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G1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0829（2013）01-0058-04
当前，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问题是世界各国政府和人们普遍关注的热门话题。2003年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国家民委、中国文联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2005年3月31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规定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方针为“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正式全面拉开了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与传承工作的序幕；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9号），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意见》指出，要“加大少数民族文化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努力造就一支数量充足、素质较高的少数民族文化工作者队伍，营造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着力培养一大批艺术拔尖人才、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积极保护和扶持少数民族优秀民间艺人和濒危文化项目传承人，对为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突出贡献的传承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支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抢救濒危文化，推动相关学科建设，培养濒危文化传承人。”然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着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合理地培养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这是目前亟待探讨和解决的一个现实问题。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郑一民先生指出：“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传承和发展始终由其载体——‘老艺人’来完成。他们掌握并传承着古老的民间文化知识和民族技艺的精髓，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如果没有了传承人，就丧失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传承人坚持非物质文化的生态延续，其保护与传承也就成了一句空话。”[1]由此可见，传承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中的重要作用与意义。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方面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绩，构建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体系，各省、直辖市、自治区也都建立了自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面却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传承人才队伍青黄不接，断层现象严重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绝大多数来自广大的农村地区，这些掌握“绝技”的艺人大多数生活水平和文化水平偏低，而且年岁已高，一些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随着这些老艺人去世而随之消失。而年轻的一代有的迫于生活的压力不得不外出务工，不能学习传承父辈们的“绝技”；有的对身边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屑一顾，不愿意潜心学习和传承，致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尴尬局面。正如有研究者指出：“大多数主要从事民族民间文学、民族民间音乐、民族民间歌舞等的传承人，因所从事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无法开发利用自己特长的传承技艺，又无时无力投身其他行业，而无法很好解决个人和家庭的生计问题。他们大部分处于经济来源困难、家庭生计困顿、年老无力的艰难状况，生活甚至不如一般人……极大地影响到了传承人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也现实地影响了年轻后生学习文化传承的积极性，造成了民族文化传承人的断代。”[2]
（二）传承人才培养缺乏规范性，随意性强
当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承上做了大量工作，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文件规约，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面却非常滞后。尽管有些地方在尝试着探索传承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但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系统、规范、可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在国家的层面上，目前还没有出台一个具有全局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虽然有些地方政府、高校、协会根据自身的需要制订了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计划和方案，但从整体来看，这些计划和方案大多数随意性比较强，而且缺乏规范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三）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日益重视，各级地方政府及高校等机构纷纷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加入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中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也被提上议事日程。特别是全国有很多高校纷纷开设了一些相关专业，招收非物质文化遗产方向的本科生、研究生，这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这些人才培养机构由于自身条件的限制，普遍存在着诸如师资力量缺乏、人才培养结构单一、课程设置缺乏合理的论证、人才模式过于偏重理论、学生实践能力不足等现象；而有些靠师徒传承或民间文化团体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模式，由于对其培养的传承人过于强调实践的“技艺性”，而忽视了对其理论性的指导。这些都导致了我国传承人才培养结构欠合理、质量不高。
（四）相关部门对传承人才培养不够重视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是维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长久之计就是要加强对传承人才的培养。当前，有许多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整理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却忽视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培养，也缺乏必要的资金扶持和政策倾斜。其结果是导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随着传承人的离世而日趋消亡，许多工作甚至面临着前功尽弃的结局。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指出：“民间文化处于最濒危的现状有两种，一种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另一种是传承人的问题。而传承人濒危现象又在少数民族地区最为明显，极需关注。”[3]可见，传承人才的培养问题已经成为我国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亟待解决的问题。而以制度的形式制定规范有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是解决当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滞后问题的前提。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方案是指根据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需求，国家各级政府、社会团体、教育部门等机构为了保护、传承、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制定的人才培养方案。它对于保护、传承和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走向规范化、有序化的重要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要体现出指导性、针对性和可行性，具体可以制定国家、政府、高校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协会“四位一体”的培养方案。
一是要从国家宏观层面制定一个具有指导性的人才培养方案。该方案要明确国家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中的指导思想、目的、基本任务、机制、目标，以及相应的政策、资金、法律等保障体系，从而为地方政府、教育机构、社会团体等机构制定具体的传承人才培养方案提供指导性的参照。
二是地方政府要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为指导，结合本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遗存现状、文化特征、传承人概况等实际情况，充分调动各职能部门的积极性，利用本地各种资源优势，制定出具有较强针对性的“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使该地区的传承人才培养落到实处。
三是各高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高校要充分利用自身人才培养的优势，结合本地区的民族文化的特点，制定出相应的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专业性理论和实践人才。
四是各级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协会要在保护、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结合本协会文化研究的特点和传承人才情况，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制定出本协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如《刘三姐歌谣传承人才培养方案》、《蒙古族长调民歌传承人才培养方案》、《傣族孔雀舞传承人才培养方案》等等。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
要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地传承下去，除了要制定出“四位一体”的、系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人才培养方案外，还要有一整套切实可行人才培养策略，并采取一些具有现实可操作性的人才培养措施，培养出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把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工作推向深入。
（一）重视“师徒传承型”人才培养模式
师徒传承型传承人培养模式，就是俗称“师傅带徒弟”的传承方式。主要有家族世袭传承和社会师徒传承两种类型。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有些专业性、技艺较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等，其传承模式主要是师徒传承。这种模式是我国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国家和地方政府应充分重视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方式和人才培养模式，在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性”时代要求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其“特殊性”与“专利性”，要注意保护和协调好现有传承人的既得利益。一方面，要完善“国家+省+市+县”“四位一体”的保护体系和传承人名录体系，使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得到及时的发现和救助；另一方面，要切实落实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命名工程，建立传承人档案，将传承人的保护工作列入政府的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要进一步加大政府保护传承人的力度和投入，为传承人提供良好的生计保护，为传承人开展传统文化传习工作提供支持和服务，使得老传承人无忧传承、年轻一代积极参与传承。
（二）鼓励社会文化团体“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一直以来，我国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在丰富人们的日常精神生活、传承民族民间文化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而这些文化团体或组织也以独特的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续写着各自文化的辉煌。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指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一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如马戏艺术团、彩调歌舞团等）为了职业演艺发展的需要，将一些文化演艺技艺传承给该团体或组织的成员，使这些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的文化技艺后继有人，世代相传。社会团体职业型传承人培养模式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职业性的团体传承方式，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国家和地方政府应积极鼓励这种传承人才的培养模式，充分调动各民间文化演艺团体或组织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并为它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帮助。
（三）扶持高校“理论实践型”人才培养模式
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摇篮，聚集有大量的理论型、实践型、管理型人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的培养应充分利用好高校这个有利的平台。国家和地方政府要积极指导和扶持高校，培养既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又具有一定实践能力的复合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高校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优势，结合地方民族文化特色，通过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班，聘请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校授课、讲学，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才，从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良性持续发展。如哈尔滨师范大学结合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际，设置了黑龙江省少数民族音乐传承专业，定向招收黑龙江省蒙古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赫哲族、达斡尔族、柯尔克孜族、锡伯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地的本民族考生，对黑龙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进行专业化培养。而“北京城市学院2012年起也将开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本科专业。学校将把老北京传统手工艺老艺人请进学校，采取艺术家和学校联合培养的模式，努力培养出高学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手工艺者。入读该专业的学生可同时享受课堂教学和老艺人‘师傅带徒弟’的工坊式教学。”[4]伴随着全国各地高校纷纷加入到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培养行列，高校将成为我国培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的重要阵地。
（四）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人才培养模式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其“活态性”。因此，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源渊流传、经久不衰的强大动力在于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加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来，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到日常生活。我国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通过广大人民群众业余爱好的方式来传承的，如广西刘三姐歌谣、侗族的芦笙舞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就是如此，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不是单一的个人或文化团体中的“圈内人”，而是爱好这些民族民间艺术的广大人民群众。因此，积极倡导群众业余爱好型传承人培养模式，也是保护和传承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条重要途径。
学者祁庆富指出：“非物资文化遗产的本质不在于‘物’与‘非物’，而在于文化的‘传承’，其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5]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承载着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重任和神圣使命。在当前，制定合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方案，采取积极有效的培养策略，充分发挥上述四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是确保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薪火相传的必要条件，也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保护与发展的重要条件。
参考文献：
[1]郑一民.保护传承人是“非遗”工作的重中之重[J].领导之友，2008，（3）：37.
