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共享篇1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共享经济模式应运而生。以互联网服务平台为基础，将海量供需信息有效对接并优化配置，从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经营模式在一些行业得到快速发展。一场深刻的商业革命已经到来，伴随着企业经营模式的变革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方法也必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企业需充分认识这些变化才能更好地适应环境。
一、共享经济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新模式——人力资源共享
近来，一家线上服务交易网站——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公司(下简称猪八戒网)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2006年成立以来，猪八戒网始终致力于打造诚信的服务众包交易平台，为中国广大中小微企业和专业技术人员提供服务交流。对于中小微企业而言，他们仅凭自身人力资源条件难以承担全部的开发、运营、品牌设计等工作，而资金的缺乏又使他们不可能花费数十万元请顶级团队为其服务，也没有多样的服务方案供选择。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服务提供方来说，既存在专业机构因订单不足导致资源和劳动力闲置的情形，也存在民间大量闲散的专业劳动者因缺乏机会和发展平台而无法实现价值的情况。(李紫宸，2015)这种现实的供需矛盾就为服务交易平台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空间。目前，猪八戒网的服务范围已涵盖平面设计、营销推广、动画视频、工业设计、软件开发等八大类目，拥有500万家中外雇主，1000万家服务商，超过1300万人才。2015年平台交易额近75亿元，市场占有率超过80%，估值已达110亿元。本质上讲，猪八戒网是一个分享劳动者智慧、能力、经验、技术的平台，它通过连接海量的需要外包服务的企业和提供服务的专业技术人员，实现了人力资源的共享。
人力资源共享的基本模式与物质资源共享类似。首先必须要有一个基于信息技术建立的人力资源共享平台，这个平台应当独立于企业和劳动者。其次要有供需双方在平台上的自由对接。企业和劳动者在平台上注册，提交必要的基本信息。之后，企业就可以自身的需求，劳动者则根据自身的专业和特长选择合适的工作，并在交易完成后，获得事先约定的报酬。在此过程中，平台的主要作用就是提供信息，促进供需双方交流，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具体的用工过程平台是不进行干预的，但用工结束时企业和劳动者需要对彼此进行评价，这个评价结果将会影响劳动者(企业)下一次在平台上找工作(招工)的情况。这种模式中劳动者(a)和企业(B)首先分别与共享平台(C1)建立联系，然后他们二者之间再互相建立联系，从而形成了一个双边市场。(如图1)
传统的用工模式下，劳动者与企业一般通过两种途径建立用工关系。一是企业直接面向劳动者进行自主招聘，并与之建立一段稳定的劳动关系;二是通过劳务派遣公司寻找劳动者，即劳务派遣公司先和劳动者签订用工合同，再由派遣公司将员工派到用工企业。这两种方式中，劳动者、企业和劳务派遣公司之间形成的是单边市场。(如图2、图3)
由上分析可见人力资源共享模式与传统用工模式相比呈现以下特点：
首要特征是劳动关系完全基于平台建立。平台在人力资源共享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除了任务的具体完成，其他从需求到售后服务的一切交易活动都要依托它来进行。有了平台，企业和劳动者就能迅速知道彼此的供需状况，极大地减少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同时，由于平台的开放性，它很容易形成人力资源的聚集，实现规模化。
其次，劳动者更加自由，与企业之间不再需要稳定的隶属关系。传统用工模式中，劳动者始终要隶属于某个商业组织，为其提供固定时限的服务，遵守企业规章。但在人力资源共享模式中，劳动者并不是平台的员工，他们与平台的关系是松散的，可以按照自身需求和喜好进入多个平台(就如同司机可以同时使用滴滴出行和Uber打车)。若劳动者与企业达成工作意向，一方面这种意向多为短期用工，灵活性强;另一方面劳动者也不必一定遵从该企业的某些规章制度(如出勤制度)，只要根据合同要求提供服务即可。
最后，劳动者与企业之间是双向约束。以往的用工模式中，企业一直处于强势地位，他们制定规则、约束员工。而劳动者们搜集信息的能力有限，对企业的议价能力也有限，尤其在遭受不公时很难以一己之力与企业抗衡。但在共享经济中，平台建立了服务提供方和需求方双向评价的机制。同理，在人力资源共享平台上，劳动者也可以对雇主进行评价。而且，当雇主出现拖欠尾款、恶意差评等行为时，平台就会介入，保护劳动者的利益。
这种模式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新型就业方式，改变了传统的雇佣模式和就业模式。通过人力资源共享促进人才的自由流动，真正实现了按需分配，优化人力资源配置，进而提高人力资源使用效率。对企业而言可以减少机构重置，优化企业管理。对劳动者而言可以扩大就业，促进创业，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感兴趣和擅长的工作任务，灵活安排工作时间和地点，更加自由地赚取酬劳，有利于激发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而用工模式的改变必然带来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的变革。
二、共享经济时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趋势
(一)人力资源泛化
在人力资源共享模式下，企业必须认识到，“人力资源”这个概念绝不仅仅指“企业的员工”，或者某些专业外包“机构的员工”，它还包括劳动力市场中千千万万想要分享自身知识、技能、经验的个人。而且，这些劳动者的来源更加广泛、身份更加丰富。例如猪八戒网上的劳动者，他们可以是某个公司的正式员工，利用8小时之外的时间进行兼职，也可以是在平台上做全职的自由职业者或在校大学生。他们分享的知识与技能既可以与本职工作相关，也可以是与工作专业无关的特长、爱好。例如，本职工作是律师但有着摄影特长的人，他既可以分享与法律工作相关的知识技能也可以分享其摄影技能，并且当你得到他的摄影服务时可能根本不知道其本职工作是律师。这一意义在于，它实现了一个人利用多维技能创造价值的可能，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扩大了人力资源的总量。此外，在合法情况下，劳动者既可以同时服务于多家公司，也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只服务于一家公司。这里，我们必须强调“个人”的重要性，因为只有“个人”自愿、自由甚至是具有一定随机性的连接和分享行为才构成了共享经济的内在基石。而劳动力市场中也不再只有企业和机构的“品牌”，将会有更多优秀劳动者的“个人品牌”，这种品牌的效应会给劳动者带来更多的自由、满意感和自我价值感，也会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从而激发更多人投入到分享活动中。
(二)人力资本优先
人力资本(HumanCapital)主要指凝结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经验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劳动能力和素质。作为一种“主动资产”，这种资本的所有权仅限于体现它的人(Rosen，1985)。早在1961年，Schultz就指出人力资本要素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从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和投资推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而创新的根本源泉就在于“人”。这就意味着，那些拥有高质量人力资本，尤其是拥有边际报酬递增生产力的异质型人力资本(idiosyncraticHumanCapital)的劳动者，将会作为企业利润增长的核心(丁栋虹，1999)，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追求高素质人才的人力资本优势(彭剑锋，2015)将成为一种管理趋势。而人力资源共享模式则能进一步推动人力资本优先趋势的发展。通过互联网平台，企业可以获得更多选择优质人力资源的机会，更有效地使用高素质人才。同时，优秀的劳动者也能得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实现其人力资本价值。以猪八戒网的“比稿”交易模式做一例证。“比稿”是指需求方需求后，在预定时间内尽可能多的征集供给方提供的产品并择优录用，它带有悬赏的特性，报酬一般较高，所以参与者众多。这一模式中“择优使用”是核心机制，对优秀产品的追求实质上是对劳动者人力资本价值的追求。
(三)用工的外部性增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更好地适应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企业一直在进行管理变革，增加自身的柔性，而采用人力资源外部化配置则成为一种普遍选择。同时，由于人力资源已成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源泉，企业对优质员工的需求也愈发强烈。但每个企业能拥有的高质量人力资源毕竟有限，向外部寻求人力资源就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如今，人力资源共享模式的兴起正顺应了这种需求，也为企业从外部获取人才提供了更多机会。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共享平台汇集了大量的服务提供者，并且这些劳动者多为智力型人员，他们能够根据企业需求提供独特的非标服务。当企业需要实现某个目标但又缺乏优质、专业的劳动者时，就可以借助平台信息集成的优势，超越时间、地域、行业的限制挑选所需人才。这种灵活、快捷的人才获取方式会使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使用共享平台解决人力资源缺乏带来的问题。而在大众创业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小微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诞生，这必然会扩大对人力资源共享服务的需求。
(四)平台承担部分人力资源管理职能
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包含六大职能，即工作分析、招募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薪酬管理和劳动关系管理。在用工外部性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不仅企业要管理外部员工，平台也要承担一定的人力资源管理职能。平台的职能分担主要体现在招募与配置、培训与开发、绩效管理和劳动关系管理四个方面。在招募与配置方面，平台要按照各类需求集聚人才、保持人力资源的供给，同时还要注重平台上劳动者信息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并根据这些劳动者擅长的工作将其分类，以帮助企业快速准确地与自己所需要的人才建立联系。在培训与开发方面，有些学者认为，参与人力资源共享的劳动者本质上共享的是他们闲置的知识经验，因此他们应当是“熟练工”，也就不需要平台对其培训(叶剑波，2015)。但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平台对劳动者的培训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劳动者在平台上进行交易活动(如平台入驻、接单、售后服务等)的指导，这种指导多通过公告、网站流程引导来进行;二是对劳动者技术与能力的提升，这可以通过建立网络社区、QQ群、线上/线下交流小组来进行。例如，猪八戒网站专门建立了“猪八戒商学院”版块，其中对新手引导、规章介绍、引流运营都有详细课程。通过这两类培训可以有效提升劳动者的服务能力和服务质量。在绩效管理方面，主要通过需求方对劳动者服务的评价来实现。这种评价并不是只给一个总评，而是分多个模块来进行，如态度、效率、最终完成质量等等。劳动者所获评分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其接单的机会，如果评分过低甚至有可能会被平台剔除。在劳动关系管理方面，平台主要是劳动者和需求方的桥梁。当需求方权益受损时可以向平台投诉，平台将依据相关规定予以处理。同时，劳动者也可以借助平台的力量，将争议通过他们得到解决。这对于构建良好的用工关系和人力资源市场环境是非常有益的。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平台对人力资源管理职能的承担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活动既有重合又有区别，二者实际上是互为补充的。
(五)信息技术将得到更加广泛的应用
相较于传统的用人模式，人力资源共享对于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的依赖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刻。近年来，移动智能设备和3G网络的普及加快了全社会进入移动互联时代的进程。各类办公软件公司也都在不断推出自己的移动端应用(如盯盯工作、有道云笔记、wpSoffice移动版等)，移动办公从“pC(personalComputer)模式”逐步转变为“pC+Cp(Cellphone)模式”。而如同滴滴出行、airbnb等共享经济企业都开发了自己的移动端app一样，人力资源共享平台也必然推出手机客户端。同时，人力资源共享模式中供需双方的连接都是通过网络进行，对需求方而言，他们需求的发出、对任务进度的监控都可以是实时的，并能得到服务方的实时响应;对参与到人力资源共享的劳动者来说，他们可以用手机实现接单、完成工作任务、进行项目进度汇报、接收付款等活动。可以说移动互联相关技术的使用贯穿于整个人力资源共享活动。对于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平台方面。每年在平台上都会进行大量交易，这些交易从需求信息到售后服务的各环节都产生了总量庞大的数据。人力资源共享平台可以通过对交易数据的分析获得劳动力市场供需状况的相关信息，还可以对不同产业、行业、种类的企业的用工行为、用工特征加以分析，甚至以此为基础预测产业、行业、企业的发展状况。而且这些数据也将是对劳动力市场官方统计数据的有力补充。
三、结论与展望
今天，我们正逐步进入知识经济的时代，企业对人才的吸引和使用已成为影响其存亡的关键与核心，而共享经济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途径。本文提出了人力资源共享的模式，并分析了这种模式给人力资源管理带来的新变化。由于现阶段人力资源共享尚处于起步时期，很多分析也只是粗浅的探讨。因此，关于人力资源共享模式的发展还有很多未解决的问题，例如，对于用人的企业方，他们直接面临着传统组织架构不能适应新型用工模式、法律法规的不完善使用工风险增加、共享平台劳动者工作的过程和结果难以掌控等问题。并且越来越多原本在企业里做全职的劳动者参与到人力资源共享活动中，他们如果离开原企业就会造成企业的人力资源损失，这里企业就面临着更隐性的员工保留问题。总之，人力资源管理如何迎接共享经济时代的挑战，跟上时代的步伐，仍有待企业在实践中尝试和学者们研究、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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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共享篇2
新发展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深化，其中共享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内含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的价值意蕴，与西方社会倡导的利润分享、包容性增长、互联网分享经济等存在根本区别。强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内涵是“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渐进共享”[1]。因此，从科学社会主义视阈透视共享发展理念，旨在夯实中国特色共享发展的理论根基。
一、共享发展理念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蕴
在对幸福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中，无论古希腊理想国、古代中国大同社会还是近代西方空想社会主义都对实现人人平等的共享有强烈诉求，但由于缺乏正确历史观指导，这些闪耀着智慧火花的思想终究是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吸收人类思想优秀成果基础上实现历史观革命，从变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一根本上为人类指出了实现平等自由的共享之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没有直接使用“共享”概念，而常常以“公有”、“社会所有”、“集体所有”等表达共享内涵。
（一）共享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对人类前景的科学展望
任何正确的理论都必须从正确的逻辑前提出发。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必须以厘清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作为出发点。在西方思想史上主体与客体长期被局限在认识论的二元对立中无法建立正确关系。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从自然意义上抽象理解人的主体性，并将人的主体性建构在对私有财产的永恒占有上。马克思历史观的革命性在于通过实践建立起沟通主体与客体的桥梁。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实践活动既“自由自觉”，又受到客体制约，是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因此，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60。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人”出发揭开了人类历史之谜。
资本主?x政治解放使人享有基于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追求各自利益的“理性人”创造了比以前所有世代都要高的生产力，但资本主义实践在张扬人的主体性的同时又使人越来越受到客体的支配。建立在市场经济自由平等乐园之上的政治自由只是一种虚幻的形式自由，在市场经济平等交换的背后是资本对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人从拜神教摆脱出来又进入拜物教，主体的实践活动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摆布而陷入周期性危机。在马克思看来，人在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生产中表现出了主体性，同时又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中限制了主体性。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追求“自由自觉”的能动性将打破资本主义私有制对生产实践的限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更高形态的实践活动，这就是科学社会主义共享话语的出场。与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的主体性受到商品规律支配不同，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的共享理念将使物质资料的商品生产逐步作为客体受人的发展规律的支配。“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将等同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要的资料。”[2]330主体真正开始从事人的实践活动，这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史前史”与“人类史”的分野。“史前史”是人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然历史，“人类史”是主体自由自觉的创造史。
（二）共享是人民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
人的主体地位的真正确立体现在既不受制于客体也不征服客体而是在与客体共生中实现自由全面的发展。共享是人民群众对物质生产从控制到超越，最终开启自由自觉的精神生产的起点。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共享主体的生成是人类实践演进的结果。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已粗线条勾勒出共享主体历史觉醒的三个阶段：人的依赖、物的依赖和自由全面发展。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必须以整体的形式在相互依赖中与自然发生关系，人不得不受制于自然和社会等级。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市场法则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服从，建立在对物的私人占有基础上的原子人展开生存斗争，社会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社会人真正作为社会的人有能力挣脱物质利益束缚，在对客体的共享并与客体的共生中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共享主体是经历人的依赖与物的依赖两个阶段后的历史生成，正如马克思所说，“全面发展的个人……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要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能力的发展就要达到一定的程度和全面性，这正是以建立在交换价值基础上的生产为前提的，这种生产才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的普遍异化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3]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似乎超出了马克思的批判语境，市场“看不见的手”处于政府的干预之下；无产阶级从一无所有变为各种现代化产品的消费者；日益发达的金融市场可以让每个人都成为投资者。但如果我们从另一角度审视，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并没有真正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20世纪以来先后爆发的生产危机、经济滞涨、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依然是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提在《21世纪资本论》中用工业革命以来几百年的历史数据向人们说明资本主义国家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工具理性展开了大量批判。所以，资本主义借助政府干预、新技术革命以及全球化对生产关系的调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不可能化解资本主义生产实践中人与商品经济、人与资本的对立。
（三）共享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先决条件
科学社会主义视阈下共享前提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能满足所有人民群众基本的物质需求，使人从相互追逐物质利益的生存斗争转向对物质资料生产的支配与共享，人与人之间的三大差别消除，劳动不再是强制而是自由自觉的活动，劳动时间真正成为人全面发展的空间。这一切都以社会生产力足够发展为前提，“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2]86。
