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1
关键词：剩余价值创造性劳动剩余计量价值
笔者多次学习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劳动价值论部分，后来发现，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创造价值中的劳动实际上指的是重复劳动，因为，只有重复劳动才存在所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问题。同时，在马克思看来，创造性劳动的成果往往是被无偿地吸收到资本当中的，所以，虽然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与创造性劳动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创造性劳动放入他的劳动价值论的考察中。而在现代知识经济形态中，创造性劳动日益重要，当我们转向重点考虑创造性劳动并提出“创造性劳动创造剩余”的命题时，就会发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存在着一些不协调的地方，但经过适当的处理，我们能够拓展剩余价值论，使之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
一、剩余价值中的矛盾：剩余价值是总体的存在还是个别的存在
1、根据价值规律，从整个部门或社会来看，不存在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商品的价值量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以使用价值为前提，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的劳动时间。复杂劳动是简单劳动的倍加。并且，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
由此出发，我们不难发现，对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恰好就处于“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因而，社会总产品的价值=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总和）！也就是说，就个别企业来说，可能由于其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它仍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或价格出售，所以，它能获得剩余价值。但对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就不存在剩余劳动时间，没有剩余价值！从直观上来看，这是因为还有一部分企业的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它是亏损的。从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来说，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盈余的总和恰好等于个别劳动时间高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企业的亏损的总和，两方面相抵，整个部门或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之和等于零！
2、从部门结构来分析，又必须用到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条件时，如对于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两大部类来说，简单再生产的条件是Ⅰ（V+m）=ⅡC，却忽视了或抛开了“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这个限制，将一个部门或社会的各个企业的C、V、m分别加总。在利润理论中，如阐述利润平均化时，也是这样加总的：个别资本的利润首先在一个部门内部平均化，然后在整个社会资本的总和中平均化为一般p′，即平均p′，就有总利润率，即∑m：∑（C+V）或=∑m/∑（C+V）或=社会剩余价值/社会总资本。
这就使得部门结构分析与整体分析在剩余价值上产生了一个内在的矛盾。
3、企业微观层进到部门宏观层对剩余价值分析。我们都很熟悉，马克思在企业这个微观层次上分析剩余价值的来源时采用的是另一套概念，这就是劳动力的价值、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等等。他认为，劳动者在劳动的一段时间内，只是再生产自己劳动力的价值，这个叫必要劳动时间，这段时间耗费的劳动叫必要劳动。而超出必要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它就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两种方法或情形，一是工作日的延长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称之为绝对剩余价值。另一种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按照生产力水平与单位商品成反比的规定性，一个企业，只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其超过社会平均水平，就会使其商品的个别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这样，他还会获得一个个别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差额，即超额剩余价值。显然，这个超额剩余价值来源于创造性劳动，正是创造性劳动提高了个别企业生产的技术水平，而创造性劳动成果是被无偿吸收到资本当中的。但是，在同一生产部门内部，一个企业这样做，其他企业也会这样做。因此，会使得劳动生产力普遍提高，超额剩余价值消失。其实，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同样如此，并且当大家都延长工作日时，绝对剩余价值也会消失。
这表明，个别企业可能存在剩余价值，但整个部门、整个社会可能并不存在剩余价值，特别是从长期来看更是如此。
4、“总体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静态均衡的分析方法。第1节的整体分析中，其隐含的种种条件是，一个部门有许多企业，它们生产同类产品，在市场上展开充分的竞争，市场供求相等，生产的所有产品正好全部能卖出去，价格也刚好达到均衡价格，实际上它等于价值。所以，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的条件，存在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总价值。这就包括，有的企业可能刚好属于这样的“正常平均”条件，因而刚好按其个别价值等于社会价值，并按这个价格出售商品，不亏也不赚。显然，“正常平均”条件之下的企业会亏损，而“正常平均”之上的企业能有盈利，但两方面刚好相抵。这样，整个部门或社会是平衡的。当“正常平均”移动到另一个水平上以后，虽说技术水平提高了，或者工作日延长，或者工作日缩短了，情况同样如此，整个社会不会有剩余价值。
在这里，劳动力市场是否也处于均衡状态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劳动力市场是均衡的，那么劳动力的均衡价格就等于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实际上会根据其劳动力预期创造的价值来出售）。这意味着只有劳动生产率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才能在这种劳动力价值水平上盈利。相反，如果劳动力供求不平衡，第一种情况是供过于求，劳动力的价格将低于其所预期创造的价值的水平，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整个部门或社会才存在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分别，也即存在剥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会使一些“正常平均”水平之下的企业也能盈利，但有些距离“正常平均”水平太远的企业仍然可能亏损，尽管它剥削了劳动力。第二情况是供不应求，自然不存在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力价格过高，只会使那些生产率大大高于平均水平的企业盈利。
经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容易得了一个结论：对剩余的剥削是与市场结构相联系的。不过，我们又要提出一个新问题：在不存在对劳动力剥削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剩余呢？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性质或者从何而来呢？我们先提出这个问题，留待后面作解答。
5、“微观宏观结合分析”所隐含的前提是一种非均衡的市场结构，采用的是动态分析方法。在第3节中，竞争和技术进步是导致市场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一个企业采用先进技术，其他企业纷纷跟进，最后，这种技术成为一个部门的常规技术，在整个过程中，并不存在一个“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工作日的变化或劳动强度、劳动熟练程度的变化同样如此。当然，工作日一般是缩短的，“劳动强度”一般来说是趋于下降的，劳动熟练程度则是趋于提高的。这样，基于产品成本差异的市场竞争也使供求处于不均衡状态中。同时，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力，也会使劳动力的供求产生不均衡。只有当一个部门或全社会都使用新技术之后，新技术成为常规技术的时候，才出现“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而“劳动的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也差别不大，于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均衡的市场结构，我们也可能依据价值定义的方法来衡量商品的价值。这时，各企业差别不大，整个部门或社会不存在剩余价值。如果个别企业又采用更先进的技术，而且它生产的商品产量没有达到打破市场形成的均衡的条件下，它就只对市场系统产生“微扰”作用，这个企业是可能获得剩余价值的。而实际上，在竞争的市场中，这种“微扰”作用总会放大，打破市场的均衡，因为该企业的成本低，能以更低的价格销售产品，迅速扩大市场份额，使同类产品出现供大于求，一些仍采用传统技术、成本高的企业生产的产品就会卖不出去。只有当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迅速扩散并最终被大多数企业所采用时，这种更先进的新技术又会决定一个新水平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并成为决定价值的基轴，而剩余价值也迅速消失。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2
关键词：一般均衡；价值规律；自由竟争
abstract:thegeneralequilibriumtheoryisnotthepatentofwesterneconomics.Beforewalras,marxhadexpoundedtherelationbetweengeneralequilibriumandparetooptimum,thenatureofexistenceandstabilityofgeneralequilibriumminutely,andputforwardsystematicalgeneralequilibriumtheorythereby.althouthmarxiangeneralequilibriumtheoryhasnotobtainedastrictform,itisdeeperthanthewesterngeneralequilibriumincontent.
Keywords:Generalequilibrium;Lawofvalue;Freecopetition
在中外经济学界，一提起一般均衡理论，人们就会立即想到瓦尔拉斯体系和阿罗—德布鲁模型。这样，一般均衡理论似乎就成了西方经济学的专利。实际情况当然不是如此。在瓦尔拉斯之前，马克思就深入分析了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对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等问题，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从而提出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的提出不仅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早，而且在思想上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一、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
在经济学中，均衡的严格意义是指经济主体行为的相互一致。在市场经济中，如果某种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就说明卖者的销售行为和买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实现局部均衡。如果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就说明所有卖者的销售行为和所有卖者的购买行为相互一致，市场就达到一般均衡(1)。马克思十分重视一般均衡的重要性，认为它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必要条件。他明确指出：“要想得到和各种不同的需要量相适应的产品量，就要付出各种不同的和一定数量的社会总劳动量。这种按一定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必要性，决不可能被社会生产的一定形式所取消，而可能改变的只是它的表现形式，这是不言而喻的。”(2)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社会总劳动量根据不同的社会需要量在不同产品生产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的问题，是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必需面对和解决的一个基本经济问题，所不同的只是，不同社会按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的具体形式会有所不同。显然，如果社会总劳动量按不同产品的社会需要量进行了正确的分配，那么，各种产品的社会供应量和社会需要量就都相等，人们对所有产品的生产行为和消费行为就是严格一致的。因此，社会总劳动量按正确的比例在不同产品之间分配的状态，实际上就是一般均衡状态。
以上所述是一般均衡最一般的含义，它对任何社会都是适用的。在商品经济社会，一般均衡将采取某种特殊的形式。“在社会劳动的联系体现为个人劳动产品的私人交换的社会制度下，这种劳动按比例分配所借以实现的形式，正是这些产品的交换价值。”(3)这是因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产品取得了商品的形式。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商品生产者都是独立地进行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样生产，完全是个人的私事，劳动产品也归生产者自己占有和支配，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具有私人的性质，是私人劳动。“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4)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分工，商品生产者又是互相联系和互相依赖的，私人劳动的总和形成了社会总劳动，因此，生产商品的劳动又具有社会的性质，是社会劳动。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这种社会性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必须作为一定的有用劳动来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从而证明它们是总劳动的一部分，是自然形成的社会分工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只有在每一种特殊的有用的私人劳动可以同任何一种有用的私人劳动相交换从而相等时，生产者的私人劳动才能满足生产者本人的多种需要。完全不同的劳动所以能够相等，只是因为它们的实际差别已被抽去，它们已被化为人类劳动力的耗费，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所具有的共同性质。”(5)私人劳动的这二重社会性质，前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对别人有用，后者反映为产品必须具有共同的社会实体。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是矛盾的，这种矛盾表现在：作为私人劳动，生产纯属个人的私事，生产者可以自由支配生产，产品也归私人所有；作为社会劳动，他的生产不能离开社会来进行，他的产品必须满足社会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这一矛盾只能通过商品交换来解决。如果商品生产者能顺利地把商品卖出去，他所生产的商品的使用价值就可实现为社会的使用价值，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得到解决。反之，如果商品卖不出去，那就说明，尽管他的商品是为社会生产的，但事实上社会并不需要，他的私人劳动得不到社会的承认，不能实现为社会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不能得到解决。因此，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正是这个基本矛盾，使得支配资源配置的依社会需要量“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的规律，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取得了价值规律的形式。
