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1
【关键词】《征信业管理条例》基层央行征信监管商业银行
《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正式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征信业发展走上法制轨道。《条例》明确了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对征信业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的监管职责，同时也对基层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从湖南省贯彻落实《条例》的实践出发，总结成效，分析问题，并提出了《条例》实施后加强商业银行征信监管的建议。
一、贯彻落实《条例》的主要做法和成效
（一）深入开展《条例》专项宣传，增强社会公众信用意识
2013年3月15日至6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立足湖南实际，组织开展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形成了地方政府大力支持、金融机构全面参与、新闻媒体跟踪报道的多方联动的宣传态势，营造了“学《条例》、讲诚信、守信用”的良好氛围。辖内各级人民银行牵头组织宣传队深入社区、村镇、企业、学校上门宣传，在广场、商圈、车站等人流密集区设置宣传展板和咨询台，并联合电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全面普及征信法规宣传；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不仅在营业网点悬挂横幅、张贴海报、播放电子标语、发放折页，还通过在单位网站信息、发送短信等方式，向客户宣传征信知识。据不完全统计，活动期间，全省累计举办宣传活动1000余次，张贴标语、海报12万余份，发放折页30万余份，媒体报道300余次，宣传受众近200万人次，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对《条例》的理解和认同。
（二）层层组织《条例》学习培训，提升征信从业人员业务水平
一是邀请征信管理局专家为全省征信从业人员及高校师生讲授《条例》培训第一课，7000余人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参加学习，为后续培训的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二是抽调人民银行征信业务骨干组成再培训队伍，在连续两个月时间内，对全省48家接入机构以及有关政府部门、部分小贷和担保公司、高校师生、企业人员进行培训，并部署各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系统内再培训，累计举办培训362场次，参训人员达2万余人次，覆盖全省所有征信从业人员；三是在“6.14”信用记录关爱日，举办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条例》知识竞赛，以自问自答、限时计分的形式，全面检验29家机构征信从业人员对《条例》的掌握程度，并通过电视电话会议系统在全省同步展示，观众近2万人，取得了以赛代训，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三）全面开展《条例》贯彻自查，指导金融机构逐项落实到位
根据人民银行总行统一部署，2013年7月至10月，长沙中支组织指导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对本单位征信业务及相关活动进行了全面自查。自查内容包括个人信息采集、信息提供、信息查询、信息使用、取得同意方式、异议处理和内控制度7个方面，主要发现个人信息采集书面同意、提供个人不良信息事先告知、格式合同条款的提示和说明、内部征信管理制度等4方面存在不符合《条例》规定的问题。同时，督促各单位认真制定整改方案，完善内控制度、梳理业务流程和改造系统，逐项落实《条例》及相关征信制度要求，目前除不良信息告知外，各项问题均已整改到位。
二、《条例》落实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分析
2013年4季度，在各接入机构对《条例》进行全面自查的基础上，长沙中支组织在全省范围开展了以商业银行为主要对象的专项执法检查，促进了征信相关业务的规范运行，与此同时，检查也反映出基层央行履行征信监管职责时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
（一）商业银行征信业务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条例》实施后，商业银行对征信管理的认识普遍有所增强，但仍存在“重应用，轻管理”的现象。一是征信管理制度不完善。部分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尚未建立贷后管理查询内部授权制度和查询管理程序，也未在系统用户变动后及时向征信管理部门报备。二是系统用户管理不规范。一些基层网点业务量大、人员调动频繁，存在管理员用户、查询用户兼任和多人使用同一查询用户的现象；有的查询用户虽已调离征信岗位，但未及时停用。三是查询流程不严密。主要表现授权日期在查询日期之后，贷后管理查询无内部审批授权，查询原因与实际业务不符等。四是违规查询个人信用报告。例如，无授权查询借款人配偶或企业法人、出资人的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授权书要素填写不全，一次授权多次查询等。五是存在向持无效贷款卡企业放款和自然人做担保未办理贷款卡等问题。
（二）基层央行征信监管面临的主要问题
1.征信法规体系不完善。《条例》对于征信监管的相关规定比较原则，现实工作中的操作性还有待加强。同时，《条例》相关配套制度还不完备，而现有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和《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管理办法（试行）》的部分内容已难以适应当前征信监管需求，如对规范查询授权的理解、查询原因错误的违规认定均界限模糊，操作难度较大，企业征信系统数据质量监管制度内容没有细化，难以进行有效管理。
2.征信监管手段有待改进。此次检查历时2个多月，全省共计组织71个检查组，对12家银行业金融机构的114家分支机构进行了现场检查，但受检查人员、时间、工作安排等条件影响，检查覆盖面仍较为有限，难以实现对征信相关业务的动态化管理。特别是因缺乏非现场监管和数据分析的手段，基层央行无法直接提取商业银行数据统计、查询明细等情况，只能依赖日常办理征信业务的统计数据和运用excel等软件进行简单批量对比，难以针对性地开展数据核查和校对，影响了监管效率。
3.征信监管队伍建设有待加强。一方面，基层央行征信人员配置不足，当前市州中支尚无对应的征信部门编制，平均征信人员不超过3人，同时还需兼任信用体系建设、评级管理、征信宣传、金融稳定等工作，县支行业务股更是对口金融稳定、调查统计等多个部门，在人员紧张的情况下，缺乏时间和精力开展针对性征信监管。另一方面，实施高效、严谨的征信监管对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有较高要求，需要熟练掌握征信、法律、会计、计算机等业务知识，而目前基层央行征信队伍的人员结构和教育背景较为复杂，普遍缺乏针对性的专业技能教育培训，执法水平有待提升。
三、《条例》实施后加强商业银行征信监管的建议
（一）加快完善征信监管法律法规
一是对照《条例》的相关要求，完善现有征信规章制度，研究制定《企业信用信息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使其适应企业征信系统规范运行的需要，修订和完善现有《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对信用信息采集、查询使用、异议处理、安全管理及违规处罚做出明确规定，提高基层央行征信监管的规范化和程序化水平。二是尽快出台《条例》的相关配套制度，如数据核查与监测、异议处理、侵权责任追究等制度和措施，加强基层人民银行对数据质量和信息保护的检查监管力度。
（二）创新、优化征信监管手段和方法
一是建立征信业务情况定期报告制度，要求商业银行对影响征信工作的重大事项，如业务系统升级、制度变化、安全管理等进行报备，及时掌握其征信相关业务运行情况，加强业务指导和管理。二是优化非现场监管手段，研发征信监管信息子系统，向基层人民银行适当下放辖内异常查询监测、数据实时批量比对等权限，提升其非现场监管能力。三是实施有效重点监管，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监督相结合，根据非现场监测中发现的征信制度执行不严、业务不规范情况，确定重点检查的对象和业务范围，提升征信检查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加强征信监管队伍建设
一是加强征信人员综合业务培训，培育一批既熟练掌握征信业务操作流程，又熟悉行政执法流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复合型征信专业人才，切实提升征信执法水平。二是建立和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搭建人才交流平台，通过交叉检查、联合调研、人员交流等方式，促进征信队伍中各类人才的合理、有效利用，为征信人才成长提供制度保障。三是加强征信人员的廉政教育和法制教育，打造一支“团结进取、素质过硬、风清气正”的征信监管队伍，树立人民银行征信人员的良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煜.全面提高征信管理与服务水平[J].中国金融，2013，（6）：42-44.
