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1
关键词：宏观经济；银行信用风险
美国经济一向都是全球经济的发动机，但是自去年九月至今，以次级房贷为诱因，美国经济发生了大幅波动，由此造成了严重后果。实体经济的恶化必将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利影响。回顾历史，1929年10月的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以及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等都在经历了一个经济快速增长、资产价格快速上扬和信用快速扩张的阶段之后，金融体系却遭遇了一场全面危机。我们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周期的循环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具有极其巨大的影响。对于经济可能发生的转变，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吸取各国之经验教训，提前做好准备，控制信用风险，防患于未然。宏观经济波动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通过一定的机制以及各个相关因素进行传递的。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宏观经济政策以及金融监管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国商业银行风险的大小。宏观经济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周期等是商业银行的主要风险来源之一。下面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评估宏观经济波动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影响。
（一）评估指标体系的初步选择
在变量的选择上，本文选取不良贷款率作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来反映我国历年的信用风险状况。由于众多影响因素不可量化以及某些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问题，本文根据《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从信用风险、宏观经济及影响因素等方面考虑选取了7个指标。统计年份从1993-2007年，由于我国银行业起步比较晚，因此数据有限。具体如下:
（1）信用风险通过不良贷款率(Y)来反映：其反映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沉淀情况。
（2）GDp增长率(X1)：反映我国经济总体波动情况。
（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X2)：反映以货币表现的建造和购置固定资产活动的工作量的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我国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4）进出口总额增长率(X3)：对外贸易活动规模变化情况，从一方面反映国际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5）通货膨胀率(X4)：从一方面反映原材价格变化情况。
（6）m2增长率(X5)：反映每年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情况。
（7）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X6)：反映我国企业总体盈利变化情况。
注:本文的相关指标数据都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以及《中国金融年鉴》并加以整
理所得，部分来自施华强(2005)《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
根据所选的指标，本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由实际观测值构成，为参数向量，为随机误差向量。
（二）研究假设的提出
需要说明的是：GDp增长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进出口总额增长率总是随着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同向变化；由于我国体制的关系，我国政府总是在经济向好时控制货币投放量，而在经济出现向下的趋势时加大货币投放量。且不良贷款率通常是滞后与经济变化的。因此，本文假设:
H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H5:mZ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
H6: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
（三）多元回归及实证分析
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在经过对方程一系列的检验之后，本文得到如下模型结果:
通过t检验发现：除X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以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了置信度5%的t检验，说明除了假设H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不支持外，其余假设都得到了支持。本文对历年数据进行了相关性分析、Granger因果分析的结果得出：
(1)GDp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1成立，GDp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我国总体经济情况较好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比较小；而当经济运行情况不良时，商业银行信用风险高。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呈现一定的周期性，即经济稳步增长时，随着信贷不断增加，风险在不断积累，至经济增长放缓时，风险逐渐释放。我国商业银行应防范在“好”的经济环境下的风险积累，降低贷款集中度，控制风险。
(2)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2成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高，说明企业投资意愿较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良好，有充足的资金进行扩大再生产，因此这一时期不良贷款率呈下降趋势。反之，当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较低时，说明企业没有充足的资金扩大再生产，或者企业投资意愿不强，反映出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可能恶化或者仅仅能维持当前水平，此一时期的不良贷款率可能出现上升趋势。
(3)进出口总额增长率对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之间没有显影响，假设H3不成立。当对两者单独分析时，两者呈现出负相关。但是综合各指标进行分析时，没有进入最后的回归方程。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一变量可能主要通过其它变量对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间接影响，直接的正向影响很小。我国贷款主要流向房地产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等行业，导致国际经济的变化对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产生不大影响。
(4)通货膨胀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4成立，明通货膨胀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这表明在通胀率高的时候，银行信用风险比较低。不良贷款率对过去的违约事件进行统计。当政府对通货膨胀率开始重视，并进行有效的调控时，通胀率趋势开始向下，而总体经济发展速度趋缓，违约概率开始呈现上升趋势。因此，我国商业银行应密切注意通胀率变化，一旦发现通胀率有异常变化，商业银行就应进行适当的信贷政策调整。
(5)m2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正相关，假设H5成立。当银行的索取权受损的时候，银行就会有更大的投机冲动。由于这种效应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变得更加强烈，银行的风险程度将会以一种不对称的方式出现。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在经济增长放缓，违约率增加的同时，制订更加严格的信贷政策，以减少损失的发生。另一种可能是，由于我国的货币投放在更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影响，当经济增速放缓，政府出于维持经济稳定的考虑，采用更加积极的货币政策，加大货币投放，来刺激经济。
(6)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率与不良贷款率呈负相关，假设H6成立，表明全国规模以上企业利润增长率是影响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当企业生产经营状况良好，盈利能力较强时，有充足的资金用于按期偿还银行贷款本息，所以银行不良贷款率较低。当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利润下降时，其偿债能力随之下降。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1993年至2007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在这15年间，在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与宏观经济密切相关。当我国宏观经济高速增长时往往伴随着商业银行信用风险的下降；当经济速度缓慢时，信用风险也往往有所增加，即存在一种亲周期性。
针对以上研究结论，现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供我国商业银行参考:
1.建立健全全社会范围内的征信体系。我国商业银行应该及早建立健全包括受信企业的历史信用数据、项目效益、贷款用途及还款意愿在内的一系列数据，以便借鉴过去的经验，将受信企业借款后一个阶段的经济波动影响完全考虑进去，降低贷款信用风险。2.完善内部管理机制。制定更加严格的内部风险控制和管理机制，不能随着经济的波动而盲目的放松或执行更加严格的信贷标准。3.加大对宏观经济形势以及国家政策的研究。密切关注反映宏观经济波动的指标，特别是那些能够提前反映宏观经济走势的指标，将会对商业银行下一步的信贷政策提供指引。4.进一步完善风险量化管理。商业银行要将宏观经济波动因素考虑进去，最终要落实到风险度量上去，使风险控制做到量化和动态化。5.加快金融创新。我国商业银行业务的单调，造成起受经济波动的影响极大，要不断进行金融创新探索出适应我国情况的新产品、新工具，以更好的适应经济的波动。必须注意的是，在信贷衍生品开发运用的过程中，要防止出现类似美国次贷危机的情况。
参考文献：
[1]施华强，国有商业银行账面不良贷款、调整因素和严重程度:1994-2004[J]，2005
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2
关键词：增长方式转变；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地方政府
中图分类号：F0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7-0018-08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持续30多年快速增长，但经济增长方式过于粗放的现状却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这一问题在全球金融海啸的冲击下更加明显。中国之所以会受到金融海啸的不利冲击且影响程度逐步加深，除了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之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最终目标是由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尽管学术界和政府部门早已意识到并提出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在当前的地方政府官员晋升考核机制下，转变过程中存在的风险导致转变步伐十分缓慢，为了加快转变的进程，必须将潜在的风险控制在社会可承受范围之内。在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建立一套能够有效地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潜在风险的风险控制系统。只有如此，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才能降至最低，转变进程才能升至最快。
一、控制风险：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
根据对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以及对1995年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以来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回顾，有如下基本判断：只要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低于8％，城镇登记失业率不高于5％，衡量通胀率的Cpi指数不高于5％，对外贸易经常项目中的逆差控制在2％以内并且能够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就不会出现大的波动；如果经济增长率不低于9％，失业率不高于4.5％，通胀率不高于4％，贸易逆差控制在1.5％以内并能实现动态平衡，宏观经济仍然可以运行良好。因此，如果将上述指标看做是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几个重要风险约束条件，由宏观经济运行能够达到上述目标来确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选择、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显然它们将是中国经济社会可以承受的比较宽松的界限，在这些约束条件下，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还可以再快一些。然而，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为何如此缓慢?本文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第二，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
相对绩效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官员落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相关政策的激励不足。20世纪80年代初，地方官员升迁标准由过去以政治表现为主变为以经济绩效为主，为充分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中央政府将经济增长速度作为地方官员晋升绩效考核的最重要可量化指标。在政治集权和政绩考核机制下，地方官员为了政绩有竞争GDp增长率的激励，形成一种基于上级政府评价的“晋升锦标赛”。现行的相对绩效考核机制显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一种“重视经济增长数量，轻视经济增长质量”的激励，因此，地方官员对于将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积极性并不高。此外，一个地区的失业不仅关系到本地区的经济增长从而关系到政绩，而且较低的失业率本身就直接反映了政绩，较低的失业率还有助于本地区的社会稳定，而社会稳定也是地方政府官员所追求的目标。地方政府除承担本地区行政事业经费、文教卫生支出和其它支出之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经济建设支出，其中前两项支出具有刚性，政府必须解决，而最后一项又直接与本地区经济发展和个人政绩相联系，对政府官员非常重要，因此，地方政府通常格外重视本地区的财政收入。然而，关注经济增长、失业、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却不太重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地方政府官员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长期来看是有利的，但它需要的时间太长，一届地方官员大概任期4年，在如此短的时期内要实现晋升目标，必须进行能带来短期明显政绩效果(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就业率和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保持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恰好能够更容易实现这一点。既然维持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可以维持原有的高经济增长率、低失业率、高财政收入，而在任的短期内“动大手术”则可能带来非常大的风险，那么地方政府自然没有激励去积极落实中央政府的那些充满不确定性的促进增长方式转变的政策。
缺乏风险分析导致政府与企业难以准确了解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根源在企业。中国企业粗放程度高，若维持粗放型生产方式，虽然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净利润都不高，但至少可以发放工资、计提设备折旧；若粗放型企业迅速转向集约型生产方式，短期内，工人会失业，机器设备会遭到淘汰，甚至企业可能直接关闭。面临来源于企业的微观风险，地方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本地区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地区竞争力减弱以及地方官员政绩在现有绩效考核制度下受到不利影响。面临企业的微观风险演变为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中央政府担心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给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带来一系列问题：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上升、财政收入下降和国际竞争力减弱，从而不利于中央政府的政治稳定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担心导致它们在制定和落实试图推动转变步伐的政策时都会试探着进行，企业的担心导致它没有执行政策的积极性，并且这些试探性的政策往往会由于中央、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多重委托关系而“寸步难行”，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国式委托机制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政府与企业的谨慎策略恰说明它们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潜在风险的形式和大小不够了解。如果能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政府就会更明确地知道促进转变政策应有的力度，而不再是无关痛痒的“试探”。
基于以上的理解，为了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步伐，可能的途径有两个：第一，改变绩效考核机制；第二，有效控制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改变绩效考核机制是很多国内学者提出过的政策处方，但其难以在短期内实现，涉及到经济领域之外的政治情况，超出本文研究范围。基于此，在现行的绩效考核体制下，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就成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步伐的客观要求。为了有效控制风险，须率先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不同地区(尤其是各地区中高污染、高耗能、资源型企业密集的城市)、不同行业(特别是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行业)、不同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分别进行风险溯源；找到风险源头之后，采取定性方法对潜
在的各种风险加以识别；然后，采用定量方法对各种风险的大小进行评估；最终，生成一个蕴含大量信息的风险排序。只有通过这样的风险分析，才能够让中央政府给出更为确切的转变步伐临界值，才可能构建合理的风险控制系统来有效控制风险，最终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进程。那么，中国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具有什么特征?
