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状况篇1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货币政策；通货膨胀；人民币升值
中图分类号：F123.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11）01-0009-04
一、后危机时代中国的货币政策实践
后危机时代是指世界经济随着金融危机的缓和而进入的一个相对平稳期。该时期的最大特征是经济诸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方面，由于政府积极的经济政策、预期和时间等因素促使危机得到缓解，经济下滑得到抑制；另一方面，由于固有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解决，经济危机时刻还会回来，甚至加剧并有可能引起新一轮的衰退。自2008年下半年开始，受国际金融危机不断蔓延的严重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体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又一次冲击。在各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的作用下，2009年第二季度以来，尽管失业率依然走高，但全球经济信心逐步恢复，经济先行指标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得到回升，工业实际产出开始回暖，金融市场利差指标恢复正常，消费者信心震荡回升，经济增长预期上调，全球经济逐步渡过金融危机的恐慌而进入“后危机时代”。
危机与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总体而言是宽松的，2010年开始适度紧缩，第四季度加强了紧缩力度。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货币供应量方面。自2008年以来中国货币供应量呈上升趋势，尤其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来呈加速上升趋势。2010年9月份广义货币（m2）供应量同比增长18.97%①，前三季度增长11.33%。10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5877亿元，同比多增长3347亿元，广义货币增长19.3%。10月末，广义货币余额69.98万亿元，同比增长19.3%，增幅比上月高0.3个百分点，成为全球货币供应量第一大国（见图1）。
2.准备金率调整。2010年中国人民银行先后4次统一上调准备金率，2010年1月、2月、5月每次统一上调0.5个百分点，10月份对六家银行差别上调。当前，一般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将达到17.5%，而此前被实施差别存款准备金率的六家银行则提高至18%。17.5%的存款准备金率与2008年6月的历史最高点持平，而大型银行18%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超过了历史最高点。据估算，此次存款准备金率上调将冻结资金3504.5亿元（见表1）。
3.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调整。自2007年“防通胀、防过热”的六轮加息之后，由于连番自然灾害及随之袭来的全球金融危机，2008年第三四季度中国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利率，合计下调幅度为2.16%，其中11月27日单次下调1.08%。2009年全年未动用利率工具。201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币存贷款利率进行了34个月来的首度加息（见表2）。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货币政策2008年下半年是扩展性的，其中包括五次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三次下调法定准备金率和货币供应量的扩张。其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刺激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宏观经济。2009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主要体现在货币供应量上，利率和准备金率工具没有再行启用。2010年的货币政策是稳健中逐渐见紧，尽管货币供应量仍然一路攀升，但准备金率和利率都被启用于紧缩，尤其利率工具的运用，更彰显中国货币政策步入了紧缩通道。
二、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及其主要问题
当美、欧等世界各大经济体遭受金融危机的重创后，中国经济几乎成为了世界经济的一枝独秀。这既是中国良好经济发展态势继续的结果，也与中国积极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分不开。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总体而言企稳向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
1.经济增长方面。国内生产总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跌入低谷后，全年呈上升态势，第四季度达到峰值109367.4亿元。2010年第一季度回落较大，为81622.3亿元，此后第二三季度平稳增长至第三季度的95820.4亿元。2010年第三季度较第二季度环比增长5.05%，较2009年第三季度同比增长15.36%。而2010年第一二季度分别较2009年同期同比增长17.01%和16.46%，三个季度的同比增幅呈下降趋势。企业景气指数与GDp走势一致，自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值105.6后，稳步回升至2010年第三季度的137.9，比危机前的2008年第二季度的137.40还高。
2.就业方面。就业率与经济增长走势大致相同。就中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情况来看，2008年前三个季度为4%，到第四季度升至4.2%，2009年全年为4.3%，2010年前两个季度为4.2%。数据精确度不是很高，但可以反映出当前失业率总体比2009年情况要好，但与危机前相比，失业率要高0.2个百分点。
3.进出口方面。中国进出口总值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谷底，此后总体而言呈增长态势。净出口方面自2008年1月份以来除了2010年3月份是逆差73.7亿美元外，其余月份均为顺差，并且差值处于震荡状态，无明显的增减趋势。这说明欧美等经济处于衰退阶段时，对中国的进出口影响比较有限。其2008年以来的具体走势见图2。
（二）中国宏观经济主要存在的问题
尽管经济总量向好，但是影响经济持续健康稳健发展的不利因素也逐渐显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通货膨胀压力大增。就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长情况来看，2009年2月以前的12个月内同比增长率呈明显的下降趋势，由8.7%下降至－1.6%，即物价出现下跌趋势，这一现象一直维持至2009年10月份。此后价格指数稳步增长，2010年10月同比增长率达到4.4%，环比增长率为0.8%。2008年以来的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增长率如图3所示。不仅消费品价格在涨，住房价格也在政府的组合打压下顽强地上涨。其中，2009年房价环比增速呈稳步上升趋势，2010年4―8月，增速出现回落，6月份甚至出现负增长，9月份以来，房价在成交量萎缩的情况下仍维持着滞涨局面。
2.人民币升值问题。2008年前三个季度人民币大幅升值，由1月的每100美元兑换718.53元人民币下降至2008年9月的681.83元人民币。此后直至2010年5月份波动幅度较小。但5月份以来人民币又进入了新一轮升值期，由5月的682.8下降至当前的662.42，半年内人民币币值上升了2.98%（见图4）。
3.国际宏观经济环境问题。统计数据表明，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受金融危机影响后复苏乏力。资产和产能闲置严重，失业率高达9．6％，个人消费开支虽持续增长，但依旧疲软。在内需疲软的同时，外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呈现减弱趋势。第二季度美国出口仅增长9.1％，为2009年以来最低季度增幅。为了解决这一系列问题，美国利用美元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采用以邻为壑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刺激政策，美联储宣称，到2011年6月底的未来8个月中购买6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加上此前已有每月350亿美元的购买量，未来8个月，美国总共将印发9000亿美元用于购买国债。短期内，如此巨额的美元被投入市场，将进一步刺激美元贬值和全球流动性泛滥。
三、后危机时代中国货币政策抉择
当前，经济增长、通货膨胀、人民币汇率和国际经济环境是影响中国货币政策抉择的主要因素。作为“世界工厂”，中国是能源密集型、原材料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的经济体。由于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印等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大幅度提高了对能源、原材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全球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通货膨胀对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是致命的。
1.物价上涨，尤其是食品价格上涨，将导致食品消费在老百姓收入中所占的比例相当高。居民的钱如果全花在菜篮子上，购买工业品的能力就会大幅度下降，所谓“内需”不仅无法“拉动”，反而可能萎缩。
2.由于能源与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工业制造品成本上升，从而工业品价格上升压力增大。一方面是供给方的价格上涨，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主要用在食品消费上而导致工业品购买力不足。两相矛盾下，将导致工业品有效需求严重不足。从而影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3.通货膨胀将加速资产泡沫化。中国房产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即使政府针对房地产的调控政策接二连三出台，但收效甚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的通胀预期。开发商和投资者都预期物价会上涨、货币会贬值，较好的保值增值手段就是把货币资本化。投资房地产就是其中的一个方向。另一个投资方向是股市，中国沪深股市价格指数自2010年7月份以来步入了上升通道。其中，上证指数收盘价由7月1日的2373.79上涨至11月10日的3115.36，上涨31.24%；深证成指收盘价由7月1日的9203.91上涨至11月10日的13705.68，上涨48.91%。房产价格的居高不下乃至上涨牵涉的不仅是民生这一政治问题，更重要的是资产泡沫最终总会破灭，泡沫越大、破灭得越迟，对宏观经济的破坏力就越大。
4.当居民购买力和生活质量下降时，工资上涨压力增大。工资上涨将进一步给制造业造成涨价的压力，形成一种涨价不断地刺激新一轮涨价的恶性循环的局面。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得到有效遏制，则将破坏中国经济长期增长的基础。
全球货币流动性泛滥，如美元投放量的不断放大，将进一步导致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币值上升也将给中国宏观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最直接的影响是进出口。有研究表明，人民币升值后，受进出口相对价格以及国内产出水平下降的影响，进出口额呈现下降态势，但由于J曲线效应，以人民币计价的出口额下降幅度在前期要小于以人民币计价的进口的下降幅度。约5个月之后出口下降幅度超过进口下降幅度。进出口这种下降格局将会改变中国的净出口格局，它将导致两个结果：一是国际收支顺差的改善，二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人民币升值还会影响到国内物价水平，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受人民币进口价格指数下滑的影响将会同方向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有利于总体物价水平的回落。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存在还可能导致国际热钱的流入，过多热钱流入对经济将产生负面影响。因为热钱往往会流入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导致资产泡沫膨胀，当宏观经济基本面出现不稳定迹象时，热钱就会流出，促使其助长的泡沫加速破裂，从而引起经济衰退乃至动荡。不过，就当前而言，在中国管理浮动汇率制、对资本项目实施严格管制并且利息率市场化程度还很低的情况下，汇率变动将不会对短期资本流动产生大的影响。
当前采取积极的货币政策将有利于避免人民币币值快速大幅上升，但是也会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积极的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失业率的影响机制是双向的。一方面，宽松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刺激投资和消费，从而促进积极增长和保持较低的失业率；另一方面，积极的货币政策将导致国内物价水平快速上升，而在人民币即使温和升值的情况下，进口将增加，出口将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就当前中国的宏观经济现状来看，笔者认为第二种作用将更加明显，也就是说，当前如果继续推行积极扩张的货币政策，将不利于经济增长和就业。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则相反，它有利于控制国内物价水平。但是，利率上升一方面会抑制投资，另一方面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预期增强，二者均不利于经济增长。
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在于通货膨胀及其可能对宏观经济造成的长期的破坏性的影响，而保增长压力相对较小。中国有管理汇率制度和资本项目下外汇流动的严格管理制度，人民币币值受加息影响有限。因此，当前中国采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是明智之举。
注释：
①为了比较，本文图表数据采集时段是2008年1月―2010年11月，文中分析的主要是2008年第三季度以后的数据，即分析危机与后危机时代的数据指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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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roeconomicStatusandmonetarypolicyChoiceinChina
ZuoShungen
（tseng-ch'engCollege,SouthChinanormalUniversity,Guangzhou511363,China）
宏观经济状况篇2
2010年是继续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关键一年。今年发展环境虽然有可能好于去年，但是面临的形势极为复杂。各种积极变化和不利影响此长彼消，短期问题和长期矛盾相互交织，国内因素和国际因素相互影响，经济社会发展中“两难”问题增多。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解今年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企业面临的困难，以及企业经营者对宏观形势和调控政策的判断和评价，更好地为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所属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近期组织实施了“2010・一季度企业经营情况”快速调查。
本次调查以企业法人代表为主的企业经营者群体为调查对象，参考我国经济结构，按行业进行分层随机抽样。调查采用邮寄和传真问卷的方式进行，于3月26日发放问卷5,000份，截至4月14日共回收有效问卷1,778份，有效回收率为35.6％。通过部分未填写问卷与填写问卷企业的对比分析，未发现存在系统偏差。为使调查分析更为全面和深入，本报告还采用了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以往的调查结果。。
