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意识的含义篇1
德、英、美等国的学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同样缺乏深入研究。由于他们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论述没有全面把握，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误解。本文仅对此作些剖析。
一、德国学者的上层建筑定义之缺陷
1998年，德国学者柯尔希纳、米夏利斯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是这样界说的：“上层建筑(nberbau)：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这个词条指出上层建筑是“比喻性”名称，但从中可以看出词条编写者没有悉心研究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予的各种不同意义，以及这些不同意义之间曾发生过转变，因而导致他们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作出大杂烩式的说明且具有随意性。词条把马克思并没有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的文化、意识形态也列举其中，又根本忽略马克思曾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信用与虚拟资本这类内容，因而它貌似全面但实际存在缺陷。
其实，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时灵活多变、赋予它复杂多样的含义。这些含义主要有三种：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还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喻指思想、意识，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著作中则赋予“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柯尔希纳、米夏利斯的上层建筑定义中不仅未提及信用与虚拟资本方面的内容，也根本没有说明上层建筑概念的含义曾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变迁，只是将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等概念并列在一起，称它们是“比喻性的集合名称”。这显然失之笼统而缺乏精确。
只要具体分析上层建筑这个比喻性概念所喻指的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含义，就可以知道其缺陷何在。
例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过思想、观念，他主要是借助这一概念去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揭示社会意识是超出社会存在之上的“上层建筑”。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市民社会这种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及其作用时，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即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意义上首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所指的是一种“观念的上层建筑”或“思想上层建筑”。他们指出真正的市民社会“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他们在该书中还有“整个思想上层建筑”的提法。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赋予了更加复杂的含义。他在分析立宪共和国或议会制共和国的存在时期、共和党人与保皇党人之间的斗争时写道：“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此外，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在思想家从理论上构造上层建筑的角度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物质生产领域中的对立，使得由各个意识形态阶层构成的上层建筑成为必要……”在《法兰西内战》初稿中论及农民时，说在农民的“经济差异的基础上，作为上层建筑，形成了大量互不相同的社会政治观点”。
马克思更多的是在社会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或政治行为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这里引述一些典型的论述作为例证。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这里的“全部上层建筑”主要是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马克思在《马志尼和拿破仑》一文中则是在“国家的政治形式”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的。在《关于俄国废除农奴制的问题》一文中，马克思又有“国家全部上层建筑”的用法。他写道：“的确，要解放被压迫阶级而不损害靠压迫它过活的阶级，而不同时摧毁建立在这种阴暗社会基础上的国家全部上层建筑，是不可能的。”在《中国记事》一文中，马克思也是用政治上层建筑概念喻指国家政权。针对中国发生的太平天国革命，马克思这样评论道：“在东方各国，我们经常看到社会基础不动而夺取到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不断更迭的情形”。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马克思在论述剩余劳动的性质时，也几次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说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个上层建筑”，即国家从事非直接生产活动的部门。他写道：工人用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剩余产品是除劳动阶级外的一切阶级存在的物质基础，是社会整个上层建筑存在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二稿中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也赋予了政治结构的意义，并有“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这一上层建筑”的提法。在正式公开发表的《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在作为阶级统治机器的国家政权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连同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厅、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8世纪法国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些过去时代的残余都扫除干净，这样就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马克思在致尼·弗·丹尼尔逊的信中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也是用于揭示社会的政治结构，尽管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将tiberbau译为“上部结构”，但该概念用于揭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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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政治结构的意义并不因此而改变。马克思是在谈及铁路发展的作用时写道：“铁路网在居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促使甚至迫使那些资本主义还局限在社会的少数点面上的国家在最短期间建立起它们的资本主义的上部结构”。
马克思用上层建筑概念喻指政治行为，是在《科布顿、布莱特和吉布森的失败》中议论英国时政，其意义具体指的是“内阁的擅权”。其行文是：“摧毁它的上层建筑，即内阁的擅权”。此外，马克思在《总委员会关于继承权的报告》中使用了“法律的上层建筑”提法，其意思就是指继承权：“我们应当同原因而不是同结果作斗争，同经济基础而不是同它的法律的上层建筑作斗争。假定生产资料从私有财产转变为公有财产，那时继承权(既然它具有某种社会意义)就会自行消亡，因为一个人死后留下的只能是他生前所有的东西”。
上层建筑概念用来喻指信用与虚拟资本、汇票等主要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例如，马克思在《贸易和财政状况》一文中，在信贷与虚拟资本如银行券、债券类的意义上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他主要是引述伦敦的政府机关刊物《经济学家》的文字：“在这种资本的狭小基础上利用信贷建立起来的巨大上层建筑，不能不使人担忧。”马克思在摘录经济学家配第的《赋税论》时，其笔录中的上层建筑概念之意义与货币流通量有关。马克思摘引的配第的原话是：“我断定，这一点是平衡和衡量各个价值的基础；但是在它的上层建筑和实际应用中，我承认情况是多种多样的和错综复杂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3篇中，马克思在研究“商人资本的周转。商业利润和一般利润率”时，也使用了上层建筑概念：“一般说来，商人和银行家自己的资本只是据以建立起巨大的上层建筑物的基础……”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5章“信用和虚拟资本”中，引用上层建筑概念具体指汇票。他引述的是威·里瑟姆在《关于通货问题的通信》中的话：“汇票这个巨大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由银行券和金的总额形成的基础之上的……”在《资本论》第3卷第5篇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马克思则是在信用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一个人实际拥有的或公众认为他拥有的资本本身，只是成为信用这个上层建筑的基础”。马克思在《论蒲鲁东》一文中，论及蒲鲁东主张建立无息信贷的银行并误解商品对货币的关系时，也是在信贷制度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说：“蒲鲁东发明‘无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息信贷’和以这种信贷为基础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是他在经济学上的最后的‘业绩’。……他的观点的理论基础产生于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要素即商品对货币的关系的误解，而实际的上层建筑不过是更老得多和制定得更好得多的方案的翻版而已。”
由上可见，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主要包含三种喻义：思想、观念，政治结构、政治权力及政治行为，信用与虚拟资本等。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对其所赋予的含义发生过转移变迁，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喻指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的变化，显然，说上层建筑是历史唯物主义有关国家、文化、社会意识、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比喻性的集合名称是不周全的，它在使用过程中也不只是与基础(生产关系)相区别。
二、德、英、美等国学者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的种种误解
柯尔希纳等人在《哲学概念词典》中对上层建筑的界说不周全表明德国学者对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缺乏系统全面的阅读，因而对上层建筑概念的理论造成误解。
对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存在误解甚至连德国著名学者哈贝马斯也不能免。在20世纪3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中的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展开过讨论。但是该学派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和全面把握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学说，也未能用系统的观点和发展的眼光来看问题，只是片面地抓住马克思的某些论述做文章，他们在用社会实践的新发展来观照马克思的学说时走人了否定这一学说的境地。例如，尤尔根·哈贝马斯即用西方工业社会出现的国家资本主义现象来否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界限。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年)一书中，哈贝马斯这样指出：“自19世纪的后二十五年以来，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出现了两种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干预活动增加了；国家的这种干预活动必须保障[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第二，[科学]研究和技术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密切；这种相互依赖关系使得科学成了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破坏了制度框架和目的理性活动的子系统的原有格局；而自由发展的资本主义曾经以这种格局显示过自身的优点。于是，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正像我所认为的那样，马尔库塞的基本论点——技术和科学今天也具有统治的合法——为分析改变了的格局提供了钥匙。”“马克思在理论上揭露的公平交换的基本意识形态(diebasisideologie)实际上瓦解了。——社会的制度框架重新政治化了，它今天不再直接同生产关系，即同那种保障资本主义经济交往的私法制度相一致，以及同保障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一般措施相适应。于是，经济体制同政治体制的关系发生了变化；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如果社会不再是‘独立的’——这曾经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真正新的东西——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用自我调节的方法维持自身的存在，那么，社会和国家也就不再处于马克思的理论所规定的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之中。”哈贝马斯在这里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他由此而出发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