二、黑匣子：现行的风险控制系统及其局限性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在中央政府一系列政策工具作用下的一个有目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实际上把宏观经济运行系统看做是一个黑匣子(如图1所示)。政府在匣子的一端输入政策变量，在另一端得到运行结果。虽然从政府向黑匣子输入政策变量到得到宏观经济运行结果之间存在不确定性，政府无法判断运行的实际结果，但政府其实有一个预期的宏观经济运行目标值，也就是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的理想经济增长方式。政府根据输入的政策变量组合(包括政策变量的选择及各变量的取值)与运行结果的变化值，来决定下一次的政策变量组合，即根据反馈结果来调节政策变量，这样就形成一个动态反馈的调节系统。
现行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实际上是反过来进行的：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组合所影响的宏观经济目标超出了政府的期望值，政府就可以改变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以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经济风险限制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因此，政府在实施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时，必然是首先选择一些易于实行的政策，使之影响包括了关键产业和问题突出的地区的整个国民经济黑匣子，然后观察宏观经济运行结果；当这些政策有效，而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又在可接受的范围内，政府将在下一个时期加大原有政策的力度或者推出新的政策，再来观察这些政策对于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效果以及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如果宏观经济运行状况仍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则进一步加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力度；如果用由宏观经济目标衡量的宏观经济运行状况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则减轻政策力度，以稳定宏观经济的运行，使宏观经济目标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因此，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虽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会产生宏观经济风险，但由于这种风险实际上是直接由政府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引起的，而这些政策工具又由中央政府完全控制，因而政府可以通过选择政策的组合和力度来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因此，这是一种根据输出值的反馈来调节输入值的风险控制机制。
虽然现实中的宏观经济目标并不是单一的，而是一个目标体系，但由于：(1)这些目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例如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着奥肯定律和菲利普斯曲线所反映的关系。(2)政府会根据一定时期宏观经济中急需处理的主要问题而在这些目标之间有所侧重，因此，尽管宏观经济运行具有多目标的特征，政府仍然能够依据目标之间的联系和宏观经济的主要矛盾而进行政策选择。从中国的经验看，经济增长率目标通常不会低于8％，这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GDp增长率为9.45％(按可比价格计算，下同)，1992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15％；进入2000年以来GDp增长率为10.21％，失业率不能超过5％，通货膨胀率不宜超过4％，国际收支很难容忍总体上的逆差，更不可能容忍较长时期的逆差，如果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导致出口大幅减少而进口迅速增加从而形成贸易逆差，则政府也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力度和进程。因此，在多个宏观经济目标(即目标体系)的条件下，政府仍有相当大的空间进行政策选择；即使因为多重目标下的政策选择空间不大，政府也可以通过目标之间的权衡取舍来选择政策。此外，对于两个不属于宏观经济目标但又会影响宏观经济目标实现的重要方面――财政收支状况和金融市场风险，政府也同样有一个心理预期值，当财政收支状况严重恶化、金融市场风险快速提高，超过了政府认为的社会承受值时，以社会稳定为更高目标的中央政府就必然会放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进程。其风险控制系统与上述完全相同。
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的问题是：(1)政策制定有一个时滞，即从政策制定到最终影响各经济变量，进而影响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活动，达到改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所经历的时间，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相关政策在传导过程中所需要的时间。这一时滞包括内部时滞和外部时滞。内部时滞是指中央政府认识时滞(搜集信息)和行动时滞(制定并执行政策)，而外部时滞是指企业微观决策的时滞和改变生产经营活动的时滞。如果政府根据政策实施后的效果来决定下一时期的政策，本身就会造成宏观经济风险。(2)可能导致转换经济增长方式有关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即中央政府在t时按最优化原则制定一项t+n时执行的政策，但这项政策在t+n时已非最优选择，从而影响政策的可信性，使此后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其它政策难以推行。(3)由于政府在制定政策之前缺乏必要的风险分析，制定的政策很难兼顾到不同地区和不同产业的差异，而我国无论是地区差距还是产业差距都很大，因此，一项缺乏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政策往往带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例如，2006年中央政府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就没有实现；在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特别是实行新的劳动合同法之后，相当一部分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外资企业纷纷逃离中国，国内不少劳动密集型的企业减少用工，辞退工人。这些情况都说明，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运用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可能会产生许多意料不到的风险。
三、中央与地方协调：基于风险分析的风险控制系统
由于黑匣子式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存在一系列问题，因此，本文设计了一种新的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对此，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建立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必要的。没有一个基于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体系，在实践中必然会因为时滞而产生预料不到的结果，加大执行政策的风险，引起时间不一致性问题，进而使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相关政策时或因犹豫不决而坐失良机，或因急躁冒进而酿成恶果。第二，建立一个新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是可能的。只要在现有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加入决策前的风险分析，决策执行过程中的重点行业和重点地区控制，就能避免现有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包括两个相互协调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个是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一个是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一)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2所示。这一模式最大的好处是，由于首先进行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在此基础上才选择政策组合、政策力度以及政策出台的时机，这实际是在事前控制了风险，从而可以避免由于政策的时滞，而延误控制风险的最佳时机，避免出现政
策的结果开始在现实中显现出来的时候，宏观经济风险可能已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具体而言，其特点主要表现为：
1 重视政策选择前的宏观经济风险分析。中央政府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主要产业以及作为产业空间存在形式的地区，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这些产业和地区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主要产业和主要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和各个地区。
2 政策措施的控制和调节更为精准。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了解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各产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主要产业部门之间以及主要产业部门与其它产业部门的关系；了解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关系，以及同一地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关系；了解了由于产业存在于地区而地区依赖着产业所导致的地区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由于了解黑匣子的内部构造和联系机制，政府就能够使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可以根据经济中主要部门和主要地区的实际情况来分别制定，从而进行精准的控制和调节，避免了“一人得病，大家吃药”的情况。在打开黑匣子后，政府可以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对短期宏观经济波动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国民经济中主要行业中失业率的影响从而得出对各地区和整个国民经济中失业率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某些重要产品(例如能源和原材料等)价格的影响，从而对价格水平所可能产生的影响；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进出口贸易、直接投资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流动产生的影响；除了分析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宏观经济目标可能产生的不确定性之外，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还要分析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对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所产生的影响，即金融市场风险。
3 具有多级反馈功能。该模式打开了宏观经济的黑匣子，对经济中的产业风险和地区风险分别进行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综合两种风险的交互影响，与可承受的风险进行对比，然后修正自己的政策组合和实施力度，再次对政策的风险进行分析，直到风险在可承受范围内。通过一种风险的细化和可能影响的模拟，建立一种宏观风险的反馈式评估系统。
如果说中央政府缺乏一个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有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那么地方政府就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一个完整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也正是由于缺乏这样一个地区性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地方政府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有着更多的担心，因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采取了比较谨慎和消极的态度，只是迫于节能减排目标而选择某些政策。为保证中央政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能够在地区得到落实，除了中央政府在决策时需要考虑各地区的风险承受能力之外，地方政府也要建立一个比较完善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二)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职能有所不同。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推动者，而地方政府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中央政府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一系列政策的制定者，地方政府只是政策的执行者。由于中央政府可以根据宏观运行的风险程度来适时调节政策组合及力度，所以对于中央政府来说，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具有很大的可控性，但对于被动执行中央政策的地方政府来说，政府政策和宏观经济状况是地方政府的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很难改变其外部环境，而是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调整自己行为，以适应外部环境变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不同之处是，地方政府并不用过分担心经济的波动(除非这种波动严重影响到经济中的就业)，也不会过分担心价格水平，因为在地区间市场壁垒已经消除的今天，地方政府除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掌控自来水和城市交通的定价之外，他们的经济行为已经很难影响当地的价格水平。一般情况下，地方政府也不用担心对外经济状况，除非本地区是明显的面对国际市场的外向型经济；也不会太在意由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而产生的金融市场风险，但地方政府一般都会非常在意财政收入状况。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中央政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选择整个国家的政策，地方政府只能被动地接受和执行这些政策，所以中央政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自我控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而对于地方来说，宏观经济政策及其所影响的市场都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无法改变外部环境，只能在追求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中去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基于此，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一个更有效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中央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与地方政府基于风险分析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最大区别在于：首先，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宏观经济目标不同。其次，由中央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而有意识调控的宏观经济，对地方政府来说属于外部环境。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如图3所示。
