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1
非遗虽然伴随着抢救性保护的呼声而日渐引起人们重视，但非遗的传承现状却依然不容乐观。让人担忧的是那些临近濒危的非遗项目会不会因为那些老去的人，那些老去的技艺，成为一个个令人唏嘘的记忆，或者将来有一天那只是一个曾经存在的符号。在一些地方城乡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不知地名的每一个角落，每分钟都可能有一位老艺人、一门手艺或一首民歌消失，每秒钟都可能会有一幢老房子被拆掉。如有的地方为了发展房地产业，对城市中有文物价值的建筑大肆拆除；有的地方对古镇、古村落进行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开发，这样的消息屡见报端，甚至已经不再称其为新闻了。这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无不对文化遗产的生存构成了巨大威胁。相比而言，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人为载体，是看不见的、无形的财产，其承载者大多存在于民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失去了传承者，也就失去了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复存在了。所以说，保护也是对人的一种保护，但发展又是什么呢？非物质文化是在特定的文化生态场景、语境中发生、发展的。如果失去了这样的场景和语境，单独把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保存下来，虽然很重要，但是却失去了生存的基础。
一、海南非遗申报情况与存在问题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种方式。联合国有《保护非物质遗产公约》，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分别于2001年、2003年和2005年命名了三批世界非物质遗产90项，其中我国有4项。在我们国家的非遗保护中，国务院制定了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体系，各省、市（直辖市）、自治区也陆续建立起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并逐步向所辖市县扩展。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相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和路径。
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8项对外，其中海南有9项入选。2008年6月14日，国务院又了第二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510项和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147项，海南省在第二批部级非遗的申报中共报送26个项目，最终的公示名单中榜上有名的达12项，申报成功率为46%，而当年全国的平均申报成功率仅为27.5%。2010年6月2日，公示的全国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329项中（包括190项新入选项目和159项扩展项目），海南有6项在其中。截止2011年，海南省拥有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7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11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9项。
在海南建设国际旅游岛这个大的背景下，刚刚起步的海南非遗将如何进行传承与保护发展又是一个新的课题。目前海南“非遗”的保护与发展面临诸多现实问题，笔者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日益淡化的抢救先行的主导意识
非物质文化在与城市化快速发展和日益接轨国际的全球化进程进行一场艰巨的抗争。在一些地方城乡发展与文化保护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2.现有保护理念的僵化
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力量由政府、传承人或民间公益团体、商业资金三方面组成，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不善的现状却令人无奈：一方面，因为整个社会(政府和公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认识不够,所以法规措施、智能资源、抢救保护资金等都缺乏保障；另一方面传承渠道不畅，传播覆盖面窄，使得本来就缺乏自觉性的原生态传承根本无力面对民俗流变和现代生存环境的冲击。
3.商业经济的催化会导致“非遗”的历史性毁坏
很多地方盲目追崇“文化搭台、商业唱戏”，造成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表面保护、实则危害”的短视行为。将其当成发展地方经济和提高地方知名度的招牌，片面地维护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过度的商业包装甚至会人为破坏文化的内在精神蕴涵，破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
4.媒体的导向性误区
媒体的过度宣传、对比炒作、失实夸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现实中的存在，部分地方政府、百姓错误地认为“非遗”可以变成“摇钱树”、能成为地方的“旅游标志性景观”，导致很多非遗项目人为性的破坏。
5.传承人普遍老龄化、后继乏人、无人可传
传承人老龄化已成为威胁非遗项目生存的一大“杀手”。由于传承方式的局限，受现代文化、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现状堪忧，尤其是较为单一的项目，一旦传承人离世，绝活就成了绝唱，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如钻木取火记录着曾经的生存状态，但是目前全省懂此技术的不足10人；黎族的骨簪不但是精美的饰品，而且反映了黎族一段历史，记录黎族一位英雄，可是懂得制作的人只有3个；打柴舞的原生态全省只有三亚的一个村庄还保存着，如果这个村庄打柴舞消失了，从此在世界上这个古老的舞蹈就消失了；手工制陶的艺人全省不足10个，临高人偶戏后继无人……一定程度上，非遗保护的核心是对其传承人的保护，“人”在艺在，这样才能保证传承链条不会断裂。
二、发展保护与文化传承一脉相承——品牌文化发展之路
弘扬民族文化，延续中华文脉。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弥足珍贵，不仅因为它们是民族文化某个支系的根脉，也在于它们会因为岁月的推移而变得别样脆弱。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对我们精神之魂的一种守望。孩子向妈妈发问“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广场上扭着大秧歌的大妈们自豪地说，“俺们这是非遗”。保护非遗、发展非遗、传承非遗，我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实际上是一种继承，一种文化的继承，一种方式的继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古时候人们的心中，不也是一种生活中的乐趣吗？如今，我们要把其中的乐趣延续下来，要把期间对生活的情意承载下来，要把对文化的那份感动流传下来。在继承中首先不能丢的是文化存在的根源，非遗本身的文化溯源始终要和现实生活需求站在同一水平线上，否则不仅保护不了非遗，反而使非遗“夹生”了。
海南府城镇元宵换花节作为民俗类项目入选为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政府也有意要将这一传统习俗传承下去，借助宣传之势使这一传统文化形成品牌力量发扬光大。但近几年的换花节虽然形式仍然延续，举办模式也由民间自发变成了政府主办，活动内容也不断外延，除了换花外，还增添了花展、灯展、舞狮、游艺娱乐等内容，但人们对“换花节”的期待程度大有衰减之势。每年的这一天人们如同例行公事一样扮演着政府负责组织“搭台”；公众负责衔接、“唱戏”的角色，生搬硬套、生拉硬拽，活脱脱一场豪华版的“生活二人转”。追其原因不得不从文化的传承错位得出结论。
“换花节”原为“换香节”，俗称“驳香”，是每年农历正月十五海口市琼山地区具有历史特色的民间节日，起源于唐代贞观元年，宋元时一直盛行，距今已有1000余年。历史上的元宵节，府城居民不是“换花”而是“换香”，意味着香火不绝，象征真实、祥和、喜庆、友好和爱慕，除此之外，民间还有挂灯、换香摘青的风俗。这些民俗形式实际上都是由原有的元宵节演化而来，唐欧阳询撰《艺文类聚》、清咸丰《琼山县志》等史书均有记载：“元宵节之夜满城妇女尽到总镇衙前，折取榕叶，谓之偷青。或燃香城门祝之，以祈有子。孩儿则摩总镇衙前两旁石狮，以祈平安。好事者悬迷灯于门首，游人聚观，测中者酬以笔墨烟草。”
琼山府城镇曾作为琼州府官方的驻地，每年农历“元宵节”都要举行灯会。脚下穿着新屐的居民纷纷出门上街赏灯，由于当时没有路灯，人们为了夜行方便，手里都拿一把点燃的香烛用以照明，路遇没有香的人便送他几枝，有时偶遇朋友，也用香烛互相交换，互相说几句祝福的话语，换完香烛后不少人感到心中的宿愿已传到佛祖那里，开始心满意足地踏上归路，一些兴致勃勃的人还特意从路边摘些青枝绿叶带回家，寓意一种蓬勃向上、乐观豁达的精神。由此演变成了海南人们之间一种传递心中情感的特殊方式。直到1984年，琼山政府考虑到燃香的安全性以及其本身附带有封建迷信色彩，于是将这一具有近千年的民间换香习俗改为换花，希望能以花为媒继续传递着祝福、友谊和爱情。花当然是美的，但换花缺失了传统民俗性，这就影响到了群众参与的积极性。这一民俗性很强的文化传统，被现代文化观“”了，原本是要给古老文明赋予新内容的现代人反而给它附加了如同枷锁的形式外衣。如今，人们手中的“香”换成了“花”，“花”是“玫瑰花”，而这“花”不产自海南大多空运于云南；人来人往换花如潮的大街上很少再有纯朴的海南人自愿相互交换鲜花，互道祝福的温馨场面了；而是常常看到从别人手中野蛮抢花的行为，特别是一些小伙子从姑娘手中乱抢花的现象，换花已经缺失了海南的韵味。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日、一种海南独特民俗，一份珍贵的海南本土文化的遗产，就这样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了。
从换花节产生发展脉络上可以看出，其原本的社会功能是娱乐、交友、祝福，而随着人们生活的变化、文化需求的变迁使得这些原有的功能存在空间日益变大了、渠道拓宽了，大家可以在更多的时间、地点里有选择的从事类似活动，那么又何以使得人们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重复参与和往常相同却又毫无创意和吸引力的活动内容呢？由此可见，换花节这一节日习俗的变迁有着其内在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如果不解风情地在发展中一味的简单复制、盲目恢复、粗暴改造，不仅会有损节日民俗自身的内涵，而且会加速其走向相反方向，眼睁睁地看着它有一天消失殆尽。