[2]安学斌.民族文化传承人的历史价值与当代生境[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6）：20.
[3]冯骥才.民协将评民间文化传承人[n].新京报，2005-03-23.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2
摘要：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存在较大的困境,重庆市黔江区积极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路径,总结提炼并完善这种路径对于民族地区非遗传承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非遗；传承；路径；探析
中图分类号：G1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5-0167-02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民族记忆的背影”和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本文理清了非遗的含义和特点，梳理了黔江非遗传承的现状，并提出了完善黔江非遗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和特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遗称号经历了一个演变的过程，以前它被称为“无形文化”和“人类口传及无形遗产”等等。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后，才正式定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没有统一的概念，目前最权威且使用最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的定义。《非遗法》认为非遗是“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同时，《非遗法》指出非遗的六大类型：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游艺和其他非遗。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非遗从本质上来讲属于文化，具有文化的特性。首先，非遗具有实践性的特点，它来源于人类长期的生产等实践活动，是实践的产物，并随着实践不断演化。其次，非遗具有无形性的特点，它是看不见和摸不着的，只能通过具体的形式表现出来。再次，非遗具有传承的特点，它在特定的环境中通过特定群种的具体活动传承下来，绵延不止。最后，非遗具有活态性的特点，通过人的活动传承下来，活态性体现出非遗的生命力。
二、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路径
黔江探索出非遗传承的“123”模式，即为每一个传承项目出台一套政策，并建立“动态保护”和“静态保护”两个保护模式，打造传承基地、传承舞台、传承人三个传承体系，实现了“在保护中传承”和“在传承中保护”双目标。其非遗传承的路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建立传承基地
近年来，黔江先后在新华中学、民族中学等建立14个传承基地，将7个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分别落实基地进行传承。
（二）舞台传承
黔江组织专业人员和文艺团体，对非遗项目进行提炼、升华和包装打造，以舞台表演方式进行推广和传承。经包装打造《八宝铜铃舞》和《白虎神鞭赶太阳》在第八届、第九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分别获金奖、银奖；大型土家族民族歌舞诗《云上太阳》代表文化部参加了“中国巴西文化月”活动，并在巴西9大城市演出17场，赢得广泛赞誉。
（三）博物馆和文化馆开展静态传承
黔江修建了重庆市民俗生态博物馆，博物馆集展示交易、旅游休闲、情景购物和互动体验为一体，完整保存了土家民族的风土人情、民俗民物。黔江又规划15层、用地13亩、总建筑面积约为18000平方米的民族文化宫，是该区民族文化建设标志性建筑。
（四）群众活动传承
黔江区委、区政府设立了专项基金扶持民族民间文化;实施了“一乡一品”文化工程，鼓励群众重拾唱山歌、喊号子、织西兰卡谱等民族技艺;定期举行乡村文化艺术节、武陵文化广场群众文艺展演等活动，每两年评选命名一批特色文化乡镇、民间艺术大师。
（五）旅游传承
黔江是重庆市旅游发展的重点地区。《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渝东南地区旅游业发展意见的通知》指出：把渝东南地区建设成为重庆旅游“第三极”、大武陵山区旅游经济高地、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扶贫开发示范区。重庆市文化委员会《关于支持特色文化产业加快发展实施意见》的通知中强调：重点发展渝东南“三民”特色文化旅游带。非遗逐渐成为黔江旅游的活力要素，目前，黔江的帅氏莽号、小南海后坝山歌、濯水后河戏等非遗项目成为景区主演项目。
三、完善黔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路径的措施
（一）加强传承人队伍建设
积极调动普通民众和学者积极参与，并从群体的角度扩大传承人的范围，完善传承人认定制度。将经费细化为用于改善传承人生活、自我提升、培养接班人、非遗普及教育等用途，通过专利权、商标权和著作权保障方式，探索完善传承人的知识产权保护的办法。通过专项资金和项目等形式，鼓励和吸引有志于非遗事业的年轻人通过学徒等形式，加入到非遗保护和传承中来；探索传承人在年龄、知识和社会认可度等方面的层级队伍，明确和拓宽传承人“晋升”的渠道，加强梯队建设。积极组织传承人参加创新专题班，邀请非遗创新方面的专家授课，提高本区非遗传承人的创新和创作能力。加强对传承人的平时考核，至少半年对传承人考核一次，考核内容涵盖实际成果、专家论证、群众评价等方面，探索传承人退出机制。
（二）大力拓宽传承路径
1.教育传承。黔江要重点开展低龄段儿童非遗传承和保护宣传的教育工作，加大非遗教材的编写和课程的设置，进一步提升教育传承的系统性、科学性和效果性；提炼总结非遗传承教育的经验和启示，在全区范围内大力的推广。2.产业化传承。黔江开展非遗生产性保护传承可遵循分类、重构、培育几个步骤。首选是分类，有直接使用价值和一定文化价值的要求，把非遗分为可生产性保护和不可生产性保护。具体地，黔江可生产性保护的非遗有：濯水绿豆粉制作技艺，黔江珍珠兰茶罐窑手工制作技艺，黔江斑鸠蛋树叶绿豆腐制作技艺，西兰卡普，濯水石鸡砣土陶制作技艺，（渣）海椒传统制作技艺，黔江鸡杂传统制作技艺，黔江牛肉脯传统制作技艺和曾氏“正骨术”。其次是重构，对选定的非遗项目进行建构，使其具有一定的时代因子，与大众的需求有一定的契合度。再次是培育，一方面培育该非遗的市场，扩大市场需求；另一方面，利用该非遗引导民众审美，夯实该非遗的生存土壤。
3.非遗旅游传承。黔江首先要对非遗旅游的可行性进行评估。从审美性、独特性、传承人的影响力、地区象征力、休闲娱乐中和基础设施等20个方面分四个等级进行量化，从而得出整体等级及建议（见表1）。对于总值大于100的非遗，可以开发;分值在90-100之间的，要慎重开发;90分以下的，不建议开发;对于整体分数高、但是有些方面分数偏低的非遗，不建议开发。
黔江开展非遗旅游，要注意以下两点：首先，关注发展非遗旅游对非遗和环境的破坏。相关研究表明：旅游对非遗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可以划分为：原发区、影响区、消散区三个区域。可以探索在原发区边缘设置防火墙，对非遗进行近似“原真性”保护。其次，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避免出现贵州为发展旅游业，当地居民曾一度被迫一年内过了四个萨玛节的现象。
4.档案和数字化传承。目前，黔江的非遗数字化传承与保护处于初级阶段，但应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首先，要组织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到数字化传承做得比较好的地方参观考察，提高对数字化保传承重要性的可行性及效果的认识。其次，聘请相关专家对文化等部门的人员开展数字化传承专题培训，提高相关知识和技能。最后，最重要的是对较成熟的非遗项目可以先期进行探索式数字化开发，为后面大规模开展打下基础。
5.整体性保护传承。目前，黔江通过生态博物馆和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等形式来开展整体性保护非遗。在发展生态博物馆的过程中，黔江要重点挖掘和保存民族文化，彰显少数民族文化内涵，避免成为形式上的博物馆。在建设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过程中，黔江要加大与周边区县的合作，尤其是与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区域合作，可探索建设跨区域的文化生态区保护试验区。
（三）加强非遗挖掘和申报力度
目前，重庆市有部级非遗项目44个，市级388项。而在渝东南的6个区县中（见表2），酉阳的非遗数量最多，其次为彭水，黔江非遗的总数量位列第三，但部级项目仅为一项。今后，黔江要加大非遗整理和挖掘的力度，让更多非遗首先进入区级的保护，同时，加大部级申报的力度，让这些项目得到更好地保护和传承。Dylw.net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地区非遗资料整理而成）总之，路径问题涉及黔江非遗传承的成效，关系到黔江文化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黔江要及时推广非遗传承中好的做法，继续完善传承路径，更好地助推生态保护发展。
参考文献：
[1]谭宏.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旅游开发的选择与控制[J].生态经济，2011（2）.