图3显示，该系统能根据外部环境和中央政策的变化来及时考虑政策种类、政策组合以及政策力度，并通过主要产业分析而及时评估出政策风险，进而调整政策使之保持在可承受的风险水平之内。具体而言，地方政府在中央政策已成为既定的外部环境情况下，当在选择有关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时，首先，必须对受政策影响的本地区的主要产业进行认真的风险溯源、识别、评估和排序。其次，将政策所产生的风险与本地区这些产业可以承受的风险水平进行比较，然后调整拟选择的政策。再次，根据调整后的拟选择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对本地区的宏观经济风险进行分析。最后，形成经过严格风险分析的政策种类、政策组合和政策力度；运用经过认真风险分析后的政策，来影响本地区国民经济中的各个产业。
此外，应该加强中央与地方风险控制系统的有机协调。一般认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应该包括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将后者看做是前者的一个子系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这种观点是对的，但在市场经济和分权体制下这种观点就有了问题：一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目标并不完全相同；二是它们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性；三是地方政府掌握着中央政府所不知道的许多信息。基于这三个原因，不能简单地把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看做是中央政府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子系统，而应该看到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具有某种独立性，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加强与地方政府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的协调，努力使地方政府的地区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为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系统服务，甚至努力建立一种风险分担机制。否则，就会出现地方政府不积极推动本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的情况，
或者是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转嫁给中央政府。
四、控风险与促转变的政策思路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发现，面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进程缓慢的现状，现阶段中国要通过有效控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过程中的风险，最终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如下政策建议显得尤为重要。
(一)注意对重点产业和重点地区的风险控制
经过多年探索，政府已经逐渐明确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是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方法是建设节约型社会，重点是节能减排和发展循环经济，特别是节能减排。根据这样一个政策思路，可以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风险控制的重点。
首先，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产业主要是第二产业。虽然第一和第三产业都存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问题，但第二产业中的问题最大，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重点在第二产业。而第二产业内部的关联度高，由节能减排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政策引起的不确定性极大，因而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格外注意的产业风险源就是第二产业。而在第二产业中，又须要重点控制电力、钢铁、有色金属、建材、石油加工和化工六大行业，因为这六大行业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硫排放占全国总量的70％，无论是目前正在实施的节能减排，还是不久必然推出的能源及其他资源价格改革，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影响的就是这六大行业。它们都是国民经济中的基础产业，担负着为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特别为制造业提供基本条件，因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带来的产业风险会通过六个产业扩散到整个制造业，进而扩散到国民经济中的其他产业部门。控制好六大行业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风险，就在相当大程度上控制了宏观经济中的产业风险。
其次，宏观经济风险控制的地区主要是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密集的地区。虽然中国各大经济区都存在“两高一资”产业密集的地带，但总的来看还是中部地区这类产业偏多，因此，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需要注意作为中国能源和原材料基地的中部地区所面临的风险。如果不是从大的经济区域或省级行政区，而是从城市层面看，不少城市就属于典型的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和低效益的城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对这些城市带来的影响非常大，如果政府继续加大节能减排的力度，这些城市中的许多企业就面临关闭的可能，进而为城市的财政收入和就业带来极大的压力，这些城市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过程中的高风险地区，因而需要高度重视。
(二)全面防范各类宏观经济风险，但重点是防范通货膨胀和失业风险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影响经济增长率，但长期以来经济增长率很高，即使采取比较严厉的政策，经济增长率在世界上仍然是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之一，因此，降低经济增长率本身并不会产生过大的宏观经济风险，至多是由于经济增长率降低而带来的其他风险，例如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收入减少，特别是“两高一资”密集地区的地方财政收入减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然降低出口产品中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比重，但同时也会减缓能源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进口，总体上看，它对进出口平衡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的宏观经济影响最大的是它有可能加速通货膨胀。这主要是因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最根本的手段是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能源和资源处于投入产业链条的上端，能源和资源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下游一系列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从而加速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则会使财政补贴的负担不断加大，如果不提高能源和资源的价格，而继续运用节能减排的行政手段，最终也能够达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目标，但资源配置效果不如放开能源和资源的价格更有效率。此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还必然会导致整个经济中失业率的上升，特别是某些地区和某些行业中失业率较大幅度的上升。如果进一步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步伐，通货膨胀和失业的风险将显著加大，这是政府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但也应该看到，在我国目前的经济环境下，通过提高资源价格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有抑制通胀的积极作用。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这不但对我国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且使央行被动投入了大量的基础货币，这是流动性过剩、进而出现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我国外汇储备的增加来源于贸易顺差，外国直接投资以及热钱流入，出口品中有许多商品的竞争优势源于低成本的价格优势，而低成本又是因为我国人为地压低能源和资源的价格，很多外汇是通过这种低价格而换取的。因此，理顺能源和资源的相对价格，不仅是节能减排的有效手段，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降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中的通货膨胀风险的有效手段。
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3
一是被保险人。如果保险公司出现资金短缺等问题无法赔付被保险人的保单，给被保险人带来损失，保险业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将受到影响。尤其对企业而言，其保单的无法赔付可能造成资金短缺、企业乃至社会的贷款意愿相对降低、原有的一些银行贷款无法归还等问题，继而给整个金融稳定带来不利影响。二是资本市场。由于市场竞争压力不断增大，保险业承保利润受到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通过扩大保险资金运用范围，提高资金运用收益率，冲抵承保业务亏损，提升经营业绩，已经成为大多数保险公司的选择。随着越来越多的保险资金进入资本市场，一方面，资本市场的发展变化对保险公司盈利状况的影响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更多的保险公司成为资本市场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如果这些保险公司由于偿付能力不足，受到监督管理部门或者评级单位的压力,不得已在价格下降时出卖资产。再假如保险公司拥有众多此项资产,将会造成价格不断降低，很可能引起资本市场波动，进而影响金融稳定。三是银行。近年来，银保合作业务发展迅猛，已成为保险业特别是寿险业务发展的第二大主渠道，风险传导不容忽视。比如银保产品发生销售误导，也将可能给银行业信用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带来挤兑风险。四是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公司。金融控股公司或金融集团公司在我国的发展已构成事实上的混业经营。而混业经营会不可避免地带来交叉性风险。比如集团内部各个经营主体共用相同资本，或利用多头监督管理机制产生的监管真空实施监督管理套利，都将会造成部分风险超出监督管理的视线等。
二、我国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我国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主要由三方面构成：宏观审慎分析，以识别系统性风险;宏观审慎政策选择，以应对所识别的系统性风险隐患;宏观审慎工具运用，以实现宏观审慎政策目标。
（一）宏观审慎分析宏观审慎分析是根据我国经济、金融的特点，确定分析指标，通过压力测试等方法，对宏观经济周期的趋势和保险体系的整体风险状况作出判断。具体可以从保险业稳健性状况、保险监管和保险业基础设施建设情况进行分析。稳健性状况分析主要是通过保险业发展指标、市场结构指标等来综合分析保险业整体稳健性，以及分析宏观经济与保险业的相互影响，主要关注资产价格剧烈波动、利率和汇率的变化以及巨灾事件可能引发保险公司破产等。监管情况分析主要是分析我国制定的有关法律和保险监督管理部门的相关制度、准则、政策是否有效、完备等，是否能够很好地防范保险业风险。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分析主要是看保险业运行所处的法律法规、政策环境、会计准则等是否健全，是否有利于保险业健康发展。
（二）宏观审慎政策选择宏观审慎政策选择是指针对潜在系统性风险选择相应的政策措施。宏观审慎政策选择主要考虑三方面内容：一是针对各类顺周期效应，采取逆周期行动。保险业的顺周期效应主要表现为保险业务的顺周期效应和“公允价值”的顺周期效应。保险业务的顺周期效应又主要体现在承保和投资业务的顺周期效应。在经济繁荣和衰退阶段分别制定不同的风险计量模型和风险参数，使得模型和参数具有一定的逆周期性。二是针对跨行业风险方面,考虑不同保险机构对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确定系统重要性保险机构、市场和工具的范围，对具有系统性影响的保险机构制定严格的规则，或收取系统性风险监管费以及额外费用。由于系统性风险越来越多地源于单个机构共同风险暴露，针对跨行业风险的规则可能是临时性的，并随时间调整，因此应对顺周期和跨行业风险的宏观审慎政策清楚区分。三是针对保险体系的结构特点,研究限制风险承担和增强保险体系抗风险能力的措施。包括：偿付能力要求,控制保险业规模、集中度、保险业务范围等监管标准,对保险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激励机制等等。
（三）宏观审慎工具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并非由某一机构单独掌握和运用,而是由中央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财税部门等不同部门分别掌握和实施。具体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大类是服务于宏观审慎目标的微观监管工具,如偿付能力、流动性监管要求。第二类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的专门工具，如防止问题保险机构保险责任的自然终止、提高资本和偿付能力要求等。两类工具都有时间和跨行业两个维度：时间维度的政策工具旨在解决利率和股价周期性波动所产生的财务影响，以及顺周期性；跨行业维度的政策工具旨在解决关联性和溢出效应所导致的脆弱性。
三、推动我国保险业宏观审慎监管的对策
（一）强化中央银行在宏观审慎监管中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人民银行在国务院导下，“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人民银行“三定”方案对维护金融稳定的职责进行了具体化，其中包括：“综合分析和评估系统性金融风险，提出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措施”。同时，人民银行还肩负着作为保险公司最后贷款人的职能。因此，针对目前保险业风险出现的新特征和保险业与银行业、证券业等其他金融业间传染渠道的拓宽，在分业监管的体制下，为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人民银行应该作为宏观审慎监管的主体，在宏观审慎监管中发挥领导作用，会同相关部门强化宏观审慎分析，把握宏观经济走势及变化，建立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指标，逆周期调节指数，以作为保险机构行动指引。
（二）加强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2013年在国务院的批准下，由人民银行牵头建立了一行三会部际联席监管协调机制，进行统一金融监管，这是我国金融监管取得的又一项重大突破，有助于提升监管效率。然而，这种协调机制仅仅是上层设计，在具体执行时，存在诸如缺乏有效的约束力、缺乏数据共享平台、监管宽容等问题，仍难以有效消除监管真空和杜绝监管套利等想象，同时由于监管信息不能顺利地从监管当局向人民银行传递，一定程度上阻碍人民银行对系统性风险的分析和研判。因此，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建立统一的、独立的、可自动生成统计指标和金融监管指标的金融信息系统，实现信息资源共享，真正实现宏微观审慎监管的有效衔接，形成有效的监管合力，为构建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打好体制基础。
