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领域篇1
据了解，本次论坛是由韩国moneytoday报社theBell主办、融资中国联合主办的“2016theBellChinaConference”。theBellConference在2012年首次成功举办，本次举行论坛为第五次。论坛每年参加人数规模达500多人，包括韩国政府有关人士、三星、现代、LG、SK等大型集团高管、重点金融机构高级人员等在韩国具有影响力的人士。韩国主办方希望通过本次论坛找出中韩两方实际性的合作以及投资机会，特别是让韩国企业/投资者深入了解中国各行业以及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以及合作/投资机会。宋清辉演讲分为四个部分，以下内容是前两部分：
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上午好，我来自中国的深圳经济特区，很高兴在韩国首尔与大家相识，我演讲的标题是《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及新兴领域合作机会》。
第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稳中有忧
2016年2月份，2015年中国GDp为6.9%这个数字披露之后，可能包括在座的各位韩国经济界、商界同仁都感到了恐慌，虽然这种恐慌有一定的道理，但这些数据只代表过去。和世界其他经济体相比，6.9%的GDp成绩单还是很不错的，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们可以发现，中国1975年GDp总值为3016.63亿元，而2015年GDp总值为67.67万亿元。按当年价格计算，这40年里我国GDp上涨了233.33倍，年复合增长率为14.49%，这种高超增速几乎没有几个经济体能打破。
虽然资本市场的一些投资人士总是将GDp作为衡量经济发展指标，但中国政府不会再片面追求GDp的具体增速，只要在合理区间、经济发展大势没有改变，他们都认为属于健康的经济形势。
韩国的有些同仁可能有时候不会密切地关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但或许会关注中国的a股。目前，中国的a股里面的一些上市公司已基本上涵盖各行各业，因此中国a股上市公司业绩情况可能能够反映出中国经济的整体面貌。我们从a股上市公司2015年年报和2016年一季报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整体上属于回暖态势，中国经济正在企稳复苏。
具体而言，第一点，a股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情况较为乐观。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增速，已由2015年第三季度同比的-11.8%提升至第四季度的-11.1%，再提升至2016年第一季度的-1.9%。第二点，传统行业发展乏力，新兴消费行业快速成长。以文化、旅游等为代表的新兴消费行业的发展成为经济新亮点。文化传媒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20%，旅游、酒店行业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27.6%。第三点，绿色经济、数字经济等新兴经济表现突出。互联网行业相关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速达105.66%。第四点，新能源汽车业绩开启“快跑”模式。新能源汽车行业在2014年增长的基础上再次获得较大突破，2015年净利润增长147.83%。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中国“十三五”期间，中央国家机关一半公车将是新能源汽车。
在中国宏观经济企稳的背后，还有一些隐忧。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收入与利润的回升与净资产收益率（Roe）持续下降的矛盾则说明，中国的企业正通过不断的资产扩张来维持收入与利润的增长，但是资产扩张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因此始终无法带来盈利能力的同步提升。据清晖智库统计，2015年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及2016年第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整体Roe分别为10.1%、9.8%和9.1%，呈逐步下降的走势。若剔除金融企业，2016年第一季度平均Roe则会突然降至6.5%，与发达国家1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在经济弱复苏的背景下，Roe的回升并非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a股Roe的回升需要有效地去产能和通过改革带来效率的提升。
5月19日我从中国大陆来到首尔之后，在与韩国商界同仁交流的过程中，我发觉韩国商界同仁对刘易斯拐点、亚洲主要国家结构调整方面的问题有很深的理解。作为一个中国的经济学家，我谈一下自己对这三个问题的看法。
显而易见，刘易斯拐点在中国已显端倪，主要表现在农村富余劳动力枯竭和沿海用工短缺等方面，在西方经济学看来，进入刘易斯拐点后，中国的经济奇迹可能会结束。我认为，中国经济遭遇刘易斯拐点之后，传统增长模式或会难以为继，传统制造业生存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并对低成本、低附加值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带来一些挑战。当然，刘易斯拐点危中有机，它会倒逼转型升级。在转型压力下，中国各级政府正在采用土地、财政、税收等手段，倒逼企业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例如鼓励企业加快信息化自动化的发展，利用工业机器人替代劳动力等。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亚洲主要国家日本、韩国和中国在经济结构调整的模式上有何特点：
首先是日本偏向于满速度，但是对经济的冲击却比较慢，效果不太理想。日本的国内形势很复杂，脆弱的“安倍经济学”亦难从根本上扭转日本经济衰退趋势，若日本不能够进一步推进结构性改革，日本的结构性难题就仍然存在，结构调整也成为安倍经济学的成败关键。
其次是韩国偏向于激进的模式，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不确定性也比较大，例如韩国出口减少、经济萧条受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较大。我认为，韩国的结构调整要想取得较为显著的效果，需要从根本上进行制度变革（劳动改革、就业改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调高经济增长的预期。
最后是中国的结构调整起到明显的效果。中国政府把增长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并加大了结构调整的力度，向中高端方向进行结构调整，例如大力发展服务业，新经济的增长在明显加快等。当前中国“新经济”虽然发展很快，但从体量来看，尚无法动摇传统经济的支柱地位，对传统经济、旧动能的改造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一项工作。中国有些地方政府官员仍对传统经济“情有独钟”，他们在思维定势和路径依赖的双重惯性之下可能会重新加大对传统经济的扶持，而放弃对“新经济”应有的支持。
各位可能都知道中国有一个热词，叫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供给侧改革）。什么是供给侧改革，供给侧改革到底怎么改，可能是大家感兴趣的两个问题。中国政府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原因是为了提高经济运行效率，解决的深层次的经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是改革，而不是政府调结构。
首先，什么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用一个公式来描述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内在的含义是：政府通过用强力改革的办法去推进结构调整，减少低端和无效的供给，扩大中高端和有效的供给，藉以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淘汰落后产能的企业，通过重组整合使其退出市场，使供给体系能够更好适应需求结构的变化。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供需结构再平衡的内在要求。供需结构错配是中国经济当前运行中面临的突出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供给侧，主要表现为过剩产能处置缓慢，个性化、高端化、多样化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国供给侧出了大问题，主要表现在作为世界工厂、制造业大国的中国，中国的国民来国外旅游的时候，热衷于“爆买”化妆品、奶粉、净化器等等，而中国国内生产的钢材每斤价格与大白菜差不多，与此同时，特钢却需大量从国外进口，产能过剩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前行的一个重大包袱。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通过加快出清过剩产能、处置国有“僵尸企业”、推进资产重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服务业的方式，建立有利于供给侧结构调整的体制机制，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平衡，增强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生动力。
其次，供给侧改革到底该怎么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长期工程。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的情况下，为了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手段都只会让经济昙花一现，只有扩大有效供给，更好地满足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的需求，从“病根”入手慢慢调养生息，才能促进中国经济有条不紊地健康发展。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该怎么改，在中国国内依然是很宽泛的问题。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五大任务可以简称为“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是中国当前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任务，其中包括对僵尸企业的处置，化解房地产库存，防控金融风险，降低企业成本和补充供给短板等具体方面。
简而言之，供给侧改革就是对症下药，主要是为了解决中国的产能过剩、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供给侧改革是中国“十三五”期间经济改革的一个重心，它标志着中国经济变革的重点正由需求侧向供给侧转变，对中国经济“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时间都具有重要影响。
关注中国经济较多的韩国同仁可能会发现，自1981年以来，中国政府有过很多类似的提法，最近三年的分别是：2016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大力发展新经济”；2015年明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2014年则提出了“引领经济新常态”。不同提法的共同核心都是创新和提高社会效率，同时，每年的提法对中韩投资者来讲也是该年度的投资机会。
第二、中国供给侧改革带来的投资机会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改革的五大任务分别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就供给侧改革投资机会而言，也可以从这五大任务里面去寻找。五大任务中，去产能被放在了第一位，可见其重要程度。
去产能使得煤炭、钢铁、化工、有色、建材等行业并购机会增加，并购重组使得行业集中度大幅度提高，企业利润提升。供给侧改革将是2015年、2016年的政策主线，其中化解过剩产能是重中之重。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借鉴欧、美、日、韩等发达国家产能去化过程中的经验，胜算率较大。
随着中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深水区，去产能的不利影响也正在显现，例如就业市场压力增大，农业户籍人口的失业率上升，短期失业人员比重较大。据清晖智库统计，2016年第一季度用工需求量萎缩的行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加工制造业、能源行业、快速消费品行业、大型设备/机电设备/重工业等，这些行业的共同特点是产能过剩，市场需求不足，用工需求同比降低10%左右。
去库存可以有效地降低房地产企业风险，中国的房地产仍有较大的投资机会，房地产仍是中国经济支柱产业，会持续很长时间。中韩两国的投资者可以通过不良资产处置基金和商业地产并购基金的形式，关注中国房地产行业去库存带来投资机会。当前，中国许多传统行业处于周期底部，不良资产和商业地产存量资产的周期性机会已经显现。中国的去库存举措已经见效，房地产市场回暖较为确定。
机会总是与风险相伴。去库存过程中的最大风险，就是货币过度放松和区域性资产价格泡沫。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措施，如实施限购等，但事实上，靠楼市限购降房价很难，因为楼市限购增强了投资者的心理上涨预期。2015～2016年中国的一线城市的房价仍大涨，并有蔓延至中国二线城市的趋势。
去杠杆有助于互联网、医药医疗、新材料、休闲服务等新兴领域的投资机会脱颖而出。根据供给侧改革的国际经验和中国的现状，潜在的投资机会主要来自于股权融资领域的新兴业态。与此同时，去杠杆也有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目前，中国债券市场的高杠杆延续了2015年股市高杠杆和2013年非标高杠杆的态势。债券市场杠杆高企引起监管层注意，监管不确定性较大，一旦去杠杆趋势形成，可能引发较大的流动性风险和估值下跌的压力。
降成本被列为2016年中国经济工作五大任务之一，它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改善它们的投资意愿，同时也有利于增强中国经济活力。也只有让微观主体有活力，经济才能获得更加持久的发展动能。对投资而言，降成本可能会带来两个方面的重要投资机会：第一，降成本可以改善企业盈利状况。第二，降成本将催生巨大的原材料替代和新增需求，从而给上游企业提供发展机会。
补短板就是给供给侧改革做“加法”，即针对中国当前供需失衡，补足供应短板和进行产业升级的现状，从量和质两个方面增加有效供给。一只木桶到底能装多少水，要看它最短的那块木板。木桶效应的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最薄弱的环节是决定中国经济整体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后，目前已成为世界制造业的基地，却面临着一方面低端产品大量库存积压，一方面芯片、大飞机等高端核心技术能力却相对缺乏的困境，严重的供给结构失衡日益凸显出来，亟需通过扩大有效供给不上这块短板。
不仅如此，跟民生紧密相关的一些公共产品和服务短板现象也特别突出。由于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教育服务供给不足，不但老百姓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而且孩子们还面临着上学难的问题。对中韩资本而言，中国国内的医疗、养老、教育、高科技、影视传媒等行业投资机会值得关注。因为中国的这些短板已不单单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中韩资本联手是在造福人民。
韩国在国土面积上仅仅与中国的一个江苏省相差无几，却有很多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韩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发达的国家之一，制造业占据着国民经济的重要地位。三星、LG、SK、现代汽车等让“madeinKorea”丝毫不逊色于“madeinChina”。贵国的造船、汽车、电子、化工、钢铁等领域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随着不断崛起的中国制造业和复苏中的日本制造业的双重“夹击”下，韩国制造业发展、增长乏力，面临着竞争力下滑的巨大挑战，亟需寻找新的发展战略。当“中国制造2025”与“制造业创新3.0战略实施方案”进一步深度融合时，中韩合作一定能成为中韩两国国企业共赢的大舞台。
中国广阔的市场值得在座的韩国同仁期待。在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中国的“十三五”规划已经把创新驱动上升到国家战略，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制造业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被视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从2013年起，中国政府就从资金、政策等方面加大了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投入。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一年，中国的最大投资机会就集中在七大新兴产业。与此同时，“中国制造2025”未来升级潜力非常巨大，因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制造2025”才刚刚开始。例如工业机器人市场，与工业自动化程度较高的韩国、日本和德国差距很大，不足三国平均水平的一半，可见中国市场仍有巨大潜力。
宏观经济领域篇2
一、调控龙头：国家发改委
