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供需平衡
一、研究背景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并存，但是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以前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变需求的办法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会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重进行“供给侧”改革，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减少无端和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促使供给和需求不断协调，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劳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血液，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关注和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是非常必要的。从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我们了解到，2013年和2014年我国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均为4.1%，失业人口分别为926万人和952万人。目前国际通用的失业警戒线标准为：3%或4%以下为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为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严重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虽然我国的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在近几年大体不变，但是失业人口总数确在上升，目前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供给紧张状况，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进行改革，促进劳动力供需平衡。
二、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现象产生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原因来解释：
（一）劳动力供给过小
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全覆盖，也就是说在我国范围内，人们在提供劳动力或者是增加劳动力时以换取报酬或者是得到更多的报酬，就会缴纳社会保险税费或者是缴纳的部分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增加劳动力时所得到的收入可能会比增加前还要少，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用闲暇代替劳动，来维持自己效益的最大化，此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就会减少。另外，失业金的存在会推迟一部分失业者进入劳动者队伍的时间或者是不再重新就业，因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时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比其就业时更好。最后，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所引起的，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与企业所需岗位密切相关联的劳动者，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匹配。
（二）劳动力需求增大
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呈现出一种较快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对于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需求较大。而我国虽然国民素质改善，国民教育提高，但是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不平衡的现状仍然存在。并且，我国虽然企业数众多，但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小企业和小作坊，这些企业对于劳动力的吸引程度较低，造成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用部门间的分布不均。
三、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即意味着供小于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此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更多的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种“优势”虽然有利于劳动者更好的就业，但同时也会造成劳动者的松懈和消极怠工；而企业面临的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岗位雇佣一个合适的员工的风险也会加大。这样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健康持续发展的，所以要提出办法和措施来协调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平稳发展。
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我国目前的企业数量增长快速。不同于国家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企业在面临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岗位的流动，将相对富裕的合格人员调往空缺的岗位，在企业内部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这种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也有助于激励企业内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其次，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提供失业保险金保障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增强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失业金可以满足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失业陷阱”的现象。即人们在失业期间所获得的资金或物品并不比其工作的时候得到的工资多或者两者相比所差无几，那么失业者就会选择继续失业而不是重新就业。所以，要在劳动力供给领域进行改革，就必须要更加完善失业保险金的相关政策，改变以往的领取方式，缩短保险金的支付周期以及放弃等额领取的方式，刺激失业者积极就业，将失业者转变为就业者，在数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另外，也要加强失业保险制度的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功能。目前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过弱。所以，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进行策划、组织、实施，扶持一些社会机构来进行这样一项培训工作，增强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使劳动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紧密度更高，更加契合，在质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第三，在目前劳动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弹性空间并不大，所以要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适当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增加员工的工作量，并相应地提高工资。对于多支出的人工成本，则可以通过员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值增加进行弥补，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第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该要大力发展教育，将“育人”做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对教育体制的改革应该继续下去，加大对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推广职业技术学校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力度，让更多的“高材生”能够成为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技能的人才。
第五，大力推进目前所提倡“供给侧”改革，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首先，开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总量，进而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其次，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外地籍人员的落户政策，使某区域成为能够留住人才的地方，从而改善劳动力的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改善劳动力的供给。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目前中国的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要打破原先传统的经济发展局面，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无论是提高我们的投资增长率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劳动者这一角色。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协调好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能够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同时也要能够满足劳动者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2
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是交换劳动力的场所,即具有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与生产经营中使用劳动力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交换的场所,是通过市场配置劳动力的经济关系的总和。劳动力市场交换关系表现为劳动力和货币的交换。劳动力市场与产品市场昀大的不同在于参与交易的对象是人的劳动,但是,劳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因此,企业对劳动的需求只能是对劳动力本身和劳动生产率的需求。同样,劳动供给也在于劳动力所提供的劳动本身。由于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相互作用,再加上中国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越来越高,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本身表现出其特殊性。在目前劳动力供求相互匹配的过程中,会因为劳动力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匹配不到位,使得劳动力供求呈现着相应的特点。
二、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的现状和特点
近年来,中国劳动力市场供求态势发生了重要转变。一方面,由于持续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旺盛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人口转变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开始显现。因此,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时代趋于结束。从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情况看,市场机制日益完善,劳动力市场环境有所改善,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程度也在逐步提高。但由于劳动力市场转折是长期趋势的开始,因此,需要从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等方面积极地应对劳动力市场出现的新变化。
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相对高龄化。从总的水平上考察,在给定人口数量的情况下,决定劳动力供给的主要因素之一是总人口中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重,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又和以前的生育率水平变化有着直接的联系。由21世纪上半叶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和劳动力供给趋势变动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劳动力供给总量的边际递减现象已经发生,劳动力供给绝对数量的减少也将很快出现。迄今为止,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以及占总人口的比重一直处于不断上升的趋势,成为劳动力市场供给不断增加的基本源泉。这不仅形成了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优势,也成为近20年来“人口红利”的主要来源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根据昀新的预测,中国人口高峰将在比预期早得多的时候,即大约2030年前后在14.4亿左右的水平上达到,劳动年龄人口从2013年左右开始上升趋势就十分平缓,2016年达到昀高峰后开始绝对减少,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目前已经是逐年降低,并且下降速度趋于加快。从目前劳动力市场供给年龄结构来看,45-59岁和60-64岁相对高龄的劳动年龄人口在未来20年里将迅速增加,45-59岁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19227万增加到2010年26151万,再增加到峰值年(2025年)的32642万人,其后缓慢减少;60-64岁老年劳动年龄人口由2000年的4136万增加到2010年的5693万,到2030年前后达到11000万以上。这期间相对高龄劳动力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远大于这一时期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从2007年第四季度我国94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来看,16-24岁求职人数较2006年有降低2%,25-34岁求职人数则增加2.9%,45岁以上求职人数增加0.9%,从中可以看出这种劳动力供给的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劳动力供给总量增幅趋缓。劳动力供给总量是由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与劳动参与率两者共同决定的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上的预测表明,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届时总量会达到9.97亿;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到2011年就会停止,届时总量为9.27亿。因此,从劳动供给的角度来看,中国劳动力供给昀为丰富的时间还会维持10年左右,之后,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其规模会逐渐缩小。与其他国家比较,我国的劳动参与率较高,特别是青年和妇女的参与率较高。但由于在校学生会有所增加、自动失业者的比例增加、女性就业结构和比重趋向合理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伤残人口比重会有所下降,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会在年龄构成上有所改善,在总量水平上有所下降(金玉秋,2005)。因此,从劳动力供给总量来看,目前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不会一直持续增加,而是会到某个时点(2011年)后逐渐缩小,而且会因为劳动参与率下降使得整个规模下降得更快。
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与有效供给不足。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3
