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1
通过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现状分析，重点在于归纳和总结当前我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主要存在的问题，最后针对性提出完善路径。
关键词：
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内容；完善路径
一、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现状
医疗纠纷档案是指在接待、处理、调查医疗纠纷中所汇集成的各种资料的综合。随着医疗纠纷案件的增多，做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对于医院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应与其他档案管理内容一同被医院列入重点管理。然而，当前我国医院却普遍存在如下现状：重视医疗纠纷处理，忽视医疗纠纷档案记录及管理；重视对医护人员进行素质教育以避免医疗纠纷，忽视配置档案管理队伍；重视制定规避医疗纠纷的对策；忽视创新档案管理手段及制定相应的档案管理制度。医院普遍存在的这些现象，导致我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水平低下，医疗纠纷资料的收集、立卷、检索等都表现出一定难度，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因手段落后而使得利用率也很低，未能发挥其真正的效用。
二、当前我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医院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视不够。对于我国多数医院而言，医疗纠纷档案被视为是病人病例材料的收集、整理与保存，在此种思想的影响下，档案管理人员在整理好医疗纠纷档案后，便以为完成了对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实际上，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内容除了收集和整理材料及进行保存之外，还包括将这些资料录入电脑中以存档，方便以后要用时进行检索。同时医疗纠纷档案的保存也是为了成为启示医院，避免日后再发生类似的纠纷案例。
（二）档案管理队伍力量不足。由于我国许多医院对医疗纠纷档案重视不够，所以导致许多医院并不会特意去壮大档案管理队伍，甚至许多医院内部只有1~2名档案管理人员，这些人员要负责医疗纠纷档案、病例诊疗档案、医务人员档案等的收集、整理与归档，随着医院规模的扩大，由于档案管理人员太少，难以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队伍分工开展工作，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必然低下。
（三）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手段落后。当前，我国还有不少医院的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仍然停留在手工管理水平上，尤其是一些小医院。而手工管理与现在的网络化管理存在很大的差距，其档案信息存储量小，收集和整理效度低下，且也不方便检索。尽管在国内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之下，大多数医院都采用计算机辅助管理，但由于医院对医疗纠纷管理的不重视，计算机并没有真正应用到该管理中，使得许多中小医院至今仍然未能实现网络化管理，医疗纠纷档案也就难以做到资源共享，利用率很低。
三、我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完善路径
（一）提高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视。
1.医院负责人需重视医疗纠纷档案管理。作为医院负责人，应认识到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并在每周召开会议时，要求档案管理人员也一同参加医务人员的周例会，并在会议上强调医务人员需时刻警醒避免医疗纠纷的发生，而档案管理人员则应做好医疗纠纷相关资料的收集与整理，包括患方投诉材料、相关科室对医疗纠纷争议事实说明及事件的处理进度跟踪和整理、纠纷病例资料复印件、医疗机构技术鉴定意见及材料，以及后续的诉讼材料等。同时，在周例会中应要求档案人员汇报医疗纠纷档案的收集及整理情况，以及医院以前是否也有类似的案件等。在日常工作中，医院负责人也应时刻与档案管理人员沟通，以了解其档案管理情况，让所有医务人员及档案管理人员都认识到做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2.建立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制度。加强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是一个系统的管理过程，必须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并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制定可行性规章制度和服务程序，以保障医疗档案服务做到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对于医院而言，其要做的便是建立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制度。首先，制度制定者应先明确医院主要负责人、医务人员及档案管理人员的责任制。其次，制度制定者还应制定医疗纠纷档案管理内容、管理程序及管理中应遵循的规章制度。
（二）提高档案管理队伍力量。随着医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医院应认识到医疗纠纷频繁发生的危害性，并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做好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所有工作，而这就需要医院提高档案管理队伍力量。首先，医院主要负责人应下达人力资源做好档案管理人才的招收与培训工作。其次，应成立档案管理部，该部门应至少有1名负责人，部门还应包括3~5名的档案管理人员，这些档案管理人员应自觉组成一支队伍，分工合作。分清每个档案管理人员所应负责的工作。比如可分工如下：1~2人负责所有医疗纠纷材料的收集；1人负责对这些收集到的资料进行整理，包括档案的立卷和档案内容的顺序排列，以及校对资料是否充足；1人负责将这些资料录入电脑和进行归档、分类，方便日后检索（该人员必须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技术和档案管理知识）；1人负责对医疗纠纷档案进行随时查看，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避免日后再发生类似的医疗纠纷问题。
（三）创新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手段。我国医院应创新档案管理手段，应转变以前的手工管理向网络化管理转变。这需要医院加强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视，在档案管理部中配备计算机设备，并实现联网，且应做到每个档案管理人员配备一台电脑，以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效率，让医疗纠纷案例能够顺利录入电脑和归档，方便日后检索。
四、小结
通过分析得知，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医院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视不够、档案管理队伍力量不足、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手段落后。为帮助我国医院改善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最后提出提高对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视、提高档案管理队伍力量、创新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手段的完善路径。
参考文献：
[1]夏宝华.医疗纠纷档案管理探讨[J].兰台世界,2016(12):136.
[2]严荣华.医疗纠纷档案管理[J].中国病案,2014,15(06):42-43.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2
关键词：病案管理；医疗纠纷；环节；预防措施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纳入1,000例本院收治的患者，将其分为2组（随机表法），即每组500例样本。入选标准：经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患者，自愿签署知情同意书的患者。实验组：男：280例，女：220例，年龄：18岁-72岁，平均年龄（44.5±21.5）岁。对照组：男：270例，女：230例，年龄：19岁-73岁，平均年龄（45.5±21.2）岁。对比分析两组患者一般资料，无明显差异，符合临床研究标准。
1.2方法
对照组：常规病案管理，实验组：病案优化管理，（1）增强法律意识：引导医护人员加强对病案管理教育、法律法规等的学习，并在此基础上以视频、公众号、海报、手册等对相关的法律知识进行宣传，以改善医院人员的整体认知，提高医护人员的重视程度。（2）相关制度的完善：医院既要结合实际情况建立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对病案的管理，又要成立相关的组织，对医院的病案进行整体的管理和监督，指出存在的问题，并制定相关的整改措施和奖惩制度。（3）书写质量的提升：病案质量可以明显地反映医院的医疗质量和管理水平，医护人员在整体的书写过程中要科学规范的对病案进行记录，有效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率。（4）提高医务人员业务素质能力：医院应定期组织相关人员进行业务能力培训，既可提高医院人员的整体责任意识，又可提高其病例书写能力，促进医院的整体发展[2]。
1.3观察指标
（1）医疗纠纷发生率评估：医疗纠纷发生的环节包括入院病例的书写、治疗过程中病案内容的书写、病案管理意识的薄弱等。（2）相关知识掌握度评估：采用本院自制的量表进行评估，包括病例书写的具体内容、书写模式、法律意识、医院病案管理的具体内容等。（3）患者满意度评分评估：采用本院自制的量表进行评估，满分100分，满意度评分高：评分在90分以上；满意度评分一般：评分在70分-90分之间；满意度评分差：评分在70分以下。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分析，两组患者计量资料（患者满意度评分）用t、均数±标准差（mean±SD）表示；计数资料（医疗纠纷发生率、相关知识掌握度）用χ2、%表示，临床研究资料对比，p值区间在0.00-0.05之间，差异显著，具有统计意义。
2结果
2.1医疗纠纷发生率、相关知识掌握度对比
2.2患者满意度评分对比
实验组：患者满意度评分为（92.36±4.58）分，对照组：患者满意度评分为（75.26±5.31）分，两组对比差异显著（t=54.258,p=0.000）。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3
关键词:医疗纠纷档案;必要性;管理及创新
档案管理是医院管理的基础，能准确的体现医院的管理水平与工作效率。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国家对医疗管理力度的不断加强，医院档案管理制度的缺陷不断浮出水面。例如档案保存不安全、管理技术水平低下、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偏低等。通过实际操作和创新管理手段，提升档案管理人员自身的综合素质，尽快实现档案管理工作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使医院档案工作不断完善与创新，得到更好的发展空间。
1医疗纠纷档案在医院档案服务中的重要性
1．1医疗纠纷档案的具体内容
医疗纠纷档案和病历档案有所不同。病历档案是病人在医院住院期间的病症记录及医生采取的治疗措施，病人出院后，以上内容归档成病历档案。医疗纠纷档案是单位与医生、病人与医生在解决医疗纠纷过程中采集形成的档案资料。医疗纠纷解决后，所有与纠纷有关的各种文件都应归档。
1．2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必要性
医疗纠纷是指病人或家属对患者诊疗护理过程不满意，认为医务人员在诊疗护理过程中有失误，对病人造成不良后果，伤残或死亡，以及在诊疗过程中，加重了病人痛苦等情况，要求医疗机构、卫生行政部门或司法机关追究责任或赔偿损失的事件，在未表明事实真相之前，统称为医疗纠纷，亦称医患纠纷。医疗纠纷档案是为医院处理医疗纠纷所制定的文件材料，是医疗机构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医疗技术服务水平在不断提高，但是医疗行业从根本上还是一种高风险的特殊行业，医疗纠纷难以避免。从另一角度说，人类的价值观受社会发展的影响。人们法律意识得到增强，能够在医疗纠纷中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身权益，防止医疗纠纷持续恶化。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与完善，是医院进行管理的重要工作，能够推动医院的健康发展。
1．3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现状
目前医疗纠纷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因医疗管理体制问题出现的医疗档案纠纷有所减少，说明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工作日渐成效。医疗纠纷产生后，很多医院都只重视医疗纠纷的处理，却忽视医疗纠纷档案管理的重要性;经办部门法制观念淡薄，未能对档案资料及时建档、归档，导致纠纷档案得不到有效规划、管理。这种现状将给纠纷案件查阅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如再次出现类似案例医院不仅无相关案例作参考，浪费医疗资源，不利于医院管理水平的提升。
2医疗纠纷档案在医院档案服务中起到的作用
2．1交流作用
举办医疗纠纷档案的学习交流研讨，通过对不同国家、地区纠纷档案的管理方法进行良好交流，吸取借鉴。由此能使医院尽快的融入国内外的竞争市场，提高医疗业务水平，为医疗秩序、医疗安全及社会稳定提供帮助，也为患者提供更好的服务。
2．2决策作用
通过对医疗纠纷的深入分析，能够了解医疗卫生行业的现状，更好的处理医疗纠纷。实际医疗纠纷处理中，要能够发现新的问题与新手段，然后对已知案件进行总结分析，找出医疗档案中的隐藏问题，从而更好的实现医疗事业建设，为医疗管理的顺利进行提供可靠帮助，为医院管理与发展奠定有利基础。
2．3指引作用
医务人员可以对医疗纠纷档案内容进行学习，从而发挥到实际工作当中，避免工作出现问题，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医务人员也可以通过日常学习的经验找到问题的所在，并及时解决问题;也可以通过查阅以往的纠纷档案，增强自身的法律意识，完善自我，增强责任心，使自身的医疗诊治水平不断提高，避免同类事件再次出现。
2．4增强医护人员综合素质
医疗档案包含医药学、文书学、档案学、法学等多门基础学科知识，这就要求医务人员具备良好的医学领域技能知识。医疗纠纷档案的管理工作，能有效提高医护人员的基本业务素养，管理工作更加完善，能更好的为组织目标服务。2．5课题研究素材的使用医疗纠纷档案有各种典例，不断完善、丰富医疗纠纷档案的探讨，使医疗法学和医患关系的处理更加富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从而妥善处理医患纠纷，更好的为医院及患者服务。
3树立档案管理工作提高创新特色
3．1服务特色
医院的档案要充分体现服务的特色，通过计算机技术提供远程服务，运用互联网的信息量传递速度优势，与其他档案机构联网共享档案资源，达到服务范围从窄变宽，服务层面由浅到深的目的。档案管理部门还应该开拓服务方式领域，增加管理档案的档案财富，做好加工处理促使档案管理内容变成社会需要的优质产品。
3．2管理特色
档案工作的管理应用是发展档案事业不断创新的重要原因之一，档案工作拥有的技术方法是提高档案工作效率，促使其达到档案服务工作质量标准的重要内容，是档案工作创新的灵魂。所以在档案工作的管理上，要更好的实现档案装备技术现代化，解决手动操作效率低的问题。通过运用现代化互联网科技、数码技术、摄影技术等先进技术提高档案工作的技术水准，达到档案管理手段由旧变新。在档案管理的模式上，可以把价值小、期限短的档案归为一档，实施分级保管，档案管理室只需在互联网上保留信息。这样方便档案的查找，又可以避免档案多而杂造成库房拥挤，从而还能让档案管理人员有效的开发信息资源，更好为医院服务。
3．3宣传特色
宣传工作是各项工作的起点，宣传工作做得好不好直接影响人们对事件的关注度，以及工作是否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长时间以来，档案工作的宣传过于死板，主要运用相关法律法规的解释，强调工作要求性质之类的意义，没有形象的具体表达，也缺少艺术的美感。这种宣传形式无法引起大家的重视，也达不到预期目的。但是通过互联网的应用，把开放的档案制成课件以动态图的方式展现给需要者，讲述宣传工作效果，会更加明显、生动，令人接受。所以我们在进行档案的宣传工作时要抓住亮点特点，使死板的档案资料变成具有个性化的知识。
4结语
只有对档案管理服务的不断创新，档案工作才会有文化、有特色，档案事业才能真切的实现快速发展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所以，医院档案管理部门要不断改进管理方法，更好的满足患者与职工需求，为医院可持续发展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段娜．创新医院档案管理增强服务利用功能［J］．办公室业务，2014(17):198，202．
［2］夏启芝．创新档案管理服务医院发展———开展档案达标升级的工作经验体会［J］．中医药管理杂志，2017(01):170～171．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4