资本主义私有制以矛盾形式为共享准备生产力条件。一方面，资本“作为价值增殖的狂热追求者，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一个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建立现实基础”[4]683；另一方面，资本将大多数劳动者的消费需求限制在劳动力价值范围内，而且使劳动者处于机器取代人的失业威胁中，生产力进步节省的时间并不能转变为劳动者的自由时间，劳动者一直生存在创造必要生活资料的循环奴役中，跨期消费或跨代际消费的金融工具仍然不能避免市场供求失衡的各类经济危机爆发，也就是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经历三次工业革命正朝着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方向发展，但在资本制造的技术垄断和虚假消费中，人们并没有享受到多少休闲反而更加忙碌、承受更多失业压力。马克思预言资本主义破坏式增长终将为人类实现共享铺就道路。“现实财富的创造较少地取决于劳动时间和已耗费的劳动量，较多地取决于在劳动时间内所运用的动因的力量，而这种动因自身……又和生产它们所花费的直接劳动时间不成比例，相反地却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因此，“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5]217-219。
二、科学社会主义视阈下共享实现的生成性和整体性
马克思通过创立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主义内在矛盾运动，科学判断出人类历史不可能终结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而是朝着共享的趋势发展。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预测慎之又慎，仅从所处时代条件出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粗线条勾勒。但是，人类实践的主客体总在历史中生成与发展。由此，可以总体把握人类共享发展在时间维度主客体趋近统一的进程，以及在空间维度从经济到政治再到精神的整体展开。
（一）共享发展在时间维度的生成性
共享之所以在时间维度不断生成，是因为主体在实践中对物质生产的超越需要经历主体对客体的改造和主体自我改造的过程，“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将把环境和人都加以改造的历史过程”[6]60。主体在超越物质生产后并不是停止生产，而是在新的起点开始自由自觉的更高形态的生产。因此，马克思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中蕴含着共享的三次演进。
第一次演进是破除资本对劳动的奴役。科学社会主义共享的起点是劳动从资本的奴役中摆脱。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已表现出这一趋势，如股份制和合作制的出现，马克思对这两种变化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前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消极扬弃”，后者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这些都是向社会主义共享的过渡。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的主要任务是“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2]272，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主张立即废除私有制，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7]。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对农民自主经营的土地要采取保护措施，通过合作社的形式逐步引导他们走社会主义道路。这说明劳动摆脱资本奴役需要一个过程，因为让个体条件不同的所有劳动者参与社会化大生产并分享劳动成果，需要生产力的足够发达和生产关系的不断调整，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也特意强调“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6]348。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出现产权社会化趋势，劳动者地位由此有了某种程度提高，同时国有资本参与市场竞争，已表现出向共享的过渡。
第二次演进是实现人对物质生产的支配。共享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主体为更好满足物质需求从而实现自由全面发展的手段。在马克思看来，打破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实现对物质生产的共同支配是人类进入“自由王国”之前在物质生产的“必然王国”中获得的“自由”，“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8]。所以，只要能实现人对物质生产的控制，任何共享手段都可以采纳。不可否认，马克思的确尝试性提出在生产领域取消商品货币，实现计划调节的共享手段，这一点确实具有时代局限性，但马克思同样非常清楚的表达了在分配和消费领域仍然需要实施等同于价值规律的方式，他还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有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4]114。传统社会主义忽视马克思对共享目的的论述而将马克思受时代局限提出的共享手段作为社会主义的原则坚持，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理解。社会主义与市场结合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手段的伟大创新，如何让商品生产被人控制从而更好地为人的物质需求服务是二者结合的精髓。
第三次演进是实现物质生产与人的发展相统一。共享的最终归宿是人超越物质资料生产的生存斗争实现自由全面发展。不断创新与进步的科学技术取代了大量劳动者直接从事的繁重体力和部分脑力生产活动，马克思认为物质生产是人的“第一历史活动”，但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除了要进行物质生产满足物质需要外，还能从事属于人的其他活动，比如科学艺术等。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就在于为每个人指出了超越物质生产进入“自由王国”的可能性。很多人认为共产主义是空想，因为人的欲望会无限膨胀而资源是有限的，人不可能超越物质生产的生存斗争，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人的物质需求无限放大。资源的确有限，但真正人的合理的物质需求并不是无限的。圣雄甘地说，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很多研究都表明，人的基本物质需求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一限度物质不但不能使人幸福，反而使人在物欲的膨胀中身心疲惫。当然，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还在于超越了很多唯心主义思想完全脱离客体仅仅在意识中或其它神秘的存在中寻找脱离物质生产的幻想。马克思说，“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6]929。
（二）共享发展在空间维度的整体性
共享发展理念反映了主体与客体在相互作用中生成的不同于以往任何社会的全新关系，这种全新关系涵盖人的经济、政治和精神活动各个方面，在空间维度表现出整体性，是人与自我、人与人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
首先，共享体现为“个人所有制”与“社会所有制”相统一的经济关系。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共享是人与人之间全新的经济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其概括为“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4]874。学术界对“重建个人所有制”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这一命题的前提是“个人”与“社会”实现统一，从这一前提出发，“重建个人所有制”既可以是生产资料“个人所有制”，又可以是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还可以是消费资料“个人所有制”。这里关键是理解“个人”与“社会”的统一。马克思构想的是人类控制物质生产进而超越物质生产的全新经济关系，这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要求，这种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是合作与共享而不是分裂与对抗。所以，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内在一致。当然，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阶段，二者统一的程度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但无论如何都将趋于统一。
其次，共享体现为“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政治关系。人与人之间的政治关系建立在经济关系之上，共产主义经济共享决定政治共治。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构想了这种共享的政治关系：“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w，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294资产阶级虽然也宣扬建立“自由、平等、博爱”的共享政治关系，但这种所谓的“共享”是财产私有者之间的“社会契约”，即便这种形式平等劳动者也无法公平享有，如同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这种“契约式”政治关系同样表现出经济关系中的“利己主义”，马克思称资产阶级政治关系为“虚幻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共享政治关系就是要建立“真实的集体”。当然，“真实的共同体”也有程度之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由于劳动还是谋生手段，“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6]304。只有当人与人之间的三大差别完全消失，资产阶级法权的形式平等才能彻底超越，每个人真正享受到所需要的权利，国家也失去阶级镇压的属性，成为自我管理的组织。
再次，共享体现为“劳动”从“谋生手段”转变为“自我实现”的精神关系。马克思创立的新唯物主义是西方近代认识论哲学向现代生活哲学的转折，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超越了西方近代哲学仅从认识论角度探讨人的精神自由的二元对立，也超越了西方现当代哲学关注人的精神生活时的孤立和虚无主义。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精神生活空间的开启关键在于劳动从手段变为目的，劳动的本真状态不是亚当?斯密所认为的“牺牲”和“停止安逸”，而是在克服外在障碍中“自由的实现”、“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劳动之所以并没有使人感觉到自由是因为“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5]112-113，马克思提出了劳动自由的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劳动具有社会性。二是劳动具有科学性。前者是劳动自由的社会关系条件，即建立共享的经济和政治关系。后者是劳动自由的生产力条件，即实现人对自然界的支配和控制。“只要社会还没有围绕着劳动这个太阳旋转，它就绝不可能发展到均衡”[9]。劳动不仅是主体自我价值的实现过程也是主体间精神财富的共创过程。
三、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意蕴对中国共享实践的启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古老中国的创新实践。她不是什么别的主义，无论如何“特色”都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10]因此，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意蕴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享实践无疑具有重大启示意义。
（一）在改革中处理好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坚守共享底线
科学社会主义共享的基础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顺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趋势，历史地摆脱等级服从和资本奴役关系，建立共建共享的经济关系。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使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先完成资本主义未完成的历史任务。经过民主革命和短暂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通过极端公有制使从封建剥削和殖民掠夺中解放出来的广大劳苦大众不经过资本奴役直接成为生产的主体，这种“一大二公”的平均主义共享虽然在形式上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共享原则，但由于超越了生产力发展阶段，不能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共同“富裕”成了共同“贫穷”。改革开放以来党冲破思想藩篱，顺应时代潮流，准确定位社会发展阶段，建立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奋力开启一条兼顾效率与公平、个人与集体、先富与后富的渐进共享之路，以较低代价快速完成了西方几百年的工业化道路，无论经济总量还是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质的飞跃。但由于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客观条件不同，加之发展中各项制度和公平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出现了“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断触及科学社会主义共享底线。因此，如何使中国特色共享发展坚守这条底线是一个时代课题。
基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特殊国情和肩负的历史使命，处理好经济发展中主体与客体间的辩证关系显得尤为关键。改革开放前的极端公有制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客观条件的制约，社会主义改革就是重新强调生产力客观条件，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吸取中也要注意避免出现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矫枉过正，只有处理好主客体辩证法才能做好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创造性结合这篇大文章。这要求我们一方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做大“蛋糕”；一方面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调整和完善生产关系，使共享理念渗透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分好“蛋糕”。总体来说，一是处理好资本与劳动的关系。有学者研究，劳动者技能水平越高，在企业中越容易获得共享地位，反之则相反。劳动力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程度越低，劳动者与企业的共享程度越高[11]。从全球范围来看，第三次产业革命以来资本逐渐社会化，劳动与资本出现融合趋势，社会主义既要规范金融资本运行，又要借鉴诸如员工持股、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等资本主义国家有益经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计划是资本与劳动合作的新起点。二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不是无边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12]政府要在促进城乡、区域、行业协调发展，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体系中大有所为，提升人民群众在经济发展中的获得感。
（二）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注重人的全面发展，拓展共享空间
科学社会主义共享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导向，这与新自由主义倡导极端个人主义的“理性人”截然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共享不是盲目崇拜生产力，而是通过发展生产力使人从物质生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真正从事属于人的活动。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已高度发达，但人并没有因此而感到幸福和自由，反而被资本逻辑主导的工具理性裹挟，在商品、资本、金钱三大拜物教中异化为丧失存在意义的“单面人”。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配置资源，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不断满足了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此同时，个人主义、拜金主义、消费主义等现代性弊病也不断显现，日益侵蚀着人们对社会主义理想的追求。中国特色共享发展就是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拓展共享空间，深入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真正实现人民的幸福和自由。
中国特色共享空间的拓展关键是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建立正确的劳动观，使劳动不仅仅是用抽象时间计算的资本增殖手段，还是劳动者实现自我价值的感性活动。随着生产的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大量繁重机械的体力劳动逐渐被机器取代，脑力劳动逐渐成为劳动的主要形态，社会主义要充分利用新一轮技术革命，创造出更符合人的劳动规律的新的生产业态，使劳动过程逐渐成为个人价值的实现过程。劳动观的转变会使人的幸福感从对物质消费的满足逐渐转移到生产过程的自我实现，一方面有利于遏制过度消费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另一方面有利于避免粗制滥造导致的产能过剩，真正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统一，使突破经济学需求与资源之间内在矛盾成为可能。全社会要形成尊重知识、尊重劳动、尊重创造、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自我实现的劳动观也有利于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互助关系，提升人们参与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能动性，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反过来又为拓展共享空间提供制度保障。
（三）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作用，把握共享节点
劳动力市场共享篇3
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促进就业工作的通知》（粤府〔*〕55号）精神，进一步做好我市促进就业工作，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强化政府促进就业责任，统筹城乡就业
（一）积极实施扩大就业政策。各地政府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有关促进就业的方针政策，继续坚持把促进就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坚持将扩大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坚持在公共财政支出中优先安排促进就业资金。继续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努力拓宽就业渠道，促进社会就业更加充分。
（二）加快调整优化就业结构。各地政府要加快推进产业优化升级，以产业升级带动就业结构优化。要根据我市产业升级需要和产业转移布局需求，加快发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大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加快研究制定鼓励和引导企业招用本地劳动力的政策措施，鼓励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就业；进一步完善与珠三角地区的对口劳务帮扶机制，合理引导劳动力向珠三角地区转移就业；建立完善优秀农民工激励机制，促进劳动力素质整体提升，优化就业结构。
（三）健全就业考核评价体系。各地政府要把促进就业工作作为事关发展全局的“民生工程”、“德政工程”，切实抓紧抓好。要进一步加强促进就业工作的领导，完善促进就业工作协调机制，把城镇新增就业、控制失业率、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转移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等作为就业工作的主要目标，逐级分解，健全工作目标责任体系。继续实行就业工作责任制年度考评，市政府坚持每年对各县（市、区）政府、*高新区管委会及市直有关部门落实就业工作责任制进行考核，对在促进就业工作中取得成绩的单位给予表彰奖励。同时，将促进就业工作纳入各级政府班子落实科学发展观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切实履行职能，加强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
（四）加大促进就业宣传力度。各地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深入做好促进就业的宣传工作。大力宣传促进就业的法律法规和经济社会政策，宣传促进就业的好做法，宣传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自主创业、自谋职业和用人单位承担社会责任、促进就业的典型经验，树立先进典型。各级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要积极支持促进就业工作公益性宣传，为促进就业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和社会氛围。
二、完善积极就业政策体系，大力促进就业
（五）严格落实税收优惠政策。在我市行政区域内办理了失业登记的人员创办企业，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可按国家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符合有关残疾人就业优惠条件的，可以享受现行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税收优惠政策。2009年以后，已办理登记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税收政策按国家新规定执行。
（六）合理减免行政事业收费。登记失业人员、残疾人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建筑业、娱乐业以及销售不动产、转让土地使用权、广告业、房屋中介、桑拿、按摩、网吧、氧吧等国家限制的行业外），从工商部门首次注册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收属于管理类、登记类和证照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具体免收项目按省财政厅、省物价局《转发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对从事个体经营的有关人员实行收费优惠政策的通知》（粤财综〔*〕119号）执行，其中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按《财政部国家发改委国家工商总局关于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61号）规定停止征收。
