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求理论篇1
［关键词］凯恩斯就业理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生成机制
［中图分类号］F24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1－0035-05］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通货膨胀也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国际收支状况良好，但就业形势却日趋严峻。在此，笔者从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模型入手，从理论上的整体失业概念阐释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及其治理对策。
一、凯恩斯就业理论与中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提出
对就业的理解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考察，第一个层面是潜在的就业规模。它是指意愿劳动力的总需求与意愿劳动力总供给相等时的就业规模，即均衡就业规模。第二个层面是充分就业规模。它是指非自愿失业为零时的就业规模。在新古典理论中，均衡点右边的失业均为自愿失业，只有在均衡点左边才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因而，在均衡就业规模上就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实现了充分就业。潜在就业与充分就业虽然内涵不同，但外延是一致的。第三个层面是实际就业规模。它是指经济社会中所实际存在的就业规模。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所提出的失业类型是周期性总量性失业。他认为，潜在就业就是充分就业，解析非自愿失业的基本思路是将实际就业规模与潜在就业规模分离开来，而分离开来的基本工具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在一个信息不对称和未来不确定的社会里，价格向量（包括工资）是呈刚性的，有效需求可能是不足的。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商品市场萧条，企业就会通过解雇工人来对付产品滞销，从而一部分工人就会被迫离开他们的供给曲线，成为非自愿失业者，这种失业不能通过实际工资的变动而减少，必须提高总的有效需求，使商品供大于求的状况消失，才有可能重建充分就业均衡。在他的理论框架中，充分就业规模是一个外生变量，而实际就业规模受到有效需求的调节。有效需求限定了总供给，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使社会总产出与有效需求趋于一致。这一自发均衡产出规模决定了厂商对劳动力的实际需求，进而决定了实际的就业规模。实际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之间的差额就是非自愿失业。他用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解释了总量性的非自愿性失业的存在，并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虽然这种非自愿失业是总量性的，但是这一理论只能解释在经济周期的萧条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时的非自愿失业，而对在经济周期的繁荣阶段，有效需求旺盛时的非自愿失业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这种周期性失业具有阶段性，只有当有效需求不足时，总量性失业才能得到合理解释。实质上是他对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短期回答，而没有作出长期回答，他仅解析了短期的总量性失业。
从中国的失业的实际情况出发，中国的失业问题主要应该归结为劳动力的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而不是市场的功能障碍或者有效需求的不足。不可否认，在中国，摩擦性、结构性和周期性失业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失业人口的主体应该是劳动力总量大大多于就业岗位的总量而造成的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即使在经济处于高潮时期这一失业仍然是存在的，只不过这时的失业率稍低一些。在中国的失业人口中，既不能由自然失业解析，也不能由周期性失业解析的那一部分就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的总失业率在30%左右，而周期性失业率只能解释5%左右的失业率，自然失业率只能解释4%~6%的失业率，还有20%左右的失业率属于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因此，现阶段解决好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问题对中国社会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建构
（一）相关经济学流派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相关阐释
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萨伊，1803），经济社会不可能出现总量性的经济危机，社会资源可以得到充分利用。这一观点实际上是否认了总量性失业存在的可能性。
马克思的相对过剩人口理论（1867）认为：相对于劳动人口的绝对数而言，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家以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为目标，资本只有在其增殖的范围内才会雇佣劳动。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只是把工人人口分为产业现役军和产业后备军。同样，相对于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而言，劳动人口的绝对数量也是一个独立变量。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减少了单位资本对劳动力的需求。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限制了资本总量扩张，因而，劳动力的总供给不可避免地超过资本增殖对劳动力的需要，从而产生相对过剩人口。这种相对于资本价值增殖需要的过剩人口（产业后备军）显然就是长期的总量性的失业人口。相对过剩人口的提出揭示了长期的总量性失业产生的机制。相对过剩人口理论表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但是受当时的历史条件局限，他未能对这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形成机制作出深入的分析。
新古典经济学确定了劳动的边际成本等于劳动边际收益的就业边界的原则，合理地解释了自愿失业的存在。但是它没有解释现实经济社会中存在的大规模的非自愿失业现象。
现代新古典经济学将失业的成因归结为劳动力市场的功能障碍。依据新古典就业模型，工资的自由浮动可以出清劳动力市场。失业的持续存在，一定是工资的下降遇到了市场力量以外的其他障碍因素。这些因素引起了自然失业（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它对经济社会长期的失业作了部分回答，即它仅能对长期的摩擦性和结构性失业作出合理解释，而对其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缺少解释的功能。虽然它可以说明长期的失业，但这种失业主要是由摩擦和结构性原因引起的。
刘易斯在其提出的二元经济的传统经济部门进行分析时认为：在传统经济部门劳动边际生产力很低，甚至为零或负数。但劳动者的工资必须要能维持劳动者的最低生存，按这种价格提供的劳动超过对劳动的需求，劳动的供给是无限的。在劳动力供求均衡点之外，尽管劳动的边际成本高于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但在传统的经济部门中，劳动者都能直接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实现就业，劳动者实际上是处于隐性失业状况，其劳动边际生产力小于这个给定的不变工资的劳动人口。如果把它从传统经济部门扩展到整个国民经济部门来考察，他们就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他是从基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水平的角度来分析失业的，为解析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提供了一个思路。但是他是在传统经济的隐性失业的形态上研究失业问题，而不是在失业的一般形态上的研究。同时他只解释了国民经济整体中的一个局部（传统经济部门）的失业总量，而没有解析国民经济整体的失业问题。他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只作出了局部回答，而没有作出整体的回答。因而，要构建一个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需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原理推广到整个国民经济。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是不可能存在总量性失业的；马克思用相对人口过剩理论指出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存在的可能性；新古典经济学仅解释了自愿失业，没有解释非自愿失业；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也只解析了长期的摩擦和结构失业，没有解析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刘易斯也仅是在从国民经济的局部解析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没有从整体上有所阐释。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的生成机制在理论上并没有得到完整的诠释。
（二）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的生成机制
笔者首先分别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和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形状分析着手，然后在此基础上把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构造出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
1.劳动力的供给曲线。古典经济学认为，工资（劳动的自然价格）是由工人为维持其自身及其家属的生存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的，而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则是由生产它们所耗费的劳动量决定。劳动的供求关系不调节劳动的自然价格，而是劳动的自然价格调节着劳动的供给量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不是劳动的供给数量调节工资水平，而是劳动的工资水平调节劳动的需求量。正是因为在长期劳动的供给量总是趋向于劳动的需求量，劳动资源总是可以得到充分利用。依据其工资理论，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终止于与劳动需求曲线的交点。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劳动的需求价格，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劳动的供求均衡决定了均衡的工资水平。劳动的边际负效用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依据的是古典经济学劳动成本决定工资的决定理论，它是把劳动的边际效用和劳动的边际成本结合起来分析均衡工资的决定。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劳动成本决定劳动的供给价格（w）进而决定劳动供给量（L）的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劳动成本应是劳动的生产成本与劳动的使用成本之和。劳动的生产成本主要是指生产维持劳动者生活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而劳动的使用成本主要是指补偿劳动者因其劳动而带来负效用所需生活资料的价值。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生产成本，而忽视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结论；而新古典经济学只研究了劳动的使用成本，忽视了劳动的生产成本，因而只得出了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结论。它们都是片面的。所有的劳动者都要求工资必须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有些劳动者不仅要求工资补偿劳动的生产成本，而且还必须补偿劳动的使用成本。不同的劳动者对劳动的使用成本的评价各不相同。因此，与劳动的生产成本所决定的工资水平为最低工资水平，劳动供给曲线不能向左下方无边界地延伸，在最低工资水平之下，劳动的供给为零。而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所有的不要求补偿劳动负效用的劳动者愿意工作，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到了平行线的右端以后，要再增加劳动的供给，就必须要有更高的工资水平。依照对劳动负效用的评价由低到高的顺序供给劳动，劳动供给与工资水平正相关变化，劳动供给曲线表现为向右上方倾斜。到劳动的供给量到达劳动存量水平时，劳动供给就达到了极限。无论工资水平怎样提高，劳动供给量都不能增加，劳动供给曲线与横轴垂直。因此，总的劳动供给曲线如图1所示。
2.劳动力的需求曲线。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决定于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对劳动力边际生产力变化的分析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个维度进行。
（1）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短期分析。劳动边际生产力递减是以资本存量不变为前提的，它是一种短期现象。若资本存量发生了变化，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就会发生位移。在不同的短期有不同的资本存量，其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位置也就不一样。一般来说，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加，劳动边际生产力是向右上方移动的。资本积累对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位置的影响，实际上表现为不变投入――资本的变化所引起的短期边际成本曲线的位移。因为在短期，资本的投入是固定的，其边际成本为零，产品的边际成本全部表现为劳动成本，短期边际成本的变化从反面反映了劳动边际生产力的变化。而只要有了足够的资本积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短期，劳动人口是一个既定的数量，在资本积累的推动下，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总可以调整到劳动边际生产力等于工资率的位置，从而劳动力的总需求就可以吸纳所有的劳动人口。但在现实经济中资本积累是普遍不足的，这是因为资本存量已经调整到最优规模，无法再进行资本积累，即使进行了资本积累，资本增量也无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只有扩张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厂商才有资本积累的需求。而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有限是一个长期的制约因素，不仅在短期调整内无法解决，在长期调整中也是难以解决的。所以，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从这个角度看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长期性了。（2）劳动边际生产力曲线的长期分析。从长期来看，资本品是一种中间产品。对资本品的需求是一种派生需求，是由对最终产品的需求所决定的。资本品的价格受初级生产要素的优劣的影响。而由于初级生产要素都是有限的，而且在质量上有优劣之分。同时人们在进行资本品生产时，按照从优到劣的顺序使用初级生产要素。笔者在此假定产品的需求价格是既定的。当使用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生产产品时，如果产品的供给价格低于产品的需求价格，这说明这种产品还有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但是，最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的数量是有限的，当这种等级的初级生产要素被充分利用以后，要继续扩大规模，只能使用次优等的初级生产要素。这个过程持续进行，直至产品的供给价格等于需求价格，扩大生产的利益空间完全消失。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由资本品的边际成本决定的。因为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有资本品的成本耗费和普通利润构成。这就要求使用最劣等的初级生产资料的厂商也必须得到普通的利润，否则这些生产要素在经济上就无法利用，因而资本品的供给价格是逐渐递升的，这就引起最终产品的成本上升。
假设产品的边际效用线不变，而最终产品的边际成本线是上升的，两条线必定会在某一点上相交，这个交点就是效率约束条件的边界。这一点是宏观意义上长期调整所达到的最佳产量状况，整个社会的福利也是最大化的。在这个产量水平上，如果还有劳动力资源没有利用，那么这些劳动力资源只能处于一种闲置状态，这种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些闲置的劳动力资源不是不能利用，只是利用这些资源生产的产品的供给价格高于需求价格，经济上是不合理的。因而，只要确定了社会对最终产品的需求，就可以确定资本存量的最优规模，因为最终产品的需求决定了对资本品的这种派生需求。而该最优规模又是由效率约束条件所决定的产出规模来确定的。资本存量最优规模的确定就进而决定了厂商对资本品的投资需求。而厂商对资本品的需求限定了资本品的供给，资本品的供给一旦确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曲线也随之确定了。
3.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如图2）。在该模型中，on0为在一定时点上经济社会的劳动人口的存量。在e点左边的劳动人口on2处于就业状况，在e点右边的劳动人口n1n0因为不愿接受均衡的工资水平而失业，属于自愿失业，而n2n1的劳动人口的失业则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性质：（1）非自愿性。这部分劳动人口是在愿意接受均衡工资水平的条件下仍然处于失业状况，因而是一种非自愿失业。（2）总量性。这部分劳动人口之所以处于失业状况，是由于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小于劳动力的总供给，因而是一种总量性失业。（3）长期性。社会对劳动力的总供给是一种长期的总供给，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是一种长期的总需求，供求之间的不平等的状态无法通过短期调整来消除，因而是一种长期性的失业。从整体来看，这一部分失业是一种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
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模型把劳动力供给曲线不看作一条完全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而是把它分为三个不同的区间，一个区间与横轴平行，一个区间向右上方倾斜，一个区间与横轴垂直。当厂商对劳动力的总需求曲线在劳动力的供给曲线与横轴平行的区间（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时，潜在的就业规模与充分就业规模不仅在内涵上发生了分离，而且在数量上也发生了分离。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终端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充分就业的经济规模，而劳动力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对应的经济规模为潜在就业的经济规模，这两种经济规模之间的差额将引致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这时的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特别的重要。如果劳动力需求曲线不与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相交，那么经济社会将不会存在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如果交点位置位于这一区间，那么长期的总量性失业就必然会产生，并且交点的位置越往左，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规模就越大；反之，这种失业的规模就越小。在劳动力需求曲线的位置不变的情况下，劳动人口的增加表现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区间的延长，从而表现为长期的总量性的非自愿失业人口的增加；反之，则减少。
三、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对策
凯恩斯就业理论中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的对策是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扩张有效需求。这些对策对治理周期性总量性失业是有效的。但是用扩张有效需求的政策来治理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却是失效的。因为这种扩张有效需求最多只能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而要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规模，只能依靠扩张效益约束边界。凯恩斯认为，假定商品价格普遍上升而货币工资率不变，劳动力需求将增加，而劳动力供给保持不变，从而，效益约束边界可以扩张。因此，如果存在失业，通过增加货币量使价格提高就可以减少失业。但这种效益约束边界扩张仅是一种货币幻觉，而这种货币幻觉是不会长久，工人及其工会会觉察到价格上升所造成的实际工资下降，从而要求提高工资，并且在以后签订工资合同时把现期的通货膨胀率考虑在内。这样，工人逐渐将他们的预期价格水平调整到实际水平并且力求使实际工资调整到与价格上涨一致的水平，以弥补购买力的损失。因此，从长期来看，不能通过扩张需求的方式来扩张效率约束边界。在到了效率约束边界以后如果再继续扩张有效需求，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只能拉动通货膨胀。
凯恩斯对治理非自愿失业的对策主要是将实际就业规模调整到潜在就业规模。这种调整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是不产生影响的。根据上面的分析，对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的治理应当是将潜在的就业规模调整到充分就业的规模。当潜在经济规模小于充分就业规模时，两者的差额所对应的劳动力人口就是长期的总量性非自愿失业人口。这种调整就是要消除长期的总量性失业。这一方面，应该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充分就业规模是由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的终端位置决定。因此，缩减充分就业规模，实际上就是要减少在生存工资上的劳动力供给量，即缩短劳动力供给曲线上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其主要手段是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降低劳动参与率和适当地缩短劳动时间，实行灵活的就业制度等；另一方面，扩张潜在就业规模，引致资本积累增加，从而推动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使劳动力市场的均衡点向劳动力无限供给区间趋近。经济增长是解决就业的根本手段。从比较静态的角度考虑，经济增长的问题实际上是经济规模扩张问题，实际经济规模的扩张以潜在的经济规模为基础，潜在的经济规模由效率约束边界限定，而扩张效率约束边界一方面可以提高社会总产品的边际效用，另一方面可以降低社会产品的边际成本。其基本方法是技术进步、制度创新和管理改善等。
［参考文献］
［1］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方福前.当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流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3］刘易斯.二元经济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
［4］厉以宁，吴凯泰.西方就业理论的演变［m］.北京：华夏出版社出版，1988.