[关键词]劳动力转移；农民工市场；供需弹性；新《劳动法》
[中图分类号]F24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461（2011）12-0048-06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据估计，1983年在城市就业的农民数量只有200万，到2007年，这一数字已高达1.37亿①。一方面，对于农村来说，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要想提高收入，向城市转移几乎是唯一的选择；另一方面，大部分农民由于受自身文化素质和城市就业体制的制约，只能在城市从事那些工资低、条件差的工作，合法权益也往往得不到保障。由于长期以来城乡行政分割以及其他一些社会、经济原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从转移的途径和过程来看[1]，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农业内部从种植业部门向林牧渔业部门的转移；第二个阶段是从农村内部向以乡镇企业为主要载体的非农产业转移；第三个阶段是农村劳动力跨地区和向城镇的流动。
改革开放以前，农村劳动力被严格限制在农村地区，主要从事农业生产，流动受到严格的限制。20世纪70年代末，从实行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中国农村经济改革，对农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激励效果[2]，农业劳动时间大大节约，形成公开的劳动力剩余，劳动力便开始了重新配置的过程。随着劳动力流动条件的放松，城市企业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非公有制经济的扩张，这种配置最终引起了劳动力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并最终形成20世纪90年代的“民工潮”。
对城市而言，转移的农村劳动力正成为城市劳动力供给的主要来源，城市农民工数量与城镇从业人员数量的比值，从改革开放初期的几乎为0，增加到2000年的36.9%，并继续增加到2007年的46.7%。一般来说，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上升，这将会使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甚至最终消失[3]，可实际情况是，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不断扩大。这就形成了一个理论上的悖论，即农村劳动力空前流动起来的同时，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迅速拉大，这说明劳动力流动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有条件的[4]。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在相同条件下，我国农村外出务工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被区别对待[5]。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城市劳动力市场[6][7][8]，中国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包含了外劳和本地居民两大部分，但这两部分从业人员所属的市场阶层以及在市场阶层之间的流动状况是不相同的，从而构成有中国特色的“二元劳动力市场”和“城市二元社会”。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最早由Doeringer和piore提出[9]，后经JeremyiBulow和LawrenceHSummers等人发展[10]，指的是把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第一劳动力市场和第二劳动力市场，第一市场的工资较高、劳动条件较好、工作岗位较有保障、有较多的职业晋升机会，就业的往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和技能型劳动者；而第二市场的工资较低、工作条件差、工作具有不稳定性和暂时性。在这两个市场之间流动是比较困难的，一般说来，第一劳动力市场的就业者不愿进入第二市场，第二市场的劳动者羡慕第一市场的就业，但第二市场的劳动者无法进入第一市场。如果第一市场的劳动者愿意进入第二市场，他们是能够比较容易地在那里找到工作的，因此如果出现周期性失业时，第一市场的失业率要低于第二市场。第一劳动力市场更多受到制度性因素的影响，如工会力量、劳动保障制度、最低工资法等；而第二市场则很少受制度性因素的影响，符合完全竞争的条件，其劳动力供需可以较迅速地由工资变化来调节。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特点还表现在两个市场招聘新职员方式的区别上，第一市场的空缺职位通常不是到市场招聘而是由内部提升来完成；而第二市场则完全是市场招聘。
在我国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上，外来劳动力一般并不能进入到比较正规的部门就业，而大多数受雇于非国有经济部门，或城市的一些非正规部门。[11]即使干的是完全相同的工作，与城市劳动力相比，外来劳动力得到的工资和其他待遇相对也会较低。[12]平均起来，迁移者的工资仅是非迁移者的80%，而且迁移者在住房、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方面得到的待遇，也明显差于非迁移者。[13]显然，农民工市场是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
虽然农民工就业差，工资低，但直到2003年以前，中国的农民工市场始终保持着较好的稳定性。企业总可以在农民工市场上找到他们需要的劳动力，而农民工也总能以较低的工资找到工作。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98年，即使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仍在持续增加，未出现农民工的大量失业，企业也未遇见劳动力短缺问题。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现象在具有劳动力无限供给，并且城乡收入差距仍然十分巨大的中国出现，是不可想象的。为此，有些学者惊呼，中国经济发展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到来。[14][15]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在次贷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②。
为什么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可以自动达到供求均衡，而2004年以后则交替出现“民工荒”和失业等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如果说中国的城市吸纳不了那么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那么，为什么2004年在全国会出现大面积的“民工荒”，反之，又如何解释2008年大量民工失业呢？农民工市场，甚至城镇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
2008年，我国开始实施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那么，新《劳动法》③是引起2008年底农民工大量失业的原因吗？它是否加剧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本文试图提供这些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
二、中国农民工市场均衡模型
影响中国农民工市场的供求因素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被称为系统性因素，包括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系统性因素对第一、第二劳动力市场均产生影响；另一部分可称为非系统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与农民工相关的制度与政策等。
在决定农民工市场供求的诸变量中，工资水平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外生变量，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经营状况确定合适的工资雇佣员工，农民工则根据工资的高低做出转移决策影响劳动力的供给，当供给和需求相等时，农民工市场达到平衡。
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和农民工做决策所依据的工资水平，并不是同一个工资水平。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是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他们对工资水平的了解途径主要是熟人打听、媒体报道等，消息来源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并且，农民从做出转移决策到成为农民工市场的一员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影响农民工供给的工资水平是前一段时期已有的工资水平。此外，农民工的迁移决策还受到迁出地农业收入的影响，只有当转移后的工资收入大于转移成本和不转移的农业收入之和时，农民才会做出转移决策。因此，农民是对前一个时期的工资水平和农业收入的差额作出反应，差额越大，转移的农民工越多，从而农民工市场上的劳动力供给也越多。不同的是，企业由于更接近劳动力市场，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工资状况迅速的调整劳动力的需求，所以，企业决策所依据的是当前工资水平。在t时期，我们可以近似认为企业根据t时期的工资作出需求决策，农民工根据t-1时期的工资作出供给决策。
假设企业可以根据市场状况迅速调整需求和工资水平④，在具有线性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条件下，
t时期的供给：QSt=γ+δ（wt-1-R）（γ，δ?酆0）（1）
t时期的需求：QDt=α-β・wt（α，β?酆0）（2）
其中wt-1和wt分别表示t-1期和t期的工资水平，R为迁出地区的农业收入水平，δ、β为t时期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弹性，γ和α分别表示t时期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与工资水平无关的其他因素。
当农民工市场均衡时，有：QSt=QDt（3）
由（1）（2）（3）可得⑤，
命题2：若δ?酆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大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水平，若δ=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等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保持单位震荡，若δ?刍β，即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在调节供求的过程中，工资wt随时间向均衡工资水平收敛。
由命题1可知，初始工资水平与均衡工资水平的差距越小，工资wt初始状态距均衡工资越近，反之则越远。给定外部环境及供需的工资弹性，（w0-）又受转移当地工资水平的影响，在一定条件下⑥，R的大小甚至可以改变工资的初始状态与均衡工资的相对位置。w0和的差反映了t时期初始状态时的劳动力供求缺口，而其相对位置则表明此时的供求关系，w0?酆，供大于求；w0?刍，供小于求。
命题2表明，是否偏离或收敛于均衡工资水平取决于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相对工资弹性，只有当供给的工资弹性小于需求的工资弹性时，劳动力市场才会自动的收敛于均衡的工资水平，从而自动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否则，工资会随时间偏离均衡工资，甚至偏离幅度越来越大，引起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的波动。
以δ?刍β为例，图1给出了劳动力的供给曲线S与需求曲线D。给定初始工资w0（这里假设高于），顺着箭头，我们可以在S曲线上读出下一期的供给量（第1期）将为Q1，为使市场出清，第1期的需求量必须也为Q1，而这当且仅当工资水平在w1时，方能做到（向下的箭头）。现在，根据S曲线，工资w1会导致在第2期产生Q2的劳动供给量，且为使市场在第2期出清，按照需求曲线，工资必须定在w2的水平。重复这一推理，工资与均衡工资的偏离不断减小，劳动力市场也自动回复均衡。由于这一过程是在无明确起始点，连续的时间序列中进行的，因此，我们总会观察到相对均衡的劳动力市场。
δ?酆β和δ=β过程与δ?刍β类似，只是δ?酆β时，工资路径虽是震荡的，却是发散的，导致劳动力供需缺口越来越大。
三、中国农民工市场的均衡与波动
根据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以及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情况，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如表1所示。
第一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开始出现，但由于制度的限制，加之此时改革开放刚进行不久，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不足以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并且，农业效率的提高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农村劳动力离开农村进城的积极性。因此，在整个这一时期，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还很少，城市劳动力市场主要以本地劳动力为主，表现为一元劳动力市场。
第二阶段为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3年底，随着农业改革效果的显现，农村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⑦。与此同时，区域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沿海和城镇地区转移，形成大规模的“民工潮”。城市开始出现二元劳动力市场，即以城市当地劳动力为主的第一劳动力市场和以农民工为主的第二劳动力市场。但此时城市劳动力市场大致处于稳定状态，即转移的劳动力基本能在城市找到工作，企业也能够以一定的工资在市场上找到需要的劳动力，政策与宏观环境的变化只影响工资水平，并不造成劳动力市场的波动⑧。
第三个阶段是2004年以后。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数量继续稳定增加，与此同时，城市农民工市场开始出现波动。2004年春天，从沿海地区开始，进而向全国蔓延的“民工荒”、“技工荒”开始出现，这种民工短缺现象在2008年结束。2008年，由于次贷危机的影响，中国城市开始出现大面积的农民工失业，失业的农民工最终不得不流回农村。
农民工市场，甚至城市劳动力市场均衡与波动的原因是什么呢？或者说，是什么因素的变化导致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我们尝试用农民工市场模型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第一阶段，农民工市场尚未形成，城市劳动力需求和供给双方分别是企业和本地劳动力。双方均根据现期工资做出供需决策⑨，工资水平能够迅速调节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从而达到均衡。
在第二阶段，大量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改变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构成，形成中国独有的农民工市场。在此阶段，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拉大，并且农村尚有大量富余劳动力，致使我国农村劳动力具有无限供给的特点，即劳动力供给的工资弹性δ小，而作为农民工的需求方，城市企业主要从事劳动力密集型加工产业，劳动力成本占产品成本的主要部分，对工资较为敏感，即劳动力的需求弹性β大，由模型可知，当δ?刍β时，劳动力市场的工资会自动趋向于均衡工资，从而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即使在外部冲击的情况下，只要不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劳动力市场仍会自动趋向于均衡。随着企业技术推进，对熟练工人与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需求弹性变小，由于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是整个农民工群体的一部分，对他们的需求弹性变小意味着整个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β变小。同时，经济的发展使农民的收入提高，加之2002年取消农业税的改革使得从事农业生产变得更加有利可图，对农民工来说，务农和进城务工是相互替代的关系，农业收入的提高使农民对进城务工的工资收入更加敏感。并且，随着多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的转移，可供继续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大大减少，新生代农民工对工作条件和待遇都有更高的要求⑩，这些都改变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性，使供给弹性δ变大。