[2]吕科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发展道路新探[J].人民论坛，2013（1）.
[3]谭宏.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体系的探讨[J].重庆高教研究，2015（1）.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3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问题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7）06-0154-02
近年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得到了人们前所未有的重视，然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一些地方因保护理念错位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了“保护性”破坏，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根本特征是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它是一种无形的，以人为载体的“活态”文化样式，其核心在于通过传承人世代相传。可以说，传承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承载者、传承者、创造者，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键就是保护传承人。换言之，对传承人的保护就意味着对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忽视对传承人的保护，则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就失去了根基与价值。所以，弄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问题，进而对传承人采取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就是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迫切而重要的议题。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文化现代化、价值多元化、娱乐多样化的不断演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既迎来了机遇，也遭遇了挑战，面临着严峻的形势。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后继乏人的窘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口耳相传的文化，其技艺的获得是一个长期习得的过程，传承人的成长需要时间的累积。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受其本身性质的局限，无法为人们带来直接客观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当今社会转型与经济变革的冲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处境尴尬：一方面，许多年轻人更愿意到大城市寻找发展机会，并不愿意跟随父辈在老家学习世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困于传男不传女的旧习，使得愿学的女性却无法获得学习机会，这使得本来就愿学者寥寥的传承活动更是进退维艰，如此一来，许多年事已高的代表性传承人面临着无徒可授的状况，传承人正面临着断代的危险。不仅如此，一部分年富力强的传承人可能因为经济的贫乏与生活的困顿，为了生计不得不“改弦易辙”，这使得传承人又面临着流失的危险。在这种“断代”与“流失”的双重夹击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处于青黄不接与后继乏人的境地。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环境改变的苦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其产生与发展依赖一定的文化环境与文化空间，脱离这种环境，其形态就面临改变或消亡的危险。一方面，随着科技与社会的发展，一些传统非物质文化技艺失去依存的活动空间，逐渐式微，甚至走向消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针指导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开发利用的过程中，没有正确处理好保护、传承、利用的辩证关系，没有做到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而随意滥用、过度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其赖以生存的活态环境遭到破坏，有的破坏甚至是不可逆的。这样一来，或者因为传承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目全非，或者因为传承空间的改变使得原有的观赏对象流失，或者因为生活方式改变使得原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难以存续，总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面临保障不力的困境
不可否认，各级政府部门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中，都下了很大的功夫，然而现存的认定与保障制度却存在着保障不力的困境。比如，在对传承人保护过程中，首要的工作就是对传承人的认定，然而恰恰就是这一基础性的工作，却存在制度的缺陷。现有的认定制度规定传承人只能从众多的艺人中挑选一个或者几个予以认定，这必然使得那些需要团结协作的链状结构的传统技艺会发生“掉链子”的情况。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技艺需不同的艺人承载不同工序，那些其他关键工序上未能被认定传承人的艺人可能会因经济利益和个人荣誉等原因与获选艺人之间产生矛盾，从而使得传统技艺非但未因认定传承人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反而适得其反。与此同时，在争夺有限的传承人指标中，有部分人或许因弄虚作假、迷惑专家而当选，有部分人却可能因交通信息闭塞而错失机会，无论是当选还是落选，都无疑会挫伤那些具有独特技艺却无缘获得传承人的真艺人的积极性。这种缺乏公平公正的认定，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违背。此外，现有的制度在认定过后的保护中也存在各种保障不力的问题：如知识产权保护不力，经济保障不合理性等。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问题的成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文化，其由传承人的传习展演、受众的观摩模仿以及传承空间与环境等要素构成，无论哪一个要素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会传导到传承人保护这个问题上来。就此来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濒危主要有以下成因。
（一）从传承人的角度看，经收入菲薄与社会地位不高导致“无心”传承
目前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各级政府都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但主要用于开展非遗传承活动，其中用于资助传承人的经费却少得可怜，完全不足以让传承人衣食无忧地专注于传承。多数传承人在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情况下，只得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维持自身和家庭的生存上来，无法潜心从事传承活动以及培养传承人。此外，尽管各级政府每年都要利用“文化遗产日”组织开展大型宣传展示活动，但多半是利用多于保护，索取高过给予，对传承人缺少人文关怀，通常授一个牌，发一个证书了事，并没有对他们进行隆重的表彰和奖励。掌握精湛技艺的民间艺人既没有获得经济上的有力资助和支持，也没有获得精神上的荣誉和自豪，这使得不少传承人不但无法潜心从事非遗工作，有的甚至会产生失落或迷茫的情绪。由于传承人地位弱化、经济贫乏、生活困顿，使年轻一代对成为传承人失去兴趣和信心，无法被吸引到非遗传承与保护工作中来。
（二）从传承受众的角度看，生活方式改变与思想观念演化导致“无人”传承
随着全球化与信息化进程的加速，随着文化消费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当今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人们的观念意识、生活样式、审美精神和价值导向都随之发生了深刻变化。正如刘锡诚先生所指出的：“正在推进的现代化进程，正在使民众的生活条件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由发生和繁荣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的土壤逐渐削弱和消失，民众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随之发生着巨大的变化。”[1]面对日益多元化的物质生活和现代精神文化生活，年青一代更热衷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当代电视、网络、手机等新媒介的冲击下，他们更热衷于运用现代科技产品消遣、娱乐、生活：如玩微博、微信、游戏、网购等，他们对民间传统技艺逐渐失去兴趣，既无心观赏更无心学习。当大多数年轻人被吸引到现代电子传媒上后，传统技艺展演的受众群体不断流失。传统文化在现代物质文明、商业文明及科技文明的裹挟中日渐被蚕食，甚至消亡。如此来看，缺少观赏对象、无人喝彩鼓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动自然“曲高和寡”，难以为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自然也难逃后继泛人的困境。
（三）从传承空间的视角看，现代文明制度与新型城镇建设导致“无法”传承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城l一体化的逐渐推进，大批人口向城镇迁移，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也纷纷外出谋生，留守乡村的大多数是老幼病残，他们既无精力也无兴趣去学习、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严重的问题是随着人口的迁徙流动与生活方式的改变，原有的乡土生活体系遭遇侵袭甚至崩溃。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存在着一个以社长、社首或是寨老、巫师等为代表的村落神事管理系统。这套系统主要负责村落的神事活动，祭神、娱神、迎神、赛会等带有非物质文化遗产性质的民俗活动[2]。随着农村社会的逐渐解体，原来很多依赖于传统农耕社会的传统技艺失去了存在的空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了“活态”传承的生活基础，不得不走向博物馆似的展演传承，这无疑会导致传统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走样与异化，可以说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旦失去原有的传承空间就无法原汁原味地“活态”存续。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的对策建议
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存在的种种问题，我们认为应该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着眼点放在对“人”选定、保护、传承上，也就是说首先要保证能选出真正的代表性传承人，其次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安心传承，最后要保证能让传承人在一定的空间中开展传承。从这一思路出发，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的建议有如下几点。
（一）完善传承人保护制度
选人是用人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中，首先要制定传承人的认定标准。要针对不同门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制定可操作性标准，确保选出的传承人真正具有代表性。其次要建立传承人的选拔制度。为了提高评选工作的公正性，要坚持民间推荐、政府把关的推荐、认定政策。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世世代代生活在群众中间，要充分相信并利用广大群众特别是民间艺人们的推荐，政府所要做的是依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原则综合考量，在候选人中认定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起决定性作用的优秀传承人为代表性传承人。再次，建立传承人的技艺档案库，对传承人的技艺进行完整录像归档并制作光盘以备传习之用。最后，要建立传承人的退出机制。这样既可以及时纠正认定工作中出现的极个别滥竽充数的错误，还可以剔除已认定传承人中的个别不负责任、不尽义务的传承人，从而保证传承人队伍的纯洁与活力。
（二）保障传承人身份地位
选出优秀的传承人后，要使其安心于传承，还必须从物质与精神两个层面提高他们的身份地位，使其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保障，社会上受认同。从物质角度看，要让传承人衣食无忧，这就需要对传承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保障，对技艺精湛或有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应可享受相应的政府特殊津贴，同时依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效率，给予传承人特殊的“绩效津贴”。同时也要分考虑到其他未当选艺人的经济状况，形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团体的综合保障系统，以免艺人之间相互妒忌、内耗而阻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除了经济上保障外，还得从精神层面上对传承人进行鼓励，使其安心用心于传承。比如，每年定期组织传承人开展活态展示、定期交流、技艺比赛等活动，让他们获得社会认同与肯定。每年定期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表彰大会，对做出突出贡献的非遗传承人或参与支持非遗传承的其他个人进行隆重表彰，颁发荣誉称号。大力推荐非遗传承人当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让他们参政议政，为非遗保护代言发声。我们在给这些文化传承人以积极的社会地位肯定与社会声望评价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保护的舆论导向，这样就会形成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社会氛围，自然也就更加重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3]。
（三）保护传承人传习空间