价值规律实际上表明了，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实现为社会劳动的数量界限。因为价值规律首先是关于商品价值决定和实现的规律。而商品的价值决定和实现，实际上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个层次是单个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马克思把商品的价值看作人类劳动的凝结，认为商品的价值量应该用它所包含的人类劳动的量来计量，后者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劳动时间，不是个别生产者生产商品实际耗费的劳动时间，而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6)这就是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第二个层次是某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和实现问题。在论述这个问题时，马克思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首先指出了提出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必要性。他写道：“说商品有使用价值，无非就是说能满足某种社会需要。当我们只是说到单个商品时，我们可以假定，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而用不着进一步考察这个有待满足的需要的量。但是，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7)这个“社会需要，即社会规模的使用价值，对于社会总劳动时间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来说，是有决定意义的。”(8)如果把一个部门生产的商品总量当作一个商品来看，它的价值就由该商品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量来决定。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是指将社会所支配的总劳动量，按照对每种产品的特定数量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给不同的生产部门。每个生产部门依此分配的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才是社会必要劳动量。“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进行生产时，它们才能卖出去。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是才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社会在一定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这样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一种产品上。”(9)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数量，同要由这种产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大，那么这种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就有一部分得不到社会的承认，这个商品量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小得多，这个商品量必然要低于它的市场价值出售，其中一部分甚至卖不出去。与此同时，如果用来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劳动量，同要由这种商品来满足的特殊的社会需要的规模相比太小，这些商品在市场上实际实现的社会劳动量，就比它们实际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大得多，这些商品必然要高于它们的市场价值出售，它们的一部分社会需要甚至不能得到满足。只有当生产所有商品的社会劳动量都是按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进行分配时，这些商品生产上耗费的社会劳动量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些商品才能全部按市场价值出售。此时，所有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市场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当一般均衡实现时，资源的配置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致于不可能在不减少其他商品产出的情况下增加某种商品的产出。因此，一般均衡状态是帕累托最优的。
二、一般均衡的存在性
马克思在论述一般均衡的含义时，实际上提出了价值体系和均衡价格体系的概念。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是商品的内在属性，是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一个商品的价值只有在交换过程中，通过与之相交换的另一个商品才能相对地表现出来。在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交换中，一个商品的价值是通过与之相交换的货币来表现的。因此，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形式。商品的社会价值或市场价值，就其表现形式来看，也就是商品的市场价格。当各种商品的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恰好相等时，各种商品就按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这样的一组市场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体系。因为价格是价值的表现形式，所以，各种商品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出售，实际上就是按与各自的市场价值相一致的市场价格出售。因为这样的一组市场价格保证了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以，这组市场价格实际上就是均衡价格体系。
那么，这样的一组均衡价格在理论上是否存在呢？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格是商品内在价值的外在表现，均衡价格是和价值相一致时的市场价格，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和各自的市场价值严格一致的。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实际上就是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而商品按价值出售意味着商品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10)“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来交换或出售时理所当然的，是商品平衡的自然规律。”(11)因此，价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又可归结为各种商品供给和需求同时相等的可能性问题。在马克思看来，商品供给和需求相等的条件是在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和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对某一种商品来说，“要使一个商品按照它的市场价值来出售，耗费在这种商品总量上的社会劳动的总量，就必须同这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即同有支付能力的社会需要量相适应。”(12)对所有商品来说，“如果这种分工（指社会分工——引者）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它们的价值（后来发展为按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一种需要，那末，社会产品总量的使用价值就取决于这个总量是否适合于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特殊数量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特定数量的社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13)因此，均衡价格体系的存在性问题，可以进一步归结为社会总劳动按不同社会需要的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可能性问题。那么，社会是否可能作到按由各种商品的社会需要量所决定的正确比例分配社会总劳动量呢？
在马克思看来，至少从理论上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肯定的。这是因为，如果经济社会根本不能作到依社会需要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时间，那就等于说经济社会天生就是不稳定的，总是处于供需失衡状态，资源配置永远不可能达到最优状态，而“按比例分配社会劳动”这一提法本身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价值规律自发的、事后的调节作用，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有逐步接近其均衡价格的趋势。他指出：“商品的价值规律决定社会在它所支配的全部劳动时间中能够用多少时间去生产每一种特殊商品。但是不同生产领域的这种保持平衡的经常趋势，只不过是对这种平衡经常遭到破坏的一种反作用。”(14)可见，在马克思看来，第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商品市场供给和市场需求保持均衡，从而各种商品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相一致，是一种实际存在的“经常趋势”；第二，这种保持均衡的“经常趋势”是通过各种商品的供求失衡，通过各种商品市场价格对均衡价格的不断偏离而实现的。商品的市场价格以价值或均衡价格为中心而上下波动，不仅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且是价值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的唯一可能的表现形式。“只有通过竞争的波动从而通过商品价格的波动，商品生产的价值规律才能得到贯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这一点才能成为现实。”(15)
马克思不仅肯定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而且在论述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为瓦尔拉斯定理的重要思想。在马克思看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的基本问题，是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因为社会产品的全部实现，意味着社会产品的各个部分已经全部转移到需要它们的各个购买者手中。如果社会产品可以全部实现，那么社会产品就可在价值形态上补偿生产中消耗掉的全部资本价值，同时在实物形态上补偿生产和生活中所消耗的全部物质资料，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可全部得到解决。所以，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所要研究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而社会产品的实现问题，也就是社会产品总供求的均衡问题。只要社会产品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均衡的，那么社会产品价值的实现就不成问题，社会总劳动就能全部得到社会的承认。只要社会总劳动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那么，各种商品就都能实现供求均衡，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可以实现均衡，社会总劳动消耗就都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社会资本再生产就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如果社会总劳动不是根据社会对各种商品的需要按比例地进行分配的，就会导致一部分商品就会供过于求，另一部分商品求过于供，社会产品的总供求就不能达到均衡，此时，社会产品各部分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社会资本再生产就不能顺利进行下去。可见，各种商品同时实现供求均衡，是社会总产品实现总供求均衡的充要条件。因此，如果一个社会生产n种商品，社会产品实现了总供求均衡，同时n-1种商品实现了供求均衡，那么第n种商品也必然实现供求均衡。
三、一般均衡的稳定性
如果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如果经济体系最初不处于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实现一般均衡？或者说，如果经济体系偏离了一般均衡状态，它能否恢复到均衡状态？马克思在评价布阿吉尔贝尔的劳动价值论时，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布阿吉尔贝尔是经济学说史上最先提出第二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经济学家，从而也是最先认识到一般均衡重要性的经济学家。他认为，社会生产各部门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要使国民经济保持健康发展，就必须使这些部门之间保持适当的比例关系；各种商品按由劳动耗费决定的“真正价值”进行交换，是实现这种比例关系的前提；自由竟争是实现各种商品按“真正价值”相交换的社会过程。马克思对布阿吉尔贝尔的这种见解给予了肯定的评价，他写道：“布阿吉尔贝尔就他在这方面（指劳动价值论——引者）来说，虽然不是有意识地，但是事实上把商品的交换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用个人劳动时间在各特殊产业部门间分配时所依据的正确比例来决定‘真正价值’，并且把自由竟争说成是造成这种正确比例的社会过程。”(16)这说明，在马克思看来，通过自由竟争的社会过程，价值规律可使社会总劳动按正确比例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论述了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机制——自由竟争调节社会总劳动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进行分配的实际过程。在马克思看来，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期，社会所能支配的劳动总量都是个既定的量，因此，按社会需要量正确地分配给各个生产部门的社会劳动量之间，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由此决定的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之间，也存在相应的比例关系。所以，各种商品的市场价值和与之相适应的各种商品的均衡价格，都具有相对的意义。这样，如果某些商品生产上分配的社会劳动量过多，则另外一些商品生产上所分配的社会劳动量就必然过少。其结果，前一类商品供过于求，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商品的市场价格抬高到市场价值以下，后一类商品求过于供，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将把市场价格压低到市场价值以上。结果，前后一类商品市场价格的下降将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退出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减少。另一方面，这类商品市场价格的降低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增加。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减少，需求将比原来增加，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高。对后一类商品来说，市场价格的上升导致生产条件较差的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使这类商品的生产和供给量增加。另一方面，这类商品的市场价格提高又会导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总的结果是，这类商品的供给将比原来增加，需求将比原来减少，市场价值也将比初始水平略低。这一过程将一直进行到所有市场同时出清，所有商品的市场价格都达到市场价值的水平为止。因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确实有达到一般均衡的客观趋势。