在传承与发展换花节这一问题上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原模原样的生搬硬套，非要照葫芦画瓢空留这套“外衣”，而是要在保有其文化品行上做文章，把这一天当做是纪念海南民俗文化的节日来组织运作，把更多的海南民俗拓展进来，如民间传统戏剧、民间舞蹈、民间器乐、民间美术等，集娱乐、和谐、诚信、交融、互动于一体的群众参与性极强的民俗活动，打造一个富有海南地方文化品位、民间文化特色、民族文化精髓的品牌文化，创意出新的社会功能，生命延续，传承万世，意味深长。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2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现状
为更好地开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03年10月份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公约》。我国国务院也在2005年3月份颁布了《国务院办公厅有关加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意见》①。2011年2月25日，我国首部《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正式通过并公布，这是继“文物保护法”之后又一项重要法律。然而客观地讲我国保护“非遗”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这给保护“非遗”工作带来了消极的影响。在笔者看来，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相对滞后、薄弱的理论研究是其主要原因，因为在理解最基本的原则时有偏差，所以很难在完善、成熟的中国化系统理论上来开展保护“非遗”的相关工作。本文根据这一情况，着重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两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对保护“非遗”的基本原则进行论述，且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反思国内保护“非遗”的实践和理念，为相关工作提供了宏观上的分析对策，以促进保护“非遗”工作的开展。
基本原则和理念
在“非遗”的理论体系里，有两个核心的概念，即“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本文将重点解析“非遗”概念的外延、内涵与其基本原则。
《公约》在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作了如下的规定：被各个团体、群体以及个人看成是其文化遗产的所有的技能、表现形式、知识、表演、实践以及和其相关的文化场所、工艺品、实物、工具等等，其主要涉及下述几方面的内容：手工工艺方面的传统技能；和宇宙及自然界相关的实践、知识；表演艺术；节庆、社会风俗及礼仪；口头的表述与传说。从总体上看，其具有四个基本特点，分别是“生态性”、“民间性”、“活态性”，以及“生活性”等等②。
根据论者的观点，“活态性”指的是，较之于那些处于静止状态的物质文化遗产，“非遗”具有鲜活、生动的特征，有着不断变动的形态。“生活性”和“民间性”关系密切，因为“非遗”是民众的集体智慧的成果，其在日常的民间生活里自发的传承、出现与发展，源于民族的社会生活、文化环境，是民族生活得以维系的主要方式，因此一旦其和民间的生活相脱离，其生命力将无法鲜活。“生态性”指的是根据自然科学里的“生态”概念，来描述民间“非遗”的生存情况，其涉及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其存在是以各地区、各民族所具有的特定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为基础的，涉及不同的生活方式、习俗、语言等等，这些因素的存在造就了不同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特质和文化内涵；二是各区域的“非遗”形态与其所处的自然、人文环境一起营造出了和谐的文化生态圈。在《公约》里还规定了“非遗”理念的目标和主旨，即实现对人类所拥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切实保护。在笔者看来，这里所说的保护并不仅仅是保护“非遗”现象，其需要从整体上保护“非遗”的生态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非遗”的目的。
我们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实践活动，就必须科学地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在《公约》里明确表述了这一概念，也就是“施行措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得到充分的保障，其涉及到该遗产每方面的立档、确认、保存、研究、宣传、保护、承传、弘扬及振兴”③。但《公约》没有明确地规定保护“非遗”的原则、对象及主体，这给相关工作的开展造成了一定的困难。笔者认为“非遗保护”的对象不仅仅只是《公约》里所涉及到的那些“非遗”现象的本体，比方说口头的表述、传说，其还涉及“非遗”所处的自然与人文环境、受众以及传承人等等。对于保护“非遗”的主体问题，各国的规定各异，然而其都规定了应构建各方面相互协作、责任清晰、主体明确的有效保护机制的内容。此外，保护“非遗”时应当遵循其自身原则。第一，应开展理解保护，也就是在准确地把握“非遗”形态的意义系统与符号体系的基础上来保护“非遗”；第二，在开展保护工作时应遵循创新原则，这是由于只有增强“非遗”纳新吐故的能力，才能实现健康发展“非遗”的目标；第三，应遵循整体性原则，也就是将“非遗”作为整体文化来进行保护，切忌肢解式保护。
在对保护“非遗”工作的基本原则、对象及主体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后，我们还应当对保护“非遗”和以往常用的那些概念（比方说创新、革新、传承、保存）进行辨析。原样的传承、保留文化遗产即为“保存”，其可以适用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但对动态文化的“非遗”来说，由于其处在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有着不断变化的形态，所以在保护的时候，除了需要保存其原样之外，还应注重对其发展方面的保护。而“传承”多指动态的口头传承，其是“非遗”形态得以保护的一条重要的途径。“创新”指的是在处于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里，“非遗”形态可以根据外部的变化情况来调节自我，且能够根据文化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来进行演变。而“革新”指的多是鼎新革故，这显然有悖于“非遗”保护的主旨。通过对上述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我们对保护“非遗”的内涵的准确把握④。
现阶段国内保护“非遗”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的部分提法不符合“非遗”的基本原则与观念。需要强调的是，各地基本上都是根据联合国与国务院的相关文件来制定保护“非遗”的文件，所以各地在保护“非遗”方面所存在的观念偏差，主要是由其在认识联合国和国内的“非遗”规定上的偏差造成的。
而且，部分地区在开展保护“非遗”工作时还普遍存在措施灵活性不足的问题。由于国务院所颁布的关于保护“非遗”工作的文件只是对部分总原则进行了规定，所以各地区应当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设置方针对策，借助于多样灵活的措施来保护文化的多元性⑤。
在理解保护“非遗”的观念上存在误区。国内在保护“非遗”时普遍存在主体责任不明确的问题。我国保护“非遗”的主体很多，其涉及各个不同的层面，比方学术界、政府、工商界、民众、传承人以及社区组织等等，若它们间可以实现高效的协作，势必能产生强大的合力，进而完成对有效保护机制的构建。然而当前却普遍存在不明确的责任分工这个问题：一是，部分区域保护“非遗”的工作成了少数文化投资商的经济事务或者是少数文化干部的行政事务，行政的领导担当着保护的主体，比方说尽管评审“非遗”的委员会是有关领域的专家与文化厅等行政部门的同志一起组建起来的，然而真正的主体是各级部门的负责同志⑥。此外，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学科专家与民间的艺人不具有主体地位。这使评定“非遗”工作成了“指定”工作，且容易和实际相脱离。现阶段的情况是，部分民间的文艺家协会能够直接参与到相关的保护工作中来，学者、民间艺人的参与较少，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保护“非遗”工作的顺利开展。
同时，在保护“非遗”的工作中还存在不能准确地把握整体性原则的问题。部分区域在进行保护“非遗”的文件的制定时，常常忽视保护“非遗”的整体环境，未充分地意识到“非遗”是和自然、人文环境一同存在的整体的文化形态。虽然在一些文件里也涉及到了对文化空间的保护，然而其却不同于整体性的保护理念。受此类模糊的保护观念的影响，保护“非遗”的工作常常处于“碎片式”形态之中。
未能准确地把握保护“非遗”的主旨。激发人们对文化的保护意识，使文化的多样性得以维护，确保人类文化能够维持生态上的平衡是保护“非遗”的主旨所在。而不管是设置“非遗”的名录，还是设置专项的基金，都仅仅只是最终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所以在保护“非遗”时，我们不能将工作的核心与主要的目标设置成进入“省级”、“部级”、“世界级”的“非遗”名录中，这样做只能是本末倒置，会使文化形态丧失健康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该将“申遗”视作促进保护文化遗产工作的一个重要契机，且应把相应的保护工作放在首位，决不能将精力与财力一味地放在名录的申请上，切忌过分地提高申遗工作的意义。
除此之外，还存在分级政策有悖于保护主旨的情况，部分区域根据国务院的文件，从2006年开始着手制定涵盖省、市、县三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且明确规定只有那些进入了县级名录的才能进行更高层次的名录的申请。在笔者看来，此类分级制度片面地划分了不同类型的文化等级现象，这显然不符合联合国保护“非遗”工作的根本宗旨与目标。
有关国内保护“非遗”工作的几点建议
