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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十篇

发布时间:2024-04-30 00:07:54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1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劳动力需求;供需平衡

一、研究背景

日前于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中提出“供给侧改革”的概念,指出在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下,总量问题和结构性问题并存,但是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以前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改变需求的办法不能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要用改革的办法来推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大会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重进行“供给侧”改革,既要做加法,又要做减法。减少无端和低效供给,扩大有效和中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促使供给和需求不断协调,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劳动力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血液,对于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关注和了解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是非常必要的。从国家统计局的网站我们了解到,2013年和2014年我国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均为4.1%,失业人口分别为926万人和952万人。目前国际通用的失业警戒线标准为:3%或4%以下为劳动力供给紧张型,5%-6%为劳动力供给宽松型,7%-8%为失业问题严重型。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虽然我国的城镇登记人口失业率在近几年大体不变,但是失业人口总数确在上升,目前劳动力市场仍处于供给紧张状况,需要采取措施对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进行改革,促进劳动力供需平衡。

二、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现象产生的原因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劳动力供给小于劳动力需求。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两个原因来解释:

(一)劳动力供给过小

我国社会保障事业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全覆盖,也就是说在我国范围内,人们在提供劳动力或者是增加劳动力时以换取报酬或者是得到更多的报酬,就会缴纳社会保险税费或者是缴纳的部分增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增加劳动力时所得到的收入可能会比增加前还要少,那么人们就会选择用闲暇代替劳动,来维持自己效益的最大化,此时,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就会减少。另外,失业金的存在会推迟一部分失业者进入劳动者队伍的时间或者是不再重新就业,因为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金时的生活状态可能会比其就业时更好。最后,由于我国目前的教育体制所引起的,没有培养出足够的符合企业要求的,与企业所需岗位密切相关联的劳动者,造成了结构上的不匹配。

(二)劳动力需求增大

我国的经济每年都呈现出一种较快增长的趋势,第三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尤为迅猛,对于高素质和高技能的人才需求较大。而我国虽然国民素质改善,国民教育提高,但是仍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求,劳动力结构和经济结构、企业结构不平衡的现状仍然存在。并且,我国虽然企业数众多,但更多的是不为人知的小企业和小作坊,这些企业对于劳动力的吸引程度较低,造成了劳动力在不同产业、不同行业、不用部门间的分布不均。

三、改善劳动力市场供给结构,促进劳动力市场供需平衡

劳动力市场供给紧张,即意味着供小于求。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此时在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更多的占据了主导的地位,这种“优势”虽然有利于劳动者更好的就业,但同时也会造成劳动者的松懈和消极怠工;而企业面临的不能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岗位雇佣一个合适的员工的风险也会加大。这样是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合理健康持续发展的,所以要提出办法和措施来协调供需之间的矛盾,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平稳发展。

首先,自从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我国目前的企业数量增长快速。不同于国家机关单位和事业单位,企业在面临人力资源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企业内部人力资源岗位的流动,将相对富裕的合格人员调往空缺的岗位,在企业内部增加劳动力的供给。这种方法,不仅成本低廉,而且也有助于激励企业内部员工工作积极性的提高。

其次,失业保险制度一方面提供失业保险金保障失业者在失业期间的基本生活需求,另一方面通过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增强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失业金可以满足失业者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同时也可能会产生“失业陷阱”的现象。即人们在失业期间所获得的资金或物品并不比其工作的时候得到的工资多或者两者相比所差无几,那么失业者就会选择继续失业而不是重新就业。所以,要在劳动力供给领域进行改革,就必须要更加完善失业保险金的相关政策,改变以往的领取方式,缩短保险金的支付周期以及放弃等额领取的方式,刺激失业者积极就业,将失业者转变为就业者,在数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另外,也要加强失业保险制度的职业介绍和职业培训的功能。目前中国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之一就是失业保险制度促进就业的功能过弱。所以,针对目前的这种情况,政府相关机构可以进行策划、组织、实施,扶持一些社会机构来进行这样一项培训工作,增强劳动力的知识水平和技能水平,使劳动者与就业岗位之间紧密度更高,更加契合,在质量上增加劳动力的供给。

第三,在目前劳动力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劳动力数量的弹性空间并不大,所以要提高企业员工的工作效率,在合理和合法的范围内,适当延长员工的工作时间或者是增加员工的工作量,并相应地提高工资。对于多支出的人工成本,则可以通过员工效率提高所带来的产值增加进行弥补,实现企业和员工的双赢。

第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应该要大力发展教育,将“育人”做为国家的首要任务。目前对教育体制的改革应该继续下去,加大对技术人才和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加大推广职业技术学校和专业型研究生的力度,让更多的“高材生”能够成为不仅有知识而且还有技能的人才。

第五,大力推进目前所提倡“供给侧”改革,实现劳动力的优化配置。首先,开放生育政策,增加人口总量,进而增加劳动力的供给。其次,开放户籍制度,改革外地籍人员的落户政策,使某区域成为能够留住人才的地方,从而改善劳动力的区域分配不平衡的问题,改善劳动力的供给。

按照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观点,目前中国的经济处于“起飞”阶段,要打破原先传统的经济发展局面,要实现经济结构的巨大转变。无论是提高我们的投资增长率还是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都离不开劳动者这一角色。劳动力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力量,所以要协调好劳动力市场的关系,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发展,能够适应经济体制改革深化的要求,同时也要能够满足劳动者的需求,促进社会的发展。(作者单位:山西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2

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主要特点是:需求方面由于产业层次低,对技术、文化等要求比较低,低技能低文化素质劳动需求比较大;供给方面,由于人们收入低,限制人力资本的投入,低技能低文化素质的求职者比重较高;从供求来看,低层次劳动需求与低层次劳动供给达成均衡,但这种均衡不仅会限制产业升级,而且会阻碍人力资本的提高,使得经济处于恶性循环。所以说,低水平均衡未必是较好的选择。那么,这种劳动力市场的低水平均衡是如何形成的?如何打破低水平均衡,使其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本文拟对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供求的低水平均衡及低水平的均衡状态做初步探讨。

二、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状态表现

作为人口大省河南省的省会,郑州市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但这些劳动力文化技能水平较低;由于郑州市产业结构不高,所以对劳动者的要求不高,某种程度上看劳动供求处于低水平的均衡,具体表现如下:

(一)传统行业的劳动需求与劳动供给都比较高

从不同职业的求人倍率来看,郑州市专业技术人员、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以及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主体,二者的求人倍率在数量上和变化趋势上基本保持一致,从职业的求人倍率来看依然可以看出第三产业的劳动需求较高。

(二)大学以上文化程度在劳动力市场中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所占比重都比较小

从需求人数来看高中在全部需求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是最高,在2005年第二季度时为37.88%,2011年第二季度时为27.54%,从所占比重上来看有所下降,对大专的需求比重在2005第二季度时为20.82%,2011年为23.26%,比重有所上升,可见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中对高中及大专文化程度的人员需求比重比较高。

那么郑州市的劳动供给如何呢?2005年第2季度高中、大专的求职人数占全部求职人数的比重分别是58.02%、28.85%,2011年第二季度二者变为42.19%、33.66%,二者加起来大约占总的求职人员的80%左右。而对文化程度无要求的2005年第二季度、2011年第二季度分别是31.98%、37.88%,大学以上的无论是需求比重还是供给比重在劳动力市场中所占的比重都比较小。

(三)低技能人员成为郑州劳动供求主体

从求人倍率的高低来看,中级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一直较高,譬如中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在27个季度中有24的季度都是大于1的,而初级专业技术人员的求人倍率在27个季度中有16个季度是大于1的,至于无技术等级的求人倍率一直在0.5徘徊,只是到了2009年之后开始处于上升趋势,达0.8左右,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人员的劳动过剩情况较为严重,到2009年劳动过剩状况才趋于缓和。

另外从绝对数来看,无论是2005年还是2011年对职业技术无要求的需求人数最多,所占的比重也是最高的,无技术等级的求职人数在不同技术等级的求职人数中也是最高的,所占的比重依然最高的。那么可以推断出郑州市劳动力市场中对技术的要求较低,并且求职人员技术水平也比较低,供求存在低水平的匹配问题。

(四)郑州市体力型劳动者备受青睐

从不同年龄组的求人倍率来看,郑州市25~34岁的求人倍率是最高的,2008年以前大致在0.8~0.9,2008年以后大部分在1以上,即劳动需求大于劳动供给,16~24岁、35~44岁,这两个年龄段的求人倍率基本上趋于一致,而45岁以上的求人倍率是4个年龄段中最低的,一直在0.3、0.4左右徘徊,在2010年达到0.5,2011年达0.7左右。

