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1
摘要：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所有戏曲理论课，都要与艺术作品的欣赏分析相结合。以戏曲作品传播知识，把戏曲史、文艺常识、艺术作品欣赏等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性结合理性，形象结合抽象，提高学习效率。
关键词：中国戏曲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理论课
中国的戏曲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的标志性文化形式，承载着我国多年发展的历史精髓……但由于时代及历史的原因，戏曲从业者普遍存在文化素质欠缺、知识结构狭窄的缺点。如今，全国各地都有大中专戏曲专业学校，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是这些学校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目前学生状况分析
当前，中国的传统戏曲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既有国家资助的精华戏曲，又有饥不果腹、靠摆地摊维持生计的百姓戏曲；既有高达戏曲硕士的高级表演人才，又有没上过几天学的草根戏曲演员，可谓繁华与衰落同在，高调和低曲同唱。面对戏曲，学生既有机会步入高大尚，又有可能错失年华，进入生活的低层。这种两难选择，就是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面临的困惑。纵观这些学生，专业基础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良莠不同。既有初中未毕业的学生，又有读了几天小学的学生；既有农村学生，又有城市学生；既有学过一点戏曲基本功的，又有一点戏曲专业基础都没有的孩子，文化知识差别距大，戏曲专业基础差别更大。
调查学生学习戏曲的原因，有的学生文化课差，没有考大学的希望，家长希望孩子通过学习戏曲，掌握一门技艺，求得将来安身有本。还有的学生家长知道当前社会及戏曲院团有人才的需求，让孩子学习戏曲，以求将来有谋生的手段。当然，也有确实喜欢戏曲的学生，愿意投身于戏曲行业学习戏曲，但这样的学生只是少数。由此看到，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大打折扣，大部分学生学习戏曲都是被动的。
综上所述，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年龄差距大，素质差别大，学习目的不同，学习愿望不同。虽然教师有教育学生的职责和愿望，但当前学生自主意识的增强和接受信息的宽广，要改变学生的学习态度非常艰难。根据目前学生的状况，再制定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戏曲理论教学。结合多年的教学经历，我就戏曲理论教学做出探索。
二、戏曲简史的教学
中国戏曲史是戏曲专业首先上榜的一门专业理论课。这门课程对丰富学生的知识结构，提高学生的素质，培训优秀的戏曲人才有重要作用。因此，中国戏曲简史是戏曲理论课的首选课程。该课程既能让学生初步掌握中国戏曲所走过的历程及戏曲的基本历史知识，又能引导和诱发学生了解戏曲，理解戏曲，热爱戏曲。
讲授中国戏曲简史，要把中国戏曲发展的主要线索、脉络勾画出来，有重点有主次，侧重近代戏曲的形成和繁荣阶段，让学生初步了解中国戏曲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增加地方戏曲的内容，尤其是增加学生所学剧种的内容。这样把国家的戏曲史与地方的戏曲发展结合起来，既融会贯通，增强知识性，又提高这门课的趣味性，还提高学习效率，可谓一举三得。当然，地方剧种内容要精练准确，有代表性，让地方剧种的精髓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中国戏曲史中，代表剧目占有很大的比例。这是因为剧目是戏曲的终极目标，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了解剧目，既是戏曲史的内容，更是在中华民族成长的故事中，了解中国的历史，陶冶学生的情操，学习民族的优秀品德，增强民族的自豪感。特别是中国戏曲史中的春秋战国剧目、三国剧目、杨家将剧目、优秀的民间故事剧目、优秀的神话剧目，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承载体，是民族的根源。让学生了解掌握这些剧目，既是戏曲史的教学内容，更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熏陶，受到教育。
三、文艺常识的教学
文艺常识的教学目的是让戏曲专业学生掌握其他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融会贯通，感悟理解艺术的共性，为学生的未来打开多扇发展的门窗。“中国戏曲从孕育、形成到繁荣昌盛，在艺术形态上始终坚持诗歌、音乐、舞蹈三位一体的综合观念……”所以，戏曲专业的学生应该了解包括文学、美术、音乐、戏剧（主要是话剧、歌剧）、电影电视、舞蹈等艺术门类，充分掌握这些艺术门类的基本知识，更好地理解戏曲。在此，要有选择地加强戏剧艺术中的话剧和歌剧知识及电影电视的教学份额。因为话剧和歌剧与戏曲是相邻艺术，电影电视也与戏曲相邻，且电影电视在当展迅猛，成为艺术市场的主流，让学生了解姊妹艺术的知识和艺术特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掌握戏曲专业。这门课程应该以作品分析理解文艺常识，以作品归纳理论。
四、艺术作品欣赏课的教学
戏曲理论课虽然对学生学习戏曲非常重要，但理论毕竟只在案头桌前。要深刻理解戏曲理论，应该有实实在在的艺术作品验证理论。但对于中等专业艺术学校的学生来说，他们刚刚步入戏曲艺术，对戏曲只是一知半解。所以，开设艺术欣赏课，让学生了解艺术作品，欣赏艺术作品，分析艺术作品，达到感性与理性同时升华。
艺术欣赏课要展示作品的门类齐全，既要有姊妹艺术，如京剧、越剧、评剧等戏曲，又要有兄弟艺术，如话剧、歌剧、舞剧等；既要有历史剧，又要有现代戏；既要有喜剧，又要有悲剧；既要有电影，又要有舞台剧。涉猎的作品要多，门类要丰富。这门课程柔性大，可在早晚课进行，也可用课后作业的形式进行。但必须有课后分析，启发引导学生理解作品，挖掘作品的特色和群，寻找作品中的细节和感人处，开发学生的潜力。
五、综合分析
因为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差异很大，所以在实际教学实践中，戏曲理论课应该从基础内容开始，逐步推进。
1.教学过程分析。根据多年的教学实践，所有的戏曲理论课与艺术作品结合起来，这样的教学效果最佳。比如“三国戏”，《长坂坡》、《汉津口》、《群英会》、《借东风》、《华容道》等，要把三国时期波澜壮阔的历史知识及时代背景讲给学生，还可把这些戏的戏曲常识讲给学生，使“三国戏”的知识丰满厚实，更吸引学生，提高教学效率。讲爱情戏，有《西厢记》、《梧桐雨》、《梁山伯与祝英台》等，《西厢记》可以把这个戏的背景资料，如山西省永济市的普救寺、山西的戏曲资源等介绍给学生。以剧目带知识，把戏曲史、戏曲常识、文艺常识、艺术作品欣赏有机地结合起来，感性带动理性，形象带动抽象，增加知识量，提高学习效率，提高学生素质。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但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潜移默化地把中国传统的审美价值、道德标准传授给学生，对学生的审美观、价值观产生一定的影响。
其次，戏曲理论课与学生所学剧种结合起来教学效果更佳。虽然学生初涉戏曲，但对他们自己所学的剧种怀有感情，尤其是经过一段时间的专业学习，学生热情高涨，感情更浓。戏曲理论课应因势利导，加大地方剧种的教学内容，特别是优秀成熟的地方剧目。这样学生既学到了地方剧种的特殊知识，最主要的是把戏曲理论知识巧妙地传授给学生。
2.教学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课时问题。一直以来，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侧重于专业基础课，专业理论课占的比例很小，但专业理论课又有很大的教学提升空间和丰富的教学内容。这样就产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理论课二者课时如何调和的矛盾。当然，从戏曲教学的规律看，专业基础课是教学的重点，但不能因此而轻视专业理论课对学生后续发展的作用。只有比较合理地分配课时，才能培养出优秀的戏曲专业学生。其次是教材问题。中等专业学校戏曲专业的教材不系统不全面，没有比较完善的教材。《文艺常识》，标准落后，观点陈旧，没有紧跟时代的步伐，不能说服学生。最后是学生问题。纵观目前我们国家的教育，虽然说从小学教育到中学教育再到中等职业，直到大学教育，有一套完整的教育体系。但近年来，国家及百姓对中等职业教育普遍轻视，造成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没有出路，没有未来的普遍态势。此外，由于传统世俗对戏曲的鄙视，造成中等专业艺术学校戏曲专业的学生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只有戏曲专业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出优秀的学生，才能发扬光大中国戏曲。
中国戏曲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传承中国戏曲，是每个中国人应该担当的义务。尤其是戏曲教育工作者，更应该义不容辞，义无反顾地投身戏曲传承与发展。当然，这包括戏曲理论的传承与发展。在当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大形势下，只要认真教学，负责教学，积极教学，中国的戏曲必将迎来繁荣发展的春天。
参考文献：
[1]张庚，郭汉城.中国戏曲通史[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
[2]赵献军.浅谈中国戏曲在对外传播过程中的跨文化障碍[J].戏剧之家，2015（10）.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2
【关键词】戏剧影视传承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不同的新兴艺术对传统艺术带来了巨大冲击，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淡漠，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数字技术的发展，使影视艺术也发生了巨变，利用光、时间、空间、声音、特技等所形成的多维空间带给人们无限的遐想，使影视艺术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各类不同的电子媒介上。如果能将传统戏剧与影视艺术结合起来，必将会扩宽传统戏剧的传播途径、增强传播效果，对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一、什么是中国戏剧
中国戏剧最早起源于原始社会时期的歌舞，经过多个朝代的演变，最终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剧艺术。主要由民间的说唱、歌舞、滑稽戏三种艺术形式融汇而成。比较著名的剧种有京剧、昆曲、豫剧、越剧、粤剧、秦腔、川剧、黄梅戏等。中国戏剧艺术具有丰富的艺术表现手段，它把曲词、表演、音乐、美术等融为一体，用节奏贯穿其间，既充分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的表现力，又达到和谐的统一，大大增强了艺术的感染力，形成了独有的、节奏鲜明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表演艺术。中国的戏剧艺术与古希腊悲剧和喜剧、印度梵剧一起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
2006年，戏剧艺术作为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国务院批准纳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于6月2日予以公布。早在2001年，昆曲已被第一个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传承现状
同所有传统艺术一样，戏剧艺术发展到现在，都面临着衰亡的危机。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人们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更加便捷和多元化，电影电视、随身听、DVD机、互联网等的普及为人们提供了自由和广阔的选择空间。相反的，戏剧艺术的生存方式就显得陈旧和过时了，传统戏剧只有在舞台上与观众面对面地交流，才能表现出它的艺术魅力。但这种以剧院（舞台）为中心的创作、传播和欣赏方式给人们带来很大的约束。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人们，已不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到一个固定的场所去欣赏一种程式化的、剧情相对比较简单的传统戏剧表演。不仅戏剧如此，所有的剧场艺术都面临着普遍的危机。
目前，全国共有戏剧剧种360多种，除了一些比较著名的剧种外，还有几百个小剧种分布在全国各个地区、各个民族。它们的传承现状都不容乐观，对于一些地方上的大剧种，如京剧、越剧、豫剧等都开办有专门的艺术院校，但近年来都面临着生源匮乏的危机。对于一些小剧种，更加令人担忧，有些剧种的传承人仅仅剩下为数不多的几个甚至一两个，更没有任何资料得以保存，他们的传承全部靠一代一代的口口相传，这样一来，很多小剧种都悄无声息地消亡了。
为了保护这些传统戏剧，近年来国家也制定了一些相关的政策，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但是保护模式过于保守，保护手法过于陈旧，跟不上社会与时展的趋势，效果不好。因此，对戏剧艺术进行合理的保护和科学的传承迫在眉睫。
三、如何发挥影视艺术在中国传统戏剧艺术传承中的作用
《国务院关于公布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通知》中明确了保护文化遗产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因此，对传统戏剧艺术的传承和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运用最能体现现代科技手段的影视艺术，将对传统戏剧的传承和保护发挥巨大的作用，归纳起来有以下三点：
（一）借助影视艺术的强大记录功能，对经典剧目、经典唱段以及演唱方法，特别是一些濒临灭绝的小剧种，进行记录、归类整理成视频资料，统一保存。
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要遵守产生、发展、消亡的自然法则。但是每一种艺术形式能得以产生和发展都是人们对生活的一种积淀，又有着其独特的艺术内涵，因此，在它消亡之前，我们必须要做的就是对它的记录，因为只有在这些传统艺术的基础上，才可以不断地绽放出新的艺术之花。而影视艺术的技术性恰恰具备了这一特点，使记录不再单纯地停留在文字和图片的层面上，而是真实地保存了它的影像和声音，这对今后的戏剧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最直观的资料，也为这种即将消亡的艺术形式保存了最真实、原始的影像记录。
（二）借助影视艺术的传播功能，通过电子媒介将优秀的戏剧剧目传播出去，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都可以领略到中国传统戏剧艺术的魅力。
传统戏剧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其生产、传播和消费都受很多条件制约：它必须要有一个舞台（空间），它的创作和传播都是在舞台上完成的。而观众欣赏戏剧也必须通过舞台，每一个观众由于所坐的位置不同，其观看的角度就不同，因此他们的感受也会有所不同，而且经常会忽略掉很多细节的表演。而在观看的过程中，即使是去趟洗手间或者接一个电话，都会漏掉很多精彩的片段，要想再看一下几乎是不可能的，除非重新安排时间、花费金钱从头看一场。因此，戏剧艺术与影视艺术的结合是必然的趋势，借助影视艺术的先进技术，通过摄像机的角度转换和镜头、景别的切换，从不同的角度、距离来展现每一个场景，使剧中人物的每一个细小的表情变化都可以被观众看到。再借助影视艺术的传播功能，把这些优秀的剧目通过各种不同的电子媒介传播出去，人们再也不用局限在剧场里，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去欣赏。这样，就打破了传统戏剧传播的局限性，可以让更多的人有机会去接触戏剧、认识戏剧，进而热爱戏剧，戏剧艺术也将因此而更加接近普通老百姓，从而重新找到其生存的土壤。
（三）在保护传统戏剧艺术的同时，努力融合影视艺术的美学原则，开发新的戏剧形式，使戏剧艺术更贴近生活，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需求。
艺术来源于生活，真实、自然、最大限度地接近生活，成了观众对艺术的一种追求。所谓真实，是艺术的真实，是艺术对生活准确的提炼和概括。而对于戏剧来说，其精华所在却是追求神似的写意风格——假定性和程式性。传统戏剧要在一个小小的舞台上诠释复杂的场景和情节，解决舞台空间与剧情实际空间之间的矛盾，在几代艺人的努力下，终于创造了一整套拓展舞台空间、变换舞台空间的巧妙办法，这就是高度程式化的虚拟手段。例如，同样是表现上楼梯、开门的情节，在戏剧艺术中，可以用几个程式化的动作就交待了；而在影视艺术中，就必须要有真实的楼梯和门，而演员也要像在生活中一样去上楼梯、开门，仿佛身临其境。戏剧艺术不仅通过富有音乐节奏的肢体语言，配之以小道具，创造出各种变幻的空间，并且以不同的脸谱来概括类型化的人物特征，生活形象被高度抽象化、符号化。这些恰恰就是中国传统戏剧的精华之所在，也是我们必须要坚持和保护的。就像现代的剧院文化一样，虽然都在逐渐式微，但作为一个国家文化的象征，剧场艺术一定要保存，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因此，要欣赏到真正的、原汁原味的戏剧艺术，还必须回到剧场、回到舞台，这也是对传统的尊重，对传统戏剧的尊重。
