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治理的成就篇1
关键词：农民；主体；乡村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X3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7731（2016）13-0013-05
1问题提出
现阶段，我国乡村居民物质生活日益富裕与居住环境日益变差之间的反差加剧，要想满足农民对于良好生活环境的需求，就必须加大整治乡村人居环境的力度。同时对于乡村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也有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党的十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并正式把生态文明纳入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在2015年10月14日，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在南京召开的全国乡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现场会上要求，各地要扎实推进新一轮乡村环境连片整治。乡村环境是生态环境重要组成部分，良好治理乡村环境对于生态文明建设和现阶段的乡村发展尤为重要。提出：“要因地制宜的搞好乡村环境综合治理，创造干净整洁的乡村生活环境，中国美就要保证乡村美。”这一系列的会议的召开都和领导的重要讲话说明乡村环境亟需整治。
近年来，许多学者主要从两个角度研究乡村环境治理。第一，在多中心合作治理方面，张俊哲，梁晓庆认为应该在乡村积极形成多中心的治理体系，发挥政府第一责任人和加强执法，市场和村民的监督的作用，实行乡村的环境整治。[1]张俊哲，王春荣在社会资本的角度认为乡村环境治理需要发挥社会资本作用，通过社会资本的规范、关系网络和信任机制的共同作用实现社会整合，进行多方的合作治理，建立良性互动的多元主体共治模式，从而弥补政府环境管制治理模式的缺陷，提升乡村环境治理绩效。[2]第二，单一中心治理方面即政府作为主体，政府职能应该积极转变乡村环境治理方面的责任，实现政府责任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从而实现乡村环境的善治。[3]吴柳芬从项目制治理的角度认为政府应该实行项目下乡的政策，通过包村、驻村的直接治理，突破原有科层制体制的束缚，有效地动员多方资源，实现乡村环境状况的持续改善。[4]从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乡村环境治理主要是政府在起主导作用或者说是决定性的作用，村民则是作为旁观者或者说是辅助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乡村环境治理主体地位。而在乡村社会中农民又是绝对的主体，乡村环境治理必须要积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治理乡村环境只有充分发挥出农民的自身的力量，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村的环境治理问题。本文从农民主体的角度出发，研究如何在乡村环境污染治理中培育农民主体地位，从而实现乡村环境善治。
2农民主体概念与特点
探讨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的重要性，就要对农民主体的内涵和实质进行了解。徐水华、钱伟民关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新农村建设启示中认为只有当人具有主体意识、主体能力并现实地作用于客体的时候，才可能成为活动主体，具有主体性。人之存在主体性就是人作为主体在与客体的关系中所显示出来的自觉能动性，具体表现为人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创造性等。[5]梁漱溟首先从乡村问题的解决上认为，乡村问题的解决一定要靠乡村里的人；如果乡村里的人自己不动，等待人家来替他解决问题，是没这回事情的。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人为主力。从而认为农民主体主要包括农民自觉和组织农民。[6]张丽茹认为农民主体，是指农民在新乡村建设的过程中作为建设的主体出现，要尊重农民意愿，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要让农民自觉自愿地发展生产，改变乡容村貌，提高自身素质，同时要让农民和社会其他成员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使农民成为新乡村建设的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统一体。[7]杨春娟认为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在乡村治理中作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为农民在乡村治理中表现的主人翁精神和要求，有目的、自觉地参与乡村治理的实践活动，对乡村治理行为作出合理有效的决策，在享受各种平等权利和同等国民待遇的基础上不断激发农民自身的创造活力。[8]韩喜平认为农民主体性主要是由于农民天然“在场”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应该是乡村环境问题治理的核心主体，这也是治理乡村环境问题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源所在。[9]
综合上述学者专家的观点，可以根据学者专家对农民主体的定义，从而对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的内涵和特点做出概括：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性是指农民这一特定群体在乡村环境治理中作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具体表现为农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表现的主人翁精神和主动参与，有目的、自觉地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活动，农民自觉自愿地改变乡容村貌，提高自身文化素质。其中表现出来的特点主要包括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自主性、自为性、选择性和创造性。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的主体地位体现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对共同体和公共利益的认同与维护，对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等。
3农民主体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必要性
3.1农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具有天然的主体性自古以来，农民都是乡村社会中的主体，乡村社会是由农民进行自主治理，乡村的各项事务都是由农民自治解决。在新中国建立以来，乡村社会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农村村委会组织法》的颁布，村这个天然的主体也要受到国家的法律制约，农民在乡村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被政府、集体所取代。但是农民在乡村社会中的天然主体性对乡村的环境保护有着最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表现为乡村环境保护最终是为了实现农民的环境权利，另一方面表现为乡村环境保护也离不开农民的积极参与。农民作为乡村这一广大地域的主人，在乡村环境保护中具有天然的主体性，这也是治理乡村环境问题的逻辑基础和根源所在。因此应该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作用，调动农民对于村庄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敏感性，使其意识到乡村环境保护事关切身利益，转变其“旁观者”的心态，调动其参与环境保护的热情，才会实现乡村环境治理的长效治理。
3.2发挥农民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作用有助于弥补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模式的缺陷在现阶段，国家政府治理乡村环境主要手段就是政府管控治理，但是这个治理手段的面临着困境，即没有调动农民对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甚至造成农民的抵触和反对行为。在政府管控型乡村环境治理模式下，依靠的是政府自上而下的政策精神传达，没有关注乡村的实际情况，实行城市与农村“一刀切”环境治理措施。不可否认这其中存在着政府执行力效率高，拥有协调配置环境治理资源的权威等优势，但是缺点就是存在着村民的不配合、不了解其行为，没有村民的积极参与，仅仅靠政府不可能实现乡村环境的有效治理或者说是长效治理。政府管制型环境治理所实施的措施其有效的前提是政府可以掌握完整而准确的乡村环境信息，从而根据乡村环境信息制定出科学有效的治理措施，但是这仅仅是合理的假设，政府失灵理论告诉我们政府不可能掌握完整而准确的乡村环境信息。由于乡村地域广袤，相对分散并且人数众多，破坏环境的活动又极其分散，政府不可能收集到所有的乡村环境污染的信息。同时政府财政又愿意承担起乡村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所需要的大量成本。政府管制型环境治理还可能造成乡村农民对政府的依赖，影响农民治理能力的发挥。所以说与其政府自己掏钱自己治理乡村环境，不如政府掏钱向乡村村民购买治理乡村环境的服务。这也就是说农民的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有着重要的意义。
3.3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发挥农民主体性地位有助于弥补现阶段关于乡村环境治理方面的机构和法律法规的缺失在现阶段关于乡村环境保护的方面的法律基本上是很少的。主要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体现（201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提到乡村环境保护是在第三十三条提出“县级、乡级人民政府应当提高农村环境保护公共服务水平，推动农村环境综合整治。”第四十九条“县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农村生活废弃物的处置工作。”暂时还没有单行法规具体体现乡村环境治理。同时从新《环保法》可以看出乡镇政府有义务进行乡村环境保护，但是在乡镇政府根本上就没有相关的环保机构和环保权利。但是乡镇政府又是乡村最接近的基层政权也是最了解乡村的基层政权，没有环保机构对乡村环境治理就显得捉襟见肘。在县级政府的环保机构中不可能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来治理或者监管乡村环境，这就需要发挥农民的在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同时我国乡村地域广阔，很多地方交通不便，人口密度不均匀，并且其环境污染不像城市呈现点源式污染而是面源污染，环境监测和监察工作尚未覆盖广大乡村地区，而且治理难度和治理成本相当高。所以说更应该积极发挥农民治理环境的主体性作用，弥补现阶段关于乡村环境治理方面的机构和法律法规的缺失。
3.4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强调农民的主体性地位，有助于强化农民的环境保护意识和环保权利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特别是在政府在进行乡村环境保护宣传和乡村环境保护政策和措施制定的时候，应该积极动员村民参与其中，并且对于农民意见应该高度予以重视。因为只有村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的活动和自己的建议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村民才会认识到自己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具有较强的地位，才会有村民在乡村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村民才会认知到自己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同样才会提升村民对于乡村环境保护重要性的认知，从而转变村民的“旁观者”的心态。同时农民只有参与进乡村环境治理中，才会强化自己的环保意识，才会增强农民的环保权利的意识，这同时也有助乡村环境治理农民主体性地位的培育。
4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背景透视与现状分析
就中国传统社会而言，乡村具有家族式的村庄环境氛围，村民对于乡村事务有着积极的参与感，村民之间的事务联系相对的密切，其运行的基础是宗法伦理型的社会关联，遵循关系理逻辑。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市场经济的事实与发展，农民的思想正在发生改变。农民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权利，其个体意识逐渐增强。农民个体日益原子化，在村庄公共事务上逐渐以自我利益为出发点来考虑村庄事务。同时农民又希望发挥集体的力量但又缺乏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感，使乡村公共环境治理陷入两难困境。当前农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性地位的缺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4.1村民环保意识缺乏，生态理念淡薄梁漱溟说：“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象一件东西而不象人，或说只象一个动物而不象人。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所谓农民自觉，在梁漱溟看来，就是让农民在思想上意识到救济和建设乡村的主力是他自己，要靠自身。[10]这也表现在乡村环境治理上村民缺乏自觉，缺乏自觉也就是说村民没有环保意识生态理念淡薄。村民对村中居民的污染环境的行为无动于衷，或者碍于情面不愿意制止。这种主人翁意识和农民自觉缺乏，造成了村庄环境无人治理和保护。这表现在乡村中一部分人不仅没有集体主义观念、顾全大局的意识，同时自身自私自利倾向严重，遇事就把个人利益摆在第一位，只关注自家利益的得失。这种现象就是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对自身环境权利或者说村庄主人翁权利的认识不足，造成了农民主体地位认识不足，不能对污染自己身边的环境进行有效的制止。这其中也存在现代化的乡村经济发展与传统的生活习惯必然发生剧烈的碰撞，造成农民的主体性缺失，使得乡村环境不能长效治理。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村民环保意识缺乏，生态理念淡薄。
4.2农民对环境治理很难有参与感，甘当旁观者理论上认为农民应该是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体，只有发挥农民的积极参与性和主观能动性，形成农民的主人翁意识，才能治理好乡村环境。但是事实是，农民的主体性的地位受到了侵犯，政府和村委会取代了农民的主体地位。在现阶段环境治理中政府通过一级一级的行政指令和规范文件治理乡村环境，没有实际调查乡村环境的实际情况，就按照统一的标准治理乡村环境，缺乏多样性。通过一系列硬措施强行推动乡村环境整治，根本没有动员村民参与进来。这样的环境整治轻则效率极低而且整治后轻于管理，不久乡村环境污染就会卷土重来。在政府管制型环境治理模式下，村民成为村庄环境治理的过客，政府成为了环境治理主人，明显颠倒主次。目前政府并没有把村民的作用考虑进去。政府在平常包办事务的态度已经深入人心造成的结果就是村民“等靠要”心态严重，同时也造成了农民在环境保护中成为了“旁观者”。
4.3农民主体权力缺乏保护与宣传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地位的缺乏，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首先从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二律背反规律来看，如果国家集体考核以经济发展为主要指标，那么各级官员为了自己的政绩就会发展经济忽视环境保护。同时如果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的指标经济就会发展不上来，二者具有矛盾性，所以政府只有解决好两者的关系才会处理好乡村环境的长效机制的建立。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家大力倡导经济发展优先的战略，造成各级政府官员为了发展经济，不顾污染环境来换取经济效益。环境保护设施投入上不足造成乡村环境公共设施不足，没有足够的环境公共设施，就会造成村民按照传统的生活习惯来处理现代社会产生的众多垃圾，必然就会造成越来越多的污染。这就是政府没有发挥自身的环境保护职能直接造成对环境保护的破坏。其次我国虽然对农村的环境保护做了有关的规定，但是由于其规定过于简略，多为一些原则性条文，无法运用到平常的事务处理过程中，操作性不强，使得其有名无实，无法实施[11]。政府并没有在相关法律文件中明确表示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的作用和明确表示农民环保权力的重要性。政府掌握国家对乡村环境治理的相关政策，但缺乏对环境治理的相关信息的宣传，加上村民普遍的文化水平不高，造成了村民对自身的民主监督和管理权利的认识不到位，造成农民环境保护中的主体性地位缺失。