（七）完善就业援助补贴制度。鼓励劳动者参加各种形式的技能培训，对我市登记失业人员、本省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可按规定参加1-2次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和1-2次创业培训，所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对就业困难人员、进城务工农村劳动者参加就业准入工种初次职业技能鉴定，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给予一次性职业技能鉴定补贴。职业介绍机构为我市登记失业人员、本省进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提供免费职业介绍服务的，可按实际介绍成功人数申请职业介绍补贴。
（八）扶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我市的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愿望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4050”人员、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登记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等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具体范围和认定程序，由市劳动保障局商有关部门确定。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就业困难人员和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接受免费技能（创业）培训期间，可申请生活补贴，具体办法由市劳动保障局会同市财政局制订，所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用人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按有关规定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社会保险补贴和岗位补贴期限最长不超过3年，已经享受的不再享受。
（九）建立低保与就业联动机制。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员自主创业或实现就业后，其家庭人均月收入达到或超过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可继续保留6个月的低保待遇。符合就业条件的城市低保人员，无正当理由两次拒绝参加劳动保障部门、街道（乡镇）和社区组织的就业培训或推荐就业，从次月起，民政部门根据街道（乡镇）劳动保障所提供低保对象两次拒绝推荐就业的有关证明材料，可取消其家庭的低保待遇，并在《广东省城乡居（村）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备注栏注明上述情况。
三、强化公共就业服务管理，加大就业帮扶力度
（十）培育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各地政府要按照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目标要求，加快建立和培育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加强部门协调，整合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资源，组建我市综合性、公益性的人力资源服务平台。进一步完善管理制度，定期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清理整顿活动，加强对社会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维护人力资源市场的良好秩序。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络及相关设施建设，建立健全市、县（市、区）、乡镇（街道）、社区（村委会）四级信息网络系统。
（十一）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各县（市、区）政府要依照《就业促进法》，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可根据实际需要，成立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明确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职责和范围，合理确定人员编制并将工作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按照“点、线、面”的要求，积极构建立体公共就业服务网络，设立“岗位信息服务中心”，专责对本地就业岗位信息收集登记、分类整理、信息和匹配处理，提高就业岗位匹配效率；设立“电话就业服务中心”，为在本地办理失业登记的人员提供快捷及简便的就业选配及远程就业服务，实现求职一线通，提高就业服务效率；建立“就业服务内联网”，以网络为载体，将全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成一个有机整体，形成资源共享、信息通畅的就业服务体系，条件许可的可逐步推行网络互动就业服务。
（十二）严格就业凭证管理制度。按照统筹城乡居民就业的要求，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凭证管理制度，消除就业差异，落实平等就业和公平就业保障机制。加快《广东省就业失业手册》（以下简称《手册》）发放工作，以《手册》中的失业登记记录作为失业人员享受公共就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和有关待遇的唯一凭证。积极开发全市统一的社会保障卡，争取从2010年1月1日起实行社会保障卡制度，并逐步实现由《手册》到社会保障卡的过渡。
（十三）规范就业失业登记制度。按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进一步规范失业登记的条件及程序。除以自谋职业、灵活就业或自主创业等形式就业并办理档案托管服务的，对其他有劳动能力的登记失业人员，无正当理由，连续两次或者累计3次拒不接受当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或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推荐介绍工作的，作退出失业登记处理，《手册》上的失业登记记录失效，并按规定停止其领取失业保险金和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十四）完善企业用工联络员制度。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进一步完善对用工200人以上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用工联络员制度，严格定人定向挂钩服务和定期工作制度，每个联络员每月为企业提供上门服务的时间不得少于正常上班时间的70%。企业劳动用工联络员要适应“双转移”的要求，积极帮助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为我市产业园区内企业提供“一站式”的就业服务，确保园区企业用工需求。
（十五）切实抓好就业援助服务。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全面掌握辖区内就业困难人员的基本情况，分类制订援助方案，实行个性化援助，积极帮助和扶持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建立“一对一”、“实名制”的就业帮扶和动态管理机制，街道（乡镇）等基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加强对辖区“零就业家庭”的跟踪服务，做到“出现一户、服务一户、扶持一户、解困一户”。
（十六）落实公益性岗位就业援助。各地政府和有关部门认真落实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制度，积极开发公益性岗位，健全公益性岗位援助办法。实行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制度，各地政府每年要安排专项资金用于购买公益性岗位，安置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公益性岗位开发、安置工作由劳动保障部门负责，人事、建设、公安、交通、市政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政府购买公益性岗位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帮助就业困难人员解决就业、社会保险等问题，具体使用范围和办法由市劳动保障局、市财政局制订。
四、健全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促进创业带动就业
（十七）加强职业培训基础能力建设。按照融入珠三角、服务粤港澳的要求和“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技术先进、资源共享”的原则，加快建设*市高技能公共实训基地，争取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建设年培训量达10000人次，年鉴定量达到30000人次，集中高级职业技能培训、师资培训和技能鉴定于一体，能够适应我省经济发展需要的示范性、综合性高技能公共实训基地。
（十八）实施职业技能培训民生工程。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每年对5万名左右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农村劳动力、退役士兵、大中专毕业生等各类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推进农村劳动力普惠制培训，实施好“一户一技能”计划，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能力，推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就业。
（十九）推进创业培训富民工程。2009－2012年，全市每年组织2000名城乡各类劳动者参加免费创业培训，力争培训后创业成功率达60%以上，带动就业6000人以上。各地政府要切实加强对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组织领导，将推进创业培训富民工程作为推动创业带动就业的有效载体列入规划，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要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结合产业特色，建设创业孵化基地，对进入创业孵化基地的创业人员从各方面予以优惠扶持。
（二十）完善创业扶持政策。本市户籍的高校毕业生、干部和退役士兵，经过创业培训合格并成功创业，从事个体经营的（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自工商部门首次登记注册之日起，3年内免交有关登记类、证照类、管理类行政事业性收费；从事个体经营(国家限制的行业除外)的军队转业干部、退役士兵，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自办理税务登记之日起3年内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个人所得税。鼓励青年创业，由劳动保障部门会同有关单位每年组织1000名有创业意愿和创业潜能的青年开展创业培训，力争培训合格率达90%以上，创业成功率达60%以上。成功创业并在带动就业方面作出重要贡献的本市户籍的初次创业人员或二次创业企业家，获得市委或市政府表彰的，给予奖励，所需经费在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十一）开展“东亮式党员创业”活动。发挥农村党员创业典型的带动作用，通过贴息贷款等政策扶持。对成功创业并吸纳当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结合其创业项目进行有针对性的免费创业指导；对所吸纳就业的农村劳动力，给予有针对性的免费上门技能培训。职业培训机构提供免费创业指导或上门技能培训后，可按规定申请创业培训补贴或技能培训补贴，所需资金在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二十二）健全创业服务体系。要进一步优化创业环境，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设立“创业服务指导中心”，搭建高标准的创业服务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创业项目开发、创业培训、创业策划、开业指导、小额贷款、税费减免、跟踪指导、政策咨询等“一条龙”的公益性创业服务。建立政府扶持、企业与个人开发创业项目的市场评估制度，面向社会征集创业项目，向创业者广泛推介。公益性创业服务所需资金从就业专项资金中列支。
五、加大公共财政投入力度，完善资金保障机制
（二十三）加大对促进就业的资金投入。各地政府要根据就业状况和就业工作目标，调整财政支出结构，不断加大对促进就业资金的投入。在落实两个10%（即各级财政在确保现有就业资金规模投入的情况下，每年在上年安排的就业资金规模的基础上增加10%和按上年度个人所得税地方库收入增量部分的10%安排促进就业经费）的就业资金投入机制的基础上，每年按省、市安排的促进就业资金总额的10％配套安排经费，专项用于人力资源市场信息网日常运营和维护，确保劳动力市场信息系统正常运行。完善就业资金绩效考核评价制度，严格按照规定的范围、标准和程序管理使用就业资金，大力推进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切实提高就业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强监督和检查，确保促进就业专项资金专款专用。建立稳定增长的公共就业服务经费投入机制，各级财政每年按上年度增收总额的一定比例安排经费，促进公共就业服务的开展。
（二十四）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筹措渠道。要按照《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粤发〔*〕21号）要求，确保职业技能培训资金投入。各地政府要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企业职工教育培训经费统筹、社会资助或捐赠等多种渠道，加大职业技能培训资金投入。
六、做好新旧就业政策衔接
劳动力市场共享篇4
【摘要】“共享式增长”的理念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和一致性，“以共享式增长促进社会和谐”可作为中国应对收入差距扩大这一挑战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共享式增长平等和谐
共享式增长战略倡导机会平等
“共享式增长”(inclusiveGrowth，国内也有学者译为包容性增长)可以界定为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倡导机会平等是共享式增长的核心。强调机会平等就是要通过消除由个人背景不同所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从而缩小结果的不平等。在政策层面，以共享式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需要有两个相辅相成的支柱：一个是通过高速、有效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与发展机会，另一个是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
在初次分配领域兼顾效率和公平。就第一个支柱而言，中国应继续通过高速与高效的增长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达到“又好又快的发展”，以促进社会和谐。我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发展目前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产业里面的劳动密集区段，中国在初次分配领域就可以兼顾效率和公平。
我们建议对初次分配领域进行如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首先，改善金融结构，大力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中小型制造业和服务企业；其次，提高资源税费到合理水平，同时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剥离社会性负担，消除压低资源税费水平的理由；第三，垄断行业如能引入竞争尽可能引入竞争，对不宜引入竞争的行业，政府要加强行业监管，因垄断地位而获得的超额利润应该交给国家；第四，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改变对地方政府的考核办法，弱化地方政府推行违背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的激励。
提倡公平参与，重构福利体制。作为共享式增长发展战略的第二个支柱，“促进机会平等，提倡公平参与”需要在三个方面加以努力：增加对基础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以及其他基本社会服务的投入，提高民众特别是弱势群体的基本素质与发展潜能；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减少极端贫困；加强政策与制度的公平性，完善市场机制，创造平等竞争的条件。这三个方面的努力意味着政府应重新审视现有的福利体制，重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福利体系。
共享式增长战略支持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
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国经济能否在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提高效率、兼顾公平，关键在于初次分配环节能否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而所谓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是指一个经济体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遵循其在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其产业。
作为发展中国家，目前中国的要素禀赋特点仍然是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丰富。所以在中长期发展过程中，中国只有选择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即发展劳动相对密集的产业或资本相对密集产业中劳动相对密集区段，才能够创造最多的就业机会，并提高劳动报酬比重，从而有效地缩小初次分配环节中的收入差距。在遵循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下，政府无需扭曲生产要素市场来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劳动力可以充分流动，从长期来看，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工资率差距会随着劳动力流动而处于趋同态势，也就意味着不同行业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不会因为人为制度的安排而拉大。
然而，由于渐进式的改革在中国尚未最终完成，为保护和补贴那些不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国有企业，目前政府仍然保留着对某些要素价格和资源配置的扭曲和干预。这种状况一方面导致权力寻租和腐败；另一方面则导致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
为解决上述问题，实现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全面建立符合比较优势的生产模式，在初次分配领域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只有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才能最终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才能沿着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道路前行。
共享式增长战略强调中小企业发展
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技术门槛相对较低，生产方式上也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这两个特点使得中小企业能够为那些经济地位处于社会底层，相对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群体提供直接的就业机会，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从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中小企业发展对收入调节还存在一个间接的调节作用：中小企业的存在（如一些农产品加工企业）为农户与外部更广阔市场的接触提供了桥梁，扩展了农业的产业链条，从而使传统农产品的销售和加工的水平和层次得以提升，促进农民（特别是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降低地区间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但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企业的信息相对不透明，资金需求规模小、频繁并且随意性大，经营风险高，而不同金融结构的金融市场对中小企业这些问题的处理能力也存在差异，因此金融结构有可能影响中小企业的融资可获得性，从而影响收入分配。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建议：首先，积极发展中小金融机构，特别是社区性金融机构，降低金融市场的进入门槛，使那些在经济上相对弱势的群体也能够利用金融市场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其次，尽快出台社区投资法，兼顾资金配置在效率和公平性之间的平衡；最后，进一步完善金融市场基础建设，特别是完善征信体系建设，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方面的法律法规，提高对中小企业的支持性政策和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能力。
实施共享式增长战略可汲取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国际上其他国家（地区）在实施类似“共享式增长”战略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的政策选择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韩国以及日本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保持了收入差距的基本稳定或出现了缩小的现象，一个主要原因是它们选择了一种使得社会各群体都能够较为均等化地参与增长过程并分享增长成果的增长模式。
中国可以从这些国家和地区吸取许多有用的经验。首先，中国应该选择类似的增长模式，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更多地创造就业机会。其次，从资本密集型增长方式向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的转变，需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型企业。第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型企业需要调整目前的投资体系，降低政府在生产领域的投资，进一步增加非政府组织和民营投资的影响和作用。发展中小型企业同时也需要取消他们在进入市场和获得信贷方面面临的各种限制。第四，劳动密集型增长方式需要一个有效的金融体系支持。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主要由大银行主导，重点服务于大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为了增加中小型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需要发展更多的中小型银行以及非国有的金融机构。最后，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阻碍劳动力和资本自由流动的体制性因素。