另一方面也必须顺应时代的要求，接受和吸纳新的艺术元素，开拓新的戏剧形式。影视艺术真实地反映客观世界，影视艺术运用蒙太奇的手法，借助科技的手段，制作出逼真的场景，突破了舞台时空的限制，实现了时空与视听的综合再现。影视艺术的美学特征培养和改造了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和审美经验。传统戏剧也可以大胆地进行尝试，依据影视艺术特有的艺术手段、传播媒介、欣赏方式、审美心理，运用影视艺术的思维方式去创作全新的、以戏剧艺术为基本内容的屏幕艺术作品。在融合的过程中，肯定要经历痛苦的割舍，因为戏剧艺术中的假定性和程式性恰恰违背了影视艺术中的逼真性原则，因此，割舍在所难免。其实，不仅是戏剧，各种艺术形式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例如电影，随着剧场文化的逐渐萎缩，电影艺术本身也正在萎缩。但是，在电影艺术式微的同时，它还在不断地接纳新技术或与别的科技含量较高的媒体进行融合，催生了许多新的艺术形态，比如二维动画、三维动画、影视广告、活动网页、电脑游戏等。而传统的、古典意义上的胶片电影，可能会成为电影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此，戏剧艺术要得以延续，就必须符合大众的审美心理，融合影视艺术的审美特征，催生新的戏剧品种。
艺术发展史的经验证明，所有生命力旺盛的艺术门类都是能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而历久不衰的，但它们的语言结构是有寿命的，需要做出不断的调整才能与时俱进，适应历史的发展。将传统戏剧与影视艺术结合起来，必将会扩宽传统戏剧的传播途径、增强传播效果，对传统戏剧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注：本文为河南省2012年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2400430147）
参考文献：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3
一评价体系与学术规范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艺术研究领域出现一些新的趋向，改革开放之初非常之盛行的、在“方法热”和“文化热”时期都曾经颇受关注的宏观研究，渐渐失去了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则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一批针对个案的田野考察成果问世并且得到学界广泛认同，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可以视为艺术学研究的社会学和人类学转向。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介入艺术学研究领域，使得相当一部分学者开始尝试着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领域极受重视的田野研究方法考察艺术现象，这一方法层面的变化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二战以来，文化批评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是令人瞩目的学术热点，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学诸多重要的跨文化研究成果的出版，更令此前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视角受到普遍质疑。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对中国艺术学研究的影响，也必然导致艺术学研究出现学术与文化视角的转换。这个可能出现的最有理论价值的变化，我将在下一部分论述，这里首先想讨论的是，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方法的介入，其意义不止于文化层面上研究视角的转换，它还可能给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带来另外两个方面可能形成的变化乃至冲击。
其一，是有可能导致目前的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价值评价体系的根本改变。
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受到教育制度和由教育体系决定的研究者知识谱系的影响。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研究一直比较重视理论层面的探讨。经由苏俄引入的、从德国古典哲学这一思想路径衍生发展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作为其知识和思维方法背景的德国古典哲学本身，长期在包括艺术研究在内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特殊的主导位置，因而，和这一理论背景相吻合的艺术本体论研究，以概念和范畴为核心的抽象的理论探讨与分析，长期以来都是艺术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研究方法。英美经验主义传统一直受到排斥甚至批判，对具体对象的个案的、经验的研究被置于次要的地位。这样的研究取向，不仅仅是出于对西方学术发展不同趋势的选择，同时也蕴含了中国传统思维方法对当代艺术研究的影响，在中国学术传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整体性的、玄学研究路向，恰与德国古典哲学形成有趣的呼应——所谓“小学”在中国的学术传统中，显然一直受遏制，清代成就卓著的“朴学”也被后世的学术史家解读成是由明入清的汉代知识分子对严酷现实的逃避，以及对清代统治者的消极抵抗。
改革开放以来，苏俄引进的僵化理论教条渐渐丧失了独断地位。但是整个教育体系以及学术研究群体的知识体系的转变并不能同时完成，因而学术研究基本趋势的转变，会表现出明显的滞后现象；更重要的是，正由于改革开放之初理论界需要新的思想资源用以突破旧的苏俄教条的禁锢，观念和理论层面的创新显得特别重要，因之出现一大批偏重于观念与理论探讨的研究文献，也是时代的要求。可惜新的艺术观念与理论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撑，也就不能真正完成观念与理论拓展的历史任务，整个国家的艺术科学研究水平，并不会仅仅因为观念与理论的更新而有明显的提高。
以1999至今这三年里的戏剧学研究为例，按照我的不完全统计，最近三年戏剧学研究文献里，基础理论与范畴、规律的研究不可思议地占据了相当大的份量，它在所有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里占到1/3左右。对戏剧基本特征、基础理论和普遍规律的探讨并不是不重要，但是学术界将如此大的精力用于这类纯粹理论性的探讨，却不能算是正常现象；其中更耐人寻味的现象是，从事这类基础研究的学者，多数身处并不拥有掌握研究资料与信息方面优势的中小城市或非专门研究单位。诚然，戏剧研究领域史的研究以及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并不缺少，但是，撇开史的考证，这类研究也主要是对戏剧整体时代特征或艺术特征的讨论，当然也包括一些群体研究或类型研究，其中“论”的部分比“述”的部分受到更多的关注。在戏剧史研究领域，元杂剧尤其是关汉卿研究较受重视，中国现代戏剧和外国戏剧研究领域，最主要的个案研究是对曹禺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对这两位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几乎是其它同一领域剧作家及其作品研究的总和，然而对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包括关汉卿研究在内，有关剧作主题、作品性质、人物形象和作品风格的辨析与讨论占有最大的份量。有关这些重要剧作家的研究，并不排除包含一定程度上的个人独特见解的优秀论文论著，然而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其中至少80%以上的论文和论著并不能提供任何新的材料，尤其是不能提供现有文献以外的材料，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样的研究从“知识的增长”这一学术发展角度上看，贡献几乎等于零。通过提交给国际性学术会议的论文的分析，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国内学者的论文选题与境外学者之间的巨大差异，清晰可见。
我不敢断定戏剧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现象可以毫无保留地推之于整个艺术学研究领域，但是我相信从整体上看，要说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仍然流行重视抽象、宏观的理论研究，轻视经验的、个案的实证研究的学风，恐怕并非妄言。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社会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在近代的兴起，就给我们一个重要启示，那就是个案的、经验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成为艺术学研究的主体。只有戏剧学乃至整个艺术学研究的重心转向实证的、个案的研究，理论与观念上的突破才有真正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方法对田野方法的重视，完全可能使国内艺术学研究转向更注重个案研究和经验性研究，同时给予这一类研究成果更公允的评价。这样的转变无疑将逐渐引导整个研究风气的转换。
其次，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的引入，对于强化国内艺术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将有可能产生直接影响。
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强调个案研究与研究者直接经验的价值，但同时更强调研究过程的规范、成果表述的规范，其中也包括经验描述的规范。这种规范不仅仅是学术积累的需要，也是使学术成果更可信，因而更具科学价值的需要。换言之，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是在通过规范自身而使自己更接近于自然科学。这样的研究取向对于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
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分为两个重要群体，除了一批身居高等院校的学者以外，还有更大的一个群体身居文化部门所属的艺术研究机构。以戏剧学研究为例，后一个群体的规模显然要超过前一个群体，而且由于与戏剧创作演出的实际接触较多，在经验性的实证研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然而无可讳言，这个被习称为“前海学派”的学术群体长期以来偏重于戏剧艺术实践，虽然相对而言具有比较注重经验研究的优势，也拥有许多第一手的珍贵的学术资源，重视艺术的当下性，但是由于不够注重学术规范，因此很难得到学术界应有的承认。多年来，境外数以百计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知名的或尚未知名的学者相继来到国内，他们在与这个群体的接触交流过程中获益匪浅，文化部门所属的许多学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反而要通过境外学者的转述，才为外部世界和主流学术界所知，究其原因，正缘于“前海学派”在研究的以及成果表述的规范化方面存在明显的缺陷。换言之，经验性的研究以及对经验的感性描述本身，只有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方法呈现出来，才拥有足够的学术意义，才会得到主流学术界的认可，才可能充分显现其学术价值。
因此，借鉴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尤其是借鉴和汲取人类学和社会学家从事田野研究时遵循的学术规范，将会有效地弥补“前海学派”学者们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弱项，使这个学术研究群体掌握的大量感性资料与经验性材料，通过更多途径进入当代主流学术界的视域，藉此改变艺术学的研究重心。因此，对于中国艺术学研究而言，进一步注重学术规范，使被称之为“前海学派”的这个研究群体迅速提高研究成果水平，将给中国的艺术学研究带来深远影响。
二研究视角的转变
当然，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对中国当代艺术研究最具学术意义的影响，还是要首推它可能带来的文化层面上的研究视角的改变。
中国现代形态的艺术学研究大致始于20世纪初，就像其它人文科学研究一样，它之受到西方学术的刺激与影响是无可讳言的。在这一影响过程中，西方学术思想不可避免地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打下了鲜明的烙印，其中西方人的研究视角，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简言之，由于西方人文科学主要是在欧洲的文化传统和解决欧洲社会遇到的问题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且随着西方在世界各地的迅速扩展，自觉不自觉地呈现出欧洲中心的世界观，这种具有鲜明西方色彩的欧洲中心的人文科学思想，也就不能不在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留下它的痕迹。在研究与品评中国本土艺术时，人们往往只是照搬西方人习惯运用的艺术标准，比如说以西方音乐体系评价中国本土音乐，以西方戏剧理论解释中国戏剧并且试图以之改造“落后”的中国本土戏剧，把油画的教学体系搬用到中国画的教学中，等等。这样的现象存在于艺术学的多个领域，换言之，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引进，却给我们一条走出这一症结的路径。
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单纯的田野方法，而且还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虽然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起源都带有强烈的欧洲中心主义色彩，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文化多元观逐渐成为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主导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个原来受到欧洲中心主义文化观影响最深的研究领域，现在则相反成了对欧洲中心文化观形成最猛烈冲击的领域，成为最坚决地推动文化多元观和消解欧洲中心论的学术领域。这一思想方法的变化对田野研究的影响非常之深远，而这种非常之符合当代世界潮流的学术方法的引进，对于后发达国家尤其重要，因为越是后发达国家越是需要通过文化多元观念以消除文化自卑感，正视本土文化传统的价值。因此，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领域，田野研究工作者不再像摩尔根时代的学者那样，抱着了解人类童年的文化优越感，把非西方社会视为人类文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而能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传统与现实的差异，在解释它们的历史与现实时，也能有更多的互相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相尊重。而这样的研究方法，在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性自不待言。
除了西方中心视角以外，多年来中国艺术学研究领域还存在一个尚未得到学术界重视的研究视角，那就是一种过于贵族化的艺术观仍然占据着核心位置。
文化多元观念不仅仅意味着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圈的艺术活动不能以同一种标准来衡量和评价，同时也暗含了另一种更平民化的文化思想，即不能以研究者们的个人兴趣，以及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作为衡量所有文化行为的唯一标准。
当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将他们的考察对象，从长期以来拥有文化特权的上流社会转向更广阔的草根阶层时，还伴随着思维模式的改变。事实使人们更清晰地意识到，不同地域的人们在长期共同生活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体系虽然会有很大的差异，却各有其合理性；他们各具特色的生活方式，只有通过其自身的价值系统，才有可能获得真正有意义的解释。在艺术领域更是如此，艺术在本质上意味着人们用以情感交流与表达的特殊方式，不同民族和不同阶层的人们各自的情感交流与表达方式，在这一生活与文化圈内部往往是最有效的。所以，对民间草根阶层的艺术、趣味与审美活动的歧视和改造，强行推行一小部分精神贵族自以为是的艺术观与审美趣味，正是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的禁忌。