本次调查主要涉及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农林牧渔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采矿业以及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上述行业的企业所占比重分别为：75.5％、7.1％、3.8％、2.9％、2.1％、1.9％、1.6％、1.2％和0.9％。从企业的地区分布看，东部地区占63.2％，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分别占18％、13.1％和5.7％；从企业规模看，大、中、小型企业分别占7.9％、43.9％和48.2％；从企业经济类型看，国有企业占7.9％，有限责任公司占47.9％，股份有限公司占17.8％，私营企业占11.8％，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8.2％，股份合作企业占4.6％，集体企业占1.7％；调查对象的职务为企业董事长或总经理、厂长、党委书记的占95.2％。
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的逐渐显现和全球经济的企稳回暖，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趋于正常，未来经济可望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企业订货情况良好，库存正常，产销两旺，价格温和回升，出口初步回暖，盈利情况持续好转，企业综合经营状况整体回升，中小企业和外资企业经营状况回升尤为明显；企业未来订货上升，盈利预期看好，投资信心增强，民间投资初步启动，用工计划回升，尤其是中等技术人员需求上升，企业经营前景进一步向好，东部地区企业、中型企业和外资企业对未来预期更为乐观。调查表明，企业经营者认为成本上升、负担过重和缺乏人才成为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主要困难。希望通过加强管理降低成本、加大创新力度、引进人才、加强员工培训和开拓国内市场等措施积极应对挑战。
―、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
1、经济运行趋于正常
关于对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一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很好”或“较好”的企业经营者占60.7％，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43.3个百分点，比2009年和2008年分别提高了20.7个和25.3个百分点，低于2007年的水平；认为“一般”的占33.9％；认为“较差”或“很差”的占5.4％。
从不同地区看，中部地区的企业经营者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相对积极，认为“很好”或“较好”的占67％，高于其他地区；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更为乐观；从不同所有制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认为“很好”或“较好”的占71.2％，相对乐观。
关于“对宏观经济运行的总体判断”，调查显示，认为目前宏观经济“偏热”的企业经营者占38.2％，认为“过热”的占3.6％，两者合计比重比2009一季度提高了35,5个百分点，比2009年和2008年分别提高了19.3个和12.1个百分点，但要低于2007年和2006年的水平；认为“正常”的占42.6％；认为“偏冷”或“过冷”的占6％，认为“尚难判断”的占9.6％。调查表明，总体来看，企业经营者认为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热度有所上升，但整体不存在过热现象。
2、经济增长预期乐观
关于“对2010年我国GDp增长的预计”，调查显示，预计2010年我国GDp增长在7％以下的企业经营者占2.8％，预计在7.8％之间的占19.4％，预计在8％以上的占77.8％，总体来看，企业经营者预计2010年我国GDp增长平均为9％，比2009年的调查结果提高了0.8个百分点。
经济的回暖和预期的乐观也增加了企业经营者的发展信心。关于“您对贵企业下一阶段的经营发展信心”，调查结果显示，表示“很有信心”或“较有信心”的企业经营者占88.1％，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4.4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2个百分点；表示“不太有信心”的占11.2％，表示“没有信心”的占0.7％。调查表明，企业经营者对企业未来的经营发展信心有所回升。
在信心回升的同时，企业经营者的压力也有所降低。调查结果显示，认为“压力很大”的企业经营者占26.3％，比2009年和2009年一季度下降了1.8个百分点，比2008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认为“压力较大”的占61.9％，认为“压力较小”的占10.1％，认为“没有压力”的占117％。
二、对企业整体经营状况的评价
1、企业综合经营状况整体回升
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经营者占51％，认为“一般”的占42.3％，认为“不佳”的占6.7％，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44.3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56.2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30.2个百分点。调查表明，目前企业综合经营状况明显回升。
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经营状况好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经营状况好于中小型企业；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好于民营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值得注意的是，与2009年相比，中小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的比重明显增加。
分行业看，所有行业的企业经营状况都进入景气状态。调查显示，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的行业有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中的医药、化纤、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等，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而食品、化工、橡胶、非金属制品和有色金属等行业经营状况相对较差，其认为“良好”的比认为“不佳”的多35个百分点
以内。
从企业生产状况看，调查显示，2010年一季度处于“超负荷生产”或“正常运作”的企业占90.8％，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17.1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12.3个百分点。调查表明，随着经济的逐步回暖，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全面回升。
2、企业订货情况良好，产销两旺，价格温和回升，库存正常，企业盈利情况逐步好转
企业订货情况可以比较好地反映市场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订货“正常”或“高于正常”的企业超过八成(82.6％)，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43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21.7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看，订货情况较好的行业有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中的化纤、仪器仪表等行业，超过九成的企业订货情况“正常”或“高于正常”；而食品和橡胶行业订货相对较差，三成左右的企业订货“低于正常”。
关于企业目前的产销形势，调查显示，认为企业的生产(服务)量、销售量“增加”的企业经营者分别占54.8％和56.1％，比认为“减少”的分别多42.9和42.7个百分点，这一结果比2009年一季度分别提高了83个和86.5个百分点，为近5年来的最高值，这表明目前企业产销两旺。
从不同行业看，生产(服务)量较好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制造业中的医药、化纤、橡胶、钢铁、有色金属、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汽车、电气机械和通信设备等，其认为“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
调查显示，销售量增加较多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制造业中的纺织、造纸、医药、化纤、钢铁、有色金属、通用设备、汽车和通信设备等，其认为“增加”的比认为“减少”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
从产品销售价格情况看，认为2010年一季度产品销售价格“上升”的企业经营者占34％，比认为价格“下降”的多16.2个百分点，而2009年一季度则是认为“上升”的比认为“下降”的少57.8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看，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房地产业以及制造业中的纺织、化纤、钢铁和有色金属等行业产品销售价格上升显著，认为“上升”的比认为“下降”的多30个百分点以上，而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以及制造业中的汽车、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等行业销售价格下滑明显，认为“上升”的比重要低于认为“下降”的比重。
从库存情况看，调查显示，认为企业库存“正常”的企业经营者占76.2％，认为“低于正常”的占11.9％，两者合计比重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12.1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6.4个百分点；认为“高于正常”的占11.9％。调查表明，目前企业的库存处于正常水平。
从不同行业看，橡胶行业目前库存“高于正常”的企业比重超过20％，相对较高；而塑料、金属制品、电气机械和通信设备等行业库存相对较低，其库存“高于正常”的企业比重低于10％。
企业产销两旺带来了盈利的好转。关于企业目前的盈利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盈利“正常”或“好于正常”的企业占58.4％，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24.5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11.1个百分点。从不同地区看，中部地区企业盈利状况要好于东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从不同规模看，规模越大，企业盈利状况越好；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盈利情况相对较好。
从企业的盈利程度看，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盈利(包括“较大盈利”和“略有盈余”，下同)的企业占61.6％，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20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10.2个百分点；“持平”的企业占21.9％，亏损(包括“亏损”和“严重亏损”，下同)的企业占16.5％。从不同地区看，东北地区企业盈利程度相对较差；从不同规模看，规模越大，盈利越好；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盈利情况相对较好。
3、企业经营前景预期乐观，用工及投资计划回升
关于未来的企业经营状况，调查结果显示，36.9％的企业经营者认为二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将“好转”，59.4％认为“不变”，3.7％认为会“恶化”，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3.2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高23.7个百分点。
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企业对二季度预期更为乐观，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4.7个百分点；从不同规模看，中型企业更为乐观；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37个百分点，高于其它类型的企业。
从不同行业看，对二季度预期较为乐观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等，其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对二季度预期较差的行业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制造业中的服装、橡胶等，其认为“好转”的比认为“恶化”的多20个百分点以内。
二季度盈利状况的好转也反映出企业对经营前景的乐观预期。调查结果显示，预计二季度盈利的企业占69.4％，比一季度提高了7.8个百分点；预计“持平”的占22.9％，预计亏损的仅占7.7％。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大型企业、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预计二季度盈利的企业比重相对较高。
良好的订货情况是企业对未来表示乐观的基础。调查结果显示，40.7％的企业经营者预计二季度企业订货“增加”，53.9％预计“持平”，5.4％预计“减少”，预计“增加”的比预计“减少”的多35.3个百分点，而2009年一季度则是预计“减少”的比预计“增加”的多41.6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看，预期二季度订货较好的行业包括：化纤、非金属制品、有色金属、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等，其预计“增加”的比预计“减少”的多40个百分点以上：预期二季度订货较差的行业包括：纺织、汽车等，其预计“增加”的比预计“减少”的多20个百分点以内。
对未来的乐观预期也带动了企业用工计划的增长。关于企业目前的用工情况，调查结果显示，用工人数“增加”的企业占40.7％，“持平”的占46.3％，“减少”的占14％，“增加”的比“减少”的多26.7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39.6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19.3个百分点。
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企业用工“增加”的比“减少”的分别多27.4个和27.2个百分点，高于其他地区；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用工“增加”的比“减少”
的多34.6个百分点，高于中小企业；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用工“增加”的比“减少”的多29.4个百分点，高于其它类型企业。
关于对企业二季度用工人数的预计，调查结果显示，预计用工人数“增加”的企业占34，6％，预计“持平”的占60，6％，预计“减少”的占4，8％，预计“增加”的比预计“减少”的多29，8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29，2个百分点。
从不同地区看，西部地区企业预计二季度用工“增加”的比“减少”的多23个百分点，低于其他地区；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预计用工“增加”的比“减少”的多34.1个百分点，高于中小企业；从不同经济类型看，民营企业用工“增加”的比“减少”的多30.7个百分点，高于其它类型企业。调查表明，随着经济的回暖和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企业用工呈现增长趋势，特别是民营企业用工增长较为显著。将对缓解当前的社会就业压力起到积极作用。
企业经营者对未来经济走势和企业经营状况的乐观预期增强了企业未来的投资信心。调查结果显示，53.7％的企业今年计划投资额将“增长”，32.2％的企业“不变”，14.1％“减少”，计划“增长”的比“减少”的多39.6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48.6个百分点。