供需弹性的变化最终改变了δ和β的相对大小，到第三阶段，当δ?酆β时，wt随时间推移偏离均衡工资水平，引起劳动力供需的失衡，导致了始于2004年的“民工荒”，到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工失业。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术工荒”和“熟练工荒”，而2008年的大范围农民工失业主要是无技术和非熟练的农民工失业呢？首先，对“熟练工”和“技术工”来说，供给更加富有弹性，而需求则更加缺乏弹性，也就是说，其δ比普通农民工大，β比普通农民工小，因此也就更有可能改变δ和β的相对大小从而引起供需的失衡，所以“民工荒”主要表现为“技工荒”和“熟练工荒”；其次，对“技工”和“熟练工”来说，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进入城市第一劳动力市场，而只能属于农民工市场的一部分，和其他农民工一起竞争工作岗位，即使“熟练工”和“技工”更容易引起供需的缺口，但是他们可以通过“挤占”普通农民工工作岗位的方式继续工作。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受影响最大的首先是从事简单劳动加工的企业，技术含量较高的企业幸存，对城市农民工市场而言，这表明普通农民工的需求大幅减少，而“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需求的变化则较小，其结果是使大量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失业。
四、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的影响
2008年1月1日开始，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实施，新《劳动法》旨在“完善劳动合同制度，明确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
与1995年的《劳动法》相比，新《劳动法》更倾向于保护劳动者的权益，其中引起热议的主要有四方面[16]：一是机构之间的派遣工作，二是试用期，三是补偿金，四是无固定期限合约。
从企业的角度看，新《劳动法》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当于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用工成本的增加使企业生产产品的成本增加，将降低劳动密集型企业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促使企业不得不减少用工数量以降低成本。与此相对应，资本密集型产业由于用工成本占所生产产品总成本的比例比较低，所受影响要小于劳动密集型产业。我国城市资本密集型产业所需劳动力主要集中在第一劳动力市场，农民工市场则主要与劳动密集型企业相关，新《劳动法》主要影响农民工市场而非第一劳动力市场。由于用工成本的增加，作为理性决策的主体，企业的最优反应是减少雇佣劳动力的数量，用资本替代劳动，这将降低农民工市场的劳动力需求量，而新《劳动法》对企业用工的诸多限制则降低了农民工市场的需求弹性。值得注意的是，新《劳动法》对不同的农民工群体影响是不同的，技术工人和熟练工由于早已达到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并且对企业来说，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本身就比无技术的普通农民工更加缺乏弹性，因此，新《劳动法》对他们的影响比较小。与此同时，新《劳动法》看似保护了收入最低的那部分非熟练、无技术农民工的利益，但由于企业对这部分农民工的需求弹性较大，最终结果可能是这些最底层的农民工受到最大的冲击。
从农民工的角度看，新《劳动法》使得农民工在用工市场上的相对地位提高，降低了劳动力的供给弹性。在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低于劳动力市场均衡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时，由于我们尚不能确定新《劳动法》对δ和β的相对大小的影响，因而也就无法确定新《劳动法》对农民工市场均衡的影响。但如果新《劳动法》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超过了劳动力市场均衡时企业所能支付的工资，将会引起劳动力市场上供给大于需求的缺口，导致农民工的失业。
从长期看，为了应对新《劳动法》带来的用工成本的变化，提高产品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企业将加强技术改造的投入，技术的进步会进一步增加企业对熟练工人和技术工人的需求，降低对这部分工人的需求弹性，而长期农民工的供给弹性变化有限，需求弹性的降低最终会导致需求弹性β小于供给弹性δ。在供需缺口存在的条件下，需求大于供给的周期中会加剧“技工荒”和“熟练工荒”，供给大于需求的周期中由于“技工”对普通农民工岗位的“挤占”而加剧普通农民工的失业。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在我国城市具有二元劳动力市场结构的条件下，农民工市场属于第二劳动力市场。由于农民工的供给受上期而不是当前工资水平的影响，而企业则是根据当前工资状况决定劳动力的需求，这就有可能导致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农民工市场是否可以通过工资的自动调节达到均衡，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弹性的相对大小，2003年以前农民工市场能够自动达到均衡，是因为与需求弹性相比，供给弹性比较小。随着各种影响弹性因素的变化，从2004年开始，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发生了改变，从而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其表现为先是2004年开始的民工荒与技工荒，接着又是大量的民工失业。
新《劳动法》增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但尚无法确定其是否会改变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因而也无法确定是否引起了农民工市场的波动。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新《劳动法》所规定的最低待遇要求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均衡工资水平，从而加剧了农民工的失业。
从供需弹性的相对大小出发，探讨农民工市场的波动，政策含义是：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4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供求趋势
一、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地体现为：研发及技术人员、熟练技工供给不够和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者就业困难并存，大学生就业困难和新兴产业发展人才不够一起并存，农业劳动力结构很难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导致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性矛盾的主要原因：
1.劳动力市场分割为制度性根源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现象普遍存在。区域分割使劳动力的地区迁徙受到了阻碍，城乡分割使劳动力的方位转换受到了限制，行业部门分割使劳动力的交换流动受到了阻拦。同时，不同户籍制的存在也影响到了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总的来说，劳动力市场的分割是人为设置的制度所造成的，当初设定这些制度的时代环境与今天的发展不可同日而已，制度已远远落后于现实，所以产生了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
2.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
我国社会现在正处于加速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产业大转型。与此同时，我国高等教育机构体系逐渐落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速度，教育与市场出现了不匹配不适应的情况。在教育结构体系中，理论知识所占学习内容的比重过大，而实践性强技术性高的教育层次始终不高，最突出的表现为轻具体岗位教育而重学历等级教育。并且在教育中的专业设置上，研究性人才的培养占了大多数，应用型专业因为传统观念中所谓不体面、档次低等狭隘观念的影响，比例低人数少受重视程度不够，人才培养的质量也很难得到保障。同时，国家对职业技术院校的投入过少，办学软硬件条件落后于科研型院校，使得人才流动向更高层次拥挤，而学习具体实用技术的人也不断减少。长此一来造成了当前的教育结果，一方面教育结构的设置不平衡，白领专业重复开设且大批院校以此为招生卖点，造成了人才同质化现象十分严重，使得人才集中于理论性、研究性的领域内，面临恶性竞争，另一方面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受轻视，专业型复合型的技术人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社会、市场对基础性的人才需求量的加大更加凸显出应用型人才的匮乏。教育结构和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脱节，主要体现在当前教育结构设置的盲目性、人们对于基础性人才理解的误区上。虽然近几年我国开始重视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但是投入力度和重视程度远远不够，这一状况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不仅浪费了巨大教育成本，人才培养的浪费，更加大了就业和市场需求度的压力，对劳动力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风险。
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
1.劳动力需求总量呈持续增长态势
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由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所决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逐步细化，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越来越多的。经济发展是社会对劳动力需求增长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即除了经济发展以外，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还受其他因为的影响，这些综合因素即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而需求量的增加和就业率的增加并不是同一的。需求量的增加是广泛的需求，将此需求细化，就会发现社会基础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量远远高于科研型人才的需求量。而我国当前的制度性限制和教育结构体系的不完善造成了人才发展的不平衡。用“28理论”来解释的意思就是80%的人才去竞争20%的市场岗位，20%的人才又不能填满80%的市场需求空缺。
所以说，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决定了劳动力需求的总量将保持增长态势，并且要维持一段时期。
2.劳动力供给总量会从缓慢增长渐渐走向负增长
“劳动力供给总量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劳动者总量”。决定劳动力供给总量的主要因素是人口和劳动力参与率。我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处于劳动力供给总量大于劳动力需求量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另外，由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几十年，虽然我国人口数量很大，但据第十三、第十四次人口普查和我国人口比例分析，我国人口总量处于缓慢增长阶段，并且在不久的将来人口增长与死亡率将持平。更远的说，人口会出现负增长。当人口红利减弱并消失的时候，劳动力供给总量势必会随着这一趋势而缓慢增长并走向负增长。
另外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分析，我国已步入老龄社会。这就意味着社会总人口中老年人占的比例加大，年青人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那么社会可工作人数在不断地减少，相应的劳动力参与率也在降低。有调查显示，截止2010年，我国的劳动力供给与劳动力需求量之间的差距非常小，不难预测，在不久的将来，劳动力供给会小于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此缺口并将随着时间不断拉大。
三、总结
对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矛盾及供求趋势预测的分析能够得出我国劳动力市场出现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和未来的走向。为了摆脱当前的困境，应该一方面进行产业调整，优化升级；另一方面对劳动者的培养要加大力度，把握重点和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从制度层面上健全劳动力市场、消除各种市场分割，保证劳动力的合理应用和良性循环发展。
参考文献:
[1]蒋茜孙兵: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趋势预测[J],经济纵横，2011（5）.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5
论文摘要：随着普通高校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和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加，我国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六大变化趋势: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工资水平总体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衬降低;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在“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走俏。
所谓大学生就业市场就是指大学毕业生供求双方在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受让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这种转让与受让是完全自愿的一种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大学毕业生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它是整个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大学生就业市场将呈现以下六大趋势:
一、应届毕业生的就业率降低.在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率呈上升趋势
其主要依据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该理论将整个劳动力市场划分为性质不同的两部分:主劳动力市场(themaryseg-ment)和次劳动力市场(thesecondarysegment)。在主劳动力市场.工作稳定、收入高工作条件和福利待遇好个人升迁发展的机会多;而在次劳动力市场.则是工资低、工作条件差且工作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分割.造成劳动者在主次劳动力市场之间的流动障碍。这是因为:一方面.尽管在次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对工作满意度低.归属感弱.工作变换次数多.但他们很难直接进入主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尽管主劳动力市场中的失业者可以较容易地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但由于在两个劳动力市场所得利益的差距.且一旦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便难以再返回主劳动力市场.于是主劳动力市场的失业者宁愿失业也不愿意在次劳动力市场就业。根据这种理论.普通高校连年扩招.在使劳动者整体素质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导致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就业机会的减少加之毕业生不愿意到次劳动力市场就业加速了毕业生在主劳动力市场失业率的上升。近6年中国大学生的就业率统计结果预示着这一趋势。
二、应届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呈下降趋势.经济地位相对降低
其基本依据是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该规律表明:由于劳动力市场的特殊性.劳动力进入市场后.供需双方劳动使用权的转让过程，也就是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这种配置是通过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劳动者在向社会提供劳动的同时从社会得到相应的报酬由于工资是所有报酬中最重要最普遍的内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就是劳动力供需双方在劳动力买卖过程中所获得或支付的工资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价格就是劳动力供求量相等时的工资率。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就是通过这种价值规律来引导调节、合理配置劳动力资源.逐步达到劳动力供求的相对均衡。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由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所决定;反之.其价格又与劳动力供求紧密相联。一般情况下(不包括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果供大于求由于较易找到所需劳动力.工资趋于下降;工资的下降.又会使得一部分劳动力供给减少.需求增加。而供不应求时.由于劳动力的短缺.工资趋于上升.工资的上升.又会使得需求减少.供给增加。一直到供求关系趋于平衡时.价格相对均衡.这种运动才会逐渐停止。而劳动力市场的均衡也正是在这一供求与价格的变动中实现的。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劳动力市场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即:价格趋向于劳动力供求双方能够提供到市场上的数量相等。均衡价格决定于劳动力供求双方在市场上的均衡数量。价格上升.引起供给增加.需求减少;价格超过均衡点.亦会引起供给的相对减少。价格下降.引起供给减少.需求增加。当供给不变时.需求大于供给.引起价格上升需求小于供给.引起价格下降。当需求不变时供给大于需求.引起价格下降;供给小于需求.引起价格上升。劳动力市场正是遵循这一价格变动的一般规律利用价格信号及工资率的引导.通过社会大量的劳动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使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及各个部门、企业之间进行配置并使这种配置尽可能地达到优化。这也正是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市场运行中最显著的作用之一。