上述自由竞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在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下，通过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趋向其市场价值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看来，这个机制只适合于简单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当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这一机制会发生部分的变异。他指出，“如果商品都按它们的价值出售，那就象已经说过的那样，不同生产部门由于投入其中的资本量的有机构成不同，会产生极不相同的利润率。但是资本会从利润较低的部门抽走，投入利润较高的部门。通过这种不断的流出和流入，总之，通过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根据利润率的升降进行的分配，供求之间就会形成这样一种比例，以致不同的生产部门都有相同的平均利润，因而价值也就转化为生产价格。”(17)这段话包含这样几层含义：第一，在剩余价值率相等的条件下，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不同，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不同，其利润率也必然不同；第二，各部门利润率的差别将导致部门之间的竞争，使资本从利润率较低的部门流向利润率较高的部门；第三，部门之间的竞争和由此引起的资本在不同部门之间的转移，将使社会总劳动在各生产部门进行重新分配；第四，这个过程将导致利润转化为平均利润，从而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因此，在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后，自由竟争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通过市场价格与供求关系的相互作用，使市场价格趋向于生产价格而不是市场价值来实现的。不过，由于社会的生产价格总额和价值总额相等，同时价值的变动调节着生产价格的变动，所以，生产价格对市场价值的偏离以及生产价格对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不是对价值规律的否定，而是价值规律作用形式的变化。
尽管马克思承认，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经济体系有达到一般均衡的趋势，但他又认为，经济体系由失衡到均衡的调整过程，是一个充满摩擦的过程。他指出：“资产阶级社会的症结正是在于，对生产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识的社会调节。”(18)在发达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生产者只有通过产品的跌价和涨价才亲眼看到社会需要什么、需要多少和不需要什么。因此，商品的供求失调是一种经常性的状态，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在达到一般均衡之前，一些商品供给过多，而另一些商品则供给过少。在前一种场合，一部分社会劳动被浪费掉了，在后一种场合，又有一部分社会需要不能得到满足。在这两种场合，商品交换都只能在“错误的”的价格上进行。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资本主义经济不仅会导致结构性的失衡，而且会导致总量性的失衡。因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是贫富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使广大群众的消费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从而导致总的有效需求不足，引发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状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19)经济危机的存在及其导致的生产力的严重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因此，尽管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它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
四、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比较
前面的论述表明，马克思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一般均衡理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与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在含盖的内容上是基本相同的，都涉及一般均衡的存在性、稳定性、一般均衡与帕累托最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但两者之间的差别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理论基础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相对价格不仅取决于商品本身的供求关系，而且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价格，从而取决于相关商品的供求关系。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把价值视为商品经济所特有的一个范畴，并从分析价值的现象形态——交换价值出发，指出价值是进入交换的所有商品包含的共同的东西，这个共同的东西就是劳动——一般人类劳动。这样，马克思就把价值的实体归结为一般人类劳动，认为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品交换只是个现象，其本质是商品生产者之间劳动与劳动的交换。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第二，分析方法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是由瓦尔拉斯最初提出的，后来经过帕累托、希克斯、诺伊曼、阿罗、德布鲁和麦肯齐等人的改进和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马克思十分重视对数学方法的运用，他在分析一些理论问题，例如社会资本再生产问题的时候，也运用了一些简单的数学模型。但是，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第三，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不同。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对一般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西方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因此，尽管西方一般均衡理论也认识到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不一致和非市场出清的可能性，但是由于这个理论把一般均衡的稳定性绝对化，所以，它总是试图在理论上寻找避免非市场出清条件下出现交易的可能性。为此，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提出了两条可能的“出路”：一是设想存在一种机制使得人们根本不可能在错误的价格上进行交易，二是设想价格的调整过程是如此迅速以致于人们来不及进行“错误的”交易。前一设想就是瓦尔拉斯和埃奇渥斯的“重订契约特权”，后一种设想就是马歇尔的“瞬时调整过程”。然而，无论是“重订契约特权”还是“瞬时调整过程”，都不是现实经济生活的真实写照。对于前者，人们不知道那位全能的“价格制定人”是谁，也不知道谁可以赋予交易者以“特权”。对于后者，信息的不完全和信息成本不为零决定了价格调整的速度不会很大，更不用说接近无限了。如果交易者没有“特权”的保护，而价格调整的速度又不会很快，那么在非均衡出现之后和调整到均衡之前的这段时间内，就一定会出现市场非结清条件下的“错误”交易。因此，西方学者所谓的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但市场价格与均衡价格的不一致，或者说，市场价格围绕均衡价格的上下波动，不是说明价值规律失效，而正是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表现形式。在价值规律的自动调节下，各种商品的市场价格具有一种不断逼近其均衡价格的经常性趋势。因此，一般均衡是可以达到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经济制度。但是，一般非均衡向一般均衡的调整是一个充满摩擦的动态过程。因此，市场经济又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所以，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最后，对市场经济命运的看法不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论的价格调节机制假设交易费用为零，认为一般均衡的实现是无摩擦的，市场经济是完全有效的，对经济运行进行社会调节是不必要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而且应该一直存在下去。这显然是一种把市场经济理想化的做法。在这种做法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不能承认市场经济有缺陷，如果承认它有缺陷，就等于承认要抛弃市场经济。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则认为，一般均衡作为一种趋势是存在的，但通过价格机制的自动调节实现一般均衡的过程是有摩擦、有成本的。因此，市场经济是可行的，但它又是有缺陷的，即存在“市场失灵”。这突出表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造成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经济危机以及由此造成的生产力的巨大破坏，表明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市场经济的这种局限性，只有通过计划经济才能得到消除。“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的预定的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20)马克思关于市场经济是一种可行的和有缺陷的经济制度的看法，已被大量经验事实证明是正确的。但有三个问题马克思似乎不曾考虑过：第一，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有缺陷的经济制度，那么它的缺陷可否通过某种改良的方式，如政府的宏观调控，至少部分地加以克服？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可以得到大量事实的支持。第二，如果代替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是可行的，那么它是否就没有任何缺陷？对于这个问题，如果考虑的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模式(21)，而是现实存在的计划经济，那么回答似乎应该是否定的。第三，如果没有一种现实存在的经济制度是“理想”的，那么经济制度的优劣就只是相对的。因此，进一步的问题似乎应该是，判断和选择经济制度的标准是什么？根据马克思的基本观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该是明确的，即经济制度只能根据其对生产力的作用来判断。就此而论，大量的经验事实明显支持这样的观点，即市场经济虽然有缺点，但它是一种比计划经济更有效的经济制度。
注释
(1)这个定义没有考虑自由物品的情况。
(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3)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8页。
(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5页。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0页。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2页。
(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6页。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717页。
(1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1页。
(11)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
(12)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3)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716页。
(14)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94页。
(15)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5页。
(16)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2年，第43~44页。
(17)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18~219页。
(18)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第369页。
(1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548页。
(20)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第209页。马克思认为，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社会的一切生产资料归全社会共同所有。而这又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容纳的生产力都得到充分发挥为前提。“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胞胎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导言》，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页。
(21)马克思所说的计划经济只是一种理论上的设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对一种并不存在的经济制度进行判断似乎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主要参考文献
(1)哈尔·瓦里安，《微观经济学》（高级教程），经济科学出版社，北京，1997年。
(2)H·范里安，《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2000年。
(3)高鸿业，《西方经济学》，中国经济出版社，北京，1996年。
(4)鲁有章、李宗正，《经济学说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79年。
(5)汤在新，《近代西方经济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1990年。
(6)汤在新，《〈资本论〉续篇探索》，中国金融出版社，北京，1995年。
(7)刘涤源、谭崇台，《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武汉，1990年。
(8)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9)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10)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2年。
