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1
（一）保障改革发展的迫切需要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实质上就是行政权力在资源配置中作用逐渐弱化，而市场的作用逐渐强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公权力逐渐与利益脱钩，民事主体的权利逐步落实，利益获得尊重实现的过程。由于目前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到位，对经济主体的干预过多，有的甚至侵犯企业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造成市场扭曲。在领导活动中，还存在着不善于运用法治原则处理政企关系、权法关系、权利义务等现实问题，不能很好地按照经济规律甚至不断发生以权压法、以言代法、以情动法等干扰市场经济发展的现象。这就要求各级政府要积极转变职能，更为主要的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运用法律手段进行管理的思维方法和工作方法。今天改革发展已经进入攻坚阶段，领导干部具有法治思维不仅有助于普及法律知识教育和带动本地区、本部门学法守法、依法办事，而且有助于推动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从而保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
（二）依法行政决策的内在要求
行政决策是政府工作的中心环节，无论是一般决策还是重大事项的决策，都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管理过程中行政职权的具体体现。现实中个别领导干部仍然习惯于依靠长官意志和简单的行政命令来管理经济、社会和文化事务，在决策中搞地方保护主义、部门利益至上，损害了国家法律和政策的统一。党的十报告强调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并将依法作为决策的首要条件以及提高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是因为中国的法治政府建设还没有到位，违法决策现象还比较突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还不够强。作为领导干部，如何避免决策失误，使做出的决策更加科学合理，首先得增强法治意识，即依法办事的意识，这是依法行政的前提。没有法制意识，在决策前根本就想不到要依法。其次是要在法律规定的权限内依法行使权力，依照法律程序来行使职权。只有依法决策才能维护行政机关的权威，才能防止重大决策失误，才能防止损害群众利益。所以，领导干部具备法治思维，运用法律规范来调控领导决策过程，使领导决策行为在法律的范围内进行，并受法律保护和监督，这不仅是实现社会主义法治、依法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领导决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三）妥善化解矛盾的现实要求
随着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的深刻变革和调整，利益主体和价值取向呈现出多样化和复杂化，导致社会生活中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日益凸显，群众不同的利益诉求也相继涌现并呈高发多元态势，尤其是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大量上访事件已经成为严重影响社会稳定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坦率地讲，近年来一些地方频发，基层干群关系紧张，与少数基层党政干部法律意识淡薄、法治素养匮乏，和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有着必然的关联。在此背景下，强调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就显得尤为紧迫和必要，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实现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根本，在此方面法治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维护社会稳定，就必须充分发挥司法在解决纠纷、化解矛盾中的主导作用，摈弃“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的庸俗哲学，打破“越维越不稳”的“怪圈”。由此可见，法治是保持社会稳定、化解矛盾的前提，具备法治思维是新形势下履行领导职责的基础。领导干部只有不断提高法律意识，运用法治思维，才能更好地把握形势，解决前进中遇到的新问题、新矛盾，这是新形势新任务下的现实要求。
二、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治思维探析
（一）具备法制思维必须树立法律之上的理念
任何现代法治都意味着是用法律对国家公共权力的限制，权力与法律都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社会支配力量，是保证社会秩序和使之有效运转的必要手段。与法律相比，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力量更多地具有特殊性和带有人格性，而法律则具有普遍性和非人格化的支配力量。现代法治要求法律应当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于任何权力之上，权力的行使必须服从于法律。法律至上作为现代社会法治的理念，它已深深地根植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之中，是实现法治国家的理性选择。但在现实生活中，还是经常出现以权代法、以权力冲击法律的现象，造成公共权力的滥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害。因此，领导干部在行使行政权力时要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坚守法律的至上效力和最高尊严。当领导个人意志与法律相冲突时，法律必须高于领导个人意志，否则就会出现法律和国家政策因为领导个人意志而改变，出现人治政体下的不稳定状态。
（二）具备法制思维必须树立职权法定的理念
职权法定原则是中国推进依法行政最核心的要求。由于权力本身所具有的强制性和危害性，如果允许行政机关或其他有权者在法律外享有职权，此种权力就会失去限制，当权者就会无限地扩张自己的权力，并将该权力演化为任意所为，公民、组织的权益也就无法得到保障，社会秩序就会被破坏。宪法最高价值是制约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无限制的、被滥用的公权力，有悖于原则和法治精神，有损于社会的公平正义。历史经验表明，权力皆有滥用和腐败的趋势，对权力进行有效控制是社会安定和人民幸福的重要保障。职权法定原则要求行政机关的创设、存在依据和活动范围等皆源于法律规定，没有法律依据，不得设立行政机关；行政机关不得行使法律未授予的权力。因此，作为现代领导干部应明确公共权力是有限的，必须树立职权法定的理念，其所享有的职权、职权范围和行为限度等都必须从法律上来寻找，不得行使法律未授予的权力。
（三）具备法制思维必须树立程序正当的理念
法律对利益和行为的调整是在程序当中实现的，法律只有完全按照法律的程序走，让当事人充分参与到每个程序中来，其结果才能更让人信服，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地维护法律的尊严。因此，程序是法律制度的生命形式。政府不仅要按法定权限办事，还要按法定程序办事，所有政府行为都要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但是由于历史原因，在中国历来有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在行政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当前重权限轻程序的问题还比较突出，许多损害、侵犯群众利益的问题往往是不按程序办事或执行不规范造成的。所以作为依法行政主体的各级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树立程序正当的理念，树立程序意识，严格按程序办事，对于违反行政程序损害群众利益，造成严重后果的，要依纪依法追究责任。
（四）具备法制思维必须树立责权统一的理念
权责统一实质上是赋予给政府机关的义务和责任，要求其必须采取积极的措施和行动依法履行其职责，擅自放弃、不履行其法定职责或违法、不当行使其职权的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规定，以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的基本完善、政府的层级监督和专门监督明显加强以及行政监督效能显著提高，来保证行政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行政权力主体利益彻底脱钩，实现权责统一。行政机关违法或者不当行使职权，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做到执法有保障、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受追究、侵权须赔偿。权力与义务的统一、职权与责任的统一，本应是法律的基本规则。但长期以来，在中国行政管理领域里，却存在着过分强调公民的责任而忽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责任的倾向，导致政府职权与责任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脱节，造成了中国行政管理约束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的不健全。因此，无论从权责统一的理论观点出发，还是从解决现存主要问题的实践角度考虑，都要求领导干部具备责权统一的理念，以便更好地提高依法行政水平，不断推进建设法治政府进程，从而建设名副其实的责任政府。
三、培养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举措探析
（一）加强法律知识学习，培养自身法治理念
法律知识是培养法治理念不可或缺的基础和前提，一个法律知识储备不足的领导干部不可能形成正确的法治思维。因此，领导干部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从而不断增强自身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只有了解国家在某个问题上的法律规定，才能对该问题进行法治思维。领导干部学习法律知识，要结合自己的工作需要，既要学习法律、法规的具体规定，又要学习相应法律、法规的基本原则，这样有助于真正领会法律精神；既要学习实体法律规范，又要学习程序法律规范，这样有助于确立“程序与实体并重”的正确认识；既要学习法理学、逻辑学等基础理论知识，又要学习实务中的实际应用知识，这样有助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学习掌握基本的法律常识、工作所需的法律知识，并在工作、生活中不断积累和更新自己的法律知识，这样才能为培养正确的法治理念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加强法律实践参与，提升自身思维习惯
法治思维是一种在法律实践中训练、培养和应用的思维方式。脱离开活生生的法律生活和法律实践，不可能养成法治思维方式。我们只有通过反复参与各种法律活动，在法律实践中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法律问题，才能养成一种自觉的法治思维习惯。中国法律法规的许多内容是与领导干部的实际工作息息相关的，这为提高自身的法治思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在平时的工作和生活中领导干部要自觉根据法律规定的权力种类和范围，依据相应的程序行使权力，处理法律问题，从而维护法律秩序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处理法律问题，要坚持事实为依据，法律为准绳，某种行为是否合法，是否应当承担法律责任，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等问题，都应当运用法治思维，以法律为标准作出理性判断。
（三）加强法治建设考核，强化自身法律信仰
为全面提升依法行政水平，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进程，培养和提高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就必须把依法行政考核结果与奖励惩处、干部任免紧密挂钩。用政绩考评杠杆，建立健全领导者个人法治考核档案，把领导干部是否重视弘扬法治文化，是否坚持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把重要工作实绩和重大过失记入档案，作为选拔、奖惩、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过去评议考核，通常的做法是听汇报、看材料，这样的考评难以了解其全面的真实的情况，这就需要总结经验、积极探索、创新评议考核的方式。可通过对执法人员进行法律知识抽查测试，了解其法律素质状况；可通过群众主动检举、反映或开展问卷调查，了解执法队伍的执法状况；还可通过对执法部门的明察暗访，发现群众反映强烈而平时疏于监督的问题等。政府法制机构和行政机关将考核结果汇总后报组织、人事部门，作为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调动、提拔和奖励的重要依据。
（四）加强法治环境改善，提升自身法治思维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2
关键词：法治法治思维人治
中图分类号：D6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1-0328-02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把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提出了“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党员干部要自觉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把能不能遵守法律、依法办事作为考察干部重要内容。对特权思想严重、法治观念淡薄的干部要批评教育，不改正的要调离领导岗位。在此时代背景下，弘扬法治精神，倡树法治理念，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也逐步进入“新常态”。党员领导干部要如何运用法治思维，积极适应法治“新常态”呢？