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开展理解保护工作。在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时，各地应重视提高文化研究的力度，充分地研究调查各种“非遗”形态，准确地理解其精神内核和文化内涵，切实做到理解保护。只有那种理解式地保护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保护，如果对意义不能准确地把握，那么开掘只能是盲目的，其结果必定是毁灭、破坏。概况地讲，我们一方面要普查各地的文化，组织多种形式的民间艺术展览、会演，同时要重视对各地区文化数据库的建设；此外，还应当收集、整理各地区的文献、史籍、地方志、家谱、民俗志及专题志等相关的资料，以期能够深层地解读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原生”环境下维持“原生态”，打造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在保护“非遗”时，应从“原生”环境里对“原生态”进行保护。现阶段很多地方都制定了“普查全面、记录立体、抢救及时、整理分类、扶持有效”的方针，其通常会采取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建立针对“非遗”的有形形态的档案，采用静态保存的方法，比方收集文字资料，或者是借助于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将民间艺人的生存状态与表演过程等动态方面的因素录制下来；此外，对“非遗”事项的单纯保护，比方说组织表演艺术展演。显然，只借助于这两种保护措施还不够。我们应在“活态”保护原则的指导下，构建立体、动态的保护模式，也就是把文化形态和其相关的生存环境看成整体来进行保护，让它们避免被主流意识形态与商品经济异化。在实践中，各地可以参考贵州等省的做法，进行生态保护馆建设，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在部分有着丰富的民间文化资源的区域设置民俗博物馆与生态博物馆，开展动态保护活动，转变博物馆以往那种传统的理念，比方在朱仙镇（开封）、桃花坞（苏州）及杨柳青（天津）等地成立以木板年画为主题的民俗村⑦；除此之外，在开展非遗的整体保护工作时需要严格地遵循“生态性”原则。
应有效地整合社会多方力量，形成上下合力，推动保护理念向文化保护自觉意识的转化。在实践中，我们可以参考法国和日本在保护主体方面的成功做法。以日本为例，在保护活动里有许多民间组织的参与，且民俗学者与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认定、审查、调查与研究“非遗”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法国为使保护文化遗产之作的持久性和科学性得以维护，设置了数以百计的相关单位，从事调查、收集资料与相关的研究工作。所以，各地应参考国外的成功经验，可以设置与保护“非遗”工作相关的专家咨询与科研机构，同时应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为使民间艺人在文化保护工作中的积极性得以充分的调动，我们可借鉴日本的经验，出台可行性强的措施，以激发艺人在文化传承方面的积极性。需要指出的是，在现阶段，部分有着丰富的“非遗”资源的区域，经济比较落后，艺人难以维持生计，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应给予适当的帮助，解决其在技艺传承方面的后顾之忧。
制定与地方实际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在保护“非遗”时，务必应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和当地文化形态的特点相符的灵活的保护措施。此处我们举个保护地方戏曲的例子⑧，在开展具体的保护工作时应注意下述几方面的内容：第一，由于地方戏都有自身的舞台表演程式与表演体系，因此其保护范围不能局限于像穿着艺术、化妆、表演的程式、曲牌唱腔、唱念的规范等物质技术层面的内容；应当重视对其精神层面的精神意蕴、文化内涵及审美追求的保护，也就是应将“神”有效的保留下来；应尽可能地减少主流文化与商业文化对其的影响。第二，应重视保护和地方戏相关的审美观念与语言环境，综合地保护其相关的艺术构思手法、传承人及口诀。此外，为了确保地方戏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后继有人，还应当充分利用学校这一重要的人才培养场所。
构建相对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要想顺利地开展保护“非遗”的工作，就应当构建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由于自古以来民间文化在我国都是不登大雅的，其被放在陪衬主流文化的位置，以民间音乐为例，长期以来其都被视为一种音乐素材来源，但其并不属于主流音乐系统。因此只有先完成健全的法律保障体系的构建，才能充分地保障民间文化的尊严与相关工作者的权益。
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的方式和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实践中，我们应有效地区分调查“非遗”与调查“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在调查“非遗”时，应到调查地进行深入的调研，准确地把握当地文化现象中的精神内涵与其民众的心理特质，从情感上联络调查对象，掌握好当地的情况，做好相关的记录工作。与此不同的是，在调查那些物质文化遗产时，重视的是那些纯技术层面的、静态的工作。
现阶段，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工作尚处初级阶段，存在问题也属于正常现象，然而我们应当正视这些问题，如此一来，才能主动地学习各方面的经验，才能在反省中进行改进，才能推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健康发展，使我国的文化血脉得以传承。
（作者为湖南涉外经济学院思政部副教授；本文系2012年湖南省社科基金立项资助课题“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2YBa201）
【注释】
①杨勇胜：“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权利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年第1期，第8～9页。
②杨解君，赖超超：“公物上的权利（力）构成—公法与私法的双重视点”，《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第20～21页。
③费安玲：“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江西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第33～34页。
④王鸣明：“民族学视野中的少数民族戏剧”，《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28～29页。
⑤黎明：“论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源问题”，《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41～42页。
⑥郑少华：“试论土著民的环境权”，《现代法学》，2005年第3期，第15～16页。
⑦李世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理解与规范问题”，《学习与实践》，2006年第9期，第39～40页。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3
【关键词】伽师县；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维吾尔族在长期的历史与发展过程中，创造了辉煌的民族文化，留下了许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凝聚着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蕴涵维吾尔民族特有的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对增强民族的凝聚力、维系民族生存、维护民族团结都具有重大意义。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剧烈冲击和影响下，不少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却濒临消失和灭绝的危险，并且，如何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成为我们广泛关注和重视的重要话题。
一、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
伽师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的一块绿洲，隶属于喀什地区，维吾尔语称“排依孜阿瓦提”，“意为美丽富饶之意”。伽师县共有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7个，其中，维吾尔族“棉纺织技艺”被列为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还有，“红柳藤编”和“土陶烧制技艺”被列为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近年来伽师县为了抢救和保护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都会通过“文化遗产日”和“节庆旅游”的方式来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多的人了解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其中存在许多保护与传承问题。维吾尔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空间和生态环境正在发生改变，现在实行的保护政策对非遗本身的关注、保护和支持上，目前只能解决暂时的生计问题，却不能为此提供更为长远的发展动力与适合的生存空间。保护与传承问题正面临着许多困境，发展问题更是无从之谈。
二、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存在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记录着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记忆。深受现代文化的冲击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其时代久远、形式老旧、内容单一等诸多因素和生存的压力，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受到极大的挑战，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面临着消亡、遗失的危险。本人对伽师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做了实地调查，在实地调查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的存在。
（一）政府重视程度与参与度不高。通过对伽师县克孜勒博依乡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的实地考察，该乡手工艺培训中心建成于2013年7月，占地1500平方米，可容纳300人，基本以红柳藤编、地毯编织、刺绣为一体的手工艺培训中心，是该乡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基地的所在地。政府尽管成立了专门保护非遗的机构，但由于专业人员不到位以及资金不能及时跟进等问题的存在，从而导致保护工作未能及时完成，并出现工作上的断层，未能形成长期的保护机制。