［5］杨宜勇.失业理论与失业治理［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0.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2
【关键词】工资理论；存量―流量模型；激励机制
【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937（2017）01-0020-04
一、引言
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一直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以及马克思认为劳动力市场是工资的接受者，工资是在劳动力市场之外被决定。其中，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工资受劳动力生活所必要的生活资料影响而独立决定，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是外生的，给定需求与工资水平，供给被内生决定、受需求的调节，认为在均衡之外不存在多余供给，劳动供求不能调节工资，工资调节着供给以迎合劳动的需求，即长期市场必然完全出清，市场零失业。而马克思从生产领域出发解释工资的独立决定，认为工资由生产过程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与供求无关，批判地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失业理论，但认为劳动力供给并不受需求的调节，是自发独立决定的，所以当劳动力供过于求时，多余的劳动力被解释为相对过剩人口，由此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市场非出清的原因。但是，马克思没有给出劳动力供给独立决定的原因，而且将失业引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机制，显然理论与现实存在矛盾。
至此，新古典经济学家克拉克提出劳动力的供给是由边际生产力决定的，是内生的，假定劳动力是一种稀缺性资源而独立供给，工资水平由最后一单位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形成于劳动力市场内。之后，刘易斯用古典经济学生存工资理论完善克拉克无法解释当边际生产力递减至零甚至负数时工资不为零的特殊性。马歇尔提出均衡理论，认为劳动力供求决定均衡工资水平，工资于市场内生，反过来工资水平的不断变化也可以促使劳动力供求均衡。所以从长期看，得出劳动力市场可以完全出清的结论。
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对新古典经济的均衡理论提出了两个挑战：一是劳动力市场实际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其出清工资水平，且具有向下的粘性，导致劳动力供求关系失去了对工资的调节功能；二是无论市场经济是繁荣还是衰退，长期内都存在着大量的非自愿失业人群。理论与现实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现实对劳动力市场工资的供求决定机制提出了质疑。
对此，凯恩斯在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背景下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理论，同时，对新古典经济模型中隐含假设价格可以随供求变化而作出迅速反应，即价格具有浮动性提出了否定，引出工资粘性理论解释了现实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出清水平的缘由。当有效需求不足时，因劳动力存量市场工会力量等因素的存在使得名义工资在一段时间内存在粘性，导致流量市场上劳动力的需求量下降，而在此背景下，流量市场劳动力的意愿供给原则上只增不减，这些供给能否实现就业取决于厂商对劳动的意愿需求。显然，当前者大于后者形成失业就是非自愿性失业，对符合当时社会经济实情的非自愿失业现象作出了一种理论解析。
然而，凯恩斯学派一方面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指出工资的形成，另一方面在流量市场用新古典经济学供求均衡模型分析问题，造成了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
二、文献综述
依据新古典学派原理解释，只要劳动力市场完善、健全，市场一定可以形成使得劳动供求均衡的出清工资水平。然而现实劳动力市场之所以没有形成出清工资水平，是因为市场化不健全。庇古给出现实市场出现失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愿接受当前的工资水平，其被称之为自愿失业，而因摩擦性因素出现的则称之为摩擦性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古典经济学理论，既强调了理论的实用性，也对现实情况做了新的解释。新古典学家认同古典经济学家认为从长期看劳恿κ谐×闶б档墓鄣悖即在完全市场化前提下，市场能够形成出清工资水平使得市场供求均衡。但是认为工资是内生的，将失业的缘由归结于现实劳动力市场化不健全，造成了摩擦性失业，且是自愿的、短期的。显然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新古典理论与实际的矛盾。
确实，运用庇古市场化不健全观点可以解释部分现实现象。比如说，市场化学说对建成健全的工资决定机制影响深刻。刘俊和徐志强[1]指出要想实现这一机制就要使工资体系和结构随市场化进程相同步，只有使得工资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水平提高，才能建成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且通货膨胀、劳动生产率以及失业率是重要影响因素。在城市化方面，张松林[2]指出在完全城市化进程中，市场化完善程度对劳动收入的占比负效应越来越弱，应以市场化来推进城市化，以加快城市发展建设。在收入分配方面，田卫民[3]、陈享光和李克歌[4]指出，正是因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市场化程度不健全，造成了收入分配格局有了较大的分化。柴国俊[5]、贺光烨和吴晓刚[6]认为需要加大市场竞争才能改善性别歧视，因为随着市场化的不断完善，收入差距因性别差异而不断扩大。
综上，说明从市场化不健全角度出发，确实帮助人们更好地解释了生活中的一些不规则常态。但仍旧无法解释无论经济实况如何都存在的大量失业，还是非自愿的，长期的。事实证明，即使在西方市场化水平已然很高的国家依然是失业与高工资水平并存的状态，说明它们的市场还是非出清，所以现实与理论之间矛盾依旧突出。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对市场出清问题作了探究，点明了市场非出清的根源是名义工资粘性的存在，并提出了粘性工资理论，认为工资的决定与劳动力的供求无关。认为是市场内部失灵、有障碍，然而却用工会力量、信息不及时等一系列市场外部原因来解释为何供求机制对工资失去调节功能。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价格形成是由要素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构成均衡水平，即在厂商的生产函数里，要素供给与需求是自变量，价格是因变量。而在凯恩斯经济学生产函数中，不仅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相互独立，工资也与供求独立，供给、需求和工资三者两两独立，所以就出现市场非出清的一个常态，否定了供求关系对工资的影响。换句话说，凯恩斯也认为工资不是由供求机制所决定。
运用凯恩斯模型确实可以解析庇古非市场化论不能解释的部分。例如，王艺明和蔡昌达[7]、杨慎可[8]利用凯恩斯模型分布证明了因成本渠道的存在会弱化货币政策效应和政府财政乘数效应，使得不同类型的政策所起作用差别较大。张四灿和张云[9]在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框架下，解释了中国经济波动出现的平稳化趋势与企业预算约束硬化的不断变化有关。在就业与失业方面，王君斌和王文甫[10]、郭春良和吕心阳[11]在动态凯恩斯主要视角下得出就业波动与非技术冲击相关性不大，应留意市场非完全竞争因素。同样视角下陈利锋[12]发现“失业回滞”问题在中国的存在，解释了我国失业表现出较强持续性的原因，指出失业的持续性及失业超调的幅度会因不同冲击、不同劳动偏好等系数的不同而不同。
显然，凯恩斯模型对市场出清假说作出了重要补充，对于解析现实高工资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有着重要贡献，但是模型自身并没有解析彻底而且只能解释周期性的非自愿失业常态。之所以根据有效市场理论信息不能反映到劳动力供求关系上从而调节工资、工资也不能反过来调节供求关系，是因为工资本身就不在供求框架中形成。显然凯恩斯理论存在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的冲突。本文就是要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科学地解释这一冲突，并理解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机制。
三、经验分析与模型构建
（一）经验分析
研究发现，从古典经济学派到凯恩斯学派，都是在总量模型内分析价格（工资）与市场出清之间的关系，综上所述，可以将前人就此发展脉络概括为表1。
新古典模型隐含了一个对价格的假设，即价格（工资）可以随着供求的变动作出快速的反应，所以得出无论是一般产品市场还是劳动力市场总是可以长期出清且价格保持均衡的结论。然而，凯恩斯学派对工资具有浮动性或伸缩性提出了质疑，认为现实经济中，由于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不确定性，工资是刚性、粘性的。依据货币市场、房地产市场等将总量区分为流通量和非流通量，可以将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总量区分为流量与存量。基于存量―流量模型，凯恩斯在谈论工资与市场出清时定义的工资内生其实与古典经济学派、马克思、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外生或内生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内生于劳动力存量市场，后者是内生或外生于劳动力流量市场。
经验事实证明，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已就业人士，一般情况下，所关注的是工资水平，而流量市场上的劳动者都是求职者，所关注的却是能否成功就业。所以，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形成与流量市场上的就业因素无关，只与存量市场上的非就业因素有关，也就与供求机制无关。在劳动力存量市场上，因劳动力具有一般产品所不具有的激励特殊性，厂商会因为想要得到高效率产能而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防止后者偷懒而只能获取低效率的产能。然而，劳动者若工作努力，会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所以存量市场上的劳动者努力工作程度取决于厂商所愿给予的激励，即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变动由激励机制所决定。
（二）模型构建
本文在徐泓等所用的RoSS激励机制模型的基a上进行修正，构建存量市场员工工资水平与厂商利润之间的函数关系。模型修正的研究思路为：（1）给出模型的基本假设和模型；（2）在前文基础上，指出模型缺陷；（3）在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修正模型。
1.RoSS激励机制模型。激励机制采用线性法则，表示为w0=b+p×y，w0代表员工获得的实际工资，b代表员工的基本工资，p代表员工参与厂商利润的分成比例，y表示厂商利润，即b×y等于员工的绩效工资。
2.模型缺陷。基于w0=b+p×y，模型把员工实际工资表示为是厂商利润一元函数关系，随y的变动而变动。如果厂商的经营长期内亏损，即y长期为负并且数额足够大，员工就面临着要补给厂商一笔钱的可能性，从风险与利益的正相关关系角度来看，员工不仅不存在这个能力，也不会有这个意愿。此外，在最低工资标准（w*）的规定下，w0应不低于w*。
基于上述分析，修正的激励机制模型应为：w0=max[w*，b+p×y]。如此修正，使得员工获取的报酬与为厂商赚取的利润水平相协调，使得厂商的激励机制在风险和收益中运作，决定出存量市场劳动者工资水平。
基于现有理论分析，在一段时期内，基本工资报酬水平很难变动，假定保持不变，而绩效工资报酬水平主要与劳动者的才能t、市场环境ε及努力工作程度e有关。t主要与其自身的学历、工龄、性别等因素有关，ε亦非劳动者或厂商所能控制，故假定t、ε在一定时期内保持不变。而由于劳动力的激励特殊性，员工越努力工作，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越大，越可能付出更大程度的努力，两者具有双向传导作用。劳动者选择的e由厂商选择提供的激励程度所决定。即p=p（e），且？坠p/？坠e>0，？坠2p/？坠2e>0，意味着e越大，员工可能得到的利润分成比例p就越高。但是，员工努力工作存在一定的机会成本，即c=c（e），且？坠c/？坠e>0，？坠2c/？坠2e>0，c（0）=0，即在员工不努力工作的情况下，其机会成本为零。
基于劳动力不同于一般产品所独有的激励特性，如果厂商在一开始就答应提供激励给员工将很大程度上提升员工的工作效率，使得e增大，主要体现在员工的心理满足感这一非物质激励层面上，用U1=U1[p（e）]代表员工因努力工作而被厂商给予的名誉、地位等一系列非物质激励所得到的效用，用U3=U3[c（e）]代表员工因机会成本损失所减少的效用。
无论是员工是否能得到厂商的或口头激励或合同激励，为了不被解雇，员工都在保证一定的工作效率并基于公司前辈们得到过激励的经验上，期望得到一定的激励，虽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用m（y）=p×y=p×y（e）表示员工可以得到激励的确定性物质激励等值。正如上文所述，在存量市场上的员工不再关心就业问题，所以有没有得到厂商的激励对员工来说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效用问题，假设没有得到激励，员工得到的物质报酬水平为w，其效用为U2（w），这样得到激励的员工获物质报酬水平为w+m（y），效用变为U2[w+m（y）]，所以员工从厂商提供的激励中得到的物质激励效用为U2[w+m（y）]-U2（w）。
四、结论与启示
通过梳理经济学有关工资理论的发展渊源，发现对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探究由来已久，虽然各有精彩但也都有不足，本文在前人已有的研究贡献基础上展开研究，针对凯恩斯理论理论与范式之间的矛盾问题，通过构建劳动力市场存量―流量模型，得出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是在存量市场由激励机制所决定的结论。
本文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区分了总量模型与存量―流量模型，科学地解释了凯恩斯理论所遗留的经验事实与理论范式之间的冲突。（2）基于存量―流量模型，解释了劳动力存量市场工资水平的决定与供求机制无关，而是由劳动力所特有的激励机制所决定。（3）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劳动力工资研究体系。目前，绝大多数就劳动力工资的研究还是局限于供求关系框架内，而且为简化研究模型，往往并没有区分存量与流量，而是在实际基础上放大了流量的范畴，使得研究结果有所偏差。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体现在：（1）从员工行为选择角度来看，在保证不被厂商解雇的前提下，劳动力存量市场上的在职员工应选择努力工作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水平，换取更高的生活水准。基于委托―理论，一味偷懒的后果就是前提被打破，被厂商所解雇。（2）从厂商利润最大化角度来说：厂商想要确保利润最大化，应加大对员工的激励程度，实现双赢局面。作为委托人，在监督成本很高且不太可能妥善处理的情况下，主动选择激励员工努力工作，如一定的股权激励计划让员工更有动力去努力工作创造价值以期获取相应的利益，也符合厂商的利益。（3）从政府促进充分就业角度来看，结合上文所述，政府应简政放权，尽快实现劳动市场更加科学的市场化，以市场化推进就业；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同时提高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帮助其形成一种健康的就职从业理念，尽快尽好地让劳动者过上更好的生活；出台一系列企业治理相关法律法规，督促企业治理更加科学化、合理化、人性化。
与绝大多数研究一样，本文的研究也受限于样本数据，并且为研究简便，做了很多理想性的假设，可能遗漏其他影响因素会造成研究结果与实际有一些偏差。另外，本研究未考虑劳动力市场上的人为操作因素，毕竟无论是厂商还是劳动者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要素，不同的济环境下的不同厂商与不同劳动者，所要考虑的影响因素以及影响程度都可能存在差异，有待后续分析和研究。
【参考文献】
[1]刘俊，徐志强.工资制度的市场化改革问题[J].东南学术，2014（2）：134-155.
[2]张松林.城市化过程中市场化对劳动收入占比演变的影响[J].中国农村经济，2015（1）：44-57.
[3]田卫民.中国市场化进程对收入分配影响的实证分析[J].当代财经，2012（10）：27-33.
[4]陈享光，李克歌.市场化改革进程中无形资产的再分配及对收入分配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5（3）：37-42.
[5]柴国俊.市场化改革中的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及歧视[J].南方经济，2011（3）：3-15.
[6]贺光烨，吴晓刚.市场化、经济发展与中国城市中的性别收入不平等[J].社会学研究，2015（1）：140-165.
[7]王艺明，蔡昌达.货币政策的成本传导机制与价格之谜――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的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2（3）：14-25.
[8]杨慎可.成本渠道与财政支出乘数――基于新凯恩斯模型分析[J].财经问题研究，2014（5）：15-21.
[9]张四灿，张云.企业预算约束硬化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平稳化――基于扩展的新凯恩斯黏性价格模型的分析[J].当代财经，2015（10）：15-27.