一、“法治”、“法治思维”阐释
在厘清“法治思维”这一概念时，首先要解答“法治”是什么？虽然，“目前，关于法治的学术话语、政治话语、宣传话语多半是在名词层面取得一致，而远非在概念层面的共识，许多关于法治的争论实际上是概念的理解和定义的不同造成的。”[1]根据当前学术界普遍的共识可以将法治概括为法治是与人治相对的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法治即法的统治，法治下，法律地位最高。从衡量法治的基本标准上来看，法治的本质是法律统治;法治的核心是制约公权;法治的要求是民主立法、政府守法、公正执法、权威宪法。
法国伟大启蒙思想家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一切重大的法律，并不是铭刻在大理石或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心里。从这个意义上看，法治并不完全取决于法律条文有多么复杂严密，也不在于人们对法律条文有多么深透的了解，而是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正是基于这种对法治的基本认同中，形成了带有显著法治特色的思维方式。而思维一般指的是人们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借助于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能动地反映客观现实的理性认识过程。法治思维从根本上来说属于人们的思维活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袁曙宏认为：“所谓法治思维，在本质上区别于人治思维和权力思维，其实质是各级领导干部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必须时刻牢记人民授权和职权法定，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必须切实保护人民和尊重保护人权，必须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须自觉接受法律的监督和承担法律责任。”[2]
由此，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法治观应该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结合基础上的综合法治观，形式意义上的法治强调“依法治国”、“依法办事”的治国方式、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实质意义的法治强调“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的价值、原则和精神，强调法律应该得到普遍的服从和遵守。所以，法治思维是一种基于法治理念的基础上来认识事物、判断是非、做出决策的思维方式。因此法治思维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治思维是一种规则性思维。“国家有法，家有家规”。法治思维的规则性就在于以法律为标准对人们行为进行分析和判断。当领导干部在处理所遇问题时首先要运用法律的规范、原则、精神并恪守职业道德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思考。然后通过判断、推理，形成认识和解决相应问题的结论、决定。否则就会在行政执法中出现执法不严格、不规范、不透明、不文明，这样将会极大的损害政府的公信力。
其次，法治思维是一种逻辑理性思维。作为一种逻辑理性思维，法治思维强调的是按照法律逻辑思考、谨慎对待情感等外在因素，不为道德、情理、社会舆论等左右自己的判断;排斥任意性、避免人情化、将法治理念、法律知识、法律规定付诸于分析和解决各种问题的思维方式，从而提升人们对法律的信仰。
再次，法治思维是一种权力制约思维。“有权不可任性”，法治的本身是对权力的约束。在法治思维中，权利与权力之间存在一种平衡制约关系。法治，重在治吏。限制和监督权力，保障和维护权利，既是法治的精髓，又是法治思维的核心。权利问题上，凡法律所不禁止的，便应推定是公民的权利。权力问题上，凡法律未明确授权的，都应推定为不得行使。领导干部要树立“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意识，厘清权责限度，在用权的每个环节、都自觉接受制约和监督，杜绝为所欲为和胆大妄为，增强用制度约束权力的自觉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二、培养法治思维的必要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所以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首先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需要。法治中国，归根到底是法治领导干部。上行下效，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
其次，是因为有些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仍比较淡薄。有的领导干部法治思维还没有牢固树立，“权大于法”的人治思维仍在起作用。例如：在一些地方，“领导的权威”是不可侵犯的。某地，64岁农妇不满镇政府征地补偿，拒绝丈量土地。农妇的儿子说，镇委副书记说母亲是“母老虎”，母亲回骂了一句，当场被带走拘留。
再次，有些领导干部不重视对法治精神、法律原则和基础法律法规的学习，在工作中不知法、不懂法，主观臆断，违法行政;有的领导干部草率行事，给国家和集体造成巨大的损失;个别领导干部置法律于不顾，以身试法，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十之后，已有多名厅级以上干部先后被查处。所以综合这些现象，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常态下提高领导干部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处理解决工作的问题十分重要。那么领导干部培养法治思维的途径有哪些呢？
三、培养法治思维的途径
首先，培养法治思维必须牢固确立法治信仰、要敬法懂法、不断丰富法律知识。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唯有知之深，才能行之切，学法才能知法，懂法才会用法。学习法律法规，是党员干部开展工作要做的基本准备，也是很重要的政治素养。所以，法治思维作为一种规则性思维，它要求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尊法、守法、用法，自觉地在法律授权范围内活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保障人民享有更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只有在法律原则的掌握上下功夫，提升法治思维的高度和广度。加强与本行业内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学习，夯实法治思维的密度和硬度，才能促进知识向能力素质转化，才能更好地把法律知识转化为牢固的法治观念、科学的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的实际能力。
其次，培养法治思维要反对人治，坚守法治思维的逻辑底线。
亚里士多德所说：“若要求由一个个人来统治，便无异于引狼入室。因为人类的如同野兽，虽至圣大贤也会让强烈的情感引入歧途。”人治手段，因没有稳定性，会因领导人或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人亡政息是必然结果。人治会导致权力恶性膨胀，异化为社会公害，制造的麻烦要远大于成效，所以绝不可靠。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决定，动机和目标再好的人治，也会是遗祸社会的败笔。党的十四中全会也提出要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所以，领导干部在工作中要坚守法治思维的逻辑底线。掌握法律授予了什么权力、边界在哪里、行使的程序是什么、不依法行使应承担什么责任，树立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的意识。提高把合法性作为优先选项，研判解决问题的方式手段是否符合法律规定、法治精神。确保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律规定，没有法律规定的，遵循法治原则，越是问题复杂，越是情况紧急，越要用法治思维去思考、处理。
再次，培养法治思维要善学善用法治方法。法治思维能力的养成关键靠法治实践，法治思维的目的是为了以法治的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法治实践是法治思维的归宿，只有强化法治实践，才能检验、巩固法治思维。当遇到问题时，领导干部要掌握以下的思维步骤：谨慎判断――发生了什么事情;合理判断――这种事情是公域还是私域;合法判断――法律对这种事情有无明确规定;规则判断――对这件事上，法律是如何进行权力义务规范的;价值判断――发生的事实、行为与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能否对的上。只有这样才能在决策、执法和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不违背法律的规范。做到程序合法、合理、公正司法。
最后，培养法治思维，要主动接受法治监督。领导干部是一个“高风险职业”，可以说职务越高，责任越大，风险越大。主动接受法治监督既是对法制的尊重，也是对自身的一种保护。领导干部要纠正那种监督就是不信任的观念，增强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自觉置身于党和人民事业所要求的各种监督之下。唯有自觉接受监督，进一步打开窗户，将权力置于阳光下运行，才能不留阴影、不剩犄角旮旯。使自身真正做到“一肩挑明月，两袖拂清风”！
总之，法律是治国之重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为中华民族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征程！法治兴，则国兴，法治强，则国强。提升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对领导干部个人而言，是加强修养与提升能力的过程;对一个民族而言，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系统工程与历史性任务！“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只有我们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真正做到心中有法、言必合法、虑必及法、行必循法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国家命运与个人前途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原则，攻坚克难，持之以恒，才能在全面依法治国的新常态下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
参考文献
[1]刘杨：《法治的概念策略》[J].《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2]袁曙宏：《全面推进依法治国》[C].载《十报告辅导读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3]梁迎修：《理解法治的中国之道》[J].《法学研究》2012年第6期。
[4]陈金钊：《对“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诠释》，[n]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3年3月，第21卷第2期，第77页.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3
“法律思维方式作为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的地位在中国并未真正确立。几千年来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泛伦理化的思维方式和革命战争时期所形成的泛政治化的思维方式依然阻碍着法律思维方式的形成和普及”对法治思维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有着积极意义，更重要的是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具有以下指导意义：一是弄清法治思维的内在含义，使各级领导干部能够搞清法律思维的要素和思维途径，从而对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开辟了道路，指明了发展方向。二是通过人们学习了解法法治思维，并由其直接作用于人的理智和心灵，从而为社会及各级领导干部提供了法律知识和法律价值观念。而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又在在一定程度上可提升社会及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增强社会及领导干部抵御“人治”思维的能力；从而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行政的能力。三是当法治思维成为习惯性思维后，法律规范的指引作用为领导干部思维方式及行为提供了标准。当这种法律思维成为思维定式，领导干部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时时以法律规范来衡量自己的行为。时时以法治逻辑来思考、认识乃至解决问题。那么，法治社会的实现也就为期不远了。四是法治思维方式有利于领导干部对法律价值的重新认识，形成对法律的信仰，它对领导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会发生很大影响，使广大领导干部懂得法律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公民权利的保障。
