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有关的知识篇1
关键词:法律诊所教育 知识产权 创新 法律服务平台 公益
法律诊所教育，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律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新鲜名词，对于普通公民来说更是闻所未闻。所谓法律诊所教育(clinicallegal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法学院普遍兴起的一种新型课程，又称“临床法学教育”。顾名思义，其特点在于仿效医学院利用诊所实习培养医生的形式。通过诊所教师指导学生参与实际的法律应用过程，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促进学生对法律的深人理解，缩小学院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的距离。另外，此项教育还非常注重培养学生热爱社会公益活动，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水准。
一、法律诊所教育的价值及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法律诊所教育无疑是一种创新，对我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是一种促进。它将实体法以及法学理论、实践、技巧、信念、态度和价值联系起来，引导学生从律师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法律诊所课内，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亲身无偿法律援助案件。学生通过为社会弱者提供法律帮助，能获得职业成就感，同时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服务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这也是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的目标。
法律诊所教育作为一种实践教育，它的特殊性不仅在于其与传统的法律教育方法不同，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法学教育的模式。从单纯的理论去指导实践的演绎式模式到通过实践获得更加全面的知识和技能的归纳式模式，让学生学会从实际的个案着手探索法律的基本精神并能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通过法律诊所教学使法律院校的学生开始从一个全新的视角认识法律、了解社会、体味人生。
目前，拉丁美洲、西欧、东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南亚的尼泊尔、印度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院校已经广泛而成功地应用了这种教育方式。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法律诊所教育已经成为东欧、南非等国家和地区法治建设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顺应世界法学改革潮流，我国部分高校教师经过充分的探索、研究与论证后，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于2000年9月相继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尝试运用比较模式进行教学。2001年起，又有中山大学、西北政法学院、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002年7月28日，经中国法学会批准，由上述11所院校成立了“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到2010年6月1日已发展了130位单位委员。经过10年的推广，法律诊所教育已在中国高校扎根、发展并完善，日常运作管理有条不紊，法律服务活动对社会产生了积极影响。与此同时，参加法律诊所活动的学生在分析法律问题、提高法律实践能力、认识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观等方面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目前，各具特色的专门性法律诊所正在逐步形成，如劳动者权益保护诊所、消费者权益保护诊所、环境法律诊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公益法诊所、社区法律诊所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创立及意义
引人法律诊所教育是高校在新形势下改进法律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法律实践教育的重要举措。
(一)知识产权法律诊所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创设于2005年9月，是目前为止全国高校唯一以“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命名的法律诊所。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由一支具有较强实力的教师队伍组成，均具有高级职称、律师资格证书，具有教学和律师执业经验，并经过中国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的专门培训，能够规范、专业地指导学生完成课堂学习和基地实践任务。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教学分为课堂讲授和基地实践两大部分。课堂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法律诊所教育简介，律师职业道德，知识产权法实务，系统技巧训练，接待当事人，参与咨询与调查，仲裁、诉讼和非诉案件的专业技能等。基地实践的主要内容包括在教学基地值班;为当事人提供咨询意见;起草法律文书初
稿;在指导老师参与下修改法律文书;与对方当事人或律师谈判;接待来访;阅读、整理案卷;配合执业律师开展业务、参与办案全过程等。
(二)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性质及意义
法律诊所教育通过学校和社会两个场所的实践和共同作用，增加学生接触社会的机会，促使学生将在课堂上所学到的法律知识在活生生的具体案件中加以运用，也能通过和当事人接触得到社会经验等多方面的积累。概言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对学生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对社会是知识产权事业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
1.实质上是法律课程的实践训练平台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优势在于该法律课程是在律师事务所真实环境中进行的，并由老师负责指导。这一实践训练平台还具有强调职业道德、注重实践操作和人际关系协调、要求学生有较强的灵活性和应变能力等特点，有助于克服传统法学教育过于理论化、学生动手能力较弱的缺陷，让学生保持和社会实际、法律实务接触的机会，从而使学生在深入理论探讨的同时，学习如何像法律从业者一样工作和思考，培养全面的法律素养、优良的职业道德及社会责任感。这一教学模式深受学生的欢迎。
2.客观上是知识产权公益事业的法律服务平台
法律诊所教育要求学生在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办案，既是服务社会公益事业的法律资源的有益补充，将对我国的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教育模式、教育方法带来冲击和变革，也为我们培养高素质、综合能力的法律通才提供了可操作的平台。如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活动经费来自中国政法大学及其民商经济法学院和社会公益性组织(如美国福特基金)、律师事务所的支持，其对外开展的任何法律服务活动均不收取报酬。目前，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服务项目主要有诊所法律教育研究与培训，疑难案件会诊，接受知识产权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提供非诉法律服务或者担任诉讼人，接受商标、专利行政诉讼案件、行政复议案件原告和申请人的委托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或者诉讼，普法宣传，法制状况调研，对社会热点问题进行法律分析以及其他公益法律服务。
3.为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
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具有创新意义，突破了学界认为“法律援助是穷人的专利，拥有知识产权的权利人都是富人，无需法律援助”的普遍观点。学生通过模拟场景和实践操作，以律师助理身份办案，既能学习律师的各种执业技能，又能为因经济困难，不能支付知识产权纠纷处理和诉讼费用的知识产权人，以及遇到难以解决的知识产权事项或案件的知识产权人提供法律援助开辟了一条重要途径。从实际情况看，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学生都能把为弱者提供法律援助看作学习的机会、社会的责任和神圣的使命。与专职律师相比，学生没有繁忙的工作，不期待任何物质上的回报，专心于此;与社会团体相比，学生具有较扎实的理论功底，又能得到富有经验的教师的指点。所以说，法律诊所教育的设立必定会为中国的法律援助事业注人新鲜血液，带来崭新面貌，对促进我国法律援助事业的深人开展有着现实的意义。
三、知识产权法律诊所模式创新的对策建议
综合各高校开设法律诊所及法律课程的情况，基本上都是依托学校成立法律诊所，采用“校内真实当事人诊所”的模式，但其内容、目的和运作方法也各有特色。如北京大学的教学目的是让学生了解中国的律师制度和律师规则，熟悉律师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了解律师办案程序、诉讼程序和律师事务所工作规程，学习和掌握处理案件的技巧;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法律实务的技能增强学生的辨别能力、合作精神和独立开展工作的能力，既注重诊所的课堂教学，又鼓励学生承办法律援助案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要通过向社会提供法律援助来培养和锻炼学生。其它大学开设了以法律援助为特色的法律诊所，也都旨在提高学生分析法律问题和法律实践的能力。
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法律诊所通过与律师事务所合作设立校外实践基地，指导教师除了进行每周一次的理论讲授外，几乎每天都要到实践基地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法律诊所的教学过程包括“三步”。即对上述环节进行计划、行动、评估，通过讨论、模拟、反馈及单独指导等方法，从而构成一个实践环节的完整的学习过程，思考贯穿其中。法律诊所需采取双循环的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不断提高熟练程度的同时，能跳出原来的思维模式，从全新的角度、有预见性地思考问题。以实现法律诊所教育的日标，即“帮助学生培养经验式学习的能力及凭借经验进行反思的能力”。
(一)
明确性质定位
由于知识产权法既是实体法，又是程序法，而且涉及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广泛的权利范围，因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的实践场所应当是开放的，其服务对象亦应是开放的。为进一步推动《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的贯彻落实，参照有关专家意见，建议发挥各方资源优势，将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定位于产、学、研合作促进组织，使其成为开放发展的公益法律服务平台，为产、学、研合作组织自身及相关科技创新机构、企业维权等提供专业的公益服务。
(二)创新服务功能
对知识产权法律诊所实行产、学、官、研合作模式，拓展与产、学、官、研各界的合作，推动法律诊所承担知识产权法律研究及知识产权发展与促进方面的工作，其服务功能包括但不限于:y)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法律实务研究课题，为企业提供知识产权分析、预警以及保护策略研究、品牌战略研究;(2)接受企业、政府及相关机构委托的知识产权促进工作，进行统计、调研、评估、规范管理及其它相关工作;(3)向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4)开展企业知识产权发展战略研究，以及面向企业、行业的知识产权策略实施研究、咨询;(5)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提供法律咨询、法律策划和预警服务;(6)为企业、社区及相关机构投资融资、贸易发展以及海外市场开拓提供法律服务;(7)面向社会提供法律保护调查、相关信息检索;(8)提供其它服务，如维权援助等公益服务。
(三)突出法律援助
我国的法律援助机构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政府性质的法律援助机构、律师事务所内设的法律援助中心以及各种社会团体。法律援助主要是国家的义务，理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各级法律援助机构。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家财政压力很大，不可能为法律援助机构支出大量费用;另外，我国地广人多，法律援助机构在现阶段还较难能深人基层农村;更关键的一点在于，能够胜任法律援助的专业人士数量太少。为此，我国应寻求多方位、多渠道、多层次的方法来完善法律援助制度。显而易见，开展法律诊所教育，发挥法律院校师生的专长，为弱者提供法律服务，不失为一条完善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行之有效的途径，且与其他法律援助模式相比又有其优越性。
2007年1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关于开展知识产权维权援助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定位为政府公益性公共服务机构，承担政府知识产权部门的工作职责，不仅为知识产权纠纷当事人提供援助服务，同时也为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众提供其它服务。基于此，知识产权法律诊所与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具有契合性，可以承担知识产权维权援助中心的任务，以突出法律援助服务特点，扩大法律援助队伍。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2
关键词：医护人员法律意识医疗卫生法律
1概述
目前，在医学服务领域中医疗纠纷呈明显上升趋势并成为当前社会矛盾的热点和难点。现在国内每年发生的医疗纠纷中排前三位主要原因为医疗合同实施过程监管缺失、医疗机构提供服务不规范、医疗机构主观过失。而导致这些原因主要与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有关。本文旨在通过对县级以上医院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意识状况进行调查，了解其法律意识的现状并探讨增强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水平的对策。
2研究对象与方法
2.1研究对象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方法在各医院共抽取120名医护人员进行有关医疗法律知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被调查者独立完成并当场回收，最后回收并且资料完整进入统计的117份，3份由于填写不完整，不计入其中，回收率及统计率为97.5%。
2.2数据整理与分析对回收有效问卷进行编码，将数据录入计算机分析。采用SpSS19.0建立数据库，资料由两人录入，发现有误数据进行核对原始问卷并进行校正，如两份及以上问卷答案雷同，则该类试卷为无效问卷，不录入数据。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α值取0.05，p值均为双侧概率。
3结果与分析
3.1医护人员基本情况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得到有效问卷117份，问卷有效率为97.5%。其中：市级医院共发放60份问卷，回收60份，回收率100%；县级医院共发放60份问卷，回收57份，回收率95%。117名受试者的平均年龄为31～35，其中男54名，女63名；中专文化者36名，大专文化者39名，本科文化者24名，硕士及以上文化者18名；在117名受试者中，医生比例为53.84%，护士比例为46.15%。
3.2研究对象对卫生法律法规的认知情况本次117名中被调查医护人员在学历教育期间接受过医疗卫生法律规范教育的有93名，占79.49%。院内开展过医疗卫生法律规范专题讲座为82.05%，认为非常有必要开展医疗卫生法律知识专题讲座为78名占66.67%。说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出台后，医护人员提高了对掌握相关卫生法律知识的意识的重要性。在获得医疗法律知识途径方面新闻媒体为78名，所占比例最高，为61.53%。在认为对提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最有效途径中专题讲座以占比例46.15%居最高，新闻媒体占比例38.46%紧跟其后，其次分别为发放知识手册、自学。根据以上调查结果可知，多数医学院校重视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教育，但仍有少部分医学院校或部分医学专业未开展医学卫生法律知识教育课程。[2]在对医院开展医疗卫生法律知识专题讲座方面66.67%认为非常有必要，说明大部分医护人员具有提高自身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意识。在最有效提高医疗法律知识途径中专题讲座占比例最高其次为新闻媒体，因此院内开展医疗法律知识讲座具有必要性，新闻媒体等传媒应加强医疗卫生法律知识传播力度。
3.3医护人员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水平分析经统计，117例被调查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得分总分平均分为6.08±2.97，最高平均分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1.85±0.84，最低平均分为《医院感染管理办法》0.87±0.70，《与品管理条例》平均分为1.82±0.88，《传染病防治法》平均分为1.54±0.55。
3.4不同特征医护人员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的比较按性别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按年龄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主要表现在26～30岁和16～25岁之间、31～35岁和>36岁的医护人员的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按学历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意义，表现为学历越高，卫生法律知识得分也相应越高。按工作年限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意义，表现为工作年限越高，卫生法律知识得分相应较高。按职务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表现为医生卫生法律知识得分较护士卫生法律知识得分高。按所在医院等级分组，调查对象的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总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县级医院医护人员医疗法律知识得分比市级医院医护人员得分高，这可能与市级医院医护人员专注于医疗技术而忽视医疗卫生法律有关，且与医院领导人重视程度有关。[3]根据调查结果，应当注重对学历低、年龄大医护人员进行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培训，并且提高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具体见表1。
4对策
4.1国家卫生管理部门加强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普及2011年是全国“六五”法制宣传教育的开局之年，为切实提高卫生系统全体人员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增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国家卫生管理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卫生法律的普及工作：组织医护人员学习有关法律知识、建立考核制度、评估制度，出版医疗卫生法律知识读本及辅助资料，促使医疗学生法律知识学习制度化。[4]
4.2医学院校加强对医学生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知识教育以往医学院校多注重对医学生的医学技能培养而在医学人文培养上有所欠缺，医学院校应当进一步提高认识，把医疗法律知识课程作为重点课程培养，增设医疗法律知识课程、增加医疗法律知识课时，并配备优秀师资力量、提高师资质量。增强医学生对医疗法律知识学习兴趣，使医学生更易接受医疗法律知识教育。
4.3医院领导加强对医疗卫生法律法规知识培训医院领导加大对院内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教育的重视，定时系统的组织院内开设医疗卫生法律知识讲座，加大对院内医护人员医疗卫生法律知识的培训。将医学法律知识培训制度化：制定一系列规章、设立考核制度、奖励制度。院内文化宣传栏扩大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内容板块，鼓励院内医护人员加入医疗法律知识培训，提高院内对医疗卫生法律知识学习氛围，以培养高质量医疗队伍。
4.4医护人员自身提高医疗卫生法律意识与学习相关法律积极性。近年来医疗纠纷事件频频出现，相应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例如：《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院感染诊断标准》、《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病历书写基本规范》、《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等，在医疗纠纷上医护人员有法可依。本次调查研究显示部分医护人员学习法律态度较差，这为日后医疗工作中出现纠纷埋下隐患。因此，医护人员做到学法、懂法、用法尤为重要。学好医疗卫生法律知识既可避免违法，保护自己切身利益，又可保护和尊重病人合法权利，还可维护医院医疗安全，构建和谐医疗环境。
参考文献：
[1]柴会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当休矣[J].南方周末，2010，36（2）：18-19.