（二）资金投入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程，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够做得更好。由于投入资金与收获很难持平，无论是社会机构还是政府机构，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投入和关注都比较少，因此，种种原因的存在，正在制约着保护工作的正常开展。虽然国家每年给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投入了不少资金，但是，这些很难弥补巨大的资金缺口。
（三）传承人的缺失。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作为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文化信息交往与沟通的活动形式，是一种交流和传达文化信息符号的过程。非物质文化遗产基本上都是靠代代相传的方式进行传承的，若掌握这种技艺的人死去了，那么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可能会永久消失。而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基本生活，传承人也选择放弃并转变维系生活的生计方式，从而满足生活保障，因此，更多的人选择放弃。
三、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路径研究
（一）提升政府重视与参与度。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项长期进行的重要工作，伽师县政府应根据实际情况需制定相应的保护制度和措施，并制定长远目标和实施计划，同时在政府相关部门的协调指导下建立完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政府还应当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金投入力度，利用媒介大力宣传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并充分发挥学校和地方文化建设部门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二）加大资金的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以经济基础为保障的，增加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费投入，从某种角度能表明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价值的认同和信心，这也是保证伽师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如果能够设立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项资金，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潜力，从而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
（三）加强对人才的培养与培训。伽师县可以通过为非遗提供培训，建立专业化的保护队伍，通过组织举办各种类型的培训班，来进行专业化培训之外，还要通过技能培训考核来加强专业队伍的建设，因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的重要介质，所以对于传承人的保护尤为重要。我们还要结合实际情况，应该充分发挥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作用。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元素，是构建民族精神的重要力量与核心。因此，在保护与传承过程中，要充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与传承人的保护并经济上予以资助，解决其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并充分调动传承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传承积极性。
参考文献
[1]夏宁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途径探究[D].云南艺术学院，2011.
[2]李玲.浅析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及其对策[J].大众文艺，2012（10）.
[3]樊传庚.新疆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4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今年是非遗保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也是非遗保护工作从推进阶段向突破阶段转型的关键年头，承前启后。笔者作为基层非遗保护的一名工作者，站在新的起点、新的时期，更加清醒地意识到，肩上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目前非遗保护工作还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问题，有待我们去破解、去突破、去解决、去落实。比如：非遗的规划编制问题、数据库问题、人才队伍建设问题、展示场馆建设问题、后续保护问题、深度挖掘问题、运行机制问题、开发利用问题、机构编制问题、非遗生态问题、新农村非遗保护问题，以及乡镇站所、村两委在非遗保护过程中的作用发挥问题等等，都需要我们广大非遗工作者逐一认真地去分析、去思考。为此，笔者就如何实现非遗保护工作转型升级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供参考。
一、着手做好规划编制
规划是非遗保护工作的根本依据，是保障非遗资源有序发展、科学传承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根据国遗项目“八个一”要求，对部级和省级名录分门别类地编制中长期保护规划。同时，要着手调研和编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规划》以10年为期限，以“非遗法”、“省非遗保护条例”等有关政策法规为依据，以各级非遗名录项目为重点，以保护、保存、传承、传播为主要任务，以政府主导、服务、保障为主要条件和手段，对非遗资源后续保护、深度挖掘、开发利用、活态传承、文化生态等明确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保证非遗资源能够依法保护、依法管理、依法利用，使其真正成为提升软实力、增强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资源。
二、着手提升硬件设施
各地经济基础不尽相同，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条件也有所不同。而非遗展厅、非遗传习所、非教学基地等硬件设施，对发展和传承非遗项目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各地要充分利用各种条件建成多层次的，能够代表各地形象的，能够促进各地项目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场馆。此外，各地要充分利用村级文化俱乐部、村级文化礼堂、村文化活动室等途径，积极开辟非遗场馆建设的新路子。特别是在“美丽乡村”创建过程中，可以试行村级非遗传承展演展示馆建设，探索村级层面非遗保护的新措施、新方法和新模式。
三、着手培育人才队伍
非遗保护工作的人才队伍建设，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传承人和民间艺人队伍，二是非遗保护和管理队伍。各地党委、政府或文化部门应该及时出台《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非遗中心、非遗馆的人员结构，落实对传承人保护、再传人培养政策和扶持措施。同时，每年举办一期由全县各乡镇文化员参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题培训会，从乡镇一级层面对非遗保护知识进行同步更新，以加强对乡镇一级非遗保护工作的业务指导。在村一级层面，应该将重点加强对乡土文化人才等非遗保护队伍和非遗特色表演团队的建设与管理，充分发挥这批队伍在村级非遗保护工作的引领作用。
四、着手完善运行机制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5
关键词:“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效;问题;对策
中图分类号：J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2172（2012）02
在5?12汶川特大地震中,羌族聚居区诸多沉积千年的人文历史古迹遭遇了一场空前的大劫难。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损失惨重,中国唯一的羌族自治县北川县城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现存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料全被掩埋[1]。这次特大地震给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同时也引起了全国、全世界对羌族灾区的高度关注,使震后羌族的恢复重建工作在两年内全面、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在震后的三年时间里,我国政界、学术界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恢复重建给予了政策扶持和进行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使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目前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依然如火如荼地开展,而震后恢复重建效果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基于此,课题组多次到羌族地区进行调查,走访了羌区多家文化单位、羌族民间组织与羌族普通民众,最后完成了羌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工作,了解了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与重建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收集了相关意见和建议。本文拟总结调查的现状,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探究解决的思路与方法,为相关部门了解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情况和制定国家层面的保护规划和政策提供支持与参考。
一、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概览