在我国目前的宏观调控体系中，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发改委”）的地位是最为重要的，居于宏观调控权力体系的核心，其独一无二的定位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在中央的机构改革及官方文件中多次显示出发改委稳居中央部委宏观调控权力序列的“头把交椅”。多次机构改革方案中与相关文件中，在“三部门”或“四部门”时期，关于宏观调控部门的论述都明确的指明了发改委（包括其前身计委）的“领头羊”身份。在2008年最新一次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中央提出要合理配置宏观调控部门职能，其中无论是在各宏观调控部门的改革方向上，还是在核心宏观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文件都将发改委列为宏观调控部门的排序之首。更加说明问题的是，即使在央行和财政部各自的“三定”方案中关于宏观调控部门的“健全协调机制”部分，都一致性地将发改委列在第一位。这既源于一直延续下来的“计划”在我国各种调控手段中一贯的独特地位，也源于央行和财政部对中央“语调”的高度服从，无论如何在中央部委这一层面，发改委强有力的权力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发改委的职权范围决定了其在宏观调控体系中充当“领头羊”。发改委以下三项职责最体现其在宏观调控中的作用：其一，拟订并组织实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统筹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其二，承担重大建设项目和生产力布局等重要规划的责任。其三，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组织拟订综合性产业政策，负责协调平衡工作。可见，发改委的职权范围涵盖了极其重要的规划、投资管理与产业政策三方面，这些方面构成事关我国目前宏观调控方向、总量与结构等方面最为关键的领域，经济发展目标、路径以及多项经济指标与其都密不可分；发改委还在价格、重要商品总量平衡、节能减排等方面拥有强大的话语权。
第三，发改委的特殊功能注定使其在当下我国处于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风口浪尖”。相对于央行和财政部，发改委具有二者不可替代的作用。央行与财政部分别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影响宏观经济的总量和结构，二者对于经济的介入作用同样具有跨地区、跨产业的“宏观”效应，但与发改委比较，后者还有一种超越一般性宏观作用的“增值”作用，表现在：其一，发改委的规划职能相对于财政手段和货币工具而言更具引导性，财政与货币两只手都是围绕既定的规划与目标进行实施与落实的；其二，发改委具有协调的功能，既有产业上的协调，也有区域上的协调；既协调改革，又协调发展；既有整体目标的协调，又有针对具体问题的协调，可以说在发改委各项职能的表述中都可以找到“协调”的字眼。引导功能使发改委在宏观调控中具有更基础性的作用，而协调功能则赋予了发改委的综合性角色；二者中的任一方面都足以将发改委推向经济、改革与宏观调控场景的最前台。
二、调控的“钱袋子”：财政部
财政部是国务院综合管理国家财政收支，并主管财税政策和实施财政监督的职能性部门。由于享有财政政策介入宏观经济的工具性优势，财政部我国实施宏观调控的核心部门之一，在我国宏观调控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通过对财政部各项现有职能逐一检索分析，与宏观调控直接相关的大致有：宏观职能法律文本、中央财政的收支、税收、财政管理等工作。而财政部的内设机构从更微观的角度体现了在财政部的宏观调控职能特色，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财政部在宏观调控体系中的特有定位：
第一，宏观调控职能的综合性强。从各内设机构中可知，与拟订与实施财政政策直接相关的机构有综合司、条法司、税政司、关税司、预算司、国库司，这几个机构的设置与职能尤其体现了财政部在调控中明显的综合性特征。
第二，可用的财政政策手段多样。针对不同的宏观经济形势与特殊领域，财政部可以运用多元化的财政手段进行专门性调控。
第三，财政政策受众面广泛。除去综合性强的内设机构外，财政部还针对不同的对象设置了专门性机构，这些机构涉及了经济建设、农业、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企业、金融、国防等方面，几乎涵盖了对宏观经济总量和结构所有的关键领域。
综上，财政部自成立以来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一直占据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宏观调控职能愈发显性，财政部在宏观调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前述分析揭示，职能上，财政部拥有多种具体财政工具；机构设置上，财政部的绝大部分内设机构都与宏观调控有关联，并且分工明确。这些信息明晰地表明财政部的主要权力都指涉宏观经济的多个方面，在宏观调控体系中提供财政政策，对我国的宏观经济形成积极与有利作用，就是财政部的主要目标与准确定位。
三、货币政策调控：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了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为“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的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人民银行对宏观经济进行调控的手段包括货币政策和信贷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工具是央行介入我国宏观经济的重要方式。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职能与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后，其目标定位已经比较明确，即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与提供金融服务，并一直延续至今。在2008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中，中国人民银行的新“三定”方案并未改变这种格局，但透露出一些新的信号与趋势。在职能调整方面，央行要“进一步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加强与金融监管部门的统筹协调，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国家金融安全。”并且，要“加强综合协调并推进金融业改革和发展，研究、协调解决金融运行中重大问题的职责。”新方案还增加了央行“制定和实施宏观信贷指导政策”的职能，金融稳定局被赋予了新职能――“负责会同金融监管部门制定金融控股公司的监管规则和交叉性金融业务的标准、规范，负责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的监测”。机构设置方面，新“三定”方案在内设机构中新设立了汇率司，并赋予其“跟踪监测全球金融市场汇率变化；研究、监测国际资本流动”等职责。外部关系方面，新方案明确了金融政策及监管政策的协调。同时，中国人民银行应与发改委、财政部等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建立健全协调机制以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
根据2003年和2008年两次机构改革，中国人民银行的角色已经明朗化：第一，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家宏观调控部门，主要通过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第二，货币政策职能更强化，汇率将更多的成为我国央行的调控工具，这源于经济的跨国性日益突出。第三，“协调”成为央行的重要作业，除央行内部货币政策工具之间，如汇率政策与利率政策需要协调外，货币政策与信贷政策之间的协调，央行的金融政策与财政部门的财税政策的配合，包括央行货币调控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措施之间的协同等，都是宏观调控体系中的应有之义。
四、商务介入宏观经济：商务部
商务部前身是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成立时整合了三方面的权力，分别是原国家经贸委的内贸管理、对外经济协调和重要工业品、原材料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权，国家计委的农产品进出口计划组织实施等职权，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的职权。商务部是主管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国务院组成部门。按照一般思维，商务部所辖范围更多是流通领域，与宏观调控无涉。但从不同角度深入分析商务部在现实中的功能与，可以发现其与宏观调控有着以下联结点：
第一，从商务部职责范围来看，其主管事项与投资、产业、消费、价格、进出口等重要宏观经济指标都有联系，其中投资、消费、出口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之需求几乎与商务部每一项工作都紧密相关。
第二，在行使权力的方式上，商务部可以通过拟订国内外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战略、政策，推进流通产业结构调整，拟订国内贸易发展规划等方式在宏观调控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第三，从近年商务部的对外资的政策文件来看，23号文、50号文、171号文都是针对外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是整个房地产调控政策中的组成部分，而《商务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外商投资涉及宏观调控审核和备案工作的通知》（商资函[2008]54号）更是积极配合国家宏观调控工作的表现。
五、土地调控：国土资源部
随着我国经济出现的众多诘难与新形势，国土资源部的微观管理职能逐渐显示出宏观化的趋势，其政策标志是国务院于2004年、2006年分别公布的两个文件：《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国发[2004]28号）和《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从新“三定”方案中反映出，国土部参与国家宏观调控能力有所增强。将土地纳入宏观调控中考量的背景有三：其一，当下我国面临诸多现实问题，如房价过快增长、盲目投资情况严重、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等等，由于我国市场化程度不够等原因，传统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我国相关领域调控的效果并不充分；其二，土地具有资源和资产的双重属性，尤其是近年来土地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力越来越大，土地供应对劳动力、资金、能源等方面的投入量和投入方向有能力施加一定程度的影响力；其三，现代经济的复杂性以及我国的具体国情，使对经济领域的调控往往需要多重政策的合力，在我国土地公有的前提下，土地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系统的手段是一个国家介入经济的有效抓手。
宏观经济领域篇3
关键词：宏观调控，机制创新，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全球化格局，权力配置
一、从整个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格局来分析，迫切需要在2008年加快垄断性行业的改革
今年1月13日下午5点钟，安徽师范大学学生冷静同学在芜湖火车站被挤下站台，遭火车轧死。我搜集并分析了事件的相关资料，引起我很多思考。谁之过？车站当然有责任，如售票过量、放弃检票、秩序混乱等等，但这些仅体现直接层面的东西。这个事件折射了国家经济体制和国家市场准入中的深层次问题，尤其反映国家在垄断领域改革的严重滞后。
对于国内铁路建设，一方面，政府投入不足，铁路运输业国家预算内投资，近年每年只有500－600亿元左右，捉襟见肘；另一方面，社会资本进入却非常有限。尽管这几年迫于资金压力，铁路投融资体制看起来有所松动，但因涉及传统利益格局的调整而遇到重重阻力，民营资本在政策环境总体上仍然处于“亚国民待遇”状态，市场准入中的“玻璃门”现象严重。因此，尽管中国存在大量的“流动性过剩”，尽管想进入的民营资金量很多，但目前除了广深公司、大连铁龙和大秦铁路等少数几家上市公司外，只有广东三茂铁路、浙江金温和衢常铁路以及石太客运专线等有限几条有民营资本参股的铁路。在总投资中，国有控股占97.5%，集体、私人等民间资本不到2.5%。
正是由于铁路部门处于垄断状态，社会资本进入不畅，与高速公路相比，铁路建设相当缓慢，每年新增营业里程只有1000多公里（2003年增1100公里，2004年增1400公里，2005年增1000公里，2006年增1700公里），导致运力非常紧张，矛盾很尖锐。
同时，由于垄断的存在，铁路部门经营上官商作风严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出事的芜湖火车站的钟表，半年前指针指到5点，半年来，再没有人去动这个表，恰好在1月13日下午5点出了这次车祸。半年没人去动这个表，这不是投资问题，是工作作风问题。这是否说明更深的体制性问题？
今年，垄断行业改革迫切需要推进。主要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盘点一下，30年改革的“短板”在哪里？首先在垄断性行业。从弥补“短板”、深化改革的角度来看，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在这个问题上，要克服计划经济体制的惯性运作。以铁路体制为例，近年来有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叫做“铁路投融资体制改革”，字面看来也有改革的字眼，但实际上主体不明，很容易走偏方向。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在原铁路体制“笼子”里所谓融资，还是打破“笼子”在平等的基础上形成多元投资？前者“普天之下，莫非国铁”，所谓“融资”不过是拾遗补缺而已，还是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模式。应该着眼于打破“笼子”，把“国铁”也当作其中一个投资主体来看待。
第二，从兑现“入世”承诺和参与全球化的角度看，也需要推进垄断行业改革。中国入世对部分行业（如电信、民航、铁路等）开放是有承诺的，下一步参与全球化过程，面临提高产业竞争力的挑战，这种挑战，将“倒逼”垄断性行业改革。
第三，随着政府改革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垄断业行业改革也要推进。特别是从分配公正和社会和谐的角度来讲，要缩小垄断业行业（如石油石化、电力、烟草）与非垄断行业的收入差距。
第四，今年8月1日起国家《反垄断法》正式实施，该法设专章针对“行政性垄断”进行规管，也逼着要把垄断业改革提到重要位置上来。
二、在经济领域既要关注民生，也要关注“民权”
民生、民族、民权，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落实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三个都要讲。但从实际来看，民生问题大家已很重视，如教育、医疗、社保等都很关注，民族问题，一直也比较高涨。我认为，三个中的“短板”是“民权”。关于政治领域的民权，不是我研究的领域，不多讲。我要讲的是，经济领域的民权问题值得重视。
自提出科学发展观以来，“和谐社会”、“法制社会”、以及“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相继提出，但是在我们的文件中、报告里，却缺少了一个命题－－“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是当代世界人类文明的共同追求。在中国，张扬“公民社会”的旗帜，既应讲民生，也应讲民权。不仅在政治领域，而且在经济领域，也要关注民权问题。
怎样实现？
第一，实现公民在经济生活里的基本权利，包括劳动权和相应的报酬索取权。要让老百姓拥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特别关注的“体面的生活和尊严”。
第二，十七大讲的公民所拥有的参与权、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在经济领域要能够得到实现。这就要求完善公共治理，在决策程序中注意引入公共选择过程，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决策，尽可能使决策兼顾到各方面利益。最近举行的“手机漫游费听证会”就是朝这方面所做的努力。
第三，在经济领域里面寻求“三权分立”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立，也要落实。目前在财政问题上三权分立还没有解决好。落实以人为本，要做到经济领域的民主化。
三、宏观调控机制需要创新
宏观经济领域的“短板”是什么？在我看来，是宏观调控机制的创新问题。
在中国，宏观调控是常态，但宏观调控机制亟待创新。这是改革的一大问题。怎么推进？我提四个想法：
（一）适应中国已经变化的经济结构，来推进国家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我算了一下，中国大陆部分的工业总产值，以2006年数据为例，私营经济、加上港澳台经济、加上外资经济这三个板块占53%。国有加集体、加上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等，占47%。中国社会经济结构发生这么大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多元性和经济主体的异质性，会对基于总量和同质性调节的宏观调控机制提出挑战。因此，宏观调控要进行改革，要有新的调控机制，不能是原有对单一国有经济的机制。应尽可能运用经济手段。在特定情况下，宏观调控部门不是不可以运用价格干预等行政手段，但是必须说明，这是“原则的例外”，不是“原则的例内”。即使是“原则的例外”，对其效果，也要注意观察，适时矫正。
（二）适应参与全球化格局，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现在全球经济中的“中国因素”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同时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越来越紧密，相互影响也越来越深。美国“次贷”危机的蔓延及对中国经济的潜在影响，全球股市关联性增强及前几天中国股市“黑色星期一”、“黑色星期二”的表现，就反映了这一点。在这种格局下进行宏观调控，不仅有一个国内多元宏观调控政策组合的问题，也有内外政策协调的问题，还有宏观调控政策的“溢出效应”和相应的国际政策协调问题，这将成为宏观调控体制创新面对的崭新课题。
（三）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的内容，进行宏观调控机制创新