[2]李红兵，杨金奎.关于加强医学生法学教育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5，20（3）：30-31.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3
[论文摘要]法律职业化有其深刻的知识论根据,它建立在多种知识论基础之上,并与司法制度合理化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为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根据所内在要求的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方面包括司法独立、判决理由合理、司法权力中性化和司法程序正义等。
一、法律职业化的知识论基础
法律职业化作为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特定现象,有其深刻的知识论基础,释明这种知识论基础的基本方面,对于现代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甚至可以认为,法律职业建构其上的知识论基础一定程度上也是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一种重要动力。
对于法律职业化运动的知识论基础的基本内涵,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简要界说。首先,法律职业化对应于法律知识的类别属性要求,是法律这一本性上属于实践理性知识所要求的法律实践活动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亚里士多德曾将人类的知识划分为纯粹理性、实践理性和技艺三种基本类别,法律属于实践理性知识的范畴,界说法律是一种实践理性知识,是将其与纯粹理性知识进行的一种必要区分。实践理性这一概念意味着:“理性不仅是一种理论观念或认识能力,而且也是一种行动者的实践能力和意志能力,是实践着的理性。”[1]波斯纳则将实践理性概念很实用主义地理解为“不轻信者对无法为逻辑或精密观察证实之事物形成种种确信时使用的各种方法”,[2]它用于解决人们面对现实问题时如何作出行动。在波斯纳看来,法律作为一种知识类别系统,它更多地不是一个数学式、逻辑般和科学论证型的知识形态,而经常是一个依赖直觉、常识、记忆、习惯、内省、想象等力量资源的过程。因此,作为实践理性知识的法律,如何创造知识和传播知识,势必需要通过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方得以可能,而法律职业化正是这种实践理性范畴的法律知识创造和传播的恰当社会组织形态,这种组织形态表现为一个共同经受法学理论教育和技能训练、并共奉法律信仰且专长于法律实务技能的法律职业家共同体的形成,他们坚持法律至上立场并恪守法律思维作出法律行动。
其次,法律职业共同体在认同法律知识之实践理性本质的同时,并不放弃对纯粹理性知识本性的应然法律的追寻。系统的法学理论学习作为一种经历是法律职业家区别于行业匠人的根本标志,“学识法律家集团的内部尽管存在着职能分工,甚至存在着(例如检察官与律师之间)对抗活动,但是他们具有共同的知识背景,必须以共同的法理语言来交谈。他们构成了一个有关法律的解释共同体。”[3]这个具有共同知识背景的法律解释共同体的形成,没有经过正统的大学法学理论思维训练是不可想象的。在这个法律家共同体内部,作为成员之一的法学家更是注重对应然之法的追问,没有发达的法学理论根据,便不可能出现一个共享法律价值的法律家共同体。因此,法律职业化正是因为这种对纯粹理性属性的法学理论的开放,才得以区别于以单一的技能传授为特征的行业匠人。尤其重要的是,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或正义法律的追问,并非一种思想实践或形而上学游戏,因为法律职业家追问应然之法和正义法律的过程重合于法律实践行动,即便是法学家的学理思辩,也是很实用主义的。
第三,法律职业化顺应社会经济发展所引发的法律知识增长要求,担负起市场条件下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中介。知识的增长一方面决定于社会关系的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另一方面决定于社会主体对这种不断分化和日益复杂的社会关系所内在的规律及其本质的追问和探寻。导致社会关系分化和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动力是人类经济行为的多样化和经济关系的日趋复杂,这种复杂和多元关系状况必然地要求产生大量以调整人们经济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法律规范,这种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必须将其作为行为约束和结果预见根据的社会经济生活主体而言,显然就是一类重要知识。但是,就社会个体而言,任何人都只拥有该类法律知识的十分有限的部分,哈耶克指出:“我们对于那些决定社会进程的大多数特定事实的无从救济的无知,正是大部分社会制度之所以采取了它们实际具有的那种形式的原因之所在。”[4]因此,因经济市场化发展所引发的人类行动规范之重要一种——法律规范知识的不断增长,客观上要求社会形成一定机制以保证这种知识的创造、传输和服务,这样,法律职业才应运而生。由此可见,法律职业的兴起,根本上是以对社会经济交易活动所引发的利益当事人对日益增长和复杂的法律知识的需求为依据的,经济的市场化发展必然地要求法律职业化进程的开始。法律职业家共同体按照角色分工,按照创造法学理论、解释法律规则、提供法律服务、主导司法程序、进行事实陈述和举证等多种游戏规则,使得法律职业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权力和市民权利之间关系架构的一个重要中介和桥梁,“在这种体制下,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之间保持着适度的联系和交流;市民的个人选择可以反映到行政的制度选择上去,而实证的法律规范也可以渗透到自生的民间秩序之中。”[3](222)
第四,法律职业化按照其内在规则处理法律知识,使得法律知识始终能够保持一种事实性与有效性之间的张力。作为知识系统和行动规则的法律,存在一个如何保持其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问题,实在之法是一个事实性问题,法律如何合法是一个有效性问题。保持法律之事实性和有效性之间的张力,根本上是一个法律的合理化问题。一方面,已经制定的法律应得到普遍的服从,而为人们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就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亚里士多德语),这样,就存在一个如何实现法律的合理性问题和怎样保证法律合法的合法性问题。对实在法律的实现,实际上就是将既有的法律规则适用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事实之上;对法律合法性的保证,则成为一个为实在法律的前提根据提供理由并进行合法性论证的事业。应当认为,法律职业化所内在的职业规则暗合于保持法律事实性和有效性张力之要求,对于法律职业处理法律知识的规则,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归结:(1)法律职业区别于缺失理论根据和价值引导的技艺,法律职业家按照理论和概念思维指导行为并通过专业术语进行对话和交流。上升为科学学科的法学,其理论原理和概念体系始终是职业法律家赖以为生的专业养分。(2)职业法律家因循法律解释学进路,在处理事实的同时也解释规范。守旧的法律与新生的事实之间始终对立存在,弥补这道鸿沟的正是职业法律家以三段论思维为基础的法律解释学方法,通过这种法律解释学方法,作为大前提的法律规范获得了新的表述(法官造法),作为小前提的争议事实被赋予规范内涵(法律判决)。(3)法律职业家崇尚形式法律并持以对道德涉入的审慎立场,通过法律维系职业家共同体的自治和团结。道德、伦理、政策、习俗等外在于法律的权力话语并非绝对地无涉于法律,它们对法律这一社会行为规则系统也存在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仅仅只是法律规范系统的外部环境,它们影响着实在法律的实际内容,但没有为实在法律所吸纳的内容并不能成为法律事实结论作出的根据。(4)法律职业形成准入制度,这种准入制度强化了法律职业家对法律知识内容的熟悉范围和处理法律事务的能力。资格考试成为法律职业准入制度的基本形式,通过资格考试而促成的法律知识掌握和法律技能熟练,使得法律职业家能够胜任法律知识供给和法律服务之社会责任。
二、现代司法制度合理化的基本要求法律职业化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仅仅为法律职业本身的目的追求和实现而出现的法律实践现象,法律职业化本质上没有自己的目的,其意义根本上在于推进法治进程。司法现代化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具有特殊地位,法律职业化更多地是通过对司法现代化进程的作用而推进法治进程,其中,法律职业化之知识论内涵在为法律职业化进程提供坚实基础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提出了现代司法制度的合理化要求。
首先,作为实践理性属性的法律知识所要求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法律职业,要求司法独立。法律职业作为法律知识创造、传播和运用的社会组织形式,意味着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学家共同成为法律知识的主体,他们推进司法活动过程或解释和评价司法活动现象只按照实践理性的法律知识所内在的规则行事,为法律职业家所共享的法律价值成为司法原则,为法律职业家所拥有的实在法律知识成为处理具体法律事务的直接根据,政治权力知识、道德知识、伦理知识、经济知识等,既不是法律职业家所求取的对象,也不是司法运行的决定性力量和司法结论作出的根据。司法权力话语的力量之源来自法律知识本身,任何非法律知识话语的权力形态均不得成为左右司法活动的主导。
其次,法律职业家对应然之法的追问及对正义法律的答案提供,要求司法判决理由的合理化。“判决理由是司法权合理化的最重要的指标,也是法官思维水平的最典型的表现。在学识性、合理性较强的法律体系下,判决书不阐述和论证把法律适用于案件事实的理由的事情是绝对不可想象的。”[3](229)法律知识之前提根据尽管有其客观性一面,也有其主观性一面,其客观性在于社会关系的法权要求,其主观性在于法律职业家(尤其是法学家)对这种法权要求按照怎样的方法和标准作出了识别和回答。因此,在抽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法律职业家所共识的法学理论知识;在具象性层面上,司法判决理由应为实际参与诉讼个案的法律职业家意见。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4
论文关键词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对策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创作的智力劳动成果所享有的专项权力，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和固定资产所有权一样受到法律的保护。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渐发展和普及，信息资源的高效传播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但同时也容易造成知识产权网络侵权问题的不断恶化。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仍处于起步阶段，在立法执法和技术等诸多方面仍存在较多的问题。如何全面加强网络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就具体的问题提出并执行有效对策，成为当前我国需尽快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加强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重要意义
加强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对我国而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价值。一方面，我国民事法律体系在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律法体系，通过《民法通则》、《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等法律明确了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相关细则，实现了知识产权立法保护工作的进一步完善。网络知识产权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对其的法律保护，在完善我国民事法律体系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另一方面，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关注于提高国家的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强化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才能实现网络环境的不断净化，构建起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体系。
二、我国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现状
随着我国相关法律体系的不断健全，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相关部门的关注与重视，无论是保护力度还是广度均有很大提升。自党的十以来，国务院将知识产权工作作为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现代网络技术的发展为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考验，为此，国家知识产权局进一步加大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和广大，通过完善政策法规和强化行政执法的方式保障了诸多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但应看到的是，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的开展仍处于初期阶段，问题和不足仍较多。近年来的影视作品著作权侵权案和电子书籍版权案件频发，敲响了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警钟。
三、我国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公民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较薄弱
我国进入网络社会的时间仍较短，人们的思想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仍未跟上时代进步的脚步。我国公民对于网络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仍较薄弱，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首先，我国公民已经习惯于网络的免费模式，无论是各种软件还是视频、音频、图片和文本资源，均能够通过简单的搜索和下载即能获取和使用，无需向制作者和权利人进行付费。长此以往，人们对于网络知识产权的认识也就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其次，许多人对于网络知识产权侵权犯罪的认知不足，当自身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么意识不到自身被侵权，要么无法利用有效手段进行维权。这样一来，网络侵权行为也就更加普遍。
（二）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具有一定滞后性
依法治国是我国基本的治国标准，国家在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方面的力度不断加强。法律法规更加完善，大到国家宪法，小到民事诉讼等具体性法规，使得我国在立法执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