一、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治思维
关于领导干部应具备哪些法治思维，目前，在这方面研究的理论成果寥寥无几，也没有一个权威定论。有人认为：“领导干部应具备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思维、依法行政的法律思维、权力有限的法律思维、程序公正优先于实体公正的法律思维。”有人认为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主要包含了五个方面的思维内容，即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公平正义思维、责任后果思维和治官治权思维等。姜明安认为为了让政府官员切实遵循和运用“法治思维”，需要做到以下五个方面合法：“目的合法”、“权限合法”、“内容合法”、“手段合法”。“程序合法”。笔者认为领导干部应具备的法治思维必然体现出法律至上、制约权力、保障权利、程序正义、权责一致的五大法治理念。在这样法治理念的支配下，形成以下法治思维：
（一）法律支配权力的法治思维它要求领导干部：一是在行使公权力时，必须树立职权法定原则，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无论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还是推动发展、深化改革，都应以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为自己的思维方式，包括目的、权限、内容、手段及其程序都要以法律规范审视其是否合法。对于法律赋予的职权，要正确行使，用足用好用到位，做到不错位；对于法律要求应当履行的职责，要勇于承担起来，做到不缺位；对于法律没有赋予的职权，坚决不去行使，做到不越位。二是要强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的观念，强化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尽快从习惯于以权办事转变到依法办事上来。三是破除以下二个观念：一要破除以权代法观念。比如：遇到问题想领导是怎么讲的多，想法律法规是怎么要求的少。二要破除以情代法的观念。讲交情、重友情的意识已经成为部分领导干部办事情的一种思维模式。要破除这种以情代法的观念，根本的一条就是领导干部要按照十报告提出的：要按制度办事，用制度管事管人管权，这是法律支配权力思维的有力体现。
（二）权责一致的法治思维权责一致的法治思维要求领导干部依法享有多大的权力，就应当承担多大的责任，不应当有无责任的权力，也不应当有无权力的责任。它要求权力与责任紧密挂钩，与利益彻底脱钩的原则。实现权责一致的思维必须做到：一是授权明责：授予权力，明确责任；二是受权受责：接受权力，接受责任；三是履权履责：履行权力，履行责任；四是用权负责：使用权力，担负责任；五是怠权问责：懈怠权力，拷问责任；六是渎权追责：亵渎权力，追究责任；七是弄权查责：，依法查处。
(三）“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思维法治理念的一个重要精神就是要制约权力、保障权利。法治社会的理想就是要使“权力”服从于“权利”，并使“权利”有效地制约“权力”。而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这种无限制的、被滥用的公权力，有悖于原则和法治理念有损于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势必导致对私权利的恣意侵犯。因此，要想实现“权力”服从于“权利”的法治理念，要想实现宪法的核心和最高价值，领导干部就必须将“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思维萦绕脑际。时时刻刻不忘规范、约束自己的公权力，知悉权力范围，严格在法律范围内行使权力。认真接受“权利”对“权力”的有效监督。
（四）应具备程序正义的法律思维没有程序的民主，就没有实质的民主；没有程序的公正，就很难保证实体公正和结果公正。程序正义是法治理念的生命线。因为存在着个人的情感在内，所以人们对于法律结果的接受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即使已经非常公平、正义的一个决定，不同立场的人也就有不同的认可度。只有完全按照法律的程序走，让当事人充分的参与到每个程序中来，其所作的决定才能更让人信服，才更有说服力，才能更好的维护法律的尊严。因此，领导干部要具备程序正义的法律思维，在行使职权中不仅要按照法定权限办事，还要按照遵循程序正当的原则，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办事。注意听取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意见；要严格遵循法定程序，依法保障行政管理相对人、利害关系人的知情权、参与权和救济权。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与行政管理相对人存在利害关系时，应当回避。
二、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路径
关于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的途径，主流观点无外乎在于内在法治理念的形成与外在法治环境的培育。笔者也是遵循这样的一条路径进行以下探讨。
(一)培育领导干部的常态化法治思维
“由于几千年封建社会深入人心的道德思维和建国前后几十年一贯的政治思维作崇,我们常常有意或无意间用道德思维或政治思维来代替法律思维。”法律一直是以维护统治秩序的工具而出现,并没有内化为人们心中的信仰和思维的惯性，特别是在领导干部的思维惯性中，法律成为装饰门面的工具，需要就用，不需要就不用，甚至需要时也不用。因而，法律思维被排斥在常态思维之外，因此，领导干部法治思维形成路径首先要解决思维惯性问题，使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自发的一种心理需求。领导干部不管是决策、还是执行；不管是思考问题、还是解决问题都要养成以法治理念支配、以法律规范指引、按照法治逻辑去思维的惯性，养成依法履职、依规办事的习惯，让法治思维真正成为领导干部的常态思维。
（二）建立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
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常态思维就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实现学法常态化是提升各级领导干部法律思维的重要基础。这种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包括各级党委中心组领导集体学法制度，新入职的、在职的的公务人员学法制度，领导干部提拔前和重任前的学法制度，领导干部犯错误被责任追究后的的学法制度、行政执法人员的学法制度，司法工作人员的学法制度、领导干部自学制度、领导带头讲法制度等等。其中，中心组集体学法是各级领导干部学法经常化的保证，学法的时间每月应不少于一个法律学习日。规定领导干部、领导干部提拔前和重任前、公务员、行政执法人员、司法工作人员每年接受法律知识培训的时间和内容，特别是针对领导干部犯错误被责任追究后的学法时间和内容做出严格的规定。另外，将学法内容纳入理论学习计划之中，学法的内容要有针对性，应重点包括：历届党代会工作报告中关于民主法治建设方面的内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学习、人类政治文明法治建设的有益成果、依法治国理论学习、宪法和法学基础理论的学习、我国基本法律的学习、行政执法方面的内容、新出台的法律以及现实案例等，不断强化法治思维，不断提高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水平。
(三)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实践
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常态思维，除了必须建立常态化的法律学习制度外，更重要的是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律实践。重视法治思维的实践运用。法治实践是法治思维的归宿，只有强化法治实践，才能检验、巩固法治思维。要多主动实践。第一，对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问题，在众多的解决方式中，要首选法治方式或者以法治为主要方式去解决。第二，在遇到权力与权利冲突、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时，要牢固树立“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思维，坚持依法办事，“权利本位”的思想。第三，领导干部要积极支持行政诉讼，通过积极出庭应诉、积极旁听法院庭审、调查研究分析案例、谈判等实践活动，强化法治意识，提高运用法治思维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的能力。第四，领导干部要多咨询法律专家。领导干部不可能都是法律方面的专家，在解决问题时也会遇到法律难题，应当将行为的性质、解决问题的途径、法律后果、风险预测与防范等问题，积极咨询有关法律专家。
（四）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必须摈弃“官本位”思想
“官本位”思想，其实就是“官崇拜”，其实质是“权崇拜”，是对权力运用、滥用、享用的崇拜。因此要规范权力的运用、监督、制约，使为官者不想、不便、不敢、不能滥用权力，树立对“民”之敬畏，对“法”之敬畏。同时，要明确权力的来源，围绕“权力是谁给的”这个根本问题实现观念变革，树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赋的“民本位”思想。实现从权力本位向“民本位”、责任本位的转变。从而淡化领导干部长期内心形成的“人治”的思维，有利于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
（五）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必须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外部法治环境
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除了内在理念的培育外，建立和完善常态化的外部法治环境也尤为重要。
第一，要不断建立健全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履职的权力常态化的监督制约机制,加强问责制度的完善与落实工作,不断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保证对各级领导干部“法治能力”的监督有力、有效。
第二，要将“法治思维的应用”作为干部政绩考核和选拔任用机制的一个常态化要求。领导干部法治思维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与当前对领导干部的评价激励机制密切相关。衡量各项工作的优劣、成败都是围绕着各种硬性的、具体的发展指标、任务，很少审视干部的法治思维和法治能力及其所领导的地区、部门的法治生态和法治环境。为此，当务之急是建立适应法治社会要求的干部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建立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意识、运用法治思维解决问题的绩效考核和选拔任用评价标准。用一些具体量化、可操作、可测量的指标(如组织学习法律的次数，法制机构的健全情况、行政复议和诉讼案件的受理数量及裁决状况等等)来评价政府的工作和考核领导干部的工作实绩，从而才能让法治思维成为领导干部主动、自觉的惯性思维方式。
第三，大力选拔任用有法律背景的人担任领导干部成为常态。目前，我国正处于国家建设阶段向管理阶段转型时期，从世界范围看，管理阶段的领导人具有法学背景的人居多，这是因为，现代管理主要是法治管理，法治是调整社会各阶层利益及社会矛盾最基本的手段和方式，因此，大力选拔任用有法律背景、具有法治思维的人担任领导干部，对培育领导干部常态化的法治思维有着正向积极的激励引导作用。
第四，借鉴反思要常态化，创造“典型”环境。一方面树正面“典型”激励，自觉学习那些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和解决问题和矛盾的干部和事迹，另一方面以反面“典型”警示，对于那些坚持“人治”思维，在决策、执法和其他行使公权力过程中违法行政、有法不依、，给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造成重大损害、损失而受到追究的反面典型与以鞭挞。从而，形成学法、用法、依法的良好氛围和环境。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4
（浙江浙大圆正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浙江杭州310013）
摘 要：公司治理中契约精神的缺失折射出高管法治思维的缺失。以合法性、规则性、契约性为内涵的法治思维，其缺失的成因既与个体因素有关，也与法治环境有关。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能力，需要着力培育高管的法治思维。强化教育培训和思维训练、完善考核选拔任用机制、建立监督制约机制、肥沃公司治理法治环境土壤是其路径选择的基本构想。
关键词：法治思维；内涵；培育；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148-02
1缘起
在继宣布高调联姻的短短数月后，日前，绿城与融创惨烈分手。在融创看来，交付63亿港币收购款，并接手绿城实际管理后，这次收购的实质性交易已经完成。但在绿城看来，股权并未交割，香港联交所也未批准，买卖协议并未生效。“没有契约精神，国内的公司治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论者对此事件如此评价。契约精神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保证，是市场经济秩序得以良好建立的基础，每一个市场经济主体都有义务去维护。而绿城事件凸显出的契约精神的缺失恰恰也折射出企业高管法治思维的缺失。在协议未正式生效的前提下即行支付63亿收购款；在协议未正式生效的前提下即行让渡企业的实际控制权和管理权；更甚者，如此大型的收购协议竟然没有违约条款的约定。所有这些，除了所谓的兄弟情义之外，站在公司治理的角度，法治思维的缺失恐怕更令人反思。
2高管法治思维的内涵
