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1
[关键词]人；被人；政府；国家权力机关
一、政府论的概念
20世纪80年代以来，行政法学科在中国大地上生根、开花，并结出了累累硕果。关于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也已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和流派。他们对行政法的发展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但笔者认为，行政法的理论基础是民法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因而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则为政府论。
所谓政府论，是指政府权力机关对国家事务进行管理。行政则是政府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活动。行政法则为政府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总称，主要包括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及政府为执行权力机关的意志而制定的法律规范两部分。本文所指的是指英美国家采用的广义，即包括直接和间接——受托人以自己的名义代他人的法律行为。[1]民法制度运用在国家管理中，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人是政府（具体为国务院及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第二，被人为国家权力机关（包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第三、事项具有特殊性：即对国家事物进行管理，往往涉及到相对人（国家权力的实质拥有者）的利益。第四、权相当于行政权。权与行政权具有相同的性质，都是一种法律权力。[2]
二、政府论的成因
有国家，必有管理，而国家权力机关不可能事必躬亲，因此它必须挑选出自己的人去管理社会，只不过现代国家把管理国家事务的任务委托给政府去执行罢了。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指出“公共力量就必须有一个适当的人来把它结合在一起，并使它按照公意的指示而活动，…政府和主权者往往被人混淆，其实政府只不过是主权者的执行人。”[3]政府和主权者之间的关系“那完全是一种委托，是一种任用；在那里，他们仅仅是主权者的官吏，是以主权者的名义在行使着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而且只要主权者高兴，他就可以限制、改变和收回这种权力。”[3]现代意义的行政法，最早产生于资本主义国家。在封建社会，国王是最高的统治者，集立法、行政、司法权于一身，实行专制统治。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掌握国家政权的资产阶级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分割了原本统一的权力。而行政权则交由政府其行使。由于各国的国体及政体有所不同，政府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的形式亦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以宪法的形式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国家行政机关是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因而我国政府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政府与权力机关的地位是不平等的，非互相制衡关系。政府只是权力机关执行管理国家事务的任务。政府与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与被的关系，即政府根据权力机关的意志（法律），以自己的名义独立地执行管理国家事务的任务。
三、政府论对依法行政原则的质疑①
根据政府与权力机关的关系，笔者认为依法行政原则不是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而是行政的基本原则。人按被人的意志（法）进行，是制度的必然要求，至于所依之法（行政法的具体渊源）所共同体现的精髓才是行政法的原则（如前图所示）。因而行政法的最高原则应当是为人民服务原则，因为行政法是人民意志的反映。而效率原则、比例原则、公开原则、民主原则、合理性原则等应当是服务于为人民服务原则的下位原则。
为人民服务原则可以贯穿于行政法的始终，并指导行政立法、执法、司法，甚至无法时也可根据该原则积极行政。建国之初，在我国行政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行政机关正是依据该原则而积极行政的。依法行政原则是怎样贯穿于全部行政立法、执法、司法之中的呢？如果没有法是否可以行政呢？依法行政原则是不能很好地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的。
四、政府论与其他理论的关系
管理论注重管理，但不强调对政府（人）的监督与控制，这实质上是制度在国家管理中的不成熟、不完善运用的表现。我国建国之初，国家的权力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而行使行政权的政府组织里的个人也是国家权力的实质拥有者，正是基于对单个管理者的“善”的信任，国家权力机关对行政机关采取的是全权的模式，并忽略了对其监督与控制。再者，客观上权力机关刚刚建立，其授予政府的行政权限只能是概括的，而不可能是具体的，政府主要根据权力机关的意志，遵循为人民服务的原则而管理社会。
控权论则比管理论进了一步，它是被人对人权限的限制与控制的表现，控权并没有否定管理，控权只是为了更好的和有序的管理。正是因为管理的无序才有控权。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行政机关的权力和相对方的权利应保持总体平衡。”[4]笔者认为行政法的最终目的是保证行政机关如何达到为人民服务的目的。保障行政权的有效实施只是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手段。
平衡论认为，行政法的内容：“调整行政关系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原则的总称。”[4]笔者认为，行政法是行政机关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所依据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主要内容是调整行政关系，即行政实体关系和行政程序关系。至于行政监督关系乃是防止行政实体关系和行政程序关系遭到破坏而产生的派生关系。行政诉讼法和行政法应当是分离的。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民法中的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无过错责任原则，刑法中的罪刑相适应原则，诉讼法中当事人法律地位平等及举证规则都含有平衡的因素。运用抽象的“平衡”概念来解释行政法律现象，其局限性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平衡论至今尚未找到其平衡的支点。
为人民服务论则可视为是政府论的目的。我国行政机关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它的唯一目的是执行权力机关的意志，即人民的意志。人当然应以为被人服务为宗旨。
公共利益本位论为政府作为人所的内容。政府权力机关管理国家事务，由于其内容的特殊性，必然涉及到人民的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的冲突。这正是政府作为管理者应当协调的内容。当然，政府内容的范围也是适时而有所变化的，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便是这种变化的表现之一。这实质上是权限的变化。
政府论与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论最为接近。早在1989年，杨海坤教授在《论我国行政法的理论基础》一文中把中国行政法学的理论基础概括为：政府由人民产生、政府由人民控制、政府为人民服务、政府对人民负责和政府与公民之间逐步平等化等几方面。[5]显然政府（人）与人民（权力所有者）之间的关系实质为与被的关系。
五、结束语
总之，政府论产生于笔者对行政法的各种学说、理论及依法行政原则等的困感与怀疑。政府论能够全面地解释行政法各种理论、学说及现象，使许多问题豁然开朗起来。这必将会丰富、完善我国的行政法理论。最为有意义的是，它将行政机关置于人的地位，将权力机关及相对人（权力的实质拥有者）置于被人的地位，这无疑大大提高了权力机关，特别是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为行政监督、行政诉讼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产生很好的促进作用，为以权利制约权力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为中国民主化进程开辟广阔的道路。
[参考文献]
[1]彭万林。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149。
[2]梁慧星。“九五”规划高等学校法学教材。民法总论[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214。
[3][法]卢梭。社会契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76-77。
[4]姜明安。行政法与行政讼诉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81-82。
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2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大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我区：“统筹规划、整体推进、综合配套、稳步实施”的工作思路，通过推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保护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符合事业单位自身特点和发展规律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促进事业单位与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健康发展。
二、基本原则
（一）平等竞争，择优上岗的原则；
（二）自由择岗，协商聘用的原则；
（三）能上能下，破除身份的原则；
（四）能进能出，人才流动的原则；
（五）稳妥分流，有情安置的原则；
三、目标任务
总体目标：通过改革，全面推行人员聘用制，建立精简高效、责权统一的工作机制，建立单位自主用人，人员自主择业的用人机制；建立适合乡镇事业特点，符合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后勤服务人员各自要求的全员聘用和岗位管理制度；形成一种人员能进能出，职务上能上能下，待遇能高能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管理体制和用人机制。
阶段性任务：年7月底以前完成全镇各事业单位全面聘用工作，聘用单位和聘用岗位达成协议100%；职员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工勤人员岗位不突破组织、人事和编制部门的核定；未聘人员要实行分流安置稳妥到位。实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新进人员要实行公开招聘（三类人员除外，即政策性安置人员、按干部管理权上级组织任命的人员、岗位人员）和人事。
四、范围和对象
1、镇经济服务中心
2、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3、镇文化服务中心
4、镇机关服务中心
5、镇农业服务中心
五、岗位设置
（一）各类岗位的设置要求
1、岗位设置应在区编委核定的编制总额和组织人事部门核定的结构比例内按照“科学合理、精简高效”的原则进行，做到“按需设岗、岗责对应、总量控制、优化组合、分类管理”。
2、管理岗位主要为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管理和党群管理的工作岗位。管理岗位包括领导岗位和非领导岗位。管理岗位推行职员制，管理人员均按岗位确定相应的职员职务和职员等级。
3、专业技术岗位在各专业中设置，实行专业技术职务岗位管理制。专业技术岗位的职数和结构比例按职称管理部门的有关规定执行。
4、工勤岗位（等级）设置实行岗位总量控制与等级结构比例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由各事业单位按国家有关规定，根据本单位工作需要，在岗位（等级）总量内，科学合理地设置具体的工种岗位和符合结构比例的技术等级岗位。
（二）各类岗位的设置比例规定
各类岗位的设置比例规定，按区机构编制委员会下发的六定方案执行。
六、岗位薪酬
（一）基本原则
（1）坚持分类管理、放权搞活的原则
（2）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二）分配方式
1、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原则上实行工资总额静态包干办法，个人工资总额进入再分配的比例不低于30%。