这是比较具有挑战性的命题，因为西方标准的宏观调控体系基本不考虑这个问题，也就没有现成的经验以资借鉴，必须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探索性的研究。这方面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宏观调控切入点的选择问题。如果说资源禀赋是无法改变的，发展阶段也是难以逾越的，但体制政策环境的调整空间则是较大的。相应的宏观调控机制创新就必须由此切入。
宏观经济领域篇4
一、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相关理论概述
所谓货币市场，是指由政府、银行及工商企业发行的短期信用工具所构成的金融市场，国家对于货币市场的调整，主要依靠调整货币供应量、银行利率、信贷规模调整、收放现金供应和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实现。
相比货币市场，财政政策的概念更为广泛，主要是对于社会的总需求进行调节，其主要手段是政府预算的调整、税率变化、税种增减、公债、刺激性财政支出、专项补贴等等。两者中货币市场一般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财政政策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其财政资金的无偿性决定了其在非经济领域亦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由于货币市场的对象是单纯的经济领域，所以其起效时间短、效果直接，但是从长远来看，货币市场更应该侧重于调整，暂时的维护经济的稳定，但是无法真正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财政政策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改进产能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整国民负担，能够在本质上解决经济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一种能够治本的经济手段。
二、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配合中的问题
由于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的不同属性，所以两者之间虽然能够互相配合，但是由于两者的属性、方法不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必然具有着相互间的矛盾和阻碍。
（一）关于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之间“松”与“紧”的问题
任何政策都必然具有“松”与“紧”的问题，且都是由现实的环境和政策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在经济生活中，对于“送”或“紧”的要求更为严格，否则极易引发经济过热或经济减缓，所以，两者之间必须掌握平衡。比如，当社会经济膨胀时，便需要实行紧的货币政策和松的财政政策，而在税收、公债等问题上，两者也有着一定的矛盾。
（二）财政透支引起的矛盾
目前，我国财政透支总额较多，这就导致了流通总量的增加，继而影响了和商品供应的平衡，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的产生，这就导致了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但是财政政策一旦收缩，货币市场极易产生泡沫，或者大量带有投机性质的热钱流入实体市场，对我国的经济基础造成一定的损害。
（三）财政信用的发展不利于两者相结合
近年来，财政信用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即财政所无偿集中的资金以信用的形式进行的借贷活动。这样的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资金的可用性，也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无法保证预算资金的平衡，进而将这种不平衡转移到了金融机构，极大地影响到信贷的平衡，间接的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
三、对于处理财政政策和货币市场相互配合问题的建议
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市场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两者的有效配合，应当有以下几条途径：
（一）完善相关法律、政策
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从本质而言，是国家为了调控宏观经济而采取的一种以经济方式为载体的行政手段，其本身有着很重的政策趋向性。但目前我国对于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的立法相对不完善，导致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做法不一致，不能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正常局面，这无疑不利于经济工作的展开。所以，国家必须加快有关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的立法，使得政府采取这两种手段时能够有法可依，进而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两者的配合。
（二）做好协调工作
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之一，故对于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这两种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财政和银行部门应当加强联系、做好协调，并且树立确认职责、分口使用、分开管理、自我负责的观点，不能各行其是，更不允许互相推诿情况的发生，使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这两种手段能够真正的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坚持财政自我平衡
财政的平衡是货币市场平衡的基础，不能或者少用从银行借款、透支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否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甚至有可能导致财政愈穷、货币越热、通胀越重的恶性循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就是不能实施“赤字”政策，应当加强税收管理、节约不必要开支、优化产能结构，做到量入未出，将赤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此来维护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宏观经济领域篇5
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不同之处
经济管制是指具有经济管制权的政府管制部门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规对被管制者进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与监督行为。宏观经济调控则是指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在相关法规的约束下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的需要对宏观经济进行的调节。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宏观经济调控一词带有较浓厚的计划经济或者管制经济的色彩，“宏观经济调控”一词所表达的意思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节和控制。准确地说，这里探讨的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节的关系。因为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对宏观经济只能是进行调节，目标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平衡，并不是对经济进行控制，对宏观经济进行控制的结果是管制经济。但根据习惯或传统，这里笔者仍称宏观经济调控。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存在着多方面的不同之处的，以下将分别予以说明。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具体原因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场缺陷，都是由市场经济所内生出来的（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两者产生的具体原因是存在差别的。经济管制主要是由经济的外部性、垄断、信息的不对称、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非市场品、有害物品的生产与消费问题、产权保护问题、市场不完善问题等所引起的，宏观经济调控则是由宏观经济失衡（包括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失衡，总投资、总消费的波动，总就业的波动，一般物价水平的波动，国际收支失衡，经济增长的波动等）所引起的。两者产生原因的差别导致了政府干预部门、干预目标、干预手段等等的不同。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达到的目标不同
虽然总的来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弥补市场的缺陷，充分发挥市场的优长（包括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促进技术创新，促进积累的增长等），提高经济效率，增进社会福利，但两者的具体目标是存在着差别的。经济管制所要达到的具体目标主要是：（1）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即限制、减少具有负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鼓励具有正的外部经济效应的产品的生产和消费；（2）通过政府的干预解决垄断问题，即政府在避减垄断的总原则下，通过对不同类型的垄断分别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数量管制、价格管制和促进竞争的政策，以维持或者促进形成有效竞争的行业市场结构，促进企业和产业经济效率的提高；（3）通过政府的干预增加市场信息的供应量，减轻由信息不对称对经济效率带来的危害；（4）通过政府的干预约束经济人的非理性行为，如禁止非市场品的生产、交易和消费等；（5）通过政府的干预减少交易成本，促进市场交易，增进生产性活动；（6）通过政府的干预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宏观经济调控则旨在通过对经济总量的调节，实现经济总量的平衡。具体来说，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1）通过对总供求的调节，实现国民经济的总量平衡；（2）通过对投资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投资的波动；（3）通过对消费的调节，避免或减轻总消费的波动；（4）通过刺激经济实现充分就业；（5）通过调节宏观经济实现物价水平的稳定；（6）通过调节国内经济和汇率实现国际收支的平衡；（7）通过逆向的经济调节实现国民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不同
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产生的原因的不同，决定了两者出现时间的不同。虽然经济管制处在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中，但由于经济管制主要导源于市场的不完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始终存在，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因此经济管制伴随着市场经济产生、发展的全过程。而宏观经济调控导源于宏观经济失衡，在市场经济足够成熟，宏观经济失衡对社会大众的经济利益产生了负面影响，损害了经济的正常运行，并危及社会稳定，而且社会充分认识到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并且已经建立起了宏观经济调控的“基础设施”以后，才会出现宏观经济调控。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演变历史来看，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要远远早于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市场经济出现之时，经济管制也随之出现了，在不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有经济管制，在成熟的市场经济阶段自然也有经济管制（注：实际上，如果不限于市场经济，经济管制在国家或政府出现之后，市场经济出现以前就已经存在。可以说，经济管制是随国家或政府的出现而出现的。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如外部经济效应问题、垄断问题、信息不对称问题、居民的非理性行为等等，在市场经济产生以前就存在，只不过其规模、影响等小一些而已。），而宏观经济调控是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后才出现的，在市场经济进入到成熟阶段以前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市场经济出现以前也不存在宏观经济调控。在西方国家，只是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出现宏观经济调控，如果从16世纪算起，在市场经济阶段，宏观经济调控出现的时间要比经济管制出现的时间晚了400多年。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不同
经济管制涉及的具体领域很多，政府部门中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既包括司法机构，也包括行政机构，既包括中央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也包括各级地方政府司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在行政机构中既包括纯粹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如中央银行、财政部等），也包括其他专门的经济管理机构（如证券监管机构、保险监管机构等）、非经济管理机构（如文化管理机构、环境保护机构、药品管理机构等）以及综合性管理机构。这些机构依照颁行的法规在各自管理的领域对被管制者依法进行管制。经济管制具有很强的行业性，即依照行业性质，由设立的政府主管机构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如商业银行一般主要由中
央银行进行管理和监督，投资银行主要由证券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保险公司主要由保险监管机构进行管理和监督），但经济管制的行业性并不排斥政府其他管理机构依法对被管制者进行管理和监督，同时也有许多行业同时受多个管理机构的管理和监督，这些管理机构拥有非重复的，但对被管制对象的活动的影响几乎具有同等的制约力和管制权。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则主要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并且主要是中央政府行政机构中的宏观经济管理机构，在宏观经济管理机构中主要是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机构的数量远远少于实施经济管制的机构。
5.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手段不同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实施手段都随着市场经济的变化、管制或者调控对象的特征与行为的变化、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演进等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但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大的。经济管制的实施手段主要是行政、司法手段，因此具有强制性，虽然经济管制肯定会影响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利益，但政府主要并不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改变市场信号来达到管制的目的，而主要是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直接管制而达到管制目的的。政府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处罚直接减少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造成的损失并不是来自于市场，对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奖励会直接增加经济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经济当事人由此获得的利益同样不是来自于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来自于政府的行政机构或者司法机构，这种直接来自于政府的经济处罚或者经济奖励在这里仍应归于行政或司法手段，因为它们是行政管理和监督、司法管理和监督的工具。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主要是“裁判”。需要说明的是，经济管制本身并不排斥经济手段的运用，有的领域也需要政府当“运动员”，最近一二十年来，无论在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