对上层建筑概念误解的情况在英国学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英国学者认为马克思的“基础一上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并认为还存在“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英国学界自20世纪30－80年代，就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层建筑能否与经济基础区分开来这类问题一直在进行争论，也提出了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乔治·莱尔因(jorgelarrain)在198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中，用专门章节讨论了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并具体侧重“讨论意识形态与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莱尔因认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传统的三维表现必须在意识的生产中得到检测。虽然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似乎限定在法律的政治的层面使用上层建筑概念，其他文本如《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上层建筑概念则包括政治和意识两者。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三维表现想要表达的理念是社会意识形式不是自主的，它们不是来自于自身，其基础是在社会生产关系之中。”然而“不难看到，三转贴于论文联盟
维性比喻的一些喻含意义有可能导致混乱，也确实引起与它想要说明的意义正好相抵捂。”在1986年出版的《重构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中，莱尔因对一些否定马克思“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的学者们的观点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声称：对于“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他已在自己的著作《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中作过论述，现在有必要探讨一下“批评家们的观点”。莱尔因写道：“也许，对基础一上层建筑比喻的最常见的批评是，人们无法准确地把经济结构与法律的和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区分开来。这种批评的目的是要说明，如果不能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那就不能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普兰茨认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因此，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相对照容易使人产生误解，因为这种对照意味着二者有明显的差异，(普兰茨，1971年，第42页)。海伯罗尔也认为，意识要素充满整个社会有机体，人们很难‘划定物质领域的界限’(海伯罗尔，1981年，第48页)。--莱夫坚持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总的说来，‘基础——层建筑这种两分法事实上是一种错误的模式’(莱夫：《马克思主义的批判》，1961年，第172、174页)；在费尔恩和阿克顿那里，可以看到同样的观点(费尔恩：《马克思的历史概念》，1939年，第101页；阿克顿：《时代的幻想》，1955年，第164—165、167页)”。从莱尔因所作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提到的这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只不过否定的角度各有不同：有的学者是因为把上层建筑理解为社会意识，把经济基础理解为社会存在而得出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则认为上层建筑与经济结构本身无法分离。不过，莱尔因接着指出英国学者科亨从两个方面反击了这些指责：“第一，他说明对基础和上层建筑作出区分是可能的，因为无需借助法律概念就可对经济结构作出规定；第二，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区分开来也是可能的，因为在社会存在的定义中，不包括思想要素的运用”。但莱尔因认为科亨“把意识从上层建筑中排除出去，确实消除了基础——上层建筑结构中的某些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怎样认识意识的决定作用这一问题”。科亨的努力不是完全没有成功，“但收效甚微”。莱尔因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看法，是因为他也没有系统研究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因而陷入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问题中难以自拔。
美国有些学者对上层建筑理论亦存在误解，一些对马克思的“世界观结构”理论持批判态度的美国学者更是否定马克思的经济结构和上层建筑理论。例如，约翰·麦克莫策(johnmcmurtry)认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大有问题，即它意含着技术型关系、所有权关系和市场关系。由于马克思在《(政治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认为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那“‘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就会扫落在地”。如果说其中几种关系同时存在的话，这就模糊不清了，那马克思不是存心困惑我们就是存心欺骗我们。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理论中的最关键的范畴——生产关系——是一密码。当去解码时，马克思弃我们于‘混乱的地狱’。”从对生产关系的这种理解出发，麦克莫策进而指出：何谓“法律的政治上层建筑”也不清楚。一方面，这种上层建筑交叠于如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生产关系的方式里，“即是说，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另一方面，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人生产力的实施之中——所有工序都受制于一些非技术类的规则和法律——这就不能认为这两者是可分开的。因法律一政治的上层建筑以某种方式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牵涉，这样马克思视它为一种明显的社会的因素就好像是在概念上变的戏法。”麦克莫策这里其实已经接触到问题的实质，可是由于他持反对马克思的立场，最后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说明，反而从他手中溜走了。
美国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弗·杰姆逊也是因为误解上层建筑理论而认为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典式的区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得不能令人满意。他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这样指出：“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这一理论属于十九世纪所特有的对意识的复杂性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也许首先可以看成是弗洛伊德尔后所称的思想界的‘哥白尼式革命’的一个阶段。”但是，在社会自身发生改变的今天，“马克思经典式的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这种区分似乎可以将基础和上层建筑绝然分开”。
这些西方国家的学者根据社会的发展和社会经济、政治变化过程中出现的许多新的复杂情况，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本身具有积极意义。但他们根本否定马克思的作为政治的上层建筑概念则未免有失轻率。哈贝马斯等人认为在国家干预经济的资本主义时代，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就再不适用于社会和国家的分析，因为政治不再仅仅是一种上层建筑现象，社会不再是“独立的”作为先于国家和给国家作基础的领域。这种观点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从系统观出发深入研究马克思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并且只看到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一面，没有看到上层建筑仍有独立发展的一面。无论社会政治结构怎样演化，也无论怎样因政治的经济功能日益突出而使政治形式多样化、网络化，但社会政治结构的核心地带仍然是可以确定的。上层建筑作为社会中一个重要子系统的地位永远不会从社会中消失或溶解于另一个子系统经济基础中。莱夫、普兰茨等人认为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无法与经济结构相分离，因为每一种社会活动都包含“意识”在内等说法，其原因是未在政治结构意义上理解上层建筑，未仔细辨别马克思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所赋含义的转移变化；或受苏联理论界人士解释的影响，例如把社会意识置于上层建筑的核心或将其作为一种并列的上层建筑形式的影响，于是产生了莱尔因所说的那种理解困难。同样，杰姆逊也是因为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完全等同为上层建筑理论，才会产生“马克思对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区分越来越不令人满意”的看法。麦克莫策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关所有权关系这种“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的提法，会导致“实质的”生产关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扫落在地”。他看到了被上层建筑规定的财产关系难以与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区别，制度的上层建筑深深契入生产力的实施之中，却从此出发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内在相关联的一面来否定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区别的一面，可惜却得出了否定上层建筑理论的错误结论。
归结起来看，国外学者所谓难以划清上层建转贴于论文联盟
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界限问题的成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1)由于现代社会中政治的经济功能大大加强，作为国家政权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混合生长的情况突出，导致他们否定上层建筑的独立存在。(2)由于对“观念的上层建筑”关注较多，又受苏联理论界尤其是斯大林有关上层建筑“定义”的影响，把社会意识看作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便产生了所谓“反映论的发展与基础上层建筑的比喻缠结在一起”的难题。其实，这个所谓的难题只需要运用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和系统方法即可解决。然而，这些学者在没有弄清问题本身的前提下去否定马克思的上层建筑理论，并且企图重构历史唯物主义，这只能混淆问题而不可能解决重构的问题。
三、西方学者误解上层建筑概念的其他因素分析
百余年来，马克思的上层建筑概念中包含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或国家政权意义被学界引述、研究和争论，因为它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息息相关，涉及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两大领域。这不仅是西方国家学界争论的问题，也是苏联和中国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这种情况，首先可从语言学寻找原因。考茨基在1927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一书中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明“造成了一些奇奇怪怪的误解和解释”。“这种情况，一部分也许是由于马克思在这里使用比喻而引起的。比喻即使用得十分恰当，也永远是不完全的，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考茨基指出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会被按照字面去解释的人误解的看法十分正确。
确实如考茨基所说，上层建筑这一比喻性概念已造成历史性误解。这也许是语言文字的本性使然。马克思在表述上层建筑时使用了灵活多变的话语，但他使用的是传统人工语言之一的字符语言(又称书面文字语言)。这种语言虽然能够突破时空定位限制进行表意传情，但它毕竟不是数学语言(如爱因斯坦质能方程式：e＝mc2)或数码语言(数字和代码语言，如计算机语言)那样内涵精确、极度抽象并呈中性化、能够完全突破时一空定位的约束。传统字符语言虽然每一独立的意符及引申外延一经约定俗成其所指意义就明确无误，有一些能够长期保持不变，但也有许多有关人类社会的意符却会随时而变。这就会造成读者对作者的误解，尤其当读者面对那些超时空的书面文字语言时，这种误解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故此，当今天的读者在阅读和理解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的著作时，由于存在巨大的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会发生误读误解就在所难免。字符语言文字的另一个特点是，它不仅带有情感色彩，而且还有比喻、隐喻、讽刺、影射、反语等非字面含义。如果读者与作者不处于共同的文化背景中，或只按字面意义去进行理解，就不能准确把握作者在文字中的表意传情，准会发生误解。