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4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宏观压力测试
一、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到21世纪初，全球有93个国家先后爆发了112次系统性银行危机。尤其90年代以来频频爆发的金融危机——如1987年美国股市崩盘、1994年美国利率风暴及中南美洲比索风暴、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政府违约事件，特别是2007年春季开始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波及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大，史无前例。它们不仅使一国多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毁于一旦，还危机到一国的经济稳定，对全球经济也产生了强大的冲击。［1］
收稿日期：2008-07-05
项目资助：本文受到西安交通大学“985工程”二期资助（项目编号：07200701），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8DJY156）资助。
作者简介：李江（1962-），湖南省湘潭市人，金融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副教授，
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金融风险管理；刘丽平（1982-），女，河北省承德市人，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务预警。
金融系统的宏观压力测试是一类前瞻性分析的工具，用于模拟“异常但合理”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稳定性的影响，可以帮助中央银行识别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有助于各方理解金融部门与宏观经济之间的联系，同时提高中央银行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评估能力。因此，受到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重视，逐渐成为检验一国银行体系的脆弱性，维护金融稳定的首选工具。在金融全球化的趋势下，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我国金融业和国际金融市场的逐步融合，是否拥有一个稳定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体系对于中国而言显得非常迫切。对银行体系进行稳定性评估，尤其是对银行体系面对的信用风险
进行宏观层面的压力测试，对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中国金融稳定和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研究宏观压力测试在银行信用风险评估中的应用，通过对国外已有的成熟模型理论成果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宏观经济及金融发展特点，经济、金融数据统计及披露特点，模型的数据需求深度广度要求，建立适用于我国的模型并以此进行实证分析。
二、文献综述
（一）宏观经济因素对银行信贷违约风险的影响
mcKinnonR［2］认为，宏观经济稳定时，银行经营行为非常保守，不会出现不顾风险单方面追求效益的现象。但在实际汇率波动、通货膨胀出现等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政府或明或暗的存款担保，导致银行会产生以高利率对高风险项目贷款的风险行为。DonaldvanDeventer［3］通过线性回归分析，确定了宏观因素对银行股价变动的解释在统计上是显着的。
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银行不稳定尤其是银行危机现象，国际组织和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积累了十分丰富的实证资料。尤其是来自美国、英国、澳大利亚、芬兰的许多国外学者，在对20世纪80、90年代全球银行不稳定事件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宏观经济因素波动在各国银行不稳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tomBernhardsen［4-5］建立起银行破产与不良贷款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关系模型，并且利用欧洲国家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erlenmaierU［6］和GersbachH［7］利用挪威中央银行的宏观经济模型Rimini对总体审慎指标的趋势与发展进行预测，并且建立了评估贷款违约率的宏观信贷方程。Froylande和LarsenK［8］利用Rimini对银行不良贷款在宏观经济波动情境下进行了压力测试。pesolaJ［9］分析了银行系统危机对宏观经济因素波动的敏感性，并利用芬兰的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VirolainenK［10］对芬兰金融风险的实证评估，建立了宏观信贷模型并进行宏观压力测试，揭示了芬兰银行系统贷款违约风险与宏观经济波动的相关性。
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包括陈华，伍志文［11］运用1978～2000年间的数据对我国银行体系脆弱性状况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发现，中国整个银行体系在1978～2000年之间有11年是不稳定的，尤其是在1992年和1998年前后更为突出，银行体系出现了不稳健的征兆，存在较大的金融风险。
（二）宏观压力测试理论和实践
在执行宏观压力测试使用的宏观信贷模型的研究领域，有两个学者的模型框架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并为日后的学者不断的进行模型的拓展研究和实证应用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们是wilsontC［12-13］和mertonR［14］。wilson对各工业部门违约概率对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敏感度直接建模。模型的思想是对违约概率和宏观因素的关系进行建模，模拟将来违约概率分布的路径，就可以得到资产组合的预期异常损失，进而模拟出在宏观经济波动冲击下的违约概率值。相比较而言，merton模型则多加入了股价对宏观要素的反映，将资产价格变动整合进违约概率评估模型。因此，前一种模型更直观，计算量较小；而后一种方法对数据的广度和深度的要求以及计算量要求都很高，其中有些市场数据也许是信贷风险的噪音指标。 世界各地的学者，运用上述模型框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VliegheG［15］对英国银行体系累加的企业违约概率进行建模估计，发现GDp、实际利率和真实工资水平具有较显着的解释能力。Bunnp，Cunninghama和Drehmannm［16］曾使用probit模型来测算英国企业部门的贷款违约风险。Bossm［17］针对加总的企业违约概率估计出宏观经济信贷模型来分析澳大利亚银行部门的压力情境，结论说明工业产值，通货膨胀率，股票指数，名义短期利率和油价都是违约概率的决定因素。marcom、Sorge、KimmoVirolainen［18］利用wilson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信贷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结果证明在压力情境下，违约概率（pD，portabilityofdefault）的蒙特卡罗模拟分布明显异于常态分布，其Var值远高于基期的测算值。Jimwong，Ka-faiChoi和tomFong［19］建立了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宏观压力测试框架。模型框架中引入的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利率（HiBoR），房地产价格（Re）和大陆的GDp。同时用宏观压力测试评估了香港银行体系的贷款资产和住房抵押贷款风险暴露。压力情境的设定模拟了亚洲金融危机时发生的宏观经济波动，并分别引入了测试模型。结果表明在置信水平90%时，在所有压力情境下有些银行仍然能够盈利。这意味着目前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较稳和。当VaR取99%的置信水平这一极端情况时，一些银行出现了巨额损失，但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极低。
HoggarthG和whitleyJ［20］与DrehmannmHoggarth，GLogana，ZecchinoL［21］在他们的研究中引入了英国在FSap框架指引下宏观压力测试的执行结果和方法，在压力情境的设定方面采用在险价值框架下的蒙特卡罗模拟法。Jonesmt，Hilbersp和SlackG［22-23］提供了宏观压力测试的更一般的非线性的方法。worrellD［24-25］讨论了一个将早期预警系统，金融健全性指标和宏观压力测试整合的方法。
一些学者研究将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整合测量，例如allenL和Saundersa［26］尝试将宏观经济因素整合进信用风险的测量模型。而最近的一些文献如painD、VesalaJ［27］和Gropp等人［28-29］则是引用wilson的宏观信用模型分析了宏观要素对银行的债务人的信用质量的影响。而wilson的模型的一个替代选择则是merton的公司层面的结构模型.GrayD、merton和Bodie［30］将这一框架扩展至研究主权违约风险。Derviza和Kadlcakovan［31］将商业周期的影响整合进一个具有结构模型和简化模型特征的复合模型。Drehmannm、manningm［32］和pesaranmH等［33］在利用merton模型框架的宏观压力测试中研究了违约概率和宏观经济变量的非线性关系。Benitoa，whitleyJ和YoungG［34］将基于衡量违约概率的merton模型融入针对模拟个别企业违约的probit模型。他们发现merton模型方法比仅仅依靠企业的财务数据的模型效果更优。
还有一些文献使用不良贷款，贷款损失额或者复合指标与宏观经济因素整合成矩阵向量来测算金融体系的稳定性。Hanschele和monninp［35］针对瑞士银行系统构建了一个复合压力指标，该指标综合了金融不稳定的市场指标和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衍生变形指标。KaliraiH和Scheicherm［36］针对对澳大利亚银行体系累加的贷款损失，通过涉及广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进行了时间序列的回归估计。这些宏观经济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工业产值缺口、消费者价格指数、货币供给增速、利息率、股票市场指数、汇率、出口额和油价。
（三）国内外研究述评
目前国外开展的关于银行稳定性评估的实证研究十分丰富，其中挪威和芬兰中央银行的研究对金融系统的评估最具综合性。稳定性评估的目的在于，对银行体系的健全状况和抵御系统性金融危机的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客观评价。为此采用了金融稳健指标分析（FinancialSoundindicators)和压力测试的方法，对宏观经济环境中例外但有可能发生的冲击（Shock）情境进行模拟，来量度和评估银行体系在遇到冲击甚至遇到金融危机时，保持稳定（即银行保持基本运营不会发生突变）的能力。
而国内对于银行体系的稳定评估的实证研究都偏重于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对在抵御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评估并未涉及。目前我国关于宏观压力测试的研究才刚刚涉及，孙连友［37］，高同裕、陈元富［38］等学者对宏观压力测试进行了理论上的探讨，但多为国外文献的整理或综述，未能进一步的发展和深入。尤其在模型研究方面，仅仅停留在介绍早期国外学者的模型框架和较为成熟的各国宏观压力测试手册指引中的操作流程。其内容多为宏观压力测试的必要性、目的作用、所用方法、国内外的具体实践等，未能有很系统和深入的介绍，而对多种宏观压力测试模型的介绍和分析尚无涉及。
在实证方面，熊波［39］通过建立宏观经济因素的多元Logit回归分析，并对结果进行假设情境的压力测试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这样的宏观经济变量的确是影响中国银行体系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但是该文只是借鉴了压力测试的思想，使用传统的方法，通过模拟情境下宏观经济因素异动，由Logit模型最终得出稳定性指标期望值的点估计来评价银行体系的稳定性。这种方法不能有效地反映出宏观变动冲击对银行体系的影响，不能看出压力情境下银行面临的最主要的信用风险的分布状况，即贷款违约率的概率分布。
三、宏观压力测试方法流程及模型设定
（一）方法流程
宏观压力测试是模拟“危机事件”来估计极端却可能的压力情境下金融体系的波动。在宏观压力测试的框架中，其模型表示为：
Q(t+1｜t+1≥X=f(Xt，Zt)（1）
在（1）中表示在模拟的压力情境下评价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的指标的表现。在宏观压力测试模型中衡量金融部门波动性的最一般的方法是资本的潜在损失率。Q(·)表示衡量金融系统波动性的风险矩阵，衡量违约情况的指标例如贷款损失额主要通过模拟压力情境下的点估计得到。在这种情况中，该条件概率值表示的风险矩阵较容易计算。而在险价值方法中，在任何给定的压力情境下，资产组合的损失应产生概率分布，而不是前一种方法中的点估计值。框架中f(·)表示损失方程，该方程模拟了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体系中加总的资产组合的影响关系。该方程可包含风险暴露，违约概率，相关性，回馈效应，以及宏观经济变量变动与系统层面金融稳定性表现的相互关系。
压力测试的执行方式主要是通过情境设定，根据情境假设下可能的风险因子变动情形重新评估金融商品或投资组合的价值，整个程序通常分为两大步：一是情境设定；二是重新评估。通常重新评估的方式不会有太大的差异，但是情境设定的方式却有很多种选择。情境分析（Scenarioanalysis）是目前应用的主流。即利用一组风险因子定义为某种情境，分析在个别情境下的压力损失，因此此类方法称为情境分析，情境分析的事件设计方法有两种：历史情境分析（HistoricalScenario）和假设性情境分析（HypotheticalScenario）。其他方法还有敏感度分析（Sensitiveanalysis）和极值理论法（extremeValuetheory，eVt）。
本文根据信用风险压力测试的相关文献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开发的FSap（financialSectorassessmentprogramme)的手册，将压力测试的执行程序见图1所示。
图1压力测试流程图
（二）模型的设定
本文将在wilson、Boss和Virolainen研究框架的基础上建立适合我国银行系统信用风险评估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借鉴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以指标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
yt=ln1-pDt[]pDt（t=1，2…，n）（2）
yt=α0+α1Xt+…α1+mX1-m+β1yt-1+…+βny1-n+μt（3）
Xt=0+1Xt-1+…+pX1-p+φ1yt-1+…+φqyt-q+εt（4）
pDt代表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是一个反映宏观经济状况的综合性指标，也可以将它理解为是反映银行体系违约概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关系的“中介指标”，X代表宏观经济变量。在利用历史数据进行模型估计时，通过处理的违约概率值代入（2）就可以得到估计的综合指标的估计值。将其带入（3）就可以估计出宏观方程的系数，并以此估计出的方程作为进行宏观压力测试的基础。而在执行压力测试的时候，通过压力情境的设定，用不同方法得到的各相关宏观经济变量值代入估计出的（3）就可以得到压力情境下的Y，再通过（2）就估计出了压力情境下的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
公式（2）就是对贷款违约率进行Logit回归分析，pDt表示t年度的贷款的平均违约率，yt表示一系列宏观经济变量的综合指标。
公式（3）是反映各宏观经济变量与综合性指标yt的关系的方程，本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模拟变量之间的关系。其中Xt=(x1，t，x2，t…xl，t)′是L×1阶列向量，代表L个宏观经济因素构成的列向量；μt是方程的随机扰动项。截距α0是一个L×1阶列向量；系数α1，α2…α1+m分别代表L×1阶向量，系数β1…βn是L×n阶矩阵向量。
公式（4）是关于各宏观经济变量的时间序列模型。考虑到宏观经济因素采取的时间序列数据，可能存在变量的滞后性，因此对各宏观经济变量进行p阶自回归分析，剔除模型中的序列相关性。在（4）中，0是L×1阶的列向量，1，…，p都是L×1阶矩阵向量，φ1，…φq是L×q阶矩阵向量，随机误差εt都是L×1阶列向量。
在这个模型中，假设μt和εt是序列不相关的，并且分别服从方差协方差为矩阵∑μ和∑ε的正态分布。其中μt和εt相关的方差协方差矩阵为∑μ，ε。