35~44岁的劳动力在技能和经验上更有优势,45岁以上的劳动力虽然体力开始衰退,但是技能及经验却更丰富。从求人倍率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结构看,郑州市的产业似乎更为青睐体力型劳动者。

三、劳动力市场低水平均衡状态形成机理分析

(一)低工资催生低层次产业

一是低工资会导致劳动对资本的替代。我国的低工资必然造成生产中劳动对资本的替代,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高速发展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足。

二是低工资制约人力资本投资,限制高级人才供给。工资比较低,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率很低,在教育成本很高并且几乎完全由个人承担的情况下,人们进行教育投资的积极性就会大打折扣。同时低工资降低了家庭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

三是低工资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低工资促使国际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我国转移,造成我国的产业结构呈现低度化趋势。低工资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和发展,而在国际分工中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状况又形成对低工资的依赖,这反过来会强化对低工资现状的维持,我国的这种低度化状态之间,呈现一种循环加强的趋势。

(二)低工资收入支撑低价产品需求

我国劳动力价格低廉,导致人们收入低下,低收入通过需求影响产业层次。低收入者首先由于所从事行业收入水平很低,收入低决定需求的上限,收入低产品需求量少,需求品种少;其次受传统消费思想影响,除了日常生活必需品开支外,主张节约消费,即使收入水平有所增加,在近期内还是会维持原先的消费水平,增加的收入用来储蓄,需求明显滞后;再次,受教育文化程度的影响。受教育文化程度低,不仅影响到找工作的难易,而且决定了这一群体不懂怎样正确、有效地提高生活水平,对新产品认识、接受、利用的不足会影响到消费思想。

(三)劳动供给层次低难以支撑产业结构提升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3

##市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近日了我市上半年劳动力市场职业供求状况,并对下半年的供求趋势作了预测。报告认为,##市市上半年劳动力市场运行平稳,整体状况和就业需求比去年同期有所增长,下半年的需求仍将主要集中在以服务性为代表的第三产业。需求旺盛推销仍据职业排行首位根据该项报告的统计,##市上半年通过劳动力市场进行招聘的用人单位有17560家次,招聘各类人员225500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进行求职登记的各类人员为306000人,其中单位在职人员为70114人,企业下岗待工人员为9986人,失业人员为98618人(其中预备就业人员为12088人),外省市人员为68239人,离退休人员为2054人,本市农村人员为56989人。从产业需求状况看:上半年第三产业的需求人数为183390人,占81.3%,第二产业需求人数为41910人,占18.6%,第一产业的需求人数为200人,占0.1%。从经济类型需求状况看:依次为股份制企业、外商独资企业、私营企业及个体、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从行业需求状况看:排在前列的分别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制造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建筑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体育和社会福利业,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电力、煤气和农、林、牧、渔业等。从职业需求状况中可以看到:推销员市场需求人数为76606人,已连续17个季度位居需求首位。上半年前10位的职业分别是推销员、营业员、餐饮服务人员、计算机工程技术人员、一般管理人员、秘书、财会人员、饭店服务人员、记者、编辑、中西餐厨师。网上招聘抬头复合型人才短缺明显在对上半年劳动力市场运行的特点和问题所做的分析中,报告认为:(一)、大型洽谈会有隐忧、专场供需会受青睐、上网招聘更盛行。全市上半年举办了大型综合职业招聘洽谈会18场,比去年同期减少2场,参会单位达6000余家次,比去年同期减少了3.2,表明用人单位参加大型招聘洽谈会的热情正在降温,原因在于一方面大型招聘洽谈会虽然参会的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少,但由于环境和时间的限制,成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的招聘手段和渠道也逐渐增多,如在众多新闻媒体的人才与就业专版上刊登招聘广告、参加经济实用的定期和专场招聘洽谈会等。尤其是区分不同求职对象和不同职业需求的专场洽谈会虽然参会单位和个人数量不很多,但针对性强、洽谈成功率较高,应成为今后职业招聘洽谈会的发展方向。享有“第四媒体”称谓的因特网日益为众多职业、人才中介机构所重视,网上招聘求职盛行一时。现在##地区开通的人才职业网站已有30余家,其中较为知名的有中华英才网、前程无忧网、##市人才网、赛伯工作网、百分网等。目前各人才网站都在积极探索着生存和发展之路,随着竞争的加剧,各网站还会推出自己的服务特色。但无论怎样都必须以满足人才供需双方的各种需求为前提,应打破网络单一的服务方式,将网络、平面媒体、猎头等不同方式进行组合,实现优势互补,走立体化服务的道路,只有这样职业人才网站才能生存和发展。(二)、供需双方趋于冷静、复合型人才市场短缺。当前职业中介服务机构加大了对用人单位科学招聘用人的职业指导,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表现在单位招聘人员日趋理性和务实,根据单位发展的实际需要招聘,也体现出再就业工程鼓励用人单位招聘下岗职工的优惠政

策发挥了明显作用。求职者的心态也正日趋成熟,许多人在择业时一改被动应考的形象,反过来“考”招聘者,通过各种途径观察、审视招聘单位,提出形形的问题,做到心中有数。这标志着求职者正力图追求在人力资源市场流动中的主动地位。今年以来,人力资源市场招聘的职位越来越市场化,表现为职业分类越来越细,并且不断有新的职业和岗位出现,市场需求对求职者的专业技能要求越来越高。应聘人员不仅需掌握所学专业的知识技能,还应掌握最新科技最新管理理论,了解市场行情、具备公关和管理能力、精通计算机知识,这种复合型人才需求走势看涨。例如企业招聘“财务总监”,相当于原来的总会计师,而它既要懂得财务,又得通晓管理。此外,精通计算机如今要具备综合开发能力,例如,网络编辑是目前较为热门的职业,应聘者除熟练掌握photoshop、Dreamweaver、Fireworks等软件操作外,还需要很强的专业知识,像做旅游网页的编辑,还要具有历史、地理等专业知识。(三)、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招聘求职行为有待规范。随着人力资源流动的日趋明朗化、规范化,用人单位和求职者之间通过一则招聘广告便能达到双向选择的目的。但调查中发现,不少单位频繁出现在各类招聘洽谈会上,主要是由于人员流动性过大,陷入一种常招聘、高流失的恶性循环之中,用人单位招聘、用工行为不规范是主要原因之一。表现在招聘时承诺的薪金及福利待遇不兑现、试用期满后借故辞退、不与应聘者签定劳动合同、不按规定上各项社会保险等。使应聘者得不到应有的权益,造*员严重流失。而一部分求职人员轻率跳槽也给招聘单位带来了管理上的失控和经济上的损失。这里提醒求职者应当注意的是人的确应该流动,可是职业流动率和职业满意程度并非成正比关系,盲目和过于频繁的流动会降低自己的职业背景优势,削弱自身的敬业精神和招聘单位对其职业稳定性的信心,因此有流动意向者应在能发挥个人能力并权衡利弊的前提下合理流动。(四)、劳动力市场倍受新闻媒体关注。如何搞活劳动力市场,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促进劳动就业工作如今引起众多新闻媒体的密切关注,几乎所有知名报纸都开辟了专版,宣传就业政策、分析劳动力市场行情、开展咨询服务、招聘求职广告。新闻媒体参与劳动力信息资源的竞争有利于新闻事业的发展,能更贴近现实生活、服务读者。但应在权威性、时效性和独家信息上下功夫,根据读者群的特点进行定位,这样才能在竞争中树立良好信誉和具有生命力。(五)、市场日趋成熟规范,劳动力价格逐渐合理。劳动力价格是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晴雨表,它客观地反映了劳动力余缺的状况,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成熟和稳定,劳动力价格也逐渐趋于合理。日前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向社会了2000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实行企业工资指导线制度,是建立“市场机制调节、企业自主分配、职工民主参与、政府监控指导”的企业工资制度的重要措施,它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对于企业合理开发劳动力资源和鼓励劳动者提高自身素质有积极的作用。当前影响劳动力价格的因素除了职位所需学历、技能、年龄以外,还有行业、经济类型、企业规模、经济效益与知名度等差别。(六)、政府部门开办的公益性职业介绍服务机构受信赖,劳动事务需求空间广阔。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开办的公益性职介收费价格低、服务功能全、可信度高,而且有存档和社会保险业务,因此越来越多的单位和个人都愿意接受它的服务,许多求职者包括一些破产、改制企业的职工和下岗职工纷纷将档案存在劳动保障部门开办的公益职介机构。这反映了人们就业观念的转变和国家政策的导向作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4