4.4乡村经济发展滞后致使村民外流严重，村民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的“缺场者”和“失语者”据国家统计局的《2015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超过2.77亿人，比2014年增加352万人，中青年农民工占据绝大多数，而且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高中。这说明乡村社会中大多数的中青年外出务工，儿童和老人留守乡村造成的后果就是乡村公共事务或者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地位无法显现，或者说话语权逐渐消失。这就逐渐造成外出打工的人员对于乡村环境治理主体地位的缺失。尤其是乡村精英和青壮年劳动力迅速向城市聚集并呈现出强烈的脱乡意愿，使乡村问题愈加突出。因为青壮年是治理乡村的主体和核心力量，但他们却离开家乡，久居城市，成了乡村建设的“缺场者”，农村环境治理中的“失语者”。而乡村社会的“在场者”老幼妇孺由于自身能力不足，无法承担起建设乡村的重任。“中国的乡村问题关键是农民的收入问题，解决中国乡村的基本方法就是增加农民的收入问题。”[12]同样解决中国乡村环境治理的问题首先就是发展乡村经济，提高乡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缩小城乡之间差距。现阶段城乡差距在经济上已经很大，造成村民一心发展经济，对乡村环境的保护不注重。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指出人的需求主要是从下到上一级一级的递增，只有下一层级的需求得到满足才会到达上一层级。良好的乡村环境也必然是村民的需求之一，但是在基本生活条件没有达到的情况下只有放弃美观的需求。所以乡村经济的发展滞后，村民生活水平不高，造成大多数村民外出务工，村民主体地位难以实现。
5完善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主体地位的路径选择
提出“要因地制宜的搞好乡村环境整治，创造干净卫生整洁的乡村生活环境，提出中国美，乡村就要必须美的主张。”这说明要进一步的培育乡村环境治理中农民的主体地位，建立乡村环境的治理的长效机制，改变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农民主体缺失的现状。
5.1提高农民对环境保护的认知，宣传农民主体地位的重要性，提高农民的环保意识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实践活动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它是受意识支配的，实践的这种本质特性决定了它不能离开认识的指导，认识一经形成就能反作用于实践，认识能够主体调整自己的活动以适应改造客体的需要。所以宣传乡村环境保护和农民的主体地位的重要性对提高农民环保意识有重要作用。首先要根据当地的习俗，经济状况，文化背景等当地实际情况，积极组织环境保护宣传活动。其次，政府必须创新宣传方式，要依靠现代化的宣传手段，如报纸、网络、宣传电子栏、电视等，营造乡村环境保护的氛围。第三，由于村民普遍的知识水平不高，要通过村民通俗易懂的知识和手段进行宣传。政府通过宣传的作用，可以有效的提高农民对保护乡村环境重要性的认识，从而调动农民积极参与环境治理和保护的意识，树立农民环境主人翁的心态，扭转村民自我主义倾向，只有激发农民的自觉性才能治理好乡村环境，才能真正发挥农民在乡村环境保护中的主体地位，乡村环境保护才能可持续发展。梁漱溟说：“农民自觉，乡村自救，乡村的事情才有办法。所以我们说乡村建设顶要紧的便是农民自觉。”[13]
5.2政府应该引导乡村环保组织的建立，发挥乡村集体的力量，动员农民的积极参与塞缪尔・亨廷顿指出“改革要想成功必定要把农民动员并组织起来。改革法令只有通过那些致力于执行它们的组织变得制度化时才会有效。”[14]在我国，乡村的分布广而散，政府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管理，需要乡村成立乡村环保组织。就我国乡村社会而言，为了有效应对乡村环境治理问题，维护村民自身的环境利益，必须要创建以农民为主体的、以参与乡村环境公共事务管理为目标的乡村民间组织，让农民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与途径，积极参与到与自己利益密切相关的环境事务管理过程中来。另一方面乡村环境治理强调以农民为主体，并不是不要政府的作用。政府应该协调村民进行选举产生组织乡村环境保护小组，选举村内有名望的、受人尊敬的村民组成环保小组，进行村庄的环境保护和监督工作。农民环保组织是以自愿、自治和民主管理为主要原则建立起来的，以合作及互助为目标，以“风险共担、利益共享”为其发展机制，把分散的农户聚集起来结成的利益共同体，政府对环保小组只有指导的作用，没有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乡村环境的长效治理必须要靠每个村民的参与，依靠村民对自身主体地位的认识，发挥乡村环保的力量。为数众多的农民要想通过集体行动，争得有利于乡村环保组织的地位，必须提高自己的组织化水平。
5.3完善相关农民环境权的法律法规，奠定农民的在环境保护的中的主体地位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正式将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规定下来。“环境权是现代法治国家公民的基本权利”这一观点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如果要是脱离了农民环境权，乡村环境治理必然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别谈农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了。所以奠定农民在环境保护的中的主体性地位就要完善相关的环境权法律。政府乡村环境管理措施在我国乡村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效，其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作为乡村环境治理中最重要的主体的长期缺位。目前新《环保法》第五条已将“公众参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项原则，确保了农民拥有环境保护的相关权利和义务。同时其他单行环境立法修改完善时也应当将公众参与确立为基本原则并将其具体化，为农民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动力之源。完善农民的环境权利，就为农民在生活中遇到的环境利益纠纷提供了法律援助，增强农民对自身环境权的认识，增强农民的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只有农民自身的主体意识增强，政府在乡村环境治理中就会考虑相关的影响和社会的稳定，从而改善自环境与经济的平衡。所以以制度保障农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有着重要的意义。
5.4地方政府要积极培育和发展乡村特色经济培育乡村环境治理中的农民主体地位，首先考虑的就是怎么要让农民留下来。这就要发展乡村经济，让农民在家就可以获得更好的收益，这样才可以留住人才。这就需要地方政府积极借鉴已经成功的经验，积极探索和发展适合本地区农村产业，将乡村环境保护与农民脱贫致富、经济发展相结合，从而转变传统的农业经营模式，发展适合本地区的生态农业，形成地方特色产业，从而达成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虽然现阶段生态农业的发展还不是非常的健全，但是这也为农民的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条件和契机。地方政府应该积极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创造性，只有农民自愿地发展农村生态经济，同时政府又加以引导，生活水平才会提高，最后才能促进农民在乡村环境保护中的主体作用最大程度的发挥。“这样就形成了农民从‘要我保护环境’转变为‘我要保护环境’，从被动的参与转变为主动的参与，真正成为乡村环境治理的主人，这样就能留得住乡村的绿水青山，就能让人们在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今天始终能够‘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15]。
6结语
在我国现阶段的乡村环境治理中不可能忽视政府的作用，但是政府治理乡村环境面临困境。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积极培育农民主体地位，就是为了改变政府单一中心治理乡村环境模式，弥补现阶段乡村环境治理的不足，实现乡村环境的善治。善治的本质特征是政府与公民的合作治理。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积极培育农民主体地位，增强村民在乡村环境治理中的话语权，形成“强政府”与“强社会”的双强模式，使政府与社会达成环境保护利益共享，彼此合作，改变乡村环境污染的现状，实现乡村环境的善治和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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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成就篇2
罗洪铁：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提要】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环境形成的基础。自然环境通过影响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进而影响到人的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自然环境的好坏影响到人的思想形成的质量和速度。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生理素质/智力素质/思想
［中图分类号］G64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5707（2010）08－0028－05
思想政治教育学的理论要发展，其研究的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充实和完善；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下面子系统理论的深化和拓展。正是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理论的深化研究提出自己的一点思考。对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理论的深化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三个方面去思考。
一、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的定位
要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首先要认清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系统中的位置，这才便于我们从它所处的位置去研究它。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类型，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作不同的划分。如按照环境的范围为标准划分，可分为大环境、亚环境和小环境；如按物质和精神为标准，可分为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依据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这样的划分，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系统的结构可用以右边图示表现出来。
从右边图示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系统分为三个层次，即宏观环境（即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中观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物质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环境）、微观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物质环境和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精神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现代精神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的构成要素。在过去长期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中，存在三个主要问题：一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宏观环境、中观环境研究得多，对微观环境研究得少。二是在对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研究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物质环境研究得多，对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研究少。三是对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环境研究中，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的精神环境研究得多，对思想政治教育传统的精神环境研究少。
鉴于以上分析，在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中，主要应就思想政治教育的微观环境展开深入研究，作为整个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系统构成基础的微观环境得到了深入研究，才能够深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研究。只有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理论得到了发展，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理论的发展才有保证。在思想政治教育微观环境中，重点义是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现代社会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本文仅就研究得少，到目前都还未引起理论界重视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谈点自己的思考，望引起同行们对这一领域的重视，将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的研究深入下去。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的含义、构成及研究的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在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系统中处于基础的地位，研究它自然就具有重要意义。
（一）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的含义
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是指对人的思想及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种自然物质因素的总和。在环绕我们周围的各种物质因素中，凡是原始的、未经过加工改造的物质因素就属于自然环境。比如一棵树，它如果生长在原始森林中，就属于自然环境的范同；如果是人工栽培的就是与社会环境相联系的构成要素了。自然环境是人类须臾不可离开的物质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人的实践活动、思想变化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人的成长和思想形成、发展的必要条件。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的结构
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它有其构成的子系统。按照自然环境构成的层次划分，自然环境系统可分为三个层次：自然介质、自然资源和自然营养。
第一层次，自然介质。自然介质，是指地质、地形、气候、水义、生物、太阳辐射等。第二层次，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主要是指矿产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等。第三层次，自然营养。自然营养是指在自然资源中存在的蛋白质、脂肪、糖、维生素、水等物质。
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可用图1表示。
图1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物质环境三个层次对人的影响，是由广到狭，由外到内，由间接到直接，构成影响了人生存、发展和进行实践活动的独立的环境系统。
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物质环境和人的思想，虽然一个是物质因素，另一个是精神因素，但二者之间的关系极为密切。简单地讲，二者之间结成了这样的基本关系：自然环境为思想的形成、发展提供必需的各种自然物质，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提供物质条件及活动场所；人则以实践活动反过来改造自然环境，为自己思想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正是在这种二者的交互作用中，自然环境和人的思想素质都得到发展。
（三）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的意义
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是由自然物质因素构成的，它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就显得非常重要。这种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它是整个环境系统构成的自然物质基础，它直接影响甚至决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其他的构成要素。它对思想政治教育社会物质环境、思想政治教育精神环境都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它影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第三，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在我国，由于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的差异大，这给生活在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的思想带来的差异也大。比如，生活在平原和沿海地区的人的思想观念更新，接受新生事物比生活在大山区和高原的人快，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的差异。由此可见，如果对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研究不够，就会影响到对思想政治教育整个环境系统的深入研究。