然而，就互联网相关法律法规和互联网知识产权法律法规而言，尚且存在诸多的空白和漏洞。一方面由于我国互联网发展仍处于初始阶段，相关法律法规还没有效覆盖；另一方面则因为互联网环境的变化性和复杂性，无法快速高效地保证法规制定的完善性。互联网知识产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有着一定的滞后性，只有当具体的侵权案件发生时才能发现相应的法规漏洞，导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未能得到尽早解决。
（三）网络知识产权执法监管机制仍不够完善
在不断加强立法工作的同时，强化网络知识产权执法监管机制才能保证相应保护工作的彻底性和实效性。我国在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方面存在的另一大问题即相应的执法监管机制仍不够完善。当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发生时，一些执法机关意识不到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与一般性知识产权保护的同等重要性，往往采取拖延和消极的执法处理态度。缺乏有效的执法监管机制，即便最终的执法处理结果未能严格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标准或者未能进行妥善解决，相应的执法人员不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处理。
在这一背景下，一些权利人不得不诉诸网络，通过网络呼声来保障自身利益。这就给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今后工作的有效开展。
（四）网络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方面仍有待进步
网络知识产权虽然在法律保护层面与一般性知识产权没有较大区别，但由于其载体形式为数字信息，具有无形性的特点，也就使得其专有性大大削弱，很容易受到复制和侵权。随着现代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侵权形式和行为更加多元化和新型化，原有的著作权侵权行为虽然普遍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新型的侵权事件频发，无论在技术认定还是在事后保护方面均有着相当的难度。我国的网络知识产权技术保护仍在研发当中，相应的技术理论和手段仍不成熟，在落实到网络知识产权司法实践当中仍有着诸多的不足。技术保护方面仍有待进步，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也就存在着较大阻碍。
四、我国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问题的解决对策
（一）加强知识产权知识普及，提高公民法律保护意识
加强知识产权知识普及，尤其是网络知识产权知识的普及，不断提高公民法律保护意识，是促进我国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有效开展、推动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建设的重要基础。只有在人们对网络知识产权知识有了更高的认识，懂得分辨知识产权以及产权的法律保护等问题之后，才能为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为此，一方面应当充分利用现代媒体加强网络知识产权的法律宣传，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和互联网等普及网络知识产权知识提高公民的法律保护意识；另一方面，通过社区宣传、校园教育和企业讲座等方式将相应普及工作落实到位，使得每个公民能够接触到并最终学习到相应知识，能够自觉维护产权并抵制侵权行为。
（二）完善网络知识产权立法，设立专项法律强化保护
虽然我国已经出台了《著作权法》和《互联网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以关注网络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但其中仍存在一定的漏洞和不足，未能实现与时俱进。为此，应当就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有效的研究修订，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认定和证据收集、执法处理等方面作出明确的规定。同时，对于《网络知识产权法》而言，应当对网络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定义和责任主体、侵权责任的厘清等作出详细规定。不断完善网络知识产权立法，并设立专项法律实现对知识产权的强化保护，才能实现法律防护体系的有效构建，为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提供法律支持。
（三）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促进并加强行业自律
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强化执法监督，使得网络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执法工作能够落实到位，实现相应工作的高效性、实效性。一方面，设立专门的执法监督机构，对于各个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行为进行监督和管理。通过执法过程的监管和执法结果的检查，确保网络知识产权侵权案件执法处理结果符合相应的法律标准，达到对权利人的权益保障以及对侵权者的有效处罚。另一方面，在加大侵权行为打击力度的同时，促进并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尤其是各互联网企业和相关网站在知识产权作品的使用上，应通过相应的法律法规约束和政策鼓励，使得行业内部能够主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拒绝侵权行为，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益。
（四）加强知识产权技术保护，提升产权保护技术水平
加强知识产权技术保护，实现我国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一方面，国家应当加强对相关工作的支持，通过政策和资金等手段为相应的技术研究和实践提供有效帮助，提升整体技术水准。同时，推动高校教育事业的发展，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通力合作，不断培养高技术、高能力的知识产权技术研发人才，使得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的研发工作得到稳步推进，并推动相应产品早日进入市场并投入使用。另一方面，加强技术保护方面的法律建设，对网络知识产权保护技术的应用范围进行有效控制，避免技术的泛滥影响社会公众的利益，也避免技术使用不当给侵权行为带来便利。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5
［关键词］护理；法学课程；高等护理教育
进入新世纪的高等护理教育，要求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高级护理人才。尤其在我国法制建设不断健全和完善，人们的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各类医疗卫生法律法规逐步深入人心，护理人员理所应当知法、懂法、守法、用法，而护理人员缺乏法律知识、法律意识淡薄是目前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现行我国各层次的护理教育对卫生法律特别是护理相关的法律没有足够的重视，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临床护士法律知识比较贫乏，法律意识相对淡漠，处理护患纠纷的经验与能力不足等问题，这种现状显然跟不上时展和对高级护理人才培养的要求。因此，高等护理教育开设与专业相关的法学课程显得尤为重要。
1 开设相关法学课程的意义
1.1 顺应时展的需要 美国多数护理学院的课程设置不仅包括传统的学科课程，还包括伦理学，传授患者的权利等，护生的专业行为技能目标包括维护患者的权利等。第三军医大学也对原来的医学本科教育模式进行了较系统的改革，构建了一个新的医学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课程新体系。其中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包括医学伦理学、医疗法规。随着人民生活、文化水平的提高，人们的健康意识、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和经济意识亦不断提高，为顺应时代的发展，与国外护理教育接轨，建议增设护理专业相关法学课程，以增强护理人员的卫生法律意识。
1.2 满足专业实践的需要 相关法学课程的设置，有利于护士自觉执行有关卫生法律、法规，强化法律意识，依法从事护理服务，正确履行职责，保证了护理工作的稳定性与连续性，防止了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保证了护理工作的安全及护理质量的提高。
1.3 明确护士的基本权益 通过护理立法，护理人员的地位、作用和职责范围有了法律依据，神圣的法律效应赋予一个合格的护士从事护理工作的权利，履行法定的护理职责，可最大限度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国家的支持、人民的尊重，任何人都不可随意侵犯和剥夺。通过学习《护理法》，学生可增强对护理职业的崇高使命感和安全感，使他们能发挥自己的最佳才能，尽心尽职的为公众服务。
1.4 提高护生处理护理纠纷的能力 通过学习，学生可明确护生的法律身份及法定职责范围，有利于在实习中严格按照护理规程工作，遵法守法，并学会正确处理工作中遇到的护理纠纷，在维护患者权利的同时，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
2 存在的问题
2．1 法律知识缺乏 护理专业学生法律知识缺乏，是长期以来护理教育中对法律重要性认识不够的结果，主要与课程设置单一、学时少有很大的关系，而当今护士普遍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的问题，特别缺乏与护理相关的法律知识。虽然很多学生在初中、高中或基础教学中已获得了部分的基础法律知识，但由于缺乏相关护理的法律知识，容易使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碰到问题时仍束手无策。据报道，护生在实习中后期出现差错占实差错的93%［1］，说明学生在实习中后期，觉得自己有能力而擅自执行医嘱或操作，又不知道自己的法律身份，不能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则容易导致差错的发生。
2．2 专业教师缺乏 虽然研究发现，本科、大专学历者的法律知识掌握较好，但是与中专生一样，理论知识与实际相脱离始终是护理法律领域突出的问题。由于在医学卫生院校上法律课的教师多半是法学院的专业教师，缺乏熟知护理法律的专业教师，不能把相关的法律法规传授给学生，学生往往只能学到些纯粹的基础法律理论知识，如消毒管理办法、一次性使用无菌注射器临床使用管理通知、药品管理实施办法等，连教师也不知或对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2．3 教学形式单一 李金义［2］认为，法学课程的教学还存在教学方式单调的问题，难以发挥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参与精神，同时缺乏生动活泼的课堂气氛，教学效果不甚理想。正因为受教材与学时的限制，造成法学知识的教学形式基本局限于课堂内，而法学是社会实践性及现实性很强的专业学科，仅限于课堂内，很难将理论联系实际，不能达到对知识的灵活掌握。
3 构想与对策
3．1 关于专业师资的培养 对学生进行法学知识的灌输与普及，主要依靠教师进行。要达到法律课教学的良好效果，教师必须具备强大的感召力、儒雅的风度、深厚的法学功底及丰富的社会经验，以及掌握一定的高新技术手段［3］。因此，可选派护理教师参加为期3个月以上的法学专业知识培训；鼓励教师通过自学或自考等途径获取相关法学知识；同时，加强教师的临床护理实践能力，提高其对临床不断新出现的护患关系和常见法律问题的敏感性，从而培养既懂临床护理常见问题，又熟知相关法律知识的具有综合能力的专业教师。
3．2 完善法律课程设置 针对不同层次的护理法律教育，适当的增加相应的课程和课时数。需要学校讲授和学生掌握的法律知识主要有：基本法律知识，如民法、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护理相关法规，如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疗责任保险法、传染病防治法、消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护士管理办法等；其他国家法律知识介绍，如美国护士职业保险、注册护士管理法等［4］。
3．3 改进教学方法 除课堂有限的教学外，可激发学生对医疗护理行业法学问题的关注，鼓励学生借助各种媒体和渠道，广泛涉猎与专业相关的法学知识。宇文［5］建议，法律课的教学方法应有利于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启发学生思考，培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可广泛采用案例教学法、实践教学法、论辩式教学法、指导自学法。通过讨论、辩论、社会调查等形式，使知识活学活用。总之，通过不断加强和完善高等护理专业中的相关法学课程的设置，将有力地促进广大护士、护校学生增长相关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护理质量，适应现代社会的护理事业的发展，最大限度地保护患者及护士自身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刘义兰，王桂兰，任小英，等．法律法规教育对减少护生实习差错的研究［J］．中华护理杂志，2002，37(3)：171?173．
［2］ 李金义．对医学院法律课教学改革的建议［J］．医学教育，1994(10)：39?41．
［3］ 梁军．浅议法律课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进［J］．广西社会科学，2001，4：169?170．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6
【关键词】初中思想品德课；法治素养；法律知识；教学策略
素养是指通过自学和接受教育后形成的解决问题的素质与能力，其中最关键、最必要、居于核心地位的素养被称为“核心素养”，它是知识、能力、态度或价值观等方面的融合。法治素养，顾名思义，是指一个人形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素质与能力，具体包含有三方面因素：一是法律知识；二是法律意识；三是法律信仰。《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标准（2011年版）》（以下简称《课标（2011年版）》）在前言部分明确指出，为适应初中学生的成长需要，思想品德课程要融合法律等相关内容，旨在促进初中学生道德品质、健康心理、法律意识和公民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形成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2016年9月，人教版七年级教材《思想品德》教材更改为《道德与法治》，从中可见，培养学生的法治素养是义务教育思想品德课程的一项根本任务和重要目标。
法治素养根植于法律知识，没有了法律知识，所谓的法治素养将荡然无存。而在整个初中教育阶段，培养学生的法律知识，主阵地在课堂，关键靠教师，主体是学生。在教学中只有让学生掌握了法律知识，知道哪些行为可以做，哪些行为不可以做，才能引导学生自身的行为，并经过理解、认同、内化成为自身法律素养。基于上述的认识，笔者认为，基于法治素养的初中法律知识教学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
一、关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习得，梳理知识脉络
初中学生处于从幼稚到成熟的过渡期，而初中《思想品德》教科书中涉及到的法律知识比较零散。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关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习得，注意结合学情对教材内容加以整合和优化。内容的选择要与初中生这一阶段的成长认知规律相适应，坚持规则教育、习惯养成与法治实践相结合，充分注意学生的兴趣、情感、需要和能力，不仅使他们“好学”，而且使他们“乐学”，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为了让学生牢固地掌握法律的相关知识，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细致地对每一册的法律知识进行归纳整理，清晰法律知识的脉络。关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习得，帮助学生梳理知识脉络，有利于学生对法律知识的掌握和运用，有利于学生法律意识的增强。