在中国艺术学领域，这种文化贵族心态随处可见，比如我们完全有理由对人们长期以来习焉不察的“采风”这样的辞汇产生强烈的质疑。确实，如果说最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艺术学创作与研究对于那些地域色彩鲜明的民间艺术活动并不是毫不关心，那么很难否认，创作与研究者们经常是以“采风”的态度去关注和研究民间艺术活动的。人们惯于使用“采风”这样的辞汇而，它本身就清晰地透露出两个方面的信息。从历史上看，“采风”的制度早在秦汉时代就已经基本形成，它隐含了官方与民间二元且以官方为主导的文化价值观；从现实的情况看，“采风”意味着艺术家和艺术研究只关注民间艺术活动作为创作素材的价值。因此，“采风”的实质，正是站在官方或文化贵族的立场上对民间艺术活动非常功利化的利用，事实也正是如此，尤其是近几十年里，地域色彩鲜明的和非主流的艺术样式和优秀艺术作品，经常被主流艺术用以为创作的材料，回顾近几十年的艺术史，我们会发现许多有世界影响的优秀作品都是用西化和文人化的手法处理本土民间艺术元素的产品。然而，在民间艺术活动被大量地用以为创作材料而遭到掠夺性开采的同时，它们本身却仍然被视为落后的、原始的、粗糙的，被视为必须以精英文化的模式加以改造才能拥有艺术价值的对象。
以“采风”的心态从事本土与民间艺术研究的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从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我们应该更多地致力于探究多种艺术样式、多种生活方式以及各地各具差异的伦理道德和习俗对于它们的主体自身的价值与意义，致力于在这些独特的艺术与生活的原生环境中，还原它们的内涵。这样的研究才能超越“采风”式的官方和贵族文化心态，才能获得对民间艺术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研究成果。
因此，中国目前的艺术学研究亟需借鉴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田野方法，摒弃西方中心与贵族趣味对民间话语空间的挤压。
三一个实例：路头戏
如果我们的艺术学研究能够更多地注重对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方法的借鉴与引进，尤其是彻底改变欧洲中心主义与贵族主义文化观，那么对诸多艺术现象的研究与评价，都有可能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在我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完全可以用以说明研究视角的改变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对台州戏班大量演出的路头戏（或曰提纲戏、幕表戏）的研究与评价。
近几十年戏剧研究领域几乎完全没有对路头戏的研究，然而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路头戏却可以说是中国戏剧最主要的演出形式，它的历史，也许可以追溯到戏剧起源的年代。路头戏之所以长期被戏剧研究人员们忽视，是由于它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遭到批判，成为从上而下的“戏改”的主要对象之一。而对路头戏的批判，其理论背景很值得今人深思。
对路头戏的批判与其说出自艺术的原因，还不如说出自趣味的原因。它一直被看成是粗糙、原始和简单的演剧方法，然而它并没有像同时代其它那些更为粗糙、原始与简单的民间艺术那样获得尊重，它从一开始就被看成是创作的素材以及改造对象，直到现在，在多数当代戏剧史家们的眼里，路头戏之受到批判乃至遗弃，仍然被看成是一种历史的必然。
然而，当我们通过现代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思路重新探讨路头戏的存在以及它的意义，就会清楚地看到，像路头戏这样一种有着千百年悠久传统的演剧方法，它之所以会受到众口一辞的批判以及遭致普遍遗弃，正由于长期以来西化的和贵族的文化视角在艺术学领域占据着统治地位。
路头戏之所以在1950年代初受到大范围的批判，首先是由于主持“戏改”工作的政府官员，主要是一批西化程度比较高的、经常接触甚至直接参与话剧创作与研究的知识分子，排除意识形态的因素，在某种意义上，“戏改”简直可以说就是在用西方的、话剧的戏剧观，居高临下地改造中国本土戏剧。像路头戏这种本土色彩浓厚的传统演剧方法，与这些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戏剧学模式完全不相吻合，它之受到排斥也就是可想而知的。其次，路头戏的演剧方法被后来的国办或准国办的戏剧表演团体遗弃，还有另一层因素，那就是长期以来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由传统诗学基础上培养的文人决定的，虽然传统文人最终接受了元杂剧和明清传奇，却始终未能充分受容昆曲以外的各种“花部”戏剧剧种，同时也难于充分认同民间极富创造性的口传文学的价值。文人趣味在中国戏剧领域占据统治地位的现象，并没有因为1950年代的社会急剧变动而真正有所变化，反而因为剧团国家化而在制度层面得到普遍肯定，因此，在文学性和音乐性方面很难以完全符合文人趣味的路头戏，也就不能不受到排斥。
由此我们看到，如果说晚近一个世纪的艺术学研究受到欧化的和贵族的这两种文化偏见的左右，那么路头戏的遭遇具有作为样本的罕见的深刻性，路头戏之所以遭受自上而下的批判与遗弃，正是由于同时受到这两个方面的夹击。更值得思考的是，如同我在《草根的力量》书中所叙述的那样，路头戏至今仍然是台州戏班最主要的演剧方式，但这种承继了本土文化传统的演剧方式它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并不是因为路头戏演出过程中大量的即兴创造在戏剧学层面上所可能提供的非凡活力，给定情境与表演者个人创造之间巧妙和平衡，以及潜藏在它的即兴表演模式之中的演员之间、演员与乐队之间的互动与内在张力，而竟然是因为在本土的戏剧市场里，戏班最适合以这样的演剧方式营业；并且，由于在晚近几十年里路头戏一直受到抑制，在那些受主流意识形态影响较为明显的民间戏班，路头戏的演剧方式也正在被弃用。
有关路头戏的艺术魅力，我已经在书中做了初步的探讨，将来还会做进一步的研究。这里我只想通过它的遭遇说明，摆脱欧洲中心的和文化贵族的偏见对于中国当前的艺术发展以及艺术学研究有多么重要。只有彻底转变研究视角，路头戏的艺术价值才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进而，也许还有更多的艺术现象，需要以多元文化的视角加以重新审视，给予重新评价。
四需要注意的问题
田野研究只是一种方法，虽然在田野研究的背后，包含了现代人类学与社会学特有的研究路径，但是方法并不能完全替代研究。按照我个人的研究体会，即使接受了田野研究方法，艺术学领域的田野研究，也仍然存在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
艺术学研究的田野方法的研究目标之一，就是考察艺术活动在特定文化环境中自然生成、发展的性状。当然，对象的性状总是会在与外界的不断互动过程中经常变化，然而这样的变化，仍然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的演化，它与受巨大的、不可抗拒的外力影响而发生的变化，有质的区别。仍然以戏剧在晚近五十年的变化为例，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本土戏剧始终在民众审美趣味变化的背景下持续发生着各种各样的变化，但是正由于这样的变化是在戏剧创作表演的主体与观众的互动之中缓慢而自然地发生的，因此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足以出现背离它所生成的文化土壤的结果；然而1950年代戏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在令本土戏剧经历了剧烈变化的这一改造过程中，观众甚至是剧团内部的创作和表演者本身，都没有话语的权力。因此，中国戏剧的自然状态之必然受到破坏，就是可想而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一种外来的文化价值观是如何被强行植入的，以及它最终会产生臬的结果。它不仅给我们留下了值得好好记取的教训，同时还给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工作者留下了特殊的困难。
这就是我们今天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面临的特定境遇，就像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几乎所有艺术领域那样，本土艺术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面前出可怕的自卑。而这一文化现实，使得从事艺术学田野研究的研究者必须非常小心翼翼。艺术学的田野研究面对的研究对象不是无感觉的作品而是具体的人的行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在社会身份、知识背景与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差异、尤其是趣味的差异，很容易被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艺人理解为知识与艺术见解的优劣，研究者在从事田野工作时，很容易被研究对象视为强势文化的代表，因此，研究者的言行和趣味，很容易对被研究者产生不可预计的影响，而这样的影响，足以改变研究对象的原生态。
需要指出的是，在艺术学的田野研究过程中，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入侵者，极易对脆弱的、缺乏自信的民间艺术本体造成损害。现代人类学家喜欢说“我们的身体就是人类学研究的工具”，强调田野考察过程中研究者应该融入研究对象，在与对象的互动中体察对象及其可能发生的变化，但是在中国艺术学研究这个特殊的领域，我认为研究者应该尽可能做一个客观和外在的观察者，尽可能克制影响对象的冲动，因为保持本土艺术的原生态的意义，可能比改变它要重要一百倍。当然，研究者对研究对象的影响是无可避免的，只不过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影响可能导致的负面效果，自觉地将自己的影响尽可能减少到最低限度，无疑是从事艺术学的田野研究时必须遵守的职业操守。
其次，我希望强调艺术学的田野研究作为一项艺术学研究的价值，尽管我们可以借鉴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研究方法，但是这样的研究指向应该是艺术学的而不能仅仅是人类学或社会学的。更直接地说，用人类学和社会学方法从事艺术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的重点。
每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围和研究目标，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并不相同，因此，当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田野方法被引进到艺术学研究领域时，人类学与社会学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很容易同时被带入艺术研究过程中；或者说，研究者的关注重点可能会发生偏移，也许那些从艺术学角度看非常之重要的问题反而被忽视了，这样一来，研究很容易演变成对于艺术、艺术活动的人类学或社会学研究，而不再是艺术学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当然仍有其价值与意义，然而它的价值与意义是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坦率地说，这类研究即使再有价值和意义，也不是艺术学研究。它不能代替艺术学研究，也不能帮助我们解决艺术领域最值得关心的问题。
我在从事台州戏班的田野考察时经常提醒自己将艺术层面的问题作为主要对象，不仅是由于我一直受到的是艺术学研究的训练，因此只有艺术学问题才是我在专业领域范围有能力研究和回答的，而且也只有艺术学领域的问题才是我所真正应该去关注和感兴趣的。举例而言，我的研究中涉及到许多有关宗教与民间祭祀、民间信仰方面的现象，我当然知道从人类学或者社会学角度对这些现象进行剖析是非常之必要的，但是我的研究仍然会相对地集中于这些现象与民间戏班的运作和表演、与当地观众的欣赏之间的关系，将这些现象与戏剧活动之间的联系，小心地剥离出来，分析它们对戏班以及戏剧活动的艺术方面的影响力，寻找这些现象与近二十年台州戏班的繁荣与发展之间的联系。同样，当我剖析和研究戏班的内部构成以及戏班内部的人际关系时，不仅把戏班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亚群体看待，同时更注重把它们看作一个关乎戏剧艺术的群体看待，这样的研究当然明显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人类学与社会学研究。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4
导演在监视器前，带着耳机，通过小荧幕观察演员们的表演。“停！”导演一声令下，“台词表达不准确，在这场戏里，编剧是想要表现出男女主人公的误会，所以大家要把剧作的风格表现出来。化妆、服装，给演员补补妆。我们再来一次！”
这是影视剧的拍摄现场里最常见的一幕，忙碌中带着慌乱，劳累中也充满激情。在电视上所呈现的一部部精彩的影视作品，其实都是由一个个团队共同创作完成的。这些团队里面除了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导演，还有编剧、摄像师、灯光师、收音师、后期制作等多个幕后工种。那么，这些工作又与哪些大学的专业相关呢？如果你有志于创作一部像《甄传》那样火爆的作品，并且对幕后的工作感兴趣，相信本文能为你答疑解惑。
现在我们就按照一部影视作品的生产过程来逐一给大家介绍。首先是影视作品的“生母”，编剧。
编剧
相关专业：戏剧影视文学专业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是戏剧影视和传统意义上的文学相结合的产物，学生要在学习文学、美学、写作的基础上学习戏剧、戏曲、电影和电视剧文学剧本的改编及创作。创作上除了具备传统的文学因素，如塑造鲜明的人物形象，叙述引人入胜的故事等，还要考虑演出的可行性及拍摄出来之后的效果。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毕业生的主要就业出路是做影视剧和舞台剧编剧，也可以从事文艺评论、影视理论研究及节目撰稿工作。编剧的收入是按照稿费来计算的，现阶段的“行情”是，每集剧本所需字数为1.5万到2.5万字，每集的稿费大概能拿1万元左右。
此外，该专业“出口”较宽，毕业生除了“写戏”，还可以在教育、广告或商务策划、新闻出版、电视台和文学统筹行业工作。但是需要提醒大家，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并不理想，因为很多老一代剧作家仍然有着较强的创作能力，同时也有很多非专业人士在从事影视剧、影视文学的创作。据统计，该专业近几年就业率大概为60%。
相近专业：戏剧学
戏剧学在我国的发展尚属起步阶段，有些学校将其归于人文学院的当代文学门下。
戏剧学专业是对一切戏剧艺术和戏剧文化现象的科学研究，主要研究戏剧起源、戏剧艺术的本质、戏剧的发展演变规律、戏剧的传播与接受等。它作为一门实践性的学科，要求学生学好基础专业课外，还要有较强的观察、理解生活的能力，以及剧本创作能力和文艺编导能力。学生毕业后可以在各类剧院、文化教育单位从事戏剧理论的研究工作，还可以在地方高职院校或艺校做教学工作。
该专业每年的毕业生人数不多，再加上我国在戏剧学的研究上仍存在较大的人才空缺，所以就业要比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相对容易些。
・微辨・
上述两个专业在学习中都需要涉及戏剧影视的相关原理和技巧，但戏剧影视文学针对的是编剧行业，而戏剧学的学习内容更加广泛，更偏向于学科研究。开设戏剧影视文学专业的多为艺术类高校，而开设戏剧学专业的多为综合性大学或师范类院校。
相关专业：戏剧影视导演专业
导演是影视艺术创作的灵魂与核心，是创作团队中的统帅，担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与职能。随着影视娱乐艺术的繁荣，很多艺术类院校、师范院校及其他综合性院校都相继开设了与导演相关的专业，但是招生规模不是很大。
戏剧影视导演专业主要学习戏剧、戏曲、电影、电视、美术、音乐、戏剧文学等方面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还要掌握摄影、剪辑、录音、美工等多方面的技能。通过对其在故事建构、影像造型、声音处理、表演控制及后期制作等方面的训练，培养通晓视听语言、掌握导演工作技能，能独立从事电影、电视剧、纪录片编导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相近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本专业培养掌握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策划、创作、制作等方面的专业理论，能在广播电影电视系统或相关部门从事广播电视节目编导等方面工作的应用型人才。但这里也要特别说明一下，编导中也分为电视、文艺和音乐等方向。电视编导主要学习新闻和纪录片的制作，文艺编导主要是晚会和综艺节目，音乐编导则主要学习音乐节目的策划和制作。
・微辨・
广播电视编导的发展方向倾向于电视方面，如纪录片导演、电视节目导演等，学生毕业后主要在广播、电视、网络系统和文化部门，从事节目编导、艺术摄影、制作等相关工作。戏剧影视导演专业则主要在电影厂、影视制作公司、话剧团等文艺单位从事导演工作。
相关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录音艺术专业
随着《甄传》的热播，被网友称赞为“神配音”的季冠霖火了，也使得影视配音这个行业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此外，在影视剧中，现场收音和后期的声音制作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精彩的配音少不了录音的支持。