济管制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微调与大调问题，因为经济管制是依律行事，按照法规应该受到什么处罚就给予什么处罚，应该受到什么奖励就给予什么奖励，同业者间的区别会相当大。当然对于一些经济活动，政府是加大管制力度，还是减轻管制力度，也需要政府做出选择，但这种选择与宏观经济调控力度的选择不同，它与宏观经济失衡的程度无关，与经济周期性运动无关，而是取决于公众的认识、技术水平的变化、产业结构的变化、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等方面的因素，力度加大或减轻一般会表现为长期趋势，而不是短期性的周期性的变化。
因此，我们就能发现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运用具有典型的逆经济运行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则不具有这一特点，无论是在经济萧条时期，还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只要经济管制制度未变，管制政策就不会有变。
7.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与产业政策的关系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对产业发展产生影响，因为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相对价格，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改变了相对价格，那就会改变产业的比较利益，从而会引起经济资源在产业间的重新配置。就其性质而言，可能产生有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也有可能产生出不利于产业政策的效果。不过就宏观经济调控本身而言，其性质、目的等等都与产业政策无关，宏观经济调控并不是为了产业政策的目标而制定和实施的。
经济管制则不同，经济管制虽然并不是只服务于产业政策，但是它是产业政策的必备工具，要实施产业政策，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管制，否则，产业政策就是无效的。例如政府要支持幼稚产业的发展，政府就要对外实施进入管制政策和其他相关管制政策；政府要促进一个行业的竞争，政府就要实行反垄断、鼓励进入和促进公平竞争的管制政策；政府要压缩有较大污染的行业生产规模，扶持污染小的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就要采取抑制前者、鼓励后者的进入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管制标准与排放数量的管制政策、污染排放税政策等。
8.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不同
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是无选择性的，它是通过对市场的调节而影响微观经济主体，宏观经济调控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具有系统性、整体性和全局性，虽然市场的影响程度对不同的微观经济主体会有所差别，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所要改变的是宏观经济变量，因此任何微观经济单位都难以避免地要受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影响，因此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实际上是针对所有的经济主体。就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的性质来看，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益，也可能使所有的经济主体受损，也可能使一部分经济主体受益，而同时使另一部分经济主体受损。从社会整体而言，一项正确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能够得到有效的实施，将会增进社会福利。
经济管制的对象则是有选择性的，它所管制的是具体的微观经济单位。例如基于保护环境而实施的污染排放管制的管制对象只是污染排放单位，其他单位则不在管制之列。微观经济单位如果违规，将会受到管制机构的处罚。任何经济单位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在经济管制的范围之列，它就不会受到经济管制机构的约束。虽然经济管制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全局性的，不过一般来说，其影响的局部性更强。
9.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具有影响。不过两者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是存在着差别的。这种差别主要反映在以下方面：
（1）影响的时间长短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原因在于：第一，微调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较小，大调才会明显地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而大调所具有的周期性的特点，使得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具有非持续性的特点；第二，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改变经济制度，即不会改变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发生变化，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就会消失。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则具有持续性的特点。因为：第一，经济管制总是表现为一种长期的趋势，一项管制制度确定以后，往往会在很长的时期内运行，有的持续几十年，有的持续上百年，有的经济管制制度一经确定，几乎就成为永恒性的了，这样就使得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具有长期性；第二，经济管制制度的变化改变的是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这样一旦经济管制制度发生变化，新的制度会在长时期内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行为，从而对经济效率产生持续的影响。
（2）影响的途径不同。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改变市场环境，或者说宏观市场结构，从而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来影响经济效率。经济管制既通过改变微观经济单位的外部环境（压力），也通过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动力机制和能力，还通过对相对价格或者成本、利润率的影响而影响经济效率。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单方位性，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具有全方位性。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的全方位性预示着经济管制会通过渗入到经济机体的内部而在深层次上影响着经济效率，这就意味着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经济管制制度，低效率社会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应该主要从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入手。
（3）影响的结构不同。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影响最大，而对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则比较小。在经济不景气时，政府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得到提高，这是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最主要的积极影响。在经济繁荣时，政府采取紧缩性的经济政策会使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下降，也会增加微观经济单位面临的市场竞争压力，这有利于提高生产效率，但由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增强微观经济单位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和能力，因此并不一定能够使微观经济单位努力提高生产效率。虽然宏观经济调控可能会改变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具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可能性，但一方面相对价格的变化可能会出现不利的变化，从而出现恶化资源配置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要素的流动性等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条件并不是宏观经济调控所能改变的，因此即使要素或者产品的相对价格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会因为其他条件不具备而不能改变资源配置，从而不能使资源配置效率得到提高。而要具备这些条件恰恰需要经济管制制度的改革。
与宏观经济调控一样，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影响，但与宏观经济调控不同的是，经济管制不只是主要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产生影响，而是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都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首先，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利用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进入管制、过程管制等都会影响经济资源的利用率。例如，
响。生产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企业有无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经济管制对这几个方面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可以削弱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减轻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也可以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和能力，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外部压力，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增强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内在动力、能力和外部压力的制度。其三，经济管制对资源配置效率的高低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经济管制既会影响生产要素和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影响产品生产的成本，影响不同产品生产的利润率，还会影响资源的流动性，因此就会影响经济资源的配置。经济管制可以促进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可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好的经济管制制度应该是能够促进经济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制度。
简而言之，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具有局部性的特点，而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构则具有全面性的特点。
（4）影响的程度不同。由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在时间长短、途径、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因此两者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也存在着差别。由于经济管制对经济资源的利用率、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时间所具有的持续性、影响途径所具有的全方位性、影响结构的全面性，而这些是宏观经济调控所不具有的，因此经济管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自然要超过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效率的影响程度。
由上可以得出结论，一个社会的经济效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经济管制制度，如果要提高经济效率，就必须要改革经济管制制度。
10.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失效的原因存在着差别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存在着共同的原因，但是也存在着差别。最主要的差别在于两者在被调控对象俘虏的可能性上存在着差别。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不是因为被调控对象俘虏了调控机构，因为在宏观经济调控中，政府机构并不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而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是系统性的、整体性的、全面性的，具有非排他性，因此不存在政府机构设租和被调控对象向政府机构寻租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主要在于政府能力不足，而一般主要不在于政府权力的滥用。而管制者被被管制者俘虏却是经济管制失效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在经济管制中，政府管制机构要与微观经济单位发生直接的联系，管制的利益是可以排他的，而且管制机构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每一级管制机构、管制机构的每一个职能机构都有其独享的管制权，并且这些管制权又是被分配给一个一个的作为管制者的自然人手中，管制权都是人格化了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直接联系使得管制具有了一对一的“交易”的性质，这样就存在着管制者设租和被管制者寻租的条件，从而也就出现了管制者被俘虏的可能性，一旦管制者被俘虏，就会出现管制失效。在经济管制中，不仅管制的执行者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而且管制规则的制定者也存在着被被管制者俘虏的可能性，在管制规则的制定中，所谓政治上的“看不见的手”（特殊的利益集团等等）发挥的作用往往相当大，这样就使得管制规则本身与管制应该实现的目标相背，即管制规则背离效率和公正而出现的管制规则的扭曲。由于管制规则的制定者被被管制者俘虏而导致的管制规则的扭曲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比由管制者被俘虏对经济效率和社会公正的损害更大。
11.经济管制、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存在着差别
经济自由是指微观经济主体从自身利益出发、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地做出经济决策的自由。经济自由是市场经济最基本、最重要的性质和特征，是市场经济存在的前提，没有经济自由，就没有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使得市场经济具有多方面的计划经济体制所不可能具有的优越性，但同时无约束的经济自由也会使市场经济难以避免地产生多方面的缺陷。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市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它们都会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实质上都是市场以外的力量——政府对经济自由施加的约束，但是两者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方式、影响程度是存在着差别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是间接的，它并不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它是通过改变宏观市场环境而对经济自由产生影响的，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具有整体性、系统性的特点，除非宏观经济调控采取直接的经济管制的手段，否则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因此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对经济自由的影响程度也要小一些。经济管制则不同，它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直接的，因为它要直接对微观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进行干预或限制，因此经济管制会直接剥夺或限制经济自由，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主要是差别性的。例如进入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自由，价格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卖方和买方的价格决策自由，出口管制直接剥夺或限制了出口商的出口决策自由。不过管制也会对经济自由产生间接影响，因为管制会影响产业环境。由此，经济管制对经济自由的影响要比宏观经济调控的影响大。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尤其要对经济管制的边界给予明确的界定，对政府的经济管制权予以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导致经济管制的无限延伸，就会不正当地侵害经济自由，从而损害经济效率。