三、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对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
作为自然物质因素的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为什么能够影响作为精神因素的思想呢？要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首先必须找到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与思想是通过哪些途径发生联系的。这些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对思想形成、发展影响的主要途径
自然环境对思想形成、发展影响的途径有多种多样，但主要途径有两条：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自然环境通过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这两条途径对思想形成、发展的影响可用以下图示表现出来。
为什么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是自然环境影响人的思想形成、发展的途径呢？其依据是：生理素质是思想的物质载体，智力素质是人们进行思想活动的脑力因素。缺了生理素质这个物质载体和脑力因素，自然环境就无法影响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从以上图示可以看出，思想政治教育的自然环境先影响人的生理素质和智力素质，再经过这两条途径引起到人的思想发生变化。这种影响是客观的、必然的，任何人思想的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这两条途径。遗憾的是在以前的研究中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这就造成对自然环境的研究未能深化下去。
（二）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通过影响人的生理素质来引起思想的变化
既然生理素质是影响思想的重要途径，那么，自然环境对人的生理素质的影响又是通过哪些因素表现出来的呢？对此作以下分析。
1.自然资源对生理素质的影响
从人类诞生的那天起，就一直靠开发自然资源来维系自己生存与发展。自然资源对人生理素质的影响，按照其影响的方式，将其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种形式。
直接影响，主要指容易开发利用的地面资源对人生理发育的影响。容易开发利用的地面资源，如淡水、土地、草原、森林和各种动植物等。这些自然资源只要稍加开发，就可使人类获得满足其生存所需要的物质。因此，人类开发自然资源获取生活资料，最先就是从容易开发利用的地面资源开始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开发自然资源能力差的情况下，人的生理素质的发育和提高主要是受这种影响。这样一来，人们所处的环境中的自然资源是丰富还是匮乏，就直接影响到他们的生理素质的发育。如果自然环境中淡水、土壤和动植物资源多，气候温和、降雨充沛，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开发自然资源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不仅多而且比较容易，其体质普遍较好。反之，自然环境恶劣，自然资源匮乏，自然环境提供给人的生活资料有限，这就必然影响到生理素质的发育和提高。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文明时代，科学技术极其落后，人们主要依靠体力来获取生活资料的情况下，自然资源的丰富程度对生理素质影响就表现得尤其明显。可见，自然资源丰富，人的体质就壮，否则就弱。
间接影响，主要是指开发难度较大的地下资源对人生理素质的影响。如石油、煤矿、铁矿、天然气、各类矿石等。它们不能供人食用，但却能够经过现代科学技术的作用转化为商品，再转化为资金，人们或是用资金去购买生活资料，或是用资金去发展农业、轻工业，生产各类生活资料。这种间接影响，主要发生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时代。在当代社会，这种影响非常明显。比如，在我国一些地表环境恶劣，地面资料缺乏而地下资源丰富的地区，依靠现代科学技术开发地下资源，就大幅度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人的体质也普通得到增强。
2.气候、气温和地理位置对人生理素质的影响
人类繁衍生息于自然环境之中，自然环境中的气候、气温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对人的身体发育和生理素质的影响很大。如在我国南方尤其是广东、海南，这一带的人由于气温较高，生理的发育比气温较低的北方人快，但身躯却相对矮小瘦弱。北方人发育虽慢一些，但身躯高大壮实。气温对人的寿命影响也大，寒冷的气候环境能使人体细胞的新陈代谢放慢，从而延长其生长期，推迟衰老过程，长寿者比热带多；生活在炎热气候环境的人身体的发育则刚好相反，所以他们的平均寿命低于寒带地区的人。气温的高低还影响到人的食欲，炎热的夏天，人的食欲降低，体重减少，温和的气温，食欲增加，体重增加。气温不仅影响人的生理素质，还影响人的思维和情绪。高温会使人的注意力涣散，动作的准确性下降，反应迟钝和情绪烦躁。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自然环境对人的生理素质影响直接的多方面的。它通过自然资源、气候、气温和地理位置等因素发生作用。
3.生理素质对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生理素质对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生理素质对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为：
第一，生理素质是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内在的物质基础。人的素质由德智体几个方面构成，生理素质在人的素质系统中处于基础地位，是包括思想在内的德、智素质形成和发展的物质因素。生理素质中的大脑细胞还是生产和储存思想的重要物质载体。没有生理素质这个载体，思想这种精神成果就无法产生和保存。
第二，生理素质的强弱，影响人们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人的正确思想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人们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却与生理素质的强弱有密切关系。如果一个人身强力壮，体力充沛，就可以在较宽的范围内参加难度较大的实践活动，从而获得形成正确思想的大量的感性材料。获得丰富的感性材料后，再以旺盛的精力和高效率的思维活动，对这些感性材料进行加工，就可以提炼出理性认识，形成人的思想。反之，如果生理素质弱，精力差，他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广度和深度都会受到限制。这样，他获得的感性认识材料和社会信息就少，思想的形成自然会受到影响。环境条件优越地区的人们观念更新快，思维敏捷，思想内容丰富，除了社会因素外，自然环境是一个基础性的因素。而处在封闭或恶劣自然环境中的人思想保守，思维方式单一，思想内容简单，其原因也在于此。
第三，生理素质影响人们对科学理论的学习和能力的培养。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提升思想道德素质同样也是以人强壮的体质、旺盛的精力为条件的。体力、精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理论学习和思想道德修养的效果。体质强，精力旺盛，人们学习理论、提高思想道德素质的效果就好，体质虚弱，则会带来相反的结果。
（三）自然环境通过影响人的智力素质来引起思想的变化
智力素质是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影响人思想的另一条重要途径。那么，自然环境是如何影响人的智力素质，智力素质又是怎样影响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的呢？
1.自然营养对人智力的影响
前面讲过，思想政治教育自然环境中包含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自然营养。从营养的角度看，自然营养对人智力素质的高低、智力素质构成及活动有重要影响。大脑的重量尽管只占人体重量的2％，但它的耗氧量却占了人体总耗氧量的四分之一，耗血量占五分之一。这表明，大脑是人体耗氧、耗血量最大的器官。另外，从脑生理的角度讲，有九种主要营养成分是人智力的形成和发挥作用所离不开的物质。这九种主要营养成分是：脂肪、维生素C、钙、蛋白质、维生素B、维生素a、维生素e、糖和卵磷脂。
科学研究表明：脂肪是脑细胞的主要构成材料，它占脑细胞重量的60％。蛋白质既是脑细胞的主要构成成分，又是脑细胞兴奋和抑制过程的物质基础，它对人的学习、记忆、语言、思考、神经传导和大脑细胞的新陈代谢等有重要作用。维生素C使脑的功能敏捷、灵活，使脑细胞结构紧固，维生素C摄入的多少会直接影响到智商。实验证明，维生素C的消耗量增加50％，智商就能增加4个百分点。钙能使大脑持续工作，预防大脑疲劳。维生素B能维持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促进脑部血液循环，进而提高智力活动的效率。维生素a能促进大脑的发育。维生素e是大脑的保护剂，它能够保持脑的活力，具有防止脑细胞衰老的功效。糖是智力活动的能源。卵磷脂是人脑正常发挥功能的基础物质之一，它为大脑提供信息传导的物质，进而提高脑细胞的活性化程度，增强人的智力水平。大脑的发育与活动所需要的上述九种主要营养成分及微量元素，在天然野生动植物以及人类依赖自然环境栽培和饲养的动植物中含量丰富。这样一来，自然环境提供给人的物质营养的丰富程度，就影响到人的智力发育的水平。人工栽培和饲养的动植物虽然属于社会环境的构成要素，但这些动植物的生长依赖于自然环境，比如，农作物、动物的生长就离不开空气、阳光、水和土的自然因素。因此，无论是天然的，还是人工栽培农作物和饲养的动植物都与自然环境相关。
在我国，早就有“智者近水”的说法，它就是讲大河流域和沿海流域地区对人智力的发展有重要影响。如中华民族和华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就是在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水系的中下游流域。祖先们在此开垦、养殖、繁衍生息，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文明，成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智者近水”的说法表明自然环境与人的智力有密切关系。
2.智力素质对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智力素质是影响人的思想的重要因素。智力素质对人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智力素质影响人对信息的接收。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各类信息潮水般地向我们涌来。面对浩如烟海的信息，智力对于人们接收信息有重要影响。在接收信息前，首先要依靠自己的智力和经验，对信息的价值进行评价，只有当他认为有价值的信息才会去接收。在接收信息的过程中，还要依靠智力对信息进行筛选，取优汰劣，将最有价值的信息收集下来。由于智力素质影响人对信息的接收，人与人之间在智力素质上存在的差异，自然会直接影响到接收信息的数量、质量和速度。智力素质高的人，比起智力素质低的人，不仅接收的信息数量多，信息质量高，而且接收信息的速度也快。信息是思想形成的原材料，有充足的原材料，就容易生产加工出内容丰富的思想。
二是智力素质影响人对信息的加工。信息被储存到大脑后，必须通过智力素质对信息进行抽象、概括、归纳、推理等一系列的加工制作，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生产出思想产品。在加工信息形成思想的过程中，人的智力素质起着关键的作用。没有智力素质的参与，信息再多也无法产生思想产品。
三是智力素质影响人的行为。人们形成思想的目的是为了指导自己的行为去生产社会财富，满足社会和自身发展的需要。当思想产生出来后，除了指导人的行为去参与实践活动创造财富外，还要通过行为，将新产生的思想运用到实践活动中去接受实践的检验，使思想内容得到补充和完善。在思想支配行为，行为改造外部世界、检验思想的过程中，人的智力素质一直参与始终。大量事实证明，智力素质直接影响到人的行为活动的方式和效率，智力素质高，行为活动的方式科学、效率也高。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清楚地看到：自然环境是人的思想形成和发展重要的外部环境，自然环境的差异必然造成思想的差异。因此，我们要研究自然环境，改造自然环境，让其更有助于我们思想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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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治理的成就篇3
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世界上很多国家开始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了公众参与的作用，取得了一定的治理效果。随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观念的深入人心，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生态文明、美丽乡村建设。但美丽中国、美丽乡村建设不仅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更需要调动公众的积极性，鼓励和支持人民大众共同参与。美丽乡村作为美丽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缺位，但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生态环境治理成为当务之急。在农村，提高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成为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
一、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问题
在我国，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起步比较晚，但还是有一些法律法规可以引导鼓励公众参与到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来。比如，《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秸秆焚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全国范围内不仅涌现出一批新农村和生态文明村，同时也形成了包括举报投诉、村民会议、村民论坛、民间环保协会等在内的各式各样的参与形式。这些公众参与形式与政府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相互配合，改善了农村的生态环境。但公众在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制约着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一）政府主导包办现象严重
在生态环境治理形式上，形成了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方式。“自上而下”的公众参与方式，存在不同程度的政府“包办”的现象，重政府和企业的作用，而轻社会力量，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公众参与权，使公众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广度和效果受到行政主管部门的态度偏好影响。政府较重视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公众参与，支持公众参与行为，公众参与度就高，相对就能取得较好的治理效果。一旦政府不再支持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公众本来已有的积极性就会被消解，导致实际参与度降低，参与的影响力也大打折扣。
（二）“观念性参与”现象严重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峻，但深受其害的大部分农民只是停留在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认识中，鲜有实际的参与行动。“依据参与的层次，公众参与又可以划分为观念性参与、行为性参与和监督性参与三个层次。”[1]从观念性参与的角度来看，我国公众对环境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中国公众环保民生指数绿皮书（2007）》显示，“在9个公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中，对环境污染问题的关注仅次于物价问题，排名第二。66.9%的公众认为现阶段我国环境问题非常严重和比较严重，比2006年增加了3.9个百分点。”但从行为性参与的角度来看，鲜有环境保护行为，与观念性参与形成了比较大的反差。“国内仅有6.3%的公众在最近3个月参加过环保活动，知道‘12369’环境问题免费举报电话的人只占13.9%。”[2]
（三）公众环保意识狭隘