当然，重要的原因是西方学者没有全面、系统阅读马克思有关上层建筑的文献，没有把握上层建筑的全部喻义。上层建筑概念包括信用和虚拟资本、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政治权力等含义，在争论中西方学者基本没有关注或涉及。从语言学角度说，这本身就是最好的解释：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些属于政治经济学、尤其是金融学领域的内容最需要的是概念明晰、观点清楚，比喻性的说法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记载这些内容的文字虽然同样含藏于马克思著作中，以文本形式存在，但并没有进入理论界的视野，理论界和哲学界将它们似乎忘却了。至少，从当年马克思的追随者和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到苏联、中国及东欧诸国的理论界和哲学界，再到现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学界，几乎没有人提及马克思上层建筑概念中所包含的信用与虚拟资本等内容。
上层建筑概念的多种含义表明，对马克思的每一次上层建筑概念具体使用需要具体分析，不能任意将其含义混淆或任意换用，也不能将其全部含义字典式地罗列起来，如不能因马克思用上层建筑喻指过信贷就把“信贷上层建筑”也列入上层建筑总概念。并且，马克思在使用上层建筑一词时，随着他思想的发展，他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也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即从喻指思想、观念到政治结构和政治权力，特别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法文版《资本论》等经典著作中，马克思更加确定地赋予了“法律的政治的”内涵而舍去了意识的内涵。这表明，以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为界，马克思在对上层建筑内涵的赋予上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和根本性的转移。也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深刻思想和巨大影响，理论界、哲学界更加关心它涉及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结构、国家政权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回顾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历史再次使用“上层建筑”概念时，是这样表述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还指出：“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里，马克思的意思十分明朗：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竖立着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同时有与之相适应的社会意识形式。显然，上层建筑的含义在这里发生了根本性转移和变化。马克思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已经不是用来指称社会意识，而是用来指称与经济结构相对称的政治结构。并且，上层建筑含义由意识的规定向政治结构的规定转移、变化后，在马克思那里不断得到强化。1872年，马克思在法文版《资本论》中更加明确地在“法律的政治的”结构意义上使用上层建筑概念。他在《资本论》(第1辑)第1卷第1章的第31个脚注中引述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这段话。但马克思在引用中作修改时不仅把直接引证变成间接引语，并且把“是有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相适应的现实基础”一语作了删改：“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从这种生产方式中产生的社会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普遍支配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发展。”马克思的这一删改把上层建筑的规定变得简单、明白，“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一语删除后，社会意识形式不再被表述为一种独立的上层建筑形式与法律的政治的上层建筑并立或外在地结成一体的东西了。这同时为后人理解他的上层建筑概念意义重心的转移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
不像国外学者所说的那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基础一上层建筑两分法”。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转贴于论文联盟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2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的含义
要明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的含义，首先必须明了趣味的含义。
1.趣味的含义
人们经常使用趣味一词，但趣味一词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中具有不同的含义。对趣味一词的含义，我们必须结合具体不同的语境来理解。大致地说来，结合具体不同的语境，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趣味的含义：
第一，从字面的意义、词源的意义上，从主体和客体的关系方面来理解趣味的含义，趣味是指“趣向令人感觉愉悦的味道”。趣味一词是由“趣”和“味”两个字构成的。味是人的味觉器官在与外界物的接触中产生的感觉，如酸、甜、苦、辣、咸等不同的味道。趣的古义有“取”（如“趣舍”）、“赴”（如“趣利”）、“快”（如“趣行”）等等，《说文解字》释“趣”为“疾也”。“趣，趋也，取也。”[2]人们的味觉器官在与外界物的接触中，产生不同的味，人们总是趋向于感觉愉悦的味，避免感觉痛苦的味。趣与味合在一起，构成趣味一词，所以从字面意思来看，趣味就含有“趋向令人感觉愉悦的味道”的意思。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趣味一词的理解，既不能脱离趣味的主体——人，也不能脱离趣味的客体——物。趣味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在与作为客体的物相互作用中产生和形成的一种特殊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由于具有某种趣向，客体由于具有某种属性，主体趋向客体，客体吸引主体，从而使主体与客体紧密地联系起来。梁启超所说的“趣味这件东西，是由内发的情感和外受的环境交媾发生出来”[3]，正是这个意义。正是由于趣味一词既联结着主体，又联结着客体，所以人们在使用趣味一词时，有人从主体的或主观的方面来理解趣味的含义，有人则从客体或客观的方面来理解趣味的含义，由此产生了趣味的第二个方面和第三个方面的含义。
第二，从主体的或主观的方面来理解趣味的含义，趣味是指主体——人的主观趣向、主观欲望、追求、兴趣、爱好等等。在美学研究中，趣味作为美学范畴形成于17世纪，而趣味理论兴盛于18世纪。许多美学家，如休谟、博克、康德、朱光潜等，都对趣味有着较为深刻的论述，[4]尽管这些美学家对趣味的具体界定各不相同，但都是从主体或主观的方面出发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趣味存在着个体、个性的差异，“趣味无争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说：“趣味是生活的原动力，趣味丧掉，生活便成了无意义。”[5]梁启超所说的“教育趣味”中的“趣味”一词，结合其具体论述来看，是指教育者对教育的趣味，即教育者对教育的兴趣、爱好、追求、趣向。同时，由于人的趣向、欲望、追求、兴趣具有不同的层次，所以，趣味也就具有不同的层次：下等趣味和高等趣味，低级趣味和高级趣味。在这个意义上使用的典型例子是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的一段话：“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6]在这里，为我们指出，一个人一旦具有了像白求恩那样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就可以脱离低级趣味，也即脱离低级的趣向、欲望和追求。
第三，从客体的或客观的方面来理解趣味的含义，趣味是指客体——物的一种属性，这种属性是“使人愉快、使人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7]。进一步地说，这种属性包括三个方面的特性：即使人愉快的特性；使人感到有意思的特性；对人有吸引力的特性。这三个方面的特性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没有愉快的特性，当然就谈不上有意思和吸引力；同样地，没有有意思的特性，也谈不上愉快和吸引力；没有吸引力的特性，也就无所谓愉快和有意思。在这个意义上，趣味的含义本身包含着和体现着趣味的意义：趣味使人愉快，趣味使人感到有意思，趣味对人有吸引力。因而，凡是有趣味的事物都是使人愉快的事物，都是使人感到有意思的事物，都是对人有吸引力的事物。因此，我们要使一个事物使人愉快，要使一个事物使人感到有意思，要使一个事物对人有吸引力，就必须使该事物有趣味。换言之，我们要使一个事物有趣味，就必须使该事物让人愉快，让人感觉有意思，对人有吸引力。梁启超所谈的“趣味教育”中的趣味一词，结合其具体论述来看，其含义是指教育的趣味，也即教育使学生愉快、使学生感到有意思、对学生有吸引力的特性，通过趣味教育，使教育对学生来说是愉快的活动，是有意思的活动，是有吸引力的活动，从而使学生乐于接受教育。在乐于接受教育的情形下，培养学生对于所学课程内容的兴趣、爱好，在兴趣、爱好的引导下自觉主动地学习和研究，进而完善自身的发展，有所发明和创新。
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的含义
趣味一词，具有非常丰富的含义，根据具体不同的语境，具有具体不同的含义。从美学的观点看，当学生用有趣味或无趣味来表达他们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感受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既揭示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客观存在的性质、情形，另一方面又揭示了这种性质、情形本身在学生内心的反映，揭示了学生以审美主体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审美对象的审视和评价。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的探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主要是在趣味的第三个含义上使用的，即在客体属性的意义上使用的。同时，结合具体不同的语境，在其他两个含义上使用趣味一词。从趣味一词的第三个含义来说，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的含义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使学生愉快、使学生感到有意思、对学生有吸引力的特性。我们研究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的直接目的，就是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趣味，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使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感到愉快，感到有意思，也因此激发学生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自觉学习思想政治理论的兴趣，从而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效性。
“学生对学习是否有兴趣，与教学是否符合学生的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你讲的内容符合学生的需求，学生就会有兴趣。这就要研究学生的需求是什么，学生对哪些问题比较感兴趣、学生想听什么、希望知道什么，使自己的教学与学生的需求相吻合。在现实生活中，面对各种复杂的现象，学生会有许多的问题和困惑，会有许多需要从思想上理论上搞清楚的问题，这就是学生的兴趣和需求。教学方法的研究，就要从这些问题入手去满足学生的需求。”[8]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考虑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趣向、欲望、需要、兴趣、要求和追求，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同学生的趣向、需要紧密地结合起来，即找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与学生需要的最佳结合点。同时，教师通过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趣味性，培养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思想政治理论的趣味，即通过教学让学生达到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及思想政治理论“佳妙的了解和爱好”①，从而使学生能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之外积极主动自觉地学习和研究思想政治理论。
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的生成
在师生关系中，教师具有“知识的先在性（知识渊博）、阅历的先在性（经验丰富）、时间的先在性（年龄大）”[9]的特点，因而，教师成为教育者，学生成为受教育者。任何教学活动一般都是教师主导的活动。教学就是教师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通过一定的过程把一定的知识、思想观念、技能借助于一定的方法传达给学生的活动。在任何具体的教学活动中，都离不开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过程、学生这几个方面的要素，任何具体的教学活动都是这几个方面要素有机统一构成的整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是这样。因此，我们所说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首先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整体的趣味。同时，因为教学分为若干要素，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可以具体分为如下几个方面的趣味：教学整体的趣味、教师的趣味、教学过程的趣味、教学内容的趣味、教学语言的趣味、教学方法的趣味。
1.教学整体的趣味
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生产视野来看，教学属于产品同生产行为不能分离的精神生产。作为精神生产的教学，是教师运用语言、通过一定的过程、借助于一定的方法把一定的教学内容传达给学生、由学生品味、消费的活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是这样一种精神生产活动。这样，教学的趣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趣味首先是一种由各教学要素组合而产生的精神产品的趣味，即教学整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整体的趣味。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整体的趣味是由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作为一门艺术来保证的。当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把教学上升为艺术活动时，学生就会感受到教学作为艺术的美妙与美好，因而，也就会感受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趣味。