拉美国家普遍被认为是在发展过程中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失败的范例。二战以后，许多拉美国家的经济都经历了快速增长。但自上世纪80年代后，这些国家的增长出现了停滞。同时，收入差距显著扩大。一种主流观点认为，拉美国家增长的停滞主要是因为他们追求民粹主义的社会福利赶超。民粹主义福利赶超的核心是再分配。但当再分配目标与增长脱节，特别是发展战略、宏观政策以及市场机制因再分配目标而发生扭曲，从而不利于就业创造和初次分配的时候，再分配目标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会使收入差距状况更加恶化。
中国应当从这些拉美国家的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避免重复他们的老路。有关政策建议如下：
第一，重视初次分配。注重初次分配就是要重视经济增长与就业创造。只有经济增长，产业吸收能力增强，创造更多的城市就业岗位，促进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贫富差距（主要是城乡差距）问题才能得到更好的解决。初次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不公平，如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国有企业红利未能上缴为社会所分享以及腐败等问题，需要得到及时纠正。
劳动力市场共享篇5
一、引导我市农村劳动力积极办理求职登记，明确转移就业扶持对象
（一）我市劳动年龄段内（男16—60周岁，女16—50周岁），具有劳动能力，有进入二、三产业就业意愿的*户籍农村劳动力，可办理求职登记，申领《*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是我市农村劳动力享受免费职业介绍、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享受转移就业扶持政策、参加农村公益性岗位等公共就业服务的凭证之一，由就业服务经办机构进行证件信息记录。
（二）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引导和扶持对象为持《*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人员。其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为重点帮扶对象（以下简称农村就业困难人员）：
1.领取《农村低保人员就业援助证》人员；
2.低收入农户劳动力（低收入农户的具体界定办法由市农办另行制定）；
3.男50周岁及以上、女40周岁及以上劳动年龄段内的农村劳动力（以下简称农村“4050”人员）；
4.农村复员转业军人；
5.有一定劳动能力并有就业意愿的农村残疾人。
（三）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因所承包的土地被征用或撤村建居等原因农转非时符合申领城镇《就业援助证》条件的，其求职登记时间视同失业登记时间。
二、建立完善的城乡统筹就业管理服务体系，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创造条件
（四）建立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完善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机制。加强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劳动保障工作平台建设，乡镇（街道）要做到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工作六到位，行政村（社区）要做到《*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申领发放的工作、场地、人员三到位。强化各级就业服务机构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职责，切实做好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并将调查数据纳入全市人力资源网络统一管理。
（五）切实加强《*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的申领和发放工作。行政村（社区）负责申请受理和初审工作；乡镇（街道）负责复审工作；区、县（市）劳动保障部门负责证件的发放和使用管理工作[具备条件的乡镇（街道），经区县（市）劳动保障部门授权，可实施发证工作]；市劳动保障局负责《*市农村劳动力求职登记证》发放、使用和管理等工作的监管。
（六）加快建设城乡一体的公共职业介绍体系。做好人力资源市场规划，建立功能完善、覆盖城乡的综合性人力资源市场，进一步加大投入，加强萧山、余杭和各县（市）中心镇人力资源市场建设，提高市场信息采集能力，完善信息制度，发挥市场引导就业的主渠道作用。公益性职业介绍机构要向农村劳动力免费提供职业介绍、职业指导等服务。
（七）规范职业中介服务行为，引导民营职业介绍机构诚信经营。进一步加强对民营职业介绍机构的管理，鼓励社会各界依法开展职业中介活动，指导、规范职业中介服务行为，引导各民营职业中介机构遵章守法、诚信经营。
三、拓展就业渠道，促进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八）鼓励兴办农业加工、来料加工等劳动密集型小企业，扶持种养殖业基地和休闲农家乐的发展，进一步挖掘就业潜力。加强我市优势特色农业产业带建设，鼓励发展中小型农产品加工企业，新办的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流通企业纳入农业产业化扶持范围。推广适合家庭手工加工的项目，创造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机会。
（九）鼓励农村劳动力结合实际，在商贸、餐饮、旅游、家政等服务领域从事非全日制工作。引导农村劳动力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进行全职或临时性就近就地转移就业。
（十）结合新农村建设和各地实际，鼓励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投资开发农村公益性岗位，促进农村就业困难人员转移就业。
四、建立政策扶持体系，帮扶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转移
（十一）就业扶持政策。
1.鼓励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对我市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提供免费职业介绍。凡免费介绍并帮助我市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实现转移就业的*市区（不含萧山、余杭区，下同）各类职业中介机构，可按实际成功就业（指已与用人单位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的就业，下同）人数给予中介机构每人50元的一次性职业介绍补贴，其中安置农村就业困难人员按每人100元给予补贴。职业介绍补贴不得重复享受。
2.鼓励用人单位吸纳农村就业困难人员就业。对市区企业、个体工商户、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除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外）等用人单位招用*市区户籍（不含萧山区、余杭区，下同）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就业困难人员，与其签订劳动合同并办理就业登记、参加社会保险1年以上、每月发放工资标准不低于市区企业最低工资标准120%的，每招用1人，每年给予用人单位用工补助和社会保险费补贴共计4000元。
3.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开发勤杂岗位、协管岗位吸纳农村就业困难人员转移就业。市、区、街道（乡镇）各级机关、财政补助事业单位吸纳农村就业困难人员转移就业的，视同吸纳城镇持《就业援助证》人员就业。
4.将农村公益性岗位纳入各级财政补贴范围。具体补贴办法由市劳动保障局和市财政局另行制定。
（十二）培训补助政策。
1.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引导性培训。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市区户籍农村劳动力参加引导性培训的，按每人50元的标准给予培训补贴。
2.鼓励用人单位、各类培训教育机构开展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用人单位对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鉴定的经费可计入企业成本，在税前列支。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市区户籍农村劳动力参加经劳动保障部门批准的职业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按职业资格证书等级给予补贴，初级每人补贴300元，中级每人补贴400元，参加高级工、技师培训或当年*紧缺职业（工种）技能培训，并取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每人补贴600元；取得培训结业证书或专项能力证书的，每人补贴150元。实际发生费用低于补贴标准的，按照实际支出予以补贴。
3.凡参加*市农民素质培训工程的本市户籍农村劳动力，均可按有关规定享受相应的培训补贴。
（十三）创业扶持政策。
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劳动力在本市创业的，享受本地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创办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扶持。创业项目符合本地产业发展导向的，可享受本地小额担保贷款优惠政策。对返乡创业的，当地政府应予以扶持。
（十四）权益保障政策。
1.规范企业用工行为。进一步加大执法监察力度，劳动保障部门与工商、税务、工会等部门和团体要加强协同配合，强化农村劳动力维权救助举措，积极把实现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吸收到工会组织中；对用人单位不签订劳动合同、滥用试用期、随意压低或克扣工资、不参加社会保险等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切实保护农村劳动力的合法权益。
2.深入贯彻落实《*市基本医疗保障办法》和《*市基本养老保障办法》，进一步完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险制度，逐步提高农村劳动力社会保障水平。
3.建立农村低保人员待遇渐退机制。鼓励农村低保人员通过就业增加收入，改善生活状况。已办理求职登记的农村低保人员实现转移就业（须签订一年或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或非正规组织就业协议），并如实申报劳动收入的，自就业之月起24个月内，其劳动收入中在当地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以下的部分不计入家庭收入。此规定对同一对象不重复适用。
五、加强领导，切实做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十五）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进一步完善政策体系和工作机制，建立和推广“就业货币”制度，制定年度计划，层层落实责任，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目标任务列入就业再就业工作目标考核，切实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
（十六）加强协调配合。各级劳动保障、宣传、农办、发改、建设、经贸、财政、人事、税务、工商、物价、统计、民政、监察、教育、人行等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众团体要加强协调配合，各司其职，共同抓好我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各新闻媒体要广泛深入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政策和形势的宣传，积极营造全社会支持和帮助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良好氛围。
劳动力市场共享篇6
[论文关键词]家务劳动；成本；收益；婚姻家庭立法
家务劳动是为直接满足本家庭成员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需要而进行的劳动。这种通常由家庭成员在家庭内部从事的未支付报酬的劳动，主要包括下列活动:煮饭、清洁、整理房间、洗衣物、购物、修理和维护住房、照顾家庭成员、从事园艺、宠物照料及家庭安排等。传统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只在家庭内部有价值，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分工越来越细，家务劳动作为人类劳动的一种特殊形式，是一种需要成本、能产生收益，具有社会价值的劳动。夫妻间从事家务劳动的通常是女性。通过立法承认夫妻家务劳动具有的价值是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体现了对女性的保护，有助于实现男女实质平等，被誉为是对经济上依存于丈夫的家庭主妇的“自卑治疗剂”。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成本构成分析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从事家务劳动需要一定的成本，这些成本主要包括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及机会成本。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
(一)夫妻家务劳动的精力成本分析
在时间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在某种劳动中的精力成本越大，则投人到另外一种劳动或其他活动的时间就会减少。以全职夫妇为例，在夫妻工作时间相同时，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长，自由支配时间就越少。而自由时间可以用来进行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用于“劳动者体力的恢复，智力的提高和个性的和谐发展’。非家务方利用工作之余的自由支配时间休息，可以促使其体力的恢复，产生新的精力，因而在市场投人方面具有较大的精力优势。家务劳动方，因在工作之余从事家务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该方就会有更少的自由支配时间恢复其体力，影响其市场投人的精力，在市场投人方面失去其精力优势。当从事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都需要花费一定的精力时，从事家务劳动的精力强度大于闲暇时间的精力强度，故从事家务劳动的女性往往选择精力强度不大的工作，甚至因其长期从事家务劳动而根本无精力投人社会工作或早早地退出社会工作。而从事社会劳动的精力成本往往与工资水平存在一定的关联性，由于家务劳动主要由女方承担，在已婚男女参与同样的社会工作时，女性的社会收人往往较之男性低，其中原因之一就在于，已婚女性在婚后较之婚前在市场精力投人的降低。其次是女性在婚后需要花费更多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而可能会减少对自身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一切资本中，只有对人的投资才是最有价值的资本。对特殊的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与花费在该项活动上的时间正相关，“当家庭部门用的时间更多时，主要提高家庭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的积极性会更大一些;而当工作时间更多时，对主要提高市场生产率的资本投资积极性会更强一些。由于妻子的主要时间是从事家务，其对社会工作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积极性较男性低，加上女性社会劳动精力投资较男性更少，自然会降低他们的社会收人，而低收人反过来进一步减少他们投人市场的精力及对市场人力资本的投入，加大女性从事家务劳动的成本。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劳动不是价值本身，而是作为价值的活的源泉。劳动和劳动结果相统一，是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和劳动解放的标志。
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同属于人类劳动方式之一，只是劳动地点及劳动内容等存在差异，属于不同的劳动分工，二者都需要精力成本。如果女性在家庭中以家务劳动这种精力成本进行投资而不能分享该投资的收益，会造成对女性的系统性剥夺，既违背了家庭作为一个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也会减弱该方投资家务劳动的积极性，对家庭这一经济组织体也可能造成破坏(导致解体)。如果不对夫妻一方的家务劳动成本给予回报，家务劳动方在夫妻时间配置博弈中处于不利境地，在婚姻解体时也会削减该方在离婚博弈中的能力。
(二)夫妻家务劳动的机会成本分析
家庭是一个经济组织体，但其具有强烈的伦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具有显著的利他性特征。夫妻间可能会因为一方在家庭中具有比较优势而放弃社会工作选择家务劳动，或者基于婚姻家庭的利他思想而由一方主动承担主要家务劳动，“夫妻一方在从事这项工作的同时，另一种更有价值的活动被放弃了”，因而家务劳动存在机会成本。由于从事家务劳动需要花费一定的时间投人，在时间总数不变的情况，家务劳动者就只能通过改变时间分配的方式以承担家务劳动，如通过不断减少参与社会活动的时间或者减少甚至放弃参与其他社会工作的时间等方式以保证有足够时间从事家务劳动。因此，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越多、年限越长，其机会成本就越大。
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选择取决于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价值，“价值并不是商品内在的客观属性，它不过是表示人的欲望同物品满足这种欲望的能力的关系，即人对物品效用的感觉和评价。效用是价值的源泉，效用大则价值大，反之，价值则小。边际效用价值是每增加一个单位物品所引起总效用价值的增量，它遵循效用递减规律。如果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比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大，其就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反之就会选择从事社会劳动，而且只有当家务劳动的边际效用为正时夫妻才会选择从事家务劳动。如果家务劳动和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相等时，则无论从事社会劳动和家务劳动都无区别。因此，理性人假设下，夫妻从事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应当大于从事社会劳动的效用价值且其边际效用价值为正，而家务劳动的效用价值越大，表明家务劳动方的机会成本也就越大。
总之，家庭“这一生产单位的最重要的投入完全不是市场产品，而是家庭成员的时间，特别是传统家庭中妻子的家务劳动。贝克尔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家庭中每一成员都在彼此了解、相互信赖下尽其所能，自觉履行投人义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家务劳动具有精力成本和机会成本，是对婚姻的一种投资。一旦夫妻一方的收益大于边际成本，则意味着该投资是有效益的，就会鼓励投资者继续投资。反之，该方就会减少投资，甚至不再投人而宁愿选择经济组织体的解体。作为经济单位的家庭，要求夫妻共同投资、风险共担、利益共享，才能实现婚姻的最大化效益并能更长久维持婚姻关系。
二、夫妻家务劳动产生的收益
收益通常包括物质收益和精神收益。家务劳动所创造的精神方面的收益，主要是由于家务劳动的分担如家庭安排、照顾子女等可以减轻非家务劳动方精神上的压力，带来清闲的享受，而有些活动如清洁、整理房间、清洗衣物等，则本身可以为家庭成员带来精神方面的愉悦。物质上的收益，主要包括家务劳动带来的分工收益、家务劳动使得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及非家务劳动方在家务劳动时间内获得的人力资本等。由于精神收益纯属主观感受，难以客观衡量，本文主要分析物质性收益。
(一)比较优势分工带来的收益
夫妻之间如何发挥各自的优势，实行劳动分工，以增加家庭的产出?通常认为，女性在家务劳动方面具有相对的优势，而男性在社会劳动方面能产生较高的生产力。男女只有各自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才能增加家庭的产出，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家庭作为一种社会机构保持下来，表明了它具有重要的经济化效能，而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家庭促进了劳动的分工，取得了来自专业化的收益。家庭通过丈夫在劳动市场从事专职工作，妻子在家从事家务劳动这种互补活动的专业化而促进了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因此，在男女之间根据各自的优势实行分工，有利于增加家庭的产出，提高家庭的经济效益。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家庭的最佳方案是机会成本较低的配偶专于家庭生产。由于女性的工资普遍较男性低，其机会成本相对较低，这样现实生活中从事家务劳动的任务就主要由妻子承担，丈夫则利用其在社会劳动方面的优势参与更多的社会劳动。妇女的时间主要分配于家庭部门，男性的时间主要分配在市场部门的分工模式被认为是获得家庭福利目标函数最大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既然夫妻一方在家庭中根据各自的优势进行分工由一方从事家务劳动，另一方利用其在市场的优势参与社会劳动，夫妇双方通过共同努力，实现家庭产出的最大化。由于家庭分工是根据夫妻的比较优势，发挥各自所长的结果，所以，任何一方的劳动都应具有相应的价值。
(二)家庭经营成本的降低(防止积极财产流出)
在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思想影响下，许多已婚妻子担当着从事家务劳动的主要责任。妻子从事的家务劳动自然可以减少家庭中雇佣保姆的费用，降低家庭经营成本，防止家庭中积极财产外流。“妻为家事劳动，则不须支付对价于他人，家计费用即可减少，则其减少部分，对家庭而言，就是家事劳动的价值。家事劳动之防止家庭中的积极财产流出之功能，即为其获得评价之主要根据。由于降低家庭经营成本是通过投人家务劳动的方式实现的，该降低的成本则为家务劳动的收益之一。
(三)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虽然家务劳动不具有一般商品的直接交换价值，但通过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以及“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
1.理性人假设中夫妻之间的资源交换
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是理性的，他们具有抽象人的基本特征，即假定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利己的，并且力图以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最大经济利益。在婚姻家庭中，夫妻会考虑婚姻的成本及从婚姻中获取的收益。家庭是一个资源交换的场所，只不过这种交换既包括情感等非物质的交换，也包括物质上的交换。现实中的男女有的偏重前者，有的更看重后者。“人是理性的动物，而社会生活是要求互惠关系的，人们的选择是建立在要得到最大的奖赏和最少的代价之下的，以便取得最大的利润或最好的结果。在家庭中，需要通过家庭成员共同投人共同经营，彼此分享家庭收益，获得对方经济上的供养及情感方面的爱与呵护。家庭成员应当共同投资于家庭，以获取投资的收益以分享，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家庭收益的最大化，增进家庭幸福。家务劳动是对婚姻非物质性的投资，对该投资除了精神与情感方面的回报，尚需要换取其投资应得的经济收益，此种收益是通过家务劳动换取非家务劳动方的社会劳动价值实现的。