2、各事业单位分配形式主要采取以下两种形式：（1）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2）搞活津贴或效益工资分配。
（三）取付原则
1、按岗取酬的原则。聘用人员根据所聘岗位领取相应等级的工资报酬。职员同时被聘任担任专业技术职务的可选择执行职员等级工资制或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工资制。
2、岗变薪变的原则。受聘人员不受原身份限制，聘用期内享受所聘岗位（职务）的工资、津贴、补贴等待遇。聘用人员在聘用期内得到晋升的，按晋升职级给予新的同岗位报酬。
（四）岗位薪酬标准的确定方法
岗位薪酬标准和个人工资总额进入再分配的比例确定，一般应采取单位领导班子与职工广泛协商，经职工大会表决通过并经主管部门审核同意的方法。
七、岗位竞聘
（1）推行聘用制管理事业单位，按核定的三类岗位职数及各类岗位的结构比例组织竞聘上岗。各事业的单位行政领导（含党群领导）不列入竞聘上岗范围，按干部管理权限和法定程序，采取聘任、委任等形式任用。
（2）竞聘上岗的一般程序
1、成立竞聘上岗工作机构，制定竞聘上岗工作方案。方案经主管部门审核后组织实施。
2、召开单位职工大会，公布竞聘岗位、岗位任职条件、工资待遇、报名时间等事项。
3、个人申报竞聘岗位。
4、聘用单位按照竞聘上岗的条件对报名人员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竞聘人选。
5、对资格审查合格者进行考试或考核，根据考核、考试结果择优提出拟聘人员名单。
6、聘用单位领导班子集体讨论决定聘用人员，并根据人员管理权根，报主管部门及组织人事部门审批、备案。
7、聘用单位法人代表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八、分流安置
坚持改革、发展、稳定相协调的方针，以人为本，采取多渠道、多形式、积极稳妥地做好事业单位人员的分流安置工作。
（一）分流途径
1、退休；
2、离岗退养；
3、调剂安置；
4、病退；
5、待聘；
6、自谋职业。
（二）安置办法
1、对已达到国家规定退休年龄的，及时办理退休手续。
2、提前离岗退养。提前离岗退养按区委、区政府《关于鼓励支持全民创业、加快富民兴区步伐的意见》（党发[2005]30号）文件执行。
3、2005年12月31日前符合病退条件的，予以办理病退手续，按规定享受相应待遇。
4、经本人申请单位同意、主管部门批准的自谋职业者，按上级有关政策执行。
5、主管部门和事业单位清退临时人员和借调人员等非在编人员，腾出岗位安置有关人员。
6、对落聘又不接受调剂安置，给予2年的待聘期，待聘期的工资待遇按上级有关规定执行。对于事业单位实行全员聘用制中拒签聘用合同的人员，给予3个月的待聘期。逾期仍不签聘用合同的，按自动离职处理。
九、实施步骤
（一）制定和报批方案（年元月）
领导小组组织人员制定镇事业单位推行人员聘用制工作方案，经镇党政班子会议审定后报区事改办审核备案。
（二）组织实施（年2月至6月）
根据区事改办审批的工作方案，组织全镇各事业单位制定推行人员聘用制实施方案，完成镇事业单位人事改革任务。
（三）验收汇报（年7月）
各项改革到位，开展自查并迎接区事改办组织的验收。
十、组织领导
成立以镇长为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有关业务部门为成员的事业单位改革领导小组。
十一、工作要求
（一）把握政策。事业单位改革政策性强，关系社会稳定大局，必须把上级精神和本单位实际情况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3
关键词：现代企业、党建、问题、对策
一、新老三会（主要是党委会与董事会）的协调问题
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新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与“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是国有企业两大管理系统，其中，党委会与董事会分别处于政治核心与经营决策中心的地位，它们之间的和谐、统一、密切配合，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这是一种分层的权力结构和组织形式，即“新三会”体制（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权力框架的支点由厂长（经理）移到了股东会。尽管《公司法》保留了“老三会”（党委会、工会、职代会），但股东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职代会除了保护职工自身利益之外，不能对企业的经营方针、重大决策做出实质性的决定，董事会是公司常设权力机构，对股东负责，公司总经理由董事会任免，董事会有权对公司重大事项做出决定，这与我们现有的党管干部，厂长经理由上级主管部门任命，党委是企业领导核心，职代会行使职工当家作利等一系列制度、措施截然不同。这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难题。新老三会的关系解决不好，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与加强企业党建工作便会双双落空，而企业党委参与决策将更加障碍重重。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后，国有企业党建面临一系列新问题，企业领导体制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两点：一是新老三会机构和职能交叉、重叠，在实际运行中，往往相互冲撞、相互扯皮、相互取代。二是董事长、总经理与党委书记三者权责如何划分？如何在工作中避免“三心不合”、“三驾马车”的现象？目前，在一些书记、董事长和总经理分设的企业，存在着关系不协调，矛盾突出，内耗严重等问题。在党政“一肩挑”的企业里，由于目前企业缺乏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和制约监督机制，个别“一把手”素质低下，，为所欲为。一些国有企业党组织的吸引力下降，职工对企业党组织的信任和依靠程度降低，甚至个别企业里党组织不如工会。因此，如何理顺企业领导管理体制，切实提高干部队伍的双重素质，成为国有企业改革成败的关键。
理顺企业领导管理体制，首先应理顺党委、董事会、经营班子三者间的关系，交叉任职，解决“三心不合”的问题。这种新的领导体制的基本框架应是：①企业党组织发挥政治核心作用；②股东大会是企业最高权力机构；③董事会是企业经营决策中心；④总经理是企业生产经营指挥中心；⑤职工代表大会、工会和监事会按照各自章程履行民主管理和监督职能。企业新的领导体制的运行原则、行为规范和具体构造，都应该服从这个框架的规定。这种新的领导体制的组织保证是配备好企业行政领导班子，让党委成员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相关规定和程序进入行政领导班子。要按照《公司法》和《》来建立企业内部的法人治理结构。我们认为，在具备条件的企业，党委书记最好由董事长兼任，董事长和总经理最好不要一人兼。政府主要抓好大的国有独资企业、控股公司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的选配工作，逐步改变企业的董事长、总经理、副总经理都由上级组织人事部门任命的做法。党委书记或副书记可以兼任正副董事长或副总经理，党员董事长或总经理可以兼任党委副书记。交叉任职明显地缩短乃至省略了党委会与董事会两大系统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过程，因而就减少了乃至消除了内耗，大大降低体制成本，国有企业两大系统运转自如，从而提高国有企业的综合效益。
其次，要理顺企业内部新老三会的关系。在工作职能上既要有适当的交叉，又要有各自工作的重点。设置党委机构和定员定编，要本着精简、高效、协调和“三个有利于”标准，根据企业规模的大小、生产经营的特点，合理设置党务工作机构和配备党务干部。要将那些政治素质好、业务能力强的年轻同志，充实到党务队伍中来，调离那些不胜任党务工作的人，优化党务干部队伍，人员宜兼则兼，宜专则专。要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培养既懂经济又懂党务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对党务干部，要与同级经营管理干部在待遇上一视同仁。建立岗位轮换制度，在选拔干部时，应优先考虑经过生产经营和党务工作两种岗位锻炼过的优秀人才。
再次，新老三会特别是党委会和董事会要互相支持、互相尊重。在具体工作方式上党委会与董事会要建立联席会议制度，这实际上是对党委会与董事会分权体制下的一种平面的联合，这种制度运行中的敏感问题是：谁来召集会议？现实中有的是两会的主要负责人协商召集，有的是轮流召集。无论是谁召集，会议都要发扬民主，互相尊重，要为企业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集思广益，献计献策，要从企业的整体利益考虑，不要狭隘地争大小的问题。
值得强调的是，企业改制后，党组织参与重大问题决策，并不是也不能直接代替董事会的决策，必须按照《公司法》的规定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规要求，明确界定参与范围，做到既参与决策，又要尊重董事会的决策权。党组织参与企业重大问题决策是一种组织行为，其核心是强调科学、民主、集体决策，保证企业决策的正确。要坚持发挥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就必须在现代企业制度创新中，积极探索党组织在国有企业重大问题决策上发挥作用的途径和办法。比如：重大问题决策前，董事会中的党委成员要将股东会、董事会准备讨论的重大问题通报党委，先通气。为了使决策做得科学，召开党委会讨论研究，提出意见或建议，如有必要，党委可采取适当形式，广泛听取企业有关部门和职工的意见。然后，通过党委成员董事把党组织的意见体现到股东会、董事会的决策中去。这实际是多了一道对情况了解和掌握得更全面、更有利于董事会做出科学正确决策的程序。只要情况不是特别紧急，这样做，是对企业负责，对出资者负责，是有利于保证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企业经营生产问题党委会不应作出决议，主要是充分发扬民主，充分讨论，开阔思路，使党委成员董事们就有关问题了解更多的情况，掌握更多的信息，有利于他们独立自主地在董事会上做出科学的决策。不能强求党委成员董事们在董事会上就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党委的决议，按决议进行决策。诚然，对于事关企业发展命运的重大问题，党委不仅要作出决议，而且还应把意见正式通知董事会。再比如，重大问题决策后，党组织要利用其组织力和凝聚力，发动、宣传和组织力量，保证监督董事会决策的贯彻执行。
现代企业制度的创新，既向国有企业党建工作提出了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机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要搞好这项改革，解决好企业转机建制中存在的种种矛盾和问题，协调好“新老三会”等组织的关系，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完成企业各项改革任务，促进企业经济的发展。
二、现代企业制度与党管干部原则问题
对新形势下加强党管干部问题，既是一个要发扬党的传统的问题，又是一个在新时期需要不断研究探讨与完善创新的新问题，特别要正确认识理解在新时期党管干部的渠道、方式、方法问题。党管干部是我们党历来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它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并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赋予了它新的内容。但是，在我们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中却无视这种变化，仍然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理解党管干部的原则，片面认为只有党委讨论任免干部才顺理成章，而董事会（董事长、总经理）讨论任免干部则名不正言不顺。实际上，党管干部固然要管重要干部的任免，但这只是一方面内容，管好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指导监督行政领导按照党的用人标准和原则任用干部，也应是党管干部原则应有内涵。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现代企业制度的实行，党管干部原则已发生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公司法》及企业有关章程对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人事权力做了明确的规定。企业法人治理结构所具有的人事权力是与它们所承担的基本职责相对应的。这就是说，法人治理结构所具有的人事权力具有不可分离性。企业内党组织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就要参与企业的人事管理活动，这是以往的基本做法。企业党组织如果不参与企业的人事管理活动，其政治核心作用的发挥将受到影响。然而，企业党组织参与公司制企业的人事管理活动，实际就增加了一个管理主体，多了一个层次，客观上分解了法人治理结构的人事权力。这种现象反映了企业内部用人权具体配置上的矛盾。能否解决好这一矛盾，是涉及能否落实党管干部原则的关键。在企业内部不同层次上，党组织的人事权力和法人治理结构的人事权力如何配置，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首先，要解决好企业外部党组织的人事权力与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人事权力的关系问题。