本课题组成员从2010年9月——2011年7月,多次赴阿坝州汶川县、理县、茂县、松潘县、黑水县和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进行全面细致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调查,并运用文字和录音、录像、照相等现代化科技手段,对收集到的资料进行全面、真实且系统的记录和归档,记录了一批珍贵、濒危且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发现了一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重要资料和珍贵实物。笔者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中国的首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相关规定,对这些浩如烟海、璀璨多姿的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系统整理发现,截止2011年7月,羌族被列为联合国“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1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0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6项,市（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114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共计239项,部级、省级、市级、县级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目前共有273人。还采取田野调查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称、分布区域、传承人情况、濒危状况、入选各级名录情况、震后保护情况与存在问题等现状进行了调查。因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较多、分布较广、传承人较多,故文中不再过多赘述。下文将对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的发展进行有益的分析与研究。
二、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效
汶川地震灾后不久,国家政府、各级文化部门、社会各界特别重视震后羌族文化的恢复重建,并投入了大量恢复重建资金,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的主要任务已经完成,《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重建方案》提出的目标基本实现,羌族震后文化研究热度和文化发展步伐明显超过了震前水平,实现了一个大的跨越。震后羌族文化恢复重建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一）颁布羌族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法规
汶川地震后,各级政府非常重视羌族文化抢救和重建工作。2008年5月21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北川羌族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为抢救和保护震后北川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了法制保障；2008年6月5日四川省文化厅提出的《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初步重建方案》,为保持羌族文化原生态提供了基本思路；2008年6月8日国务院公布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条例中有7处涉及文化遗产保护；2008年9月19日国务院颁发的《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总体规划》中,明确地把保护和抢救羌族文化列为重要的内容,其中包括保护羌族的碉楼和村寨,保护有羌族特色的设施,以及保护和重建羌族的博物馆、民俗馆等等。可喜的是,2011年四川省人大常委会表决批准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已从2011年7月1日起施行。这些抢救、重建、恢复羌族文化的政策、法规,为完成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重建工作,为震后羌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步入有序的保护发展轨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6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手工艺旅游商品开发策略
合理的旅游开发和市场利用是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自我生存能力的重要方式。旅游开发能够帮助遗产摆脱依靠外力扶持的被动状态，形成自身生存的能力，减轻政府经济负担，形成遗产自我生存的良性循环。一方面，旅游活动能够为遗产保护提供经济来源，带来经济效益。另一方面，旅游开发能激发当地民众文化自豪感，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带来社会效益。某种意义上来讲，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学合理的开发是对其最好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旅游商品开发是基于传统手工艺类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观光展示营造、体验活动策划、旅游商品设计等一系列旅游产品的开展，是从文化遗产资源到旅游产品的转化过程。受到广泛关注的开发模式包括博物馆、休闲演艺、节事旅游、旅游商品等基础性的开发模式[1]，创新型的开发模式包括生态博物馆开发模式、实景舞台式、文化园区模式、民俗自然村等[2，3]。本文在游客调查的基础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商品开发模式的市场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市场开发优化策略，以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旅游商品开发能够取得更好的市场反响。
一、旅游商品开发模式概述
旅游购物是旅游消费中的重要环节，有吸引力的旅游商品能够丰富游客的旅游活动，提升非遗的文化影响，实现非遗经济效益，所以物化商品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衍生性的重要方向。在由于各地的历史风俗、地理环境、审美观点的不同，各地的传统手工艺各具特色。即使是同一类别，在不同地方也存在技艺技法、图样风格等方面的差异，使传统手工艺成为最具地方特色的文化产品。旅游商品开发是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成为物化商品的开发模式。
适于进行旅游商品开发的非遗资源以传统手工艺为主，主要包括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大类，除此之外部分养生类医药也能转化成为旅游商品，比如阿胶制作技艺能够产生阿胶商品作为旅游购物商品。
非遗类旅游商品包括：非遗技艺制作的收藏性工艺品，如陶瓷、刺绣等工艺美术作品；非遗技艺制作的实用性生活物品，如柳编、竹编的各种日用品；非遗技艺制成的地方特色饮食，如采芝斋苏式糖果是广受欢迎的旅游购物品；非遗相关出版物，以非遗为内容的书籍、音像制品等；传统手工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的各种创意商品，如提取戏曲人物元素绘制的t恤衫。其中前三类是基于非遗技艺直接产生的物化商品，是原汁原味的非遗物化商品，第四、第五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次级衍生商品，占市场比重很小。
二、数据来源
本文所涉及的数据分析包括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一手数据是2015年10月于北京“国际设计周”大型节事活动中的“手作之美”展会进行一手问卷调查，共发放450份问卷，回收438份问卷，问卷围绕“游客对传统手工艺发展方向赞同程度”这一主题展开。二手数据是天久旅游咨询（上海）有限公司市场调查问卷数据，于2013年在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苏州的重要旅游景区随机发放问卷，共回收100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数784份，问卷以游客对旅游商品市场的态度、感知为题项。本文已取得对二手数据的使用许可。
三、模式评述
（一）旅游商品缺乏当地特色
旅游商品市场是国内旅游消费中的一块洼地，不能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缺乏体现当地特色的旅游商品是市场最主要的问题。旅游购物是游客的基本需求，但现在的旅游商品市场并不能提供满意的购物体验。根据游客购物消费的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对784份游客问卷进行统计分析发现，经常在旅行当地购买旅游商品的占到总数的62%，但是对最近一次国内旅游购物体验持非常满意或满意态度的游客只有56.8%。游客认为旅游购物需要改进的地方主要在于商品特色（55.6%）、商品质量（52.5%）、商品价格（51.4%）。现在的旅游商品市场存在产品吸引力不足的问题，“缺乏特色，全国各地的旅游商品都一样”“在自家也能买到”“老套没有新意”等评论是游客反映最强烈的问题。说明具有当地特色的、新颖的旅游商品是市场短缺的。旅游商品市场存在档次不合理的问题，存在两极分化，即奢侈化和低劣化，国内的旅游景区及周边销售的商品要么是珠宝、工艺品等奢侈性商品，要么是全国各地都一样的低端旅游纪念品，缺乏地方特色和消费吸引力。
（二）传统手工艺拥有旅游商品开发的巨大市场潜力
具有当地特色、携带方便、有纪念意义、价格合理的旅游商品最受到游客青睐，在追求商品质量和文化性的趋势之下，传统手工艺开发旅游商品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游客调查问卷数据表明，旅游者最希望国内景区购物在“商品特色”方面做出改进，比重达到55%。影响游客购买旅游商品的因素中，具有当地特色（88.6%）、携带方便（56%）、具有纪念意义（53.4%）和价格合理（52.3%）是最重要的因素（表2）。而传统手工艺是地方文化的典型代表，具有充分的地域特色，具备开发游客满意的旅游商品的良好基础条件。在现代化和机械化的浪潮冲击之下，传统手工艺商品一度被机器制造商品所替代。伴随社会对于非遗文化的宣传和大众对手工商品价值的认识加深，精工细作的手工制作商品重新受到市场欢迎。手工艺商品融入匠人的构思和智慧，不同于机器制造的批量化生产，手工作品没有两件是一模一样的，这也使得手工艺作品具有特殊的艺术性和纪念意义。依托传统手工艺资源可以进行多档次多功能的旅游商品开发，既能够开发有实用性的生活物品，又能够开发有美观性的工艺美术商品，满足产品层次多样化的需求。传统手工艺旅游商品是弥补国内旅游商品市场不足的重要发展内容。