2.教师的趣味
在学校教育教学中，任何一门课程的教学都是由一定的具体教师主导进行的。在具体的教学中，“要想让学生接受所讲授的课程，首先得接受这个讲授者。如果台下的学生不了解甚至排斥反感台上的教师，很难想象其教学会有什么实际效果”[10]。因此，教师要使自己的教学吸引学生，首先，教师自身必须吸引学生，至少不能让学生反感排斥教师自身。“一个有人格魅力和教学水平的老师可以让一门枯燥的课变得生动有趣，讲得不好就会让学生对一门课产生厌倦。”教师“生动的讲课方式、良好的互动能使学生提高对一门课的接受度、认可度和学习兴趣”[11]。为此，教师就要全面加强自身的修炼，全面提升自身的素质，从而以自身的魅力吸引学生。教师的魅力就是教师的趣味。教师的趣味就是教师对学生有吸引力，让学生感觉愉快，让学生感觉有意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趣味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对学生的吸引力，让学生感觉愉快，让学生感觉有意思。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趣味可以使教师成为学生所喜欢的“人气教师”。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人气教师”是指“为学生综合评价教师的教学表现之后发生在心理上的集体默契与赞赏。这些教师……以各具特色的学术涵养、教学风格与个人魅力等吸引与感染学生”[12]。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趣味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中的重要内容和组成部分。
3.教学过程的趣味
教学活动包括教与学两个方面，教的活动与学的活动统一于教学过程之中。教学过程是在教师主导下学生掌握知识、培养能力、形成科学世界观和全面发展个性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具体展开就是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就一门思想政治理论课来说，有一个从开始课程教学到结束课程教学的过程。就具体的一堂课来说，也有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在教学过程中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的。要使思想政治理论教学有趣味，就必须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有趣味，也即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让学生感觉愉快、让学生感觉有意思、对学生有吸引力。要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有趣味，就必须把握教学过程各环节，掌握调整好教学节奏。
4.教学内容的趣味
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广大的教师面临着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即思想政治理论课理论系统性与学生问题针对性的关系问题。进一步说，这个问题在教学中表现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如果追求理论的系统性，就可能存在学生问题针对性不强的问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中如果追求学生问题针对性，即针对学生中存在的思想问题进行教学，就可能存在理论系统性不强的问题。从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及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方面考虑，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在于必须增强教学内容的针对性，即针对学生的思想实际、思想问题讲理论，使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满足学生对理论的需要，从而增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对学生的吸引力，增强教学的实效性。而对于课堂教学过程中理论系统性不强的问题，教师可以采取一定的手段督促学生系统地阅读教材来解决。
5.教学语言的趣味
课堂教学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和方法都离不开教师的语言。教学必须借助于语言才能进行。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也是如此。这里就有一个用什么样的语言进行教学的问题。“无论什么课，学生都希望教师语言生动、风趣幽默。在公共政治理论课上，学生对此有更多的期待。因为学生往往认为理论课比较枯燥，只有通过教师生动的讲解，才会引起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13]“纯理论理解起来比较困难，所以需要老师用生动的语言把深奥的道理说清楚”[14]，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语言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富有趣味。
6.教学方法的趣味
教学方法是教师为了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运用的方式和手段。适合于学生学习的教学法是有趣味的教学法，不适合于学生学习的教学法是没有趣味的教育法。教师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可以使教学方法本身富有趣味。陶行知在谈到他的“教学合一”的教育思想时说：“从前的先生，只管照自己的意思去教学生；凡是学生的才能兴味，一概不顾，专门勉强学生来凑他的教法，配他的教材。一来先生收效很少，二来学生苦恼太多，这都是教学不合一的流弊。如果让教的法子自然根据学的法子，那时先生就费力少而成功多，学生一方面也就能够乐学了。”[15]就是说，好的教学方法不是由教师的主观意愿决定的，而是由是否适合于学生的学习特点决定的。教师采取适当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就有趣味，教师的教学就富有成效，反之，就成效较少或没有成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为达到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目的，完成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所采用的方式和手段。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法的趣味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让学生感到愉快、感到有意思、对学生有吸引力的特性。有趣味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法是符合人的认识、学习规律，适合学生学习的教学方法，是学生所喜爱的教学方法。教学方法涉及教学中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的主体，因此，“改进教学方法应该从两个方面去努力：一是充分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二是充分发挥学生学习的主体作用，努力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只有这两个方面的积极性都得到了‘充分发挥’，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效果才能提高”[16]。通过这两个方面的努力，使得教学方法既适合于教师的“教”，同时又适合于学生的“学”。这样，合适的教学方法本身就会让学生感觉到教学的趣味。
综上所述，在认识趣味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趣味含义的基础上，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使自己的教学富有趣味，就必须在考虑学生的兴趣、爱好、需求、趣向等方面的基础上，努力使教师自身、教学过程、教学内容、教学语言、教学方法等几个方面有趣味，从而使教学整体有趣味。这样的趣味是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想性、知识性紧密结合的趣味，而不是相分离的趣味。这样，我们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就是对学生有吸引力的教学，让学生感觉愉快的教学，让学生感觉有意思的教学，因而，是让学生“真心喜爱”的教学，同时也是让学生“终身受益”的教学。
注释
①“佳妙的了解和爱好”是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对趣味的理解。具体请参见：朱光潜.我与文学及其他[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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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4]叶天放.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管理初探[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156-157，122，170.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3
知识点一：依法治国坚持原则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持以下原则
(1)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
(2)坚持人民主体地位。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政治制度。
(3)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平等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基本属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尊重宪法法律，都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都必须依照宪法法律行使权力或权利、履行职责或义务，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
(4)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5)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
知识点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主要内容：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价值目标)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价值追求)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个人价值遵循)
(二)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意义所在
1、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2、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的需要
3、推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需要
4、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5、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知识点三：一国两制的含义和基本内容
简述“一国两制”的含义和基本内容。
含义: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国家的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们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长期不变。
基本内容：
(1)一国两制的基础是一个中国，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只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2)实行两种制度。作为国家主体的大陆地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台港澳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
(3)保证台湾、香港、澳门的高度自治和繁荣稳定。
(4)实行一国两制长期不变。
知识点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
(1)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民主专政作为我国的国体，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
(3)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种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两党制或多党制，也不同于一党制。
(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核心是保障少数民族当家作主，体现了民族平等、团结和共同繁荣的原则。
(5)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知识点五：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和重要意义。
内涵：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理论意义：
第一，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第二，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深化，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第三，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深化，是党执政理念的升华。
(2)实践意义：
第一，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第二，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4
一、“自然”一词的古典含义