二、关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精选教学策略
思想品德课堂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在课堂中扮演的角色是组织者、引导者和促进者，教师应该积极倡导和践行“为学而教”的教学策略。因此，关注学生法律知识的理解，需要在课堂中积极探索“为学而教”的路径与方法。
例如学习人教版七年级下册《法不可违》的内容，教学时可采用案例教学法和对比研究法，通过呈现不同的教学案例，让学生在讨论、交流和对比中，分析犯罪行为的三个基本特征，犯罪和一般违法的区别，加深学生理解犯罪的特征，进而更好地理解法律关于犯罪和一般违法方面的知识。展示的案例如下：
材料一：2014年3月歌手李代沫因容留他人吸食，被法院一审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材料二：2016年5月，广州警方抓获一名男子吸食，被处罚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问：为什么同样是吸食，处罚却不一样？两者有什么区别？
三、关注学生对法律知识的运用，巧设课堂习题
法律知识的运用是对法律知识掌握的深化和延续。《课标（2011年版）》在教学建议第一条明确指出，教学应准确把握课程的综合性，以学生健康成长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为线索，应准确把握思想品德课程的德育性，避免概念化、孤立化地传授和记诵知识，努力使知识的学习服务于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需要。因此，在课堂巩固环节，设计的练习题组要有针对性、有高价值，并具备生活化的特点。
例如在巩固犯罪的含义及基本特征的法律知识教学中，可以设计这样的材料题：丁某中学时无心学习，沉迷于上网，经常旷课逃学，屡教不改。为了去网吧上网，花完了零用钱就偷家里的钱，后来发展到偷别人的手机和学校的电脑零部件去卖。他结识了一些网上损友，在他们的影响下抽烟喝酒，还染上了毒瘾。后因缺钱持刀抢劫，造成受害人重伤，丁某被判刑入狱。问：丁某的哪些行为属于犯罪行为？判断依据是什么？
这样设计习题，不仅有助于学生在分析材料过程中，运用法律知识解答问题，进一步理解和掌握犯罪的概念，^分一般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而且还可以通过案例告诫学生要珍惜学习，遵守法纪，较好地起到知识学习服务于学生思想道德发展的作用。
综上所述，以法治素养为价值追求的初中法律知识的教学，需要遵循教与学的规律，方能事半功倍，富有成效。一方面要遵循教育教学的一般性原则，围绕初中思想品德课的学科特点，以“三维目标”导向高效课堂，引领学生在课堂学习与生活实践中，知识、能力及情感态度价值观均得到持续健康发展；另一方面要遵循学生知识习得的规律，围绕学生知识形成的过程，从知识的理解、知识的巩固和知识的运用三个层面开展有效的学习活动，让学生感受法律知识、生成法律知识，并不断内化成积极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参考文献】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7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法律及其社会规范效应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大学生不但要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也应具备相应的法律素质。一方面，要了解与社会生产生活相关的基本法律常识，树立“遵纪守法为荣、违法乱纪为耻”，的观念，并且能够自觉运用法律知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掌握与其所修习专业密切相关的法律和法规，拓展其专业知识结构，提高专业素养，为将来走上相应的职业岗位打好法律知识基础。在向大学生普及基本法律常识的任务主要由《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承担的情况下，各专业再根据本专业的理论特点与知识结构，开设相关的法律课程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目的
非法学专业开设法律课的目标不是培养律师、法官或检察官等法律职业者，而是使他们了解并掌握本专业相关的法律知识、培养他们运用法律知识分析和解决相关本专业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的教学目的应突出其专业性和特殊性，强调课程内容必须与所学的专业领域密切相关。
1.1掌握与本专业领域相关的法律知识并运用法律知识为其专业领域服务。首先，了解与本专业领域相关的法律有哪些，法律对本专业领域影响的程度有多大，从而了解本行业所处的法律环境。其次，使学生掌握所学专业领域内相关法律活动的具体要求，尽可能避免因法律文书的缺陷或法律知识的不全导致潜在的纠纷。
1.2强化法律意识、培养学生解决具体案例实务的能力。法学专业的法律课教学，不仅要求学生掌握相关法律基础知识，还应注重培养其法律思维方式与法律推理能力，运用法律条文，原则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将来并不从事法律职业，学习法律知识只是为了能够就某一现实问题或争议提供妥当的法律解决方案，所以，并不需要培养他们的法律推理技能。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的功能主要体现为预防功能，即通过为学生提供相关法律信息，使他们对所从事职业将要面临的涉法问题有清楚的认识，避免陷入不必要的法律纠纷;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侧重知识性教育，以传授与其所学专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为主。同时，还要告诫他们，将来从业时，一旦遇到重大复杂的法律情形时，应当及时地寻求和获得法律专业人士的建议与帮助。
2.当前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教学情况
虽然高校中非法学专业开设法律课程已相当普遍，但在有关其教学特点与教学方法等方面仍缺乏深入的研究，教学实践中也存在一定的不足。
首先，在课程内容和教材的选择上，大多照搬法学专业相关课程的教学大纲和教材，缺乏针对性和专业性。其次，在教师的配备上，对教师的选任重视程度不够。有的学校法律专业师资力量缺乏，就由上思想道德修养公共课之类的老师承担。而各门法学都是专业性、实践性、技术性很强的课程，对教师的要求很高，各院校应当制定政策鼓励教师参与实践，教师应当提高专业能力水平，培养一批实践和理论相结合的双师型教师。再次，在教学方法上很多仍然以“填鸭式”教学为主，缺乏深入的有针对性的教学法研究，缺乏有特点的教学模式。
总体而言，非法学专业的法律课程教学往往要么流于形式，要么沦为专业课的附属，没有能够发挥其在特定专业课程体系中的作用。
3.深化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的改革、构建法律课程教学
针对当前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教师配备不合理、学生多且以大班授课为主、课时少但法学内容多、流于形式、教学效果不突出等问题，可从以下几方面进行适当的调整，强化和提高教学效果：
3.1点面式的法律课程内容调整。通常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法律课程学时较少，如经济类学生开设的经济法课程，通常只有32学时左右，但经济法的内容较为庞杂。教学时若面面俱到，则容易导致主次不分，使学生难以掌握，很难达到教学目的;若要详细讲解，则学时远远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以教材为基础，对教学内容进行适当筛选和编排，既照顾到教材的全面内容，又注重特定知识点的教学效果，做到点面结合。
3.2对比式的法律知识讲授。法学是一个逻辑体系很强的学科，各部门法之间有相应的内在联系。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是在不具备法学基础知识的条件下，孤立地学习法学中某一个方面的知识;他们的法律基础知识薄弱，学习相关法律课程的难度非常大。为便于非法学专业学生学习法律课程的内容，可以在课程开始时适当讲解一下相关联的法学基本知识。如在讲授合同法的过程中，可以将民法的很多知识点结合起来对比讲授，这样一来，学生对相关知识点既容易理解，又印象深刻。
3.3情境式的案例教学法。法律条文通常比较枯燥而死板，案例教学法不仅能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而且能使学生准确运用法律条文、法律精神解决问题。在非法学专业法律课程的教学中，教师在案例的选择上，应有所偏重：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明确使用案例教学旨在通过案例来加深或帮助学生对于所讲授法律规则的理解，认识到如果忽视或违背法律可能产生的实际后果，而不宜以培养学生分析和解决法律问题的能力为主。二为实现案例教学的目标，在案例的选取上，尽可能创设其所学专业领域的法律事件情境，将法律放在该领域的专业背景中进行深入讲解。
3.4参观与观摩法。法律是一门专业性、技术性、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学习起来比较抽象，法律课程的教学若只限于课堂讲授，不仅教学方法显得比较单一，而且很难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播放经典法律影片，可以让学生直观地感受法律精神的理性之美，可以提升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通过举办模拟法庭大赛，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审判的过程中，可以使他们了解法庭审判的运作程序，同时锻炼他们运用法律进行思考和辩答的能力。通过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审判案例，让他们实地感受法庭氛围的庄严肃穆，体会法律的公正严明，切实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加强学生的法律素养。
结语：列入专业培养计划中的法律课程，有其特殊性和针对性，是各专业课程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发挥这些法律课程的作用，使学生系统化理解和掌握专业知识并切实培养他们的专业能力，是高校法律课程教师及理论工作者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我们要加大力度钻研教学内容、革新教学方法、切实提高教学效果。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8
（一）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在法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存在欠缺。法律知识是法律意识的一个重要内容，一个人掌握法律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是衡量其法律意识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依据。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的掌握程度不可能像法律专业学生那样掌握得有深度和广度。但从自身的综合素质方面来讲，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还是应该掌握多一些法律知识。虽然可以通过法律基础课和专业法律课学习一些法律知识，但这些知识还是远远不够的，整体的法律知识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一是学校在课程设置时专业课设置太多，挤占了相关法律课的课时；二是学生从就业的角度上大都重视专业课的学习，而对相关法律课重视不够，学习法律课程的目的不是提高自身法律知识水平，而是为了应对考试；三是相关法律课程中有关法律的知识虽然全面，但都过于笼统概括，导致学生对法律知识的理解不够系统、全面和深刻，对法律的认识一知半解，处于感性阶段，缺乏理性的认识，很难有效地掌握法律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法律意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不可能有扎实的法律基础知识。
（二）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在生活中运用法律知识的能力欠缺。目前，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主要是通过课堂式的学习，在课堂上通过老师的讲授能够学到一定的法律知识，学完之后，学生们都知道遇到问题、纠纷应该采取法律措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扞卫自己的权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真正遇到问题时，如何维护合法权利就慌了手脚。例如，同学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有的同学就不能采取正确的方法解决，往往不假思索，就采取一些过激的方式，最终造成比较的严重后果；有的学生在购物消费时不知向商家索要发票或购物凭证；有的学生毕业找工作时不知道怎么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等等。这些情况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一是学生平时不注重维权权意识的培养；二是学校在学生权利维护方面缺少引导；三是社会对法律知识的宣传存在欠缺。因此，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运用法律知识的实践能力还存在一定欠缺。
（三）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基于规则行为意识的法制观念淡薄。法制观念是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是衡量法律意识水平的依据。它与法律知识水平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由于当前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较低，法律意识薄弱，即使与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法律问题都不关注，他们认为自己很难遇到法律问题，其实人在社会中生存，时时刻刻都与法律及其法律相关的问题紧密联系。另外，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缺乏权利观念，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不能积极主动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而是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法律。这都非常容易使这些学生脱离法制的生存环境，产生错误的观点，对事务缺乏冷静、理智的判断，例如有些学生在毕业找工作时，不能明确地作出判断，曾出现过大学生上当受骗误入传销组织的现象；有些学生由于没有足够的法律意识，缺乏法律知识，有时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触犯了法律。出现法制观念淡薄的主要原因：一是学校里法制宣传活动近乎冷淡；二是学生自身缺乏培养法制意识，无论是在平时的学习中，还是在日常的生活中，学校疏于学生法制意识方面的培养；三是有些学生参与法律实践活动少，甚至几乎为零。因此，帮助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树立法制观念，提高法律素养势在必行。
针对以上分析，我们知道当前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还很贫乏，法律意识水平还很低，法制观念还很淡薄，因此，从多角度全方位的加强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二、通过提高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常识来维护校园安全的对策