（三）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是传统手工艺商品发展的重要方向
非遗逐渐衰落的原因之一是脱离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导致市场需求萎缩。与现代人生活脱节有多种原因，首先是传统文化商品在现代人生活中的实用性下降，原有的功能已经不被现代生活所需要。比如年画的张贴已经在城市中较少使用，使得木版年画的传承状况堪忧。其次是部分传统手工艺的样式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取向，作品往往沿袭着传统的审美观，图样、主题、色彩搭配不与时代同步。比如说传统的刺绣旗袍，纹饰鲜艳而复杂，但是游客欣赏之余购买率很小，因为觉得“图案太浮夸”“无法穿出门去”“可使用性太小”。而将传统技艺与现代设计相结合是一条可行性创新性的发展道路，通过探究非遗的文化内涵、艺术审美、功能造型、结构技术以及材料工艺，用设计的思维与现时生活相联结，对传统款式进行功能性改造和美观性设计，满足人们生活功能与审美需求，使传统技艺被现代生活所需要。在市场调查中，认同传统手工艺的发展方向应该“用现代设计理念重新设计”的游客达到85.39%，其次是“保持传统技法”（79.45%）和“开发高、中、低不同档次产品”（79.68%）（表3）。表明游客对于传统工艺的再设计持非常欢迎的态度。
四、市场开发优化策略
采取“手艺人+设计师+运营商”的模式，打造专业品牌。中国的旅游商品市场存在严重的结构不合理问题，部分传统手工艺商品属于高端奢侈商品，超出了普通游客能够消费范围，属于小众化商品。而较为普及的旅游商品则存在质量低劣、仿造、非本土化等问题，不受到游客欢迎。旅游商品市场需要通过批量化生产，实现从小众商品向大众化的中端旅游商品的转变，通过品牌化经营达到造型和工艺水准的保证。“手艺人+设计师+运营商”的模式已经在市场上崛起，由手艺人提供技艺技法，由设计师用现代设计理念进行商品设计，由运营商进行商品生产和品牌运营传统技艺、现代设计理念和品牌运营相结合，打造地方文化的特色品牌。
改变传统手工艺非遗开发过程中“唯购物化”的现状，避免形成商业化过重的氛围，增强公益性文化宣传内容。商业化气氛过重使游客产生负面的旅游体验，应增加公益性的展示与文化宣传内容，以加深游客对非遗的理解。虽然游客对于获取非遗知识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支付费用的意愿很低。比如游客对手工艺品鉴赏的知识十分感兴趣，但却不愿意为此支付费用，所以手工艺品知识宣讲应该作为公益活动融入到旅游活动中，不宜作为旅游经济的来源。公益性的展示和宣传内容可以起到很好的文化宣传作用，辅助旅游业的发展。
非遗的“跨界”可以是内部的，如蟋蟀盆制作技艺可以与明式家具制作技艺“跨界”整合使砖雕书写板与红木家具配套成为适合当今市场需求的产品；非遗的“跨界”也可以是外部的，如与影视、动漫等多元文化的跨界融合或与房地产、汽车等文化之外领域的跨界组合。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就是以更大的投入以苏州以外的更大平台来对苏州非遗元素或非遗符号进行品牌运作，以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从非遗自身的“流变”，到非遗内部与外部的“跨界”，再到对非遗资源的“合理利用”，更到对非遗元素乃至只是非遗符号的“多元诠释”。特别是对于这些“跨界”与运作，只要是符合《非遗法》关于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施行传承与传播不同保护措施要求的，我们都应给与积极肯定。
参考文献：
[1]肖瑜.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模式的构建--以大连市为例[J].文化学刊，2010，（1）：124-128.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7
关键词：非遗传承；保护；制度建设
一、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的困境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是指经国务院文化行政部门认定的，承担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传承保护责任，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具有公认的代表性、权威性与影响力的传承人。非遗保护在我国起步较晚，由于非遗保护意识的淡薄和制度的不完善，我国非遗传承人面临着极大的困境。
（一）非遗传承人的生存发展环境很严峻。我国目前最主要的非遗的传承方式是自发推广，主要依靠传承人个人的力量在市场经济中传承宣扬非遗。由于非遗行业的产品大多是精神和文化方面，而我国的人均经济水平不高决定了文化精神类产品在我国当前居民消费中仅占据极小比例，这使得非遗从业者举步维艰，由此可以看出纯市场机制的传承不利于非遗保护。
（二）非遗传承人呈普遍断层趋势，传承人断层现象是各类非遗面临的共同问题。非遗传承人后继乏人既有非遗自身难以传承性的原因，也有客观的社会外部因素。中国传统文化国粹的曲艺、传统戏剧、音乐类目的非遗在现代流行音乐文化的冲击下，早已被青年人所遗弃，甚至部分老年传承人也逐渐将其遗忘民间工艺类的非遗也因不具有较大的经济价值无法形成广阔市场而少有学徒；科技的进步也使得传统医药类非遗为西医及更为精密的医疗设备蚕食得几乎无生存空间。
二、现行非遗传承人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已基本形成了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相结合的非遗传承人保护制度，国家性非遗传承人的相关立法主要见于2008年文化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和2011年的《非遗法》；地区性非遗传承人制度主要是各省市相关部门文件，上述文件主要涉及非遗传承人的资格认定、扶持、义务等问题。
(一)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机制有缺陷
我国非遗传承人采取层级认定方式，非遗传承人也分为部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和省市等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现行规定在非遗传承人认定方面存在两个缺陷：
（1）没有明确具体非遗的传承人数量。非遗传承人的认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点，认定的传承人越多则对非遗传承推广的力度越大，一项非遗被认定并获得支持的传承人数目将直接影响该非遗的最终生存。非遗的主要掌握者是民间艺人，他们是否能一代代薪火相传，直接关系到某个“非遗”项目的兴衰存亡，也只有认定支持更多的传承人，才能通过群体力量延续非遗的生命。”对特定项目的非遗，认人并予以支持十分必要。
（2）“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条件不科学。非遗法规定传承人应：“掌握并承续某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一定区域或领域内被公认为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等三个积极条件；45号令第4条还增加“不应当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这一消极要件。需要明确的是，积极开展传承活动、培养后继人才应是传承人的义务而非认定传承人的条件；而从事非遗收集、整理和研究的人员在完全掌握了一项非遗后完全能够较好地将之加以传承，也应当将其纳入传承人范围予以支持。
三、完善非遗传承人制度之建议
(一)构建完善的传承人认定机制
合理确定非遗传承认认定数量。鉴于传承人的数量同非遗项目的生死存亡存在极大地联系，我们有必要规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通过非遗传承人的稀缺性来提高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精湛技艺和社会地位。瑚认定非遗传承人的数量是非遗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基础性的工作，当前制度上未明确认定数量。国家、省、市等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应该在结合具体非遗的稀缺性、本地财政实际情况的基础上，最大程度的给予更多非遗掌握者以“传承人”身份并加以物质支持。
（二）建立并完善非遗传承人员的保障制度和激励措施
政府应当对特定弱势的非遗传承人群体的扶持给予特殊考虑，他们无足够的社会保障，只有彻底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才能确保他们有充裕的时间与精力用在传承工作上。相关法律法规应该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精神性权利和财产性权利，比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享有依法获得报酬的权利，该权利的取得可借鉴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公约》中的利益分享原则，依据此原则有两个基本目的：一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中维持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二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利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过程中利益分享原则表现为：依据公平合理的理念在开发者和传承人之间分配开发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惠益。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势在必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点工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和保护工作必须走规范化、制度化道路。
参考文献：
[1]苏晓红胡晓东《代表性传承人保护与培养机制的多元构建》，《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4期.
[2]周安平龙冠中《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探究》，《知识产权》2010年5期.
[3]汤凌燕;柳建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的法律思考——以福建省为主要分析对象》，《福建农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6期.
[4]王光荣《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培养与造就模式试探》2009年4期.