保持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可持续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终目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其核心是传承人的保护，但是单一的以人为中心，并不能带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健康发展。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如古建筑、历史街区与乡镇、传统民居及历史遗迹等和无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礼仪、节庆、传统手工技艺等相依相存，并与人们依存的自然和文化生态环境密切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特征迫使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必须注重保障传习场所、文化空间的完整性，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规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后续艺人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通过地域性的保护，最大限度地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保护。其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示范基地，开展多层次、多学科、多形式的活态教育培训，让更多的人逐步了解传统技艺，喜欢传统文化。
总之，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对传统文化的需求也日益提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日益重视。但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多样，社会发展不够平衡，法律制度不够完善，这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刘锡诚.传承与传承人论[J].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24-36.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作为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掌握者，对其身份的认定将能实现民族记忆、民族优秀文化的延续与传播。不同历史时期带来的发展环境亦不相同，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也发生着变化。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进程的加快，因保护理念的失误常常造成严重的保护性破坏，另外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护环节较为薄弱。各级政府或者其他保护团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常取代真正的传承人进行传承内容上的变换，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遭受到严重的外部损坏。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极其必要，同时也需促使各级政府和保护团体认识到传承人的意义，从而真正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原因
我国近年来快速发展经济，在文化建设方面较为缓慢，并且只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设制度的一部分。因国家及民众淡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相关保护制度的不健全，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遭遇困难的生活处境。就目前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出现断层现象，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力量薄弱，不能很好的延续具有代表性的民间文化。例如民间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不具备较大的经济效益，在收取学徒时不能有较强的吸引力；传统的中医类技艺因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西医的盛行，几乎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新的一代人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只关注外面的世界，对原有的生活方式虽有保存并延续的构想，但因各种阻碍将放弃实现的机会，转而寻求外面的生活；或者对原有生活方式产生怀疑、厌恶的情绪，放弃追求传统技艺的延续与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带来巨大压力。因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作用，国家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真正认定之后将会给其一定的补助以及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的发展。
二、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
依据我国相关法律条文规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才能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流传。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时需依据相应的流程进行调查，结合调查数据对符合传承人认定标准的代表性人物评定，最终将其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一步确认核实。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调查内容较为宽泛，
国家政策法规并未明确认定标准，因而各级地方法规应针对各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结合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的传承人调查、认定项目与标准，在实际操作中可有效应用。例如云南省地方法规确定调查对象后，首先调查其个人基本资料，例如姓名、艺名、性别、地址、职业、信仰、受教育情况等；再调查其所传承的项目、技艺以及当地地方文化的关系，该项目在文化社区、行业中的地位；或其所保存的实物具体情况，搜集传承人的相关作品，以及所传承的项目的创新与发展状况，并将调查结果详细记录，借助调查结果对传承人有整体的认识。
而在传承人方面则需配合相关政府或主管部门的调查工作，如实提供个人资料。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样，在对其进行身份认定时无法形成统一标准，在一定程度上给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损失。因而各地方政府或主管部门进行传承人身份认定时需结合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认定标准，弥补规章制度的缺陷进而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人亦需自觉上政府及主管部门进行申报或者推荐，有效利用国家政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面保护政策。在对传承人身份认定之后还需将之公布于众，以便社会公众对其监督并检验传承人身份。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认定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显示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国家及社会各层的认可与接受，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会刺激相关感兴趣的人士加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活动，其具有划时代意义。近年来，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采取一系列的保护政策，这在国家文化战略领域是一种创举。传承二字在之前社会存在中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在各大词语工具书中亦未找到，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只给出传授与继承的解释，体现出传承、传承人等词语属于新兴词，但并不代表传承人也为新兴事物。传承人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自然传承发展的主体和主要力量，极大的推动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进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能增强传承人以及社会各层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有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以及传承人的发展，为我国文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实的基础。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进程中的关键在于人，对其实施的保护政策离不开重视传承人的保护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身份的认定，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承人的生活状况，为其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以及传承环境，以便其能真实反映民间艺术的活态特性，实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目的。（作者单位：潍坊学院幼教特教学院）
参考文献：
[1]周安平，龙冠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J].知识产权，2010，05：34-38.
[2]李昕.浅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制度[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2：230.
[3]普文芳，魏美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属性及传承人意义[J].学术探索，2014，04：119-122.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5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文化财富，是连接民族情感的纽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对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仅与我们的精神家园、民族记忆保护有关，还与我们延续至今的生产生活实践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结合《公约》，对《非遗法》的相关内容进行简要介评，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有所助益。
一、法律性质与立法目的
《非遗法》首次确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法律地位，规定了政府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一保护人的角色和职责，为政府、社会和遗产持有者积极、稳妥、科学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施保护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助于提高全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其根本目的在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国实践中的保护主体主要包括政府机构和非遗保护单位。根据《非遗法》第七条规定，政府机构主要包括各级文化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政府其他有关部门。
二、《公约》概念的本土化
《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定义为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包括以下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
由于《公约》所界定的非遗概念是西方语境下的产物，而且面对各成员国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公约》在成员国的适用势必有一个本土化过程。我国《非遗法》对非遗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就是结合我国国情和汉语语境进行的本土化界定：本法所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①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②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③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④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⑤传统体育和游艺；⑥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定义的内涵更概括，外延结合我国国情更为具体明确。
三、非遗的分类保护
《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的“保护”使用英文“Safeguarding”而非"protection”，并将其界定为“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这种遗产各个方面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preservation)、保护(proteefion)、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这表明，“Safeguarding”实质上是指包括上述九项内容的一套相互关联的整体系统的卫护工作，其目的在于确保非遗生命力。其中"protee，tion”，仅是整个非遗护卫工作的一项内容或一个环节。
为充分利用非遗中的积极因素，避免消极影响，适应我国非遗工作的实际需要，我国对非遗采取了分类保护的措施。根据《非遗法》第三条规定，我国对所有的非遗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护；对其他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遗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可见，我国对不同非遗分类采取保存或保护措施。对比《公约》的规定，我国《非遗法》将“保护”进行了狭义界定，即“传承、传播”等行为。
四、三大制度的建立
三大制度，即调查制度、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和传承、传播制度，是根据我国非遗保护实践而建立的。调查制度的设立主要是为了摸清家底。了解我国现存的非遗种类、数量、分布、留存传承、生存环境等，以便有效保存和保护。早在2005年文化部就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普查结果显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总量近87万项。此外，调查中也发现我国大量文化资源流往国外，不少境外人士常深入大山深处的民族村寨收购民族服饰、工艺品甚至火镰等生活用具。流往国外的文化资源不仅仅是实物，有的外国人收录歌曲、舞蹈等民间艺术，制成光盘出版，作为自己的研究成果。为此，我国在立法中对境外组织或个人来华的调查进行了规范，要求境外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内调查非遗，要报批并提交有关调查报告及资料复印件。