配音演员大都是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该专业是研究播音创作和主持艺术发展规律的一门学科。它的学习内容主要有四项：一是语言，包含文学和朗读、发声训练等；二是新闻，包含新闻理论和业务知识；三是艺术，包含艺术欣赏、美学概论等；四是技术，即要学会熟练地操作播音、音响等设备。学生毕业后除了可以从事配音工作，还可以在影视传媒、文化团体、网络媒体等新闻娱乐系统从事播音与主持工作。这个专业最看重的是考生声音的基本条件和播音技巧的天赋，还有较好的文化基础。因此，该专业的考试具有一定难度。
录音师的工作并不像我们平时用收录机录音那么简单，还要借助一定的技术手段对作品中的有声语言、音乐编排和音响效果进行采录编等加工处理。
开设录音艺术专业的高校基本都同时具备两个方向，一个是只收理科的录音工程方向，倾向于技术性；另一个就是文理兼收的音响导演方向，更侧重于艺术性。有的艺术类院校还单独设立了录音艺术系（如中国传媒大学），在对学生进行录音工程基本训练的基础上，培养从事录音艺术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录音艺术专业的毕业生主要在广播、电影、电视、音像、文艺团体等单位，从事声音设计、录制等相关工作。唱片公司对录音师的需求量很大，但对其技术水平和艺术水准的要求也较高。
相关专业：数字媒体艺术专业
电视节目都离不开后期的剪辑和制作。绚丽的片头，情节跌宕的剪辑，这些都是后期制作团队完成的。如何组接、调色，能直接影响观众的收视效果，比如《阿凡达》《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等电影的唯美效果，就是出自幕后的专业团队。
该专业是一个以技术为主，艺术为辅，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新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以及美术修养，既懂技术又懂艺术，能利用计算机的媒体设计工具进行艺术作品的设计和创作的复合型应用设计人才。是计算机专业与传统的动画专业相结合的交叉学科。要求学生掌握素描、摄影摄像、数字色彩、音频信息处理与传输、动画与游戏设计等方面的基本知识，还要掌握计算机应用、平面设计、立体设计、影视剪辑、数字电影特效、游戏等的设计与开发方法。
毕业生除了在媒体单位从事后期制作，还可以在游戏动漫、手机移动通信、数字娱乐、数字景观设计和教育科研单位等跟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行业，从事有关数字媒体内容设计、制作和研发的工作。随着动漫文化绿色产业、国家人居环境和谐发展的需要，需要大量的数字动漫产业人才。据调查，该专业近几年平均就业率达90%。
相近专业：动画专业
动画集合了绘画、漫画、电影、数字媒体、摄影、音乐、文学等众多艺术门类于一身，它把人和物的表情、动作、变化等分段画成许多画幅，再用摄影机连续拍摄而成。本专业培养具备电影、电视动画创作所需要的基础知识及理论，能在电影、电视等媒体的制作岗位上，从事动画原画、动画创意设计和三维电脑动画创作理论研究方面的专业人才。学生毕业后可在广播电视台、影视制作公司、企事业宣传策划部门、广告公司、音像出版机构、游戏软件公司做设计师或者工程师。据权威部门调查，我国包括美编在内的专业网络游戏技术人员不到万人，而其中的游戏程序人员、美术设计师、游戏策划人员、游戏技术维护工程师更是职场上的紧缺人才。
目前，开设该专业的高校已逾百家，在校学生有上万人。其中实力最强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是世界上唯一能拍摄动画商业电影的院校，也是国内动画学科设置最齐全、学历层次最完善的院校。该校为动画学院的学生开辟了专门的工作室，让学生们从大三开始组成联合作业组，真刀真枪投入动画电影实战演练，成为该学院的一大办学特色。
・微辨・
上述两个专业不同在于，前者更倾向于技术，后者对艺术的要求更高一点。就专业方向而言，数字媒体艺术更为倾向后期制作和包装，动画则是更倾向于动漫产业的创作。
相关专业：文化产业管理专业
好看的影片之所以能和观众见面，其实离不开前期的策划准备，中期的宣传造势和后期的推广发行。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5
一、当代戏曲现状
中国戏曲古韵千年,博大精深,已成为识别中华民族个性最显著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传统进入现代的中国戏曲,虽然失去了昔日舞台霸主的黄金地位,面临着文化与审美的转型和竞争,但绝不是被历史所淘汰,而是一条历史经验,也是必由之路。戏曲在当代社会(尤其是校园内的年轻观众),可以看到两种现象的鲜明分野。
有的年轻观众对戏曲知之甚少,似乎一染指戏曲便会被人视为老土。对戏曲的误解如此之深,就更谈不上欣赏和传承。现在无论城镇还是农村,不管国营剧团还是民营剧团,台下观众大多是年过半百的老人,年轻人寥寥无几。试想这种情况如果不能改善,等到现在的老年观众相继过世,很难想象一二十年后的情形。
进入新世纪,文化部先后制定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戏曲当仁不让成为了两个文化工程所涉及的主要对象。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戏曲界和社会有识之士的大力倡导之下,戏曲再一次成为一批观众钟爱的焦点。继2005年青春版昆曲《牡丹亭》在全国多所知名高校巡演轰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传统戏曲走进了校园。以前很少接触戏曲的学生们,在首次现场欣赏戏曲之后,发现传统戏曲并非想象中的暮气沉沉,而是充满吸引力,极少有人中途退场。据中国京剧院“2007京剧艺术进校园”对现场观众问卷调查不完全统计:没有看过京剧的人达98%,而通过观看演出对京剧艺术了解的人达95%,今后还有兴趣观看京剧的人达95%以上。[1]
不仅如此,青海省戏剧家协会、深圳市宝安区与当地中小学幼儿园合作,开展校园戏剧活动,5年来成绩显著,受到教育部、央视戏曲频道等部门、社会媒体的广泛关注,成为勇开先河的探索,普及推广戏剧(戏曲)的一个成功范例,为振兴戏曲提供了深远意义的启示。
二、“振兴戏曲”存在的误区
1.“京剧进教材”工程匆忙上马,准备工作尚不成熟
2008年春节刚过,教育部在九年义务教育的音乐课程中新增京剧教学内容。如此一个弘扬国粹、提高学生素养的举措,立意无疑是好的,然而质疑声纷至沓来:京剧进了教材,地方戏是不是也该进教材?“样板戏”能否代表京剧经典?……这些问题还存在着极大的分歧。不难看出,招来质疑的主要原因,一是急于求成,二是唱段选择不合理。“京剧进教材”首先得解决的是师资问题。京剧有众多的流派、行当之分,而现在绝大多数中小学的音乐老师都没有学过京剧。教育部为此举办了培训班,请专业京剧演员为音乐老师教唱。但要在3、4天的短期内学会15个唱段,本身也不符合学习戏曲的客观规律。
对于京剧知识一片空白的孩子们来说,硬性规定他们学习剧目和唱段,会使他们误以为“样板戏”就是京剧,就是国粹,从而丧失对真正京剧文化的探知能力。“样板戏”是西方歌剧的中国化,以西方戏剧观念和原则否定了京剧的民族特色,在艺术上来说不能和《游园惊梦》等纯东方古典戏剧所媲美,从意识形态来说则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孩子们接受起来困难很大。
2.戏曲教育“异化”,功利色彩浓重
校园戏曲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审美教育,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校园戏曲教育已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异化”倾向。
主要表现在:(1)行政命令以偏概全。首先,除京剧以外,我国共有300多个剧种,都有着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一些京剧根基不深的南方学校,是不是应该自主选择地方戏进教材,更有利于学生的修养?其次,戏曲教育不单单局限于学演唱和身段做工,戏曲的文学剧本、舞台美术、戏曲史等都可以纳入欣赏研究的范畴。(2)应赛教育大行其道。我们在才艺比赛节目里经常看到,一些戏曲小神童们能把大段的唱段唱得像模像样,高兴之余也有忧思:那些含有复杂历史背景、典故的唱词,显然是在老师机械训练下学会的,而唱段的真正内涵和戏曲的深层魅力,作为儿童肯定无法完全领悟。这说明,“中国的应试教育,又有了一个孪生姐妹――应赛教育,”[2]它不纯粹是以欣赏和切磋为目的,带有浓重的功利色彩。其后果必然会影响艺术创新,而艺术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提高。
不少学校和家长,借素质教育之名,为了升学加分而逼着孩子参加钢琴、舞蹈等艺术班,现在这股风气又侵入了戏曲领域,戏曲在将来很有可能成为普通学生参与应试教育激烈竞争的“新特长”和牺牲品。这就完全扭曲了我们普及戏曲教育的初衷,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比照,应该说是很不正常、不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
3.滥用时尚元素,丢失传统精髓
近年来有些院团在“振兴戏曲”的旗帜下,花费大量的人财物力,随意改编传统剧目,包装务求“时尚”二字,于是彩妆、维亚、追光、多媒体纷纷被搬上了传统戏曲的舞台,却忽视了戏曲观众最基本的需求。这些带有话剧色彩和高科技舞台效果的新编剧,从本质上来说已经不是传统戏曲了,被大学生认为是追时髦的表现,艺术生命注定不会长久。
传统戏曲在高校受到热捧,并不代表年轻观众们真正喜欢传统戏曲。一场戏看下来,他们记住更多的可能只是精美的舞台效果、轻盈漂亮的演员。而传统戏曲文化的精髓,在于唱词、唱腔、做工等,在这些剧目中却体现得不够,有些本末倒置。
三、正确理解“振兴戏曲”的内涵
1.戏曲艺术与校园文化的有机结合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的通知》(教体[2006]2号)指出:戏曲艺术课程建设是公共艺术课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戏曲艺术课程建设的方法、教材的选定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作了详细解答。因此让戏曲走进高校乃至中小学课堂,既是响应有关文件精神,也是戏曲传承的一条必由之路。
戏曲与校园文化建设有着天然的结合优势,完全能够胜任艺术传播和思想教育结合的重任。戏曲中有美育,有历史,有时代风尚,有传统美德,其中的积极因素与思想政治教育一脉相承。试举几例:歌颂青年男女反抗封建专制的有越剧《红楼梦》川剧《激流之家》;反映历史斗争的有京剧《杨门女将》婺剧《赤壁周郎》;倡导重义轻利与和谐社会及家庭的越剧《五女拜寿》京剧《锁麟囊》;宣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的有昆曲《十五贯》豫剧《七品芝麻官》;还有反映革命先烈坚贞不屈革命气节的粤剧《山乡风云》京剧《飘逸的红纱巾》。这些优秀的戏曲作品集思想性与艺术性之大成,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甚至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丰富内容,对于青年一代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2.以理性策略“振兴戏曲”
戏曲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要想使它回到舞台霸主的地位,是不现实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我们要理性思考“振兴戏曲”的程度,包含的对象和方式。笔者认为,在当代社会,戏曲如果能够与时俱进,拥有年轻化的创作团体,固定的观众群(尤其是年轻观众),能够引起理智社会的足够重视,就应该算是振兴了。其对象应该包括戏曲界的从业人士、相关文化教育部门、在校大学生、中小学生、社会媒体、广大戏曲爱好者。
(1)树立正确的指导理念。普通学校的戏曲教育,应该因地制宜、因校制宜。这里和戏曲学校不一样的是,目的不是培养演员和票友,是加强学生对传统艺术的感受力和理解力。戏曲高端人才必须是从小十几年如一日的刻苦训练才有可能打造出来,所以不能带着功利色彩,指望短期塑造一批戏曲奇才。
(2)采用灵活的培养模式。所选剧目可以采用1+X模式,即“京剧+地方戏”,这样即使在京剧影响力不广的地区,也能加大对本土优秀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力度。有条件的学校与当地的戏曲院团合作,观摩演出,开设戏曲选修课、戏曲知识讲座、成立戏曲社团,从戏曲文本、舞美造型等多方面进行戏曲审美教育。互动环节中可以设置学习化妆、身段,让学生们亲身体验戏曲的巨大魅力,培养他们的浓厚兴趣。
(3)社会舆论积极引导。东方卫视的《非常有戏》河南卫视《梨园春》是两个目前很有影响力的戏曲电视栏目,都引发了广大电视观众关注戏曲的热潮。专题片《于丹・游园惊梦》《昆曲六百年》电视剧《荀慧生》电影《梅兰芳》也一度引起观众褒贬,这仍然是好现象。戏曲演员在网络开博客,和观众零距离交流,这些客观上都推动着社会对戏曲的关注。
3.忠于传统,慎重创新
戏曲艺术的魅力主要是通过戏曲演员体现出来的,演员在表演过程中,最讲究的就是程式化和虚拟性。在戏曲中上楼、下楼、观花、避雨等动作都有一套优美的程式化表现手法,甚至不同行当人物的哭、笑都有一定的格式。戏曲正是通过这些提炼加工、美化定型的舞台动作来表现时空、人物性格和心理活动的。传统戏曲没有固定逼真的环境布景,时空自由灵活,完全用虚拟手法来代替,要求观众用自己丰富的生活阅历和高度想象力去“默会意象”,组成一个个丰富的意境。在川剧《秋江》瓯剧《双金印・水牢》中,通过演员身形动作虚拟且富有诗意的表演,达到了“满场无水,满台是水”的奇异效果。正是在虚拟与程式相互推进中,戏曲创造出最具文化意味的形式美,形成了浓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同志曾经指出,“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开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3]过于复杂的舞台布景,带着强烈的西方戏剧写实色彩,和中国戏曲写意风格很不相溶,增加演员表演的难度,还会分散观众的注意力,效果适得其反。在中国艺术中生搬硬套西洋的东西,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应该以中国艺术为基础,扬弃性的吸收一些西方的东西,自己创造为好。
创新是艺术的本质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我们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文艺领域的指导地位,落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处理好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在传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创新,既不固步自封,也不全盘西化。振兴戏曲的道路不是平坦的,我们文艺教育工作者应该担负起弘扬文化遗产的重任,在传承的同时去发展戏曲,让梨园春色常在。
注释:
[1]《中国京剧院“2007加剧艺术进校园”巡礼》,载《中国戏剧》,2007年12期37页
[2]《应赛教育:艺术早衰症》,载《戏剧之家》,孙焕英,2009年1期
[3]这是《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发表于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
参考文献:
[1]刘祯,王魁.中国戏曲的市场化道路与多样化发展.新华文摘,2008,20
[2]熊伟.谈高校校园戏曲艺术欣赏与德育渗透.湖北社会科学,2004,3
[3]李稚田.京剧进课堂:艺术教育普及化的新尝试.中国教育报,2008,3,4,5
[4]宇锦.继承和创造的双重使命.上海戏剧,2009,2
[5]魏亚.论戏曲文化艺术的推广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安徽农学通报2007,13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6
关键词：传统吸取；现代传播；保护；发展
中国传统戏曲是世界范围内完整保存下来的三大戏剧文化体系之一，它不是独立的艺术体系，而是包含了音乐、文学、美术、舞蹈、表演等多方面因素在内的一门综合艺术。在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格局中，传统戏曲所积淀、所代表的是一种带有地域文化色彩的整体文化精神。传统戏曲艺术不仅保留了传统戏曲的文化内涵、思想意境而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并随着时间、空间的推移改编、新编、移植的剧种、剧目也都为人们所喜爱。在获得人们认可喜爱的同时，传统戏曲艺术也应该时刻警醒，看到多种文化娱乐形式冲击下传统文化形式的窘境，从而做到根植于传统，传播于现代，用现代的传播形式保护和发展传统的戏曲艺术，这样才能为传统戏曲赢得更好的生存发展空间。
中国传统戏曲艺术是中国博大精深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承工作开展过程中，创新理念，探索适合的模式非常重要。我们在进行传承工作时，要认识到除了“活态”的传承外，还要注重借鉴以往已经成功的保护经验和历史经验，运用现代传播媒体和传播手段，来开展具有丰富内涵、意义深远的传承工作，说的通俗些，就是要学会借助广播电视、电台、报纸、网络等现代科技支撑的传播载体和传播技术，来推动和促进传统艺术的纵向传承。而传统戏曲艺术是传统艺术的经典样式，它富有丰富的现场感和场面感，借助现代传播手段更有助于传统戏曲艺术的传播发展。
在这点上，有很多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像很多地方戏曲通过电视、电影、广播等形式起到了很好的传播和传承效果。原先传统戏曲都是现场演出现场观看，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较大，借助新时代的传播手段，不仅大大拓展了戏剧艺术传播的时间与空间，放大彰显了传统艺术及其经典节目的价值与魅力，有助于培养了传承戏曲艺术的受众，扩大了传统戏曲的影响力。具体的例子非常多，例如：电影《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天仙配》等对传统戏剧的传播与普及，原先的“样板戏”《智取威虎山》被翻拍成电影在全国各地巡回上映，并得到不错的票房成绩。通过以上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无论形式和过程如何，通过现代传播手段弘扬和发展传统戏曲艺术的探索是必然和可行的。
