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1
论文关键词: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普通法律救济宪法救济
一、受教育权司法救济途径的研究意义
包括受教育权在内的基本权利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的、表明权利主体在权利体系中重要地位的一种权利，是最重要的人权，理应获得可靠、有效的保障，甚至比其他一般权利更应获得完善的司法保障和司法救济，否则，就不能称其为”宪法基本权利”。另外，”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没有救济的权利不是权利”，不能得到救济的受教育权也不能称其为基本权利。而司法救济作为各种救济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救济，又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其一，司祛救济是由利益关系人自己启动的救济，利益关系人对于启动救济有比任何其他人更大的积极性;其二，司法救济是具有严格法律程序的救济，当事人一旦启动，法院或任何其他组织、个人没有法定理由不得终止这种救济;其三，法律为司法救济预设了一套公开、公正、公平的机制，从而能保证提供比其他救济更佳的救济效果。但我国目前受教育权的司法保护现状并不乐观，鉴于此，笔者努力在本文中对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既有途径进行梳理，对可行性的途径进行探索，希望对我国的受教育权司法救济制度的建立健全有所帮助。
二、普通法律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一般地，当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公民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法院要审理公民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对其实施司法救济，都得首先明确该受教育权案件牵涉的的法律关系一是私人间的侵权纠纷还是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对相对人产生侵害的纠纷，据以确定司法救济是诉诸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一般不会到刑事层面)。
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排除既有的法院判决，以’，齐玉等案件”本身为例，并假设在侵害事实发生时我国的《教育法》等相关法律业已实施，那么我们不难知道，被告陈晓琪及其父侵犯齐玉等受教育权致其合法权益的损害属处于平等地位的公民私人间的民事纠纷，完全可以在民法的框架内通过民事诉讼的形式解决。这时法院对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很容易即可进行。但实践中更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来自于受教育者与行政机关之间尤其是受教育者与作为管理者的学校之间，那么从服务现实需要的原则出发，我们有必要对公权侵犯私权的受教育权纠纷作深入的分析。
面对近年来学生维护自身受教育权的频发案例，我们应该全面审视，举一反三。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研究所余雅风博士指出，2004年8月，最高法院开始制定新的司法解释，把高校招生、学历发放、教师资格、学生退学等方面的教育纠纷首次纳入行政诉讼的范畴，不再只由学校和教育行政部门内部处理，限制学校的自由裁量权，为学生提供司法救济;新出台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提出依法治校，强调学生的权利。这并不说明保障受教育权的相关立法已完备，相关救济途径已完善，问题的存在仍不容忽视。受教育者与院校之间的纠纷一般由学生的受教育权与院校的管理权(集中表现在授予学位、退学权等权力的实施)之间的矛盾冲突造成，用以调和该矛盾的制度立法并不完备甚至混乱的现状导致冲突不断、侵害不断。有关人士统计指出，现有的规范高等学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权力的具体法律法规由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各高更院校进行，并非国家立法机关专门立法，也缺少国务院的行政法规规范，任意性大，权威性不足，体系混乱甚至自相矛盾，更不具备对受教育者程序性权利如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的相关保障，这样的法律法规的实施不仅不能对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进行有效保障相反却容易对其造成侵害，有违现代教育理念之初衷，甚至导致对受教育权进行司法救济的难度增加。
在现有法律的框架内我们如何有效的救济受教育权免于学校管理者的侵害是个紧迫的问题，就争议双方非平等的特殊的行政管理关系，法院依据现有的《教育法》、《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等规定可在行政法框架内、行政诉讼的层面上解决部分纠纷，规治那些违反现有法律的高等院校的侵权行为。但并不完备的立法使得实践中仍有相当多的受教育权侵害案件无法被法院受理，或者法院有心受理无力审判或者其审判结果承受相当压力，被否定被质疑。那么首先从理论上寻求立法缺失时受教育权司法救济有效途径就显得尤为重要。这种探索无疑得依托根本大法一宪法进行。
三、涉及到宪法层面上的司法救济
当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是国家的相关立法时，在某些国家的法院能够通过司法审查途径予以救济，但在我国目前的制度框架中让法院针对立法机关的违宪行为对受教育权予以司法救济似乎并不可行。另外鉴于我国相关立法虽然不完备但也并未发现违宪嫌疑，所以本文对违宪审查制度暂不论述。那么，在立法滞后的情况下，当受教育权遭受侵害无具体法律可依时，我们的法院该如何立足宪法实施有效司法救济?笔者认为当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针对公权力(行政权力)侵害的宪法司法救济
政府或其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都可能对公民的受教育权造成侵害，此侵害如果不属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即行政法、行政诉讼法无相关规定时法院就不能以行政诉讼予以救济，当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时，当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了公民的受教育权但也无法在现有的普通法律框架内予以救济时，司法该作何救济?
一方面，造成侵害的是抽象行政行为。如果法院在审理受教育权案件的过程中认为侵害受教育权的抽象行政行为违法，即行政机关制定的某些制度规章等与上位法冲突，这时候，我国既有的法院司法实践中无法直接判决该抽象行政行为无效或将其撤销。不过法院己开始对行政行为的效力进行间接审查，即法院在审查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决定是否使用规章，这实际己是对规章有效性的一种认定，只不过这种有效性的认定仅限于特定案件，不具有普遍性，对于受到抽象行政行为侵害的其他人不能给与救济，但在我国的司法实务中亦算得上进步了。或者我国行政立法一行政诉讼法也可以将抽象行政行为吸收进入可塑行政行为的行列，笔者认为以此可实现更有效的司法监督。
另一方面，造成受教育权侵害的是具体行政行为又无普通法律规范时。因为宪法主要防范政府公权力对公民的侵害，在公民受教育权的基本权利遭受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侵害且无具体法律实施救济时，宪法再袖手无疑将陷公民权利于水深火热中，陷己身于虚无之境。在有些国家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可以直接适用宪法对遭侵害的公民的受教育权实施救济，这就涉及到宪法界颇有争议的宪法司法适用制度。
(二)私权侵害之宪法司法救济
因为依传统的公法理论，宪法的主要功能在于限制”国家不得为非”，并不涉及私人间的关系，私人间的关系由”契约”予以调整，宪法权力不能侵入私人领域，即发生在私人间的纠纷时宪法是不应该介入的。但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宪法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宪法理论的进一步演化，”宪法私法化”已不再是口号性的虚置，越来越得到宪法理论和实务界的思考关注，如果宪法私法化，公民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再受到其他公民的侵害需要司法救济时，法院就可以依据宪法基本权利条款给予其司法保护。
有观点认为”中国宪法司法化第一案”一齐玉荃案就可视为‘，宪法私法化”案例进行讨论。200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根据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请示，作出《关于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害宪法保护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批复》(法释[2001]25号)，认定”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荃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具体的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该案二审法院接到《批复》后结合案件事实，依照《宪法》第46条、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和《民事诉讼法》第152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于2001年8月23日作出终审判决，判决陈晓琪等被告赔偿齐玉荃经济损失、精神损失费等人民币近十万元，从而完成了对齐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应该说，陈晓琪与其父(在此其他非私人被告的责任暂不讨论)对齐玉荃受教育权的侵害确属私人间的侵权纠纷，本该依民法等具体法律法规行以救济，但鉴于侵害发生时具体法律缺位，这时法院有心适用宪法受教育权条款给与司法救济的实践意义非凡，但也颇遭指摘，因为我国宪法私法化理论远未成形，所以现有的讨论多在他国理论基础上进行。其中代表性的当属德国的”第三者效力”理论和美国的“国家行为(stateaction)”理论。
笔者支持由法院根据基本权利受侵害事实在诉讼中将宪法条文直接适用的做法，但也认同，法院直接适用宪法的前提是符合”穷尽法律救济”的原则，即只有在相关的法律没有给予基本权利相当程度的保障时才可直接适用宪法，避免宪法的过度适用涉入了普通法律的调整领地，从而破坏了普通法律的权威;而且需注意的问题还很多，如提高法官的整体素质以避免主观性错误、保证必要时适用宪法的客观公正性，适用宪法程序的正当性、合理性，诸如此类，都有必要进行细致规划，本文暂不详细展开论述。
四、结论
应该说，本文立足点在于对宪法受教育权实施司法救济的普通救济途径与宪法救济途径的讨论。而多数情况下，公民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可得到普通诉讼的覆盖救济;也不排除会出现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与宪法规定并不一致甚至有违宪法规定的情况，更可能存在相关普通立法的具体规定不完备使受教育权受侵害难得有效救济的状况，当诉诸于普通法律救济是不可能或者说不可行时，加上力求具体法律的完善短期内难以实现，公民受教育权侵害的状况时有发生又不能置之不理，直接给与宪法的司法救济无疑是雪中送炭。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2
关键词：高校；学生权益；行政法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107（2017）10-0039-02
随着国家法制化建设的快速发展，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逐渐深化和完善，其改革目标也转向依法建校治校。近年来，高校学生状告高校案件频频发生，但从行政法角度看，学生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激化了与高校的矛盾。因此，从行政法角度提出对学生权益保护的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学生权益的内涵及权益保护范围
（一）学生权益的内涵
权益是指权利人应当享有的权利和可获得的利益。学生权益包括公法上学生作为行政相对方的权利和私法上民事主体享有的权利[1]。高校学生权益是指学生取得高校学籍，通过其意思表示或要求他人为或不为方式，实现其利益的保障[2]，其特点表现为：（1）高校学生权益的核心是学生自我素质得到提高。高校学生未来的发展前景与其素质的提升成正比，其素质的提高事关国家未来发展。（2）高校学生权益易受侵害。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现代教育管理体系注重管理，学生处于弱势地位，其隐私权、获得公正评价权等权利易受到侵害[3]。
（二）学生权益保护的范围
1.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权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最基本权利。《教育法》和《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高校学生受教育权包括教育平等权、教育选择权、听课权、考试权、学位权、学历权、择业权和获得公正评价权等。
2.民事权利。高校学生享有的民事权利包括：（1）人身权。根据《民法通则》规定，高校学生享有隐私权、肖像权、生命权、荣誉权等。（2）财产权。高校学生的财产权表现为物权、债权和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4]。
3.社会政治权利。高校学生除享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言论自由、集会、游行、示威等社会政治权利外，还具有参与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认为高校学生的参与权主要表现为高校学生参与高校日程民主管理的权利。
4.申诉救济权利。在教育领域，高校学生享有行政救济权和民事救济权外，还享有校园申诉权。校园申诉权作为一项特殊申诉制度，旨在赋予学生进行辩论的权利[5]。
二、高校学生权益受侵害的具体表现
（一）受教育权受侵害
受教育权是高校学生的基本权利，高校学生的受教育权极易受到侵害。例如非法剥夺学生参与学校教育活动，学生使用教学资源需额外缴纳费用，侵害其教育资源利用权。此外，教学人员给学生虚假评定，侵害学生的公正评价权；不按照国家规定发放奖学金、助学金，侵害了学生的获得物质帮助权等。