内容提要: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的历史进程分为初步摸索阶段、行政法规主导阶段、向行政法规转型阶段以及法律适用混乱阶段；现阶段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呈现出数量逐年增多、审理周期长、纠纷解决机制多元性以及患方胜诉率较高等特征；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着将医疗损害案件划分为医疗事故和医疗差错、案由的二元化、适用法律的二元化、鉴定的二元化、赔偿标准的二元化、举证责任、当事人适格、诉讼时效及起算点等问题；解决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途径是首先制定侵权责任法，确立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之后制定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统一规定医疗损害责任问题。正确适用法律对于切实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保证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民众法律意识的增强，医患矛盾日益突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成为理论界、司法实务界以及民众密切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2002年4月《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公布实施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针对医疗纠纷案件给法院审判工作带来的一些新问题，于2003年1月印发了《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由于这一通知存在着适用法律上的模糊性和确定标准上的二元性，2004年5月1日开始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进一步规范和统一了人身损害赔偿的法律适用问题，对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如何协调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与相关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和产生的冲突，在法律适用上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这对公正审判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产生了负面影响。目前，医疗纠纷案件占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的比例较大，并且有逐年攀升的趋势。法院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存在的“三个双轨制”，形成了“法律适用二元化”的结构状况，其结果在现实中表现为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形成了防御性的医疗态势。特别是《条例》实施近7年来，由于医疗损害鉴定机制备受质疑及纠纷解决机制严重落后等原因，这不仅严重地妨害了赔偿权利人合法权益的实现，而且也极大地破坏了我国司法统一的法治原则。全国人大法工委主任委员李适时于2008年12月22日在对《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汇报时说：“妥善处理医疗纠纷，既要切实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也要保护医务人员的合法权益”。因此，研究我国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对策就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立法的历史进程
我国关于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及处理机制经历了较长历史时间的演变。建国以来，我国十分重视公共医疗卫生事业，规范医院的医疗秩序，积极防范和处理医疗损害事件的发生，通过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使医疗纠纷的处理走向法制化的道路。1987年以前我国对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在法律、行政法规中仅有零散的规定，并不完整和统一，处于初步摸索阶段。自1987年6月以后对于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调整才开始正式处于不断的探索和改进之中。自1949年建国以后，依据我国在各个时期调整医疗纠纷的主导法律不同，可以将有关医疗损害赔偿法律法规的历史进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初步摸索阶段：（从1949年建国时开始至1987年《民法通则》公布之前）。这一阶段又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从1949年建国开始至1966年开始时结束，侧重于法院裁决。这一时期国家在医疗事故的处理方面没有相应的立法，只是卫生行政部门制定了一些条例和规定，如卫生部于1950年公布的《尸体解剖暂行条例》等，医院普遍建立了医疗事故或医疗差错的报告和登记制度，有的医院还组织了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等规范医疗行为，在处理医疗事故与医疗纠纷方面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对医疗损害案件采取了直接“送法院”的办法，法院无法可依只能依政策进行审理。如1964年1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了《关于处理医疗事故案件不应判给经济补偿问题的批复》的文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来调整医疗纠纷。对部分医疗损害案件法院甚至不组织专家进行医疗技术鉴定，直接传讯医务人员，按照刑法类推原则判处其刑罚。这种处理方式往往造成医疗事故罪定性不准和判处刑罚过重的情况，也给医务人员造成心理负担，产生恐惧心理。后期是从1966年开始至1987年《民法通则》实施时结束，侧重于卫生行政部门的定性处理。这一时期法院对医疗纠纷一般不予受理，而是由当地卫生行政部门或其上级出面解决。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正常的医疗工作秩序被破坏，医务人员人身权利得不到保障，患方毁坏医院财物，扰乱医疗秩序。特别是十年内乱时期，无政府主义泛滥成灾{1}。总体来讲，在这一阶段，我国大多数职工都实行公费医疗，医疗机构属于福利性机构，其费用支出由国家财政补贴，因此医疗纠纷相对较少，有关调整医疗纠纷的法律也处于初步摸索阶段。
第二阶段是行政法规主导阶段：（从1987年《民法通则》、《医疗事故处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颁布和实施至2002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实施之前）。在这一时期《民法通则》、《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草案）》、《医院工作制度》、《执业医师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部门规章相继颁布。这些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医疗行为的规范和纠纷的解决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办法》作为国务院施行的行政法规对全国的司法机关和医疗机构均具有约束力，应该成为卫生行政部门处理和法院裁决医疗纠纷的依据，这标志着我国对医疗损害赔偿事件的处理已经进入了有法可依的阶段。这一阶段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可分为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差错纠纷。对于医疗事故纠纷依照《办法》处理，而《办法》规定医疗事故纠纷的处理途径仅限于行政处理，排除了诉讼途径。对于医疗差错纠纷，按照《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解决。在司法实务中，区分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差错纠纷依据的是将医疗事故鉴定设置为解决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办法》对医疗纠纷的正确处理，增强医疗机构的法制观念，防范医疗过失行为的发生，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这种行政处理模式的公正性受到极大的挑战，《办法》所规定的一次性的过低补偿标准凸显出其极端的不合理性。因此，《办法》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不能很好地保护患者和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
第三阶段是向行政法规转型阶段：（从2002年4月《证据规定》实施以后至2002年9月《条例》实施之前）。在这一时期，《条例》、《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医疗事故分级标准》、《病历书写基本规范》、《中医、中西医结合病历书写基本规范（试行）》、《重大医疗过失行为和医疗事故报告制度的规定》等部门规章相继出台，但有不少规定是从2002年9月1日起施行。由于《办法》的规定存在种种弊端，不能很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权益，已经明显地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为了弥补《办法》调整医疗纠纷的滞后性，《证据规定》在举证责任问题上作了重大变动，明确了对医疗损害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即医疗机构须对证明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及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负积极的举证责任。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法律界、医疗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如果医疗机构不能证明医疗行为不存在过错或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就要负举证不能的败诉风险。这主要考虑了医疗纠纷证据多由医疗机构负责保管、患方医学知识缺乏、举证能力较弱等因素，因而减轻了患方的举证责任，加重了医方的举证责任，期望通过举证责任的重新分配补强患方处于绝对弱势的地位，加强对受害患者权利的救济。但是，举证责任的转换仍然没能摆脱《办法》所处的滞后地位，社会各界人士强烈呼吁出台新的替代性法规。
第四阶段是法律适用混乱阶段：（从2002年9月1日《条例》实施开始至今）。《条例》较《办法》作了很多原则性的改进，在体例和结构方面均有较大的变化，对医疗损害的概念进行了科学的界定，并扩大了损害赔偿的范围，对鉴定程序有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增加了患者的权利，规定了医疗损害赔偿的具体项目和标准，提供了三种医疗纠纷争议的处理机制等。《条例》对实务中存在的模糊不清的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患方和医疗机构的合法权益，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的发生，多种纠纷处理机制也有利于医疗损害赔偿问题的解决。但是，由于对一般人身侵权和医疗损害的法律法规对当事人的救济程度不同，因此在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诉讼中出现了名称不同而实质相同的“医疗事故纠纷”和“一般医疗侵权纠纷”的类型，由此造成了法律适用的混乱。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了《通知》文件后，民众对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理解分歧很大，从而加剧了法律适用混乱的程度。例如，2005年7月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针对《条例》的缺陷，印发了具有28个条文的《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其中关于医疗损害的赔偿标准和计算数额远远突破了《条例》的规定[1]。在这一背景下，目前医疗侵权纠纷的处理又走上了以前的“司法二元化”的老路。社会各界人士对《条例》的争论颇为激烈，纷纷呼吁《侵权责任法》的及早出台和《医疗损害赔偿法》的制定。著名学者杨立新教授指出：“现在的医疗损害到了最为混乱的时期了，混乱到我用一个很学术的词来表述就是‘三个双轨制形成了二元化的结构’。三个双轨制是：案由双轨制，有医疗事故责任和医疗过错责任，即事实双轨制；赔偿双轨制：赔偿方面有人身损害赔偿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鉴定双轨制：有医学会组织的医疗事故鉴定和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医疗过错鉴定。三个双轨制就够混乱的了，综合起来就使我们现在医疗事故责任变成了二元的结构，就是两套马车。这种结果在现实当中的表现就是医患关系越来越紧张，已经形成了初步的防御性医疗的态势。”{2}对此，2008年12月22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七章“医疗损害责任”对医疗损害赔偿的基本问题做出了规定，笔者相信通过对侵权责任法草案的不断修改和完善，将来出台的《侵权责任法》应当对当前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的混乱现状予以解决。
二、现阶段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特征
在市场经济实行以前，由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福利保障，民众对医疗水平的需求较低，医疗纠纷相对较少，医患矛盾也并不突出。随着市场经济和医疗体制改革的深化、医疗水平的发展以及民众对医疗消费需求的提高，医患纠纷不断涌现。具体说，现阶段使医患纠纷案件呈现出以下四方面的特征：
第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数量多且逐年上升，从而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局面。
上世纪90年代后，我国的医疗纠纷开始大幅度增加，医患矛盾也异常尖锐。据中华医学会近期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326所医疗机构中，321所医院存在着被医疗纠纷困扰的问题，发生率为98.47%。医务人员遭受打骂、医院公物任意被毁屡见不鲜，甚至停尸要挟、聚众闹事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3}。通常被认为处于强势群体的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此时反而成了弱势群体。因此，医患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医患矛盾也急剧增加。患方通过诉讼途径医院的现象已十分严重，在法院审理的民事案件中，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占很大的比重。医院的级别越高，其遭到被的机率越大。以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理的医疗纠纷案件为例。2003年审理89件，2004年审理103件，2005年审理124件，2006年审理138件，2007年审理160件{4}。从此组数据中可以看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一直居高不下，并且呈逐年上升的趋势。
第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审理周期较长，从而导致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限。
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技术性、高风险性，同时也具有一定的侵袭性，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难度大，需要对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进行审查、认定。由于法官缺乏相应的医学专业知识，对医疗行为所涉及的专业性问题往往无法做出直接认定，多数需要依赖于医疗专业技术鉴定。医疗专业技术鉴定又有医疗事故鉴定和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两个种类。每种鉴定又有可能申请重新鉴定和再次鉴定。2003年至2007年北京市各级法院受理的一审医疗纠纷案件1894件，审理时限1个月至3个月为185件，3个月至半年为265件，半年至一年为844件，1年以上600件，表明约76％的医疗纠纷诉讼时限长达半年以上{5}。由于一个案件可能经过几次鉴定，一次鉴定少则十数天，多则几个月，因此案件审理周期相对较长，一般都超过法律规定的诉讼时限。
