荐加藤正担任翻译的原因。第二，加藤正自己独自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想。当时日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不成熟，河上肇还在摸索着马克思主义，三木清也存在着认识误区。但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想理解自然辩证法等理论。所以，通过经典著作《自然辩证法》来理解自然辩证法也是加藤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途径之一。在1929年底加藤正的日译本出版后，自然辩证法立即成为了当时的理论前沿。
（三）《自然辩证法》被分成上下卷翻译的原因
加藤正的日译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阿奇夫》第二卷（1925年）中的《自然辩证法》的内容，在校订时参照了德语版的《阿奇夫》第二卷（1927年）。因为德语版在苏联连赞诺夫版的基础上做过订正的。日译本总共16章加一个附录。加藤正负责解题、第1、3、10、11、14、15章和附录。加古祜二郎负责第2、4、5、6、7、8、9、12、16章。日译本分为上下两卷。上卷是解题、第1―5章和一个序言，由岩波文库1929年12月出版。下卷是第6―16章以及附录和序言，由岩波文库1932年出版。从1927年着手翻译到1932年出版下卷共历时5年。期间受到了坂田德男、岛之父、田中周友、河上肇、三木清等人的帮助。
为什么分成上下卷翻译出版？
首先，按内容划分。笔者没有得到日译本的原书，但从原光雄1949年重译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目录内容{6}来分析。前五章是关于辩证法、自然科学、心灵界等的自然科学的哲学内容。后面是具体自然的内容,例如，电、热等。所以《自然辩证法》原著内容上的不同或许是日译本被分为上下卷的原因。
其次，时局的影响。日译本的序言{1}36-37中加藤正提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了很多障碍，并且中途加古还遭遇了不幸{7}。所以上卷的后半部分是加藤完成的。在出版上卷的1929年春又遇到不能出版的事{8}。日本当局视自然辩证法为社会主义读物予以禁止不让发行。
第三，繁忙的工作和疾病延迟了下卷的出版。加藤正1929年年底译完上卷后，第二年忙于建立“无产阶级研究所京都分部”的工作，又在1931年4月在东京组建“苏联之友会”并担任机关报《苏联之友》的编辑工作。工作的繁忙和身体的疾病还曾经使加藤正产生过退学（京都大学）的想法。在下卷序言中，加藤正提到了翻译的推迟是因为病情（肺结核）和工作的繁忙。
三、《自然辩证法》的翻译出版在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意义
首先，奠定了加藤理论的基石。在翻译过程中和批判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错误认识的过程中，加藤正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即加藤理论。加藤理论的基石就是自然，它是批判主观党派性的理论武器。
其次，从自然原因发展理论的思维方法成了哲学主流，要求以明确自然科学成果间的联系来规定和再规定理论思维。在日译本出版前，自然辩证法只是个徒有其名的概念，没有一个人理解它本身的意思和内容，只关心如何具体地使用唯物辩证法的自然认识。出版后，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开始关注存在的自然前提和唯物辩证法自身的哲学史了。
最后，在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确立了新的理论方向。人越是在自然中探寻原因，就越接近正确地认识世界，就会除去任何主观臆断。以人类实践为基础，任何歪曲联系的尝试都是徒劳的。由此，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在某种条件下的实践都是有界限性的，最后必然会被更合理的联系所包含。
注释：
{1}[日]加藤正著,山田宗睦编.加藤正全集第1卷[C].东京：现代思潮.1963.9.30
{2}吴廷谬主编.日本史[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
{3}曹天禄著.日本共产党的“日本式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日]加藤正著.自然辩证法研究发展史[C].1936年执笔.（未发表的遗稿）
{5}列宁.列宁选集（第四卷）[m].人民出版社,1995
{6}[日]原光雄译.自然辩证法[m].京都：三一书房,1948
{7}1928年3月15日.日本当局对日共发动“三一五大逮捕”。
{8}1929年4月16日.日本当局对日共发动“四一六大逮捕”，日共中央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捕，党组织遭到空前破坏。
心理学辩证法篇10
关键词：否定的辩证法；阿多尔诺；非同一性
前言