[10]王君斌，王文甫.非完全竞争市场、技术冲击和中国劳动就业――动态新凯恩斯主义视角[J].管理世界，2010（1）：23-35.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3
关键词：劳动力次级市场；劳动力就业；工资决定机制
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说法最早见于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存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收入高，工作稳定，工作条件好，培训机会多，有良好的晋升机制；而次级劳动力市场则与之相反，劳动者收入低、工作不稳定、工作条件差、培训机会少，缺乏晋升机制。对于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培训教育能提高其收入，而对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而言，教育培训对他们收入的提高没有作用；并且，主要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较少。近年来，中国学者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在中国同样存在，并且具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西方国家经历二百多年发展起来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
一、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主要是由城镇下岗职工和从农村迁徙出来的进城务工人员构成，其中以被人们称为“农民工”的进城务工人员为主。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城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尤其是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大量进入，更是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服务业等岗位的空缺，使城市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整体的竞争力，同时也为中国发展出口贸易，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存在为中国工业化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同国外次级劳动力市场一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同时也存在着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例如制度的不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工人集体议价能力低下等。这些问题若不能及时得到解决，必将影响到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
二、西方传统的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指导
1.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工资决定的理论。（1）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古典经济学派在工资决定方面一直认为，工资是劳动力价格的体现，它必须等于维持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最早对劳动力价值进行论述的是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他指出，工资是维持工人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此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在这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阐述。他们认为，对于需要靠劳动力过活的工人，他们的工资水平至少必须能够维持他们的生活。此后，马克思在继承了古典经济学理论劳动价值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格是由生产这种劳动力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同时，作为劳动力商品价格的工资，它的形成与决定同样受到供求规律和竞争规律的制约，供求与竞争因素的作用使工人的工资水平在劳动力价值的基础上上下波动。（2）新古典经济学派的工资决定理论。美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中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角度阐释了决定工资的另一个因素，即边际生产力。边际生产力理论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可变要素的边际收益产品随着可变要素的不断增加，任何一个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企业使用可变要素的原则是边际成本与相应的边际收益相等，这个原则也是企业确定劳动力价格的原则。剑桥学派的领袖人物阿弗理德·马歇尔糅合了古典经济学派有关分配理论的思想和边际学派的边际理论，以供给均衡价格论为基础，建立起供给均衡工资理论，从生产要素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说明工资的市场决定机制。他认为，工资同其他商品的价格一样，是由供给价格与需求价格两个方面共同决定的，其中决定需求价格的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而决定供给价格的包括了劳动力的生产成本和劳动的闲暇效用。马歇尔的这种以市场机制为工资决定基础的分配理论为此后的西方工资理论打下了基础，许多工资决定理论就是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包括其中影响力比较大的“集体谈判工资理论”。（3）制度学派关于工资决定因素的探讨。与新古典学派的认为相反，制度学派否定了市场性因素对工资起决定作用的说法，而从制度因素角度来解释工资的决定。他们认为，现实中的劳动力市场通常呈现出二元分割的格局，同时处于一种不完全竞争的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高低并不是简单地由供给和需求双方作用决定，还包括各种影响市场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因素，这些制度性因素弱化了供给力量在工资决定中的作用。
2.西方工资决定理论对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指导意义。西方工资理论是随着几百年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而逐步发展和完善起来的，它是西方发达国家以往的学者在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进行思考的基础上，从中总结并提出的一些理论。中国目前尚处于经济发展阶段，它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碰到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历过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一些经济理论对中国当下的社会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完善程度都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次级劳动力市场也存在一些与西方国家明显不同的特性。（1）在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的问题上，我们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理论，而应该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同时遵循市场经济本身的运行规律，完善劳动力市场，健全中国的工资机制。（2）在工资决定问题上面，我们还应该弄清楚决定工资水平的合理因素和不合理因素。现实中存在的
影响因素并不都是合理的，我们只有将合理的影响因素与不合理的影响因素区分开来，才能找出影响工资机制正常运行的原因。（3）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因此商品市场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供求机制来决定，作为劳动者价格的工资同样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也就是说，在中国，劳动者工资水平的确定既要以劳动者在产品中的贡献——边际生产力为依据，同时必须满足劳动者为维持自身及其家属生存所必须的生活资料的需求。这是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确立所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不管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还是在次级劳动力市场。然而，尽管劳动者工资水平的高低最终是由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决定的，但现实中影响工资的因素很多，既有经济因素又有非经济因素，正如制度学派所认为的，影响工资水平的因素包括了所有影响供需变化的制度性和非制度性因素，这些非经济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弱化了市场机制对劳动力工资水平的制定，扭曲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使得劳动力市场的公平原则受到破坏。因此，要健全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机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必须消除扭曲劳动力市场价格的因素，充分发挥市场对工资的调节作用。
三、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及其完善
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缺陷。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其外在表现为供给双方在工资决定方面的力量对比悬殊。作为劳动供给方的劳动者在工资决定方面长期处于弱势地位，工资水平的高低几乎完全由企业方单方面决定，工人只能被动地接受。这使得企业方为追求超额利润而刻意压低工人的工资成为可能。这一点在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力身上体现得尤为突出。造成劳动者弱势地位的因素很多，这里面既有劳动者自身素质的原因又与中国现行的一些制度分不开。中国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虽然改革后中国逐渐建立起了市场经济体制，但计划经济时期留下的许多不适宜的制度依然存在。鉴于以上分析，要完善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机制，就必须强化中国次级劳动力市场中供给力量对工资的决定作用，减小非市场因素对工资水平的影响。1.制定和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并予以严格执行。中国现阶段有关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并不多，常见的有《劳动法》、《工会法》、《工伤保险条例》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工资水平等。然而，这些法律、法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障作用也极为有限。以最低工资水平规定为例，最低工资水平的制定是以劳动者及其家属在城市生存所需费用为依据的，它指的是劳动者在正常工作时间获得的最低收入报酬，不包括加班加点的工资和特殊工作条件下享受的津贴。虽然由于“民工荒”的影响，各地政府纷纷提高了对最低工资水平的规定，但事实只有少数企业真正符合这个要求，政府虽然制定了相关政策却未能具体落实到位。因此，制定相关政策并严格执行和落实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关键。
2.制定合理适用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虽然按中国现行的《劳动法》规定，城镇职工基本社会保险制度并不排斥正规就业的农民工，但农民工的参保率还是普遍偏低。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调研组的报告显示，到目前为止，中国农民工的总体参保率不超过20%。究其原因，很大一部分在于现行的社保制度对农民工不适用。因此，建立一个适应农民工特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3.逐步取消户籍制度。户籍制度是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产物，它曾经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虽然出于各种政策因素的考虑，户籍制度不会在短期内得到彻底的取消，但是作为一种计划时代的产物，它必然无法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需求。因此，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不仅是完善中国劳动力市场工资决定机制的要求，同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1]陆铭.劳动经济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舒尔茨.论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
[3]贝克尔.人力资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221-241.
[4]李伟.中国失业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5，(5).
[5]周天勇.中国未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与出路[j].学习与探索，2005，(2).
[6]张车伟.转型中的中国劳动力市场[j].中国经济快讯周刊，2007，(3).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4
关键词：就业概率；劳动参与率；劳动力供给曲线
中图分类号：F016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10.63文章编号：1672-3309（2013）10-138-02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一些令人困惑“异象”无法在现有的劳动力供给理论中得到说明：一方面，束缚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因素逐渐消除，国民经济步入快速发展的良好轨道，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力需求的绝对数量稳步上升；另一方面，根据统计资料和许多学者的研究，我国城镇劳动参与率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是传统的就业理论“遗漏”了对价格不确定条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着重从劳动力供给曲线出发，对劳动力市场做一个全面的探讨。
一、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
我国劳动力市场有发展至今，有其自身的特点：
1.市场工资具有粘性特征，且工资水平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水平不断上升，人均GDp由1978年的381元快速增长到40230元，年均增长约8%。伴随着经济增长，人民的劳动收入也相对提高，人均工资水平相应的由过去的651元提高到49716元，实际年工资增长率约为6.74%，且在经济繁荣时期，工资水平上升容易下降难。
2.城镇劳动参与率逐年下降，但劳动供给绝对数量依然过剩。劳动参与率是用来衡量社会劳动力供给的状况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学者的研究，在劳动参与率方面，蔡、王美艳（2004）认为1995-2000年期间中国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而城镇劳动参与率下降了9%-10%。
由此可见，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着工资增长条件下劳动参与率降低的现状，这一现象在传统的供给模型中难以得到解释。
二、对新古典劳动力供给曲线的修正
新古典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对于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缺乏解释能力的主要原因是：模型没有考虑市场实际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影响，一条固定的劳动力供给曲线不能很好的拟合现实的劳动力供给状况，为此，必须对已有的失业模型中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进行修正。在考虑就业概率p≠1时对于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将消费理论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偏好的概念引入劳动力市场，用理性预期理论来分析劳动者的供给行为，在价格实现不确定条件下建立劳动力市场模型。
此时，劳动者的就业决策模型变为：
当0
其中，Y表示预期收益，w为市场工资水平，p表示就业概率，Y*为失业时，劳动者能够获得的补偿性收入，如失业救济金等，C是劳动者获得工作之前所必须承担的各种成本，等式右边，w*p表示的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且获得工作时的收益，（1-p）Y*表示成为失业者时，国家对于失业者进行补贴，此时劳动者能获得的暂时性的收入。那么，等式左边的Y表示只有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职业搜寻活动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水平。而此时，当且仅当Y≥0时，理性的劳动者才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当Y
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受到的工资水平w和就业概率p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的变动使得劳动力供给数量变动：
设劳动力市场初期t0的工资水平为w0，劳动力需求曲线为LD0，劳动力供给曲线为LS0，此时，企业提供的空缺岗位数量为n0，而愿意接受现行工资水平的提供劳动力的供给数量n1，由此可知，市场的劳动参与率e0=0n1/0n*，就业概率p0=0n0/0n1，（就业概率定义为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获得工作岗位的可能性，其计算公式是劳动力的需求数量占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数量的比例，劳动适龄人口中非经济参与人群不在计算范围内。）劳动力市场上的失业率U0=1-p0。初期，劳动适龄人口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益水平：
Y0=[p0×w0+（1-p0）Y*]-C0①
但是，随着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在t1时期，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w0提高到w1，伴随着工资水平的上升，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劳动力供给）预期劳动力参与人数将由n1增加至n*，企业对于劳动力需求量短期内相对不变，社会上存在的空余岗位数量为n0。由于供给人数的增加，劳动者预期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下降为p1=on0/0n*，而失业率，相应的上升为U1=1-p1，与此同时，劳动者的预期收益变为：
Y1=[p1×w1+（1-p1）Y*]-C1②
那么，作为理性的劳动力供给者（包括潜在的），此时面临着是否继续参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为决策：（1）当Y1-Y0>0时，意味着尽管劳动力供给者意识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竞争更加激烈，但是由于其他因素，如工资上涨的幅度更大，使得劳动者对于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预期收入反而增加了，此时，会使得市场劳动参与率上升，劳动力供给人数持续增加，直到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概率和工资变化使得两时期的劳动者预期收益不变为止；（2）当Y1-Y0=0时，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会维持现状，劳动力供给曲线不会变动；（3）当Y1-Y0
由此可见，劳动力供给数量在考虑了就业概率之后，会由于预期收益的变化而发生改变。
三、结论
第一，劳动力供给者的就业决策受到预期收入水平的影响，而预期收入不仅仅受到工资水平的影响，同时，劳动者还会考虑就业概率的高低、就业之前付出的成本以及失业时能获得的保障水平的高低，因此，影响劳动者进行就业决策的因素是复杂、相互交织的。
第二，就业概率对于劳动参与呈正相关关系。但其作用并不是同期的，而是会产生滞后效应。就业概率降低，使得劳动者对于劳动力市场产生悲观情绪，从而退出劳动力市场。
总之，在引入了就业概率和预期收益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情况，增强了模型的解释能力。在修正后的模型中，原有的工资与劳动力供给关系――劳动力供给数量随着工资的上升而上升――当且仅当劳动者的预期收益逐渐增加时，才会产生。同时，也包含经济繁荣发展时期，劳动力参与率下降的原因的解释，扩展了模型的解释范围。
参考文献：
[1]okun.a.m.“potentialGnp：itsmeasurementandSignificance”[m].washington.D.C.Brooklingsinstitute，1962.
[2]潘士远、林毅夫.中国的就业问题及其对策[m].经济学家，2006，（01）.
[3]冯煜.中国经济发展中就业问题及其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4]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J].经济学动态，2002，（10）：35-39.
[5]丁仁船.转型时期中国城镇劳动供给影响因素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83.
[6]曾湘泉、卢亮.我国劳动力供给变动预测分析与就业战略的选择[J].教学与研究，2008，（07）.