[2]魏大鹏.《征信业管理条例》视角下基层央行有效监管问题探讨[J].征信，2013，（11）：50-52.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2
不良信息是指对信息主体信用状况构成负面影响的下列信息：信息主体在借贷、赊购、担保、租赁、保险、使用信用卡等活动中未按照合同履行義务的信息，对信息主体的行政处罚信息，人民法院判决或者裁定信息主体履行義务以及强制执行的信息以及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规定的其他不良信息。
2013年3月15日，我国首部征信业法规《征信业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从2003年开始酝酿到今年正式实施，该《条例》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不良信用改“有期”
随着信贷业务的发展，不良信用常常一不小心就“沾惹上身”。个人不良信用往往是因为个人大意引起的，比如，有的人在办理贷款和使用信用卡透支后，因为忘记还贷和还款的准确日期或因出差、出国无法按时归还，形成了逾期记录。还有被动原因产生的不良作用，比如，有的人将身份证明资料随意丢弃，或在一些需要个人证明材料的场合提供了个人证明资料后未及时收回，被他人盗用证明资料，办理信用卡，恶意透支。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个人的不良信用记录不再是一辈子的污点，不良行为停止后，不良信用仅保留5年。
法律福音：《条例》第十六条规定：征信机构对个人不良信息的保存期限，自不良行为或者事件终止之日起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予以删除。
在不良信息保存期限内，信息主体可以对不良信息作出说明，征信机构应当予以记载。
法眼观象：及时还“债”，莫留个人污点。
个人信用查询受追捧
办信用卡、贷款购房、购车，都要先过“信用关”。2013年3月15日，《征信业管理条例》实施当天，北京市不少市民主动前往相关机构查询自己的信用报告，有的查询者更是提前一周左右就打来电话要求预约。“我正准备买房，听说如果个人信用不好，房贷就有可能不被批准，我可不希望影响贷款。”张先生说。听说可以免费查询信用记录，他特意赶来查询。除了现场查询，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征信管理处（北京市征信分中心）还规定，持有中信银行网上银行u盾的客户可以通过网上银行查询本人的信用报告。
根据《征信业管理条例》规定，个人每年可以免费查询两次自己的信用报告。
法律福音：《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信息主体可以向征信机构查询自身信息。个人信息主体有权每年两次免费获取本人的信用报告。
法眼观象：重视个人信用信息，方便通过“信用关”。
异议、申诉有路可走
2011年9月2日，身为法官的李先生一纸诉状将三家银行告上法庭，要求判令三被告消除他在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记录中的不良记录。这是江西省首例信用不良记录名誉权案。其实，早在2010年5月，李先生发现“不良记录”产生于2008年时，拿着自己身份证被冒用的证据多次找到三家银行，曾试图通过向银行说明情况以消除不良记录。然而，三家银行却以不知此事如何处理或此事不归他们管为由拒绝。因为“不良记录”严重影响李先生按揭贷款购车，无奈之下他起诉三家银行。
李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另一起被称为江苏省信用不良记录名誉侵权第一案的原告吴女士、四川省信用不良记录名誉权第一案的原告刘女士，也都发现并非自己所为的“不良记录”后，与银行交涉无果，不得已走上诉讼路。
法律福音：《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信息主体认为征信机构采集、保存、提供的信息存在错误、遗漏的，有权向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提出异议，要求更正。
征信机构或者信息提供者收到异议，应当按照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规定对相关信息作出存在异议的标注，自收到异议之日起20日内进行核查和处理，并将结果书面答复异议人。
经核查，确认相关信息确有错误、遗漏的，信息提供者、征信机构应当予以更正；确认不存在错误、遗漏的，应当取消异议标注；经核查仍不能确认的，对核查情况和异议内容应当予以记载。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3
一、加强理论学习，自觉践行科学发展观
加强理论学习，是确保征信管理工作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指向明灯，是提高工作效率，实现工作目标的根本保证。在工作中，我时刻关注理论发展的新动向，以先进理论指导具体工作。在总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的讨论会上，精心准备，总结交流心得体会，得到领导肯定。结合征信立法工作，加强调研，在调研中深入实践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机关党委将本人撰写提交的“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开创征信管理新局面系列调研”之《征信立法研究报告》作为人民银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调研报告推荐给中央国家工委。
二、积极参与制定《征信管理条例》，已获行长办公会专题讨论原则通过
积极推动出台《征信管理条例》，一直是近年来总行征信管理局的重点工作之一。经过前几年的探索和积淀，征信立法的条件正越来越成熟。根据国务院法制办2008年1月向国务院上报的《关于社会信用体系法制建设专项工作的工作安排》，总行于年内向国务院法制办上报《征信管理条例（送审稿）》。总行领导运筹帷幄，果断决策，全局上下协同作战，殚精竭虑，《条例》的立法工作正稳步加快推进，现已取得重大进展。
本人全程参与了《条例》的制定。先后参与了对地方信用立法、信用服务市场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情况的调研，直接执笔或参与撰写了相关调研报告；多次对征信的概念内涵、行业发展模式、业务种类、业务管理方式、许可条件等问题进行了较系统和深入的探讨；根据国务院新“三定”方案对人民银行征信管理职责的调整，对2002年上报国务院的《征信管理条例（代拟稿）》及近几年来形成的数个条例草稿进行了认真研究；多次参加了征信管理局、条法司以及国务院法制办等部门组织的征信立法专题讨论会及内部改稿会；积极听取和学习了有关专家、学者对《条例》制定中诸如征信的概念和边界、征信管理的出发点、征信立法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及征信管理的手段、方式等诸多重要议题的意见和建议；较准确地领悟和贯彻落实了总行领导的有关指示精神，所提意见较好的被《条例》采纳吸收。12月5日，《征信管理条例》已经行长办公会专题讨论并原则通过。
三、根据立法工作需要，着力就相关重点征信法律制度进行专题研究
一是开展了地方信用立法的调查。为理清征信体系建设与地方信用体系建设的关系，参与完成了《地方征信立法的分析与评价》研究报告；二是对我国征信业发展模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撰写了《论我国征信发展模式——以征信产品的公共属性为视角》，得到局领导好评；三是为摸清各类征信机构的市场定位、经营状况和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研究设计促进征信服务市场发展的制度措施，完成了《关于我国征信市场发展状况的报告》，签报苏宁副行长，并送条法司、人事司阅；四是通过国际金融公司了解国际数据跨境流动与保护问题的做法，组织重点出口企业和相关商业银行召开座谈会，就征信数据跨境流动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进行了研究，并结合美国、欧盟处理征信数据跨境流动的经验，完成了《欧美数据跨境流动比较研究》。《关于我国征信市场发展状况的报告》和《欧美数据跨境流动比较研究》两篇成果入选征信管理局即将出版的《征信管理专题研究报告》和《世界版图下的征信业——十五个国家和地区征信法律制度比较研究》两部书稿，目前两部书稿已交金融出版社审稿；五是借鉴国外征信立法经验，采它山之石以攻玉，在处领导的直接指导和亲切关心下，组建了国外征信理论与实务研究小组，完成了《美国平等信用机会法研究与启示》，被《参阅件》采用。
四、积极关注征信系统运行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情况，根据领导指示，提出完善建议
根据局、处领导的指示，本人密切关注征信系统和征信市场管理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就商业银行合规使用信用信息、个人异议受理及处理情况、征信诉讼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密切跟踪有关有关诉讼案件，向有关分支行提出了妥善处理诉讼案件的建设性意见；直接与当事人积极友好地沟通，宣传有关政策，化解纠纷，妥善处理了公民来信和投诉事件；根据苏行长对征信中心《关于个人征信系统异议处理流程及解决其中存在问题的请示》的批示，研提了意见和建议签报苏行长；为尽快建立涉及人民银行分支行征信管理部门、征信中心和商业银行关于异议处理、投诉、诉讼情况的报告制度，完成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建立个人征信异议处理、投诉和诉讼案例报告制度的通知》的签报，近期即将以行发文。
五、其他工作
一是日常公文办理。本年度较高质量地办理办结签报、会签文件、请示件、通知、公民来信等各类公文数十件，提高了公文处理水平；二是认真办理全国人大和政协委员提出的与征信管理工作有关的议案、提案和建议；三是着手研究《条例》出台后的释义和有关配套制度建设。如制定《征信机构管理暂行办法》，对不同类型的征信机构明确准入及监管措施，健全市场退出机制，又如按照征信分类监管的原则，借鉴国际经验，制定一系列征信机构业务操作规范及指引，规范征信机构经营行为，再如制定征信活动异议处理规程，明确征信投诉、举报处理程序，切实保护信息主体的合法权益等；四是多次参加征信管理有关的培训班和研讨会，提高了征信管理理论水平和工作能力。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4
关键词：台湾；征信业；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1-76-03
一、台湾征信体系的特点
（一）征信法律法规完善，配套服务机构健全
目前台湾拥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征信法律法规。台湾征信法制体系目前拥有“三个办法、三个准则、一个要点和一个规范”①，基本涵盖机构准入、机构管理、业务操作和行业规范等各环节。此外，台湾征信体系中还拥有健全的配套服务机构，如票据交换中心、政策性信用保证基金、国际保证机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这些机构在推进台湾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准入门槛较高，实行特许经营制
在台湾设立银行间联合征信机构和专业征信机构均需主管部门核准许可，并经登记再发放执照。其他涉及收集、计算机处理或国际传递利用个人资料的征信活动，要经主管部门登记再发放执照。主要体现在：1.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台湾《银行间征信资料处理交换服务事业许可及管理办法》规定，除《办法》施行前已由金融管理部门指定办理的外，新设银行间征信机构，必须是股份有限公司，实收资本金最低为新台币35亿元。2.高管人员资质要求较严。要具备领导及有效经营能力，达到规定的学历条件，有一定的银行工作经历和优良的工作业绩。同时对有14种情形的人限制担任银行间征信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如有破产记录尚未复权的、过去3年在金融机构有6个月以上延滞本金或利息尚未清偿的等均不得担任机构高管。3.股东主体受到严格限制。银行间征信机构股东必须是银行和“政府”，股份转让也只能给银行。4.业务经营受到金融管理部门的全方位监管。银行间征信机构的内设部门及职责、内控制度、查询收费价格、违规事项处理程序等业务章程都需金融管理部门审查，变更也需经事先核准。每个年度结束要向金融监管部门上报年度运营报告、经会计师审核的财务报告及其他相关运营文件。监管部门为了解银行间征信机构业务及财务状况，可以随时要求其提出相关报告及说明，必要时进行现场检查。发生违规经营，由金融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善，限期未改且情节重大的，撤换相关经理人，暂停营业或废止其许可。