（二）民事权利受侵害
学生民事权利受侵害主要包括：（1）人身安全存在
隐患。例如学生宿舍设备老化，威胁学生的安全，存在消防安全隐患。（2）学校治安监管不到位甚至缺位。例如学校缺乏监管力度，对校外人员监管不到位，学生在校内存在被盗与被骗事件，尽管案发后，学生向校园保卫处或者公安机关求助，但都不了了之。（3）没收、罚款、不合理收费现象严重。
（三）社会政治权利受侵害
高校学生社会政治权利受到侵害主要体现在没有参与权。高校的运行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大环境，在高校，学生只有形式上的参与权，并不享有实际上的参与权，导致学生参与权形同虚设，学生权益受到侵害。
（四）申诉救济权受侵害
校内申诉救济机构是为保护学生权益而存在的，然而，很多高校并没有建立校内申诉救济机构，导致学生申诉无门。申诉救济权是高校学生保护权益的重要权利，高校建立校内申诉救济机构有利于真正将学生的申诉救济权落到实处。
三、高校学生权益受侵害的原因分析
（一）缺乏法律法规依据
法律法规是高校学生权益受保护的重要依据。目前，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缺乏法律法规。（1）现行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学籍管理、学历颁发、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处分规定超出法律。（2）现行教育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高校在制定校规中，扩大校规适用范围，尤其在对学生申诉权、知情权上，缺乏操作性。
（二）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
高校学生权益保护法律救济机制不健全导致学生权益受侵害。（1）高校学生申诉机构存在缺陷。当前，高校虽然设立申诉机构，但申诉机构规定不足，申诉机构规定内容过于原则化。（2）学生权益复议范围受限制。目前，相关法律并没有具体规定，哪些权益或处分可以复议，高校只允许对做出取消学位证或者勒令退学的处分进行复议，对一般权益受侵害则不予理睬。
（三）“行政化”管理对学生权益的影响
传统高校“行政化”管理导致高校学生权益受侵害。（1）“行政化”思想影响高校管理。高校“行政化”传统观念影响高校管理水平，学生是被教育对象，学校拒绝听取学生意见。（2）高校重行政管理而轻法治教育。当前，高校在教学活动中把教育与管理分裂开来，存在着把学生与学校关系简单定位为管理关系，对学生存在着管教失当，不利于高校法治化建设。
（四）學生权利保护意识薄弱、维权途径缺失
高校学生权利保护意识薄弱，缺失维权途径。（1）学生缺乏维权意识。通过调查结果发现，大学生对权利救济途径缺乏了解，致使其权益受损。（2）学生权益保护途径缺失。目前，高校学生权益保护途径主要为行政救济和行政诉讼，缺乏其他救济方式。
四、行政法视域下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的对策
（一）完善法律体系，增强法律法规的可行性
完备的教育法律法规体系是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的依据。（1）建立完备的高校教育法律法规体系。首先，要完成对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的补充，制定高校管理的专门法律法规，完善高校教育管理体制和学生权益纠纷解决途径。其次，完善现行教育法律法规内容，明确高校对学生奖励或处分的权限，确保高校按法律规章办事。（2）增强高校法律法规的可操作性，将原则性条款细化，避免不必要的纠纷。
（二）健全学生申诉机构及复议制度
学生申诉机构及复议制度的健全是维护高校学生权益的保障。（1）健全高校学生申诉机构。依照《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的相关规定，高校要建立健全的学生申诉制度，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高校应创立申诉处理委员会，制定工作规章制度，明确申诉受理机构的法律责任，学校不得随意更改其内容或者拒绝执行。（2）扩大高校学生权益复议范围，完善学生权益复议制度。学生权益受损，有权向上级教育行政机关提出申诉，寻求法律救济[6]，得不到救济时，学生则可向教育行政机关提出复议。
（三）坚持“以人为本”维护学生地位的原则
维护学生权益，高校要坚持“以人为本”原则。（1）尊重学生独立人格与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在生活学习上以及心理上关爱学生，以服务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2）坚持依法治校，保护学生的合法权益。首先，高校对其内部规章制度进行定期梳理和审查，还要将校规体系的抽象性内容具体化。其次，高校把管理权力的运行纳入程序化、规范化轨道，建立健全的高校管理权力制约机制。最后，推行学生事务公开制度，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学校活动。
（四）建立多样化维权途径
建立多样化的学生维权途径，维护学生的合法权益。（1）培养高校学生维权意识。首先，大学生要树立宪法意识和民主意识。大学生作为高校权利的主体，應当树立宪法观念，领会宪法精神对其自身与社会的重要性。其次，树立公民意识和守法意识。高校要通过教育，培养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以及权利义务观，促使学生树立守法意识。最后，大学生要树立申诉意识和诉讼意识，合法运用法律途径维权。（2）建立多样化的高校学生维权方式和途径。一方面学生权益受侵害时，允许高校学生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保障学生权益。另一方面，高校要建立新的救济途径，建立听证制度等多样化高校学生维权的方式和途径。
作者：鞠凤琴等
参考文献：
[1]张永华.高校学生权益的内涵、类型、结构及其法律特征[J].高教探索，2003，（4）.
[2]段启俊，曹艳华.高校学生权益保护的范围与途径[J].湖南大学学报，2012，（5）.
[3]丁子，马逸.校园权力榜[J].华夏少年，2011，（4）.
[4]罗爽.从高等学校权力为本到学生权利为本——对公立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分析[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7，（2）.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3
【关键词】高校学生法律救济制度大学生权利
【中图分类号】i25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09(2010)06-00-01
1现行高校学生法律救济制度
学校对学生的处分行为对学生而言显然是一种不利益(固然学生违反了学校的相关管理规定),但对此应当审慎地对待,设计合理的程序以保障处分程序的公正。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5条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应当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足、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恰当。除此以外,鉴于学校违纪处分与行政处罚的相似性,学校作出针对在校学生的处分程序时,还可以适当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若干规定。另外,学生权利救济手段可分为校内救济和校外救济两部分。校内救济主要是指已被《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确定的校内申诉制度,校外救济则为受到学界广泛关注的行政复议与司法保障。
2学生权利的救济途径
从教与学的关系区分,学生与学校是一种从属的活动关系,即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www.133229.Com过去,人们常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是一种绝对的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高校作为管理者在学生的入学到毕业具有绝对的管理权,学生必须服从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学生只能遵守学校的校纪校规,一旦违反,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从责任与义务的角度看,学校与学生的责任、义务应当是对等的,学生在遵守教育法律、法规义务的同时,也具有相应的权利。相对学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而言,学生是弱者,学生的权益更需要予以保护。目前学生的权利救济手段主要有申诉、申请教育主管部门行政复议以及提起行政诉讼等;另一方面,又可分为校内救济手段和校外救济手段两种。
2.1校内救济手段
2.1.1关于校内申诉的规定
《教育法》第42条第(四)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另有《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0条第一款规定:“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可见《教育法》并没有就校内救济手段作任何的说明,而作为教育部部门规章的《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则首次将第一个权利救济站放在了学校,从而成为建立校内救济制度的基础,各大高校纷纷就此而建立学生申诉委员会。
2.1.2校内申诉的范围
从《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0条来看,申诉委员会受理的范围为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其中的重点当然是对当事人产生重大影响的取消入学资格和退学的情况。对于此项规定可以做进一步的细化,申诉委员会如果要处理所有处分类别的申诉在现实上是很难办到的,甚至也是不十分必要的,学校完全没有必要因为一次警告处分而启动复杂的申诉程序,因为这样做会稀释申诉委员会对影响学生前途的重大处分的关注度。所以,完全可以将一般的违纪违规申诉交给某职能部门处理,而不需要专门召集申诉委员会。
2.1.3校内申诉的程序
申诉委员会运作的程序见于《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1条:“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第62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作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
2.2校外救济手段
学生对学校申诉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服,应在学校之外为其创设其他的救济途径。一般的校外救济主要是由行政主体做出的行政复议和由司法机关实施的行政诉讼。但是由于校外救济途径牵涉到大学自治问题从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在此不进行详细讨论,只是对法律已经明确规定的救济途径进行简要的说明。
2.2.1教育行政主管机关的救济
《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第63条指出: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出书面申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
基于高校学生与校方的法律关系,一旦双方发生争议又不愿意通过协商、调解解决或调解、协商不成,可由特定的仲裁来解决。显然,现有的仲裁机构不具备专门的人员,因而需设立独立的不被干涉的教育仲裁机构。教育仲裁机构由若干律师以及学联、青联、教育主管部门的部分人组成,独立开展工作,不从属同级机构领导,不受同级或教育行政的干扰。教育仲裁的结果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应当履行。
2.2.2司法机关的救济
法院介入审查学校的处分行为是否合适一直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为本问题的实质是司法权是否可以干预行政权。在德国,由著名的公法学者拉邦及麦耶主张的强调司法权完全不得介入行政权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随着其后乌勒教授的“基础关系与管理关系理论”以及后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判例确认的“重要性理论”而逐渐发展演化。其趋势表现在特别权力关系的范围逐渐缩小、基本人权保障原则逐渐适用于行政主体内部等。按照“重要性理论”的表述,行政主体内部涉及到相对人基本人权的事项同样应接受司法审查。司法救济途径将如何演变取决于我国立法者的判断,但“有权利,必有救济”这一重要的法律原则必须能够在其中得到体现。
3结语
在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中,学校对学生的管理似乎是超然法外的,具有现代法治精神的程序正义理念并没有进入学校的大门,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学校在某些方面具有的行政权力与其他行政权力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都具有扩张性的特征,都存在着侵害权利的可能性;为了避免上述情况的出现,设计一种制度使得弱者的地位提高最终达成足以使权利能够与权力相对抗的状态是十分必要的。简言之,在学校与学生这一对关系中必须能够使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学校的权力受到某种限制,同时使学生的权利得到合理的救济以对抗学校的行政权力。通过以上论述的“救济权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学校和学生之间的实质平等,有效地贯彻现代法治理念,这也是一个国家走向法治的必经之路。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4
一、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的差异
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虽然都是收入与支出的统称，但是他们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差异，我们要明确认识这些差异从而对审计救济的策略进行研究。
首先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的主体不同。财政收支的主体是政府，财务收支的主体则是国有的金融机构、企业事业单位以及国家规定应当接受审计监督的其他有关单位。