第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纠纷解决机制具有多元性。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复杂性和专业性的特点决定了其纠纷解决机制的多元性。《条例》第46条规定了三种纠纷解决方式：医患双方协商解决、由卫生行政机关行政调解以及诉讼解决。对其他的纠纷解决方式我国也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法院的诉前调解以及仲裁等。其中法院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结案方式也多种多样，有调解、判决、撤诉、裁定驳回等方式结案。各地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注重多做调解工作，尽力化解纠纷。在抽查的100件案件中，调解结案的20件，占20%，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6}。目前，在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调解结案为各级法院所重视，有的法院以调解结案率来评定法官个人业绩，部分法院开始尝试司法大调解机制。因此，对民事侵权案件特别是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司法调解成为各级法院工作的重点，因为这种结案方式不仅有利于社会的稳定，而且有利于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第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患方胜诉率较高。
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诉讼中，患方往往被认为是弱势群体，社会及部分法官对其多为同情。特别是2002年《证据规定》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实行以后，大大减轻了患方的举证责任负担，而医疗机构则承担了更多的举证责任。医学是一门复杂的具有探索性的经验科学，在医疗行为中疾病的自然转归、患者自身原因及各种外界因素的轻微变化均可能导致患者遭受损害后果，要求医方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确有一定的困难，再加上医疗行为可能确实存在一定过错及医方的法律意识不强，导致患方胜诉的几率很大，医疗机构是败多胜少，有的几乎每打必败。据江苏省人民法院在2002年第10期《人民司法》上透露：患方的胜诉率：苏州地区为83%，南京地区为80％以上。患者几乎一告一个准。正好同过去，也同当今欧美等国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反差{7}。
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法律适用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涉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法规及规定比较零乱，且不同法规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总体而言，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适用的法律法规主要有：《民法通则》、《合同法》、《证据规定》、《条例》、《通知》、《人身损害赔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以下简称《案由规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以及卫生部的相关行政法规和规章等。由于实践中患方以医疗服务合同为由对医疗机构提起违约之诉的情况较少，法律适用也相对简单，对此不作深人探讨，仅以患方提起侵权之诉的法律适用问题，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重点分析。
（一）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划分为医疗事故与医疗差错
医疗行为对患方造成的损害一般包括人身损害和精神损害，医疗损害的严重程度可以是造成明显的人身损害后果，也可以是不明显的轻微损害后果。造成医疗损害的主观心理状态包括故意和过失。这种主观过错是由于医疗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违反诊疗护理规范和常规的情形。
对医疗事故概念的界定主要有两个依据：一是已经废止的《办法》，该《办法》第2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医疗事故，是指在诊疗护理工作中，因医务人员诊疗护理过失，直接造成病员死亡、残废、组织器官损伤导致功能障碍的。”由此可以看出，《办法》对医疗事故进行了严格限定。与医疗事故相对应的概念是医疗差错。它是针对患者救济途径不足而提出的，指的是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二是现行的《条例》，该《条例》第2条规定：“本条例所称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与《办法》相比，《条例》扩大了医疗事故的范围。对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不再局限于功能性损害，凡是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均属于医疗事故。在因果关系上，不再强调因果关系的直接性、必然性，而将间接的、偶然的因果关系也包涵在内，使医疗事故的定义更为科学。此时的医疗事故包括严重的医疗差错，但不包括一般医疗差错。一般医疗差错，是指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医务人员虽有过失行为，但尚未给病员的身体健康造成损害，无任何不良后果{8}。由于一般医疗差错未给患者造成任何损害后果，故不属于医疗事故，也不属于医疗损害的范畴。
笔者认为，从《条例》所界定的医疗事故定义上看，医疗事故的表述与医疗损害的概念似乎是相同的。《条例》第4条将医疗事故具体划分为：一级医疗事故是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的；二级医疗事故是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的；三级医疗事故是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的；四级医疗事故是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其他后果的等四个级别。但是，在这四级医疗事故中只是对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医疗事故进行分类，而未能涵盖对患者造成的不明显的人身损害的情况，也就是说，不包括部分严重医疗差错。这主要根源于医疗事故是一个行政法上的概念，是国务院为履行其行政管理职能，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在诊疗过程中出现违法、违规的情况进行行政处理和制裁而提出的概念。对于这部分严重医疗差错，卫生行政部门一般不予行政处罚。所以，在划分医疗事故等级时未将其包括进去。由此造成医疗事故内涵大而外延小。医疗过失造成患者不明显的人身损害的行为在内涵上本应属于医疗事故，而却不能划分到具体的医疗事故等级之中，这种逻辑的不一致产生了司法实践中适用不同法律的荒谬现象。从理论上分析，称为医疗损害更能体现医疗损害赔偿的民法属性，医疗损害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因违反法律义务而造成患者损害的行为{19}。医疗事故与医疗损害并非同一概念，因为医疗事故关注的是医疗机构及医务人员是否应当承担行政责任，而医疗损害关注的是医疗机构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由于二者的关注点不同，司法审查和认定的具体程序和角度也不相同。这就造成了一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在医疗事故鉴定时被鉴定为一级医疗事故，而在法院的判决中却认定为医疗机构只承担较轻的民事责任。这种不正常的司法现象往往不为患方所理解，认为法院偏袒医方。因此，以医疗事故来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显得力不从心，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有必要使用医疗损害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不仅体现了侵权损害赔偿的本质特征，而且使得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和审判能够得到统一。值得一提的是，我国立法机关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七章就采用了“医疗损害”这一概念，这在侵权法领域可谓是一次历史性的进步。
（二）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案由的二元化
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案由，是原告以医疗机构实施的医疗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向人民法院的诉因。当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的医疗过失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时，患方如果要追究医方的民事责任，其拥有两个请求权的法律基础可以选择，以实现自己的诉求。《合同法》第122条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要求其承担侵权责任”。患方可依据此条规定既可以选择违约之诉，也可以选择侵权之诉追究医方的法律责任。即此种选择完全交由患方依据不同的诉求和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选择。但是，由于《条例》的存在，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被人为地划分为医疗事故纠纷和医疗事故以外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患方选择侵权诉因医疗机构时，如果是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纠纷，案由即应为医疗事故赔偿纠纷；如果是一般的医疗过错纠纷，则案由为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
目前，我国各级法院在实践中确定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案由时极不统一。2001年1月1日起施行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已废止）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案由规定为两类：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然而，这两个案由实际上缩小了医疗纠纷的范围，不能涵盖医疗纠纷的各类情况，容易使人们错误地认为构成医疗事故的才赔偿，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不赔偿。为解决这一问题，实务中法院对此类案由作了各种各样的确定，主要有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医疗服务合同纠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医疗赔偿、医疗损害赔偿、医疗纠纷、医疗过失损害赔偿纠纷、医患合同纠纷等。针对同一案件，有时一审与二审确定了不同的案由，如一审案由是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二审案由是医疗事故纠纷。有时当事人主张医疗损害侵权赔偿，而法院确定的案由却为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当事人由于法律知识的欠缺，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诉前的不确定性及其他一些原因，在时很难确定医疗行为是否构成医疗损害。所以，法院在立案时就造成了案由的二元化，从而出现了混乱的局面。
案由的确定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重点在于案由的确定直接与鉴定机构的选择、适用法律以及赔偿标准的确定等紧密联系{10}。由此可见，案由是法律受理案件时应当确定的，案由的确定为之后整个案件的审理定了基调，也决定了裁决案件所应适用的法律以及赔偿这一重要问题。为了规范案由，解决司法实践中案由的混乱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自2008年4月1日起实行。《案由规定》在第1部分人格权纠纷中的第1个案由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纠纷中规定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在第4部分债权纠纷中的第108个案由服务合同纠纷中规定了医疗服务合同纠纷。因此，《案由规定》将医疗纠纷的案由规定为两类：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和医疗服务合同纠纷。此种规定使医疗侵权纠纷重新回到《合同法》规定的法律责任竞合的问题上来，医疗事故纠纷、医疗过失损害赔偿纠纷等人为划分案由的状况终于终结。案由问题也因此变得简单和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医疗损害纠纷的案由被重新定位。此种改变意味着将淡化并逐步消除医疗事故概念，由此开始将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纠纷案由统称为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这种消除二元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与《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的表述相对应，而且在医疗损害赔偿领域具有极大的进步意义。
（三）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二元化
所谓适用法律的二元化，是指《条例》与《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中关于人身损害赔偿的规定有所不同，即“区分不同类型分别适用法律”。为了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适用法律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下发了《通知》，第1条规定：“条例施行后发生的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诉到法院的，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对于“参照”，学者有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既然是参照，那么法官就有权结合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法律的适用。”{11}还有学者认为，不仅是参照，而且必须贯彻执行。《条例》是现行法律体系的一部分，无论对当事人来说或者对法院来说，都具有必须严格执行的法律效力，是各级法院裁判医疗人身损害赔偿的裁判规范，各级法院必须严格执行{12}。
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负责人就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答记者问时明确表示：“《条例》只是从特别规定的意义上解决了医疗事故这一特殊侵权类型纠纷的责任承担问题，对不属于医疗事故的一般侵权纠纷，还是应当按照《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处理。”{13}对于患者以一般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向法院，而医疗机构提出构成医疗事故抗辩的，应当依照《条例》的规定处理。《通知》将医疗事故人身损害纠纷从其他医疗损害纠纷中分离出来，主要是考虑了医疗行业的公共福利性、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通过限额赔偿的原则平衡国家或者全体患者与患者之间的利益，追求患者与医疗机构“共赢”的司法正义目标。《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及其损害的特殊立法政策。出现适用法律的“二元化”现象，是法律、法规在适用范围上分工配合的体现，而不是法律适用的不统一。但是，这种法律的适用“二元化”，只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处理医疗纠纷的一种临时政策，并不会持续太久。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立法条件的成熟，新的法律将会予以替代，适用法律的“二元化”也会因此而消失。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医疗损害赔偿案件中是否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以下简称《消法》）的问题，在学界一直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患者不以盈利为目的而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当然属于消费者，医疗机构的行为具有经营性，理当为经营者，故医疗纠纷完全应当适用《消法》{14}。对此，有的省市已经作出相关规定。如1995年12月26日浙江省八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法》，该办法将医疗服务纳入《消法》的调整范畴；1999年11月四川省沪州市中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规定医疗纠纷可以适用《消法》。有的地方法院已经出现适用《消法》对医疗纠纷案件进行裁判的案例，如浙江省温州市苍南法院和温州中院在2002年适用《消法》审理了一起患者家属状告苍南县中医院医疗损害赔偿案，由此开了在医疗损害案件中适用《消法》的先河{15}。也有学者反对医疗纠纷案件适用《消法》。笔者认为，从总体上来讲，不能适用《消法》处理医疗纠纷。因为《消法》的调整对象是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行为，而患者接受医疗行为并非为了一般的生活消费需要。患者求医时往往身患重症，在施行医疗行为时其健康和生命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威胁。保住性命和恢复健康成为患者就医的第一要义，而不单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同时，对于能否适用《消法》很重要的一点是患方能否获得双倍赔偿。《消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患方根据《消法》请求医疗机构承担双倍赔偿返还责任若能得到法院判决的支持，就意味着医疗行为存在欺诈的情况。所谓欺诈是指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基于错误判断作出意思表示{16}。如果适用《消法》处理医疗纠纷将面临许多在司法适用上尴尬的局面。大多数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所实施的诊疗护理行为将可能转变为欺骗、诱骗患者的行为。由于医疗行为具有高度的专业性、高风险性以及受当时医疗水平等因素的限制，出现误诊误治和医疗过失的情形在所难免。如果将这种情况都认为是医方故意所为，那么医疗人员将面临很大的心理负担，也会给医疗机构和整个社会产生不利影响。同时，根据医疗机构的性质来判断是否适用《消法》也不恰当。如果认为营利性医疗机构或私人行医所实施的医疗行为是一种经营行为而适用《消法》，而公立医院实施的医疗行为不具有营利性却否认《消法》的适用，则由此产生对营利性医疗机构或私人行医的歧视，也给营利性医疗机构设置了一个不必要的门槛，对其经营也会产生不利影响。至于美容医疗机构或科室实施的美容行为可以认为是为了生活消费的需要，可以对因美容发生的医疗纠纷适用《消法》的相关规定进行调整。