（三）强化对专业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确保监管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一是有条件地开放市场，允许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二是新设信用评级机构必须有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的投资与合作。发起人至少应有一个为国际知名信用评等机构，且其所认股份合计不得少于第一次发行股份的20%，并应有连续5年与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技术协作的承诺书和执行计划。三是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四是实施评级作业回避制度，即评级机构的评级委员会委员在最终审定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评级对象的评级结果时，要进行回避。五是对高级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兼职、投资进行限制。六是不允许资信评级机构对外提供任何担保。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专业化的资信评级机构从一开始就能在较高的起点上运行。
二、福建省征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福建省征信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征信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存在着起步晚、征信法制体系不健全、征信机构监管不规范导致征信机构信息公正性不高、缺乏健全的征信系统导致银行授信过度依赖内部征信部门等问题。
（一）国内大型征信机构在闽开立分支机构的情况
目前国内大型征信机构在闽开立的分支机构主要有大公福建分公司、中诚信厦门分公司、厦门联合信用管理公司等。以厦门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是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在厦门设立的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厦门及周边地区企业信用评级、担保机构评级、招投标评级、企业信用管理咨询等。设有评估部、综合部、客户受理部、市场开发部以及科技信息部等5个部门，曾为厦门454家中小企业评级。母公司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之一。
（二）福建本土的征信机构
福建本地的最具代表性的征信机构是福建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有限公司（福建企业信息网）及福建信息网（福建联合征信系统中心）。其中福建企业信用网于2006年4月11日由省经贸委信息中心、福建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是福建唯一一家由省政府办公厅授权组建的、特许经营的省级企业信用信息服务机构。负责在福建省范围内向各行政性组织、社会、企业征集企业信用信息，并对征集的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整合、比对，形成福建统一的征信平台，并依法在福建企业信用网上对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企业信用信息的服务机构。目前已收集、分析、整理、存储了近70万条的企业信息，形成福建省企业信用数据库的雏形。已收录有全省28万余家企业的基本信息、12万余条企业综合信息、2万余条企业良好信息、3千余条企业警示信息和9万余条企业资质信息，并建立起独立的福建省企业基本信息数据库、1.2万家规模以上企业信用数据库、新增企业数据库、企业资质数据库、企业公开信息数据库等，已基本具备为省级行政性组织和社会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能力①。
（三）具有区域金融中心特色的本土征信机构及网站
厦门作为福建省乃至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金融中心，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性的创举，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厦门金融咨询评信有限公司等。另外，厦门市建有企业和中介机构信用网，目前，已有厦门市工商局、财政局、建设局、国土房产局、国税局、地税局、质监局、厦门海关等18个行政单位向网站录数据②。网站开通“信用动态、信用公告、信用查询、统计分析、信用法规、信用理论、典型案例、业界新闻”等栏目，面向社会提供了企业和中介机构基本信息查询、信用信息查询、从业人员信息查询，并在各行政主管部门中实现动态信息，逐步实现了政府、企业、公民的互动交流。
上述三类征信机构基本反映了福建省征信业的基本情况，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征信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存在着起步晚、征信法制体系不健全、征信机构监管不规范导致征信机构信息公正性不高、缺乏健全的征信系统导致银行授信过度依赖内部征信部门等问题。
首先，征信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征信法制不健全。2013年3月份开始实施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共同构成我国征信业管理的基本法律框架，与台湾的“三个办法、三个准则、一个要点和一个规范”相比，我国的征信业法制还无法对征信市场和业务实现全面覆盖，征信法制道路依然漫长。
其次，信用评级市场多头监管、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信用评级会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中广大投资者的决策和企业融资成本。当前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存在多头监管、各自为政的问题十分突出，不同的监管部门对评级业务的监管规则不统一，而且缺乏有效的法规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的约束。虽然《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了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为征信业的监管主体，但是条例并未将信用评级业纳入监管范围。而且对外资信用评级机构不断渗透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可能对我国金融话语权、资产定价权造成潜在的威胁，监管当局的认识不够。
最后，征信行业的自律性机制尚未形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征信机构的公信力。福建省虽有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和厦门诚信促进会等行业自律性协会，但是这种协会的功能更多的是对诚信社会的一种宣传，对省内的征信机构的监管和约束力不大。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商业银行授信时更多的是由其内设的征信部门对授信对象进行调查，加上央行开发的征信系统进行查询，较少依据这些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授信，原因是这些机构涵盖的信息较少，无法满足商业银行的需求，可信度银行无法完全接受。
五、台湾征信业发展对福建省发展征信业的借鉴
（一）严格市场准入，加快立法工作
征信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为争夺市场和业务，可能出现不正当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行为，损害征信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征信活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如果缺失监管或行业自律不严，一些征信机构也会放松自身管理，降低从业标准，损害行业整体形象。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征信机构实施市场准入许可的管理，出台相应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厦门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可先行先试，建议出台资信评级业管理办法，明确资信评级机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等管理规则及从业人员的资格和条件，对现有评级机构进行适当重组和清理整顿，以扩大资信评级机构的规模和影响力。
（二）正确处理好数据保护与促进征信业发展的关系
征信活动以信用信息为原料，通过整理、加工，又为特定的对象提供信用信息产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发展征信事业，必须首先允许合法的征信活动从业者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获取和提供信用信息。但为了维护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受侵犯，又必须对信用信息进行适当保护。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对信息采集、披露、使用等事项进行规范。建议出台地方性法规，对信息披露和信息保护进行明确规定，为征信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明确征信业监管主体
目前，福建省征信业监管主体不明确，相关部门监管的依据不同、管理要求不一，给征信机构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成本。人民银行“三定”方案赋予人民银行管理全国征信业的职责，建议成立由各级人民银行牵头的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共享监督资源，并由人民银行承担对征信业主监督职责，遵循从市场准入到业务质量、人员素质、内部控制及信息安全的全面监督管理。
（四）加强与台湾方面的信息交流
建议采用“先民间、后官方”的策略，凭借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的框架，积极开展两岸民间征信机构的沟通交流，积极引进台湾优质征信机构来闽开设机构，派遣人员到台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借鉴其科学的评级办法，也可以利用台湾完善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在闽台商的授信力度，解决其在台抵押物问题，实现两岸共赢的局面。
（五）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促进征信配套服务机构发展
首先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特别是厦门特区政府的引导作用，为征信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出台征信产业扶持政策，将征信业发展列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点扶持产业，为征信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其次要逐步建立健全考评考核机制，进一步激l征信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再次要建立以政府扶持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信贷为支撑，外资和民资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产业发展融资机制，创建征信产业扶持基金，合理分担征信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鼓励同业竞争，全面提升征信机构的公信力，使其致力于服务海西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福州中心支行课题组.海峡两岸征信体系比较与合作探讨[J].南方金融，2008，（02）.
[2]人民银行兰州中心支行征信管理处.我国台湾征信业监管及对内地的借鉴与启示[J].甘肃金融，2005，（08）.
[3]耿得科，张旭昆.台湾征信业研究[J].征信，2011，（06）.
[4]吴平凡.厦门诚信网，eCFa背景下的海峡两岸征信体系融合探析[J].厦门理工学院.
[5]孙建潮.关于完善我国征信业监管体系的探讨[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06，8（15）：4.