利用上述规律.假设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工资是可以上下波动的.不同受教育程度劳动者的工资随劳动力市场上该种劳动力供求关系而变化。我们将劳动力市场的劳动者归为两大类:受过高等教育者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者.根据该规律便会有以下推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数量增加.供给较之以往更加充分毕业生的工资水平总体上就会下降。然而大量事实告诉我们.与多数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一样高等教育毕业生比其他层次教育毕业生具有相对低的失业率相对高的工资收入以及获得高社会地位的更大可能性。
三、应届毕业生获得’‘好工作”的机会趋于减少.“高学历低用”者比例增大
其主要依据是筛选理论，该理论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存在两支队伍:一支为工作队伍(JobQueue)，另一支为求职者队伍(personQueue)。在工作队伍中，每一项工作都对劳动者的技能有所要求.位置越靠前，对劳动者的要求越高相应地付与他们的工资收入也越高。在求职者队伍中，学历层次越高，所在位置越靠前，获得靠前位置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按照该理论，高等教育规模扩大其毕业生数量增加，将使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的相对位置后移，其结果是使这些人的工资水平下降甚至失业。由于受教育水平是决定劳动者在求职者队伍中相对位置的主要依据便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投资教育，即使是受过高等教育者为了在求职者队伍中获得更有利的位置，也会继续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使从事各项工作的人员其受教育水平都不断上升于是便有可能出现“过度教育“和文凭病”等现象。
四、应届毕业生找寻工作的时间延长.“摩擦性失业”与结构性失业并存
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失业分为三种:总量失业、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其中的摩擦性失业很多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且多数是求职者为获得合意职业所做出的一种选择。费尔浦斯等经济学家提出的“职业搜寻“理论模型假设:1.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是不充分的劳动者为了获得报酬满意的工作必须不断进入劳动力市场寻找。2.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工作所花费的时间越长，越有可能获得一份报酬高的职业。3.劳动者不在岗位的寻找工作比在岗工作的同时寻找另一份工作更有效率。4获取有关报酬和工作岗位的信息是要花费成本的。根据上述假设失业对大学生而言就成为一种必要的’‘投资“。现实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寻找职业的大学生并不是为工资水平不断上升而延长他的搜寻时间更多的情况是他一开始就有一个起码的工资.，L\理价位’‘(即期望值)当用人单位提出的报酬低于这一价位时他宁愿失业继续寻找工作并在搜寻过程中随时调整自己的心理价位。应届大学毕业生由于对社会了解不多寻找理想职业的期望值往往较高因此”摩擦性失业’‘人数有增无减。尽管这种’‘自愿失业”从理论上来讲是求职者根据其报酬期望与搜寻职业成本进行核算的个人选择和个人行为是短时间的、不危及其生计的但如果这种”摩擦性失业’‘增长太快也会增大社会的不稳定性，仍然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结构性失业的势头开始出现有报道警示:45%的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50%的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正是这种结构性失业的生动写照。
五、在应届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意识增强的同时，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诚信度可能下降
中国风“网2003年11月12日载文《“先就业后择业”观念弊端显现》指出，近日广州市一项调查显示，应届大学生在用人单位的”成活率“只有10%o意思是说，有九成应届毕业生背叛了东家，大部分应届毕业生工作一段时间后很快便流失了，以致一些企业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
当然面对越来越大的就业压力和择业难度加之应届毕业生对社会了解甚少很难一次性地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况且他们在求学期间已经付出不菲的经济代价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再拖累家庭和父母，需要尽快落实工作单位这些客观因素让他们无暇考虑岗位是否真正适合自己、自己能在某个岗位上服务多久。同时高校为了追求就业率这块“金字招牌”也为学生的“饥不择食“推波助澜.其结果是不少学生在并不清楚单位究竟是否真正适合自己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地“先进去再说‘’。上述主客观方面的因素致使应届大学毕业生“先就业、再择业“的意识增强.临时就业者比例有增长的势头。
先就业、再择业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文同时提醒:“先就业、后择业的观点可能影响大学生的诚信形象。不少应届毕业生将用人单位作为跳板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它必然使用人单位感到伤心和失落，产生被欺骗和被玩弄的感觉，甚至会逼迫他们采用更加强有力的自我保护手段以约束求职者。事实上有的用人单位干脆拒用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把录用应届毕业生当成一场，这对大学毕业生来说决不是好兆头。一旦形成恶性循环用人单位和应届大学毕业生之间“麻秆打狼—两头怕”，不仅影响高等学校和大学生的长远利益，也影响人才市场的健康发展。
六、供需双方趋于理性.复合型人才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6
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主要特点是：需求方面由于产业层次低，对技术、文化等要求比较低，低技能低文化素质劳动需求比较大；供给方面，由于人们收入低，限制人力资本的投入，低技能低文化素质的求职者比重较高；从供求来看，低层次劳动需求与低层次劳动供给达成均衡，但这种均衡不仅会限制产业升级，而且会阻碍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经济处于恶性循环。所以说，低水平均衡未必是较好的选择。那么，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打破低水平均衡，使其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本文拟对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低水平均衡及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做初步探讨。
二、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状态表现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这些劳动力文化技能水平较低；由于郑州市产业结构不高，所以对劳动者的要求不高，某种程度上看劳动供求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具体表现如下：
（一）传统行业的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都比较高
从不同职业的求人倍率来看，郑州市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主体，二者的求人倍率在数量上和变化趋势上基本保持一致，从职业的求人倍率来看依然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劳动需求较高。
（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在劳动力市场中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所占比重都比较小
从需求人数来看高中在全部需求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在2005年第二季度时为37.88%，2011年第二季度时为27.54%，从所占比重上来看有所下降，对大专的需求比重在2005第二季度时为20.82%，2011年为23.26%，比重有所上升，可见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中对高中及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员需求比重比较高。
那么郑州市的劳动供给如何呢？2005年第2季度高中、大专的求职人数占全部求职人数的比重分别是58.02%、28.85%，2011年第二季度二者变为42.19%、33.66%，二者加起来大约占总的求职人员的80%左右。而对文化程度无要求的2005年第二季度、2011年第二季度分别是31.98%、37.88%，大学以上的无论是需求比重还是供给比重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小。
（三）低技能人员成为郑州劳动供求主体
从求人倍率的高低来看，中级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一直较高，譬如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在27个季度中有24的季度都是大于1的，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在27个季度中有16个季度是大于1的，至于无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一直在0.5徘徊，只是到了2009年之后开始处于上升趋势，达0.8左右，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员的劳动过剩情况较为严重，到2009年劳动过剩状况才趋于缓和。
另外从绝对数来看，无论是2005年还是2011年对职业技术无要求的需求人数最多，所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无技术等级的求职人数在不同技术等级的求职人数中也是最高的，所占的比重依然最高的。那么可以推断出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中对技术的要求较低，并且求职人员技术水平也比较低，供求存在低水平的匹配问题。
（四）郑州市体力型劳动者备受青睐
从不同年龄组的求人倍率来看，郑州市25～34岁的求人倍率是最高的，2008年以前大致在0.8～0.9，2008年以后大部分在1以上，即劳动需求大于劳动供给，16～24岁、35～4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求人倍率基本上趋于一致，而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是4个年龄段中最低的，一直在0.3、0.4左右徘徊，在2010年达到0.5，2011年达0.7左右。
35～44岁的劳动力在技能和经验上更有优势，45岁以上的劳动力虽然体力开始衰退，但是技能及经验却更丰富。从求人倍率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看，郑州市的产业似乎更为青睐体力型劳动者。
三、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状态形成机理分析
（一）低工资催生低层次产业
一是低工资会导致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我国的低工资必然造成生产中劳动对资本的替代，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足。
二是低工资制约人力资本投资，限制高级人才供给。工资比较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很低，在教育成本很高并且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的情况下，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低工资降低了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三是低工资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低工资促使国际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低度化趋势。低工资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发展，而在国际分工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状况又形成对低工资的依赖，这反过来会强化对低工资现状的维持，我国的这种低度化状态之间，呈现一种循环加强的趋势。
（二）低工资收入支撑低价产品需求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导致人们收入低下，低收入通过需求影响产业层次。低收入者首先由于所从事行业收入水平很低，收入低决定需求的上限，收入低产品需求量少，需求品种少；其次受传统消费思想影响，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开支外，主张节约消费，即使收入水平有所增加，在近期内还是会维持原先的消费水平，增加的收入用来储蓄，需求明显滞后；再次，受教育文化程度的影响。受教育文化程度低，不仅影响到找工作的难易，而且决定了这一群体不懂怎样正确、有效地提高生活水平，对新产品认识、接受、利用的不足会影响到消费思想。
（三）劳动供给层次低难以支撑产业结构提升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7
论文摘要:在当前资源约束矛盾突显的背景下，矿产资源价值与价格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深入分析理解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从供给需求出发，辨证分析了马克思供给需求理论与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提出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认识矿产资源价值，以均衡价格论来研究矿产资源价格的辨证观点，形成了劳动价值论与均衡价格论的辨证统一。
0引言
矿产资源是指赋存于地下或地表的固体、液体和气体的自然富集物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在当前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的背景下，国家资源安全问题突显，因此开展矿产资源价值与价格的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时代的迫切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与矿产资源价值
1.1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在批判地继承古典经济学派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点是揭示了商品的社会性和劳动的二重性，他指出，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作为劳动自然属性的具体劳动，体现了人和自然的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作为劳动社会属性的抽象劳动，体现了人和人的关系，创造了商品的价值。马克思指出劳动决定商品的价值，而劳动是由社会劳动时间来衡量，进而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涵义，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
运用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考察矿产资源价值，关键在于确认矿产资源中是否凝结了人类劳动。马克思在阐述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关系时曾论述到:“如果它本身不是人类劳动的产品，那么它就不会把任何价值转给产品。它的作用只是形成使用价值，而不形成交换价值，一切未经人的协助就天然存在的生产资料，如土地、风、水、矿产、树木等，都是这样”，这种论述长期以来，造成人们对马克思理论的片面理解，产生了“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矿产资源是自然界赋予的天然产物，不是人类创造的劳动产品，没有凝结人类的劳动，因此矿产资源是没有价值的”传统资源价值观。