其次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的内容不同。财政收支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方面的内容，财政收入是政府相关部门通过税收等形式获得相关收入；财政支出是政府为履行其促进经济、社会文化、国防、科学技术、教育等的发展职能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分配。财务收支也包括两方面的内容：财务收入和财务支出。财务收入是金融机构、企事业单位等从事经济活动获得的相关收入，而财务支出则是他们为维持正常的经济活动而支出的相关费用。
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涉及的范围不同。财政收支的范围相对于财务收支来说范围要小一些。因为财政收支只是针对政府而言的，他以政府为中心对财政资金进行再分配；财务收支则是针对整个国家而言的，所有应当接受审计的相关单位都有财务上的收入和支出。
二、审计救济及我国现行审计救济工作的基本情况
审计救济是在审计机关出现审计差错时为保护其合法利益而进行的，所以说审计救济也是对审计工作的一项有效监督和调整的途径。审计救济工作的进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审计工作。我们国家也开展了相关审计救济的工作。
目前，我国审计救济以《审计法》等相关法律为依托规定了审计救济的相关途径。具体为：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做出的有关财务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被审计单位对审计机关做出的有关财政收支的审计决定不服的，可以审计机关的本级人民政府裁定。我们可以看出我们现行的审计救济已经明确的将财务收支与财政收支分开，他们分别选择不同的途径对审计工作进行监督及调整。整体来说，我们的审计救济工作开展的还算顺利、合理，而且相对审计救济开展初期来说，我们已经做出了一些合理的改革。
三、我国审计救济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任何一项工作的发展都不可能不存在任何问题。我国审计救济工作的发展也不例外。虽然他有《审计法》的保障，开展过程也很顺利，但是我们依然能从现在的审计救济中发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审计救济对财政财务收支的差异区分还不够重视
虽然我们的《审计法》中对财务收支与财政收支的救济途径做了一定的说明，但是对于这些途径的选择与实施还是不够严格，这就说明了我们对财政财务收支的差异不够重视。所以说我们应该注意到这个基本性的问题。
（二）审计救济中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的差异还不能明确区分，也就是说我们从事审计救济的工作人员的知识素养与审计救济的要求不匹配
我们对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的区别还是很模糊，在实际的审计工作中，审计工作人员可能只从收支的性质、主体等方面来判断它的类型。但是我们知道经济活动都是相当复杂的，相同经济活动在不同时间、地点及空间等背景下可能归属与不同的类别。从事审计工作的审计人员也就不容易区分从而找不到合适的审计救济途径。所以说怎样提高审计救济相关工作人员的知识素养是一个亟待我们解决的问题。
（三）我国的审计救济的相关法律还不够全面具体，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体系
目前，审计救济工作是以《审计法》为依托的。我国的经济起步较晚，所以审计及审计救济工作的发展也相对滞后，所以维持审计及审计救济正常进行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所以我们要多方面考虑建立起全面的法律体系并逐渐发展完善它从而为我们的审计及审计救济营造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四、我国审计救济的发展建议
审计救济的发展关系到经济活动的正常进行，进而关系到国计民生。所以我们要对他提出一些关键性的建议促进审计救济的健康发展。
（一）首先我们要对《审计法》进行全面的审查与完善
《审计法》是调整审计与被审计关系的具有强大约束力的条文，规定了审计工作的基本准则，所以我们必须完善这些条文。在制定这些法律条文时我们要做到最基本的客观公正。我们现行的《审计法》包括总则、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审计机关职责、权限、审计程序、法律责任及附则。我们可以在这个整体框架上对他进行完善。
（二）加强对从事审计救济工作人员的常规知识教育
由于经济活动涉及的范围较广，所以他具有复杂化、多样化的特性，因此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之间的区别并不是那么的明确，而且在某些方面还会出现交叉重叠。因此我们如果对从事审计救济工作的人员进行定期的教育，他们就会对这些模糊不清的概念、性质等进行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我们的财政财务差异的区分工作也就相对较容易，审计救济的策略选择也就更加轻松准确。
（三）我们要对财政收支与财务收支的差异进行条文性的说明
在对从事审计救济工作的人员进行统一定期的教育之前，我们要对影响审计策略选择的关键性因素即财政财务收支差异进行条文性的说明解释。这样更好的改善了教育工作的最终效果，给审计救济工作带来了便利。
（四）提升财政财务收支差异在审计救济中的重要性地位
一方面，我们可以在对从事审计救济工作的人员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说明财政财务收支差异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从源头上改变他们的地位；另一方面，我们要对被审计单位进行财政财务收支差异的宣传，这样被审计单位也可以了解审计救济途径选择的正确性，在对审计决定不服的情况下合理选择审计救济途径和策略。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5
关键词：受教育权利法律救济司法救济行政救济残疾人
分类号：G40
1、引言
为了保障残疾人的受教育权，我国将公民享有受教育权作为一项实体权利写进了宪法和各级各类法律文本中。权利宣示与权利救济唇齿相依，法律对公民权利规定得再完备、列举得再全面，如果这些权利受到侵犯之后公民无法获得有效的法律救济，那么，这些法律上的权利都只是一纸空文。残疾人作为生理和社会的双重弱势者，其受教育权容易受到侵害、漠视，法律救济成为一种最重要的维权途径，它是弱者的守护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到，今后要“大力推进依法治教，保障学生的受教育权……健全符合法治原则的教育救济制度”。
综观国内相关研究，学者基本都是从法理层面探讨公民的权利保障，“理论”范式下的研究多而“行动”范式下的研究少，对残疾人的物质贫困和社会救助探讨多而关注其权利救济的少，尤其缺乏教育权的救济研究。因此，本文从法律社会学视角出发，系统研究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的法律救济，以期完善教育法学理论和法律救济实践，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实现。
2、残疾人受教育权利法律救济的理论内涵
2.1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概念
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作为权利主体，按照法律规定，为接受教育而要求国家依法作出一定行为或履行一定义务的权利。权利要靠法律和政府予以保障，这种保障分为两个环节，一是权利赋予，即国家以成文法的形式明确界定公民享有的权利，二是权利实现，即从法定权利向现实权利的转化，使公民真实享有权利及其带来的利益。在权利现实化的过程中，权利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侵扰，就如易碎的花瓶，需要好好呵护。一旦公民的权利受到侵害，需要一种程序性的保障机制予以补救，法律救济刚好扮演了这一角色。
“救济”，是指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它是在一定的权利受侵害及损失的情况下，为补救权利损失而采取的措施。法律救济是权利救济的主要方式，指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它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其实质也是一种权利，是实体权利之后的次生权利。
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是指当公民的受教育权利受到学校、社会或他人的不法侵害时，受教育者有权要求侵权者停止侵权的行为，并有获得补偿和救济的权利。受教育权利被侵害是法律救济的前提，使受损的权利得以恢复或补救是法律救济的目标。在我国，根据不同的教育法律关系，可将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途径分为司法救济、教育行政救济和其他救济方式。司法救济也称诉讼救济，由受教育权利被侵害方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通过司法途径对权利进行补救。它是法律救济的核心。教育行政救济是法院外提供的另一种救济方式，即通过教育行政的手段，尤其是通过教育行政申诉、教育行政复议、教育行政赔偿的法律程序向教育行政救济主体获得法律救济。其他救济方式包括教育仲裁、教育调解等。
2.2残疾人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法理基础
2.2.1公平正义的价值追求
公平正义是法律追求的最高价值，是民主法治的精神内核。党的十七大提到：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残疾人教育作为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状况直接反映了国家教育公平程度和社会文明水平。可见，公平正义是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的统一。公平正义的实现正如美国学者罗尔斯所言，应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上遵循补偿原则，满足“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社会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赋较低和出生于较不利的社会地位的人们。因此，国家应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和法律设置。对残疾人等弱势群体进行权利救济和倾斜性保护是现代法律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正义的法律必须是关爱和保护弱者的法律。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利只有得到法律的有效保障和救济，社会的公平正义原则才能维系。
2.2.2人权保障的现实需要
美国著名学者路易斯·亨金指出：“我们的时代是权利的时代，人权是我们时代的观念，是已经得到普遍接受的唯一的政治与道德观念”。受教育权是人权的重要内容，甚至被誉为是人的发展权的核心。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调整器，应承担起人权保障的使命，这是现代国家和法律的责任，“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实际上根本就不是什么法律权利”。我国于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进《宪法》，2008年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中也多次提到残疾人的各项公民权利和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这是通过立法形式保障人权，一旦人权受到侵害，就需要司法救济、行政救济等渠道补救人权，这样，宪法和法律所确立的原则才能落到实处。
2.2.3法律制度的明确宣示
有权利必有救济，无救济则无权利，完整意义的权利是包含救济的权利。《宪法》、《教育法》等法律法规和我国加入的一系列国际公约就如何保障和救济残疾人的受教育权作了相关规定。《宪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m]。《残疾人保障法》第八章详细规定了残疾人合法权益受侵害后有权以个人身份或通过残疾人组织要求进行仲裁或提讼，人民法院等相关部门应依法为其提供法律援助或者司法救助。《教育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受教育者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有权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讼。《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五十条规定：对拒绝招收残疾人人学，侵占、克扣、挪用残疾人教育款项等情况的责任人给予相应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并由教育行政部门责令该学校招收残疾人人学。2011年的《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强调今后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维权工作机制，深入开展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推动将残疾人权益保护事项纳入法律援助补充事项范围，依法解决残疾人切身利益问题”。我国于2008年签署加入的《残疾人权利公约》宣称，残疾人拥有平等的法律权能，为保证残疾人获得有效的司法保护，要求缔约国成立残疾人权利委员会，并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和其他措施实施公约确认的权利。
3、残疾人受教育权利法律救济的现状与问题
3.1残疾人教育及其权利救济的现状
建国以来，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得到了较好实现。不过，截止2011年底，全国6—14岁未入学残疾儿童少年仍有12.6万人，残疾人的学前教育和高中教育发展相对滞后，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的衔接存在矛盾，残疾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4%，远低于全国水平。残疾人受教育权被忽视甚至遭遇教育歧视、教育排斥的报道不时见诸媒体。这说明，现实中残疾人教育仍然是整个教育体系的薄弱环节，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的实现程度和保障水平不容乐观，加强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的法律救济实有必要。