改革开放前,我国不存在所谓的劳动力市场,因此,工资水平完全由政府来决定。工资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工资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企业制度的改革,工资决定机制也相应发生了变革,原先集中在政府劳动部门手中的工资决定权逐步转变为企业决定;同时,伴随着就业制度的改革,劳动力市场逐渐建立起来,劳动力市场劳动工资决定的自由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劳动力市场在工资水平决定方面的作用已体现出来。

然而,受传统体制的影响,市场在决定工资水平方面的作用还十分有限。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我国二元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劳动力市场仍呈断裂和分割的状态。

就劳动力市场而言,目前大体可以分割为城镇和农村两个就业市场。而在城镇劳动力市场内部,根据供给者体制身份的不同,又可分割为两大块:一是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在这个市场,工资水平较高,且有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和较高的工作稳定性。二是体制外供给者劳动力市场。体制外供给者劳动力市场的情况比较复杂,根据劳动力供给主体的不同,这个市场还可以分为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以城市下岗职工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在这三个市场中,大中专毕业生一般就业于规范的“三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等知识技术密集部门,这一部门工资相对较高,工作也较稳定,但很少有福利保障和住房。这个市场和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一起构成了劳动力的主要市场。城市下岗职工多与非正规就业形式相联系,一般就业于小型企业、社区服务或自我雇佣。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情况较为特殊,它直接连接着城市和农村,农民工的就业范围既包括乡镇企业,也包括城市的私营企业、“三资”企业、一部分国有部门和非正规部门。城市下岗职工所构成的劳动力市场和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一样,工资较低,待遇较差,没有社会保障,工作亦不稳定,他们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次要市场。在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之间,劳动力是不予流动的,即使人员是流动的,但身份却是固定的,因而,尽管其间具有某些交叉的领域,但却不存在统一的劳动力价格、社会保障制度、劳动用工制度以及劳动力供求关系。

首先看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体制内供给者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是国有部门,国有部门的工资决定主要体现在国家对行政事业单位与国有企业的工资政策上。在行政事业单位,经历了1985、1993年两次工资制度改革,使工资决定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初步适应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不过,从行政事业单位的工资决定上看,它并不是由市场决定。可以说基本上还是沿袭与传统体制相联系的行政型工资制度。

在国有企业,目前,大多数国有企业的工资制度也都经历过多次改革,并先后推出了技能工资、岗位工资等多种形式的工资分配制度。在工资决定机制方面也引入了一定的市场成分,如少数企业实行了集体谈判制,但同样没有彻底改变与计划经济相联系的旧的工资制度;而且,由于国有企业担负着稳定社会的功能,劳动力的流动还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对于正式工不能以降低生产成本为由予以辞退,因此,在工资水平的决定上既体现不出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也反映不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就是说其工资还不是由市场决定的,也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旧的工资制度。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的工资水平并不像行政事业单位所表现的那样平均,而是在不同行业之间,工资差距已经有了显著的扩大。这主要体现在以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和以电力、煤气及水生产供应业、交通运输业及邮电通讯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等为代表的垄断性行业中。有资料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工资水平居前几位的一直是以金融业等为代表的垄断性行业,而工资水平居后几位的一直是以制造业等为代表的竞争性行业,行业之间的差距已明显过大。工资差距的扩大,说明有各种不同因素在工资水平的决定中起作用,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竞争因素和垄断因素。事实也正是这样,在建筑业、采掘业、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其工资决定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市场表现。在这类行业,由于国家采取了开放的政策,允许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这使得国有竞争性企业面临着来自非国有经济的巨大压力,从而不得不采取“减员增效”或“换员增效”的措施,将一部分职工下岗,大量使用农民工,增强劳动力的流动性以抑制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因此,这类行业在工资水平上增长就很缓慢。市场在工资水平的决定中已有较明显的表现。

然而,同属体制内劳动力市场的以金融业等需求方为代表的垄断性行业,其工资水平的决定却完全相反。由于这类行业受到国家政策的保护,非国有经济的进入受到限制,因而没有或者很少有来自非国有企业的竞争压力。这使得在这些行业里,旧有的就业制度得到维持,“大锅饭”、“铁饭碗”在一定程度得到保留,在享受着来自行政性垄断的超额利润的同时,享受着较高的工资,而高工资又排斥外来人员的进入,致使工资决定与劳动力市场完全脱离开来而成为垄断工资。

其次看主要市场的另一组成部分――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

的决定

以大中专毕业生为主体的劳动力市场是伴随着非公有部门的发展而形成的。非公有部门是在计划体制之外产生的一种经济形式,其分配制度是一种典型的市场化分配制度,市场双方完全根据市场原则确定工资水平。作为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方,首先,它只按照自身的实际需求雇用劳动力。由于这些部门是在计划控制之外得到发展的,因此无须承担吸纳超出需求的劳动力的责任。其次,除了市场水平的工资以外,这类部门大多不额外承担职工其他福利保障,也没有收入分享机制,工资水平完全根据企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以及符合需要的劳动力的市场供给决定。另外,由于这类部门管理体制中责任、权利和利益较为明确,具有对于特定人力资本进行辨别、度量和监督的激励机制,因而人力资本对于生产效率的贡献比较容易观察到,从而具备了区别劳动者所具有的人力资本禀赋而支付不同工资的条件。而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供给方,由于劳动力市场的供给者主要是高人力资本所有者,因此,市场经济按人力资本赋予相应的报酬,使得这一市场的供给者――处于知识管理阶层的就业者,普遍获得较高的工资,这说明市场在工资水平决定中的作用得到了体现。

不过,由于大中专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供给者不断增加,他们受市场分割的影响,其搜寻的就业岗位面较窄,主要限于正规部门,即国有部门和规范的“三资”企业、民营企业。而正规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增长比较缓慢,特别是国有制造业等竞争性行业效益普遍不好,工资不高,大中专毕业生不愿屈就;政府部门和垄断行业待遇较好,但仍很难进入,这使得大中专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供求发生了变化,并导致这一市场的工资水平开始趋于下降。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市场确是按照劳动力供求状况来决定工资,当大中专毕业生的供给超过所搜寻的就业岗位的需求时,市场的作用会使工资水平趋于下降;同时亦说明,由于从总体来看,我国高学历人数并不多,而目前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实际是分割的市场使工资差距的诱导机制丧失,从而使劳动力配置的作用降低。

再来看农民工所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决定

随着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农民工成为非公有制经济中就业的主体,而且,随着竞争性国有企业的放开,农民工也成为这类国有企业就业的中坚力量。从行业来看,农民工已分布于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行业,其中绝大多数都分布于制造业、建筑业、采掘业以及零售、住宿和餐饮业等服务性行业中。由于他们特有的身份以及人数众多,使他们构成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一个最大的市场――农民工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工资的决定一开始就是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双方是按照劳动力供求情况来决定工资水平。从目前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来看,它表现较低,这一方面说明了这个市场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劳动力需求,劳动力市场供给方之间激烈的竞争,使得工资水平的上升受到了大量劳动力闲置的制约,从而表现为刘易斯所说的“不变工资”;另一方面也说明了作为低人力资本的农民工,在市场经济按要素分配收入的原则下,只能得到较低的报酬。

不过,受长期形成的制度性和社会性因素的影响,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权利和地位并不是完全平等的,而是以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等不平等的形式表现出来。不平等的劳动关系必然反映到工资水平的决定上。由于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供给大大超过劳动力需求,且农民工文化素质普遍较低,这使得农民工处于被动的地位。面对严峻的就业压力,他们不得不在劳动报酬、包括职业选择和劳动条件等问题上降低自己的要求,甚至迁就需求方哪怕是无理的要求。而劳动力需求方由于掌握着主动,并利用劳动力市场还不够健全的缺陷,刻意压低工资,这使得农民工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多年来都没有什么变化。事实正是这样。近一年来,媒体不断反映的“民工荒”现象,其本质就是我国劳动保护法规在农民工身上并没有得到合理体现,农民工为市场所分割,处于城市的边缘,享受不到主要市场工资水平上升带来的好处。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5