所谓法治思维，是指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1]。学者们对法治思维有很多不同的诠释和理解，但笔者认为，最关键的不外乎合法、规则、契约。
第一，法治思维是以合法性为起点，以公平正义为中心的逻辑推理过程，强调的是尊重宪法和法律的法治理念，遇到问题能运用法律原则、规范、精神及逻辑进行合宪性判断、合法性分析并作出正确决策的思维模式。企业高管在行使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管理职能中，都应当坚守宪法和法律的底线，都应当依照法律的价值、法律的内容及法律的程序去思考和解决问题。
第二，西塞罗认为：“法律就是最高的理性”。现代企业，面临着价值的多元和利益的交织和冲突，要想建立对多元价值和复杂利益合理控制的机制，就须依靠理性的规则加以约束。法治思维是基于法律规则的一种思维方式，具体体现为一种规则意识，重点在于对各种规则的遵守和执行。法律意识、法治观念是法治思维的思想基础，而规则意识则是法律实施、法治建设的关键性因素。
第三，法治精神首先是契约精神，法治意识的培育首先是契约意识的培育，法治思维的运用必定是契约思维的运用[2]。自由、平等、尚法、守信是契约精神的基本要求。因此，企业在参与市场经营与管理过程中，应当尊重基本的市场规则，遵守契约，诚实守信。
3高管法治思维缺失成因略析
有人对某市255位局、处级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和研究，结果显示，领导干部对法治思维的认同度较高，但对法治思维的实际运用却不够充分。[3]尽管该研究针对的是领导干部，但企业层面的情况也不外乎如是。运用法治思维能力认知的差异，既与个人因素有关，也与法治环境有关。
其一，个体层面上，价值观与规则意识之间存在冲突；法治观念淡薄；学法的主动性积极性不够；崇尚法律敬畏法律的观念不强；受多种思维的左右而影响决断；运用法律解决问题的能力不足；因片面理解改革创新而违背法治精神等都是导致个体法治思维缺失的成因。
其二，法治环境上，公司治理带着家族治理模式的烙印；高管考核、选拔、任用机制不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不够完善；责任落实不到位或违法成本低；以及企业管理存在行政化倾向，层层审批、集体决策导致个体责任淡化等因素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个体法治思维的培育与发展。
4高管法治思维培育路径选择
众所周知，法治思维不可能自发形成，需要藉由内外合力来实现思维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4.1强化教育培训和思维训练
法治理念是法治思维的基础，而法治思维又是运用法律手段的前提。古语有云：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运用法治思维的前提是先得具备法治思维。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晓。法治思维的养成需要长期的培育和训练，是一个主客观因素相互影响、内外兼修的过程[4]。一方面，要加强对法律知识的学习，加强教育培训，尤其要加强法律信仰、法治理念的培训，以此促进个体内化思维的形成。只有了解法律的一般原理、理论，才能把握法治思维的基本规律；只有了解对某个问题的法律规定，才能对该问题进行法治思维[5]。另一方面，可以参照心理学中思维训练的交流讨论、训练演示等程序和方法，结合企业高管法治思维因素，在实践中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问题，以法律为标准作出理性判断，以此来训练高管的法治思维。
4.2完善考核、选拔、任用机制
企业的商业属性决定了判断经营好坏、管理优劣的首要标准是业绩的好坏，但对业绩的追求必须建立在科学发展的基础之上。因此要确立正确的业绩观和发展观，企业的发展和进步不是一元独行的图景，法治的基本功能在于衡平多元利益争端，在将经济贡献值作为高管业绩考核和评价的重要指标的同时，也应将依法办事、依法管理的能力纳入到对高管的考核中去，让企业高管真正认识法治思维的重要性。当然在高管的选拔、任用过程中，对于知识结构、业务技能、天赋秉性、资质履历的考察也应以严谨、理性的态度对待，重视对档案履历的查实，对实际技能的考核，对思维结构的测试，以此判断法治思维培育的可能性。
4.3建立依法管理监督制约机制
实行严格的问责机制不仅有利于进一步理顺职权与责任，实现权责相统一，而且对于企业依法依规管理和经营有着不容小觑的功效。问责机制的实现关键在于配套监督制度的衔接和设计。不仅要注重自上而下的监督，同时要注重自下而上的监督。凡是因为故意或重大过错违反法律法规，导致重大决策失误、重大安全与质量责任事故、重大环境污染事故、重大违纪事件，给企业造成重大经济、社会不良影响的，都应进行严格的问责。从而促使企业高管在经营管理中首先考虑合法性问题，使法治思维成为高管行动的指南，在法治思维引领下依法管理、依法办事、依法创新、依法发展。
4.4肥沃公司治理法治环境土壤
法治思维与法治环境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个体法治思维的增强会促使法律手段的运用，进而改善整体法治环境，而整体法治环境的改善也会促进个体法治思维的提升。随着法治中国命题的不断升华，整体法治环境将会不断完善和优化。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中国人民的主张、理念，也是中国人民的实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法治环境的土壤将会越来越肥沃，公司治理、企业管理也将会越来越遵循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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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欧阳国.社会转型中法官法治思维养成困境及路径探究[J].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27）4.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5
第一，合法性思维。领导干部在行使公权力时，无论是决策，还是执行，或者是解决社会矛盾、纠纷，推动发展、深化改革，都应不断审视其行为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和要求，包括行为的目的是否合法，行为的权限是否合法，行为的内容是否合法，行为的手段是否合法，行为的程序是否合法……合法性思维，是规则思维，也是制度思维。
第二，权利义务思维。法律是规定权利义务的，法律关系就是权利义务关系。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社会主体彼此之间，都是权利义务关系。治理国家、管理社会、行政执法、人与人交往等，都要尊重保护权利，履行义务，承担法定职责。法治思维，必然包含权利与义务思维的内容。
第三，公平正义思维。法治体现了公平正义的精神和原则，法治思维自然要反映这种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例如，领导干部在作重大决策时，程序性规则的约束往往是形式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公众参与决策、决策的民主化，才是决策中的实质性约束。让公众有序参与决策，决策反映和体现公众利益和各方意见，这是公平正义在决策领域的体现。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法治；思想政治教育
一、法治思维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一）法治的内涵与特征
法治思维指的是按照法治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它是将法律规定、法律知识、法治理念付诸实施的认识过程。法治思维方式的重心则在于依据法律来进行合法与非法的预判，即把合法性当作思考问题的前提。法治思维的主要特征就是要用法律至上、权力制约、公平正义和以人为本的理念去思考和评判一切涉法性社会争议问题。本文就是在法治的思维下审视思想政治教育，借鉴法学的理论知识填补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空白。为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提高提供有益借鉴。
（二）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理念主要通过制定法律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主张。思想政治教育属于意识形态的范围，是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考察法治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可以借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和道德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手段，尽管在表现形式、作用机制、调整对象、调整范围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但两者的理念和追求的目标具有一致性。法治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保障，思想政治教育为法治提供思想道德基础。
二、法治思维视域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探析
（一）思想政治教育合理性、合法性的审视
法律创制的前提是良法，这给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就是作为提高人们思想道德，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要关注其内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简单而言就是合乎法律。从法律角度来看就是，执法机关的行为在法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办事，受到法律的约束。所谓合理性，是一个揭示主体活动性质的哲学范畴，是主体按照其理性创造出来的现实世界。合理性对事物要求从客观性、本质、必然性、规律性、人性、目的性诸方面去作综合性的评价。由此可见，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就是被认可、被接受，人们自愿遵循。法律规范虽然神圣不可侵犯，但是在司法环节也会融入人情的因素，使得冷冰冰的法律具有情感的温度。思想政治教育虽然对受教育者进行一定的道德规范、约束，但是，也关注情感、尊重主体地位，注重受教育者需要的满足和精神的诉求。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个体发展、享用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成为一门快乐、幸福之学！所谓“王法”即“美”。思想政治教育要融入法治思维，使得思想政治教育系统都能实现有法可依。
（二）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价值信仰问题
所谓信仰，是指主体超越现实、超越自我、追求最高价值的自我意识，是对具有最高价值的对象高度的信服、景仰、向往、追求，并以之统摄自己的精神生活，作为自己精神寄托的思想倾向，是主体对终极价值的追求。法律以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为其正当性的来源，并且以实现公平正义为其主要目标。法律至上体现了对法律的信仰。没有对法律信仰的心理基础，任何社会都不能迈进法治社会的门槛。建设法治社会必须建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法律信仰主要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立法代表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是社会正义的集中体现。立法者们信仰法律，视法律为神圣，则他们会尽量考察国情、体谅民情，制定良法，从而为后面的三环节奠定法律信仰的基础。执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重要环节，有法必依是执法的关键，执法必严是执法的基本要求。司法是实现社会正义的最有力、最可靠的保障，司法的公平、公正是社会稳定、生活有序、人民安居的基础。司法工作者忠于法律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就是思想政治教育者应该拥有忠于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信仰。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品德施加教育影响的个体或群体。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起主导作用，是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发动者、组织者和实施者。主要承担教育和管理的职能。教育者对受教育者起着榜样示范的作用。教育者自身要对思想政治教育体系产生坚定的信仰，只有这样，受教育者才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产生认同。
三、法治思维视域下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策略
（一）创制良法启示思想政治教育具备合理性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思想政治教育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当前，党和国家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思想政治教育要把“依法治国”的理念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方式落实到行动中，为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身要加强法治思维，更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使其内容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法治思维。帮助人们形成明确的法治意识，提高人们对民主、法制、纪律的认识，使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民主、正确行使民利，自觉遵守国家法律和纪律，维护社会的稳定。