在wilson（1997）和Virolainen（2004）提出的框架中，yt仅仅与Xt有关，而本文模型的设定更符合实际情况，yt不仅与Xt相关，考虑到宏观冲击的时滞效应，yt还与其滞后期的值yt-1，…，yt-n有关。
从（4）可以看出，模型不仅考虑到了宏观经济变量值之间的相互影响，模型的设定考虑到了金融体系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回馈效应。将银行的表现对经济的反馈影响通过在宏观因素变量的自回归方程中引入综合变量来实现。通过各行业综合指标Y的前期值对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设定来反映现实世界中的金融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关系。
（三）变量选取
1.解释变量
根据各国的实证研究经验和我国银行体系业务发展特点，本文模型的变量选取1990～2006年的年度数据，主要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宏观经济统计的特征以及经济冲击发生的持续时间来决定的。鉴于研究的宏观层面，从数据的可得性及计算量考虑，本文的宏观模型是基于整个经济体系的，因此各宏观经济变量将不采用各经济部门的统计值，而是采用本国的整体水平的统计值。
本文选取八个宏观经济变量作为解释变量：
nGDp—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年增长率；
RGDp—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年增长率；
nR—一年期存款的名义基准利率；
RR—一年期存款的实际基准利率；
n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名义平均利率；
RLR—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的实际平均利率；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Re—房地产价格指数；
2.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违约概率作为评估信用风险的指标，银行系统的信用风险主要表现为贷款资产的违约风险。违约率水平是评估银行贷款质量的最直接的指标，违约风险可以用借款人在规定期限内的违约概率度量。VirolainenK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的宏观压力测试分析中，对违约概率指标采取如下方式赋值：在研究时段内，某行业的破产机构数量与总的机构数量的比率为银行体系面对的违约率。Jimwong、Ka-faiChoi和tomFong［19］建立的香港零售银行面对宏观经济波动的信贷风险压力测试框架中，违约概率是逾期3个月以上的贷款额与总贷款额的比率。本文选取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和交通银行、招商银行、光大银行等十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信贷数据作为样本，以平均的逾期贷款率代表贷款违约率，即以年末样本银行的总逾期贷款额与总贷款余额的比率。其中，1990、1991、1992三年的各样本银行的详细数据欠缺，因此本文根据各类媒体披露的总的逾期贷款的变动率和贷款额的变动率计算出了这三年的逾期贷款率，其他各年份的详细数据均来自中国金融年鉴和各银行的年报。
四、实证结果
（一）模型估计
代入1990～2006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和模型估计，先用宏观经济变量的名义指标值和实际值，与引入的综合指标Y的两期滞后变量分别对Y进行回归。从两个模型的t检验指标看出，模型中GDp、LR、R作为解释变量的参数并不显着，而引入的Y的二阶滞后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性也不显着。因此模型的参数需要进一步调适剔除。根据经验和宏观经济冲击的滞后性往往为一年，因此模型中只引入Y的一阶滞后变量。虽然两个模型的拟合优度统计检验指标和D-w指标略微下降，但两个指标值分别为0.987和2，仍是非常理想的检验指标值。在剔除掉一年期存款利率后，两个模型各参数的t检验指标都非常显着。但是以模型解释变量的参数符号来看，通货膨胀率Cpi在以名义宏观经济变量值为自变量的模型中的系数符号为负，这表明随着Cpi的增加，Y值也会减小，经过Logit变换后的违约概率pD将会增大，显然符合经济学原理。而在关于实际变量的模型中系数为正号，这是违背经济学原理的。所以本文确定以名义变量作为模型解释变量的方程为最佳的宏观经济模型（见表1）。这说明我国银行的信贷违约率对名义的宏观经济因素的波动更敏感。marcoSorge、KimmoVirolainen（2004）利用wilson（1997）模型框架对芬兰银行系统的违约概率进行了宏观压力测试分析，宏观经济模型估计结果与我国上述情况类似，即名义的宏观经济变量对违约概率的解释能力更显着。
根据回归方程的t检验（5%的显着性水平），各宏观因素指标的实际值对综合指标的影响并不显着，所以剔除不列入表内。从表1中可以看出，综合经济指标和各宏观经济变量指标的名义值关系显着。且综合指标的一期滞后值对各宏观经济指标影响均显着。从关于综合指标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也可以看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贷款利率水平、通货膨胀率和房地产价格的确是影响到我国银行体系违约概率的显着因素，而且综合指标明显受其一期滞后值的显着影响。
（二）宏观压力情境的设定及其结果
本文选择情境分析作为执行压力测试的方法。针对模型所选取的宏观经济变量，我们设定两个压力情境：一种是GDp增长突然放缓的情境；一种是Cpi上升到较高的水平（5%以上）。对于各种压力情境下，反映压力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动幅度，可以通过以往的历史相似情境数据或历史经验直接进行人为的设定。而本文在对银行体系遇到极端情境进行构建之前，利用时间序列模型对解释变量nGDp、Cpi进行了2008～2010年的简单aRma模型预测，作为我们构建的参考基准情境（baselinescenario）。
从表2可以看出，在设定的两种压力情境下，我国的银行体系的信贷风险明显增加，从模型预测估计出的贷款违约率都有不同幅度的增加。随着国民生产总值增速的大幅降低，贷款违约概率增大，但幅度较缓。而随着通货膨胀率的骤增，违约概率出现大幅度的激增。这充分说明在压力情境下，宏观经济变量对银行系统信贷违约概率的冲击效应非常显着。从而判断，通货膨胀率的同等幅度波动对银行体系信贷违约率值的影响更大。
五、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对比分析国外成熟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适合我国经济环境的宏观压力测试模型。首先本文借鉴了国外研究成果中关于宏观经济因素和贷款违约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设定。在此基础上使用Logit方程将贷款违约率转化为宏观综合指标Y，以指标Y作为因变量与宏观经济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使得这一指标能够很好地利用各宏观经济指标所提供的信息。在模型中宏观经济因素的选择方面，参考国内外学者实证研究中模型的自变量，结合我国数据统计和披露特点等制约因素选取适合的宏观经济变量来构建模型。借鉴已有研究成果中在选择信贷风险的评估指标方面的做法，以逾期贷款率作为模型中反映银行体系信贷风险的指标。
结果发现：宏观经济变量名义国内生产总值，消费者价格指数，房地产价格指数和名义流动贷款利率对银行体系贷款违约率影响是显着的。特别是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和通货膨胀率指标，冲击力较强。在关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大幅下降和通货膨胀率骤升的压力情境设定下，银行体系的贷款违约率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尤其在关于通货膨胀率的压力情境下，贷款违约率的增长幅度高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情境下的增幅。
本文研究结果对中国国情有着一定的解释力，让我们有信心支持这样的研究思路的继续开展。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银行体系稳定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面临假设的宏观经济冲击时，化解风险的能力就显得不足。当然我们构建的这些极端情形发生的概率都是极小的，毕竟中国经济目前来看几年内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是确定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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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5
关键词：违约风险；CoXRegression模型；宏观经济变量
一、引言
随着我国融入经济全球一体化的程度的提高，国内市场环境深度和广度的提高；我国企业在日趋激烈的国内、国际市场环境中，对于各种风险因子的波动变得更加敏感，由此而衍生出的企业平均生命周期的缩短、企业违约风险加大等问题。宋雪枫基于生存分析法，建立了以杜邦体系为基础的企业特征变量的违约预测模型，该模型适用于时间序列变量，同时不需要配对样本，且预测能力较强。Sareto基于生存模型分析框架，通过加入时间序列变量同时不假设生存时间的分布，扩展了现有的生存分析模型，从而提高了模型的预测准确度。Bellottit&Crook将宏观经济变量引入了生存分析模型，实证证明了宏观经济变量对于个人违约风险具有一定影响，并比较分析了加入宏观经济变量的生存分析模型和Logistic模型，实证结果显示生存分析模型预测的准确度更高。
二、研究设计与实证
模型运用了197家制造业上市企业2003-2011年的样本数据和非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我们的模型很好的得出了企业的宏观经济风险头寸。
1.CoX回归模型详述（6）
2.实证过程
本节实证过程是基于SpSS统计分析软件，利用软件中寿命表法和CoX回归模型，以我国深圳证券交易所197家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实证方法，对影响企业违约风险的相关因素进行识别和度量。
可以看到，由CoX回归函数基于财务数据得到的样本企业的分组数据的生存函数与寿命表法中得到的生存函数图像是一致的。经营现金流/总资产大于0的分组数据的生存函数要大于经营现金流/总资产小于0的分组数据；另外经CoX回归函数得到的生存函数的整体趋势也与寿命表法得到的生存函数趋势一致。
三、结论
利用CoX回归模型对197家样本企业的特征变量和相关宏观经济变量进行筛选，模型最后识别出4个与样本企业违约风险相关的特征变量。这四个特征变量分别是财务状况、每股收益率、经营现金流/总资产、GDpR/Ln（p）。实证结果显示，每股收益、经营现金流/总资产系数为负，与信用违约风险呈负相关关系；GDpR/Ln（p）、财务状况两个指标的贝塔值为正，说明样本企业违约风险与两指标值呈正向关系。上述四个指标中，经营现金流/总资产反映了企业各期现金流状况；每股收益率指标反映了企业股东权益的盈利能力；财务状况反应企业的总债务成本的大小；GDpR/Ln（p）反应的是企业所处宏观经济环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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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6
关键词:房价波动;风险辨识;房地产市场泡沫
文章编号:1003-4625(2010)10-0013-04中图分类号:F830.4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由于房地产占国民经济比重日益增大,并且与产出、通货膨胀具有强相关性,以及通过信贷渠道对银行系统稳定的重要影响,从宏观上进行房地产价格波动风险管理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与重要,因此最近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了房地产与金融系统稳定和宏观经济稳定方面。而问题是几乎所有定量的风险管理技术都是应用到个体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这些技术有VaR技术、merton模型、压力测试、情景分析等,缺乏应用的宏观层面的风险管理技术,其中准确的度量风险是利用有效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前提。因此从宏观层面提出对房价泡沫所产生的风险进行辨识的方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房价风险度量方法设计
(一)房价风险的界定思路
风险现象指不确定性现象或信息不完全现象。由于立足点不同,关注的风险也不同:对于股票等金融资产所处的金融市场,投资者关注的风险在于收益的波动,并且是高效的市场,具有非常高的流动性,所以采用VaR技术进行分析的时候采用的是日数据,统计学分析精度高,技术侧重于预测未来风险;而对于房产类的市场,具有相对平稳的长期运行的趋势,如宏观经济运行一样,有一个典型的运行周期,它的风险所在在于相对于长期运行趋势的偏离也是相对于均衡的波动,对于宏观政策制定者来讲,它关注的是价格波动风险而不是收益风险,并且是非有效市场,流动性很低,数据基本上是季度数据和年数据,由于数据有限性,另外受政策干预也很强,所以房价泡沫风险侧重于通过度量当前风险度准确地判断市场。
本文建立了度量房价泡沫风险的分析框架,由于宏观经济运行主要有产出(GDp)和通货膨胀率(通常用Cpi的变动率来反映)两个指标,因此相对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房价泡沫风险辨识指标也分为两个:一是基于产出的房价泡沫风险值,用以度量超出实体支撑的房地产价格波动风险;二是基于一般物价水平的房价泡沫风险值,用以度量房地产价格波动引发社会资源配置失衡产生的风险暴露。
(二)基于产出的房价泡沫风险度量方法设计
房地产价格与产出的强关联性,可以判断出房地产市场发展需要实体支撑,超出实体支撑一定程度后,泡沫一定会破灭,这也是为什么泡沫分为理性泡沫和非理性泡沫的原因。
房价(缩写为Hp)泡沫风险值定义为Hp相对于其长期运行趋势的最大的偏离,数学定义如下:
对Hp,GDp取自然对数,并对其长期趋势进行H-p滤波方法拟和,得出序列(Hptrend,)和(GDp-trend,),可以得出两序列的相对波动率曲线(VHp,)和{VGDp,},并且两曲线具有可比性,那么,波动率风险可以表示为:
VHp=lnHp-Hptrend (1)
同理:VGDp=lnGDp-GDptrend (2)
本身VHp,VGDp就可以定义为非条件Hp-at-Risk和GDp-at-Risk,指它们相对于趋势的波动。那么基于产出的房产价格波动风险HaR定义为Hp超出GDp波动的那一部分,这部分是条件Hp-at-Risk(conditionalHouseprice-at-Risk),数学表示为:
HaR=VHp-VGDp (3)
出现超出一定比例可以定义为Hp存在泡沫,可以根据国家之间差异具体情况而言,一般10%-20%以上可以定义为泡沫(正向指泡沫,负向指泡沫破裂市场低迷)。
(三)基于一般物价水平的房价泡沫风险度量方法设计
另一个是基于物价指数的房价风险值,用以度量资源的局部失衡程度。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价格引导资源配置,而泡沫使资源配置局部失衡,泡沫是大量资本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价格大大超出一般物价水平增长幅度导致的。资产价格相对于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体现了局部失衡的程度,反映了潜在的风险暴露。Cpi指数可以很好地体现一般物价水平。Cpi不仅体现商品平均价格变动情况,还能体现其他的一些指标变动,如货币供应量、居民购买力、汇率等引起的整体价格水平变动情况,同时国际上通用的做法也是将房地产价格分为名义房价和真实房价,真实房价是剔除通货膨胀影响后的房价。所以房地产价格相对于Cpi的波动可以反映真实房价相对于其他商品的相对波动,体现了资源配置局部失衡的程度,反映了潜在的风险暴露。因为Cpi指数是相对值,所以对Hp序列进行转换,取与Cpi相同基期,将房价绝对值换算成指数形式Hpi,使两时间序列具有可比性。换算公式如下所示:
Hp/Hp*=Hpi/100 (4)
Hp是基期所对应的房价。对Hpi和Cpi长期趋势进行H-p滤波方法拟和,得出序列{Hpltrend}和{Cpitrend},可以得出两序列的相对波动率曲线{VHpi}和{Vpi},即是波动率风险,也可以叫做非条件Hpi-at-Risk和Cpi-at-Risk(Uncondi-tional),数学表示为:
VHpi=Hpi-Hpitrend (5)
同理:
VCpi=Cpi-Cpitrend (6)
那么基于一般物价水平的房产价格波动风险HaR2定义为Hpi波动超出Cpi波动的那一部分,数学表示为:
HaR2=VHpi-VCpi (7)
与上面相似,出现超出一定比例可以定义为Hp存在泡沫,可以根据国家之间差异具体情况而言,一般房价风险指数10-20以上可以定义为泡沫(正向指泡沫,负向指泡沫破裂市场低迷)。
三、实证检验与应用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说明
GDp,Cpi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省略;Hp数据来源于各国的官方统计网站:英国(1962-2005yearly),officefornationalStaffs-tics;美国(1967,1-2005,4quarterly),BureauoftheCensus;香港(1993,1-2005,4quarterlyl,CensusandStatisticsDepartment;日本(1955-2005yearly),the
JapanRealestateinstitute.