(11)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1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年。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3
关键词：平衡,均衡,宏观调控
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两种既联系又区别的经济学理论，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两种理论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都有其实践性，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一、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和政治经济学的平衡的概念比较
西方经济学的均衡是“equilibrium”在经济学中的解释有：1.equilibriumasabalanceofforces,即多种力量的平衡；2.equilibriumasastateofrest(astationarystate),即一种静止的状态；3.equilibriumasastateofuniformmovement(asteadystate),即一种不变的运动状态；4.equilibriumasaconstrainedmaximum,即被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5.equilibriumasanoptimum,即最优化；6.equilibriumasrationalaction,即理性的行为；7.equilibriumasasituationofconsistentplans,即计划一致的情形[1]。论文参考。所以均衡被我们理解为任何一个经济决策者都不能通过改变自己的决策以增加利益时的状态。
政治经济学中平衡所使用的单词是“balance”比如“Sofarasthebalanceisrestoredbythefactthatthebuyeractslateronasasellertothesameamountofvalue……”[2],“balance”的释义为：“conditionsofbeingsteady,conditionsthatwhentwoopposingforcesareequal.”。显然政治经济学中的“balance”与西方经济学中的“equilibrium”有其不同的内涵。
平衡主要包括两层含义：货币需求和商品价格总额相适应；社会再生产中总产品的实现。
二、马克思的典型平衡理论简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创立了平衡分析法，指通过对事物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相对平衡状态进行研究，从而揭示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一种方法。马克思在分析价值和价格的关系、分析平均利润和生产价格的形成、分析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中都用到了平衡分析思想，但是我个人认为主要集中在第二卷第二十章和第二十一章阐述的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1、简单再生产。我们知道简单再生产的均衡条件是：
马克思在“先不考察作为交换媒介问题的货币流通”的情况下，专门研究了简单再生产中实物量在第Ⅰ、Ⅱ部类内部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交换比例，从而得出简单再生产中价值补偿与实物补偿的条件：Ⅰ（V+m）＝ⅡC即基本均衡条件表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减去投入的不变资本后等于Ⅱc。因此，生产时投入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多于或少于Ⅱc时，平衡不能实现。另两个方程揭示出：第一部类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于Ⅰc+Ⅱc，第二部类的社会不要劳动时间等于Ⅰ（v+m）+Ⅱ(v+m)。论文参考。
2、扩大再生产。扩大再生产在简单在生产的基础上放弃没有积累的假设，将m的一部分用于积累，用于扩大生产追加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别用c和v表示。设m用于消费的部分为，用于积累的部分为，则推导出扩大再生产的均衡方程式为：
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的条件表明：社会再生产过程“既要受社会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相互之间的比例的制约，又要受它们的使用价值，它们的物质形式的制约”[3]。即要使社会资本再生产顺利进行，必须使生产生产资料的部门Ⅰ和生产生活资料的部门Ⅱ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保持实物量的平衡和价值量的平衡，即总量和结构都要平衡，甚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了在第Ⅱ部类的内部必要生活资料和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也要平衡[4]，为此要求第Ⅰ、Ⅱ部类及部类内部各部门协调发展。
所以，可以看出平衡包含了：1.在价值量上，各部门的供给和需求应相等；2.在结构上各部门提供的实物量必须供需相等；3.在进行投资时，必须应用宏观调控使各部门间以及各部门内部的比例协调。
三、西方经济学的均衡理论简述
《萨缪尔森词典》中对均衡的定义为“在经济学中，其含义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化的经济力量处在一种均衡静止、不再变化的状态，其价格和数量使购买者和供应商达到愿望一致。”均衡分析方法是在对研究的问题所涉及的诸经济变量（因素）中，假定自变量是已知的或不变的，然后，分析当因变量达到均衡状态时会出现的情况及需具备的条件，即所谓均衡条件。均衡分析可分为一般均衡分析和局部均衡分析。一般均衡分析，是指在充分考虑所有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情况下，考察整个经济系统完全达到均衡状态时的状况，和达到均衡的条件。局部均衡分析假定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考察单一的商品市场达到均衡的状况和条件。
一般均衡论是研究整个经济体系的价格和产量结构如何实现均衡的一种经济理论，所以也称为总均衡分析。它由19世纪末里昂·瓦尔拉斯提出。一般均衡分析把整个经济体系视为一个整体，从市场上所有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是相互影响、相互依存的前提出发，考察各种商品的价格、供求同时达于均衡状态条件下的价格决定问题。一般均衡分析重视不同市场中的商品的产量和价格的关系，强调经济体系中各部门、各市场的相互作用，用公式表达为：
是一种比较全面的分析方法。但由一般均衡分析涉及到的经济变量太多，而这些经济变量又是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因而使用起来十分复杂和困难。
局部均衡是指某一时间、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所达到的均衡，是一个市场上的均衡。如果假定某一市场对其它市场不产生影响，其它市场对这一市场也不发生影响，即孤立地考察某一市场的某种商品（或生产要素）的价格或供求量达于均衡的情况，就是局部均衡分析，或称局部均衡论。马歇尔是局部均衡论的代表人物，他在其价值论和分配论中广泛运用了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例如，他的均衡价格论，就是假定其他条件不变，即假定某一商品的价格只取决于该商品本身的供求状况，而不受其他商品价格、供求状况等因素的影响，这一商品的价格如何由供给和需求两种相反力量的作用而达到均衡。
四、西方经济学均衡理论与马克思平衡理论的比较
1.从假定前提来看，平衡分析假定市场是出清的，是完全竞争的市场。即此时供求是一致的、信息是充分的，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是自由流动的。均衡分析法的假设前提是变化的：一般均衡分析跟平衡分析一样，假定市场是出清的；局部均衡则认为市场是不对称的，是非完全竞争性的。
2.理论基础不同。均衡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均衡价格论，均衡价格论主要关注的是不同商品之间的交换比例，或不同商品相对价格的确定问题。这种均衡价格论只是停留在价格的现象形态上，它不涉及价格的内容——价值及价值的实体和本质等问题，因而是一种没有价值论作基础的价格论。平衡理论是建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之上的。对这个理论来说，价值的实体和本质是价值论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这样，通过对商品价值的分析，马克思揭示了被商品交换这种物与物之间的关系所掩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论文参考。从这个意义上看，马克思的一般均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要深刻得多。
3.从行为主体的界定来看，平衡分析把消费者和厂商等行为主体界定为一定资本关系的人格化。“这种生产方式的主要当事人资本家和雇佣工人，本身不过是资本和雇佣劳动的体现者，人格化，是由社会生产过程加在个人身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是这些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产物。”[5]均衡分析中，一般均衡分析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经济人，即理性行为人，“经济人”思想把追求私利作为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公开确认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和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局部均衡则把经济主体界定为相互影响的经济人，即相对理性行为人。
4.分析方法不同。均衡理论是一套比较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从它产生至今，始终注重运用数学方法，对均衡的存在性、唯一性、稳定性及效率性等问题进行严格的证明。由于马克思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定性地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和过渡性，因此，他主要是对与一般均衡有关的问题进行文字说明和理论论证，而没有像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用高深的数学方法对一般均衡进行严格的证明。因此，马克思平衡理论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尽管这一理论的科学性是不容置疑的。
5.从主要结论来看，通过平衡分析法得到的经济结论时有阶级性的，这个结论是有利于劳动者阶级。均衡分析法得出的结论也具有阶级性，因为实质是研究经济利益在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和协调，所以不同的结论必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由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均衡理论和平衡理论对均衡稳定性的看法也就不同。一般均衡理论的目的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有效性，而马克思平衡理论的目的则是要证明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一般均衡，只不过是一种与现实经济生活无关的假想状态。马克思的平衡理论则认为，均衡的稳定性只是相对的。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一般均衡只是作为一种趋势而存在的，现实的状态往往是一般非均衡，市场价格和均衡价格往往是不一致的。所以，马克思的平衡理论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更现实，也更能经受经验事实的检验。
6.从政策导向来看，平衡分析法易导向宏观调控，其中包含的基本经济思想是：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因此要实现平衡，必须依赖政府的调控。均衡分析分易导向自由主义，因为这种方法认为供求双方的运动自然会达到均衡，政府的干预会破坏均衡的实现。
所以，我认为马克思的平衡理论虽然没有取得西方一般均衡理论那样“严密”的形式，但它在内容上显然要比西方一般均衡理论深刻得多。
[1]《商场现代化》2006.1下旬刊，总第456期第27页
[2]《资本论》第二卷第二十一章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438页。
[4]《资本论》第二卷第三篇第二十章第447-458页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4
1.均衡状态模型的建立
均衡状态，是指经济中各种对立的、变动着的力量处于一种力量相当、相对稳定、不再变动的状态。静态均衡分析抽象掉时间因素，变量的调整是瞬间完成的，其调整时间为零。劳动力市场静态均衡的形成决定均衡工资和均衡就业量，是通过劳动力需求双方在竞争中自发形成的，不受外力影响干扰。
根据国家统计局年度统计公报有关数据表明，全国高校本专科毕业生数量从2002年的134万人增长到2007年的448万人，同时期研究生教育毕业生从8.1万人增长到31万人。毕业生数量在5年间增长了三倍多。而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则保持相对平稳或略有增长。毕业生数量增幅明显高于社会需求的增幅，这点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1）基本状态描述
由于影响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市场因素极为复杂，完全揭示它们对供求的影响并不容易，在此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仅设定市场工资率是影响供求的唯一因素，则供给S和需求D都是工资率的函数。
图中，横轴代表就业L，纵轴代表工资率w，D为企业需求毕业生曲线，S为毕业生供给曲线。当工资率为we时，以we作为供给价格的劳动力供给的决策主体能够实现就业，以we作为需求价格的企业能够雇用到所需劳动力，此时，供给的决策主体获得最大效用；需求方满足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工资，形成一种相对静止、稳定的状态。此时，e为均衡点，由此形成的we和L为均衡工资率和均衡就业量。
（2）弹性大小的确定
劳动力需求量（供给量）变动对工资率变动的反应灵敏程度称为需求（供给）的工资弹性，简称需求（供给）弹性。劳动力需求量与工资率呈反向关系，因此需求弹性为负。劳动力供给量与工资率呈正向关系，其为正值。由于劳动力需求曲线都是在同一市场上无数企业需求曲线的叠加，有的企业对毕业生需求多，有的需求少，因此叠加后其曲线较为平缓。2.经济学分析
（1）起薪点下降
劳动力需求D与劳动力供给S共同决定均衡工资we，均衡就业量为L。在工资率不变条件下，其他因素的制约变化会引起劳动力供给变动，表现为供给曲线的位移。
现假定当前的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基本均衡的。由于受到高校连年扩招的影响，使得毕业生数量大幅度增加，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发生移动。但由于用人单位对毕业生的需求并无大幅度增加，表现为基本稳定，因此，假定需求不发生变化。此时，均衡工资we已经不再是均衡的了，在we水平下，劳动力供给大于劳动力需求，在需求和供给的作用下，特别是对就业机会的竞争条件下，会导致工资率w从we开始下降，在D和S1相交的e1点供求重新处于均衡，a点沿曲线S1向左下，e点沿需求曲线向右下运动，供求的运动趋向于均衡点e1形成新的均衡。由此，新的工资w1小于we，表现为起薪点的下降。
（2）就业率基本稳定下的就业量增加
在均衡工资率下降过程中，均衡就业量也从L变动到L1，均衡就业量得到了增加。显然，劳动力需求曲线不变，供给曲线右移，均衡工资率下降，均衡就业量增加。虽然面临社会就业形势严峻和扩招带来毕业生人数大增的双重挑战，“十五”期间，中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仍稳定在70%以上。2005年教育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就业率在72.6%。应该看到，在毕业生数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毕业生就业数量得到了一定的保证。
（3）毕业生就业供给曲线弹性的变化
随着高校的逐年扩招，各类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近几年，各高校在毕业生就业指导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毕业生们也在逐步调整心态，重新认识并定位自己，对初次就业的薪酬期望值已经表现出明显下降趋势。另外，随着博士、硕士毕业生数量的增加，近几年也出现了博士生挤压硕士生、硕士生挤压本科生的就业现象。因此，由于毕业生自身内部原因以及外部等原因的综合作用，整个毕业生就业供给曲线必将表现的平缓，如图所示，S移动到S2。