[7]赫伯特・西蒙.管理行为[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4.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5
关键词：劳动经济学；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探析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各国经济快速发展，人力资源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与企业的生存发展细息息相关。面对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多的企业，不断地提升人力资源部门的地位，希望将人力资源部从以往的人事管理的繁琐事务中解放出来，为企业的战略服务，提高企业的有效性。但实施起来却缺少一些理论支持。如果说劳动经济学研究的是整体的劳动力市场，人力资源管理研究的是企业内部的市场，那么内部市场的研究就一定要依据外部市场的理论基础，或者随着外部变化而变化。那么劳动经济学则为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提供了理论支持[1]。
一、劳动经济学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
（一）劳动经济学概述。经济学家们很早以前就意识到劳动力不同于一般的普通商品，适用于普通商品的价值理论不一定适用于劳动力领域。因此开创了劳动经济学来研究劳动这一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效益以及与此有关的社会经济问题的经济学科。其核心是如何以最少的活劳动投入费用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包括微观经济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本文引用乔治•J•鲍哈斯的《劳动经济学》中理论，通过对劳动力供给需求，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人力资本，补偿性工资差异，劳动力迁移率，工会，失业，激励工资等描述劳动经济学，以及其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二）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概述。首先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进行剖析，而后探讨劳动经济学是如何支持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各个环节的运作。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是以公司总体使命、愿景、战略、目标为基本依据。以此形成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以及理念，来制定组织的整体结构体系，和具体的岗位设置，以组织结构和岗位设置为框架来实行人力资源管理的几大重要功能：人力资源规划、招聘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劳动关系管理。而劳动经济学与这几大重要功能息息相关。而后形成了一个公司特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流程、信息系统，作用于企业的研发，生产，市场，财务各个部门来实现企业的有效性以及竞争优势。
二、劳动经济学对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支持作用
（一）人力资源规划和劳动力供求关系。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规划是预测未来的组织任务和环境对组织的要求。而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则需要凭借劳动经济学内容对供求进行分析，了解当前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失业者，脱离劳动力队伍的剩余群体数量和现状，总体上向后弯曲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以及假设当闲暇是标准商品,能给消费闲暇的个人带来正的效用时，依据个人偏好不同而不同的消费—闲暇无差异曲线的预测。通对上述的分析明确劳动力市场的数量供求现状，人力资源类别，为人力资源规划提供依据。而需求上无论是完全竞争市场，还是非完全竞争市场，雇佣的核心都遵循雇佣最后一个员工时劳动力的费用与边际效益相等来实现企业效益的最大化原则。
（二）招聘，培训，开发，配置与人力资本。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强调培训与公司的战略一致性，人员分析，组织分析等。而劳动经济学则提供了更为具体的执行标准如，每个员工的能力不同，学习同样的事物投入的精力，成本不同，以及每个人对于现在教育投入后，未来的回报的贴现率不同导致的每个人接受培训的意愿不同。
（三）薪酬，绩效与激励工资，补偿性工资差异。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的薪酬理论包括薪酬体系，理论基础，薪酬设计。但是无论是工资的差异或是形式的差异其根本都是劳动经济学中的补偿性工资差异范畴之内。而绩效工资的确定更是利用工资增加的边际成本=该工作者的生产率的边际收益来最终确定。
三、结束语
如果说产品市场和融资市场决定了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向那么，劳动力市场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基石，而对于劳动力市场进行阐述的劳动经济学则是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支持，以劳动经济学为支撑的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意味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依照劳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运作，能够使管理工作发挥出经济学作用，使组织赢得经济利益，实现经营目的。
作者:孙红薇单位:辽阳市首山新城重大项目建设管理办公室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6
【论文摘要】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学家对每一种经济现象和经济理论都有不同的见解。本文从对价值论的定义、财富观、价值表现、价格形成方面着手，比较分析了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内在联系，并提出启示。
一、关于价值论的论述
价值论是指经济学家对商品价值的形成的观点。价值论是经济理论的基础，没有正确的价值论，经济学其他的理论就很难说明经济现象。
价值论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下，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价值有不同的认识，形成不同的价值观。马克思认为：“什么东西你们认为是公道和公平的，这与问题毫无关系。问题在于在一定的生产制度写什么东西是必要和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历史范畴，价值论必然会因为经济制度的不同而被划分为不同的观点。
资本主义价值论与资本主义社会私有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密切联系。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逼迫被雇用阶级为其创造剩余价值。资本阶级为了证明其占有剩余价值的合理性，把剩余价值说成是企业利润，并由资本本身带来。于是在资本主义主导的意识形态下，效用价值论自然被提出。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价值由商品满足消费者能力决定，而不是由劳动创造，进而否定劳动价值论。因为劳动价值论从商品交换入手，通过描述物物交换的关系揭示了其背后人与人的利益关系，即否定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从而动摇了资本主义的统治地位。
与之相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价段价值论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价值的认识上的。科学发展观告诉我们必须要以人为本进行社会建设，发展成果必须由人民共享。因此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意识形态下，劳动价值论成为人民进行按劳分配的依据。马克思通过劳动价值论，区分出必要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这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不愿承认和企图回避、否认的。因为一旦承认了劳动价值论，就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整个体系。
现实中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及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是不断开放的，因此在思想领域，我国主导的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惧怕任何批评和挑战，也随时准备吸纳新的科学思想以充实发展自己。一些西方经济学虽然其立场不同，但其对于商品的某些论断是正确的。
二、关于财富的源泉
劳动价值论是从亚当·斯密提出到大卫·李嘉图发展再到卡尔·马克思所继承和发展。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人类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是商品价值的来源，但其并不否认商品使用价值的来源不仅包括人类结晶了的活劳动还包括自然界，例如，马克思提出“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
效用价值论首先由萨伊等人提出，效用价值论认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是为了满足物质和精神的满足，商品价值由该商品效用决定的，效用是指物品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效用论着重点在于人的主观感受，但是人的主观感受不可能离开事物使用价值凭空做出结论，效用论和劳动价值论一致认为商品价值建立在商品使用价值基础上，在这一点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其相似处。
可以看出，在对财富源泉的问题上，劳动价值与效用价值都认为财富其源泉是自然界和人类劳动，虽然效用价值论没有直接阐述，但是它认为只要对人有效用的对象即便可称为财富，对人有效用的对象无非是自然界天生就有的和人类后天创造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具有相似点，承认财富源泉即承认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基础作用。劳动价值论认为使用价值是价值基础，而效用价值论也肯定使用价值的基础，因为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主要体现在消费者可以去使用它从中得到效用。因此使用价值是商品价值的基础。
三、关于价值货币表现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的核心问题是创造商品价值的源泉问题，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地揭示了人类抽象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商品的价值决定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值由其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即指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平均劳动强度下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在这一点上，劳动价值并未否认价格浮动的现象。马克思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也说过，商品的价格是由什么决定的？“它是由买主和卖主之间的竞争即供求关系决定的”。又如马克思在批判韦斯顿的《工资、价格和利润》中写道：“需求的提高在某些场合完全不改变商品的市场价格，在另一些场合也只会使市场价格暂时提高，接着就会使供给的增加。这种供给的增加又必然是价格重新降到原先的水平，在某些场合还会使它低于原先的水平。”在这里，马克思明确阐述需求和供给对商品价格的影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商品的价值有着精辟的概述，它一方面坚持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其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另一方面马克思在其它论述中阐述了需求和供给也会决定价值。这看上去似乎矛盾，为什么价值既由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又由需求与供给决定呢？其实在说明前者时有一个隐含的条件在内，即只有在供给和需求相等的基础上，生产的商品才能全部实现其价值。如果需求和供给不等，例如需求小于供给，该商品被社会承认的价值就会少于该物品内实际凝结的劳动量，其单个商品的价值就会少于该商品的实际凝结的劳动量；反之亦然。因此，这与西方经济学价格决定理论有着相似之处。
效用价值认为价值表现是相对于人而言的，不论是商品是消费品，还是资本品，它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物的有用性，即满足需要和欲望的能力。物品的使用价值既反映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程度，也是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的重要依据。物品的使用价值相对于消费者越大，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越高；反之，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越低。由于物品的使用价值相对于消费者具有边际递减的性质，从而需求者愿意提供的价格随物品量的增加而减少。价格与物品需求量的反向关系即需求基本规律。物品的需求价格不同于成本价格，它不由价值所决定，而受使用价值的影响。物品的使用价值同价值的矛盾，在需求与供给关系上表现为需求价格同成本价格的矛盾。物品的需求价格受使用价值及其边际递减性质的影响，不是对价格围绕价值波动的价值规律的否定。
可以清楚地看到，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对于价值表现都有自己的论述，劳动价值论对价格的观点更着重生产商品的过程来推断其价格。而效用价值论更偏重于从商品的销售环节推断价格，虽然都是对商品价格的看法，但是他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而已，都是对市场经济价格现象的正确理解。
四、关于价格形成的认识
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创造价值，最终商品的价值有三部分组成：原有固定生产资料价值的转移，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即通常所指c+v+m。在商品的形成过程中，不是简单的价值转移过程，而是很复杂的价值先消化再生产的过程，在复杂的转变过程，必须要依靠一些生产要素做为生产条件，例如进行农业生产必须要拥有土地以及买种子化肥的资金做为生产条件，进行工业生产就必须拥有购买厂房的资金以及建厂房的土地、资金、技术、土地作为进行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以及价值形成的过程中像催化剂一样使得人类劳动物化到新的商品中去，为活劳动转化为价值并创造剩余价值创造客观的条件。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里，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利息、地租都是从剩余价值里占有的，是对劳动人民的剥削。
效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是以商品对消费者的效用为基础，效用是指物品能满足人们欲望的能力，但商品的边际效用也会随着商品的消费数量逐渐增多出现递减。当消费者在消费他最后一单位商品，此时他愿付出的价格就是商品的价格。序数效用论与基数效用论就是体现边际效用的工具，效用价值论与劳动价值论之间关于商品价格形成对比，效用价值论更偏重把价格有决定权给需求方，而现实生活中却出现与此种观点相悖的现象，例如对于一些垄断行业如石油行业，油价更多受供给方供给量的影响，而消费方在定价能力很弱因此用效用价值论中的价格形成理论很难解释此现象。
虽然从表面看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有着其对立的一面，但是在商品的价格决定问题上，二者又具有联系。劳动价值论是从供给上面研究以及具体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它其实是给商品的价格规定了一个下限即商品的成本。如果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下限，生产商就得亏本，除非该生产商想转行，否则他不会看着商品的价格低于这个下限。因此它从某种意义上来看，成本决定了价格，成本低或高，价格就会跌或涨。效用价值论是从需求上面研究以及具体分析商品的价值是如何决定的，商品消费者只有当消费者认为商品的效用大于商品的价格，消费者才会从钱包拿出钱来购买，因此消费者的自身效用是商品价格的上限，如果商品价格大于消费者所认为的效用，消费就不会购买；而生产商就不能完成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对换，从而价值实现不了，生产商一样会倒闭。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商品的效用会决定商品的价格。因此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论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对于商品的价格形成的有着统一的地方，这样的认识为当今我国市场经济的种种现象提供解释。
五、对分析两种价值论的两点启示
1、劳动价值主要研究对象是商品现象背后人与人的物质利益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其研究目的是为了解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规律。可以说劳动价值论是研究生产关系的。而效用价值论主要通过商品作为研究对象，解释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定性，通过数学方法使得经济学更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为我们认识现实生活中各种经济现象提供较科学的工具，笔者认为，在坚持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原则下，同时要吸取西方效用价值中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的成份更好的繁荣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服务。
2、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再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须总量时花费在单个标准质量商品上的包括活劳动和物化劳动时间在内的劳动时间。”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交换价值不过是这些东西的社会职能而与他们的自然属性毫无共同的地方，这些所谓的社会职能就是社会劳动，因此，我们可以说商品的价值概念的发明是为了更好的社会分工。而交换价值由商品的共有的东西来衡量，这个共有的东西就是内化的劳动量。但与之相适应的效用价值论，则认为这个共有的东西是消费者的个人效用。无论是劳动价值论还是效用价值论，它们都曾认价值存在的意义是为了更好的进行社会分工，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高。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m].人民出版社，1975.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7
由公理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可知，交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很显然，需要就是交换的原动力。并且需要是构成交换的要素之一。有了需要还得有满足需要的东西。这种东西向需要运动的过程——供应，便构成交换的另一要素。交换的另外两个要素是时间和空间。交换的实现是按逻辑乘法的原则进行的。即：
供×求×[信用×（时间×空间）]——交换
这里供、求、时间、空间的任何一个真值为零，交换的真值就是零。只有当他们的真值都是1时，交换的真值才是1。也可以简单地说供求双方只要有一方不存在交换就无法实现。一般地供求双方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时，把它们的真值记作1，不再考虑。平时我们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即是如此。当供求双方不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时，引入一个概念——信用。信用为真时记作1，为假时记作零。当信用为零时一个与信用互补的概念——欺骗必须引入经济学。这里存而不论。
五、前三种交换形式与劳动的关系
首先，我们可以说劳动属于第一种形式的交换，但不可反过来说第一种交换形式属于劳动。如果说老鼠打洞储藏食物也是劳动，可能会引起争议，因为有人认为只有人才会劳动，但是老鼠打洞储藏食物却可以用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它属于第一种交换形式。如果说吃饭和大便也属于劳动，可能有人会说我有神经病，但这同样可以用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当吃饭输出的能量充分小可以忽略不计时，它又可以用第二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如果拦路杀人抢劫也算劳动的话，那么抢劫者的劳动成果——产权为什么一般得不到承认呢？抢来的东西的价值是由抢劫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吗？但这种行为同样可以用第一种或第三种交换形式来表示。军队消灭军队、国家吞并国家的行为算不算劳动更难说了，但同样可以用第三种交换形式来表示。
其次，劳动在第一种交换形式a——a1——b中可以表示为：a——a1它是a——a1——b的一部分。劳动产品可以用b的值来表示。同样不能反过来说b就是劳动产品。因为劳动产品只是b的一个真子集。
第三，说到劳动不能不提起生产劳动。母亲生孩子是生产。那么人大便也不能不说是生产，尽管不太文雅。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不考虑产权问题，把生产和交换截然分开，各自而论。现在我们把生产也可以看着是交换的形式之一。它可以用a——c——b交换形式来表示。{a——c}表示投入，{b——a}表示产出。主流经济学之所以把生产和交换分开来研究是因为他们把交换仅仅局限在后三种交换形式内。这后三种交换形式容不下生产，才不得不把生产排除在交换之外。