不仅是传统戏曲艺术，广播电视对于传统曲艺的传播与普及的效果也有目共睹。像曲艺大师侯宝林、马三立等相声大师艺术地位的确立，他们用高超的艺术造诣征服了观众毋庸置疑，但与电视、广播的传播及其所带来的艺术影响力同样有着很大的关系，有了这些媒体手段的介入，更多的人欣赏到他们的表演：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刘兰芳老师的评书播讲如果只在茶馆书社，便不会声名远播，万人空巷听评书不正表现的是电台评书的传播与魅力吗。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优秀的传统文化形式，这些传统文化伴随着电台、电影、电视、网络的播放所形成的广泛传播与走红效应不胜枚举。
影响所及，后来许多的卡拉oK歌厅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唱上一段诸如《夫妻双双把家还》、《智斗》、《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等唱段。
通过现代传播手段保护和发展传统戏曲，一方面，彰显了这些传统艺术的魅力与价值，让更多的人了解从而喜爱传统艺术，扩大传统艺术的影响力，为传统戏曲等传统艺术带去生机和活力；另一方面，通过欣赏传统戏曲等传统艺术，为之培养几代喜爱这些传统艺术的观众和听众，为传统戏曲等艺术形式培育传承发展的文化土壤与健康生态。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7
一、学校基本信息
学校名称：河北大学;学校代码：10075;办学层次：普通本科;办学类型：公办、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学历证书：学生学业期满，成绩合格，符合毕业条件，颁发河北大学本科学历证书，证书种类为普通高等教育毕业证书;符合学位条件，授予河北大学学士学位。
二、艺术类招生专业
河北大学招收艺术类专业的学院有艺术学院、新闻传播学院、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艺术学院设有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绘画、动画、音乐学、舞蹈学、书法学等本科专业。新闻传播学院设有播音与主持艺术等艺术类本科专业。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为教育部正式批准的非独立法人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设有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戏剧影视文学等艺术类本科专业。
三、招生计划
专业名称
学制
层次
学费(元/年)
招生计划
所属学院
绘画
4
本科
8500
拟定35人（河北省25人、江苏5人、山东5人）
艺术学院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
4
本科
8500
拟定50人（河北省40人、江苏5人、山东5人）
动画
4
本科
8500
拟定30人（河北省20人、黑龙江5人、山东5人）
音乐学（含声乐、器乐）
4
本科
8500
拟定76人（声乐：河北40人，安徽5人，湖南5人；器乐：河北26人，其中钢琴10人，手风琴6人，古筝4人，二胡4人，大提琴2人）
舞蹈学
4
本科
8500
拟定30人（河北30人）
书法学
4
本科
8500
25人（河北15人、山西5人、河南5人）
戏剧与影视学类(含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4
本科
8500
60人（河北省55人、内蒙古5人）
播音与主持艺术
4
本科
8500
40人（河北省30人、山西5人、内蒙古5人）
新闻传播学院
戏剧影视文学（中外合作办学）
4
本科
28000
30人（河北20人、山西3人、浙江4人、江西3人）
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4
本科
28000
30人（河北20人、山西3人、浙江4人、江西3人）
环境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4
本科
28000
30人（河北20人、山西3人、浙江4人、江西3人）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
4
本科
28000
30人（河北20人、山西3人、浙江4人、江西3人）
四、专业测试要求所属学院
专业名称
专业测试要求
艺术学院
绘画
使用生源省美术联考或统考成绩
设计学类(含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专业)
动画
音乐学（含声乐、器乐）
使用生源省音乐联考或统考成绩
舞蹈学
使用生源省舞蹈联考或统考成绩
戏剧与影视学类(含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
河北省考生使用河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校考成绩，非河北省考生使用生源省相应联考或统考成绩
书法学
河北省考生使用河北大学书法学校考成绩，非河北省考生使用生源省相应联考或统考成绩
新闻传播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
河北省考生使用河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校考成绩，非河北省考生使用生源省相应联考或统考成绩
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
视觉传达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使用生源省美术联考或统考成绩
环境设计（中外合作办学）
动画（中外合作办学）
戏剧影视文学（中外合作办学）
河北省考生使用河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校考成绩，非河北省考生使用生源省相应联考或统考成绩
五、校考专业测试
(一)报名
1.报名条件:取得河北省2016年普通高考资格的艺术类考生。
2.报名方式及时间：考生于2015年12月26日至2016年1月10日登陆河北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进行报名。
3.交费：考生参加戏剧影视文学类和播音主持类专业测试需交纳测试费120元/人，参加书法学专业测试需交纳测试费100元/人，交费时间为2016年1月13日至20日。河北大学2016年艺术类专业测试交费使用河北大学校园缴费平台(网址：plat.hbu.cn/)。交费流程请见附件《河北大学2016年艺术类专业测试交费流程》，咨询电话0312-5079497。
(二)签到
1.签到时间：2016年1月25日开始。
2.签到方式：登陆报名系统进行网上签到。
3.打印准考证：考生通过网上签到后直接打印准考证。
(三)测试安排
1.测试时间：
戏剧与影视学类：2016年2月23日上午8:30—11:30;
播音与主持艺术：2016年2月24日开始;
书法学：2016年2月26日下午13:30—17:30;
2.测试地点：河北大学本部校区(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具体考试地点及考试须知见校考专业测试准考证。
3.测试证件：考生必须携带《报考证》、《准考证》、《身份证》参加测试。
4.校考合格标准：校考专业测试成绩按分数从高到低排序，合格人数不超过相应艺术类专业在省内招生计划的4倍。
5.校考专业测试成绩将于2016年3月底前在河北大学本科招生信息网公布(合格证不再单独寄发)。
(四)测试形式和内容
1.戏剧与影视学类
⑴测试形式：闭卷笔试，时间为3小时，满分200分。
⑵测试内容及分值：
①艺术常识和影视知识测试(满分80分)：类型包含填空题、选择题、判断题、名词解释等，测试内容包括艺术方面的基本常识和电影电视方面的基础知识。
②命题编写故事和电视栏目创意(满分120分)：命题编写故事要求考生根据给出的题目编写故事，着重考查故事的结构性、完整性、原创性，以及人物和情节的设置等方面，字数以1000字左右为宜;电视栏目创意要求考生根据给出的题目进行电视栏目策划与创意，着重考查考生的形象思维能力、想象力、策划能力和创作能力，字数以1000字左右为宜。
2.书法学专业
⑴测试形式：临写创作，时间为4小时，满分200分。
⑵考试要求：考生自备书写工具，考场提供四尺对开斗方生宣纸试卷。
⑶测试内容：
①楷隶选临(满分60分)：根据所提供的楷、隶范本，自选其一，临写于试卷纸上(30字左右)。
楷隶选临范围(楷书、隶书各提供2件供选范本)：
楷书：颜、柳、欧、褚、赵;张猛龙碑、张玄墓志;
隶书：曹全碑、礼器碑、乙瑛碑、张迁碑、石门颂。
②行书临写(满分60分)：根据所提供的行书范本，自选其一，临写于试卷纸上(30字左右)。
行书选临范围(提供3件供选范本)：
行书：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祭侄文稿》、苏轼《黄州寒食帖》、黄庭坚《松风阁》、米芾《蜀素帖》。
③命题创作(满分80分)：根据所提供诗、文内容，自选书体创作一幅作品，书写于试卷纸上(30字左右)。
3.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
⑴测试形式：面试，满分200分。
⑵测试内容：包括自备文学作品朗读(3分钟以内)，指定稿件播读、话题评说(2-3分钟)。
六、录取规则
所有艺术类专业高考录取时，遵循“分数优先”原则，按考生所填报的专业志愿依次进行录取。
(一)普通艺术类专业
1、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
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专业测试采用生源省相应的艺术联考(或统考)成绩，文化统考成绩和专业测试成绩均需达到省定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按文化成绩排序，择优录取。舞蹈学专业要求男生身高不低于175厘米，女生身高不低于165厘米。
2、戏剧与影视学类、播音与主持艺术、书法学
戏剧与影视学类(含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书法学专业测试河北省考生采用河北大学校考成绩、非河北省考生采用生源省相应的艺术联考(或统考)成绩。
(1)戏剧与影视学类(含戏剧影视文学专业、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要求校考成绩(或联考成绩)合格、文化统考成绩达到省定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成绩相同时，按专业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2)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要求校考成绩(或联考成绩)合格、文化统考成绩达到省定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综合成绩(综合成绩=专业测试成绩×60%+文化裸分成绩×40%)从高分到低分排序，择优录取;综合成绩相同时，按专业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3)书法学专业要求校考成绩(或联考成绩)合格、文化统考成绩达到省定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按文化投档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二)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专业
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专业只招收有专业志愿的英语语种考生，且不接收专业调剂。
1、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
视觉传达设计、环境设计、动画专业测试采用生源省美术联考(或统考)成绩，文化统考成绩和专业测试成绩均需达到省定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文化统考英语单项成绩不低于75分，按照专业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专业成绩相同时按文化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2、戏剧影视文学
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测试河北省考生采用河北大学校考成绩、非河北省考生采用生源省相应联考(或统考)成绩;要求校考成绩(或联考成绩)合格、文化统考成绩达到省定相应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按照文化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排序录取;文化成绩相同时，按专业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七、专业测试成绩使用说明
经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批准，河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含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河北大学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中外合作办学)、西安文理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河北大学工商学院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招生使用河北大学戏剧与影视学类校考专业测试成绩;河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和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招生使用河北大学播音与主持艺术校考专业测试成绩。具体招生计划和录取规则请参照各院校相关专业的招生简章，有关事宜由相关院校负责解释。
八、联系方式
咨询电话：0312-5079698(教务处)、0312-5073050(艺术学院)、0312-5079310(新闻传播学院)、0312-5073399(河北大学-中央兰开夏传媒与创意学院)
学校地址：河北省保定市五四东路180号(071002)
学校网址：hbu.edu.cn
招办网址：zhaoban.hbu.cn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8
一、戏剧教育进中小学的实践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在戏剧教育进中小学这个领域已有了一定的艺术实践和经验上的积累。学院项目组以上海市实验学校为载体，进行了将近3年的探索，发现除了音乐、美术等常规艺术教育形式外，中小学师生对于戏剧教育特别是课本剧的形式非常欢迎。对于许多经典名剧的展演，以及教材内容的改变演绎，接受度和受欢迎度都很高。
2010年，学院与上海市实验学校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为该校提供丰富的戏剧表演教学资源，加强表演课程建设，提升中学生的艺术修养。学院在上海市实验学校推进戏剧教育，在校内开设戏剧社团，由表演专业的学生定期到社团进行指导和排演。随着戏剧教育社团活动的开展，一方面，让中小学师生有机会接触经典名剧片段，加强艺术修养。与此同时，学院在2007级表演专业中分设表演（师资）方向，为戏剧教育今后的师资队伍做了专业上的储备。戏剧教育的拓展和实施，对表演专业的学生而言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实习机会。学院的赵国栋同学曾执教戏剧社团，为上海实验学校的同学们成功排演了话剧《雷雨》，全本四幕，连演三场，受到了实验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他毕业后，由马骥同学接过“教棒”，继续指导社团排演，带领实验学校的学生排演了话剧《寻找春柳社》，2012年5月16日成功上演，很受高度欢迎，之后又连续加演两场。今年4月，由张骏伟同学执导排演的《仲夏夜之梦》，亦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第十二届“沪、港、澳与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学生表演大赛中，实验学校话剧《雷雨》剧组喜获殊荣。实验学校的同学们表示：在大学生老师的指导下，在学习话剧的过程中，通过对每一个人物的动作和内心的深入剖析，对话剧艺术也有了一定的见解和感悟。话剧表演让他们受益匪浅，而那段时间的全身心投入与辛苦付出的过程更是同学们高中生活里最宝贵的经历。
客观地说，上海市实验学校学生的综合素养较高，而且在舞台设施等硬件条件上也能符合正式演出要求。但是要推广到更多乃至全市的中小学开展戏剧教育，学生是否具备接受戏剧教育的基础和舞台环境的限制，是学院所要考虑的。目前，中学音乐、美术教育在逐步萎缩，而戏剧教育却异军突起。笔者认为，高等师范院校要把握契机，将教师教育的鲜明特色予以发扬，面对中学表演师资稀缺的情况，在大学建立表演系师资方向和表演专业研究生，这是支撑中学艺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必然方向和未来新的增长点。
在上海高等教育内涵建设“085”工程的大力支持下，学院项目组筹划召集上海市艺术教育的负责人和相关教师举行以戏剧教育进校园为主题的研讨会，搭建平台，逐步贯彻和渗透戏剧教育的理念。一方面，让更多的中小学从教人员了解戏剧教育；另一方面，搭建平台，让更多的大学生有机会到各个区县中小学从事戏剧教育的辅导和常规实习，实现高校人才输出与中小学戏剧教育双赢。