关键词:人力资源市场;职业;供求

2015年,武汉市劳动就业管理局对1个市属中心人力资源市场和13个区属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进行了常年监测和年度数据信息统计。经分析,本年度市场供求状况呈现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一、人力资源市场需求略大于供给

与去年同期相比,市场供求人数均有所下降,但求人倍率基本持平。

从供求对比看,用人单位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招聘各类人员235091人,进入市场的求职者登记的有171678人,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为1.37,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市场需求大于供给,也就是说,从绝对值来看,137个需求岗位,只有100人应聘。

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减少了8930人和6173人,减幅分别为3.7%和3.5%(见图一)。究其原因,主要是经济下行压力,部分企业订单减少和产能下降,采取谨慎用人或压缩用人,致使一些求职者或农村劳动力或农村劳动力返乡创业或务农,部分应届大专院校毕业生组织起来或选择创业而未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择业。

二、与去年同期相比,从产业需求看,需求结构基本平稳,但行业需求差异明显

尽管武汉市2015年产业需求与2014年比较相对稳定,但随着武汉建立国家中心城市和长江中游城市圈战略的实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速,加之市场经济的趋动,行业用人需求也随之波动。

用人需求占比较大的行业,加工制造业占用人总需求的29.03%,比去年同期需求增加0.63个百分点;其次是住宿和餐饮业,用人需求占总需求的18.01%,但与去年同期比减少了2.3个百分点;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需求占总需求的13.67%,较去年同期增长1.96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2015年需求占需求总量的12.83%,与去年同期比也减少了0.16个百分点。其他行业需求与去年同期比有增有减,但增减幅度不大。不过,与去年相比,一些技术性较强的行业,即新兴行业,对人才和大学毕业生的需求有所攀升。如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需求上升0.87个百分点;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业和软件行业增加0.58个百分点;公共管理与社会组织增量0.37个百分点(见表一、表二)。

三、就业结构性、摩擦性矛盾依然存在,人岗“双重”浪费现象依然突出,公共就业服务面临严峻挑战

2015年,武汉市通过人力资源市场向社会提供就业岗位23.5万个,与2014年比减少近9000个,求职登记17.2万人,与2014年比减少了6000余个。但从供求比对,有6.3万岗位空缺;从市场求职年度成功率计算,约5.2万人来找到岗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人岗双重浪费的现象呢?从此职业供求状况比对可以找到部分答案:

(一)按职业大类分组供求对比,除了单位负责人、办事员和有关人员以及职业特性不明显的职业,用人单位挑选余地较大以外,其他职业全部供不应求,同时可见进入人力资源市场求职者的择业观念有失偏颇,受限岗位、行政岗位受青睐,年龄偏大的求职者因技能单一,选择无技能的岗位,在市场几乎难觅。

(二)按劳动者性别分组,用人单位需求男性劳动力计103621人,占总需求的44.1%,而男性求职登记共89442人,占求职总量的52.1%,供求对比,缺口14179人,缺口率13.7%,用人需求女性劳动者92108人,占总需求39.18%,女性求职登记82236人,占总需求47.9%,供求对比净缺9872人,缺口率10.7%。

(三)为企业提供精准化、个案化服务,满足其对中青年求职者的需求。据统计,用人需求25――34岁年龄段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37.73%,排序第一,依次排序的为35――44岁、16――24岁、45岁以上和无要求的,占比分别为23.85%、19.53%、10.84%和8.05%;而求职者按以上对应年龄排序基本一致,分别占比38.97%、26.22%、18.89%、15.92%。鉴于此,公共人力资源市场要主动担当,为用工大户、难户采取倾斜政策,提供个案化服务,向其推荐需要年龄段的求职者。

(四)加强职业指导,尤其是对大中专毕业生以实现就业为第一要务的引导,使其尽快择业上岗。从年度职业供求状况统计,除了硕士以上文化的劳动者供大于求以外,其他文化层次全部供不应求。特别是用人单位对高职、中专、技校文化的劳动需求缺口将近15450人,因此,对于一些大专以上的文化的求职者应调整择业观念,适时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自己动手能力,到基层到生产一线岗位工作,照样会有自己的用武之地。

(五)改变职业资格或技术职称的申报鉴考方式,方便更多求职者考证持证,帮助求职者拥有求职的敲门砖,52.8%的用人单位要求求职者拥有5级以上或初级以上的职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资格,而求职者拥有相应资格或技术等级的与企业需求量缺口达33646人,缺口率达27.1%。

从以上分析可见,用人需求结构与求职者结构不相对等和匹配,加之用人观与择业观的碰撞以及就业体制不顺,就业信息不畅等摩擦性矛盾,造成人岗浪费的现象在所难免。这状况无疑对公共就业服务是一个严峻的挑战。需要今年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保持定力,积极应对,加大执行国务院〔2015〕23号文的力度,有效落实新一轮积极就业政策,完善就业信息系统,搭建供需对接平台,化解就业难和招工矛盾,保持就业局势的稳定。(作者单位:中南民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6

一、结构性失业的成因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1]。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a曲线移至Da’,工资由w0上升到wa,a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B曲线移至D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0-S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

在图1的模型中,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产业部门或行业等,以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探求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现实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产业部门或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造成劳动力不能迅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的因素有:(1)求职者所拥有的技能与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职者与工作空缺地点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国家在行业之间设定了进出壁垒;(4)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有效传递劳动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种情况在我国都曾经存在或者依然存在着。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低技能素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的落后和信息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劳动力流动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行业间的进出壁垒。但是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地理位置、行业进出障碍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步削弱,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成为了当前劳动者难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质的极大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典型的是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即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中的劳动者供给由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员工有接受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二级市场中的劳动者由大量的非熟练工人、低技能、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饱和的,工资较低,几乎没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若一级市场存在职位空缺,二级市场上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由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两市场不能进行相互补充,劳动力的供给在不同市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大量的被二级市场排挤下来的劳动者面对一级市场中的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兴叹”!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工资最高的行业都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俗称it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it业成为了人才就业的热门行业。再看it业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晋升和培训机会,无一不表明it业属于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a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扩张型行业。根据世界工程师大会报告,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美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39.8%,日本占10.6%,中国占3.55%。美国拥有软件人才240万,日本140万,而我国通过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仅30万,尚缺25万[3]。连续多年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据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素质来考察,其属于典型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B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重体力、轻脑力的蓝领工人,无法满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为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具体体现。据统计,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同时,技能人才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其劳动者基本上无须具备专业技能,在产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比重却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无法顺利的向第

二、三产业转移。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决定着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甚至会影响劳动者受雇佣的产业部门。低技能的劳动者一般从事于二级市场,如临时工、季节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资低、待遇差、晋升机会少、易于进入、经常面临失业危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很小,在较低的工资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了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二级市场上,某些劳动者从事着工资较低的工作,预期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减少投资,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

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图2。这种“怪圈”导致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和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岗位空缺并存,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甚至会进一步拉大不同行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凸显

判定一个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区,若一个地区的职位空缺集中,另一个地区失业集中则为结构性失业。第二,看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情况,经历长时间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意味着结构性失业越来越严重[4]。第三,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通过工资率水平差异来判定结构性失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越大,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首先,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岗位供给率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形成了对高技能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劳动力过剩的市场又无法形成供给,导致了区域间结构性失业严重。其次,结构性失业一般表现为失业时间较长,也可以根据失业时间来判定结构性失业程度。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一些发达城市,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较高。这表明结构性失业在我国已十分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增大,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另外,细看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所处的具体行业,最低工资所处行业无一例外都是农、林、牧、渔业,最高工资所处行业都是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国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可以推断,这些行业就业量小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

众所周知,农、林、牧、渔业在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恰恰是一些劳动力需求扩张性产业,迫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技能型工人。不同产业间劳动力供求错位,大量低素质的非技术工人被抛入结构性失业大军中,同时也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三种判定角度得出,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结构性失业将日益凸显和加剧。

四、解决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不对称,与需求相错位,形成了劳动者在区域间、行业间流动的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对接,是解决结构性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偏差的关键点。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技能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的最大障碍,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关注教育,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直接减少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缓解因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5]。其次,学校教育应与市场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系。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学生毕业后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可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应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培训目的开展培训工作。从目前社会职业竞争压力来看,职业培训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或低技能素质人员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主要解决他们的就业上岗资格问题,称为“生计型”培训;第二类是帮助已就业人员解决知识更新,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称为“发展型”培训;第三类是针对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资本型”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类培训都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面对我国庞大的低技能素质劳动力大军,“生计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应加强职业培训的立法工作。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训机构、非法资格认证等情况,关键在于培训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违法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利润。因此,要完善我国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一部统一且权威的中央政府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培训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鼓励非正规就业,搭建就业转移平台