作为20世纪“最富创造力的伟大的原创性理论家”[1]，特奥多·阿多尔诺（theodorw.adorno,1903～1969）是德国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erschule）社会批判理论的“主要建筑师”，与学派的创始人、“社会批判理论”的奠基者霍克海默（maxhorkheimer）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marxism）的杰出代表人物。自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否定的辩证法”（negativedialectics）概念以来，[2]尤其到了80、90年代，阿多尔诺引起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对于“否定的辩证法”的研究也逐渐成为后现代语境中的显学。然而，作为标志“否定的辩证法”经典形态的完成和阿多尔诺“一生学术生涯缩影”的《否定的辩证法》（1966）一书，人们长期以来只知道它“说”了什么，却无从理解它为什么那么说。由于这种困惑，在后现代氛围中最终造成一个“‘否定的辩证法’是不可理解的”神话。在笔者看来，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并不是一本“不可翻译的天书”，但也绝非一件不付努力就能获得的“廉价品”。阿多尔诺确实为自己的思想刻意设置了许多藩篱，但更为重要的是，“阿多尔诺学术传统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大大超出了绝大多数读者的阅读期待，人们难以在自己的思想图谱中对他进行有效的完全匹配，从而留下了超量的理解剩余。”[3]因此，理解“否定的辩证法”的唯一选择就是回到“否定的辩证法”的历史本身。本文拟从基本的文本学解读模式入手，结合中外最新研究成果，就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的几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一、“否定的辩证法”的实质
辩证法一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除了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之外，还有其他三种基本形态的辩证法，这就是青年卢卡奇（georglukács）“历史的辩证法”、萨特（j.p.sartre）“人学的辩证法”、德拉—沃尔佩（galvanodella—volpe）“科学的辩证法”。不过，他们对辩证法的理解与传统理解有着很大不同。就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而言，它是建立在对传统辩证法批判基础上孕育而成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性。
1．“否定的辩证法”的非同一性
“非同一性”(nonidentity)是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概念。“辩证法倾向于不同一的东西”[4]，辩证法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就在于从“同一性”向“非同一性”的哲学转变。“辩证法就是对非同一性的一贯意识。”[5]在阿多尔诺看来，所谓“同一性”，即人们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共识”，同于稳定性、确切性。“同一性”作为传统哲学的基础，是一条永不可及的地平线。在本体论上它表现为对终极实在的寻求，在认识论上表现为对首要性的强肯，其实质就在于主体和客体的分离。虽然阿多尔诺在认识论上仍然认为，“主体的首要性看来是没有疑问的”[6]，但他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主客体之间同一的平衡关系，这种同一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力场”（kraftfeld/forcefields），即“那种没有支配而只有差异相互渗透的独特状态”。依他所见，主客体的关系将取决于人们之间以及人类与他们的对立面之间的和平的实现。这种和平的实质就是事物之间有差别的交往，是所谓集体主观性、个体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三星集结的非架构的“星丛”（constellation/konstellation）状态。星丛，（阿多尔诺借用本杰明(walterbenjamin)那里的一个天文学术语）则是指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某个中心整合的诸种变动因素的集合体，这些因素不能被归结为一个公分母、基本内核或本源的第一原理。[7]
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离的：没有客体，主体不可想象；没有主体，客体没有意义。当然，这恰恰意味着二者的不同或非同一性。[8]在阿多尔诺看来，“不同”是一种分立、平衡、转瞬即失、有差异的东西。传统哲学的错误就在于把同一性当作仅有的目的，至于那些转瞬即逝、没有太多意义的东西（黑格尔称之为“惰性的存在物”），自柏拉图（plato）以来一直是不被关心的，始终被甩在哲学之外的。学习就是回忆，遭遇就是重逢，离去就是回归，于是，有的只是同一的循环，存在物与存在物之间的差异被取消了。传统哲学陷入对同一性的沉迷之中，陷入将一切东西还原到一种原始性存在的还原主义之中。[9]这就意味着，“否定的辩证法”就是要在根本上否定一切还原主义，怀疑一切统一性，破除人们一贯长期坚持的概念崇拜，而“概念的觉醒是哲学的解毒药，从而避免哲学日渐猖獗以至成为一种对自己来说的绝对”[10]。“否定的辩证法”真正感兴趣的东西是“黑格尔按照传统而表现出的他不感兴趣的东西——非概念性、个别性和特殊性”[11]。总之，坚持对非同一性的认识，通过概念超越概念，激活差异，树立非概念、个别和特殊的权威，让“非同一性”获得应有“荣誉”。