从不同地区看，西部地区企业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45.4个百分点，要高于其他地区；从不同规模看，大型企业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52.8个百分点，明显高于中小企业；从不同经济类型看，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40.5个百分点，相对较高。此外，民营企业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38.8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48.2个百分点，这一数据要高于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这表明民间投资已被初步带动，经济内生动力逐渐增强。
从不同行业看，服务业企业的投资信心要普遍好于制造业企业。具体来看，今年计划投资额增长较多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其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60个百分点以上，此外，采矿业以及制造业中造纸、医药、橡胶、钢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和仪器仪表等行业也相对较好，其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而纺织、服装、化纤等行业则相对较差，计划投资额“增长”的比“减少”的多20个百分点以内。值得注意的是，与2009年的调查结果相比，投资计划增长比较显著的行业有农林牧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以及制造业中的钢铁等行业，而投资计划下降较多的行业包括：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以及制造业中的服装等行业。
企业进口数量也是衡量企业投资需求变化的一个重要指标。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一季度企业产品进口数量比2009年同期增长的企业经营者占32.9％，其中“小幅增长”的占27.4％，“大幅增长”的占5.5％；认为“持平”的占49.9％；认为下降的占17.2％，其中“大幅下降”的占4.4％，“小幅下降”的占12.8％。认为进口增长的比认为下降的多15.7个百分点，而2009年一季度则是认为进口增长的比认为下降的少37.7个百分点。调查表明，企业进口数量明显回升，企业投资需求回暖。
从不同行业看，进口上升较多的行业有：医药、塑料、汽车和通信设备等行业，其认为进口数量增长的比认为下降的多30个百分点以上。
在进口数量上升的同时，进口价格明显上涨。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一季度企业产品进口价格上升的企业经营者占43.2％，其中“小幅上升”的占31.2％，“大幅上升”的占12％；认为“持平”的占47.8％；认为下降的占9％，其中“大幅下降”的占1.5％，“小幅下降”的占7.5％。认为产品进口价格上升的比认为下降的多34.2个百分点，而2009年一季度则是认为上升的比认为下降的少43.7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看，产品进口价格上升较多的行业包括：食品、纺织、造纸、医药、化纤、橡胶、塑料等行业，其认为产品进口价格上升的比认为下降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
4、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和价格有所回升
随着国际经济形势的逐渐回暖，企业的出口情况有所好转。在本次调查企业中，47.6％的企业有产品出口。调查结果显示，54.3％的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增长，其中8.7％“大幅增长”，45.6％“小幅增长”：27％“持平”，18.7％下降，其中13％“小幅下降”，5.7％“大幅下降”。出口数量增长的比下降的多35.6个百分点，而2009年一季度则是增长的比下降的少个62.8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看，出口数量上升较多的行业包括医药、塑料、钢铁和汽车等行业，出口数量增长的比下降的多50个百分点以上；而食品和造纸行业则相对较差，出口数量增长的比下降的少20个百分点以内。
在企业产品出口数量大幅回升的同时，出口价格温和上涨。调查结果显示，28％的企业产品出口价格上升，其中1.3％“大幅上升”，26.7％“小幅上升”；52.7％“持平”，19.3％下降，其中16.7％“小幅下降”，2.6％“大幅下降”。出口价格上升的比下降的多8.7个百分点，而2009年一季度则是上升的比下降的少64.2个百分点。
从不同行业看，出口价格上涨较多的行业包括食品、纺织、化纤、钢铁和电气机械等行业，出口价格上升的比下降的多20个百分点以上；而化工、医药、橡胶、专用设备、汽车、通信设备和仪器仪表等行业则相对较差，出口价格上升的比重要低于下降的比重。
三、当前宏观经济和企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1、房地产价格偏高，预期未来仍将上涨。
本次调查截止于2010年4月14日。调查结果显示，关于目前房价的总体水平，38％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房价“过高”，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23.6个百分点；46.7％认为“较高”，14.1％认为“正常”，1.2％认为“较低”。从不同地区看，东部地区有45.5％的企业经营者认为本地区房价“过高”，明显高于其他地区。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大部分企业经营者认为目前房价偏高，但企业经营者仍普遍预期今年房价会继续上涨。调查显示，超过九成(92.2％)的企业经营者预期2010年企业所在地区的房价将会上涨，其中42.2％认为会“上涨10％以上”，35％认为会“上涨5.10％”，15％认为会“上涨5％以内”；6％认为会“持
平”，1.8％认为会“下降”。
本次调查还了解了企业经营者对出台《物业税》对抑制房价过快上涨的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为抑制房价过快上涨，有专家提出尽快出台物业税”这一观点，29.1％的企业经营者认为“弊大于利，反对”，42.6％认为“可能有效，无所谓”，21.1％认为“非常有效，予以支持”。
2、成本上升、负担过重、缺乏人才是当前企业面临的主要困难
关于当前企业经营发展中遇到的最主要困难，调查结果显示，按照企业经营者选择比重高低排在前四位的依次是：“人工成本上升”(70.5％)、“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66.3％)、“税费、社保等负担过重”(49.9％)和“缺乏人才”(42％)。其他选择比重较高的还有：“资金紧张”(36.60)、“缺乏创新能力”(26.7％)、“招工困难”(21.8％)、“难以把握宏观调控政策方向”(14.9％)、“资源、环境约束较大”(14.1％)、“遭受侵权等不正当竞争”(13.6％)、“行业发展前景不明”(13.1％)、“国内需求不足”(11.5％)、“国际经济环境恶化”(10.8％)等。与2009年一季度的调查结果相比，选择“人工成本上升”和“能源、原材料成本上升”的比重明显提高，选择“资金紧张”的比重明显下降。
关于企业目前的人工成本情况，调查结果显示，92.6％的企业目前的人工成本“上升”，7.2％“持平”，0.2％“下降”，“上升”的比“下降”的多92.4个百分点，比2009年一季度提高了56.1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小型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人工成本上升较为显著。
关于企业目前的物料采购价格情况，调查结果显示，86.8％的企业目前的物料采购价格“上升”，11.5％“持平”，1.7％“下降”，“上升”的比“下降”的多85.1个百分点，比2009年提高了36.1个百分点，而2009年一季度则是“上升”的比“下降”的少53.4个百分点。其中，东部地区企业、小型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物料采购价格上升较为显著。
关于人才缺乏，本次调查还了解了目前企业在用工方面的迫切需求。调查结果显示，60.1％的企业经营者选择了“中专、技校毕业生”，排在第一位；其次是“大专及本科毕业生”，选择比重为47.7％；选择“农民工”的为35.8％，排在第三位；选择“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为13.2％。分组来看，东部地区企业选择“农民工”的比重相对较高，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选择“中专、技校毕生生”的比重相对较高，大型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公司选择“硕士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的比重相对较高。
宏观经济状况篇3
关键词：宏观经济；微观经济；关联性；互偿性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6-00-01
一、概念层次
1.宏观经济
就以我们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宏观经济一般来说指的是我们全部的国民经济，也可以称为关于我们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也就是指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哦过经济发展的现状，以及各种经济现状的总和。就我们医院内而言，宏观经济便是指医院整体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整体的经济规划。宏观经济与我们的民生也是分不开的，比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物价总体升降，以及我们的总体劳动就业率的变化等情况。在对外方面，宏观经济可包括我国的货币发行规模大小，以及根据世界汇率的变化来控制我国对外汇率的变化，还有便是要严格的控制进出库的规模，严防各种金融渗透等阴谋，来维护我国的总体经济稳定。
2.微观经济
对于微观经济而言，其是相对于宏观经济而言的，微观经济一般指的是单位的经济体，在某种意义上也能说成是宏观经济的构成单位，一般可包括我们常见的一些经营中的公司，个别的单个企业的总体经济活动。在这些单个的生产单位中，微观经济具体可细化到这些公司中的生产，销售，经营，以及其价格的制定等经济活动。对于我们医院来说，微观经济便是在宏观经济统一的指导之下，各部门之间为了完成整体的经济发展，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操作，以保证宏观经济整体的健康发展。这也需要我们医院的宏观调控上保持正确的方向指引，已保证整个医院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关联
1.经济活动是一个整体
就我们的经济学来说，整个的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因为在我们的经济领域中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这些维持市场运转必须的环节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密切联系的，即包含了微观经济的成分，又会是在宏观经济的调控之下。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是特别完善的今天，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两只手相辅相成，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这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市场处于较为基础的位置，发挥着最基本的作用，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调节所带来的不足。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不管是国民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整提经济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来讲，整个的宏观发展与个科室之间共同构成我们整个医院的经济状况。
2.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互交融
由市场经济的整体性我们可以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并没有较为明显的分界线，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可谓是互为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就以我们经济学中最为常见的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的经济活动过程中，就可看到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相交融之处。我们医院也是同样的问题，必须在我们整体的宏观经济大方向的指引下，微观上个部门之间沿着大方向走，共同促进我们医院整体经济的发展。当然只是宏观经济上来调控如何指定方向，而没有微观经济的各部门实施，也是不能促进整体的发展。说在此过程中，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是相互交融切不可分割的。
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互偿性
1.微观经济是构成宏观经济的基础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宏观经济是由微观经济所构成的。因为就是有了微观经济中各个具体的生产单位的具体工作进程，才共同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宏观经济中的整体国民经济。然宏观经济虽说在一定意义上指的是国民经济的具体发展状况，不过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体现在各个具体的经济领域中的，而在这些经济领域中，也是由各具体的生产单位具体的完成和构成，所以说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构成的基础，没有微观经济，也就没有宏观经济的存在性可言了。当然同样的角度适用于我们医院内部，没有各科室，各部门之间具体的实施工作，来保证我们医院的整体运转，也就不会有所谓的宏观经济整体的发展，所以说在我们医院中也是由各部门之间的微观经济为基础，共同构成了我们的大环境宏观经济。
2.宏观经济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尽管是由微观经济中的各个具体生产单位为基础来构成的，然而并不是说微观经济单方面的决定了宏观经济的发展，因为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具有互偿性特点，二者是缺一不可的，微观经济作为基础构成了宏观经济，同时宏观经济也是微观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宏观经济为微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的外部环境。并且微观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具体的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宏观环境的发展需求来指引和要求微观经济的具体发展方向。就我们医院的整体经济发展而言，只有宏观经济上确定了我们的发展道路在哪，我们应该怎样去发展，以及为微观经济体提供大的环境，微观经济上的各部门之间才能具体的实施工作，保证整个医院经济体的健康发展。
总结语
宏观经济与客观经济既包含着不同的研究对象，探索范围，他们之间又存在着不可或缺的关联性。一般来说微观经济是以单个客体，或是某一单一的单位结构作为研究的对象和目标，而宏观经济一般研究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个过程。所以，经过本文分析我们能过看到，不管是国名经济还是我们医院的内部经济发展，宏观经济也为客观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正确认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之间的关联及其存在的互偿性，恰当处理其之间的关系，才能有力的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良好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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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婷.把好节能关口提高经济效益[n].吉林日报，2010.