（4）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在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上或多或少存在着对校别、地域、性别、文凭或证书等方面的歧视现象，究其原因是存在利益考虑。比如女性毕业生在婚育期间都会或多或少影响工作。而企业在此期间不能降低她们的工资待遇标准，而且不能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关系，为此不得不进行暂时性的调整。相比之下，招用男性毕业生就会省去时间和资金成本。
（5）政府作用的体现
出于对各自收益成本的考虑，毕业生对预期薪酬的降低速度要迟缓于企业起薪点的降低速度，二者之间依然存在一定差距。如图所示，此时we是毕业生调整后的薪酬期望值，在毕业生就业供给曲线弹性发生变化的同时，由于受到人力资本投资作用的影响，毕业生预期薪酬的期望值基本维持在we不变，此时毕业生供给量为L3，而企业需求不发生变化时，企业需求量为L，两者之间就会造成L—L3的就业缺口，使得毕业生大量出现失业。因此，需要政府通过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发展，调整就业调整，使企业扩大需求量，使企业需求曲线从D移动到D1，只有这样，才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三、几点建议
1.加大对毕业生的就业指导、研究工作
高校就业指导部门应当加强毕业生的就业工作，使毕业生正确了解自我，认识自我，做好自我定位。同时，建立一套完善的用人信息需求、就业指导、职业介绍等完整的毕业生就业管理系统。加大对影响毕业生就业因素的分析研究工作。
2.政府部门应该做好政策的贯彻、修订与完善工作
（1）就业政策的贯彻与完善。在进一步落实完善当前毕业生有关就业政策的同时认真贯彻《就业促进法》，为毕业生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政府部门以及各级管理部门还应进一步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对过去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有关毕业生就业规定进行修订完善。
（2）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安全阀。对暂未就业的毕业生提供良好的社会保险服务以及提供必要的就业援助，帮助他们尽早实现就业。
【摘要】高校毕业生是富于创造性的群体，是国家重要的人力资源。但现实情况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矛盾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毕业生不得不面对日益竞争残酷的就业市场，高校毕业生就业难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大学生的价值。本文从经济学角度当今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的现象进行分析，并提出建议。
【关键词】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经济学分析
参考文献：
［1］杨河清.劳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5
（一）信息不对称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信息不对称指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对相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彼此之间的不了解，导致双方因无法准确了解对方的情况，而出现需求与供给失衡的状况。一种情况是，掌握较多信息的用人单位为在市场上获得更多的利益，通过隐藏其真实的劳动力需求，以较低的工资率进行招募，从而导致部分毕业生无法就业。即：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若信息对称，用人单位与高校毕业生都彼此了解对方情况，他们将以均衡工资率（pe）促成交易，用人单位的劳动力需求量（De）与高校毕业生的供给量（Le）刚好相等。因就业市场存在信息不对称，用人单位利用其信息优势，通过隐藏其真实需求的方式，以低于均衡工资的工资率（p1）进行招募，劳动力供给量自然由（Le）下降到（L1），从而导致部分毕业生失业,见图2。另一种情况是，由于高校毕业生对就业市场的情况不了解，就业期望过高，以高于均衡工资率在就业市场求职，因用人单位无法满足其要求，从而导致失业。即：由于高校毕业生信息不对称，工资要求（p1）高于均衡工资（pe），为此用人单位只有将劳动力需求量由均衡状态下的（Le）下降到（L1），从而导致部分高校毕业生无业可就,见图3。
（二）就业促进政策不合理为保护与促进高校应届毕业生在内的弱势劳动群体的权益，世界的众多国家或地区都通过立法来制定“最低工资”并强制施行。所谓最低工资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雇主（或用人单位）应支付的最低金额的劳动报酬。这一政策有利于保护文化层次不高、技术技能低、身体残疾等弱势群体的就业权益。与此同时，若“法定最低工资”政策不合理，也可能导致就业的反向影响：即最低工资要求下雇用的劳动者，其生产效率低于边际生产效率，企业就会倾向选择技术较高、生产效率较高的劳动者，从而无形中减少了弱势群体在就业市场的生存空间，并产生法定最低工资就业负效应。即：“法定最低工资”（用w1表示）下的高校毕业生生产效率因低于熟练工人的边际效率，企业在等成本的情况下，必然减少高校毕业生的需求量，由Lo下降到L1,见图4。为促进高校毕业生顺利就业，相关政府部门还会出台一些与就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对相关的产业、企业、个人进行减税或免税政策。但是，与就业相关的税收政策若实施的不合理，不仅不能起到就业促进作用，甚至起到反作用：对劳动密集型产业减税，能产生较强的就业扩张效应，企业将增加劳动力的需求量；而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减税，则会产生排挤效应和收入效应，从而导致企业减少劳动力需求量；对低收入人士减税，能产生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从而间接促进企业增加劳动力雇用量；对高收入人士减税，则产生的收入效应和消费效应较弱，难以扩大就业。即：劳动密集型产业面对就业减税优惠（t）时，因其生产效率主要由劳动者贡献，为此，减税就相当于工资率下降到（pe-t），工资率的下降，劳动力需求就随之上升，由L1增加到Le；在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因其生产效率主要由资本、设备等产生，生产的物力成本占绝大部分，为此，企业更愿意将减税的优惠（t）用于物力资本的投入，由原来的m1增加到m2，而对就业促进不大,见图5、图6。
（三）就业市场存在歧视行为由于社会观念、国家制度、历史因素等方面的作用，在劳动力就业市场，不同人群获得劳动力市场信息，以及进入劳动力市场渠道的差别，导致不同群体在就业部门、职位以及收入上呈现差异。从事较差的工作的人中，有些并不是因为人力资本投入不足，而是在上述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的歧视所造成的。因为，很多一级市场的工作只要具有较低的能力就足够了，而二级市场上的有些工作却需要较高的技能；与此同时，很多工作技能并不是寻求工作的先决条件，其是通过在职培训获得的，从而顺利完成工作的。由于就业歧视的存在，造成进入“工作条件好、工资高、就业稳定、安全性好、升迁机会多、管理过程规范”的一级市场，重点讲究的是与现有就职群体的信赖关系以及群体之间的相容性，而不只是工作技能等自身素质的高低。即：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中，由于部分企业对某一类别的高校毕业生（如非211高校毕业生）存在一定的歧视，虽然他们与211高校毕业生在wb工资率下，也能取得同样的生产效率，但由于就业歧视的存在，企业通过降低就业需求如由D1降低到D2，而使他们只能接受较低的工资水平。否则，部分非211高校学生若不能忍受这种歧视，只有失业,见图7。
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措施
（一）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减少信息不对称随着通信、互联网、超级材料等新知识、新技术的涌现，信息已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只有在均衡的就业市场，信息对称，高校才能培养出适应需求的人才，毕业生才能端正自己的就业定位并取得职业发展。首先，重视就业信息搜集、整理、分享工作。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现象比比皆是：高校因不了解人才需求，培养的毕业生无业可就；用人单位利用信息优势，人为制造障碍影响毕业生顺利就业；毕业生因不了解就业形势，不知如何找工作；诸如此类的情况时有发生。为此，高校及相关政府部门应树立新观念，重视就业信息工作，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平台建设列入重点工作来抓。其次，加强就业问题的规律、趋势研究。为使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能及时获得科学的就业信息，高校及相关政府部门就应当加强就业的规律和趋势研究，把握住毕业生就业问题的发展动向。与此同时，还可让从事就业信息工作的人员明确工作的方向与重点，从而科学构建相关的组织及其信息平台；以及用人单位调整人才需求方向，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再次，改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搜集与处理方法。当前，仍是在教育主管部门的统一领导下由各高校负责本校毕业生就业信息统计、分析的工作模式，这一模式虽然高效并且操作性强，但由于难以调动用人单位的积极性，信息缺乏一定的信度。现加上有些高校搜集与统计方法的传统性，也导致就业信息缺乏时效性。为此，积极引进专业的第三方进行就业信息的统计、分析工作，非常有必要。最后，深化就业信息的开发利用工作。高校毕业生就业信息搜集与统计，最终的目标不在于统计的科学性、严谨性，而是为学校专业建设、师资建设、实训设施建设、课程教学内容安排、就业指导等教育发展规划提供决策依据，为学生进行择业与就业决策提供数据，为用人单位进行人员招聘提供帮助。为此，就业信息平台，还应加强可读数据与对比数据的处理，并及时将其反馈在平台上，以供教育决策、用人决策等。
（二）优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促进供求均衡首先，改变就业政策的制订思路。通过当前国家、省、市出台的众多高校毕业生就业政策可以看出，相关部门在制订条款时，大多基于服务国家、促进稳定的思路，政治功能、社会功能考虑得比较多；而从经济学，尤其是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探讨如何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均衡的比较少。作为国家最重要的人力资源，较多地考虑如何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无可厚非，但随着个人及组织主体意识的增强，各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关联作用越来越强，忽略市场均衡，将难以促进毕业生就业工作。其次，基于市场均衡的角度制订就业政策。高校及相关部门，一方面应重视研究就业市场，深入调查研究当前就业市场的均衡状态，找到影响非均衡的主要因素：是商品价格导致的需求问题、还是工资率导致的供给问题、或是毕业生的生产效率问题，等等，从而通过相关政策进行调整；另一方面应避免本本主义，仅从教育、行政部门的角度考虑就业问题，既然用人单位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市场最重要的主体，在制订就业政策时，就应当考虑它们的利益，积极发挥其促进市场均衡的作用。在当前就业市场整体上供大于求的状况下，更应该如此。最后，整合其他经济政策促进就业均衡。在一经济体内，任一经济变量的变化都将影响市场均衡。为此，高校及相关部门应积极了解国家及地方的相关经济政策，在此基础上，调整专业设置、课程安排等，以适应劳动力的需求趋势。另外，高校及相关部门还应积极参与到财政、税收等相关政策的制订中，以使相关经济政策能更好地考虑到就业市场的均衡问题。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6
[关键词]市场经济利益均衡和谐社会
2005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校，正式向外界全面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系统理论。两年多来，“和谐社会”的口号已经响彻中国大地，对于和谐社会的认识与研究，从中央到地方，从学者到百姓已蔚然成风。在这其中有一种声音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之所以提出和谐社会，是因为社会不和谐造成的。
一、建设“和谐社会”提出的背景
和谐社会涉及到多方面的关系，因而其含义无疑是相当广泛的。但在我国目前情况下，和谐社会的最基本含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概念的提出有一个相当现实的背景：通过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我国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但理应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种种利益均衡机制却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结果就是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以及由于利益格局失衡引致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大量出现。
过去20多年改革实践表明，市场不仅是一种资源配置和经济整合的机制，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形成的机制，亦是社会结构的生成机制之一。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相伴随，在过去20多年中，我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在不断加深：多元的利益主体开始形成，同时，贫富悬殊的问题日益突出。世界银行1997年的一份题为《共享不断提高的收入》的报告中指出，中国80年代初期反映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是0.28，到1995年是0.38，到90年代末为0.458，在此前后，国内外几个研究机构研究的结果与这个结论大体类似。按照世界银行的分析，这一数据除了比撒哈拉非洲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稍好外，我国的贫富悬殊要比发达国家、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及前苏联东欧国家都大。报告指出，全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在短短15年内收入差距变化如此之大。如果短期内没有政策来调节的话，还会继续恶化。
由于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同时也由于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由利益关系引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在明显增加。可以说，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将会成为我国今后社会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我国正在进入利益分化、利益博弈和利益冲突的时代。
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相对均衡的利益格局，如何形成一种使得利益格局能够大体均衡的机制，将成为一个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应当说，“和谐社会”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的。
二、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要构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和谐社会，首先就政府而言，要把形成解决利益冲突的能力，看作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治理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除此之外，怎样做才能形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