[6]赵锋.征信业管理条例述评[J].征信，2013，（04）.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5
关键词：商业银行；个人征信法律制度；金融隐私权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13）07-0166-02
1金融隐私权在个人征信管理中的保护问题
目前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过渡时期。在此背景下，社会信用缺失问题层出不穷。因此个人征信法律制度应运而生。《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下文简称《办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征信行业的发展实践表明，目前商业银行在个人征信制度中处于重要地位，它既是个人征信信息的采集者，同时又是主要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然而，从传统隐私权延伸出的金融隐私权在金融实践中具有易碎性。因此，隐私权与公众知情权处于社会公正天平的两端，相互博弈。立法如何使商业银行在征信业务中最大限度地保护金融隐私权，是目前金融立法的难题之一。
2个人征信制度和金融隐私权的冲突本质
金融隐私权是指“一种信息持有者对与其信用和交易相关的、以及其他与其财产状况和财产流转相关的信息所享有的支配性权利。”自然人客户的财产信息和信用信息涉及到其个人自由和人格尊严。同时，这些信息完全具备波斯纳提出的财产权所应有的普遍性、排他性和可转让性，因此其具有财产权的性质。若遭受非法扩散，会造成客户的财产损失。然而，商业银行完全有可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保护客户信息的默示条款而谋取自身利益。因此，保护金融隐私权的重要意义便不言而喻，这是私权神圣原则的重要体现。
个人征信制度要求将个人的信用信息加以采集、加工处理和披露利用，最终达到维护金融秩序、经济秩序的稳定以及实现正义等价值目标。然而达到这些价值目标需要公权力的介入。公权力在承认金融隐私权的基础上，须对其加以适当的限制，并以法律的形式作出，从而维护金融和经济秩序，进一步实现社会经济的自由。而金融隐私权则是强调个人对信用信息的完全的隐瞒和支配等权利。基于此，个人征信制度与金融隐私权冲突的本质是公权与私权的冲突。而这种冲突“是一个权利控制与权利让渡、权利主张和权利限制彼此妥协的漫长过程。”
3我国个人征信管理中金融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缺陷
首先，商业银行通过金融业务必然会获取大量的个人信用信息，而对这些信用信息的保密则至关重要。然而，我国现行立法将个人信用信息的保密局限于商业银行存贷款业务，且皆为原则性规定。
其次，商业银行向征信机构报送个人信贷信息的范围，《办法》规定为个人贷款、贷记卡、准贷记卡、担保等信用活动中形成的交易记录。而关于征信管理的地方性政府规章则缺乏明确的界定。这是地方政府规章与部门规章不一致之处。其次，地方政府规章对信息采集范围作了兜底性规定，即其他与个人信用有关的信息。但是反观这些兜底性的规定，不得不让人产生疑问：商业银行所掌握的自然人客户的其他业务信息，是否也包含在“其他信息”之中？另外，关于禁止采集的规定，《办法》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
再次，关于征信管理中信息的报送和整理，现行立法都规定征信机构所收集的信息应当准确、客观，但这仅仅是原则性的，并没有具体条文加以规定。同时立法也赋予了信息主体的异议信息提出权。但此权利更倾向于救济性而缺乏防控性。其次，关于商业银行向征信机构报送个人信用信息，是否需要经信息主体的事前同意，《办法》并没有作出相关规定。
最后，关于征信管理中个人信用信息的使用，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关于征信机构向商业银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是否要经过信息主体授权的规定不一。第二，信息使用者违反了保密义务而对信息主体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对于这个问题，《办法》没有规定。第三，《办法》也缺乏信用信息使用人违法使用信用信息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的规定，这也不利于金融隐私权的保护。
显然，上述不足和缺陷对于保护商业银行自然人客户的金融隐私权是不利的。
4对征信管理中金融隐私权的保护的立法完善
从金融实践来看，银行业是金融隐私权非常容易受到侵害的领域。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办法》主要从商业银行的角度出发，规定商业银行在个人征信管理中的职责。其立法宗旨兼顾征信制度的发展和金融隐私权的保护。然而，其中关于金融隐私权保护的条文数量少且不全面，且制定办法的时间距今已有7年，难以全面适应现行银行业保护金融隐私权的需要。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对《办法》进行修改，充实其中保护金融隐私权的条文，使其与立法宗旨相符合。
4.1修订《办法》的总体思路
金融隐私权的保护依赖于传统隐私权的保护，因此在法律上应先确认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在此基础上将独立的隐私权延伸至金融领域，在金融业法上确立金融隐私权的独立地位。然而，鉴于我国目前金融业保护隐私权的立法和实践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先在银行业中确立其独立地位，然后再逐步扩展至其他金融领域。因此，可以在《办法》的第五章和第六章之间新增一章“信息主体权益保护”。在此章中，确定银行自然人客户的金融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并应当将其主旨确定为侧重保护自然人客户的金融隐私权。
4.2修订《办法》的具体设想
民事权利保护的范围包含主体、对象、内容三个方面。金融隐私权也不例外。因此，在新增专章中，必须对商业银行自然人客户金融隐私权的三个要素加以规定，同时又要注意与其他条文相链接，做到既不冲突又不重复规定。
首先，在新增专章条文中，应当将商业银行自然人客户金融隐私权的权利主体扩大为磋商咨询阶段、尚未和银行正式建立业务关系的潜在自然人客户、与银行存在金融服务关系的自然人以及与商业银行已经不存在业务关系，但其个人信息仍然为商业银行所掌握的自然人享有金融隐私权。
其次，在该章中，应当明确界定权利保护对象。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消费者的账户信息，包括账户金额、收支情况、资金来源和去向、账户记录等；二是消费者的交易信息，包括交易标的、种类、性质、内容、价格、当事人和时间等；三是银行因消费者账户、消费者从事的金融交易与活动而获得的与消费者有关的任何其他信息。”因此，在该章中可以将保护对象的三个方面作为征信中心向商业银行禁止采集的信息作为明文一款单独规定。但是，为了促进个人征信管理的发展和前面条文无缝对接，应当增加一款为“本《办法》第四条所规定的内容为例外情形。”
再次，金融隐私权的权能包括了四个方面：隐瞒权能、知情权能、修正权能、支配权能。第一，隐瞒权能要求商业银行必须建立一定的制度政策、使用一定的技术手段确保客户信息载体的安全性和完整性，除开法律允许的例外情形，不得把客户的信息披露给第三方，也不得在与客户利益相冲突的地位上使用信息，即使是法律允许披露的情况下，第三方亦需对信息予以保密。《办法》第二章第七条对此作了规定，但仅仅局限于报送环节。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第三章“查询”中增加规定商业银行对通过向征信服务中心查询而获取的个人信用信息负有保密的义务。第二，商业银行在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中承担了主要的义务。因此，在新增专章中应当规定银行在双方建立业务关系后应当首次告知客户其当前掌握的客户信息，并且在客户信息有重大变更时再行告知。另外，上文提到《办法》中并没有规定商业银行向征信中心报送个人信用信息时是采取“信息主体事前同意”抑或“事后告知”。因此，为了平衡征信业的发展和隐私权的保护，在新增专章中应当赋予信息主体在商业银行报送之前的“知情权”，即规定商业银行在报送信息前应事先告知信息主体，给予其提出异议的权利。第三，修正权是在征信制度下维护个人金融隐私权不可缺少的一项权能。《办法》第四章规定了信息主体的异议提出权以及征信服务中心和商业银行对异议处理程序。笔者认为，还应当在第四章中补充规定商业银行在异议信息复核期间，应当对该信息进行封锁，不能继续与联网的其他商业银行继续共享和使用。除此之外，第六章《罚则》中补充规定商业银行未在规定的期限内向征信中心提供复核情况书面答复应当担承的行政责任。另外，上文中还提到了有关征信的法规或规章仅仅将信息准确作为原则性的规定而缺乏防控性的规定。针对目前出现的个人信用信息记录错误的原因，笔者认为在第二章中可以补充规定银行系统升级或者其他出现其他系统问题修复后，有重新核查自然人客户信用信息的义务，以确保客户信用信息的准确性。这就弥补了《办法》在确保客户信息准确方面无防控性规定的空白。同时在第六章《罚则》中补充一款规定商业银行工作人员由于过错导致个人信用信息错误而造成损失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而责任形式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第四，支配权是金融隐私权的核心权能。它赋予信息主体决定是否公开信息，向谁公开信息，公开什么信息，允许或不允许他人利用自己个人信用信息的权利。然而为了兼顾个人征信制度的效率，支配权必须有所让渡。上文提到，《办法》中没有规定征信中心向商业银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是否要经过信息主体授权或同意。因此，笔者认为，在《办法》的第三章中可以增加一款规定征信中心向商业银行提供个人信用信息，无需经信息主体同意或授权，但是信息主体有权就征信中心提供的信用信息提出异议。这样，既协调了征信业和隐私权两者的关系，又与第四章相衔接。另外，商业银行超出使用范围使用个人信用信息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以及承担何种民事责任。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在第六章“罚则”中增设一款明确规定“商业银行使用个人信用信息超出本办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业务范围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责任形式包括停止侵害、赔偿损失（包括精神损害赔偿）、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这样的补充规定，使得该办法与即将出台的《征信管理条例》中第八章第六十条相衔接。
参考文献
[1]刘沛佩.论金融生态观下金融隐私权的提出与保护——关于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考察[J].金融与经济，2010年，（10）.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6
【关键词】营改增银行业增值税
财政部与国家税务总局2011年11月《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提出“金融保险业原则上适用增值税简易计税方法”的试点思路；上海2012年初率先拉开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改增”的序幕；截止2015年末我国仅金融业、建筑业、房地产业和生活业等行业尚未开展“营改增”试点。中国人民银行于2015年10月放开存款利率上限，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基本完成，将对银行业的经营模式和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随着我国经济增速逐渐趋缓，有效提振经济发展并建立和完善更加合理的流转税制，持续开展银行业“营改增”研究并采取有效措施推进，以实现税制改革的平稳过渡，是促进我国银行业发展的关键。
一、我国银行业营业税现状