《公约》要求成员国应拟定国家一级的非遗清单，而我国非遗数量庞大，保护必须有所取舍。为此，《非遗法》建立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制度，旨在对进入名录的项目实施重点保护，以科学利用我国有限的行政、财力资源，推动我国非遗代表性项目的抢救、传承和传播。为履行《公约》规定的义务，国务院先后于2006年、2008年公布了两批共1028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根据《非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国务院建立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将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列入名录予以保护”。该规定表明进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要具备两个要件：一是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二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学、艺术和科学价值。根据官方解释，前者要求该项目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是符合时展方向、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文化认同感的先进文化，而不是那些落后的、不合时宜的文化现象。后者要求该项目对历史、文学、艺术、科学方面的研究、创作、欣赏等活动具有积极的作用，确有保护的必要。二者作为非遗项目列入部级代表性名录的必要条件，缺一不可。但两个要件中
都存在价值判断的问题，如第一个要件中对优秀和落后的价值判断，第二个要件中对重大、历史、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判断。而每个时代的价值判断标准都有所不同。因此，有学者认为判断非遗的价值时，采取何种价值观是至关重要的，而采用何种价值观又最终取决于以何种历史观作指导。根据《非遗法》第十九条，推荐列人部级非遗项目应提交以下材料：(一)项目介绍，包括项目的名称、历史、现状和价值；(二)传承情况介绍，包括传承范围、传承谱系、传承人的技艺水平、传承活动的社会影响；(三)保护要求，包括保护应当达到的目标和应当采取的措施、步骤、管理制度；(四)有助于说明项目的视听资料等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文物的区别在于其是一种“活态”文化，非遗保护是为了确保其生命力。为此，《非遗法》建立了传承、传播制度，旨在通过对列入代表性名录的项目进行传承和传播，以确保其可持续发展，保持旺盛的生命力。而非遗“保护”应更多体现在对那些作为传承载体的传承人的活态保护上，非遗代表性项目只有通过自然人的传承才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因此，《非遗法》规定了传承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即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根据《非遗法》第二十九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认定程序上则参照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并将所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予以公布。2007年至今，文化部先后认定并命名了三批共1488名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在文化部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中，传统医药界共有29人人选，其中最高年龄91岁，最低年龄45岁，平均年龄约为70岁。这种高龄化现象在非遗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这足以说明保护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紧迫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核心和根本目的就是要对今天依然掌握、表现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或形态的自然人进行有效保护，惟有传承人的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才能够延续和保持其鲜活和持久的生命力。
五、生产性保护
我国学界率先提出了“生产性方式保护”并在我国政府的非遗保护中予以认可与实践。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它由最初的传统技艺类延伸适用到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由一般的学理概念上升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政策理念，并在《非遗法》中得到认可。《非遗法》第三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特殊优势，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所谓“生产性方式保护”，是指通过生产、流通、销售等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生产要素和产品，产生经济效益，并促进相关产业发展，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生产实践中得到积极保护，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良性互动。其宗旨是以保护带动发展，以发展促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在长期的历史变迁中流传下来，是因为其融入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并不断得到了改进和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文化，只有通过生产性方式保护，产生经济效益，改善传承人的生存状况和传习条件，促进当地文化与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带来持久的、有深厚基础的保护与传承。因此，生产性保护是当今传承发展非遗的重要方式。
实践中，开发利用非遗项目的多为老字号，为此，2007年商务部和文化部联合了《关于加强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通知》(商改发[2007]45号)，要求从发展民族商业、弘扬民族品牌、振兴民族经济、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软实力”的战略着眼，提高对老字号保护、传承和发展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针对老字号对传承人和传统技艺保护重视不够，珍贵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得不到有效传承等问题，要求进一步加强我国老字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和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工作。通知要求对掌握主要传统手工技艺的老字号代表性传承人进行认定，资助代表性传承人授徒传艺，并为其提供必要的传习活动场所，以及开展展示、研讨和宣传活动的条件。对于老字号所蕴含的传统技艺和经营理念，根据其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分别纳入省、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切实加以保护。这其中必然会涉及有关老字号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此外，对于部级名录的生产性保护，可能涉及多个相关政府部门，其保护措施需要进一步研究协调。如实践中，有些传统工艺产品涉及的商业秘密、商标保护即可以适用现有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定。就商标保护而言，商标保护的对象是基于非遗制造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而不是非遗本身。
六、非遗保护与知识产权的关系
尽管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一直存在分歧意见，但鉴于实践中出现的如赫哲族民族乡政府诉歌曲《乌苏里船歌》创作者郭颂，中央电视台，安顺市文化局诉《千里走单骑》剧组等案例，《非遗法》对此作出了衔接性规定。《非遗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规定，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知识产权的，适用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基于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尚无定论，而且本法目的只是对非遗提供行政保护，因而不宜对知识产权这种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规定。因此，该条规定实际上只是针对使用非遗可能涉及的知识产权问题在法律适用方面的一个规定，并不涉及非遗本身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如部级非遗项目“内联升千层底布鞋制作技艺”本身的商标权难以成立，但使用这种技艺生产出来的布鞋产品则可以申请商标注册获得保护。又如，生产中药产品过程中的中药炮制技艺可以通过商业秘密进行保护。由此可见，前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通常会涉及非遗使用而产生的知识产权问题，需要在非遗保护中予以注意。
参考文献：
(1)信春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解读》，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措施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7）04-0263-01
一、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现状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民族文化的精华，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一直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是公众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而现阶段，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现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认识的提高，从而使得这一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我国还初步建立了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在完成第一次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同时，还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国家、省、市、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这样，不仅加强了对一些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同时也将非遗保护工作推入了依法保护的轨道，使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更深入人心。
另一个方面，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如过度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申报而进行造价等现象，这样不仅忽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特点，同时也使得文化趋同化现象越来越严重，最终不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二、新形势下优化非遗保护与传承工作的措施
1.根据非遗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方式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多，所以在对其进行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采取多样化的保护方式。
首先，对于一些以物质或载体为依托的传统手工技艺、美术类项目剪纸、木刻、石雕、绣花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说，因为其与民众的信仰和心理诉求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其在历史上就被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下来，所以在现阶段对其进行保护时，应该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规律而使其进入到市场中来，并为其发展提供驱动力。在这一过程中，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对于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发展可以采取商业经营的方式进行，但是不能将商业经营看成是产业化经营。而是要从历史的发展中吸取经验教训，将产业化转变为个体手工业。对于一些发展潜力较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相关部门不能将其完全推给市场进行发展，而应该提供充足的资金来确保对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其次，对于一些以口头表演为主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继承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历史发展至今，人们的社会环境以及人文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迁，随着全球化、现代化以及城镇化时代的到来，要想做到完全的保护和继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一情况下，就应该采取必要的手段来扭转这一困境，对此，我们可以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的基础上，采取录音、录像等现代化技术手段，对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记录，并通过博物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区等相关基础性设施的建设，来保存和展示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而实现资源的共享。
最后，对于一些以艺术表演为主的如音乐、舞蹈、杂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其具有较强的表演性和参与性，其能够离开所属区域的文化遗产进行创新和开发。对于这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对其进行全面、详细的统计和调查，并按照不同的类型将其进行分类和整理。此外，在掌握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点的基础上，还应该认真学习和挖掘其潜在内涵，并运用现代化的先进技术手段和新的理论知识来对这些文化进行加工和处理，并对其进行继承创新，使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在进行创新的过程中，我们要认真把握创新的尺度，避免出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走样的现象，不能将其艺术的传承变为商业气息浓厚的演出。