1.2深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矿产资源价值是不依赖于价值认识或评价主体的意识而客观存在的，如果不能正确认识矿产资源价值，矿产资源就难以得到合理地开发利用;只有经过不断的实践，在实践中正确认识矿产资源价值，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矿产资源价值，也才能够最大限度的保障国家矿产资源安全。
在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新的形势提出了对劳动价值理论如何理解和认识的新课题。江泽民总书记在2001年“七一”讲话中也明确指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应该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理论观点，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是非常必要的。
处于自然状态下的矿产资源是由天体、地壳的运动及其他地质作用形成的，但矿产资源与普通自然赋存物不同。一方面，矿产资源的物质性能和存在形式是自然界赋予的，直接来源于自然界;另一方面，矿产资源是经过人类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历史过程逐步形成的，而且大部分是经过地质勘查劳动后才发现和确定的。实践证明，地质勘查工作既包含了简单的体力劳动又包含了复杂的脑力劳动，最后确定了矿产资源的具体空间位置、矿产资源数量以及品味。总之，矿产资源是经过人的努力而被认识的，在进入社会、被开发利用前经过了一系列的劳动，可以说，矿产资源在人类认识其使用价值、开采、加工利用的过程中已经凝结了人类的“附加劳动”;为了了解其使用价值、开采矿产资源及创造加工利用矿产资源的条件而付出的劳动就形成了矿产资源的资产价值。
笔者认为，尽管劳动价值论可以从人类认识矿产资源的角度作为解释矿产资源价值的基础、理论核心，但运用劳动价值论全面解释矿产资源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是不完全的，尽管价格取决于价值，价值又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但根据经验观察不难发现，无论商品包含了多少劳动量，或耗费了多高的成本，如果不能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那么价格就低;相反地，即使一件物品不含任何劳动量，如果其能够极大的满足人们的客观需求，价格也将很高;因此，为了全面、正确地解释矿产资源的资产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价格，还应从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关系等方面继续研究。
2供给一需求理论与矿产资源价格
2.1马克思的供给需求理论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对供给和需求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马克思指出，供给是’‘某种商品的卖者或生产者的总和”，需求是“这同一种商品的买者或消费者的总和”，而且这两个总和作为两个集合力量互相发生作用，而供给与需求对价格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马克思始终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反复指明价值是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着这个重心来拉平的。价格上下波动和偏离价值，始终围绕着价值这个中心进行。
马克思关于供求理论的阐释，揭示了价值对供求关系的深刻影响，是劳动价值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全面掌握和理解劳动价值论对我们深入研究矿产资源安全问题，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2.2马歇力’的均衡价格论在1890年出版《经济学原理》中，马歇尔提出了现代万方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和核心理论—均衡价格论。马歇尔认为，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处于均衡状态时所形成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它是由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直接决定的，均衡价格就是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的交点所决定的价格。
在论证均衡价格决定和形成的基础上，马歇尔认为需求价格，就是消费者为购买一定量的商品所愿意支付的价格，它是由边际效用决定的。价格越高，购买者就越少，销售量就越小;反之，如果价格越低，购买者越多，销售量就越大。供给价格就是售卖者对自己提供一定数量商品时愿意接受的价格，它是由生产费用决定的。商品的均衡价格就是需求价格与供给价格相等时的价格。
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撇开价值来谈价格决定，使价格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是资产阶级庸俗化的表现。同时，供求决定论只能说明商品的市场价格如何围绕价值波动的现象，而对于供求平衡时的价格决定却无法解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显然更具有科学性。马克思指出:“供给和需求可以说明为什么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会涨到它的价值以上或降到它的价值以下，但不能说明这个价值本身。假定说，供给和需求是相互平衡的，或如经济学者所说，是相互抑制而停止发生任何一方面的作用。当供给和需求相互平衡而停止发生作用的时候，商品的市场价格就会同它的实在价值一致。所以在研究这个价值的本质时，我们完全不用谈供给和需求对市场价格发生的那种一时的影晌”。另外，均衡价格论还引入了边际效用论。马歇尔断言，商品的需求价格决定于商品的边际效用，边际效用通过买者主观上所愿意支付的价格来测定，但人们的需求是不断变动的，这种变动取决于“效用递减规律”。这就把价格围绕价值的市场性波动归结于人的主观心理因素，显然是形而上学的表现。
尽管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还存在一些理论缺陷，但是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首先，马歇尔将物理学的均衡概念引入经济学分析，完善了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体系。马歇尔就是用供给和需求这两种力量平衡和相等来说明市场体系的均衡，从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的相互关系来说明均衡价格的形成的。这种方法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分析矿产资源供给和需求状况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分析工具，具有借鉴意义。
其次，均衡价格论中有关供给、需求、价格之间函数关系的分析，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产品价格的形成，具有一定借鉴意义。尽管马歇尔抛弃了价格的基础—价值，用价格决定取代了价值决定，但是他关于供给、需求价格之间函数关系的分析，在一定意义上对价值规律作用形式、市场机制实现形式进行了科学的分析，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规律与市场机制作用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对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必须进行客观的、辩证的分析，决不能轻率地予以全面肯定或否定。
最后，关于价格偏离价值的问题，笔者认为应该辨证的理解这个问题。短期内由于供给和需求的变化，导致价格出现波动，价格可能偏离(或高于或低于价值)，但是长期来看，这种价格的偏移始终是围绕着价值这个中心进行，事实上价格的波动始终是围绕着一个中心—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的价值)来进行。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8
关键词：第六次人口普查；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源供需矛盾；对策
一、我国人口结构的特点
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和学者们的预测，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的人口结构呈现出一下特点：
（一）我国人口增长进入低生育水平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登记的全国总人口为1339724854人。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增加7390万人，年增长0.57%，比1990年到2000年的平均增长率下降0.5个百分点。按联合国生育水平中方案预测，中国总人口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约为14.5亿，此后，人口数量将开始出现负增长，2050年总人口数量回落到13.95亿左右的水平。
（二）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
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0年11月1日，我国大陆人口60岁及以上人口为1.78亿人，占我国总人口的13.26%，比2000年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19亿人，占总人口的8.87%，上升1.91个百分点。根据联合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划分方法，即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占总人口的7%以上为老年型人口来分类，我国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阶段。（彭万，2012）。
（三）流动人口比率大幅上升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为26139万人，比2000年增加11700万人，增长81.03%。由此可见，进十年中人口迁移更加活跃，流动速度加快。
（四）人口城镇化水平进一步提高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总人口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为66655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为67414.95万人，占总人口的50.32%。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城镇人口总量增加20963.53万，城镇人口比重上升13.46个百分点，2001～2010年间我国城镇化率年平均提高1.35个百分点。据预测，（邹湘江，2011）。
（五）受教育年限进一步提高
与第五次人口普查相比，我国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3611人增长到8930人；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由11146人增长到14032人；具有初中文化程度的由33961人增长到38788人；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由35701人减少到26779人。文盲率以及15岁上不识字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4.08%，比第五次人口普查的6.72%下降了2.64个百分点。（胡鞍钢、才利民，201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人口无论是从年龄结构、素质结构，还是地域结构上都发生了变化。总结以上结论，可以看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人口结构呈现以下特点，即我国进入低生育和老龄化阶段；劳动力供给的后续力量不足；人口素质不断提高，高学历劳动力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不断扩大；人口迁移速度加快，规模扩大，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总量加大，劳动力的地域结构发生变化。
二、人口对经济增长与发展的影响
经济增长与发展离不开资源投入，而投入的资源包括人力资本、自然资源、货币资本和技术等。其中的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劳动力资源。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资源是否得到充分利用，将关系到该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水平。
王桂新等（2010）认为人口变动因素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庞大的人口规模形成了巨大的、不断扩张的消费需求市场；第二，庞大的人口规模、年轻的年龄结构满足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对劳动力资源的巨大需求；第三，愈益活跃的人口迁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集聚效益的提高；第四，年轻的人口年龄结构不仅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还创造了丰厚的“人口红利”，提高了储蓄率和投资能力。
蔡日方（2004）源引Bloomet的观点，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因而，处于不同的年龄阶段，人口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影响。一般来说，在人口结构的较大比例由儿童和老人组成的情况下，社会负担较大，生产性较低，对经济增长不利。而当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时，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率也高，有利于经济增长。在后一种情况下，社会追加的人口生产性为经济增长贡献一个具有促进作用的人口红利（Bloometall，2002）。如果一个国家恰好处于人口年龄结构最富生产性的阶段，并且能对这种人口红利充分利用，经济增长可以获得一个额外的源泉。但是，不管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年龄结构阶段也好，还是处在这样的阶段而实际利用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都不是自然而然的，而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如公共卫生事业的实质进步、有效的计划生育政策、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以及有助于形成灵活有效的劳动力市场、对外开放和提高储蓄水平的经济政策（Bloometall，2002）。
三、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
程恩富，高建昆（2012）认为影响有效劳动力的因素包括：（一）劳动力素质；（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三）劳动参与率。周也（2009）认为，反映劳动参与或者供给变化的一个总量指标是劳动力供给总量，另一个指标是劳动参与率。齐明珠（2010）认为劳动力的供给影响因素有两点：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二是劳动参与率。陈仲常，马红旗（2011）认为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的积累，而不是人口的增长。
四、人口结构变迁影响下的人力资源供求矛盾
（一）劳动力素质对比
从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强制九年制义务教育、发展高等教育以及扫除青壮年文盲等措施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目前，我国劳动力素质的总体水平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2005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8.38年）与美国1964年的水平相差2.66年，与美国2005年的水平相差5.25年之多，与日本2005年水平则相差5.37年。
（二）劳动力数量的供给与需求对比
齐明珠（2010）认为，从2010年到整个“十二五”期间，劳动力市场上总体表现为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矛盾。虽然总体上劳动力供过于求的情况还比较突出，但是局部劳动力市场可能表现为供不应求。事实上，局部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2016年以后，劳动力市场将表现为供不应求的矛盾。
（三）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结构对比
在“十二五”期间，由于产业升级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在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阶段，就业压力表现非常明显，既有总供给过剩带来的失业，也有产业结构升级、区域产业转移带来的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失衡导致的劳动力供给不足，同时失业比例上升的问题，这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之后会出现新的问题，即年龄结构的失衡，需要年轻劳动力的行业或岗位将出现短缺。
（四）人口红利逐渐减弱