（一）营业税税基宽且税率高，存在重复征税现象
我国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形成对货物征收增值税、对服务征收营业税的货物劳务税制，营业税成为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但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诸多缺陷。
我国银行业营业税适用“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范围涵盖包括贷款、融资租赁、金融商品转让、金融经纪业和其他金融业务在内的货币资金融通活动经营业务，其中作为核心业务的贷款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我国银行业营业税现行税率为5%，并附加征收城市维护建设税（根据所在地为市区、县城或镇以及非市区、县城或镇的不同，分别适用7%、5%、1%的税率）、教育费附加（费率为3%）和地方教育附加（费率为2%），营业税及其附加的名义税费率达到5.3%-5.5%；我国交通运输业、邮电通讯业等生产业的营业税税率仅为3%，实行营业税的行业之间的税负差距较大。其他国家较少采用营业税进行流转税征管，其中德国采用的营业税并非增值税的替代税种，而是一种企业所得税，按照企业盈利的3.5%计征。我国银行业采用营业税税制，不仅间接承担了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导致的税收负担，而且营业税计税依据不考虑实际发生的营业费用及银行业的盈亏情况，无论在税率还是计税依据方面均高于对银行业计征营业税的国家和我国其他实行营业税的行业，税负较重，一定程度上对其发展速度与盈利能力形成制约。
在营业税制度下，银行业为提供金融服务购入货物或劳务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抵扣，导致其营业成本和费用压力增大；我国企业对外筹资的主要来源为银行贷款，但由于银行业征收营业税导致增值税抵扣链条中断，企业财务费用中占较大比重的银行借款利息支出无法进行抵扣，从而导致企业经营成本增加。我国近年来第三产业长足发展，社会分工不断细化，流转环节延长带来的重复征税矛盾更加凸显。
（二）未充分体现税收公平
国外银行业的收入来源主要为中间业务收入，承担的营业风险相对较低。我国银行业由于社会经济结构、融资惯例和市场机制发展的制约，收入来源更多依赖于信贷业务，并以承担较高贷款违约风险作为代价取得贷款利息收入，基于信用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承担了较高的信用风险，但营业税框架下并未针对银行业设置相应的风险补偿机制，对银行业流转税的公平性造成影响。
我国现行营业税制度下，对贷款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各类存款利息和包括人民银行再贷款业务在内的金融机构往来利息收入不征收营业税。上述经济业务虽然属于不同的银行业务，实质上并不存在差异，却采用了不同的征税政策，导致相关业务之间税负的不公平。
二、“营改增”对我国银行业的影响及其难点
（一）增值税管理模式的影响
增值税具有中性调节作用，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应用。欧盟成员国、南非、澳大利亚、阿根廷、新加坡等国家采用增值税进行银行业流转税征管，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国家不课征或免征流转税，美国则既不征收营业税也不征收增值税，由于银行业业务的特殊性并普遍实行混业经营，已建立增值税制的国家大多采用银行中介服务和间接收费服务不纳入增值税体系的做法。我国银行业则实行分业经营，“营改增”无法向其他国家取得适合我国税制改革实际的增值税课征模式及可供借鉴的经验，为了保证增值税链条的完整性并实现各类企业税负的公平性，在我国银行业面对利率市场化改革带来的业务转型压力、监管制度变革的严格约束以及“营改增”后相关业务流程和结构改变，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环节难度大幅增加的状况下，“营改增”仍是提高银行业竞争力和发展力的有效途径。
我国银行业利息收入来源具有多元化特征，在税收征管实务中，如针对每一笔业务逐笔进行税收核算，不仅消耗大量人力、物力，导致银行业管理成本居高不下并对其正常的经营管理造成不利影响，还将导致税务机关的增值税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目前银行业所提供金融服务价格中包含作为价内税的营业税，增值税则为价外税，伴随“营改增”所实现的价内税向价外税的转变，将导致银行业的收入结构及其相应的会计核算方式、业绩指标的考核模式发生相应改变，并有利于银行业将税负向最终消费者的转嫁。
（二）增值税具体管理环节的制约
银行业是经营资金和风险的行业，其服务价格包括所提供服务创造的价值，还包括其承担与管理各类风险所产生的风险溢价，如针对银行业所使用的真实资源和风险溢价征税，将导致过度征税，但实务中难以单独区分真实资源与风险溢价，因此，银行业“营改增”如何合理、准确地划分和计量相关业务的增值额，将是具体方案和实施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基于利润最大化的经营思路，银行业的存款与贷款普遍存在价格和期限错配，最终导致无法准确划分银行业各笔业务和交易的增值额并确认纳税时点，构成增值税征管可行性的障碍并使征管成本增加。
我国银行业主要依靠存贷款利差获取收益，日常经营管理过程中产生的外购货物和劳务相对较少，如仅允许抵扣外购货物和劳务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额，则流转税税负压力将明显增加，不但违背“营改增”的初衷，也将严重影响我国银行业的稳定发展。如何设定增值税税率，兼顾税收的公平性与合理性，是当前银行业“营改增”亟待解决的问题。
（三）税法遵从成本和税务风险增加
“营改增”对我国银行业的现实影响，不仅体现在其会计核算层面，也将伴随其预算管理、财务报表管理以及纳税申报、增值税发票管理等方面的长期变化，从而增加银行业的财务压力；“营改增”还将对银行业相关业务流程、业务营销、客户关系和供应商管理、采购合同及各类业务合同管理、信息管理系统架构等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银行业业务种类繁多、核算较为复杂，涉及数量众多、金额巨大的营业网点以及各类客户和业务，且各类业务对信息管理系统的依赖性较高，要顺利实现增值税相关的价税分离并建立配套的增值税开票管理系统以适应增值税征管模式，必须更新、改造相应业务管理系统并修改和完善相关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银行业增值税征管即使采用成本较低的简易计税方法，上述因素也将使银行业面临较高的税收遵从成本。此外，银行从业人员适应增值税税制并正确掌握相关税收知识和技能，是一个渐进的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增值税发票的严格管理和增值税的合规申报可能伴随着潜在的税务风险，相关的制度设计和具体执行也将成为银行业“营改增”面临的一个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问题。
三、银行业“营改增”相关政策建议
（一）有效协调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
“营改增”整体完成后，增值税将占我国税收总收入的55%以上。我国现行分税制以“分权、分税、分管”为原则，银行业“营改增”将导致地方政府主体税种缺失并相应形成地方财政收入缺口，由于增值税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再由国税部门和地税部门按比例进行分成，形式上比较合理且可以简化税收征管流程，但也将导致国税部门工作量剧增，并直接导致地税部门的税收收入来源减少。如何优化分税制体制，结合改革进程进行中央与地方收入的划分和共享比例的调整，充分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减少税制改革中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和冲突，真正确保改革平稳进行，是银行业“营改增”面临的现实问题。因此，在确保地税部门按比例分享增值税的基础上，根据地区实际情况增加地方税源渠道，形成地方财政收入的有效补充，同时确保国税部门与地税部门相关信息的及时、顺畅沟通和协调，是有效建立地税部门辅助国税部门有序开展“营改增”相关税收工作机制的前提和基础。
（二）合理设计增值税征税对象和税率
银行业的各类业务可以按照性质划分，主要包括存贷款等传统中介业务、直接收费的手续费及佣金等相关业务、债券、衍生工具交易等间接实现盈利的业务、一般商品买卖业务以及投资增值业务等，为保持增值税抵扣链条的连续性并维持税收的公平性，降低征管难度，应以对银行业全部业务征收增值税为最终目标，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采用渐进改革模式边试边行，确保税收政策落地及其改革实效，避免“营改增”对银行业经营管理产生较大冲击和负面影响。
国外针对银行业增值税征收主要采取核心金融服务免税、辅助金融服务高起点征税的模式，实现银行业增值税的有效征收以补充政府财政收入，维持银行业正常经营秩序的目的。我国银行业“营改增”前期，运用一般计税方法和国外普遍采用的基本免税法进行增值税征管存在诸多障碍，在我国税务系统和银行业尚不具备增值税征收和管理的现实条件下，按照《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方案》提出的初步思路，采用宽税基、低税率的思路和简易计税法是现实的选择。
针对银行业“营改增”争议较大的利息支出抵扣问题，由于储蓄存款利息支出在现行增值税抵扣规范下难以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作为抵扣凭证，允许银行业按照向客户支付的利息额，测定一定比例并将其作为扣除率，以此为基础确定利息支出相应可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研究表明，以忽略建筑业、房地产行业“营改增”影响为条件，按照我国现行增值税法所规定一般纳税人的四档增值税率，采用3%～9%的扣除率进行利息支出进项税额的测算，银行业的增值税税负率在4.5%～15.5%之间，考虑银行业“营改增”后可进行相应货物和劳务进项税额抵扣等因素，利息支出相关税率以6%为佳，可基本实现银行业总体保持“营改增”以前的流转税税负率和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双重目的，以达到银行业“营改增”后税收的合理性和改革的彻底性。
（三）提高银行业增值税相关的征管水平
税制改革与税收征管密不可分，我国税收法律体系逐渐完善且税收征管体制日渐规范，税收征纳双方关系不断得到调整和优化，税收稳定性持续得以夯实，极大地推动了税收征管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我国金融税收制度经过多年的调整和改革已更加丰富与完善，信息科技水平在银行业的运用水平大幅提高，为银行业“营改增”奠定了良好的法律基础与技术支撑。
我国目前增值税管理主要采用以票控税方式，增值税发票是进行税额抵扣的重要凭证，其使用与取得是增值税征管过程中的核心环节，税务管理系统如何与不同银行业机构的业务管理系统实现对接，增值税发票如何合规运用和管理等现实问题，将给我国现有税务管理系统的持续、有效运行带来极大挑战。我国银行业对信息科技技术的运用较广泛、深入，基于银行业增值税管理中可能存在困难，税务机关应改变发票管理单纯“以票控税”的做法，结合“以信息控税”的征管思路，加大电子信息化建设，持续完善增值税发票管理制度，引入科技含量较高的发票电子化管理技术，实现对银行业信息网络的及时监管，节约银行业增值税相关的申报成本并实现相关数据的集合管理，同时根据银行业税收管理实际进行技术和执行层面的合理引导，有效推进银行业增值税征管并推动银行业学习和适应“营改增”带来的变化。
我国目前实体经济不景气的传导效应，导致银行业经营日益困难，“营改增”将成为我国银行业税收改革的重要目标和方向。银行业“营改增”具体方案应充分体现对银行业的减负的总体思想，并通过相关措施有效缓解银行业的税收压力，同时促进税收征管工作更趋简单和快捷，未来随着税收征管能力的提升，逐渐将一般计税方法作为银行业增值税的基本方法和长期目标，确保增值税整个抵扣链条的全面畅通。
参考文献
[1]刘磊，车宁.银行业“营改增”税负测算与相关分析――以国家开发银行河北省分行为例[J].河北金融，2014（04）.