企业外部党组织指的是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政府党组）以及国有资产经营机构党的组织。这些党组织在贯彻党管干部原则方面负有重要责任。按照对党管干部原则的以往理解和传统做法，这些党的组织都可以而且必须对企业人事活动进行领导和监督。特别是涉及到企业领导班子建设问题，党组织起决定性作用。国企改制后，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企业董事会、监事会如何组成，权力在企业内部，而不是企业外部。这种情况下，坚持党管干部原则，中央和地方党组织负有什么职责，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机构的党组织应具有哪些干部人事权力，这些都是亟待明确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其次，应解决好企业内党组织人事权力与法人治理结构的人事权力的关系问题，落实党管干部的原则。要弄清什么叫党管干部？党管干部是党对加强干部工作的一个总的概括，而不是单指哪一个具体人或具体部门去负责干部工作而言，它体现了党对干部的选拔、教育、培养、使用等全面管理的职能作用。不论谁去负责这项工作，他都代表一级党组织和班子整体的意图，是通过发挥一级党领导的作用和智慧去管，是从政治方向、路线上去管。党管干部并不是让谁去管的问题，而是靠什么管，怎么管的问题。如果让书记去管，他不按党的方针政策路线去管，而是从个人的小圈子、甚至拉帮结派，那么不但违背了党管干部的原则，而且也影响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所以党管干部是一项严肃的政治工作，是有原则、范围和约束的。党管干部的关键在于选用那些坚决执行党的路线的人，模范遵守党纪国法的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甘当人民公仆的人。真正把那些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突出政绩的人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
要明确党管干部管什么？党管干部不是一句口号，它有实质性内容和要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坚持选拔干部的标准条件，坚持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2)坚持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党的干部四化方针；(3)坚持公开透明，公平竞争，走群众路线；(4)坚持对干部的全面培训、教育考核，监督检查；(5)坚持对中层以上干部的任免，须由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的程序。在选拔任免上，不管行政聘任的或党委任命的都要经过集体讨论，严把质量关，不能个人说了算。党管干部要靠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研究探讨新的管理办法和制度。为此，要努力做到：
其一、制订新型的党管干部的规章制度。建立干部考核体系、培训体系，制订不同层次不同岗位的任职条件和考核标准、方法等，逐步做到干部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
其二、坚持党管干部的程序。企业公司化转制后，企业成为独立自主的法人实体，董事会是决策机构，董事长是法人代表。按《公司法》的规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应由董事会讨论聘任，中层管理人员董事会讨论后由主管经理聘任。因此，这就要改变以往的行政中层干部，经党委讨论同意后才聘任的程序。董事会按《公司法》要求，讨论聘任干部是合法的，也代表党的利益和股民利益，只要按程序办就不需经党委会讨论同意了。党委应支持董事长、总经理依法行使职权。那么如何体现党委对聘任干部等重大问题的参与？应在董事会讨论前，由董事会主要负责人与党委领导沟通干部的情况，而党委应及时讨论提出意见或建议，尔后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将集体讨论的意见向董事会主要领导沟通。董事会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进行集体讨论决定，并履行聘任、解聘手续。此外，要发挥董事会和各级行政管理机构和部门中的共产党员作用。各级董事会和管理部门中的部分领导人是党员，他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有责任、有义务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贯彻好党组织的意图和决定，可以起到党群干部所起不到的作用。
解决党管干部与现代企业制度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说要深化改革，完善国有企业的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一要改革现行企业干部人事制度。现行企业的人事管理活动集中体现为国有企业主要领导人甚至中层管理人员都是党委任命或变相任命的。企业领导产生渠道的这一传统模式是与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领导体制相适应的，它是与公司制企业用人机制相矛盾的。改革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必须保证所有者“在位”，以产权关系为纽带确立党管干部的主体，把党管干部原则同“出资者选择管理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将企业领导人的管理与资产管理结合起来，按照谁出资、谁派人、谁控股、谁管理的原则，逐步按产权关系确定隶属关系，打破按行政级别确定隶属关系的做法，建立新的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二要把运用市场机制配置人才作为企业用人的主渠道。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由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配置企业管理人员成为必然趋势，必将成为企业用人的主渠道。为此，各级党委和政府应积极培育企业经营管理者人才市场；只要善于把企业党组织的政治优势与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就一定能使国有企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国有企业党组织自身建设的问题
我们在调查中了解到，当前国有企业党组织自身建设存在的突出问题是，不少国有企业党务工作者的素质不高，党务干部存在着“跳槽”心态，队伍不稳定。表现在：一是综合素质不高。不少企业中仍有相当一部分党务工作者知识结构单一，不懂经济业务，大多数没有在同级岗位上担任过经济管理工作。二是思想不稳定，工作不用心。有的企业行政领导对党务干部缺乏应有的支持和尊重，在工资、奖金、分配等问题上，党务干部和行政同级干部不能一视同仁，使党务干部在心理上产生不平衡，因而想尽办法改行搞经济工作或行政工作。三是年龄偏大，身体素质差。不少企业把要安置的老弱人员及素质不高、能力不强的人往党务队伍里“塞”，出现了党务政工干部中老同志多、中青年同志少，女同志多、男同志少，能力较弱的多、能力较强的少的局面。此外，随着党政“一肩挑”的无限扩展，出现大批兼职党务干部，兼而不管的现象普遍存在，造成党务干部队伍整体素质下降。四是部分企业申请入党的职工和党员发展的数量呈下降趋势。一些青年职工不求政治进步，青年职工不愿申请入党，势必带来党员年龄结构日趋老化，政治素质日趋低下等问题。一些党员感到自己在企业中无足轻重，光荣感、荣誉感逐步淡化，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因此也就影响了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发挥。如何解决国有企业党务干部年龄老化、能力退化和党组织工作方式和活动方式陈旧、呆板的问题，成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不容回避的问题。
我们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必须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要合理的党务工作机构和人员。要反对那种认为党建工作可有可无的思想，或者在企业党务政工机构设置和工作人员的配备上，把党务工作部门当作安置老、弱、病、残和富余人员的场所的错误作法。为保证党的工作的开展，建议设党总支的企业以上党组织应设专职党委书记，不宜全部兼职。二是各级党委和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规上，要把党的现行政策和一贯政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制定企业行政领导和党务政工人员工资、奖金收入分配的政策规定上，应做到一视同仁。要坚持企业办好了，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同奖；企业办不好，董事长、总经理和党委书记同罚。三是要抓好政工干部队伍建设，努力建立一支既能从事经济工作，又能从事党的建设、思想政治工作的“复合型”干部队伍。要对政工干部实行双重培训，在大力提高其政工政治素质的同时，要有计划地安排政工干部学经济、学管理、学技术，使之逐步成为经济工作的内行。要有计划地组织政工干部和经济管理干部进行换岗交流。为了保证政工队伍的生机和活力，必须实行能进能出、新老交替的流动机制。同时，企业领导要解决好政工干部的待遇，尊重他们的劳动价值；要在工资、住房、奖金、职称等待遇上同行政管理干部一视同仁；要引入激励机制，对在政工岗位上做出突出贡献的，该重奖的同样予以重奖，从而充分调动政工人员的工作积极性，稳定政工干部队伍。四是加强和改进党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内容。企业党组织必须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特征和运行规范的要求，从企业生产经营的特点出发，按照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把企业改革的重点、生产经营的难点、职工思想中的疑点和生活中的热点，作为党组织工作的落脚点。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把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培养企业精神、建立企业文化、解决职工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认真组织好企业党员学习邓小平理论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市场经济知识，提高党员干部的综合素质，让党员真正能够站到改革与发展的第一线。活动方式应把相对集中与化整为零结合起来，活动时间应以业余为主，在保证必要的脱产活动时间外，尽可能把各项活动安排在班前、班后等业余时间进行。
总之，衡量企业党建工作的好差，不能停留在单纯地看开了多少次会、组织了多少次活动、建立了多少簿册等等形式上，而要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同时，看党组织在企业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的保证和监督作用发挥得如何；看国有企业党组织是否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看企业党组织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尤其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的号召力、战斗力和凝聚力如何。要探索新形势下衡量企业党组织工作的新标准。
从另一角度看，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运作规范的要求，企业党组织的活动要从生产经营的特点出发，按照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的原则，企业党建工作应当在转变中求适应，在适应中求创新，在创新中求发展，使企业党组织在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中不断获得新的生机与活力。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坚持继承与创新相结合，努力探索适应新的企业工作机制下企业党建工作的新思路、新方式已成了当务之急。首先，在思想观念上，顺应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与民主化四大潮流，确立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的发展思路；其次，在组织体系上，鼓励不同类型企业单位创造具有个性特点的结构形式；再次，在工作制度上，强化“党要管党”的原则及相应的规范；第四，在工作机制和领导方法上，采用灵活、实效的多样化手段，适应党员从单一管理向多重管理的新变化，实现国有企业党的领导方式的根本转变。
【参考文献】
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4
一、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原则性