总的来说，一是政府转型。在目前我国具体情况下谈利益格局的均衡，谈社会公平，不可避免涉及一个问题，就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就我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而言，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困难的抉择。从一个方面来说，面对经济高速增长而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现实，将注意力更多地转移到社会公平上来是完全必要的。但从另一个方面看，目前的中国仍然处在一个经济的时代，如果社会公平是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简单地说用社会发展为中心取代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不恰当的。一个可以考虑的思路，应当是重心的多元化。这种重心的多元化突出体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分工上。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初期，由于民间经济要素特别是民间企业家的弱小，政府往往在起企业家的作用，经济工作一度成了政府工作的重点。而整个社会利益格局的失衡，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社会重心的多元化意味着政府与市场职能的分化。社会公平决不是也不应该牺牲市场中的效率原则，更不能改变20多年的市场取向改革的方向。但同时，政府过多承担经济职能的现象则应当发生根本的改变。这意味着要建立一个具有超越性的、以公共服务为基本职能的政府。也就是说，政府转型意味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府转变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促进社会公平将成为政府的一种基本职能。
二是再分配政策的调整。再分配与社会公平的关系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第一，国家对企业的征税。就目前的情况说，我国企业的税负特别是名义税率是不轻的。但问题是，税收效率不高，企业偷税逃税现象严重，相反，国家征税成本很高，这实际上减少了国家可以用于再分配的财力。第二，个人所得税，在这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对高收人群体税收征缴存在很多漏洞，个税很难成为调节贫富差别的有效机制，甚至起的是相反的作用。如果将农民的负担看作是一种变相的个人收人所得税的话，可以看出，个人收入所得税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在城乡之间是反向的。而在城市内部，工薪阶层与非工薪阶层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第三，是国家财政用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的资金比重较小，大量的资金用在政府直接投资、改善投资环境和行政支出上。1990年～2001年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年均增速为29.2％，12年间增长了7.3倍。在20世纪90年代末，全国有350万辆公务车，一年耗费3000亿人民币。而在2001年，用于低保的费用只有100亿元，失业保险业只有190亿元。因此，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利益均衡机制首先是要改善国家的再分配。在最近的两年中，国家再分配有向农村和城市弱势群体倾斜的迹象，但力度仍然有限。现在迫切的问题是要增加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农村义务教育及医疗的投入。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7
一、收入分配中的权利因素
1.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首先是一项“权利”
要素报酬由市场决定是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基本分配原则，其基本规定性为，个人收入由其投入经济活动中的生产要素的量和与之对应的价格决定。从权利的角度分析，我们可以认为，收入是由一系列的权利及其实现程度决定的。
经济主体对生产要素所拥有的交换权利是影响收入的关键因素。在完整的交换权利下，权利人对生产要素的市场交易至少应拥有两个方面的选择自：一是可以自主决定生产要素是否转让；二是可以决定要素转让的方式、范围、对象和最低索价等。但是，在现实中，拥有要素的法律归属权并不意味着拥有完整的要素交换权，制度规则、社会条件等因素往往会削弱或剥夺其部分的要素交换权，如我国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力的交换权利就是残缺不全的。要素交换权的残缺或不平等，剥夺了要素所有者的获利机会，进而影响其收入或收益。
社会权利的现实拥有状况是影响收入的重要因素。知识、技能、经验、偏好、健康等个人特性的差异使每个人发现机会、捕获机会进而获得较为有利的要素交易条件的能力大相径庭。与对要素的所有权不同，由个人特性决定的权利行为能力具有很强的可塑性，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民社会权利的现实拥有状况是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可见，社会权利的现实拥有状况通过要素支配能力的传导成为收入分配的重要影响因素。
制度是一种对社会权利结构及其相互作用机制的规定，既规定了经济主体的权利边界，同时又是其权利的保障机制。政治参与权利在不同主体间的配置以及各个经济主体政治参与能力的差异必然导致制度的偏向，导致经济权利和社会权利的差异，进而带来收入分配的差异。
可见，市场经济条件下，按要素分配实质上是按权利分配。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交换权、社会权利及政治参与能力都是制约分配格局的重要因素。
2.权利平等是公平分配的基础
权利平等决定公平分配。权利平等并不意味着收入均等，相反，权利平等条件下的按要素分配，要素所有者所拥有的要素所有权不同、个人能力和努力程度的不同，必然导致其收入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必然的，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的源泉。但是，权利平等却能保证一种可接受的公平分配制度。
首先，权利平等要求每个人自由选择并自行承担选择的后果。公平分配的基础是自由选择。权利平等保证了个人自由选择的各项权利是可靠、完整和平等的，相应地，个人必须承担起相应的义务，并对自己自由选择的后果负责。
其次，权利平等保证了收入分配的程序正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的程序正义首先表现为平等地分配机会，而机会平等的背后是权利的平等，即建立一种开放的社会体系，各种机会都向所有人敞开，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去把握这些机会。
第三，权利平等有利于收入流动性的提高，实质性地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一方面，较快的收入流动性特别是快速地向上流动，可以从实质上改善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加快收入流动性是促成并扩大一个国家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路径；另一方面，收入流动也可以大大减少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社会心理压力以及社会矛盾。收入流动性的大小从根本上依赖于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的市场环境。权利与机会越平等，每个人通过努力改变目前收入状况的可能性越大；相反，各种特权阻滞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有效配置，必然降低社会的收入流动性。
二、权利结构失衡：对我国收入
分配格局的现实分析
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表现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劳资之间以及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这种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的背后，是权利关系、权利结构的失衡。
1.城乡之间权利失衡
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最大因素，而城乡居民的权利差异，则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为重要的根源。首先，农民交换权利的残缺，造成城乡居民收入机会的巨大差距。从财产要素看，土地和住房是农民的主要财产，但是，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对土地交换范围和用途等的严格限制，使农民几乎失去土地和住房的交换权利，难以从中获得财产性收入。从劳动力要素看，户籍制度及二元劳动力市场的壁垒，限制了农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使之成为劳动力市场中最弱势的受雇群体。其次，农民社会权利的不足，造成了城乡居民获取收入的行为能力的差距。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差异造成城乡居民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影响农民获取收入的能力与机会。
2.劳资之间权利失衡
与资本报酬相比，我国的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这与我国“资强劳弱”的权利格局密切相关。资本与劳动的权利关系的失衡，固然与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劳动力过剩的市场供求关系相关联，但是，劳动者集体权利的缺失也是十分重要的因素。劳动者的权利包括个人劳权和集体劳权。个人劳权是指劳动者作为个体享有的劳动就业、工资、休息休假、职业训练、社会保险、职业安全等权利。集体劳权则是为了抗衡资本的强势地位，改变个别劳动关系实际存在的不平等而赋予劳动者集体享有的权利，包括团结权、集体谈判权和争议权等“劳动三权”，是劳动者运用组织力量维护自身利益的权利。从我国劳动关系的现状来看，还只是刚刚建立起个别劳动关系的调整范式，以“劳动三权”为核心的集体劳动权利体系的确立和有效行使尚有许多障碍，从而导致劳资之间严重的权利失衡，资本获得了超强的收益索取权。
3.民众与政府之间权利失衡
民众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利失衡是我国收入分配诸多问题的根源。政府的公共权力进入市场，并且与市场主体的权利发生粘连，形成了特权。其后果，一是严重抑制了民众的权利。政府掌握着大量资产权利，独占着诸多领域的投资权和经营权，控制着资金、土地、矿产等重要生产要素的配置权利，民众参与经济活动的各项权利被限制和侵害。二是形成了垄断特权。这种垄断特权最终体现在供电、电信、金融、烟草等垄断行业的畸高收入上。三是权力寻租行为泛滥，形成大量灰色收入，对我国收入分配格局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影响。
三、公平配置权利：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制度支点
收入分配的背后是权利配置，权利的公平配置是收入分配公平的基础和前提。要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必须先赋予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待遇；要缩小行业收入差距必须先打破垄断行业特权；要缩小不同阶层收入差距必须先实现各阶层权利平等。否则，收入分配改革无解。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出路是权利的“等贵贱”，即尽可能保障公民在市场、社会和政治各领域里的权利平等，而不是分配结果的“均贫富”。
1.调整政府权利与民众权利的关系，赋予民众权利应有的地位和选择空间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权利关系的调整，是国家高度集中的经济权利向社会民众的逐步回归。政府还权于民，将生产要素的配置交给市场，一方面，可以消除公权对于民众经济权利的剥夺和抑制，赋予民众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和更大的选择空间；同时，更能够减少因政府公权介入生产要素配置而产生的种种特权以及由此产生的大量不公平分配。首先，要为国企定性、定界，将国有资产从一般竞争性领域向公共产品领域转移，从而为民间资本腾出更多的发展空间；其次，要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对民间资本全面开放各投资领域，使之能够自由投资、自由创业；再次，要完善各类要素市场，消除对资金、资源、人才、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的行政性垄断和区域流动、城乡流动的制度，使生产要素的供求双方能够通过市场自由流动、自由选择、自由交易。
2.注重改革与发展的均衡性，消除改革与发展进程中非均衡的权利配置
统筹城乡发展。要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体制机制，消除城乡居民在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的权利差别。其中最为关键的，一是确立和保护农民土地和住房等财产权利的完整性与可靠性；二是城乡公共服务均等配置以保障农民的社会权利；三是户籍制度的一元化以保障农民的自由流动权利。
统筹区域发展。我国的地区收入差距不仅源自区域间的要素禀赋差异，同时也是梯度推进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战略带来的区域经济权利差距的结果。因此，不仅要在制度和政策上给予欠发达地区同发达地区平等的经济权利，而且，要加大对其资金、技术和人力资本等各方面的扶持力度，补偿其长期累积的发展差距，防止其陷入权利的“贫困陷阱”。
加大改革力度。破除对旧体制下既得利益者的保护，调整“利益存量”，均衡“体制内”与“体制外”的权利配置。尤其是对垄断行业和国有企业等与公权力相联系的既得利益者的自我改革，更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
3.完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保障公民社会权利的均等化
构建一个平等的收入能力基础，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构建一个平等的社会权利体系。社会权利是与公民资格相联系的，权利平等是社会权利的基本特征。然而，在现实中，欠发达地区和农村的部分民众，因公共服务缺乏可得性与可及性而无法充分实现其社会权利。因此，必须通过推进公共服务对不同区域、不同群体的均等化供给，缩小公民社会权利的实现差距，确保公民参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起点公平。
4.建立健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机制，以社会建设推进权利平等
只有通过平等参与、公平博弈而形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差距，既能解决差距的合理性问题，又能保持差距的正向激励功能。在这一点上，政府的最佳选择是建立健全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博弈机制，即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在社会利益主体间建立起沟通和协商的渠道；构建制度化解决社会利益冲突的机制。其中，保障博弈公平性的关键是确立和保障工人、农民的集体权利，即建立组织和集体协商的权利。权利联合起来的力量，比起政府的善良愿望更加有助于公平和获得平等权利。没有这种自我的力量联合，即使公权力完全站在弱势者这一边，也很难改变偏向于强势者的利益分配格局。
5.保障公民政治参与权利，创造获取平等政策的平台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8
价值理论评估方法评估结果资产评估是专业机构和人员对资产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见的行为和过程。资产评估方法是实现评定估算资产价值的手段。按分析原理和技术路线的不同，资产评估方法可以归纳为三大类：即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目前，不少学者对资产评估方法与评估结果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大致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是“趋同论”，即评估方法的多样性应服从评估目的的唯一性，若方法应用得当，则评估结果应服从趋同规律；一种是“不同论”，即评估目的决定评估方法，评估方法不同，则评估结果不同。两种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都肯定了一点，即评估目的决定评估方法，因此，笔者认为要理清评估方法与评估结果的关系，需要先理清评估目的与评估方法的关系。众所周知，资产评估一般目的是评估资产在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假设价值具有稳定性和唯一性，那么无论技术手段和方法如何变化，其评估结果应保持趋同。
一、评估结果趋同性的理论阐释
资产评估学是经济学的—个重要分支，正如《国际评估准则》所指出的：“资产评估植根于传统经济和现代经济”。那么，资产的价值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唯一性？我们可以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价值的研究成果中进行探寻。目前国际上通用的三种基本评估方法都能在西方经济学的论著中找到理论依据：成本法以劳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收益法以效用价值论为理论基础，市场法以均衡价值论为理论基础。