[2]袁庆禄.营改增背景下中国商业银行的税收承受能力度量[J].财经科学，2014（11）.
[3]王晓华.营改增：金融业的机遇与挑战[J].金融会计，2015（01）.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7
(一)对征信内涵与外延的认识逐渐清晰
征信(CreditinvestigationorCreditReporting)是指对信用主体(市场参与者)的信用或资信状况进行调查、报告的中介服务活动，主要作用是消除或降低信用交易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我国征信活动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步，当时人们对征信的认识还比较肤浅，主要限于基本的信用调查与简单的信用报告。经过十几年的发展，随着征信业务活动的日益拓展，人们对征信活动的理解也日益加深，已拓展到信用档案建立与维护，甚至形成大型专项信用信息数据库，并衍生出一些以信用信息为基础的专项信用服务。
征信活动在中国的发展速度之快是世界少有的，在快速发展中人们对征信外延的认识也是逐渐清晰的。其认识过程基本上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到2009年，区分了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信用监管征信与商业性征信活动，具体以《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为标志。在2009年10月，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了《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条例所称的征信业务是指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加工个人和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分、信用评级等的业务活动；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收集、整理、保存与履行职责相关的信用信息，或对外提供本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形成的、依法应当公开的信息的活动除外。
第二个阶段，从2009年到2011年，区分了金融征信与一般商业性征信活动；同时，区分了征信与信用评级。标志性事件是2011年7月国务院法制办会同中国人民银行修改形成的《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该条例主要规定了一般商业性征信活动的范围、内容、机构及相应的管理等；同时肯定与约定了国有金融征信机构的作用、征信活动内容等，特别是对国家设立的金融征信与一般商业性征信做了区分。该条例还特别指出国家机关以及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履行职责所进行的行政性监管征信除外。这样，在认识上，至少在国家管理层面上，就把一般商业性征信、金融征信、监管征信严格地区别开来。
值得注意的是，该条例征求意见说明中提到，“考虑到信用评级业务与一般征信活动有较大区别，需另作专门规定”。这样，事实上，在管理层面上是默认了征信与信用评级都属于一个大的征信活动范畴，是同属征信业，将由中国人民银行统一主管。但是，在管理上也有明确的要区别对待的认识与态度。
(二)征信活动市场细分格局逐渐明朗
我国征信活动虽然发展时间较短，但是，到目前为止，国际上的一些基本征信活动，在我国市场都已出现。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日渐成熟，征信活动也日益活跃，市场正在被深化、细分，格局逐渐明朗，主要征信活动业务类型已经逐渐清晰。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征信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按被征信对象划分，可分为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两类。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统计，截至2010年底，企业征信系统累计收录企业及其他组织1691万户，其中，有信贷记录的超过790万户；个人征信系统累计收录自然人数7.77亿，其中，收录有信贷记录的自然人数2.2亿多。
2.按应用与服务领域可分为金融征信、商业征信、监管征信。金融征信主要是指全国性的国有信贷征信机构的征信，如中国人民银行设立的征信中心。商业征信应该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专业机构征信，主要是指民间资本投资设立的企业法人征信机构，如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公司等；另一种是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开展的征信，主要是指行业协会、同业联盟、俱乐部、商会等自发、自律的组织。监管征信主要是指政府相关机构的征信，一般由政府的相关信息中心实施。
3.按征信活动的地理范围可分为区域征信、国内征信、跨国征信。区域征信一般规模较小，只在某一特定区域内提供征信服务，这种模式一般在征信业刚起步的国家存在较多。国内征信是目前世界范围内最多的征信机构形式之一，尤其是近年来开设征信机构的国家普遍采取这种形式。跨国征信这几年正在迅速崛起。由于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经济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跨国经济实体越来越多，跨国征信业务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为了适应这种发展趋势，跨国征信这种机构形式也必然越来越多。
4.按征信产品与服务的性质划分，可分为公共征信、准公共征信和私营征信。公共征信主要是指由政府机关以及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进行的非竞争、非排他性的征信活动，目前我国上述第二种分类中的监管征信就具有这个性质。准公共征信主要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征信活动，它介于纯公共征信和私营征信之间，如上述第二种分类中的金融征信以及商业征信中的行业协会等组织机构开展的征信。私营征信主要是指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征信活动，一般是由市场提供，商业征信中由专业机构提供的征信就具有这种性质。
(三)金融征信逐渐成熟，防范金融风险的作用彰显
金融征信，目前最典型的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征信活动。早在1997年，中国人民银行就着手建设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2004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启动了个人征信系统建设，2006年1月，全国集中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成并正式运行。2006年4月银行信贷征信服务中心成立。2006年7月底，原有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升级成为全国集中统一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在此期间，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一直作为人民银行的金融信息化项目进行管理，其工作人员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合署办公。
2006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注册成立了直属事业单位法人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负责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动产融资登记系统的建设、运行和管理，并组织推进金融业统一征信平台建设。2007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与原征信管理局分设。2008年5月，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公地点拓展至上海，2010年6月，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成功切换至上海运行，并正式对外提供服务。2010年9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正式批复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自2010年10月1日起试行收费。
我国金融征信从1997年发展到现在，短短的14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企业征信量已进入世界前列，个人征信量达到世界最大；征信活动及其数据库管理越来越专业化，从内部机构到专业、独立机构，无论是征信业务水平还是数据库技术水平都日渐提高；对征信的认识与操作思路越来越明确，从原来把征信划在行政管理领域里，发展到把征信作为一种专业服务，再发展到现在的把征信作为一种市场化的商业服务、国际化的服务，从人民银行分离、单设机构、开展收费、自负盈亏、自主运行、切换至上海。这十几年来一系列的发展动作清晰地表明，我国金融征信正在从行政监管走向为市场服务，将来还要走向国际化。我国金融征信比其他征信活动发展得快速、稳定、成熟。
目前，中国人民银行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和个人征信系统在金融系统已广泛应用。征信查询已经成为所有银行授信流程中的一个必需的关键环节，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把征信查询的结果与自己的授信审批、授信额度调整挂钩，表明这两大系统已经在我国金融系统运行中、在维护金融安全与防范金融风险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调查显示，仅2010年第三季度，商业银行利用征信系统，拒绝高风险客户信贷业务申请661.9亿元，预警高风险贷款480.7亿元，清收不良贷款47.3亿元。
(四)监管征信体系悄然构建，应用日益广泛
与国际相比，中国的征信活动有自己的特色，政府行政监管的征信活动就是一道中国风景线。监管征信主要是指国家机关以及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为履行职责所进行的征信活动。在目前的中国市场上，监管征信可以视同为公共征信。
到目前为止，我国监管征信活动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99年到2003年，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征信平台与数据库的搭建。
200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依法严厉打击制假售假、偷税骗税、经济欺诈、恶意逃废债务等行为，创造良好的市场秩序。开展征信活动，搭建信用数据库，构建征信平台，成为基础工作。
在这段时间里，国家有关部委、地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开始基本的征信活动，征集信用主体的信用信息，建立信用主体信用档案，进行基本的信用评价，按照信用评价的结果进行分类。这些活动，不仅填补了我国企业和个人在政府行政监管部门信用记录的空白，更重要的是，大规模、强力推进的监管征信建设就像长征一样，本身就是播种机和宣传队，在较短的时间内，较大范围与较有深度地对企业与个人进行了较有效果的征信宣传与教育。