哲学上所讲的原则是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中抽象出来的，是人们关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理性认识。它是经过了对于多种现象的总结、概括，即经过了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因此，它一般地可以程度不同地接近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客观事物的内部的固有联系，反映客观事物间的普遍联系。因此，掌握原则对于改造客观事物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虽然公共危机本身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突变性、扩散性等特点，但随着政府对公共危机管理实践的发展，亦总结了一套治理公共危机的行为规范，使得公共危机管理有章可循，有法可依，即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原则性。将公共危机治理予以制度化确定，坚持原则性，以不变应万变，既有助于克服面对危机的恐慌心理，又有助于实现危机治理的合理性、制度性、有效性。
（一）政策元目标须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性。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党和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群众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支持不支持、拥护不拥护是判断我党和政府工作及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公共性、科学性的一个重要价值标准。因此，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首要坚持的政策原则性，即确立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政策元目标。人民利益的首要问题是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问题，“人民生命，高于一切”。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选择以人民根本利益为本的政策元目标，会由于利益的高度整合性和一致性而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为优化公共危机政策制定、强化政策执行埋下伏笔。近年来，政府在南方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危机治理中，坚持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不动摇，强调“灾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促使政府各有关部门紧急行动起来，全力抢救伤员，切实保障了灾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使得灾害危机造成的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所以，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必须坚持政策元目标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性，才能增强人们对政府的信任、降低人们对危机的恐惧，从而有效聚合治理公共危机的物质、人力、智力、技术等资源，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二）政府组织运用的原则性。公共危机治理是一项宏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单纯的个人或涣散的团体的力量不足以应对危机。健全与完善政府危机治理的组织管理体系，是适应危机管理组织化、规范化、制度化的理性要求。我国政府尚未设置专门的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但一些发达国家已建立了强有力的反危机指挥协调的组织系统，如美国政府于1979年成立了联邦紧急事态管理局,直接向总统负责，经过多年的发展,美国已有了一整套“综合应急管理系统”,以应对各种类型和规模的天灾人祸“，9•11”事件爆发后，该组织系统迅速启动，全力开展救难工作,使恐怖袭击的伤害降到了最低限度。2006年国务院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在“组织体系”中规定:“国务院是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在国务院总理领导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负责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管理工作；必要时,派出国务院工作组指导有关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本行政区域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行政领导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各类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工作。”因此，在没有专门的危机管理的常设机构的情况下，中央政府在治理各类公共危机时，势必面临组织运用的有效性问题，高效的公共危机治理需要遵循组织运用的两个基本原则，一是治理公共危机的针对性原则，即根据公共危机所属类型调动相关组织部门进行专项治理，而非紊乱地和盘托出，以影响整个组织体系的正常工作，如汶川地震灾害危机治理，中央政府需要以地震局为科学指导，民政部、公安部、卫生部为危机治理主体部门进行营救灾民工作，又如2003年“SaRS”危机，中央政府则需以卫生部为主体进行针对性的危机治理工作等；二是治理公共危机的领导性原则，即危机爆发后需要一个组织领导核心来指挥政府组织进行危机治理，在我国即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家相关突发公共事件应急指挥机构，它们在公共危机治理中起着领导核心和中枢神经的作用。
（三）政府人员调动的原则性。政府人员，尤其是公务员，是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者，也是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建设和谐社会的组织者。政府治理公共危机，实际上也就是政府人员通过自身的组织、财力、物力、技术等有效整合，应对公共危机的结果。美国有常设性的危机管理的综合协调部门即联邦安全管理委员会，我国的惯例是遇到危机就临时成立一个危机管理委员会指挥部或领导小组等临时性机构，选派得力干部，风风火火地紧抓一阵子，待危机过后就撤消解散，政府人员各自回归原单位。以后再遇到大的危机事件，就如法再次炮制一遍。即便如此，政府人员作为治理公共危机的核心主体，其治理公共危机过程中的调动亦必须坚持一定的原则性，一是政府人员调动的主管性原则，政府机关内部划分为多个职能部门，如卫生部门单管卫生工作，其工作人员具备卫生工作技能和知识，司法部门管司法工作，其工作人员亦必须懂得法律知识和司法操作程序等，所以，当面对不同种类的公共危机时，政府人员的调动应坚持主管性原则，如“SaRS”危机应调动主管的卫生部门政府人员“、汶川震灾”危机应主要调动地震总局、民政部门政府人员等；二是政府人员调动的科学性原则，科学的人事管理工作，必须做到“安排适当的人在适当的时候、适当的地点，做适当的事情”，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对于政府人员的调动也必须坚持“科学用人”的原则，“人精于事，则用，不能，则止”，“人事合一”，才能更好地治理公共危机。
（四）行动方案制定的原则性。公共危机治理需要良好的行动方案来推动，政府选择适当的公共危机治理方案，有助于增强公共危机的处理效果，降低公共危机的危害程度，甚至可以促进公共危机由“危机”向“机遇”的转变。公共危机的爆发具有突发性、紧迫性、难控性，主要依靠非程序化的政策制定，在信息有限、资源匮乏、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对政策制定提出了及时、正确、高效的要求。制定可操作性的公共危机治理行动方案，提高政府公共危机治理能力，需要坚持行动方案制定的原则性，一是行动方案制定的信息处理原则，收集公共危机的相关信息，并作筛选、分析、整理，以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源；二是行动方案制定的专家咨询原则，公共危机治理需要专家提供可参考的决策意见，领导决策只有尊重“脑库”的智囊作用，才能做出有效决策；三是行动方案制定的科学可行原则，公共危机治理需要的是一套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而非理论报告或“假大空”的发言，句句是对的，但句句也是没用的，行动方案制定必须科学、具体、明确、可行。
二、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中的灵活性
如果说原则是对矛盾运动及其规律的理性认识，那么原则性，就是对这种认识的坚持，而灵活性就是对这种认识的修正、补充和改变。公共危机治理是一个系统过程，它包括事前治理、事中治理、事后治理三个阶段，分别具有危机治理前的预防预警性、危机治理中的事态控制性、危机治理后的转危为机性特点。因此，公共危机治理必须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发挥灵活性，依据公共危机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及时更新信息、做好追加决策，有效整合组织、人员、技术等资源，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一）政策子目标的灵活性。在具体治理公共危机过程中，元政策统领着许多子政策，依据政策目标管理理论，相对于政府治理公共危机中的政策元目标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性，则政策子目标必须以协调人民内部利益为灵活性，因为在公共危机治理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问题。英国思想家洛克认为“，在某些特殊场合，法律（原则性）应该让位于行政执行权（灵活性）。因为世间经常会发生许多偶然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严格、呆板地执行法律反而会增加损害，例如在房屋失火且火势凶猛的情况下，如不把相邻的一家同样受到法律保护的无辜的房屋拆掉以阻止火势蔓延，就会造成更大的损失。”事实上，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往往须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下，灵活地协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矛盾，牺牲必要的个人利益、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以维护人民根本的、长远的利益。如1998年抗洪抢险中，政府对当地居民的一些物资进行了紧急征用（事后政府会给予有限救济，如相当补偿、适当补偿等），甚至在必要时决定炸掉荆州库区分洪，牺牲几个县区，以保住武汉等城市。
（二）政府组织协调的灵活性。政府是一个庞大的组织系统，它不是各个部门的简单之和，而是各职能部门有机整合的科层制结构功能体。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是有机协调与应用组织部门的系统过程，部门之间在应急管理中的分工协作关系不明确，部门分割、职责交叉、管理脱节不利于资源整合和快速反应能力的提高，从而怠于危机治理。因此，政府治理公共危机，既要坚持组织运用的原则性，又要学会组织协调的灵活性。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政府组织协调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主管部门与非主管部门的协调性，在应急反应状态下，负责落实国务院及其应急管理委员会的决策的各部门、各地区应积极行动，收集和分析各方面的重大信息并提出具体行动方案等，以方便公共危机治理行动；二是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互动性，在公共危机治理中，既需要上级组织的领导作用，也需要下级组织的执行作用，同时还必须实现下级组织将危机治理中的动态信息传递给上级组织，而上级组织也必须灵敏性地反馈给下级组织新的决策，以实现互动合作治理。
（三）政府人员行动的灵活性。公共危机复杂多变,其治理也必然要求政府人员要具有极强的对公共危机发展状态的预测能力及对突发事件的妥善处理能力。政府治理公共危机，在政府人员调动到位的情况下，政府人员的行动还必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应对公共危机的复杂多变性。成功治理公共危机，政府人员行动的灵活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政府人员行动的合作性，治理公共危机既需要政府人员内部的有效合作，也需要政府人员与nGo组织、第三部门、志愿者以及人民群众之间的合作与互动，以实现对公共危机的合作共治；二是政府人员行动的创新性，目前一些政府人员在面对突发事件时缺乏灵活的应对能力，不敢越权处理事务，往往错过解决危机问题的最佳时机，政府人员行动的创新性，主要包括创新精神和创造力，创新精神主要表现为敢于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而创造力则表现为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创造力的核心内容是创造性思维，事实上，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要对公共危机治理有利，可以灵活越权办理公务，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三是政府人员行动的迅速性，政府人员治理公共危机应实现由“等着办”、“要我办”、“没办好”到“抢着办”、“我要办”、“办得好”的工作态势转变，才能更迅速地化解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有效治理。