中高职院校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学生进行法律常识教育，增强学生的法律意识，为学生营造浓厚的校园法制环境。
（一）高度重视《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教学，提高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常识水平。《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是我国普通高校开设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它以培养学生的道德修养和法律意识为核心，是提高学生法律知识最直接、最主要的课程。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依靠传统枯燥无味的课堂说教，是难以达到让学生认识、接受和认同法律知识的，所以任课教师要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采取一些能激发中高职学生情感的教学方式、方法，将封闭式的教学模式转变为互动式教学模式，让学生融入到法律知识中。一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中高职生法律素质培养的根本保证。中高职学生法律情感的发展依赖于教育工作者个人的人格魅力及其与学生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为学校法律课程的教师，应首先提高自身法律素质，充分发挥自身的人格魅力，来影响和感染学生；二是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不局限于教材内容，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关注社会热点问题，善于利用典型案例对学生进行法律意识的培养；三是在教学方法上要突出案例分析法的地位和作用，以案例分析法为主，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例如讲授法、讨论法、模拟法庭教学法等）提高教学效果；教学案例要具有典型性，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贴近生活，能引起学生的共鸣，并对提升学生的法律意识具有促进作用；四是在教学手段上，应运用多媒体技术和多媒体课件等现代化教学手段进行教学，提高教学效率，使教学过程充满动感和活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二）充分利用第二课堂及社会实践活动培养和提高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的法律常识。非法律专业中高职学生法律意识的培养和提高只靠法律基础课的课堂教学是远远不够的，要充分利用第二课堂以及社会实践活动等教育形式，调动学生的主动性，营造浓厚的学习氛围，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
一是在课外多举办法律专题讲座。可针对学生在学习、生活以及今后就业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举办法律专题讲座，通过法律讲座解答学生所关心的疑难和热点问题，帮助学生树立遵纪守法、依法办事的观念以及如何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对学生法律知识的提高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是安排学生通过电视或网络收看媒体播出的各类法制节目。例如，收看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经济与法》、《道德观察》等法制栏目。
三是通过举办法律知识演讲、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讨论会、专题论坛或利用发生在学生身边的典型案例组织学生进行专题讨论等方式来提高学生的法律常识。
四是走出课堂，旁听审判，通过这一途径取得的效果远比老师在课堂上泛泛讲解更有感染力和现实意义；庭审过程中的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环节，会让学生体会到法律的神圣和威严。
五是通过模拟法庭，让学生自己模拟法官、律师、检察官、被告等角色，能更加深刻地掌握一些诉讼法程序，也通过模拟对犯罪分子的审判，对旁听的学生起到震慑作用，使得法律的预测作用得以发挥，进而促使学生提高守法的警惕性。
六是在普法宣传日，可以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到普法教育和法律宣传活动中去。如组织学生走上街头，向广大群众宣传法律知识等。这样，不但提高了中高职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也对提高其他公民的法律意识有一定的作用。
（三）学校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为提高学生的法律知识创造条件。大学生违法犯罪是因为法律意识的贫乏，而法律意识的缺陷是由于其心理发展不成熟，因此学校要很重视学生的心理需求，经常性地开展一些心理咨询活动，设立心理辅导机构，让学生随时都能够了解自己，很好地进行解压和宣泄压抑在心中的不良情绪，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心理健康教育使大学生具有较强的意志力、稳定的情绪、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从而抵制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以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根据一项研究表明：有1/4的大学生有心理障碍，尤以焦虑不安、强迫症等为主。因此，中高职院校应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来培养学生的良好心理素质，使其能够全面认识自我，并且正确掌握心理调适的基本方法，提高自身的心理素质，同时学校应积极开展心理咨询，缓解学生的心理压力，帮助其提高法律修养。
（四）学校要为学生法律知识的提高提供和谐的内部环境。一个学校的法制状况将直接影响对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的效果，因此学校应从各个方面着手，努力营造一个依法治校的氛围。
一是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特别是《学生手册》的制定，不仅要与国家的法律法规相一致，而且要切实保障学生的权利。近年来，学生状告母校的事件时有发生，引起这种纠纷的主要原因是在校或刚毕业的学生因违反校规而受到学校的惩罚，包括不发毕业证、开除、勒令退学等。学生被学校处分后觉得过于严厉，于是提起诉讼，这说明随着学生和社会公众法制意识的增强，要求学校管理进一步法制化。
二是依法管理，逐步提高学校管理人员的法律意识，采取各种手段，对管理人员进行普法教育，提高其法律意识，使管理者能够做到知法、懂法、守法，并自觉用法律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言行；明确管理者的法律责任，避免管理的随意性和无序性，保证管理行为的合法性，从而确保学生法律权利和正当利益的实现。
三是在日常管理中，特别是对学生违规违纪的行为，要依法处理，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尤其是对学生普遍关注的奖学金的发放、优秀生的评选、贫困生的资助，学生干部的选拔和管理，要照章办事，不能因人而异，做到有法必依。
四是建立健全学生的申诉机制。我国《教育法》规定了学生的申诉权和起诉权，中高职院校要鼓励、允许和支持学生进行申诉，给学生提供通畅的权益救济渠道，充分保障学生的合法权益，为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氛围。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9
关键词:知识产权；知识产品；法定用益债权；意定用益债权；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
前言
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是用益法律关系的一种。用益法律关系是民事主体用益他人财产而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是资源稀缺性的法律产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它是实现最大财产效益的一种方式；从民法财产流转的角度来看，它是用益价值让渡或者移转的一种法律形式。用益法律关系具有强烈的市场品格，因为它主要是交换的产物，它也放射出公益的光芒，因为它也概括了无偿用益的社会需求。[1]对他人知识产品用益形成的法律关系，是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知识产品也是稀缺资源，对知识产品的充分利用是社会利益之所在，在一般意义上，也是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之所在。“从社会知识财富利用角度来说，知识产权制度的很多设计就是为了确认、保障和促进知识资源公平分配，以实现社会分配正义。”[2]
研究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首先需要探讨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界定等基础问题，然后才能对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和意定用益法律关系进行展开分析。
一、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的基础问题
（一）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界定
一般认为，我国知识产权是“一体两权”，[3]即知识产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也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特定主体所专有的财产权。”[4]笔者以为，作为“产权”存在，知识产权只能是财产权，“产权”之“产”，是财产，或者说知识产权作为财产权，是以财产作为客体的。如果认为知识产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那必须有性质不同的两种客体，就不能是“一体两权”，只能是“两体两权”。“两体两权”中的人身权，具体来说只是人格权，不包括身份权，它的客体，只是有关人格要素（如自由、姓名等精神性人格要素）。这种人格要素与知识产权客体有紧密联系。例如，作者对其作品有署名权，它的客体是姓名，而不是作品。对作品的署名权，是应用于作品的人格权之一种。有学者指出，这种人格权（著作人格权），“在于保护著作人与著作物之关系。”[5]识产权产生于某种“知识”，“知识”是思维的结果，而人格权不是思维的结果，不能产生于这种知识。所谓“知识产权中的人格权”，不过是主体对知识产权客体的一种关联权利罢了。它们是外在于知识产权的人格权，而不是知识产权中的人格权。把知识产权看作是“一体两权”，在观念上会妨碍对他人知识财产的用益以及这种财产本体的流通。本文所说的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当然是对财产的用益，不包括对关联的人格权的用益，即只是对“纯财产”的用益。
用益是指使用和收益，包括他人用益与自己用益。一个重要问题是，他人用益，是用益他人的产权还是用益他人产权的客体？知识产权是一种“产权”，用益不是对知识“产权”的用益，而是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如同对他人之有体物的用益，是对他人之所有物（客体）的用益，不是对他人所有权的用益一样。知识产权的客体是知识形态的财产，[6]它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有学者指出，“知识产品是一个客观的物质范畴”，[7]而权利（包括人格权、则产权）的存在是主观事实，即权利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之中。对客体的用益，是对客观物质的用益，权利不过是保护客体的一层盔甲，不过是主体处分客体的一种依据。“知识产权用益”是个泛称或简称，它是指对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
就知识产权对客体的作用来看，是支配权。学者指出，“很多权利的首要功能，在于支配（beherrschung）某种客体或某种其他的、无体的财产，如所有权旨在支配某物，专利权旨在支配某项发明。”[8]还有学者指出：“无体财产能否成为权利的客体，关键看能否对其设立支配权。事实上，在无体财产上可以在有限的范围内设立支配权。例如，在发明这样一种无体财产上，可以设立（授予）专利权这样一种支配权。”[9]从支配的角度看客体，客体是支配行为作用的对象。财产作为支配权的客体，是对各类财产的抽象。有学者认为，知识产权是抽象的权利，它没有具体的客体。[10]实际上，不存在无客体的权利。“主体只能是客体的主体，客体也只能是主体的客体。”[11]识产权的客体，不宜泛泛地称为知识，绝大多数知识处于公共领域。知识产权的客体应当是没有进入公共领域的知识形态的财产。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进入公有领域”，实质上正是专有权的灭失。[12]来的知识产权概念在我国曾经被翻译成“智慧财产权”，也有不少学者称为“智力成果权”、“无形财产权”。在学理上，为与有体物相对应，又产生了无体物的法学术语。在罗马法上，无体物是指权利。[13]在现代，无体物应指作为权利客体的无形财产。知识产权客体是无形财产之一种，但两者在范围上不能等同。[14]
知识产权的客体，在支配的意义上，应当抽象为智慧财产，它是一种劳动成果。有学者将知识产权客体称为知识产品、知识财产、智力成果。也有外国学者把知识产权的客体称为“抽象物”。[15]为体现知识产权客体的知识性、则产性、成果性，本文采用“知识产品”的术语。知识产品的范围很广泛，包括作品、发现、发明、标识等。而知识产权又包括著作权、邻接权、发现权、发明权、专利权、商标权等。
知识产权的客体，表现为一定的信息。[16]知识产品是一种已经外化于大脑思维的信息，既然外化，它就要附着于大脑以外的载体之上。以往的研究，已经非常清楚地把信息与载体相区分，并给予不同的保护，设定不同的规则。信息本身具有无限传播性，传播的过程，就是用益的过程。法律不但对信息和载体分别予以保护，还针对不同的信息，如作品、技术、标志等客体的用益作出了具体规定。
（二）对知识产权客体的准占有
有学者指出，知识产权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学界虽未形成共识，但可以肯定的是，其不具有实体性，是不可“占有”之对象。脱离了“占有”，“直接支配”自然无从谈起。[17]占有是对有体物的占有，对掌握了的知识产品，是一种观念上的“占有”，笔者主张把这种“占有”在理论上归入“准占有”，准占有仍可为支配权成立的条件。谢在全教授认为，准占有包括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的占有。[18]学界多认为对权利的占有为准占有。[19]更进一步者认为，非权利不能准占有。[20]笔者认为，准占有的本质，是占有非有体物。具体到知识产权，产权人和用益债权人的准占有应当是针对知识产品，而不是对著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等观念中的权利的占有。对知识产品的准占有，是对这种客体的实际掌握。准占有的学理价值应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为知识产权为支配权的定性提供理论支撑。支配的本质是以自己的行为实现客体的价值。支配权的实现，可以是对客体的处分，也可以是对客体的用益。笔者以为，用益债权人对他人之财产（有体物、知识产品及其他无形财产）的用益权，也表现了对用益价值实际支配的效力。已经对知识产品准占有，但没有获得法定或者意定授权的，虽然有事实上的支配力，但并没有用益债权。第二，准占有受占有保护，[21]准占有人应享有绝对权的保护，其内容是禁止他人以私力侵犯。第三，准占有也是以事实行为建立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一个前提。例如，合理使用者须对他人知识产品处于准占有状态时才能够实际用益。第四，对知识产权意定用益法律关系，用益债务人（知识产权人）要对用益债权人交付“准占有”，以使其能够实际用益。例如，技术秘密的使用许可合同的许可人未将技术资料交与被许可人，被许可人若不了解此项技术的具体内容，事实上无法用益。第五，准占有是观念占有，这就为知识产品同时被多人准占有提供了可能。知识产权人向用益债权人交付准占有后，自己仍然可以维持准占有，其还可以向多个用益债权人交付准占有。相反，有体物的用益债权人在转用益的时候，须脱离占有，例如，房屋承租人在转租的时候须将房屋交付给次承租人，自己演变为间接占有，不能直接用益。[22]由于不受占有的限制，对知识产权客体可以由转用益而产生“连环用益”。如再许可，许可人、再许可人、次被许可人都可以直接用益。