2003年，国家工商总局以提高监管效能为目标，在全系统全面推行企业信用分类监管，以辖区为征信范围，以信息化为手段，在全国迅速、全面地完成了工商行政监管职能所必需的企业征信活动。2003年7月，为加强税收信用体系建设，规范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促进纳税人依法纳税，国家税务总局《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试行办法》，在全系统全面推进纳税主体信用分类监管，以此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迅速高效地完成了税务信用监管所必需的纳税主体征信活动。
从1999年开始到2003年，上海市、北京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安徽省、辽宁省等省市和深圳市，在地方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先后开展了地方的征信建设工作，有的从企业征信开始，有的从个人信用开始，也有的齐头并进。总体来说，在这个阶段，这些发达的省市主要是启动并推进地方征信平台与数据库搭建工作。
第二个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征信互联互通与共享的推进。
2003年10月，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指出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建设现代市场体系的必要条件，也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在全国上下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加强征信、信用信息互联互通成为共识。200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原则同意并批复了《北京、天津、黑龙江、安徽、湖北五省市社会征信服务体系联合建设示范工程规划》。国家发改委希望通过“五省市试点工程”在全国开展信用信息互联互通试点工作，打破地区壁垒，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信用信息资源整合与共享。2004年，又进一步扩大了试点范围，增加了辽宁、浙江、福建三个省份。事实上，在推进中还有很多省市愿意主动加入试点。2005年4月，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国发[2005]9号)明确要求出台并组织实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总体方案》，探索建立政府监管信息共享机制。全国各地方政府纷纷响应，设立地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开展深化征信活动等。
第三阶段，从2007年到2011年，本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全面推进征信工作。
2007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建立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国办函[2007]43号)，要求建立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该会主要负责统筹协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研究拟订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指导、督促、检查有关政策措施的落实；完成国务院交办的其他工作。联席会议由国务院领导，参与成员包括14个相关委、办、局负责人。至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工作进入到了一个由国务院统筹领导的全新时期。2008年11月，国务院批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有关问题的请示》(银发[2008]260号)，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牵头单位指定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与成员单位增至近20个。
在这段时间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参与单位都积极推进信用建设，特别是在征信领域。大部分参与单位都在各自的职能范围内开展了企业或个人信用档案建设工作，有条件的还能够按信用进行分类，进行区别监管，把信用与自己的监管职能很好地结合起来。由此，社会各界对信用的认识、重视程度都明显提高。
二、我国征信行业现存的主要问题
(一)全国征信体系建设缺乏统一规划
规划的意义与作用在于可以全局性、方向性、长远性、战略性地构建、描述、指导征信体系的发展，可以使全国上下明确我们进行征信建设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阶段、步骤、措施等。我国征信活动的发展，至今已近20年，发展初期对征信行业归属、市场准入、产业政策、主管部门等一直都没有特别明确，直到近几年才逐渐把监管部门明确为中国人民银行，这在《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和《征信管理条例(第二次征求意见稿)》里有明确表述。但是，对我国征信行业发展的总体目标、市场结构与布局、人才培养、产品与服务要求、机构监管、人员监管、整个征信系统在国民经济中主要承担的任务等重要方向性问题，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具体的规划。因此，征信业发展的重大问题、宏伟蓝图，仍是一片空白，这种局面是很难吸引资金进入这个领域的。没有资金的投入，就决定了它不能形成一个真正的产业，这是征借业目前发展的最大桎梏。
(二)市场结构与产业布局没有形成
由于缺乏统一规划与具体的产业发展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国征信市场没有形成比较成型的市场结构，没有自然发展生成的初步布局。中国人民银行应尽快制定征信产业政策，规划与明确确定征信产业结构、产业组织与相关技术及产业布局战略，以此弥补征信市场发展不足的缺陷，有效配置征信信息资源，保护幼小的民族征信企业的成长，发挥征信业应有的作用。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金融信贷征信系统的发展方向一直没有确定下来，人们有理由地进行着各种各样的猜疑，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会逐步扩大，不仅做金融信贷征信，还会逐渐把一些职能部委的信用信息都纳入自己的系统中。因为人们确实看到，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不断地与有关部委签约，这是否意味着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将建成全国唯一的、垄断的、航母型的数据集散、加工、整理、报告中心，如果是这样，那么，现在各自做系统、集散数据，就都没意义了。
现在的格局是：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做金融信贷征信，国务院各职能部委因自己职能管理需要做职能征信，主要经济发达城市的地方政府在本区域内建立统一征信，当然这种统一也基本上是非金融的、政府行政监管部门的信用信息的整合。那么，未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是把各地方、各部委的信息都吃进去，做成航母型的数据中心，还是就固定在当前的金融信贷征信不再扩大？从心态上来看，有些职能委、办感觉要花力气、花工夫去做相关的征信，但是又担心将来有可能拱手送给别人，所以，有些部门就观望。特别是民间的一些商业化的综合征信机构，不敢大规模地进行人、财、物的投入，总担心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扩大征信范围，扩张征信职能，抢了它们的饭碗。
现在，市场上对征信信用信息整理、加工和报告的需求是越来越清晰了，并且需求量在迅速增大。然而，国务院虽然提出了要在“十二五”期间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但是这个征信系统怎么建却并不清晰。虽然，发展征信在全国上下已达成共识，但是究竟怎么发展，大家还都只是看着。
(三)法律法规的全面性与应用指导性不够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必须有完备的信用法律体系作保证。近十几年来，虽然国家和地方政府已经了一系列关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政策、法规和规章，但是，事实上，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这些法规、规章与政策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总体上看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全面性、系统化不足。从2000年到2011年，国务院及其相关委、办、局每年都会一到两个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相关的要求、通知，政府工作会议也每次必提及，《征信管理条例》也公开征求了两次意见。从这些文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政府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持续关注，并越来越重视。但是，从其具体内容来看，虽然一直强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要总体规划，但是在法律法规与具体政策层面并没有具体落实与体现。到目前为止，应该颁布哪些法规，哪些是基础性的，哪些是应用性的，哪些先颁布，法理与精神应该包括哪些等，都没有全面性、系统化的法律规划与实践。
2.具体应用性与操作指导性不足。目前，我国已的征信相关法规与政策，反映了我国社会公众对信用建设的需求，但是从实质内容上来看，并没有明显的递进与深化，基本还停留在诚信宣传教育、打击假冒伪劣等不良信用行为、整顿市场经济秩序的层面上，对于如何利用信用工具与手段、利用发展信用中介服务业来促进消费、拉动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等方面基本没有涉及，而对征信服务业的从业人员的道德与法律约束、机构的权利与义务、信用信息采集过程中的开放与保护的界定、产品与服务质量的法律责任等，既没有具体规定也没有基本约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征信活动的发展。
3.征信法律、法规、政策潜存中央政府与地方的冲突。目前，在信用领域，国家层面还没有一个基础的上位法。基本的情况是地方信用法律法规的制定与实施先行。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对信用建设的认识不同，各地方出台的法律法规及政策也各有不同，有的还有很大的差别。未来，国家层面将出台统一的法律，那么势必就会和其中的部分地方出台的法律产生冲突。也就是说，事实上，我国信用法律建设目前在地方之间已经悄悄出现了沟沟壑壑，未来在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也已潜存沟壑。
(四)商业征信步履蹒跚，市场发育尚未成熟
与我国金融征信的成熟、监管征信的蓬勃发展相比，我国的商业征信可谓步履蹒跚。目前我国商业征信存在需求没有真正释放、有效需求不足、征信业没有真正确立、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机构与从业人员不稳定等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商业征信机构总体数量较少、规模偏小、发展缓慢与不均衡。国内最大的商业性征信公司年营业收入一般也就在一两千万元，与国际上大型征信公司收入相差甚远；商业征信市场需求主要集中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三线城市的商业信用需求基本上就很弱了。
2.征信机构服务单一，产品质量不高，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目前，我国大部分征信机构并没有自己的信用信息数据库，主要业务是调查和提供简单的、基础的征信报告。不能像国际上的、特别是美国大型的著名征信公司那样，依据数据库提供有深度的、各种各样的专项报告。可以说，我们现在的征信机构产品与服务还是比较低端的，技术含量并不高，质量也不尽如人意，因此，还缺乏应有的公信力与权威性。商业征信市场没有完全打开。