六、交换的原则或交换的量的比例
在第三种交换形式下，一只狼不可能一下子吃掉十只狼；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下，一个人不可能一天内吃掉一头牛。另一方面，一个人也不可能在一天内排出30公斤重的废物，几万万大卡的热量。就第一种交换形式来说，由生产可能性边界可知，虽然你可以从北京飞往伦敦，但没有到火星的航班。这是由集合a所处的阶层决定的。这说明：1、交换者a的需求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不是无限的。2、交换者a的外界环境的需求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是无限的。为什么可以把交换者a的排放量同时也看着是它的外界环境的需求量呢？这是因为交换者的外界环境的存在方式需要它和a相交换。一旦不需要便终止a的存在。3、相应于1的供应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无限的。4、相应于2的供应量在单位时空条件下也不是无限的。从以上四点可以看出，交换者a和它的外界环境之间的交换是成比例的，而不是无限的任意的。交换者a和它的外界环境之间为什么能够按一定比例进行交换呢？它们之所以能够按比例进行交换，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它们之间一定存在着一个共同社的“第三种东西”因为不同质的量无法比较大小。那么这个“第三种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劳动吗？在第三、第二种交换中显然不是劳动；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虽然出现了劳动，但它只是出现在供求双方的一方，并不构成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从上面四点和供×求×[信用×（时间×空间）]——交换的公式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需要。由于需要是双方相互的，一方的需要同时是另一方的供给，反之亦然。因此说站在交换双方中的一方看，交换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反过来我们就可以给出供求的定义：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叫供求。供求双方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这不是同义反复吗？可能让人费解。这里前一个供求应与后面的双方合在一起，是指人，指交换者；后一个供求是指交换者的相互需要。完整的意思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相互需要。用代入法把供求的定义代入这句话就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
就前三种交换形式来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供求，那么后三种形式呢？首先看马克思是如何论证的：几何学中不同平面几何图形的面积之所以能相互比较大小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第三种东西”——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50页）进而证明相互交换的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东西是劳动。然而真的是劳动吗？就第四种交换形式来说，我们设交换主体a1代表一块面包，交换者a是一位盲人；交换主体b1是一本《资本论》，交换者是张三。其中，面包和《资本论》都是劳动产品。假定物化在一本《资本论》和一块面包上的抽象劳动相等，即是它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张三不使用强制手段的话，这位盲人会拿他的一块面包和张三的一本《资本论》相交换吗？显然不会。因为这位盲人根本不需要那本《资本论》。交换无法实现，交换的量的比例从何谈起？退一步说，即使存在着这个第三种东西——抽象劳动，并且可以计算出其大小又有何用？当张三以某种理由强制规定一块面包必须换一本《资本论》时，他们之间的交换已经不是第四种形式的交换而是前三种形式的交换了。因为张三不承认盲人对面包的所有权或者说盲人的所有权被剥夺了。他们处于不同的生存和发展地位。如果说马克思所指的是已经达成交换的双方，但又没有最后达成交换的双方，那么他们凭什么达成交换的呢？我想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也不得不回答：“凭相互需要。”可见马克思在论述劳动价值论之前已经把需求问题作为前提条件隐含里面了。《价值决定与供求关系问题》《卫兴华选集》150-169页。我们知道比喻论证有其使深奥的、抽象的东西变得通俗易懂，生动而形象的优点，但也有其仅仅根据事物的相似性而不是同一性从而导至论证丧失其严密性的不足。请继续看，不同平面几何图形的面积之间存在着两面个共同的东西——点和线。而数学家们在选择度量标准时为什么不选点而选线呢？这是因为虽然平面上含有无数个点，但不是由这些点直接组成平面几何图形的，直接组成平面几何图形的是线而不是点。同样的道理交换中虽然可以含有劳动，但它不是直接构成交换，它必须以或供或求或供求的方式形成相互需要的劳动才可以构成交换。脱离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单纯从劳动本身来讲，它既不是构成交换的必要条件，也不是构成交换的充分条件。比如天然金金刚石与野苹果相交换、天然玉石与上衣相交换、信息与货币相交换、货币与货币相交换、小麦与小麦相交换、进出口批文的买卖、准生证的买卖、货币与性的交换、奴隶的买卖、人贩子控制下的妇女和儿童的买卖、小偷偷一头牛，强盗抢一粒珠宝然后到市场上去卖……很难说他们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劳动。在劳动不存在的条件下，任何形式的交换都有可能存在并按一定比例进行，只不过交换的量的比例基础不是劳动而是相互需要即供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他所研究的交换是商品经济充分发展之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之后的交换的真正原因，不把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排除在外，他就得不出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劳动的结论。试想有谁相信的价值是由她父母生育她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有谁相信奴隶的价值是由生产奴隶所需要的社会性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有谁相信进出口批文、准生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呢？……我们知道马克思的整个劳动价值论就是从寻找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开始的。他把劳动作为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从一开始就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从而也找错了对象。这时有人可能会说：马克思把劳动作为第三种东西是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商品是物而不是人；你把相互需要（即供求）作为第三种东西是交换者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交换者是人而不是物。物与物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和人与人之间的第三种东西不是一回事更不能相互替代或混为一谈。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价值；人与人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价格。那么这两个第三种东西谁决定谁呢？显然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之间的第三种东西决定交换者之间的第三种东西，或者说价值决定价格。这不是一个先有鸡先有鸡蛋的问题，不难解决。我们看：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寻找那个“第三种东西”呢？为了最终达成交换。为什么要达成交换呢？因为相互需要。什么东西的相互需要呢？交换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需要。供求的定义就是相互需要。等量代换之后，显然是供求。虽然也存在着把自己头上插几根草出卖自己的商品，但我仍然相信马克思下面的话是正确的：“商品不能自己到市场去、不能自己去交换。因此我们必须寻找它的监护人，商品所有者。前面的《资本论》与面包相交换的例子也已经说明没有交换者之间的相互需要，一切免谈。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抽象劳动既使找出来，算出来是多少也是白费劲。相反在古罗马时代，人们根本不知道“抽象劳动”为何物，也没有费心思去寻找那个“第三种东西”更没有想到计算其大小，他们只知道相互尊重并承认对方的所有权，并且有相互需要的动机就够了。不知道商品之间共同存在的第三种东西是抽象劳动，奴隶的买卖、土地、牛、马、……的买卖、手工业产品的买卖照常进行。并且出现了以买卖为生的商人。《罗马法原论》周nan第282、47、29页。这些决不是用“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一句话就能否定的，排除在外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起来的今天，从电脑程序到劳动价值论者身上的衣服，任何一种商品都有没有人计算出其所含的抽象劳动是多少，但是商品交换照常进行。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劳动价值论者声称：他身上的衣服是经过计算出其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后才决定购买的。也许读者听说过民间流传着的一个财主在水灾时期用元宝和长工换杂面馍的故事。一个元宝和一个窝窝头相交换，对劳动价值论者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一个元宝所包含的社会必要时间远远超过一个窝窝头的不知多少倍。如果把这个财主换成马克思的话，真不知道他在其肚皮和劳动价值论、元宝之间做何种选择。（注意：我对马克思本人不含任何恶意，相反，我很敬重他，作为一个学者，他是伟大的。）在这种偶然、特殊情况下更加显示出需要、供求决定交换的必然性，既使在特殊情况下也没有丧失其经济学上的意义。退一步说，既使劳动可以作为这个“第三种东西”它也必须以相互需要为前提，也只能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仅仅适用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发展之后。而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可以适用于任何社会发展阶段、任何简单的、偶然的、常规的、垄断的条件下。供求可以适用于上述6种交换形式的任一种，而劳动仅仅适用于第四第五交换形式，并且还要加上种种限定条件，把不符合条件的交换作为例外排除掉。这就象勾股定理对于三角形必须有一个角等于90度，而余弦定理没必要以一个角等于90度为前提条件一样。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并且非常明显地看到：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作为交换的量的比例基础较劳动具有更强的逻辑性和普遍意义。
基于以上分析，我同意张五常的观点：劳动价值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一开始，从逻辑的起点开始就错了。《中国的前途》第43页。
七、劳动
小时候，曾听到我的邻居这么说：“当个人要是不吃、不喝、不穿该多好啊！这样就可以光玩不干活了。”这句话虽然出自懒汉之口，但它包含了一个真理：劳动是在生存和发展的需要驱使下才开始的。劳动的价值在于满足需要。人类不是为劳动而劳动，劳动不是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它本身不等于价值。抽象劳动作为劳动的一个子概念同样不等于价值。
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首先明确一下具体和抽象的关系。通常人们往往忽视具体和抽象的联系而只注意它们的区别从而导至了一个错误的观念。举例说明：8+1=95+4=93+2=5……这些都是用具体的数所列的等式。我们可以把这些等式归纳为mx+ny=b这里我们可以说mx+ny=b和8+1=9、5+4=9、3+2=5……相比较而言是抽象的。但我们不能说mx+ny=b本身是抽象的。mx+ny=b是客观的具体的方程或者说具体的直线系方程表达式。8+1=9、5+4=9、3+2=5……相对于mx+ny=b来说是具体的，但对于物理学家或会计来说却又是抽象的。8+1=9中的8、1和9是指人呢还是时间？是长度还是质量？不得而知。这说明具体的事物在一定的条件下变得非常抽象，抽象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又变得非常具体。抽象只是相对而言相比较而存在。我们说某事物是抽象的是指它与另外一种或几种事物的关系，而不是指该事物本身具有抽象性。就劳动而言，它的抽象性（即抽象关系）视其所在的语言环境而定。当我们说劳动这个概念时，所有劳动的具体形式已经撇开，它与植树、播种、牧羊、制造飞机、科学研究、原始人劳动、封建社会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劳动、私人劳动、社会劳动、社会必要劳动等等，还有所谓的“抽象劳动”相比抽象性最大。也就是说它比抽象劳动还抽象。这就意味着抽象劳动至多是劳动的一个子概念。它永远不会超越劳动这个概念的外延或者并驾齐驱。就象孙悟空无论如何永远打不出如来佛的手心一样。劳动前面加的限定词越多它的外延越小，而不是相反。那么抽象劳动究竟是什么呢？从下面对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按照马克思的论述私人劳动的含义有两层：一是无协作的劳动，同时也没有被社会认可。二是有协作的劳动，但也没有被社会认可，不是社会所需要的劳动。社会劳动的含义也有两层：一是有协作同时被社会认可的劳动。二是无协作但也是社会需要的、被社会认可的劳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3卷20-25页。由此可见，区分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唯一标准是：它是否是社会需要的。社会劳动实际上是被社会认可的劳动、社会需要的劳动。如果说劳动的二重性是由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经过社会必要劳动引伸出来的话，那么“抽象劳动”这个概念的内含和外延实际上就是社会需要的劳动。定语——社会需要的和宾语——劳动作为交换的两个要素构成供求。这就是抽象劳动的本质所在。其合理成分并未超越——供求。如果仅仅把抽象劳动理解为撇开具体劳动形式后剩下的人类生理学上的无差别的劳动一般，这样就把抽象劳动和劳动混为一个概念了，除去抽象劳动的历史性规定之外。这里的供求是交换行为事实上发生之前的一种理论上无法确定的假设，把假设的需求预先和劳动加在一起构成供求，然后把这种假设的供求
（即抽象劳动）随着生产过程塞入产品中，作为价值再凝结于商品中。这就导至了一些商品无法在真实的交换中实现其价值。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马克思定义为：在现有的，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3卷52页。这里的熟练程度、强度、生产条件可以综合表现为劳动生产率。现有的、正常的、平均可以统一为平均的。社会的可以表述为社会需要的。由此可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实际上也就是社会平均工作效率条件下的劳动时间和社会需要相加后构成的平均社会供求。（注：这里的社会需要有二层含义，一是对平均时间成本的需求。二是社会对该产品的需求。）而这个平均社会供求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根本就不存在，如果考虑到空间因素的话。在空间e内我们设有五个区间a、b、c、d、h其中a、b两区供过于求；c、h两区供不应求；d区基本平衡。设整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为t，各生产者的劳动生产率都一样，产品的种类、质量相同。也就是说物化在单位商品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都一样或者说物化在单位商品上的抽象劳动都相等，单位商品的成本也相等。如果规定单位商品的价格为tp并且每个生产者都被强制以此价格出售，那么供求基本平衡的d区的生产者马马虎虎还过得去；供过于求的a、b两区的生产者则特别倒霉；供不应求的c、h两区的生产者则特别幸运。退一步说既使各区是开放的，在这个强制规定下c、h两区的生产者也可以得到地利之便。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是在一大串假设条件下加入一个不可避免的空间因素后得出的，要是把这些假设去掉，社会必要时间这个概念就更加不可捉摸了。离开空间因素仅仅在数学上靠计算机求得的平均数是毫无经济学上的理论意义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对于供求基本平衡的d区，我同意下面的观点：供求平衡毕竟是供求平衡而不是别的什么平衡，供求仍然是作为前提条件而存在着的，仍然起着决定作用。另外，d区本身有多大是无法确定的。有一种观点认为以国家为区间进行计算，我想这只是中央集权的需要。面对着飞机和西瓜这两种商品，这种观点就会陷入困境，因为这两种商品的销售半径都远离国家区间。进一步说，如果划分为五个基本区间的话，那么就有31个组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世界上有将近二百个国家和地区，其中国家内又有数不清的较小经济区间，国家间又有那么多经济同盟或贸易协定。不要说生产成千上万种商品，并且不同商品之间相互影响，就是全世界所有的人都生产同一种商品，并且质量相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数也是一个天文数字。要是再考虑到劳动生产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再考虑到社会需求每时每刻的变化，这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个数就更加难以想象了。计划经济的制定者是如何从理论上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确定商品价值的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现在我们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一种含义的定义举个例子：比如您投资一千万元，用全世界最先进的设备、最佳的工艺流程、最熟练的工人、最低的劳动强度、最好的管理方法、在最优越的投资环境中，生产原始人耕地用的耒耜。并且全世界有且只有您一家工厂生产，即让您拥有绝对垄断权，免除您统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时间。然后把您生产的耒耜拿到市场上去卖，我相信绝对没有一个农场主或农民会因为您花费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一千万元资本而可怜可怜您的。这一千万元中的“不变资本”也不得不变为零。如果政府不给予补贴或者不把这些耒耜按计划强行分配给农民、小学生、批发经销商的话，工厂无疑要关门，您也逃脱不了破产的命运。可见怪不怪的是我们的政府每年给予这些生产“耒耜”的工厂、企业数以亿计的补贴和贷款。很显然，否认供求、否认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决定价值的劳动价值论是产生这种现象的理论根源。上面我们已经知道，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含空间因素的概念。下面我们再举一例，假若有一种产品到实现共产主义那一天才使用，如果必须从现在开始生产的话，那么这种产品的价值如何计算？我想这是包括马克思本人在内也没有考虑过的问题。他只是把社会需求作为前提条件预先塞入商品中，而没有考虑到需求可能不断变化的情况下对已经凝结在商品中的抽象劳动的影响。它足以抽去商品的灵魂——抽象劳动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
现在，可能有人会说我并没有真正理解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个概念。下面是我所知道的国内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几种解释：这几种观点至今没有定论。第一种观点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撇开市场的必要性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不谈，仅仅包括生产的社会必要性。第二种观点是：既包括生产的社会必要性，又包括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但以生产的必要性最终起决定作用。第三种是调和论，它认为两种必要性共同起决定作用，至于如何共同起决定作用，不得而知。第四种是既包括生产的必要性又包括市场的必要性，最终以社会需求的必要性起决定作用。第五种观点是以于光远先生、樊纲先生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天生地不能获得理论进展。
第一种观点，在第一代马克思主义中间盛行。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体现。他们从根本上否定市场、社会需求的必要性，抛弃了马克思一再强调的前提“为了交换而生产”、“使用价值是价值的基础”。现在看来这也难怪他们，因为他们要么放弃马克思的理论目的，要么放弃这个理论存在的前提。这是他们唯一而困难的选择，是理论本身不完善的结果。这种不完善西方经济学者早已发现了，但没有进一步深究，只是说《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相互矛盾而简单地否定了。马克思用“为了交换而生产”一句话巧妙地把需求与生产（即供应）结合起来构成供求，然后把这个在生产之前假定的供求作为抽象劳动随着生产过程塞入产品中，作为价值再凝结于商品中。这就给西方经济学者造成了《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相矛盾的假象。以至于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也没有看出这一点。他们没有认识到撇开市场的必要性、社会需求的必要性也就撇开了劳动价值论存在的前提。离开这个前提去追求理论的目的难免不会在实践上南辕北辙。当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行不通的时候，第二种解释逐渐流行。第二种观点是马克思的本意。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从计划经济体制中拿出一小块来让给市场，并确定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原则。这就是著名的“鸟笼经济”。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极力要求理论界跨过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可行性研究阶段直接进入计划与市场如何相结合的研究，以至于人们在对策性的研究上穷于应付，而无法顾及基础研究。这样理论就落在了实践的后面成了宣传政策的工具。而实践呢？只好摸着石头过河。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当水越来越深淹没头顶的时候怎么办呢？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克服了前辈们的不足，发现了劳动价值论存在的前提，把“社会需要”象马克思一样在生产者之前预先塞入劳动者中。这是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的悲剧，也是劳动价值论的悲剧。他们没有重视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警告：用二涵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价值必将导至供求价值论！尽管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自圆其说。他们仅仅用，在供求平衡的条件下来确定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不能让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放心的。确实如此。我们看，这个理论前提也就是间接地承认了社会需求决定抽象劳动、决定价值、决定价值量。如果社会需求是相互的，那么站在交换双方中的一方看，社会供求决定价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另外这里的供求平衡如果考虑到空间因素就无法确定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至今没有定论，根本原因是劳动价值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要么不能自圆其说；要么走向理论的解体。樊纲先生在《中国理论经济学史》和《苏联范式批判》中指出：