当前农村的水污染、空气污染、土壤污染、固体废物污染等越来越突出，这些污染带来的危害也日益严重，使当地居民不得不重新审视生态环境问题。加之国家采取并实施了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的举措，也促使了公众环保意识的提高。但是一谈到“谁是生态环境治理的主体”等一些具体问题时，大多数群体，特别是农民，普遍认为“这是政府的事情”“和农民没有什么关系”“农药化肥没有污染，而是提高粮食产量的重要手段”。这样的思想观念导致农民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不可能践行具体可行的治理行为，也不可能大有作为。
此外，农民群体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大局观念缺乏，虽然他们都在关注水体、空气、噪音等污染，也都希望快速改善公共环境，但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这充分说明了公众缺乏大局意识。农民只管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垃圾、污水倾倒只要不在自己的可视范围内就行，不管这些垃圾、污水会不会影响到公共环境。
二、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制约因素
近年来，农民逐渐认识到本地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性，环保意识有所提高，但大多仍只是观念上参与，实践上却鲜有保护环境的行为。缺乏公众参与的顶层设计、公众生态意识淡薄、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以及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保障不完善成为制约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主要因素。
（一）公众参与顶层设计缺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了实现绿色发展，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提出了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目标，但在完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方面仍有许多问题急需解决。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完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顶层设计，转变政府职能，树立政府作为引导者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新形象。
（二）公众生态意识淡薄
当前农村一些基层官员和农民缺乏对公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重要性的正确认识，表现出淡薄的生态意识，影响了公众参与的积极性。一些基层官员存在短视行为，一味地追逐经济利益，唯“GDp”论政绩，忽视了环保工作。这样的短视行为加之生态环境法制观念的缺乏，导致政策偏向经济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同时，由于农村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致使很多农民无法正确认识当地的生态环境，影响着农民对环保知识的掌握。因此，很多农民没有意识到自己既是农村生态环境的受益者又是危害的承担者，自己才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力量，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农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三）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
公众参与机制就是公众在政治参与过程中形成的带规律性的模式。它涉及参与主体、参与范围、参与方式三个基本要素[3]。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一些环境政策议题的技术化或专业化程度要求较高，使得一些文化程度低的农民很难接受和理解，影响其参与环境治理。一部分官员不作为，使得农民参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机会和领域受限，参与渠道不畅。虽然近几年在农村出现了公示制度、听证制度等多种农民参与环境治理的方式，但这些制度要么是执行不到位，要么是根本不执行，阻碍了农民在参与环境决策中作用的发挥。更严重的是，由于缺乏公众参与环境污染治理的救济性渠道，很多农民不得不采取一些非正常的方式表达和维护自身利益诉求，甚至酿成群体性事件。
（四）公众参与的法律制度保障欠缺
完善的法律制度是实现公众参与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制度保障，但目前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法律制度却不完善。我国的《宪法》《环境保护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虽然规定了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权利，但是相关法律条款大多仅有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和普遍适用性。如2014年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在关于农村的环保规定和公众参与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2015年作为农业农村环保行政法规的《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也开始实施，但是在基层治理层面，对于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具体规定还很缺乏。在其他多个相关的环保法律中，对于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立法规定也是过于分散和抽象，对于农村环境治理的公众参与方面根本没有具体涉及。再者，在农村清洁生产、土壤污染、农村生活和农业污水污染、农村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还存在立法空白。
此外，完善配套制度的缺乏也制约着农民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21条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报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前，举行论证会、听证会，或者采取其他形式，征求有关单位、专家和公众的意见。该规定为民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就环境问题若没有举行听证会，基层政府以及建设单位是否应该承担责任等没有硬性规定，也没有其他的保障措施，这就使得很多地方政府几乎不会就环境问题举行听证会，即使有，也是走走过场，听证制度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三、完善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的有效作为，但仅仅依靠政府行为不能完全解决当前的生态环境问题。农民是农村生产、生活的主体，农民是否有环境友好的行为是能否建成美丽乡村的关键。因此必须完善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调动农民的参与积极性，使其参与农村的生态环境治理。
（一）加强顶层设计，改善政府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能力
加强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是当前我们进行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重塑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需要加强顶层设计。目前，我国“自上而下”的治理方式依然处于主导地位，因此，必须改善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引导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最终形成政府、企业、社会的共治格局。
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引导力和监督力由政府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决定，其能力强弱更是直接影响着政府在促进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作用能否有效发挥。因此提升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首先要明确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职能，重视生态环境治理职能以及与之相关的职能的实现。当前政府能力主要体现为经济发展的能力，以发展经济为中心，挤压了生态治理空间，导致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力较弱。这就需要政府协调经济发展职能与生态环境保护职能之间的关系，厘清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摆脱“GDp至上”的政绩观，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到生态环境治理上，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统一。
提升政府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必须培养政府工作人员的道德素养。通过加强生态文明教育，提升政府工作人员的生态责任意识，使其能够正视当前农村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制定当地的发展规划时，能够保证既结合了本地实际情况又促进了当地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此外，把绿色GDp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绩效评估的重要标准，激发农村基层政府工作人员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动性和责任感。
（二）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意识和能力
首先，利用现代媒体，如互联网、微博、广播、电视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民的生态认知和生态意识，提高农民对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认同感。只有提高了农民的认同感，让其意识到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保障自我环境权益实现的需要，是维护其切身利益的需要，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为后代造福的需要，才能激发农民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才能在生活中自觉践行环境友好的行为。
其次，通过宣传教育引导农民进行清洁生产、文明生活。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农民基于对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和基本知识的了解，结合生产、生活经验，获得解决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的基本能力。宣传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使农民能够自觉贯彻落实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乡村建设政策，主动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自觉采取健康文明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推广生态农业，发展生态旅游，维护农村生态环境，推进美丽乡村建设。
（三）完善参与机制，拓展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渠道
完善的政治参与机制不仅能够保证公民环境权益的实现，还能促进美丽乡村的建设进程。而农村不健全的政治参与机制，无法满足农民合理的环境利益诉求，易促使民众在体制外寻找解决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易出现一些破坏社会秩序的事件，增加农村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拓宽公众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渠道和方式，建立健全政治参与机制势在必行。
首先，成立一个不仅代表公众利益，而且具有密切联系农民和政府职能的基层组织。该组织要随时关注和保护农民的环境权益，并且可以随时向政府反映农民的诉求并将政府的回应反馈给农民，以期问题以最好最快的方式解决。其次，完善公开听证会制度、民意调查制度，通过公开听证以及民意调查，让公众参与到生态环境政策制定中来，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最大限度地体现公众利益。
环境治理的成就篇4
论文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文化文化迁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一、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与影响因素
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内涵,张耀灿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一书中给出了明确的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对于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这个概念,我们是认同的。此外,陈秉公先生在其着作《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一书中,给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亦作出了界定:“所谓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所面对的环绕在教育对象周围并对其产生影响的客观现实。也可以这样说,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指除了教育以外,影响教育对象的一切外因的总和。”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两种界定,虽然表述不同,但是在实质上,两者趋向一致。
既然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是影响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所有外部因素,那么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因素必然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方面。这些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其发生作用往往是多种因素的合力。可是,从微观方面看,单个因素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亦是存在的。我们试着从文化传播与迁徙的角度,来探讨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从而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创造条件。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主要是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二、文化迁徙的含义与途径
文化迁徙,或文化变迁是指文化从一个地方和环境传播或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和环境。在这当中,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传播的推动者或实践者。在人类文明史上,曾经的四大文明已经随着漫长的历史长河的不断迁移或消融或消失或融入到一种新的文化中,成为新的文化形态。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可谓是经典之传。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生命力,特别是与中国文化的某种可相容性,使得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从而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科学理论,成功推动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进程,在实践中丰富了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就是说,文化迁徙是人类文明不断向前发展和实现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文化迁徙需要在一定的条件和环境中进行。这就是文化迁徙的途径问题。文化迁徙的途径主要包括口头传播、书本传播、潜移默化式地传播和网络传播。
首先,口头传播。这是最原始的文化传播方式。在人类社会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不发达,人类在群居生活中往往是由长者把本族群积累的知识,用口头传授的方法传给下一代。其中,采取的是讲故事的方式。当然,这种知识不能被称之为知识,只能称之为传说。