(二)基于产出的房价泡沫风险值度量
“房地产市场需要实体支撑”有如下依据。
依据1:很多研究表明房价与产出两变量具有强相关性。
依据2:通过单位根检验,HaR均值回复至o,说明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围绕实体经济发展――围绕经济周期波动,房地产市场由于价格增长超出实体而虚长的财富最终还是会缩水,最终与实体经济发展相一致。2004年nobelprize获得者Finne.Kyd-land,edwardC.prescott也指出,经济周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为经济基本趋势的波动,而不是经济围绕着基本趋势波动。图1a定量地揭示了基于产出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与房地产市场破灭程度。由图1.1a可直观地看出英国历史上3次房地产泡沫,分别是1970-1975、1977-1980和1988-1990,而第一次风险值最高,超出实体经济波动20%。同时可以看出2003年、2004年风险值升高,2004年超出10%,可以判断已经存在房地产泡沫。
由图1.3a和图1.4a可以直观地看出历史上著名的香港房地产泡沫和日本地产泡沫。香港HaR在1997年非常高,接近30%,且HaR曲线90%概率水平下均值回复至0.001,说明香港的房地产从20世纪90年代到现在一直是超出实体经济运行的,也就是说明1997年的泡沫至今还没有完全被实体经济吸收。日本的地产泡沫1990年超出实体经济运行80%,而泡沫破灭的风险值也是最大的,达到-20%,使得日本经济长达10年一直处于实体经济运行以下,2002年刚刚开始复苏。
(三)基于一般物价水平的房价泡沫风险值度量
通货膨胀体现一般商品价格水平,房地产价格超出通货膨胀运行部分体现局部相对于整体价格偏离,反映局部失衡程度,产生泡沫风险。由图1b可以看出,房价的波动要比一般物价水平剧烈得多,在上升期,各国的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远远超出其他市场的发展速度,房价飙升,市场繁荣,房地产市场持续加速波动,此期间房地产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平均水平市场风险大。美国的房地产市场的波动程度远远超出以往,2005年风险值超过10%,香港房地产市场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迷以后,房价回升,2005年年初风险值接近20%。
(四)两种风险度量工具综合分析
综合来看,可以直观地判断泡沫与市场风险类别,政府可以在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宏观调控:
情形1:两个指标都高。这说明资源局部失衡,且这种资源失衡程度超出实体支撑,过多的资源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房地产泡沫,如图1.1,1.3,1.4透明圈内部分所示。图1-3可以很好地揭示香港1997年房地产泡沫风险情况,1997年第二季度,局部失衡超过40%,超出实体支撑超出20%,泡沫破灭后引发了长时间的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图1.4所示1990年左右日本地价波动幅度非常大增长得离谱,并且两个指标惊人的一致,说明地价泡沫完全是资金大量涌入土地市场造成的。同时由图1.1可以看出英国2003-2004有典型的此种泡沫迹象。
政策建议:此时房产市场的泡沫,需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流向,控制资金继续涌入房地产市场进而控制泡沫继续发展,或者采取措施以减少泡沫破裂的损失。这些政策包括有针对限制房地产业贷款,可以通过政策、法规等各种手段,或是给予其他行业优惠政策等。
情形2:当HaR很高,HaR2相对平稳。这说明整体物价水平偏高,表明通货膨胀严重,整个经济有过热迹象。如图1.1阴影圈内部分所示英国70年代初期价格上涨一度超出宏观经济发展速度20%。
政策建议:此时不仅房地产市场有泡沫,整个经济发展都存在不稳定性,需要整体的调控,要针对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措施,比如减少货币供应,调高利率,紧缩财政政策等。
情形3:当HaR2很高,HaR相对平稳。这种情况不是很典型,只有美国出现,而且与情形1接近,但还是与情形1有细微差别。此时虽然资源配置局部失衡较为严重,但基于产出的房价风险值很小。如图1.2美国的情况所示:美国的房地产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没有给宏观经济运行带来很大的影响和危害。2005年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基于一般物价指数风险值达到历史最高超过10%,说明有大批的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造成一定泡沫,很可能存在大量投机行为。但基于产出的房价风险在4%左右,虽然也处在其发展历史的高位,但相比较其他国家的典型的泡沫而言,处于实体可支撑范围。
政策建议:此时应该加强房地产市场秩序调整,打击市场恶性投机行为,阻止泡沫继续膨胀引发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情形4:对于泡沫破裂急剧向下波动情况,与上述情况相反。
(五)上海房地产市场资产价格波动风险度量
定量度量上海房地产市场风险。房地产市场具有局部性,对区域的房地产市场的分析采用相对应的区域的GDp和Cpi。
数据的来源与说明:上海GDp,Cpi年数据来源于上海统计局(1952-2004yearly),2005年度GDp数据根据上海统计局最新公布的较上年上涨11.1%计算得出。通过对跨度50年的年度数据进行趋势拟和增加运算精度。上海房价月度数据来源于中指研究院房地产统计数据库(2000,1-2005,12monthly),加权平均将其换算成季度数据。由于缺乏上海GDp,Cpi的季度数据,所以本文将计算得到的VG-Dp,VCpi年度数据进行扩展,采用年度平均数据作为当年四个季度数据,对计算的精度虽然有影响,但从全年看,对其趋势的估计影响不大。计算结果如图2所示。
Hpi以2000年2、3月份为基期,Hpi=Hp×100/基期房价,Cpi数据是以1952年为基期,等于100,将其转换成2000年为基期,然后将2000年以后年度数据扩展为四个季度数据,求相对变化率。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可以看出2005年第1季度资源配置失衡程度已达到10%,超出实体经济运行部分属于正常范围,不到7%,第2季度则泡沫现象明显显现,资源配置失衡程度已达到30%,超出实体经济运行部分达到15%,经过一系列的宏观政策调控,第3季度有所下降,但风险值仍很高。第4季度两个指标基本降到了合理的水平。这次泡沫属于局部资源配置失衡导致的,所以,发展其他的投资渠道,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引导资金流向是调控的重点。
从图中也可以看到,在2001年年初一度出现房地产泡沫现象,但资源配置失衡程度没有2005年年中严重。本文认为原因在于当时股市运行态势良好,当时我国证券市场市值已经占到GDp总值的50%左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增大,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加入wto,创业板
的推出,开放式基金的设立等吸引了大批的资金进入证券市场,弱化了资源配置失衡引发的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程度。
四、结论与建议
房地产市场对宏观经济、金融稳定具有重要影响,但目前国内外没有关于基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房地产市场风险的定量度量工具和方法。本文从宏观经济风险管理和金融系统风险管理的角度,借鉴金融风险度量工具VaR的概念提出Hp-at-Risk的概念,建立了度量基于宏观经济运行的房地产价格波动风险的分析框架,通过基于产出的风险和基于物价指数的风险两个指标,分别度量其超出实体支撑的风险和市场局部失衡的风险。
这两个指标很好地揭示了美国、英国、日本、中国香港的房地产市场产生的泡沫和泡沫的破裂,且定量地度量了泡沫和泡沫破灭的程度,结果直观明确,并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
(一)通过对HaR的平稳性检验,得出房地产价格波动的运行规律:房地产价格的波动围绕实体经济发展形成的均衡――经济周期波动,房地产市场由于价格增长超出实体而虚长的财富最终还是会缩水,最终与实体经济发展相一致。
(二)通过两项风险指标的综合分析,判断泡沫的不同类别,采取区分政策进行宏观调控:当两个指标都高,需采取针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当HaR很高,HaR2相对平稳时,则需采取针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全范围的调控;当HaR2很高,HaR相对平稳,应该加强房地产市场秩序调整,打击市场恶性投机行为,阻止泡沫继续膨胀引发宏观经济运行风险。
(三)英国、香港房地产市场有过热迹象,美国房地产市场价格也达到历史高位,均存在一定的风险。
本文最后对上海房地产市场的实证分析,检验出上海房地产市场在2001年和2005年出现泡沫,并明确论证了两次泡沫的差异,给出了现实的合理解释。特别指出的是分析得出2005年上海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是由于资源配置局部失衡导致的,应该通过积极拓展投资渠道,尤其是要大力发展证券市场分散资金流向的方法解决,验证了目前国家相关宏观政策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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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7
一、宏观审慎管理对基层央行维护金融稳定提出新要求
1、建立金融监管协调机制，需要基层央行在地方金融监管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
宏观审慎管理需要关注区域经济与金融的协调性，要对整个区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防范，就必须要有一个联合各个不同管理部门的协调机制。人民银行作为金融宏观管理部门，应着眼于整个金融体系，在整个金融监管协调机制中发挥主导作用，负责监管整个金融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特别是跨市场、跨行业的风险。这就要求基层央行要强化与各专业金融管理机构的协调合作，在地方经济金融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不仅仅要使金融机构配合央行的金融稳定工作，更要得到地方政府各部门的认可和协助，发挥政、银、企平台的监测与信息共享作用。
2、完善宏观审慎分析方法，需要基层央行构建完备的数据库作为信息支撑
根据宏观审慎管理工具的研究，要降低金融体系的顺周期性风险，就要建立适合我国宏观审慎管理要求的指标体系与逆周期调节机制，研究逆周期调节系数，通过动态拨备政策和差异化资本充足率等进行逆风向调节。这些工具的利用需要充足的数据支持，因此，要实施宏观审慎管理，基层央行金融稳定机制框架必须具有一个完备的数据库，数据库内应涵盖并能提供最新的整个区域的各项经济金融指标，如GDp增长率、信贷增长、资产价格增长、金融机构的杠杆率、银行财务数据等。
3、构建差异化激励约束机制，需要基层央行合理界定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
宏观审慎管理要求基层央行在对区域内金融机构进行监管时，要采取多项激励与考核手段，对金融机构的风险情况实施综合评价，并依据不同的评价结果给予不同的监管倾斜，校准监管措施，使监管措施对金融机构起到有效的激励和约束作用，引导金融机构自身不断加强风险管理。其中，合理确定区域内的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界定其是否属于大而不倒，对其实行特殊监管政策尤为关键。
4、提高压力测试分析水平，需要基层央行具备专业的监管人才
压力测试是宏观审慎管理的一项重要分析方法，包括情景分析和灵敏度分析，这两类分析都要求工作人员具备较高的定性和定量分析能力及数据软件操作水平。因此，在宏观审慎管理的要求下，基层央行在推进金融稳定机制建设的过程中，就需要更专业的金融人才，能对金融开放、金融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专业的技术分析，能使用各项工具和预警指标对金融系统风险进行计算测量。
二、新形势下构建基层金融稳定机制存在的问题
1、快速发展的跨地区、跨市场、交叉性金融业务与松散的联合监管机制之间矛盾加大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金融改革力度加强，区域性银行、证券、保险业法人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增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不断出现，金融理财产品快速发展，经济金融发展的跨区域性加剧，导致金融市场布局、金融发展轨迹和风险分布均发生变化，区域金融风险监测的外延需要不断扩大。而从目前的金融稳定机制来看，跨区域、跨市场的金融管理信息交流和风险预警通报制度不健全，监管协调存在空白。加上近年一些银行机构纷纷通过信托业务和表外代付业务来突破信贷规模控制，使得社会融资规模快速扩张，为银行业稳健经营埋下大量风险，也增大了基层金融风险监测评估的难度。这些交叉性金融业务均对金融风险联合监管提出新的挑战，需要一个更加高效、紧密的区域稳定联合监管机制。但目前基层央行金融稳定协调的模式和内容比较单一，日常事务协商基本停留在一事一议的临时性措施上，协调效率低、成本高，跨部门金融稳定协调配合与整体推进不到位，难以形成齐抓共管、协调联动、合力监管的金融稳定工作局面。
2、政策频繁调整导致经济金融的长期性、结构性问题更为显性化，增加宏观金融审慎管理的难度
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期，国内经济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矛盾和问题仍很突出，货币体系与经济制度的调整给金融安全带来风险。如个别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凸显，一些企业在“两高一剩”的产业限制和产业转型中出现经营困难甚至资金链断裂，一系列老风险和新问题都对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产生较大影响。同时，全球经济复苏过程不稳定、不确定因素的增加和对国内经济预期的变化，使得宏观调控政策的调整更为频繁，增加了区域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而当前基层央行调节信贷投放的手段不多，对金融机构未能形成有力约束，信贷逆周期调控与地方政府刚性投资冲动的天然矛盾，也一定程度对冲宏观金融审慎管理的有效性。
3、分业监管体制下基层监管力量存在明显局限，降低了局部金融风险的发现概率和防治效率
在当前分业监管体制下，基层金融监管架构不健全，监管的幅度和广度有限，制约了监管效率。目前证监会、保监会仅在省一级或少数地市设立分支机构，绝大多数地市和县一级没有设立派出机构，造成市、县级行业监管主体缺位，在日常监管中存在时差和空间差，对一些违规问题或风险苗头不能及时发现、处理和解决，影响了金融业的声誉和公信力。例如一些基层出现保险销售误导、保险违规等情况，如不及时就地处理，就会波及到地市或省级金融机构，在更大范围内影响金融稳定。
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8
论文关键词：宏观；审慎监管；货币政策；调控
0 导语
为了保证我国经济金融发展的安全、稳定与效率，客观上需要建设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审慎的金融监管体系不否认金融监管，而是要加强金融监管，这种监管是建立在对尊重市场自主权的基础之上，是一种审慎的监管。同时要求有更为深入广泛的金融监管体系，这个体系应更多的从宏观角度对金融进行管理，尊重市场的调节和金融体系的效率，对市场的不完备进行补充。
1 金融危机与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1.1 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原因评析
2007年引爆于美国的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危机持续升级，影响逐渐加剧，最终演变成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此次危机爆发于金融体系最完善、金融创新最前沿以及金融理论和人才最丰富发达国家——美国，而且起端次级住房抵押贷款债券市场这一金融创新领域。危机似乎不同于八、九十年代爆发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主要集中在货币和银行的危机。然而，imf前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等人根据有关金融危机的标准研究，通过将此次危机的资产价格、增长和政府债务等指标同二战以来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进行一系列对比，研究结果表明此次危机和以往的危机并无本质差别。
但是在客观忽略资产价格泡沫极度膨胀的通货膨胀目标制的宏观经济理论，以及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微观审慎监管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忽略金融监管的宏观政策框架，必然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积聚系统性风险，在金融体系内埋下重大隐患。泡沫一旦破灭，积聚的风险迅速释放，最终演变成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给实体经济造成巨大的冲击。
1.2 宏观审慎监管的提出
危机爆发后，国际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对金融监管进行了深刻反思。为维护金融稳定，金融监管变革在所难免。综合g20、fsb、bis和imf报告文件来看，金融监管改革目的是保证金融稳定，防止类似的危机的冲击，预防系统性风险。
改革主要集中在六大块：
（1）增加资本和提高资本质量，同时改善流动性和缓冲机制，缓解资本监管顺周期性。
（2）改革薪酬制度，维护金融稳定。
（3）增强会计准则实效性。
（4）改善场外衍生品交易市场。
（5）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妥善处置。