（三）用益债权及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的分类
法律对生活关系调整的结果，是形成法律关系。每一种法律关系都有与其性质相应的基本权利。用益他人知识产品的权利是一种用益债权。用益债权是依法享有的对他人财产使用、收益的债权。[23]用益债权依存的法律关系是用益法律关系，也称为用益债权法律关系。一方为用益债务人，一方为用益债权人。
分类会产生一种鸟瞰的效果。按照不同标准，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有不同的分类。1．按照用益债权的产生原因，用益债权分为法定用益债权与意定用益债权。每一个法律关系都有标志其基本性质的权利，标志法定用益债权法律关系的基本权利就是法定用益债权，标志意定用益债权法律关系的基本权利就是意定用益债权。知识产权法确定了合理使用制度和法定许可制度，因合理使用、法定许可使用形成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是法定用益关系，依法律行为设定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为意定用益法律关系。2．按照用益债权的设立是否存在对价，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分为有偿用益和无偿用益两种。法定用益当中也区分为有偿用益与无偿用益。例如合理使用是无偿用益，法定许可是有偿用益。在意定用益法律关系中，有偿用益是常态，用益的对价是法定孳息。[24]稿费、许可使用费、特定作品（电影作品、电影类作品和计算机软件）的租金等都应归入法定孳息。无偿用益是用益赠与的一种表现，用益赠与只能通过法律行为进行，不同于无偿的法定用益。3．按照成立用益法律关系的法律事实，区分为以事实行为成立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和以法律行为成立的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事实行为不要求行为能力，法律行为要求行为能力。例如，没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依照法律规定使用他人的知识产品；具有行为能力的人可以订立与其能力相适应的用益权合同（用益法律关系之一种）。
二、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分析
（一）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含义及基本权利
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成立，基于法律对特定法律事实的规定。即仅通过用益的事实（事实行为）形成的用益法律关系，称为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其成立与内容都是由法律直接规定的，不需要以意思表示来进行。这避免了繁琐的程序，是效率的体现。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包括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在理论上可以说是法定之债的一种新类型，[25]是解决民法法益冲突的一种模式，为用益人使用他人知识产品寻找到了正当性权源，构成了阻却违法事由，[26]排除了构成不当得利的可能，使其获得的利益有了请求权基础。
允许成立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从消极方面来看，是对知识产权人的限制，学者多从消极方面进行研究；从积极方面来看，是他人对知识产品的用益。有学者指出，无形财产的限制在制约知识产权人利益的同时，对知识产品使用人而言，则是一项法定利益。[27]定利益是法益之一种。法益不仅仅是被动受保护的利益，也可以是主动获取的法律利益。[28]笔者认为，除反射利益之外，[29]任何法益不能独立于权利，法益是权利的效果。[30]对他人知识产品的法定用益，是一种法益，但应当归结到权利的旗帜下。这个权利，就是法定用益债权。任何法律关系都有反映其性质的基本权利，用益债权就是用益人在用益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权利，法定用益债权就是用益人在法定用益法律关系中的基本权利。
法定用益的当事人之间存在给付。有学者指出：“首要权能为要求他人给付的权利，称请求权。在请求权，对应义务是积极性的，义务人有积极协作的作为义务。”[31]更具体的观点认为：民法请求权系对于特定人得以请求为特定给付（作为或不作为）之权利作用，其行使系在现实上请求给付之受领，故请求权之行为，系主动地在裁判外及裁判上为履行之请求，并被动地为现实之履行之受领。请求权之特征，在于权利人欲享受权利标的之利益时，需有他人积极行为之参与，例外情形如不作为请求权。[32]债之标的者，即债权之客体，亦即债务人之给付。[33]意定用益一般需要用益债务人提出给付，这是在债的关系发生后的主动给付。法定用益债权人因准占有而统统不需要债务人提出给付，在准占有的情况下用益人只须获得一项法定“授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标的（客体），是被动给付。法定用益债权的实现（用益价值获得），无须借助用益债务人的积极行为而仅需要用益债权人基于准占有的主动受领。这样，并不破坏债权是请求权的基本属性。因为，请求权行使的目的是实现给付，请求权的行使仅仅是手段，给付才真正是相对法律关系存在的价值，可以主动受领，也可以借助于债务人提出给付而受领。
（二）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特点
除了用益债务人被动给付、用益债权人主动受领以外，法定用益法律关系还有以下特点：1．法定用益的范围显然要小于意定用益的范围，因为意定关系奉行意思自治原则，而法定用益要考虑知识产权人的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只对部分知识产品允许法定用益。法定用益中的合理使用，原则上要求用益人不具有经营上的目的，这也是限缩用益范围的一种措施。2．法定用益原则上只能针对处于公开状态的知识产品，例如对采用保密手段维护的技术秘密不能规定法定用益。意定用益不受知识产品是否公开的限制。3．法定用益的用益人不享有独占的用益权利，不具有排他的效力。而意定用益可授予用益人以独占使用权。4.法定用益不会发生连锁用益的情况，即法定用益债权人并无许可第三人使用的权利，意定用益则可发生连锁用益的情形。5．法定用益债权人对自己的债权是不能转让的，意定用益债权经相对人同意，可以转让。
（三）知识产权法定用益法律关系的类型分析
依知识产品的不同，可以分为对作品的用益、对专利技术的用益等。从我国现行法律看，对作品的法定用益范围最广、限制最少，专利技术次之，其他知识产品尚欠明确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法律规定了商标权合理使用制度。[34]也有学者指出：“判断商标标识的使用是否属于合理使用的标准，也就是商标侵权的判断标准，即混淆的可能性。”[35]
笔者认为，我国商标法没有合理使用与法定使用许可制度，即对商标不能成立法定用益债权。商标是对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服务的一种区别性标记，同时也是商誉的象征，为防止混淆、误导消费决策，法律不允许他人直接用益。如果允许对他人商标合理使用或法定许可使用，就会产生混淆的效果，最终侵害消费者的利益。另外，对商标的用益与对商标要素（标记要素）的用益是不同的，对标记要素的用益，法律一般是允许的。标记要素不宜被专有、被垄断。
知识产品的合理使用是无偿使用，法定许可使用是有偿使用，这两种使用，都不需要知识产权人同意的意思表示，使用的事实行为导致成立法律关系，用益人因用益债权的效力而保有给付。
1．合理使用
合理使用是依据法律规定无偿使用他人作品和专利技术等知识产品的事实行为。合理使用权不允许知识产权人以声明的方式排除。著作权法对合理使用规定的最为完整。不但包括对作品的合理使用，也包括对邻接权客体的合理使用。[36]笔者以为，《著作权法》中的合理使用，不限于第二十二条的规定。这里以出租为例作简要说明。《著作权法》所说的出租权，是有偿许可他人临时使用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计算机软件的权利。[37]这看起来是出租有体物（载体），实则是建立对知识产品的用益权合同。[38]对大部分知识产品，法律未设著作权人的出租权，有些是因为知识产品本身不会发生出租现象，还有就是为了促进对某些知识产品的公众性、社会性用益，为了知识产品的传播。著作权人没有出租权的，就无相应的禁止权。[39]如，某甲买了某乙的1000本图书出租获利，某乙自己就文字作品没有出租权，也就没有权利禁止某甲的出租行为。某甲对第三人出租图书（有体物）的行为，表面上是出租有体物，而不属于出租作品（无体财产）。笔者认为，有权出租知识产权人撰写的图书，实际上是出租人对知识产权人享有一种法定无偿用益债权。
笔者以为，合理使用不应限于作品。《专利法》规定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的情形”，[40]其中有些实质上是合理使用，例如以科研目的使用他人专利技术，用益人实则享有用益债权。
有学者在论述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时主张，（合理）使用者权，是使用作品利益的法权形式。[41]而笔者更明确认为，对作品等知识产品的合理使用权，是一种法定无偿用益债权。由于用益人的使用行为，用益人与知识产权人形成法定用益债权债务法律关系（相对法律关系、单务法律关系）。用益人相对于知识产权人是债权人，知识产权人是法定债务人，标的是（被动）给付。
2．法定许可使用
法定许可使用在我国《著作权法》中有明确规定。[42]法定许可与合理使用相同之处是：用益人不必征求知识产权人的同意，以使用的事实行为即可形成用益法律关系。但法定许可均为有偿许可。
有学者指出：“从法律事实的类别讲，合理使用是事实行为，而法定许可使用应属于准法律行为。”“法定许可使用具有准法律行为的一般特征：第一，许可使用的‘授权’意思虽由法律直接规定，但法律对此类行为未像事实行为规定的那样对其法律后果作出具体描述。申言之，法律规定必须支付报酬，但付费的数额、方式、时间仍需‘意定’。第二，被许可人只要有表意行为，即承认他人的著作权的存在，有使用作品和支付报酬的表示行为，即可认定法定许可使用成立。可见，表意在法定许可使用中是具有法律意义的，因而能产生与许可使用类似的法律效力。”[43]笔者认为，法定许可使用中的“使用”，是事实行为，是以事实行为建立债的关系的。“使用人”由于“使用”的一个法律事实与知识产权人产生了两个债的法律关系，一个是用益价值流转的法律关系，是知识产权人的被动给付，还有一个是支付使用费等未给付的法律关系。由于存在方向相反、内容不同的两个给付，笔者把这两种法律关系称为对立性竞合。
三、知识产权意定用益法律关系
（一）知识产权意定用益法律关系的含义及双重许可
以法律行为为原因事实成立的法律关系，为意定法律关系。意定用益法律关系为结果事实。法律行为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共同法律行为。三种法律行为都可以设立用益债权，但以双方法律行为设立用益债权最为典型、最为常见。以法律行为为他人设立用益债权，以获取对价收入（法定孳息），是知识产权人利益实现的主要方式。例如专利权人的最大的收益，往往是通过将专利权客体供他人用益而取得的。为他人设立用益债权，知识产品的归属并不发生变化。
意定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包括四种情况：其一，成立有偿或者无偿的用益权合同；其二，以知识产品用益出资；其三，用益遗赠；其四，强制许可实施（使用）。
从用益人的角度来看，对他人知识产品的用益，有时须取得双重许可。例如，录音录像制作者使用演绎作品，要获得双重许可，不仅要取得演绎作品著作权人同意，还要取得原作品著作权人的同意。[44]“正像专利领域中‘从属专利’与‘基本专利’（亦即‘第二专利’与‘第一专利’）之间的关系一样，演绎作品的版权，仅仅使其权利人可以独立地禁止他人的某些活动，却不可以独立地许可他人从事某些活动。就是说，演绎作品的作者，必须在取得原作者许可的情况下，才有权许可他人复制、翻译或者改编、上演经演绎而创作出的作品。只有当原作品的保护期届满，或原作者放弃原作版权时，演绎作者才享有既完整、又独立的版权。”[45]这是因为，某一知识产品的形成，可包含着两人以上分别进行的创造性劳动，第二个人是在第一个知识产品基础上的创造性劳动，两个权利人的权利客体和权利内容也不相同。这与知识产权客体的准共有不同，准共有人允许他人用益共有的知识产品，对外是一个意思表示，对知识产品用益的双重许可，是两个知识产权人的两个意思表示。一个知识产权人作出的许可，不是双重许可。例如，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客体是以公开换垄断的技术，有的专利权人保留了实施专利的技术诀窍（技术秘密），在许可他人实施专利的时候，也允许他人实施自己的技术诀窍，这并非双重许可。
双重许可，即两个许可人都与使用人发生了意定用益法律关系（两个法律关系）。两个许可人可以直接向使用人为同意使用的意思表示，也可以采取“传递授权”的方式。例如，某甲获得某乙授权使用某乙作品产生了演绎作品，某乙同时授权某甲可“单方”同意第三人使用该演绎作品。某甲“单方”同意后，就第三人的使用，甲乙分别与第三人成立意定用益法律关系，而乙与甲之间存在授权处分的法律关系（存在委托合同）。而再许可的情况，知识产权人与次受许可人并不发生法律关系。例如，某甲允许某乙使用某项技术，经甲同意，某乙再许可某丙使用。甲与乙的法律关系中包括授权处分关系，乙与丙是使用许可合同关系，甲与丙不发生法律关系。
（二）用益权合同
用益权合同，是当事人为移转财产的用益价值而成立的债权合同，是意定用益法律关系的主要形式。也有学者把这类合同称为“使用财产的合同”，并指出，使用财产的合同，是民事主体之间，一方将自己的财产交给另一方使用的合同。[46]还有学者指出：“设定用益权的合同是当事人约定一方移转特定物的占有于他方，他方为使用收益的合同类型。”[47]笔者认为，应超越“用益权合同是对有体物用益的合同”的局限，所有对他人财产用益的合同，包括对知识产品、人格派生财产以及有体物用益的合同，都应归入用益权合同。用益权合同（包括设立用益物权的合同[48]），都是用益债权合同。用益债权合同的标的（客体）是给付，知识产权人应当以作为的方式或者授权的方式完成给付。
用益权合同可以是有偿的，也可以是无偿的。就知识产品无偿使用成立的用益权合同，是一种用益赠与。它也不移转财产的本体，而是无偿移转用益权能或者说是移转用益价值。就知识产品的用益赠与，法律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因用益赠与发生争议的，可以参照《合同法》关于赠与的规定处理。
对他人知识产品的用益合同，可以是定期用益合同，也可以是不定期用益合同。不定期用益不具有形式拘束力，当事人双方都有随时解除权，但是用益债务人解除的，要给对方以合理的准备期限。这种随时解除权，不论有偿还是无偿，都不以损害赔偿作为代价。[49]期用益，具有形式拘束力，双方不得随意解除。
《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对许可使用都作了规定。使用他人作品的用益权合同，在《著作权法》中被称为许可使用合同。就邻接权的客体，当然也可以成立许可使用合同。根据著作权人、邻接权人的授权，使用人可以享有专有使用权，也可以享有非专有使用权。专利的使用许可、商标的使用许可以及技术秘密的转让，都可包括独占使用许可，排他使用许可和普通使用许可。知识产权人也可以就一项知识产品分别签订多个用益权合同。
《合同法》规定的技术秘密转让合同，其基本睦质也是用益权合同。笔者认为，技术秘密的转让也包括“卖断”，将权利本体转移，此时成立的就不是用益法律关系，而是买卖无体物的法律关系。
前边述及，商标作为区别性标记，是不能产生法定用益债权的，但注册商标和未注册商标当然可以以合同的方式允许他人使用，设定意定用益债权。不过，商标作为商品的标识，供他人用益受到较多的限制。例如，集体商标和证明商标的使用者的“资质”有特殊的要求，不能为不符合“资质”的人设定用益权。
（三）用益出资及用益遗赠
1．用益出资
对公司、商事合伙、民事合伙的出资，分为移转出资和用益出资。移转出资，是移转财产的本体；用益出资，是将财产的使用、收益权能出资，移转的是用益价值，用益出资是稀缺资源利用的一种形式，也可以简化出资的程序。
有体物可以移转出资（如以房屋的所有权出资），也可以用益出资(如以房屋的使用权出资）。知识产权虽为知识产品权，但在出资上与有体物相仿，既可以移转出资（如以专利权本身出资），也可以用益出资（如以专利权的使用权出资）。移转出资发生权利归属的变化，例如，以专利权向公司出资，专利权的登记从出资人的名下要变更到公司的名下，即该专利权归属于公司；以专利权对合伙企业移转出资，则专利权归合伙人共有。用益出资，则出资人与接受出资的主体形成意定用益法律关系。该用益法律关系当然也是债权债务关系。例如，对公司以知识产品用益出资，该公司是用益债权人，出资人是用益债务人。用益出资不宜限制在专利权上，商标权、著作权、技术秘密等都可以用益出资。[50]
用益出资是以法律行为设定的，但用益债权人未必是签订合同的人。例如，在发起人协议上确定某甲以知识产权的用益权能对公司出资，某甲与公司之间虽没有合同，但依然形成用益法律关系。
2.用益遗赠