目前，国内理论界开始关注残疾人的法律救济，实践领域已开展多年的残疾人法律援助和司法救助服务，但针对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因其被囊括在整个法律救济的大框架中，无法找到直接相关的数据与资料，我们通过查阅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站的相关资料和部分政策文件，可以对包括教育权在内的残疾人权利救济状况有所窥知。
在“十一五”期间，党和国家一直重视残疾人的法律救济，尤其是200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意见》之后，各地纷纷建立残疾人法律救助体系，开展残疾人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工作，加大了对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案件的查处力度。2008年新修订的《残疾人保障法》强化了相关单位和部门维护残疾人权益的职责，规定了残疾人法律救济的相关内容。在残疾人法律救济的组织机构建设上，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中国残联等九部门于2009年印发《关于加强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的意见》，并在全国成立56个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作为为残疾人提供法律救助的协调服务机构和具体实施机构。《2011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成立的各级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已有2933个，省级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已基本实现一省一个，县级残疾人法律援助中心数量最多，承担了大多数残疾人的维权案件。法律救济机构的发展有利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也有助于充分发挥国家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的功能和作用。但目前的残疾人法律救助工作站、法律援助中心等机构的规范化、制度化建设以及无障碍化还有待加强，各级各类残疾人法律救济机构在工作的主动性、介入残疾人侵权案件的及时性以及部门间的转介、协调等方面有待进一步完善。
3.2残疾人受教育权利法律救济的问题
3.2.1残疾人受教育权的司法救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
在司法诉讼领域，一直存在着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的争论。受教育权的可诉性是指当法律上规定的受教育权受到侵犯时，当事人特别是受教育者向法院提讼的可能性。受教育权虽然是一项宪法权利，但在民事法律和行政法律关系中没有明确的界定，导致受教育权的司法诉讼前提缺乏。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由于我国民事法律只有人身权和财产权的规定，没有受教育权的规定，民法理论上也没有受教育权的概念，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常因不属于民事权利而被拒绝给予救济。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由于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不完善，加上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学校究竟是民事主体还是行政主体意见不一，导致残疾人诉学校侵犯受教育权行政诉讼要么因学校不具有行政诉讼被告资格而被法院驳回，要么由于教育行为是学校内部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而被拒绝受理。近年来侵害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案件，除了行政侵权属于《行政诉讼法》受理范围内的具体行政行为，受侵害人可提起行政诉讼外，多数得不到法律救济。
3.2.2残疾人受教育权的行政救济缺乏可操作性
行政申诉和行政复议是教育行政救济的两个主要途径，但因其原则性规定过多，缺乏可操作性，使实际工作中救济不能和救济效率低下的问题始终存在。以行政申诉为例，前述《教育法》第四十二条仅是一项原则性规定，至于申诉范围、程序和法律效力等问题都不明确，不具有可操作性。大多数教育行政部门没有设立专门的申诉处理机构和人员，残疾人寻求救济时常面临申诉无门和部门间相互推诿的困境，即使教育行政部门作出了申诉处理决定，这一决定的法律效力也会因缺乏强制力而难以执行。在申诉时限方面，我国大多数教育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仅有《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指出，从受理到结案的时间在30天以内，这对于身体或心智残疾而行动不便的学生及其家庭来说，时间上过于紧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如果出现残疾歧视，原告可以在遭受歧视的180天内向民权办公室提出申诉，特殊情况下还可再延长180天，若查证属实，会要求歧视者10天的纠改时间。另外，虽然《教育法》规定对申诉处理决定不服的，如果属于复议、诉讼范围的，还可以提起复议和诉讼，但从行政申诉到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如何衔接，缺乏法律法规的明确规定，法律规则的缺失使教育行政复议机关和法院在决定是否受理残疾人教育复议、诉讼案件时没有参考的准则，申诉、复议、诉讼三个本应紧密相连的救济链条被打断。
3.2.3残疾人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其他方式发展不完善
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是残疾人受教育权被侵害后寻求法律救济的主要方式，在这两种途径暂且存在诸多问题的情况下，其他的救济方式相对就更不完善了。例如，一些学者提出的教育仲裁制度，通过专门设立的教育仲裁机构进行处理并作出裁决。教育仲裁虽然具有灵活性、高效性、简便性等优点，但目前的问题是对于教育仲裁仅仅停留在理论探讨层面，实践领域鲜有进步，因为我国《仲裁法》只规定了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适用仲裁，对于学校和学生这一具有多重法律关系的教育侵权问题能否适用仲裁没有作出规定，所以，要真正实行教育仲裁就必须先修改《仲裁法》、《教育法》等一系列上位法。又如，被部分学者誉为“东方经验”的调解制度，在解决残疾人受教育权问题时常因调解机构的公正性、独立性受质疑，加上调解决定不具有硬性约束力等成为一项不完整的权利救济制度。再如，残疾人还可通过渠道向教育部门、各级残联反映教育侵权问题，但由于机构的工作方式主要是报送、转送和告知另外的投诉途径，自身不具有处理权能，所以，制度也是一项不完全的救济制度。
4、残疾人受教育权利法律救济体系的完善
4.1加快相关立法进程，提高立法质量
我国属于大陆法系，实体法的存在是权利救济和司法审判的前提，因此需要完善的教育立法来确保残疾人教育权救济的实现。首要的立法工作是在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的基础上制定法律层次更高的《特殊教育法》，形成一个以《教育法》为母法，以《特殊教育法》为主体的残疾人教育法律体系。在《特殊教育法》中，除了规定残疾人教育教学的类别、形式、师资与经费保障等内容外，应特别说明残疾人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包括：残疾人受教育权法律救济的范围，残疾人教育权遭侵害后的适用法律、救济途径、救济程序、时效规定、法律责任等。此外，针对我国只有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守则》，而基于《学生守则》无任何权利救济条款规定的现实，应尽快制定单独的《学生法》，在其中明确学生权益保护和救济的条款。另外，在《教育法》或其他法律法规中明确受教育权法律关系的性质及法律救济制度的选择适用。一般而言，残疾学生与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关系比较明确，属于行政法律关系，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制度保护和救济自己的受教育权，但他们与学校之间的法律关系具有多重性和复杂性，导致法律救济时常出现困境。我们认为，判断学生与学校受教育权法律关系性质的标准应从“主体”标准转变为“行为”标准，即不以学校是公立还是民办的性质而以学校所作出的行为的法律依据及其性质作为标准，这样可选择性地适用行政法律关系或民事法律关系。
在立法的同时，还应注意立法的质量，尽量克服法律法规过于原则、空泛的弊病，减少号召性、模糊性的词语和含混性规定，确保条文的具体化、可操作性。在涉及残疾人教育权救济的问题上，应充分考虑到残疾人的特殊性，设立时效的弹性期，规定经济条件、物质环境、语言和信息等方面的无障碍化等。
4.2完善现有法律救济的程序和机制，加快建立宪法救济制度
在行政救济方面，应建立合格的残疾学生申诉受理机构，由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为主体，吸收司法、残联等部门的人员成立残疾学生申诉委员会，确保申诉机构的独立性、专业性以及回避性等原则，同时明确申诉委员会的法律责任。在残疾学生申诉过程中，应有完备的制度保障，如申诉步骤、方式、程序、时限等，通过建立告知制度、调查制度、听证制度、回避制度、时效制度等实现申诉程序的制度化。另外，明确教育行政申诉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关系，确定各自的法律依据和受案范围，密切三者的衔接性。
在司法救济方面，首先要明确的是受教育权是否属于民事权利，我国当前的《民事诉讼法》未对此作出规定，因此，受教育权民事诉讼救济制度需要在《民事诉讼法》以及《教育法》的修改过程中明确加以规定。不过，即使如此，目前受教育权的民事法律救济在法律上仍具有一定依据，《教育法》第八十一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侵犯教师、受教育者、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失、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判例，这为残疾学生提起教育权民事诉讼提供了可能性。此外，当残疾人提起行政诉讼，应当明确被告主体的资格和法律地位，不能以学校是否属于公办、是否是行政机关为由生硬地驳回。我们认为，除公立学校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可以纳入行政诉讼外，非公立学校作出的侵犯残疾学生教育权利的行为同样可以纳入行政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
如果残疾学生穷尽所有法律救济方式依然无法保障其受教育权，则须借助宪法救济手段，宪法诉讼被誉为是整个国家救济的灵魂。宪法确立了公民的受教育权，通过宪法的司法化、宪法权利的具体化可起到保护公民受教育权的最后防线的作用。现行体制下，残疾人受教育权要想得到宪法救济还很困难，因为我国宪法并未就宪法救济作出明确规定，宪法不能直接进入诉讼，也没有建立专门的宪法裁判机构，所以今后应加快建立中国特色的违宪审查机制，建立宪法诉讼制度，设立受理公民的宪法诉求并做出裁判，为残疾人教育权利救济筑起最后一道防线。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6
论文关键词高等教育行政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司法审查
近年来，随着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公众的维权意识不断觉醒，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争端层出不穷，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其中社会反响较大的有，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齐玉苓受教育权案；刘燕文诉北京大学拒发毕业证、学位证案等。笔者以为，这些案件可归入高校与学生之间教育行政纠纷的范畴。目前，我国解决此类纠纷的基本机制是申诉，此外，行政复议和诉讼也是解决渠道，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纠纷解决功能的发挥极为有限，从很大程度上阻却了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解决。因此，上述解决机制亟需调整和完善，与此同时，构建以行政诉讼为主，非诉形式为辅的高等教育行政纠纷多元解决机制更显得迫在眉睫。
一、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界定
高等教育行政纠纷是指高校作为行政主体，在行使法律、法规授予的行政职权过程中，直接影响相对人（学生）的合法权益而引起的纠纷形态。
此类纠纷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纠纷主体是高校与学生。高校主要是指公立高校，因为现存的大量教育行政纠纷都是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基于教育管理活动而产生的。而学生是指具有高校学籍，在高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二是纠纷的基础法律关系是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管理关系。即高校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构单方面在组织、管理、教育学生时形成的法律关系，隶属性、非对等性是这一关系的主要特征。基于教育管理关系产生的纠纷主要来源于违纪处分和学位管理两类，前者是高校与学生教育管理纠纷最为集中的表现形式，例如学生由于考试作弊、打架闹事而被高校勒令退学而引起的纠纷；后者主要是学校基于学生未达到校内规定的学术标准拒不颁发毕业证、学位证而引起的纠纷，前述“田永案”、“刘燕文案”即为此类。三是纠纷的内容即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权利义务的内容。没有权利义务，也就没有争端。教育管理法律关系的内容既包括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活动中享有的权利和应履行的义务，也包括学生在被管理过程中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主要包括高校设定的是否授予学位证书的条件，奖罚事项的范围，处分的程度、程序，学生的救济途径等。四是解决纠纷的第三方组织或机构，在我国实践中主要有高校内设置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省级教育主管行政部门设立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以及司法机关。