（6）加强全球金融监管合作，强化遵循统一监管标准。其他方面还包括对冲基金、信用评级公司和证券化等方面的监管和改革。部分改革已在逐渐付诸行动并进行了效果评估，有些改革尚处在讨论和研究阶段，监管改革的机遇与挑战并存。
当然，以往的微观审慎监管对于保证单一机构安全，从而保护金融消费者（存款者和投资者）的利益有着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微观监管的固有弱点表明了其不仅强化了顺周期性并且未能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在保证单个金融机构安全的同时却有可能最终导致整个金融体系的崩溃。因而需要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宏观审慎监管”的概念提出已久，地位也随着此次危机的爆发显著上升。“宏观审慎监管”目前尚无明确定义。据已有的文献来看，宏观审慎监管主要是相对“微观审慎监管”而言，金融监管当局从金融体系而非单一机构的角度实施监管，降低金融危机发生的概念，维护金融稳定，密切关注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宏观审慎监管同微观审慎监管在监管目标、最终目标、风险性质的对待、机构间风险暴露相关性的重要性和审慎控制的实现方式上都有着本质区别。
当前，金融监管改革依然处在成型阶段。为维护金融稳定，总的改革趋势将向立足于微观审慎监管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的方向发展。其主要的新特征将体现在逆周期性监管政策工具的选用和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
2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的不足与改良
2.1 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系的形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快速发展，我国的金融监管模式也在不断变革。总得来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的统一监管体制时期，人民银行履行统一监管职能。
第二阶段为统一监管向分业监管的过渡时期。1992年10月证监会的成立标志分业监管的开始，1998年保监会的成立标志人民银行、证监会、保监会明确分工，分别对银行业、证券业和保险业进行监管的分业监管模式初步形成。
第三阶段为1998年后的分业监管体制时期。
其中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一行三会”为基本格局的金融监管体系最终形成，即分业多头监管的格局形成。为加强协调沟通、信息共享，形成安全有效的监管网络，监管联席会议制度被引入。2004年三会签署了《三大金融监管机构金融监管分工合作备忘录》，在明确各自职责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定期信息交流制度，经常联席会机制。然而监管联席会已长时间没召开，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目前主要由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定期召开金融旬会来加强监管政策协调。
2.2 我国金融监管体系的不足
尽管我国目前分业监管有利于提升监管专业化水平，有效防止了金融风险传染效应，但如同大部分分业监管模式一样，我国当前的监管体系存在不足。钱小安认为我国监管体系不足体现在监管重复与监管空缺并存、监管资源配置低效、监管协调机制较弱等方面。根据引发此次金融危机金融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宏观审慎监管角度来看，我国金融体系存在三大方面的不足。
首先，缺乏稳健的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系统性风险的有效防范，必然需要对金融体系的数据信息进行整合、分析、检测和评估，发现金融系统不稳定性的来源，发出风险警示。这就需要一个专门的分析平台，一方面整合各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另一方面同时整合分析宏观部门和微观部门的信息数据。而目前，我国并没有搭建这样一个平台。
其次，系统性风险防范不足，存在监管盲区。此次金融危机表明，由于缺乏对具有系统性重要影响的金融机构（集团）有效监管，致使这些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最终加剧金融危机程度。
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不完备。有效的金融监管需要先进监管理念的同时，还需要有效的完备的金融监管政策工具。而无论是在时间维度上的逆周期监管政策，还是在行业维度上的对系统性风险的有效监控政策，我国都存在不足。
2.3 我国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构建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们分析提出了我国在金融监管上存在的不足，因此在我国未来的金融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构建中，我们要提出针对性的对策。总得来看，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有赖于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搭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完善以及组织合理安排下的政策协调机制健全。
首先，搭建宏观审慎分析平台，建立预警机制。宏观审慎分析平台的构建，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分析、评估和预警，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在这一环节的构建大体可分为四步。首先确定平台，即明确微观和宏观数据整合分析的职能的具体承担部门，可以是“一行三会”当中一个也可以新建一个部门。其二，信息数据的收集和平台构建后，相关职能部门就得强化对系统性风险相关信息数据的收集和整理，特别加强微观和宏观数据的有效整合，全面掌控系统性风险变化趋势。其三，系统性风险评估体系的构建。即从金融体系宏观层面又从银行、证券和保险等行业微观层面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检测与评估，加大各行业微观层面风险评估对金融体系宏观层面风险评估的支持力度。
第二，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从时间维度上说，我国应完善包括逆周期贷款损失拨备和逆周期的信贷政策等在内的各种逆周期监管政策机制。同时，要加强对杠杆倍数的检测，从微观和宏观角度有效控制金融体系的风险过度承担。完善相机抉择机制，有效避免危机扩大和扩散。从行业维度上说，要加强对金融控股集团监管立法，完善对交叉性金融业务的监管政策工具，有效监管金融创新、金融衍生产品。完善危机处理机制，设计多层次的应急处理监管政策工具。加快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最后，合理架构组织，健全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协调机制。组织结构铺排，各部门政策协调是宏观审慎监管框架能否成功搭建的最关键因素。首先，系统性风险信息的获得、预警机制的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工具的设定需要各部门明确职责并加强沟通协作。其二，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需要各部门的密切配合。组织架构设定对宏观审慎监管的效果有极大的影响。我国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中的组织安排，首先是确定宏观审慎分析平台，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总的召集人；其次是三会要加强对各自监管行业的宏观审慎监管和微观审慎监管结合意识；其三，要加强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同宏观货币政策之间的协调；最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实施部门要加强同人民银行、财政部以及发改委等部门协调，制定科学的监管政策并有效执行，提高监管水平和效率，维护宏观金融稳定。
3 宏观审慎监管与货币政策调控的联系
在金融监管中，有一项监管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即银行监管。这是由于：首先，银行业在金融体系占主体地位。其次，在各类金融机构中，银行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发金融危机的部门。因此，作为我国货币政策执行机构的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必然在宏观的金融监管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在新的金融机制改革中，基于对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必然要改革在此前大行其道的硬约束监管机制。但在当前的新的金融运作形势下，对于资金的过于严格的监管可能会导致雁行的信贷减少，进而导致整个社会总投资的下降，这自然不是金融监管希望的结果。
但是在新的宏观审慎的监管机制下，政府实行货币调控政策则可以利用这样较为完整系统的机制来进行整体的调控，不仅可以提高货币政策在有效引导国民经济向更好的发展方向上进步，还可以在这一较为拔高的视角上有效的规避一些金融风险，更加有效的将我国经济引导至又好又快发展的康庄大道！
4 结语
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9
关键词:系统性金融风险;宏观审慎分析;风险管理;金融稳定
abstract:thispaperreviewsthemethodsandcontentsofmacro-prudentialregulationandputforwardsarrangementsofpreventingsystemicfinancialrisk.ononehand,shouldimprovetheriskassessmentframeworkandbuildanalyticalmethodsofmacro-prudentialregulation,establishthemechanismsofriskmonitoringandearlywarningsystem.ontheotherhand,shouldimprovetheexistingfinancialmanagementsystem,clarifytheroleofsystemicfinancialriskmanagement,introducethecounter-cyclicalpolicyinstruments,andimplementthesupervisionofsystemicallyimportantfinancialinstitutions.allmeasuresaboveaimtoreconcilefinancialrisksandmaintainfinancialstability.
Keywords:systemicfinancialrisk,macro-prudentialanalysis,riskmanagement,financialstability
中图分类号:F830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4-2265(2010)10-0060-04
全球性金融危机对国际金融体系带来极大冲击和破坏,同时也充分暴露出现行监管体制存在的弊端。监管薄弱被认为是造成此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也是危机后国际集团和美、欧各国政府提出改革金融体系和监管架构的原因之一,其中最突出的建议,是成立系统性风险监管机构来监管整个金融体系,识别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借鉴欧美国家金融监管改革实践,重新整合、构造有效的金融管理体系,对提高我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具有现实意义。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诱因及表现
(一)系统性金融风险定义
系统性金融风险又称全局性金融风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其定义为重要性金融机构经营失败通过内部关联性对其他金融机构带来的巨大损失。其表现特征:一是由经济周期、结构性风险因素或政治等突发性事件引起,最终导致波及全局的、系统性的金融动荡。二是冲击规模大,可能影响许多商业银行、其他金融机构,甚至整个宏观经济。三是传染性强,对一个市场主体的负面冲击会产生多米诺骨牌一样的连锁效应,市场参与者由于担心受到冲击使信心动摇,风险快速扩散。系统性金融风险可能触发价值损失,或丧失对金融系统的信心,而且程度比较严重,可能造成系统性的金融动荡或导致金融体系陷入支付危机、货币贬值危机,从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二)风险生成原因
长期以来,由于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局限,金融监管部门过于偏重单体金融机构和局部领域的稳定,对金融机构经营模式改变、跨行业渗透和资产配比结构失衡等现象缺乏足够的关注。近年来,因单个机构出现问题、风险蔓延至整个金融体系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已很少发生,其间出现的历次危机包括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基本都源于在信用膨胀背景下,市场主体基于同一制度规则要求、按照相近的思维模式或风险评价机制,使风险形成高度相似并集中于相同和系统关联性领域,导致金融失衡不断扩大、系统性风险日益增加。监管体系的人力、行政、资产和信息资源不能充分共享,中央银行宏观金融信息与各行业监管部门微观监管信息的沟通不畅,则严重影响了对系统性风险的及时判断、识别和防范。
(三)我国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主要表现
一是经济风险从微观层面迅速上升并转嫁成为金融风险。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各种社会经济问题对金融体系构成巨大压力,经济发展的结构性矛盾突出,金融领域长期以来积累形成的一些深层矛盾与问题尚未化解,在内外部环境趋紧形势下有些问题逐渐凸现,对金融稳定形成冲击。
二是信贷集中与信贷期限结构长期失衡风险。近年来,通过推进金融改革,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贷款得以化解,但随着信贷投放力度不断加大,新增贷款过度投向大企业、中长期和政府投资项目,“贷大、贷长、贷集中”问题突出;政府融资平台授信存在一定的合规性风险,影响贷款质量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流动性风险积聚。
三是金融创新形成的市场风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以此为基础的衍生品和跨市场交易快速发展,但我国分业监管的现实和监管立法的步伐滞后,使对部分金融创新领域的监管存在空白。在没有明晰的风险管理既定战略情况下,各类金融市场联动效应增强而产生的交叉性和系统性风险问题越来越突出。
四是地方政府投资及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内在冲动,运用财政及其他手段,脱离发展实际扩大基础设施、大型项目建设,造成部分行业和地区投资过热、政府债务负担沉重,隐藏较大的经济和金融风险。
五是币值变动和汇率风险。主要是国际货币的币值变化引起汇率变动,导致我国部分对外金融资产迅速贬值或成为坏账损失,或者对外贸易收支恶化,通过进出口企业与金融市场的融资关系将损失向金融系统转嫁。
二、系统性风险防范体制调整的目标:加强宏观审慎管理
危机发生后,国际上以G20峰会和金融稳定理事会(FSB)为主要平台,对现行监管体制展开全面反思,推动了新一轮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美国政府金融监管改革白皮书(2009.6)强调强化美联储市场稳定监管者职责,监管范围扩大到所有可能对金融稳定造成威胁的企业;成立跨部门的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以监视系统性风险。欧盟泛欧金融监管改革方案(2009.6)决定设立由成员国中央银行组成的欧洲系统性风险管理委员会,负责监测整个欧洲金融市场上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英国《金融市场改革》白皮书(2009.7)重申英格兰银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目标,特殊情况下对金融市场提供流动性支持。美、欧关于金融监管架构改革的共同特点是确立统一监管机构来对金融体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监测,其中加强宏观审慎监管、防范系统性风险被置于重要位置。
目前,我国潜在的金融风险本质上是体制性风险。涉及跨经济领域、跨市场的金融活动和蕴含的风险单纯依赖金融机构监管部门的功能监管,已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防范和化解。金融监管体制尚未做出制度性调整,维护金融稳定的长效机制建设滞后,必然加大应对突发性金融风险的成本和风险暴露的社会负面影响。结合国际改革实践,应及时将宏观审慎管理纳入宏观调控及金融稳定的政策工具组合,对可能积累的系统性风险提出早期预警,并在必要时提出风险处置方案。
由人民银行担负我国实施金融宏观审慎管理的职责,出发点是:其一,人民银行作为我国的中央银行,肩负着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重任。但现行《中国人民银行法》对此仅做了原则性规定,缺乏可执行的具体实施细则,宏观审慎管理与维护金融稳定职责的结合,可使中央银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职能真正得到强化。其二,中央银行最后贷款人职能是出于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考虑,同时,中央银行为制定货币政策而进行的经济和金融分析,以及在金融安全网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监控和评估宏观经济和金融体系整体发展中出现的金融稳定潜在威胁的能力。
三、我国宏观审慎管理的重点及政策工具选择