（二）法律至上启示教育者确立价值信仰
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席卷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多元价值观的冲击，导致教育者的功利思想异常凸显，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产生质疑，共产主义信仰下滑。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职能决定了其信仰的重要性。思想政治教育者组织开展各种活动、传播思想政治知识和品德规范、激发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引导教育对象思想品德向社会要求的方向发展。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统治者自身的道德品质被视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条件。选拔人才也是关注其道德素质。因为，领导者的良好德性和人格，对全体社会成员起着榜样和示范作用。教育者只有确定了坚定的信仰，成为受教育者的道德榜样，受教育者信仰的确立才有现实的可能性。再者，思想政治教育不是理性科学知识教育，而是道德知识教育更要关注人的情感，诉诸于人的信仰，只有将其内化为信念、信仰，形成自觉认同，才能真正外化为行为！
随着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的逐步推进，法治文明成为衡量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法治所倡导的创立良法、法律至上、权利本位等思想对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提供了独特的视角。这种借鉴是立足于我国具体的现实国情，思想政治教育特点基础上的有条件的吸收和融合，而不是全盘照搬。因此，如何借鉴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以促进自身的发展创新，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关注的重要话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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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7
一、村社干部法治思维能力的现状
（一）村社干部具备一定的法治思维能力
1、法治思维的认知方面
第一，对法治思维有一个基本正确的认识。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本质是什么”时，选择“法律平等”和“公平正义”的分别占55%、41.2%、，选择“民主和谐”、“权力制约”的分别占11.4%和4.6%。可见，多数村社干部认同法律是平等的，认同法律代表着公平正义。第二，对法治思维重点的把握比较到位。在问到“你认为法治思维的重点是什么”时，63.2%的人认为“重公正”。可见，当前我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基层工作中的法治重点把握是准确的，有一定的认识。
2、法治思维的实践方面
第一，大多数村社干部具有一定的法治思维。在问到“你认为现在的村社干部有没有法治思维”时，76.8%的人认为有，认为基本有、基本没有和没有的分别是22%、1.1%、0.1%。第二，村社干部法治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增强。在问到“你认为大多数村社干部在决策和处理问题时，是否运用法治的方式”，64.2%的人认为是。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村社干部能够认识到决策和行为要合法，但是实际执行的效果如何就很难说了。
3、法治思维的形成和培养途径方面
通过调查，对于如何提高法治思维能力村社干部大都有明确的认识：在处理问题、做决策时着重运用合法非法思维方式；认为法治思维向法治方式转变需要注重法治依据，同时在法治精神、法治素养、崇尚法律等方面要创造条件；提高村社干部依法办事的能力的最大突破口在于深化改革，完善机制。
（二）法治思维能力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1、对法治思维的认知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在调查中，当问到“你认为村社干部应具备哪些法治思维（至少列3种）”时，有92.7%的人选择了“公平正义”，90.4%的人选择了“合法性”，58.1%的人选择了“责任后果”，选择权利义务和法官治权的相对较少。这说明当前丰都县大多数村社干部对现代法治的核心问题的认识存在着偏差，没有认识到现代法治的精髓。
2、实践中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问到“你怎么评价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的能力”时，有66.8%的人认为“一般”，认为“很强”、“很弱”和“缺乏”的分别占25.3%、5.9%、2%。
3、村社干部提高法治思维存在较大的困难。在问到“你认为从传统的非法治的思维向依法办事转变，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时，有55.7%的人认为是“体制机制不够完善”，还存在法律让位于政策和上级指示情况，缺乏对法律的敬畏和信仰。
二、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制约因素
（一）法治观念薄弱。法治作为人类的活动方式之一，必然依赖于社会主体的意识和行为。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前村社干部对法治认知出现偏差和实践中出现法律让位于情感、上级指示。首先，我国人治传统源远流长，在遇到纠纷和冲突时，不是用法律手段解决争议，而更多的寻找“权力”的帮助；其次，在我国传统文化中“重伦理道德轻普遍规则”导致轻视法律的作用，对法律不存在敬畏之心；此外，“人治”陋习严重，信奉“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无事就是本事，妥协就是和谐”。
（二）法律知识欠缺。很多村社干部年龄往往偏大，文化素质大多不高，法律知识欠缺。他们往往将有限的时间花在学习实用性较强的业务知识上，对如何正确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来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难题，则研究不多、思考不足。由于我国政治生活法治水平有限，在加上行政手段效率高，村社干部大都乐于选择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活动，在客观上造成法治方式“被搁置”。
（三）普法内容肤浅。普法考试缺乏系统性和实效性，偏重于村社干部掌握法律知识，法律学习停留在了解法律条文的层次，忽视法治精神和法治方法的把握。干部普法考试停留在对法律条文的死记硬背，远达不到把握条文蕴含的法治精神并提高法治思维能力的高度。法律知识要内化成人的法治思维，还需要很多因素一起产生合力。由于人治化权力恣肆的影响，村社干部把普法教育中掌握的法律知识转化成法治素养的成效就更加不容乐观。
（四）法治能力不足。部分村社干部认为法律仅仅是一种工具，是实现一定社会管理目标的手段，在想问题、做决策时依然习惯于传统的人治思维和方式，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管理经济社会事务水平不高。尤其是在出现突发性事件时，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不足就更加凸显，不能做到统筹兼顾，灵活处置，以致事态恶化。有的甚至把法律仅仅用来治理老百姓而不规范、约束自己。对法律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弃之一旁，持随心所欲的态度。
三、提高村社干部运用法治思维能力的对策建议
（一）树立崇法精神。首先要牢固树立法律至上的理念。要牢记”法不授权即禁止”的原则，在工作生活中敬畏法律，自觉用法律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特别是在处理与群众的矛盾和纠纷过程中要坚持这一点。其次，要摒弃法律工具主义思维。法治思维强调人信仰的是法律规定中蕴藏的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并将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二）增强法治理念。可以通过模拟法庭、旁听庭审、参观监狱、参与法律援助等法治实践活动、举办专题研讨班以及开通普法短信平台等方式增强村社干部的法治思维能力。教育培训的重点要放在应强化法治理念、法治精神的教育与传播上，使法治思维成为一种习惯一种自觉，最终形成一种“解决社会问题，法治思维当先”的思维定式。
（三）强化法治实践。实践锻炼是培养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的根本途径。村社干部要养成自觉的法治思维习惯，并将法治思维外化为法治实践，通过积极参与各种法治活动，学会运用法律知识和方法思考、分析、解决农村改革与发展问题，以加快推进发展、保障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和谐。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8
关键词：法学思维；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3605（2021）02-0057-07
思维方式的改变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前奏[1]。法学思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思维。法学思维是运用法律規范及其价值对问题进行思考、分析、明辨、判断的一种思维方式[2]15。用法学思维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一、法律思维规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律思维的主体是法律人，特征是规范性，旨在用法律考量和规范一切社会活动。法律思维包含合法性思维、权利义务思维和程序性思维等思维方式。运用法律思维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键在于用法律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行规范。
（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合法性
合法性思维是法律思维中最核心的思维方式。顾名思义，合法性思维就是按照法律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法律思维方式[2]21。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运用合法性思维就是围绕国家治理的制度、行为、利益和关系进行合法性与非法性判断。
国家治理包括国家治理体系和国家治理能力。国家治理体系是指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制度体系[3]。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常运转都需要一套由政权体系、政党体系、行政体系、法律体系和权力运行体系等组成的完整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运用制度体系管理国家各方面事务的能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属性和结构，但是二者内在统一，同属于国家治理范畴。其中，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因为只有用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对治理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才能孕育现代化治理能力。因此，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套“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的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4]。因此，立法层面要运用法律规则对现有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进行全方位审查和思考：凡是符合法律规范的制度体系都是合法的，必须遵守；凡是违反法律规范的制度体系都是违法的，必须废除。对于那些不合符法律法规的制度体系，如果不废除，任由其存在和发展，势必会助长国家治理活动中的违法乱纪行为，扰乱社会治理秩序，危害国家稳定和谐。
（二）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正当性
权利义务思维是重要的法律思维方式。权利义务思维的本质就是思考权利与义务分配的正当性。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分配好权利与义务，是确保国家治理现代化正当性的前提条件。这是法律领域一直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国家治理领域长期面临的难点问题。