其次,书本传播方式。把文化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来,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甲骨文是人类较早的记录文化的方式,虽不能同现在的文字相比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说明人类的进步。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造纸术的发明和印刷术的改进,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从此以后,人类文明的发展速度就大大加快了。我们今天能见到和读到的许多书籍,特别那些关于古代史书、传统文化方面的书籍,正是书写方式传播人类文明的重要体现。
再次,潜移默化式地传播模式。在一个固定的环境当中,人总是在潜移默化地受着文化的熏陶。家庭是人所接触和赖以生存的第一个环境,从出生到成长的每个过程,父母总是把自己已经拥有的经验和知识,或用语言,或用行为,总的说来是用一种无形的潜移默化地方式把经验和知识传递给青少年。村落或社区环境,是对人进行潜移默化传播知识的第二个环境。人除了家庭环境外,还有社区或村落环境。在社区环境中,人在与社区其他人的交往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他人的影响。
最后,网络传播模式。随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网络逐渐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所谓网络载体,即‘以网络为载体’之意,也就是通过互联网这一最先进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向人们传播丰富、正确、生动的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以帮助人们形成时展所要求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以及健康的精神状态的过程。与传统的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等载体相比,网络载体传播信息具有以下优点:一是信息内容的海涵性。二是传播方式的交互性与平等性。三是传播手段的兼容性。四是信息传播的时效性。”
三、文化迁徙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
文化因素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影响因子。在高校中,文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关键作用。这是由高等学校的职能所决定的。总书记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的讲话》中指出:“不断提高质量,是高等教育的生命线,必须始终贯穿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作之中。”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高等教育或高等学校的职能,即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即育人,是高等教育的主要目的,文化传承创新是高等学校不断进步发展和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重要职能。一方面,通过文化传承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另一方面,通过文化创新,保证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时代性和时效性。由此可见,高等学校是具有丰裕的文化底蕴和文化氛围的教育教学阵地。此外,高校校园文化的包容性和开放性,使得各种文化几乎都能在高校的自由土壤中相互交融。文化之间的相互交融,一是丰富了校园文化,二是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可能的条件,三是活跃了思想、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人才的思想政治状况如何,直接影响着人才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影响着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因此,就要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这就要求高校创造有利于人才成长的物质条件和文化氛围,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创设和优化,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开展,以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为载体,以思想政治理论课为主要阵地和途径,以丰富多彩的党团活动和课外活动为辅助手段,把课堂思想政治教育与课外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形成思想政治教育的强大合力,为人才培养服务。因而,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优化,就是在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优化课堂教学环境和课外即第二课堂育人环境,通过改进教学手段和利用现代教育技术的最新成果,优化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通过情境创设潜移默化地使党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融入大学生的头脑,优化第二课堂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主体,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每个思想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影响是通过隐匿在主体身上所负载的关于自身阅历、经历及通过家庭、社区和社会耳濡目染所形成的文化因素,体现在主体的言行、生活习惯和方式上。在高校这个具有浓郁文化氛围的环境当中,思想政治教育主体通过社会交往,把自身所载的文化传递给另一个主体。从而使不同的个体文化在交流与碰撞当中,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这为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理论提供可能。
“任何两个具不同文化的群体甲和乙发生接触时,甲可能从乙那里撷取文化要件,乙也可能从甲那里撷取文化要件。当这两个文化不断发生接触而扩散时,便是文化交流。”这就是说,不同文化之间在发展时并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必然地在其发展传播时与其他文化碰撞与交锋。但是,任何文化的产生、形成与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环境。在相同的地域环境中,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文化。文化的发展、传播与优化,必然要求与其他环境中的文化之间进行交流,或吸收或相抗或互相包容。在不同文化的交流过程中,推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主体是人。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性是人的根本属性,而社会交往则是人们赖以生存的主要方式。文化是人类生产实践的经验总结和智慧结晶,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社会在向前发展,文化的发展亦必须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实际上,文化之间的交流、发展与扩散就是文化的变迁或迁徙。应当看出,文化迁徙与环境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作为环境中的特殊部分,必须要体现环境的共性。文化作为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因素。文化,特别是人类社会的优秀文化,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精神引领作用。我国五千年的文明史,造就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给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一方面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另一方面也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因此,教育事业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和活动,就是利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武装青少年的头脑。在实践中,积极探索贯彻和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新模式、新方法和新途径。通过实践,不断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卓有成效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理论支持和精神动力。
“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要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因此,要积极发展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广大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提供文化背景。
环境治理的成就篇5
关键词：环境监测；污染治理；应用
从当前形势来看，环境污染已经逐步演变成能够影响社会及经济发展进程的弊端性问题，一旦任由该问题继续发展，不仅社会进步会出现停滞状态，经济建设目标更难以实现，这是因为环境污染与国民经济发展存在直接关联，为了促使其发展结构更加稳固，就需要将环境保护纳入到重点优化范畴中，促使经济建设于生态环境保护能够协调发展，环境监测作为环境污染治理中的关键点，对其应用进行研究及讨论也就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就从环境监测的理论性研究入手，对其应用作出了细化阐述。
一、环境监测的理论性阐述
环境监测实际上就是以科学技术方法为依托，对目标环境的质量及污染情况进行检测，在对其参数进行研究及分析的基础上，就能对现阶段的生态环境指标进行评定，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参数不仅能够当前环境状态的衡量提供科学依据，更能为后续环境发展方向及趋势进行预判，因此也可以说环境监测本身具有先见性意义。在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如果过于盲目的开展各项工作，将会直接导致其治理目标发生偏移，并且缺少环境监测的治理工作也将是不完整的，只有充分利用环境监测技术，才能对目标环境的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做出综合衡量，与此同时，还可以对环境污染治理能效及后续环境状况进行深入了解，因此也可以说，环境监测能够为环境污染治理效果的提升夯实基础。
在通常情况下，环境监测的侧重点是人为污染，该类污染问题主要来自于生活及生产过程，在应用环境监测后就能够根据污染现状及特点，对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进行衡量，而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性也能够得到精准反映，这样就能够为相关部门开展治理工作、制定治理流程及规范提供参考依据。环境监测的涵盖面具有一定的广泛性特点，这主要是因为生态环境的覆盖范围普遍较广，因此无论是基本环境监测，还是噪声及地质灾害监测等，都是污染治理中的重点项目。环境监测能效的发挥程度与应用的技术及设备之间存在直接关联，只有应用技术及设备与实际需求高度符合，监测数据才能更加精准，环境污染状况才能真实反映出来，这就能够为环境污染的治理工作提供更为科学有效的参考依据。
二、环境监测在污染治理中的应用
目前的环境监测和治理技术对于污染物的采样和分析还不够系统，对于不同的污染物需要采用不同的分析和采样方式，但目前环境监测的标准还较为缺乏且不够统一。在环境治理方面，我国与国外还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滞后性，目前应用的环境治理技术还较为传统，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不足，在遇到新型污染物时，不能提出有效的监测方案和治理措施。
目前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与我国实际的环境状况不能完全适应，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污染指标滞后严重；二是监测项目缺乏针对性。受到经费和人员等多方面的限制，我国环境监测的频次还不高，对实际的环境质量及污染情况不能准确和完整的反映出来，在环境监测与质量方面，对企业排污行为的判定都处于被动的情况。目前我国对水环境、大气环境等污染要素实施监测，但对有害物质的监测还不够系统，且缺乏对一定区域内环境质量的整体监测。
1.环境监测促进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不断进步
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内容十分复杂，而随着环境污染的状况的不断加剧，污染治理的内容变得更加的复杂。环境监测在环境污染治理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认为环境监测主导着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方向。环境监测可以有效地排除掉对环境污染治理十分不利的因素，使得污染治理目标更加的明确、重点更加突出，从而可以有效地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进而可以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等。比如，通过环境监测手段可以掌握住第一手的环境污染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不断改进污染治理的手段与方式，从而使得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工作更加科学、合理、完善。
2.环境监测为污染治理提供科学、详尽的资料
环境污染治理内容也十分的繁杂，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工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不断提速，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不论环境污染治理的内容如何变化，其前提都要求环境污染治理的相关部门掌握住第一手准确、翔实的数据资料，而这些数据的获得就依赖于环境监测工作。比如，要对一个地区的空气污染情况进行治理并制定出相应的空气污染对策，首要的工作就是要对当地的空气污染情况进行监测，从而得出一个详尽的数据，进而对空气污染的原因、分类等进行详细的分析，为空气污染治理对策的制定打下坚实的数据基础。
另一方面，环境监测也是环境污染治理中相关标准制定的前提。标准是环境污染治理的前提，只有明确了相关的标准，才能为下一步环境污染的治理提供坚实的基础。而环境监测则为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准确的目标、方向、宗旨及具体的环节，总之，环境监测为相关环境污染治理标准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环境监测可以准确反馈污染治理成果
在采取环境污染治理措施以后，对环境将会产生各种不同程度的影响，而这些影响将会在在多大程度上改变污染的现状，则通过环境监测的数据结果来体现，环境监测的数据可以直接反映出环境污染治理的结果，相关环境污染治理部门可以依据此数据对污染治理的成效进行科学的评价。比如，对城市空气污染的治理，通过各种空气环境监测手段得到的数据，就可以对这些空气污染治理措施的成效进行综合的评价，相关部门可以对现有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进行综合评估，以决定下一步的空气污染治理措施及相应的改进措施，对城市空气污染就会有一个目标明确、措施得力的综合治理方案，有利于城市空气环境污染治理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随之而来的各类环境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如不及时、有效地进行治理，则不久的将来，会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极大的影响，如何对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就成为了城市建设中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环境监测作为污染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对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作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就目前环境监测在污染治理中的用进行了总结，并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对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有所帮助。
参考文献：
[1]陈怡.关于海洋污染的环境监测及治理分析[J].科技创新与应用，2016（24）.