由上可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虽然两者都是政府的重要经济职能，但是两者的差异是明显的、多方面的。
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相互联系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存在着明显的、多方面的差异，但是两者也存在着多方面的联系。两者的联系并没有为将两者混同提供依据，但是明确两者的相互联系也是经济理论研究应该关注的，并且两者的联系也是两者关系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两者的联系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产生的，虽然与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相联系的市场缺陷存在着差别，但都导源于市场缺陷。如果不存在市场缺陷，那就不需要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市场缺陷是市场经济内生的，市场经济内生的缺陷使得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破坏，或者市场经济本身不能保证满足市场机制发挥作用所需要的条件，或者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导致经济效率的下降或者低下，从而使得仅仅有市场力量并不能使社会的生产能力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不能实现社会在已经拥有的可资利用的经济资源的条件下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某些市场缺陷可以由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得到或多或少的弥补，但第三种力量的作用存在着根本的缺陷，并不能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注：参见曾国安：《政府经济学》，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因此只能由政府充当弥补市场缺陷的依靠力量，政府弥补市场缺陷需要根据市场缺陷的不同领域分别通过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来实现。虽然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并不一定能够弥补全部的市场缺陷，但它却是一个社会弥补市场缺陷的最终依靠力量，而且只要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就可以与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一道不断增进社会福利。（注：无论是市场缺陷，还是第三种力量的缺陷，抑或政府缺
陷，从根本上来说，都是由人类的生产能力的有限性所决定的，因为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以及政府都是人类社会的事情，没有人，便无所谓市场经济、第三种力量和政府。虽然人类的生产能力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生产实践的发展、社会制度的不断改进（简而言之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但相对于人类的需要，相对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仍然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即便是进入到所谓的知识经济社会，人类所掌握的知识仍然是极其有限的。因此，如何使经济资源得到充分的有效的利用，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人类社会面临的永恒挑战。）
市场缺陷导致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也同时规定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因此，无论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都不能渗入到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而只能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这从根本上规定了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边界。虽然两者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起作用的“领地”有不同，但从它们都只能在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发挥作用这一点来看是相同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
2.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实施主体都是政府，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最终目标都在于提高经济效率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由市场缺陷所引起的，都在于弥补市场缺陷。尽管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的政府职能机构有不同，但都是政府机构。实施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主体既不是企业、居民，也不是第三种力量，而是政府。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履行多方面的具体的经济职能，主要包括：维护产权；抑制、限制或消除垄断，促进市场竞争；解决外部经济效应问题；提供和鼓励提供公共物品；提供信息和促进市场信息供应量的增加；补充市场的不完善，提供或鼓励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私人物品；进行收入再分配，缩小居民收入差距，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限制非市场品的生产和消费，禁止有害物品的生产和消费；矫正宏观经济失衡，维护宏观经济平衡，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调节经济结构，促进结构平衡等。任何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国家的政府都应该履行上述经济职能。而这些经济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大的方面，即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充分弥补市场缺陷，使社会的经济效率达至最优，既需要实行经济管制，也需要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只有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有效地解决市场解决不了的问题。由于市场缺陷内生于市场经济本身，因而具有长期性，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离开了两者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的经济效率都会无法达到最优水平，所以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
虽然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具体目标不同，两者的干预对象、方式、方法等等都存在着差别，影响经济效率的时间长短、途径、结构、程度也存在着差别，但是不管是经济管制，还是宏观经济调控，从它们的最终目标来看，都是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增进社会福利。
3.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是相互补充的
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都是政府的基本经济职能，由于两者导源于市场缺陷的不同方面，由两者的性质决定了两者功能上的差别，决定了各自适于弥补不同类型的市场缺陷，也就是说，应该实行经济管制的就不适于采取宏观经济调控，归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就不应该采取经济管制，经济管制不能代替宏观经济调控，宏观经济调控也不能代替经济管制，两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替代，而是相互补充。两者这种相互补充的关系决定了只有既能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又能有效地实施宏观经济调控，政府才能实现有效地履行政府应该履行的经济职能的目标，市场缺陷才能得到有效地解决。
4.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都需要不断地发展
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能够进入的领域，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些领域政府就一定要无条件地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这里涉及到政府的能力。如果政府进入这些领域不仅不能起到弥补市场缺陷的作用，使社会的经济资源完全浪费，反而因为政府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而损害了市场机制在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作用的充分发挥，那么政府就不应该在这些领域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因为政府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结果不是增进社会福利，而是减少了社会福利。政府能力是人类生产能力的组成部分，人类生产能力的增长包含着政府能力的增长。政府能力的增长使得政府可以进入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中的更多的领域，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也因此要相应地发展。
市场力量作为人类生产能力的一部分，也是随着人类知识的增长而不断增长的，这就使得市场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与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领域的结构会发生一些变化，基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必要性和范围都是由市场缺陷所规定的，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对象、手段等都应该做一些相应的调整。
随着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实践的发展，人类会发现和掌握实行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更有效的方法，更有效的具体的手段，更恰当的干预力度和时机，更好的决策制度，更好的机构设置，更好的机构协调机制等等，人类自然就应该利用这些新的知识来改进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
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的不断发展是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有效的必要条件，也只有经济管制制度与宏观经济调控制度能够得到不断发展，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才能成为增进社会福利的手段。
5.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与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存在着相互制约的关系
（1）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会影响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如果经济管制的范围、程度等超越了其应该有的边界，宏观经济调控不可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例如如果存在着普遍的市场进入管制、普遍的价格管制、普遍的投资管制、普遍的分配管制，那么无论政府如何努力，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都不可能有效。（注：
的有效性也可以作为判断传统的经济管制制度改革进程的一项指标。）经济管制制度所影响的是宏观经济调控的微观基础。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要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微观经济单位享有独立的经济决策权，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自己承担经济风险，需要有灵活的价格机制，经济资源能够自由地流动，需要有发达的高度竞争性的市场，这些条件在存在普遍的严格的经济管制的经济中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经济管制既可以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提供有利的条件，也可以成为以间接干预为主的宏观经济调控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障碍。
（2）宏观经济调控的有效性也会影响经济管制的有效性。例如如果国民经济处于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通货膨胀高居不下，政府的反垄断管制政策就难以奏效。有效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够为经济管制的有效性提供有利的条件，宏观经济调控的失效则会使失衡的宏观经济成为经济管制有效性的不利因素。如果宏观经济调控本身导致了宏观经济失衡或者加剧了宏观经济失衡，这样的宏观经济调控就成了经济管制有效发挥作用的障碍。
6.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
与实现宏观经济调控调控目标相关的经济管制可以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例如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而对汇率进行管制，为解决通货膨胀而对利率、银行的贷款规模、企业的投资规模和薪酬进行管制，为提高就业率而对雇主辞退在业者进行限制等。不过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某些经济管制在特殊条件下也可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实际上是说为了达到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政府可以采取管制手段，而不是说这些管制是正常的经济管制的现成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管制本身是不应该存在的。因此经济管制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是应该受到严格的限制的，只有在间接干预无法矫正业已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而宏观经济失衡对于国民经济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也就是说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时，政府才可采取管制手段矫正宏观经济失衡，因此经济管制只能作为市场经济中特殊条件下宏观经济调控的临时性手段，而不能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常用手段。经济管制手段的运用应该有严格的法律程序，有严格的范围限制和时限，一俟危机缓和，政府就应该撤消管制，而完全采用常规性的间接干预手段。
三、关于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几点思考
基于上述对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的讨论，考虑到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存在的种种问题，笔者认为在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方面，需要关注以下问题。
1.不能混同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有相互联系的地方，但两者的差别也是明显的。政府在制定经济调控政策时，应该考虑两者的差别，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都应该有相应的差别。如果将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混同起来，在政策工具的选择、职能部门的分工等方面就会出现错误的选择，导致的结果要么是经济管制的目标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目标无法实现，要么是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不能弥补市场的缺陷，反而会强化市场缺陷，而且会使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成为导致效率下降的因素，总的来说会导致政府失效。如果政府失效由此引起，这样的政府失效比市场失效更糟。