英国学者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认为，古法文nature和拉丁文natura可以视为现代英语词汇nature一词的词源，这两个词都源自拉丁文nasci，其含义均是“出生的”［2］。“自然”在希腊文中对应的词汇是“phusis”，含义也是产生、生长，这均是从词源上说的。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时期也是西方思想史上对“自然”概念作出明确规定和阐释的第一人，他对“自然”概念的分析和规定主要集中在其《形而上学》和《物理学》两部著作中。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第四章中，他先分别列举了“自然”一词的六种含义。第一，生长物的生成；第二，生长物最初由之长出的那个内在的东西，强调“自然”的内在性含义；第三，自然物自身内最初的运动来源；第四，自然物由以存在和生成的那个最初的东西，即质料；第五，自然物内在的“形式”。针对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说：“因此，那些由于自然而存在或生成的事物，尽管它从其生成或存在的东西已经存在着，但倘若还不具有形式和形状，我们就不说它有了自然。”［3］第六，“自然”是实体，这是从自然的形式实体的意义扩展到一切实体的意义上。亚里士多德进而总结说：“从以上所说，自然首要的和根本的意义是，在作为自身的自身之内具有运动本原的事物的实体，质料由于能够接受这种东西而被称为自然，生成和生长由于其运动源出于它而被称为自然。它是自然存在物运动的本原，或潜在地或现实地内在于事物之中。”［3］所以，从亚里士多德的本体论思想，尤其是其关于事物构成的四因说理论的角度来考察，“自然”的根本的和准确的含义是内在于每一个自然物之中的“形式”。因为质料只有在获得形式之后才成为某一确定自然物，而此一自然物也才能获得运动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观点与之前的自然哲学家不同，后者用自然界中某种形式的物质质料来解释一切自然事物的本原，只说明了事物“从所出”的质料本源，没有说明事物“其所是”的本性。这一做法导致的结果就是在事物外部寻找事物运动的原因，而亚里士多德赋予事物以“形式”，并将其作为事物生成变化的根本原因，既使事物获得本性，解决了事物的“其所是”，也从事物内部解释了事物的生成变化和运动，表明了自然界的每一事物都是活性的、有机的，并且是具有独立本性的。
在《物理学》第二卷第一章中，亚里士多德也集中分析了“自然”一词的含义。他说：“在存在着的事物中，有些是由于自然而存在，有些则是由于其他原因而存在。……因为所有由于自然而存在的事物，都明显地在自身之中有一个运动和静止的本原———有些是在地点方面的，有些是增加或减少方面的，有些则是性质变化方面的。相反，床榻、罩袍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东西，在它们各自的名称所规定的范围内，并且就它们是工艺制品而言，都没有这样的内在冲动。”亚里士多德在对所有存在物作了以上两种区分后，提出了自己关于“自然”的定义：“所谓自然，就是一种由于自身而不是由于偶性地存在于事物之中的运动和静止的最初本原和原因。”［3］我们可以看到，在《物理学》中，亚里士多德是通过区分两类存在物即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品而得出“自然”的含义的，即“自然”是事物自身之内使其运动和静止的本原。这一结论和他在《形而上学》中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他接着又说：“自然就是目的和所为的东西。”［4］这一视“自然”为目的观点也是他本人思想的归结。所以，结合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给“自然”下的定义，“自然”一词的含义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自然是“形式”，而“形式”就是事物的本性，所以，“自然”是事物的形式，是事物的本性。第二，亚里士多德将“目的”纳入“自然”一词的含义中，表明自然物是自足、独立的，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亚里士多德还从“自然”的角度论述了人的天性和城邦的起源。《形而上学》开篇就说明：“求知是人类的天性。我们乐于使用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说明：即使并无实用，人们总爱好感觉，而在诸感觉中，尤重视觉。”［4］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自然”，即人之为人的本性就是“求知”。这句话说明，首先，亚里士多德将求知即追求对事物的理解、追求生活中的至善美德作为人的天性，这一做法比将理性作为人的天性更加指向一种心灵的原始力量和倾向；其次，这句话也表明亚里士多德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倾向。可以说，经验主义就是自然主义者的认识论方法。在关于城邦的起源上，他说：“城邦显然是自然的产物。”
城邦的产生具有必然性，具有自然意义上的根源，即产生于人类对最优良、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人们出于自然本性以及延续后嗣的自然需要最先结合成为家庭。当多个家庭为了实现比生活必需品更多的需要比如生命安全、生活富裕等等而联系起来时，便产生了村落。当数个相互临近的村落为了进一步满足生活需要并为了更美好的至善生活而结合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大到足以自足或接近自足时，城邦就产生了。所以，城邦是自然的产物，源于人的自然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总之，亚里士多德的自然主义政治学理论弱化了柏拉图政治学的神秘主义色彩，削弱了政治学所具有的神学色彩，主张社会、国家和政治活动的自然主义起源，这之中尤其注重人的物质需要和求知的精神天性在社会政治的起源和演变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在汉语中，“自然”一词是先秦时期的老子发明并首先使用的。在《道德经》中，老子多次提及“自然”一词，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第十七章）［6］。同时，老子首次赋予“自然”一词以特定内涵。他在《道德经》第三章说：“……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关于这一句话，王弼注道：“守其真也。”关于王弼的注解，楼宇烈也写道：“‘真’，即‘朴’。”［6］王弼注解中出现的“真”字是关于人之本性而言的。老子又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王弼注：“各返其所始也。”（第十六章）［6］就是说，人之为人存在一种质朴本性，统治者真正的统治是无为而治，以维护这一质朴本性；而在日常之中，人也要进行持续修炼以持守住这一质朴本性。这是“自然”的“人之自然”的含义。在第五章，老子又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王弼注道：“天地任自然，无为无造，万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仁者必造立施化，有恩有为。造立施化，则物失其真。有恩有为，则物不具存。”［6］这句话里出现的“真”字意指一种自然物的本性。就是说，“道”化育万物、滋养万物，但对万物却无一丝偏爱之心，似乎漠然无情。如果硬要说有什么感情，那么可以这样说，正是这种“无爱”成就了“道”对万物的“大爱”，即“道”以自己的无为而顺从万物本性的方式成就了万物，成就了万物存在之“真”。这是“自然”的“物之自然”的含义。从这里出现的两个“真”字出发，可以说，在老子这里，“自然”具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物之自然，即一切事物根源于道的原初本性。二是人之自然，即人的质朴本性。人的质朴本性是通过人的有为过程来实现的，是通过具备了自我意识的人，在主动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界运行的基础上，自觉遵从自然规律，进而顺应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以求达到物我一体、天人合一的和谐圆融境界的方式实现的。这里的“人”经历了从跃出自然又回归自然，从自在的自然到自为的自然的过程，最终成为老子说的“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返璞归真”的人。在人与物的关系上，“物之自然”与“人之自然”联通的方式是人的自觉意识。因为任何物之“自己”，物的所谓原初本性即物之自然都只有在人的意识的照亮下才显示出其存在意义来。这一点在西方哲学中，尤其是在从笛卡尔到康德建构“人之主体”的过程中阐释得已经很明白了。“物之自然”所具有的价值也只有在人的反思的前提下才显示出来。然而老子的意思并不是要人在对物的反思中脱离物并与之对立而将人视为在价值上高于物的理性主体，进而在对物的占有和征服中满足人不断膨胀的欲望，也不是要人在没有自觉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无知无觉的状态中和自然保持一种纯粹的一体状态，而是要人在自觉的意志努力下，将自身的主体意识视为对物之自然的遵从和持守，从而实现人之自然，最终达到物之自然和人之自然的合一，实现“道”的最高理想。同样，政治活动也应遵循人和外物的原初的质朴本性，尊重社会和国家的自然演变，尽量减少外在的人为干预，尤其反对违背社会自身规律的激进变革。老子说：“治大国若烹小鲜。”（第六十章）王弼注道：“不扰也。躁则多害，静则全真。”
这里又出现一个“真”，意思是要统治者自觉维护社会的存在、演变之“真”。实际上，老子自然哲学的深层现实关怀就在于反思国家政治领域中统治者膨胀的占有欲望导致的主观妄为对人性之“自然”的扭曲、割裂，所以才提出一个无为政治的“小国寡民”式的政治理想，以此来实现其哲学中深沉的人文关怀。老子在论述“自然”的同时倡导人的“主体性”。然而这一“主体性”不是西方那种与自然界割裂的、进攻性和欲望型的主体性，而是在自我意识和理性地反思自身行为和自然运行的基础上，以事实性的“自然”为价值理想，要人进行内心修炼，作出意志上的努力以“回归”而不是“跃出”自然的整体存在和秩序的另一种主体性。也就是说，这一主体性恰恰是要人通过反思来意识到自己对于本性之“自然”、自然界、自然秩序的守护者身份。老庄的这一对人的“主体性”的主张来源于对周朝末年价值失序、群雄混战、生灵涂炭的社会历史现实的深刻反省，其目的在于防止人的原初质朴本性被愈来愈强大的国家、权力、制度、军国体制等等人为制度所野蛮规训、戕害，避免人在有限生命中盲目争夺外物而遗忘人的本真之性的迷妄，防止人“役于物”；同时又防止人的主体意识恶性膨胀，结果陷入人与自己的原初自然本性相分裂，与他人相分裂，与自然界相分裂，而走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物质纷争的迷途上，即防止人“役物”。无论“役于物”还是“役物”都是违背“自然”的。老子说的“大制不割”、“圣人方而不割”，都是要人顺应自然，避免诸种分裂，主动归附自然秩序之中。综上所述，“自然”概念在古典时代的含义可以归结如下：第一，在对外物和人的存在上，主张“自然”就是一切事物（包括作为纯粹生物体的人）在自身之内的就具有的运动本原（这一本原作为了事物的本性、自性和目的）。所以，“自然”是自然物的形式、内在本性而不是具体自然物式的实体；主张从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任何以超验、先验唯心的方式解释万物的存在；侧重从人心灵中天然的原始情感、倾向或结构的角度解释人的本性。第二，对于人和物（包括社会制度）的关系，主张“自然”的事物都是完整的独立的自足的“实体”，强调事物和某一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形式在非人为性的自身演变过程中实现自身目的，反对来自人为的违背社会本性的激进干扰、破坏；人不应将事物视为实现自己欲望的手段，而应该尊重其本性和存在，并使自己主动遵从并维护整体自然的秩序，进而在人和“自然”的事物之间达到和谐的平衡。第三，在价值论上，“自然”或“天道”是“损有余而补不足”，因而是完美的，而相比较之下“人道”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因而是有缺陷的，所以主张“以天道明人道”，要人以“自然”的自然界的完美性作为价值追求理想，以此弥补人为世界的不足。“自然”的价值高于人为的价值。所以这就必然引出第四点，即方法上是从事实推出价值。
二、“自然主义”的概念史及其含义
作为一种哲学传统的“自然主义”在历史上并不连贯，内涵上也并不是很明确。所以当代有西方学者指出：“‘自然’的观念，或者‘自然的’客体或关系，或者‘自然主义的’研究模式，已经在很多不同时间和地点，因为不同的目的被很广泛地应用了，这些使用的广泛程度超过人类思想史上其他任何一个概念。”［7］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试图从现有的各种对自然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中归结出“自然主义”这一概念一般的哲学含义。
首先从出自各种权威辞典的定义上看。《剑桥哲学辞典》认为：“自然主义有两个观点：（1）所有东西都是由自然实体构成，自然实体需要在科学内进行研究，自然实体的属性决定了包括人在内的事物的所有属性；（2）在某种意义上，关于确证和解释的可接受的方法与科学中的确证和说明方法具有连续性。第一个观点是形而上学或者本体论的，第二个观点是方法论或者认识论的。”［8］《新大英百科全书》的定义为：“自然主义在哲学上，断定宇宙中的所有存在物和事件（无论其内在特征如何）都是自然的。通过这种方式，自然主义理论将科学方法与哲学联系起来。因此，关于宇宙的所有知识必须通过科学探索获得。”［9］《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定义是：“在哲学上，自然主义有两层含义：广义的自然主义一般指那些主张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的哲学思潮，如中国汉代王充用禀气的厚薄解释人的智愚，宋代张载用禀气不同解释人性，欧洲哲学史中用人的自然属性解释人的道德现象，都属此例；狭义的自然主义，指20世纪30年代形成于美国的一个哲学流派。”［10］其次，从学界比较公认的自然主义的发展史看。自然主义的源头可以追朔到古希腊时期的自然哲学家的身上，当时的自然哲学力图以自然界某一具体物质形态作为本原来解释世界万物的本质和生成，而反对之前从神话中寻求解释的做法，反对神秘主义和超验主义的解释。经过漫长的中世纪神学笼罩之后，在近代，自然主义哲学几乎是和自然科学一同出现的，“自然主义”自此成为一个确定的哲学概念。也就是说，17世纪之后，古希腊时期那些研究事物本质的自然哲学家逐渐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科学家，他们运用经验观察、分析和归纳演绎方法，借助科学仪器力图对物质世界进行更精确和严密的解释。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家就被称为自然主义者。最终在19世纪末，这样一种着重于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已经被完全内化于自然科学之中，自然主义作为自然科学的一个必要的部分随着科学家的理解和实践与科学一起逐渐发展起来了。自然主义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哲学流派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的自然主义反对任何超验的或先验唯心的认知世界的方式，而主张唯物的解释方式；强调自然科学方法的应用，进而将其应用到一切哲学问题上，而当代自然主义哲学是在对弗雷格开创的分析哲学传统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出现的。从对自然主义发展史简要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近代之后，自然主义与自然科学相互交织在一起，相辅相成而又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不过，近代之后的自然科学式的“自然主义”在根本理念上仍与其古典原意一致，都承认世界以及人自身的客观实在性，主张经验的研究方法；在以事物自身说明事物自身，反对超验和先验的解释上两者是根本一致的。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5