用益遗赠是以遗嘱的方式将知识产品无偿赠与他人（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使用。遗赠是单方法律行为，以立遗嘱人死亡为生效条件。例如，立遗嘱人某甲死亡，其作品的财产权由某乙法定继承，按遗嘱某丙无偿使用20年，则某乙与某丙形成用益法律关系。
（四）强制许可产生的意定用益法律关系
对他人知识产品的实施（使用）强制许可，是由有关机关根据法律的规定，作出行政裁决、司法裁决而最终确定的用益许可。比较典型的是专利实施的强制许可。为防止专利权滥用及维护公共利益，我国《专利法》设立了比较完整的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制度。它包括：“针对滥用行为的强制许可”、[51]“维护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52]“从属专利的强制许可”。[53]“维护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是公法主动干预生活的现象，不以当事人申请为要件，本质上不是民事活动，距离本文的主题较远，不再赘述。其余两种许可，都须当事人向行政主管机关提出实施申请。这种申请应当解释为平等主体之间请求用益的意思表示，这种意思表示的传达具有间接性，即请求用益的意思表示是通过主管机关传达的。由裁决产生的知识产品用益法律关系，本质是意定用益法律关系，因为它来源于一方的适格的意思表示。[54]其他意定用益法关系均须知识产权人的同意。或许有人会心存疑问，在公权力介入时，还会有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吗？公权力介入生活，形成民事法律关系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不动产抵押登记，就是公权力的介入，不动产抵押合同是民事合同，但若没有抵押物登记，就不能产生抵押权。[55]
获得强制许可的一方当事人，是知识产权人的用益债权人。这是由专门机关裁决确认的用益债权。这种用益，具有强制性，是有偿用益、意定用益，不是法定用益。当然强制许可要符合严格的条件，不是任意行为。强制许可权的行政裁决（决定）权属于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强制实施许可的对象不包括外观设计专利，而且用益债权人不享有独占的实施权。
由于商标特定的区别作用，不能强制许可使用。我国《著作权法》也没有规定对他人作品的强制许可使用。《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设定了这一制度（“强制许可证”。我国已经加入上述两个公约，因此适用公约关于强制许可使用的规定。[56]
四、结语：知识产权用益法律关系在《民法典》中应有所体现
目前知识产权的单行法律，欠缺对知识产权用益的一般性的规定，“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制度支离破碎；由于各自承袭的原因，术语的运用也各放异彩，欠缺统一的理论支撑，影响到民法内部各部门的对话甚至影响到法律的贯彻执行。
建立信息时代的完整用益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以知识产品为媒介的平等主体之间的知识产权法律关系，应当是民法调整的结果。知识产权是财产权，应将知识产权纳入将来《民法典》的财产制度中，不能把它当作“海外游子”。知识产权用益制度是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民法财产流转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对知识产品的用益，应当适用民法对用益他人财产的一般规则。在一般规则中，应当体现法定用益债权的思想。比如，可以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规定：“依据权利人的同意或依据法律的规定，他人可以有偿或者无偿使用权利人的财产。”经同意使用的权利，在学理上解释为意定用益债权，直接依法律规定使用的权利，在学理上解释为法定用益债权。法定用益债权不改变债权是请求权的性质。
对知识产品的占有为准占有，准占有作为学理解释工具为好，不宜在将来的《民法典》作为制度进行设计。
对用益权合同，我国《合同法》、《专利法》、《商标法》、《著作权法》等分别作出了规定，有些规范是重合的，有些则出现法律调整的空白，应在将来的《民法典》中进行整合与填补，提供统一的适用规则，节约法律资源，减少立法供应不足的缺憾。例如，在《合同法》上有所有权变动不破在先租赁权（用益债权）的规则，[57]对知识产品的用益权合同亦不能因知识产权主体的变更而终止。再如，某甲对某乙有某注册商标的使用许可，在使用许可期间，某甲将该注册商标转让给某丙，此时权利归属的变动，不能击破用益法律关系，某丙应当与某乙继续履行注册商标使用许可合同（用益债权合同）。目前对这类案件，只能采用参照适用的办法解决。
注释:
[1]参见隋彭生：《用益法律关系—一种新的理论概括》，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2]冯晓青：《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页。
[3]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著作权包括人身权和财产权。
[4]周俊强：《知识产权的基本理念与前沿问题》，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5]刘得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页。
[6]《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二条第八款将“禁止不正当竞争”的权利列入知识产权，从客体看，这种权利只是与知识产权有关联，而并非知识产权。
[7]参见肖志远：《知识产权权利属性研究—一个政策维度的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9页。知识产品是知识产权客体的一种表述。相反的观点认为，知识产品作为客体，是非物质财富。参见张文显：《法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
[8][德]迪特尔·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61页。
[9]陈卫佐：《德国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10]参见龙文懋：《知识产权权利客体析疑》，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5期。
[11]参见李锡鹤：《民事客体再认识》，载《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2期。
[12]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
[13]“有些物是有形体的，有些物是没有形体的。”“不能被触觉到的东西是无形体物，这些物是由权利组成的，例如遗产继承权、用益权、使用权、用不论何种方式缔结的债权等。”参见[罗马]查士丁尼：《法学总论》，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59页。
[14]无形财产不限于知识形态的财产，它还包括人格派生财产，如对肖像的用益财产权（用益债权之一种）。知识产权客体是思维的产品，人格派生的财产则与客观人格有关。人格派生的财产要以人格作为基础法律关系，而知识产权并无这样的基础法律关系。
[15]参见[澳]彼得·德霍斯：《知识财产法哲学》，周林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66页。知识财产权建立在抽象物上，是该书的一个基本观点。
[16]参见郑成思：《知识产权论》，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6页。
[17]参见何鹏：《知识产权传播权论—寻找权利束的‘束点’》，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1期。
[18]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32页。
[19]例如，王泽鉴指出：“以财产权为客体的占有，学说上称为准占有或权利占有，其占有人称为准占有人。”见王泽鉴：《民法物权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2页。
[20]有学者指出：准占有之客体为财产权，例如债权、著作权等，而技术属于营业秘密，尚非财产权，无准占有可言。参见黄茂荣主编：《民法裁判百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17页。笔者以为，技术是一种知识产品，仍可为准占有的客体。
[21]参见王泽鉴：《民法物权2》，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84、385页。
[22]向次承租人收取租金等为间接用益，直接占有、使用为直接用益。
[23]笔者曾将用益债权定义为：“用益债权，是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的债权。”见隋彭生：《用益债权—新概念的提出与探析》，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3期。经进一步研究后认为，用益物权是对他人有体物的用益，而用益债权无须受有体物的限制，遂将对他人知识产权客体的用益权也列入用益债权。借此机会对原来的观点进行修正。
[24]参见隋彭生：《法定孽息的本质—用益的对价》，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6月学术卷。
[25]法定之债包括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等。传统民法理论未将法定用益之债作为法定之债的类型。
[26]郑玉波认为违法阻却事由约有七种。它们是：(1)正当防卫；(2)紧急避险；(3)自助行为；(4)无因管理；(5)权利行使；(6)被害人允诺；(7)正当业务。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126页。这是对阻却违法事由归纳最全的表述，但尚未明确把知识产权领域的阻却违法事由归纳进来，应将对他人知识产品的法定用益归入到“权利行使”之中。
[27]参见吴汉东、胡开忠：《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5—133页。
[28]张明楷认为：“法益是指根据宪法的基本原则，由法所保护的、客观上可能受到侵害或者威胁的人的生活利益。”见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2003年版，第167页。这样的观点，把法益仅仅当作了一种被动的利益，有一定局限性。
[29]非权利人而受他人权利之庇荫所获取之生活资源为法益之一种样态，传统学说常以反射利益称之。参见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2—63页。
[30]学者指出：“民事权利，是指民事主体为实现某种利益，依法而为某种行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可能性。”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
[31]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7页。
[32]参见林诚二：《论形成权》，载杨与龄主编：《民法总则争议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4页。
[33]参见郑玉波：《民法债编总论》，陈荣隆修订，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5页。
[34]该学者认为，《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九条是关于商标权合理使用制度的内容。见彭礼堂：《公共利益集领域中知识产权的限制》，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第165页。《条例》第四十九条规定：“注册商标中含有的本商品的通用名称、图形、型号，或者直接表示商品的质量、主要原料、功能、用途、重量、数量及其他特点，或者含有地名，注册商标专用权人无权禁止他人正当使用。”实际上这并不是对商标的合理使用，也不是对商标权的合理使用，而是对商标要素的使用问题。
[35]李菊丹：《商标领域的合理使用》，载《学习论坛》2010年第2期。
[36]见《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
[37]见《著作权法》第十条第七项。
[38]有学者认为，对于电影作品而言，“出租”行为属于所有权之行使，著作权人当无权加以干涉，因而此项“出租权”不属于著作权之范畴。参见何鹏：《知识产权传播权论—寻找权利束的‘束点’》，载《知识产权》2009年第1期。“出租”是《著作权法》借用有体物用益的一个术语，因为在现象上出租电影作品等，是出租有体物，实则是通过出租载体而有偿用益知识产品，出租权应为著作权一项内容。
[39]参见trips第十一条。
[40]见《专利法》第六十九条。
[41]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页。
[42]见《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三十二条第二款、三十九条、四十二条第二款、四十三条。
[43]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3、154页。
[44]见《著作权法》第三十九条第二款。
[45]郑成思：《版权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46]王家福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647页。
[47]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717页。
[48]参见隋彭生：《用益法律关系—种新的理论概括》，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9]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对租赁期限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依照本法第六十一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不定期租赁。当事人可以随时解除合同，但出租人解除合同应当在合理期限之前通知承租人。”法律对知识产品的不定期用益的解除并未作出规定。为及时解决当事人争议、避免无法可依的窘境，在处理民事案件的时候，允许参照适用最相类似的法律。此规则的原理对知识产品的用益当有参照适用之余地。
[50]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
[51]见《专利法》第四十八条。
[52]见《专利法》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
[53]见《专利法》第五十一条。
[54]适格的意思表示就是法律行为。有学者在论及作品的强制许可使用时，指出其是法律事实中是一种准法律行为。参见吴汉东：《著作权合理使用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7页。笔者认为，不管是对专利技术的强制许可实施，还是对作品的强制许可使用，都是申请一方的单方法律行为。
[55]见《专利法》第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条及五十六条。
法律有关的知识篇10
【关键词】知识产权战略;中部地区;法治环境
【abstract】middlerisesthestrategyisanationalimportantstrategy,theimplementati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strategyisthekeyiddlerises,butmiddleimplementsthe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strategythegovernmentbylaentalconstructiontoiddleareamustraisethelegalamationmiddlearea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legalsystemsystem,increasestheadministrativelaentandcooperationlaentdynamics,theestablishmentmiddlearea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Uygurpo.