（四）行动方案调整的灵活性。一般而言，理想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应包含问题界定、目标确立、方案设计、效果预测和方案抉择等五个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环节。但是，对于治理公共危机的决策方案却是不同的。公共“危机不再看作是有着清晰起点和终点的事件，危机是一个过程，危机应该放在更长的时间范围内来被认识和管理”。公共危机一般都具有突发性、紧急性、高度不确定性、影响的社会扩散性、决策的非程序化等特征。而且，公共危机事件由于环境的不确定性、人类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的不对称，往往产生不确定性，表现为状态的不确定性、影响的不确定性和危机回应的不确定性。所以，原初制定的公共危机治理的行动方案，随着公共危机的变化发展，有必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地作出相应的调整，即追加决策或决策修正。正如曾告诫党和人民政府所说“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公共危机治理中行动方案调整的灵活性，更好地适应了公共危机变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修正了原初决策方案的不足或错误部分，从而能够更有效地得到执行，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三、政府成功治理公共危机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不失灵活性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问题，就是指人们从什么样的主观立场上去实现公共危机治理，是“只讲原则”，还是“只论灵活”，抑或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有机统一”。只有正确理解和处理好公共危机治理中的原则性与灵活性关系问题，才能从主观上解放人们治理公共危机的思想，行动上有效地采取公共危机治理行动，实现对公共危机的成功治理。
（一）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讲原则的不足性。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坚持必要的原则，选择以维护人民根本利益为政策元目标，坚持政府组织运用的针对性和领导性，使政府人员的调动具有主管性、科学性，在制定行动方案方面有效处理公共危机信息，认真听取专家建言，制定科学可行的公共危机治理行动方案，从而使政府有效整合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信息、技术以及专家智力等资源，形成公共危机治理的有机系统。这对于公共危机治理当然是有巨大作用的。但是，仅靠坚持这些公共危机治理的原则，并不能精准和有效的治理公共危机。公共危机最大的风险就在于，它总是处于变动中，坚持公共危机治理的“规律性”的经验原则，并不能“把脉”好公共危机变动性的“病症”，即公共危机治理的原则性并不能“包治百病”，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只讲原则、僵化原则，容易犯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错误，原则性亦有其不足之处，它需要灵活性的补充。
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5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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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6
［关键词］行政公开；民主；廉政
行政公开原则，目前在中国行政法理论界论及不多，但在行政立法实践中却已作为各单行法的原则被《行政复议法》（第四条）、《行政处罚法》（第四条）所采纳。但究竟行政公开原则的法律地位如何，是仅作为单行法的基本原则，还是可以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这一问题值得探讨。笔者拟就其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展开粗浅的论述。
一、行政公开的定义
行政公开的概念至今没有通说规定，仅有个别学者根据行政立法中具体制度作了简略的描述。一般认为，行政公开原则是指“对行政机关作出的重要行政行为和与公民权利义务直接相关的行政行为”实行公开原则，是行政活动公开化在行政程序上的体现。行政公开原则实际上是行政程序法的特有原则，也是行政程序法区别于行政实体法的根本标志。笔者认为此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均过于狭小，不能够满足现代行政民主化发展趋势对行政活动公开化的要求。
一般说来，行政活动公开是指政府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行政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结果、奖惩办法、监督手段以及工作纪律等，以自觉接受别的行政机关或者社会各界的监督，达到公正、廉洁、法治、民主的目的。因而，从外延来看，行政公开不只是适用于外部行政行为领域，而且应广泛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包括行政组织法、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广义的行政监督法及行政救济法领域。
二、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
行政法的基本原则贯穿于全部行政法之中，对各具体行政法律规范起指导和统帅的作用，要求一切行政法主体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该部门法本质、特点、目的、规律等的高度概括和集中体现。若想论证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能性，则首先应该明确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论述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地位，需要从分析构成部门法基本原则的条件入手，论证其作为基本原则的必要性。
1.部门法基本原则应对部门法律运作过程（包括立法、执法、司法）具有宏观（价值理念上）的指导意义，并且昭示着该部门法的发展方向。故而基本原则体现着法的本质和根本价值，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构成法律体系的灵魂，决定着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随着20世纪以来传统的机械、静态法治主义向机动、动态的法治主义的发展，行政法的发展也发生了观念上的重大变化，服务行政、给付行政在观念上渐渐取代管理行政，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行政合同、行政指导在实践中的大量出现表明行政主体日益采用软性的偏私法化的手段以达到行政目的。从权力义务的服从关系到日益保障民权的权利义务统一关系，行政机关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绝对权威的地位也因保障民权的需要而发生了根本的动摇。这种行政法基础理念的变迁为行政公开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故而行政公开原则也因其在保障民权中的重要作用成为现代政法民主化发展的基本趋势之一。同时，行政活动过程的公开化已在近期不断的被各国行政立法实践所证明，成为立法的基本出发点之一。当然，公开化的立法趋势转变为行政法实践中权力运作的公开尚需艰苦努力。唯其如此，才更应将行政公开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以借鉴其指导意义。
2.基本原则应具有较宽的覆盖面，它必须抽象于部门法各个领域，具有宽泛的基础公开原则运用于行政法各个领域，是行政法各个领域的基本指导原则。
3.基本原则应有利于完善部门法法律体系的构建，我国行政法法律体系极为不健全，行政行为法领域的立法尤为欠缺。鉴于公开原则在行政法各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应当正视它对行政立法的重要指导意义。
4.行政公开原则上升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应与学界所公认的现有原则（依法行政原则）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并在内容上互不重复，互相补充，共同构建行政法治理论体系，共同引导现代行政法健康发展。
三、行政活动公开在我国行政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党的十五大对行政活动公开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直接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部门要实行公开办事制度。”这些年来，理论界和实践界逐渐达成了这样的共识：行政活动公开不仅是机关工作方式、方法的调整或者改变，而且是加强廉政建设、民主建设、法治建设、党和政府的一项方向性、战略性的治本之策。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推进，行政活动公开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出来。
（一）行政活动公开是廉政建设的关键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党风、政风问题成为广大群众至为关注的焦点。少数党员干部在享受主义的驱使下，以权谋私、收受贿赂、设租寻租、买官卖官、腐化堕落，败坏了党风和政风，使社会运行规则受到破坏，令老百姓极为不满和反感。尽管这些问题不是精神文明的主流，但是它不仅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和领导威信，而且由于其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部分，会直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和生产力。鉴于腐败问题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危害，党和政府一直在探索行之有效的措施。在80年代，主要采取教育和惩治的办法来对待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腐败。接着，80年代中期，在一些地方采取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形式，即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监督行政机关及其办事人员。随后，行政活动公开的范围不断扩大，内容不断增多。2000年朱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积极推行政务公开，鼓励人民群众依法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并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至此，行政活动公开作为反腐倡廉的一项基本建设在全国各级行政机关普遍推行。
行政活动公开对于廉政建设的作用在很早以前就被我国的古代官吏所认识。我国古人很早就明白了政是否“廉洁”，是与行政活动是否“明”（公开透明）密切相关的。《尚书》中就有“举烛尚明”的论述。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要导致腐败，我们知道，行政公开与行政监督是密切联系的。行政公开是监督行政的基本前提，没有行政公开就没有监督行政。行政公开不充分，监督行政也不会完整。这正是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述到的：“一切有权力的人容易滥用权力，是万古不变的经验”，“防止滥用权力的办法，就是以权力约束权力。”贪污腐化是在黑暗之处发生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必然会产生混乱和无序，滋生腐败和不正之风。一旦行政管理活动公开暴露，使之真正置于社会各界和各种专门监督机构的监控之下，这样会给贪污腐化企图者以巨大的威慑，稍有不慎便会暴露在整个社会舆论的强大谴责之下，这样才能铲除腐败的土壤，纠正不正之风。即变“暗箱操作”为“阳光工程”，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种腐败即如冰雪遇阳光而融化。