2.加大对非遗保护与继承的宣传力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民群众所创造出来的，而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来说，也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对此，相关部门应该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继承的宣传力度，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民众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真正的主人，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一些企业、学者，对其的开发与传承都应该以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参与。所以，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来说，我们应该利用传播媒介，加强社会公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继承意识。如社区可以根据自己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开展文化遗产日、非物质文化遗产节等，发挥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志愿者的作用，广泛的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还可以通过展览、演出、培训等方式来提高人民群众共同参与意识和保护意识。此外，还应该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相关内容编入到学生的课本中去，加强对学生的教育，并在课堂上通过开展作品表演、专题讲座的形式来培养学生对传统文化的情感，让青少年学生成为优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3.充分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具有良好的专业素养，其在参与精神文化活动时，对于精神的追求往往高于对物质的追求。所以，我们应该充分的尊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重视与其思想交流，让其感受到自己工作对于我国文化的重大意义，有利于传承人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自觉意识的形成，从而提高其工作效益。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身上所承载的并不是简单的技艺或者知识，而是某个时期以及区域的文化精华，要想使这些文化得到保护和继承，就应该给予传承人一定的权力，并通过法律保障措施来促进非物|文化遗产的传承。
4.为非物质文化的保护与继承营造良好的环境
面对现阶段文化保护和传承体系不完善、资金投入少等问题，我们要采取积极的措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营造出一个良好的环境，减少或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如通过采取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始基因的方式以及政府相关保护政策的支持等来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工作的顺利开展。
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一种比较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同时也是发展我国文化公共服务事业的有力保障。所以，我们要做好对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工作，使其在新形势下通过各种方式来融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并发挥出其最大的价值，为我国生产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参考文献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7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生依附于人，并且离开了人就不复存在;而物质文化遗产在形成后则不依附于人，以其有形的状态独立存在。从这一点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具有天然的“以人为本”的属性。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定义中，“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照此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类:(1)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手工艺。①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非物质文化遗产下的权威定义中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天生就是依附于人的，这种依附不仅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人创作出来的，而且还表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离开了人就不再是其本身，因为大多数时候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生产活动，存在于生产者进行的生产劳动中，是以一种无形的、看不见的形态而存在的，这也是“非物质”的含义所在。比如，日常生活中被人们经常称作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少数民族手工艺品或民族歌舞表演，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形载体，真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是一种知识、技能或节庆，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存在于人们眼睛能看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态载体之中。再如，中国书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们所见到的颜真卿、柳宗元写下的一个个漂亮的毛笔字并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颜真卿和柳宗元高超的书法写作技能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技能隐藏在他们书法作品的中，并经过千百年的传承和发展形成了具有自身独特体系的写作技能———中国书法。在这个案例中还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流传下来的颜真卿和柳宗元书法作品真迹是珍贵文物，是物质文化遗产，而隐藏其中的书法技能才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看来，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但不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这样的一体两面性，比如歌舞和乐器演奏技巧、民族医药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关系的确值得探讨。由上述例子可以看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能脱离人而独自存在，它往往是一种生产技能，像知识一般只存在于人的脑海里。正因如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不亚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存活的土壤，传承人数量的多少直接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强弱，而且像颜真卿、柳宗元这样的传承人具有不可替代性和稀缺性。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传承人。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危机
2011年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二十九条明确规定，“国务院文化主管部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对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可以认定代表性传承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符合下列条件:(一)熟练掌握其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在特定领域内具有代表性，并在一定区域内具有较大影响;(三)积极开展传承活动。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参照执行本法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评审的规定，并将所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予以公布。”第三十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根据需要，采取下列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传播活动:(一)提供必要的传承场所;(二)提供必要的经费资助其开展授徒、传艺、交流等活动;(三)支持其参与社会公益性活动;(四)支持其开展传承、传播活动的其他措施。”第三十一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应当履行下列义务:(一)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二)妥善保存相关的实物、资料;(三)配合文化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四)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益性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无正当理由不履行前款规定义务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取消其代表性传承人资格，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丧失传承能力的，文化主管部门可以重新认定该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①可以看出，国家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有着明确的定义，并且给出了明确的资金和政策扶植措施，也明确规定了传承人需要履行的义务。但是，当前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中依然存在传承人紧缺的问题，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呢?带着这个疑问，笔者于2014年12月初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分别采访了两位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位于黔东南州首府凯里市的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附属苗医医院，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该院拥有两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医药•九节茶药制作工艺和侗医药•过路黄药制作工艺。笔者采访了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袁涛忠医生。在谈到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政策有何值得改进之处时，袁医生认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政策不好，而是少数民族医药传承人的思想还跟不上政策的步伐。苗族和侗族由于身处交通相对落后的山区，与外界交流偏少，长久以来形成了保守顽固的思想。苗族与侗族都属于只有语言而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所以苗医药和侗医药的传承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口口相传。而改革开放以后，许多民族医药传承人因为觉得仅靠给乡亲看病而象征性地收取微薄的医药费不能致富，也开始陆续外出打工，这样造成了许多珍贵的药方现在实际上已经失传。吴培焕是黔东南州民族歌舞团资深侗族大歌演员，侗族大歌作为贵州省唯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在省内外均有较高的知名度。采访中，她谈起了侗族大歌传承人面临的危机。年近五十岁的吴培焕是黔东南州黎平县口江乡人，她的母亲是一名侗族大歌歌师，从小耳濡目染，吴培焕也逐渐喜欢并学唱侗族大歌，并于初中毕业后就进入了黔东南州民族歌舞团，从此当上了一名侗族大歌演员。1986年和1988年，吴培焕作为中国文化访问代表团的一员，曾经到法国、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马来西亚表演侗族大歌。回忆起在法国巴黎的表演经历，吴培焕激动地说:“当时那些专家真的是喜欢得不得了，演出大厅内全部坐满，连过道上也坐着人。我们一口气唱了36首侗歌，几乎涵盖了所有门类的侗族大歌歌曲，有琵琶歌、牛腿情歌、笛子歌、玩山歌、河边歌等等，表演完所有歌曲后，在场观众还意犹未尽、不愿离开。观众的热情难却，姑娘们又加唱了五首歌，之后观众仍然不肯离去，是在中方带队同志的苦苦劝说之下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的。”后来吴培焕问了其中一位外国声乐专家，为什么你们听不懂我们唱的歌词还这么喜欢我们唱的歌?专家回答她是因为侗族大歌的曲调实在是太优美了，而音乐是跨越国界的，因此大家凭着韵律就会爱上侗族大歌。但是谈起传承人的流失，吴培焕流露出一丝忧伤，因为外出打工比在歌舞团唱侗歌赚钱多，近些年已有不少传承人选择了远走他乡。另外，黔东南甚至贵州省内，至今仍然没有一所专门的侗族大歌音乐学校，也没有一家专门经营侗族大歌的演艺公司。像吴培焕这样能够进入州一级歌舞团的侗歌传承人在他们乡乃至全州都只有少数，那些没有国家财政供养的大歌演唱者只能选择外出打工另谋生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采访，笔者发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传承人因为得不到可观的经济效益，从而选择外出打工的现象很突出;二是当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有待挖掘，传承人和许多当地人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熟知的苗药、侗药或侗族大歌蕴含的巨大医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欧美医学界对于中医的重视程度不亚于国人，而吴培焕在法国巴黎的表演经历也说明了国外声乐界对中国民族音乐的喜爱。因此，如何使传承人对流传到自己身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充满信心，并且可以通过非遗的保护与传承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是当前传承人保护面临的重要问题。