今年6月，谢晋影视艺术学院与上海上视小荧星文化艺术培训学校签订了定向培养合作协议。小荧星艺校多年来致力于少年儿童文化艺术素养的培植、积淀与提高，积极推动当代少年儿童艺术的发展，艺校发展至今已经家喻户晓，成为上海儿童艺术教育的知名品牌。为了更好地拓展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渠道，率先占领上海儿童艺术教育的市场，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未雨绸缪，主动与小荧星艺校对接，不少优秀的学院毕业生已经陆续成为小荧星艺校的骨干教师和管理者。通过定向培养，一批符合要求的毕业生将与小荧星艺校正式签约，成为小荧星艺校的专职教师。此次联合定向培养项目的签署，为谢晋影视艺术学院的毕业生“抢占”上海儿童艺术教育岗位开辟了新的渠道。
二、戏剧教育进中小学的成效
为了进一步在全市中小学推进戏剧影视通识教育，不断丰富校园文化，挖掘有潜力的戏剧影视新苗，为戏剧教育成为中小学艺术教育的必修科目做出努力，今年6月1日，由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承办的首届上海市中小学戏剧（课本剧）邀请赛在上海师范大学举行。此次大赛共有来自全市14所中小学的22个剧目参赛，经过激烈角逐，上海市实验中学的肢体课本剧《药》获得了特等大奖。这是高校艺术教学实验与中学素质教育相对接的一个范例。
肢体剧，或称为叙事性肢体剧，指的是表演者以大量的肢体动作、形体语言，尽可能替代台词，用肢体来证实环境（布景及道具）的一种演出形式。①用肢体剧形式演绎鲁迅经典小说，无疑是一次极富挑战的尝试和开拓。6年前，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加拿大史密斯·吉尔莫剧团的艺术家们，曾携手将鲁迅的5部作品糅在一起改编成肢体剧，以《鲁镇往事》为题在舞台上演，一时间观者如潮。次年，谢晋影视艺术学院表演专业的教师们编排了肢体剧《祝福》，并在与美国高校交流时首演，引发了在场所有观众的共鸣，再一次印证了艺术无国界的说法。2012年，肢体剧工作坊应运而生，肢体剧训练在表演专业学生的培养上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肢体剧训练的方式，对于表演专业的学生来说既新鲜又富于挑战，在众多的训练方式中，有五种让学生受益匪浅。
（一）相互动作
相互动作。即甲同学做出动作，而乙同学立即做出回应，事先不做排演。肢体剧表演需要演员有较强的演出适应性，能够做到临场发挥、随机应变。相互动作，着重训练和培养演员的反应能力。
（二）节奏训练
老师在旁击鼓，学生按照老师敲击的节奏行进，或纡徐，或急促。肢体剧表演与普通的话剧表演有所不同，非常注重节奏的拿捏，往往在几个场景之后，就要有一个节奏上的转换，或一个小高潮。如果在某个点上没能踏准节奏，那么演出效果就会受到影响。
（三）环抱训练
甲生聚拢双臂呈环抱状，乙生从圈中出入，不能碰到甲身体的任何一个部分。然后乙生做环，甲生从圈中出入，两者反复交替。这是对学生“动静结合”素质的培养。肢体剧的场景变化频繁，演员始终处在一个“动”的状态，但是，如果走向它的反面，那就有可能会“乱”。因此在“动”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一种“静”的心态和素质，就显得尤为重要。环抱训练恰恰能很好地做到这一点。此外，这种训练方式对于培养演员之间的默契程度也颇有帮助。
（四）爬行训练
肢体剧的舞台空空如也，所有布景、道具、动物都由演员扮演。舞台上嗜血的狼狗、狰狞的石狮、温顺的绵羊，在学生们一边爬行、一边运用口技的模仿下，显得活灵活现。爬行训练的作用不止于此，它在打开演员肢体的同时，也解放了演员的天性，让演员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放松且伴着几许恣意。
（五）想象训练
肢体剧表演需要演员具备丰富的想象力，在舞台上呈现出各种富有创意的“画面”。想象训练，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粒种子，演员通过肢体展现渺小的种子慢慢成长为参天大树的过程；演员也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只小鸟，在晴朗的天空做翱翔状，在雷鸣的雨天做惊慌状。总之，根据不同的环境想象，做出合理的反应和动作。
从表面上看，肢体剧训练从某种程度上培养和提高了学生们的演出技能，但从戏剧教育的角度分析，以上五种训练方式潜移默化地增强了他们的个人素质和修养，为他们今后的人生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相互动作培养了学生们人生中的瞬间应变能力；节奏训练让学生们感受到了人生不是短跑比赛，而是一次漫长的马拉松，张弛有度，把握节奏，才能笑到最后；环抱训练所训练的“动静结合”，在如今功利主义弥漫的社会大背景下，无疑是一剂让人清醒镇静的良药；爬行训练，打开了学生们的身体，解放了他们天性，让他们放下身上的担子，享受人生的乐趣；想象训练，拓宽了学生的思维，丰富了他们的人生感受。这样的训练方式，简单易操作，完全可以推而广之，让更多的人受益。
三、戏剧教育进中小学的展望与前景
谢晋影视艺术学院根据鲁迅经典小说改编的肢体剧作品，引发各方关注，其中上海市实验学校的校领导还亲临现场观摩了演出。演出结束后，学校决定邀请学院的学生作为指导老师，帮助高中生们排演肢体剧《药》，作为参加首届上海市中小学戏剧（课本剧）邀请赛的参赛作品。排练过程即是一次有益的戏剧教育的过程，教育效果有如下几方面：
（一）培养兴趣，亲近大师
排练伊始，高中生们对《药》的理解并不深刻，这和他们对鲁迅的文章缺乏兴趣有一定的关系。看完谢晋影视艺术学院学生排演的肢体剧《药》之后，他们首先对这种表现形式产生了好感，继而愿意听指导老师讲述《药》所蕴含的深刻寓意，从而对大师也产生了亲近感。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戏剧教育理应成为学校教育环节中重要的方式和手段。
（二）摸爬滚打，砥砺意志
肢体剧排演中，很多场景都需要演员上台摸爬滚打。高中生们在排演中深切地感受到做一名演员的不易。《药》的开头写道：“秋天的后半夜，月亮下去了，太阳还没有出，只剩下一片乌蓝的天；除了夜游的东西，什么都睡着。”为了给这沉沉的秋夜增加一些阴森的气息，同时展示当时黑暗的社会背景，肢体剧《药》设计了一个群狼撕咬的画面。这就需要学生们先要运用口技模仿狼的声音，然后学狼的模样四肢朝地，到台上爬行翻滚，营造出群狼争食的效果。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平时在家娇生惯养的高中生们为了达到这一效果，一遍遍地在台上翻滚着，直到指导教师满意为止。高中生们对戏剧表演有热情，愿意吃苦，甘愿投入，这也是这部戏最后取得成功的坚实基础。
（三）释放压力，收获自信
如今的高中生承受着巨大的学业压力，身心疲惫。肢体剧排演是他们一个释放压力的机会，时间虽然短暂，但是他们却充分享受到了其中的乐趣，在台上的挥洒表演中感受到了快意。演华小栓的学生小a，留着一头长发，性格十分孤僻，吃饭时老是一个人呆着，不太合群。排练间歇，指导教师经常开导他，和他聊天，并鼓励他好好演出。排演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几次，但是效果却很显著。更重要的是，原先排挤小a的同学，在排演中意识到华小栓这个角色非小a莫属时，慢慢改变了对小a的态度，主动把他纳入到团队之中。正式演出时，小a将长发剪短，信心十足地投入到了演出之中。小a收获自信，赢得尊重和友谊的事例，充分体现了戏剧教育所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团队协作，互相尊重，也是此次排演后，学生们变化较大的地方。由此可见，戏剧教育可以做的课题与实验还有很多，关键是要关注热点，找准方法，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是切实可行的。
1998年，国家颁布了《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将美育教育列入素质教育之中；2002年教育部颁布了《学校艺术教育工作规程》，旨在加强学校艺术教育工作，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通过艺术教育，让学生了解我国优秀的民族艺术文化传统和外国的优秀艺术成果，提高文化艺术素养，增强爱国主义精神；培养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抵制不良文化的影响；陶冶情操，发展个性，启迪智慧，激发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规程》对学校艺术课程，课外、校外艺术教育活动，以及学校艺术教育的保障，也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006年，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指导方案》，旨在希望高校学子在普通高等学校公共艺术课程的学习实践中，通过鉴赏艺术作品、学习艺术理论、参加艺术活动等，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培养高雅的审美品位，提高人文素养；了解、吸纳中外优秀艺术成果，理解并尊重多元文化；发展形象思维，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提高感受美、表现美、鉴赏美、创造美的能力，促进德智体美全面和谐发展。2011年，教育部首次将“艺术学”从“文学”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门类。高校对于艺术教育愈加重视，经典话剧和传统戏曲进校园便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高校在自主招生中，也越来越看重学生的戏剧素质，以上海市实验学校为例，参与排演《雷雨》的学生们，在著名高校的自主招生面试中，由于具备较强的戏剧素质而获得了预录取资格，最终考上了心仪的大学。
可以想见，戏剧教育进入中小学的前景会更加美好。
注释：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9
但是，在这些论争中，极少有人问及一个基本的问题:电影是什么?戏剧是什么?换言之，电影作为媒体的特质究竟是什么?电影的本体是否仅仅局限于电影的物质基础?随着电影技术、物质基础和电影美学的日新月异，媒体特质是否一成不变?媒体特质说到底从何而来?在电影研究日益学科专业化的今天，研究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应该以电影为中心还是将电影边缘化?如果中国电影与戏剧的历史关系值得重新研究，电影与其他媒体(文学、雕塑、绘画、建筑、音乐等)间的关系又如何对待?如何看待电影与戏剧的关系因此不只牵扯到这两个媒体或与其他媒体之间的关系，更牵涉到电影研究方法上的多学科化问题。同时，研究电影与戏剧的关系，不仅仅是对中国电影史的叙述问题，也关涉对中国电影理论的梳理。①这些问题最终让我们走出中国电影和戏剧的个案而参与到今天对于电影及电影研究重新定位的讨论。面对新媒体理论与实践的挑战以及媒体理论与媒体史研究的日益拓宽和深入，电影研究如何在方法和研究范围上与新旧学科对话，成为本文最终关注的问题。
本文先追溯媒体特质论在西方的来龙去脉，进而反观中国电影理论史上几次对戏剧电影关系的讨论从1920年代电影特质论的提出，到30年代软性与硬性电影之争中对戏剧和有声电影的讨论，到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对戏曲电影的商榷，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影语言现代化呼声中丢掉戏剧拐杖的决绝。文章最终回到当代从不同学科对媒体特质论的重新探讨，继而提出电影和戏剧研究方法上新的可能。
尽管多年来在中外电影史和理论上诸多讨论中，电影的媒体特质(cinemasmediumspecificity)被当成不言自明的本真性，媒体特质论(me-diumspecificity)这一话语却可以追溯到德国美学和戏剧家莱辛。莱辛在1766年的《拉奥孔》一书中将诗歌与绘画分家，将二者分为时间与空间的艺术。在将两者定义为本质不同、不可混淆的艺术后，这种对媒体本质的分割便成为界定艺术成功与否的标准。在电影史上，早期电影理论从1910年代便对电影媒体的特质有所述及，但要到1920年代伴随着无声电影作为公众娱乐形式和新型艺术的地位日益稳固后才逐渐成为定论。有意思的是，在1910-1920年代期间，戏剧频频作为电影特质话语中的必要反差出现以定义电影的特质。无论是维切尔林赛(VachelLindsay)、雨果闵斯特伯格(Hugomnsterberg)、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arnheim)、贝拉巴拉兹(BlaBalzs)、弗谢沃罗德普多夫金(Vsevolodpudovkin)，还是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Kracauer)，都不厌其烦地将两者对照。在这些讨论中，早期电影理论家们不断围绕时空组织、表演风格和观影模式来阐发电影和戏剧两种媒体的鸿沟。如果说1910年代电影还常常被比作既定的艺术形式(雕塑、绘画、诗歌、建筑、音乐等)，到20年代电影已确立它与这些艺术形式分庭抗礼的地位。电影作为现代工业产物的机械艺术，对于以人类为中心(anthropocentric)而界定的表演、观察、时空组织及观影模式的约定俗成形成相当挑战。这些挑战从意识形态和表现形式上与现代主义不谋而合，从而赢得众多方家的青睐。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艺术家和批评家发出的对电影特质的盛赞，与电影作为一种新的商品形式、新的大工业制造模式，及社会组织和感受的形式的逐渐成型息息相关。因此，现代主义对于电影对后人类(posthuman)特质的热情，无形中却成为商品社会的一种意识形态。
在中国电影史上，对于电影特质和戏剧关系的类似论述在不同历史时刻重现，让我们认识到中国电影史与世界电影史不可分割的联系，以及中国电影理论与跨国家跨地区电影理论的交接。但我更关心的不只是媒体特质这一话语在不同时段地界的重复，我认为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这些具体的历史时刻，在不同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媒体特质的话语如何与其他话语交织，并扮演何种角色。
我所关注的第一个历史时刻是1920年代的中国。有意思的是，对电影媒体特质较详尽的讨论，却是由我们公认为现代话剧之父的前辈欧阳予倩阐发的。欧阳予倩在连载于20年代主要电影杂志《电影月报》中的长篇论文《导演论》中，对电影与戏剧从编剧、导演、演员、布景等多方考察对比。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予倩虽是话剧史上的泰斗，同时也在早期电影中起到重要作用。而我发现，正是在他谈及实践问题时，电影与戏剧的区别不再泾渭分明。
一开始，欧阳予倩对电影媒体特质的肯定，与西方诸多讨论十分相似。文章开篇即强调电影已不再是戏剧的附庸，而成为一门独立艺术:电影有电影的特长，有电影能够表现的，其他艺术决不能表现。而所用的方法，也完全和其他艺术不同。所以电影已经渐渐地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
欧阳予倩继而阐述电影媒体的诸多特征，强调它是光与影的艺术，易于传播，题材独特而与现实相关，包括风景、街市、人群、战争这些戏剧通常难以体现的影像。而早期电影在声音(无声)和色彩(黑白)上的局限，却为电影的运动性和观影的通感作用所弥补和超越。用欧阳予倩的话说，电影是人之精力、机械力，和自然界之万象相融合而成的一种综合艺术，并且是近代的科学的艺术，动作的流动的艺术，概括说，就是光与影的艺术，而其中有神秘不可思议的存在。欧阳予倩由此列数电影与戏剧的诸多相异之处:戏剧出现在舞台，电影演绎于银幕;戏剧注重言语，电影注重动作;戏剧是光与色的艺术，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其中，戏剧与电影最大的区别是电影的表现空间:戏剧的表演限于舞台，电影的表演是占了无尽的地方，譬如，天然的风景，伟大的建筑，决不是舞台上所能有的，可是无论大海高山大瀑布大平原人类的大群集以及珍禽异兽之类，凡舞台上受限制的，电影都能收之于一片之中，在观客的面前展开来看。欧阳予倩的这些论述，有作者本人对电影最初直觉的认识，也与西方电影理论的输入不无关联。在徐卓呆1924年编译的《影戏学》、郑心南编译的192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电影艺术》中，电影特质论已然出炉，其中戏剧与电影的对照已成为论述电影特质论的常式。
但是，欧阳予倩的认识，既基于他对电影戏剧的观察，更来自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话剧最早的推动者、戏曲编导和表演艺术的行家里手，他同时也参与了早期电影的创作。1926年欧阳予倩加盟民新公司后，他不但参与了3部影片《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天涯歌女》的编剧，还在后两部影片中扮演角色。在谈及电影布景的一些实际考虑时，电影与戏剧的界限开始模糊起来。欧阳予倩谈到电影外景虽多用实景，但因各种原因，现实中的实景不尽与故事相合，仍需搭建布景。但布景并不一定以绝对写真为标准，这也是布景优于实景的地方。对欧阳予倩来说，无论电影还是戏剧，都应以表达情绪为中心。以戏剧为例，近代戏剧的舞台装置往往侧重光线色彩用具中的必要元素，而将影响全剧气氛或妨碍看客视线的器具或其他元素去除。电影的布景虽与戏剧不同，也应该以简为妙，将影响看客注意力或全剧情绪的因素去除。谈到光线，欧阳予倩再次以戏剧为例，认为光是戏剧的生命，而电影是光与影的艺术。后者既要考虑光，还要注重影，并注重二者的搭配得当。但在谈到光影配搭时，欧阳予倩再次以戏剧为例，谈到幼稚的戏剧只图明亮和光线均匀，就像幼稚的电影一样。