关键词：《讲话》、政治标准、艺术标准、政治、内容、形式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作了《引言》和《结论》两次讲话。1943年10月19日在《解放日报》上将在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为题公开发表。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极其深远的一份文艺纲领，《讲话》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创建性的文艺思想，同时也涉及到了一个极为复杂的话题——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这集中体现在对文艺批评标准的讨论上。在《讲话》中，明确指出，“文艺批评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政治标准，一个是艺术标准”，应该“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由此，相当一部人认为在文艺批评标准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就是以政治标准压倒艺术标准，从而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阐释理解为庸俗社会学观点。但是对于这一问题，应该在全面深入理解其含义的前提下给予其客观公正的审视。
“政治”一词在《讲话》中被多次提及，然而其在不同的语句中所表达的含义却有着细微的差别。在讨论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这一问题中，指出：“我们所说的文艺服从于政治，这政治是指阶级的政治、群众的政治，不是所谓少数政治家的政治。”在这里，“政治”一词是指纯粹意义上的政治，它属于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强调的是一种敌我对立的意识形态。而在讨论文艺批评标准问题时则指出：“按照政治标准来说，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进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在这里，“政治”一词涉及到了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包含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在其中，而另一层较为隐蔽的含义则包含了对敌我对立的意识形态的削弱，相对应的，又加入了与艺术相关的柔性因素在其中。因此，虽然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了“政治”一词，但是这个词语在不同句子中出现时会有细微的差别在其中。总体上来讲，《讲话》中提到的“政治”有的是专门用来强调意识形态的，而有的则应该将其理解为一种包含了意识形态在内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包含了较为广泛内容在内的词语。而文学批评标准问题中的“政治标准第一”的“政治”一词应该作第二种解释，即，它是一个含有意识形态在内但又不限于此，而是包含内容较为广泛的词语。
对《讲话》中关于文学批评标准这个问题的不准确理解，除了包括指涉“政治”一词时，对其在含义上产生的模糊理解外，更为常见的就是对“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的误解。值得特别指出的一点是：这里的“政治标准”实际上对应的是“内容”，“艺术标准”对应的是“形式”。事实上，在《讲话》中，对于文学，提出的是：“我们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因此，我们既反对政治观点错误的艺术品，也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我们应该进行文艺问题上的两条战线斗争。”在这里，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要政治（内容），同时也要艺术（形式），两者是缺一不可的一个整体。而在许多错误认识中，都将“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理解为：与政治相比，艺术不值一提，或是认为政治高于一切。事实上，“政治标准第一”这句论断确也表明了将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而笔者认为，对于这一问题，应该将其理解为：在文艺创作和批评时应该坚持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应首先确定文学艺术符合政治标准，在这基础上又要保证其符合艺术标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二者的区别是在先后顺序上，而并不是在重要与否上。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6
一、归还学生主动学习的主体地位
教育家陶行知说过：“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生学。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才是让学生成为课堂主宰者的真正解决之道。让学生由“要我学”、“我要学”变成“我会学”、“轻松学”。
（一）教会学生“看”书。基于政治学科的特点和近年来中考发展的趋势，我认为学生首先应该学会“看”书。千万不可忽视阅读课本的重要性，只有真正的看懂看透教材学生才能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把听起来空洞乏味的内容变成阅读体验。学生在阅读时从宏观上把握当天所学内容，在心中构建出基本框架。让学生知道今天要学习那些内容，以及这些内容之间有何内在联系。
（二）教会学生提问。教师作为教学活动的引导者，理应在适当的时候启发学生，引导学生，将学生一步步的领向真理。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学生不断的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很多学生在考试时面对题目和材料往往无从下手，这说明他们平时缺乏这方面的锻炼。
学生在政治学习的过程中，同样需要“凡事问个为什么”，学会提问。无论是书本上的材料，报纸上的时事，都可以做为学生提问的素材。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可以很好的培养学生提问和自主学习的能力。
（三）教会学生答题。政治学科的中考命题题型多样既有选择题，又有辨析题分析题，各类试题，有的以文字形式出现，有的以漫画、图表的形式出现。纵观近几年政治学科的中考情况，学生在答题时普遍存在的问题就是不会提取有效信息，以至失分过多。
（四）教会学生梳理知识。政治学科的内容可以概括为三道题，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为了使学生在复习时把书读薄了，所所以教给学生梳理知识，把零碎的知识点用这三根线串起来，连线成面，构建立体知识框架。如，七年级政治下册课本在我的引导下学生就用两个表格把一本书的知识梳理好。
见下表：表格一：一至四课
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是什么（含义、表现）p5p4p20p34p35p47p48
为什么（必要性、重要性）p5-6p23-25p36-40p47-50
怎么样（方法）p15p27-30p41-4551-55
典型例题（自己整理）
关系递进关系
表二五至八课
挫折意志坚强知法、守法用法
是什么1、含义（p61）2、原因(p61-62)3、态度（p63）1、含义（p77）2、表现（p75）1、法律的特征（p87）？3、违法行为的含义（p91）、4、犯罪的特征、5、刑法的类型（p94-95）1、四种保护、两部法律？2、四中保护的要求？3、非诉讼手段法律机构？4、诉讼的含义？
为什么4、是人生一部分？（61-62）5、两面性（p65）3、意义？（p77-79）2、法律的作用(p88-89)5诉讼的意义6、同非法分子斗争的意义？(p113)
怎么样6、战胜挫折的方法？（67-69）4、方法（p81-81）6、加强自我防范？(p99-100)7、怎样同违法分子斗争（p113）
典型题
学生学会了梳理知识，很自然的把知识层面立体化，不会遗漏知识，掌握起来比较牢固，在应用知识方面也能灵活。
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
为了使学生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作用，根据教学内容，我还采取辩论形式、抢答形式、小组合作探究形式。把学生分为两组，正方观点是依法治国更重要，反方则认为现代社会更需要以德治国。班里的每个同学为了辩论比赛，都要搜集材料，由于事先准备充分，许多同学能拿出让人耳目一新的观点，还有些同学能很好的联系初二学习的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通过交流与讨论，同学们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还真正体味到了主人翁的乐趣。再如：讲到《可持续发展战略》时，先组织学生学习我国水资源分布特点及受污染状况的相关资料。然后将学生分成4个小组，确立一名负责人，引导学生调查并分析本地的水污染情况。通过调查，各组同学从不同角度搜集资料，确定主题，如：“河流的变迁”“饮用水状况调查”等，并进行讨论，交流，每个小组都要完成一份调查报告，全体同学共享研究成果。对于讨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教师可以及时帮助学生解决。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7
关键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科技含量
社会经济的发展带动了企业建设的加快，但与此同时，多种多样的思想文化冲击着企业员工的思想，使其思想上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此时如果不能在企业内部展开良好的思想政治工作，企业的发展将面临一定的阻碍，为了使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内外部形势，企业应当加大相关工作的“科技含量”，将现金的管理理念、先进的技术手段、现金的传播理论等应用其中，对此展开探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加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科技含量”的重要意义
（一）有利于应对新的挑战
经济与科技的进步，使企业在生产、经营以及管理活动中面临新的挑战，越来越多的技术手段被应用到实际的工作当中，如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等。由于网络具有高度的虚拟性与开放性，它可以为人们提供多种类型的文化知识与信息资源，而这些资源有好有坏，在此情况下，企业员工的思想就有可能l生多样的变化，有些员工受积极因素应当较深，热爱工作、敬业奉献；而有些受到不良因素影响的员工则可能出现消极懈怠等情况，甚至做出违法乱纪、危害企业利益的行为。这都是企业在经营管理中需要正视的挑战。而将科技引入到思想政治工作后，企业就可以利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如微博、微信等，向员工传递正确的思想观念，使员工的思想能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影响，自觉接受思想政治教育，并积极投入到工作中。
（二）有利于提升工作效率
思想政治工作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不可缺少的一项内容，属于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其“科技含量”能够为企业整体工作效率的提升奠定良好的基础。在日常工作中，政工人员将会利用科技手段与方法，将优秀的企业理念、企业精神、新推出的政策、制度等传递给基层员工，这些内容具有较强的先进性与创新性，能够深深的感染员工，使员工将对企业产生认同感与凝聚力，从而积极主动的参与到工作当中。
（三）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面展开
科技知识本身就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意义，科技是先进的生产力，当思政教育与生产力融合到一起，相关工作就变得更加有说服力与科学性，使科学知识顺利转化为科学精神以及思想觉悟。当科技手段得到有效运用后，思想政治工作将在企业内部蔓延开，员工将在不知不觉中感受科技的魅力，并形成科学的世界观与科学态度，在生活与工作中，如果有伪科学思想出现，他们就可以及时辨别，并作出正确的选择。
二、加大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科技含量”的有效途径
（一）管理人员应当树立创新意识
为了保证思想政治工作能够顺利引入科学技术，管理人员应当首先树立创新意识，深刻意识到提高“技术含量”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管理人员应当对思想政治工作予以重视，将其作为企业发展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对管理意识进行更新与调整，并主动研究新思想、新方法与新手段，从企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将科技理念与技术应用到工作中。
（二）加强对企业思想政治建设方面的投入
技术与设备是提高思政工作“科技含量”的重要物质基础，为了使技术能够顺利投入实践，管理人员应当加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资金投入，积极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保证其数量的充足。在投入资金后，管理人员应当关注资金的有效利用情况，首先，应当引进高质量的设备，使其能符合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需求；其次，应当定期对软件与硬件进行更新，保证技术手段能够实现与时俱进；最后，应当定期对设备进行维护与检修，保证设备可以正常投入使用，如果设备损坏要及时进行修理或更换。在技术与设备的支持下，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信息化水平、自动化水平都将得到极大的提升。
（三）利用科技手段展开思政宣传
相关工作人员应当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展开思政宣传工作，保证技术与设备能够真正投入到使用中。第一，在对员工进行教育与培训时，思政工作人员应当利用多媒体设备，为员工播放与思政内容相关的视频、音频或者动画，以提高工作的生动性与趣味性，使思想政治教育变得活跃起来；第二，为了获取全面的思政信息，工作人员可以利用网络收集资料、查找案例，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展开，奠定基础，使教育内容能够丰富多样；第三，相关人员还可以展开网络宣传，通过微信、微博等多媒体平台思政教育信息以及企业的重大决策或活动，并与员工展开互动，从而加快宣传范围与宣传速度。
（四）引进高素质的思想政治人才
企业还应当积极引进具有高素质的思想政治人才，保证他们具有较强的思想政治素养，并具备利用技术手段展开工作的能力。对于现有的思想政治人员应当积极进行培训，使其素养与能力能够满足实际需求，在培训结束后，管理人员还应对其进行必要的考核，考核合格方可参与思想政治工作。另外，在思政人员的管理方面，企业还应当制定完善的奖惩与激励制度，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使其能够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激情与责任心。
三、结语
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发展使企业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员工的思想与行为也呈现出了多样化的特征，为了实现对企业的良好管理，管理人员应当对思想政治工作予以重视，积极增加工作的“科技含量”，使企业有能力应对新的挑战，实现全面有效的发展。为了提升“科技含量”，企业应当树立正确的创新意识，加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资金投入，积极利用科技手段展开政治宣传，并引进高素质的思想政治人才，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真正实现与时俱进。
参考文献：
[1]胡峥.新时期提高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策略[J].企业改革与管理，2017（08）.