宏观经济状况篇4
一、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一般原理分析
财务经济监控与预警的一般原理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就是从复杂的财务经济过程中，选择能够反映财务经济运行中主要方面的运行特征和各个方面关系特征的财务经济指标，这些指标主要由现行会计系统提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在性质上的差异会表现为数量上的差异。不同景气状态下单一变量和综合数量指标的取值和走势均有所不同，因此，不同景气状态下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和变动倾向也有所不同。财务经济过程种类繁多，关系复杂，不可能—一进行观察，而且—一观察结果也不会有助于人们对总体运行特征进行把握。所以，监测系统中只包括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
（二）财务经济变量的预处理
各个特征变量的具体观察值有其产生的客观条件，也存在着观察误差的可能性。财务经济监测所依据的是财务经济变量循环波动相互之间关系的稳定性，财务经济过程受季节性变动的影响也不利于反映变量之间的稳定关系。所以，有必要运用数量分析方法如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依据逻辑关系选择的指标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后的财务经济变量作为特征变量。对特征变量的预处理通常包括两个方面：对极端值的剔除和修正；时间序列的季节调整。
（三）景气状态数量特征的确定
根据历史经验划分各个时期所属的景气状态，确定不同景气状态的数量特征。景气状态的划分是数量分析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的产物。根据特征变量的历史数据进行聚类分析，把景气状态相同的时期合并为同类，这样处理就是把各个历史时期分为若干个不相同的类别，然后计算每一类各特征变量的取值范围和集中趋势、离散程度，从中找出各类之间差异显著的数量特征，以此作为确定具体时期景气状态归属的依据。
（四）财务经济景气状态的评估
利用建立的预测模型对财务经济运行状态进行估计，并结合状态变量的数值，对其所属的景气状态进行评估。
二、基本构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
如前所说，宏观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是以指数的形式，从宏观的角度，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的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它是整个经济监控预警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财务经济的一种晴雨表，其主要功能一是监测，二是预警。所谓监测是指通过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特征的指标对财务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观察，对观察结果进行识别，判定观察到的财务经济过程特征属于何种景气状态以及预示着何种景气状态；所谓预警是指预报财务经济运行过程将要走向的景气状态。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财务经济监测与预警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
财务比率的设计和选择是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重要前提。预警离不开监测，监测离不开财务比率。财务比率的经济内容就是财务经济过程的数量特征和财务经济过程之间的数量关系特征。因此，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必须首先在分析系统的环境、目标、结构。功能及其与整个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通过严格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科学设计、合理地选择宏观财务比率。
财务经济指标的选择应遵循灵敏性、超前性和稳定性原则。灵敏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要能够比较灵敏地反映财务经济运行的主要方面；超前性是指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应当有一定的先进性；稳定性是指对被选择的财务经济指标的变化幅度进行不同状态划分后，划分的标准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应特别注意的是，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财务比率不在于数量的多寡，关键是要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所谓相关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与财务经济现实之间内在相关的一种特性，这种内在的相关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科学性的先决条件；所谓可靠性，是指宏观财务比率本身应当是如实的、不偏不倚的、可以验证的，这种自身的可靠性是确保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重要基础。
为了保证宏观财务比率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价值，构成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财务比率，应包括有关财务经济的偿债能力、盈利能力、营运能力和社会贡献能力四个方面，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综合反映财务经济状况。具体地说，评价债权人所关注的资产负债水平和偿债能力，应选择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应收账款周转率和存货周转率；评价投资者所关注的盈利能力和资产保值增值能力，应选择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和资产保值增值率；评价国家和社会所关注的社会贡献能力，应选择社会贡献率和社会积累率。
（二）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
为了分别反映国民经济整体和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财务经济指数应包括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和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两大类。
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应当分制造、商品流通、金融、房地产等行业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采用适当的权数，将各个“样本”的财务比率相加，得到行业平均财务比率，再选定一个行业平均财务比率的基期数，将以后各期的行业平均财务比率与基期数相比，计算出百分数，便可得到以后各期按行业的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各行业的财务经济状况。建立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方法有加权平均法、几何平均法等等。分类财务经济指数除采用基期数表现形式外，还可采用当期数表现形式。
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综合财务经济指数的建立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式：一种是在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的基础上，通过选择合理的权数，将宏观分类财务经济指数相加，从而得到综合财务经济指数，据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另一种是在国民经济整体中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公司作为样本，直接建立宏观综合财务经济指数。
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有三个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
1、样本的确定。国民经济中的企业千姿百态，纷繁复杂，决定了财务经济指数的制作需要从为数众多的企业中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作为样本，通过这些企业的财务经济状况来反映国民经济整体的财务经济状况。因此，样本的选取就显得十分重要。2、权数的选择。无论是建立分类财务经济指数还是综合财务经济指数，都存在着一个权数选择的问题；权数的选择会直接影响到指数的科学性。可供选择的权数有财务比率的重要性程度（计分确定）、被选取样本的资产规模等等。
3、综合评价。计人财务经济指数的财务比率往往具有不同的量度，这就使财务经济指数的宏观综合评价变得比较复杂，不过，这一计量问题在计量经济学界已经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从我们要建立的这一系统考虑，似乎最佳的选择是，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进行综合评价。其思路是：把各种不同量度的宏观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这种方法的基本原理来源于“系统工程”和“多目标规划”。
现实地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的建立应有计划地逐步进行，首先可考虑建立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这是由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相对比较规范、完整，且容易取得。由于上市公司数量较多，可以先建立“100家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简称“财务100指数”），据以反映上市公司整体的财务经济运行态势。当条件成熟时，再建立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完整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
（三）系统的运行和调控
1、财务经济指数的主体和时间。分类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共同，综合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和财政部共同，上市公司财务经济指数应由国家统计局、财政部会同中国证监会共同。的时间应当按月至少按季定时进行。
2、财务经济指数的运行轨迹和合理界限。财务经济指数在长期的运行中客观上会形成一个合理的数量界限，这一界限是判断财务经济状况的重要依据，指数的运行轨迹一旦偏离这一界限，就发出了财务经济的预警信号。
3、财务经济指数的失真、误判及其修正。财务经济指数可能由于某些突发事件或由于“权数垫高指数”的现象而出现失真或者误判，这需要对指数进行必要的修正，以便使指数能够如实地反映财务经济状况。
三、系统有效性的假设与检验途径
财务经济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决定了选择适当的财务经济指数来反映财务经济运行动态的可能性，因此，建立我国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有其理论上的合理性和技术上的有效性。
（一）财务经济指数能够提供更多的有用信息
与一般统计信息系统相比，这一特性是十分明显的。用统计信息系统的信息建立的模型来解释宏观经济状态或行为时，存在着一定的“残差”（Residualerrors），当引入财务经济指数后，更易于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对这一部分残差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因为制作财务经济指数的先行宏观财务比率是在对财务会计信息进行再加工的基础上建立的，信息的再加工过程实际上是消除随机波动因素干扰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提高财务经济指数的精确性，增强财务经济指数的解释能力。
（二）财务经济指数不会出现高频波动
财务经济指数的方差发生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一般不会出现高频波动的现象。当我们取若干连续季度或月度的财务数据，计算出财务经济指数，进行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对这一假设作出经验检验。
（三）财务比率的宏观“加总”具有经济意义
这是由于我们可以提供前面已经提到的概念上的理论基础，即用多目标规划的原理，把各种不同量度的财务比率通过一定的函数关系转化为同度量指标，然后再将这些同度量的指标加权平均，得出一个综合指数，并用这个综合指数去评价综合经济效益和财务能力。而且，在合理选择宏观财务比率的条件下，我们还可以证明财务经济指数与其说明的财务经济现象之间具有重要的相关性。
财务经济指数的效力可能在于解释长期趋势，因为它不像价格指数那样具有短期的敏感性。
四、对现存理念的挑战
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赖以建立的信息基础主要是财务信息，财务信息的质量直接影响系统功能的发挥。为此，有必要对现存财务理念和会计理念进行更新。
（一）对现存财务理念的挑战
人们一般把财务看成是一个纯粹的微观范畴，这是一种误解。由于这种误解，现有财务理论研究注重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忽视宏观财务问题。事实上，财务是具有层次性的，微观财务和宏观财务就是财务的层次性在范围上的一种体现。虽然我们对宏观财务存在着不同的理解——有的将其理解为国家对财务的宏观调控与管理，有的将其理解为宏观财务主体的财务问题，但无论如何，宏观财务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是客观存在着的。因此，从建立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出发，也是从财务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有必要重新审视财务的范围问题，确立“财务不仅具有微观属性，而且具有宏观属性”的观点。确立这样的观点，就是要求我们既要研究微观财务问题又要研究宏观财务问题，这对于拓展财务学的研究领域，促进财务理论和实务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财务经济监测和预警系统就是宏观财务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问题，是微观财务向宏观领域扩展的一种具体表现。
宏观经济状况篇5