（四）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鉴定的二元化
对医疗损害赔偿案件进行鉴定的机构有两种：一种是依据《条例》委托医学会对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根据《条例》的规定，医疗事故鉴定的组织者是卫生行政部门所属的医学会，也是当事医院的上司，形成了“老子给儿子鉴定”的局面。而且医学会的一个主要责任就是监督下属医院是否违反了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如果鉴定构成医疗事故，也就间接判定自己的错。并且鉴定人不在鉴定书上签名，实行集体负责制导致责任不明确，鉴定专家不出庭接受质询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患方对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结论的公正性产生质疑，往往提出重新鉴定和再次鉴定的申请，有的案件进入到诉讼程序，患方又要求进行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甚至个别案件同时做过两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和两次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不但耗费了大量的鉴定资源及司法资源，也耗费了不少金钱和精力，给法官审理案件增添不少困难。医疗纠纷鉴定要做到令人信服，必须保证程序上的合法、公正，如果程序出现问题，那么医疗纠纷鉴定不管内容上多么正确，都有可能被否定{5}。
另一种是依据2005年2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委托法医对医疗过错进行的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在启动的程序、鉴定人员的组成、鉴定的方式、鉴定的内容和鉴定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鉴定的监督方式等均不相同，必然会造成两种鉴定结论在司法诉讼中的不同“采信率”。法官采信司法鉴定的机会要多一些{17}。由于赔偿标准的不同，患方多会申请司法鉴定；担心一旦鉴定为医疗事故可能会受到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医疗机构宁愿多承担赔偿责任也会申请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已成为医疗损害赔偿案件鉴定的一个趋势。笔者认为，在法律上应当确认医疗损害责任鉴定是司法鉴定的性质，改变传统观念中固守的医疗事故鉴定是医学鉴定的认识。法官应当享有全面的医疗损害责任司法鉴定的决定权、组织权和审查权{18}。这样法宫在审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时才能享有真正的主动权，发挥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结论作为证据为诉讼服务的作用，为案件审理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提供帮助。由于这种医疗损害责任鉴定制度实行鉴定专家个人负责制，鉴定专家在必要时需要出庭接受当事人和法官的质询，对其作出的鉴定结论进行解释和论证。因此，鉴定专家会充满责任心，从而可以减少和防范鉴定结论不公的现象。
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医学鉴定通常是由医学理论扎实和临床经验丰富的医学专家担任，即具有临床资格的医师鉴定才更合理，其出具的鉴定结论更具有专业性、权威性。而法医作为鉴定人并未要求具备高级技术职称。法医学和临床医学是两个不同的领域，法医不是临床医师，也不具备临床医师的执业资格，其所掌握的知识结构缺乏相应的临床医学知识作为支撑，同时对本应具备的丰富临床经验又相对匮乏，并不能解决临床诊疗中遇到的问题。即便其想作出科学、公正的鉴定结论，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笔者主张，对医疗损害鉴定有必要吸收临床医学专家作为司法鉴定人员，进行医疗过错的司法鉴定，或者至少法医不要单独进行鉴定，一定要辅以临床专家共同鉴定，作出的鉴定结论才能达到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统一。
（五）医疗损害赔偿标准的二元化
《条例》与《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在医疗损害赔偿标准方面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依据不同的标准审理案件，会得到不同的赔偿结果，由此造成了赔偿标准的“二元化”问题。首先，在赔偿项目方面，《条例》第50条规定了11个赔偿项目，包括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残疾用具费、丧葬费、被抚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和营养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至29条规定了13个赔偿项目，不但包括《条例》规定的所有赔偿项目，还包括死亡赔偿金和营养费，此时的死亡赔偿金被看作对物质损失的赔偿。其次，在赔偿数额方面，《条例》所计算的赔偿数额比《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要低得多。造成赔偿数额差别较大的是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和被抚养人生活费这三个赔偿项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9规定，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20年计算。而以大连市200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00.48元计算，20年为350009.6元[2]。仅此一项《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的死亡赔偿金就比没有此赔偿项目的《条例》多出35万元，由此可见二者之间赔偿数额的巨大差异。按照《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8条和《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9条规定，在赔偿了死亡赔偿金或残疾赔偿金之后还可以再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而《条例》仅规定最高赔偿6年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最后，在赔偿方法方面，《条例》第52条规定，医疗事故赔偿费用，实行一次性结算；而《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19条第2款规定，器官功能恢复训练所必要的康复费、适当的整容费以及其他后续治疗费，赔偿权利人可以待实际发生后另行。第31条、33条规定，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生活费、残疾扶助器具费的未来赔偿项目，赔偿义务人可请求以定期金的方式给付，而其他赔偿费用原则上为一次性赔偿。
由于《条例》与《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在医疗损害赔偿标准方面存在上述方面的差异，在司法实践中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对造成患者死亡的一级医疗事故案件，患者家属所得到的赔偿金远远不如造成中度伤残后果的二级医疗事故案件获得的赔偿金高，并且类似案件依据不同的赔偿标准得到的赔偿金额也不同。例如：某医院手术医生用导尿管时刺破两患者的输尿管，一患者走医疗事故鉴定之路，另一患者走司法鉴定之路，结果前者按《条例》规定获赔3万多元，后者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获赔14万元{19}。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存在对医疗事故的处理同时也适用《民法通则》规定的情况，即将两种赔偿标准交叉使用。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1条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至第52条的规定；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偿数额。”这种做法使得《条例》仅具有被参考的价值，同时赋予了法官过多的自由裁量权，其裁判的案件难以形成统一标准，个案之间的赔偿数额的差距也会进一步增大。这使得《条例》的规定有被趋于边缘化和闲置的危险。
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不同的法律造成赔偿数额差距较大，从而形成了不同的诉讼请求。患方通常避开《条例》，请求法院根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确定赔偿标准，要求医疗机构承担侵权责任，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追求赔偿数额的最大化。但是，如果医方承担巨额的赔偿责任，而完全忽略医院的非赢利性、医疗行为的高风险性、患者个体差异性、医疗资源的严重短缺性等特点，将会给医疗机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如果医疗机构瘫痪或破产，受害的就不仅是个别患者，而是整个社会的公民。医疗纠纷的发生并非医患双方的意愿，法律需要做的就是平衡各方当事人的利益，不能只强调某一方利益的重要性，而忽视另一方的利益。因此，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为缓解赔偿标准二元化所造成的巨大差异，法院适用《条例》的规定时应适当提高赔偿标准，而依据《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处理时不宜判决医疗机构承担过高的赔偿金额，尤其是对精神抚慰金的高额赔偿要予以限制。同时，考虑到医学进步和医疗技术的风险因素，应当限制医疗过失责任的赔偿责任。……因为超过必要限度的赔偿后果，必然转嫁到全体患者身上，由全体患者以多支出医疗费用的方法承担损害赔偿的责任{18}。只有在法律上寻找出医患双方利益的平衡点，使二者尽量趋于一致，才可以达到对同类案件得到相同处理的、公平的结果。
（六）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
在《证据规定》实施之前的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医疗损害行为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同其他一般人身侵权行为一样适用一般的民事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即采用“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患方举证证明医疗机构实施的医疗行为完全符合侵权行为构成要件，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是将所有的关于医疗损害诉讼的举证责任完全转归原告负担。但是，这种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将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视为一般诉讼情形，没有考虑到医疗行为的特殊性，因而在实践中出现了许多问题。具体说，主要有三点：(1)患方通常仅掌握没有建立门诊档案的门诊病历，而建有病历档案的门诊病历和住院病历通常由医院保管，患方对此无法通过举证再现诊治过程，支持自己的主张。患方依法只能查阅和复印病历，却不能获取原件；(2)医疗机构持有的病历是由医方独立记载的，患方处于被动地位，无法保证病历的真实性及医方配合提供病历；(3)患方缺乏足够的医学知识，不可能详细了解具有高度专业性和复杂技术性的医疗行为的内容，完全由患方证明医方在诊疗护理过程中存在医疗过失有一定的困难。因此，这种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有失公允，在司法实践中遇到许多困难，也存在较大的障碍，从而影响了对受害患者一方合法权益的保护。
为了平衡医患双方的利益，进一步救济受害患者的权利，补强患方处于弱势的诉讼地位，在借鉴国内外立法经验和审判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证据规定》对医疗损害行为的举证责任进行了重新分配，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其第4条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根据此条规定，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大大减轻了患方的举证责任，仅需对医患关系的成立、损害结果的存在及诉讼请求的合理性（如医疗费、护理费、残疾赔偿金等赔偿项目和具体数额的合理性）承担举证责任，而把其他的举证责任转嫁给了医方。医方须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进行积极举证，否则将承担败诉的风险，即实行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医方虽然对医疗损害行为仅承担两个构成要件的举证责任，但却是医疗纠纷案件的核心和实质问题。然而，我国实行完全的过错推定和因果关系推定，虽然极大地减轻了患方的举证责任，但却相应地给医疗机构苛以过重的举证责任负担。面对将来可能被患方，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为了保护自己，在患者到医院就医的那刻起就开始提防，并进行过度检查、过度医疗，以保存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证据。有的为了规避有些重大的医疗行为，特别是手术可能引起的风险，医方明哲保身采取防御性的医疗措施，而不敢冒风险采取积极的治疗手段。这样虽然保护了医疗机构，但过度的医疗费用和医方承担的过重的侵权举证责任还是要由患者来买单，这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阻碍了医学科学的发展，最终受到损害的将是全体患者。为了遏制这种情况，《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65条第1款规定：“医务人员应当根据患者的病情实施合理的诊疗行为，不得采取过度检查等不必要的诊疗行为。”
由于举证责任倒置缺乏具体的适用条件和规则，法官在审判实践中也常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只要是医疗纠纷的案件，无论是否属于“医疗侵权”，法官一律采用“举证责任倒置”，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责任；(2）法官没有严格按照“医疗过错”和“因果关系”两个要件要求医疗机构举证，而是将所有本该由患方举证的项目也都由医疗机构举证，实际上是举证倒置适用上的非法扩大；(3）法官不能适时把握举证完成的时机，将举证责任进行转移或重新分配，导致诉讼中的一方举证负担加大{20}。法官在审理医疗纠纷的案件中没能真正理解和把握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以致在适用时出现混乱的状态。因此，处理医疗纠纷需要提高法官对法律的认知水平和审理案件的驾驭能力。