二、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非诉解决机制
（一）教育申诉制度
教育申诉制度是我国教育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一项法定制度。该制度的确立为受处分学生提供了一条重要的权利救济途径。然而，我国的教育申诉制度存在诸多不足。首先，申诉受理机构缺乏中立性。申诉受理机构与高校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难以对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形成实质上的监督。其次，申诉程序设置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性。例如缺少回避制度、管辖规则、听证规则等，这不仅仅大大降低了纠纷解决的效率，同时也具有较大的随意性，可能影响裁决的公正性。最后，教育申诉后救济渠道具有封闭性。教育申诉不应是唯一和终局的纠纷解决途径，应与其他救济制度复议、诉讼等连接，形成一套良性的运作机制。
（二）教育行政复议
我国《行政复议法》第6条第8款规定受教育权受到侵犯可通过行政复议获得救济。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对教育行政复议的适用作出了规定，因此，教育行政复议应当成为学生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重要救济途径。但是，这一规定局限性较大，很难有效的解决教育行政纠纷。首先，我国的行政复议制度仅将被申请人限定为行政机关，然而目前没有明确的法律界定我国高校是行政机关。其次，行政复议机关审查的范围仅包括具体行政行为，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能否属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还有待商榷。若高校不具备行政主体的资格，则在我国现行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由高校对学生的行政管理行为引起的纠纷只能依法通过申诉途径来获得救济，而无法通过行政复议的途径获得救济。
（三）教育仲裁制度
教育仲裁制度是指高校、学生将其在教育管理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提交给依法设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的一种纠纷解决制度，其作为一种具有公正性、专业性和效益性的纠纷解决机制，因其成本低廉、程序简便、专业性强而广为世界各国所采用。目前，我国实践中还未采用仲裁程序解决高等教育纠纷，因此，可做如下构想。
1.基本原则。教育仲裁的适用应遵循自愿原则及司法最终审查原则。首先，教育仲裁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但与商事仲裁不同，教育仲裁启动主体主要是在高等教育纠纷中的权益受侵者——学生，即学生可基于单方意愿而启动教育仲裁，而不需要纠纷双方的合意授权。自愿原则保证了学生权益救济途径的多样性，增强了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另外，司法审查是法治社会纠纷解决的最终程序。为了最大限度的保障学生的权益，教育仲裁应允许当事人对仲裁裁决不服时仍可向法院提起诉讼，获得最终的判决结果。
2.教育仲裁机构的设置与组成。教育仲裁机构，即教育仲裁委员会可设置在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后者牵头组织设立，但地位独立，与行政机关不具有隶属关系。仲裁委员会的仲裁员组成包括高校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和教育、法律领域的专家。受理的范围主要限定在教育领域具有专业性的涉及学生处分、学术争议、学籍管理和学位授予纠纷。
3.教育仲裁程序。教育仲裁程序应包括申请与受理、仲裁前的准备、调解、开庭和裁决。
三、高等教育行政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司法是确保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屏障，法院是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场所，在现代法治社会，司法作为刚性的纠纷解决方式，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看到高等教育纠纷非诉解决机制功能发挥并不理想，申诉与行政复议存在诸多缺陷，教育仲裁制度在我国尚未确立。为保障学生的正当权益得到充分、完善的救济，将行政诉讼这条司法救济途径引入高校教育管理领域就显得十分必要。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立法中找不到高校作为行政诉讼被告的合法依据。司法实践中的受理状况也很混乱，大部分司法机关都持回避的态度，即使个别司法机关将高校解释为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对此类案件进行受理，由于法官认识不同，处理各异。因此，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教育行政纠纷以期通过诉讼渠道得以化解，有赖于一套成熟、可行的司法审查机制的确立。
（一）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
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取决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实践中，针对教育管理纠纷，法院有的按民事诉讼处理，有的按行政诉讼处理，原因就是现行法律对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定位模糊。笔者认为，高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行为，明显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而具有隶属性。同时，教育管理权是国家依法授予的，从国家行政权中剥离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一种具有行政管理职能性质的社会权力。事实上，在教育管理活动中，高校常常单方面的制定校规校纪、校令、实施惩戒等，带有强烈的行政色彩。因此，从高校教育管理行为的性质来看，司法审查的介入方式只能是行政诉讼。
（二）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
司法审查可以介入教育管理纠纷，但应是一种有限的介入。即在充分保障大学自治空间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界定受案范围。笔者认为，司法审查的范围应以高校的教育管理行为对学生权利的影响程度为标准，凡是改变学生受教育者身份，对学生的重大权益产生影响的行为均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
具体来说，在违纪处分类纠纷中，学校认定学生违反国家法律法规、高校校纪校规，而做出的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等使其丧失学籍或影响到学生取得毕业证、学位证的处分；在学位管理类纠纷中，包括作为和不作为两种情形：前者包括高校做出的降留级、取消学籍和强制退学、不予颁发毕业证、不授予学位、取消申请学位资格、取消或者追回已经颁发的毕业证书的决定和已经授予的学位、撤销学位、宣布学位证书无效；后者包括不予颁发、补办学业证书，宣布学业证书无效的行为。
而诸如学校作息时间、课程安排、教师授课、阅卷、或较轻的纪律处分（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等，因为仅仅涉及学校日常教学、秩序的维护，或者对学生的权益影响较小，因此，不宜纳入受案范围，学生可采取申诉的方式获得救济。
（三）司法审查的强度
高校作为文化知识的传承、培养和传播的机构，享有法律赋予的独立权和自治权，这也是学术自由的必要权利保障。司法权过分的介入可能会侵犯到高校的自治权。那么，如何实现自治权与司法权的动态平衡，需要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审查强度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在法院受理行政案件后，对进入司法程序的行政行为进行何种程度的监督和何种方式的审查，法院应当如何看待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作出的行政决定。”1如果说，司法审查的受案范围是从横向划定了司法权的边界，而审查的强度则是从纵向明确司法权可到达的深度。
笔者认为，司法审查强度应遵循以程序审查为主，事实审查为辅的原则。也就是说，法院主要审查法律问题，即审查作出决定的主体资格、内容、目的和程序等是否合法，对涉及学术、学业的争议，鉴于专业化程度较高，而不便审查。例如在“刘燕文案”中，法院仅仅审查了北大校评审委员会在操作过程中是否符合正当程序，而仍将判断该论文是否达到博士学位水平的实质问题交由北大的学位评审委员会来判定。这样司法审查既在程序上保障了学术公正，又充分尊重了高校的自由权和自治权。相比较而言，那些无涉专业学术问题的纠纷，如学校对违反考试纪律、打架斗殴等学生给予的开除学籍、退学等处分，法院可以适当介入展开事实的审查。原因在于，此类纠纷专业性不高，法官在尊重校方的事实判断及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可凭借基本的社会常识进行认定。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7
关键词：高校处分权权利救济
一、高校处分与学生权利救济概述
1、高校学生处分权概念
高校学生处分权是高校为维护其良好的学校秩序，根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对违反学校纪律或达不到学校管理要求的受教育者进行的强制性消极处理的权利。从法理上讲，高校学生处分权就是指学校依据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做出的影响学生权益的权力。按照高校实施处分对学生产生的法律后果不同，将高校学生处分权分为”一般处分权”和”学生身份处分权”。
2、高校学生处分救济的必要性
当权利受到侵害时，如果缺乏有效的救济方式使其得到恢复和补救，实际上权利无法真正实现，所谓的权利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在教育领域，高等学校是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高等学校学生处分权是法律、法规授权的，是由行政规章确认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行政权力的特征。这样对于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学生来说，更需要合理、有效的及时救济来维护其合法权益。近几年，学生通过救济维护自己权利的事件也屡见报端。
二、高校学生处分权存在的问题
1、高校学生处分权立法方面存在的问题
(1)涉及高校学生处分权法律依据较少。我国高等教育法规少，内容单，程序性规范少，具体操性不强，可诉性弱。到目前为止，我国仅有七部教育方面的法律，十几部行政法规，其余的则是行政规章，立法数量少、层次不高，其中有关学生处分权利的条款更是十分单薄。
(2)涉及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法律法规相对滞后。我国目前大学还在适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以下简称《学位条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分别实施于1981年、1995年和1999年，最长的至今已有27年之久，有很多与时代脱节之处。自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事业现实当中出现了很多新问题、新情况。这些法律规章在新形势面前已显得相当滞后，不合时宜，一旦出现新情况就不得不依靠行政主管部门的通知和意见来弥补。
2、关于高校学生处分权的执行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
(1)程序上透明度不够。我国很多高校学生管理行为，往往只追求实体公正，却很少考虑对程序性法律规范的遵守，往往造成了高校学生管理行为有时合理但不合法。高校在做出的处分是武断的，导致学生应该享有的知情权、申辩权、申诉权等程序性权利受到忽视甚至侵犯。
(2)执行中公平性失衡。我国大学管理沿袭金字塔式行政管理体制，导致了行政泛化现象严重，直接影响并削弱了法律法规在教育领域中的执行。行政权利凌驾于法制之上的情况并不少见。各高校和法院对法律法规理解和执行上的差异，直接导致对学生权利处分的失衡现象出现，这种不利后果由学生来承担，显然违背了我国法律法规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基本原则。
3、高校学生处分权”违法难究”
法律明确规定了高校具有管理的自，致使高校在实施学生管理的过程当中，自运用不当侵犯了学生的合法权益，但是这种侵权行为难于管理、不易发现、不便追究。
(1)纠错机制不健全导致”违法难究”。目前部分高校虽然建立的学生申诉委员会，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只是走过场，学生的权益还是得不到有效保护。纠错制度的不健全，高校的违法行为就难于纠正，学生的合法权益也就很难得到有效保障。
(2)教学导向偏差导致”违法难究”。国家学位条例也从未把学位与四级挂钩列入规定。但除北大、清华少数高校外，几乎全国90％以上的高校都有一个学位授予规定：未通过英语四级的学生不能授予学士学位证书。相当一部分学生因此而不能获得学位，而这些学生当中大多数人接受了这一事实，没有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3)思想观念不正确导致”违法难究”，误导更多的教育工作者认为这种侵犯学生合法权益的行为是正确的，这完全违背了高校学生处分权的立法意图。今后以法律用语取代道德评价来实行对大学生的管理是高校与时俱进、依法治校的具体表现。
(4)擅自加重学生处分等级甚至取消学籍。一些高校在制定学生管理制度时，硬性规定”凡考试作弊者，一律按退学处理”。这种擅自加重学生处分等级而且严重违反了上位法规定。
三、完善高校受处分学生权利救济的途径
l、在处分程序上引进听证制度。听证制度作为学生申辩的一种特殊形式，已经在一些高校实施，并取得良好效果，应当进一步扩大推广。但是任何权利都要受到必要的约束，使用听证程序就应当遵守听证程序的规则，听证程序是指处分机关做出处分决定前，公开举行专门会议，由处分机关调查人员提出指控、证据和处理意见，当事人进行申辩的程序。学校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学生举行听证程序的要求。在学生违纪行为处理过程中，允许学生到会听证，但最好应把听证启动的条件加以限制，这有利于提高学校的工作效率。明确的是任何处分程序都应当保证学生的陈述权、申辩权和知情权。