坚持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这时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同时是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特点。尤其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管理经济上的职能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国有企业也发生了一系列的发展，现今在我国的政府企业的职能是被分离的，所有权与经营权也是被分离的，在面临这种状况下，我国政府将国有企业参与到市场经济的运行中，虽然不是直接插手到惯有企业的管理中，但是依然会以生产资料所有者的身份进行管理，而且对于一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时，国家还会对其进行相应的指导和干预。所以，综上所得，维护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关键在于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的管理能力。
二、加强宏观经济管理创新的对策
1、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的创新
加强政府宏观创新管理是在政府宏观经济管理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是评价宏观经济管理工作好坏的重要依据，主要是指政府在进行对宏观经济管理时，要达到的国民经济运行状态的预定目的。一方面，要使得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实现有效的选择。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发展的状况的不同环境下，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也是有所不同的。在经济过热时，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控制好经济的发展速度；而当经济处于衰退的情况下，经济管理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的发展，加快发展的步伐，稳定经济的发展速度。
而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我国的宏观经济管理目标就是平衡经济的发展总量，并使其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同时使得经济结构得到相应的优化升级；而另一方面，对于居民的消费，我国也要加强宏观管理的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相应的有所提高，自然就促进了居民的消费能力，社会的消费行为也逐渐变得稳定。同时在进出口这方面，政府能把宏观经济管理的目标放在进出口的比例上，使得产品的进出口环境不断地得到改善，最终给进出口贸易带来了一定的基础。
2、加强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
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主要是指政府在宏观经济管理时为了实现经济管理目标所采用的的方法。一般来说，经济手段、法律手段、行政手段、传媒手段等手段都属于政府宏观经济的管理手段。有效地提升经济管理的效能有赖于管理手段的作用。而现今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形势下，我们必须要加强宏观经济管理手段的创新来实现宏观经济管理的创新。第一点要做到的是运用好建立的法律制度来加强宏观经济的管理。我国的经济是处于法律的保护下运行的，依靠法律手段来保护和提高经济的运行状态才能更好地稳定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第二点要做到的是加强政府的电子管理的建设。
宏观经济状况篇6
关键词：宏观经济周期研究目的方法对策
宏观经济周期，即是国民经济的总体活动的发展或转变遵循重复的规律所用的时间。而对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调查研究，即判定中国经济当前所处的阶段，研究经济周期中的四个阶段及可以应对宏观经济的对策方法及手段等。
1.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意义和影响
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周期的规律及其影响，对中国政府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和对企业进行经营决策有着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1.1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关意义影响
对政府宏观调控的有关意义影响主要包括：探求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规律及波动规律；维持国民经济连续、快速、健康地成长；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及准确性；增强对国家宏观经济实际预测的准确性和政策的可操作性。
1.2对企业经营决策的意义
在现行经济发展条件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根据经济发展变化来调和自身的经济运营情况，企业的生产经营状态如何，除了要考虑其自身的影响外，还要充分考虑外部宏观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波动强烈，周期明显，由此给企业发展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通过分析经济周期，能够帮助企业更好地掌握市场环境，为自身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持。
2.我国宏观经济周期的运行及周期
1956年，我国完成了三大改造，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进入了全新时期，同时也是新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波动的开始，根据经济学家们的研究，经济发展周期一般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复苏。这四个阶段都各有各的特点：繁荣：国民经济发展快速，人们的收入水平明显提升，经济活动非常活跃。我们一般把繁荣的极盛时期即经济运行的最高点称为最高峰。衰退：这个阶段是繁荣走向萧条的一个过渡阶段，此时的经济发展开始走下坡路。萧条：这个时候国民收入低于正常程度，是经济活动低迷的阶段。我们把经济冷落的严重时期的萧条成为谷底，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陷入了困境，而与此同时也代表着物极必反，陷入谷底后必然会转向复苏。复苏：从谷底反弹，逐步走向繁荣，这个阶段的经济发展开始复苏，逐渐回升。
国内学者一般将我国的宏观经济周期划分成两个部分，即改革前和改革后。1956年改革后，而这两个大周期又可以大致分为8轮小周期，
3.我国宏观经济周期运行的主要环境
当前，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处于逐渐兴盛阶段，无论是消费、出口还是投资，都是呈现增长趋势，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多年里，经济一直处于上升态势，通过分析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经济周期，并且比较以往的经济周期运行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宏观经济周期已经由开始的由短到长，振幅也逐渐变小，通过实现宏观经济发展的振幅减小，能够更加平稳的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与进步。
根据研究表明，从20个世纪的90年代以来，由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波动明显，也是采取的相应的调节宏观经济的手段也越发娴熟，经济增长步伐也开始趋于平稳，同时加强关于经济发展的相关立法，实现两者的有效结合。通过采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宏观经济调控手段，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取得了新的成果，也更好的推动了市场经济运行。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由于能够正确把握我国的宏观经济发展方向，通过有效调节，我国迅速地从金融危机中解脱出来，扭转了经济下滑的趋势，促使中国经济发展走出低谷，并呈现不断回升的状态。
4.我国对宏观经济周期的应对办法及手段
经过长期大量的探索及实践，我国在宏观经济的调控路程中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在这一段时间的宏观经济周期变化中，我国中央政府不断学结，总的可以说是得出了六条措施方法。可以说，若要中国经济快速、平稳、健康地发展，这六条将是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重要也是必要手段。
4.1坚持使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两种方法
我国的经济发展状态是特殊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此，坚持将市场机制与宏观调控相结合，也必然能够更好地满足国民经济发展需求。首先，对于宏观经济发展的调控应当首先摸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经济作用，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其次，建立健全宏观经济调控体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优势，推动我国经济的快速平稳发展。
4.2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的实质性统一
国民经济的发展嘴用应是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因此，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民生发展，以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出发点，注重维护社会的公平公正，让人民群众能够享受到改革开放及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效益，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3坚持保护好短时期目标和持久发展关系
经济发展应当是长远的，要想实现市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应当注重所采取的各种调控手段的长远性，对此，在采取宏观调控手段的过程中，应当坚持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除了要促进经济增长、民生发展外，还应当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科学发展，以更好地满足中国宏观经济调控需求。
4.4始终坚持发挥政府和地方的积极性
我国地域广阔，由此使得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要想保证全中国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及一致性，就必须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党中央要努力发挥自身积极性作用，广泛地吸纳各个地方的建议，科学决策，并结合地方经济发展情况进行相应的宏观调控，以实现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通过采取有针对性的宏观调控措施，必然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统一进步。
4.5要使宏观调控与微观监管相结合
在我们国家，为了更好地满足市场经济发展需求，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并建立健全相应的市场监管体系非常必要，应使政府当局对经济的宏观调控与地方政府及政府对市场的微观监管相结合。有效地增进国家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
4.6坚持国内外统一发展
就当前我国的发展情况来看，要想实现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及可持续发展，还需要对市场经济发展及产业状况进行调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市场都对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要不断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发展外，还应当充分开拓海外市场，通过实现国内外市场经济的统一发展，以更好地服务于我国的国民经济进步需求。
5.结束语
上述经验手段对于增强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使政府能够稳定有效地宏观调控国家经济，准确提高实际预测的准确性和政策的可操作性，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地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宏观经济状况篇7
关键词：金融市场；宏观经济；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
中图分类号：F83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6―0118―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中国股票市场自从建立以来，经历多次大起大落。上海证券综合指数曾经在2007年10月16日迎来历史最高点，随后逐渐震荡下滑且震荡频繁。一直以来，中国股票市场波动较大，这意味着风险较高，而高风险需要高收益来补偿。可以说，中国的股票市场具有波动大、风险高等显著特征。与此同时，中国的宏观经济则以平稳的速度逐渐增长，那么中国宏观经济波动能否很好地解释股票市场的风险？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是如何相互影响？如果以系统性的角度看待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这个系统将呈现怎样的特点？本文以上述几个问题为线索，对中国股票市场风险和宏观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
以往，许多国外学者从理论研究到经验论证，或是从实证计量到规范分析，针对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展开了多方面研究，这些研究通常将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的代表，进而研究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相关性问题。Fama（1990）用美国股票市场股票1953年～1987年间月收益率、季度收益率以及年收益率研究了收益率和未来的实际经济活动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两者高度相关，并且从长期来看股票收益率的波动受未来的经济运行状况影响。Hamilton（1996）则提出了双变量的状态转移模型，从模型角度假设存在一个潜在的单变量（描述经济运行状态的变量），这个单变量可以决定经济增长率与股票波动性，研究结果发现总体的经济变量有助于股票市场波动性的预测。Harris（1997）根据更多数据，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上述关系分别进行了研究，其结果表明发达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而发展中国家的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弱。