2．“否定的辩证法”的反辩证法性或否定辩证法性
否定是一种对立、批判、斗争关系，本质上是矛盾一个层面。矛盾向来是辩证法的整全性理解，因此，否定从而具备了辩证法的性质。但辩证法作为一个理论的完整体系构架，其任何一个方面、任何一个范畴都不应被突出到凌驾于这个体系之上的位置。否则，辩证法就会变成反辩证法。真理仿佛再向前迈进一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阿多尔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正说明了列宁这一观点。
阿多尔诺为了强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则极力强调辩证法的否定观以一味地揭露和否定资本主义。但他一开始就没有认识到，现代资本主义已经从个人资本家之间的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阶段，其中已经包含了很强的社会主义因素。当然，批判、否定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通过批判理性，现代性才能达成自我修复、自我完善和自我肯定。但是，‘否定的辩证法’将理性批判偏激化到自我指涉的程度，一开始就摧毁了自己的社会根基及与交往实践
的联系，使自己蜷缩在理性的范围之内。”[15]这不仅不能真正地为“否定的辩证法”理论提供坚实的哲学基础，反而由于践踏了辩证法而失去了哲学基础。“使社会批判理论成了充满激愤的、牢骚满篇的谩骂和诅咒。这对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济于事的。单就理论而言，否定的辩证法实际上是对辩证法的否定。”[16]
正如阿多尔诺值得称道的思想传记作家马丁·杰（martinjay）在评论他指出的那样：“不是思想家在作品中遭受了失败，而是历史本身否定了作品，从而否定了思想家。”[17]这种历史，既是以肯定的形式又是以否定的形式存在的历史。一个历史的思想家不是惧怕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反而是在追求这种历史的肯定和一致中才成为可能。辩证法不是不承认差异，反而是指出惟有差异才是一个具体存在物是其所是的真正原因。承认差异，但又不能仅仅是差异，任何差异只有在获取概念的确定性和同一性前提下才有意义。若只是一味地片面强调差异和随之而来的非同一性，我们就只能在事物的具体存在中迂回，永远达不到普遍性的认知，永远不能凭借科学而生存，同样，辩证法就永远不能被赋予理性与秩序，也就必然在自身的发展中走向自己的初衷的背面成为反自己的敌人。因此，从“否定的辩证法”的结果而言，它实质又是反辩证法的。
3．“否定的辩证法”的绝对否定性
在传统哲学中，“否定”作为“肯定”的矛盾，并不是与“肯定”毫无关联的，而是与“肯定”相伴的、并且最终是为了“肯定”的动力和方法性范畴，是肯定的对立统一。如黑格尔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这一著名的三段论便是如此。因此，传统哲学的否定观是一种辩证的否定，是一种否定中蕴含肯定的否定。它承认事物在运动中的确定性状态的存在，承认人类在认识活动中借助概念等符号把握事物的意义，也就是承认以符号、概念、意义存在所构成的人类历史。在这里，肯定、概念、理性，因为与否定、非概念和反理性构成矛盾运动而形成辩证统一，并因为可以解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自然性运动变化现象，而具有永恒的价值。[12]
然而，在阿多尔诺看来，传统哲学的辩证法，不论柏拉图的还是黑格尔（georgw.f.hegel）的，都对否定作了肯定的对立统一普泛性理解，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因素，否定之否定也就是肯定。但阿多尔诺进一步指出，否定之否定不会导致肯定，因为概念不能穷尽所认识的事物，人们对对象所作出的总体的、同一的认识只不过是事物的整体的幻象，所以“否定之否定并不会使否定走向它的反面，而是证明这种否定是不充分的否定”[13]。这种不充分性，使得辩证法只能进入持续的否定状态，并对任何稳定性的和确定性的状态持怀疑、批判态度。所以，对于辩证法，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于是，阿多尔诺提出，仅仅去发掘辩证法的否定内涵是不够的，认为必须在“辩证法”之前冠以“否定的”这一定语，才能更彻底地突出辩证法的否定特征，才能表明自身理论的绝对否定性。由此，阿多尔诺认为真正的否定，也即“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是不包含任何肯定因素的绝对否定，除了否定之外再也没有别的东西，否定就是目的，否定就是一切。