[5]旷凌龄《等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之法律保护》，《法制与社会》，2009年13期.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8
信息服务，是图书馆的一项重要功能。如果只是泛泛地讲信息服务，就很难准确地为“非遗”提供信息服务。那么什么是信息服务，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信息服务具有目的性。也就是说，信息服务是信息的提供者根据信息需求者的需要，通过筛选和整理，通过一定的载体，向信息需求者提供能满足其要求的文献资料、图片、实物等信息。信息服务一定是为了满足特定的要求而来的，服务的对象是社会公众和特定的社会机构，而不是图书馆本身。图书馆从自身出发而不是从需求者出发，所编辑的文献资料，不应当视为信息服务。比如图书馆开展工作的内部文件、活动通知等，虽然具有目的性，但是其面向图书馆内部职工，而不是面向社会和社会需求者，只能算作图书馆的内部信息，而不是我们这里所讲的信息服务范畴。
第二，信息服务具有价值性。也就是信息服务能够满足社会公众或者特定机构的某种需求，能够对他们的工作产生实际的帮助，或者有助于一个具体问题的求证和解决，或者能在某个问题上提供一个参考。没有价值的信息，就是无用信息。这种价值性，还体现在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影响上。当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并被经常采用时，图书馆自身在某一个领域的社会地位就会得到社会公众或者特定机构的认可，并通过这种认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和专业影响力。如果图书馆所提供的信息价值偏低，质量不高，就很难得到社会公众和特定机构的认可。
第三，信息服务具有专业性。信息服务是为满足社会公众和特定机构的需求而提供的，不仅需要满足社会公众和特定机构的一般需求，还要求满足他们的专业需求。对社会公众和特定机构来说，只有难以通过自身获取某种特定信息时，才会通过图书馆等公共服务机构来满足，而这种信息需求一般来说具有一定的专业性，甚至仅仅靠一家图书馆未必能够得到解决，需要通过多个图书馆，或者图书馆和其他公共服务机构如档案馆、博物馆等的联合协作。所以，图书馆在提供信息服务时，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专业需求，提供有价值、专业性强的信息，是图书馆提供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服务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二、图书馆信息服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点
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体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图书馆功能上的一定的契合性。图书馆信息服务只有找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结合点，才能更好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服务。
第一，图书馆功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属性上的契合。根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世代相传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文学及其语言、传统美术、传统技艺、传统礼仪、传统体育等。这些传统文化，有的通过文字记录的形式，流传下来，有的虽然没有文字记录，但是需要通过其他形式，使其得到传承和传播。图书馆的一项原始功能，就是保存人类文化典籍，收集、加工、整理这些珍贵文献资源。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契合点就在于，“非遗”是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图书馆是这种载体的保存和服务者，并为其传承和传播提供条件，两者的文化属性相同。
第二，图书馆服务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上的契合。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是“非遗”工作的一项重要原则。我国通过第一次全国范围内的“非遗”普查，收集整理实物和资料29万多件，拍摄图片477万张。按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思路，对所有的“非遗”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其中具有价值的“非遗”则进一步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什么样的文化遗产是非遗，什么样的非遗有价值，价值的评判标准是什么？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认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图书馆的文化保存功能，可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整理、认定过程中，根据已有的馆藏资料，通过深入查证，通过多方面比对，为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提供咨询服务。
第三，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存与保护方面的契合。根据《非物质遗产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是指对非遗的认定、记录和建档；保护，是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传播。前面已经提到，图书馆是作为保存文化财富的机构而存在的，担负着保存文化典籍的任务，并以文献为物质基础开展业务活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存在形式多样，形态各异，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应该成为图书馆保存和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图书馆通过所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系统整理和加工，进行广泛交流与传递，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一个展示的平台，有助于提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影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广泛传承和传播。
三、图书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信息服务应注意的问题
图书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保护全过程中，所能提供的服务是多方面的。目前，许多图书馆通过数字化改造，大大提高了包括非文化遗产在内的信息服务能力。但是基于图书馆信息服务的定位和特点，图书馆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信息服务上，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增强信息服务的针对性。信息服务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多种形态，不同的形态对信息服务的需求不同，因此，图书馆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信息服务中，应该增强预见性，开展相应的服务调查，或者通过公开的报纸、书刊、网络以及上级文件要求等渠道，进行信息服务研判，特别是根据当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有情况、保有项目，有针对性地提供信息服务，做到每一条信息都针对某一项特定需求，增??信息服务的针对性、有效性，防止漫无目的、应付差事式的服务。
第二，提高信息服务的质量。图书馆信息服务的质量，不仅体现在信息写作水平本身的质量上，更重要的是信息本身所含有的价值量。图书馆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应该深入挖掘自身馆藏资源的优势，把自身优势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求有机结合起来，通过对拥有资源的系统整理，使所提供的每一条信息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需求，能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者提供最大价值的参考。作为信息提供者，图书馆应该熟悉自身资源，了解自身资源优势，能够把自身资源优势挖掘出来，展示出来，满足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需求。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9
关键词：处境堪忧存在问题合理建议
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境堪忧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人类文化遗产可概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文化遗址、遗存、文物、文献等；一类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以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术、技艺、技巧和瞬间表现形式传承的文化遗存，是民俗文化、民间文化、民族文化的重要传承方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特点是口耳相传，诉诸视听而疏于记录和固态化。因而常常是转瞬即逝的，不可再生的。一旦消亡或流失，在落后的记录手段和技术条件下，基本无法恢复或再生。这就意味着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丰富，但也很脆弱。目前，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整理和保护行动落后于它的消亡速度，呈现出岌岌可危的现状，如民间戏曲、戏剧在衰落，年画、剪纸、皮影正在逐渐消失。而与此同时，中华民族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正吸引着世界目光。无论是“中国京剧欧洲行”的顺利开展，昆曲和古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文化遗产”名录，还是《卧虎藏龙》获奥斯卡奖项，都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在。但是就在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得到越来越多世界认同的同时，许多的国家将许多本属于我国的文化遗产纳入本国家的文化产业战略，对这一宝贵资源进行开发利用。从已经久远的“敦煌”艺术的流失，景泰蓝、宣纸技术被窃，到近年来美国《花木兰》的高上座率，韩国的皇家音乐“申遗”（韩方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时，明确说明该项艺术源自中国），以及韩国欲夺我们的“端午节”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少林商标在美国抢注等事件屡屡发生，这在说明中国非物质文化独特地位的同时，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我们行动迟缓，一些优秀的文化遗产将被他人“端走”，我国优秀的文化将被肢解。
二、在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存在的问题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确定了对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优秀的民间艺术工作给予扶持的方针。各地政府对保护、抢救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积极行动，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近些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开展起来。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普查力度不大。由于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长期不被重视，政府部门的普查工作力度不大，至今对于我们民间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等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二是保护文化遗产的观念滞后，资金技术贫乏，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缺乏正确的开发利用。如由于得不到政府的支持，资金不足，一些小规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类的文化产业，在艰难的环境中自生自灭。旅游市场对民间艺术遗产庸俗化的廉价开发，对社会造成文化误导和原生态破坏。三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法律保护依据。如对古代的科技、工艺、音乐、舞蹈、历史声音、历史图像、民族文物、民俗文物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没有科学的界定和权威的说明，也未能列入《文物保护法》的保护之下。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已不能适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四是缺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教育及人才的培养，传承渠道不畅。教育领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缺乏重视和价值认知，教育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脱节。如大学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学科极度缺乏，不能培养提供保护文化遗产所需的社会人才。公民尤其是年轻一代越来越远离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如果我们的下一代生活在充斥着网络、选秀、圣诞节的环境中，而丧失了对民族文化的关注的热爱，中华民族五千年绵延不断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