蔡日方（2004）认为人口结构的转变发生在很短的时间内固然为中国提供了利用人口红利加速经济增长的时机，但是总体抚养比会因老年抚养比的快速增加而在今后会大幅上升。这种变化意味着经济增长可资利用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弱化乃至最终消失。
由此可见，现在和未来一段时期内，我国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呈现以下特征：短期内，劳动力供给过剩，但局部存在短缺；长期内，以现有的劳动力素质和经济发展速度，劳动力缺口不断加大；以现有的产业结构模式，劳动力供求的结构性矛盾将更突出；劳动力素质水平不断提高，仍然不能满足未来产业结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对人才的需要；对流动人口的管理缺少有效手段，无法形成对人口流动的激励作用。
五、对策建议
对于当前和今后人口结构变迁对人力资源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学者们主要从以下方面提出对策：
都阳（2008）认为在今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努力继续保持劳动力供给方面的优势。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遏止劳动参与率的下降趋势，凡是可能影响市场工资率水平和保留工资水平的因素都会影响到劳动参与率，所以要从调整市场工资率和保留工资水平两方面着手来改变劳动参与率；（二）提高人力资本积累的水平，即除正规教育以外，还要重视培训对劳动力素质的意义。（三）通过更灵活的劳动力市场减少结构性失业。（四）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解决就业问题。
针对我国被动吸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现状，万鲁健等（2009）认要想顺利突破刘易斯转折点，必须借鉴日本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的经验，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延缓我国劳动力供给优势减弱趋势。1、完善户籍制度；2、建立城乡衔接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3、完善劳动就业市场，建立一个城乡统一的就业市场环境。4、推进教育公平化；5、引导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结构调整。
郭琳等（2011）认为劳动参与率是影响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影响人口红利发挥作用的重要条件之一，因此，需要积极采取措施，提升我国劳动参与率，充分发挥人口红利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二是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三是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胡鞍钢（2011）等认为由于教育大发展，中国正在获得大规模的人力资源红利，在未来不仅可以有效地抵消人口红利不断减少的负面作用，而且还可以保持人力资本总量的持续增加，从而支撑整个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增长，为未来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提供巨大的丰富的人力资源基础。
鉴于劳动力供给短期和长期的矛盾不同，齐明珠（2010）认为短期内，一是要鼓励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吸纳更多的劳动力就业。二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建设，扩大就业水平和能力。三是要大力发展知识劳动密集型产业。四是要提升国内消费水平，持续稳定就业水平。长期的政策：一是要适度放宽人口政策；二是要提高人口素质；三是要发展科学技术；四是要逐步建立鼓励提高劳动参与率的政策，
概括起包括三个方面的措施：
第一是提高劳动参与率。包括：延长退休年龄，提升老年劳动参与率；改善国民整体受教育状况，提升女性劳动参与率；促进劳动力市场流动，减少劳动年龄人口失业率水平，增加充分就业程度。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9
论文摘要：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据此可知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中国的实际情况表明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提前到达，要求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产业结构优化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相结合，适时适度调整计划生育人口政策。
一、“民工荒”状况研究综述
2009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复苏，沿海地区用工短缺的现象又开始出现，特别是“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的“民工荒”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自“民工荒”问题出现以来，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学科领域进行了大量研究，对其认识逐步深人。目前对“民工荒”问题的基本判断主要有五类观点。一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论:“民工荒”并不是民工绝对数量不足，而是农村劳动力供求关系变化、劳动力价格与价值偏离、劳动力市场供求机制综合作用，、劳动力市场区域性和结构性失衡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二是民工结构短缺论:“民工荒”并不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绝对数量下降，而是结构性有效供给总量不足，即由特定人群短缺而造成的结构性供给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是指年龄、性别、地域和技能型民工荒，真正能够实现流动又能满足流人地需求的劳动力数量有限。三是民工数量短缺论:“民工荒”并非是特定区域或产业的劳动力短缺，也不是市场结构性短缺，而是数量性短缺，中国正面临全面性劳动力短缺的现实挑战。即使现行的劳动力周期性缺工不能表明劳动力已陷人长期短缺，但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已孕育着未来劳动力短缺的趋势。四是民工权益缺失论:长期以来企业漠视民工权益，社会保障制度又将民工置于制度之外，民工的劳动权和社会保障权都严重缺失。与此同时政府的支农惠农政策提高了农民对农业收益的预期，增加了进城务工的机会成本，农民工流动趋于理性。“民工荒”揭示了民工维权意识增强，是民工在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的情况下开始“用脚投票”的结果。五是产业优化发展论: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使劳动力需求结构发生变动，而劳动力供给结构无法及时做出相应调整导致劳动力不能有效供给，尤其是素质型民工满足不了劳动力需求。要保障中国产业的持续发展、转型和升级，必须要培育符合现代工业发展的产业工人队伍，而不能依靠民工来长久支撑中国工业化。
相关研究大多隐性假设农民工是弱势群体，在劳资博弈中处于劣势，无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使是“用脚投票”也是无奈的极端选择，因此把“民工荒”问题归结为体制、结构或政策原因。本文却认为随着“民工荒”问题的严峻化，领导层已经认识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来保障农民工权益，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而且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知识、技能也在提高，内外诸多因素使农民工的经济权力在逐渐增强，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的问题所在，进而修正“刘易斯模型”，认为刘易斯模型是一个动态的水平面，而不仅仅是静态的水平线，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判断刘易斯转折点将比预期的提前到达，并提出若干应对措施。
二、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一个分析视角
经济权力即经济主体凭借其掌握的资源而形成的对他人或资源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传统意义上雇佣方与劳动者之间天然存在着权力察赋的差异，在我国市场机制还不完善及民工群体的弱势状态特性下，雇佣方的经济权力体现强权特征，民工经济权力被完全剥夺，民工工资只由雇佣方的经济权力决定，雇佣方与民工的经济权力两极化作用的均衡结果是，劳动力供给曲线从倾斜逐步变化为水平线，具有无限弹性，此时的民工需求量与均衡工资完全依靠需求曲线来决定，这种民工的工资决定与经济权力的动态转变过程如图1所示。
(一)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
随着“民工潮”的兴起，民工权益问题得到领导层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中央和地方出台的相关法律政策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农民工的权益，使农民工外显的经济权力得到增强。全国总工会调研组2006年的(关于农民工权益保障问题的调研报告》中称民工权益保障取得一定成效，表现为一是农民工的社会政治地位逐步提高;二是农民工进城就业的体制性障碍逐渐削减;三是农民工就业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日趋改善;四是农民工权益保障情况日益好转;五是农民工对自身享受权益情况满意度上升。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农民工整体素质得到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农民工的主体.年龄18岁到25岁.表现出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等“三高一低”的特征。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方式，教育增强了民工的自然察赋，民工劳动知识和技能，乃至维权的意识和能力都得到提高，促使民工内化的经济权力也得到提升。另外近几年国家的支农惠农政策使农民对农业收益产生了良好的预期，致使大量农民留乡种粮，部分民工弃城返乡，拓宽了民工的就业途径，也相对提高了民工的经济权力，在劳资博弈中拥有一定的话语权。在内外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民工的工资决定与经济权力的动态转变过程如图2所示。
(二)农民工工资水平的粘性效应
由图2可知，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使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线逐渐向右上方倾斜，农民工工资水平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在具体的实践中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却存在粘性效应，农民工工资的调整相对滞后，没有伴随物价特别是粮食价格的上涨而相应调整。从部门间生产效率及工资变化看，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工业部门劳动力边际产出应该减少，生产率降低，但2000年以后我国城市传统部门就业人数增加的同时投资也增加，从19902005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1倍，年均增长率22.5%，投资的增加使其生产率并没有降低，相反在提高。在工业部门生产率提高相对较快的同时，工资增长却没有以相应的速度提高，城市传统部门与农业部门生产效率、工资比如表1所示，2005年城市传统部门生产效率与农业部门比高达7.10，但是城市传统部门工资与农业部门比却仅有1.88，在工业部门就业的农民工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惠。
再者，从城乡收人差距看，中国经济结构性增长中农民工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他们在收人分配结构中处于不利的地位。1999年到2004年，农民工资性收人(即农民工外出务工收人)占人均纯收人的比重分别为28.5%，31%，32.6%，34%，35%和34%，呈现稳定小幅上升态势。但2004年城乡人均纯收人分别为9421.6元2396.4元，相差3.93倍。2004年城市工人年平均工资约为巧000元，高于农民工工资水平近一倍。可见农民工的工资水平过低。
农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客观上要求工资水平的提高，然而现实生活中农民工工资存在粘性效应，没有相应提高，导致雇佣方在粘性工资水平下招不到工人，民工劳动力供给出现短缺的现象。因此农民工经济权力和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三、动态水平面非静态水平线:刘易斯模型的改造
(一)刘易斯模型简述
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会从低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边际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即从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从农业向工商业、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发展中国家的农村中事实上存在着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这对于城市中的工业部门来说，是一种“劳动无限供给”条件。“动无限供给”是指城市中的工业部门在现行的工资水平土能够获得所需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如图3所示，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中，oa为农业部门中劳动力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生活水平的平均收人，即生存收人;ow为城市中工业部门提供的实际工资水平，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农业劳动力的供给是源源不断的。城市中工业部门在实际工资不变的情况下不断将利润用于再投资，扩大资本规模(从K1到K2再到K3)，由此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从D1到D2再到D3)，创造出更多的劳动机会，吸纳更多的农业劳动力(从L1到L2再到L3)。如此循环往复，城市中工业部门的资本越是扩张，就越是将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吸收过去。只要传统的农业部门依然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中工业部门就能够不断地扩大投资规模，利用这些劳动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刘易斯拐点”，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工业部门吸纳完毕，农业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不再为零，也就是农业生产由于农业劳动力的流失会使农业产值减少。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业部门不提高工资水平就不再会有农业劳动力的供给;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这两个基本生产部门的结构由此发生变化，并处于平衡发展状态。最终结果就是城乡差别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变为一元的经济结构，朝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迈进。
(二)刘易斯模型的改造和应用
根据上述图2，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刘易斯模型可以改造成如图4所示。在初始状态下，农村劳动力供给处于无限供给状态，供给曲线为水平线，随着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劳动力供给处于动态的有限供给状态，其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当企业及时提高工人工资解决工人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矛盾时，劳动力供给曲线又恢复水平状态。
即当Y=wo，工资为wo，供给和需求曲线均衡点为(L2，w0)，民工经济权力增强，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若雇佣方仍然只提供wo的粘性工资水平，则雇佣到的工人数量仅为Lo，出现劳动力的短缺现象(L2-Lo)，在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的阶段，工资水平的粘性效应使劳动力净收人的下降，必然会导致劳动力供给的相对减少(指相对于即期需求来讲)。当工资水平提高到w1，供给需求曲线新的均衡点为(L1，w1)，此时劳动力的供给量为L1，仍存在劳动力的短缺现象(L2-Ll)，而且随着资本规模的不断扩大，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即对劳动的需求曲线不断向外移动，假如雇佣方提供的粘性工资水平没有及时调整，劳动力短缺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和严重。只有当工资水平调整到w2，才能暂时实现动态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实际情况也表明，企业没有及时提高工人的工资，劳动力价格对供求的反应显得不够敏感.是“民工荒”的根本原因，当企业给予农民工以较高工资的时候，是不会出现农民工短缺现象的。根据人社部的调查数据，截至2010年3月10日，广东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90万人下降到70万人，下降了18%;福建全省缺工从2月底的28万人下降到20万人，下降了29%;浙江省从2月23日到3月10日，岗位数与求职人数之比从1.5:1降为1.2:1。用工荒已经趋缓，工资超1800元的岗位基本不缺人。