国内学者展开相关研究稍晚，其中赵振全、张宇（2003）基于多元回归和VaR模型系统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和宏观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关联性。他们的研究指出，相同时期两者具有较弱的关联，宏观经济波动解释股票市场波动的能力也较弱。与此同时，股票市场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预测能力弱于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股票市场波动的预测能力。而丁志卿等（2008）从非政策视角从理论上研究宏观经济对股票市场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而分析股票市场与宏观经济关联性，并总结宏观经济向股票市场传导失败的原因。学者李政（2009）经研究认为，中国股票收益率与宏观经济走势之间的关联性较弱，不能通过中国股票市场有效预测宏观经济发展势态。
本文将根据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选取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季度数据，构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参考以往学者研究方式，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周期关联性和变迁轨迹，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二、mSiH（m）-VaR（p）的模型构建
在此，我们对mSiH（m）-VaR（p）模型进行简要介绍。首先考虑一个最基本的线性k维p阶向量自回归（VaR）模型：
yt=v+a1yt-1+…+apyt-p+ut（1）
其中，yt=（y1t，…ykt）′代表k维的内生变量向量，t=1，…，t，v代表截距项，ut～nD（0，）误差项，假设误差项ut服从正态分布，则ut～niD（0，）。然而，当向量yt中具有“结构性突变”的非线性特征时，方程（1）所示的线性VaR（p）模型将无法准确刻画时间序列中存在的非线性特征。鉴于此，我们在上述线性VaR（p）模型中考虑非线性的“区制转移”特征。具体而言，假设向量yt潜在数据生成过程的各类参数依赖于不可观测的离散变量st，其中，st∈{1，…，m}，即st代表m种不同的区制。并且，st服从不可约的、遍历m种区制的马尔科夫过程，其转移概率pij=pr（st+1=j|st=i），mj=1pij=1，i，j∈{1，…，m}。
如果在方程（1）所涵括的截距项v以及误差项ut里的异方差中均引入区制变量st，则能够构建mSiH（m）-VaR（p）模型：
yt=v（st）+a1yt-1+…+apyt-p+ut，ut～niD（0，（st））（2）
其中，V（st）=Vt，t∈（1，…，m），（st）=στ，τ∈{1，…，m}。在本文中，向量yt的维数2，即yt=（sci，gdpt）′，scit和gdpt分别代表股票指数和GDp增长率的时间序列。经过数据处理后，确定了模型的VaR阶数为1阶，根据检验选择的模型是mSiH（2）-VaR（1），即“两区制”滞后1阶的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最终在该模型基础上构成了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并依据系统总体增长速度划分为“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和“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
三、实证分析
GDp增长速度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变量，也是各国政府制定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重要参考指标，而经济增长也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目标。而股票市场作为金融市场上比重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部分，非常具有代表性。长期以来，中国股票市场上并没有编制统一的能反映股市整体运行状况和总体趋势的股票价格指数。但是以往的大量研究表明，上证综指和深证成指在中国股票市场上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和同步性很高。因此，本文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上证综合收盘指数季度数据刻画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发展特征，并基于中国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季度数据刻画了宏观经济运行轨迹。并且得到了“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划分及平滑概率均值、“两区制”马尔科夫区转移概率矩阵以及区制属性和模型各参数的估计结果。
为了深入了解“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动态变化特征，我们运用技术对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到了中国股票指数序列与GDp增长率序列的时间变化路径。具体表现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06年第四季度期间，GDp增长率无较大波动，保持在0.15上下至0.05左右的区间内，而2007年～2009年，GDp增长率先快速上涨，在2007年第四季度达到最大值，随后急剧下降，在2009年第一季度达到最低点0.0533。少量上涨后GDp增长率在2010年和2011年保持在较稳定的水平，2012年～2014年则在较低的增长率水平下保持稳定。中国股票市场则在2001年～2007年间处于上下小幅度震荡。其后，在2007年～2009年，先是大幅度上涨，接着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国际金融市场的信心大受打击，中国股票指数也剧烈下降。2009年后，虽然有小幅爬坡，但整体依旧呈持续走低趋势。统计数据显示，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内的“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具体而言，在2004年第一季度至2008年第四季度以及2010年第二季度至2011年第四季度的期间，系统处于“高速增长”状态，其他时段则均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此外，我们发现无论是处于“低速增长”状态还是处于“高速增长”状态，描绘“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率高低的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的预警功能相对完善。统计数据显示两个区制均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其中“股票与经济”系统维持“低速增长”状态（regime=1）的概率为0.9218，呈现出较高的稳定性。维持“高速增长”状态（regime=2）的概率为0.9183，略小于低速增长状态的维持概率（0.9218～0.9183）。对比两种状态下的维持概率，显然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系统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817、低速增长区制向高速增长区制转移的概率为0.0782，这说明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估计结果可以看出，模型的参数回归结果较好。股票指数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的方差（1.895899），显著低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5.016926）。而GDp的情况则有所不同，在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时GDp的方差（0.026688）显著高于“高速增长状态”的方差（0.009910）。我们可以看出，当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通常存在较大波动性与较大不确定性，而在股票指数增长率较低时，稳定性更好；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波动性与不确定性较小，在GDp增长率较低水平下，则存在波动性较大、不确定性较大的现象。也就是说，中国股票市场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综合来看，基于“双阶段”马尔科夫区制转移模型而得到的平滑概率值计算结果进一步印证出，随着中国金融改革不断深化及中国宏观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股票指数序列和GDp增长率序实发生着显著的状态变迁，中国金融与宏观经济整体在“低速增长”状态和“高速增长”状态之间不断转换。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这十余年间，回顾中国金融市场开拓历程、中国宏观经济的发展经历，我们不难发现每次“股票与经济”系统结构突变所处的背景以及其中的缘由。2001年～2003年，中国金融市场政策在由规范发展向规范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股票市场也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抑制，同时经济增长也产生投资过快、通胀压力加大等系列问题。2004年伊始，伴随着银行信贷制度的逐渐完善，房地产市场以更加充沛的力量崛起，股票与经济系统增长情况好转，爬升至“高速增长状态”。而2009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的波及和影响，全球金融市场陷入泥泞之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中国宏观经济更是面临着严峻挑战，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股票与经济”系统一直处于低速增长状态。可见，“股票与经济”系统的区制转变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晴雨变换，证实了两者在同一系统内呈同步变化趋势，我们需从宏观经济的增长速度角度窥见中国金融市场结构变化的关键时点，为金融风险的防范提供有力帮助。
四、结论
本文采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数据，根据非线性的markov区制转换VaR模型，构成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该系统存在两个区制，区制一为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低速增长阶段，区制二为GDp增长率和股票指数高速增长阶段，基于以上内容展开了分析金融市场同宏观经济的关联性。总体上讲，“股票与经济”系统的两个增长区制在概率分布、持续期、波动性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具体结果如下：
1.“股票与经济”系统能够较为贴切地描绘中国金融市场与宏观经济的发展动态。在2001年第二季度至2014年第二季度期间，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基本上在“低速增长”状态与“高速增长”状态之间游弋徘徊。
2.无论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处于“低速增长”状态或是“高速增长”状态，平滑概率始终较为稳定并大致保持在1.0左右，这说明中国金融与经济总体受外部力量冲击时预警功能相对完善。
3.风险与波动方面，GDp增长率与股票指数所显示的情况不同，股票指数增长率较高时存在较大波动性，而GDp增长率则相反，在GDp增长率较高水平下存在较小波动性。这说明中国股票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稳定性有所欠缺，相对而言中国GDp的高增长状态更加稳健。
4.中国“股票与经济”系统低速增区制的维持概率稍高于高速增长区制的维持概率，高速增长区制到低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高于低速增长区制到高速增长区制的转移概率。这说明中国“股票与经济”高速增长状态较为不易维持，并且中国的整个经济金融系统更倾向于由高速增长区制向低速增长区制过渡。
综上，保持股票和金融市场的稳定性对于当今的中国社会非常重要，同时，中国经济环境受到冲击后的恢复能力也有待提高。因此，一方面相关监管机构应审时度势，准确判断中国股市所处的区制状态及其波动性特征，利用经济政策手段防患于未然。另一方面当金融市场显露出较强的下滑趋势时，应该及时积极地采取宏观调控，缓解金融市场的动荡和危机。
[参考文献]
[1]赵振全，张宇.中国股票市场波动与宏观经济波动关系的实证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3（06）.
[2]张强，赵继鸿.基于mS-VaR模型的金融风险预警研究[J].湖南社会科学，2013（03）.
[3]曲春青，王乾乾.我国货币政策对股票市场非对称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马尔可夫区制转换VaR模型[J].金融发展研究，2013（03）.
宏观经济状况篇8
笔者试图通过对中国经济矛盾现象的分析，提出一种认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和特点的认识框架，这或许有助于理解中国经济增长之谜，也便于认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和障碍。
一、为什么现有理论似乎解释不了中国经济的矛盾现象？
比较经济制度理论能解释计划体制下的盲目高增长，但对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往往抱持偏于乐观和过于简单化的判断。这种理论认为，计划经济体制导致价格、利率等经济信号的扭曲，同时在中央计划当局的指挥下企业无法产生正确的激励，所以虽然能形成一段时期里的高增长，但这样的增长缺乏效率，造成经济结构畸形化，其长期经济表现必然是失败的。(Szelenyi,BeckettandKing,1994)但对中国这样一个经历了25年渐进型经济转轨的国家来说，比较经济制度理论并未提供现成的分析框架来认识漫长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机制和动力。一些经济学家往往简单化地认为，只要中央计划当局的计划管理解体了，价格信号能反映市场供求了，企业有了追求利润的动机，转轨中的经济体制就自然归同于市场体制，那么社会主义国家转轨时期的经济增长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就没有根本差别了。