三、市场化条件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
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人本化”属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传承人危机，本文结合上述调研，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人本化”模式。所谓“人本化”模式，就是要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充分调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同层面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在“人本化”模式中，最重要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传承人的繁荣与发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际公平的基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问题上，有学者已经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权应归属于来源群体和传承人”。①而在侗族大歌发展演化的历史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侗族大歌作为黔东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在其盛行的清乾隆年间曾出现过3个著名的歌师，即陆大用、吴万麻、吴金随。他们一生创作或编唱的许多侗族大歌被后人称为“嘎大用”(陆大用创作的大歌)、“嘎万麻”(吴万麻创作的大歌)和“嘎金随”(吴金随创作的大歌)。在侗族大歌流传的南侗方言地区，他们创作的侗族大歌占侗族大歌流行曲目的80%，至今人们仍在传唱或用其歌调填新词传唱。②由此可见，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六大主体中地位最为重要的主体，他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拥有文化权利，又拥有财产权利。所以他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主体，又是市场主体。与此同时，传承人又是其他各主体之间相互作用的桥梁与纽带，并辅助其他主体产生作用。在传承人的特殊地位之上，“人本化”模式中包含了三大类主体:市场主体、文化主体以及行政和法律主体。
(一)市场主体传承人、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市场主体。笔者在探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危机时，找出了形成危机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传承人不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中获取足够的经济利益，而市场化则可以解决这一难题。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在这一场所中，传承人的身份变成了文化商品的生产者，负责向消费者提供可供选择的文化商品。但是，当前的文化市场上，无论侗族大歌还是苗药，都缺乏完善的市场运作，即由专门的经营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包装、宣传和营销，将非遗作为商品投入市场。因此，经营者也是市场主体中的重要一环。市场是商品交易的场所，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医学价值，有价值的东西就可以推向市场进行交易，当然前提是商品要合法。将商品推向市场进行交易，就可以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转化，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的艺术或医学价值转化为传承人的收入，为这些价值买单的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有需求的消费者，这些消费者或是到侗寨旅游途中观看侗族大歌表演的观众，抑或是购买苗族医药对骨折进行治疗的患者。
(二)文化主体传承人、学者与共生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文化主体。传承人作为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天生就承担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所蕴含的文化价值的传递者和生产者。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价值的传承中，学者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会自己“说话”，需要调查者和研究者的定义。他们的主体意识在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其生存的田野走向学术的层面，要经过研究者的参与观察和深度描写。③当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的知名学者往往集中在大都市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基层十分缺乏专业性的研究人才。学者的作用是两点，一是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味”，二是在此基础上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味”，简而言之就是追溯历史、与时俱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问题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学者和传承人都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此外学者还要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市场化当中需要注意的经济学问题，在城市化进程中要注意的社会学问题等等。最后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群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者是指与非遗传承人在一个空间内生活的人，但他们并不掌握非遗技能，可以将共生者简单理解为传承人的乡里乡亲。非遗共生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也有重要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从共生者到传承人的身份转换。古人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生者，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对于非遗的理解远远超过外地人，因此将他们吸收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大军是有可能的。
(三)行政和法律主体行政者与司法者共同构成了“人本化”模式的行政和法律主体。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保护问题，法律界已经认识到不仅仅是保护包含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知识产权那么简单。一些学者认为，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它的保护需要依赖综合性措施，知识产权不能成为保护传统文化的主要手段。①有学者进而主张，采取融公法和私法于一体，多种保护手段相配合的综合性法律制度。②还有学者主张实行双重权利保护，即分别立法，采取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权利的双重保护。从文化角度来说，两者分别涉及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策法律问题;从法律角度而言，两者各自归属于传统的私法领域和公法领域。③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类学者的观点，即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实行双重权利保护，这样就既需要行政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属于“集体人权”的文化权利进行保护，又需要法律主体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属于“集体产权”的知识产权进行保护。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8
一、消除思想偏差，提高认识责任是前提。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多的地方大多是经济欠发达地区。迫于生计的需要，这些地方的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只剩下老弱病残幼在家留守，出现文化断层；特别是随着文化交流的增多，人们在更多地接受外来文化、丰富文化生活的同时，审美观念、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改变，年轻一代大多不愿意按老一辈的方式生活，更愿意过城里人的生活，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承的文化空间正在消亡。另外，有的是因为乡村苦于资金缺乏，无力进行有意识有计划地保护与传承。有些地方，上至领导干部下至普通百姓，多人都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简单地理解为能兴办产业、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而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意义。有的只重视重点代表性项目，而忽视一般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要原汁原味地保护，不能有一点创新性开发。有的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只是文化部门的事，与自己无关等等。当前，大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挂靠在当地的群众艺术馆、文化馆或文化局，工作人员也是由文化局（馆）内部人员兼任，经费也没有独立核算，普遍存在工作职责不明、工作团队不专、工作经费不足等问题，无法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专业化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
当前，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首要的就是要大力破除这些认识偏差，真正认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不仅是一种文化教育，更是一种精神教育。要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正确认识保护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加快城市建设、促进经济发展、提高民族凝聚力的重要意义。特别是从事非物质文化保护传承工作的单位和部门的具体工作人员，更要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加强责任心和使命感，用实际行动让祖先留下的文脉与文化在我们的手中得以继续传承和发扬。
二、注重群众参与，形成保护与传承的文化自觉性是基础。非物质文化遗产源于民间，属于广大民众，民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的真正主体。近年来，像怀化市通道、靖州等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所以有成效，重要的一条经验就是发动群众，注重让群众参与。如通道近年来就先后组织部级非遗项目“侗锦织造技艺”、“侗族芦笙”等活动，并参加了澳门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韩国第四届首尔国际纺织品博览会、上海世博会、全国少数民族非物文化遗产调演等国际国内大型节会活动，让侗锦、侗族芦笙等走出了湖南，走出了国门，提高了侗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同时它形成产业，与提高百姓收入结合起来，在全县主要织锦乡镇的村寨设立侗锦传习所，邀请部级、省级侗锦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到传习所开展传习活动，采取“分散生产，统一收购”的经营方式，让广大侗族妇女在家中编织侗锦，现全县织锦妇女多达3800余人，基本恢复了侗族妇女的织锦习俗。
由此可见，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重要的就是发动群众，让保护与传承成为群众的文化自觉行为。同时通过报刊、电台、电视台、互联网等各种媒体，广泛开展宣传工作，通过举办苗族歌鼟大赛、民俗贺新春演出、炎帝原生态民俗文化艺术节等群众文化活动，搭建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平台，吸引更多群众参与。积极组织“侗锦织造技艺”、“苗族歌鼟”、“侗族芦笙”等非遗重点项目，参加全国少数民族非物文化遗产调演等，扩大怀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和社会认同。要大力培育发展一些能承接政府职能部门的民间组织如侗锦传习所等，与发展区域文化产业、帮助群众自身致富结合起来，从而为政府自身减负，并为民众自发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搭建平台。
三、加强对传承人的保护与培养，畅通保护与传承的渠道是关键。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看不见的，它是以人为载体的。传承人作为传递非物质文化的关键，以活着的传统、活着的文化形式生活在民间。由于大部分传承人要么年岁已高，要么社会活动能力有限，处于社会底层，往往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链中最需要加以保护的脆弱部分。像怀化市共有市级以上保护项目代表性传承人148人，其中，9位部级代表性传承人平均年龄66.3岁，70岁以上4人（已故1人），50-69岁的4人（已故1人），最小的也已48岁。24位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中60岁以上的13人（已故1人），占54%，年龄最小的也有40岁了。115位市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中40岁以下的仅8人，占6.8%。老龄化，断层现象严重，随时有人亡艺绝、人走歌息、人去楼空的困境发生。当前，对传承人的保护，大多还只停留在给传承人颁发证书的阶段。重申报轻保护，重号召轻管理的现象比较严重。这些传承人要么年事已高，对传承工作力不从心；要么难以凭借某种传统文化技能维持他们的基本生存，不愿意或无法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工作，特别是一些青年人因收入不高，社会地位低下，学习技艺吃不起苦，而不愿意学。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重要的就是要做好现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发掘和保护工作，要突出文化传承人的价值，尊重其劳动成果并改善他们的生活，适当地给予一定的生活补贴，改善他们生存和生活现状，帮助消除后顾之忧，激发传承人的积极性和社会荣誉感。同时，要注重后备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通过举办文化艺术节、少数民族文艺调演等，加强民间艺术团（队）建设等培养民间文化艺术人才。又要立足地域文化特色，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开展形式多样的培训，培养乡土文化人才。