2、在学术处分上建立仲裁制度。学术评定的教育纠纷不宜采用诉讼的方式解决，而应当引入教育学术仲裁制度。教育学术仲裁实体建设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教育仲裁协议的订立。进行仲裁前提是存在双方自愿订立的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就无法进行仲裁。第二，可仲裁事项的确定标准。属于法院立案范围之内的，法院就必须立案受理。将教育学术仲裁作为人民法院司法审查的必要补充，以其特有的优势成为解决教育纠纷的有效途径，必将大力推动高校依法治校的进程。
3、继续实行并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建议将教育行政处分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将把高校做出严重影响学生受教育权的管理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范围。教育行政处分复议可以作为学生申诉后的一条救济渠道，做申诉与诉讼之间的衔接。如果学生申诉无法奏效，可向学校主管部门中请行政复议，要求上级机关审查处理。对上级机关不进行复议处理或对其做出的处弹决定服的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或不经复议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的好处在于它的范围比行政诉讼广，处分合理的、合法的，都在议的范围里。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8
关键词：中小学教师 法律地位 问题 法理分析 立法建议
一、问题的提出：立法的盲点和实践的混论
（一）立法的盲点。
中小学教师的法律地位是近些年来逐渐引起我国教育法学研究兴趣的一个问题，这主要是源于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以下简称《教师法》）颁布之后，教师的国家干部身份逐渐取消，教师处于法律调整的空白地带，主要体现在：
首先，教师从国家干部队伍中分离出来，但没有纳入到国家公务员系统中。1993年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规定：“公务员是指在国家行政机关中工作的除工勤外的工作人员。”该规定显然把教师排除在公务员范围之外。其次，教师也不是与学校结成劳动合同关系的雇佣劳动者，《教师法》及其他教育法律对于教师与学校之间是否以劳动合同形式结成劳动法律关系并没有明确规定，另外，教师也不是劳动法所调整的劳动合同对象。再次，“专业人员”构不成对教师法律身份的完整表述。教师的身份是多重的，“专业人员”的定位并不能解决实践中的各种聘任法律纠纷，也无法明确教师在各种教育法律关系中的地位、权利、义务和责任。
（二）当前我国教师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在实践中引起的诸多问题。
1.影响到教师法律实体权利、义务和责任的落实。
我国法律规定的教师权利的完善程度并不弱于西方国家，但实际上教师权益的实现程度却远远落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教师的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导致教师适用程序法上的困难。
2.教育行政机关、学校和教师自身的行为缺乏有效的规制，出现了各类侵权现象。
由于中小学教师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的教师管理权限和责任就无法明确划分，用人与治事的关系难以理顺，导致聘任制改革中出现校方和教育行政部门以各种理由解聘教师和五花八门的聘任形式等问题，严重侵害了教师的聘任权益；同时，教师对自己与其他教育主体的法律关系和自己应享有的权利、承担的义务责任不清楚，在履行职务中也容易出现侵犯学校和学生权益的行为。
3.教师权益的法律救济渠道不充分。
中小学教师法律地位的不确定，致使教师能否与学校对簿公堂，提起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是否适用其他行政法律救济方式等都不明确。现行法律框架下唯一的救济渠道就是教师申诉制度，其在保障教师权益方面显然不够充分，导致实践中出现教师权益受到损害却投诉无门的现象。
二、法理分析：我国教师聘任制的公法性质
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领域发起了一场深及制度层面的变革——教师聘任制的实施，其法律性质主要体现在如何理解聘任合同的法律性质。聘任合同是教师与聘任主体之间发生法律关系的基础，在这里主要从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两方面分析聘任合同的性质。
（一）形式标准：也就是从签定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来看。
聘任主体不仅反映了教师管理权限和责任在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之间的划分，而且具有一定的法律意义。如果由教育行政机关来聘任教师，教师就是作为政府雇员从事教育公务活动，教师在教育性活动中与国家、教育行政机关结成公法关系，教师处于公法地位。如果由学校来聘任教师，由于学校不是国家机关或国家机关的派出机构，而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那么学校作为雇主就与教师结成私法雇佣关系，受劳动法调整。在我国，从1993年的《教师法》、1999年的《教育法》到2001年《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都多次明确了由县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依法履行中小学教师的资格认定、招聘录用、职务评聘、培养培训和考核等管理职能。从法理上看，教育行政机关代表国家聘任教师，这说明教师是受政府雇佣从事教育活动而非劳动合同用工，国家保障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社会保险等，只是和以往相比，国家在管理教师的方式上弱化了行政命令色彩，增加了合同固有的合意成分。
（二）实质标准：也就是从合同的基础事实内容和合同所追求的目的来看。
教师聘用合同与国家的教育公务有关，虽然包含实现教师个人的财产利益，但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教育教学工作，是以教育行政机关与教师之间行政法律关系的发生、变更和消灭为内容达成合意的。教师是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专业人员，是按照国家法律规定执行教育教学工作任务，并非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国家公职人员是按照法律规定执行国家公务而不是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而国家职权不能作为合同的对象。就我国教师聘任合同的内容而言，除了国家规定的教育教学任务外，教师的工资、福利待遇、职称聘定等也不属于合同约定而由国家法律规定，这就不符合劳动合同的性质。
可见，我国教师与教育行政机关签定的聘用合同从法理上也纳入到公法框架之内，中小学教师属于国家公职人员系列，而非许多人所理解的劳动合同用工。通过对教师聘任制进行法理分析，我们明确了教师虽然不再享有“国家干部”身份，但仍然是国家公职人员，而不应该被视为《劳动法》调整下的劳动合同用工。
三、立法建议：教师专项法律体系建设中的几个问题
明确教师特殊国家公职人员身份的关键是建设我国教师的专项法律体系，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需要特别强调的问题来谈：
（一）加强有关中小学教师权益救济的法律条文规定。
目前在我国教师权利的救济还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没有专门的教师救济途径。所以，未来教师立法中必须进一步拓宽教师法律救济途径，包括行政途径和司法途径。要尽快出台《教师申诉办法》，同时，按照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要做好事业单位人事争议的处理工作。要推进人事争议立法，积极开展人事仲裁工作。要建立健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及时受理和仲裁人事争议案件，切实维护用人单位和职工双方的合法权益”。结合《意见》，我们还要加快教育部门人事仲裁制度建设，利用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的优势，解决教师与学校之间的人事争议。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9
一、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之现实状况
大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所应当享有的权利,与一般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权利相比,有其特殊性。随着我国教育体制的变革,高等教育的性质随之发生变化,其不再是一种国家的权力和责任,而是转变成一种消费,一种服务消费。大学生的角色也悄然发生了变化,大学生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受教育者,而是这种服务消费关系中的消费者,即一种特殊的教育服务消费者。大学生的权益存在于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双向关系之中,其核心目的是大学生这一权益主体自我素质的提升,以提高将来立足于社会,能为家庭、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对于刚刚走过转型期、人们尚未能够普遍熟稔地行使自身权利的我国社会来说,大学生作为一个尚未完全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成熟的特殊群体,则更是在对待其所享有的该种特殊权益问题上存在诸多误区,而在现实生活中,也常有对大学生权益的忽视甚至侵害的非正常现象的存在。
1、大学生权益实现效果之现状
根据普遍反映的情况,目前,我国大学生权益得不到有效实现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教师数量不足导致不能满足日益扩张的招生规模的需要,师资缺乏导致教师的疲惫,教学质量不能得到保证;其次,部分大学的相关部门或相关教育管理人员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搜查学生宿舍,或非法限制学生的人身自由等,对学生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造成侵害;再次,有些大学为了争夺生源,进行虚假的招生宣传,严重侵害了大学生的利益;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2、大学生权利意识认知之现状
对权利意识的认知也即是否知道法律赋予了大学生哪些权利。在这个问题上,问卷调查显示,大学生的回答依次是选举权、受教育权、被选举权、人身自由权、民、消费者权益、言论自由权、申诉及诉讼权、监督权等等。其中大学生对于自由的追求热情很高,很多人认为给予充分的自由就是权利的实现。总体而言,迄今为止,权益观念应该说已经在大学生群体中深入人心。
3、大学生权利实现意识之现状
权利维护意识也即是否会努力促使自己的权利得以实现及为实现权利而采取的具体措施。许多学生基于功利主义的考量,会通过合适的途径努力争取自己的权益,如学校BBS上学生的利益诉求、建立大学生维权组织及网站等等。当然,也存在少数通过不合法途径争夺正当或者不正当利益的现象。
4、大学生权利救济意识之现状
权利救济意识是指在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也即认为自己权益受到侵害时,是否会以及将通过何种途径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当前的大学生大部分在观念上都有可能拿起法律的武器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也表明学生对法律救济有信心。但是,学生对于具体的救济办法,即到底是诉讼还是申诉,或者求助媒体等,学生不甚了解,这就导致学生一旦面临具体问题就可能退缩,害怕承受太大的压力。
总的说来,就目前的现状进行分析,高校大学生的权利意识状况还不足以使其充分、正当、有效地行使和享受自己的权利。虽然全社会的权利意识已经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明显的改善,大学生也对自己的利益和自由倾注了更多关心和重视,但他们往往还不能比较完整地知道自己应当享有哪些特别的权利;同时,大学生在对诸种权利的关心程度上也有所不同,表现出对生活自由权的过多重视,而对与学习、发展、消费有关的权利认识和重视程度都显得非常不足。
二、大学生权利意识现状之形成原因
现实生活中,公民常常感到个人在权利主张、权利实现和权利救济等各个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大学生的权利意识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大学生虽然有了一定的权利意识,但由于许多学生对有关权利实现与维护的问题知之甚少,对法律途径信任度不高,因此最终将使权利意识所能发挥的实际效果大打折扣。显然,这与传统社会心理意识的持续惯性作用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进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加快,个人作为利益主体的地位和意识肯定会逐步得到提高。综观大学生的权利意识之现状,可分析出原因如下:
1、高校权利教育的缺陷及高校管理体制的不良影响
首先,我国中学教育阶段更多地注重学生的应试教育,权利意识培养不受重视,导致学生权利概念相当模糊,缺乏权利意识发展的良好基础。进入大学以后,虽然大学有开设《法律基础》课程,但法律基础所占的课时比例不大,尤其是经由2005年以来的“两课”改革,法律基础课与大学生思想品德修养课被合并为一门课,涉及法律基础的课程量仅占其中两章。这使得学生真正接触有关权利问题的讨论和实践活动都明显不够,就部分权利意识淡薄的学生来说,这使他们丧失了很好的培养机会;而就部分权利意识高涨的学生来说,也丧失了对其进行有效的教育与渗透的机会。
其次,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都明确规定了高校具有“依法自主办学”、“按照章程自主管理”和“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与处分”的权力。为此,各高校根据法律的授权和自身的需要设立了健全的决策部门、执行管理部门等各级管理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规章制度,以达到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和管理秩序的双重目的。然而,在实际工作中,高校往往一方面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思维为了树立管理上的威信,另一方面也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对大学生滥用管理权力,以致侵犯学生合法权利。更有甚者,部分高校由于内部机制不够完善,导致针对不同学生的类似违纪行为,却因家庭、社会力量等因素的介入而处理结果很不一样,这都有可能造成学生对高校和法律失去信赖。