2.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
核算国民生产总值的方法主要有两种，即以萨伊的生产要素理论为基础核算国民生产总值和以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为基础的计算方法。这两种计算方法都未将家务劳动价值核算在国民生产总值内。而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家务劳动实际也具有交换价值，符合商品的特征。只不过家庭这种生产单位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子女，而不是传统的商品。“忙于抚养孩子的妻子用从事家务劳动的时间‘换得’丈夫在市场上的工作，而丈夫则‘购买’妻子照顾他们共同的子女。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妻子家务劳动的交换价值。对于此，家务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交换价值，但其通过“置换”方式仍然可以实现其交换价值。事实上，家务劳动价值对准确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具有非同一般的影响，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有关资料资示，仅一项没有报酬的家务劳动价值就约占国民收入总值的10--35%。
(四)非家务劳动方获得的人力资本
夫妻获得的收益除了经济上的现实利益，还包括一种并非直接以金钱形式体现的资本收益，即人力资本收益。“人力资本是一个人拥有的从事具有经济价值的活动的能力、知识和技能，它主要靠学习、训练和经历来获取和积累，是决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因素。在夫妻一方从事家务劳动的过程中，由于夫妻经济方面的共同投人及一方对家务劳动的分担，使得非家务劳动方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人到自身的教育、培训中，积极提高自身的职业素质和技能，而这些素质和技能使得人力资本投人方在将来的生活和工作中终身受益。“学校教育通过提供知识、技能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提高了人们的收人水平和生产力水平。”“收人分配的不平等与教育和其他培训的不平等之间有着正相关关系……失业与受教育程度通常有很强的负相关关系。在这些资本投资过程中，夫妻对人力资本在金钱方面的共同投资，极易获得夫妻及世人所认可。但夫妻在人力资本获得方身上投人的机会成本和精力成本这些隐性成本往往为人们所忽略。在婚姻期间夫妻双方共同分享该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而一旦夫妻离婚，非人力资本方就不能分享该人力资本带来的收益。基于婚姻共同体的收益分享理论，此种情况下，此种人力资本一定范围的收益应当作为夫妻的共同投资所得。
三、夫妻家务劳动成本的分担与收益的分享:婚姻家庭法相关立法
家务劳动是一种需要成本、能创造收益、具有价值的劳动，这种承认应体现在婚姻法立法中。我国婚姻家庭法应从以下方面考虑由夫妻共同分担家务劳动成本，共同分享家务劳动的收益。
(一)准确界定夫妻家务劳动收益的范围
我国婚姻法规定，除另有约定外，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人为夫妻共同财产，但现行婚姻家庭法并未将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包括尚未投人生成的知识产权和继续性使用的知识产权后期使用的财产性收益)纳人夫妻共同财产范围，也未规定夫妻之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享一方获得的管理技能、专业技能、执照、文凭、资格等人力资本收益。我国现行婚姻家庭法的规定实际上缩小了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减少了家务劳动的投资回报。因为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创造知识产权或获得人力资本的过程，需要夫妻共同的经济投人，家务劳动方在履行协助义务、抚养子女、照料老人等行为中通常也存在机会成本及精力成本。离婚时如果不对家务劳动方的这些成本给予回报，必然会损害其经济利益，降低投人方的自我评价，也不符合家庭经济单位的利益分享规则。因此，我国婚姻法应明确知识产权的财产期待利益为夫妻共同收益。同时，宜借鉴经济学中对管理技能、专业技能等人力资本的估算方法，规定夫妻婚姻期间获得的人力资本在离婚后一定年限内的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
(二)增设夫妻家务劳动价值的量化方法
关于家务劳动的计算方法，国外实践中采用替代成本法则和机会成本法则等进行计算。在从事家务劳动一方的机会成本能够确定的情况，借鉴机会成本法则计算夫妻家务劳动的价值较为合理。如果能确定家务劳动方因从事家务劳动而失去从事社会工作的机会，宜以该丧失的机会作为家务劳动价值的补偿。如果机会成本的确立存在难度，则需要考虑相关因素，宜参照替代法则计算，但不宜采取简单的使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的价值(目前我国有学者提出用家政服务人员的工资标准计算家务劳动价值的主张)，因为此种计算方法在很多情况下会降低家务劳动的价值。
对于知识产权财产性收益，经济学主要采用收益法、成本法及市价法等进行评估。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在稳健、可行和公允的情况较多采用对未来收益进行折现的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计算。虽然这些计算方法还无法达到精确的程度，但不失为经济学计算人力资本和知识产权重要的方法，在家庭法领域具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三)增加评价家务劳动价值的考虑因素
在衡量夫妻家务劳动价值时，应增设具体的考虑因素，包括非家务劳动方从家务劳动中的受益的大小，受益的期限及婚姻存续时间等因素衡量家务劳动的价值。
在评估人力资本价值时，应考虑以下因素:首先应考虑对人力资本方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的年龄，因为该年龄决定了人力资本投资后新增收人流的期限长短;其次应考虑人力资本的折旧现象，一定周期之后又需要新的人力资本的投人，该投资并非总是一劳永逸的;最后应考虑人力资本的取得需要夫妻共同投资、社会其他方面投资、人力资本获得方的主观努力及实现人力资本的前景等。因此，在采纳收益现值法或净现值法进行人力资本价值估价时，宜确定一定年限内人力资本的收益作为夫妻共同收益的范围，而不是所有的现值折算为夫妻共同收益。对此，可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对高级管理人员离职后竞业禁止的年限限制(通常认为该期限与相关人员在前企业积累的人力资本或知悉的经营信息等相关)的规定，确定夫妻离婚后一定期限内获得的人力资本收益为夫妻共同收益。笔者认为，结合人力资本的上述特点，宜以人力资本持有人未来3-5年时间的预期收益折现为夫妻共同收益，对非人力资本获得方给予相应价值的补偿。
劳动力市场共享篇7
关键词：分享经济理论；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西方分享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862X（2013）03-0049-007
一、问题的提出与文献综述
作为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分享经济理论自20世纪70年代经美国学者威茨曼系统研究后享誉全球，国际政界、学界及思想界对此理论非常重视并探求不辍，而国内学者及相关政策机构亦显示出强烈研究兴趣。纵观相关文献，大多数学者分别从各自视角出发对分享经济进行了整理、分析及综合。美国学者威茨曼（1986）认为，所谓分享经济制度是指工资与某种能合理反映企业经营指数相联系的分配制度。在分享制度下，职工与资本家一样可分享企业利润和剩余价值，分享经济的薪酬制度能够自动地促使企业多雇佣工人。威茨曼的分享经济理论偏重于学理分析，而对分析经济制度进行具体设计的却是英国经济学家米德。其以劳动者是否拥有企业资本和参与控制企业作为研究标准，把各种不同分享形式总结为员工持股计划、劳动者管理的合作社、纯利润分享、纯收入分享及有区别原则的劳动资本合伙。以上这五种分享方式中，米德重点研究纯利润分享和纯收入分享，而对其余三种分享方式并未做详细论述，但无论何种分享方式，皆存在一定弊端。威茨曼和米德的分享经济理论可被视为现代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两大支柱，以此为基础，众多学者对分享经济理论进行拓展与延伸，这主要集中在微观层面和宏观层面：就微观层面而言，主要是围绕分享计划中最有分享比率的确定、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所有权控制以及对工人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等核心问题展开的讨论；就宏观层面而言，主要是指一些学者根据国民经济整体运行状况对利润分享制的实施所产生的质疑。
国内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李炳炎在《社会主义成本范畴初探》（1981）和《劳动报酬不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1982）两篇著作中首次提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观点。之后，他又通过一系列论著对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进行了拓展与延伸（李炳炎，2008；李炳炎，2009；李炳炎，2011），他认为作为一种经济体制、管理模式、经济理论及经济运行机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核心便是净收入分成制，主要经历拆分成制除本分成制净产值分成制净收入分成制职工股份制职工参与制的演变过程和具有变剩余关系为分享关系、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全额浮动、从成本中排除工资、以销售收入作为分配基础四大特征。另外，李炳炎对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测算方法、企业分配方式与传统企业分配方式的区别进行了研究。张怀富（2001）认为利润分享制不但能强化劳动者，而且可充分体现企业内部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权益与地位，促进企业内部产权结构更加合理。孙迎联（2007）在对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与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认为两者在思想来源、逻辑起点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且指出西方分享经济理论所主张的雇员和资本家共同分享利润的理论构想和实践主张游离于分享，根本不可能真正实现收入分配公平，其实质仍是按资分配，而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所提倡的净收入分成制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条件下对新创造价值的分享，其能真正实现国家、企业及职工三者的利益分享。丁远杏（2008）在对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企业利润分享、企业价值分享、企业所有权分享制、企业管理权分享制、专业人员贡献报酬制等主要形式进行研究的基础上，认为虽然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最终目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非雇用劳动者合法权益，但其对中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制度的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王雅俊（2010）在对西方分享经济理论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的分享模式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在分配体制上宜选择李炳炎教授提出的净收入分成模式，把工资与成本分开计量，体现初次与再分配的公平。
综合以上分析，前人对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已有相当广泛的研究，涉及分享经济理论的思想基础、本质、运行机理及测算方法等，且提出很多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综述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从本源上挖掘分享经济的深层次含义，而且有助于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异同，更为重要的是，可以系统认识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特殊价值与重要意义。国内学者李炳炎在分享经济研究方面，与国外学者几乎同时提出各自分享经济理论的基本框架和核心内容，因此，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理所应当地应被看成为分享经济理论的重要分支，其源于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践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理论创新，具有浓厚的本土特色和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用语和思维方式的特征，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崭新的经济理论，受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并为其巩固发展服务（李炳炎，2009）。但总体而言，学者们多是从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或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的视角对分享经济理论进行研究，而未构建一个逻辑自洽和一般性的分享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并以此为基础深层次研究分享经济理论的演化维度、发展路径和生成逻辑。实质上，对分享经济理论的研究应持一种全面、系统、开放、多维的视角，且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进行。显然，这方面还是分享经济理论研究的盲点。
二、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基本维度
演化是历史和规律的统一，且一般遵循一定的维度、路径、逻辑。因此，完全有可能揭示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维度，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路径和逻辑。
（一）国家主义实践的基本维度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
国家主义的基本维度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自从列宁和斯大林领导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开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经常发生。即便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今天，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也从没停止过。发展至今，资本主义经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私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四个阶段。在每个资本主义阶段，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皆有与当时实践相适应的思想（理论）形态，这些思想（理论）形态既源于特定经济现实，又指导未来经济实践。世界社会主义迄今为止主要经历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各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个阶段。在每个阶段，社会主义的命运都是与资本主义联系密切：研究资本主义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基础，而建设社会主义更需妥善处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理论源于实践，且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无论是西方分享经济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皆源于当时特定的社会实践环境。这一般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两种形式。分享经济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主要是指中国。这包括：成都市89户集体企业于1980年起首先试行除本分成制，成功后逐步推广到湖北广济县，河北石家庄，四川沐川县、雅安市及安徽等多个省市的211户企业；南京市汽车工业公司于1984年起在7个厂推行经除本分成制发展而来的净产值分成制；重庆永川县6个国有企业于1985年起推行经净产值分成制发展而来的净收入分成制；江苏南京于1999年起实行“期股买断，工人自治”的工人所有制股份公司，等等（李炳炎，2009）。与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领域集中在中国不同，分享经济理论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领域覆盖比较广泛。根据利润分享制覆盖范围的高低，可将主要西方国家分为三组：一类覆盖范围最高，主要包括日本和法国；二类中等范围，主要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芬兰、荷兰、丹麦、新西兰、意大利等；三类覆盖范围较低，主要包括澳大利亚、比利时、爱尔兰、瑞士等。（Saulestrin，1997）。
（二）思想（理论）形态的基本维度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和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
分享经济思想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分享思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的逻辑起点和逻辑基点，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的延伸和拓展。但无论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皆服务于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的无产阶级，这不仅是马克思分享经济思想与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的主要区别，而且是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与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的典型差异。西方分享经济思想可谓源远流长。德国经济学者屠能最早对分享经济思想进行剖析（张卓元，1998），其反对马克思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主张，认为政治斗争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唯有在经济领域实行分享经济制度才有助于克服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即劳动者工资不应仅为必要生活资料，而应等于必要生活资料和部分剩余资料，进而使每个劳动者皆成为所有者，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获取投资利息（孙迎联，2007）。西方分享经济理论源于西方分享经济思想。西方分享经济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套集多学科和多领域于一体的理论，但其绝非“普及分享经济理论”。囿于固有阶级局限性，西方分享经济理论难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本质进行客观、全面、深入的科学研究，而是常给予主观、片面、肤浅的解释。这是因为经济科学是属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科学，而意识形态体现一定的阶级利益和诉求。众多事实表明，经济学家在分析、研究、解释、试图解决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阶级利益，接受反映特定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采取符合特定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很少有例外（吴易风，2003）。当然，分享经济理论的阶级性并不排除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和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彼此之间相互联系和取长补短的可能。
基于上述分析，分享经济理论大致沿着“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理论）、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理论）”两个基本维度演化（见图1），这两大基本维度可组成六种不同的分享经济思想（理论）类型：剩余分享（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资本分享（西方分享经济思想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工资分享（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要素分享（西方分享经济思想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收入分享（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利润分享（西方分享经济理论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
三、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基本路径
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马克思价值分享思想（简称价值分享），主要包括劳动力价值和剩余价值，其中，工人分享前者，而资本家分享后者。马克思价值分享经济思想隐含在剩余价值理论之中，本质上就是马克思剩余价值分割理论，旨在强调以私有制和按资分配为主要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局限性和剥削性，进而指出资本家剥夺全部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最终后果便是新生、充满生机活力、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代替陈旧、落后、残酷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制度将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进而实现剩余价值和社会成果的全民共有和共享。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虽创造巨额社会财富，却无法分享自身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而剩余价值和利润被资本家无偿分享。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所有商品财富皆是建立在资本家与劳动者没有实现共同、合理、平等的分享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基础之上，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的提高亦是以无偿分享工人创造的社会财富为前提。显然，马克思虽未形成自己一套全面、系统的分享经济理论，但仅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剥削性和掠夺性分析中便可知，马克思经济理论中蕴含着丰富的分享经济思想，而其更是非常赞成工人与资本家共同来分享剩余价值。