（二）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民主化的基础
民主化是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潮流，我国20年来行政改革的基本取向就是行政管理民主化。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拥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内在属性。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
谓民主，就其本意讲，就是指“多数人的统治”、“人民的权力”。因而说行政管理的民主最主要的是体现在公民的参政上，而参政的前提是“知政”即公民的知情权的运用，但是没有行政活动公开就没有公民的知情权。所以说，行政机关应该推行行政听政制、社会服务承诺制、行政公示制等先进的管理方法和信访、调研、测评等工作制度来实现公民的知情权。就是要在充分相信人民群众的基础上，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一切条件和机会，最广泛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其参加对国家事务、对经济和文化事业、对社会事务的管理。对于我国来说，现阶段在政治上最重大的任务就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对政府来说就是公开自己的行为。行政公开，为人民群众参与对国家事务管理提供了可能，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了条件。
（三）行政活动公开是行政管理观念转变的必然要求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重新整合，要求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会”、“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变。这种转变要求行政权与市场主体在权利和义务的关系上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进行重新配置。即要求改革行政管理，实现行政管理的现代化以适应社会的变迁。而行政管理现代化是行政体系整体上的、全面的现代化，而不是片面的、狭隘的现代化，它应该包括现代化的行政机构、行政体制、行政人员与现代化的行政观念的有机统一。首先，“管理”观念转变为“服务”观念，服务行政在观念上逐渐取代管理行政，随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的关系从单一管理关系向多元关系发展。在以前的“管理”观念指导下，公民与政府的关系是被动的权力服从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行政主体和相对人之间是不平等的，行政人员是老百姓的“父母官”，因此，老百姓只是被动的接受管理，而没有获取行政信息的意识。在“服务”观念的指导下，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是平等的关系，这种平等的关系意味着两者之间的信息必须是对称的，不仅行政主体有权获取相对人的信息，而且行政相对人也有权利了解行政管理的情况，即行政活动必须公开以保护公民的知情权。其次，协调的行政管理观念也要求行政活动公开。对于行政管理现代化而言，不仅要求减少机构交叉、重叠设置，部门之间相互扯皮等组织机构上的问题，而且要求改变以前的各自为政和命令式的管理观念，树立协调的意识，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追求一种动态的平衡，正确处理整体、部门、个体以及同公民之间的关系，为行政活动创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随着行政权力的扩大，行政管理的范围与以前相比，要广泛得多，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管理对象和管理范围的扩大，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活动的复杂化，只靠以前单一的管理方式已经不能解决行政活动中出现的问题。而无论行政机关之间、行政机关与行政人员之间还是行政机关与公民之间的协调都要求开放行政系统，实现信息间的交流，只有这样，协调的工作才能顺利进行。否则，如果封闭行政系统，公民对行政事务不了解或者政府之间的互相封锁信息，则不能解决出现的矛盾，行政活动中的分歧得不到协调，必然会影响行政管理活动的顺利进行。
四、结论
总之，随着现代行政法治的发展，一切行政活动都必须置于法律监督之下，即使是与相对人权益不直接相关的行政组织法领域的内部行政行为，其作出也必须要有法律、法规依据，也要受行政监察机关的监督。监督的前提是行政活动公开，故民主政治要求行政活动（国家行为除外）应公开。又因为行政活动往往密切联系，协调一致，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是外部行政行为的前提和保障。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可提起行政救济，行政行为违法引起对行政行为的监督。故而行政活动的整体性、连续性、系统性、开放性决定了行政公开是全方位的连续过程的公开。当然，在实践中，由于行政法各领域性质、特点各不相同，行政公开的具体内容和范围因之而异。总体而言，可以认定行政公开是适用于行政法各领域的一般原则。原则总有例外，国家行为（如外交、军事、国防行为）因涉及国家秘密及全社会重大公共利益可以不适用公开原则，特殊情况下经上级机关批准也可以不公开。当然这些例外均须有法律明文规定。
无论从行政公开原则本身的重要地位，还是从其作为行政法基本原则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行政公开原则均应上升为行政法基本原则，从而为我国行政法治建设服务。从我国实践看，立法既已先行，理论界也必须对之深入思考，结合我国实际构筑行政公开原则理论体系及制度规范，以服务并指导于社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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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7
摘要：政府管理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探索。如何检验政府的一种改革是否为创新，是政府管理创新成败的关键。本文提出了可供检验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如下准则：帕累托准则、补偿原则、激励相容性准则、时间一致性准则以及最大化最小值准则，并论述了各个准则的适用范围。
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下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如何来判断政府管理的一项改革是否为创新呢?目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理论界都没有给出完整、系统的说明。这种判断准则的缺乏导致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领域，结果是不时出现一些“伪创新”。本文总结和归纳了判断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几个理论准则，目的是从理论上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
一、帕累托准则
本文所指的帕累托准则由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两个概念构成。帕累托原则，就是资源配置从一种状态变到另外一种状态，至少应该使一个人的福利变好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变坏。由帕累托原则出发，可以定义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论进行怎样的调整，若不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降低的话，就不可能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获得提高。帕累托最优表明了资源配置的一种均衡状态。从理论上说，经过不断的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最终会实现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原则可以作为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评判准则，关键在于帕累托原则的鲜明特征。个人福利水平的价值判断和加总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一个特征。帕累托准则建立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比较的基础上。而在考虑社会福利水平时，它是建立在个人的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即个人主义的福利原则：在比较不同社会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差异时，只有个人才知道自己的偏好因而只有个人才能判断哪种状态的福利水平更高。这一限制性条件表明，政府管理改革时，应该尽可能地使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判断，并将这种判断作为改革的一种决定因素，而不能只由某些人代为判断和作出决定。
能力取向的价值判断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二个特征。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并不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理想状态。它只是表明，从一个没有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初始态出发，经过一系列的调整，资源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由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无数个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资源配置究竟处于或趋向于哪一个最优点，是由社会行为人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的。因此，帕累托准则只与能力公平相联系，而与结果公平没有任何关系。
配置效率取向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三个特征。帕累托最优只受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的约束，而不受制度约束，它是在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条件既定的前提下，在各种制度安排中寻求产出最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认为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对社会来说是可取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帕累托准则义足限制性最少的一种准则。冈为它将人类社会最为原始和最为核心的问题，即生存问题或维持生存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而将其他问题均放在了从属的地位上。
综合考虑效率改进的结果及其实现条件是帕累托准则的第四个特征。虽然帕累托准则讲的主要是从结果上考虑的效率的改进，但由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条件，因此，在完善帕累托实现条件与环境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自然也就是政府管理的一种创新。事实上，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所提出的大部分政府管理改革的取向、方式与途径，如引进竞争、重新管制、消除外部性与垄断、强化责任等，均是从完善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角度提出来的。
二、补偿原则
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以满足“古典环境”为条件，显然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在政府管理的现实改革中，真正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形非常少见。为了能够对类似于这样的改革做出是否可取的评判，人们提出了若干补偿原则。