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将就业划分为两个方面: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对应于二级市场,是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中,非正规就业总是和低报酬、低保障联系在一起。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在工资报酬、劳动条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减少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因此,政府应积极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通过立法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为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素质向高素质的转变提供一个平台,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人们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向正规就业转移的一个“桥梁”。

(四)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

不同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流动障碍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响来看,仍不容忽视。因此,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仍是一个关注点。

信息网络建设一方面基于电子信息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建立劳动者信息资源库,从整体上把握劳动力的流动和供求情况。可借鉴的是江西省德安县的做法,该县建立了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同时每个乡镇建立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和培训机构管理信息库,实现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培训的全接轨。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职业介绍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职业介绍体系,充分发挥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中的信息传递作用。加强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首先应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区域间流动障碍,如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尤其是不发达城市、边远地区的交通业,为劳动者的流动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为了鼓励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和流动,政府还应在政策和财政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7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竞争;分割

一、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劳动力资源配置

市场经济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为基础的经济运行方式,其核心是通过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使社会有限的资源、特别是劳动力资源配置到效率或效益最高的部门或领域。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对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配置,是由于各种市场经济规律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自发调节资源合理分配的机理。这种机理突出表现在市场信号(市场供求与市场价格)能够正确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并在市场竞争机制作用下,诱导资源由供给过剩向供给不足、由效益低向效益高的部门或领域流动。由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生产要素,以最有效的方式得到充分利用。劳动力资源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是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市场竞争为动力,以劳动力流动为条件。唯有不息的流动才能不断地配置劳动力要素于社会生产率最高或劳动力边际产出最大的部门或领域。因此,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之一。

同其他社会形态的市场经济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是以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其配置对象不仅仅是生产资料,还包括其他生产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在诸生产要素中,劳动力要素居于首要地位,如果其他生产要素是由市场配置的,唯独劳动力这个活的、能动的要素,是由行政计划配置的,企业一定活不了,国民经济也一定活不了。如果把劳动力要素排除在市场机制配置之外,这种市场经济就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迄今为止,不管是哪一个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都没有把劳动力排除在市场机制作用范围之外,世界上就根本不存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市场经济。又要搞市场经济,又不承认存在着劳动力市场,这是不能自圆其说的。

劳动力市场作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是与传统经济体制下行政计划配置劳动力资源方式相对而言的。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同其他资源一样,是伴随着政府的计划而确定的,而政府的计划又是跟着政府的决策转,忽视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和排斥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劳动力资源配置所依赖的客观经济条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市场对劳动力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作为弥补市场失灵的政府计划和决策,不但不能破坏这个基础,还必须服从于市场的健康运行,有利于市场配置基础作用的有效发挥。只有用市场机制配置劳动力资源,才能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

所谓劳动力市场,概括地说,就是劳动力供求之间在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上达成一系列合约的总和。劳动力使用权的转让与购买,是完全出于自愿而进行的劳动力交换活动,反映了以劳动力交换合约为基础的劳动力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这种关系成为一种普遍而非单个偶然的社会现象时,才成为劳动力市场。就其结果而言,社会上大量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过程,同时就是劳动力资源在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过程。只不过这种分配是通过劳动力交换并由价格引导而自发实现的。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基本功能乃是配置劳动力资源。进一步说,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劳动力交换活动,但这种交换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

二、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运作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经济早期雇佣工人起源的研究,撇开了对劳动力资源的分配功能,劳动力市场反映的是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这一交换关系,这一交换关系是与雇佣工人的形成联系在一起,并作为资本原始积累的产物。马克思的分析表明,现代雇佣工人的前身是受土地束缚的农民,农民之所以成为雇佣工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前提:一是农民与土地等生产资料相分离而变得一无所有,转让劳动力使用权是唯一的谋生手段;二是农民摆脱封建宗法关系的束缚和人身依附而成为自由人,从而拥有对自己劳动力自由的转让权。马克思的上述分析,显然是从劳动力供给这个侧面阐述了早期劳动力市场形成的历史条件,但对于劳动力市场分配劳动力资源的功能,以及劳动力市场实际运作过程中劳动力供求双方交易的行为规律及行为基础并未深入探讨。

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形式上是劳动力供求双方一系列自由的交易活动,但这些交易活动实际完成的却是劳动力资源在各个部门之间的分配。劳动力买卖当事人的行为及动机怎样,构成了劳动力市场运作最基本的规定。劳动力市场运作对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及动机的基本的规定是:一、劳动力供给者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售才能获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他必须是一个具有理的自由人。所谓“理”,即劳动力的供给者具有追求收入和福利最大化的动机。正是这种动机支配着劳动力供给者的行为。所谓“自由人”,即劳动力供给者对其劳动力具有自由的转让权,没有任何形式的人身依附关系,也不存在任何超经济的强制。因为,对于商品交换来说,除了它自己的性质所决定的交换者双方以契约形式表现的权利关系以外,不应带有任何形式的强制关系。货币所有者能够在市场上找到劳动力,只是因为劳动力的所有者愿意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售。而劳动力要成为商品,首先必须是劳动力的所有者是自己人身的自由所有者,能够支配自己的劳动力。其次是劳动力需求者必须是独立自主的经济人。所谓“经济人”乃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经营动机,这个动机决定着厂商对劳动力的需求。显而易见,只有劳动力供求双方作为“理性的自由人”和“独立的经济人”的身份出现时,才能发生劳动力使用权转让与购买的自由交易活动,而正是这些活动本身构成了井然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实际运作。

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运作的基本特征是:

(1)市场主体地位明确,通过双向选择实现就业。劳动者作为就业主体,具有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利,可以根据自身的条件和市场价格的信号,选择用人单位;用人单位作为用人主体,具有按照生产经营需要和工作岗位特点选择必要数量、相应素质劳动力的权利。这就是劳动者的择业自和用人单位的用人自。这种双向选择权利的充分贯彻,需要有一个统一、开放的市场,不仅要消除所有制、职工身份的界限,还要冲破城乡隔离、地区封锁的格局。劳动力必须能够自由地在各个部门、地区和企业之间流动,不存在任何行政规定和人身依附性而阻碍这种自由流动。劳动力的供给方能否自主决定劳动力使用权转让或是否为自由人这一劳动力市场的基本规定之一,是由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体现和印证,而劳动力的现实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资源在各部门、各地区、各企业优化配置的充分条件,没有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调节资源分配的劳动力市场就失去了生命。(2)是价值规律、供求关系调节着劳动力的流动。劳动力供求双方的行为都接受价格信号(工资率)的引导,这一信号引导或调节着劳动力资源在社会各种用途之间的分配。在劳动力市场上,价值规律的作用,是通过收入分配反映出来的,劳动者主要是根据劳动力价格信号来决定就业或转业;用人单位则主要根据社会平均劳动力价格信号及经营情况调节分配和用人数量。在一定时期内,需要就业的劳动者或多或少,用人单位需要的用人数量也各有不同,这种供求关系也直接影响着收入分配的变化。价值规律和供求关系共同决定着劳动力的配置和组合,推动着劳动者跨地区、跨行业、跨部门的合理流动。显而易见,价格(即工资率)作为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一种比例,既是反映现有劳动力在各部门、各企业供求状况的显示信号,同时又给出了引导劳动力供求状况,以及进一步调整的指示信号;不仅引导劳动力供求行为调整,而且同时也受劳动力供求状况的左右,由劳动力供求双方利益的共同平衡点来决定工资率的水平或具置。因此,任何单个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都以这个社会决定的工资率为前提,按照各自利益最大化原则决定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数量。如果说,在劳动力市场上有谁来主持劳动力资源分配和保证劳动力供求双方行为必须按照市场规则行事的话,那么,它决不是具体的人或者人格的代表(如政府),而是劳动力的价格即工资率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劳动力供给之间、劳动力需求之间以及劳动力供求之间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竞争的规律会为劳动力供求双方恪守劳动力合约并在合约范围内行事强制地开辟道路。利益驱动和自由竞争是劳动力市场调节劳动力资源分配至高无上的权威,是劳动力市场的灵魂。

从目前中国劳动力资源配置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和弊端来考察,也大都可以从排斥市场机制和市场化程度低中找到根源,这些问题同样有待于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来解决。因此,提出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确认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方式,不仅是理论探索的必然,也是中国劳动就业体制改革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方式转换,如何适应整个经济体制市场取向改革客观要求的必然选择。