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工资分享思想（简称工资分享）。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时间范围是以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改革开放为主要时间段，其理论基础和典型形式分别是工资范畴和工资制经济，主要表现在：一是国家而非市场直接决定工资高低，而工资本质上是计划工资而非市场供求关系所形成的工资。当时实行的是“八级工资制”，国家制定八级工资制的工资级别、工资标准和工资提升幅度、工资提升时间，工资很少变动。二是劳动力受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各种制度、政策所限，区域自由流动性差，而企业职工亦无职业选择权。劳动管理制度是以行政指令为主要特征的直接调配制，而工资不仅固定不变，且与物价互不相连。这不仅限制劳动力资源最优配置，而且导致职工在低工资水平下缺乏劳动积极性。三是劳动者对自身所生产的产品无分配权，即不能直接参与产品分配。传统社会主义经济背景下实行的是工资制的分配关系，工资与利润范畴紧密相连，两者皆源于职工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但却呈现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对抗关系，而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极可能以减少职工工资为代价。由于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全体人民，虽然理论上并不存在剥削关系，但这种分配与马克思所剖析的资本主义工资的分配具有某种相似性，即工人工资并非劳动结果，而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和以前生产的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脱离于现在的劳动，一般由劳动力生产费用和市场的供求关系而非劳动的数量与质量所决定。显然，按劳分配在中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中并不能获得实现，而工人在当时的工资制度下亦难以真正参与分享自己创造的劳动成果（李炳炎，2008）
西方分享经济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资本分享思想（简称资本分享），即资本控制进而分享剩余。在资本主义古典企业制度尤其是资本原始积累阶段，资本雇用劳动或劳动依附于资本的生产经营管理思想在经营管理者的管理理念中占据统治地位，而人格化的资本统治更是被运用得淋漓尽致，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一是资本雇用劳动，且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处于垄断地位，具有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而劳动依附于资本，且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处于从属地位，无任何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二是泰罗制被普遍用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之中，主要特点是实行工作定额、差别计件工资制、职能工厂制等相关管理制度，以强化资本统治和劳动依附。泰罗制是资本剥削劳动的严酷手段和“奴隶制度”，其不仅损害工人健康，而且增加工人工作强度，使其成为机械设备附件与机械“活人”。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经营制度在现实操作过程中遇到监督成本高、劳资冲突加剧、贫富差距扩大等问题（张怀富，2001）。三是在企业经营成果分配方面实行萨伊的“三位一体”的分配方式，资本、土地及劳动分别获得利息、地租及工资，而工资高低取决于劳动边际生产力。
西方分享经济思想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要素分享思想（简称要素分享）。这主要是指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借鉴西方分享经济思想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宏观经济发展制度、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在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束缚的条件下，逐步探索出一条符合自身发展特点的成果分享道路，主要表现为鼓励、支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要素分享思想的形成主要是以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为载体，是在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不断改革的基础上逐步产生的。这主要是以党的“十五大”报告所指出的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原则，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为主要形成标志。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以工资制度为核心的多种要素分配制度的改革总共经历四个阶段（苏海南，2008）：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的“解放思想，恢复按劳分配原则”时期，但尚未打破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旧分配制度；第二阶段是1985年至1991年的“打破‘两个大锅饭’，调整分配关系”时期，但仍具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第三阶段是1992年至1999年的“确立改革目标，培育新的分配机制”时期，但分配秩序比较混乱，体制外收入差距开始扩大；第四阶段是2000年以来至今的“工资分配制度全面深化改革”时期。显然，要素分享思想真正确立于中国1992年至1999年的第三阶段，而之前重点是对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进行改革，之后重点是对包括劳动在内的多种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形式进行规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要素分享思想为摆脱传统计划经济桎梏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起过重要推动作用，但因中国要素分享思想本质上仍是资本主义初期实行过的古典的企业资本所决定的分享方式，而古典企业资本制度的典型特点便是资本所有权决定企业管理决策和经营成果分配，进而以此为基础追求利润最大化。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所出现的强势资方、弱势劳方以及工资等于甚至低于劳动力价值的情形与资本主义古典企业制度背景下所出现的情形类似。
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与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净收入分享理论（简称收入分享）。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是公有制分享经济理论，由中国学者李炳炎提出。李炳炎认为社会主义分享经济理论的典型形式是净收入分成制。所谓企业净收入是指已实现的企业净产值，由销售收入扣除物耗成本求得，而净收入分成是指净收入在国家、企业、职工个人三方经济主体中根据一定比例进行分享。净收入分成制的特点：一是以销售收入作为分配基础，以销售收入扣除生产资料价格后的企业净收入作为分配基数，依据一定比例确定国家、企业与职工三大经济主体的分成。二是工资在成本范围内。社会主义职工工资在传统工资制度下属于企业生产成本，而固定工资在净收入分成条件下不再存在，即职工劳动收入源于职工所创造的净收入，而企业从成本项目中排除工资。三是企业职工个人劳动收入实行全额浮动。企业职工劳动收入总额在净销售收入基础上分成获得，故其可随净收入而全额浮动。四是变“剩余”关系为分享关系，使国家、企业及职工成为利益共同体。显然，净收入分成制所分配的内容完全是职工自身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创造的劳动成果，主要通过两级按劳分配来实现：第一级按劳分配重点解决企业职工提供的集体劳动总量应获得的集体劳动收入总量的问题，而第二级按劳分配重点解决企业对职工个人的按劳分配问题，即企业在公平、合理考核工人履行经济责任制情况的基础上确定单个职工的劳动量，进而根据一定系数折成劳动收入，最后算出每个职工的劳动收入。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与资本主义实践相结合产生的是利润分享理论（简称利润分享）。所谓利润分享是指职工与企业所有者共同分享企业利润的一种企业纯收入分配模式。根据英国学者米德的定义，纯利润分享是指企业完全按照市场价格支付工人工资，且又从纯收入中扣除有形资本装备应得的收益（由重置价格和市场收益率算出），剩余金额即是企业纯利润（纯收入减去所有生产要素市场成本的部分），而纯利润分享计划是指把纯利润或纯亏损依照预先确定的比率在工资与资本收益之间进行分配（米德，1989）。资本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产生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发生的经济停滞和物价上涨的困境，其形成的主要标志是美国麻省理工大学教授的马丁·威茨曼于1984年出版的《分享经济》一书。威茨曼认为，工资制度向分享制度转变必须确立以下几点原则：一是挂钩原则。分享的方案必须明确以每个工人的销售额或近期的正常利润这类指标为根据，且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方案稳定。第二，自由用工原则。法律、政府或工会皆不应限制实现分享制度的企业按照方案积极地吸收工人。第三，排除干扰原则。资方在对本企业进行就业决策时，不应受到任何组织或个人影响。第四，就宏观角度而言，政府应在编制全国性计划和设立专家组咨询机构的基础上在社会上进行广泛宣传，且政府财政部门制定实施分享制度的准则和审核分享计划的责任。威茨曼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与分享经济制度两者之间完全可相互协调，较大的产出增长、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较高的利润显然完全可并行不悖。劳方利益与资方利益完全能紧密相连、休戚相关，即资本家的利润依赖于工人，而工人的就业和收人依赖于资本家，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由原来的竞争敌对关系转为合作伙伴关系，进而可避免劳资对立和冲突。
四、分享经济理论演化的基本逻辑
西方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在对西方传统古典企业产权制度下资本决定分配方式（资本分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马克思主义分享经济理论主要是在对中国传统社会主义背景下计划工资分配方式（工资分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无论是资本分享，还是工资分享，皆可以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分割的研究中（价值分享）找到雏形。实际上，价值分享是资本分享和工资分享的本质，而资本分享和工资分享是价值分享的表现形式。要素分享是在工资分享和资本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具有两条演化路线：一是价值分享工资分享要素分享。要素分享是以价值分享为起点，在工资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工资制度进行深化改革，其间很多有关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制度建设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皆涉及工资分享的内容。二是价值分享资本分享要素分享。要素分享是以价值分享为起点，在资本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这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吸收西方有关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对多种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参与经济发展成果分享的正当性予以法律、法规及政策上的认可和保护，其间很多有关市场经济建设和企业制度建设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皆涉及要素分享的内容。收入分享是在工资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指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对原有的传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从而探讨能正确地反映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量的分享方式。利润分享是在资本分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主要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保持资本主义私有制和雇佣劳动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对市场化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私营企业制度的一种调整，以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能不断适应其生产力的发展。显然，从工资分享到要素分享是建立在中国经济运行机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基础之上。
无论是从价值分享工资分享收入分享，还是从资本分享要素分享或利润分享的演变路径中，都可发现一些共同的理论逻辑：两者都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探讨如何提高劳动者的分配收入，实现由利益独占到利益共享的过渡，并以此作为解决劳动所有者与资本所有者在经济利益分配方面产生的过度不合理、不公正及不平等问题的主要途径，进而起到合理缓和甚至解决劳资矛盾、促进生产力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无论是利润分享，还是收入分享，都应过渡到产权分享，即价值分享工资分享收入分享产权分享和价值分享资本分享利润分享产权分享。这是因为利益分享制实质上是一种产权分布于非人力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制度安排（刘新元，2002），而产权是人们（主体）围绕或通过财产（客体）而形成的权、责、利关系，在本质上是指产权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形式上是指人对物的关系（李炳炎，2009）。产权结构中包括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众多子权利，而现代意义上的企业产权制度应是在这些子权利之间建立起相互制衡的机制，共同为实现社会价值服务。分享经济理论要求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摒弃以物为本的利益独占观，进而选择以人为本的利益分享观，这要求中国的股份制企业应构建以联合产权为基础的产权制度和以利益分享为宗旨的分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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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共享篇8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体的特殊性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的基础和承担者，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社会经济现象时，既要把人放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中去考察，同时也要把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提升到人的高度去理解，即要正确把握“人”与“物”的两个层面的关系。
就“物”的层面来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规定性是在与市场经济一般本质的结合与分离中获得的，上述过程主要是：个人之间的等价交换、企业之间的等价交换、个人与企业之间的等量劳动交换。前两个过程是结合，后一个是分离，正是后者的分离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
就“人”的层面来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人主要存在于三层面：个人，企业，社会，但在经济运行实践中，主要是两个，即个人和企业，只有这两个才真正成为实体。社会在剩余劳动水平阶段还无法成为经济实体。换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交换关系具有三种类型：个人之间、企业之间和个人与企业之间，前两者具有市场经济一般性，主要是价值规律和等价原则起作用，后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等量劳动交换原则起作用。因此，对这一过程，我们不能用价值规律去衡量，道理很简单，就像对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与资本交换是等价的，但我们决不能就以此原则去衡量剩余价值生产过程。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具有特殊的规定性。弄清这种特殊性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具有重要意义。那么这种特殊性是什么呢？
我认为，它特就特在社会主义的企业具有双重性。就资本主义企业来讲，总体上讲企业是资本的社会载体，是物化的资本家。但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看，情况就复杂。一方面，企业是不完全的社会的代表或象征，因为剩余劳动水平决定了其主体是私人，虽然生产资料公有，但公有的层次还只是停留在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层次上，也就是说，并非社会每个人所有??社会所有，因此，他在与“社会”进行等量劳动交换时，这里的“社会”并非指人类社会，而只是社会的一部分??企业。根本原因是，剩余劳动水平还无法提供足够的社会总劳动，社会总财富还达不到“充分涌流”的程度。总之，企业成为社会的象征和代表。另一方面，企业同时还是扩大了的私人，因为在公有程度还不充分的前提下，在企业内部，劳动者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他们只拥有劳动财富，因此他们个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个人之间交换直接就是个人与企业之间的交换；但在企业之间以及不同企业里的劳动者之间，由于占有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质量不一样，他们实际上又是不同的所有者，因此受等价原则支配，企业本身是扩大了的私人。
可见，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双重性，决定了它与市场经济一般的对立和统一关系，形成了两者之间既有结合又有分离的双重过程。而正是分离过程并且也只有分离过程，才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有本质，因此，辩证理解社会主义的企业的本性，成为我们考察其所内含人学逻辑的基础。
概括讲，我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学逻辑主要有三个：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讲，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殊性要求劳动者成为直接的主人和管理者，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实行经济民主。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的来讲，劳动者对劳动成果的享有具有双重性，即既有按价值分配又有按劳动量分配，其核心原则是以按劳动量分配为基础的劳动者充分分享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分享经济。
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现手段来看，由于企业的双重性质，企业在作为公有制的载体时产生公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即对公有产权无人负责和“免费搭车”现象，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是一种监督经济。
2.主体逻辑：民主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民主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企业性质决定的。
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企业具有双重性质。一是就企业之间来看，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不是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因此企业具有私人性质，是扩大了的私人。现阶段的公有制本质上是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是一种不充分的社会所有，因此，国家所有体现为国有企业的实现形式，集体所有体现为集体企业的实现形式。而每一个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所支配的生产资料，在数量上和质量上是不一样的，因此，企业在经济上就成为不同的实体，具有自己的利益需求，具有私人性。二是，就企业本身来看，生产资料公有，其内部劳动者只拥有劳动，除此没有任何的生产资料，这样，对劳动者来讲，其私人劳动直接成为社会劳动，相应，企业内部劳动者之间的交换就成为私人与企业的直接交换。此时，个人之间交换已无必要，在个人与企业交换中，等价交换原则也不再起作用。因此，这时企业成为不完全的社会的象征，成为企业范围内的社会劳动的载体。
而正是后者，即企业作为不完全社会的代表的性质，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这就意味着，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体来讲，应具有以下权利：一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二是生产资料的使用权，三是劳动成果的消费权，并且三者必须统一，不能分割。因此在经济实践中，企业内的劳动者既是决策者同时也是管理者和成果享有者。那么，怎样的经济形式能满足上述要求呢？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借鉴。他们提出这样一种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即劳动者管理型的市场社会主义（labor-managedmarketsocialism）,该模式的基本特征是：（a）工人拥有企业的控制权和收入权，(b)企业决策的基础是一人一票制，(c)企业管理由对工人负责的经理或直接通过工人委员会，面向市场经营，(d)企业净收入属于企业的全体劳动者，并在投资、工资和集体需要之间分配，(e)企业之间的关系是市场竞争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实现经济民主.