新晃县以天井寨老艺人为教师，以《中国侗族傩戏“咚咚推”》为教材，培训县级以上非遗项目后备人才800余人次。沅陵县以城区中、小学校音乐教师为骨干进行民歌培训，学唱县内不同风格的山歌、号子等，就值得学习借鉴。要以民族文化进课堂为契机，突出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备人才培养。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示范学校”、“传统技艺课外实习基地”等形式，将一些传统手工技艺、民族建筑、民族习俗等编印成册发放给学生，定期或不定期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深入学校授课和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活动，把教育与文化保护结合起来。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9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在社会中的传统文化，是广大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是在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中产生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更紧密地融入生产、融入生活，才能获得持久的生机和活力。根据这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化部提出了“生产性保护”的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指在具有生产性质的实践过程中，以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为核心，借助生产、流通、销售等手段，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资源转化为文化产品的保护方式。目前，这一保护方式主要是在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实施。在有效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既增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生命力和活力，也能让当地的传承人和群众获得收益，提高他们的传承积极性，培养更多的后继人才，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奠定持久、深厚的基础，同时也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文化消费，扩大就业，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是当前文化建设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全社会、全民族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为了树立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典型，引导探索总结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具体做法和有益经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201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精神，文化部开展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工作。截至2011年3月底，各地共推荐了3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企业或单位。
在各地推荐的基础上，文化部制定了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评审原则和标准，主要有：
(一)推荐单位或企业直接开展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的生产性保护活动；
(二)在生产性保护活动中坚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完整性以及核心技艺的保护和传承；
(三)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记录、保存、保护、展示、宣传、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并且传承有序，涌现出一批后继人才，五年保护计划切实可行，在本省(区、市)及周边地区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四)通过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活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提高了传承人的地位和收入，扩大了就业岗位，为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
(五)在同等条件下，有部级代表性传承人的项目优先考虑，部级代表性传承人所在的单位或企业优先考虑；
(六)重点关注传统美术、传统技艺类项目；
(七)从严掌握标准，坚持公平、公正，不搞地区平衡。
根据以上原则与标准，经过专家初评、逐项实地考察、评审委员会审议、公示等程序，文化部于2011年10月31日命名公布了北京市珐琅厂有限责任公司等41家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2012年2月，文化部将制定印发《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概念、意义、原则、措施、工作机制等提出明确要求，为科学开展生产性保护工作提供指导。
非遗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篇10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人【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
非物质文化遗产拥有厚重的文化积淀，凝聚了中华传统文化因子，呈现出了文化的多元性。当下，面对全球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发展趋势，应审时度势，全面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工作，提高文化事业发展水平。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价值解读
保持文化的多元性，提高文化软实力。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群众在生活实践中逐渐创造演绎出来的，是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蕴含着文化的精义，是文明的结晶。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当代传承，不仅有助于弘扬传统文化，也能维护文化的多元性，促进文化发展。此外，全面做好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能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中蕴含重要力量，尤其是具有独到的艺术造诣、思维模式及情感表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呈现出社会、艺术、文学以及科技等方面的价值，是维系民族情感，提高民族凝聚力的纽带，也是实现文化发展创新的源泉，彰显了文化软实力。
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多样，不仅有民间美术、戏曲、民间传说，也有节日风俗、传统杂技等，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求，使人民群众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当下，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不仅能更好保护传统的精神文化，使其更为丰富；也能够结合时代需要，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产品，满足广大群众化精神文化消费的需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产业。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难点
传承人的匮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最大难点是传承人缺乏。由于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效益不佳，学艺过程中充满艰辛，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实效，再加上学艺也需要个人禀赋等方面的综合因素，以及传承人并未受到社会的认可及社会地位不高，使得非遗项目难以找到合适的传承人。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独门绝技，传承人作为非遗项目核心，如果缺少传承人，就会出现后继乏人的情况，传承陷入尴尬。
文化遗产生存环境堪忧。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变化，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环境遭受到较大冲击。特别是人们的生活理念、方式的变化，传统的民风民俗难以被年轻人所认可，传统的信息资源、文化符号渐渐被扭曲，出现了变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土壤渐渐受到了破坏。实际上，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靠独特的土壤才能生存，这无疑加剧了其消失的进程。
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还存在重视申报开发，缺少保护管理的困境。有的地方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成功之后，保护措施不到位，出现了超负荷利用，甚至是破坏性开发。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看成是金字招牌，专注于挖掘其含金量，缺少保护与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原则
一是系统性原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要与当地的经济、科技、文化与政治等实际紧密结合，系统性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特殊技艺，突出其经济价值，加快推进当地特色经济的发展水平。与此同时，也要深入探讨曲艺、舞蹈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推动道德体系的建构。还要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其不仅是文化整体，也呈现出多种文化形态，虽然在内涵、形式及功能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别，但都是民族情感的衍生品，具备一致性，是民族文化的共同体，是相互联系的。
二是可持续原则。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最终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考虑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涉及到的领域多，并有着较广泛的覆盖面，内容相对来讲，也较为庞杂，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一定要摈弃急功近利的错误理念，开展科学规划，逐步实施，做到近期目标和远期目标的结合。特别是对具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开展可行性研究，逐步推进，长期坚持，确定合理的规划，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永续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举措
首先，全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及培养工作。一方面，做好非遗项目传承人的保护工作。一是构建完善的经济保障模式。非遗项目文化传承人确定后，需要解决其生活方面的问题，对其进行一定的生活补助是非常有必要的。非遗项目所在地要设立非遗传承人资助方面专项资金，给予其必要的生活补贴，不仅体现政府对非遗保护的重视，也能确保非遗传承工作能顺利进行。与此同时，在全面掌握传承人现状后，对各级名录的传承人加以认定与命名，特别是对那些有突出贡献的传承人，应给予额外的资金补贴，确保资金及时到位。二是还要给予荣誉称号，让其成为文化市场领域的“带头人”，以此来更好地传承技艺。
另一方面，加强非遗项目传承人的培养工作。要着眼于非遗项目发展的未来，科学合理制定传承人培养制度。政府不仅要提升传统师徒制培养模式下传承人的工资待遇，同时，也要给予那些自愿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的人必要的生活补助，搭建良好的学习氛围。鼓励非遗传承人积极参与非遗项目展示平台，提升非遗项目收益水平，进而激发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非遗项目传承中来，扩大非遗传承项目传承队伍，培养大量的专门人才，提升管理效能。再者，政府也要制定相关的政策，为那些新参与进来的传承人提供政策保障，让其无后顾之忧，更好融入到非遗项目的钻研中，提高非遗项目的传承水平。
其次，创建非遗项目文化生态区。非遗项目本身有着自己的文化生态，在建设文化生态区的过程中，要将原生性保护置于首位，要坚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特别是依附于农耕文明的非遗项目，其所依靠的社会经济基础在逐渐消解，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以活态保护为主，静态保护为辅的方式，落实好非遗项目的保护，打造非遗项目保护的生态博物馆，为实现静态保护提供更好指导。另外，还要不断壮大保护主体，需要是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动因，非遗项目从不同角度、层面满足大众的生活、生产及精神需要。善于利用非遗项目充分满足人们日常需要，也能收获较好的经济效益。
最后，激发非遗项目的生命力，提升开发与保护档次。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悠久的历史，源自民间，有较重的乡土气息。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文化多元化的日益深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及文化土壤出现了诸多新变。但是，考虑到非遗项目的主体是民间，要实现非遗项目的传承，必须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更加注重非遗项目在民众生活中的生命力与具体功能。因此，需要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展必要的创新变革，实现与时俱进。要善于取其精华，重点发展，适当引入新的形式与题材，将传统的艺术文化和当代思想、科技手段相融合，让具有传统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当代文化实现相融共生，演绎符合当代人审美、娱乐需要的非遗项目作品。同时，也要积极实行适当的产业化运作。要将文化资源转变为文化产业，激发其潜在的价值，开创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代传承的新局面。
（作者单位：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金城学院）
【参考文献】
①徐辉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法律保护机制探讨》，《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