2.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
市场经济需要政府对经济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府也应该成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但政府是否能够有效地实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呢？这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受政府政策性质的影响外，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政府实施政策的能力等都会影响政策的效力。政府不是万能的，不可避免地会在政府干预方式的选择、政策工具与力度的选择等方面出现或多或少的错误，甚至政府制定的政策本身就是错误的。减少错误才能提高经济管制与宏观经济调控的效力。政府应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规律，不断改进和完善经济管制制度和宏观经济调控制度，不断提高政府制定和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从而不断完善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不断提高经济管制政策与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效力。
3.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应该法治化
在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通过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但与企业、居民、民间组织等不同，政府是一种特殊的力量，它是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它享有立法权、司法权，它是唯一合法享有暴力的机构，它能够动用强制力贯彻它的意志，这为政府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来弥补市场缺陷提供了前提，也是它作为弥补市场缺陷的主要力量和最后依靠力量的根本原因。但它作为公共权力的垄断机构也同时造成了它不作为和滥用权力的可能性。无论是它不作为，还是它滥用权力，都会造成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失效。要防止政府不作为和滥用权力，不断提高政府有效实施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就应该为此提供制度保障，根本的唯一可行的制度保障就是法治化。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从性质上来说是受托行为，即它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公众赋予其公共权力，它运用这种公共权力，代表公共利益，贯彻公共意志，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因此，首先应该通过立法明确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无论是政府的行政机构，还是政府的司法机构，其履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政府应该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权力和应该履行的职责，都应该由法律予以明确的规定，从立法上防止政府缺位和越位；其次，应该通过立法和司法对政府各层次、各职能部门所享有的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权力和责任进行监督，并进行相应的激励和惩处制度，一方面防止政府不履行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另一方面一旦出现政府滥用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权，就及时予以纠正；其三，应该通过法律对政府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程序予以明确，保障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制定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一方面防止政治中的看不见的手起作用，另一方面防止政府机构出于自身利益而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范围的行为和政府随意制定政策而扰乱经济正常运行的行为。只有将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纳入法治化轨道，方能限制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才能被限制在弥补市场缺陷的范围内，才能促使政府切实履行它所应该进行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经济管制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才能成为弥补市场缺陷、促进经济效率提高的有益的手段。
【参考文献】
1.斯蒂格里兹：《政府经济学》，中文版，北京，春秋出版社，1989。
宏观经济领域篇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总量有了举世瞩目的增长。与此同时，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些社会事业相对于人民的需要却显得供给不足。针对社会运行中一些相当普遍、甚至相当尖锐的矛盾，中央适时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并提出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最近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又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专门议题。可以预期，未来的几年中，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我国在和谐社会建设、公共服务方面将会取得重大成绩。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改善我国的公共服务，有一个必然的要求，即处理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本文试就这一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一、“鸟笼”——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假想模型
陈云同志对计划经济条件下国家与国有企业的关系，曾经有一个著名的“鸟笼”理论。把鸟抓在手里，鸟就不能活动；没有一定的约束，企业的行为就可能给宏观经济带来不良影响（我曾经提出“宏观经济总效果是微观经济效果的矢量和”这一观点，其数学模型为：
（详见注释）。
可以借用陈云同志的“鸟笼”理论来描写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其一，这个“鸟笼”具有多维属性，每一项公共服务是一个“维”，有多少项公共服务就有多少“维”，所以这个“鸟笼”是一个多维空间。
其二，对于不同的公共服务，地方政府的自由度——活动空间及责任空间是不同的。因而，这个“鸟笼”又是不规则的。
其三，由于每一项公共服务通常又包含一些具体内容，对于每一项具体内容，地方也会有一定的活动空间。因此，这个“鸟笼”又带有网状的特点。
其四，地方政府各项公共服务的自由度组成这个“鸟笼”的边界。地方政府不能超越边界自行其是；中央政府也不能越过边界干预地方。“鸟笼”范围内既是地方政府的可作为空间，也是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区。
二、“鸟笼”的设计与编制——明确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
应用陈云同志的“鸟笼”理论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最重要的就是要设计和编制好这个“鸟笼”，即明确中央与地方有关各项公共服务的责任与权利。这是一个艰苦、细致的过程，科学性、可行性、适度的积极性是对这个过程的必然要求。
明确中央与地方建设公共服务体系的权责关系必然要求由中央主导。中央主导首先表现为要出台起主导作用的方针政策。近年来国民经济某些领域一再过热，地方政府扩大投资规模热情不减，中央不得不多次进行宏观调控。这些情况说明，地方政府的注意力仍然聚集在GDp上。因此，应当促使地方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为了有利于实现政府转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应让位于“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并不排斥经济建设，恰恰相反，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物质基础。所不同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目的；“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手段和基础。同时，也应当考虑是否不再把GDp增长作为发展目标，而只把它作为一种事后的统计数据。如果不淡化GDp目标，就很难、甚至不可能改变地方政府的运转中心，就难以推动地方政府由经济建设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应当用就业率、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义务教育入学率、社保医保覆盖率及其水平、环境保护、万元GDp能耗，这样一些指标群来取代GDp。
有利于和谐社会建设、有利于加强公共服务的大政策出台，是对整个社会指导思想及其行为的导向，在这些大政策的影响下，全社会就有了构建和谐社会、加强公共服务的氛围——地方政府活动的“鸟笼”就有了适宜的内外环境。
此外，中央的主导作用还体现于下面一些方面。
1.中央与地方公共服务责任的分解。即明确哪些公共服务由中央提供，哪些公共服务由地方提供，哪些公共服务由中央与地方共同提供，并明确与之相应的条件与权限。
2.按轻重缓急与条件具备的程度明确各项公共服务的阶段目标，即制定各项公共服务的目标值与实现目标的时间表。
3.关于财政支出结构的调整，中央财政首先自身要作好结构调整，要大幅度提高用于社会公共事业的支出比重。同时，对省、市财政预算比例也要提出定量的调整要求。而且，不仅要调增量也要调存量。
4.为地方搞好公共服务提供若干保障。一是政策保障，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二是人事保障，尽可能保持地方领导干部的稳定；三是保证地方提供各项公共产品的资金需求。
明确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权责边界，要靠中央主导，但也不排斥地方的作用。这种权责边界的确定，是中央主导下中央与地方协商的过程和结果，体现的是民主集中制。权责关系明确以后，至于地方政府实现目标的路径选择、过程、方式，是运用行政手段、还是借助市场力量，如何安排使用财政资金，只要有法可依、能力所及，那是地方的事，即地方政府在与中央商定的“鸟笼”内的自由度。
三、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我国的行政层级是党政高度融合的,讨论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绕不开党政关系问题。为了有利于党委、政府各司其职，应当明确提出处理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
2.地方的不少部门由国务院有关部委垂直领导，因而要在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中对这些部门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作出一些规定。这是对“鸟笼”内部环境的协调。
3.我国各地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也应有区别政策。从“鸟笼”理论来讲，就是对不同地区要设计、编制不同大小与形态的“鸟笼”。
宏观经济领域篇7
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和转变
1.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由于我国领土较大，区域差距明显，易形成以地域为主体的地方经济。从历史角度分析，“产权区域”及其在中国作为“行政—经济区”存在和发展是必然的。中国具备“产权区域”形成的条件：行政区具有可支配的自然资源。也就是说，在中国“行政—经济区”体系是“产权区域”形成的基础条件。各行政区均具有各自的可支配自然资源，而由于其资源不同，就导致各经济区域发展不同，则必然存在竞争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区域为保持自身经济竞争优势，纷纷进行改革开放，争取国家优惠政策，改变自身体制，利用本土优势，经济地域化。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水平在不断提升，在政府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形成了三大工业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在三大经济区发展迅速，规模巨大，影响深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成为了区域经济竞争发展的组织者和带动者。先富一部分人，再带动一部分人富，这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要内容。经济社会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区域经济共同发展，所以，三大经济区的出现，是为加快经济社会目标的实现。
2.区域经济发展的瓶颈
由于地域限制，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并不平衡。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这三大经济区地理位置有着明显的集拢性，而三大经济区的带动发展也有限，致使中、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明显，进而影响我国经济全面发展，也会影响我国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由于不同区域人口密度不同，且大量劳动力流向东南沿海发达省份，导致中西部人口“空心化”。进而致使中西部地区部分省（市、区）工业企业普遍遭遇招工难问题，有些劳动密集型行业企业因工人短缺而出现开工不足，且人口分布在短时间内难以调整，中西部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的优势将被削弱。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区域经济发展。由于历史原因。过去中国是个中央集权统治的国家，从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到重大工程的动工建造，从市场的格局变化到人口的迁移发展，都约束在集权政府的管控下。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中，政府依然处于统领地位，施行计划经济。国家在生产、资源分配和消费等方面提前进行计划，严格按照计划来进行资源分配利用。计划经济有利的一面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控制了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盲目性，杜绝了诸如企业恶性竞争、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社会经融危机等不确定性问题；计划经济带来的弊端是：阻碍了企业的自由发展，不能满足百姓个人的消费需求。市场失去了自我调控能力。
3.协调区域发展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性愈发明显，政府越来越关注宏观调控在市场机制中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政府指出，要“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于是，政府该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方法来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显得十分重要。政府要如何起到国民经济的主体作用，如何通过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来进一步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这些问题就显得十分迫切了。马克思认为，在萨伊定律中，把简单商品流通（C—m—C）和物物交换（C—C）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凯恩斯也似乎有着相同的态度，凯恩斯认为，萨伊定律前面应当加上：执行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即国家干预。
二、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
1.政府———宏观管理主体
狭义的政府指国家行政系统，广义的政府既包括国家行政系统也包括国家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的完整的国家体系。本文里的经济主体政府指广义政府。最能代表社会共同利益的机构是政府，政府作为国家的管理机构，掌握着最充分的公共资源，所以，政府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体。
2.政府宏观调控的必然