[2]胡筱.如何做好当前企业思想政治工作[J].管理观察，2016（33）.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8
一、分层记忆法
概念是对某一事物的理性叙述，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属性。而事物的属性往往是多重的，因此反映事物属性的概念也往往是多层次、多角度的。因此在平时的学习过程中，应对概念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分解，以达到对概念的深入理解和全面掌握。比如，理解“物质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并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可把这个概念分为三个部分：第一层要清楚物质是“客观实在”；第二层，物质是什么样的客观实在？是“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第三层，这种客观实在对意识的关系是什么？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这样就把物质这个概念通过分层分析透彻了，就便于记忆了。
二、逻辑记忆法
从逻辑的角度看，任何概念都有其内涵和外延。所谓内涵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本质特有的属性的总和。所谓外延是指一个概念所概括的思维对象的数量或范围。弄清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准确理解和运用概念的前提和基础。例如对“国家”这一概念的理解。从概念的内涵来看，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政治权力机关。阶级性是国家的根本属性。统治阶级是利用立法、行政、司法及暴力组织等强制力量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因此，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国家不可能为全社会谋福利。从概念的外延来看，国家有奴隶制国家、封建制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仅就当代而言，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分。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工具，为资产阶级谋利益；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的工具，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利益。
三、图表记忆法
概念都包括在一定的知识体系之中。所以，可以利用图表法把概念归入一定的知识体系便于理解记忆。这种方法具有直观、简明、形象的特点，可以帮助大家把所学知识理顺串联起来，起到以点带面，扩散联想记忆。例如在学习高一经济生活第五课“企业与劳动者”的有关概念时，可列出以下图示（如右图）。通过这个图，可以看出上述概念间的从属关系，从“市场主体”到“股份有限公司”，概念的外延越来越小。同时，利用比较分析法分析上述概念间的区别，抓住每个概念的特征。如企业与其他市场主体的区别是它是以赢利为目的的；企业法人与其他企业的区别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公司与其他企业法人的区别是由法定数额的股东组成；而股份有限公司的特征则是它能发行股票。通过上述分析归纳使知识具有系统性，在知识系统中，用联系的观点加深对有关概念的理解，会收到较好的效果。
四、知识框图记忆法
有些学生错误地认为学习政治概念枯燥、空洞、没实用意义，因而对概念学习不重视。事实上，有很多政治概念本身就是政治学科的主干知识、核心内容，需要我们认真学习、扎实掌握，并在此基础上，以概念为圆心辐射其他知识，实现知识的整合与体系的构建，以充分发挥概念在政治学科学习中的作用，同时在知识整合与体系构建的过程中深化对概念本身的认识。
五、关键词语记忆法
有的概念，去掉或改变一两个字原意就会大变，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所以在解释这类概念时，要指出哪些是关键词语，并对这些关键词语进行强化说明，让它印在自己的脑子里。例如“规律是事物运动过程中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这里要牢牢把握“固有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这几个关键词语。只有把握这几个关键词语，我们才能领会到规律是客观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不是事物偶然、不稳定的联系。
六、主谓宾记忆法
在学习的过程中，常碰到有的概念语虽然不多，句子也不长，但是学生难以记忆掌握。对此可以按照语文教学上主谓宾的方法，把这个概念的要点总结出来，然后再把这些要点联系起来，补充上限制性的定语、状语、补语等就能够理解并把握这一概念的完整意义。例如“民主是指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一种国家制度。”对此，我们可作如下分析：主语是“民主”，谓语是“是”，宾语是“一种国家制度”。这是民主的本质含义，与我们日常所说的“民主作风”中的含义是不同的。定语“在统治阶级范围内”，是民主的国体意义，阶级性是民主的本质属性；定语“按照平等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是民主的政体意义，表明民主是一种管理形式。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9
〔关键词〕政策,政策法学,中国法学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深刻而巨大的变化。经济高速发展,社会结构出现转型。与此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乐观主义者认为,这是希望的春天,我们将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悲观主义者认为,我们的问题成堆,我们一刻也不能掉以轻心。但是,不管怎么说,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在这场持久而又极具影响力的变革中,党和国家的政策发挥了并且仍在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城市到农村、从经济到文化、从宏观到微观,莫不如此。从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签定契约,决定将集体土地承包到户,搞大包干,到1982年《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肯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到200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从1984年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到1994年《国务院关于在若干城市试行国有企业破产有关问题的通知》,再到1999年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党的十四大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我们对中央这一系列重大政策的简单回顾,以及中央各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地方各级部门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和实施的一系列政策,足以说明政策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而与政策的主导作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法律在其中发挥的作用明显不够,与这场巨变不太相称。尽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主张已经写进了宪法;尽管伴随着改革的脚步,国家制定和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尽管法学教育事业呈蓬勃发展之势;尽管法学家队伍和法律职业群体日见庞大;尽管普通公民运用法律解决纠纷的意识不断增强。但是,就法律对这场巨变的参与度和实质性影响而言,顶多也就是一条比较重要的辅助线,法学家顶多也就是呼喊着宪政、司法独立、人权和正义等口号的啦啦队,他们寻求的更多的是纸面上的光彩,而不是对中国社会进程的实实在在的影响,看起来非常的气派,但是谈不上有力。这是法律自身无法克服的必然性的命运,还是我们对法律和政策的双重误解所导致的一种难看的结局?答案显然是后者。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回到昨天的起跑线上,凭借今天对昨天的想象重建昨天,把昨天揽入我们理想主义的怀抱,但是,我们对昨天的想象,对于我们更加合理地生活在今天,更加合理地走向未来,仍然是十分有益的。因此,对法律和政策进行必要的关照,甚至是全方位的透视,应该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这其实仍然是对法律应该是什么,法律在中国能做什么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追问。
二、历史的误区——政策与法律的分野
我国的改革开放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党的十二大以后全面展开。它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体制到各方面体制的改革,从对内搞活到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该历史进程完全可以说是在党和国家的一系列政策主导下而逐步展开的。同样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始,“中国在重新进入世界结构的同时启动了认识和实践中国法制之全面建设的历史进程。”(1)“在此历史进程中,中国法制建设因最初对‘文革’无法状况的反动和此后对现代法制国家的诉求,而始终处在一个大规模的‘立法阶段’。”(2)同一历史进程中政策和法律的展开,使得我们十分有必要探究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
中国的法制/法治建设理论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表现出了与政策的排斥,这是因为在中国的法制论者认为,法治是对传统人治的反动,而我国的政策在中国法制论者看来则是传统人治的最典型、最全面的表现方式,改革开放以前我们所出现的失误在很大程度上被归结为是政策上的失误就是很好的说明。这是因为他们以为,错误的政策固然应该受到追究,但是政策本身的人治性质,它的随意性更应该受到追究,而此种追究自然而然地被切换成了对法治的诉求。于是,在处理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时,将政策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违反法治的、临时性的存在,需要将其纳入法律的轨道。这实际上是从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法制实践中概括和提炼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法”概念。“所谓‘政策法’,是指这样一种不稳定的法律实践状态,即在管理国家和社会生活的过程中,重视党和国家的政策,相对轻视法律的职能;视政策为法律的灵魂,以法律为政策的表现形式和辅助手段;以政策为最高的行为准则,以法律为次要的行为准则;当法律与政策发生矛盾与冲突时,则完全以政策办事;由于政策是党的领导机关所制定的,又靠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来执行,因此,在实践中形成‘人’的作用高于‘法’的作用的普遍见解。”(3)但是,我们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历史进程中已然发现,在中国法制论者经由对政策的简单排斥而寻求法治之正当性的做法,并没有使政策实际影响中国社会进程的作用降低,同时,政策也没有以他们所认定的那种法律形态出现。相反,政策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扮演了远较法律重要的角色。与此同时,中国之法治建设所确立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模式;中国法律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化的特征;中国法律对逻辑和概念的过度关注等等诸如此类的弊端,使得中国法律一方面没有较深入地参与到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从而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实际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法律本身也违背了中国法制论者的初衷,没有呈现出理想化的状态。总之,法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更具有表面合法化的特征,实际上表现出来的是内在的空虚。(4)
因此,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法律与政策出现了分野,二者的关系是一种悖论。中国法制论者全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政策的简单化认识和处理,非但没有影响政策本身,反倒使得自己的作用不尽如人意。
三、政策法学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西方法律政策学主要包括对法律政策的研究、对法律的政策学研究和对政策的法学研究三个方面。“广义的法律政策是指为达到一定的社会目的而在法律上采取的各种手段和方法。在此意义上,法律政策不仅包括立法政策和司法政策,而且包括社会政策的一切领域(如住房政策、农业政策、药品政策、卫生健康政策、劳动政策、人口政策、环境政策,等等)。狭义的法律政策仅指立法政策,即在立法上为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达到一定社会目的而采取的对策。”(5)对法律政策的研究主要体现在欧洲大陆学者的研究中。对法律的政策学研究,主要以美国政治学者和政策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和国际法学家m·S·麦克道格尔为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他们用政策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法律现象。对政策的法学研究以美国学者德沃金、格雷、博登海默等法学家为代表。他们侧重于从传统法学的内部视角来研究对法律影响日益深广的公共政策,并把公共政策内置于法律之中,把政策看作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6)
我们使用政策法学这个概念,并不是要平面化地探讨法律与政策的关系,将二者进行简单的界分和关联;也不是要便利地使用西方有关法律政策学的理论来进一步理解中国法律与政策的关系;更不是要在中国法学研究的现有领域内,为政策找到一处安身立命的场所。而是要立基于对法律乃至于法治的更加深化的认识,以中国已然和正在进行的以政策为主导的改革为
切入点,试图重新建构一种关于“法律”或“法律秩序”的想象方式,用邓正来先生的话来说,就是“把那些被我们视为当然的问题重新‘问题化’,而其间首当其冲的便是把我们在这26年中所‘说’的、所‘用’的和所‘定’的法律以及这些‘说’‘用’‘定’赖以为凭的想象重新‘问题化’。”(7)而要达到此种目的,就应该首先明确我之所谓的政策法学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一)政策法学的理论依据主要就是我们对法治的深层次的认识。现实中国选择了法治,放弃了人治,这虽然表明我们已经无可挽回地走上了法治的不归路,但是,法治理想在中国变为现实却绝非易事,相反,近三十年的实践雄辩地证明,法治给中国带来的还有更多的困惑。造成此种困惑的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是,人们日益牢固的法治情结和法治在中国社会的展开所形成的内在冲突,却是不能忽略的,而消除或降低这种冲突首先有赖于我们对法治的深层次认识。