2、大学生权利义务平衡意识不强
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一如马克思所说,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负担对于国家、社会和他人的相应的义务,否则,权利失去合理限制,势将造成对他人权益的侵害。因此,权利和自由是有限度的,个人的意志自由或行为空间是有前提的。随着法律知识的普及,虽然大学生自我权益意识在整体上比较高,但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自己的权益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他们往往更容易注意到自身权利是否得到实现,却难于看到在享有权利的同时是否已经切实履行了义务,有些学生甚至会采取偏激的维权手段,从而触犯法律。
3、现行法律、法规及学校规章不够完善
法律是界定权利界限的标尺,同时也是权利最有力的保障,因此权利的界定是否合理、权利救济的力度是否充分,显示着法律本身的完善程度。而有关大学生权益的法律完善与否,对大学生权利能否得到合理维护起着关键的作用,也深刻地影响着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目前,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教育法律法规对大学生的权利作了一些规定,但仍然不够具体和全面,现实中的许多争议和相关的司法实践尚未能找到明确的法律依据。并且,现行的教育法规更多侧重于对国家、教育行政机关、学校等机构间权责的划分和调控,而关于教育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学生与高校间的关系以及双方的地位则规定得较为简单,其内容也更多是为了约束和控制学生,对其权利的规定比较原则和抽象,程序性规范少,与其说是赋予大学生以权利,有时不如说是限制大学生的自由。这种立法状况,显然无法让大学生清晰地明了自己享有哪些权利,也无法让大学生在权利受到侵害时充分及时有效的获得正当救济,这对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健康形成和发展显然是一个障碍。
三、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引导思路
综上可见,当代大学生在权利意识上尚存误区,很难做到适中,或过于淡薄,或过于高涨,不论是“过”或“不及”,都不利于大学生权利的最终实现,当代大学生维权方式多样,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便体现了这一点,因此亟待获得有效的引导。应当说,大学生的权利意识引导问题,不仅仅是高校工作的组成部分,还有赖于有关国家机关、家庭和个人等全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和配合。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当代大学生权利意识引导工作可以考虑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权利教育与知识传授相结合
权利意识的增强与完善,对于改善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提高整个国家的政治思想水平都是至关重要的。我国教育理念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大学生权利意识教育理应成为素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各高校均开设了《思想道德修养和法律基础》课程,教育者应当以此为契机,在承认并尊重学生的权利主体地位、学习和了解学生的权利内容的基础上,突出该课程在培养大学生正确的权利意识中的关键作用,让大学生了解自己的权利,认清权利实现的条件,明确权利维护的途径,也强调权利义务的一致性。
2、完善立法、依法治校与学生自我教育管理相结合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法治应包含两重含义:大家要实际服从已成立的法律,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完善的法律。”因此,完善教育法律法规,依法治校,让大学生权利意识的培育既有实实在在的立法内容,又有依法治校者的示范榜样,从而成为培育大学生正确的权利意识的可靠途径。同时,我们还应当充分尊重大学生权利主体的法律地位,在适当的范围内,尤其是在与大学生利益切身相关的领域内,引入大学生参与高校的民主管理,并建立行之有效的高校内部维权机制。通过这些途径,实现学生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从而引导大学生在感受最为真实的权利实践的过程之中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
3、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开辟课外培育新途径
当代大学生思想活跃,崇尚自由,这也是我国社会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在这种背景之下,严肃说教的教学效果显然比不上让大学生亲力亲为。因此,教师不仅要上好课,还要注重引导学生开展权利意识教育的实践教学活动,以此挖掘学生的潜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如举办模拟法庭,设立法律咨询信箱,组织法律知识竞赛,设立维权网站等等。通过这些活动的开展,在理论上,让大学生明白,维护自己的权利,首先必须尊重法律,同时尊重他人的权利,并注重使用正当的、合法的途径;在实践中,要营造具有时代特征和学校特色的校园文化,从而实现对大学生权利意识的有效培养与正确引导。
教育法律救济的途径篇10
法律权利是指社会主体享有的法律确认和保障的以某种正当利益为追求的行为自由。[1]而救济则是指社会主体有权通过一定途径和程序，解决权利冲突或纠纷，以保证法定义务的履行，从而使其规范权利转化为现实权利。《牛津法律大词典》认为：“救济是纠正、矫正或改正已发生或业已造成伤害、危害、损失或损害的不当行为。……救济是一种纠正或减轻性质的权利，这种权利在可能的范围内矫正由法律关系中他方当事人违反义务行为造成的后果。”[2]从本质上看，救济也是一种权利，只不过救济是当实体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或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这种权利的产生必须以原有的实体权利受到侵害为基础。从结果上看，救济是冲突或纠纷的解决，即通过救济的程序使原权利得以恢复或实现。显而易见，法律权利与救济之间存在着辨证统一的关系。没有法律上的权利就不存在救济，合法权利是救济存在的前提；反之，“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一种无法诉诸法律保护的权利，根本不是法律上的权利。任何权利的真实享有不仅仅要看其实体、程序方面规定得如何，还要看其是否有完善的救济途径以保障权利的实现。在实践中，权利的实现不仅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客观条件，而且取决于是否有相关有效的救济途径。因此，法律不仅应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而对于公民受教育权的保障而言，一方面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明确而系统的确认，另一方面，应完善相关的救济手段，具体而言，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
（二）受教育权行政法救济的基本手段
法律上对受教育权保护的规定只是对权利的认可，而受教育权人是否能够实际享有受教育权则取决于救济机制是否健全。如前所述，受教育权保护的基本救济手段包括教育申诉制度、教育复议制度、教育行政诉讼制度以及其它社会救济手段。笔者以下分别对此加以论述。
1、教育申诉制度
申诉是公民维护个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申诉权是我国宪法确认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法律层面的申诉是指公民对国家机关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做出的涉及个人利益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原处理机关或上级机关或法定的其他专门机关声明不服，述说理由并申请复查和重新处理的行为。
教育申诉制度，是指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以下简称《教育法》）及其他法律的规定，向主管的行政机关申明理由，请求处理的制度。我国《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学生申诉制度。《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但是，《教育法》中只是十分简略地进行了规定，并没有法规或规章进行进一步的具体细化，因而本身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例如，没有设定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没有申诉时效的相关规定，以及对学生申诉的性质认识不清等等。而且《教育法》第42条也仅仅是原则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并未形成一项专门的法定的救济制度。因此，《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虽然对维护学生的权益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制度构建方面的法律规定，在实施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和随意性，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受教育权人的权益。因此，建立健全的教育申诉制度是当务之急。
要建立专门性的教育申诉救济制度，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首先，关于教育申诉的主体。根据《教育法》规定，申诉主体包括正规学校和非正规学校在校学习的学生，当然也包括被教育机构开除而就此提出申诉的学生，即，只要是认为自己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的学生都可以依法提出申诉。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载体。结合《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应该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立专门的教育申诉机构。学生对于学校给予的处理决定以及其他损害其受教育权的行为不服的，向直接主管该学校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而对于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不服的，可直接向做出该行政行为的教育行政机关的专门申诉机构提起申诉。再其次，关于教育申诉的范围。申诉的范围因其受教育者的地位和《教育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赋予的权利以及教育实践中可能出现的损害学生利益的行为的不同而不同。受到侵犯的权利应当是在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范围内的。但由于我国相关的教育法制日前尚不完善，在实体法和程序法上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保障还很不充分，甚至一些正当的权利尚未被立法所涵盖。因此，在遵循权利法定的原则下，还应从保护学生合法权利的目的出发，将那些尚未在法定范围内的正当权利法定化。
从《教育法》第42条的规定来看，教育申诉的范围包括一切侵害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不仅包括学校及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受教育权的行为（具体包括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如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查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以及学生认为学校和教师侵犯了其受教育权的其他合法权益，这里的合法权益，不仅包括受教育权者在教育过程中享有的受教育权、升学权、公正评价权、隐私权、名誉权和荣誉权，而且还包括其他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包括教育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的行为。再次，教育申诉中的时限。在现行教育法制中，受教育权者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后在何时申诉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正义不仅应该被实现，而且应该在合理的时间内被实现，迟到的“正义”本身就是一种“非正义”。因此，应该在法律中明确规定申诉的期限，在此可以参照行政复议的相关规定，即，当学生认为学校或其他教育机构、学校工作人员和教师侵犯其合法权益，应在知道处理决定60日内向有关申诉机构提出申诉。有关的申诉机构按照相关的期限对申诉予以受理和解决。最后，教育申诉的审理与决定。专门的申诉机关对申诉案件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中可以适当引进听证制度，从而给予受教育权者充分的辩护的机会。
2、教育行政复议制度
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管理相对人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原行政机关提出申诉、请求给予补救，由受理的行政机关根据相对人的申请对发生争议的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复查，判明其是否合法、适当和责任的归属，并决定是否给予相对人以救济的法律制度。而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受教育权人认为具有教育管理职能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做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做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受理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并做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