笔者认为，这种简单化的判断恰恰是误判中国经济状况的原因之一。在中国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动力和特点与市场经济国家事实上存在着重大区别。任何经济制度都必然建立在某种政治制度之上，经济制度的变迁理所当然会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这在中国尤其明显。经济研究本来应当把政治制度和政治环境纳入经济制度分析之内，而不能将其排除在外。在所有转型中国家里，中国和越南是唯一坚持在政治集权体制下实行市场化转型的，而且试图以市场化转型来巩固政治集权体制。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被政治化了（下文将进一步展开分析），由此出发才可能有效地解释中国经济目前的矛盾现象。
运用宏观经济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经济增长的专家一般会倾向于认同中国经济制度已经市场化了的判断，因为现有的宏观经济学体系是以市场经济为制度背景的，离开了这个制度背景，宏观经济学的许多概念和假设就都不能成立。但是如果把中国转型期经济体制假定为典型的市场经济，宏观经济学家就很难解释目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徵。宏观经济学一向把持续性大幅度的价格下跌及失业率上升判定为经济萧条，认为在这种状态下不会出现持续的快速经济增长；反过来，如果经济确实持续快速增长，则不应该出现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失业率不断攀升。然而，面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况，似乎宏观经济学无法提供能够自圆其说的分析。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有两种可能的逻辑假设：其一，中国的经济市场化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宏观经济模式，其规律是现有的宏观经济理论所无法把握的，只有修改宏观经济理论才能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其二，经济市场化过程并未把中国的经济体系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经济，所以用宏观经济理论去解释中国的经济特点本来就会遇到难以说明之处。即使是对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过程高度赞扬的学者，恐怕也不敢轻易接受第一个假设。但如果接受第二个假设，目前还未看到有说服力的具体分析。其实，不仅国际学术界有这样的困惑，中国的经济学者中愿意深入分析问题的人也同样说不出所以然。于是，中国的宏观经济状况就成了一个“外行看不懂，内行说不清”的谜。
二、从“繁荣”到“缩长”：中国经济增长之谜
90年代上半期，中国确实经历过经济繁荣，笔者曾在繁荣尚未消退之际分析过其中原因，认为这样的短暂繁荣隐含着走向长期性萧条的可能。[1]90年代后半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似乎表明，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的那种经济繁荣确实消逝了。早在几年前，中国的一些经济专家和学者就用“宏观好，微观不好”表达了自己对经济状况的困惑。在这个流行的说法中，所谓“宏观好”是指经济增长率持续保持在7－8％的水平上，如果把这个数字等同于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中国这样的经济增长率当然是相当高的。而所谓的“微观不好”，是指市场需求不足，物价持续走低，多数企业开工不足或产品严重积压，失业规模不断扩大。[2]很明显，“宏观好，微观不好”是个充满了矛盾的表述，既然在微观层面看到的多是经济困难，那么作为微观之总和的宏观经济怎么反而会令人鼓舞呢？
其实，仅从宏观经济的层面来看，“宏观好”的判断也同样是非参半。在经济景气分析中，需求变化和原材料价格指数是先行经济指标，企业根据价格和需求的变化调整生产，而消费者价格是滞后指标。如果先行指标和滞后指标都数年连续下跌，经济是不可能持续高增长的。但是在中国情况却不同：需求萎缩了，绝大多数行业的订单都严重不足，产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3]，这些先行经济指标的数据呈下降态势；同时，作为同步指标的就业率[4]和作为滞后指标的消费者价格也持续下跌[5]；唯独经济增长率却始终保持在7－8％的水平。从这些指标的动态来看，好像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与先行和滞后指标都脱钩了，真成了“一枝独秀”的指标。增长率的变化甚至与先行和滞后指标背道而驰：先行指标生产者价格连年下降，增长率却毫不为其所动；增长率稳居8％，但滞后指标消费者价格却持续跌落。
不久前，终于有中国的经济学者把埋在心中的困惑说了出来。2002年下半年在北京的一个研讨会上有一位学者提出，中国目前的经济运行特徵可以用“缩长”来概括，就是说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伴却随着通货紧缩和失业率上升，这是中国所独具的现象。中国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王建指出：“其人语惊四座，在座的不乏国内经济学界的‘大腕’，却谁也说不出中国为何会出现‘缩长’。……之所以会‘语惊四座’，是因为这的确是一个我国目前经济运行中的大问题。……已经持续了几年而表现出一种趋势，则说明必然有重大的经济因素导致这种趋势，并且不会马上消失。……不论是世界200年的工业化历史，还是二战以来的历史，还是近1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都没有出现过中国目前这种增长、通涨与就业关系的奇怪组合，这就难怪中国的这些着名学者谁也对此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破解中国‘缩长’现象之谜具有极为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一直以来，实现充份就业都是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过去一向认为，只要经济增长速度达到一定高度，就可以使就业率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经验说明，经济增长率只有在7％以上，才能使当年新增加的劳动人口大致上进入就业领域，这也是近些年来政府不敢把经济增长率安排在7％以下的主要考虑之一。但在出现‘缩长’现象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必须有所修正了，因为即便增长速度在7％以上而且还在上升，失业问题仍然在恶化。”[6]
毫无疑问，承认“缩长”现象的存在是重新认识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一个起点，中国经济学者关于这一现象的初步讨论反映了一种认知上的深化。在此之前，中国的官方说法一直把过去几年来经济中的困难解释成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性经济收缩的结果，而中国的许多经济学者也倾向于这种说法。事实上，90年代中国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始于1995年，早在亚洲金融危机出现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开始回落了。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当然有一些影响，但并没有那么大。
中国物价数年来持续下降与加入经济全球化也没有多少关系。美国和日本最近若干年来因为大量进口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制造的低成本消费品，物价相当稳定，某些类别消费品的价格甚至有所下降。中国是此类商品的主要生产国而非主要进口国，此类出口的作用是拉动了国内需求而不是增加国内供给，能抑制物价进一步下滑，却不是物价持续下降的原因。事实上，物价连年下降基本上是国内需求不振的结果。然而，为什么一个需求不振的经济却能保持8％的增长率？目前中国经济学界还只是有人提出要正视“缩长”现象，但如何解释它还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机制和特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三、8％的经济增长率在中国意味着什么？
上述引文中提到了一个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圈里多年来形成的共识：只有当经济增长率高于7％时，失业率才不至于上升。也就是说，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7％是维持中国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的“下限”。需要说明的是，这个“下限”远远高于市场经济国家，这是长期实行计划经济所留下的制度“遗产”。正因为如此，把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直接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相对比，是缺乏充份依据的。换言之，在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意味着经济高度繁荣；而在中国，8％的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是免于经济严重萧条的底线。
在宏观经济分析中有一个概念，当经济增长达到充份就业状态时，社会上仍会有一定数量的劳动力处于未就业状态，这时的失业率可被称为自然失业率。美国从1955年到1990年自然失业率一直在5％到6％之间波动；中国90年代以前的城市自然失业率更低。在现实中，实际失业率必然会围绕着自然失业率上下波动。如果实际失业率高于自然失业率，经济就处于就业不足状态。套用上面所说的增长的“下限”概念，当实际失业率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时的经济增长率，对宏观经济政策制定者来说就是保持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基本正常的增长“下限”。
在美国，当经济增长率达到3％时，实际失业率大体上相当于自然失业率。描述这一现象的经验观察结果被称为“奥昆定律（okun'sLaw）”[7]。可以说，对美国而言，维持社会经济基本正常的增长临界点是3％；而对中国来说，类似的“定律”是，在80年代只要经济增长率低于7％，就会企业全面亏损、失业率上升。1986年的经济就是如此，当年工业增长了8%，但企业利润却大幅度下降，呈现负增长态势。当时笔者撰文指出，由于过度扩张行业和低素质产品生产企业对需求膨胀的依赖越来越深，保证企业利润正增长所必需的生产临界增长率已经抬高到8%以上，所以尽管该年工业增长率达到8%，企业仍然难以生存。[8]
90年代以来中国的这一规律性现象并无改观。中国近几年的经济增长率一直保持在8％上下，正是在这样的增长状态下失业率高居不下。目前，中国的失业率已“进入建国以来的第五次高峰。虽然统计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只有3－4％，但实际的失业率在8－9％。失业人员中，包括700万左右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1,000多万下岗失业人员，120－150万城镇农民工失业人员，70万待业的大学和专科毕业生。”[9]显然，在中国增长的“下限”远高于美国；换言之，中国经济增长7％大体上相当于美国经济增长3％，这是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
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所以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其实是不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率直接对比的。这一点过去十多年来似乎被一些经济学者淡忘了，他们常常以中国保持了8％的经济增长率为由，误以为中国处于增长的“下限”状态时就相当于西方国家经济增长8％时的繁荣状态。正是因为这一误解，导致许多中国经济的观察家陷入了“宏观好，微观不好”的困惑。其实，中国经济增长7－8％只不过是处在增长的“下限”状态，这时的宏观经济谈不上“好”，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不好”事实上是一致的，并没有矛盾。换言之，“微观不好”的真实状况证明所谓的“宏观好”不过是误判而已
所谓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偏高，是基于80年代对中国经济基本特徵的观察得出的结论。整个90年代中国一直在推行市场化，经济转型是否改变了这一特点呢？这是需要实证分析来检验的。由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差不多是个“常数”，从1996年到2000年基本不变，一直固定在3％的水平上[10]，既不随经济波动而变化，也远低于真实失业率，因此这个数字不具备统计分析意义，要考虑换一个角度，从工业平均利润率的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下限”。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生产单纯地以利润为动力，对需求和价格的变化非常灵敏，财务上完全独立，必须承担所有的债务偿还，没有利润就不会投资，也不会长期保持过剩的生产能力和员工，更不能拖欠银行贷款拒绝偿还。但中国的情况不同，市场化转型并没有根除预算“软约束”（Kornai1992)，国有企业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投资饥渴症”，盲目投资之后拒绝偿还银行债务和生产能力过剩是常见现象。在改革初期中国的企业界、政府和经济学者都承认这种现象的普遍性。随着经济市场化的推进，无论是中国的企业界、政府，还是经济学者，都偏重于强调企业机制的积极变化，而不太愿意面对社会主义体制的余留影响。
事实上，经济市场化虽然使中国的企业对市场比过去灵敏得多了，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过剩产能使企业的损益平衡点大大超出正常水平。这种微观层面的现象反映到宏观层面就是多数行业的生产能力长期过剩，成为一种常态。结果，经济增长或企业产出的增长低于7－8％时，如果不大规模裁员，工业部门就可能出现总体性亏损。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均衡状态一直是扭曲的，也就是说，能让大部份企业处于收支平衡点、实际失业率接近自然失业率的经济增长水平不象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那样是2－3％的低增长，而是7－8％甚至更高。
分析中国工业部门平均的损益平衡点，必须要考虑到不同行业的盈利环境。如果按照企业的盈利环境来看，中国的工业行业大致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生存在竞争程度相对比较高的行业中的国有、集体、私营、外商企业，另一类是垄断行业，这些行业主要由国有企业组成。具有垄断地位的企业盈利通常与原料垄断以及各级政府在市场销售环节的定价政策或保护性关税政策有关，例如，轿车工业依靠高关税保护而形成了超额利润，石油工业和石油化工工业则受到原料垄断以及垄断性定价政策的保护。这些行业的利润率通常高于其他行业，而影响其利润变动的往往是与市场需求变化关系不大的政策因素。此外，国际市场价格（如石油价格）变化对这些垄断性行业利润的冲击也可能很大。只有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损益平衡点与国内市场的供求变化有比较密切的关系，会灵敏地随产出增长率的升降而变动。