三、关于保护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
（一）各级政府要给予足够的认识与支持，全面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一是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要高度重视，方向明确，把保护和开发优秀非巷质文化遗产作为发展我国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是尽快成立鉴定和评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审查委员会和专家委员会，分阶段制定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长远规划，编制中国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三是要尽快制定“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法”和“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实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纳入法律轨道。四是理顺管理体制，建立地方与地方之间、部门与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形成合力。五是各级政府应将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在人力、物力、财力上予以切实支持。
（二）实行分级保护制度，负责统一协调、指导保护工作一是地方政府应明确实施保护单位及各自权利和责任，负责辖区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二是要建立专项的民间传统文化保护基金，帮助一些地区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遇到的资金困难问题；三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体制尚未系统建立之前，由文化部门负责协调和指导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非遗文化存在的问题篇10
自政府全面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以来，虽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也遇到了一些需要妥善处理的关系，如果这些平衡关系得不到理论上的解决，那么我们的保护实践就很可能陷入两难境地，甚至会对原本就面临生存危机的文化遗产造成新的伤害。本文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需要妥善处理的若干关系予以梳理，希冀从问题入手推进我们的保护工作。
一、政府主导保护与传承主体本色传承之间的关系
放眼古今中外，重大事件都是由当时政府主导，并号召全体民众共同参与创造的，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也不例外。我国历史上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存在于未被纳入主流文化体系的乡土文化之中，其所承载文化信息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不为当时的社会上层建筑所关注，而只在民间传承发展，长此以往也就成为一种文化遗存物。虽然，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一直以各种名目有所延续，但是大范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是在政府的推动下才蓬勃展开的。正是由于相当一批的知识精英的文化觉醒和政府的有力推进，国人才开始珍视伴随了民族千年的文化，体味推动民族发展的背景知识，其中符合主流价值体系的文化部分被冠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名目重新进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视域。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生存空间是处于经济社会边缘的乡土民间，特有的文化圈与生态环境等是其存在与发展的必需条件，而且惟有长期成长于其中的人才能真正知晓、理解、传承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其肩负的重要文化遗产项目，并且能够原味的将其传承下去。但是，随着保护工作的强力推进，项目传承人也不可能置身其外，势必被纳入到政府主导的保护工作中。在政府的有序规划和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传承人的思维方式和创作方式也会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势必或多或少的影响到其所肩负项目的活态传承。当然，政府主导的保护工作并不能参与到项目传承人的核心传承中，在共同推进保护实践的过程中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交织。政府主导保护工作的初衷是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有序传承，但也存在由于个别执行部门或执行人凭主观意愿开展工作的现象。成长于民间的传承主体的本色传承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本土的经验借鉴，可以为国外先进的保护方法提供适用性蓝本。但是，如何使政府的主导保护效能最大化，并使传承人传承的项目保持不掉色、不变形，这就需要妥善处理政府主导保护与传承主体的本色传承之间的关系。
二、范围内保护与范围外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保护实践的探索，我国逐步探索出符合国情的整体性保护措施，如采取民俗村、博物馆、文化生态保护区等方式，实施一定范围的保护。目前的实践表明，整体性保护使范围内的诸种文化遗产项目得以较好的保护和延续，而且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政策便利。
整体性保护的理想状态是处于保护范围的诸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够按照其应有的发展规律演进，能够维持并促进保护范围内的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理想保护状态的实现需要将保护范围完全独立于当地大范围的经济社会发展之外，使其彻底隔离开来，成为理想中的文化飞地。但是，互联网的普及和各种资源在全球范围的再分配带来了大范围的人口流动，原本相对独立的文化经济单元也已不复存在，一切文化经济单元都已经纳入国家或地方整体经济规划中，并与其它文化经济单元发生着微妙的关系。如何实现项目整体保护的预期目标，保护好范围内的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使其被纳入到国家或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这就需要妥善处理范围整体保护与外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之间的关系。
三、传承主体的原味传承与追求创新之间的平衡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承过程中必然带有其所经历的时代信息，其本身就是一种时刻在演进丰富并始终维系核心文化基因的社会文化组成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项目传承人原滋原味传承的项目为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软实力建设保存更多的文化基因。保护实践最为理想的状态，就是传承人所传承的文化遗产项目成为当代人知晓前人的手艺技能、行业信仰、社会风俗甚至是透析当时整个社会阶段的文化信息的文化物象。通过对该文化物象的分析，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状况有一个相对全面客观的了解，以求以史为鉴，从而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社会发展提供借鉴。作为社会一员的项目传承人也有自己的思维逻辑、文化信仰、兴趣爱好等，其对历史及现实的理解一定会或多或少地体现在传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同时，由于时代与生态的变化、甚至部分物种的消亡，部分传承的项目在原材料选取、行业禁忌、审美导向等方面也会有所变动。
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在传承过程中，如何界定原味传承与适度创新是保护实践面临的棘手问题。鉴于知识水平和保护视野的限制，项目传承人对原味传承与适度创新理解和把握尺寸很难衡定。倘若靠专家团队或政府机构等为其界定和把握，很可能出现越厨代庖的现象。从文化传承角度而言，传承人的使命就是完整的传承其所肩负的项目，但是对于技术创新的向往和对原有高度的突破也是每一个高水平传承人的夙愿。虽然政府和专家一直号召传承人原味传承，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原味传承和追求创新之间的问题一直存在。如何对其进行一定量和度的认定和掌控，以及如何把量与度落实到保护和传承实践中将对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包含的原始文化印记和时代文化基因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就需要妥善处理传承主体的原味传承与追求创新之间的关系。
四、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与项目自身演化之间的关系
如火如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在促进了大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培育民众文化自觉的同时，也对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原生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就在于努力使其能够不受其他外来因素的干扰按照其自身演化规律发展。但是，作为不同时代文化信息载体甚至是部分历史影像综合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其所处历史环境的文化信息和民众生活有着各种联系，其自身的传承演化也是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经历了不同文明阶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必然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印记，当今时代也不例外。
我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认知以及采取的多种保护措施，都是基于当今世界社会状况及人类现有的知识结构做出的，是基于一个历史时期的现状而采取的文化自卫。但是，若放在更长的人类历史来观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历了多个社会阶段，那么现在是否是其必经的社会阶段？如果不是，其是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间隙中穿越，还是在某一个历史时刻终结？如果是，我们的保护实践是否已经改变了其传承发展的规律？为了更科学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如何在保护实践的有力推进与项目的自身演化之间实现平衡？如果不能及时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很难说我们今天的保护实践不是一种新的破坏，在若干年后不为历史所否定。从问题着手来推进保护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回答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现行社会阶段的关系，协调保护工作的有力推进与项目自身演化之间的关系，使其找到在当今社会和历史长河中的合理定位。
五、传承主体的经济收益与具体项目的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不同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作为现实经济社会中的一员，项目的传承主体也有一定的利益诉求，这是其作为社会个体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物质基础。如果，我们对项目传承主体的利益诉求置之不理，忽视其经济收益，恐怕也就无人再愿主动从事相关项目的传承。离开了项目传承人的项目，也将不复存在。但是，我们也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其经济价值，而在于其所包含丰富的文化价值、科技价值、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等等。如果片面的注重其经济价值，过于追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经济效益，恰恰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曲解和破坏。
在具体保护工作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效益是最为重要的。我们认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及项目传承人的前提，就是认识到其所含有的巨大的社会效益，这是其存在的根本。在传承实践中，当项目的社会效益和传承人的经济收益出现冲突，传承人追求经济收益而舍弃社会效益的几率就会变得极其大，所以这就需要妥善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虽然，我们已经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而且还下发了《文化部关于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指导意见》，但只是提供了一些宏观层面的规定，对于调和不同保护力量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博弈很难提供可操作性的参考。
六、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并非说明我们的保护工作寸步难行，反而从另一个侧面表明了保护工作正在各个层面积极推进，说明各种保护力量发挥作用处于一定程度的无序状态。正确的对待和解决这些矛盾关系，妥善处理矛盾双方的利益诉求，需要学界探索各种保护力量保护效能最优化机制，使保护工作处于一种协调有序的状态。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遇到的一些问题，相信随着保护实践的深入和学术界的理论研究拓展能够及早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