三、现实经济运行中的劳动力市场分割

理论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配置,表现为市场供给与市场需求之间,通过自由交换而自动平衡的结果。这种纯粹由市场力量决定的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形成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在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作为流动行为主体的劳动力供给者(即流动者)具有完全支配自身劳动力的权力,即劳动者作为流动行为主体,对于其是否流动,以及怎样流动,具有完全决定权。对于流动者即劳动者来说,流动行为是否发生,主要取决于流动的机会成本与预期收益的差数。当然,劳动力流动的规模和程度,还要受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制约。正是经济结构的变动,直接导致劳动力在部门间、行业间、区域间的流动。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或者说,现实的劳动力市场竞争是不充分的,存在着形形的劳动力转移障碍,以及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西方经济学家把它称为劳动力市场歧视。劳动力市场歧视,指的是在所有经济因素方面都相同的个人之间的报酬差别。这些劳动者具有同等的生产能力,但由于某些社会性、制度性因素的作用,从而引起劳动报酬或待遇上的悬殊差别。对这种现象的研究,旨在确定歧视对报酬差别的影响的重要程度,并由此引出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新概念。

同等劳动不能获得同等报酬,由此引起的劳动报酬上的显著差别,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具体表现。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是把这种被分割了的劳动力市场,看成是同一个劳动者由于从事不同种类的工作,因而领取不同的劳动报酬。换句话说,这些劳动者之所以领取较低的劳动报酬,并不是因为其劳动素质低,而是由于他们无法进入可以领取较高劳动报酬的那部分劳动力市场,失去了在其中谋职的机会。出现劳动者素质和劳动报酬不相对称的情况,即同工不同酬。

我国劳动力市场分割,首先表现为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所形成的城乡就业隔离政策,不仅是行政上的隔离,同时又是体制上的隔离,即不允许农村劳动力自由进入城市就业。在城乡两种就业体制的差别性还没有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彻底启动城乡之间长期隔离的劳动力市场闸门,即建立全方位开放的统一劳动力市场,其风险性是不可忽视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以来,特别是80年代中后期以来,政府对农民的自由流动和就业选择权利的有条件认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进入的行政控制逐步放松,以及城乡之间还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差距,使得流向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呈日益增长的趋势(目前已突破1亿人)。但是,至今还不可能形成稳定的、制度化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机制,城市劳动力市场还没有条件对农村实行全方位开放,农村劳动者和城市劳动者还不可能真正享受平等竞争的权利。在相当程度上还存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农村劳动力市场分割的状况。由于城市的开放性劳动力市场尚未确立以及政府对城市劳动者就业采取不同于农村劳动者的特殊保护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市场性流动方式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还无法同城市劳动力一样,进入同等待遇的职业领域并获得制度性工资。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大多从业于劳动强度大的、劳动条件差的非技术性行业,领取比城市劳动者相对低得多的劳动报酬。这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就业限制和歧视,在短时间内还难以消除。它使我国劳动力市场规模难以通过无障碍流动而迅速扩大,也不可能使劳动力在市场竞争中获得平均价格。

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集中反映在城乡居民收入的差别上。改革初期由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是相当大的,城镇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生活费收入或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的比率(简称城乡收入比率)高达2.37。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率先在农村地区展开后,城乡收入比率开始下降,到1983年达到1.70这一最低点。随着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行,从1984年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速率有所加快,1992年开始超过1978年的差距,1994年进一步扩大到2.86,此后虽然有所缩小,但1999年仍然达到2.65。

劳动力市场分割,也表现在行业之间同工不同酬的劳动报酬的差别上。即在行业之间,也没有形成统一开放的竞争型劳动力市场。1998年,我国最高行业的平均工资为10633元,最低行业的平均工资为4528元,相差6105元,极值比2.35。我国垄断行业高工资、高福利状况的存在,说明城镇内部不同行业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相互分割的状态,缺乏必要的竞争性和流动性。垄断行业在缺乏适当约束机制的条件下,将垄断收益大量地分配给职工个人,形成这些行业不合理的高收入,如金融保险业、城市供应业、邮电通信业和房地产等行业。这既是市场化不够、市场机制不健全的结果,也是国家对这些企业监督管理不力的结果。

劳动力市场分割,还表现在地区间居民个人收入差别上。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选择渐进式道路,东部地区率先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较快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从而使得东西部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拉开了距离。1949-1978年,以现价计算,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东西部之比为7.08:7.52。西部地区高于东部地区0.44个百分点。到1978年东西部年人均收入差距缩小到200元左右。而1979-1995年的17年间,我国经济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速度为12.8%,西部增长速度为8.7%。东部地区高出西部地区4.1个百分点。使一度缩小的地区差距又呈拉大之势。在近几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比率中,东部地区占65%以上,西部地区仅占15%左右。在全国人均创造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超过平均数4成以上,西部地区只有平均数的一半左右。农民收入的地区差距也进一步拉大。1978年东西部农民人均收入不相上下,1998年东部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3600元,比西部高出3倍。东西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从1989年的1.01∶1,上升到1997年的1.40∶1,绝对收入差距则从西部高于东部的11元变为东部高于西部1793元。不同地区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与不同地区之间劳动力缺乏流动性和开放性有关,市场不能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来平衡区域间的工资水平差异以及相应的收入差异。归根到底,在于东西部地区间还存在着劳动力市场分割。

在过去的20年里,越来越多不拘泥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并试图构建新的范式。很多人放弃了居于主流地位的劳动力市场竞争式分析法,转而强调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属性,强调制度性、社会性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劳动者就业以及劳动报酬的重要影响,这种理论就被冠之以劳动力市场分割学派,并被确认为劳动经济学的前沿问题。

参考文献:

1科斯.契约经济学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8

90个城市分布在全国各大区域,拥有市区人口1.24亿人,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人口的48%;拥有市区从业人员(含城镇个体劳动者)近5391万人,约占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区从业人员的55%.“非典”疫情过后,三季度全国90个城市劳动力市场景气回升,主要特征如下:

1.供求总量均出现大幅度增长。

根据90个城市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公共职业介绍服务机构所采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信息,三季度用人单位通过劳动力市场招聘各类人员约266.4万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求职者约294.9万人,求人倍率 约为0.9.与上季度相比,本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加了88.9万人和94.9万人,上升幅度分别为50.1%和47.4%,岗位需求的回升幅度略高于求职人数,从而导致了求人倍率略有上升,上升了0.01.与去年同期相比,本季度需求人数和求职人数分别增加了68.3万和41.9万人,上升幅度分别为34.5%和16.6%,岗位需求的回升幅度略高于求职人数,求人倍率上升了0.12.与二季度相比,“非典”疫情比较严重的城市如北京、天津、石家庄、包头,三季度劳动力市场供求状况明显回升,用人单位需求分别上升69%、99%、137%和455%;求职人数分别上升35%、87%、136%和407%,用人单位需求的上升幅度高于求职人数的增长。

2. 第三产业需求大幅回升。

三季度,第一、二、三产业需求人数所占比重依次为2.1%、31.5%和66.4%.受“非典”疫情的影响,二季度各产业需求大幅度下降,三季度开始回升。三季度第三产业的用人需求增长了近60万人,上升幅度为51.2%,第二产业增加26.5万人,上升了46.2%.

3.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社会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等受“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用人需求大幅度回升。

从行业需求看,各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依然集中在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制造业和社会服务业三大行业,其用人需求分别占总需求31.4%、25.4%和17.2%,三者合计约占总需求的74.2%.与二季度相比,批发零售贸易餐饮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30万人,增长55.9%;制造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21万人,增长43.3%;社会服务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15万人,增长49.3%;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近4万人,增长66.2%;建筑业的用人需求增加了4万余人,增长61.7%.

4.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大幅增长。

从用人单位看,企业用人占主体地位,所占比重达93.7%,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占多数,所占比重分别为36.8%和26.7%,两者合计达63.5%.从需求总量看,企业的用人需求比二季度增加了86万人,平均上升幅度为52.3%.其中,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分别增加了约30万和24万人,分别比二季度增长了48.1%和56.8%.