数据说明：GDp和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直接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竞争性行业利润率的计算公式是：利润率＝利润总额÷销售收入；1998年以前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含国有、集体及私营企业），1998年以后的数据取自中国统计年鉴的“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主要指标”表。
发现工业企业的平均利润率果然非常低。只有在1992年这样的经济超常增长年份，工业增长率达到20％以上，企业的利润率才接近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通常的水平。1994、1995年工业增长率分别为18.9％和14％，利润率却不到2％。1996年、1997年，国民经济（GDp）增长率尚维持在9%左右，工业增长率下滑到11％至12％，这时企业的利润率就朝1％的极低水平逼近；在这样的财务状况下，亏损企业占了一大半，如果这种局面延续数年，银行系统将被急剧上升的坏账拖垮。从1998年开始，政府为了避免国有银行系统爆发金融危机，实施了鼓励企业裁员破产的政策，结果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裁员及企业破产浪潮，失业率立即跃升；当社会付出了如此沉重的代价之后，企业的利润率也不过回升了1到2个百分点。
宏观经济状况篇9
关键词：宏观调控;经济关系;应用分析
一、宏观调控的概念及内容
（一）宏观调控的概念
宏观调控最早是由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其是国家采取各类手段来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调节及控制，使得社会再生产能够协调发展的条件，其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管理中的关键职能。
国家在采取宏观调控时，一般是通过政策、法律及计划等手段，来对经济发展状态进行干预与调节，从而使得国民经济能够持良好事态发展。在市场经济当中，商品及服务的供求关系，是受到价格等市场机制所影响的，经济增长时，会可能带来通货膨胀，随之而来的便是经济停滞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波动，对对社会资源及社会生产力都造成严重损害。而宏观调控采取人为调节的方式，来对经济运作进行干涉，从而使得国民经济可以适度增长，使产业结合能够合理调整，物价水平持续稳定，进而保持经济的稳定发展。
（二）宏观调控的内容
宏观调控在应用时，一是国家采取各类经济政策与措施，通过对经济及社会方案等政策的制定，来对产业布局进行规划与挑战，对总量平衡进行控制，对货币及财政政策加以制定，对积累及消费间的关系进行调节，从而实现供求平衡，防止通货膨胀的出现，对市场经济制度做到完善。二是采取价格、税收等经济经济手段，来对国民收入实现分配与再分配，从而对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进行调控。三是通过对各项经济计划的编制，使资源配置发挥出有效作用，弥补市场资源配置依靠市场情况下的不足。
二、宏观调控在经济管理中的具体手段
（一）经济调控
经济调控是宏观调控的三大手段之一，作为国家调控行为，其可以依据财政与货币政策，来对经济管理实施把控，并可以将控制手段细化到工资、税收及信贷等各方面，并对货币有着直接的调控，是国家经济管理中出现经济问题的最直接调控手段。例如，市场上所流行的一种商品，其在国家经济管理中，有一定问题出现时，国家便会采取经济调控的手段，来对该类商品实施价格调控。正如受到自然灾害影响，农作物收成不高，难以对人们要求进行满足，这时，便会产生供求关系不平衡现象，从而造成农作物价格上升，长期以外，给人们的消费能力带来调整，这时，国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会采取经济调控，或是对物价进行调节，或是对人们工资进行调节，从而使得我国经济状况得到有效控制。
（二）行政调控
行政调控是宏观调控中的一项强制性手段，行政机关在经济管中，下达相关条例及规定时，低下的各层行政单位及部门，都需要无条件的对最高宏观调控命令加以执行。但是，行政调控手段在应用时，也会手段社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因此不能长时限的采用。比如，春节时期大面积强降雪的发生，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及货物流通造成严重阻碍，这时，一些商贩，为了获得巨大利润，便会将其囤积的日用商品及食物价格抬高。这时，国家便会采取行政调控的手段，来对物价进行合理规划，避免这种经济紊乱现象的出现。但是这种调控，只是针对一段时间内出现问题而解决的，其是一种强制性且效率较高的宏观调控手段，不可持续操作，所受到的局限性也较为严重。
（三）法律调控
法律调控能够对公民及国家财产及经济进行合法的管理，其主要是通过经济司法及经济立法两个部门来进行执行，司法部门主要是对经济行为作出审理及检查，立法部门主要是针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来做到对相关法律及法规的制定，从而使得市场经济主体能够处于合法及规范的法律框架当中，这样，一旦有企业或者个人对法律调控框架相违背时，便会受到法律对其的严格制裁。
三、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的应用分析
（一）对通货膨胀率加以控制
粮食作为国民经济的发展一大支柱，长期以来，我国粮食价格都远低于国际市场上的粮食价格，从而给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严重打击，农民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作为我国人口比例中的最大群体，农民不仅可以通过自身劳动来提升我国经济经济增长，其还能在经济地位提升之后，做到对我国经济内需的拉动，使我国经济发展再登新台阶。针对这一现状，国家便可以通过宏观调控，来做到对干预政策的强制性制定。例如，通过宏观调控，来对农民手中农作物价格进行抬高，对农作物种植所需物资价格进行降低，从而使得农民在生产过程中的积极性得到提升，使我国农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浪潮。通过该种方法，不仅使得农民得到实惠，才能够对我国内需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二）对国民就业问题加以控制
国家在对国民最低物质生活保障进行满足的前提下，还要确保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国民，都能够有事可做，拥有其自身的事业。国民只有有了自己的工作，才能够对家庭及自身内部需求负担的承受，从而减轻国家实施的低保政策压力及负担，进而在一定程度上，环节国家相对压力的经济难度。因此，国有企业在面临倒闭及裁员情况时，国家必须要采取宏观调控中的行政手段或者是经济手段，来对国民利益进行保护，或是帮助下岗人员再就业。“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宏观调控在应用时，不可避免的会遇到企业及单位倒闭及裁员现象的存在，然而唯一使我国经济不受到人员流动或是无业可施而带来的经济困扰的方法，就只有国家对人员再就业进行相对的宏观调控措施实施保护策略。比如，对于下岗人员，国家可以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状况及方向，来对下岗人员进行专门的技术培训，对其业务技能及素养进行提升，从而使得下岗人员能够跟得上国家经济发展的前进步伐，尽可能的避免国家因大批人员下岗而造成的经济困扰问题的出现。
（三）对国民收入加以控制
国家除了要保证国民有饭吃、有工作做，还需要对国民从事工作的收入情况进行调控。对于收入来说，其是每一个公民通过自身努力及劳动情况下所获得的对应回报，通常这一回报都是通过薪酬待遇来进行体现出来的。然而，薪酬待遇是否合理？只有国家根据当前社会的经济状况及物价购买状况来进行衡量。若是物价比较高，国民收入偏低，便会造成国民没有能力去消费与购买，也就是说，国民没有能力去将自己的劳动所得资金去通过货币的交换而获得生活必备的物品。若是国家一直处于这种生活状况下，其直接结果便是国家无法做到对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因此，只有只有物价和国民收入成正比时，才能使收支达到平衡，社会得以稳定，才能让国民在稳定生活中带动内需，使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
（四）对企业生存及成长率加以控制
企业是能够为国家来负担所有国民生存的港湾之一，因此，国家在经济管理中，只有对企业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才能够使得企业的生存及成长率得到提升，做到对人民生存需求的满足，在对其进行调控时，采取经济、法律及行政调控这三种方法，都能够对国家经济管理采取有效及有力的保护。
总结：
国家经济的发展，是每个公民持续努力与奋斗的结果，更是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手段在经济管理中有效应用的结果。公民的衣食住行各个方面，只有国家采取有效的宏观调控，才能够使其运行状况及质量得到大为改善，在使我国经济管理能够得到稳定运行及发展的前提下，使得我国经济能够做到可持续与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卢锋.“十一五”时期宏观调控手段更加多样化[J].中国财政.2011（01）
宏观经济状况篇10
[关键词]宏观经济资产价格剪刀差
一、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动关系现状
所谓资产价格是指资产转换为货币的比例,一般用上市公司的股价来表示,可以用来反映社会财富的变化情况。理论上,资产价格应该是宏观经济的直观反映,但现实数据表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资产价格变动与实体经济成长之间所呈现出“剪刀差”的态势,大部分国家的资本市场的资产价格的上涨明显快于实体经济的成长,可见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离的。
有学者认为,这种“剪刀差”现象与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技术特征越来越明显基础上的乐观预期和资本市场快速发展而引起的金融结构的变革有关,并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
1.技术产品比重的增加。全球经济增长中技术含量的不断提高,使对于技术产品了解甚少的投资者对未来市场有较为乐观的习惯性预期,从而带动了股价的上涨而偏离了实际价值。
2.价格指数的产业结构特征是出现“剪刀差”态势的技术原因。也就是说股指多是以成长期产业和成熟期产业为主的的股票指数,实体经济中存在的很多企业的成长状况并未反映在价格指数中,不能完整的反映宏观经济状况。
3.投资者资产选择偏好引起资产流向的变化。人们的偏好由实物资产到金融资产,关注收益率到关注流动性等,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关注虚拟经济的投资。
4.股票价格指数的样本企业是动态的。股票市场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上市公司总是存在优胜劣汰,也就是说进入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都是成长性或者至少是成熟性的企业。
二、影响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动关系因素的现实考虑
不少学者已经对该现象从金融的结构性因素方面做了深入详细分析,而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背离,有一个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那就是政府。过去的经济学研究往往忽视了“人”的作用,做了许多的理想化假设。因此,影响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变动的关系的因素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投资者的非理
投资者投资偏好由实体经济逐渐转向虚拟经济,并且过分偏向技术含量高的产业造成的价格价值偏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盲目追求现实即得利益。而结果就是多数投资者的投资行为只是简单追逐利益的“羊群效应“,并没有经过合理的投资价值分析和市场预测而盲目投资,使市场的真正价值没有得到根本上的体现。例如,我国在2006年底到2008年初股票市场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投资者的投资就几乎处于非理性,在零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开始到零八年的三月,我国政府十三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旨在回笼市场中的流动资金,紧缩货币市场,但事实上股价仍在继续的上涨中,投资者的投资热情并没有减退。这就是投资者的非理。
(二)资产价格反映不完全信息
资产的价格是对上市公司的股价的反映,而对未上市的公司都没有体现。且上市公司的上市条件是非常严格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都是所以企业中非常好的,多数中小企业的业绩并没有在资产价格中得到反映。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所以资产价格不能完全反映宏观市场的变动情况。
(三)政府的干预程度
在经济萧条时,政府会尽一切努力,运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使经济复苏,但在经济繁荣并存在泡沫的情况下,政府一般会为了保持经济的繁荣而暂时不会采取过多的措施抑制泡沫。因此,在经济出现泡沫时,一般泡沫会慢慢的增大,通胀和资金在市场的加速流动并没有得到缓解甚至愈演愈烈,使得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偏离增大。如80年代后期,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提出放宽放贷政策及网络形成的泡沫,并没有大加干涉,因为表面上看经济形式的确一片大好,一直到下一任主席伯南克上任,情况也并没有得到改变。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势必会造成货币的流通量过大,虚拟的货币和资产大量的充斥着经济市场中,从而使敏感的资产价格的增长非理性,使的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实际发展情况相背离。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变动与实体经济成长呈现“剪刀差”的现象有客观和主观方面的因素:投资者的非理、资产价格反映不完全信息、政府的干预程度而对于投资者的非理和资产价格反映的不完全信息所带来的资产价格与宏观经济的背离,是不能进行明确的干预使其达到预定效果的,而在此时,政府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市场的资产价格在政府不加以管制的情况下就会发散,因此增强政府干预程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小剪刀差的发散,并且随着经济周期的影响,资产价格会逐渐与宏观经济情况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