宏观审慎管理意在弥补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和微观监管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的不足,将金融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目标是关注金融体系在当前和未来时期经济运行中的潜在问题,在支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防范和管理跨行业、跨周期的整个金融体系风险,达到维护金融稳定的目的。
(一)引入逆向监管指标和政策工具,弱化金融体系潜在的顺周期性
外部规则的顺周期效应是导致金融体系顺周期性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主要原因。改变或缓解顺周期性,应在现有规则中设计有效的“调节器”机制。首先,基于资本充足是最重要的监管约束之一,在现有规则中建立逆向资本缓冲制度和引入杠杆率指标,抑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过度扩张和过度承担风险,防止金融体系杠杆程度的非理性增长和系统性风险的不断累积。其次,调整现行会计准则中只能对引致损失(incurredlosses)计提拨备的规定,增加或减少银行在经济上行和经济衰退时期的拨备要求,实行动态拨备制度,增强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应对风险的损失吸收能力。第三,顺应经济波动的顺周期性选择恰当的货币政策工具。鉴于信贷仍是我国银行业的主要资产和最重要的货币投放方式,且信贷投放总量和结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应在客观分析判断宏观形势基础上准确选择货币政策工具,把握节奏引导信贷适度、可持续增长,实现总量调节和防范金融风险有效结合,增强金融体系稳健运行基础。
(二)强化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市场和工具的重点监管
通常情况下,监管部门对待“大而不能倒”金融机构的态度,远比对非系统性机构“宽容”,而缺乏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有效监管正是危机爆发的教训之一,因此,应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此外,有些金融机构虽然规模不大,但由于高杠杆化、跨市场、跨行业,从而出现“关联太多而不能倒”的情况,也应纳入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管理范畴。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在考虑针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采取更直接的方法来控制风险,如对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行为实行额外(超额)资本要求或征收超额费用。
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评定可参考三个标准,即规模、可替代性和关联性,同时应考虑金融体系结构、宏观经济环境等因素。对我国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如工农中建等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大型国有控股保险公司,平安、中信、光大等大型金融控股集团等)的管理可实行超额资本要求和更高的流动性标准,限制其业务范围,将系统性风险降到政府可控范围内。一是限制大型商业银行的规模,设定单一银行在市场上所占份额的最高比例,同时限制其通过过度举债进行业务扩张。二是限制大型银行机构利用自有资金进行自营交易,禁止从事与自身盈利有关而与客户服务无关的投机交易业务。三是限制大型银行参与高杠杆、高风险投资活动。跟踪监测其证券投资组合,定期对现有投资组合的质量实行分级评估。四是建立经营失败金融机构的处置机制,促进大型、复杂金融机构风险外部成本的内部化。打破系统重要性机构“大而不能倒”的潜规则,使金融机构增强承受风险和管理风险的意识,提高市场竞争力。
(三)加强协调配合,实现宏观审慎管理与微观监管的有机结合和补充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内,信息资源分散、协调成本较高等问题制约了监管效能的提升。在金融业务综合化、金融活动国际化、金融交易电子化和金融产品多样化的趋势下,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业务监管主体缺位,使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处于真空状态。当前,虽然对系统性风险管理关注度的提高是一个可喜进步,但需要正视的是,宏观审慎管理具体实施仍然模糊和存在着较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对系统性与非系统性监管机构的监管效能协调产生压力。
近年来的处置实践表明,风险处理不当不仅造成时机延误、成本增大,甚至将给社会稳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中央银行承担宏观经济管理和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重要职责,在调控经验、分析手段、数据支持和人才保障方面具有优势,宏观审慎管理中应发挥主导作用。有关专业监管部门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当局部风险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时,需要中央银行从全局角度进行分析和判断,采取应对措施。央行和金融监管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加强协调配合,使宏观审慎管理和微观监管各有侧重,互为补充,既要防止单个机构重大风险发生,又要防范整个金融体系系统性金融风险。
四、宏观审慎分析的基本框架及主要内容
(一)构建系统性风险预警系统
金融失衡和相关风险在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间的传递具有传染效应和非线性关系,应构建早期预警系统以及时发现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风险。预警指标可按照时间上先行和系统关联性的标准选取,同时,对各项指标所包含的信息要进行综合分析,避免过度依赖单个监测指标。imF金融部门评估规划项目(FSap)将金融稳健指标分为核心指标(10项)和鼓励指标(26项),用来评估金融部门应对冲击的脆弱程度和分析冲击对宏观经济层面的影响,其中,核心指标在借鉴“骆驼”评级框架基础上,增加了市场风险敏感性指标。结合我国实际,还应考虑反映地方政府债务的融资平台贷款偿还率、地方政府债务增长率等指标,除住房价格外,反映房地产市场泡沫程度的商品房空置率也要密切关注。
(二)开展宏观压力测试
风险评估既包括简单的规模、替代性以及关联性指标分析,也包括衡量系统风险的复杂工具,如压力测试。宏观压力测试(或者叫系统脆弱性压力测试)的目标是通过分析宏观变量的变动可能对金融体系稳健性的影响,对具有内在联系的经济、金融部门间风险和脆弱性进行评估。宏观压力测试与单个资产组合压力测试的区别除目的不同外,宏观压力测试主要涉及非同质资产组合的汇总和相互比较,且通常基于不同的假设和计算方法,测试结果可反映出金融体系的风险状况随时间的动态变化。FSap压力测试评估的风险主要来源于汇率、利率、信用、流动性、商品、资产价格的变动及这些风险的第二轮影响,通过采用几种不同的方法来衡量宏观经济冲击对金融稳健指标带来的影响,以评估潜在的金融脆弱性。
(三)扩展系统性风险监测范围
实体经济运行对金融业的冲击影响较难评估,美联储被赋予对主要企业日常流动资金状况进行分析的职责,审查企业整体资金市场链中断和资金困难时潜在的影响。除企业和限制性行业市场风险外,我国当前也面临其他一些系统性金融风险隐患,如资本市场机制不健全导致直接融资功能弱化;地方乱集资、理财产品投资损失可能引发民生风险;网上非法支付、地下期货等非正常金融活动蔓延,担保、典当等行业管理不够规范、风险底数不清;房地产市场发展缺乏健康和理性,房价过高蕴藏资产泡沫风险等。对这些金融机构、市场和企业的经营变动情况应及时纳入宏观审慎分析的范围,跟踪其运行及风险变化。
(四)提高前瞻性风险识别能力
作为宏观审慎管理部门,人民银行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政策操作上,应具备预见性与果断性。一是要及时剖析金融机构失败的具体案例及有关救助措施,总结应对危机发生的经验和教训,完善防范系统性风险的措施和机制。二是根据以往问题和新出现的风险,加强内部风险报告制度,确定分析和评估的范围、重点并适时修正,使风险评估机制不断完善。三是有针对性地提升系统工作人员的专业能力,使其有能力对风险进行确认,来解决不仅是当前,并且包括在较长时期内面临的风险挑战。
五、完善宏观审慎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一是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健全、有力的应急措施和风险处置制度是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关键。建立政府、央行、监管部门“三位一体”的金融风险应急预案,针对日常状态、紧急状态和危机状态情况采取正确的行动,形成快速协调、稳妥处置风险的工作合力。各部门应加强对有关信息的汇总和分析,将其职责范围内发生的重大金融事件及时通报,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金融突发事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
二是强化最后贷款人职责。针对突发系统风险,要及时向市场发出明确信号,回复市场信心,阻止金融恐慌蔓延,并在必要时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直接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完善对暂时出现流动性困境的金融机构的紧急救助机制。对单个机构的救助需要审慎,这是因为过分依赖再贷款资金会弱化市场机制和外部约束,助长金融机构道德风险。可尝试以惩罚性利率,向陷于流动性困境的个别金融机构提供资金支持,避免其倒闭连锁反应,从而保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
三是实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分业监管体制下,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分散在各监管部门的职能之中,无论是事前还是事后保护,都存在明显局限。可考虑在人民银行或财政部等宏观调控部门内,增设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专门机构,实现消费者利益保护由分散归于集中,由隐性变为显性。事后保护方面,尽快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完善金融安全网,运用市场化的风险补偿机制,合理分摊政府、股东和公众因金融机构倒闭而产生的损失,增强公众对金融体系的信心,避免危机扩散和传递。
四是加强国际监管交流合作。系统性金融风险具有明显的跨国传递特征,单凭一国的力量往往难以化解。危机后,美国和欧盟国家皆注重建立金融监管的跨国协调机制。我国应考虑在完善金融监管规则如金融衍生品监管、跨市场业务监管和增强市场透明度等方面与有关国际标准接轨。主动参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探索建立常规化的对话和交流机制,明确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承担国际组织事务的利益准则,增强联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能力。
参考文献:
[1]GlobalFinancialStabilityReport(2009).internationalmonetaryFund,2010,(4).
[2]金融部门评估手册[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7.
宏观经济风险分析篇10
[关键词]商业银行信贷风险成因防范
[中图分类号]F83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0)04-0107-01
商业银行在进行经济活动中面临着许多风险。周雁(2008)认为银行风险通常包括信贷风险、结算风险、票据风险、贴现风险、投资风险等,指的是由于对未来发生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继而导致经济发生损失的可能性。作为商业银行的一项最基本的业务,信贷资产所占的比重巨大,又由于商业银行主要是依靠负债进行经营,倘若贷款不能及时收回,便会对银行造成短期资金紧缺,甚至因资金周转困难而倒闭。因此,分析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成因,找到降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有效途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成因分析
形成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原因众多: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原因。本文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认为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形成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宏观经济、微观企业和银行自身。
(一)宏观经济的不利因素形成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作为宏观经济主体中的重要一环,商业银行的日常经济活动受宏观经济大环境的影响较大。主要体现在:
1.利率风险。利率不仅体现了资金的使用成本,还直接影响着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我国利率正逐步向市场化转变,再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将利率作为调控手段之一,因此,利率的变化再所难免。利率的频繁变化会影响到资金的使用成本,也会使得银行的经营业绩发生巨大变化,从而加大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2.汇率风险。商业银行在进行经济活动期间,也会发生国际业务,而国际业务的发生便会面临汇率波动问题。人民币汇率正逐步走向国际化。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汇率的大幅升水或贴水,使得商业银行在国际业务中面临的风险较大,尤其在我国商业银行缺乏国际业务风险管理经验的前提下,我国商业银行外汇贷款面临的损失较大。
(二)微观企业的经营不力形成了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
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所持有的资金不可能完全来自于自有资本,而都是采用一定的财务杠杆,通过借款来满足资金的需求,其中一部分便是银行贷款。商业银行面临的信贷风险主要体现在:
1.企业的主观短期行为。企业责与权的不对等,导致了企业的短期行为,从而造成银行贷款被不合理占用,资产无法正常流动,继而加大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2.企业的客观经营风险。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前,需要对企业的相关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过才能发放贷款。但是,贷款发放前后,某些因素会发生变化,如产品的市场需求减少等,从而使得产品滞销,企业财务状况恶化,继而影响贷款安全。
(三)银行自身的管理不善形成了商业银行信贷风险
商业银行信贷管理机制和自我约束机制不完善。由于长期的机制原因,我国商业银行的相关管理机制不够健全,对防范贷款风险的意识不强,“重贷还轻”的思想仍然存在。同时,银行可能会超过自身实力发放贷款,或者贷款对象集中在几个企业,这些企业一旦发生危机,银行贷款的风险将加大。
二、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商业银行应该加大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分析力度
宏观经济的变化加大了我国商业银行信贷风险。因此,培养专业的经济人才,时刻跟踪、关注宏观经济变量,及时反馈相关的信息,依据此信息,采取及时的措施手段,较少甚至化解信贷危机。
(二)商业银行应该加大对已发放贷款的追踪力度
商业银行发放贷款后,需要定期到企业检查其生产经营情况及贷款的用途。
商业银行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查阅企业的购销合同,继而判断该笔贷款是否能够给企业带来盈利。如果借款人不按合同约定使用借款,如将借款用作他处等,银行将收回剩余贷款,甚至全部贷款额,减少由于企业不能按期还款带来的损失。
(三)商业银行应该完善担保制度
银行为减少贷款风险,保证贷款安全,通常会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物或者抵押物。凡经银行发放的贷款应依法要求借款人提供担保物,办理信用担保手续或者财产抵押手续,当借款人不能按时还贷时,银行有权处理该担保物。
(四)商业银行应该健全银行约束机制,杜绝违规贷款
我国《商业银行法》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不得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向关系人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不得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条件,违反规定发放关系人贷款,造成重大损失的单位,直接负责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应承担的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1]刘辉.商业银行贷款风险形成的原因分析[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200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