1．卡尔多补偿原则。卡尔多认为，在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应该以“虚拟补偿原则”代替帕累托准则作为检验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是否促进了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标准。所谓“虚拟补偿原则”，是指政府管理的一项变动或一种新公共政策的实施，使一部分人的福利获得了提高，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受到损失，但只要福利获得提高程度大干福利受到损失的程度，那么社会净福利水平仍然得到了提高，冈而政府管理的这一项变动或公共政策的实施，就是可取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进。否则就是不可取的。卡尔多补偿原则的特征与帕累托准则的特征十分相近，只是使政府管理的福利效应评判标准更为宽泛了。
2．希克斯补偿原则。希克斯认为，卡尔多补偿原则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这种补偿仅仪足一种虚拟的补偿而没有进行实际的补偿；二是这种补偿仅考虑了一次变动的静态结果，而没有考虑变动的动态结果。希克斯认为，评判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变动的福利效应，不应该仅从一次性变动的静态结果上来考察，而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考察。只要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变动，能够有效地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那么这个社会的财富量就会比变动前增加得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境况都会因为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因此那些在改革过程中福利受损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真实的补偿而不是“假想中的补偿”。
希克斯的这一补偿原则与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是克服了一次性再分配有效而长期无效的问题。这种一次性分配增加社会福利而长期无效的政策主张，正是将社会引向最终无效率状态的最有说服力和最容易获得多数人支持的观点。事实上，福利国家的危机正是这种政策主张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样，实现分配的完全均等化，最终也会导致所有人的福利极大地降低。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上看，希克斯补偿原则要优于卡尔多补偿原则，而且希克斯补偿原则更适合于用来判断
激励相容性所表明的，不仅是应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应按劳取酬或“论功行赏”。这是其特征之一。特征之二是满足激励相容性或理性约束条件的最优机制，本质上是在效率、信息租金与低效率人参与之间所进行的权衡取合。在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最优机制是在高效率人的信息租金与效率之间的取合；而在不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是在信息租金与社会最优产出水平之间的取合。特征之三是激励相容性机制具有自我实施性，因而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特别是监督和计量成本。特征之四是激励相容性可以使政府管理的产出水平或绩效在信自。不对称情形下达到次优状态。特征之五是激励相容性条件保证了直接显示机制是真实的，因而满足显示原理的要求。激励相容性诱致了一个直接显示机制，因此，它能够节约大量和繁琐的人类型甄别问题，因为显示原理表明，委托人只要提供一组简单的契约，其个数至多等于人类型空间的基数，就可以保证该机制的自我实施陛。特征之六是激励相容性涵盖人们通常所说的透明性或信息公开性、降低交易成本或简化行政程序、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绩效预期与绩效管理、公绩制、市场化等政府管理的相关创新途径。
激励相容性准则可以广泛运用于政府管理体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的改革，也可以运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管制、政府工程承包、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环境治理、污染问题的解决等)、内部性问题(生产安全、工作场所环境、交通运输等领域中安全问题等)的管制、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产品质量、安全性、广告真实性)的解决机制以及腐败治理等政府管理领域之中。
四、时间一致性准则
时间一致陛问题，过去一直是困扰政府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决策者的一个难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其归纳为“时间--一致陛问题”，并认为，政府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受制于时间一致陛问题。所谓时间一致性，是指一项公共政策是最优的，它不仅在当期是最优的，而且在以后各期也是最优的。换言之，最优的公共政策必须在以后所有时期都是最优的。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指预先是最优的政策，在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对其形成理性预期并影响个体行为后，此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政策始终是最优的，公共政策的成效明显；而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不一致性的时，原先最优化的公共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次优政策或非优化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就可能会失效。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在于政府管理者或公共政策制定者，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短期政策目标。正是这种政府的短期行为，才使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当社会事物或经济偏离政策目标时，要么政府采用规则的政策，但它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从而难以达到政策目标；要么政府为了追求政策目标，通过相机抉择来“欺骗”公众。但这种通过相机抉择方式选择公共政策时，虽然公共政策能够达到政府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但它却使政府的信誉受到了伤害。
最优公共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于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关于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人们区分相机抉择的政策与规则一致政策之间争论的实质。可以认为，规则一致的政策描述的是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而相机抉择政策描述的是没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按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为约定的手段要么可以得到，要么不可以得到，它本身不是可供选择的目标，因此社会也不能在规则一致或相机抉择政策之间自由选择。
其次，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模型表明，政府如果追求短期目标，从事短期行为，那么，本质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会随政策制订者的变化、随其主观意志或其偏好而变动，社会行为者失去对政府行为的应有预期，不得不在政府各种可能行为中进行猜测，人们感到政府失去了稳定社会行为规则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管理规则随意变动，会在社会中产生政府管理规则不可信的心理态势。这两种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失去信誉而使其政策无效，从而导致政府失去合乎义理性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再次，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提出为解决和理解该类政策和管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角度和心智模式。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时间一致性问题存在于众多的政策方面，如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税收政策问题、公共支出组合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政治动机与政治机制可信性问题、政府管制政策有效性问题、相关制度安排激励取向问题、公共工程的设立与规模、公共事业改革，等等。这些问题纳入到时间一致性框架中来分析，可以得到较为透彻的理解，特别是为判断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真正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准则。
五、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上述各项判断政府管理创新的准则，均是从经济运转的合理性的角度提出的，是一种从“经济规范”到“政府管理规范”的一种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也能够涵盖政府管理的大部分内容，但由于角度不同，必然或很容易遗漏政府管理的某些方面，甚至有时是最为基本的方面。如各种价值的排序问题、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范围以及相关的选择策略等。特别是政府管理创新有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如何在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中进行选择，这是上述各种评判标准中所没有涉及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标准选择的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对上述政府管理创新的判断准则加以补充的，也是能够对策略和标准进行元分析的，是罗尔斯的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罗尔斯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处在原始状态中各方当事人会如何决定选择哪些正义原则呢?罗尔斯提出了三种策略：一是最大化最大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佳可能结果比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为更好；二是最大化最小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坏可能结果优于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三是期望效用最大化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可能收益的估计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的方案，其估计的可能收益大于任何其他可选方案估计的可能收益。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的屏蔽下，人们必然做出“最大化最小值”的选择，即人们必然选择如下的两个正义原则：(1)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的人的同样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如此加以安排，以使它们：(a)既适合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又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b)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各种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这两个原则是以“词典编辑顺序”而被表述的，这表明它们具有优先性的差异。事实上，罗尔斯规定了两条“优先性原则”，以明确两个正义原则中各要素的各自重要性。
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8