宏观调控，也称国家干预。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促进国家经济的稳定、平衡的增长，增大就业率降低失业率，稳定市场保持物价稳定，促使国际收支平衡。由于市场存在具有固有弱点和缺陷：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说明市场并非万能，不能仅单独调节作用。其中，市场的缺陷表现在存在盲目追求利益的生产者导致不正当经济竞争，且由于市场信息的缓慢性，导致生产经营者对市场变换掌控不足，进而可能产生资源浪费、一哄而上（下）等危害市场经济的情况。而宏观调控能很好的克服市场的固有缺陷。这样一来，为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平衡发展，宏观调控和市场调节缺一不可。管理的基本职能是计划，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体制建立与计划管理二者之间并不相互克制，计划管理存在的合理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并不对立。市场的缺陷能在计划管理下弥补，且市场经济本身的发展也要求加强计划管理。就全民经济发展而言，宏观经济管理的长期目标是通过对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性引导，消除阻碍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隐患，推动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在促进并保证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显然，宏观经济管理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最终目的是相同的，两者应当相辅相成。在经济中，市场运转机制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宏观调控是看得见的手。经济学家凯恩斯指出：政府要依法对市场经济进行全面干预，这样才能挣脱经济萧条的枷锁，改善失业率和就业率。并且，凯恩斯主张政府应当加大对社会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以刺激国民经济活动，实现充分就业。
3.宏观经济性质及其管理局限
在西方市场中，其管理模式多为政府政策主导，而我国实行的是以计划为主导的宏观管理。宏观经济计划具有宏观性、战略性和政策性，在以计划为主导的宏观经济管理中，计划不仅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基本依据而且也是宏观经济管理的主要手段，其产生的主要作用有：向导作用、协调功能、资源配置。“管理失效”是宏观经济管理的局限，其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政府决策受收集的信息影响，当信息片面失真时，将导致政府作出错误决策
（;2）受决策者个人生活经验和个人喜好影响，决策可能出现偏颇
（;3）不同利益集团在不同方面的影响力不同，利益集团为保证自己利益，可能压迫或者协同政策人做出不合理政策。
（4）政策存在“时滞”性，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效果。
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区域经济是指在某一区域内，经济发展内外条件相互制约而形成的经济运行方式，是一种地理概念，表现为具有地理性，却又突破行政划分界限，依托于便利的交通，却又划分明显，受限制与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科学技术。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主要在于，各经济区域具有较强地域特色和自我发展能力，其资源能与其他区域自由流通，各区域之间经济交往密切。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区域间的协调发展和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两类，区域间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政府，而区域内部的协调发展则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这里的政府均为广义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地理是相对来讲十分重要的因素。地理影响着交通、作物、人口密度等重要条件。以中国三大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的地理位置做分析，很容易发现，它们多为沿海地区，或者依靠河川，或者为首都。沿海城市，港口颇多，海上交通便利，是对外进出口贸易的重要条件，且东部人口密度较大，可以得到很多优质的劳动力，适宜较大规模工厂公司建立。京津冀中，北京为首都，它们河川密布，铁路等交通便利，适宜发展成较大规模的贸易圈。
四、运用宏观经济解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深入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由“非均衡发展”转向“协调发展”，充分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构建符合各地实情的主体功能区。也就是应当以宏观调控为主体，充分发挥各地区自身经济建设优势，扬长避短，建设具有当地特色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管理模式，推进国民经济总体发展。针对中、东、西部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应颁布相应优惠措施，吸引投资向中西部发展，吸引劳动力往中西部迁移，建立完善市场体制，巩固加强已发展的中西部市场。在中西部承接产业的过程中，政府这个宏观经济的主体应当适当给予中西部产业承接便利，并且监督中西部地区政府的管理。针对科技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加大科技落后区域的教育建设，加大对科技落后区域的教育、研究财政补助。区域政府不仅要加大对科技人才培养的力度，还要实施优惠政策留住人才，吸引人才，还要加大对科技产业链的投入，已便形成自己的科技产权。针对人口“空心化”的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加强对中西部的经济和环境建设，加大乡企帮扶力度，通过提供优良岗位来吸引人口回迁。与此同时，地方政府也应加强对本地企业工厂等的管理，对部分企业工厂等提供技术支持，加大对学校、医院等公共生活服务区的建设。
五、政府宏观经济管理手段
宏观调控的手段有：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经济手段：政府通过经济计划，为调整产业结构和资源分配，而颁布的各项政策。比如发行国债，调整利率、发放贷款等。目前，该手段为政府最常用的手段之一。法律手段：政府为规范市场机制，维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利益，保证市场有序正常的运行而制定法律法规来达到市场经济的法制性。比如禁止“三无”食品买卖，若发现“三无”食品买卖，则依据法律查处相关单位和责任人。行政手段：政府通过其管理机构，采取强硬的管理措施，来管理和调节经济的手段。比如政府下令关闭排放未达标废水废气的工厂等这三者都是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一般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而行政手段一般为必要时的辅助手段。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计划规划等方式对市场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其表现出来的基本行为有：颁布宪法来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根据需求临时制定某些政策或措施，给予优惠政策引导地区自己合理管理区域内部市场，给企业工厂等提供有效信息。宏观调控并非微观，也不直接参与市场，而是统筹大局，协调格局。
六、结束语
宏观经济领域篇8
关键词：价格法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属性调整对象
中图分类号：D9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9-066-02
作为经济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价格法究竟是归属于宏观调控法领域还是市场规制法领域，学界是存在争议的。导致争议的原因的根源是《价格法》的规定是从行为入手，其所及范围包括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政府的定价行为、价格总水平调控以及价格监督检查。在这其中，经营者的价格行为明显是市场规制法中的竞争法的内容，而政府定价行为与价格总水平调控则是宏观调控的内容。因此，价格法究竟是市场规制法还是宏观调控法，这一属性的认定依赖于对调整对象的正确认识。
一、行为说与社会关系说
行为说与社会关系说在阐述价格法调整对象时，何者更为合适对法律调整的具体对象，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有人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社会关系，这可以称为“社会关系说”；也有人则认为法律调整的对象是行为，这可以称为“行为说”。相对来说，行为是法律更为“直接的调整对象”，社会关系是从更抽象的层面上概括出来的，它主要是以行为为纽带而发生的，因而被认为是法律的“间接的调整对象”。{1}
研究调整对象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探寻经济法概念中的“种差”的过程。在有关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共识方面，学者们多从“法的调整对象是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并从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正确的抽取和划分出一定范围的社会关系，作为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2}经过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有“市场规制关系”和“宏观调控关系”两大块。在对以这些关系来定义的调整对象进行具体化的过程中，即在整个经济法下划分出不同的子部门，对这些子部门的调整对象进行界定是仍然应用“社会关系说”，在“关系”之上叠加或再限定“关系”，还是通过“关系”直接看透法律所调整的行为，以“行为说”来具体化，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概念的明晰，若从一开始就只限定用一种方法进行阐述，那么，概念的具体化必将是在使用同一个中心语的前提下，对它进行这样或那样的限定，说来说去，完全是复指，使读者很难在自己的思维构建之上把概念弄得清楚、细化。相反，在限定了大的“关系”的基础上，直接指出“行为”，可以让人豁然开朗。因此在阐述价格法这类子部门法的调整对象时，就是在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上的具体化，应该采用行为说，即直接指出价格法调整的是哪些行为。
二、从经济法的本质和价格法的立法目的看价格法的属性
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这两大部分，构成了经济法体系上的“二元结构”。其中，宏观调控法包括三个部门法，即财税调控法、金融调控法和计划调控法，分别简称财税法、金融法和计划法；市场规制法也包括三个部门法，即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和消费者保护法。上述的各个部门法都可以有具体的立法体现；各类具体的经济法规范，都可以分散到经济法的上述亚部门法中。
学界讨论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关系多是从两者的调整领域、产生发展、调整原则、调整方法、规范构成、价值功能等方面进行对比。一般认为，在调整领域方面，市场规制法是对具体市场的直接监督管理，而宏观调控法则是对整体市场的调节和弥补；在产生发展上，市场规制法的产生先于宏观调控法，但是现代经济法的发展日趋强调两者的结合，甚至更加强调宏观调控法的作用；在调整原则方面，认为市场规制法着重强调效率优先，而宏观调控法则强调公平的原则；在调整方法手段上，市场规制法主要借助于行政手段，而宏观调控法则主要借助于经济手段；在规范构成上市场规制法侧重于运用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而宏观调控法则侧重于运用授权性规范。两者之间的联系立足于两者同属于经济法，有着总体上一致的价值追求，只是发挥作用的领域不同，因而两者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市场规制法是宏观调控法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宏观调控法只有作用于规范的市场才能奏效；同时，宏观调控法也是市场规制法实现其目标的重要条件，因为市场规制需要宏观调控通过和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来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从总体上说，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就是分工与合作的关系。现代经济社会的许多问题都具有复杂性，基于经济法调整对象的复合型、层次性和公私交融性，{3}很多具体法律制度并不是靠市场规制法或宏观调控法单独能够解决的，典型的如利率、外汇、贸易、质量等方面的立法，都兼具市场规制和宏观调控的双重属性，因而强调两者的互相合作就显得十分重要。市场规制法与宏观调控法的合作体现在实际层面就是调制主体的合作。而合作的实现体现于立法上就是要求设置调制主体合作的制度，包括赋予调制机关相应的要求合作的权利和合作的义务、规定合作的程序并建立实施合作的组织等等。
当然，以上纯粹是从部门法的意义上，而不是从具体的形式意义的立法上来理解的。在各类具体的形式意义的立法中，可能包含有其他的部门法规范，如形式意义的财税法中可能有行政法规范，形式意义的金融法中可能有民商法规范，形式意义的计划法中可能有宪法规范，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法学上的部门法划分，都是依据其主要性质所做的一种大略划分。事实上，各种法律分类，都可能存在一定的问题，并非都是完美无缺的。
宏观经济领域篇9
关键词: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区域经济发展;反思及对策;市场经济
宏观调控是由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的著名经济理论，主要是指国家运用制度、政策等方式，针对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对国家经济中的各经济发展领域和部门进行经济调节，以确保国家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纵观世界经济历史的演变和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利用宏观调控，对国家经济进行一定程度地干预，这一行政手段主要为广大社会主义国家所广泛采用，不能否认的是，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时，政府也会适当采取宏观调控手段来帮助社会经济发展，扶植企业，创造就业岗位，稳定市场经济发展等等。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据区域自身的资源分布特点来制定出相应的经济发展策略来，在遵循市场经济运行规律的基础之上，找到适合本区域、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单路来。但是，考虑到我国当影响到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并不均衡，区域之间难免存在差异，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区域间形成恶性循环和竞争，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在这种情况之下，政府就应当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担当起重任，利用宏观调控的政策和手段来确保我国经济发展的健康、平稳运行。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和趋势
1．1我国区域发经济展的现状。众所周知，我国幅员辽阔且地产丰富，但是由于东西南北跨度皆跨度较大，已经造成了我国事实上的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例如，沿海地区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依靠海运优势，其经济发展现状和能力早已超越西北内陆、黄土高原等以陆运为主的地区、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各大区域积极响应国家号召，纷纷举起改革开放的大旗，依靠国家的扶植政策以及不断健全的法律法规，逐步实现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根据我国政府从改革开放至今对我国区域经济的规划，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重要的经济大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和京津冀地区，至于其余的诸，如西北内陆，东北老公也基地，中部经济带等区域，一般为自理叫老的老牌工业和农业基地，拥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继承性和不可替代性。而这三个主要的经济发展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作为“领头羊”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路，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全局规划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2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狭义的区域经济发展主要是以我国的国土为研究单位，以集中的经济区域为研究目标;而广义的区域经济发展应当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尤其着重强调我国与周边国家的合作关系，例如，我国政府积极推动中韩自贸区的建立，中国政府在海南举办“博鳌论坛”，着力推行新世纪的“一带一路”计划，等等。因此，在统筹经济发展时，也要具备国际化的视野和思维，从长远着眼，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做出科学的部署。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遇到了发展的瓶颈，这一问题势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进行经济建设的前期阶段，我国政府依旧处在主体的操控地位，国家积极参与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环节，对资源进行统一的优化和分配。相较于较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来说，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更具有一定的抗风险的能力，可以有效桂皮诸如企业恶性竞争所带来的资源浪费或者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等问题，可以有效解决区域经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将经济危机的风险降到一定的程度。但是，计划经济也有其不尽如人意的一面，尤其是政府在进行企业指导时，和可能在违背了市场自身规律和水星的前提下给出指导意见，从而导致企业失去了自主性，不能进行有效地自我调控，最终影响到整个产业链，乃至市场的稳定发展、