“苏联范式”形成于40——50年代，但却完全忽视了上述理论的进展。（指效用价值论——引者注）于是不可避免地导致在理论上总也不能从基本理论出发，从使用价值的概念出发为“需求”确立一个合法的地位，不能全面地解释价格运动，也不能在基本理论层次上为“计划”提供一个完整的理论基础。所谓“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中的那个“比例”一直没有得到科学的论证。用这样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其结果自然是忽视多样性的消费需要，忽视对复杂的社会需求结构研究，以至在制定经济计划或构造“投入产出表”时，都不知道要首先研究那个起决定作用的“最终需求单”。在这样的理论和“计划”指导下的经济，必然是生产的结构严重脱离需求的结构，结构性短缺与过剩并存。……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确是马克思自己提出的一个概念。这表现出他自己在研究过程中认识到了社会需求的重要作用，但却没有意识到“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概念本身在他的理论体系内遇到了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这就是他在确立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坚决地排斥“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而当他需要将需求引入理论来解释“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问题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通过“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回到了“需求”也决定“价值”……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需求“从后门进来”也决定价值一定会发生不可解的矛盾”。
尽管第二代马克思主义者极力否认劳动价值论会走向解体，但他们和马克思本人一样并没有能够证明价值产生于劳动。例如郭寿玉女士在《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新论》第69页，是这样论述私人劳动二重社会性向社会劳动的二重性转化的：“私人劳动二重社会性向社会劳动的劳动二重性转化是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了向社会劳动二重性的转化，才能够由生产中劳动的二重性物化为商品二重性。并在生产中创造出社会使用价值和价值。但是在生产过程中又没有最后完成二重社会性向劳动二重性的转化。只有在流通中出售商品的时候，这一过程才最后完成。”
我们看“因为”后面的“只有……才……”这个复句。这里要么是一个理论上的强制规定；要么是一个用结论证明结论的逻辑错误。例如：为什么1+2=3？因为只有1+2才等于3。因为后面根本没有表达出原因。请继续看“只有在流通中出售商品的时候，这一转化过程才最后完成”。这意味着什么呢？只能说抽象劳动在商品出售之前还没有出生，还是一个胎儿！劳动价值论者可以把还没有怀孕或者是刚刚怀孕的胎儿——抽象劳动的——寿命——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计算出来，确实不简单！最高明的算命先生也不过如此。
我们国家最近两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实践上迈出了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向由供求（交换双方的相互需要）决定价值的关键一步。这意味着人们开始走出劳动价值论的阴影。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也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说明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这句话同时也为重新评价劳动价值论开放了。但是从实践上走出的这决定性一步，还没有被学术界广泛认可，仍然有人试图把市场经济拉回到劳动价值论里面去，用劳动价值论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争论还没有结束。
八、商品
教课书上说：商品是人们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首先看这个定义的种差——用来交换的。它在时间上有三种可能：1、在产品生产之前。2、在产品生产过程中。3、在产品生产出来之后。例如在鞋子没有生产之前已有卖鞋动机；在鞋子生产过程中才有卖鞋动机；鞋子生产出来之后才有卖鞋动机。其次，这里的交换按马克思的观点可以并且只可以理解为第四、第五种交换形式。第三用来交换的动机如果是在劳动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产生，既使是第四、第五种交换形式，劳动产品也不是商品。最多叫做简单的、偶然的商品交换。第四，如果定义的宾语不是劳动者产品，那么他用来交换的无论是什么，也不管以何种形式交换都不是商品。由以上4点可以看出：1、如果交换的动机在产品产出之后产生，那么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这种产品的交换。例如，现在有很多农民在从种麦到收麦这段时间里根本不打算出售他们的产品小麦，而是为了自己消费。但是由于某种临时性急需（比如小孩子生病。）把本来不打算出售的小麦卖掉了。这种小麦的交换比例如何确定？如果谁说这是简单的、偶然的、特殊的、不正常的交换，那么他是以此为借口来逃避现实。因为只要他到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农贸市场上去看一看，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在做着这种交换。如果不规定用来交换的动机在商品生产出来之前产生，那么劳动价值论也就失去了把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塞入商品外壳中的机会。这就象民间故事中的灵魂投胎一样，孩子已经出生了灵魂还没有赶来。把动机产生于产品生产出来之后的交换说成是简单的、偶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充分发展起来的交换，也就把这种交换排除在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范围之外了，从而也为劳动价值论找到了一个自圆其说的方法。2、规定用来交换的是劳动产品而不是其它也就规定了价值源泉的唯一性。总之对商品概念的种种规定仅仅是劳动价值论本身的需要而不是对经济实质的概括和总结。也就是，他必须把商品这个概念的外延缩小到与价值的概念相一致。那么，怎样定义商品才较为合适呢？首先，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它必须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因为离开交换就无法谈商品。而交换又以产权、所有权、所有制为前提。所以产权、所有权、所有制又是商品定义的一个必要条件。第三它反映人与人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关系，而不反映物与人、物与物的关系。有且有了这三点就可以了：在没有强制条件下，人们用来交换的、被认可的产权、所有权叫商品。这里的交换主体——产权、所有权不仅可以是权利本身而且可以是产权、所有权的标的——劳动产品、时间、空间、信息、自然物、货币、信用、服务、法人等等。例如在管制条件下进出口批文的买卖用劳动价值论无法解释，把商品的定义修正后，这种现象就不为怪了，当然也不必再计算进出口批文中所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了。不同商品可以相交换，同一种商品也可以相交换。这里的被认可有两层含义：1、是集合内各子集的相互认可。2、是全集和子集的相互认可。例如交易，卖毒者和吸毒者相互认可，但它不被政府认可。这种情况下子集与全集的制度成本为空集。在子集本身看来也是商品交换，名之曰：非法的商品交易或黑市。没有强制条件也就是交换者的产权、所有权为非空集合。这是市场经济的制度边界。通过对商品概念的修正，我们进一步把主流经济学与产权制度经济学统一起来。这是康芒斯的重要思想。
九、价值
什么叫价值？从任何事物都有保持其存在和发展的性质这一公理出发，我们给出下面的定义：价值是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的关系。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关系的大小决定价值的大小。在交换形式内价值表现为交换者的所有权的权值。价值不但有大小而且有正负（利、害）。互为正价值的事物相互肯定；互为负价值的事物相互否定；互为正负价值的事物有两种情况：1、是其中一方占有另一方或其中一方逃避另一方。2、是其中一方或双方找到一种媒介从而转化为相互肯定的关系。例如，我有面包，你有衣服。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我们可能有如下几种关系：1、你杀掉我或我杀死你，然后夺得对方的所有权。2、在不杀死对方的条件下强夺取得对方的所有权。3、盗窃对方的所有权。4、在强制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5、在自愿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就第五种生存和发展关系来说，我要穿衣，你要吃饱肚子，那么我们两个人相互肯定、相互需要。至于多少面包换多少衣服，视我们两个人的相互肯定程度，相互需求大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物化在面包和衣服上的抽象劳动是多少。因此，也不必费心思去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面上看多少块面包换多少件衣服是x块面包值y件衣服，实际上是两个交换者在相互认可生存和发展权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等、所有权相等。
从价值的定义中可以看到，价值可首先分为两大类：即相互存在的价值和相互发展的价值。前者是静态的不以交换形式来表现。如人生存在地球上；大楼建在地面上；和平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互存；男人和女人互存等等。后者是动态的，可以在6种基本的交换形式内描述。它是所有权的权值。它的变动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产生的；1、是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产生。比如，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狼有时捉到一羊；有时捕到一只鸡；有时什么也捞不到。人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太好；有时还要饿肚子。一个工厂的产品有时多有时少，质量上也有差别。就这样a、b、c的值在供求的作用下，不断变化。但始终“a等价于b等价于c”。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交换者a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交换主体a1越大得到的b的值越大，但有时付出较少的a1却可以得到较大的b，事半功倍；有时即使付出了很大的a1才可以得到很少的b，事倍功半，有时什么也得不到。但同样“a等价于a1等价于b”。在第四、五、六种交换形式下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同一次交换中物理量的变化与价值量无关。即价值守衡。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的不同次交换之间相互比较才有价值的（正、负、零）增长。2、在从第二到第一种交换中，一般情况下很显然第一种交换扩大了第二种交换的规模和水平。但有时多，有时少，有时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每次每种交换的价值是由各自的供求决定的，因此，两次两种交换的价值相比才会发生价值的正、负、零增长。从第一种到第四种交换也是如此。
对方的所有权。4、在强制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5、在自愿条件下双方交换所有权。就第五种生存和发展关系来说，我要穿衣，你要吃饱肚子，那么我们两个人相互肯定、相互需要。至于多少面包换多少衣服，视我们两个人的相互肯定程度，相互需求大小而定，而不是取决于各自物化在面包和衣服上的抽象劳动是多少。因此，也不必费心思去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表面上看多少块面包换多少件衣服是x块面包值y件衣服，实际上是两个交换者在相互认可生存和发展权的条件下，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相等、所有权相等。
从价值的定义中可以看到，价值可首先分为两大类：即相互存在的价值和相互发展的价值。前者是静态的不以交换形式来表现。如人生存在地球上；大楼建在地面上；和平时期各国军事力量的互存；男人和女人互存等等。后者是动态的，可以在6种基本的交换形式内描述。它是所有权的权值。它的变动是在下面两种情况下产生的；1、是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产生。比如，在第二种交换形式中，狼有时捉到一羊；有时捕到一只鸡；有时什么也捞不到。人有时吃得好；有时吃得不太好；有时还要饿肚子。一个工厂的产品有时多有时少，质量上也有差别。就这样a、b、c的值在供求的作用下，不断变化。但始终“a等价于b等价于c”。在第一种交换形式中交换者a一般情况下，付出的交换主体a1越大得到的b的值越大，但有时付出较少的a1却可以得到较大的b，事半功倍；有时即使付出了很大的a1才可以得到很少的b，事倍功半，有时什么也得不到。但同样“a等价于a1等价于b”。在第四、五、六种交换形式下也是如此。这说明：在同一次交换中物理量的变化与价值量无关。即价值守衡。在同一种交换形式下的不同次交换之间相互比较才有价值的（正、负、零）增长。2、在从第二到第一种交换中，一般情况下很显然第一种交换扩大了第二种交换的规模和水平。但有时多，有时少，有时仍停留在原有水平上，每次每种交换的价值是由各自的供求决定的，因此，两次两种交换的价值相比才会发生价值的正、负、零增长。从第一种到第四种交换也是如此。
十、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
使用价值是不是价值？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是交叉关系还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在劳动价值论看来使用价值不是价值，二者不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比如空气、阳光等只有使用价值而无价值。按照这种逻辑，我们打个比方：白马不是马；自然数不是数。这两个判断对吗？白马与马作为两个概念，其外延一个小，一个大，但是白马内含于马。这是一个早已解决了的哲学逻辑问题。说使用价值不是价值无疑于说白马非马，自然数不是数。如果一个概念的外延小于这个概念的内含，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个定义是错误的定义呢？这样说，劳动价值论者可能性会问，那么空气、阳光值多少钱？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您先回答下面的问题：吸一支烟的功夫是几秒钟？您自己的头发有几根？银河系的直径是几厘米？凝结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是多少？也可以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值多少钱？对于前三个问题，劳动价值论者可能会说没有考虑过，那么后两个问题呢？劳动价值论者自以为每种商品的价值在它被生产出来之前就可以从理论上计算出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创立以来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为什么后来的劳动价值论者没有利用马克思所提供的理论方法计算出凝结在劳动价值论中的抽象劳动是多少？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多少？值多少钱？难道说马克思在研究劳动价值论的过程中没有凝结抽象劳动？没有消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难道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象空气、阳光一样只有使用价值而没有价值？幸亏劳动价值论者没有计算出来的是劳动价值论的价值，要是人们的一日三餐等到一百多年后计算出来，然后再制定计划，再按计划生产，再按计划分配到人们手中，结果会是什么样子呢？现在，我们退一步假定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已经计算出来了。它等于日本1985——1995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总和。并且联合国授权秘书长安南拥有以此价格强制出售劳动价值论的权利。如果安南把它分别卖给叶利钦、卡斯特罗，要求他们二年内四次分期付款。结果会怎样呢？这里再一次表明，既使可以从数学上计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是一个毫无理论意义的一个数字。这只能说没必要，不知道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值多少钱，并不等于说它没有价值；不知道空气、阳光值多少钱并不等于说没有办法证明它有价值，只要它们对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有关系。但是对于劳动价值论的目的就不同了。如果没有办法从数学上计算商品的价值，也就没有办法为计划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基础，最终也没有办法为计划经济取代商品市场经济提供一个理论基础。计划经济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首先这是一个标准的选择问题，其次是不同标准的相互通约问题。标准之间不能通约并不能否认标准的存在，或以一个标准去否认另一个标准。这样有人可能会说：你这里所讲的价值和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不是一个概念。是的，当然不是一个概念。这里所说的价值是事物之间相互存在和发展的关系。或者是产权、所有权的权值。而劳动价值论中的价值是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结晶”。这种“结晶”是粉红色的，还是“苍白色”的前面已经分析过了。令人高兴的是：您已经认识到了劳动价值论给“价值”的定义不能表达劳动价值论本身的价值，并且导至了使用价值和价值关系的混乱。
“假如交换价值不外是商品中所含的劳动时间，那么并不含何等劳动的商品何以能有交换价值，或者换句话说纯粹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这个问题在地租论中解决。”地租论开始的前两句话就这样说：“对土地所有权的各种历史形式的分析，不属于本书的范围。我们只是在资本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归土地所有者所有的范围内，研究土地所有权问题。”这两句话说明纯粹自然力的价值分两部分，一部分在马克思看来没有必要去研究它，把它排除在外；另一部分归功于劳动价值。换言之地租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而前面我们已经证明劳动价值论本身是不成立的。相应的地租论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这样两句话就把地租论否定掉也未免过于简单了。这是劳动价值论者所不能容忍的。现在让我们随着地租理论的逻辑思路重新分析一下。首先，马克思把不能解释的现象排除掉视为例外。如天然金刚石、无所有权的土地产物、有所有权的自然物，但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所有权、原始森林、河流、阳光、天然中草药、无线电频率等等。其次从假象出发推导出符合要求的结论。例如：
“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价值。投入土地的经过较长期才损耗尽的固定资本，也大部分是而且在某些领域往往完全是由租地农场主投入的。但是契约规定的租期一满，在土地实行的各种改良就要作为和实体即土地不可分割的属性一起变为土地所有者的财产。在签订新租约时，土地所有者把投入土地的资本的利息加到真正的地租上……。”
“一块已耕土地和一块具有同样性质的未耕土地相比，有较大价值。”真是这样吗？举例说明：比如东径120度、北纬45度的一块未开垦土地200亩和一块东径120度、南纬85度的一块已开垦土地200亩，并且，东径120度，南纬85度的这块地肥力最大，土壤结构最好，化学性质最好，就土地的性质来说适合种植任何植物。而东径120度，北纬45度的这块未开垦土地每年仅出产2公斤上等天然人参。东径120度南纬85度的这块地，由读者的愿望随便种植什么作物吧。你能说已开垦的二百亩地比未开垦的二百亩地价值大吗？有人可能会说天然人参没有物化劳动没有价值。那么未开垦的土地同样没有物化劳动怎么会有价值？没有价值怎么会与已开垦的同样性质、同样面积的土地比较价值的大小？就算天然人参没有价值，我们把它换成人工种植人参（注：仅仅种上而不耕地、施肥、浇水、除草等。）我想既使这样也无法说这个命题是正确的。当然了，如果劳动价值论者能够证明人类将来有一天可以把地球的自转方向改为自南向北运转，这个结论也许存在着正确的可能性，因为那时候，人们可以把地球象羊肉串放在火炉上一样放在太阳下颠来倒去。因此说这个命题从逻辑学上来讲，它的真值为零，或者说是一个假命题。从上面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土地所有者与租地农场主有两次交换，这个结论是马克思通过这两次交换相比较而得出的。那么第一次交换的价值从哪里来？马克思在这里没说，在得出这个结论后，以此结论去论证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最后再返回来用绝对地租、级差地租证明第一次交换从哪里来。马克思用第一次交换的标准去度量第二次交换，标准不同而产生的差额有三种情况（正、负、零）忽视了其中的两种从而导至了假象的产生。纯粹自然力的交换价值从何而来的问题本来是劳动价值论遗留下来没有解决的问题。把它转给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地租论是否隐含着一个循环论证呢？在级差地租的概论中马克思假定：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8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性行为的自由人。所谓“理性行为”，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主权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主权。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体位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9