因此本文认为刘易斯曲线不仅仅是是静态的水平线，应当是动态的水平面，并且不断调整，循环往复，一直到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结构发生变化，实现平衡发展状态。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会加剧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
(三)农村劳动力供给趋势
众所周知，我国人口结构不断发生变化，正在快速进人老龄化社会。根据2008年联合国人口发展报告的预测，我国总人口预计在2030年达到峰值，约14.6亿，并开始转入负增长，无论从人口总量还是人口结构来看，我国未来的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
由表2可知，2005-2016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2005年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为51880万人，以后各年逐渐上升，到2011年达到波峰，为54415万人，7年净增2535万人。2011年以后我国农村劳动适龄人口有所下降，2016年为54143万人，比波峰净减少272万人。20052016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较稳定，维持在2.5亿人。2005年我国农村青壮年劳动力25370万人，2006年到达最高点，为25798万人，以后各年逐渐减少，到2016年减少至25047万人，净减少751万青壮年劳动力。期间我国农村每年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直至为负数。2012年、2013年和2015年新增劳动力出现负数，即净增劳动力数量下降。从2006年到2016年我国农村新增劳动力迅速下降，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也下降，这意味着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供给将发生重大的变化，农村劳动力的供给并不是无限。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农民工经济权力与工资水平的博弈是“民工荒”产生的根本原因，刘易斯模型在中国表现为动态调整的水平面，而且每一次调整都会加剧刘易斯转折点的提前到来，同时相关数据也表明我国未来农村劳动力供给将逐步趋于紧张，因此要提前做好应对措施。
(一)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既定成效，促进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
市场机制作用下民工工资的提高可作为调整收人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人差距的重要内容。劳动力价格并不单纯决定于市场供求关系，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察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农民工的廉价工资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察赋所致，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失衡的一个结果，因此要巩固民工权益保障的成效，破除人为制度障碍，赋予民工各种社会福利及保障权利，促进民工经济权力的增强，民工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拥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在国家法律框架下，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共同决定工资福利等。由此作为调整收人分配格局，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契机，逐步理顺分配关系，努力缩小居民间不合理的收人差距，把基尼系数严格控制在安全的水平。
(二)民工素质的层级和提高幅度与产业结构的梯度和调整速度相匹配
东部沿海地区加速将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端的加工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中、西部地区，即把低端生产环节转移到富有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一定工业基础、交通便利、市场广阔、土地成本低的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着重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实现自身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使我国整体产业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呈现更加合理的梯度分布。同时加大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培育现代产业工人队伍，使民工的知识、技能构成符合产业结构的梯度分布要求。
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篇10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收入分配；经济增长；总供给；总需求
〔中图分类号〕F014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4-0030-07
一、文献回顾及问题的提出
“治贫”（寻求经济持续和稳定地增长）与“治不均”（寻求收入公平合理地分配）之间的得失权衡，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早在古典政治经济学时期，收入分配便是经济学家讨论的核心问题之一。收入从何而来？不同收入之间存在何种关系？未来收入的变化方向和发展趋势怎样？围绕这些问题，斯密、_伊、李嘉图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从价值理论出发，对收入分配理论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引入完全竞争市场机制，拓展了按照生产要素的边际贡献进行分配的理论，克拉克、马歇尔等新古典经济学家从收入的数量决定和分配的有效率配置等方面，对收入分配理论进行了有力的拓展，基本形成了当前主流经济学对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框架和基本方法。
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从深化劳动价值论出发，将收入分配纳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系统性分析。一方面，分析了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收入分配过程，指出其本质是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与分割；另一方面，设计了共产主义阶段的收入分配方式，提出“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两大原则。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当前学界对收入分配及其增长效应的讨论较为集中于劳动和资本作为最主要的生产要素在初次分配过程中的收入实现情况，具体表现为考察劳动者报酬和资本所得的数量变化及相互联系，并初涉初次分配中收入在生产要素间的分配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实效。例如，周为民和陆宁（2002）认为，按劳分配属于社会关系的范畴，其具体实现需要严格的“马克思条件”，按劳分配经过市场换算，可以转化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按要素分配，并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1〕吴易风（2007）通过考察马克思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讨论了社会资本实现扩大再生产所需的平衡条件，认为自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难以满足这些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增长常态化地出现失常状态。〔2〕唐国华和许成安（2011）指出，中国基于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带来了资本收入占比的提升和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这部分地偏离了马克思经济学框架下的均衡增长路径。中国需要纠正资本偏向型的技术进步趋势，并加快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3〕李海明（2014）通过一个古典-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也发现中国经济存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和资本生产率下降的“马克思有偏技术进步”，这种有偏的技术进步意味着实际工资率的上升和一般利润率的下降，最终可能导致产生增长率的下降。〔4〕李子联（2015）发现收入分配通过三个因素影响社会资本的扩大再生产：技术进步、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积累率；并通过检验劳动报酬占比对各个经济变量的脉冲效应，证实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能够有效地促进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因而对于重新构建增长的长效机制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5〕这些文献立足中国语境和中国问题展开分析，具有一定的应用性和对策性，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收入分配格局究竟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仍缺乏比较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于分配的增长效应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传导机制阐释不充分，本文将重点探讨这一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分配和增长的认识
不同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视角，马克思以劳动价值论为起点，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将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问题纳入政治经济学框架下进行系统性分析。〔6〕
对于收入分配问题，马克思认为，分配意味着生产出来的产品归属于个人的比例的确定，是内生于生产过程之中的；不是分配先于生产，而应是生产决定分配。最终产品分配的实现，本质上取决于此前的初始分配格局，这种“分配生产分配”的实现，是在整个再生产过程的内部不断循环往复的。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分析了私有制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的收入分配过程，指出其本质是对剩余价值的攫取与分割。并且，伴随资本的不断积累，资本家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始终有动力改进技术水平，从而使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升，可变资本部分相对递减，这将造成资产阶级财富的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使得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和不平等程度进一步加剧。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生产资料变为集体共同占有，社会产出才不会作为剩余价值而遭到剥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两大收入分配原则。
马克思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产资料是集体共同占有的，因此社会产出不会作为剩余价值遭到剥削。但是，对于社会产出，需要进行六个方面的扣除，包括消耗生产资料的补偿、扩大生产资料的追加、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一般管理费用、公共设施和济贫援助基金等之后的剩余部分才能分配给劳动者。其中，前三项可以认为是基于再生产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性扣除，后三项则可以认为是基于共同消费而进行的社会性扣除。经扣除后的社会总产品中的消费资料，可以全部分配给劳动者进行个人消费。基于对以上分配内容的界定，马克思批判了将所有劳动成果“不折不扣”地分配给社会一切成员的主张，并进一步对狭隘追求所谓“公平”的平均分配主义进行反对，旗帜鲜明地指出：“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分配）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7〕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由于个体劳动者本身在体力或智力上存在一定差异，以及由于劳动者婚姻状况、子女数量的区别所形成的差异化的家庭负担水平，劳动者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和实际获得之间可能存在偏差，因此形成了不同劳动者之间生活水平的差距。在此基础上，当社会发展至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劳动成为生活的需要，而不仅仅是一种用以谋生的手段，同时社会生产力水平也出现大幅提高，社会财富实现极大丰富，此时将实现分配的理想形式：“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对于经济增长问题，马克思从剩余价值规律出发，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精炼地总结为资本积累的过程。资本积累就是剩余价值的资本化，在资本积累的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进行扩大再生产，即实现了宏观意义上的“经济增长”。这样的扩大再生产有两种形式：一是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在此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没有发生变化，仅仅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总量出现同比例扩张；二是基于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内含式扩大再生产，在此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总量不再保持同比例扩张，由于生产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数量的比例有所提升，同等数量的劳动力推动日益增多的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生产资料实现相对优先增长。从当前全球经济现实来看，基于扩大再生产的经济增长并不仅仅局限于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社会，而是广泛存在于各国的经济增长现实之中。
图1分配的增长效应之实现逻辑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讨论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既需要立足商品生产的要素组成，也需要与资本积累过程紧密结合，而商品生产的供需关系则是勾连两者的“桥梁”。一方面，经济增长源于资本积累基础上实现的扩大再生产，代表了经济社会所能实现的供给变化；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决定了经济社会的需求变化，又能够反作用于扩大再生产过程。基于这一思路，本文试着从供给和需求两个维度探讨分配的增长效应。
三、分配的增长效应：供给端视角
供给端的经济增长，本质上基于劳动生产能力的提高，而这种提高一方面源于供给绝对数量的提高，另一方面也源于供给相对质量（即劳动力与生产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组合效率）的提高。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增长也可以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模式：外延式扩大再生产和内含式扩大再生产。因此，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在供给端的影响，主要通过对生产要素的供给数量和组合效率分别产生作用，进而影响经济增长的实效。