环境治理的成就篇6
1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的特点
(1)环境治理工程具有复杂性、艰难性的特点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状况非常复杂，污染物的不可控性以及对环境的影响不可预知性这两大特点也就决定了环境污染治理工程采用的方法和技术的复杂性。在我国，主要的环境污染物来源是工业三废，分别是：噪声污染、光污染以及放射性元素污染等等。这些污染物成分极其复杂，比如汽车尾气，其就是由苯、醇、醛以及二甲苯等多种有机成分构成的，其他很多污染物的构成也是如此复杂的。此外，要想有效地治理环境污染，则需要非常先进的技术和工艺。目前在我国工业企业中，排放的污染物也是多样化的，所以，要想高效地治理污染物，必须有针对性地采用多种工艺以及先进的技术加以治理。由于污染物对环境的影响难以控制，所以说，污染遍布整个世界，不同程度地危害着人类的生活，对大气、土壤、动植物等重要资源有着严重的危害性。另外，环境污染物的顽固性也是难以测定的，谁都不能保证其不会因为时间的变化而对人们造成更加严重的危害，这一特点也就决定了环境治理工程的艰难性和复杂性。
(2)学科的边缘性导致了环境治理工程的边缘性环境科学是一门综合性非常强的学科，和人文科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都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特别是生物科学、物理化学学科等等，只有将这几类科学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更好地为环境治理工程服务。在我国的一些高校中，环境科学学科的确立的确存在一定的问题，缺乏关注度，其与其他学科的紧密联系，再加上学科本身跨领域范围广的特点，导致了环境治理工程的边缘性。
2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的管理
(1)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管理的要求第一，要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以及公平机制引入到工程的管理当中来，充分考虑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紧密联系，但是，要秉承环境效益为先的原则，然后采用先进的技术和工艺，设计出合理的方案，在施工队伍的选择上也要慎重，选择信誉度好的工程队，严格把控工程的质量；在施工过程中，要严格执行审查管理制度，全面地控制整个工程的实施；充分运用污染治理技术的成果，将其记录到档案中，保证资料的完整性以及准确性，方便日后查找使用。(2)建立市场化环境污染治理工程①环境污染治理工程市场化的基本框架。政府在管理的过程中要不断地完善新的法律、法规，制定相应的技术标准，通过建立健全市场管理机构和认证机构来加强对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的管理。政府虽然没有直接管理环境治理工程，但是依靠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来规范市场也能达到管理的目的，比如出现责任和管理不力以及等现象，政府就会强制性的予以管理。环境污染治理工程中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随意性比较大，因此必须要通过制定严格的标准和规范来管理生产者的行为。②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管理中应该重视行政行为。第一，环境工程管理参与到市场当中，就要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的经济体制。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方式主要是政策和其他一些必要的干预，大致通过税收、政策、补贴和贷款等等手段加强管理。运用法律的手段对市场中的违法乱纪现象以及危害人民的行为进行打击、管理，必要的要终止生产活动。第二，政府要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因为其作为市场运行的基础，能够保证环境治理工程市场的有序运行。第三，要加强环境治理工程标准的书面化、制度化。要想保证环境治理工程市场的规范运行，前提是要确立完善的工程质量标准和工程验收标准，形成一套完善的参考体系和实施规范。
3环境污染治理工程管理的相关建议
在环境污染治理工程中，结合工程自身的特点，在招标这一环节应该加倍重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有一些工程难度系数很大，要求的技术和工艺也相应比较复杂，因此要采用无限竞争招标的方式，可以让多家企业联合投标，尽量保证工程的质量。对于普通的工程，则允许有经验的企业进行投标，以提高工程的质量。
4结语
环境治理的成就篇7
关键词：经济发展生态政治生态环境经济增长
十七大首次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意味着我国把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标明了我国政府在政治治理模式上的倾向和变革。这为我国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和谐统一奠定了基础，也为我国的政治工作，以及政治体制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建设生态型政治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相互统一的，也是势在必行的。
生态政治的形成与发展
当今世界各国均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所引发的生态危机问题，谋求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成为各国政治建设关注的重点。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辩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政治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经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全球性生态危机对全人类构成巨大威胁时，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然要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即生态政治发展观。
随着工业化、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规模化发展，生态问题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就掀起了生态政治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世界环境日”等为契机来不断壮大生态政治运动，至今方兴未艾。20世纪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运动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可见，由于生态政治运动的推进，世界各国都逐渐把环境问题纳入政治范畴，并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也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政治生态化与可持续发展
环境问题的产生与政治有关，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政治制度的建设。如果环境问题解决不当，可能就会引发政治动荡。可见，环境问题日益政治化，政治建设日益生态化。二者不能孤立发展，而是相互依赖、相互制约。
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带来政治生态化。政治生态化的内涵在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具体讲，它包括以下内容：
（一）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
政府通过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通过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中国的历史证明，政府决策行为的生态化将是生态型政治体制的核心。
（二）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
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政府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其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生态环境的教育宣传活动等方式对政府的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助于监督政府的职能，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观念。
（三）建立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
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其直接后果是各种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对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和破坏。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过去那种“狭隘生态利益”的观念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需要。因此，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即全球伙伴新关系极为紧迫。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它能够推动世界各国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也能够推动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以利于各国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它能够根据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合理分担各国对环境保护所应承担的责任，以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四）政治教育生态化
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就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
我国生态政治建设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公众的环保意识偏低
公众的环保意识高，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就高，环境也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但是，公众的保护意识与社会生产力密切相关。生产力水平低下时，人们首先面临的是生存需求，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就成为优先考虑的事情，而环境保护则被摆在次要位置。另外，公众的行为取向必然影响企业和政府在发展经济与保护环境方面的价值取向。公众环保意识偏低，会使得企业本着利益最大化原则去全力发展生产力而置环境保护于不顾；公众优先发展经济的价值取向，也必将使政府一心只为经济发展着想，而不必顾虑由此带来的环境影响；公众的环保参与意识较低，不能形成民间环保组织，那么环保体系建设就失去依据，环保部门的行为缺乏制约，政府的社会环保行为缺乏监督，环境保护成了政府主导型而非社会主导型，社会环保需求既不能有效形成，也不能有效实现。
（二）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倾向明显过强
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级政府都把经济建设当成头等大事，当成政治任务。这样，“经济增长指标”就成为评价各级政府领导人政绩的主要依据，当权者自然倾向于加强本地区的经济建设。但环境保护与此不同。环境保护是一项公益性事业，社会效益、环境效益很大，经济效益尤其是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并且效益的回收期较长。因此，当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发生矛盾时，各级政府中的大多数领导都会倾向于优先发展经济，而对环境保护的立法、执法缺乏力度，致使那些严重污染的环境不能得到及时的治理，环境管理制度方面也存在诸多的缺陷，从而形成了“先污染、后治理”的局面。 （三）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比较尖锐
虽然贫困不是造成环境问题的唯一原因，但是，不恰当的摆脱贫困的方式必将造成环境破坏。我国一些地区为了摆脱贫困，不恰当地利用自然资源发展工业化程度很低的工业项目，从而造成环境和资源危机的情况。也就是说，脱贫致富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尖锐的矛盾。这一矛盾解决得好，必将有利于贫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好，必将阻碍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从而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设置障碍。
生态政治建设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
（一）选择正确的社会发展道路
一直以来，在经济增长利益观的影响下，我们只注重如何改造和利用自然、发展社会，没有注意到保护和发展自然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迫使我们反思传统的社会发展观，寻求一条新的社会发展道路。可以说，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道路是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危机的必然选择，是生态环境危机对社会发展模式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新形式的环境决定论，它决定了我国的政治道路必将选择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型政治道路。
（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要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环境，首先要转变人们的思想观念，着力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即通过传播环保法律法规，普及环保科学知识，把生态意识贯彻到日常生活、工作和生产活动过程中，培养“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世界观。只有生态文明的新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才会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自觉践行生态文明；其次，加强宣传教育，形成全社会热爱环境、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努力提升全民环境伦理道德水准，自觉约束自身环境行为，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及相应的生活方式。
（三）对市场体制和政府干预进行政治经济分析
市场体制有优化配置资源、保护环境的一面，但同时也有不利的一面。实际上，市场体制相对于环境保护存在道德失灵、自然资源管理失灵、自然价值定价失灵。为此需要政府采取一定的措施加以干预，但是，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对环保市场失灵的干预也存在失灵现象，政府对经济的宏观干预也存在不利于环保的方面。因此，在强调政府干预校正环保市场失灵的同时，要求政府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完善和强化有益于环保的政府干预。总之，应该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和政府干预的宏观调控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市场的基础作用，以保证人类在经济活动中保护环境。
（四）促进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协调发展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保大会上指出，做好新时期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即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这三个转变是我国从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升级的实质性操作，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举措，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核心任务，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的历史性转变。
参考文献：
1.肖显静.生态政治—面对环境问题的国家决策[m].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
环境治理的成就篇8