摘要：价格，作为衡量商品价值的工具，作为指挥供给和需求的旗帜，深刻地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轨迹。自1776年经济学诞生以来，价格理论始终没能在经济学体系中确立一个稳固的地位，一直处在争论当中。本文将批判地继承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并从辩证法的角度对劳动、价值、效用和价格进行分析，探析价格的真正本质。
关键词：劳动效用价值价格
引言：
经济学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将有限的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从而实现效率最大化，而资源配置恰恰是通过供给和需求两大经济行为实现的。供给和需求相互作用形成商品交易市场，价格在市场中发挥主导作用影响了供求情况，进而影响了资源配置的最终效果。因此，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便集中在了价格的本质上。纵观经济学说的发展历程，无论是现代西方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都对价格进行过深入研究并总结出相应理论。然而，直到经济学诞生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价格问题尚未形成一个完备的体系。这篇论文旨在阐述我个人对于价格本质的思考。
一、两大价格理论的偏颇之处
（1）反思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价格理论
a.理论本身的缺陷：
《资本论》告诉我们，商品的价格取决于商品自身的使用价值，而使用价值是人类无差别劳动凝结的产物。物化劳动的时间多少，决定了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多少，进而决定了价格的高低。因此，在马克思那里，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劳动的货币表现，价格的本质是劳动。然而，价格真的可以用劳动时间的长短衡量吗？答案是否定的。生产并销售一件商品，不仅仅在于劳动，更重要的是寻找消费市场。没有消费者的需求作为基础，投入再多的劳动也是无用的。一件商品，如果花费了相当的人力物力，投入了n小时的劳动，但是它无法满足消费者的心理上或者生理上的需求，还是卖不出去。如果它无法售出，也就不会产生价格了。即便商家之前拟定好了标价，这个价格也是无法实现的。那么，这个无法售出的没有价格的商品，就不包含任何劳动吗？因此，商品的价格并非取决于劳动的多少。
B.实际生活中的缺陷：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眼于劳动和生产，导致了一直秉承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前苏联建国之后出现的一系列经济问题。计划经济体制确立以后，由于提高生产力成为了当时的第一要务，国家的各个部门吸纳了社会中大量劳动力进行生产活动，保证了充分就业并维持了社会稳定。但是厂商却为了满足国家计划中的指标而盲目生产，抛弃了价格之中消费者需求的重要性。厂商不是为了消费而生产，不是为了供给而生产，而是为了生产而生产。最终的结果就是按照规定的指标生产出了大批量的某一种类型的商品，但是广大人民群众又无法去购买那些可以真正满足自我需求的商品，造成了供给和需求的断层和市场功能的严重退化，降低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并引起国民经济部门的不协调运作。最后，全国的劳动力的基本需求无法得到保障，导致工作积极性不高，整个社会生产力落后于世界的潮流。
（2）反思现代西方经济学价格理论
a.理论本身的缺陷：
萨缪尔森在《微观经济学》中明确指出，商品的价格是由商品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的，商品的需求完全取决于消费者，厂商按照消费者的需求进行生产和供给，即“需求创造供给”。而商品的需求是由商品满足消费者效用的多少决定的，所以，供给和需求都取决于商品带给消费者的效用。因此，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价格的本质是效用。如果说，是效用通过价格来刺激厂商生产，那么在一个生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任何一种超越生产力水平的效用都无法得到实现，难道厂商就不再进行生产了吗？没有劳动创造的物质基础作为支撑，消费者是不会产生相应的需求和效用的。再者，价格是商品的货币量标签，是一个客观属性，而效用是消费者购买商品之后得到的主观感受。二者之所以可以在商品交易中相互等价，是因为价格之中包含了使用价值，使用价值又恰好是效用存在的物质载体。如果没有劳动，就不会生产出商品，又何来的效用以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呢？因此，效用并非是决定价格的全部因素。
B.实际生活中的缺陷：
西方经济学将消费者主观的感觉扩展到了客观的商品属性上，一味地强调效用和需求，导致厂商为了满足消费者的效用而过量生产商品，远远超出了消费者的需求范围。消费者的数量和手中持有的货币都是有限的，在无力全额购买的情况下，导致产品积压使得厂商的产业链断裂，造成工厂倒闭，工人失业，生产性过剩的经济危机由此爆发。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面对经济危机，依然是从需求入手，提出了“总需求拉动总产出，带动社会就业”的良方。随即，政府为了刺激萧条的经济开始增加财政支出，拉动社会的需求量。这无疑给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财政负担，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对于当时的经济危机的确有所缓和，但是并没有根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直到现在，西方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仍然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
二、分析两大价格理论失误的原因
（1）劳动价值论：用“使用价值”替代了“效用”
a.时代背景：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诞生在一个资本主义矛盾尖锐突出的时代，经济危机持续爆发，大批工人失业，贫富分化严重，劳动和生产的问题成为了当时最重要的问题。马克思就从生产领域出发，研究价格规律，从而总结出一套劳动创造价值、价值衡量价格的理论体系。
B.剖析：
仔细阅读《资本论》我们可以发现，马克思分析价格和市场运行的时候，仅仅片面地考察厂商，即供给方，并没有考察消费者对于价格的影响。在马克思笔下，商品似乎一旦被生产出来，无论消费者接受与否，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易买卖。所以，他仅仅孤立地去研究厂商生产商品的具体行为。他认为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占有剩余价值。无论是剩余价值还是使用价值，都是工人们用自身的劳动创造出来的。商品在市场上贩卖，就是将被占有的劳动和与消费者的货币进行交换的一种形式。所以，他没有去进一步研究生产出来的商品到底能不能卖得出去，能不能确保里面的物化劳动转换为增值的货币资本。正是这个因素，导致了马克思提出的劳动价值理论仅仅包括了生产者的劳动，而没有消费者的需求的力量。事实上，消费者的需求才是真正使得消费和生产相挂钩的重要绳索，但是马克思忽略了。总而言之，马克思是将劳动所转化而成的“使用价值”完全取代了消费者“效用”，提出的是一个不完整的价格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仅仅揭示了厂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在生产领域中的价值创造规律和利润生成规律，而市场如何运作，商品如何销售，他并未涉足。
（2）效用价格论：用“效用”替代了“使用价值”
a.时代背景：
现代西方经济学则诞生于一个生产力发达的时代，社会上充斥着五花八门的商品供消费者选择。“供过于求”的现象抬高了消费者在市场中的地位，资源配置的目标和经济学家研究的重心就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了。
B.剖析：
翻开萨缪尔森的《微观经济学》，我们发现这里用大量篇幅陈述消费者的行为和心理动机。为了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主宰了市场，仿佛厂商只关心消费者给出的价格，而不关心自己在生产过程中价值的创造。虽然西方经济学也对成本理论有所涉及，将土地、资本和劳动对于成本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但是，效用如何使得这三种生产要素结合在一起进行生产，商品如何被制造的过程，西方经济学没有告诉我们。在厂商眼中，只要消费者有某种需求，他们一定可以生产出相应的商品，效用成为了操纵市场运转的核心力量。实际上，只有劳动可以将土地和资本结合在一起，创造出商品中包含的使用价值。一件没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又有哪个消费者会去购买呢？商品的使用价值涵盖了物化劳动，消费者只有在商品事先存在的情况下，去寻找可以满足自己效用的那一款商品，这才使得他愿意用自己手中持有的货币和厂商进行交换。西方经济学避开了商品生产中最重要的劳动和使用价值，仅仅从消费者需求的角度来研究，没有结合在厂商供给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劳动”的力量。西方经济学的效用价格理论将效用从消费者角度推广到了厂商的角度，用消费者需求的“效用”完全替代了商品中物化劳动凝结成的“使用价值”，忽略了生产领域的劳动转化和价值创造过程。
三、通过辩证法认识价格
（1）价格的组成结构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那里，价格仅仅片面地被理解为消费者或厂商一方所决定的。即，价格仅仅来源于生产者（或厂商）的劳动，或者来源于消费者的效用，而没有其他的途径来决定价格。两大体系在价格问题认识上的错误之处恰恰出在于这里。
根据生活经验，我们知道，价格并不是由消费者或者厂商一方所能决定的。在购买商品时，消费者和厂商进行讨价还价，得到最后的成交价格，完成整个交易行为。因此，价格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就被分为三个部分：买方价格，卖方价格和最后的成交价格。
马克思将卖方价格和成交价格混为一谈，都称作是“价格”，但是买方价格却被莫名其妙地放弃了。在马克思体系中，卖方价格不经过买方协商就被一次性成交，所以他也就忽略了买方价格当中的重要因素——效用（或需求）。正因如此，马克思对于价格的认识就只能局限于生产领域了。同理，我们发现，西方经济学则犯了相反的错误。它将买方价格和成交价格混为一谈，厂商的卖方价格不见了踪影。由于忽略了卖方价格的作用，西方经济学对于价格的定义就狭隘地局限在需求领域了。劳动所创造的价值在卖方价格中的重要作用也被放弃，造成了效用决定价格的错误认知。
综上，价格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构成：卖方价格，买方价格和成交价格，这三个价格分别表示了市场交易行为的不同运动状态。
（2）价格的形成过程
a.卖方价格
对于卖方价格，我们首先会把目光集中在厂商身上。卖方价格是由生产商品的成本和厂商预期的利润所决定的。这是因为任何一家厂商从事生产交易都是为了盈利，追求利润最大化，而且生产商品需要耗费成本，使得商品价格必须涵盖这两大部分。否则，没有厂商愿意去从事这些生产活动了。在卖方价格里，成本的高低不以厂商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利润的高低取决于厂商自己的预期。预期利润会随着出售商品的具体情况而变动。在卖方市场，预期利润较高，价格成交的决定权在厂商手里；在买方市场，预期利润较低，价格成交的决定权在消费者手里。与之不同的是，成本并不会随着交易行为的变化而变化。成本的高低是由资本、土地和劳动的价格决定的。资本和土地是在厂商从事生产之前已经购买的，按照日后的生产情况逐一分配到商品成本当中去，因此这两个量保持不变。劳动是唯一一个可以将土地和资本有效结合起来并创造价值，使之融入商品的要素。没有劳动，资本和土地是无法自发地从事创造价值的活动的，这就是劳动的重要之处。劳动时间的多少受限于商品生产过程的难易程度，因此成为了决定成本的可变因素之一。所以，是劳动创造了价值，决定了成本，进而决定了卖方价格，预期利润在卖方价格形成过程中仅居于次要地位。
综上，卖方价格是劳动的货币表现。
B.买方价格
现在我们转向买方市场，即消费者。消费者是市场当中的重要成员之一，他的存在为厂商生产提供了直接动力。消费者是以“经济人”的形态出现在交易行为中的，追求“效用最大化”。
但是，消费者在购买商品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根据效用这一个方面来出价。他个人的收入或者持币量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要素。所以，买方价格包含两个部分：满足消费者的效用和自身的持币量。消费者的持币量对于消费者而言是固定的，但是对于最后的交易而言，持币量是变化的。如果处于买方市场，消费者会压低卖方价格，持币量在买方价格之中的占比就会大大下降；如果处于卖方市场，厂商会抬高卖方价格，持币量在买方价格之中的占比就会显著上调。消费者的持币量在市场交易当中不断“变化”，但是他自身的需求是不变的，即商品将带给他的效用是不变的。效用，成为了消费者给出买方价格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因为只有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消费者才可以去市场进行购买活动；如果一件商品处于买方市场，但是它满足不了消费者自身需求，消费者还是不会购买。消费者在购买的时候，会根据自身需求的强烈程度给出相应的买方价格用以换取商品的效用。即获取商品中的效用成为了消费者进行交易的驱动力。因此，消费者的持币量是次要因素，效用是主要因素，效用决定了买方价格。
综上，买方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
C.成交价格
我们分别研究了厂商的卖方价格和消费者的买方价格，但是这两个价格如果不经过市场的融合碰撞，是无法得到实现的。现在，我们将研究的中心转到市场交易中来。
市场将消费者和厂商联系到了一起。首先，消费者根据自己的偏好和需求选择了一款商品，并从厂商口中得知了卖方价格，即“讨价”。这时，厂商会根据这件商品的成本和自己的预期利润给出价格。然而，厂商给出的卖方价格往往是高于消费者心中的买方价格的，因为消费者总是想用最少的货币量换取最多的效用。消费者这时会根据市场的整体供给和需求情况进行抉择：如果现在是供过于求，消费者就会将卖方价格压低，靠拢自己的买方价格；如果现在是供不应求，消费者只能稍微上调自己的买方价格，从而靠拢厂商的卖方价格。这就是“还价”。讨价还价一般不会一个回合就可以得到最后的成交价格，因为厂商也会处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和消费者进行协调。厂商也会考察市场的供需情况，从而按照具体情况给出卖方价格。虽然市场的供求情况会对厂商的卖方价格和消费者的买方价格有所影响，但是消费者自身效用和商品自身的价值始终会稳定在买方价格和卖方价格附近。比如说，一个饥肠辘辘的人需要面包，但是现在面包极为稀缺，处在供不应求的情况，卖方价格远远超出面包的实际价值。但是这个人还是会按照卖方价格给出买方价格的，因为效用在买方价格中的作用比持币量更加重要。同样，资本主义危机期间，美国无数的庄园主把生产过剩的牛奶倒入密西西比河也不会赠给贫民窟的人饮用。因为，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下，价值还是卖方价格的决定因素。厂商宁可放弃交易，也不会牺牲商品中本来的价值。
在厂商和消费者的不断协商、讨价还价的过程中，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也在不停地碰撞、交融、汇合。买方价格越来越趋近于消费者的效用，卖方价格越来越趋近于厂商的成本，而持币量和预期利润则时高时低，最后构成了市场交易之中千姿百态的成交价格。
因此，成交价格是效用的货币表现和劳动的货币表现的辩证统一。
四、通过辩证法认识效用和劳动
劳动和效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体系当中，是一组不可调和的矛盾，不可能同时存在去解释价格。但是，如果当我们用辩证法的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劳动和效用对于价格理论都是必不可少的。“人类的生产活动从远古社会就已经开始，所以劳动成为了人类手和脑发展的动力。同时，正是劳动，将一个个单独的人紧密联系在一起，组成了社会。”马克思在对劳动的认识上是正确的，但是他忽略了一点，即人类为什么要劳动？远古社会的人类，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什么是协作，他们仅仅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与同伴相互联合组成团体进行劳动。生存的需要迫使他们去从事劳动，而生存的真正核心，就是为了维持吃、喝、居住以及繁衍等一系列生理需求。劳动不仅为他们创造了生产资料和生产剩余，而且带动了大脑和双手的发展，从而心理需求也应运而生了。这些需求所引发的劳动和生产，创造出商品满足了人类的需求，人类从商品中得到了效用，就会进一步去从事劳动。试想，如果劳动仅仅推动大脑的发展和社会的形成，满足不了人类最基本的效用，又有谁会从事劳动和生产呢？随着社会的逐步发展，生产剩余增多，从而产生了市场。市场的交易使得各个劳动剩余产品拥有者的效用得到满足，但是却无法提高交易的效率。随之，货币出现了。货币是市场中衡量价值的一般等价物。它将交易双方从一个整体正式割裂为两大阵营：消费者和厂商。由此看来，厂商和消费者的市场本质上是统一的，反映了人类需求和供给、效用和劳动的两个方面。在分析经济学的价格现象时如果可以将消费者和厂商联系在一起来看待，就是等于把效用和劳动联系在了一起。
劳动决定了效用。因为劳动生产的商品使得人类的头脑和身体逐渐发展起来，进而产生了生理之外的心理需求。劳动生产力的发达与否，决定着人类效用和需求的高低。生活在唐朝的人们，看皮影戏就可以作为消遣时间的手段。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需要看电视和浏览网页，皮影戏满足不了我们的心理需求了。这是因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的需求也在进步。劳动是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而需求物化的产物就是商品中包含的各种效用，效用随着劳动而向前发展。效用对劳动有着能动的反作用。消费者从商品中得到的效用会通过市场信息及时反映给厂商，让厂商进一步改善产品或者服务的质量。没有效用作为标尺，又如何判定一件商品到底有没有价值，值不值得购买呢？效用推动劳动，使得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进一步再来弥补效用在现实中的空白。劳动是效用的客观反映。因此，劳动和效用是辩证统一的，就像厂商和消费者，卖方价格和买方价格一样。
五、扬弃式认识两大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经济学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上都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都代表了当时经济学成就的最高峰。然而，世界上没有穷尽一切的真理，也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学说。真理都是时代的产物，它必定会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因此难以消除它的片面性和局限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于价值的分析透彻而到位，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运行规律。他总结出的剩余价值理论，是对资本家剥削贫苦的劳动人民最有力的控诉。没有一个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逻辑论证的严密性能够和马克思主义体系的经济学框架相提并论，因为他第一次将唯物主义辩证法巧妙融于政治经济学纲领中，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价值和使用价值的思考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位经济学家。然而，他的局限性就在于对消费者的忽略。在他的体系中，消费者的效用被无情地抹杀了。他提出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适用于千万人民群众不同的需求标准，在苏联解体的时候，也逐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现代西方经济学在效用理论上做出了伟大贡献，它提出边际效用解决了亚当·斯密时期就存在的“价值悖论”。他们将微积分运算和数理统计的知识嵌入在经济学体系里，让经济学第一次成为了科学，而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无法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西方经济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子学科在当今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如金融学、保险学以及财政学。但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强调的“经济人”和“最大化”思想过分注重“效率”而不是“公平”，是产生贫富分化的罪魁祸首。在它的体系中，劳动被低估为一种生产要素，这是对人道主义的践踏。在需求创造供给的指导下，资本主义生产性危机一场接着一场，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相比而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才是一门为了解放全人类而存在的科学。
作为一名大二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我应该扬弃式继承两大体系的优点，更好地去认识经济学的本质。我的这篇价格理论就是把效用和劳动结合在一起，以一种全面的角度认识价格的本质。是的，我认为学习经济学就是应该带着质疑批判地眼光去审视前人的思想，但是更多的还是继承吸取其中的精华，为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唐思文.《新价格论——两种经济学价格理论的统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作者简介：
劳动力供求理论篇10
[关键词]中小企业；就业；劳动供给；二元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F2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7)05-0037―06