实行完全的过错推定和举证责任倒置似乎又有矫枉过正之嫌，有学者认为，过错和因果关系的证明应采取不同的方案，即受害人应当提供相应的表面证据，初步证明专家有过错及专家的过错行为与受害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此时，再进行过错和因果关系的推定{21}。为了彻底改变这一问题，立法机关审议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规定了三种归责原则，以解决医疗损害赔偿诉讼的举证责任问题。该草案对医疗损害赔偿责任区分不同情况规定了三种归责原则：(1)对诊疗损害实行过错责任原则。草案第53条规定：“患者在诊疗活动中受到损害，医务人员有过错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2)对医疗损害责任适用过错推定原则。草案第58条还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推定医务人员有过错：（一）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诊疗规范的；（二）隐匿或者拒绝提供与纠纷有关的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三）伪造或者销毁医学文书及有关资料的。”(3)医务人员未尽告知义务的赔偿责任。因药品、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损害的，根据《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实行无过错责任。草案第61条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生产者请求赔偿。医疗机构赔偿后，属于生产者等第三人责任的，有权向生产者等第三人追偿。”这些规定表明，对医疗损害赔偿诉讼案件适用一般的举证责任规则，针对上述法定的三种情况实行过错推定，即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因药品、医疗器械的缺陷造成的医疗损害责任适用无过错责任。在法律上做出这样的规定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笔者认为，实行有限的过错推定和有限的因果关系推定是我国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的一个趋势。
（七）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的适格问题
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当事人适格是指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以自己的名义作为原告或者被告应诉的资格。确定适格当事人的主体资格是确定案件诉讼当事人的基础，也是案件当事人实施其诉权的前提。患方只有具备原告的资格符合的条件才能向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的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有权作为原告的赔偿请求权人是指因医疗损害行为或其他致害原因直接遭受人身损害的受害人、依法由受害人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扶养人和死亡患者的近亲属。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因医疗损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往往有遗漏当事人的情况，在诉讼过程中部分原告超出权限与被告在法庭上调解的情况也时有出现。例如，笔者在调查研究中就有这样一个案例：一患者因癌症住院手术后不久死亡，患者近亲属共有4人作为原告医疗机构。其中3个原告以一般授权委托另一原告参加诉讼，诉讼中该原告与被告在法庭上调解，并由法院制作调解书。法官也忽略了原告的一般授权，最后原告以法院调解违反程序和自愿原则为由提出再审申请。此案件案情并不复杂，只因当事人未作出特别授权进行法庭调解而使得该案件启动再审程序，浪费了司法资源[3]。
医疗损害行为造成患者死亡的，其近亲属、依法由其承担抚养义务的被抚养人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此时应将同一顺序的近亲属列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即按照法律规定的第一顺序继承人（指配偶、父母、子女）、第二顺序继承人（指兄弟姐妹）、第三顺序继承人（指祖父母、外祖父母）的顺序规则有权提讼。此时死者近亲属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如果部分患方而其他人没有，法院应当通知其他人作为原告参加诉讼。只有在个别近亲属放弃求偿权并向法院提交书面放弃声明时，才可不列其为共同原告，否则均应将同一顺序的近亲属列为共同原告。医疗损害未造成患者死亡的，患者本人可以就医疗损害所造成的损失请求医疗损害赔偿，包括精神损害抚慰金。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2条的规定：“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笔者认为，我国法律关于“近亲属”范围的界定过于宽泛，患者因医疗过失而死亡时，其近亲属依法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应当符合两个条件：一是与受害人共同生活的关系最密切的近亲属享有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因患者的死亡受打击最大、受影响最深者应为与之朝夕相处的共同生活者，这一共同生活者在未成年人或成年未婚者多为父母或祖父母、外祖父母；在成年已婚者多为配偶；在老年丧偶者则多为子女或孙子女。这些与受害人每天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关系最密切者对患者的死亡通常所受打击最大，而且他们与受害人之间存在扶养与被扶养的法律关系，除此之外的其他近亲属通常不能要求获得赔偿。二是依当时的情形可判定与患者共同生活关系最密切者确实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在《德国损害赔偿法》上有种关于“震惊损害”的理论，其内容是，“依通说，在身体健康权、生命权受侵害的情况，除了被害人有请求损害赔偿的权利外，若被害人的最近亲属因受被害人伤亡消息的震撼甚深，致受有非财产之损害时，亦可请求损害赔偿，惟该震惊之程度必须以极为惨烈，远超过一般情形为限”{22}。依据这一理论，在划定判赔的界限时，这种医疗损害导致患者死亡的结果，对患者近亲属在思想上是否存在一定的准备为界限。如果患者在医疗损害发生之前因患疑难病症已难治愈而有极大可能引起死亡的，其近亲属对患者的死亡会有一定的心理准备，虽因医疗损害使患者过早死亡，亲属的悲痛也不致达到惨烈的程度，此时一般不应予精神损害赔偿。但是，因医疗损害使患者死亡的结果，出乎患者亲属的意料，给他们带来较大的震惊，这使其亲属对医疗损害的结果在心理上无法接受时，法官可斟酌具体案情，给予其近亲属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金。
（八）医疗损害案件的诉讼时效及起算点
诉讼时效可以加快民事交易的流转，及早结束民事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不确定状态，有利于案件当事人重视并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两种诉讼时效制度：一种是普通诉讼时效，即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2年；另一种是特别诉讼时效，即“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等情形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医疗损害行为存在着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状态，可以适用不同的诉讼时效。患者到医院就医，医患之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的法律关系。当医疗机构没有适当履行合同义务发生医疗损害行为时，患者可以选择违约之诉要求医疗机构承担违约责任，此时应适用2年的普通诉讼时效。相反，当患方以身体受到伤害选择侵权之诉要求医方承担侵权责任时，应适用1年的特别诉讼时效。在司法实践中，患方时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选择不同的诉因来适用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医疗损害发生在1年的诉讼时效期间内，患方可根据不同的诉求进行选择。当医疗损害已经超过1年时效而没有超过2年时效时，患方可选择违约之诉以保障其最低限度的救济，同时医方也可以超过诉讼时效来抗辩患方的违约诉求。但是，实践中却有不少案件以患者主张超过1年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而没有变更案由选择违约之诉。
《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68条规定：“人身损害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伤害明显的，从受伤害之日起算；伤害当时未曾发现，后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从伤势确诊之日起算。”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应当适用此规定作为诉讼时效的起算点。由于医疗行为的专业性和引发疾病的复杂性，在医疗纠纷诉讼时效起算点的确定上存在着不少问题。有的法院从手术实施之日起算诉讼时效，而不是从伤害明显或经检查确认之日起算；有的伤害不明显的纠纷（如输血感染乙肝侵权纠纷）从患者被诊断出乙肝时起算，即此时开始推定为“应当知道”，而不是经检查确诊并能证明是由侵害引起的伤势确诊之日起算，从而忽视了患者缺乏医学专业知识，很难马上知道所患疾病与医疗行为之间的因果关系；有的医疗损害行为的伤害后果并不立刻显现出来（如某些药品的毒副作用及药品对胎儿的影响），需要经过多年的时间才能确定。所以，对起算点的确定不能过于草率。有的法院在审查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时过于严格，不利于保护患者的利益，如患者正在住院接受治疗无法的情况也可以考虑适用诉讼时效中止。当然，如果将诉讼时效届满的举证责任完全由医方承担显然是不公平的，医疗机构也并不是全部了解患者的具体情况。因此，诉讼时效起算点确定的问题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并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予以确定，以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四、研究结论
为了有效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立法者试图通过“立法二元化”的处理模式调整医疗损害行为。但这种立法设想在司法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和实践，与立法意愿有一定的差距，造成目前“司法二元化”的状况，实质上是立法一元化实施的结果。“司法的二元化”表明，针对医疗行业的特殊性，我国司法机关既希望通过《办法》和《条例》的限额赔偿原则片面保护医疗机构，对受害患者的权利给予不同程度的救济，又希望加重医疗机构的举证责任，对受害患者予以特殊保护，及时救济被侵害的权利。这种立法和司法的愿望存在着一定的矛盾，有时甚至无法平衡和协调医患双方的利益。二元化问题同时也凸显出法律体系的内部冲突，影响着司法职能的发挥，增加了医疗损害赔偿救济的成本，违反诉讼效率的要求，加剧了医患关系的紧张，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和谐{23}。因此，对医疗损害赔偿纠纷采用“二元化”的司法处理模式只是权宜之计，是对缓解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所采取的一种临时方案和政策。从长远的利益考虑，笔者在对医疗损害赔偿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的基础上作出以下研究结论，以求对目前日益严峻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妥善解决有所裨益。
（一）制定和公布侵权责任法，确立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
笔者认为，针对我国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诉讼中患方、医方的实际情况以及通过吸收和借鉴司法审判和国内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将调整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法律统一纳入到《侵权责任法》中是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法律适用二元化特别是法律适用混乱局面等问题的有效途径。因为处理医疗纠纷的二元机制问题最终需要通过立法解决，立法问题不能解决，法律实践过程中也无法协调二元机制的冲突。同时，作为一部行政法规，《条例》的调整范围仅限于医疗事故纠纷，而不能调整医疗事故之外的其他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所以其在调整医患双方的民事法律关系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面对当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已显得力不从心，并且容易造成法律适用中的冲突局面。解决好医疗损害的赔偿问题，不仅是法律问题，也是一个社会的问题，要把充分保护患方的合法权益作为出发点，一方面弥补患方所受损害，同时也要促进医疗机构提高医疗科技水平。公平地确定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至关重要。医疗行为具有侵袭性、高风险性，医学科学是在不间断的临床实验中取得发展的，成功的经验通常是建立在无数次失败的基础之上，如果只允许常规诊断不允许探索，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那么医学将会停滞不前，从终极的意义上来讲损害的将是全体患者和整个人类的利益。面对当前的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现状和法律适用中存在的二元化体制的混乱状态及其他一些问题，尽快制定《侵权责任法》，确立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就显得非常重要。目前，把医疗损害赔偿责任统一纳入到侵权行为规则之中，并将其上升为法律的条件已基本成熟。我国立法机关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在第七章专章规定了“医疗损害责任”，对于医务人员的说明义务、注意义务、过错推定、因果关系、赔偿责任以及患者的知情权、查阅权、求偿权等内容都做出了较为合理的规定。虽然该草案对于医疗损害类型的规定毕竟只有14个条文，但对于目前有效解决医疗损害赔偿法律适用上存在的问题将起到积极的作用。通过立法机关对这部法律草案的不断充实和完善，相信《侵权责任法》确立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制度，为正确适用医疗损害赔偿法律做出行之有效的制度设计。
（二）制定和公布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规定统一的医疗损害赔偿责任
医疗行为与患者的生命健康权息息相关，事关百姓的福祉。要真正实现规范我国医疗机构的医疗工作秩序、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只是在作为民事基本法组成部分的侵权责任法中仅规定“医疗损害责任”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机关起草的《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仅有14个条文，对于目前法律适用上存在的医疗损害赔偿的双轨制并未制定明确、细致的解决方案。即使出台了《侵权责任法》，这种状况也不会有太大变化。因为受到其条文的数量和内容的限制，其规定的“医疗损害责任”一章一般只规定医疗损害赔偿的基本制度，不可能对所有关于规范医疗行为的问题及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处理逐一作出具体规定。因此，在将来制定了《侵权责任法》之后，笔者认为，还要考虑制定一部调整医疗损害行为的专门法律。要制定这样一部法律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一种是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医事法》，在相关的章节中专门规定医疗损害赔偿制度，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采取的就是这种立法形式；另一种是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对医患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作出特别调整。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很多政策和问题仍处于变革状态，没有完全稳定下来。从目前的现状分析，制定一部综合性的《医事法》的立法条件还不够成熟{9}。而且我国在医疗卫生行业的相应法律和规章方面有着制定单行法律、法规的立法传统，诸如《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献血法》、《执业医师法》、《条例》、《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等调整和规范医疗卫生行业的法律、法规已基本制定，并且相关的法律、法规仍处于不断的修订和完善之中。所以，制定一部专门的医疗损害赔偿法比较符合我国的立法传统和习惯，也易于被司法实务界和广大民众所接受。笔者建议，要制定的这部医疗损害赔偿法以作为民事基本法的侵权责任法关于“医疗损害责任”的规定为基础，以专门法的形式对医疗损害赔偿的调整对象、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医疗损害鉴定、举证责任、责任竞合、损害赔偿以及责任主体等问题作出全面而具体的规定，依法规范我国医疗服务行业，妥善解决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保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为保证和促进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注释:
[1]例如，《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21条规定：“确定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标准，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9条至第52条的规定；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偿数额。确定一般医疗损害赔偿标准，应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2]参见大连市统计局：《2008年1-12月大连统计月报》，大连市政府网，www.dl.gov.cn/gov/detail/detail.vm?diid=100102000090216493509022515&go＝stat.
[3]参见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09）大民申字第115号。
【参考文献】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5
一、指导思想
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落实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严格依法依规执业，不断提高医疗质量，加强行业作风建设，有效预防和化解医疗纠纷，改善医患关系，彻底改变我区医患纠纷民意调查排名落后的现状，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维护社会稳定大局。
二、现状分析
全区医疗机构共计238家，其中区直医疗机构10家，院外网点49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家，社会团体医疗机构4家，村卫生室55家，民营医院3家，厂矿医院及医务所25家，个体诊所87家。全区医疗机构开设病床360张，医务人员共计1083人。近三年来，共计发生医闹纠纷5起、复杂纠纷9起、简单纠纷36起，经过政法、公安、卫生、乡镇（街道）等相关部门的调处，这些医疗纠纷均得到圆满解决，医患双方满意。
观近三年来所发生的医疗纠纷，综合分析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是从纠纷发生的单位来看，医疗纠纷多发生在民营医院，其次是个体诊所。
二是从纠纷发生的科室来看，医疗纠纷多发生在普外科、妇产科和急诊科。
三是从纠纷处理的结果来看，多数是医患双方协商解决，极少数是通过医学鉴定解决。部分医患纠纷不构成医疗事故，患方拒绝作医学鉴定，为保稳定，防止事态扩大，不进行医学鉴定而一次性补偿患方。
从纠纷发生的原因来看，除存在比较复杂的社会方面的原因外，卫生系统医务人员本身存在一些问题，大致是以下几个方面：
1．对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学习不够，不能很好地运用法律法规，保护医护人员自身的权益，有针对性地作好病人的思想工作，化解医疗纠纷，往往在医疗纠纷形成后，酿酒成醋。
2．超范围行医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超越手术批准权限，擅自开展二、三类手术，这类现象在民营医院表现比较突出。其次是医务人员充当“万金油”医生，内、儿、妇、外什么都干。
3．用药不合理。主要表现在多种抗生素同时使用，其次是滥用激素类药品。对药物用法用量把握不准，对药物副作用不能有效防范。
4．病历处方书写不规范。基层医务人员对自己要求不高，门诊病历简单，处方书写不规范，住院病历存在缺陷，病历记录不全面甚至空白。
5．医疗设备简陋落后、医生责任心有待加强。由于条件的限制，医生在观察和检查病人时，存在着不认真、不全面、不及时，漏诊和误诊现象时有发生。
6．技术水平有限，临床经验不足。个别医人员医学知识肤浅，对某些疑难疾病鉴别和诊断不明，对病情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未能及时会诊和转诊治疗，延误了有效抢救时机。
7．基层医务人员对急诊病人处置能力偏低，对急诊病人治疗手段和风险认识不足，加之急诊科室不健全，治疗效果不理想，往往是处理不下才被迫转诊。
8．基层医疗机构辅助科室不健全，或者是医生不能正确理解检查报告结果，不结合临床实际情况，造成误诊漏诊。
9．虚假医疗广告或擅自乱打招牌，从某种程度上造成欺骗性招引病人，而实际疗效与广告内容相差甚远，以致酿成医疗纠纷。
10．消毒管理不严格。未能认真执行《消毒管理办法》，治疗室、手术室、以及消毒打包器械等消毒不严，消毒检测严重超标现象时有发生。
11．制定规章制度不切合实际，难以落实，或无视规章制度的存在，违反医疗护理技术操作常规。
12.某些个体诊所在登记审批和校验办证时，所提供的医护人员符合资质条件，并在卫生局登记注册，而实际在岗执业的却是未经登记注册的人员，有的甚至不具备医护人员资质条件。
非医疗行为引起医患纠纷现象也时有发生。诸如患者对医疗结果的期望值过高；患者不遵守医院规章制度，擅自离院出走或采取其他治疗手段；患者不配合诊疗；患者出现病情外的特殊意外；不良的医德医风、服务态度引起的医疗纠纷等等。
自六月上旬以来，我局组织卫生监督所，对城区内所有的医疗机构，进行了严格的执法检查，共检查116家医疗机构，取缔无证行医1家，下发限期整改意见书7家，处罚27家。存在问题比较突出的是民营医疗机构、个体诊所、太平小区和雨母山的院外网点。从整治的效果和新医药体制改革的要求来看，对医疗机构强化日常监管、加大执法力度，仍是我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内的重要工作，必须常抓不懈。
三、整改措施
1．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将专项整治工作作为当前的重点工作来抓，**区医患纠纷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名单如下：
1．要求辖区内一级或相当于一级的医疗机构，均应成立相应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每月召开一次工作调度会，汇报总结前段工作，研究部署下段工作。
2．强化医疗机构规范化建设。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业医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严厉打击非法行医，认真清查违规执业行为，对问题比较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予以处罚。今后，由局分管领导组织卫生监督所和局医政部门组成检查组，对各医疗机构开展常规检查、不定期检查或明察暗访。凡是存在问题的单位，该限期整改的则限期整改，该停业整顿的则停业整顿，该处罚的则处罚，该吊销的则吊销，情节严重的，则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决不姑息迁就。
3．加强医患纠纷调处。认真贯彻落实衡综治办〔2009〕7号文件精神，对医患纠纷的处理，采取由政府牵头，综治办统一组织协调，以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司法和公安机关密切配合，整合各方面力量，建立行政调解、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三调联动”的医患纠纷调解机制。医疗机构在发现医患纠纷和医闹纠纷苗条时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司法和公安机关汇报，该打击的打击、该整改的整改，宗旨要明确。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则，组建**区医患，纠纷专业调解委员会，办公室设区司法局，运用“三调联动”化解纠纷。开展集中排查治理医患纠纷专项行动，对排查出来的问题，逐一登记备案集中调处，并落实责任单位和责任人，限期处理到位。对医患纠纷突出、医闹现象严重的单位，实行挂牌整改，并由卫生局派出专项整改工作组，深入医院帮助和督促专项整改工作。
4．强化“二个教育和一个培训”。一是要加强医德医风教育，在诊疗活动中，要以病人为中心，强化服务意识，改善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患者满意度，为病人提供优质、便捷、价廉、及时的医疗卫生服务，设立医德医风举报信箱，实行随门诊病历同时发放“病友就诊意见卡”的做法，接受病人的监督和评判；二是要加强医疗安全教育，以身边医疗纠纷为例，组织医务人员开展分析讨论，从中吸取教训，进一步更新医疗安全理念，切实增强风险意识、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三是要强化“三基培训”，每季度举行一次三基培训考试，同时采取多种形式的医疗质量检查评比和医疗护理操作技能竞赛活动，进一步提高医疗质量，保障医疗安全，优化医疗环境，改善医患关系。
5．严格实行责任追究。首先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部门、各科室、各岗位人员的职责和制度，并按职责和制度的要求，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的检查、督导和考核，根据考核的情况，实行严格的责任追究制度，对引发医患纠纷负有责任的医疗机构领导和医务人员实行责任追究，该追究行政责任的则追究行政责任，该追究经济责任的则追究经济责任，该移交司法处理的则移交司法处理。
6．强化卫生行政管理，严把卫生行政“三个准入”关。一是严把医疗机构设置准入关，严格按照医疗机构设置标准，在人员、房屋、设备、制度和资金上，一律严格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逐条进行审批，缺一不可；二是严把岗位人员的资质关，凡是不具备医护人员资质条件的，一律不许在医护岗位上从事医疗活动，违者按非法行医论处；三是严把医疗技术准入关，严格依据医疗机构的等级审批诊疗项目，重点查处超范围行医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并重罚屡教不改者，不断加强医疗机构自身建设，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医疗纠纷，促进医疗卫生事业稳步而健康的发展。超级秘书网
四、整治措施
一是要高度重视。区辖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从讲政治、讲大局、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来认识医患纠纷处理的重要性，将医患纠纷的预防和调处工作，列入医院目标管理的重点，并实行一票否决。
二是要明确职责。各单位、各部门均应结合实际，制订医疗纠纷调处工作预案，成立医患纠纷调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各岗位人员职责，并严格实行责任追究制。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6
以患者安全为目标的医疗纠纷解决新思维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从倡导引入医疗资讯和医疗行为透明化的公开揭露机制入手，在加强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制度保障的同时，主张鉴定程序先行并对外公布鉴定内容，通过确立无过失补偿制度来分担医疗风险，以建立保障患者了解伤害事实的权益与维护医疗专业自主性、有效化解医疗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机制。
［关键词］
患者安全;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
建立一套有效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aDR是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努力的主要方向。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能为医患双方提供一个相对缓和的沟通平台以进行对话和协商，简单的事实认定取代了诉讼中之严格举证责任，使医患双方得以自身直接参与纠纷的解决，从而达到最低费用完成、快速纠纷解决的目的。aDR的发展反映出这一时代中理念之变化———从对错之争走向争取双赢之结果［1］，这也符合当代世界各国的共同需求以及社会治理和司法改革的目标。
1患者安全及我国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研究现状
以患者安全为目标的医疗纠纷解决新思维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高度关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指出:“患者安全处于新医改政策所要达成的长远目标之首位。”从患者安全视角思考和论证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藉以缓和或消弭医患关系之紧张冲突氛围，能够为建构有效可行之医疗纠纷化解机制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一个独特的战略视角。国际上，患者安全立法源于管理科学上的一个惊人发现:“绝大多数医疗差错并非由医务人员的个人过失所导致，而是由诱导人们犯错误或未能采取防止不良事件的错误的系统、流程和各种条件造成的”［2］。因此，患者安全事件最好的阻止办法是重新设计各级医疗保健系统或流程，使个人犯错更难，做对更易，以防患于未然［3］。这就需要摒弃侵权责任法强调行为人个人责任的传统思维定势，建立有利于患者安全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鉴于医疗伤害的社会影响日趋扩大，患者安全已受到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欧美国家的高度关注，并形成了以促进“患者安全”为中心的医疗纠纷解决新思维:大力促进医疗纠纷适用诉讼外解决模式，鼓励调解和早期提供解决方案的形成，适用较弹性的方式促进医患双方对话;通过开展医疗责任制度替代方案的示范项目为受伤害患者提供迅速补偿;通过信息反馈机制检讨、避免日后重复发生类似的医疗损害。
现今国内关于患者安全和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有很多研究成果。其中，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医疗纠纷现状、分析其背后成因、探索可能的解决渠道方面，尚未发现集中或有意识地对如何利用医疗纠纷正面功能的研究，即缺乏足够的意识去挖掘这些纠纷所包含的信息来对纠纷化解机制进行有效的改进，从而实现对医患纠纷能量的转化使之成为促进患者安全的机会和力量［4］。患者安全的研究则主要围绕医疗安全管理和患者安全立法的角度展开，而从“患者安全”角度对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研究则不够系统和深入。这种研究现状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可归纳如下:一是协商功能的弱化，即协商机制中存在于医患之间不公开、不平等的资讯落差使医疗纠纷的化解困难重重;二是缺乏从患者安全角度统一协调的相关制度配置，以利用医疗纠纷所包含信息来对纠纷化解机制进行必要的修正，达到从源头上控制医疗纠纷发生、保障患者安全的效果;三是欠缺从根本上防范医疗差错、化解医疗纠纷的法律制度和实施机制，如缺少侵权责任法框架下可替代的其他解决方案。
2我国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优化措施
目前我国医疗纠纷数量持续攀升，而医疗领域内诉讼机制在解决医患纠纷时往往表现乏力，有限的司法资源难以应对“诉讼爆炸”下医患与日俱增的司法需求［5］。因此，如何结合医疗纠纷的自身特点，发展和完善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一方面使医生从事危险工作时能本着医学良知担当责任，倡导医疗资讯和医疗行为透明化，另一方面让医患双方能在公平完善的纠纷解决体制下，迅速填补医疗无过失损害，以促进医患关系和谐，改善患者安全与医疗品质，乃是医患关系规范化、法治化之重要课题。
2.1加强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的制度保障首先，引入公开揭露机制作为医疗纠纷和解及调解机制的优化策略。公开揭露机制(disclosure)，是指当医疗差错发生时，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以开放、诚实态度与方式，向患者及家属揭露医疗事件和说明补救方式，并针对医疗差错、缺失进行调查与改善。从错误中学习，避免未来再度发生［6］。自1987年美国肯塔基州莱新顿市的退伍军人医学中心首次运用公开揭露机制成功协助医疗机构减少医疗纠纷的赔偿支出之后，其他邻近各国如英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其他国家纷纷效仿着手推动类似机制并已取得一定的实效［7］。我国应引入公开揭露机制作为创新医疗纠纷和解、调解解决机制的契机，推动公开揭露机制成为个别医疗机构内部的一种替代性解决方案，可作为我国医疗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中的一种院内协商模式。让医方以公开、透明的态度面对医疗差错确实存在的事实，向患者道歉并提供适度的补偿，同时从中学习如何面对医疗差错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如何经由改善、预防再发生。其次，通过立法禁止医患双方私密和解和签订所谓的“保密条款”。在医疗纠纷和解与调解过程中的此种行为将妨碍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从不良事件中学习，不利于重新设计医疗服务系统之诸种要素［8］。用法律手段去除这些“捂盖子”做法将有助于我国医疗纠纷的处理由秘密文化走向开放文化，有利于改善患者安全。再次，为了鼓励医生诚实面对医疗差错，应逐步推行允许医生和医疗机构的信息披露、道歉和表达遗憾的相关法律和制度，而他们的话语并不会在法庭上作为不利于他们的诉讼证据［9］。以提供医患双方沟通对话之机会，使医生有机会详细说明医疗处置之过程，亦可使患方经过对话解答疑惑，协助其平复心情，最终提高和解与调解的成功概率。