由于海洋环境污染具有流动性的特点，一旦发生海洋环境污染问题往往涉及多个沿海地方政府，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核心主体，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效果。一方面，海洋环境污染复杂，治理难度大，技术要求高，单个地方政府难以承担全部治理活动。尤其是面临重大海洋环境突发事件时，仅靠单个地方政府也难以及时有效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流动性和扩散性，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相邻行政区域的海洋环境。各地方政府的互不合作，分散运作，往往会因沟通不畅，信息不对称而引起海洋环境污染的外溢甚至矛盾冲突。而地方政府之间合作共治，则有利于共同提高治污水平，实现海洋环境的改善，促进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达到各地方政府共赢的局面。可见，海洋环境污染的特殊性要求在治理过程中各政府的协调与合作，而地方政府自主意识的增强以及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而引发的“各自为政现象”是协调合作的最大障碍。在传统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行动中多是由中央政府凭借强制权力在沿海地方政府间实施科层型协调机制。诸如在处理海洋环境污染突发事件中建立中央一级海洋环境管理机构，联合沿海地方政府的相关部门对突发性海洋环境污染事件做出自主、统一管理；完善海洋环境污染防治法，并通过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来加强环保执法等等。然而，由于海洋环境污染的流动性和污染自然累积性决定了治理污染难以有清晰的行政边界限制，是一种跨区域的公共物品，无法回避“搭便车”及外部性原因引起的供给与维护等问题，地方政府也不必为自身海洋开发活动所造成的海洋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承担责任，科层协调机制存在着无法掩饰的运作困境并常常遭致失败。并且，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情况下，率先进行先进设备或技术投资的地方政府不愿同落后地区分享自己的投资成果，彼此之间的利益难以协调，各地方政府理性博弈的结果便导致了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中政府间的自然无关联。因此，作为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部门在权衡利弊后，往往选择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不作为，从而增加了社会成本。科层型协调机制之外有替代选择吗？若我们将海洋环境污染看作是公共池塘资源，将海洋环境污染区域看作一个社区，将沿海地方政府看作是平等的社区成员，则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或许可以成为解决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困境的一个出路，从而形成一种有别于科层型协调机制的沿海地方政府间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协调机制。但是这种协调机制强调基于协商的沿海各地方政府间的沟通与信任关系，而“利益关系”是地方政府间最根本最实质的关系，因此，在构建沿海地方政府间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协调机制前，必须要深入分析地方政府的利益博弈行为。
二、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的利益博弈分析
为了深入分析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关系，本文将采用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分析方法，解读地方政府在海洋环境污染合作治理过程中的动态行为。在地方政府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博弈模型中，各地方政府的行动是选择污染治理的投入，由于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行动总是开始于一个沿海行政区政府，称之为地方政府1，地方政府1首先选择污染治理投入q1≥0。随着海洋环境污染的漂移和扩散，上级政府（中央政府等）要求污染涉及到的以及即将涉及到的各毗邻沿海辖区政府协调合作，共同治理污染，此时，后加入的为地方政府2观测到q1，然后选择自己的投入q2≥0。因此，这是一个完美的信息动态博弈。因为地方政府2选择q2前能够观测到q1，而地方政府1首先行动，不能根据q2来选择q1，因此，地方政府2的战略应该是从Q1到Q2的一个函数，即S2：Q1→Q2（这里Q1=[0,∞）是地方政府1的污染治理投入空间，Q2=[0,∞）是地方政府2的污染治理投入空间），而地方政府1的战略就是简单地选择q1，纯战略均衡结果是投入向量（q1,s2(q1)），支付函数为u1（q1,s2(q1)）。假定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逆需求函数为p(Q)=a-q1-q2，则支付函数为：πi(q1,q2)=qi(p(Q)),i=1,2（1）求解这个博弈的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可以选用逆向归纳法。首先考虑给定q1的情况下，地方政府2的最优选择。地方政府2的问题是用尽量少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投入产生出最大的治理效果，用数学式表达为：maxπ2(q1,q2)=q2(a-q1-q2)q2≥0（2）最优化的一阶条件意味着：s2(q1)=1/2(a-q1)（3）因为地方政府1预测到地方政府2将根据s2(q1)选择q2，地方政府1希望其他地方政府能够较多地分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成本，降低自身的治污投入而能产生较好的治理效果，则其在第一阶段的问题用数学式表达为：maxπ1(q1,s2(q1))=q1(a-q1-s2(q1))q1≥0（4）解一阶条件得：q1*=1/2a（5）将q1*带入s2(q1)得：q2*=s2(q1)=1/4a（6）（q1*,s2(q1)）就是子博弈精练纳什均衡，这里的q1*=1/2a和q2*=1/4a是此次博弈的均衡结果。即地方政府2由于拥有信息优势在治污投入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其投入仅为地方政府1投入的一半即可达到预期的治污效果。但如果地方政府2在决策之前不能观测到地方政府1的投入水平，此时地方政府2的信息优势就不存在了。这也可以解释现实海洋污染治理过程中，哪怕是各行政区海域污染面积几乎同等大小，也总是由某个地方政府担任治污主力，投入较多，其他地方政府发挥参与和辅助的作用，投入较少，并不能达到治污成本均摊的现象，这就导致各个地方政府都不愿意先行动，除非有上级强制压力或者社会舆论压力或者是地方政府间形成的协议，否则选择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不作为是符合逻辑的做法。协议约束被认为是促进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合作较为科学有效的方式，但是在缺乏有效监管和惩罚机制的情况下，不排除地方政府以种种借口拖延治污投入或者少投入的可能。问题的关键在于自上而下的监管成本是巨大的。通常上级政府不愿意花费巨大成本进行信息收集和辨别，而且上级政府实际监督能力也不足以展开核查就能查出各地方政府是否消极对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问题，理性的上级政府会选择不核查，即处于“理性无知”的局面。而在上层政府不核查条件下，地方政府的理性选择当然就是不投入或者少投入了。以上讨论的是序贯博弈，前提是一次性合作。但是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是一项长期且艰巨的工作，关系到海洋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和整体社会福利的提升，没有一个沿海地方政府可以独善其身，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是动态多次的，这就创造了重复博弈的条件。也就是说各个地方政府都清楚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需要沿海各地方政府的通力协作，而且在历次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各地方政府的表现是观测得到的，一个地方政府可以使自己在某个阶段博弈的选择依赖于其他地方政府的行动历史（即针锋相对策略，如：如果这次你选择了不作为任由海洋环境污染扩散至我辖区海域，我下次也将选择不作为任由污染漂移至你辖区海域），因此，在重复博弈中地方政府的战略空间远远大于和复杂于在每个阶段博弈中的战略空间。这意味着，重复博弈可能带来一些“额外的”均衡结果。影响重复博弈均衡结果的主要因素是博弈重复的次数和信息的完备性。重复次数的重要性主要来自于地方政府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的权衡。当博弈只进行一次时，每个地方政府只关心一次性的污染治理投入；但如果博弈重复多次，每个地方政府可能会为了长远利益而牺牲眼前利益从而选择不同的均衡战略。信息完备的重要性简单说就是当一个地方政府的支付函数（特征）不为其他地方政府所知时，该地方政府可能有治理海洋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建立一个“好”声誉以换取长远利益。因此，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沿海地方政府间能否形成有效的协调机制，关键在于三个要素：技术路径、组织形式和利益分配。这三方面要素就构成了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框架。
三、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构建
1.技术路径：电子政府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自主治理方式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问题展现了一种利益相关者共同对话以促进沟通进而达成沿海地方政府间集体理性行动的美好愿景。尽管如此，这一愿景的实现很大程度上仍有赖于沟通技术手段的改进。电子政府的蓬勃兴起为这一愿景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所谓电子政府（e-government）简言之就是打破行政机关的组织界限和行政区划界限，快捷便利地政府相关信息的网络平台。电子政府的建立，为跨行政区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的协调创造了技术条件。不仅有利于增进地方政府间横向信息交流、建立信任与协调合作，也有利于海洋环境污染及其治理情况的通报和信息共享。其运作形式依赖于互联网络支撑下的电子信息系统拥有如下优势：支持开放各种政务信息且可供跨界查询；协同各行政区域信息使跨区亦能以连贯一致的方式敞开；任何政府组织均可以交互表达和传递信息；通过计算机网络减少中间环节，保证信息交换的“直通”。可见，电子政府的广泛应用对于沟通沿海地方政府横向之间的信息交流，进而培养相互间的信任感、促进对海洋环境污染的协作治理大有裨益。同时，电子政府使得政府治理结构呈现出“扁平化”特征，政府决策层的管理幅度也随之拓宽。如“省管县”就是一种典型的“政府扁平化”改革。电子政府运用现代网络技术，使省县间时空距离大为缩短，为省管县提供了可行性。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过程中，沿海各省级政府获取来自县级政府有关辖区内海洋环境污染的各种信息就将更加便捷和真实，为科学合理地制定基层政府乐于接受的治理决策创造条件；同时，“去科层化”的省管县改革，亦为县级政府间交往、沟通提供了更多机会，这也有助于县级政府间协作完成省级政府交付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任务，从而有利于省辖海域范围内环境污染问题的减少，增进县级政府间横向协调以及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电子政府也为拓宽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参与主体方面提供了技术支持，一方面有利于形成地方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和信任、合作关系，公众的利益诉求得以表达；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信息公开化、透明化，加强对地方政府决策的监督，使地方政府对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决策更趋于合理。一旦地方政府对辖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不力、出现了地方保护或者隐瞒真相的情形，该地方政府即可能遭致公众的拷问并削弱公众对其合法性的支持，这将极大增强地方政府寻求与毗邻合作以实现海洋环境污染协作治理的责任心和积极性。因此，地方政府间依托电子政府实现信息共享与交流，确立互信关系，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行动中能够形成真诚合作的、富有创新精神和反馈及时的互动协调机制。
2.组织形式：政府联盟
短期的约束性协议无法控制地方政府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的不作为或者虚假作为，而依赖上级政府的强制力监督成本是巨大的。那么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避免“搭便车”行为，实现地方政府间协作治理的目标？运用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自主治理理论中组织成员结盟的形式，将地方政府结盟作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地方政府间协调机制的组织形式。西方蓬勃兴起的区域主义（Regionalism）也正是依托政府间联盟的组织形式支持。所谓联盟通常指州（省）际政府间通过签订协议、成立联合会、召开联席会议等形式形成的一种联合体，该联合体是“一种受竞争和协商的动力支配的对等权力的分割体系”，主要采取协商、合作的协调途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问题作为区域公共问题的一种，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同样需要地方政府间联盟的达成。后者可以作为地方政府间合作治理机制的组织形式在地方政府间发挥独特的协调功能，既尊重地方政府的自主利益诉求，同时亦通过积极磋商，彼此取得谅解和妥协，共同着眼于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长远利益，进而实现海洋资源的公平开发和海洋环境的合作治理。实际上，通过地方政府间协议、协会、联合会、联席会议等方式建立沿海地方政府间联盟的做法，早已经成为各国实现海洋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普遍经验。比如日本在濑户内海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中，濑户内海所属各个县市成立了海洋环境保全知事、市长联络会，配合中央政府的环境主管部门，共同担当治理濑户内海环境污染治理的领导和协调工作，使得濑户内海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得到反馈和解决。地方政府联盟目前多应用在河流水环境协作治理过程中。如美国俄亥俄河水治理协定在八个州之间达成协议，由相关政府间的27人组成委员会领导，其预算由各成员单位议会拨款提供，这一协定下产生的执行局在实施环境保护规制和环境污染治理时很好地充当了协调单位的角色。我国近年来随着跨界河流污染的加重，也出现了一些以协议或会议等形式缔结的流域政府间联盟，如为了解决鲁苏边界跨界河流污染纠纷，山东省临沂市与江苏省徐州市、连云港市建立了污染防治磋商协调机制，建立联系会议制度，实行轮流牵头，定期召开会议，加强信息交流与沟通，及时通报河流环境质量，先后制订了鲁苏边界环境保护联席会议制度、环境污染联合处理机制和跨界污染联合防治若干措施等，逐步形成了鲁苏边界的联合污染防治机制、应急预警机制、信息共享机制、边界污染纠纷调解解决机制、环境监察互动机制五个合作机制，成绩斐然，被认为能够破解当前水环境管理垂直分级负责造成的职责权限制约和利益本位弊端，调动同一流域跨行政区的各级政府站在流域整体的高度开展污染治理工作。因此，可以借鉴跨界流域水环境污染合作治理的经验，以地区政府联盟的组织形式作为构建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协调机制的支撑，共同做好海洋环境污染顾湘：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府际协调研究：困境、逻辑、出路治理工作。
3.利益分配：补偿机制
由于当前世界各国跨界区域公共问题凸现，公共管理中跨越行政边界的行为及其合理性已经被广泛接受，不论是国家绩效报告的批评者还是支持者，都引证说明跨越边界线的必要性。理由是，在这样“一个急剧变迁的时代，最好的解决之道不是重新设计组织章程，而是融化组织间的僵化界限”，地方政府间关系逐渐塑造成一种既不同于科层制、亦区别于市场机制的政府间协调机制，即模糊地方政府间管辖权，构建起信息有效沟通的平台，建立起地方政府间较为融洽的信任关系，强调运用讨论、磋商、交流等手段形成相互认可的解决之策，而不需经过行政程序逐级运作，形成的协议也可通过相互间的制约机制得到落实，运行效率极高，进而实现对区域公共问题的合作治理。正像中央政府主导的科层协调机制会陷入失灵一样，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同样指出当人们面对公共池塘资源问题时，通常都会有很强的规避责任、搭便车和以机会主义方式行事的诱惑。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机制也面临着各种运作失灵的困境。上文曾指出在海洋环境污染协作治理过程中先行动的地方政府往往付出的治理成本较高，治污设备先进并且投入较大的地方政府也不愿意与其他政府分享。因此，解决利益分配问题是至关重要的，在海洋环境污染治理过程中主要是建立补偿机制。各地方政府在平等、协作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海洋环境污染治理投入在地方政府之间的合理分配。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追求各政府主体间的公平。建议建立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合作基金，通过统筹规范沿海地方政府转移支付制度提供，由各地方政府派员筹建的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委员会进行管理，用于支持海洋环境保护项目和海洋污染治理项目。该基金的构成要遵循“经济公平”的原则。以各方从合作治理中的投入情况为依据，投入较多的政府拨付数额比例较大；但同时，不能忽视各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相应的成本负担能力。当然，由地方政府承担海洋环境污染治理的全部成本是不合理的，需要从中央层面建立海洋污染溯源追究和补偿机制。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依照本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人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但由于缺乏可操作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相应的技术标准，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件所导致的海洋生态损害，最终只能由国家和地方政府负担。近年来，沿海地区已经在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领域做出积极探索。如浙江、山东等沿海地区正在开展本地区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的地方立法工作；天津、山东、广东等地海洋主管部门开展了向海洋生态损害责任者索赔的实践。国家海洋局原局长孙志辉指出国家尽快启动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制度的立法程序，对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索赔的责任主体、赔偿范围及标准、程序，以及补偿赔偿金的使用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从而为海洋生态保护提供经济调控手段和可持续的财政机制。