在这些对电影的叙述中，欧阳予倩往往以戏剧作反衬，在具体分析时又不断以戏剧为例子，触及二者诸多相似之处。更值得注意的是，欧阳予倩虽以戏剧笼统而言，但他主要的例子来自西方近代戏剧和早期话剧。而在谈到电影与戏剧同为群众艺术，以情绪的组织、氛围的营造为重时，他则以戏曲为范本。换言之，戏剧与电影不只是媒体层面的比较，而牵涉到某种戏剧形式和电影形式的比较(他特别提到未来派电影的布景应另当别论)。在这些具体的比较中，二者的交接逐渐呈现，电影虽成为独立艺术，仍常以某种戏剧形式为范本。这些交接在布景和灯光上尤其突出，不光因为早期电影和戏剧的布景灯光常常使用相同的从业人员，还让我们意识到戏剧本身的历史变化和多样性。因此，将电影与戏剧两者在媒体层面作抽象的对照的结论，往往因为具体实践而不攻自破。值得重视的是，欧阳予倩对电影独特性的肯定，与20年代中期电影在中国逐渐由边缘走向中心休戚相关。电影公司如雨后春笋，电影院日渐奢华，影人和影星的地位不断上升，电影逐步由家庭转向工业化制作，电影杂志也纷纷出炉。在电影不断增加自己的放映空间和话语阵地时，对戏剧这一最接近电影的大众娱乐和艺术的形式作出挑战也就成为电影争取话语权和生存空间的必要选择。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批评与理论中对电影特质的肯定，与电影工业和商业运作相得益彰，成为电影体制化过程中不可分割的元素。
到30年代初，也就是我考察的第二个历史时刻，电影特质的讨论再次以戏剧为反衬，而这一次则在有声电影同软硬性电影的争鸣中阐发。其中刘呐鸥对电影特质的讨论尤其突出。有声电影的出现，对以默片为基础的电影特质论提出了挑战。在《影片艺术论》一文中，敏感于电影技术和艺术的飞速变化，刘呐鸥开篇即对电影特质论提出了质疑:将来在真的天然色的影片完成的时候，在立体影片成功的时候，或在电送影戏和其他电影科学所约束我们的东西完成并影遍了的当儿，谁说艺术的影片理论不会随之变更呢?刘呐鸥对电影特质的讨论一开始即出现了悖论:影片艺术一方面因电影的发展而难以定义，另一方面又因诸多既定的讨论而有迹可循。换言之，影片艺术的定义既是暂时的又是肯定的。刘呐鸥所指的影片艺术，也就是电影特质，既包括了电影的物质技术基础，又包括了建立在这些物质条件上的艺术形式。但这种对电影特质的肯定又以否定的形式出现。在《ecranesque》一文中，刘呐鸥将电影特质的三要素概括为非文学的，非演剧的，非绘画的，从而透露了这些媒体形式与电影丝丝缕缕的联系，并成为电影特质话语中的无意识(un-conscious)。刘呐鸥对电影特质的讨论，大量参阅并引述西方(尤其是苏联，德国和法国的)电影理论和实践。在有关蒙太奇(montage)、电影眼(kinoeye或Cine-oeil)、纯粹电影(purecinema)、绝对电影(absolutecin-ema)的引介中，刘呐鸥与西方现代主义接轨，强调电影的物质技术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艺术形式对人类感知、时空组织、审美成规的挑战和新的表达可能(尤其是动感、光影艺术、节奏)。
刘呐鸥的第二重悖论却与电影进化论产生矛盾，再次体现有声电影的出现对既定电影特质的挑战。这种挑战不光是对电影特质的内容，也是对电影特质论所暗含的前提产生了质疑。对刘和许多同时代的电影人来说，有声电影的出现似乎让电影出现了倒退，使得从作为戏剧附庸而独立出来的电影再次与戏剧合流。电影特质论本是将电影作为最新的艺术形式，由于它的机械基础、与大工业生产方式的联系，使得它成为机械文明时代的宠儿。但这种现代性光彩背后暗含的进化论基础却由于有声电影在电影表演与空间美学上有向戏剧的回潮倾向而受到冲击。早在1928年刘呐鸥便在以葛莫美为笔名的《影戏漫谈》一文中，提到影戏的历史可以说是脱离演剧的努力的历史，但对于电影的两大技术进步有声和有色既然不能否定，便面临如何解决电影再次与戏剧接近的问题。刘呐鸥提出是否可用特写、移动摄影之类电影独有的表现手段达到影戏和演剧的结合，同时对两种媒体间的前途仍持开放态度。30年代有声电影的势头渐猛，尤其是美国歌舞片盛行，对电影特质的肯定与戏剧的差别则集中在声画同步(synchronization)的讨论上。刘呐鸥将美国全部有声电影(alltalkie)比作声音与动作机械同步的打字机，提出影像与声音的配合应超出只是对同步的追求而寻求充分表达出内面的意义。在讨论中，刘呐鸥提出扬弃这一概念，隐隐透露了对有声和无声电影产生一种辩证而非纯粹进化论的认识。
有意思的是，这些看法超出了批评界对软硬性电影阵营的既定分野。郑伯奇作为左翼电影的重要理论家，对声画同步作出了更深刻的批评。同刘呐鸥相似，郑伯奇同样认为美国有声电影以舞台剧为模本。与之相对，他以德法的音乐片为例，提出声音的蒙太奇手法(montageduton)，并进一步提出这是对默片的承接;同时讨论了声画对位(contre-puncto-methode)的技巧。郑伯奇更直接地挑战媒体进化论，提出话剧的出现不会取代哑剧、乐剧、木人戏、舞俑剧这些更古老的戏剧形式，而有声电影的出现也不必意味着无声电影夭折。左翼电影的影人和批评家对电影声音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在左翼杂志《艺术月刊》于1930年刊登的一场有声电影的讨论中，影人、影评人、剧人对有声电影是否取代戏剧多次探讨，并提出用音画或声响电影(Soundpicture)无声电影配上器乐或音响效果，坚持字幕而不用对话取代美国全部有声电影(talkie)的可能。
在30年代初这场对电影特质与戏剧关系的讨论中，有声电影的出现对媒体特质论产生了不小的冲击。媒体特质不再以不同媒体，而以媒体的不同发展阶段(默片、有声电影)区别;而在同一阶段(有声电影)，同一媒体又因不同的艺术处理方式(构图、表演、观影模式、剪辑、声画关系)迥异。媒体间本来似乎不可逾越的鸿沟因同一媒体不同的艺术取向而被超越对刘呐鸥和郑伯奇来说，有声电影面临两种选择:或与戏剧结盟，或成为默片的延伸。这样一来，本来基于默片诸多特点而阐发的媒体特质从绝对而变成相对，媒体特质论暗含的进化论思想受挫并引起反思;同时，媒体的特质不再因电影的物质基础而形成根本差别，却因不同的艺术取向而有异。
值得重视的是，这些有关媒体特质的讨论，不是在电影技术和艺术的真空中进行的。对有声电影给出定义和取向，不光牵涉到戏剧与电影的关系，更重要的是，这种选择针对了美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形成的垄断局势。刘呐鸥、郑伯奇对苏俄及德法电影的推崇，不仅为有声电影提供了另一种美学选择，还让后者与美国有声片抗衡，并为中国电影在处于由无声到有声的过渡中制造了新的契机。这种契机不光是美学选择上的，也是技术和经济层面上的全部有声电影在电影制作和放映上的技术要求和造价，给本来技术力量相对薄弱的中国电影工业造成巨大压力;而采取声响电影这种以默片为基础，加以后期制作产生音响效应的电影，则可以利用现有的制片和放映设备。这些选择也不仅限于美学取向、技术和经济的考虑，同时牵涉了政治取向:对美国歌舞片的讨论往往针对它的商业化取向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也就是说，表面上有声电影面临的选择是再次成为戏剧附庸还是承继默片从而发扬电影特质，实际则牵涉更关键的美学取向、意识形态及地理政治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刘与郑对电影特质的讨论都超出了电影的物质基础及艺术形式，而牵涉到观影、情绪、政治功能。在这里因为篇幅缘故，我不再详述。这些讨论让我们意识到左右翼或软硬电影的主张者，尽管意识形态上有差别，同样存在现代主义的美学倾向和对美国电影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这些主张与苏俄和欧洲现代主义有声电影理论颇多交接。在近年来对刘呐鸥电影理论极有必要而可贵的重读和肯定中，学人们对他的肯定却往往停留在他对电影特质论的阐发，而对电影特质作为历史的话语而非天经地义的本质缺少根本的反思。放在重提电影语言的现代化的语境中，这种重读更增加了媒体进化论的色彩，与刘呐鸥本人对进化论的反思造成反讽。
如果说有声电影的出现使得电影与戏剧再次挂钩并对电影特质论提出了相当的挑战，在1950年代中期到1960年代初有关戏曲电影的讨论中，电影特质与戏剧的关系则变得更为复杂而突出。这是我考察的第三个历史时刻。5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戏曲电影的繁荣，在《中国电影》、《电影艺术》、《大众电影》、《新剧报》等论坛上，电影和戏剧界的专家们对戏曲电影的命名和美学选择讨论激烈，引出了电影、戏剧和戏曲间诸多问题的集中讨论。先就戏曲电影的命名上，专家们已经显现了对戏曲与电影间的不同侧重点。对于当时较普遍的舞台艺术纪录片这一称谓，电影导演王逸认为拍摄舞台纪录片应忠实并服务于舞台演出，不可随意更改主体、人物处理及表演形式，并要尊重戏剧演出的假定性。张骏祥则强调舞台艺术纪录片不必拘泥于对舞台表演原封不动的纪录，而应适应电影特有的表现形式，从场次编排到剧情穿插，细节描绘，从唱词到动作，都允许有所更动。张骏祥认为应克服对传统戏曲表现形式的保守心态，将其看成不断发展着的一种独特的、卓越的民族艺术形式，而不是凝固了的古董，并提出用民族歌舞片取代舞台艺术纪录片这一意义含混的头衔。徐苏灵则提出用戏曲艺术片更为合宜，较折衷而具体地分析了拍摄中如何解决戏曲与电影表现形式的冲突
在这些讨论中，虽然各家对戏曲电影在戏曲和电影的关系上持不同态度(电影应服从于戏曲，超越戏曲，或与其调和)，但对探讨的根本前提却存在共识:电影与戏曲属于两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前者写实，后者则象征写意;前者的演出强调与生活逼真，后者则风格化程式化;前者用实景，后者则通过演员虚拟化的动作、音乐和观众的想象营造戏剧环境。换言之，电影与戏曲最尖锐的冲突体现在戏曲的假定性上，而假定性最充分表现在戏曲演员身上:戏曲表演的程式性、象征性，使得电影的实景布景与演员的虚拟化动作产生冲突，镜头和剪辑又破坏了舞台演出的完整性。这些根本的差异，决定了戏曲电影面临调和二者的两难和矛盾。
在这些讨论中，电影特质论以电影特殊的表现形式现身，但与我上文考察的前两个时期比较却呈现了新的现象。电影与戏剧的二元对立，因为戏曲的出现形成微妙的三角关系。其一，如果说1920年代和1930年代对以默片为基础的电影特质的阐发强调电影的动感和对时空的灵活组织，从而显示了其超越舞台有限时空的优越性，在50年代的讨论中，戏曲却因其假定性自然超越了舞台的时空:通过台上台下的共识、演员的虚拟性表演和观众的想象，戏曲的时空早就超出了舞台狭窄的一方天地而可以海阔天空任意驰骋。其二，戏曲表演的虚拟动作与电影对现实的模仿产生矛盾。也就是说，电影与戏曲存在某种内在的关联和重复性。其三，以往对电影特质的叙述强调电影相对戏剧的优越性，而在戏曲电影的讨论中，面对电影特质和戏曲的特质(特殊表现形式)，却出现了如何尊重后者的新命题。后者所代表的不光是一种媒体的特质，而牵涉到民族形式、大众的观赏习惯，及戏曲表演艺术家所留下的民族遗产这些举足轻重的问题。张骏祥提到大家在将戏曲搬上银幕时的畏缩心理，觉得戏曲是不能动的古董。在这些讨论中，很少有人论及戏曲独特的表现形式或电影独特的表现形式，这两个概念从何而来，为何在5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时刻使用得如此频繁，大家对戏曲与电影的共识如何形成。这一切，需要我们对20世纪戏曲假定性的界定及50年代中期60年代早期的特殊历史背景作一初略的回顾。
王晓鹰认为假定性这一概念在中国的普及源于苏联戏剧大师奥赫洛普科夫于1959年发表的《论假定性》一文。此文翻成中文后，在中国戏剧界达成共识，原来俄文的условность的诸多译法(虚拟的、程式化的、有条件的)渐渐统一为假定性。在50年代中期的戏曲电影讨论中，虚拟的、程式化的的确常常与假定性同时出现，但假定性这一词汇的使用已经相当常见，而且虚拟的、程式化的通常特指表演，而假定性则用于讨论戏剧尤其是戏曲的根本特征。我认为对戏曲的假定性概念的认识，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1919-1925)。面对陈独秀等新文学带头人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普遍推崇和对中国戏曲的全盘否定，京剧评论家张厚载、马二先生(冯叔鸾)等人争辩戏曲的独特美学追求，强调其假象会意的特质及程式化的表演和唱曲相对于说白的独特表达方式。在五四时期，张等人的少数声音在1925年兴起的国剧运动中得到肯定。留美归来的余上沅、熊佛西、张嘉铸等人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启发，提倡戏曲的另类美学。针对西方现实主义戏剧的特征，他们较系统地整理论述了中国戏曲的纯粹性和整体性，强调戏曲在服装、化妆、音乐上的独特夸张和唱念做打的统一。这种受现代主义影响挑战现实主义而对中国戏曲有意识的系统梳理和重塑，与中国戏曲在中西交流中日渐上升的地位平行。其中京剧大师梅兰芳与京剧理论家齐如山合作，在戏曲理论和实践上将京戏逐渐符号化、系统化、纯粹化。由梅兰芳自1915年起对外交使节的演出到几次高调的出洋演出(1919及1924年出游日本，1930年远游美国，1935年游访苏联)，将京剧提高到国剧的地位。梅兰芳演出与西方电影戏剧理论的交融(爱森斯坦、梅耶荷德、布莱希特)，使得假定性成为京剧以至于以京剧为代表的中国戏剧的标志。到1962年黄佐临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和梅兰芳戏剧表演观具体比较，将舞台的假定性与中国的写意戏剧紧密联系。
如果假定性成为中国戏曲特殊表现形式的核心话题，与中国现代性话语、传统与现代在中西语境的交汇息息相关，电影这一特殊表现形式的话题则因为1940年代末1950年代初对蒙太奇和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的多方译介、苏联电影和文化对中国电影的主流渗透，以及除苏联外现实主义电影(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印度电影、日本电影)的引入变得日益普遍。自三四十年代刘呐鸥、郑伯奇、夏衍、洪深、陈鲤庭等人对蒙太奇理论的译介后，新中国建国后蒙太奇理论再次成为讨论的焦点，电影人阮潜、史东山、张骏祥纷纷陈述电影的特殊表现形式，其中重点介绍探讨蒙太奇理论和实践，同时将电影作为以反映现实为主体而拥有特殊表现技巧的媒体。这些对电影特质的阐述同样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在50年代初期电影制片国有化、电影发行放映检查体制化的过程中，电影理论成为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三大电影建设的目标之一;对以苏联为模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推崇导致电影人对电影理论和技巧，尤其是蒙太奇理论的深入讨论。这一切都使得电影特质论，也就是电影特殊的表现形式的讨论，逐渐成为毋庸置疑的真理。
由50年代中期升温的戏曲电影讨论，则出现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随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的正式实施，电影和戏剧民族化的问题日益提上议事日程。这期间，话剧这一在戏曲电影讨论中隐身的戏剧形式也参与到民族化的讨论中。针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在中国的主导地位和苏联专家在上海、北京等艺术院校的指导，由田汉提出的话剧民族化而引发的讨论促使话剧与戏曲交流。到黄佐临1962年提出梅、斯、布三种戏剧观时，已经将戏曲纳入民族性、现代性、现代主义的大背景中。戏曲电影讨论中戏曲与电影特殊表现形式的矛盾，因此不只是媒体特征论的再现，更重要的是在这种再书写媒体特征论的过程中，两种媒体间看似不可消解的矛盾，却展现了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电影理论实践与电影工业和政策的挂钩，而将戏曲放在了冷战时期尖锐的地理政治的中心。中国对苏联、西方在政治上的双重抵抗，在戏剧、电影、戏曲的美学选择上通过戏曲与电影特质的两难性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而这种地方主体性又与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交错，形成一个错综复杂的话语空间。
从这一历史长镜头反观在70年代末那一场丢掉戏剧拐杖、戏剧与电影离婚以促成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则其中对电影特质论的复述已经不再让人陌生。对于电影改革的倡导者们来说，中国电影长期为戏剧，尤其是话剧的时空局限、表演风格和围绕戏剧冲突为中心的叙事结构所累。而电影在时空组织上的自由、蒙太奇手法以及声画蒙太奇，为电影提供了独特的表达和创造方式。这些论点，如前文所述，早在默片和有声片时期已多有讨论。但与其将这些对电影特质的追求看成历史的健忘症或对电影特质的天真，同时将戏剧化石化的粗暴和无知，不如说这是以媒体特质为名义的政治宣言。在改革新时期，电影与戏剧工作者反思文革和十七年电影戏剧的实践，从而重新定位这两种最重要的公众艺术的社会意义。反抗戏剧的桎梏，更确切的说是在摒弃电影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这种影像往往与夸张的表演风格、模式化的镜语、灯光、冗长而教条的对话，以及围绕人物冲突的叙事模式，被当作戏剧的常态。电影戏剧工作者为摒弃艺术的意识形态作用而采取了一种独特的政治姿态拒绝艺术的政治功能性而坚守媒体的纯粹性、独立性和内在原则。但不容忽视的是，这些讨论既坚持对内容与形式的二元对立，还暗含了对媒体进化论的肯定，并将这种进化论置入现代化话语中。放在今天新媒体的霸权话语中，坚持媒体特质论的观点富有反讽意味它既迎合了新媒体之新，又为电影的消亡钉上棺盖。同时，在今天重读电影史，尤其对30年代电影理论的重读中，同样的二元对立和进化论的思想，为我们的重读制造了新的盲点，并回避了对我们自己话语立场的反思。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与丢掉戏剧拐杖平行的影戏理论的探讨所提出的另一种本体论看法。电影理论家钟大丰和陈犀禾将影戏看成是一种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本土电影理论和美学。对两位学者来说，电影的影戏说将电影与戏剧类比，从而提升了早期电影的社会地位;同时，影戏说提供了一种本土的电影本体论。它以社会功能为核心，承袭文以载道的人文传统，将文艺看成道德教化和社会启蒙的工具，而与西方注重电影物质基础和艺术形态的媒体特质论大相径庭。两位学者对影戏理论提出尖锐批评，认为这一传统已成为一超稳定系统，阻碍了中国电影的进步和创新，从而与电影语言现代化的讨论遥相呼应。但二者将影戏理论看成中国本土的电影本体学，却为我们提供了对电影特质多种界定的可能。
戏剧影视文学文艺常识篇10
戏剧与诗歌、小说等文体一样，都是文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这种文体的重要性在某些文化或某些时代，如希腊文化中的悲剧、元代的杂剧，甚至超过其它文体。在这个意义上，文学与戏剧正如小说与长篇小说的关系一样，是整体与分支的关系，对于文学的跨学科研究完全是一个假命题。然而，当我们这样运用戏剧这一概念的时候，指的仅仅是作为剧本的戏剧文学，而非融音乐、歌唱、表演、武术、舞蹈与造型艺术于一身的戏剧。因此，戏剧作为综合性艺术，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一个是在文学内部的意义上的，一个是在文学与艺术的跨学科意义上的。