第一条制定考核管理办法的目的
为了确保酒店岗位责任制的贯彻落实，强化内部管理，通过对员工实施酒店规章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的全面考核，创造内部管理良性的竞争机制和激励机制，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制定考核管理办法的原则
1、可操作性原则
本办法各项实施细则力求具体、明确、可行。考核主要通过量化的奖、扣分
形式进行。
2、考核管理模式
本稽查考核系统横向分三个口（1）本部门（2）归口职能管理部门（3）质
检部；纵向分三层级（1）部门主管级（2）部门总监（经理）级（3）店级，总经理、副总经理、行政总值及质检部（员）代表总经理行使督导检查职权，以“谁主管，谁负责”的管理原则，实施层级管理。
3、与经济利益挂钩的原则
本考核办法将奖、罚分与当月工资直接挂钩，按奖、罚分数对当月工资执行
同百分比数的增、减。
4、与员工晋级、晋升，管理人员管理职责考核挂钩的原则
本办法明确规定了员工包括各级管理人员，考核累计结果将与行政奖励、处
罚相对应，与评优、晋级、晋升、降薪、降级、降职、辞退挂钩。
5、严格管理，一视同仁的原则
制定本办法，是为了在酒店日常经营与管理工作中，从“严”字上下功夫，
执法处事做到公平、公正、公开，实行在规章制度和考核办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酒店行政管理制度
第三条制定考核办法的依据
1、员工奖励条例（第五章）；
2、员工违规处罚条例（第六章）；
3、各部门岗位工作职责；
4、各部门岗位操作规程；
5、管理人员《管理责任书》；
6、酒店其他管理规章制度。
第四条考核管理“三不放过”的实施原则
1、对发现的问题没有搞清楚不放过；
2、违纪人对错误没有认识不放过；
3、问题没有最后处理结果不放过。
第二章稽查考核方式
第五条横向考核方式
1、本部门考核
由部门内部管理人员组织实施，对员工及部门管理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实施
奖、罚。部门经理（总监）有权对属下员工及基层管理人员实施即时处罚，开出《扣罚单》，交质检部登记、统计后，由人力资源部执行罚金。部门主管、领班有权对属下员工违规违纪行为实施即时处罚，开出《扣罚单》，交由部门经理（总监）签名后，交质检部登记、统计，由人力资源部执行罚金。《扣罚单》一式三联，第一联由人力资源部存员工个人档案；第二联由质检部存查、登记和统计；第三联由当事人所在部门收存。
2、归口职能部门考核
由职能归口管理部门根据相关的规章制度对员工及管理人员实施考核。如人
力资源部根据员工楼及员工餐厅有关管理规定对违规员工实施即时处罚；如保安部有权对违反酒店消防管理制度等行为对相关责任人实施即时处罚；由职能归口
酒店行政管理制度
部门开具《扣罚单》，交由相关部门经理（总监）签认后，交质检部登记、统计，由人力资源部执行罚金。
3、质检部考核
由质检员根据酒店相关奖、罚依据，对酒店全体员工包括管理人员应履行的
岗位职责，应执行的操作规程以及应当遵守的规章制度（如劳动纪律、行为规范、语言规范、仪容仪表规范、工作质量等）等情况进行稽查，对当事人及相关责任人实施奖、罚。质检员可直接开具《扣罚单》，交由相关部门经理（总监）签认后，交质检部登记、统计，由人力资源部执行罚金。
第六条
纵向考核
1、部门主管级
此级考核指部门领班、主管级对属下员工的考核。对象是员工本人。
2、部门经理（总监）级
此级考核处罚责任除当事人本人外，将同时界定当事人违纪违规责任归口之
各级管理人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并做出相应扣罚。
3、店级
由总经理、副总经理、行政总值及质检部（员）代表总经理行使督导检查职
权。此级考核处罚责任除当事人本人外，将同时界定当事人违纪违规责任归口之各级管理人员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管理责任追究至副总经理。凡店级检查，违纪违规行为均可加重1-5倍从严处罚。
发生下列情形，由质检部审查核实后，对部门管理责任人实施加倍处罚，
并通报批评：
（1）部门故意漏考；
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9
在西方的政府组织运作中，“以人划线”、“一朝天子一朝臣”，不仅是合理的，而且非常普遍；而在中国，“以人划线”却和诸多的负面问题联系在一起。这是为什么？
“功绩制”基础上的“以人划线”
现代政府人事管理是伴随着人类社会从农耕社会向工业化社会演化的进程逐步得到发展和完善的。由于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导致社会管理的复杂化和不确定化，基于自然经济形态的以门第出身、人身依附与向君王效忠为核心的封闭化官吏任用制度，无以承担现代政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以及以公平、自由、福利为核心的价值追求之根本使命，以英美为代表的早发内生型国家建立了以在民原则、代议制原则、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为核心的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层级化、专业化、理性化为核心，以个人的才学与工作实绩为取向的开放式、功绩制人力资源管理方式，以取代旧有的封闭式身份制取向人事管理方式。现代责任政府都把功绩制作为官员任用的根本原则，这也是现代政府人事管理的本质所在。
现代责任政府在政府组织运作形式上表现为两种形态：一种是内阁政府向议会负责的集体负责制，以英国、德国、日本为代表。一旦议会通过对内阁政府的不信任案（俗称“倒阁权”），内阁政府要么集体请辞，要么提请国家元首解散议会，重新举行大选，由新议会决定内阁政府的去留。由于内阁政府实行集体负责制，内阁政府成员共同参与重大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工作，以决策整体的形式对议会和民众负责，负责组阁的内阁政府首相或者总理在挑选组成人员时，基本上实行“以人划线”的原则，即挑选具有共同执政理念、施政方针与政策走向的人员加入内阁政府，但前提是入选的内阁政府成员具有良好的从政品行和专业施政能力，也就是以功绩制为根本的衡量标准，以确保整个执政团队具备高效的行政执行力，能够确保行政体系的政令畅通，将执政理念、方针政策转化为国家与民众所期待的行政实践。
另一种形态是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即由选举或任命产生的行政首长对其所领导的政府或部门的工作负全面行政责任，且政府行政体系内部成员亦向行政首长负责。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行政部门实行了行政首长负责制，目的也在于提高行政执行力和行政效率，确保政务畅通、令行禁止。政府行政首长有权按照功绩制的要求，按照“以人划线”的原则，挑选其部门组成人员，并接受相关授权部门的法定监督，凸显其所肩负的行政责任。无论是内阁政府向议会负责的集体负责制，还是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都强调职责的履行和责任的担当，都把功绩制作为选人与用人的根本原则，而在选人与用人方面体现出“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合理性。
“公权私授”基础上的“以人划线”
在当代中国政府人事管理活动中，存在另外一种“以人划线”的现象：即某些官员因为和更高级别的官员一起工作过或者为其服务过（通常是担任秘书之类的职务），最后被提拔重用，结果被划为是某某的亲信、某某的人，甚至被称为某某派、某某团体。在中国的公众看来，这属于“非常态”现象，背后不是“公权私授”，就是“拉帮结派”。而与此相关的干部就背上“以人划线”的包袱，不得不生活在某些上级领导的“影子”下。
当代中国人事管理出现这种“以人划线”现象是属于非常态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有多方面原因：一是干部选拨与任用缺乏基于功绩制的竞争选拔和责任追究制作为支撑，表现为干部的选拔与任用范围与渠道狭窄化、选拔主体单一化与免责化，即让少数人来选人、从少数人中选人、从身边人中选人，而且一旦选人用人出了问题，追究责任时找不到责任主体；二是干部选拔与任用强调“五湖四海”、注重“老中青”的结构匹配，以及领导班子成员的气质互补，但忽视从执政理念、执行力、执政责任角度构建负责任的高效执行团队；三是对不同类型的干部采取比较抽象的同一标准来要求，如对主要从事政治与行政决策的干部和主要从事行政执行的干部应分别采取什么样的标准，在现实干部人事管理过程中比较模糊；四是现有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既强调程序上民主科学，又强调组织上集中统一，但民主科学的选拔平台如何体现，集中统一管理的依据又是什么，在实际中并不清晰。
现有干部人事管理制度所存在的种种理论与实践之不足，往往导致干部选拔与任用的权力操纵在少数领导人手中，一旦这种权力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必然产生一种与现代人力资源管理背道而驰的“公权私授”现象，也容易让有真才实学，愿意为党、为政府、为人民勤奋无私工作的干部，背上本来就不必要的“以人划线”之包袱，甚至不得不生活在某些力主提拔他的上级领导的“影子”中。
如何构建高效责任政府人事管理制度
构建高效责任政府人事管理制度必然要从党的事业、人大的事业和人民的事业出发，形成一个对党、对人大、对人民三重负责且高度统一的现代政府人事管理制度体系。
构建对党负责的高效责任政府人事管理制度，需要在理论上厘清从事政治和行政决策与从事具体行政执行的干部的选拔、任用与评价标准，建构科学分类的政府人事管理制度，搭建干部选拔与任用的竞争平台，将充分体现党的意志和执行力的干部通过法定的方式推荐到政府部门任职，尤其注重从执政理念、执行力、个人品行与操守角度，配备好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政首长，同时加大对用人失察的组织部门与主要领导干部的集体责任追究制度。
构建对人大负责的高效责任政府人事管理制度，需要从功绩制与责任制角度切实赋予人大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的行政首长以选举权、任命权、质询权和弹劾权，同时，赋予人大对行政首长在党委推荐的干部范围内拥有一定组阁权的全程监督权。
构建对人民负责的高效责任政府人事管理制度，需要从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角度强化普通民众对干部治理绩效的评价权和对干部任用的话语权，变封闭化的人事管理模式为公开化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同时借助新闻媒体、网络等舆论利器，拓宽对干部行使公共权力时的“公德”和作为领导干部必须成为社会楷模的“私德”的立体化监督渠道。
人事行政管理的总原则篇10
一、指导思想和支出安排的总体思路
按照公共财政和依法理财的要求，规范预算编制程序，增强预算的约束力，逐步实现预算编制的科学化、制度化和透明化。*年区本级预算支出安排的总体思路：保证政府机关各项管理职能的正常行使；确保教育、科学和农业的法定支出，加大“科教兴区”投入的力度；确保维护社会稳定、促进劳动力就业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的支出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共卫生体系，促进健康城区建设；保持合理的基本建设支出、投入，加快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其他方面支出视财力情况按轻重缓急安排。
二、预算编制的基本原则
(一）公共财政原则。按照公共财政的编制要求，进一步调整、优化支出结构，使财政资金的安排更加公平、合理。
(二）收支平衡原则。按照量入为出、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编制赤字预算。
(三）综合预算原则。在规范我区非税收入管理的基础上，继续完善综合预算的管理办法，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实行预算内外综合平衡。
(四）追踪问效原则。逐步建立绩效评估体系，把对预算项目的追踪问效提前到项目立项之前，贯穿项目实施的全过程，并注重对绩效考评成果的利用。
三、预算编制的范围与内容
(一）区本级行政事业单位均应编制*年部门预算（详见《*年*区部门预算编制用户手册》，由区财政局另行下发）。
(二）各类基金（专项资金）预算的编制，参照一般预算的要求编制。
（三）莘庄工业区的预算编制比照街道办事处的编制方法，逐级编制汇总并经区财政局初审后，上报区政府审核、批复。
(四）财政安排的基本建设资金，由区城司单独编制预算。
四、预算编制的要求
(一）预算单位在编制部门预算的同时，要根据政府采购的目录及有关规定编报政府采购预算。
(二）单项金额在3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项目，需附文字材料，说明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效益性等，供有关部门和人员审核时参考。单项金额在200万元以上的项目经区城司论证后，由单位报概算。
(三）信息化项目预算，由单位在预算编制的同时另行向区信息委申报，经区信息委审核后，报区财政局随部门预算一并下达。
(四）部门预算经区人代会审核批准后，原则上不予调整和追加。如发生特殊情况确需追加和调整，需由主管单位统一行文向区政府申请。
(五）预算编报按照基层单位一级预算单位主管预算单位的逐级编报原则，按规定的编制程序进行编制、审核和汇总。
1、9月30日前，各主管预算单位将审核、汇总后的部门预算申报数报区财政局。
2、1o月31日前，区财政局将预算控制数下达至各主管预算单位。
3、11月30日前，各主管预算单位根据预算控制数对上报的预算进行适当调整，将最终的预算申报数报区财政局（附数据盘及文字说明）。
4、12月31日前，区财政局将审核、汇总*年区本级部门预算上报区政府，完成部门预算编制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