基于“否定的辩证法”的否定观，阿多尔诺又提出了矛盾的不可解决性和绝对否定性，认为即便是未被思维调和的实在整体也是属于矛盾的，即只能在矛盾中思维的整体。而且现实中的矛盾本身就是否定现实的矛盾，哪怕在最简单的意义上，现实中的矛盾都是以一种否定性的力量来起作用的。[14]至于哲学上那种运用概念去命名或概括事物的行为本身就是根本否定事物的矛盾活动，最终会陷入否定它所思考的总体这样一种自相矛盾之中。
二、《启蒙辩证法》与“崩溃的逻辑”
1．《启蒙辩证法》（1947）：“否定的辩证法”的雏形
作为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合著的一部力作，《启蒙辩证法》（thedialecticofenlightenment）并没有严密的体系构建，而是一些片断性的哲学论证文章集，但它却是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经典著作，在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形成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与阿多尔诺首先论述了“启蒙”的概念。认为启蒙并非专指发生在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而是对渗透在人类社会文化中“最一般意义上的进步思想”的总称。书的一开头，他们便指出，“从进步思想最广泛的意义来看，历来启蒙的目的都是使人们摆脱恐惧，成为主人。”[18]“启蒙纲领”就是使世界清醒，“消除神话，用知识来代替想象”[19]。启蒙精神是要摧毁神话，“但是为启蒙精神所摧毁的神话本身，已经是启蒙精神自己的产物”[20]。就是说，启蒙过程中的理性，最初是作为神话的解毒剂出现的，但在后来，“理性变成了对目的性的盲目”[21]，“思想完全变成了机制”[22]，“纯粹理性变成了非理性”[23]，而理性本身，也就是说，“一切形式的真理都会成为偶像被盲目崇拜”[24]，从而走向它反面——一种新的神话。这样，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退化为神话。[25]于是，所谓“启蒙辩证法”，就是那个旨在征服自然和打破禁锢理性的神话枷锁解放理性的启蒙精神，由于其自身的内在逻辑而转向了它的反面：它本想破除迷信，但实际却陷入迷信；它本想提倡自由、博爱，但现实却走向统治和压迫；它旨在反对专制、极权，但自己实则却成了极权主义；它本身是手段，而最终却偶像化了；它本想进步，但实际上则导致了退步。所以，一部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野蛮史，“不可阻挡的进步的厄运就是不可阻挡的退步”[26]。启蒙辩证法也就意味着启蒙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毁灭。
《启蒙辩证法》揭露了启蒙精神的反面作用，即“已从历史上的教育推进作用，发展成了欺骗群众的工具”[27]。它的主要目的是“把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批判追踪到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并把极权主义归因于科学的逻辑，进而对西方社会和西方思想进行激进的批判”。[28]这里，“批判已经不在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它的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29]他们揭露的不仅是启蒙精神、技术理性、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虚伪性、否定性，还第一次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进行了系统批判与否定，并深刻揭露出一切资产阶级思想“都具有趋向对立面的倾向”[30]。当然，竭力鼓吹悲观主义，也是弥漫全书的一个基调。书中用悲观主义来分析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作了悲观
的预测和展望，从而开创了法兰克福学派史上悲观主义的浪漫主义文明批判之先河，并为“否定的辩证法”的形成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标志着其雏形的基本形成。[31]
2．“崩溃的逻辑”：“否定的辩证法”的成熟与终结
如果说“启蒙辩证法”的形成过程，对阿多尔诺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显而易见的重要性，那么就是它显著地改变了“崩溃的逻辑”（logikdeszerfalls/logicofcollapse）的理论力场，使“崩溃的逻辑”本身被主题化。随着《启蒙辩证法》的完结，这样原先处于潜伏之中的“崩溃的逻辑”就走到前台，并最终在完全变化了的理论力场中转型成为“否定的辩证法”。[32]阿多尔诺正是基于这种绝对否定性的辩证法，对包括一切本体论哲学、二元论哲学、体系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进行了全面颠覆，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彻底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