【Keyentbylaent
2008年是迎接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全面实施的一年,知识产权战略重点涉及优化知识产权制度资源配置、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运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规制知识产权滥用、培育知识产权文化等五个方面。[1]
国务院的《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若干配套政策》中指出,我国出台五项政策,加大创造和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以进一步完善国家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其中之一是:切实保护知识产权,建立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大保护知识产权的执法力度,营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法治环境。我国中部经济的发展,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是关键。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就是指中部地区在考虑到中部六省(湖南、湖北、江西、山西、河南、安徽)地域特征、资源优势和知识产权现状的基础上,为了响应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科教兴国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通过充分利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知识产权资源,专门针对中部地区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全局性的重大知识产权问题(如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和人才等问题)而制定、实施的知识产权战略。[2]
1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内涵
法治(Ruleoflaw),是指“法的统治”,即法居于国家与社会的统治地位,而不只是国家用法来治(Rulebylaw),更不能说只是国家用法制来统治社会与人民。[3]环境是一个空间概念,指的是一定范围内的情况和条件。法治环境个什么概念?“真正的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国家机器本身也是受法的统治,即受法的制约与监督的,而人民作为主权者是法治的最高主体。社会也不只是处于受治的地位,而且也可以是法治的主体”[4]。法治环境,一般而言是指一定范围,主要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实施法治的情况和条件。即在一定范围内是奉行法律之上还是权利之上。有学者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构成法治环境的要素至少有四个方面:善法、恶法价值标准的确立、法律之上地位的认同、法的统治观念的养成、权利文化人文基础的建立。[5]在当今社会,法治环境的要素应当包括执法情况。
法治环境是关系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人们安居乐业的重要因素。同样,法治环境关系着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进程。
涉及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公民法治观念的强弱;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科学性、合理性;主管人员对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条文的理解程度,解释合理性;政策的稳定程度,影响到法律的执行;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执法人员的素质高低,影响公正性;对有关知识产权的国家惯例、国际公约等了解程度;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的认知程度;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效率;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立等。
2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现状分析
知识产权战略从层次上看,可以分为国家层次、区域层次、产业层次或行业层次和企业层次。无论哪个层次,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需要良好的法治环境。
中部的知识产权战略的性质特点上与国家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有相似之处,但要受到国家层次知识产权战略的制约。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区域层次的知识产权战略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在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体系中,知识产权的行政保护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因而地方行政部门也是保护知识产权的重要力量,对地方知识产权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其二,随着我国的行政分权化改革和市场化的深入,已经成为获取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手段。其三,我国地区之间的差距十分明显,因而,根据区域的具体实际制定实施符合区域自身发展特点的知识产权战略是必要的。
2.1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建设的成绩。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法治建设的进程的不断加快,中部经济建设的法治环境建设,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仅中部的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而言,有以下成绩:
2.1.1人们对知识产权的法律知识的认知程度在不断提高。
注:该表的数字来源于调查结果。
首先,近年来,我国先后制定了《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一系列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中部六省政府也都出台了一系列保护知识产权的政策法规,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已经基本建立。其次,国家政府部门对知识产权的日益重视和宣传教育以及中部六省各部门积极采取的各种措施和行动,均加强了人们知识产权的意识,重视和珍重知识产权的氛围正日益形成。
2.1.3中部地区知识产权服务体系正在形成。通过多年的建设,专利服务机构、中介服务机构等组织不断发展,他们为保护知识产权提供了技术服务支持,丰富了知识产权服务的内容和形式。另外,中部地区各级政府部门特别是知识产权局都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并将有关知识产权的知识要闻、统计信息、专利查询、申请程序、有关链接等内容公布在网站上,网络平台基本搭建,政务公开已经启动。
2.2中部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法治环境的有待改进的方面。
2.2.1中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法律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
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虽已建立,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健全,知识产权的维权体系还没真正建立。主要表现有:①法律体系不够明晰,各法之间或各级法规之间存在交叉和彼此矛盾的地方,从而导致对于同一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可能出现不同的审判结果;②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情况时有发生,知识产权具体政策落实不到位,知识产权法律监督体系的建设还很不完善;③中部六省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没被彻底打破,对待省内、省外知识产权的违法、违规行为采取双重标准,甚至放纵、包庇本省企业;④知识产权管理队伍整体水平有待提高,知识产权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协作水平不高;⑤知识产权维权特别是跨省跨地区的维权,成本过高,周期过长,致使一些侵权行为往往不了了之;⑥社会各界对建立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参与兴趣不大,政府应对国外知识产权纠纷的支持力度不够等。
2.2.2中部地区多数企业内部的制度建设有待加强。
专利技术、商标必须经过法律的授权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才能形成企业的无形资产。企业内部完善的制度建设有利于促进知识产权的创造和保护。一些优秀的企业已经建立起一套有关知识产权的制度、规章,但这样的企业在中部还相当少,大多数企业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方面还是空白,知识产权没有一个良好的内部运作环境。
2.2.3人们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和法律意识虽然逐步提高,但整体知识产权意识还有待快速普及与加强。特别是科技创新中的知识产权意识普遍较弱。
2.2.4从事知识产权司法工作的专业人员较为匮乏。
目前,中部地区对于知识产权的案件,有管辖权的中级法院的知识产权审判庭,知识产权专业毕业的人员所占的比例不足2%。这虽然由于我国知识产权专业教育的起步晚、规模小等,造成我国知识产权人才缺口很大。[6]
3中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创建良好法治环境的建议和思考
3.1正确的法律意识是实施知识产权战略的前提。
法律意识是人们关于法律的观点、思想的总称,是法律文化的组成部分。在现实社会中,不论是法律的制定,还是法律的执行和遵守,乃至违法和犯罪一切涉及法律生活的行为,都要受到一定的法律意识支配。有没有一个良好的法律意识将会影响法律制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发挥。因此,加大力度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尤其是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意识。
3.2加强法制建设,完善中部地区知识产权法制体系,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良好的地方立法是中部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创建良好法治环境基础。一国的法律环境是所有主体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尤其是国家用以调整市场主体行为方式的重要手段。许多国家的实践经验说明,实施知识产权战略首先应当通过立法,确认并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应有的权利。只有权利得到法律保护的认可和保障,企业或个人才有动力去创新,并申请知识产权保护。
为了适应世界贸易和国内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了全面的修改,在立法宗旨、权利内容、保护标准、法律救济等方面更加突出了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进步与鼓励自主创新的作用。必须认识到法律不仅是用来惩戒违法者的,更是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创造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社会风气的重要手段。
中部地区各省的地方立法工作经过20多年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引导、规范、促进和保障作用。但同时,还存在着立法选项不准确,有些经济发展急需的法规未能出台;在知识产权战略方面,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立法还比较薄弱;为实现河南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服务还不自觉。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解决。
中部地区应该充分借鉴国内外先进做法,适时制定和完善与国家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相衔接、与中部地区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知识产权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尽快建立、完善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具体而言,在法律内容方面,需要进一步按照国际准则完善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体系建设,统一、规范有关知识产权法律问题的描述、鉴定和奖罚等;在法律层次结构方面,需要积极推进各级政府的地方性知识产权立法工作。
3.3加强知识产权司法工作队伍建设。
目前,中部地区迫切需要培养一批高学历、高水平并具有专业基础的审判人员。通过开展执法专项实践活动培养、锻炼一支训练有素的执法队伍;鼓励执法人员以及管理人员加强政策制度以及业务理论的学习,提高其针对新形势下的新执法环境的适应能力;积极提供知识产权执法中的经费保证、人员保障、工具保障与环境保障,强化执法机关的执法手段,提高执法水平并减少知识产权执法的难度与成本;出台《知识产权局行政执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对知识产权执法的相关工作与行为规范化,并形成对执法人员的有效监督等。
3.4协调知识产权行政执法。
仅仅建立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是远远不够的,要加大行政执法的力度,提高行政执法的水平,加强行政与执法的协调配合,提高跨省跨地区行政执法的效率。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担负着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有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任务,发挥着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改善引进外资环境,提高引进外资质量和建立诚信社会的重要功能。为此,必须建立跨地区知识产权联合执法机制,为中部地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法治环境。
协调中部地区知识产权执法体系主要包括:建立中部地区联合对专利违法行为的打击和防范机制。对各省已经处罚或处理并发生法律效力的处罚或处理决定,应同时通报相关各省,有关省市要在管辖区域内的流通领域中予以清除,或防止进入流通领域,避免假冒和侵权行为的蔓延。建立案件受理接收与转移制度,请求外省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处理专利案件的请求人,可以先向本地知识产权局递交请求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并由本地知识产权局初步审查请求内容和材料,对符合受案条件的请求书,再由本地知识产权局向外省有管辖权的知识产权局转交。两地专利行政管理部门在案件处理过程中要加强必要的沟通,对案件处理的结果也要报送移送局备案,从而互相监督,增加案件透明度,最大限度避免地方保护及减少当事人维权成本。
3.5建立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
3.5.1要求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能够始终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公平对待,不搞地方保护主义”的执法方针,不断提高办案能力与办案水平。执法过程中要坚持“打击与防范相结合”,“日常执法与专项整治、重点打击相结合”的原则,重点抓好科学研究、商品流通、技术贸易、作品创作传播等过程中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要重拳出击,深入调查,力图从根源上彻底铲除,对构成犯罪行为的,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3.5.2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设要求加强协作执法的力度。这里的协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指行政部门与司法机关的协作,他们之间只有加强沟通,通力协作,互相配合,才能更好地打击知识产权违法行为,具体可以成立如联合执法小组和专案调查小组等形式。另一方面,就是中部六省各政府部门之间的协作,中部六省在知识产权执法方面加强合作,不但可以提高办案的效率和效果,而且可以大大节省彼此的资源,显著提高中部地区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实现多方共赢。
3.5.3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立,还得依靠知识产权侵权数据库与网站的建设,通过这一数据库,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记录的信息就有了记载,根据记载就可以进一步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的跟踪体系和预警机制,做到重点盯防与事前控制。同时,如果将知识产权侵权记录数据库纳入到社会诚信体系之中,就更能起到预防知识产权侵权的作用。
3.5.4中部地区知识产权维权体系的建立还包括加强对出入境商品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对于政府行政部门应该加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与支持力度,积极引导、支持和联合企事业单位解决好涉外知识产权纠纷问题。同时企业单位也要加强对涉外知识产权的重视和了解,在遵循国际准则的基础上运用好知识产权这一利器,保护好自身的利益。[7]
参考文献
[3]郭道晖.《法治国家与法治社会》.《政治与法律》,1995年第1期,第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