2.2鉴定程序先行且公布鉴定内容医疗纠纷的最大争议焦点在于医疗伤害是否应由医方负责及可否获得合理的赔偿。因此，现阶段合理之医疗纠纷解决机制需要具有让多数人信服之责任厘清功能，医疗鉴定就有此重要功能。我们认为，医疗纠纷应采强制鉴定程序。即在调解程序中进行强制鉴定，并将鉴定工作交由专业医学会。主要理由有二:其一，强化调解效果。医疗纠纷问题在于事实真相难明，双方各执一词且观念落差悬殊，如果没有经过有效的专业意见判断，双方在调解过程是很难达成合意，势必造成调解程序空转，浪费社会资源，徒然在现行被广泛运用的调解程序上叠床架屋。调解过程先行鉴定程序，不只让双方当事人对于事实真相有初步认识，调整对案件的看法，从而选择有利自己的方式进行协商，调解成功的机率可能大幅增加。“德国医疗纠纷调解成功率高，就是因为将鉴定程序加入调解过程，透过鉴定结果的呈现，说服双方当事人合意调解”［10］。其二，实质上的纷争一次性解决。当专业鉴定意见出炉，虽然并非如仲裁般具有终局决定之效果，但不容否认的是，鉴定结果对于诉讼胜败具有关键性的影响。且从实务经验可知，不论采取民事或刑事诉讼，鉴定程序几乎都是不可避免的环节，不如将鉴定程序提早于aDR运行，更可能让纠纷一次性解决。简单而言，既然终局解决医疗纠纷势必进行医疗鉴定，何妨让医疗鉴定在程序的最前端进行。此外，不论调解结果如何，医学会在完成鉴定报告后，应将报告涉及个人隐私部分去除后公之于众以接受外部监督，经由不同意见之讨论反馈。如果涉及现行医疗准则不完善之处，医学会应研拟改进，重新制定符合科学及现况之医疗准则，并将之纳入医务人员继续教育之首要目标及提醒避免再次犯错。公布结果除了达到医疗准则之再次确认及修正外，也可以让外界了解现今医疗之局限，减少公众的过度期待，逐步降低医患间观念之落差，增进社会对医疗领域的认同，其教育意义实属重大。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7
【关键词】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法经济学；市场
一、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假设
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习惯于将研究对象放置进一个市场框架内进行研究，即使对其进行假设，对于医疗纠纷解决法律的问题，也可以假设它们具有与普通市场类似的属性，假设医疗纠纷解决是一个市场。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经济分析理论就是把相关法律问题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用经济工具分析患者、医疗机构以及立法、执法、司法机关、自治组织、社会在医疗纠纷解决法律市场中的活动，并用效率作为价值评判标准。其也有理性人对收益的最大化追求，参与医疗纠纷解决的不同主体在激烈竞争，影响资源分配、对利益进行交换、考虑成本支出、供求等关系。
（一）理性人假设
理性人就是理性的最大化者，即对利益获取的最大化追求者，也被称作“经济人”。该理性人是经济学者在对经济学问题进行抽象研究时的理想状态，是经济市场得以完整分析的重要基础，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医疗纠纷解决机制市场假设的理论出发点。
在经济市场中，交易双方都有其自己对交易标的考量，即市场的供给状态和我的需求程度，或者价格影响，我的支出成本和收益的比例，能否实现利益的最大化。这就是常见的理性人，即每个理性人在作出决策时都会使用经济的分析工具充分考虑各种因素。在医疗纠纷解决市场中，各方也是理性的。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是理性的、患方是理性的、医疗机构是理性的、法官或调解人员是理性的、律师也是理性的，各方都能够合理行事，各方都排斥不合理的行为。选择何种方式解决纠纷、是否要进行调解、如何参与调解，都由患方和患方的律师决定。医疗纠纷解决市场同样利用价格问题引导各方最求利益最大化。比如在赔偿金问题上，赔偿责任并不是要求违规者去遵守法律法规或是操作守则，而是强制违规者承担与其违规的机会成本相等的价格。
（二）竞争
市场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是市场竞争。因此，竞争充斥着我们的市场生活，小到商贩买卖，大到国家贸易，竞争无时无刻不在调整着市场关系和资源分配。同样，医疗纠纷法律市场也存在着“看不见的手”，左右着医疗纠纷法律市场主体的活动，法律市场也要发挥竞争的作用。医疗纠纷的产生主要原因就是竞争，正常的竞争可以导致医疗市场良性的发展，但由于种种因素我国的医疗市场正朝着相反方向发展，恶性竞争导致了医疗纠纷频发。同时，纠纷解决市场也存在竞争，也许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在纠纷解决的第一步就存在竞争，医疗机构和患方在面对医疗事故时，首先想到的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但解决纠纷的方式有很多种，于是就产生了竞争，基于对各种解纷方式的评价和衡量而产生的竞争。
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供给-需求分析
市场经济最有用的分析工具就是供给-需求分析，它可以分析市场中出现的任何现象，提供其产生原因和未来走向。那么，在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经济学分析上，供给-需求同样能发挥很大作用。
（一）医疗纠纷解决机制供给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供给首要的还是政府对法律制度的供给。政府在这一活动中充当调控者的角色。政府服务于全社会公民的利益，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制定和执行法律法规政策。为医疗纠纷解决市场提供前提和基础，即是制度保障。但同时，政府在制定法律法规政策以维护医疗纠纷解决法律市场的同时，又可能通过法律法规政策破坏这一基础。比如说，我国目前关于医疗纠纷相关法律资源不足，大部分都依靠地方卫生部门的文件作为执行依据，其执行力和约束力较低，法律调解的环境不佳，就会导致纠纷双方选择非法律途径解决纠纷。
我们还应该注意到，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是通过公共选择作为其基础的，即是大多数人都赞同的情况下制定某一部法律，满足了更多数人的意愿，作为制定法律的垄断机关，它可以比其他社会团体以更低的成本提供法律服务，降低制度成本，并扩大适用范围。当然，其满足的范围仅仅是大多数人，并不能造成一致同意的现象，其结果是有利于一部分人而不利于一部分人，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同时，法律制度的供给还受到法律体制的影响，受到法律生产技术水平、法律意识、法律生产要素等因素的制约，所以目前医疗纠纷无论是调解还是其他解纷方式都还存在供给不足的状态，所以才会出现目前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
（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需求
医疗纠纷的法律需求属于制度需求的范畴，是一种非市场、非物质商品的需求。其根源在于主体期望获取的利益最大化。如果按照原有的制度安排或行为模式，社会资源的配置没有达到帕雷托最优状态，而改变资源的配置方式将更有效率，这时我们说原有的制度安排存在“潜在利润”。这种“潜在利润”存在于制度之中。当主体意识到通过法律改变行为模式或建立某种行为模式可以获取该“潜在利润”时，便产生了对法律的需要。也就是说，主体之所以选择适用法律，是因为适用的结果给他带来了利益，而不适用将丧失该利益。从制度需求理论上讲，通过法律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在化，是法律需求产生的基本原因。
目前，在医疗纠纷解决市场上，由于医患关系紧张，医方技术失误、误诊、违规操作、费用纠纷、隐私权纠纷等因素，医疗纠纷的量在不断上升。某市医院仅2011年一年发生的医疗纠纷，包括医疗事故和非事故纠纷总共95起，重大医疗事故18起，仅是该医院对解决纠纷的需求就已经非常严峻了。
三、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成本-收益分析
（一）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成本
成本是当事人在进行纠纷解决的过程中所耗费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支出的总和。成本也直接影响着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对供给曲线有重要影响。当然，在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制度中，当事人各方支出的成本包括静态的成本和动态的成本，静态的成本主要就是国家法律法规制度这一支出，当然，这一支出已经通过国家税收进行了支付，动态的成本就是我们在解决纠纷的过程中所耗费的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支出，即是运作的成本。
以诉讼和第三方调解来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诉讼所耗费的成本总是大于第三方调解。从诉讼的经济成本来看，案件受理费是首要支出的费用；再者是律师费，目前律师费针对涉及金钱标的的案件基本起步价2000元，按照标的的大小梯度收费5%、4.5%、4%......针对医疗纠纷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案件，这还不涉及复杂案件的费用，基本上律师费是高于普通民事案件的；其次是鉴定费用（包括伤情鉴定费用、伤残等级鉴定费用、劳动能力鉴定费用），在医疗纠纷案件中，医疗鉴定是其决定性的证据，鉴定费用也是一笔较大的支出，每个医疗纠纷案件的鉴定次数保持在2-3次，甚至因为双方当事人的不信任鉴定可能超过3次，其费用支出是巨大的；除开前述费用外，勘验费、公告费用、翻译人员费用、证人费用特别是专家证人费用、执行费用等都是诉讼所必须要支出的费用。从诉讼的非经济成本来看，主要是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精神成本。其中，患方的人力和精神成本是巨大的，既要承受医疗事故造成的损害后果，还要应对强大的医方和繁琐的法律救济程序。从时间成本来看，医疗纠纷诉讼短则数月，长则几年，诉讼一般要经历诉前准备、、立案、保全（财产、证据和行为保全）、调查举证、鉴定、庭审、判决、执行等阶段，同时，程序上还要经历法庭调解、一审、二审，若二审发回重审还要重新进行审理，审结之后可能还有当事人的申诉、检察院的抗诉，导致再审。即是是简易程序，其耗费的时间也不短。所以，诉讼当事人支出的成本是巨大的，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当事人都不愿意用诉讼来解决医疗纠纷，而是借助社会力量，比如媒体曝光、或者武力围堵，通过非法手段解决纠纷。
而第三方调解模式则可以减少当事人的经济和非经济成本。第三方调解模式的成本可以总结为以下三个：法律成本、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法律成本即是国家对第三方调解制度的法律制度保障，国家通过法律条文限定第三方调解的适用范围、调解机构的组建、调解结果的效力以及执行保障。当然，目前我国没有专门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法，现有的调解都是依托《人民调解法》、《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及地方政府卫生部门出台的文件。经济成本是很低的，无论是哪种机构主导的调解模式，弱势的患方都基本无需支付调解费用，因为调解是由中立的第三方在进行，双方当事人都无需再聘请律师；也无需支付专家证人等费用，因为第三方调解机构都建立了医学和法学专家库，调解时随机抽取专家。第三方调解的非经济成本较诉讼也小得多，在时间成本上，当事人可以省去诉讼的很多程序，一般调解的时间跨度都能控制在一个月以内。所以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更能提高解决纠纷的效率。
（二）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收益
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收益，是指通过依法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的分配、责任的确认、损害的救济，促进实现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满足法律主体的最大需要和利益，并促使社会公共生活更富效率的法律观念和法律原则的总和。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收益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有时表现为公民生命健康权得到更好的保护；有时表现为违规违法行为收到赔偿金的否定；有时表现为公民收入增加、福利改善和就业机会的改善；有时表现为医疗秩序的好转，医疗环境改善，社会供需矛盾的解决；有时还表现为环境污染的减少及所受侵害获得的相应补偿等。同时，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收益不仅包括经济上的收益，还包括政治上的收益、社会上的收益、伦理道德上的收益等。
目前，供给-需求和成本-收益分析已经广泛运用于法律制度建设、司法和执法过程和评价，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将供给-需求和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引入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的分析将更有利于公正高效的解决纠纷、缓和医患矛盾。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8
【关键词】病历质量；医患纠纷
【中图分类号】R19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484（2012）13-0637-01
病历记载着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是病人住院期间诊疗过程的见证，病历资格是解决医患纠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判断医务人员过错和医疗活动与损害后果之间因果关系的重要证据。近年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物质文化生活程度的提高，法律意识、维权意识、健康意识的增强，各级医院医患纠纷，病人投诉现象呈上升趋势。当发生医患纠纷或争议时，作为判定责任重要依据之一的病历资格内容，立即就会成为医患双方关注的焦点。但是，就目前病历质量管理或多或少的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不利于医患纠纷的防范和解决。因此，规范病历书写，加强病历质量管理，已成为医院管理工作中急需认真解决的问题。
1目前，病历质量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1.1法律意识和卫生保护意识不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规定患者有权复印自己的有关客观病历资料，这一举措有利于保护患者的合法权益，增强法律的公证性，同时也从另一角度对病案的属性及内容提出了新的概念和要求，但部分医务人员并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医疗卫生保护意识淡薄，没有从思想上把病案质量与医疗安全问题紧密结合起来，认识不到对患者诊疗过程进行准确、完整记录，是对医患双方负责，是医德、医风的具体体现。在诊疗过程中只重视实际操作，忽视病程记录或不按病历规范的要求书写，致使病历出现不少缺陷，成为医疗安全问题的隐患。
1.2病历书写不规范。有些临床医师在书写病历时，格式欠规范，语句不通顺，字迹潦草，或用非国际通用中英文混写，特别是在病案首页填写上，出现的问题较为严重，如患者姓名、年龄、户口地址与本人身份证不符，入院诊断和转归填写不准确，损伤和中毒的外部原因填写笼统不明确，许多项目漏填等，这些问题常成为纠纷的焦点，病历书写修改，填补现象也比较普遍，一方面由于部分医务人员平时不注意基本功训练，病历书写不规范，使病案有价值部分得不到有效体现，形成缺陷病历，经检查不合格而需要增补、修改。另一方面，实习医生由于在实习期间需要进行一定数量的病历书写训练，并要求上级医师修改后签名。然而修改过的病历易被误认为是伪造病历，或者认为是医疗行为不确性的表现，为医患纠纷埋下隐患。
1.3病程记录不及时，内容不详细。一方面随着医疗体制的改革，患者的就诊和住院模式发生了改变，患者住院天数缩短，床位周转快，医师工作量大，使病程记录不及时，然后靠回忆补写记录，这样就很难把握住病程记录的准确性，有可能出现病程记录不连贯或者是错记和漏记。另一方面，有些医师对病程记录的完整性认识不够，病程记录往往流于形式，记录简单空洞，缺乏分析，使病程记录内容不完整不详细，许多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记录在案，不利于医疗缺陷的防范和解决。
1.4病案质量管理力度不够。其一，在医疗改革和市场经济条件下，部分医院领导过分追求经济效益，只注重医务人员对患者的治疗过程，放松了对病案质量的管理要求。其二，各科室在病案形成过程中，各环节质量监控力度不够。上级医师不注意病历质量把关，科主任对三级医师查房制度及本科室病案书写检查监督制度不够重视，没有形成病案监控制度化和规范化。其三，病案质控部门在总体病案质量把关上，质控制度不够严格，考评、奖优罚劣措施不很得力，使病案质量提高成效较慢。
另外，随着医院电子计算机网络建设的发展，现代信息技术在病案管理中得到广泛利用，它不仅提高了病案管理的工作效率，而且为实现病案信息共享创造了条件。但是，在传统病历与电子病历的交替使用中，对保持病案信息的原始性和真实性，确保电子病案的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存在国家、部门对电子病历的立法滞后问题，在这样缺乏法律依据下的信息行为，一旦遇到医患纠纷，将很难用法律武器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2防范与对策
2.1加强普法教育，增强医务人员的法律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医院领导要始终把普法教育同医院的发展及医疗安全紧密结合起来，组织广大医务人员认真学习《执业医师法》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等有关医疗卫生管理的法律、法规，使医务人员充分认识到病案在解决和防范医患纠纷中的重要作用。定期开展医疗安全教育活动，针对有关纠纷案例进行深入分析讨论，查找原因，充分揭示在病案上存在的问题，指出病案缺陷存在的危险性，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责任感和法律意识，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做到人人知法、懂法、守法、用法，防患于未然。