一、引言
中国未来5-10年发展的主要矛盾或者说最大风险不是金融问题导致的金融危机，而是失业率的居高不下，甚至扩大(汤敏，2004)。近年来包括未找到工作和下岗工人在内的城镇人口失业率已经超过7％e。未来中国需要消化的就业人口不仅包括现存的及未来的下岗工人，还包括每年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就业人口，另有1.3亿待消化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农业增收放缓、户籍制度改革启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可能更大规模地进入城市。这势必造成一个巨大的劳动力供给增量，从而对经济和社会造成巨大压力和挑战，并可能导致社会风险，甚至出现“坏的市场经济的情况”。而目前中国的现实是，各地都仍以“增长优先”为主要模式，GDp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经济结构越来越向资本密集化发展。从短期来看，资本密集式的生产能创造出较高的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这种附带大量失业人口的增长方式会导致收入两极分化和大规模贫困人口的存在，使由社会购买力支持的国内消费严重不足，内需长期低迷，由此所造就的强大的生产能力只能靠出口才得以维继。但世界市场对中国出口产品的吸纳也是有限的，这从最近国外不断对中国的产品进行反倾销的事件中可以得到验证。总而言之，高增长低就业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
如何在维持中国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的同时提高中国的就业率，这是一个至关重要而又富有挑战的问题。从就业理论的角度看，凯恩斯就业理论和菲利普斯曲线所倡导的积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较高的通货膨胀的办法，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这一点，已被事实所证明；供给学派和货币主义的通过低税率和自由市场降低失业率的政策在中国不可能得到全面的实施和贯彻；理性预期学派认为财政和货币政策对就业和经济增长是中性的，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工资对劳动需求变动不起作用，这些理论对中国就业问题的解决不具有政策涵义；内部人一外部人模型、隐含合同理论和搜索一匹配模型，从微观和信息的角度解析就业和失业，对如何解决中国就业问题并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现代经济学所分析的减少失业的理论当然并不是一无是处，之所以在解决中国就业时显得无所适从，是因为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结构。从劳动经济学关于失业的分类来看，总量性失业是中国失业的最主要形式，结构性失业也比较严重，摩擦性失业和周期性失业在中国相比而言，表现得并不明显。
国外的统计和研究都表明，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好载体。从最新的统计数据上可以看出，中小企业在解决中国就业问题时的作用也正在显现(见表1)。在下文中，笔者将解释这个问题，即为什么中小企业可以带来大量的就业?然后，再分析为什么中国更需要中小企业来缓解就业压力，即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独有的特征所形成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
二、中小企业蕴含着大量就业机会
很多研究都认为，中小企业蕴含着大量就业机会，发展中小企业对减少失业有很大帮助(林汉川，2001；莫荣，2001；陈乃醒，2005)。而各国的实际情况也的确如此，中小企业是就业的主体，世界各国中小企业在吸纳就业人数方面都占据着相当的比重(见表2)。而在为什么中小企业的发展这么有利于就业这个问题上，目前的研究多通过经验和统计数据分析得到，缺乏理论方面的探究，本文拟从理论和中国现实的角度来解释为什么中小企业可以带来大量就业，归结其原因，可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一)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的特征决定其能容纳更多劳动力
中小企业多为劳动密集型企业，它能容纳劳动力就业多的经济学原因在于它的资本有机构成比大型企业低得多，无论是在制造类产业，还是在服务类产业，中小企业多半是劳动密集型的，这是由中小企业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一单位劳动占用资金或资本少，技术装备程度低，对劳动者的技术要求不高，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这样一来，发展中小企业解决就业问题的成本就比较低。据统计分析，在中国，大型企业创造一个就业岗位需投资22万元，中型企业需投资12万元，小型企业只需投资8万元，同样的投资，中小企业创造就业是大型企业的近2倍或3倍，所以发展中小企业在就业方面有倍增效应。如果以同等产值计算，中小型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容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1.43倍。
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多半集中在纺织工业、食品加工业、传统手工业等制造业和批发业、零售业、居民服务等服务业，这些产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的，同样也是对劳动力的需求最多的行业(见表3)。从所有制关系和企业形式看，中国的中小企业多数是私营企业，有限公司也是中小企业的主要表现形式，而这些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也是最多的(见表4)。就中国的国情现实来说，资本相对劳动更为稀缺，按照比较优势的理论，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中小企业，更适合中国国情，也更能缓解目前中国日益加重的就业压力。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转化为资金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或在新的物质基础上形成新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中小企业吸纳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不仅体现在总量方面，更体现在增量方面。中小企业新增单位产值使用劳动力(就业弹性)明显高于大型企业。根据估算，近几年来，中国国民生产总产值的劳动就业弹性一直在下降，特别是国有大型企业产值的的劳动就业弹性急剧下降，而中小企业产值的劳动就业弹性却是上升的，在中国目前超过75％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相对于大企业而言，创办中小企业对经济资源的占有更少，对环境的适应性更强。小企业由于机制灵活，即使在经济危机时期，也同样能够吸纳劳动力就业。在经济繁荣时期，大企业的工作岗位和某些福利待遇一般要比小企业稳定，但到了经济不景气或在采用了新技术后，大企业往往可能解雇部分职工或停止招收新职工，而中小企业却能及时转产，为劳动力市场提供量多面广的就业机会。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家的大公司不断裁减员工，但是这些国家的失业率却没有上升，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那里的中小企业非常具有生命力，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
(二)中小企业与服务业的结合使其就业潜力无限
中小企业能较好地与服务业结合，带来大量的劳动就业。研究资料表明，中国第三产业就业弹性最大，理应是吸纳劳动力最多的产业(李红松，2003；贾民，2004)。根据钱纳里模型，在均衡的工业
化过程中，就业的主要增长部门是制造业以外的服务部门，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560美元上升到2100美元的过程中，初级产业的就业比重由50％左右下降到20％左右，服务业由30％上升到50％，而制造业则由12％上升到18％，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由8％左右上升到129％中国2001年制造业就业比重已达16.13％，进一步发展制造业解决就业的空间不大，而发展第三产业解决就业具有相当广阔的空间。
而中小企业点多、面广、经营灵活的特点与第三产业提供服务的特征非常吻合，因此，第三产业中大多为中小企业。从国际经验来看，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的有力举措。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水平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与美国服务类中小企业大量增加有密切关系。2003年，中国台湾中小企业共有114.6万家，服务业有94.4万家，占全体中小企业比重的80.95％。从投入产出效果看，每投资100万元可提供的就业岗位，重工业是400个，轻工业是700个，第三产业是1000个。据国家统计局测算，中国第二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平均增加就业岗位仅为17个，第三产业增加值每增长1个百分点，增加就业岗位达83个。目前中国第三产业发展很不充分，从业人员比例偏低。就业人员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而且还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2004年，中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0.6％，而美国则高达74％，印度也已达50％。这也意味着中国第三产业的就业潜力很大。第三产业将成为中国今后扩大劳动就业的新的主要途径。
根据国际经验，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是第三产业发展的转折点。中国2003年人均GDp已达到1000美元，第三产业将会出现高速发展的势头。随着现代科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高质量生活的追求和方便快捷服务的需要，也为服务业开拓了广阔的市场。这些都为从事社会服务业的中小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市场机会，如家庭服务、物业管理、餐饮服务、文化娱乐、社区四保(保安、保养、保绿、保洁)等。这些服务型行业已吸纳相当数量的就业者(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下岗职工和农民工)。据不完全统计，在提供新增就业机会方面，上述中小企业约占85％以上。在生产服务业领域，中小企业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如物流产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将呈上升趋势，物流中的许多环节，如物品配送、连锁经营、初步加工、产前产后服务、仓储运输，都需要一般的劳动力，物流是集物品配送、仓储运输、电子商务等业务于一体，需要各种知识和技术水平的劳动者。此外，中国还应在教育、文化、体育、邮电通信、金融、保险、信息咨询、中介组织等社会服务业方面放开限制，在拓宽经营空间的同时，拓宽就业空间。
(三)由中小企业而形成的企业家精神使就业成为创业
在熊彼特(J．Schumpeter,1934)看来，企业家具有一种适应市场挑战不断进行创新活动的品质，企业家精神的本质特征是创新，这里的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从未有过的有关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系统。具体来说，这种新组合或创新包括五种：引进新产品(或改进现有产品质量)；引进新技术即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市场；控制原材料的新供应来源；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形式。彼得・德鲁克(Drueker,p．F,1985)认为，企业家精神包含着冒险、信任、责任、创新等内涵。企业家认为变革是常规，通常企业家们本身并不带来变革。但是企业家始终在寻求变革，对变革作出反应，并把变革作为机会来利用，这就是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定义。米勒(miller，1983)认为企业家精神是一种冒险、预见性和剧烈的产品创新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推动组织成长和利润率的增长。中国学者汪丁丁(2002)认为企业家精神有三个要素，除了熊存在的乡镇企业和个体经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这种小型经济的模式逐渐培养起浓厚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大家都创业”的氛围和环境使得该地区涌现出无数各种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给当地经济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同时也使企业家本人获得了丰厚的财富，这样，又会进一步激励人们创业。形成的结果是，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好于其他地区，同时吸纳了大量的外地劳动力。
虽然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是需要很多条件的，但创业的平台和环境是最重要的，而中小企业就是这样的平台和环境。企业家精神一中小企业一经济活力三者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闭合圈，它们带来的结果是健康的市场、快速的经济增长和扩大的就业机会。这是因为小企业创业相对来说比较容易，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合伙就可以办一个小型企业。一个人只要有一定可用资源(如一技之长等)，只要有一定的企业家精神，就可以创办小型企业。这不仅能够解决本人的就业问题，而且还能或多或少地为社会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
三、中小企业能够缓解中国目前的就业压力
对目前中国严峻的就业形势而言，发展中小企业显得更加重要和紧迫。常规性的促进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并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即使我们把发展的目标从“增长优先”转到“就业优先”上来，也没有更好的更具体的措施来缓解就业压力。这是由目前中国的转型时期的特殊国情决定的，中国目前庞大的就业人口是在农村隐性失业显现出来后形成的，即使中国经济能保持高速增长，总量劳动需求仍不能满足突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就业。下面的论述将更加有力地证明这一点。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对个人劳动的经济学分析，一般以“劳动供给的后弯曲线”为代表，即劳动供给是工资率的函数，随着工资率的上涨，劳动供给先是增加，但到了某一工资率及相应的工作时间之后，劳动供给则随着工资率的上升而下降。在中国“后弯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不能说明问题，这是由以下两个原因决定的：(1)在经济发展中国家(如中国)，通过劳动力市场所配置的人力资源在劳动力资源总体中所占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换言之，没有通过工作而获得货币收入的劳动供给可能是无限的。这样，在现代经济理论中通过“闲暇”而抽象掉的非市场工作的劳动供给(尤其是其中的家庭经营与劳动)，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就不应被忽视。在彼特提出的创新精神之外，韦伯提出的敬业精神和诺斯提出的合作精神都是十分重要的。三者共同构成企业家精神，而缺少其中任何一种都不能称为具备了“企业家精神”。由上面的论述我们可以得知，企业家精神是与企业紧密相连的，企业家精神的一个最重要的体现是创业，而创业的载体就是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的创业、发展过程就是企业家精神形成的过程。
中小企业有助于培养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的培养有助于劳动就业。因为有创业才能有更多的就业，只有存在着大量的创业者，才能为广大的劳动者拓宽就业渠道，才能使各种资源得到有效的配置。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创业，仅凭原有
市场的拓展和政策的优化不可能容纳如此巨大的劳动力，众多的失业人口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并成为社会的负担。而企业家精神是创业的内在动力，中小企业是承载企业家精神的载体，丰富的企业家精神会激励人们更多地创业，而创业会带来庞大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发展，这在很多研究中都已经得到证明。
企业家精神和中小企业创业是相互促进和加强的。企业家精神可以促进中小企业的创立，而中小企业的发展又可以强化这种企业家精神。如中小企业之所以在美国兴旺发达，与美国社会所广泛推崇与企业家相关的美国精神直接相关。美国一般把新办企业者统称为企业家(entrepreneurs)。因此，对于中小企业而言，新增企业数量多少实际上就是新增企业家数量。不论新办企业是否成功，只要敢于利用一切机会和可利用的资源来创办企业，就是企业家。而且在学术界和高层管理人员，甚至在普通民众的视野中认为美国经济是否具有活力，能否持续增长，就业率是否降低，取决于每个时期的企业家数量。通过多年大量跟踪分析，美国小企业管理局认为美国人创办中小企业动因，除了希望能够自主发展事业、获得投资回报、以及在原有企业工作的一些能人因为工作受到挫折而进发出来的企业家精神外，还包括通过开发新产品产生新的商业机会，并被一些人率先发现，以及受政府实施政策措施的激励等。这些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使美国经济无论在什么样的困难环境下，总是不断培育出能够克服这些困难的企业家，推动经济从一个循环走到另一个更高的循环。在经济良性循环中实现更大规模的创业和就业。在中国江浙地区，先前大量这里，非市场的劳动供给，不仅仅局限于生产家庭消费品的劳动供给，而且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即为市场生产产品，并以之换取货币收入。可以指出的是，这种存在于劳动力市场之外的非市场劳动供给，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农村的家庭劳动供给，从结果看，具有以下特征：其收入将普遍地或一般地低于市场劳动供给收入。根据迈克尔・托达罗的研究，拉美、亚洲和非洲的传统农业具有共同特征：以家庭农场作为基本生产单位，它可容纳2人～4人工作。而这种非市场劳动供给的收入相当微薄，可以认为，维持生计仍然是第三世界农业的主要目标。一般而言，所谓劳动力供给的市场指向是非农产业。农业与非农产业的技术、制度、规模的性质不同，构成了经济结构的“二元性”。刘易斯认为，正是由于这种二元性，使不同产业的平均收入相差至少30％。按照这样的收入水平的落差，个人的劳动供给显然倾向增加，但是，受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进程以及劳动力素质水平的制约，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将被迫在低收入水平上“享受”闲暇。(2)就欠发达经济而言，既然劳动供给倾向于被迫“享受”闲暇，那么，这种闲暇“享受”总效用极可能是负的，从而，增加劳动供给而减少对闲暇的被动性享受，所带来的结果表明：一方面增加了货币收入，一方面减少了被迫性闲暇也会增加总效用，换言之，欠发达经济中的剩余劳动力的劳动供给的增加，只会导致替代效用，而没有收入效应。甚至，收入效用和替代效用呈同方向变化。
以上分析同时表明，在经济发展中国家，对个人行为最大化的约束是财富的约束。由此，劳动力的供给行为将不是传统经济理论中在收入与闲暇之间进行理性最大化为目标的选择，而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稳定的货币收入流。这一点，在目前中国仍然是适用的，虽然某些地区曾经出现过“民工荒”。从总体上看，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仍然来自于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大，而劳动力需求总量不足。以经济活动人口代表实际劳动力供给，就业人数代表实际劳动力需求，2003年中国实际劳动力供给76075万人，而实际劳动力需求总量仅为74432万人，就业缺口为1643万人，这其中还没有包括处于隐性失业的农民。从动态发展看，中国劳动力供需矛盾表现为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与劳动力需求增长速度的不一致。1978－2003年间，中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增长速度逐渐拉开，就业缺口总体上处于扩大趋势。一般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劳动力需求增长)存在着较高的一致性，然而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相应引致劳动力需求的强劲势头，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总体仍然很低，均在0.20以下，经济增长对就业增长的拉动作用显得十分乏力。这种情况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1)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一直比较快，但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基数小，而处于二元经济结构下的就业人口众多，较快的增长速度不足以容纳如此多的就业，而且这种增长，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地区上，其实都是不均衡的：一些资本投入巨大的大项目推动了经济的增长速度，而更具活力和就业潜力的中小项目却没有得到重视；东部地区由于有招商引资的优势，加上蓬勃发展的个私经济，经济增长速度快于中西部，拉动了整体的增长。(2)中国招商时只注重国外资本的大项目投资而忽视中小项目的形势依然没有得到大的改观，而原本的有竞争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开始危机四伏。本来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是中国国际竞争的比较优势，然而这一优势也禁锢了中国劳动密集产业的升级。这两者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高。
以上对中国就业问题的解释，隐含存在一个交集部分一中小企业。大量的中小企业的创立和发展是扩大中国就业容量、缓解劳动总量需求不足的最直接的办法，而通过发展技术升级和改造的劳动型密集中小企业会大大地提高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总之，由于中国特殊的经济二元结构，决定了中国的劳动供给在公平工资的劳动市场中呈现供给无限性。而扩大就业容量的最好办法是发展中小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