二、政府宏观经济管理的必要性
对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正确理解为:值得是能广泛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并且形式国家职能的管理机构，并且能够对社会和市场资源进行调配和规划的国家机关。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目的，最主要的是弥补市场经济在自发的行为下造成的市场漏洞，具体表现为自发性、盲目性以及滞后性。政府宏观调控的出现驳斥的“市场万能”论，为政府能够有效地旅行有效的经济和社会管理职能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现如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在遵循市场规律的前提下，进行一定的宏观调控计划的实施，其主要目的是通过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优化组合各地区的生产资源，努力打通区域间的联系通道，推动区域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帮助国家经济实现。不能否认的是，要想确保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刚稳定的发展，就要综合运用市场的自发调控能力以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需要明确的是。二者在真实的历史实践中已经有了共同作用的雏形，必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找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土壤。。这样一来，国家才能有效规避经济萧条，提高就业率，未定企业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提高政府在国家公共事业发展当中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从侧面帮助整个经济体系进行优化和发展，让国家的经济发展走上正轨。但是，还应看到的是，虽然政府宏观调控在很大程度上都体现出积极的一面，在有些时候，宏观调控也会面临着管理失效的境况。宏观经济主要是以计划指导为特征，是一种对于未来的经济发展动向的预测。这种预测成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依据，但是其在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局限性也不是没有依据可循的，组要有以下几点:一、宏观调控的政策易受到主客观条件的影响，诸如，制定决策时所依据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以及广泛性，决策者个人的决策能力，以及政府相比于市场经济做出的“及时的”反映，更多时候会表现出一定的“延迟”反映或者市场的反映“迟缓”等情况。这些因素都将会成为政府在进行有效宏观调控时的障碍，因此十分有必要对政府的指导行为做出科学的指导，让其在最大程度上发挥市场的调控作用，促进区域间经济的协调发展，从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三、政府宏观经济管理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的表现和措施
在区域经济的发展当中，“地缘”这一概念是该说法的核心要素。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内(不单单局限于国内)，其各区域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由有限的，但是，在实际的生产和市场条件中，不同地区间的资源和市场都会通过一定的条件实心互通有无，以及在市场上的自由流通，让区域间的资源达到最优的配置和利用。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考虑到我国实际的行政区域以及经济区域划分的复杂性，国家在具体的政策上指定和实行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性”有可能会在初期造成整个区域经济的“不协调发展”，但是通过后期政府再度对经济进行“矫正”，在综合考虑地区的主要资源优势下，制定出充分发挥地区优势和政府效能的宏观调控政策来。例如，针对沿海和内陆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问题，中央政府应当在保证演好地区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上，帮助内陆地区缓解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实现良好的资源、技术和人力沟通，通过加大对内陆地区的适当政策倾斜，帮助这两个地区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最优的资源配置。再如，针对城乡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政府可以通过财政和税收这两个“杠杆”来帮助城乡之间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等问题帮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建设，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能动性。概括来讲，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进行宏观调控时，主要分为: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以及行政手段。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3．1经济手段。针对市场经济主要出现的自发性的问题，政府主要通过制定有效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来帮助市场恢复正常的运作状态，继续发挥其在区域间的市场优化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其主要的经济调节措施，举例来说，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支持国家的经济项目建设，调整存、贷款利率来这道居民的消费行为和企业的生产行为，等等。政府在调节市场经济的发展状态时，经济手段是作为常见的使用方式而经常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的，也是在三种指导方式里比较惯用的手段。
3．2法律手段。法律是规范市场运作的准绳，政府在运用法律手段来约束市场行为主体时，更多的是强调其在行为规范中的强制性，，来维护各方的合法利益。例如，要遏制区域间的恶性竞争循环，就需要借助法律的手段对“恶性竞争”做出定义，说明其表现，并对其违反后的惩罚措施做详细说明，明确相关责任方，以达到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目的.
3．3行政手段。行政手段是指政府赋予其下属的行政管理机构，通过采取行之有效的管理行为，对参与市场行为的主体及其行为进行行政管理。行政管理具有一定的强制性色彩，但其实施的主要依据是国家的行政法规。例如，政府对不达标的疫苗生产商下令，让其在有效天数内进行整顿，并处以问责、罚款等警告措施;如在规定天数内没有实现有效整改，就可下令关闭其生产场所。需要注意的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三种有效手段并不是单独存在的，其在使用时相辅相成，共同为了营造良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而发挥其作用，为了实现国家经济的经济发展新常态而进行区域经济的统筹，使区域经济可以在市场经济的秩序下协同发展，最终实现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例如，政府可以首先通过法律手段来制定规范市场经济的法律法规条例，然后再依据实际的市场运行、供给状况来进行行政整顿，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政策倾斜”来帮助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区域进行整改，积极引进科技和人才资源，让各市场要素在区域间广泛地流动起来。宏观调控区别于市场经济的一点，就是其“整体性”和“前瞻性”这两个基本属性，做到心中有国家，胸中有市场综上所述，国家宏观调控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已经成为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时的两大主题，政府的宏观调控主要在区域经济的发展中起到优化市场资源配置，加强各区域市场联系的目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宏观调控就没有其弊，只是较之于市场经济自身调节所能带来的缺陷而言，国家宏观调控可以在最大限度和范围内帮助市场规避这种风险，以保证市场健康有序地发展。而作为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主要用到的三种手段，需要注意三者间是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只有通过其的共同作用，才能保证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区域经济发展是我国国民经济反战中举足轻重的一部分，直接关系到我国经济体系的建立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考虑到我国在地区经济发展是所表现出来的不协调性，就越发凸显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必要性。
作者:张璐单位:中共陕西省委党校经管部
宏观经济领域篇10
摘要国家在管理宏观经济时会采取许多经济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种，两者间相互配合、相互依托，以此来调节我国宏观经济沿着正确、健康的道路快速发展，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本文将结合相关理论和现实实际，分析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这两种经济管理手段的相同点和异同点，并且对当前两者的配合情况进行概述，找出问题并依据实际情况提出具有可行性的建议。
关键词货币市场财政政策互相配合
宏观调控是我国最为基本的经济政策，既可以调整国民经济的走势，保证国民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又能够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各参与体最大的自由，而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方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相关理论概述
所谓货币市场，是指由政府、银行及工商企业发行的短期信用工具所构成的金融市场，国家对于货币市场的调整，主要依靠调整货币供应量、银行利率、信贷规模调整、收放现金供应和存款准备金等手段实现。
相比货币市场，财政政策的概念更为广泛，主要是对于社会的总需求进行调节，其主要手段是政府预算的调整、税率变化、税种增减、公债、刺激性财政支出、专项补贴等等。两者中货币市场一般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财政政策不仅涉及经济领域，而且其财政资金的无偿性决定了其在非经济领域亦能发挥相应的作用。
由于货币市场的对象是单纯的经济领域，所以其起效时间短、效果直接，但是从长远来看，货币市场更应该侧重于调整，暂时的维护经济的稳定，但是无法真正解决我国宏观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财政政策能够通过各种手段改进产能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整国民负担，能够在本质上解决经济领域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一种能够治本的经济手段。
二、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配合中的问题
由于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的不同属性，所以两者之间虽然能够互相配合，但是由于两者的属性、方法不同，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情况下会产生不同的效果，所以必然具有相互间的矛盾和阻碍。
1.关于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之间“松”与“紧”的问题。任何政策都必然具有“松”与“紧”的问题，且都是由现实的环境和政策的最终目的所决定的，在经济生活中，对于“送”或“紧”的要求更为严格，否则极易引发经济过热或经济减缓，所以，两者之间必须掌握平衡。比如，当社会经济膨胀时，便需要实行紧的货币政策和松的财政政策，而在税收、公债等问题上，两者也有着一定的矛盾。
2.财政透支引起的矛盾。目前，我国财政透支总额较多，这就导致了流通总量的增加，继而影响了和商品供应的平衡，引起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的产生，这就导致了货币市场的虚假繁荣。但是财政政策一旦收缩，货币市场极易产生泡沫，或者大量带有投机性质的热钱流入实体市场，对我国的经济基础造成一定的损害。
3.财政信用的发展不利于两者相结合。近年来，财政信用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即财政所无偿集中的资金以信用的形式进行的借贷活动。这样的活动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财政资金的可用性，也可以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无法保证预算资金的平衡，进而将这种不平衡转移到了金融机构，极大地影响到信贷的平衡，间接地导致了通货膨胀的产生。
三、对于处理财政政策和货币市场相互配合问题的建议
促进财政政策和货币市场的平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对于两者的有效配合，应当有以下几条途径：
1.完善相关法律、政策。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从本质而言，是国家为了调控宏观经济而采取的一种以经济方式为载体的行政手段，其本身有着很重的政策趋向性。但目前我国对于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的立法相对不完善，导致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之间的做法不一致，不能形成“全国一盘棋”的正常局面，这无疑不利于经济工作的展开。所以，国家必须加快有关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的立法，使得政府采取这两种手段时能够有法可依，进而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两者的配合。
2.做好协调工作。对于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之一，故对于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这两种主要的宏观调控手段，财政和银行部门应当加强联系、做好协调，并且树立确认职责、分口使用、分开管理、自我负责的观点，不能各行其是，更不允许互相推诿情况的发生，使货币市场和财政政策这两种手段能够真正的发挥应有的作用。
3.坚持财政自我平衡。财政的平衡是货币市场平衡的基础，不能或者少用从银行借款、透支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否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甚至有可能导致财政愈穷、货币越热、通胀越重的恶性循环。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的就是不能实施“赤字”政策，应当加强税收管理、节约不必要开支、优化产能结构，做到量入未出，将赤字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以此来维护经济的良性健康发展。
四、结束语
货币市场与财政政策在经济领域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两者都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相辅相成、互相促进，因此，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做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这两种重要的宏观经济调控手段的协调和配合，对于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有着极为重要的实际意义。
参考文献
[1]刘毅.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财政货币政策协调问题研究[D].湖南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