劳动价值论的代表人物有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等。早在17世纪下半叶，威廉?配第（1623～1687）就将生产成本与商品价值联系起来，认为商品的价值应归结于生产商品所需要的劳动量，而劳动量的大小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1～1790）提出除土地和劳动之外，资本也是生产的一个主要要素。他在《国富论》中指出，价值是一种客观现象，一个物品存在是因为它具有效用，稀缺性也使得商品具有交换价值。一件物品的“客观价格”一般都反映了生产它所需要的成本。至此，建立了“成本——价值”关系模型。马克思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价值规律：即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决定价格，价格围绕价值上下波动。劳动价值论从供给者的角度阐释了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它所耗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在一定评估时点，创造某种资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定的，因此其价值也是一定的。
效用价值论的理论核心是研究物品的效用，这一观点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但直到18世纪上半期，效用价值论才在经济学著作中得到明确表述。这一时期的效用价值论表现为一般价值论，即“一切物品的价值都来自他们的效用”。19世纪70年代，英国的杰文斯、奥地利的门格尔和瑞士的瓦尔拉斯三人提出了边际效用价值理论，“物品价值量的大小，取决于物品的边际效用量，取决于最后一单位物品能够满足人的欲望的能力。随着物品数量的增加，人们对该物品的欲望逐渐减少，即物品的边际效用递减”。效用价值论从需求者角度解释了商品的价值由商品的边际效用决定，它认为效用是一种主观心理评价，是一种主观价值论。从资产评估来看，资产的效用体现在为其占有者带来的收益。资产未来的收益越多，资产价值就越大。在一定时点上，资产未来的收益能力、资产的收益期限是相对稳定的，折现率受评估师主观判断的影响较大，然而，当评估师职业能力和经验相当时，资产的价值仍然可以保持相对稳定。
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将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结合起来，创建了均衡价值论。他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的市场价格决定于供需双方的力量均衡，犹如剪刀之两刃，是同时起作用的。就短期而言，供应相对固定，价值是需求的函数，而在完善的市场下，价格、成本和价值终会趋于一致。在均衡价值论中，马歇尔并未严格区分价值和价格，认为二者是同一个概念，都由供求决定。在这方面，供求价值论有一定缺陷，然而供求价值论的核心不在于说明价值的形成，而在于研究价格的决定。均衡价格理论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的价值等同于市场均衡价格，均衡价格由商品的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一定评估时点，在充分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供给量和需求量是一定的，因此均衡价格也是惟一的。
从前文的论述中，我们可以认为，相同资产的价值在同一时点上是趋于稳定的，而资产评估的目的在于评估资产某一时点的公允价值，这就决定了运用不同资产评估方法评估出来的结果应趋于一致。
二、评估结果出现差异的现实分析
从理论上讲，当评估基准日一定时，对同一资产使用不同资产评估方法进行评估，所得的评估结果应是趋同的，但在评估实务中，评估方法不同，评估结果往往存在差异。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9
[内容摘要]经济结构呈现非均衡的常态特征。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条件不统一等因素的制约下，一国外贸结构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通常低于均衡世界里的帕累托最优效率，是一种“次优”均衡；这种非均衡模式可能在受到外在冲击时或通过内生演进的方式发生改变，并通过进出口商品结构、贸易方式结构等表现出来。外贸结构非均衡的核心特征是进出口商品的要素密集度高低，并与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联系在一起，成为外贸结构非均衡演进规律的主要内容。【论文关键词】外贸结构，非均衡，要素密集度均衡是经济学理论中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经济学理论与经济政策矢志不渝地追求的目标。然而，发展了的非均衡思想以更加拟合现实经济的姿态，为人们诠释经济现象提供了一个更有现实指导意义的理论工具。作为一种经济常态，非均衡现象越来越引起了理论界的兴趣，但是对外贸结构非均衡问题的探索尚显空白。因此，本文试图从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出发，厘清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内涵、基本特征和基本规律等，建立一个关于外贸结构非均衡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一、经济结构的非均衡常态在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谈及的通常是与价格信号联系在一起的市场(或总量)非均衡问题，主要从总量变动不稳定、不匀速的角度去考察。“我们还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假定一个经济体系处于一个时点上，或者以一个基期作为初始点，经过一段时间，观察不同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率，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一系列的速度差距，完全可以把这种情况称之为结构性非均衡增长状态”。在现实经济运行中，这种结构性的非均衡现象是广泛存在的，主要表现为：在经济总量中，不同的产业部门或区域经济部门所占比例的不同；在资源配置上，不同部门或地区在劳动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使用上也千差万别；在生产效率上，由于经济基础、比较优势等的差异，也导致了生产率从而经济增长速度的不同；等等。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总资源中所占的比重从来都是变化的，并且在变动速度和幅度上都存在差异。同时，从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区域经济结构上来看，也同样呈现“增长极”在各个区域之间“轮动”的特征。经济结构之所以呈现这种非均衡的基本常态，主要在于以下几个决定性因素：第一，从技术变动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非均衡循环的永恒持续。技术进步或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在于，推动了创新部门的成本降低或新兴产业部门的兴起，从而打破了一度稳定的非均衡产业结构(这可能是一种偶然的瓦尔拉斯均衡结构)。特别是在新兴技术的催生下，新兴部门的资本和劳动技能都得到较快的积累，市场和政府的力量将共同推动资源配置向这些部门的倾斜，从而新兴的产业部门总会以大大高于平均的经济增长率高速发展，进而引起整个经济结构乃至社会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形成迥然区别于旧经济的、新兴部门突出的新非均衡经济结构。第二，从市场的供求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能力变动都是非均衡的，从而产业结构也是非均衡的。由于劳动力和资金的相对价格差异及其在各产业间分配比例的不同、各产业的技术和工艺水平差异及其变化，加上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进一步影响了国内要素供给，形成了各产业之间静态非均衡的供给能力；由于各产业所用的生产资料不同，技术进步率也不一样，导致各产业供给能力的变动幅度也不一样，从而有了供给能力的动态非均衡。由于中间需求和最终需求比例、个人消费结构的变动、积累和消费比例以及国际市场需求结构的限制，需求结构从来都是非均衡的；而不同产业的产品其收入弹性也不一样，特别是弹性大于1的产品需求呈扩大趋势，从而推动非均衡的需求结构朝高弹性产品需求不断扩大的方向动态演进。第三，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资源的相对稀缺差异导致不同部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按照“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的比较优势原则，各国(地区)应当基于国际分工的视角发挥自身的要素禀赋优势来选择产业发展，从而促进参与国(地区)总体福利的增加和各国(地区)比较利益的增进。也就是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国(地区)都必须选择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从而产业结构可能显现出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或其中某几种组合的非均衡特征。动态地看，任何一国(地区)的既定结构特征都可能在外生变量变动的条件下，发生原有非均衡态势的打破而构建一种新的非均衡结构。第四，各微观市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非均衡状态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形成多市场的非均衡结构。各个市场之间的影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效应相互传递：一是溢出效应，即几个相关的非均衡市场之间，其中某个市场未满足的需求或供给将影响和制约其它市场的活动。通过这种溢出效应，某个非均衡市场的初始干扰将通过价格信号或数量信号改变其他市场的有效需求或有效供给。二是乘数效应，即由某一非均衡市场出发对其他市场发生的初始冲击，会带着同样的信号返回到原来的市场，从而使得这一非均衡信号的能量产生了倍增，后一轮的干扰强度大大超过了前一轮。三是预期效应，即在动态的非均衡市场中，由于市场的不完美、信心的不充分，合理预期是十分困难的，企业和居民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均衡市场的配给限制，概念上的预期值同实际上获得值存在差异，从而在预期后修正其实际的需求或供给’。由于这三个效应的存在，一旦经济系统内的某一个市场出现非均衡，将导致多市场的结构性非均衡动态地存在。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厘定在理论界的讨论和现实经济的运行中，总量增长一直是理论推演或政策制定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不仅在于量的界定标准相对统一，也在于其对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在非均衡世界里，人们的研究更多地集中于对外贸总量的市场非均衡研究，而对外贸结构的非均衡问题探讨则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挖掘。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尚不见关于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准确定义。因此，我们就在前面对经济结构普遍的非均衡常态界定的前提下，从对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涵义的提炼和厘定入手，正式进入外贸结构非均衡分析框架的初步构建。这里，我们遵循非均衡理论的一般假定，并且特别强调研究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几个前提条件：一是市场不完全，即外贸市场(包括国际市场和与国际关联的国内市场)的不完全，从而在外贸市场上的竞争是不充分的；二是信息不充分，即价格信号、数量信号等促进市场机制有效运行的传递媒介，不可能在经济主体之间达到公平的享有，从而经济主体的理性行为只能在有限条件下实现；三是初始条件不统一，即任何一个部门或地区在发展对外贸易上所享有的资源禀赋、政策背景等外生条件总是都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决定了不可能存在一个统一的发展基础和发展速度。一国之所以开展对外贸易，其依据在于国际分工可以促进参与国总体福利的增加，并且在国际交换条件下实现本国可得比较利益的增加。在理想条件下，基于比较优势原则的国际分工体系将形成均衡的世界贸易结构和均衡的世界供求市场，也就是说，最终产出的世界福利及其在参与国之间的分配都将在帕累托最优情形下实现。但是，由于受到前面指出的种种非理想的现实条件的约束，这种帕累托最优显然是无法实现的，只有那种“次优”的均衡——非均衡才是现实的，世界贸易或(一国的)对外贸易都将在非均衡的格局中运行。我们可以将一国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涵义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外贸结构非均衡受到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条件不统一等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约束；第二，外贸结构非均衡是一国在开放条件下，根据一定的分工原则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的过程中形成的；第三，外贸结构非均衡是一种更加拟合现实经济的“次优”均衡，在这一结构条件下形成的资源配置效率低于均衡世界里的帕累托最优效率；第四，外贸结构非均衡所赖以存在的外生条件不是固定的，可能在受到一定外在冲击或内生演进的条件下发生改变，从而改善或者恶化一国在国际贸易中所赖以存在的外生条件，导致比较优势的重构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演变；第五，外贸结构的非均衡表现在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域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各个方面，具有在结构表现上的普遍形态。鉴于外贸结构涉及的内容较为宽泛，我们在这里进一步区分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和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指的是一国(地区)各种进出口产品的比例关系，从而导致在技术结构上相互关联效应的大小，这是涉及一国(地区)产业机构升级及其在“中心一”模式中所处地位的核心方面。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在包括外贸产品结构非均衡的基础上，囊括了贸易方式、贸易模式、贸易主体、贸易区域分布等诸多方面的结构非均衡，可以说涉及了有关外贸结构的方方面面。本文探讨的主要是狭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下文未加说明的地方均指狭义范围)，同时在必要的地方涉及广义的外贸结构非均衡，以更全面地阐述本文的中心议题。另外，对外贸易实际上包括进口和出口两个方面，外贸结构或进出口结构的内容更是广泛而庞杂，试图对进出口，结构的非均衡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绝非本文有限的篇幅所能完成的。不论是在增长理论、贸易理论的研究中，还是在现实经济的运行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最为棘手的问题就是出口结构问题。在我国现实的对外贸易中，近年来频频遭遇贸易摩擦、反倾销指控、出口利润率下降等问题更是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深思，亟待理论上和政策上的新突破。因此，本文将外贸结构非均衡的研究主要定位于出口结构的非均衡，并且工业品的出口问题又是更为核心的考察重点，以期更为深入地进行剖析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上起到抛砖引玉之效。三、外贸结构非均衡的基本特征一国或地区的外贸结构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占有的比较优势、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综观各国进出口贸易的统计数据，一定程度的顺差或逆差总是存在的，瓦尔拉斯均衡不可能在外贸市场中实现；与外贸活动相关联的要素之间的比例关系和相互联系也没有在瓦尔拉斯均衡条件下维持，从而结构性的短缺或过剩现象始终不可避免，各国间种种结构性的贸易摩擦和贸易利益争夺由此缘起。一国或地区外贸结构非均衡特征最简洁、最明了的表现是，在该国的出口产品中某一种或几种产品(类别)的出口在一段时期里占据主要比重。譬如，农业国通过农产品的出口换取国民经济发展所需的高级要素，工业国主要出口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并维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未来的后工业化国家则主要进行服务贸易的出口。