在国家治理过程中分配好权利与义务，要处理好权力、权利与义务三者之间关系。一要处理好权力与权利关系。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于人民，但人民不能行使国家权力。人民在契约指引下，“把大家所有的权力和力量付托给某一个人或一个能够通过多数的意见把大家的意志化为一个意志的多人组成的集体”[5]，这个集体就是政府。当政府承担治理职责时，要用法律明确它的权力界限：第一，治理权力必须是法律授权，如果法无授权，则治理行为不可为；第二，法律授权的国家权力不能侵犯和牺牲公民权利。二要处理好权力与义务关系。权力具有双重属性，权力既意味着权利，还意味着义务。政府行使治理权力的同时，实际上承载着对国家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责任。这种责任就是国家治理的义务，构成了国家权力运行动力。如果国家不能履行义务，国家治理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因此，法律明确规定国家权力的同时，也要规定国家义务，为国家治理责任提供法律依据。三要处理好权利与义务关系。权利义务有两种层面的内涵，第一种指国家机器诞生使得国家具有国家权利与国家义务，第二种指社会赋予公民的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国家治理现代化既要实现国家权利与国家义务平衡和谐，也要实现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平衡和谐。那么，涉及这两种权利义务问题，都要尽可能地以同样的原则加以认可，这个原则就是法律。用法律的规范性、统一性的标准考量不同层面权利义务的诉求，依此而建立的国家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才合乎“融通性、普遍性”的法之公理[6]。
（三）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性
程序思维是法律思维中最常见的思维方式。程序思维是指人们在进行活动时，必须按照活动的途径、方法和先后步骤开展。那么，国家治理活动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重要形态，必然也要按照国家治理的法定程序进行。依法治国就是依程序治国，违背法律规定程序而展开的国家治理活动都是无效的。
具体来说，为了适应现代化趋势，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法律程序的正义价值，要在立法层面对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加强程序设计，为国家治理提供一套条块清晰、分工明确、权责统一的程序系统。需要注意的是，制定了程序而没有发挥作用，程序只是一种摆设；只有发挥出程序应有功能，才能为国家治理现代化保驾护航。首先，要发挥程序的控权功能。“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7]为了防止国家治理权力滥用，必须用程序规范国家治理行为，即明确国家治理主体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通过确定性的程序，为治理主体的治理方式与治理权限提供操作指南。其次，要发挥程序的调和功能。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社会，有效调和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歧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任何一套程序都无法避免利益分歧，但是选用参与治理的各方主体都认可的正当程序进行治理活动，无论结果如何，各治理主体都会普遍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发挥了程序的调和功能，增强了国家治理行为的合意性[4]17。再次，要发挥程序的协商功能。国家治理中经常会围绕公共问题组织协商，如果没有程序对协商进行规范和引导，使得协商流于表面形式，常常议而不决，敷衍了事草草收场，达不到协商效果。通过正当程序，为各方力量提供诉求表达渠道、平等沟通空间、议事表决制度，推进各方在理性协商中达成“重叠共识”。
二、法治思维保障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治思维是一种尊法、学法、懂法、守法、用法的思维[8]。它包括了法律至上思维、职权法定思维、公民权利保障思维、法前平等思维等思维方式[2]24。实现国家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法治化。党的四中全会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9]法治思维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
（一）尊崇宪法法律
法律至上思维就是把宪法和法律作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最高标准和最高依据。国家治理活动中，往往会受到权力、情感、道德、人际关系等外在因素干扰，只有始终以法律思维进行考量，以宪法法律作为准绳，才能作出理性合法判断。
宪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核心之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大法。总书記多次强调全国、全社会、全民都要尊崇宪法，他特别提出：“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首要任务和基础性工作。”[10]因此，要在全社会形成知宪法、敬宪法、守宪法的浓厚氛围，为国家治理法治化做好基础性工作。大力开展宪法宣传教育，弘扬宪法精神，培育宪法意识，让民众了解宪法给国家治理方面带来的巨变，让人们发自内心地拥护宪法，把宪法精神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维护宪法权威要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党的权威。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必须把加强党的领导覆盖到国家治理的各个领域、各个环节，切实发挥党在国家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尊崇宪法法律的根本目的在于遵守宪法法律。要加强宪法实施，各政权组织、社会组织以及公民都要认真遵守宪法法律，深化法治创建活动，依法打击违反宪法法律、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行为。
（二）强化法治监督
职权法定思维认为权力要由法律授权，只能在法律限定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一旦行使法律没有授权的权力，逾越法定权力界限，就构成违法或者滥用权力。这一思维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全过程。用法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法治监督，清查和纠正权不法定、以权代法、权大于法等现象，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
一是加强立法监督。职权法定的前提是有良法可依。只有科学的法律体系才能对权力进行有效约束，为职权法定提供科学依据，为依法治理提供有力保障。因此，要推进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系统立法，建立健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让法律覆盖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要专门出台监督立法的法律、完善监督主体、创新监督方式，全方位监督立法权。二要加强执法监督。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依法用权是关键。权力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和程序规范行使，建立严密的内部监督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防止出现违法乱纪、滥用权力行为，真正把权力关进监督的“笼子”。三要加强司法监督。司法公正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11]。健全人大司法工作机制，抓好事关国家稳定、人民福祉重大问题的实施监督，严格落实司法独立，严厉打击司法监督过程中违法乱纪现象。
（三）保障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保障思维是体现法治价值的重要思维方式。权力来自于人民，保障公民权利是行使权力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有悖于这一目的的行为都违背了法治原则。多次强调：“我们要依法保障全体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保障公民的人身权、财产权、基本政治权利等各项权利不受侵犯。”[2]24因此，只有在国家治理中运用公民权利保障思维，才能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价值。
在国家治理中实现公民权利保障法治化，必须维护公民的主体地位，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合法途径，教育和引导公民认识到法律既是必须自觉遵守的行为规范，也是自身正当权利的有效保障[12]。一要强化公民权利意识。公民的权利意识并非与生俱来，也并非无源之水[13]。正如黑格尔所说，“为了使大公无私、奉公守法及温和敦厚成为一种习惯，就需要进行直接的伦理教育和思想教育。”[14]在依法治理过程中，通过教育培育公民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引导公民自觉守法用法，形成良性互动的法治环境，使保障公民权利成为国家治理的自觉行动。二要完善保障公民权利的法律制度。在完善国家治理制度体系过程中，注重完善公民权利保障的法律制度，为公民由要我参与变为我要参与提供可能性。特别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时，要科学论证制定保障公民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等权利的治理运行机制。三要完善公共服务。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是公民充分行使政治权利的基础，反过来，公民充分行使政治权利是为了谋求更好的社会公共服务，二者有机融合在现代治理实践中。国家要加大公共服务建设，不断完善医疗、就业、教育、养老等公共民生事业，为公民自由发展和政治参与提供物质保障。总而言之，只有让公民参与到治理中来，形成政府——社会——公民三轮驱动的国家治理现代模式，才能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利。
（四）抓好“关键少数”
法前平等思维就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前平等要求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地位平等、权利平等、责任平等，反对任何形式特权凌驾于法律之上。在我国《宪法》中明确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2]25与普通公民相比，掌握国家公权力的领导干部容易产生特权思想，是“关键少数”。运用法前平等思维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抓好这个“关键少数”。
首先，领导干部要带头学法。国家治理的法治水平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领导干部的法律理论水平。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体系，学好宪法，掌握分管领域所涉及的法律法规。要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学法机制，把宪法法律纳入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中心组的学习内容，利用党校行政学院、干部教育学院组织好干部法治培训工作。领导干部要学深悟透法的精神、法的原理，杜绝法律学习的形式主义、功利主义。其次，领导干部要带头守法。领导干部要严格自律，带头遵守宪法法律，自觉履行法定义务，不逾越法律红线，不触碰法律底线。领导干部要依法用权，牢记“权由法定”原则，厘清自己手中权力的边界，时刻做到“法定职权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领导干部要遵守党纪党规。党纪党规是国家治理法治化的有力保障，领导干部要坚定政治信仰，践行党的初心和使命，遵守党纪国法，时刻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第三，领导干部要带头用法。领导干部要运用法治思维谋划工作，提高国家治理中依法执法、依法履职的能力。按照要求，做到“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为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心中高悬法律的明镜，手中紧握法律的戒尺，知晓为官做事的尺度，既做到不越权、不滥权，又做到不失职、能办事。”[15]只有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以上率下，带头学法尊法用法，才能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凝聚强大合力。
三、法理思维显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法理就是法之道理，每部法律都蕴含着特定的原理、精神和价值。法理思维的逻辑在于以法之理服人。但是，法理思维不是法条思维，教条地、机械地、死板地法条解释无法温暖人心。恰如伯尔曼所言：“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16]用法学理论阐释来显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既是法理学的时代之问，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价值回应。
（一）从一元管制迈向多元共治