2.2加强病案书写质量教育，搞好岗位培训，医院要结合本院实际对住院医师进行基础理论，知识技能的培训。加强医师病历书写的基本功训练，组织学习病案书写规范，提高医疗文书书写能力，定期进行病案质量讲评，对病案缺陷及时反馈，针对普遍问题举办讲座。尤其是对病案首页的所有项目，一定要按规定严肃认真、实事求是、全面完整地填写，确保信息的准确性。另外，对于刚毕业开始接触临床的医师，进修人员或实习的医学士，上岗前要进行病历书写质量教育，通过多种形式使他们尽快掌握病历书写规范。力求每一份病案书写都符合病历书写规范的要求，当发生医疗缺陷时，都能够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地作为处理医患纠纷问题的法律依据。
2.3病程记录要做到全面、详细、准确、及时。病程记录是病案的核心，记录着患者在住院后的病情发展情况和治疗前后的对比情况，包括上级医师的查房指示、术前小结、疑难病例会诊记录、病例讨论、抢救记录等重要资料，这些病程记录往往会成为鉴定医患纠纷中最重要的法律依据。因此，广大医务工作者在治病救人的同时，还要完成大量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病程记录工作，以保证每一个医疗行为都记录在案，确保病案的完整性和准确性，绝对不允许在病案中出现对医疗行为的遗漏。尤其对急、危、重患者，他们的抢救成功率难以保证，极易发生医患争议，而记录患者生命状态和抢救过程的急救记录是判定医疗事故责任的重要依据。因此，临床医师在抢救完成后应及时、准确、详细、完整地记录有关病历资料，为防范和减少医患纠纷提供真实、准确的科学依据，以更好地保障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9
生老病死，实为人情物理，人生在世，难免生灾害病，谁也很难说自己一辈子不与医院打交道，尤其是在当今各种希奇古怪病型的出现，医院接收危重、疑难病人的越多，发生医患纠纷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这里面既有病患者及其家属认识事物水平和能力的问题，也有医务人员的医疗水平、服务态度、处理措施以及医院医疗条件等问题。2002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颁布实施，仅从我院2003年元月至2004年11月受理的医疗事故鉴定26起及13诸法院的医疗纠纷来看，其中鉴定为医疗事故的3起，而8起虽不能构成医疗事故，但患者家属仍然在医院纠缠不清，有些甚至作出过激行为―打砸医院、伤害医务人员甚至防暴警察，最终使得自己及其家人锒铛入狱。我院的医疗诉讼案件从2000年的3起/年上升到2010年的21起/年诉讼中不难看出：我院乃至全国的医患纠纷案件已呈明显上升趋势。而实际上，仍有大量的医患纠纷已通过非诉的途径而消化。在通常情况下，大凡到法院的医患纠纷案件，医患双方几乎没有调和的余地，这些案件往往案情复杂，矛盾突出，争议较大。医疗事故的出现，不仅给病患者及其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而且无序的纠纷，巨额的赔偿，也困扰着医院的生存与发展，病患者及其家属因医疗纠纷前往医院寻衅滋事者明显增多，有的甚至威胁、伤害医生，冲砸医院，严重地干扰了医院正常的工作秩序。因此，医患纠纷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一双方争议的标的额较大，医方也从不轻言赔偿
我院去年诉诸法院的案件21起，标的额达到1485567.62元，比2000年的39851.60元增长了37.28倍。2008年我院有一例甲状腺移位患者，因手术前未考虑到是移位甲状腺（移位甲状腺罕见）而切除了移位甲状腺造成患者需终生服用甲状腺素，整个案件诉讼长达两年，最终赔偿患者88万元。从以上案例我们不难看出，医患双方往往不能换位考虑问题，医患纠纷发生后，患者及其家属往往认为患者的身体在治疗过程中受到了伤害，或者发出了死亡，不管怎样，医方定有责任，必须给予巨额的金钱赔偿，要求是否合法，证据是否齐全，他们不去管它。个别患者家属有时还聚集众多亲朋，搅得医院和法院都无法正常工作。而作为医方，为了不承担责任或少承担责任，不轻易承认自己医疗过程的过失。由于原、被告双方的争议往往很大，法院办案既要考虑法律效果，又要考虑社会效果，往往不敢轻易下判，花了很大气力，总不能很快协商解决，人为增加了一些讼累。
二原告举证难，同时又盲目
医患双方发生了医疗纠纷后，患方诉诸法院，因无相关的医学知识及有关的诊疗依据，往往草率。例如：我院在2000年收住一位由铁路医院转至我院的“乙型慢性重症肝炎晚期、脑昏迷”的患者，当时因全院改装呼叫器（时间持续6秒钟，且当时有两位副主任医师亲自在场将患者双耳塞入棉球，并将病床抬至离打眼较远一端），当日晚上，患者死亡，患者家属认为是下午打眼时的响震声是致使患者死亡的原因，经医学会专家鉴定:患者死亡是因重症肝炎晚期引起的肝功能衰竭，与院方无关。法院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综上，医患纠纷确实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全社会都应该关注这一问题。
首先，卫生行政部门，必须要加大执法力度，对医疗单位要加强管理，加强监督，促使他们规范办事。切实保证患者各项权利的实现，尤其是知情权和选择权，即患者及其家属对就医、发生争议、争议处理等事宜所享有的知悉、了解权利，医疗机构有义务对知情权予以满足。
作为医方要更加规范自己的职业行为，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努力提高医疗水平和服务质量。对患者入院及门诊的诊治情况要全悉记入入院及门诊病历，一旦发生医患纠纷时，以便做到“有案可查”，增强医方办事的透明度和公信度。
作为患者应该要如实介绍自己的病情，必须要以积极的态度配合医方进行治疗，切不可隐瞒病情，否则出了问题，既害已又害人，得不偿失。一旦发生医患纠纷后，患方要寻找正当的途径、合法的手段去解决争端，冲击医院，打骂医生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否则，可能自己是受害方而变成侵害方。
其次，行政管理部门应该要继续加大宣传和全面推行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事故强制性保险制度，建立相应的纠纷处理机制及机构。一方面确保使医方从巨大的医患纠纷赔偿中挣脱出来，集中精力更好地为患者服务；另一方面确保使患者受到损失后能及时、足额地获得赔偿，聊以抚平心中的创伤。
第三，法院审理此类案件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是如何确定诉讼时效的起算点。根据我国民法通则136条的规定，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1年，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否则就丧失了胜诉权。因此，我认为，该类案件诉讼时效起算时间应从在就医的持续与否、损害后果出现的症状固定时间开始计算。法院也应积极果断地采信有关证据，加快办案节奏，及时化解矛盾，以体现法院“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办案指导思想，决不能简单地以其超过诉讼时效而驳回患者及其家属的诉讼请求。
二是正确把握“举证责任倒置”原则。最高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后，明确规定了在审理医患纠纷案件时要严格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例如，患者最初或后来在门诊就医的门诊病历是由患者自己保存的，但患方在诉诸法院或医学会后往往都不出示对患方不利而对医方起着致关重要的门诊病历或检查单据。因此，法院在严格执行这一举证规则的同时，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28条规定的举证责任倒置范围，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在具体案件中自由分配举证责任，尤其注意调查举证责任在当事之间的轮换。
医疗纠纷整改方案篇10
论文摘要：现行调整医患关系的法律制度存在位阶低、效力弱，调整范围窄、操作性差，执法不严、适用法律混乱，鉴定结论公正性低，医患双方守法意识淡薄等问题。构建和谐医患关系需要制定统一法典、扩大立法领域、重建医患纠纷解决机制、调整鉴定机构、建立医疗服务审计制度、加强司法审判与法制教育。
1法律制度的反思
目前，我国医患关系出现的危机，从根本上反映出法律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诸多困惑与问题。
1．1立法的困惑
1．1.1缺少权威专门的法律。我国现行调整医患关系主要依据《执业医师法》、《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医师、中医师个体开业暂行管理办法》、《卫生行政执法处罚文书规范》等法律、法规和规章，相互其间缺少整体性、系统性，没有全面规定医患双方权利与义务、预防医患纠纷发生、解决医患纠纷、确保双方实现权利的系列法律制度。在实践中，许多医患关系的重要问题都找不到法律依据，存在无法可依现象。
1．1．2现有法律制度位阶低、效力弱。国务院颁发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处理医疗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根据我国法律效力划分标准，宪法具有最高的效力；其次是由全国人大制定通过的基本法；第三是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第四是国务院颁发的行政法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第四层次的法律制度，实践证明依靠现行的法规难以适应调整医患关系的需要。
1．1．3部分法律制度操作性不强。现有的处理医疗纠纷的相关法律规定原则性太强，不易操作，如：医疗事故的概念，目前在医疗系统和法院之间仍存在严重的理解歧义。
1．2法适用的困惑
1．2．1执法公平性面临严峻挑战。首先，执法主体先天不足。我国实行医疗卫生服务行业管理制度，各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是政府创办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直接主管者，他们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利益关系。法律规定各级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为调整医患关系相关法律的执法机关，这就造成了执法主体角色冲突，出现了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局面，其执法的公正、公平性存在体制上缺陷。其次，鉴定机构的公正性仍受质疑。《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为医疗技术鉴定的专门组织，似乎给人的感觉是超然、中立，实则不然，只不过将“老子鉴定儿子”改为“亲属圈内的鉴定”。鉴定人员的范围没有实质变化，鉴定的流程和定性仍在卫生行政部门的意志掌握之下，难以摆脱护短和粉饰之嫌，鉴定的公正性实难保证_2]。鉴定机构不能给出公正与公平的结论，患者就必然寻找其他途径，以吐胸中怨气，这直接成为诱发医疗暴力事件的重要原因。第三，执法不严。由于卫生执法机关的角色矛盾，其执法的力度必然受影响。另外，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凭借自己拥有的资源优势，建立了广泛的关系网。各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社会活动能量往往超过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在此情形下，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就是想严格执法也有相当难度，执法不严自然成为普遍性问题。执法不严导致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时得不到及时救济，国家法律的公信力下降。当公民通过寻求合法途径很难获得正当救济时，就会失去依靠法律途径解决问题的信心。公力救济就会转化为私力救济，各种非法的行为诸如职业“医闹”也乘虚而入。从而，使医患矛盾更复杂、更激烈、更有破坏性，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
1．2．2适用法律混乱。由于医患关系的性质不明确，在适用法律上就会出现适用法律不当的问题。在许多相关问题上也无法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款或司法解释进行处理。在司法实践中就出现了同样的案情，不同的调解结果与判决结果。医疗纠纷调解往往是集中于赔偿问题，必定是医患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实践中决定最后赔偿数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患方的能量大小，相似的案情可以有完全不同的结果。
1．3守法的困惑
表面上看，医患关系存在的问题是因为法制不健全，其实，在更深层次上，则反映出我国公民在法律的态度上存在问题。我国长期实行人治，缺少法治传统，公民的法律观念不强。医患双方都存在不能正确行使法定权利、切实履行法定义务的问题。特别是用法律方法解决医患纠纷的意识淡薄，这不仅削弱了自身运用法律实行自我保护的能力，有时甚至出现轻视法律、抵制法律、对抗法律的现象。患者家属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诊疗结束后拒绝出院，不及时交纳或拒付医疗费用等现象就是最有力的证明。当然，医方在守法上同样存在问题，不完全履行或迟延履行法定义务的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履行职业特别注意义务方面存在的瑕疵与问题更加突出，发生医疗事故后不按法定处理程序、隐瞒事实，篡改原始材料等现象时有发生。如果有法不依，其结果比无法可依还要可怕。法律关系下的医患双方都应在法律规定的权限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履行自己的义务，任何一方都不得滥用权利，侵害他方利益或者谋取不正当利益。
2加强法律制度建设的思路
2．1推动立法
立法是法制建设的起点，执法、司法、守法的前提必须有法。没有法律或法律制度不良，法制建设就无从谈起，它是制约法制建设与发展的基础性问题。我国现行的调整医患关系法律缺位与法律适用差的现状已经严重影响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进程。事实证明，解决医患冲突，建立长期稳定和谐的医患关系急切需要制定全面、系统，能体现公平正义的规则、规范。当前，医患法律关系的特殊性与重要性已经被多数学者所接受，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理解与认同，加强立法的呼声日益高涨。立法机关应审时度势，对现行的医患关系法律制度进行全面的梳理，科学设计、构建起新的调整医患关系法律制度体系。
2．1．1制定统一法典。医疗服务是保障人健康权与生命权的基本手段。由于医患关系不具有民法的主体平等、自愿及等价有偿三大特征中任何一个特征，同时也不存在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因此是一种独立的医事法律关系。这种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一个人生老病死的大法，无论从何种角度，医事法比经济法有着更多的特殊性，它更有资格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门类]。社会现实迫切需要一部以医患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涵盖医疗服务全过程、明晰权利与义务、确定医患纠纷处理原则与规则的专门的法律。
2．1．2扩大立法领域。医患关系涉及面广，影响因素多，要从系统性、整体性考虑拓展立法空间。(1)制定国家对医疗卫生服务投入的法律制度，规定政府对国家主办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投入与补偿原则，确保国家主办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质，使国家政策法律化，从制度上解决“看病贵”问题。(2)制定医疗卫生服务费用管理的法律制度，确定费用控制原则，确保检查、用药、治疗的合理性。(3)制定全民医疗保障制度，确保全民看得起病。(4)制定医疗责任风险保险制度，为医疗机构行业提供风险分担机制。
2．2机制创新
2．2．1建立多元化医患纠纷解决机th0。所谓多元化是相对于单～性而言的，其意义在于避免把纠纷的解决寄托于某～程序，如诉讼，并将其绝对化；主张以人类社会价值与手段多元化为基础理念；不排除来自于民间和社会的各种自发的或组织的力量在纠纷解决中的作用；目的在于为人们解决纠纷提供多种可供选择的可能，同时以每一种方式的特定价值(如正义、效率、经济等)为当事人提供选择[5。建立多元化医患纠纷解决机制的基本思路是拓宽解决纠纷渠道，强化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作用，构建起多层次多样化的解决方式与多种适用规范并存的纠纷解决机制。在实际应用中，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具体方法，也可以根据医患纠纷发展的程度由低向高启动相应的机制，还可以多种方法并用。总之，一切围绕有效解决纠纷决定具体方法。
2．2．2调整鉴定机构。对医疗事故的认定是解决医疗纠纷的关键环节。必须从制度层面改革鉴定机制，将医疗事故的鉴定权从医方的势力范围中分离出来，交由中立的鉴定机构履行鉴定职能，确保鉴定结论的客观性、可靠性、公正性。
2．2．8建立医疗服务审计制度。必须建立医疗服务的监督制度，构建患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医疗服务专业监督机构共同组成的医疗服务监督网络。应授权于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外的机构，如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机构，也可以授权医疗保障的主办机关，开展医疗服务科学性、合理性评估，为患者提供技术服务。同时，建立相应的奖惩制度，规制医疗机构的服务行为。
2．2．4医患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医疗纠纷案件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普通法官往往缺少受理分析医疗纠纷案件所需要专门的知识与经验，很难保证审理判决的质量。鉴于医疗纠纷案件的特殊性，有必要建立专门的医疗纠纷案件审判庭，培养和配备相应的法官，承担医疗纠纷案件的审理。这有利于提高审理医疗纠纷案件的整体水平，实现司法公正解决医疗纠纷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