相对来说，行政复议途径由于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以下简称《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在制度上比教育申诉要完善一些，而且行政复议的成本低，灵活便捷，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法律救济渠道，对于解决教育纠纷应该具有天然的优势。但由于高校因学术自治而拥有的自治权力（包括对学生进行管理的权力），从而使得在实际运行中存在一定的困难。
就教育行政复议的实践而言，尽管高校自治的权力并非不受任何的限制（若其不当行使，作为主管的行政部门有权进行干预），但是，一方面，由于法律规定的过于笼统，对行政机关与高校的权力分工以及权力机关对高校权力运作的监督缺乏具体的规范，从而使得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的可操作性差，对高校基本上起不到约束作用。另一方面，虽然我国的《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是受教育权救济的一项重要的法律手段。但在实践中，教育行政复议又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是在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从而使得教育行政复议只适用入学阶段和毕业阶段，而在学阶段则不适用行政复议。因此，在法律层面上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范围是解决目前教育行政复议困境的关键所在。
就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行政复议法》和《教育法》的规定，完善教育行政复议制度应该做好以下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明确教育行政复议的受理范围。
第一，教育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行为侵犯受教育权人的合法权益。
第二，认为学校因非学术原因不予颁发学位证的行为以及实际剥夺受教育权人受教育机会的学籍管理的行为。在高等教育阶段，高校颁发学位证的职权源于《学位条例》的授权，对于学生学籍的管理则出自《教育法》的相关授权。因此，在学位授予以及学籍管理上，可以认定学校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因此，在实践中如果学生对学校因学生英语四级未过、违纪被处分以及其他非学术原因而拒绝颁发学位证的，以及开除学籍等处理决定不服的，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第十五条第三款，“对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分别向直接管理该组织的地方人民政府、地方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国务院部门申请行政复议”。
第三，对于学校做出的处理决定不服，依法向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诉，应该受理的教育行政机关不予受理的，可以以此教育行政机关作为被申请人提出行政复议申请。其次，关于教育行政复议的自身定位。教育行政复议应设置成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前置程序，但应规定教育行政诉讼不是行政终局裁定。这不仅符合现代法治的“司法最终救济原则”，也符合《行政诉讼法》第12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集中了有限的司法资源。
3、教育行政诉讼制度
对公民受教育权而言，权利的平等保护不仅要求立法机关制定法律时为权利设计平等的保护，同时也要求法院为权利平等地提供救济。司法救济是保障公民受教育权得以实现的重要手段和最终途径。教育行政诉讼不仅是司法介入受教育权救济的具体手段，而且也是解决教育行政纠纷中最重要、最权威的一个环节。在目前的实践之中，教育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由于缺乏行政诉讼法律的明确规定，显得十分棘手，常常处于尴尬的窘境。争议的焦点就是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因为此问题长期悬而未决，“因此，很多受教育权利受侵害事件，只能以受教育者权利受到侵害致使财产受到损失，转化为民事赔偿，最终使公民受教育权侵害案件往往既不符合行政诉讼要求，又与民事诉讼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使得公民在维护自己的受教育权的诉讼以不在受理范围为由被驳回，结果得不到应有的司法救济。”[3]
从以上可以看出，教育行政诉讼制度的重新构建，主要应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受教育权是否具有可诉性。根据《行政复议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合法权益，行政机关侵犯公民的受教育权应当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对于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情形，则分歧较大。因此，有必要对教育行政案件中这类案件的受理的可行性进行分析。这类案件主要涉及到学校的被告资格，即学校是否能够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对于学籍管理和非学术原因拒绝授予学位的行为，学校应该是适格的主体。其次，涉及受教育权案件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问题。《行政诉讼法》第11条第1款所列举的受案范围虽然不包括公民受教育权，但《行政诉讼法》也没有将其作为排除条款列入第12条。
因此，受教育权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可诉性完全取决于其他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1995年9月1日起施行的《教育法》第42条规定“对学校给子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则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对这一规定所指的可以提起诉讼的“合法权益”，是否包括受教育权，特别是不服校纪处分的争议，能否纳入人民法院受案范围，存在不同看法。因此，对于这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法律解释，使之“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因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是平衡利益关系，维护社会正义。而当某一法条含义不够明确，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时，立法者和司法机关必须向更易受到伤害的弱势一方倾斜。正如加里克利斯所言：“自然的正义和法律的正义不同。自然的正义是强者比弱者应得到更多的利益，而法律的正义是一种约定，是为了维护弱者的利益。”[4].
（1）关于教育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制约：立法者的法治意识，法院的能力和地位以及行政机关行使职权及自我约束状况。[5]笔者建议，在对《教育法》的修改中，对于诸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察看等并没有改变学生身份，没有限制其能够享有的包括学习权在内的权利的处理决定，应该规定不能提起行政诉讼。但是，对于受教育权受到限制或剥夺的处理决定，应该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理由如下：首先，因为《教育法》并没有明确规定此类决定是终局裁决。其次，在知识经济的今天，给予开除学籍、勒令退学的校纪处分，“不仅使受教育者痛失学历文凭，痛失优越的就业条件和收入的机会，而且被剥夺了追求知识、提升人生境界的权利，这事关教育资源的开发分享，事关社会的稳定”[6]，而且会使其人格尊严与身心健康惨遭损害，这都事关受教育者的基本人权。使这类纠纷免于司法审查，不仅体现不出平等权的精神，而且也有悖于社会公正。再次，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不能免受司法审查。大学自治是从西方兴起的，但西方国家同样对教育进行必要管理和法律约束，许多国家均通过一系列的教育立法来建立完整的教育法制体系以保障教育的健康发展。有的西方学者指出：“传统的高等教育自治现在不是，也许从来都不是绝对的。”。由西方兴起的大学自治的初衷是针对政府和教会的干预而言，并非针对司法。而我国目前的状况是高校自主权一方面难以落实，另一方面高校的自律又不够，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事屡有发生。因此，大学自治的实现不能没有司法的保障，而这同时也是依法治教的要求。享有权力和承担责任历来都是相对等的，高校不能只要求对办学自主权的司法保护，从而排斥相应的司法审查。但是，正如前面的诸多论证，司法介入的范围只能是非学术的领域，一方面，学术的专业性不是法院的强项，另一方面，司法的介入也是以尊重学校的基本学术自由为前提的。
4、受教育权救济的其它手段
（1）教育调解制度
调解是指由第三方居中协调，使矛盾的当事人之间协商一致，从而解决争议的行为方式。调解主要存在以下三种形式：一是行政调解，二是司法调解，三是其他社会组织的调解。因为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通常情况下不是独立的调解制度，而是司法裁判和行政裁决或行政仲裁的前置程序，而民间调解是唯一独立的调解制度。所以，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应该由中立的第三方征得当事人的同意后，对相应的教育法律纠纷进行协商以解决矛盾的法律制度。
在教育纠纷的调解中，要达到一个当事人都能满意的结果，调解机构就必须是独立和公正的，其行为也应当有一定的法律规范予以约束。因此，在有关调解的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建立一个独立而公正的调解机构以及如何制定合理合法的法律依据。在教育调解制度中，笔者建议建立一种专门的机构切实有效地解决教育纠纷，而《劳动法》中关于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组成可以供教育调解制度借鉴。在《劳动法》中，用人单位内可以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由职工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工会代表组成，其中调解委员会主任由工会代表担任。由此，教育调解制度中可以在学校内部设立一个独立的教育法律纠纷的调解委员会，该调解机构应当由教师代表、学校管理部门代表以及学生代表组成，由其制订自身的相关活动准则，在法律范围内活动。教育纠纷的调解应在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主持下，由调解委员会独立做出决定。调解的范围应为受教育权者认为学校给予的一切的侵害受教育权人的受教育权的行为，但重点应放在纪律处分等处理决定的纠纷解决上。由于此制度下的委员均来自于受教育者熟悉的环境之中，并可以对一切教育纠纷予以调解，不仅易于被受教育者接受，而且也具有高效公正的特点，同时也可以使教育管理者和受教育者进一步提高自身的法律修养。
（2）教育仲裁制度
仲裁是指双方当事人将纠纷提交中立的第三者进行裁判，以求得公正、合理、便捷解决的一种纠纷解决机制和方式。仲裁是一种便捷、公正、有效的纠纷解决方式，在社会生活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其专业性强、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化解特定纠纷具有天生的优越性。由于仲裁具有自治性，基于当事人自治原则，法院对仲裁一般不进行深度的干预（除非仲裁违反国家强行法的规定）。相对于以上几种解决教育纠纷的机制，仲裁不仅简便，迅捷，可以降低成本，而且仲裁具有准司法性以及高度的专业性使其具有很高的公正性。构建教育仲裁制度的关键在于仲裁组织的设立，因为受教育权兼有自由权和社会权的特点，现有的仲裁机构显然无法受理教育纠纷的相关案件。因此，必须建立独立的受理教育纠纷的仲裁组织和适用公正、中立的仲裁规则。
教育仲裁制度的建立，首先要建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通过对英国的教育行政裁判所和仲裁机构、加拿大的教育上诉法庭以及印度的学院法庭等专门解决教育纠纷的机构的考察，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教育仲裁机构可以通过对《教育法》的修改，由政府设立独立的教育仲裁委员会。其中，教育仲裁委员会应由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至四人和委员若干组成，仲裁委员会主任由政府主管教育工作的负责人或教育行政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担任。教育仲裁委员会的成员应有高校教师和学生的代表。高校教师仲裁员按学科分类从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中选聘具有中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学者，实行固定的任期制，学生代表则由高校学生会来推荐或自愿报名。[7]另外，教育仲裁规则应基本上同民间仲裁规则相近，以此来保证仲裁的中立性和独立性。而仲裁规则中的受案范围，可以进行广泛的规定，但教育仲裁委员会的受案范围的主要优势应该是针对因学术权力而产生的纠纷，如学位论文、学业成绩等纠纷。总之，引入发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的仲裁机制将是解决教育纠纷行之有效的重要举措，也是受教育权法律救济制度具体化的重要途径。
注释：
[1]卓泽渊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2][英]戴维斯·m·克：《牛津法律大词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764页。
[3]赵利：《当代教育科学论公民受教育权的实现》，载于《理论纵横》，2005年第20期。
[4]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集》，商务印刷馆，1987年版，第30页。
[5]温辉：《受教育权可诉性研究》，载于《行政法学研究》，200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