长期以来，受传统官本位思想影响，人们产生了国家万能的错误观念，衍生了“国家”是国家治理唯一主体的错觉，认为只能用管制、管理的方式来维系国家秩序。其实不然，真正的国家治理内涵丰富，是指“在理性政府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基础上，通过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分工协作，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公共利益全面增进的活动与过程。”[17]这是一种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新模式，深刻体现了法的价值理念。第一，主体关系平等。国家与公民关系是法学理论的发展主线。权力是公民在社会契约下让渡给国家的，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人民可以赋予权力，也可以剥夺权力。传统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国家）和被治理者（公民）在法律面前都应该是平等的。那么，在多元共治模式下，国家与公民也都享有平等的主体身份，坚持依法共治，实现利益诉求和利益保护。第二，法制——法治。过去，以国家为主导的单一治理模式中，强化用法制实现国家管控。多元共治下，公民作为治理主体置身于公共领域，可以随时对国家治理活动进行监督，法律成为公民评判国家治理活动的标准。这就是用法治思维推进国家规范治理的价值关怀。
（二）重新构建权力—权利结构
探究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法理价值，必须回归原点问题——权力价值何在。基于这个问题，现代化治理体系重新安排了权力-权利结构。第一，权力约束权力。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就有权力滥用的可能。国家治理现代化过程的实质就是规范、约束权力的运行过程[18]，发挥规范、约束权力作用的是且只能是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律要限定权力边界，实现权力分散；规范權力运行，达成权力平衡，建立科学规范的具有公共属性的国家权力运行体系。第二，权力转化为权利。法律源于利益和资源分配的过程。如何合理分配有限资源，避免利益争夺和社会混乱，只能依赖于国家法律。法是利益分配的产物。经过法确认的利益才能分配，经过法确认的权利才有保障。法的天然职责就是分配好利益，保障好权利。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权力与权利基本平衡，这就要让权力归位，利用法律把权力转化为合法权利，并且保证这些权利得到有效保障，从而形成国家治理权力持续而稳定存在的基础。
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9
【关键词】法律思维；法治思维；差异
一、问题的引出
我国学界对法律思维重要性的认识起步并不是很早。在对法律思维概念、特征、意义上所持的不同观点也不尽相同。在这种背景下，在对法律思维研究的逐步深入的过程中，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这样法治思维就以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色彩面世。
在法律思维尚未研究彻底的时候，法治思维的出现似乎更加令人困惑。仅仅一字之差的词组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是不是就是法律与法治的不同定义？本文将以两者的区别为线索以展开。
二、法律思维
思维是什么？辞海对思维的定义有三类：首先是思考；其次是理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的过程；最后是相对于存在而言，指意识、精神。法律思维最为社会思维的一种，应取第二种定义，即法律思维中的“思维”是指理性认识或者理性认识的过程，我更愿意把这种“思维”看做是一种过程。
那么法律思维究竟是怎样的一个定义？对此，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读：谌洪果老师认为法律思维，系指生活与法律制度架构之下的人们对于法律的认识态度，以及从法律的立场出发，人民思考和认识社会的方式，还包括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运用法律所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
刘志斌老师认为：所谓法律思维大体上是指法律人根据现行有效法规范进行思考、判断和解决法律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式，一种受法律意识、法律思想和法律文化所影响的认知与实践法律的理性认识过程。
郑成良老师的观点则更为简洁：所谓法律思维方式，也就是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思维方式。
不难看出，以上三位老师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进行定义。与大部分学者把法律思维的主体定义为法律职业共同体不同，谌老师的定义是从宏观的角度出发，把法律思维的主体扩大到“生活与法律制度架构下的人们”。这是对法律职业共同体这一主体限定的突破。同时这种宏观的角度与法治理念也有所接近。刘志斌老师的定义也是把思维界定为一种过程，其主体为法律人，其依据为“现行有效的法规范”，其对象为从社会问题上升而来的“法律问题”，其影响因素为“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文化”。郑成良老师的观点则更侧重于实践，把法律思维方式与法律思维方法所等同。站在各位老师的肩膀上，笔者尝试对法律思维做如下定义：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根据现行法律、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而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过程。
法律思维的主体应限定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法律思维的取得不仅仅是对规则、条文的学习就能达到，而是要有对法律的崇敬、经过系统的法学知识的学习并有实践经历才能像法律人一样思考，这当然是要经过法学院的长期、系统的教育。甚至有的学者还认为法律思维的养成和保持还在于从事法律职业。一旦离开法律职业后，其法律思维难以维持。故一般人即使运用法律规则来思考社会问题，也难以说其就有法律思维。
法律思维依据是现行法律。我们当然不能把已经失去效力的法律作为解决现时问题的出发点，那么现行法的依据地位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果进行深入的探究，或者说进行一种价值上的判断，这种法律应该是良法还是恶法？的确，纽伦堡审判把恶法的存在价值贬的一文不值，但是这种对朴素正义、公正的追求对法律思维有多大意义？如果说法律思维是用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当法律职业共同体成员们运用法律思维来面对社会问题时，让其首先辨认作为依据的法律是良法抑或恶法又能有多大意义？即使是恶法，法律职业共同体对其的运用过程也是法律思维，不能否认，即使是在法西斯治下的德国，即使是恶法的存在，其法律思维的运行也是有序甚至是先进的。所以，人们对良法的追求，对恶法的憎恶无法改变法律思维的运行。对良法的追求这不是法律思维的任务而是法治思维的要求。
法律思维要运用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美国霍姆斯大法官的那句名言“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诚然这句话有经验论的绝对化，但是经验对法律思维的影响却是无可否认的。就像法学院的课堂，老师们常举的例子，一个刚从校园毕业进入法院的法科生，自己都没结婚经验，怎么能判定婚姻是否破裂？我认为，经验分生活经验和职业经验，在这里是指法律实践经验。而无论是生活经验还是职业经验其对法律思维过程的影响都是存在甚至是巨大的。陈金钊老师把法律思维分成三个层面：思维定式；思维的知识结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程序。其中思维定式中就包括经验。而思维的知识结构则体现了法律思维的规则性。其他法律方法则包括逻辑推理，大陆法系奉为经典的三段论式推理就是典型。还有法律的解释，法律修辞等等其都为法律思维过程所运用。
三、法治思维
如果说自然科学是求是，那么人文科学就是求真。进入法学领域，目前求真的最好方式就是法治。郑成良老师认为，法治实质上是一种思维方式。法治固然取决于一系列复杂的条件，然而就其最直接的条件而言，必须存在一种与之相适应的一种社会思想方式，即只有当人们自觉的而不是被动的、经常的而不是偶然的按照法治的理念来思考问题时，才会有与法治理念相一致的普遍行为方式。我更倾向于认为，法治是一种治国理政的方式，而法治的实现则必须有法治思维的引领。没有法治思维的养成，法治则是难以企及的乌托邦。
法治思维又是怎样被定义的呢？
陈金钊老师认为：法治思维是法治原则、法律概念、法学原理、法律方法以及一些法律技术性规定等在思维中的有约束力的表现。
蒋传光老师认为：法治思维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是一种社会思维，是一种国家治理的理念、视角和思路。
姜明安老师认为：法治思维是指，执政者在法治理念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所遇到或所要处理的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过程和活动。
由上述概念可知，法治思维的主体在于执政者。我同样反对把法治思维的主体扩大到公民，“法治”一词重在“治”，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行为，是一种管理行为（当然，是现代意义上的服务行政，而非统治）。必须注意的是，法治是依法而治，绝非用法统治，即必须是ruleoflaw，而反对rulebylaw。所以与政治国家相对的公民难以具有法治思维，用诉讼法上的话说，一般的公民难以“适格”。再进一步，政治国家中的执政者要有法治思维，法律职业共同体要有法律思维，那么剩下的公民，当他们随着社会的进步、权利意识渐渐觉醒，他们自觉不自觉的用法律来思考问题，甚至像欧美法治发达的国家，凡事“找我的律师”，说出这句话的这种思维我们该用什么样的一个词组来定义？在这里，与本文主体无关，不再论述。
法治思维仍然是一种思维，所以我认为其仍然是一种过程。但是法治思维却又有其特殊性。法治思维的核心是重视和充分发挥法律手段在维持社会秩序、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解决各种社会纠纷的功能和作用，构建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模式。法治意味着理性统治，而人治难以避免非理性的误区。蒋传光老师也认为：法治思维是一种理性思维。什么是理性呢？理性不仅指人类认识可感知世界的事物及其规律性的能力，而且也包括人类识别道德要求并根据道德要求处世行事的能力。可见，理性是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并与道德紧密相连。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道德所追求的是善，而这种善又是涵盖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在内的――这正好与法追求的相吻合。故法治思维中的法是也应该是良法。如江必新老师所说：法治思维强调的是实质合法性，实质合法性指不仅要表面形式上要合法，而且本质上要合法。要有高度正当性、高度民主性和高度和正义性。
法治思维在现阶段主要指限制、约束权力任意形式的思维。这对当下正处转型时期的中国具有重大的意义。中国上千年的专制统治，使人们权利意识淡薄，“是官强如民”的观念根深蒂固，而不幸的是官员们也往往以“父母官”自居。甚为巧合的是，17世纪的英国，英王詹姆斯一世统治期间，英国保王政治理论家菲尔麦也是利用王权与父权的捆绑关系来论证王权的合理性及必要性，他提出了著名的菲尔麦命题：未成年子女与其父亲的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是父权存在的基础，而王权来自父权，如果父权不可避免，则君主制也不可避免。由此可见，无论东西方都存在“权利”屈从与“权力”的历史，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如何使权利得到保护，如何使权力得到限制，制度设计是基石，法治思维是关键。
四、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的异同
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同为思维，同为过程，差异巨大却也有殊途同归的地方。首先，两者都以制定法为依据。没有制定法，谈何法律思维，谈何法治思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其次，法律思维与法治思维均以权利义务为中心。法律思维中的代表――司法思维不正是以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恢复均衡为最终目标吗？执政者的执政行为，在法治思维的规范下不正是以保护公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或者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把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降至最低为目标吗？最后，实质上，法律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是法治思维的一部分。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中心――司法机关正是国家机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国家机器依照法治思维运转时，必然意味着作为国家机器一部分的司法机关严格司法，法官严格遵循法律思维裁判。而一旦法官严格遵循法律思维裁判，忠诚的把法律作为上级必将带动整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对法律思维的推崇。
同时，在似乎具有隐约相似的外在下，也有着迥然不同的内在。
（一）两者的适用主体不同
如上所述，法律思维的适用主体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成员，这是一种不经法学院教育、不经法律职业的磨砺所难以获得的。我个人反对对法律思维适用主体扩大化的解释。季卫东老师就认为这是法律人独特的思考方式而区别于其他职业，他说：这个职业法律家团体以其通过法学教育和实践体验所形成的独特的思考方式而区别于其他职业。在与政治家比较的基础上，他将职业法律家思考方式的特征概括为“一切依法办事的卫道精神”、“兼听则明的长处”和“以三段论推理为基础，力图通过缜密的思维把规范与事实、特殊与普遍、过去与未来织补得天衣无缝”三个方面。法治思维的适用主体是执政者，是公权力的行使者，这同样是难以随意获得的资格，因为公权力的授予并不是随便的，行使公权力的人是要经法定程序选拨的。同样，我反对法治思维适用主体范围的扩大，详尽理由上文已述。