5.商业和服务业人员供求总量大幅增长。

劳动力市场中供求两方面的总量均主要集中在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非典”疫情影响较大的商业和服务业人员这一职业群体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总量增长幅度较大。

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工两大职业既是需求主体又是求职者主体,两大类职业的需求比重和求职比重分别是72.4%和65.2%.从需求总量看,与二季度相比,各类职业的供求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增加了近38万人,上升幅度为56%;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增加了8万人,比二季度增长了48%;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了7万人,比二季度增长了37%.从求职看,与二季度相比增加较多的是商业和服务业人员,增加了近34万人,上升幅度为51%,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增加了近11万人,上升幅度为50%.商业和服务业人员用人需求的增长幅度高于求职者人数的增长,因而导致求人倍率的上升,其求人倍率为1.

6.与二季度相比,进入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回升;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求职人员中,新成长失业人员、就业转失业人员的比重略有增长。

在所有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 所占比重高达60.8%,其中就业转失业人员占26.9%,新成长失业青年占22.2%,其他失业人员占11.7%;下岗职工占7.9%;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占23.5%.与二季度相比,求职人员中,失业人员增加61.5万人,增长幅度为52%,其中,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加约25万人,增长幅度为63.2%,就业转失业人员增加28万人,增长幅度为53.4%;下岗职工增加5万人,增长幅度为27.3%;其他人员(主要是农村剩余劳动力) 增加20万人,增长幅度为41.9%.与上季度和去年同期相比,新成长失业青年的求职比重分别上升了2.2和1.5个百分点,就业转失业人员的求职比重则分别增长了1个百分点;下岗职工的求职比重分别下降了1.3和2.6个百分点。

7.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和求职人数增长幅度较大。

从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的要求来看,87.3%的用人单位对求职者文化程度有要求。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占总体需求的39.2%;对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为30.4%;对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含大专)求职者的需求比重为17.7%.从求职者的文化程度来看,高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是劳动力市场的求职主体,占全部求职者的45.5%;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重为30.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含大专)占了总求职者的23.7%.求职人员文化结构和用人需求结构基本一致。

从供求总量看,与上季度相比,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共增加了近18万人,上升幅度为61%;求职人数共增加28万人,增长了67%.求职者的增长幅度高于用人需求。

“非典”疫情过后,各地开展了一些针对大、中专毕业生的招聘会,从而导致劳动力市场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供求人数的增加。

8.各技术等级(或职称)的求人倍率均大于1,劳动力需求大于供给。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9

关键词:双重劳动力市场非正规就业社会保障互制互促

一、问题的界定

(一)我国的劳动力市场从整体上看被划分为二元双层的结构:一元是城市劳动力市场,另一元是农村劳动力市场;在这个二元市场中,每一元又分为两层:城市劳动力市场分为正规部门(一级市场)和非正规部门(次级市场),农村劳动力市场分为传统部门的劳动力市场(四级市场)和非农产业部门(三级市场)[1]。本文研究的是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存在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对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影响。

(二)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级市场和次级市场分别对应着正规就业部门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正规部门工资较高、工作条件优越、就业条件稳定、安全性好、生产管理过程规范、升迁机会较多;非正规部门工资低、工作条件差、工作不稳定、安全性低、管理差、升迁机会少。从产业分布来看,这些非正规部门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的传统服务业和建筑业;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它们主要分布在个体、私营经济中;从企业技术水平来看,这些部门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作。[2]

(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把非正规就业称作“灵活就业”。所谓“灵活就业”,就是指在劳动时间、收入报酬、工作场地、社会保险、劳动关系等方面,不完全按照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工厂制度基础上的就业规则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3]从我国灵活就业者的身份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二是进城务工的农民,三是个体从业人员和自由职业者,他们多从事临时工、季节工等劳务活和建筑、装修、安装劳动,或保安、保洁、绿化管理、饮食摊点、家政服务及其他服务性行业;四是部分富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白领职位,如自由撰稿人、网站管理员等。本文所要研究的是主要由前三类人组成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因为第四类人虽也属于灵活就业人员,但是具有人数较少、经济收入较高、有较强的维权意识及能力等特点,使得他们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处于劣势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低技能就业的成员。

二、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及原因分析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现状及原因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课题组所作的《关于我国灵活就业情况的统计分析》中指出:截至2003年底我国城镇灵活就业人员的总量约为4700万人,约占城镇就业人员总量的18%左右。有专家预测在未来的发展中,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另据北京市劳动保障局工资处的《北京市非公有制企业劳动关系的调查报告》显示:从被调查的349户非公有制企业的用工状况看,企业从业人员中属于企业正式城镇职工的只占50.46%,非正式职工占49.56%,具有临时工性质的人员,大致为正式工的95%。[4]

我国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既有体制上的原因,也有经济上的原因[5]:

1.体制上的原因。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但是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农民工始终游离于城市居民可以享受的各种保障制度以外,农民的身份制约着他们进入正规劳动力市场,只能以准入门槛相对较低、雇佣形式较灵活的非正规就业形式就业。城市劳动力市场的这种体制性分割是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体制性分割的延伸。

2.经济上的原因。随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大量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受雇于个体、私营企业,非正规就业发展迅速;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中的资本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倾向使正规部门减少了对劳动力的吸纳,而我国非正规部门劳动密集的特点正好满足了技能水平相对低的劳动力的就业。

(二)非正规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现状及原因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比例低,大多未纳入法定社会保险。根据中国统计公告,2001年城镇就业者为23940万人,而年末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只有10630万人,仅占城镇就业者的44.4%,由于正规就业参保率高,由此说明在非正规的灵活就业群体中大多数人并未参加养老保险,参加医疗保险的人数就更少[6]。

非正规就业群体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原因:一是由于缺少相关法律法规的制约,我国长期实行的是正规部门就业与社会保障直接相连的就业政策,法律只对从业于国家机关的公务员、从业于企事业单位的合同制劳动者享有相关社会保障权益作出了规定,而忽略了改革开放中形成的非正规部门中的就业者的社会保障权益二是由于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突出,就业岗位严重不足,灵活就业劳动者在劳动关系双方中明显居于弱势;三是由我国非正规就业的载体所决定的,当前我国的非正规就业大部分是在个体和私营企业中进行的,用工规范并不健全;四是由于非正规就业者本身的维权意识较弱,他们在与雇主建立劳动关系时并不要求享有社会保险权益,同时就业的不稳定性使其对参加社会保障缺乏兴趣。此外外,从非正规部门的企业角度来看,社会保险费用的费率对于有些企业来说偏高,使得它们没有能力参加社会保险。

三、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的互制关系

我国目前双重劳动力市场的格局与社会保障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之间产生了一种互制的关系:

(一)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现状制约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1.大量非正规就业者的存在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提出了新的要求:现行社会保险制度都是基于正规单位和正规就业形式设计的,费用的征缴、待遇的支付等各个方面都不适合非正规就业者;2.大量的下岗职工对社会保障的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入,大批下岗职工离开再就业服务中心后从事灵活就业,面临着社会保险关系的接续问题。对于这部分参保后又断保,而自身没有足够愿望或能力续保的人,如何对其社会保险权益进行维护,是社会保障的管理部门必须解决的问题;此外,由于灵活就业群体的就业状态和收入底数难以掌握,加大了家庭经济状况和就业状况调查的难度,为城市低保、失业保险和就业扶持等相关保障工作增加了难度;3.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给社会保险基金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缴费人数的减少加剧了现行制度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的基金缺口,如果不适时将这些占就业人口相当比例的灵活就业者纳入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险基金在日益加剧的人口老龄化浪潮面前将更易陷入危机;4.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权益的不对等,损害了社会保

障制度的公平性,使社会保障制度消除贫困和维护社会和谐的目标无法实现庞大的灵活就业群体游离于社会保障制度之外,将加剧我国的贫富差距,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二)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制约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发展

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存在有效的缓解了城乡就业压力,促进了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有利于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的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市场的多元化需求,有利于就业的市场导向机制的形成,适应了经济多层次和多形式的发展,起到了平抑失业率、减轻经济周期的影响、保持就业局势稳定的作用。然而,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者社会保障权益缺失的现状,制约了次级劳动力市场的进一步健康和有序发展。

社会保障制度在一级劳动力市场和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分割性与歧视性有许多不良后果1.加剧了我国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分割和对立,使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更加困难,不利于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2.导致劳动力一旦从正规就业转入非正规就业,就会失去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社会保障,劳动力流动的成本加大,大量劳动力滞留在一级劳动力市场,从而出现供给过剩和失业现象,从根本上说,这几年我国出现的失业高峰就是一级劳动力市场供需矛盾增大的结果;3.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无法享有社会保障权益,造成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劳动者的不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实际上无法进行公平竞争,阻碍了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四、如何实现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