关于法治的认识有很多,可谓不胜枚举。但是从更根本的角度来讲,“法治是一种文明秩序。文明秩序是形成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乃至文化秩序的基础,是一种元秩序(meta-order)。以法律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框架,即‘法治’,可以称之为法律文明秩序。”(8)“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由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以法治文明为主导的权威系统,以权利和法律为中心的概念范畴系统,以司法制度为社会最基本的制度安排和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9)“在法治社会中,政治活动被规则化、程序化。政治合法性的意义完全在于被合理化了的程序的合法性。具体表现在选举的程序、立法程序、司法程序及政治参与等方面。与政治的规则化、程序化相一致,法治社会中的经济活动也被规则化和程序化。和关系经济或者伦理经济相比,可以称之为规则化的经济或市场经济。经济活动纯粹以赢利为目的,经济活动的规则公开化、标准化、规模系统化。”(10)於兴中先生以上关于法治的论述已然揭示了这样两个需要我们加以重视的问题,一是作为文明秩序的法治就发生学意义而言,是产生于西方的,在历史上与中国无涉;二是虽然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过法治这种社会形态,但是,既然当下中国选择了法治,实际上也就是选择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其实质就是以法治为价值趋向的社会秩序的重建。而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历史,一方面是以政策为主导的社会变革历程,另一方面,我们又试图赋予中国的社会变革以法治的意义。政策与法治在中国社会的这种独特境遇,无疑是我们理解中国社会,重建中国社会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视域。而於兴中先生关于法治的极具根本性、洞察力和解释力的认识,既为我们找到了理解和解释中国法治建设之现状的理论依据,也为我们谋求中国法治之未来发展提供了较为宽广的视域。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构成了政策法学之立论的根据。
(二)转型中国所固有的特征成为以政策为主导的中国社会变革的现实依据。当前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之中,故以转型中国命名之,人们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达成了共识,惟独对转型中国所包含的深刻含义显得认识不足。多数人可以说是将转型中国看作是一种不正常的、临时性的存在,从而与理想中的那个中国相对立,这种以批判眼光对待转型中国的做法,是对转型中国意义的严重缩减。这种做法在对待政策与法律的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那便是通过政策与法治的切换非常便捷地达致了转型中国与理想中国的切换,而这样做的一个严重后果是用想象中的法治中国的意义替代了现实中国的意义,从而出现了现实中国与理想中国的倒置,结果是全然没有意识到法治中国是现实中国的展开,从而忽略了或者轻视了政策在转型中国的意义。
转型中国意味着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分散性和不确定性,而且这些问题是以“问题束”的形式存在的,这实际上就赋予了政策以持久的生命力,而绝非一种临时性的存在。这是由政策的目标工具性、特殊针对性和应对即时性等特点决定的,同时也是由法律的滞后性、稳定性和普遍一致性等特点决定的。比如说频频发生的矿难既包含着矿主为了牟取暴利而违法的问题,也包含着矿工为了求得生存与矿主建立起来的事实上的同谋关系;既包含着为了发展一方经济而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也包含着权力腐败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可以扩展或演化出更进一步的问题,比如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命运问题,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以一致的方式、一次性表现出来,并且在不同的条件下有具体不同的表现,同时又显示出某些整体上的一致性。这就使得通过法律统一解决这些问题,在事实上是无法应对的,而政策恰恰具有其优势。
四、政策法学——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建构
前面对政策与法律的关照并没有给出政策法学清晰的含义,其实,政策法学所包含的极其深刻的意义在于,我们要站在反思性的立场,通过政策这一媒介,试图建立一种将中国现实社会中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束”加以问题化的想象方式,从而达致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一种现实途径。所以,更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是对邓正来先生所认定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落实。(11)
因此,本文所认定的政策法学包含着极为重要的两个维度:第一,政策法学必须是建立在对政策的深刻把握之上的。轻视或者忽略政策的人,要么把改革开放背景下的政策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策未加分辨地混为一体,进行同一化的处理,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所包含的巨大差异性。要么把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做同一化处理,没有认识到,更没有进一步研究随着中国社会秩序的逐步展开,政策的遭遇,特别是政策遇到的“瓶颈”。第二,政策法学必须是建立在对法律的深刻把握之上的。中国法制论者,经由对西方法治理论中一系列概念和制度的照搬,运用西方关于法治的知识体系来定义中国法治,其结果是在变为西方法治的消费者的同时,使得中国法治的建构这一根本意义上的问题悬置起来,全然没有意识到法治是人类最重要的实践活动这一根本性特征。立基于这样两个判定,政策法学的根本立场就是,在对中国目前的政策和法学进行双重审视的前提下,建立一种两者的关系性审视视角,经由对中国现实一系列政策“问题化”的方式来重新定义中国法治,进行“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建构的尝试。所以,政策法学首先是对中国法制论者现成地运用西方法治知识体系来定义中国法治的摈弃。近三十年中国法治理论及其实践的历史表明,这种对西方法治知识体系的便捷消费,导致了中国法治在概念范畴系统上的形式化,失去了发生学意义;权威系统的虚置,法治权威被其他权威抵消;以国家立法为主导的制度安排的表面化,从而使得“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制度设计模式难以真正运作起来;以个人权利及法律为依归的文明秩序意识的缺损。而欲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就必须创生与法治紧密关联的概念范畴系统、权威系统、制度安排和文明秩序意识,并使它们之间取得紧密的关联。而当代中国以政策为主导的社会变革正好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机会,这种条件和机会有可能使得法治切实变成中国人自己的最重要的实践活动。
所以政策法学是经由对政策持久定义的方式来进一步定义中国法治,建构“中国法律理想图景”,从而在发生学意义上创生中国法治所必备的概念范畴系统、权威系统、制度安排和文明秩序意识。
五、暂时的结语
不采取问题化的方式定义中国法治的做法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国有企业改革确立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方针,就缺乏将这一重大问题加以问题化的方法,比如说职工代表大会如何进一步发挥作用,如何加强企业的民主管理等重大问题都应该很好地探讨,
而绝不能简单地以为改革就是产权置换。今年年初围绕《物权法》草案展开的争论(12),以及孙志刚事件中对待城市收容制度的方法都是极其典型的事例。在这些事例中,争论者要么以既定的关于法治的知识体系简单地对所发生的问题作出解释,要么就是对问题的关注缺乏深入持久性,抱一种事过境迁的态度。因此,如果说我们以往处理政策和法律的关系太过简单并导致一系列严重后果的话,那么通过以政策为切入点,对中国现实的“问题束”问题化的方式来重新定义中国法治将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这需要我们树立一种关于中国问题的反思性立场。比如说目前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赋予我们这样的机会,大到新农村建设目标的确定,小到道路修建、资金的运用等等,都为定义中国法治提供了极其宽广的场域。这种定义方式将极大地拓宽法治在中国社会的疆域,并赋予法治以中国意义。
注释:
〔1〕〔2〕〔7〕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上)〔J〕.政法论坛,2005,(1):4,5,5.
〔3〕武树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772.
〔4〕〔德〕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443.
〔5〕舒国滢.战后德国法哲学的发展路向〔J〕.比较法研究,1999,(4).
〔6〕彭汉英.当代西方的法律政策思想〔J〕.外国法译评,1997,(2).
〔8〕〔9〕〔10〕於兴中.法治与文明秩序〔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19,5,5-6.
法治意识的含义篇10
从政治学产生开始，人们就试图采用科学的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是事实表明他们最终的研究结果都深深的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最后走上了维护既定意识形态的道路。无论是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学，还是中世纪的神权政治学，都不可避免的和当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例如，亚里士多德在调查了156个城邦之后，得出了自己的理想民主制的城邦，但是他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这一论断充分的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神权政治观，更是直接论述了当时宗教统治的合法性。到了近代，资产阶级崛起，使得近代法学政治观一开始就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上追求自由，在政治上追求民主的理论工具。在资产阶级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这些政治理论就与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价值中立”的政治学研究不仅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在提倡政治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的今天也无法实现。即使那些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政治学者们，也没有摆脱价值因素的束缚。在他们的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意识形态的痕迹。比如“意识形态终结论”的代表者李普塞特，他认为人类自古以来就对理想的社会进行了不断地探索，但是到现在这种探索可以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样的社会，即美国的自由民主的社会。在其代表作《政治人》中，他为了避免价值因素的干扰，他采用“冲突”和“共识”两个变项作为其概念架构的支撑。但是在实际的整个概念架构当中隐含着一种价值判断：自由的社会优于压迫的社会，而美国就是这种自由社会的典范。这样，他企图免除文化的偏见，但最终却陷入了这样一种文化偏见之中。达尔，在他的代表作《现代政治分析》中，强调把“价值偏好”和是非评判排除在政治学研究之外，但是这恰恰反映了他的价值观念：即某种特定的政治价值已经定型，无需争论。在关于多头制与霸权政制的差异的分析中，达尔就极为鲜明的表明了他对西方模式的偏好，甚至认为人类应该以明智的行动来逐步地走向多头制。另外，达尔认为英美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是民主的国家，并把这些国家作为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是民主国家的标准，这就明显的带有价值偏好和意识形态的色彩。
二、对政治学研究中“价值中立”的评价
（一）政治学研究主体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政治学研究的主体是人，而且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那么它必然会把它所属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的价值观念、政治倾向和等带入到研究的过程当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的结果。正如达尔所言“，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政治体系。”所以，生活在不同政治体系当中的人必然会有不同价值观，这必然会对政治研究产生影响。
（二）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不仅研究主体难以价值中立，从研究对象上来看，政治学研究也难以实现价值中立。首先，研究对象和价值密切相关。政治学与价值、利益等范畴是有紧密联系的，并且政治利益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而利益从本质上看就体现为价值。其次，政治学的研究对象也包含着人，人的能动性会影响政治学研究的过程和结果。这是因为“人类的行为通常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愿望相关。人是有目的的。”这种目的性使得一个人在描述和总结自己的行为态度时，可能撒谎、出错或自欺欺人。总之，人的行为存在各不相同的内在动因，例如利益动因、权力和权利动因、个人心理动因等。因此，研究者必须进行主观的判断，去分析人类政治行为的真正动因，否则就永远无法理解人类的政治行为。
（三）政治学研究结果的倾向性决定了价值中立的不可能。自然科学揭示的规律可以为不同的国家、民族、阶级所接受和利用，而社会科学中的许多规律则是带有强烈的倾向性。例如，马克思根据剩余价值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观点，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价值性和倾向性，因此也遭到了资产阶级分子的攻击和谩骂。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必然也带有倾向性。政治学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政治现象的观察和分析，总结政治现象发展的规律，倡导政治生活的理想。正如美国学者伊斯顿指出的那样，“政治研究工作的效用来自这样的事实，即它帮助人们决定采取他们所中意的那种政治体系，并懂得怎样为达到这个目的而着手改变社会政策。”由此可见，政治研究的结果必然会带有某种倾向性，使“价值中立”难以实现。
（四）价值中立本身包含着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价值中立”本身追求的是一种“价值祛除”，但是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从而违背了“价值中立”的初衷。尤其是以行为主义政治学派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者主张“非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终结论”，这些观点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从而说明了意识形态没有终结。并且，行为主义学派的“价值中立”的前提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他们认为人类社会已经有了理想的社会制度，政治学就不需要去研究什么是好的政治制度的问题，为此各国应该以美国的政治制度为蓝本进行设计。由此可见，标榜“价值中立”的行为主义者，没有真正的做到“价值中立”，他们越是强调“价值中立”，就越是否认了“价值中立”，进而陷入了“价值中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