我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民主经济之内在要求，关键也是核心的因素是建立和实行两个经济机制：劳动者的完全参与制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制。
第一，劳动者的完全参与制。这一机制的含义是：在经济运行中，行为主体的决策来自于每一个执行决策的人，即劳动者既是决策者又是执行者。很显然，传统和目前的经济机制本质上是一种等级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的决策权被权力分割，管理的特权属于管理者，劳动者只是决策的被动执行者，其地位只相当于一种投入的生产要素，本质上，人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物。这显然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相违背。这是一种情形，另一种状况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中的股份制，人人持股，工人似乎参与了企业行为，事实上并非如此。工人持股，只是以企业利益相关者的身份参加企业的决策机构（董事会），但他们只是有发言权，没有决策权，是不完全的参与，劳动者与在等级制下相比其地位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因此，真正的参与制应是完全的参与制，所谓完全参与是指必须具备下面几个因素：（a）工人以企业所有者的身份参与最高决策机构，（b）企业最高决策机构是工人代表大会以及常驻机构工人委员会，（c）企业重大决策必须实行表决，其基础是一人一票制，（d）企业日常管理雇佣经理，经理向工人代表大会和工人委员会直接负责，（e）企业工人就业自由。
那么，完全的参与制是否可行呢？它的动力来源是什么呢？
可以看到，参与制的核心是决策权与执行权的合一，其根本的前提是每个人都拥有所有权，而生产资料的企业公有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规定所在，因此其可行性不是问题。那么，参与制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呢？
一般来说，人的动力在现实中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人内在的需求，二是外部的压力。显然，后者是一种消极的动力来源，但现实中它力量很强大，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下生产的动力是完成任务指标，完成就奖完不成就罚，雇用制度下，是完成既定工作量。完全的参与制下的动力是那一种呢？是前者，是企业中每一个劳动者都享有的，满足自己消费的需求。瓦内克(vanek)认为参与制动力有两个部分，一是狭义的动力，即参与制经济的目的是使每个成员的收入最大化，一是广义的动力，即除金钱外的因素，例如，工人可能愿意少拿点钱以换取额外的休闲时间等。可见，社会主义条件下，完全的参与制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可行的。
第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制。这一经济机制的含义是：企业内部实行民主管理，即企业的控制权必须掌握在劳动者手中。这一机制的核心内容是消除企业的等级制和官僚决策机构，实行决策的一人一票原则。我们看到，由于等级制和官僚决策机构的存在，使得劳动者不控制生产资料，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收入，在决策机构中他只是一个部属，这样，劳动者会感到自己没有任何权能，因此他们不会对劳动的成果和企业的经营状况关心，而这一切又成为造成其他异化现象的开端。因此，为消除上述劳动的异化现象，实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是很必要的。
现实的问题是，充分的经济民主能否带来经济效率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一般来说，经济民主通过消除异化，把劳动者与企业紧密联系起来，会极大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事实也是这样，资本主义经济中生产者合作社的经验可以作为佐证：蒙德拉贡德缺勤率大大低于私人企业的缺勤率，相反，美国一个从合作制转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企业在生产线用的监工和工头是原来的4倍，等等。
总之，劳动者的完全参与机制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机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民主经济本质的内在要求，两者表述的是一个事物的不同方面，前者是民主经济的事实因素，后者是价值因素，两者的核心是：所有权公有，而这正是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
3、目的逻辑：劳动者充分分享经济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还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性质的企业特有的规定性决定的。
社会主义企业的特有规定性是：企业是一种不完全的社会代表或象征。如上曾所论述，在企业中，劳动者与企业存在直接的等量劳动互换关系。在社会主义的企业中，“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也就是说，在分配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直接就是一种消费经济，因此，这就要求企业在对其净受益的分配上，实现劳动者充分分享，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充分分享经济。
什么是充分分享经济呢？企业按一定的市场价格出售商品或劳务所获得的货币总额称为总收益，企业生产这些商品或劳务的货币总支出称为总成本，总收益减去总成本后的剩余部分就是净收益，即：净收益＝总收益－总成本。如果，全部净收益在作必要的扣除后，根据民主原则在全部劳动者之间进行分配，我们称之为“净收益分享”；如果，只把一部分利润拿出来与劳动者分享，我们称之为“利润分享”。可以看到，两种分享具有根本的区别：前者分享的对象是“净收益”，是劳动者创造的成果（必要扣除后），后者只是一部分；前者分配依据的是民主原则，劳动者是平等的，后者不是，劳动者地位是不一样的；可见，前者的分享是完全的、充分的，是真正的分享，后者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我们把前者称为充分分享。
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分享就是充分分享。其所以可能在于以下几个因素：（a）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内部，劳动者的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企业范围内的社会），（b）劳动者与企业的交换是一种等量劳动互换关系，（c）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要求实行经济上的充分民主和完全参与。
不仅如此，劳动者的充分分享在经济实践中对经济效率的提升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理由很简单，第一，它把劳动者的切身利益与企业直接联系起来，大大激发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第二，工资由传统的刚性转变为弹性，而工资的弹性可以使企业更灵活适应市场变化；第三，可以使收入最大程度的实现平等化，使分配趋于合理，从而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
总之，社会主义企业内实行劳动者对净收益的充分分享不仅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本质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有的价值目标，在实践上，它不仅可能，而且可行。在社会经济实践中我们没有理由不充分实现它。
4、手段逻辑：监督经济
最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企业的运行实践上又是一种需要监督的经济，这是由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决定的。
由上所述我们知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有本质是在市场经济一般与公有制相结合的过程中生成的。公有制是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殊本质的关键因素。那么，公有制因素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具有什么特殊性呢？
一般说来，公有制因素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体现为产权公有以及由此而决定的收益必须分享。在实践中产生的问题主要是公有产权的外部性问题。所谓公有产权外部性问题，是指，在公有财产的使用中，它不具有排他性，即因为公有谁都可以来用。这样，每一个人都可以不支付成本而获得收益，而每一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最后使成本转嫁给共同体的其他人员，公有财产最终枯竭。为什么公有产权会有外部性问题呢？原因在于：公有产权本质上是公有但还达不到人人所有的程度，即达不到私人财富直接就是社会财富的程度，因此，事实上谁都不是主体，即公有产权的主体缺位，既模糊又无法界定，所以在使用中必然造成效率低下。那么，公有产权的这种矛盾的根源是什么呢？根源就在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对立，如果私人劳动直接就是社会劳动，那么私人财富也就直接成为社会财富，公有就是人人所有，人人都有，公有与社会所有直接统一。那样，公有主体明确，就是每个个人即社会本身。
然而，私人劳动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直接统一需要劳动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即自由劳动水平，显然，在剩余劳动水平的历史阶段，整个经济社会是做不到的。但是，仅仅就公有企业内部来说，却是可以的，即公有企业内必须是完全的参与制和充分的民主制。只有这样，公有企业内才不会有公有产权的外部问题，否则问题依然存在。因为，目前的公有企业是不完全意义上的社会，本质上是社会的象征和代表。
因此，总体上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公有产权的外部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一则是上面所说的公有企业内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社会，一则是整个社会企业之间是扩大了的私人之间的关系，其经济活动隶属价值规律支配。
基于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其运行中必须对其外部性进行约束，即进行公有产权监督。如何监督呢？
一种观点认为，进行私有化。诚然，产权私有可以消除公有产权的外部性，但是其代价如何呢？举例来说，在公海中捕鱼，如果鱼的数量有限，但又归公共所有，那么每个人就会尽最大能力捕鱼，相应，他人所得的就会少了，由于公共所有，没有谁会关心鱼会枯竭的问题，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无鱼可捕。假定对公海私有化，那么人人都要争夺所有权，显然最后决定胜负的只能是强力，事实上，私有化的历史就是一步血和火的历史。不仅如此，进一步的后果是，一部分人拥有了产权，占有了公海，这些人会发展起来，那么，另外的呢？怎么办呢？世界就会两极分化，世界就会永远不安宁。可见，私有化的社会成本和代价太高。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设计使用公有财产的约束机制和监督机制。他们认为，公路现象可以给人启示，公路也是公有财产，但它为什么不会出现财产的浪费现象呢？原因在于，制定了交通规则和有专门执法的交警。
我认为，后一种观点是可取的。但也存在着问题，就是，有了监督机制和监督机构，那么谁来监督监督者呢？
劳动力市场共享篇9
关键词：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户籍制度；平等就业制度；平等劳动报酬制度；社会保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以下简称《就业促进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培育和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为劳动者就业提供服务。”建立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不仅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新目标，也是促进平等就业与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新要求。尽管《就业促进法》以崭新的姿态规定建立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但我们也必须看到，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在完成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迫切需要所推动的初创性建设之后，为实现建立一个定位准确、体系完备、制度健全、功能发达、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市场的终极目标，已将许多深层次问题推到我们面前。同时，建立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既要与计划经济的“遗产”相对接，又要直面新形势、新问题和新要求，既有破题之难，也有立题之惑，确实是一件宏大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并成为我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改革者和设计者们的新课题。
一、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解读
(一)从劳动力市场到人力资源市场
劳动力是生产要素中最重要的资源，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有效的配置，培育和发展劳动力市场是最佳选择。《就业促进法》规定建立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不仅从宏观层面延伸了积极就业政策中“市场调节就业”的原则，而且对劳动力市场的概念有了新提法。早在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首次提出了“劳动力市场”概念。“劳动力市场”不仅反映了我国当时劳动制度改革的市场化取向，也反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刘贯学，2004)新时期，劳动力市场有了新提法即“人力资源市场”，这既是我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新目标，也是促进平等就业与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新要求。
(二)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含义
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是相对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而言的。西方经典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认为，雇佣和报酬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典型特征。“该理论按照雇佣与报酬的支付特征，把劳动力市场分为一级市场(primarymarket)和二级市场(see－ondarymarket)。一级市场往往工资福利待遇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有很多晋升和培训机会；与此相对照，二级市场的工资福利低，工作条件差，劳动力流动性高。而且一级市场与二级市场之间的劳动力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流动性很低。”(黎煦，2006)所谓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是指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主体、人力资源价格、劳动合同和组织机构等要素在遵循价格机制的基础上，依赖于适当的国家调控，在不同地区、不同产业、不同部门和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实现的自我激励、自我调整、自我适应和自我发展的一种人力资源市场状态。
二、我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障碍
尽管《就业促进法》以崭新的姿态规定建立统一人力资源市场，但问题远非如此简单。统一人力资源市场在建设和实施层面，还面临若干现实困境和障碍，集中表现为：
(一)户籍制度是阻碍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根源
户籍制度是我国一项特殊的人口管理制度。在1951年，公安部颁布了《城市户口管理暂行条例》，规定对人口出生、死亡、迁入、迁出和社会身份的变动进行登记和管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5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提出暂住人口的概念，这是人口身份区隔制度的开始。1964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草案)》比较集中地规定了处理户口迁移的基本精神，彻底地堵住了农村人口迁往城镇的大门。从此，中国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之间的法定隔离制度最后形成。(徐林清，2006)在该种户籍制度下，我国城乡居民的就业、福利、管理和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被区分为城乡有别的两种制度。当历史的车轮跨入新世纪之后，公平、正义与利益共享成为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目标，而劳动者自由流动、平等就业和城乡协调发展则是实现这个核心价值目标的基本途径。然而，户籍制度在完成其主要历史使命后，已经成为阻碍城乡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根源。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中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制度性隔离，制度性二元劳动力市场是其集中表现，即社会二元劳动力市场和企业内部二元劳动力市场。前者是政府政策规制的市场，是由身份和户籍制度造成的，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隔离。后者即一个工厂存在两种用工制度，包括农民工非正式、非规范的劳动用工和在公有制经济体内正式、规范的劳动用工。(常凯，2005)“目前，劳动力市场依然保持着二元特征，即城市劳动力市场包括一个由城市劳动力构成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一个主要由外来农村劳动力构成的二级市场。一级市场上的劳动力可以比较容易地自由进入二级市场就业，而二级市场上的劳动力很难进入一级市场。”(胡学勤，等，2005)
(二)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使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竞争不足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德性。“然而，劳动力市场和其他产品或要素市场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于诸多的制度性因素会阻碍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性。”(蔡，等，2005)在阻碍人力资源市场竞争性的各种因素中，城乡分割和区域分割尤为突出：一方面，以城乡二元户籍制度为支撑的城乡分割对人力资源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在雇用决策环节，农村劳动者在行业和职业进入等方面都受到歧视，“身份歧视”是目前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遭遇歧视的集中写照；在工资形成环节，农村劳动者与城市劳动者同等的劳动付出，却无法获得同等的回报。另一方面，我国劳动力市场还存在明显的区域分割。所谓区域分割，是指因区域性差异所引起的人力资源市场分割。工作搜寻成本理论认为，劳动力市场信息是不对称的，劳动力供需双方无论是就业还是雇用，都会考虑成本因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使劳动力流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总之，无论是城乡分割还是区域分割，都在雇用决策、工资形成与劳动力流动等方面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特征，这是构建我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面临的又一个现实障碍。
(三)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导致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激励机制脆弱无力
由于户籍制度在我国扮演了超行政管理的多重角色，目前所有在就业和工资报酬等方面的歧视性对待，都与户籍制
度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制约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激励机制的各种因素中，不平等就业和工资报酬是亟待破解的两个重大问题。首先，不平等就业抑制了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激励机制。不平等就业集中表现为就业中的制度性歧视。我国的制度性就业歧视主要表现为我国就业区分政策下对进城务工农民的歧视和对异地就业者的歧视。就业区分政策是指在就业制度中，国家将劳动者因其社会身份的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就业群体，并针对区分结果对不同就业群体采取不同就业政策的现象。(肖玉，2005)在就业区分政策的影响下，进城就业的农村劳动者在就业、待遇、管理等方面遭遇了不公平的对待和歧视。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背景下，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成为劳动者的普遍利益诉求，而依法保障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是实现这个普遍利益诉求的基本途径。尽管《就业促进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城乡统筹的就业政策，建立健全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不得对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设置歧视性限制，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坚冰”仍然未取得实质性突破，户籍“壁垒”和与户籍制度密切关联的不平等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和住房制度等，构成农村劳动者入城平等就业的“天然屏障”。其中，对本地居民的就业保护，成为阻碍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一个关键因素。(蔡，等，2005)比如，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的《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刘翠霄，2005)另外，地方政府还要求农民工办理各种证件，向农民工收取各种管理费。目前“农民工需要办理的证件占前四位的是暂住证、就业证、婚育证、健康证。”“上述办证费用和需要缴纳的各种费用的总和从每年数十元到数百元不等。”(蒋月，等，2006)事实上，在唯GDp论和地方经济优先论的影响下，地方行政和立法对本地居民过于“偏袒”的就业保护不仅“矫枉过正”，而且压抑了农村劳动者入城就业的积极性。其次，不平等的工资报酬使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激励机制脆弱无力。虽然单一工资率是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重要特征，但在现行户籍制度和就业制度下。不平等的工资报酬不但背离“同工同酬”的国际原则，并且堂而皇之地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应有之意”。同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不是由劳动贡献和生产效率决定，而是由身份和社会地位决定的问题还很严重。目前，工资报酬不平等主要表现为：(1)同工不同酬。比如，东南沿海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十几年-一直维持在500元左右，在比较落后的地区，比如张家口地区，农民工的月收入只有150元左右。(吴忠民，2004)目前大部分农民工的收入达不到城市职工就业收入的2／3，有的甚至达不到1／2(关凤荣，2004)。(2)最低工资标准过低，失去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3)工资增长缓慢，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4)用人单位恶意拖欠、克扣、拒发工资的问题严重。依法取得工资报酬是劳动者的核心权利，“如果劳动者付出劳动后得不到工资，则法定的劳动权就会在现实中落空，劳动者的劳动目的也从根本上得不到实现。”(黎建飞，2004)
(四)垄断行业是统一人力资源市场难以跨越的“利益鸿沟”