从市场经济发展成熟的国家的经验看来,社会保障制度与双重劳动力市场之间应是一种良性的互促关系:一方面,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有序运行增加了就业人数,在社会保险缴费增加的同时,降低了失业保险金和低保的支出,减轻了社会保险基金的支付危机,有利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另一方面,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将双重劳动力市场上的劳动者都纳入了保障系统,保证了他们参与社会竞争机会的公平,通过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解除后顾之忧来维护劳动者竞争过程的公平,并通过对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在一定程度上缩小着社会成员发展结果的不公平,有利于劳动力市场上的公平竞争和自由流动,促进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发展。

在我国当前的情况之下,实现双重劳动力市场与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由“互制”向“互促”的转化,使它们能够协调一致、共同发展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各方共同努力,采用多管齐下的方针:

(一)转变观念:1.政府方面。要清醒地认识到非正规就业不仅是我国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劳动者就业的突出特点,也将是一种长远发展趋势,有效解决这部分人员的社会保险问题不仅可以体现社会保险的公平性,而且有利于促进其就业。改变传统的社会保险必须依托用人单位的观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法解决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同时,转变重生活保障、轻就业扶持的观念,改变在过去的几年里,对下岗职工的政策侧重于生活保障,而对于通过政府补贴(特别是社会保险缴费补贴)来扶持和促进他们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不到位的现象,2.用人单位方面。要转变由于缺乏硬性约束,就可以不为灵活就业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观念,转变单纯将为员工缴费看作是企业负担的观念,而应认识到这本是企业的应尽义务,另外,享有社会保险权益的员工免除了后顾之忧,更敢于对自己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了生产率,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广大灵活就业人员不再以储蓄作为防范风险的唯一方式,更加愿意当期消费,也促进了企业的生产。从长远看,对企业的发展是有益的;3.员工个人方面。由于次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给过量,处于劣势的劳动者只求有一份谋生的工作,而不敢提出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本应享有的社会保险权益,这使得用人单位更不会主动提出为员工缴纳保险费用。灵活就业人员自身要树立维权意识,在社会保障权益受到侵害时,要积极寻求解决渠道。

(二)国家应尽快出台规范次级劳动力市场秩序的法律法规,通过法律的硬性约束,保障非正规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权益,维护用人单位之间的公平竞争,并颁发全国性的政策,保证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关系管理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另外,政府应制定对灵活就业群体的优惠扶持政策,对下岗职工和其他生活困难的灵活就业人员采取政府补贴部分社会保险缴费的办法推动他们参保、续保,促进其就业;同时积极探索有利于农民工参与社会保险的优惠政策。

(三)在制度的制定上,要考虑非正规就业劳动关系不固定、工作岗位和地区不固定等特点,对非正规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的缴费基数、缴费费率、缴费年限、缴费方式及相应的社会保险待遇等方面采取更加灵活的措施,如非正规就业者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自由选择缴费基数,其缴费年限可以适当缩短一些,缴费费率可比正规就业部门的从业者低一些,在享受保险给付时,需达到规定的连续缴费年限(非全日制劳动者应按累计工作小时数计算并折合),该缴费年限可以低于正规就业的缴费年限,其享有的统筹部分可以是正规就业者享有的统筹部分的一定比例。[7]另外,应对不同的社会保险险种作出不同的规定。

(四)改进管理方法,加大管理力度,提高管理能力1.管理的方法要进一步改进完善。要充分考虑到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就业者的劳动关系和工资收入不稳定、很多劳动者无用人单位依托的情况,将过去管理服务只面向用人单位的做法改为既面向用人单位、也面向劳动者个人;2.加快信息网络建设,为管理工作提供信息技术的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日益增多、工作岗位变换日益频繁的情况给劳动者社会保险关系的变动、接续和管理的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要尽快搭建社会保障的信息平台,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信息库,逐步实现参保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在地市间、省市间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联网与信息共享,为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提供技术基础;3.改进服务手段。在有条件的地区,职业介绍所、人才交流中心等都可作为社会保险的代办机构,为灵活就业者办理参保、缴费手续;代办机构发展缓慢的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应从优化服务的角度着眼,如设立专门的服务窗口,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方便快捷的服务。

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篇10

   [关键词]劳动力市场就业 

   劳动力市场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大环境,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直接影响着人力资源管理的方式和效果。目前我国处于二元经济转换,同时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包括劳动力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机制配置的机制转变。在经历就业迅速扩大和遭遇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同时,就业形式和就业增长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蔡(2008)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打破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神话。提供了有关劳动力市场的指标,准确地反映了伴随着经济增长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劳动力市场发育水平的提高、就业总量增长和结构多元化,及其城镇就业压力的缓解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幅度减少的事实。他还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并揭示了这个转折点对中国经济持续增长提出的挑战。陆铭、蒋仕卿(2007)将1996年视为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改革的分水岭,也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在第一阶段,劳动力市场改革的效果主要表现为人们职业和收入结构的调整。在第二阶段,结构调整则主要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就业状态上的分化。失业人数与职工数量之比,以及其他人口与职工数量之比在1997年之后也同步上升,这也反映出了就业结构的迅速变化。而其他人口数量与职工数量之比的快速上升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这表明在劳动力市场的就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 

   这些观点在众多的宏观经济分析中得到了验证。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5年初分析得出2004年我国新增城镇就业超过了900万人,预测2005年就业矛盾将会比2004年更加严峻。主要表现在:(1)长期性就业压力依然过大。目前我国仍处于劳动力资源增长的高峰期,在城镇新增就业群体、累积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民进城务工人员等要求就业的总规模每年在2500万人左右,而新增就业机会不足1000万人。(2)2005年经济增长率的回落,将对就业增加形成短期压力。(3)大学毕业生大规模集中释放将继续加大就业供需矛盾。据统计,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为212万,初次就业率仅为50%左右,2004年高校毕业生达到280万,到6月底平均签约率为60%,再加上2005年毕业无法就业的学生,累积的就业矛盾越来越大。总之,2005年新增城镇就业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4.5%预期目的实现有相当的难度。 

   而2005年底的报告否定了上述2005年经济增长率回落的预测,验证了经济的强劲增长使2005年的就业形势有所改善,但就业增长不足的问题仍很突出。2005年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总数达11102.7万人,比第1季度增加130.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58.4万人。但相对于经济增长的其他主要指标而言,就业增长明显偏慢,第3季度末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同比仅增长1.4%,GDp增长的就业弹性只有0.15。工业企业就业增长稍快一些,但相对于上年同期也有所回落,就业形势依然严峻。就业增长缓慢将会制约未来的消费增长,同时也使农民在非农产业的就业机会偏少,农民增收难度加大。

   蔡,都阳(2005)考虑到“十一五”期间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根据经济增长可能达到的水平,以及就业弹性的变化范围作为分析的基础。对这一时期劳动力供求关系作出了判断,认为从总体上看,“十一五”期间的劳动力供给压力将逐步减轻,相对于“九五”和“十五”期间,创造就业需求的压力减轻。但是,“十一五”初期正处于劳动年龄人口上升期,就业形势仍将严峻。劳动保障部专题小组(2007)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论。认为“十一五”期间,我国就业供大于求的总量性矛盾继续存在,需求稳中有升;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大,劳动者素质技能不适应问题更加突出;就业难和“招工难”的矛盾在不同地区出现,虽属局部现象,但短期内难以消除。 

   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形势分析课题组2007年底调查显示2007年就业增长形势良好。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629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70%,创下实施积极就业政策以来同期最好水平。预计全年城镇新增就业将突破1200万人。城镇净增就业量将首次突破1000万人,达到1011万人,比上年增加32万人。这得力于经济增长的快速平稳增长,也与积极就业政策的逐步落实密切相关。并预测2008年,我国的就业增长形势依然较好。目前,尽管城镇单位新增就业有放慢的迹象(主要是由于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就业增长有所放慢),但工业企业就业增长一直会保持6%以上的较快增长态势,预计2008年这一趋势会延续。利用就业弹性预测方法,预计2008年城镇净增就业量将达到1032万人,新增就业岗位继续突破1200万个。2008年,城镇就业增长的目标可设定为新增城镇就业1000万人,失业率控制在4.5%以下。 

   综上所述,整体看来,近年来我国的就业形势比较严峻,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 

   参考文献: 

   [1]蔡: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8(8):1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