当然，这是一种均衡世界里应当选择的分工和贸易模式，是实现交换的帕累托最优所必需经过的一个通道。但是，这种分工的结果是与垄断性联系在一起的，这样产生的效率损失决定了世界分工模式和参与国的外贸结构都处于一种偏离均衡的状态——非均衡结构。特别是工业化国家和后工业化国家可能控制了主要工业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出口，从而成为落后国家经济利益的“剥夺者”，处在经济发展阶段国家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就形成了一种低级化的趋势。根据要素密集度的不同，可以把产品划分为资源密集型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四大类。一国出口各种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多少，与该国的经济基础及其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比较优势地位紧密相联，不同要素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情况反映了该国或地区的经济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以及资源状况等。在不考虑交易费用的情况下，均衡的国际分工和贸易结构应当是，资源丰富的国家出口资源密集型产品，人口众多和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发达国家具有雄厚的资本和技术实力从而以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并成为世界经济的“排头兵”。然而，现实世界中不可忽视的交易费用、市场不完全等约束因素的存在，促使这种均衡的结构体系难以成立，一定的效率损失是必然的，从而各国的要素禀赋优势总是在均衡点以下的某一个区域发挥，形成非均衡的世界贸易商品结构。对于参与国来说，将始终在帕累托改进状态形成外贸商品结构非均衡的几种可能形态：相对落后国家的低级要素(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禀赋被过度挖掘，持续出口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并可能陷入“比较优势陷阱”，形成低级的外贸出口结构而处于世界经济的“”；同时，任何一国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建立高级化工业体系的强烈要求，所以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优势(资本雄厚和技术先进)可能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约束，无法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得到充分发挥，帕累托效率也难以实现；一些处于高速发展和转轨时期的新兴工业化或后工业化国家，可能牺牲暂时的比较优势，在一种似乎背离促进世界利益的轨道上实现整体经济结构的爆发式升级，这一阶段外贸结构的非均衡特征就显得更为复杂和具有长远的战略意义。当然，在由发达国和落后国构成的两国贸易交换模型中，发达国可能实现一种超帕累托最优的非均衡——譬如，在“中心一”格局中，先进国家可能使落后国家成为附庸而自身则愈趋强大。广义地看，一国(地区)外贸结构的非均衡还有更为广泛的表现方式，包括贸易方式、贸易模式、贸易主体以及市场结构等表现出来的非均衡特征：一是贸易方式结构的非均衡。不同的国家在进行对外贸易往来的时候采取的主要贸易方式是有所区别的，譬如在过去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年代里，一般贸易一直是各国之间贸易往来的主要方式，因此贸易的内涵实际上就是商品的进出口；进入20世纪中期以后，这种情况大大改变，加工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特别是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和技术极度稀缺的国家，往往在发展加工贸易方式上倾注更多的力量，这种结构性的政策选取和实践成为大部分“起飞”阶段国家贸易方式结构的基本特征。事实上，一国贸易方式结构的特征往往是与该国的要素禀赋结构及其商品结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譬如对于一个劳动力优势突出而其他要素明显处于比较劣势的国家来说，实行“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方式可以发挥优势又能兼容他国的利益，因而不失为一种良好的政策选择。二是贸易模式结构的非均衡。对外贸易模式是指以某种分工形式为基础进行的对外贸易活动。分工的基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结构形成的垂直型分工模式，相应的参与国之间形成产业间贸易；还有一种是基于产品差别和规模经济所形成的水平分工模式，相应的参与国之间形成产业内贸易模式。显然，发达国家希望实现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产业间分工与贸易的，但是，发展中国家在承认现实的产业间贸易的同时也无不努力去促进结构升级和挤入与发达国家之间更多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中去。二战以后，发达国家之间的产业内分工和贸易的份额则呈不断上升的趋势。由于各国都具有加快发展经济的热情和冲动，所以在现实世界非均衡的贸易模式结构中，形成了持续不断的相互博弈以图构建对本国更为有利的非均衡结构。三是贸易主体结构的非均衡。从贸易主体受国家调控或管理的程度上看，贸易主体包括计划主体和市场主体两个部分。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种不同的背景下，贸易主体也就体现为受国家高度控制的计划主体和基于市场需求规律而形成的市场主体两种类型；而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时期，则体现为这两种贸易主体的复杂交织和替代。从贸易主体的所有制性质上看，贸易主体包括公有制企业和私有制企业。公有制企业更多地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同时又过多地受到行政层级命令及其不顺畅传递机制的影响，在外贸领域中通常更多地集中在垄断部门而在竞争性领域则呈下降的趋势；私有制企业的经济人特征比较突出，趋利性更为明显，国家调控对其影响更难以落到实处，所以更容易在趋利动机下形成对外贸商品结构非均衡特征的加剧和推动。从贸易主体的国别性质上看，贸易主体包括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两个部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们通常都积极地鼓励外资企业“走进来”，甚至把引资多少作为判断一个官员行政绩效的重要指标。在该国的比较优势与他国能够形成很好的互补时，外资将会大幅度涌入，其国际性特征又决定了其在外贸主体结构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四是外贸区域结构的非均衡。外贸区域结构即对外贸易的地理结构，包括外部区域结构和内部区域结构两个方面。所谓外部结构，即对外贸易的地理方向问题，反应了不同国家(地区)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地位。受经济景气程度、相互关联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一国对外贸易的外部区域结构通常呈现与一国或几国的贸易比重较大的特征。所谓内部结构，即国内地区结构，指的是对外贸易在国内不同地区的分布情况。通常，一国内的资源禀赋是不平均分布的，各地区的经济基础、经济政策、人文基础等也各不相同，区域经济也往往是梯度型发展的，对外贸易的内部区域结构也与之对应而形成非均衡的内部区域结构。四、外贸结构非均衡的一般演进规律在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对成、就业不充分等非理想因素，从而现实经济(不论是封闭的还是开放的)是非均衡的，世界经济也同样是非均衡的，所以任何一国的外贸结构都不可能置身于非均衡世界之外。这里，我们还要特别指出决定外贸结构非均衡状态的另外两个原因：一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任何一国(地区)的要素供给市场都是非均衡的。非均衡的要素市场决定了产品市场结构的非均衡，而作为国内经济进一步延伸的对外经济及其结构也将表现出非均衡特征，即使是资源丰富而完整的大国也因区域经济条件的梯度差异而不可能建立均衡的经济结构。二是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任何一国(地区)总是在促进世界(或参与国)福利增加的前提下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中去并占据相应地位的。所以，几乎任何一国(地区)首先都必需承认各参与国比较优势的存在，从而有了初始的外贸结构非均衡；同时，开放经济带来的不仅是国内产品市场的变化，要素市场受到国际范围的资源配置影响也不断发生变化，产业市场则受到国际性产业转移的影响促进了外贸结构生产能力的演变。不论是作理论上的推演，还是对经济发展史的纵向考察，经济运行的动态本质却是没有争议的。作为一国宏观经济重要支撑和组成部分的外贸经济，固然不会背离这一特性，其结构非均衡也内生地或外生地随着工业化进程而不断演进。“简要地看，外贸结构是随着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而不断地变动的。这种变动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经济增长和贸易增长能够带来制成品出口比例的增加。也就是说，在一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初级产品出口的比例将不断降低，而制成品的比例则不断上升”。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为背景考察，外贸结构的演进路径基本上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自然铺开的。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各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阶段，主要出口国家的外贸结构也以奴隶主、封建主或其他上层阶级所需求的奢侈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和食品为主。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迈入了工业化进程，循着“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路径趋向高级化；人类消费的变化也进入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对“轻工业品——重工业品——高科技品”的层次性递进消费。当这些工业化“领先国”国内需求达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相应产品的出口也就趋于上升并形成外贸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即外贸结构基本上呈现“轻工业品出口为主——重工业品出口为主——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出口为主”这样的循序高级化趋势。在这种一般的外贸结构演进路径上，主要有两种促进方式。一是通过比较优势促进，通过本国比较优势的不断动态提升促进外贸结构的升级。根据比较优势学说，在这一原则下的分工不仅可以促进参与国比较利益的增加，各国还会在利益增加的同时促进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特别是发达国家原有的工业化优势将会得到加强并自然地率先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而后发国家则在一段时期以后循着同样的路径实现产业结构升级。要注意的是，在这种分工原则的安排下，实际上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一种永恒肯定和加强，即“强者愈强，弱者恒弱”，先发国家始终站在创新的前沿，呈现出“强势非均衡”的结构特征；而后发国家永远只是相对落后者，呈现出“弱性非均衡”的特征。二是后发优势促进，主要是后发国家如何在相对落后条件下实现对先发国家赶超的问题。如果完全根据比较优势原则分工，后发国家只能一直循着先发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径亦步亦趋地实现外贸结构非均衡的“自然演进”，这实际上是永远地在高级化结构中处于比较劣势地位，即掉进了“比较优势陷阱”。为此，后发国家需要发掘一种独有的由于落后所带来的一种优势——后发优势，犹如向下的弹簧可以产生一种更大的向上势能一样，通过后发优势的发挥可能获得一种更快的速度，推进外贸结构高级化和对先发国家的赶超，实现整个经济从“弱性非均衡”向“强势非均衡”的根本转变。因此，后发国家不能把坚持比较优势作为长期必须坚持的一种战略，而应当把它作为进行高级要素适当积累和发展的手段；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和有一定程度积累的条件下，必需发挥由于相对落后所特有的后发优势，在一些关键性领域实现爆破式的发展，摆脱对先发国家所曾经走过路径的依赖，从而实现对先发国家的追赶和超越。当然，这是一个更为复杂和具有战略意义的课题，有待学术界同仁作更进一步的探索，为后发国家建立“强势非均衡”的经济结构提供更为完备的理论基础。
劳动力市场均衡条件篇10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外贸结构,非均衡,弱型非均衡,强势非均衡
一、外贸结构的非均衡常态
在现代经济增长中,各产业部门在总产值和总资源中所占的比重历来都是不断变化的,并且在变动速度和幅度上存在差异。特别是由于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经济结构呈现出非均衡的普遍常态:从技术变动的角度看,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结构非均衡循环的永恒持续。从市场的供求角度来看,供给和需求能力的变动都是非均衡的,从而产业结构也是非均衡的。从要素禀赋的角度看,资源的相对稀缺差异导致不同部门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发展存在差异。各微观市场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非均衡状态将通过市场传导机制形成多市场的非均衡结构。
一国或地区的外贸结构反映了该国或地区在世界分工体系中所拥有的比较优势、资源优势和规模优势,在市场不完全、信息不充分、外生条件不统一等一系列现实因素的约束下,一国总是根据一定的分工原则参与到国际分工和贸易过程中去,形成了一种低于均衡世界里帕累托最优效率的“次优”配置效率。不同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的差异,天然地形成了资源密集型、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非均衡外贸结构,并通过进出口的商品结构、地域结构、贸易方式、贸易主体等表现出来。
当然,由于经济条件不是固定的,一国外贸结构的非均衡状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在受到一定外在冲击或内生演进的情况下发生改变,从而导致比较优势的重构和外贸结构非均衡的演变。以发达国家的发展史为背景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外贸结构一般性的动态非均衡演进特征。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各国都处在农业社会和生产力比较落后的阶段,主要出口国家的外贸结构也以奴隶主、封建主或其他上层阶级所需求的奢侈品以及部分农产品和食品为主。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生,英、法等欧洲国家的产业结构开始迈踏上工业化进程,循着“轻工业——重工业——高科技产业”的路径趋向高级化;人类消费的变化也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为对“轻工业品——重工业品——高科技品”的层次性递进消费。当这些工业化“领先国”的国内需求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时,相应产品的出口也就趋于上升并形成外贸结构的高级化趋势,即外贸结构基本上呈现出“轻工业品出口为主——重工业品出口为主——高科技产品和服务出口为主”的循序高级化趋势。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一般性的外贸结构演进路径基本上是建立在比较优势分工原则之上的,强调发达国家发挥在资本和技术等高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发挥在劳动力和资源等低级要素方面的比较优势。在这种分工安排下,实际上是对静态比较优势的一种永恒的肯定和加强,即“强者愈强,弱者恒弱”。一方面,发达国家的高级要素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而在各种经济博弈中都处于强势地位——拥有世界经济的“定价权”和“指挥权”,决定经济增长非均衡的各种“短边”可以在自身积累和外来输入的条件下得到加长,经济结构表现出主导性的强势非均衡特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低级要素则可能被过度挖掘,而在高级要素方面却很难获得优势,在各种经济博弈中都处于弱势地位,经济结构也就表现出从属于发达国家的弱性非均衡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