垄断行业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改革中的一个“硬核”。垄断行业为了维护其特殊的部门利益，凭借其垄断地位，在改革中形成一种逆转的因素，成为我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进程中一个顽固的“堡垒”。从根本上讲，垄断行业根植于计划经济，“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由于国有经济部门在某些行业的垄断性地位，以及劳动力市场在国有部门和其他经济部门之间的分割，使得行业工资的差距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的特点。”(蔡等，2005)
(五)残缺的社会保障制度致使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发育“先天不足”
我国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是残缺不全的，城乡分割与地区分割是其基本表征。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其主要生存依据；在城镇，随着我国劳动用工制度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也经历了一个从政府包办到社会保障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城镇社会保障的“封闭性”和“国家性”有所松动，但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还没有惠及广大农村，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仍然在社会保障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和歧视。根据有关资料显示，社会保障水平最高、范围最全面的是本地的城镇职工，其次是本地的农村劳动力，最后才是外来的农村劳动力。(蔡，白南生，2006)整体上，“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农村居民基本上不享受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而土地实际上具有了向农村居民提供社会保险的功能，这为土地的集中设置了巨大的障碍，对农村劳动力彻底向城市迁移起到了阻滞作用。”(徐林清，2006)在这种社会保障体系下，纵然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有其强大的内在驱动力，但在社会保障制度还无法为农村劳动者进城就业提供坚实保障的情况下，城乡有别、残缺不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最终致使统一人力市场的发育“先天不足”。
三、我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出路
毋庸质疑，建立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是促进平等就业与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一项新的历史任务。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目前和可以预见的将来，受我国农业人口比重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多与城镇就业岗位少、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短缺等现实矛盾的影响，建立我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还必须容忍一定程度的城乡人力资源市场的差别，至于哪些方面允许有差别以及差别的程度如何，需要深入研究。目前可以达成的一个共识是：立足于构建和谐社会与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的根本要求，统一人力资源市场必须在劳动者基本劳动权利、基本社会保障权利等方面实现统一。同时，冲破统一人力资源市场重重障碍的关键，是着力解决好三个主要问题：
(一)改革我国户籍制度，逐步消除阻碍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根源
户籍制度在我国根深蒂固，成为改革变化最慢和最小的“堡垒”。在社会转型时期，当公平、正义与和谐成为时代主旋律的时候，顽固的户籍制度成为一块粉饰社会平等的“遮羞布”。立足于消除阻碍统一人力资源市场根源的目标诉求，改革我国户籍制度不是简单地取消人口流动的限制和户籍登记的办法，“更重要的是创造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环境，以均衡劳动力在城乡之间流动的推力与拉力。”(蔡防等，2005)从权利的视角来看，改革户籍制度的一个根本目的在于依法保障公民的迁徙自由权。迁徙自由是现代文明国家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其性质人身自由权，这是我国宪法学界通行的看法。“在现代社会，不但阻碍人们取得平等社会地位的因素被取消，而且人们平等的社会地位和平等权利通过社会流动机制来实现。”(约翰・罗尔斯，1988)对个人而言，迁移常常是理性的，是在生活中寻找更好机会的动态努力……有
效的人口分布政策应该是在尊重个人对生活和工作社区的选择权利的前提下，同时考虑人口分布的发展战略。鉴于户籍制度在我国特殊的地位和根深蒂固的影响，笔者认为，从建设我国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目标出发，我国户籍制度改革首先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取得突破：一方面，实行户籍制度的“去福利化”改革。剥离户籍制度中以身份为中心的福利成分，还原户籍制度本来意义上的人口管理功能。我国传统的户籍制度不仅是人口流动登记和管理的行政手段，还是不同身份的人享有不同福利的根本标志。在这种“福利化”色彩很重的户籍制度下，劳动力流动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行为，还包括基于社会福利分配需要的行政行为。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剥离户籍制度中的福利成分，把户籍制度仅仅作为一种人口登记的制度，而不是用户籍制度来识别“身份”。另一方面，采取“一揽子”改革措施，确保户籍制度改革的有效性。
(二)塑造我国平等的就业制度和劳动报酬制度，拯救统一人力资源市场脆弱的激励机制
就业，不仅是每一位劳动者谋生和乐生的物质基础，也是其融入社会、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基本条件。在各种就业利益中，劳动报酬是劳动者就业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塑造我国平等的就业制度和劳动报酬制度，是拯救目前人力资源市场脆弱激励机制的关键。首先，塑造平等的就业制度。平等始终是一个法治社会的崇高追求，在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平等自然不会淡出我们的视野，而成为一个普遍关注、反复讨论的话题。法国学者勒鲁认为，平等是一种原则，而且这项原则今天已被公认为司法准则。“我在本书中所要论证的内容是，现在的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看，除了平等信条外，再没有别的基础。”(皮埃尔・勒鲁，1988)一般认为：就业中的平等权是公民人权平等的根本要求和基本体现。在我国，平等就业权遭遇了单位制社会和身份制社会的长期困扰，这在农民工进城就业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有学者指出，消除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等级和身份界线，实现劳动者特别是城乡劳动者就业的平等，主要是打破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与地区分割，消除人们的户口和身份界线，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劳动者就业平等。(常凯，2005)其次，塑造平等的劳动报酬制度。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典型特征是劳动工资同一化，解决我国人力资源市场诸多问题的前提和关键，是修复市场机制对人力资源市场的调节功能，其中，建立健全平等的劳动报酬制度至关重要。塑造平等的劳动报酬制度需要解决好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坚持并完善“同工同酬”制度。“同工同酬”是国际人权公约和各国劳动法明确规定的一项基本劳动报酬制度。目前，解决劳动报酬不平等问题的着力点应集中在社会弱势就业群体劳动报酬、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劳动报酬等方面，加快推进包括工资标准、工资支付时间与支付方式、特殊情况下的工资与工资支付、劳动者要求提前支付工资的情形、劳动者享有知悉工资的权利与用人单位提供工资明细表的义务以及法律责任等在内的基本工资制度的改革步伐；第二，改革最低工资制度，切实保护劳动者的劳动报酬权。最低工资制度承载的一个基本功能是稳定劳动者的收入，通过保障一定量的最低工资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提高劳动者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能力。按照国际标准，最低工资标准应该为当地社会平均工资的40％～60％，但目前我国一半以上的省市还达不到这个标准。因此，政策选择的目标只能是保护合法收入，杜绝灰色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帮助低收入阶层。同时，建立健全最低工资增长机制，使最低工资标准的增长不低于物价的上涨，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第三，设立欠薪保证金制度。所谓欠薪保障制度，是指通过立法坚持强制与互助的原则，向用人单位筹集一定资金，用于垫付在用人单位破产、依法整顿或经审计资产不足以支付工人工资以及雇主逃匿等情形下所拖欠的员工工资，并行使垫付工资追偿权的一种保障制度。(林正武，2003)在统一人力资源市场的构建中，笔者建议：设立欠薪保证金制度，对欠薪保证金组织的法律地位、欠薪保证金适用范围以及有关责任承担等问题做出具体规定，依法规制工资支付行为，消除劳动力自由流动中工资保障不足的障碍。
劳动力市场共享篇10
关键词:就业结构;产业结构;调整滞后;偏离度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3-0001-02
1转型期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状况
1.1转型期我国的产业结构状况
第一产业的产值比重呈下降趋势。我国第一产业的产值总量逐年增长,从1978年的1027.5亿元增加2007年的28095亿元。但是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1978年的28.2%,上升到1982年的最高值33.4%,然后逐年下降到2007年的11.3%,降幅为16.9个百分点。
第二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稳定。第二产业的产值从1978年的1745.2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381.3亿元,产值逐年上升。第二产业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47.9%到2007年的48.6%,变动区间不大。
第三产业的产值所占比重呈上升趋势。第三产业的产值从1978年的872.5亿元上升到2007年100053.5亿元,产值有大幅度上升。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从1978年的23.9%上升到2007年的40.1%,上升了16个百分点。
1.2转型期我国的就业结构状况
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呈下降趋势。虽然第一产业从业人员绝对数量逐年增加,从1978年的28318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31444万人,增加了3216万人,但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所占份额却从1978年的70.5%下降到40.8%,下降了29.7%。并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就业份额变化与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具有一致性,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具有较强的吸纳能力。
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迅猛增长。改革开放过程中,由于政府的大力推进工业化进程,第二产业的从业人员份额从1978年的17.3%上升到2007年的26.8%。由于工业化进程中科技的贡献率逐步提高,抑制了第二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所以自80年中期以来第二产业从业人员就业的份额稳定在23%左右。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就业的份额偏低。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就业人数由1978年的4890万人上升到2007年24917万人。从业人员就业比重由1978年12.2%上升到32.4%。但是依据世界工业化国家的数据,一般工业化国家的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约为50%-60%,吸纳的劳动力约占50%-80%,而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例约为40%,吸收劳动力约占30%,可见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仍然严重滞后。
2转型期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非均衡问题分析
2.1产业结构调整滞后抑制了就业结构的合理发展
2006年世界三次产业平均比重为3.4%,27.6%,690%;其中中下等收入国家的三次产业比重为11.9%,427%,45.5%;而我国的三次产业比重为11.9%,470%,411%,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产业结构相近。我国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现代型就业产业结构相差23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与现代型就业产业结构相比超出34个百分点。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滞留了大量劳动力,第三产业就业人员供给不足。
2.2就业结构偏离产业结构
(1)我国第一产业正在向外排斥劳动力。第一产业在1978年偏离度达到-0.6,说明我国当时第一产业中已经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和隐形失业问题。随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发展,2007年第一产业结构偏离度达到-0.73,说明第一产业不仅不能进一步吸纳劳动力,而且还成为劳动力的流出部门。
(2)第二产业吸纳劳动力有限。从1978年到1990年,第二产业偏离度不断下降,显示出该产业就业人数不足,正在吸纳从其他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从1991年起,第二产业的结构偏离程度开始上升,说明第二产业正在走资本密集型道路,无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
(3)第三产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但就业吸纳空间逐步缩小。1978年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为0.96,说明其吸纳劳动力严重不足,随着就业人数的增加,到2007年其偏离程度为0.24,第三产业的结构偏离度越来越向零之靠拢,即第三产业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趋于均衡状态,第三产业就业增长速度尽管最快,但继续高速增长的空间逐步减少。
(4)二元结构依然显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年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是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4-9倍,农业和非农比较劳动生产率对比系数介于02-03之间,而发达国家农业和非农比较劳动生产率对比系数一般在0.5-0.9之间,说明我国这两个部门的结构反差比较大,二元经济结构现象依然很严重。
3我国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非均衡问题的原因分析
3.1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原因
(1)原有的经济发展结构。
自1952年起,中国为了快速发展经济选择了工业化道路,并制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发展战略。这个战略通过计划手段将资源转移到第二产业大大推动了该产业的发展,而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则由于资源投入缺乏发展受到阻碍,导致第三产业长期增长乏力,我国的劳动者的就业也因此受到限制。另一方面,个体私营企业的门槛相对较低,对资金、技术水平、劳动者素质等要素的要求也相对较低,客观上制约了其发展规模。再加上中小企业长期缺乏国家的有效扶持政策,在吸纳劳动力就业方面也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
(2)城市化水平低。
目前农村人口占了大多数,他们对第二、三产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导致了产业结构转换滞后。再者,城市的聚集效应和规模经济效应是第三产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城市化水平越高,第三产业就越高。我国城市化水平低,无法满足第三产业发展的基本条件,而且还影响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高附加值、新兴的服务行业比如金融、保险、会计、法律、信息等产业在农村是很难得到发展的。
3.2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的原因
(1)严格的户籍制度抑制了劳动力的流动。
20世纪50年代我国逐步形成了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致使农村存在大量隐性失业。到2006年,全国共有进城农民工超过2亿人,然而即便如此,我们的农民工仍然没有城市户口,不能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情况下工作的,仍然处于一种制度灰色状态。
(2)分割的劳动力市场。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分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和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体制内的劳动力主要是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大中型企业从业人员,他们享有较为全面的福利保障;而体制外从业人员却很少能够享受福利保障。这一差异直接制约了我国劳动力的有序流动和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限制了就业结构的转化。
(3)就业的社会保障缺失。
我国原来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企业来承担的,人们能否享受到社会保障首先取决于他是否就业,这种“只保就业,不保失业”型的社会保障制度阻碍了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并造成企业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同时一批长期亏损落后企业不能被淘汰。另一方面,非正规就业大多处于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这必将降低劳动力从事这些工作的偏好,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就业的结构和规模。
(4)城市拉力不足,农村的推力有限。
目前,城市每年须安置2300万以上新增的就业人数,而实际每年提供的新增城镇就业岗位还不到一半,远远不够安排城市失业人口的就业,更谈不上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机会。在农村,农民教育和培训的落后.导致他们的综合素质和科学技术水平较低.无法实现顺利地转移。再者,由于缺乏劳动力市场需求信息来源渠道,大量愿意转移的农民无法转移出去.。
4关于治理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非均衡问题的对策
4.1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就业的措施
发展农业产业集群效应,推动农村劳动力就业。农业产业集群将原本生产农产品的农户,农产品加工、运输、销售的企业与各种服务机构(金融机构、农业科研机构、农产品行业协会、农业中介机构)联系在一起,在竞争和合作中共享生产收益。黄宝连、黄海平(2009)研究说明农业产业集群可以促进相关产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增加当地农民的就业机会、提高农民的收入,加快城市化的步伐。
通过技术进步促进第二产业的发展。技术进步降低生产成本,使企业回收更多的资金用于扩大产业规模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其次,技术进步可以催生新兴产业,既能提升产业的技术含量,又能拉动新兴行业的就业。再次,技术进步可以带动上下游行业的发展,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此外,技术进步可以提高生产率增加社会资金的积累规模,推动更多的社会资金投资于生产,增加劳动力就业量。
打破现代服务业的市场垄断,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到目前为止,我国在诸如银行、保险、邮政、通讯、交通、教育、卫生、广播电影电视业等众多领域,甚至在社区服务方面,仍然实行较严格的行政垄断制度。尽管这些服务行业就业弹性较大,却由于存在很多进入壁垒,缺乏竞争,使得服务价格居高不下,既抑制了消费,又影响了行业的发展规模,最终限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和就业结构的升级。因此,国家应该实行公开透明的宽准入制度,逐步取消对民间资本、外资进入的限制性规定,培育多元化主体的市场竞争格局,给第三产业创造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4.2解决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的措施
(1)创建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的制度环境。城市劳动力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体系、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够得到政策保护,而农民工却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政府应该构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推进劳动就业市场化。发展多层次、多形式的劳动力市场,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让市场自主决定要素价格,使工资收入与劳动生产率协调增长,达到劳动力市场均衡。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辅之以政府的监督和制度完善职能,保证劳动力市场顺利运转。
(2)重视职业教育对就业的贡献。目前我国就业市场一方面大批劳动力待就业,另一方面高级技工供不应求,劳动力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现象严重。正规的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素质,为现代化生产提供大量技术人员,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很好途径。而且通过职业教育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能够得到有效的转移,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后备力量。
(3)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教育、金融、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物品供给上的城乡差距,导致了农村推力有限、城市拉力不足。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影响还未结束的现阶段,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吸纳返乡农民工,在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的同时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一方面减少了农民的公共开支,间接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另一方面,为农民消费提供配套设施,这两方面的作用都会刺激农村消费市场,从而改善整个社会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4)鼓励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也是解决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政府首先应该加强对非正规就业宣传力度,逐步消除社会的偏见。其次,尽快出台相关劳动、就业相关法律,规范对非正规就业的管理。此外,政府还应该以公共资源为依托,加强培训服务提高劳动者的市场竞争力。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8[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