从文学内部文体关系的意义上来反省戏剧这门综合性艺术，就会看到戏剧是对诗歌与小说的一种综合。当然，这种理论对于希腊文化就不合适，因为希腊的悲剧产生较早，小说倒是后起的文体；但是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种理论却是很适用的。中国的戏剧起源较晚，自然可以把萌芽上溯到诗、乐、舞混沌未分的上古以及唐代的全能戏、歌舞戏、参军戏、傀儡戏，然而实际上直到宋代南戏才有剧本创作，现存最早的剧本就是南宋时期的《张协状元》。中国戏剧的真正成型与发展，是在元明二代，而小说早在六朝志人志怪、唐代传奇以及宋代话本那里就已经很发达。一方面，元代杂剧中的唱词，是对唐诗、宋词等诗歌文体的一种变革，使很多方言俚语以及与白话相近的韵文纳入曲中；另一方面，杂剧不像短诗（中国很少长诗）那样将时间艺术空间化（诗中有画），而是有情节的时间展开，杂剧的故事又与小说可以相互印证，元代的三国戏与水浒戏，正是在宋代勾栏瓦舍中说话人的“说三分”、说“扑刀”的、说“杆棒”的基础上演变而来。正如鲁迅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支日记》中所说的：“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
如果说诗歌偏于抒情表现，小说偏于叙事再现，那么，戏剧就是抒情与叙事、表现与再现的综合。而尼采正是从这个角度来审视希腊悲剧的。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认为酒神精神是感性的沉醉与放纵，是生命最原始最根本的痛苦的表现，它的表现形式是音乐；而日神精神是梦，是以美丽的幻想抚慰生命的痛苦，它呈现在史诗、雕塑等艺术形式中。而悲剧的故事展开是日神的呈现，其中的歌队却是酒神的表现，因而悲剧是对酒神与日神、表现与再现、音乐与史诗、造型艺术的一种综合。这与中国戏曲是对诗歌与小说、音乐与文学的综合是一致的。
事实上，尼采在论悲剧的时候已经超出文学，而是以人类表现生命的各种艺术表现形式立论的。如果从跨学科研究的角度审视文学与戏剧艺术的关系，那么就可以发现，各种不同的戏剧形式与文学的关系也是有所差异的。仅仅西方的戏剧形式就有话剧、歌剧和舞剧等文体。舞剧与歌剧原来是合一的歌舞剧，在浪漫主义之后，逐渐独立成为一种演员不说不唱而是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芭蕾舞剧，这种戏剧形式与文学的关系最为疏离。即使是话剧与文学的关系也不能一概而论，莎士比亚之前的话剧富有浓重的诗意，而狄德罗之后的话剧则愈趋散文化。虽然莎士比亚的戏剧中已没有希腊悲剧中的歌队，但与萧伯纳的戏剧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到仍然充满着诗情。因此，当西方历时性产生的话剧在20世纪初共时性地传入中国的时候，不但在中国的戏曲文体之外增加一种戏剧形式，而不是新文学对旧文学的取代；而且还产生了不同戏剧精神的话剧。曹禺的话剧《雷雨》明显具有古典的悲剧精神，而其话剧《日出》则更像狄德罗之后的戏剧。后来歌剧与舞剧也传入了中国，产生了歌剧与芭蕾舞剧《白毛女》等作品。
比较而言，中国的戏曲与西方的歌剧有更多的相似之处，这就是为什么昆曲与京剧意译成英文一般为Kunopera与pekingopera。由于西方文化的分化特点，西方戏剧演变到现代也在向着片面分化的方向发展，话剧是从头至尾的对话与独白，舞剧是从头至尾的舞蹈，歌剧是从头至尾的歌唱。而中国的戏曲，从昆曲、京剧到粤剧、越剧、黄梅戏、吕剧、河北梆子、秦腔等地方戏曲，有全国与地方之分，却没有片面分化。以昆曲为例，这是一种比西方戏剧综合性更强也更加精致的戏剧文体。昆曲有唱腔（类似歌剧）、有道白（类似话剧）、有武术、杂技（类似舞剧），可以说是综合了西方各种戏剧形式的要素。昆曲中的唱腔虽然比西方的歌剧阴柔，不那么热情奔放，却典雅、幽玄、婉转、九曲回肠，并且昆曲的曲牌总数达到1500个，常用的也有200个，避免了后来从京剧到地方戏越来越程式化的唱腔。昆曲的道白虽然不像话剧那样类似日常生活般的对话，但这也是中国的戏剧观念使然，在中国人看来做戏就是做戏，与真实生活总是要有“间离效果”的，这也是中国戏曲始终没有破除脸谱化的原因。事实上，中西戏剧的差异与中西诗画关系的差异是一致的，就是西方追求的是写实与形似，中国追求的是写意与神似。昆曲演员的虚拟表演与西方话剧演员的自然表演不同，其做戏的技法介乎话剧与舞剧之间，而武生的武术与杂技表演要比西方的舞剧还要夸张。在昆曲中，不但表演关羽、林冲、武松的《单刀会》、《宝剑记》、《义侠记》等剧中有武术与杂技的表演，而且表演爱情的《西厢记》、《牡丹亭》等剧中也穿插了武术与杂技表演。虽然昆曲在正视人生的痛苦上不如西方的古典悲剧，但是，昆曲比西方古典悲剧的诗意更浓，比西方歌剧的表情更幽婉玄妙。唯其如此，才能吸引中国第一流的文人如汤显祖、孔尚任、洪升等投身其中，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朽的文学剧本，为文学与戏剧的密切关系留下了千古佳话。
昆曲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如此精致优雅的戏剧，再也没有第一流的文人为京剧与其它地方戏撰写出如此名垂史册的文学剧本。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艺术现象，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指出的文学艺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认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再也没有产生希腊神话与莎士比亚的艺术土壤，使得希腊神话成为不可企及的艺术范本。
当然，在工业文明发达的现代产生了表现新时代的艺术文体，电影与电视艺术[1]就是在工业文明发达阶段产生的新的艺术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影视与所有其它艺术形式都有所不同，诗歌、音乐、绘画都是开启人类文明的文体，戏剧、小说虽然在不同文明中产生的时间有差异，然而其萌芽都很早；只有影视是属于现代特有的文体。因此，根据本雅明《讲故事的人》以及相关文本的理论逻辑，结合人类艺术的发生与发展，如果要在几个不同的文明阶段选择代表性文体的话，那么，神话传说与讲故事的口传文学与诗歌是游牧文明、农业文明以及商业文明的早期阶段的代表性文体，也就是世界古典时代的代表性文体，那个时代的戏剧也具有诗的性质。小说是从商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代表性文体，也就是世界近代的代表性文体；而且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小说的繁盛与造纸与印刷术的发达以及市民阶层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影视则是工业文明发展到较高阶段以及后工业文明的代表性文体，也就是世界现当代的代表性文体。电影在19世纪末产生，在20世纪上半叶已经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流衍；电视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到下半叶已经走入千家万户。20世纪后半叶随着数码技术的使用，图像的处理更加大众化，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是摄影师与图像剪辑者。进入21世纪，影视已成为压倒其它一切文体的艺术形式，吟诵诗歌早就穷途末路，阅读小说也进入黄昏，只有光芒万丈的影视图像，在夜幕中吸引着大大小小的眼球。多数人回家就是看电视，看完电视休息。而网络的兴起更激起图像的狂欢，使上网者从被动地接受到主动地搜索选择自己喜欢的影视文本，并且可以即时在网上交流审美体验。其实在电影出现不久，列宁就敏感到这种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认为在所有艺术中对我们最重要的乃是电影。
影视之所以能够压倒其它一切文体，就在于这种艺术形式比戏剧的综合性更强，而且影视也能展示在其它时空中产生的艺术形式。美国的类型片之一歌舞片《雨中曲》，伴着诗意的歌唱把踢踏舞表现得淋漓尽致。话剧、戏曲、歌剧、舞剧等都受舞台时空的局限，而这些艺术形式通过摄影的艺术处理搬上银屏或放在网站上，就可以与更广大时空中的观众见面。在美国乡下演出的剧目在中国的城市可以欣赏，已逝世多年的梅兰芳的戏剧表演今天的观众可以看到。而抛开这种类型片与戏剧舞台摄影，典型的影视艺术文本是对语言艺术、表演艺术、音乐艺术、戏剧艺术、造型艺术、绘画艺术的全面综合与扬弃。但是，影视中的音乐不能像纯粹音乐那样完全按照心灵的意蕴发展，而是要与银幕上的人物情感与故事发展密切配合，所以电影《莫扎特》中的音乐几乎没有将莫扎特的任何一首乐曲演奏完毕，而是根据剧情的发展与莫扎特的语境配上不同的乐曲片段。美国电影《毕业生》中的音乐优美婉转，尤其是将汽车运行的节奏与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是工业时代的一种艺术创造。影视中的画面更是不同于一般的绘画，除了摄影技术将画面拍得更加逼真外，蒙太奇的技法不但使绘画这种空间艺术时间化，可以通过不同画面的剪辑表现很长的历史画卷，后起的电视连续剧展示的时间长度一点不比长篇小说差。而且蒙太奇的技法可以把不同时空中的画面并置，这又与戏剧艺术区别开来，戏剧往往通过分幕分场转换时空，而影视则要自由得多。因此，影视艺术是比戏剧艺术更为自由的综合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艺术形式。在这样一个影视爆炸而传统文体萎缩的图像时代，再执着于精英文学研究就不合时宜，于是伯明翰学派具有跨学科性质的文化研究兴盛起来。而影视的制作具有与创作诗歌和小说不同的综合性与群体性，甚至传统的剧团与剧院也无法与规模宏大的影视制作相提并论；而影视制作面对的又是一个消费社会，因而从影视将其它文体从中心驱逐到边缘之后，以影视制造与消费为特征的文化工业与文化产业便开始形成了。
尽管影视在压缩文学的生存空间，但是影视与文学的关系还是很密切的。当然，影视与文学的不同文体关系也不一样。除非抒情诗变成电影插曲进入银屏，像香港电影《屈原》那样将《橘颂》变成电影插曲，一般而言抒情诗与影视的关系较远。而戏剧与影视的关系就非常密切，戏剧剧本与电影文学剧本也是很相近的文体，而且二者都是以表演为主导的综合性艺术，北京“人艺”的话剧演员经常客串成电影明星，也就毫不奇怪。为了让名剧不受时空的局限而被世界上更广大的观众欣赏，从1948年劳伦斯・奥立弗的电影改编，到1996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四小时巨片，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已五度搬上银幕。曹禺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等话剧也都被搬上了银幕。上述的影视改编基本上都是力求忠实于原著的，但问题就在于，戏剧虽然与影视是相近的文体，但毕竟是不同的文体，过多的对话会妨害电影的艺术表现，音乐配音也无所适从，而删削对话（话剧）与唱词（戏曲），又会失去原作的旨趣与诗意，出现一个不同于原作的艺术文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巨片《哈姆莱特》一方面追求对莎士比亚原著的忠实，一方面却又把故事发生的时间下移到19世纪，然而以科学理性著称的19世纪有悲剧赖以存在的命运与天意吗？因此，日本电影导演黑泽明就抛开对戏剧原著的忠实，在电影《乱》中以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为由头，随意点染成日本古战中家族伦理的矛盾与人性的残酷，不以背离原作的细节为意，而在情节框架与表现神韵上又让人想到原作。张艺谋的电影《满城尽带黄金甲》与曹禺的悲剧《雷雨》，冯小刚的电影《夜宴》与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都是这一路数的叛逆性创造。这种电影文本充分尊重电影的表现特性，完全拉开了与原剧的距离。
影视与小说的密切关系并不在影视与戏剧之下，原因就在于小说与影视都有时间艺术的特性，又不像戏剧那样因与影视文体太近而妨害影视的自由表现。而且现代小说的发展在影视中也能得到印证，法国电影从诗意现实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的“新浪潮”与“左岸派”电影，意大利电影从新现实主义发展到以安东尼奥尼为代表的现代主义电影，与小说从现实主义到现代主义的发展基本上也是平行的。当然，现代主义文学的深度模式，如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小说文本很难用影视加以表现；然而在瑞典导演伯格曼的《野草莓》等影片中，还是可以看到意识流在银屏上的卓越表现。而文学上以荒诞与戏仿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在中国的电影文本中已经有所表现，在张建亚的电影《三毛从军记》与周星驰的电影《大话西游》中，就不难发现荒诞与戏仿技巧的运用。在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中，不但有荒诞与戏仿的艺术成分，而且还有中国写意画的影响。小说是以语言为中介的想象性的时间艺术，没有确定的感性画面，但是小说为影视提供了在时间流动中的情节展开以及世界观与情感方式。因此，将小说改编成电影搬上银屏，就是一种世界性的热门文化活动。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的《红与黑》、雨果的《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欧也妮・葛朗台》、勃朗特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和《雾都孤儿》、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名著都被搬上了银幕，有的是被改编了数次。在中国也不例外，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李劫人、莫言、余华等现当代作家的主要小说都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封神演义》、《金瓶梅》等古典小说也被影视改编了一个遍。有些作家直接投入到电影的改编与制作中，如法国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杜拉斯等。
关于小说与影视的关系，有几个方面值得关注：第一，在影视的冲击下，小说仅仅局限于一个狭小的阅读圈子，有些作品甚至仅仅供大学中文系的师生研读，但是这些作品一旦被改编成影视，反过来又会激起影视观众对文学文本的阅读欲望。于是，当《三国演义》的电视连续剧热播的时候，尘封在书店里的《三国演义》也会被抢购一空。这种文化现象甚至是中外皆然。当莫言、余华等作家的小说文本被翻译成其它语种的时候，国外的广告往往是打着张艺谋的旗号来做宣传，因为张艺谋的电影《红高粱》、《活着》比莫言、余华的同名小说在世界上有更大的影响力。而且影视的画面与音乐也不需要翻译，需要翻译的仅仅是演员的话语，这只需在画面下打上观赏者本国的语言即可。这也是影视在世界上比小说更易于传播的原因。第二，影视对小说的改编增加了影视文本的文化品味。从《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到《秋菊打官司》、《活着》，张艺谋的优秀电影几乎全部来自对小说的改编。而影视对古典名著的改编，一方面提高了影视的文化品味，另一方面也便于向普通民众普及民族优秀文化。第三，影视对小说文本的改编，确实有成功与失败之分。劳伦斯的小说《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本是一部以生命的温情反抗机械文明的异化的具有深刻哲理的象征作品，却被电影改编成一个普通的通奸故事。《水浒传》与《三国演义》的小说文本有生动细腻与粗疏勾勒的艺术分野，但是在电视连续剧中，这种分野消失了，令人感觉《三国演义》中的人物更加生动形象。然而，无论改编得成功还是失败，影视与小说已经是两个不同的艺术文本，昆德拉的小说《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改编成电影《布拉格之恋》后，理性思考的内容明显减少，而抒情的成分则明显增多。即使不是由别人改编而是由作家本人来改编、写作并制作，小说与影视文本仍然差异很大，新小说作家罗伯-格里耶的《橡皮》等小说作品对现象世界的琐碎描写，令人感受不到一点情感的介入，但是他的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却具有相当的抒情品格。
文学虽然已被主流的影视驱逐到边缘，然而却不必妄自菲薄。电影编导已经把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挖地三尺地改编了一遍又一遍，却很少发现作家把影视作品改编成小说。这就把文学的原创性与影视的机械复制的优劣揭示得淋漓尽致。迄今为止的电影史不能不涉及文学文本，然而文学史却几乎没有必要涉及电影文本，除非是涉及文学的普及与接受。从柏格森、海德格尔之后，对技术统治的抗议就愈益激烈，而对技术统治的抗议与对审美的向往又往往是一致的。而且阿多诺与本雅明等批评家发现，影视的机械复制已与现代的技术统治握手言欢，使得以影视为主导的审美也被异化了。在文化工业与消费社会的大旗下，生活已完全平面化、精致化、机械化，而且无懈可击，人的棱角已被磨得光滑，就连人之为人的最可贵的批判反省能力也丧失了。其实，当以影视为主导的文化变成工业或产业的时候，文学的完满性与气韵生动的灵性就已经荡然无存。文化工业就像大型的养鸡场，从这里产出的鸡蛋再也不如自然生长的鸡蛋好吃。而影视艺术的图像化、平面化，使得深度思考愈益成为不可能，歌德《浮士德》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那样的艺术深度，显然在影视艺术中很难发现。这也是为什么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马克思到本雅明，对现代艺术评价较低而具有浓厚的古典艺术情结的原因。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