首先，在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量的积累主要源于生产过程中剩余价值的积累，而剩余价值积累的扩大必须通过降低劳动者获得的实际报酬（即劳动工资）才能实现，这是由于固定数量的剩余价值在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分割关系，劳动报酬的提升必然带来资本报酬的下降，劳动报酬对资本报酬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我国市场经济运行现实中明显表现出这种特征：在很长一段工业化起步时期，始终以“三驾马车”作为经济增长的驱动源泉，其中，尤以投资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最重，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占当年GDp比重从1990年代初的25%左右水平升至2015年的80%水平。与这种高资本形成率相对应的是我国在初次分配过程中出现了明显的“重资本、轻劳动”趋势（图2）。主要表现为资本形成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整体上呈趋势性抬升，而劳动者报酬占比却出现趋势性下滑，1990-2005年表现尤为突出，资本对劳动形成明显的“挤出”。
图2劳动者报酬占比与资本形成率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6》，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
除了剩余价值在数量上的积累，在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有限的全社会劳动力供给总量也可能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不断循环实现，从劳动者工资的长期趋势性特征来看，提高劳动报酬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并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一是收入效应（工资上涨带来的就业意愿提升），二是替代效应（工资上涨带来的劳动力“挤出”）。烧叽来的总效应主要取决于当前的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收入和福利水平越低，收入效应越显著；收入和福利水平越高，替代效应越显著。当前，我国的人均收入和福利水平还处于较低阶段，收入效应作用较替代效应作用更加显著，劳动者收入水平与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方向基本是一致的。
需要注意的是，从资本积累的实现过程来看，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前提下，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伴随着对资本需求的增长而同比例增长，从而使资本积累对收入分配格局可能产生积极影响。马克思认为，如果资本的有机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即在生产过程中投入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所需要的劳动力数量是不变的，那么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所能获得的工资将伴随着资本的增长而增长，且增长速度将保持相同水平，资本增长得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便越高。随着这种“资本广化”的不断持续发生，劳资互补将使得劳动力由相对过剩转为相对稀缺，劳动力市场供不应求将有可能带来工人工资上涨，从而使得表现为价格形式的劳动者报酬占比相对提升，收入分配格局得到相对改善。
其次，在内含式扩大再生产过程中，投入生产的资本和劳动力的要素比例是可变的，要素收入分配格局通过对要素的供给质量产生影响，进而改变资本的有机构成并影响经济增长的实效。一方面，收入的分配效应通过劳动力供给的质量（而非数量）进行传导。伴随技术进步的不断发生，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需要劳动者在相同时间内将比原来更多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生产转化为产品，这就对工人的劳动技艺和熟练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得对复杂劳动力的需求结构性地增加。随着教育和训练费用投入的增加，这样的复杂劳动力可以在相同的劳动时间内完成超越简单劳动的复杂劳动，其创造的价值可能是简单劳动的数倍，也就是说，通过加强劳动专业培训、延长受教育年限、提高受教育程度等手段加强对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可以提高劳动力在相同时间内创造价值的能力，使产出更有效率，即劳动生产率实现提升，这无疑有利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收入的分配效应通过创新资本投入进行传导。尽管劳动报酬提升压缩了资本报酬空间，企业获得的剩余价值减少，可供投入进行研发的资金可能更加紧张，但劳动报酬提升同时也能满足劳动者受教育的需求，使劳动者的生产率水平提升，这将刺激企业进行研发以提升生产效率，使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实现在长期更快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
为了更好地理解要素收入分配变化在扩大再生产的内含式增长模型中的影响，本文根据马克思对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阐释，构建一个马克思主义两部类再生产的经济增长模型，以阐释分配的增长效应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传导机制。
由式（20）可知，在剩余价值率和剩余价值积累率保持不变前提下，劳动者报酬占比与资本的有机构成保持同方向变动，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升也将提高资本有机构成，进而在长期将有利于经济增长。这主要是由于创新资本投入本身是内生于扩大再生产过程之中的，劳动力报酬占比的提高一方面使劳动者可以通过教育等人力资本投入形式，实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从而实现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另一方面可以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获取超额利润，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生产效率，使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能够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另外，由式（21）可知，随着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速度将逐渐下降，这主要是由于劳动报酬提高压缩了当期资本报酬，使可用于研发投入的资本量下降，同时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持续。
由这一马克思主义两部类再生产经济增长模型中得出的结论，与本文此前的规范理论分析结果相吻合，并能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增长现实中得到印证。以我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作为要素生产组合效率的观察指标，可以发现，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员劳动生产率水平保持持续上升态势，从1978年4904元/人升至2015年的89080元/人，年均增速8.2%，劳动生产率伴随生产力的发展保持了较快增速。特别是2011年以来，劳动者报酬占比见底回升后，劳动生产率水平出现了明显的加速上升态势，年均增速高达11%。根据劳动生产率的同比增速变化（图3），可以看到，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速变化与劳动者报酬占比明显呈“镜像”变化。劳动者报酬占比上升的1992-1998年、2010―2015年阶段，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速度明显下滑，而在劳动者报酬占比下降的1999-2007年阶段，劳动生产率同比增长速度明显上
升。这可能意味着，劳动者报酬占比的提升对资本积累和研发投入仍然产生了挤出效应，资本的有机构成提高不可能长期无限制地持续。在资本有机构成可变情况下，用于技术进步和设备更新的研发支出和资本开支出现收缩，更多的影响了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加速度，这与式（21）揭示的传导机制充分一致。
需要注意的是，在资本有机构成可变前提下，劳动与资本之间的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资本实现深化而不仅仅是广化。马克思认为，工人用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数量，总是随着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增长。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资本家为了在平均利润之外获取超额剩余价值，会有动力通过采取新生产技术或使用新机器以提高生产效率，使同样一个工人、在同样的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能够将更多数量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在此过程中，资本的技术构成实现提升，进而推动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随着资本的不断集中、积累，对劳动的需求随着总资本的持续增长而不断递减，只能从属和依附于资本的工人数量出现过剩，最终不断恶化的过剩劳动人口形成一批产业后备工人。产业后备工人的存在使就业工人被迫接受最低标准的生存工资，且过度劳动。就业工人的过度劳动和后备工人的竞争威胁恶性循环，劳动不断被“节约”，相对过剩带来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进一步压低劳动者报酬水平，收入分配格局从而可能出现进一步的恶化。
四、分配的增长效应：需求端视角
不同于其他仅仅关注供给端的收入分配理论，马克思主义对于需求端同样予以重视，特别是强调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须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总量平衡，才能实现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背后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完全实现。
在简单再生产过程中，社会产品的总供给被两个部类的生产性需求和消费性需求分别购买，总供给aS与总需求aD在数量上相等，实现了供需总量平衡。
扩展到扩大再生产过程中，从总供给aS的角度来看：
aS=（C+ΔC）+[V+ΔV+（1-α）m]（24）
其中，[V+ΔV+（1-α）m]表示社会总产值中将用于消费的部分，称为消费基金，记为e=[V+ΔV+（1-α）m]；（C+ΔC）表示社会总产值中不会用于消费的部分，即储蓄部分，分别代表资本的积累和剩余价值转化而成的追加积累，称为储蓄基金，记为S=（C+ΔC）。因此，总供给也可以表示为消费基金与储蓄基金之和：
aS=e+S（25）
而从总需求aD角度来看，劳动者的工资收入（V+ΔV）和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剩余价值中的（1-α）m共同形成了对消费资料的需求。假设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全部转化为当年消费（即零储蓄），那么对消费资料的总需求可以表示为e=[V+ΔV+（1-α）m]，扣除这部分消费需求之外的部分，是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即投资需求i。因此，总需求aD可以表示为：
aD=e+i（26）
根据社会总产品供求相等的平衡条件，可得：
aD=aS，即i=S（27）
式（27）揭示了供需相符的平衡状态，即只有当储蓄S与投资i相等时，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才能得以实现。当iS时，意味着社会产品的总需求大于总供给，将出现生产的相对不足，此时需要通过推动产品价格上涨调节供需，增加产品贸易进口等扩大供给的途径，引导生产重新回到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中。事实上，i=S往往是无法自发地长期保持平衡的，更多的时候，再生产过程中都存在着经济增长的比例失调问题，主要是由于i
具体到扩大再生产的循环实现过程来看，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积累的源泉，对剩余价值的内在追求将使生产资料所有者在期更乐意于储蓄积累而非扩大消费，这将造成社会消费能力相对于生产能力出现不足。而当前一阶段的剩余价值积累投入下一阶段的扩大再生产环节后，生产规模又得到进一步扩大，储蓄积累的过程再次被重复。随着生产过剩和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在扩大再生产循环过程中的不断激化，一旦扩大再生产的条件被彻底打破，扩大再生产过程即告中断，经济危机爆发。
因此，从总量需求的角度来看，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便拥有了更为深刻的政策意义：提高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不仅能够提升劳动者的支付购买能力和消费水平，进而改变社会消费水平相对不足的问题，使过剩的产品得以被消化；更能够通过平衡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供需矛盾，使得生产相对过剩和消费相对不足的矛盾得到改善，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或削弱经济危机可能带来的剧烈增长波动。这两者都能使经济的增长更具有平稳性和长期可持续性。
在此基础上，从总需求进一步引申至需求结构，由于生产结构与消费需求结构之间同样存在着不匹配，分配的增长效应也能解决产品层面的供需失衡问题：通过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一方面同时提升不同收入结构消费群体的总体收入水平和实际消费能力，缓解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带来的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缩小低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水平，使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消费需求结构性矛盾得到解决，进而更快地实现消费需求结构升级，增强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
五、结论与启示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可以分别从供给端和需求端出发，对劳动和资本要素收入分配的增长效应在再生产过程中的传导机制进行阐释。在供给端，分配的增长效应的作用机制包括外延式增长模式下的要素投入数量，以及内含式增长模式下的要素组合效率两个方面。具体而言，在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本量的积累主要源于剩余价值的积累，而剩余价值在劳动报酬和资本报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分割关系，劳动报酬的提升必然带来资本报酬的下降，进而影响资本量的积累；同时，提高劳动报酬将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通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总效应对劳动参与率产生影响。在内含式扩大再生产过程中，通过对劳动力的教育和训练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即提高劳动力在相同时间内创造价值的能力；同时，这也将刺激企业进行研发以提升生产效率，使资本和劳动力的结合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实现在长期有更快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在需求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必须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保持总量平衡，才能实现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其逻辑前提是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社会总产品生产和分配的完全实现；进一步引申至需求结构，分配的增长效应也能解决产品层面的供需失衡问题，通过加快实现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拉动能力得到提升。在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劳动者报酬占比将有利于劳动力供给和创新资本投入的提高，有利于实现总量需求平衡和缓解需求的结构性矛盾，进而有利于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政策建议方面，从供给端出发，一方面，需要加强人力资本培育，通过加大政府教育投资，为劳动者构建良好的人力资本培育环境，加强劳动者的业务技能与创新能力，培育适应我国产业升级发展要求的高水平产业工人。另一方面，需要加快创新资本形成，在国家层面加快创新体系建设，在企业层面加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实现创新技术的转化与应用。从需求端出发，一方面，需要在初次分配中提升劳动者报酬占比，使劳动者所获工资能够随着经济效益的提升而同步地实现增长，实现社会总体消费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对于低收入人群应提高其收入水平，对于中等收入人群应不断扩大其在经济人口中的占比，对于高收入人群应合理控制收入差距，充分现再分配政策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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