四、结语
环境治理的成就篇9
2007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环境保护工作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农村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是“政府主导,公众参与”,倡导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中建立公众参与机制。而要鼓励、引导农民和社会力量参与农村环境保护,实现农民、政府、企业等农村社会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良性互动、协同治理,就不能不提到社会资本概念。社会资本是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提出社会资本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他把社会资本理解为“对人们获取价值效益有着直接影响”的“非经济的社会关系”。继布尔迪厄之后,帕特南把社会资本进一步解释为社会组织的特征,“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信任、规范和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三个基本要素。信任是人际之间、社会组织之间的黏合剂,是促成社会之中分散和孤立的个体达成合作的一个必备因素;关系网络镶嵌于社会结构之中,处于同一个关系网络中的成员会为了共同的目标而趋向于合作;规范的意义在于“使成员们在相互之间的日常事务中获取的总体福利得以最大化”。在农村环境治理过程之中,社会资本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要素,它可以组织农村社会成员参与到环境治理过程之中,使政府、村民、企业等环境利益相关者之间树立信任,建立沟通网络和合作机制,实现更高和更广泛层次上的合作,弥补政府单向治理的缺陷,是更人性化和更灵活有效的辅助管理手段。四、农村环境治理中社会资本的功能社会资本在农村环境治理实践中发挥着如下几种功能:
社会整合功能
我国农村社会中蕴藏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在农村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的社会整合功能。这和我国农村社会的社会特征有关。中国农村社会基本上是一种“熟人社会”,以血缘关系、熟人关系为纽带形成了基本的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当代农村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虽然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家族、亲属、熟人等关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仍然是重要的关系网络基础,而其中潜在的信任、互惠是整合农村社会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会的环境治理中是不可或缺的积极要素。
组织与协调功能
在农村社会的环境治理中,丰富的社会资本状况可以促进村民对环境治理的参与和合作,可以有效地解决人们在环境博弈中的利益冲突,减少摩擦,弥补政府单向管理的不足。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的自我组织和正式与非正式规范的凝聚,社会资本可以将分散的个体凝聚在一起形成合力,进行共同的环境利益诉求;也可以协调内部成员之间的环境利益冲突和摩擦。
规范功能
社会资本的规范要素的存在可以促使人们在遵守环境保护规则方面形成默契和互惠。尤其是非正式规范,在农村社会中起到相当大的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的作用。这种农村社会中的“软”规则,实际上也就是人们在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潜在影响下,依其对所处社会生存环境的理解而做出的行为选择。良好的规范状况意味着农村社会成员彼此之间在潜移默化中形成信任感,对共同认同的潜在规范都能主动服从,自我约束。环境物品具有公共物品的属性,很容易发生“公用地悲剧”现象。在缺乏正式的制度约束和国家强制力维护的状态下,社会资本恰恰可以填补这个空间。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的调控手段,可以通过村民舆论、村风民俗的约束力,使违规的村民承担失去信用与声望、失去良好邻里关系和社会交往的风险,主动遵守环境规则。这种潜在的社会规范在村民自治状态下远比政府号召更具有效力。
促进沟通和参与的功能
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构筑起良好的关系网络和沟通平台,对于农村环境治理效果有重要的影响。关系网络是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良好的关系网络同时意味着沟通机制的畅通、多方参与、伙伴关系和高信任水平。政府是环境治理的主要责任承担者和治理行为的决策者、组织者。政府在村民中的口碑与受信任程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社会资本状况和信任环境。政府和村民之间是否建立了良好的环境利益协调机制、环境信息沟通网络对于农村环境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就普遍情况而言,我国农村社会村民与政府之间尚未形成良好关系网络和沟通、合作机制,政府的信任水平总体上不高,相应地政府的社会资本状况并不乐观。这些问题都制约着政府的环境治理绩效。五、社会资本视野下对农村环境治理的展望在2005年国务院的《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指出我国目前“环境治理机制不完善、公众参与水平有待提高”等弊病,倡导从传统环境治理模式向现代模式跨越。这也开启了在农村环境治理中利用社会资本,发挥社会资本功能的脚步。
1.在农村环境治理中注意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防止社会资本流失。利用社会资本因素构建起农村社会的环境合作网络和参与机制,使环境治理从各自为政到形成“合力”,达到协同合作的效果。
2.培育农村社会的环保网络和环保组织,促进农村社会成员对环境治理的参与水平。政府应有意识地推进农村环保组织的发展,促进这些农村环保组织以合作的姿态发挥作用,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
3.增进政府和农村社会各环境利益相关者就环境问题的沟通和合作,实现良性互动。要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效果,就必须促使农村环境利益相关者彼此间形成一种关系密切、渠道畅通的沟通网络和横向交流平台。通过这些平台培育政府在农村社会中的信任环境,建立起良性互动的机制,实现农村环境的合作治理。
4.加强对农民环保价值观念的教育。要充分利用宣传工具,向农民普及环保知识和环保观念,同时也应积极维护农民的环境权益,增加农村环境治理过程的透明度。
环境治理的成就篇10
1保证金的概念
保证金是为了保证履行某种义务而缴纳的一定数量的资金。如:在证券市场融资购买证券时，投资者所需缴纳的自备款;投标建设工程的企业在投标活动中，随投标文件一同交给招标人的一定形式、一定金额的投标责任担保;为能确保购买到某一商品或某项服务时，预付给商家的押金或定金等。支付保证金的目的就是确保权益人得到自己的权益，同时促使相关义务方履行责任的保障。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是为了保证采矿权人履行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义务而缴纳的资金。《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等法律法规中都有明确的规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采取措施保护生态环境;给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损失的，应当负责赔偿，并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因此，矿山企业有义务对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进行治理恢复。建立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的实质就是为了贯彻“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环保原则，促进采矿权人在采矿过程中保护矿山环境，并确保在闭坑、停办、关闭后受破坏的矿山生态环境得到治理恢复的一项特别的经济手段和措施。
2保证金征收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
2．1理论基础
征收保证金制度实质是实施生态补偿的一种形式。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包括外部性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和生态资本理论等。根据外部性理论，在生产或消费中对他人产生额外的成本或效益，然而施加这种影响的人却没有为此付出代价或得到好处，这种外部性就会导致市场失灵，使得资源配置无效或低效。因此，需要采用一些措施或途径来矫正或消除这种外部性。具体而言，就是要设计一定的机制对生态产品的边际私人成本或边际私人收益进行调整，使之与边际社会成本和边际社会收益相一致，实现外部效益的内部化［1－3］。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是生态破坏的行为，属于负的外部效应，要实现生态补偿，就必须确保矿山企业的主体责任，利用一定的经济手段促使矿产资源开发造成的环境成本内部化，从而建立一种生态补偿的有效形式，促进矿山生态环境的保护和治理恢复。当前，对外部效应的起源有不同的认识，因此有多种矫正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庇古手段，即通过政府干预的手段来矫正外部性，对于正的外部影响应予以补贴，对于负的外部影响应处以罚款，以使外部性生产者的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从而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二是科斯手段，即通过明晰产权、依靠市场力量来解决外部性问题［4］。由此，要促使矿山企业的主体责任得到确立，并保证其主动实施，一方面需要从法律上规定其治理恢复矿山生态环境的责任，另一方面，还必须利用税费政策从经济上约束矿山企业的行为，促使其保护环境。目前，中国许多法规中已有明确的要求，规定了矿山企业保护和治理恢复矿山生态环境的责任，而建立保证金制度的目的正是利用经济手段促使矿山企业治理恢复矿山生态环境的经济手段。
2．2现实需求
在矿山环境保护方面，中国虽已出台了一系列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资源税费政策，比如: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费、土地复垦费、水土流失防治费/补偿费、森林植被恢复费、排污费等，分属不同部门征收和管理。但这些税费政策都没有从根本上触及矿产开发企业的经济利益，不能内化开发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形成不了激励企业保护环境的经济机制，不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管理制度规律［5］。根据当前的税费政策，企业缴纳相关税费后，由主管部门统筹使用，企业的相关责任随之转嫁给相关部门。因此，从目前实践来看，矿山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的责任，仍然主要由政府和社会承担，作为生态环境破坏主体的矿山企业，并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这种现象尤其在中小型矿山企业中十分明显。就当前情况来看，中国的矿山环境保护仍属于强制式的管理［6］。一方面，政府部门缺乏有效的制约措施，管理政策主要属于命令控制型;另一方面，企业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不强，矿山环境保护行为是被动的和消极的，缺乏积极性和主动性。如何提高矿山企业的责任意识，主动实施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是当前亟需解决的重点和难点。因此，必须内化企业开发行为造成的社会成本，从经济手段上制约企业的开发行为，促使其积极主动实施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
3保证金制度具有更好的法律效力
保证金制度与一般环境资源税费政策的共同点都是基于同一个目标，即为了保护和改善因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而破坏的生态环境，是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落实中的重要措施和经济手段，通过缴纳保证金和征收环境资源税费以促进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但相比之下，保证金在促使矿山企业履行环境保护和治理恢复责任上，更具有法律效力。
3．1保证金的性质为企业所有，缴纳保证金不属于收费范畴
这一点与一般税费有着明显的区别，更容易被企业接受。矿山企业按规定缴纳的保证金，资金性质为企业所有，其权益仍然属于企业，监管部门只负责保证金的征收、监督和管理。企业按规定完成矿山环境治理与恢复，并经验收合格后，监管部门必须及时返还保证金。只有在企业不履行环境治理责任，或者治理后达不到验收标准的情况下，权益才会发生改变，监管部门才有权根据相关规定动用保证金实施招标治理。而矿山企业缴纳的一般税费，自缴纳之日起权益已经发生改变，或纳入财政预算，或划定为专项资金，相关部门可以利用已征收的税费按规定统筹使用。比如排污费，排污费是直接向环境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依法缴纳的专门用于环境污染防治的费用。根据《排污费征收使用管理条例》的规定，排污费必须纳入财政预算，列入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进行管理，主要用于重点污染源防治、区域性污染防治和污染防治新技术、新工艺的开发、示范和应用等。
3．2缴纳保证金，企业的责任主体不发生转移
矿山企业缴纳保证金，并不免除企业治理恢复矿山环境的责任，而是促使矿山企业严格按照相关法规履行这一基本义务的经济手段。无论企业是否自行组织实施治理，最终都要为恢复矿山环境买单，而确保这一企业责任的手段就是征收保证金。企业在缴纳一般税费后，至少会免除环境治理的部分责任。比如，企业在缴纳了森林植被恢复费后，因开采矿产资源造成的森林植被面积破坏和功能下降的责任，将由林业部门统一组织实施恢复。再比如:水土流失防治费和土地复垦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和《土地复垦条例》的规定，如果企业无力自行治理，必须缴纳相应治理费用，由相关部门代为组织实施治理。可见，在缴纳了水土流失防治费和土地复垦费后，责任主体已经明显发生转移。
3．3保证金制度有利于激励企业实施创新
矿山企业若实施了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任务，并经验收合格后，保证金予以返还。能够有效地激励企业为了降低环境治理成本，而进行采矿工艺以及生态破坏恢复和环境污染治理的技术创新。首先，可以促进企业在矿产资源开发中改进生产技术，从源头上控制环境破坏的程度;其次，有利于企业创新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技术，以减少成本，提高矿山生态修复和环境治理的积极性。
3．4保证金制度可以激发企业保护环境的积极性
缴纳保证金可以有效地促使企业主动履行环境治理恢复责任。一方面，为了降低生态环境建设成本，企业从一开始就会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以免最终付出更大的代价实施环境治理恢复措施;另一方面，将保证金列为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了企业缴纳保证金的积极性，并有利于企业将生态环境保护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开发的整个过程中;第三，在企业完成环境治理与恢复责任后，缴纳的保证金会及时返还，有利于企业尽早、尽快实施环境治理任务。总体来看，实施保证金制度能够提高矿山企业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可以更好地促进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是当前矿山环境保护必要且有效的形式。
4中国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度现状与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