（二）两者目标不同
必须承认，这是以社会转型的当下为背景。法律思维的目标更侧重于个案的解决。无论是律师、法官、检察官抑或法学学者若想在现时生活中解决身边的个案，就必须运用法律思维的特征，通过事实问题与法律问题的区分、正当的程序、司法标准的衡量等步骤来进行，其结果可能不是客观但是却合法，这就是法律思维所追求的。而法治思维的运用则以更好的促进经济转型与进步，更好的使行政权力服务于人民，更好的促进社会进步为目标。从这个角度来说，法治思维更加具有宏观性，而法律思维则更加具体。
（三）两者适用方向不同
这是一种过去与将来的方向。法律思维具有过去式的特征。法律思维的启动是因为社会问题的出现，而社会问题一旦出现，一旦进入争端解决机制就说明它是过去的事实，所以法律思维的运用就是用来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所以它具有过去式的特征。而法治思维不同，它更多的是面向现时、面向未来，侧重于实施或即将实施权力时的一种理性的思考、注意和警惕。它要求实施或即将实施权力的目的合法、合理、权力的来源和权限合法以及内容和程序的合法。也就是说，法治思维就是用合法性来对执政者实施或即将实施的权力进行规制的思维过程，它是面向当下和未来的，而不能也不可能面向过去。就像我们不能以当代社会“依法行政”的标准去要求封建社会的行政官员。
（四）两者在是否能渗透感性认识上不同
法律思维是法律职业共同体内部，根据现行法律、法律经验、其他法律方法以及法律精神而对社会问题的一种思考过程。良好或者说严格的法律思维需要绝对的理性，而拒绝个人情感的渗入。法官需要中立审判，不得先入为主，目光只能在事实与法律规范间来回穿梭，甚至被比为一部机器，放进去案情和规则，拿出裁判结论；检察官同样如此，他不能因为嫌疑人故意或过失、善良或邪恶、位居庙堂抑或身处草野等等法外因素而做任何认识上的改变。他只能严格依据侦查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结合法律规定，确定罪名，提起公诉或者退回补充侦查等。律师也同样如此。由于法治观念的淡薄，人们通常认为对方的人或者辩护人就是对方利益的维护者，而不管这种利益合法与否，只要是对方的，就是我反对的。故而对律师颇多责难，在我国律师的地位也不似欧美法治程度较高的社会那般崇高。诚然，律师要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但是这种利益是合法的，是法律所保护的，是值得争取的。律师在对个案进行法律思维过程中，不能渗透入其他感性因素，特别是金钱因素。法律思维中运用的法律经验也是不同于生活经验而高度职业化的方法的一种。
法治思维则不同。从治理这个角度上说，执政者需要充满对弱者的同情。特别是行政权力的行使，它往往要考虑到各方面因素。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政权力的行使如何合理，如何减轻对弱者的侵害，这需要不断的取舍衡量。特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政权力的行使更需要在法律规范的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去同情去帮助弱者，例如最低工资标准的设置。只有带着同情弱者帮扶弱者之心，法治思维才能真正完成他的使命，当然这是在行政权行使的角度。同样，在法学界有这样一句格言：法无规定则禁止。诚然，这是对公法而言，毫无疑问规范行政权行使的行政法属于公法范畴，而依上文所述法治是从治理的角度来理解的，那么行政权就是其最大的载体。如此看来，作为法治载体的行政权的行使是不是就必须谨小慎微，严格依照法定事项运行呢？笔者看来并非这样，而是有选择、有区分的适用。“法无规定则禁止”是对行政权的限制，对行政权的限制是担心行政权过度膨胀导致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从这个角度看，这里说的禁止，是指对行政相对人在管理领域课以不利益行为的禁止，即事关公民合法权益的事项必须严格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法律法规没有规定的事项行政机关不得随意处罚。反之，在行政权服务领域是应该可以授予行政机关一定自由裁量空间的，即在这个领域行政权的行使需要蕴含深情。例如，对生活极其困难的弱势群体增设福利待遇，这未尝不可。
法治思维在一定的领域可以渗入感性认识，这是其与法律思维的又一个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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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思维的重要性篇10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要求领导干部在对法治的认识上，更加注重法治的本体性价值；在行为模式上，更加注重法治的基础性作用。
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
法治思维是指在法治理念的基础上，运用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法律精神和法律逻辑对问题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和形成结论、决定的思想认识活动与过程。法治方式是在法治思维指导下的行为表现。法治思维强调思想转变，突出对法治的理念态度，在思想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法治方式是行为准则，在操作执行层面提出了明确要求。
法治思维决定和支配法治方式。一个人如果有了法治思维，就会在遇到问题时自觉运用法律知识进行决策，运用法治方式进行工作。反之，就会下意识地运用人治的思维和方式去决策、去行事。另外，法治思维要通过法治方式来表现。一个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只有外化为法治方式，才能起到解决问题、促进工作、推动发展的作用。
判断领导干部是否具备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标准，主要包括：一是职权的运用是否合法，二是立法以及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是否符合法律的精神，三是在行政决策时是否体现了民主参与、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合法性审查，四是能否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时代性和必要性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已经建立起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为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工作提供了有力依据和现实基础。但是，由于封建的人治思想仍有残余，一些领导干部仍存在与法治建设不相适应、甚至与法治建设相悖的错误思想：一是存在法律虚无主义。二是存在法律实用主义。因此，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仍然具有十分迫切的现实意义。
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是领导干部岗位职责的内在要求。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带头具备和运用法治思维，一方面能够提高决策合法性，带领身边工作人员规范履责，推动各项工作依法开展；另一方面能对社会产生正向示范作用，引领社会各领域形成依法行事的共识与合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社会的法治状况形成良性互动。
以领导方式和管理方式的转变，推动领导干部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的形成
法治思维是科学、民主、依法执政，促进政治文明进步，实现执政宗旨和执政目标，维护人民利益的前提和保障，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优选择。当前由于深化改革、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利益调整，各种社会矛盾明显增多，而人民群众的维权意识、社会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政府依靠法治手段消弭矛盾冲突的任务更加艰巨，因此主导政府行为主体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履职能力和方式的转变迫在眉睫，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能力任重道远。
首先，要改变决策拍脑袋、执行靠命令、监督走形式等惯性思维误区，树立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的科学理念，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理念内化于心，用法治方式凝聚人民意愿，增强改革共识，优化顶层设计，推行改革措施，规范发展行为，监督权力运行，促进科学发展。
其次，要改变重权力轻权利、重治民轻治官、重管理轻服务等传统思维误区。法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法治的精髓就在于限制权力、保护权利，法治重在治权、重在治官。要树立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的法治理念，牢固树立法律支配权力的观念，用法治方式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化解矛盾纠纷，促进社会和谐。
最后，要改变规避法律、以言代法、徇私枉法等惰性思维误区。树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遵法守法的现念，始终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觉接受监督和承担法定责任，以法律确定的标准规范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举止，用法律构建的准则保障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能力的方法与途径
第一，强化宣传教育，努力改善法治环境。实践证明，领导干部只有在深入学习法律法规的基础上，才能提高法治素养、确立法治意识、形成法治思维习惯，才能自觉主动地守法、用法、护法。要进一步加大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对领导干部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的培训与教育力度，特别要注重培养领导干部以“依法治国、执法为民、公平正义、服务大局、党的领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要不断创新法治教育培训方法，改变目前存在的重过程、轻结果，重形式、轻实效的弊端，探索参与型、渗透型的法治教育模式，提升教育实效；推广正反典型经验，不断引导和激励公权力执掌者主动、自觉和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律方式治国理政；健全完善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建立健全学法的长效机制，培养领导干部的法治思维，培养领导干部崇尚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以人为本、以法为尊的价值观，使领导者能自觉把宪法和法律作为最基本和最权威的行为规范，用法治的头脑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用法治的手段解决问题，推动工作，自觉坚定地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至上性和权威性。
第二，参与法治实践，提高依法行政能力。领导者的法治意识、法治能力、法治素质直接决定法治建设进程。要善于在法治建设实践中锻炼干部，使其充分认识到法治建设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大意义，全面理解法治建设与经济建设、法制宣传与法律执行、依法行政与依法治权的关系，不断增强法治建设的使命感、紧迫感和责任感。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在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要加强监督与问责制度的完善、实施工作，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通过对在决策、执法及行使公权力过程中有法不依，的行为依法问责，不断强化法治权威；在法治实践中强化政务公开的理念，推动行政执法规范化和政府管理方式创新。
第三，强化制度建设，巩固发展社会基础。要依靠法治化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消除影响和制约法治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当前，一要进一步完善推行行政管理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的各项立法，特别是规范领导干部决策权、执行权方面的法律和程序，如行政行为法、行政程序法等。二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健全程序规则，保证行政机关和领导干部按照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如制定和完善保障法律执行、运作、实施的各项具体制度，做到权力法定，权利法限，执法有度。三要坚持法治政绩导向，把依法履职水平作为衡量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公务员工作实绩的重要依据，将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法治业绩”纳入公务员晋升考察指标体系中，并以此作为选拔、奖惩、晋升、晋级的重要依据，使法治建设真正成为一种硬标准、硬要求、硬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