3.专业人才匮乏，从业人员素质偏低，人员流动大。从国际情况来看，征信服务业是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行业，其发展需要人才的支持。现阶段，我国征信业人才短缺情况非常严重，并且素质普遍没有达到应有的要求。很多征信机构的从业人员并不了解基本的信用常识，缺乏制作征信报告应有的专业征信知识与技术分析能力。很多机构的高管人员面临的一个普遍困惑就是，不敢花大力气投入资金培养业务骨干，不敢在员工培训上花时间和金钱，但不培养专业人才，机构的业务水平又上不去。形成这种困惑的主要原因就是这个行业并没有真正确立，行业收入不稳定，人员流动大。
(五)信息环境恶劣
征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和基础就是要实现信用信息充分共享、互联互通。现阶段，由于缺乏法律约束与强制，信息拥有者或过度公开、或不当出售、或不开发不使用，整体上，数据开放程度较低。征信业发展所依存的信息征集整合的环境并不乐观，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客观上，数据是割裂的。受行政体制限制，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行业和机构中，使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各部门条块分割难以信息共享。另一方面，主观上，或因现实利益影响、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思想作怪、或担心无法律保护与界定，特别是涉及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缺乏相关的法律支撑、很容易引起纠纷等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信息拥有部门不愿意共享信息资源，参与征信的主观意愿不强。
目前，我国信息环境的总体情况是：来自正规渠道的政府及公共部门掌握的信用信息，公开与共享不足；来自非正规的、甚至是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被侵害与滥用，这样的信息满天飞，手机、邮件等无处不被骚扰，信息环境恶劣得像是满街都是垃圾，到了必须清理整治的时候了！
三、2012年，酝酿巨变的开始
(一)制定征信法律体系规划，加快政府信息共享与开放
2012年及以后的几年，我国征信业在法律方面首先面临着要着手制定和构建一个法律体系规划。规划的内容至少应该包括：拟在多长时间内，出台哪些征信法律法规，出台的先后顺序等。从目前我国的情况看，一个完整的征信法律法规体系至少应解决如下关键问题：政府及公共机构内部之间共享的相关法律规定，如是否强制、共享程度等；政府及公共机构向社会公开的法律约束，如公开的范围、内容、具体方式等；对征信机构依法采集信用信息的支撑性约定及对个人隐私、商业秘密和国家安全的保护范围与内容。
根据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轨迹和特点，我国征信市场也和其他很多市场一样，不可能完全依靠公众自发产生需求来慢慢形成，需要政府给予大力支持，通过行政手段强力推进。政府在征信体系建设中有责任与义务建立市场规则、创造需求，培养公众需要和消费征信产品与服务的习惯，逐步实现信用信息资源全社会共享，社会信用环境逐步得到改善。这一切，应从加快政府及公共机构内部之间信用信息共享、政府及公共机构向社会公开所掌握的信用信息开始。
目前，我国征信活动并不普及与深入，像美国那样制定与实施很多相关法律并不现实。但是，启动制定完整的征信法律体系规划是当务之急。同时，有条件的、已基本成型的、备受关注的法律法规应当尽快出台，如《征信管理条例》。
(二)构建新型行政信用监管机制
未来，在国家层面，应设立专门的信用监管机构——“中国信用监督管理委员会”，专司信用监管的政府职能，从全局出发协调各方利益，最大限度地发挥政府对信用行业发展的指导作用。“中国信用监督管理委员会”下设地方派出机构，可以按照行政区划，分省、市两级分别设置。其主要职责应该包括：第一，制定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方针政策、发展规划；第二，起草有关的法律、法规，制定有关规章；第三，监管信用交易，降低社会性信用交易风险及信用危机发生的可能性，保障社会安全；第四，监管信用中介服务机构，特别是征信机构；第五，受理与仲裁社会公众相关信用投诉；第六，监管信用信息的处理与传播。
征信是市场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社会分工分支，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政府监管缺位、法律法规不健全、缺乏统一规划，信用建设水平与快速并深化发展的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征信业规模弱小、国际影响力不足、缺乏具体与长远的产业发展政策及规划，行业发展不稳定，产品种类单一，服务质量有限，征信行业整体发展水平不能满足日益多元化并迅速发展的市场需求。
信用既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不是哪一个部门能够单独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在国家层面，设立一个综合的管理部门。征信涉及社会公众诚信评价、政府监管部门合规评价、交易双方债权债务关系履约评价，既涉及社会媒体与公众监督，又涉及商业化的信用记录，还涉及政府管理部门的公共信息。事实上，征信业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领域，相应的，对征信行业的监管机构也应该是比较综合的部门，其应有综合协调职能。设立“中国信用监督管理委员会”，是时展的呼唤，明确征信监管机构及其行政监督管理职能与产业发展政策是大势所趋。
(三)打造自主经营的征信航母机构
展望2012年及以后，国家必将重视和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会把征信业的发展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打造四五家大型的、我国自主经营与发展的、国内外著名的、有足够影响力的权威性征信航母机构，为我国国内征信市场需求服务，为我国的贸易、融资等国际经济活动保驾护航，从征信角度，为我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得最大话语权。
征信行业是掌握并运用信息、通过评级与定价引导市场资源分配的特殊服务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征信业是否发达实际上标志着这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管理的软实力程度。征信行业发展的产业政策与该行业的龙头企业及骨干企业都应该纳入国家、省市经济建设的规划与纲要中。在“十二五”期初，国家相关职能部委，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都应在自己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框架内，出台明确的鼓励与扶持征信业发展的产业政策，应通过政府采购等合理的方式，鼓励与扶持、甚至新建一批大型的、有影响力的公共或民营的征信机构。通过市场方式优胜劣汰，在“十二五”期末，在全国范围内，可以形成四五家我国自己的、产品与服务种类齐全、经营管理良好、国内外知名的航母型的征信机构。它们对内稳定国内征信市场，对外为我国企业以及国家债权投资开路护航，保持足够的参与、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控国际征信市场。
(四)促进专业教育的发展，加强人才培养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8
关键词:个人信用贷款;个人信用评估;发展对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个人贷款业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贷款机构竞争加剧,贷款形式层出不穷。个人贷款业务的蓬勃发展是我国社会进步经济繁荣的体现,也是我国经济领域深化改革的内在要求与必然结果。然而,在过去十多年中,由于个人资信评估机制不完善等原因,相对于金融机构个人贷款领域的其他主要业务而言,个人信用贷款的业务发展一度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进入2010年,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转变,个人信贷再次成为国内各金融机构关注的焦点,主要由于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进一步强调了拉动内需的重要性,而拉动内需的重要步骤之一正是发展个人信贷。为了积极鼓励个人消费,国家大力发展小额信贷和微型金融服务,小额贷款公司等地方商业金融机构不断增多,面向个人的各种信用贷款政策逐步推出。
其次,受到近来国内房价调控不断加强的影响,原本作为主要个人贷款业务的房贷业务正处于萎缩阶段,持续增长受到限制。因此,金融机构开始把目光重新放在个人信贷业务,以求进一步挖掘生活消费需求所带来的贷款业务,从而获得新的盈利增长点。
最后,从2008年下半年起,由于外资商业银行带着新的金融产品首先进入个人信用贷款市场,该业务领域的竞争突然加剧,国内商业银行随后纷纷推出相应的个人信贷产品以争夺市场。个人信贷业务逐渐成为国内商业银行首次与外资商业银行正面竞争的一个领域。
二、国内个人信贷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一)国内个人信贷业务现状分析
在国内各家商业银行中,中国建设银行开展个人信贷业务最早,本文以其为例研究国内个人信贷业务。
在商业化改革之前,中国建设银行的个人金融服务品种主要是以储蓄为主的个人负债业务。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个人资产和中间业务开始起步,特别是个人消费信贷在很短的时间内全面兴起,贷款品种不断丰富,从住房、装修、旅游、汽车、助业、助学、耐用消费品到不指定用途的循环额度贷款等,基本覆盖了居民几乎所有的生产和生活性消费项目,个人消费信贷余额因此保持了年均31%的增幅。
建设银行的贷款对象划分为生产经营性消费者和生活性消费者。从银行经营的角度出发,生活性消费者是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客户群体,数量众多,银行根据消费者消费类别提供的贷款品种也最多。而生产经营性消费者如个体工商户、中小民营企业主,由于其在存款、贷款、理财、支付结算等方面具有比一般生活性消费者更高的价值创造和利润贡献能力,因此也是银行极力争取的对象。因此,支持生产经营性消费的个人消费信贷品种成为建设银行拓展客户最重要的资源和手段,上升势头迅猛。到2006年末,建设银行以支持生产经营性消费为主的个人额度贷款和助业贷款余额占全部个人消费信贷余额的比例达到40%。
建设银行个人消费信贷的快速发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原因:
(1)作为一项新业务,个人消费信贷在发展初期拥有较大的增长空间。
(2)在激烈竞争的条件下,个人消费信贷被视为拓展优质客户最有效的手段而得到重点扶持。
(3)在与受政策约束更多和不良贷款历史包袱更重的公司类贷款比较中,建设银行总行对个人消费信贷发展前景和资产质量寄予了更高期望,并在国外经验的示范下,将个人消费信贷视为低风险业务。
建设银行较早确定的个人消费信贷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分配系数是2%,2005年又进一步下调到1.5%,而公司贷款中的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信用风险经济资本分配系数则高达9%。另外,从2003年以前的情况看,个人消费信贷平均违约率低于公司贷款13个百分点。因此,发展个人消费信贷得到了全行人力、物力、财力的大力支持。
(二)国内个人信贷业务发展的启示
从总体来看,目前国内个人信贷研究正朝着国际研究前沿方向发展,在研究方法上已开始注重一定的规范性,在理论推导、数据分析、方法选择等方面都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技术路线。在研究内容上着重引入国外先进的个人资信评估方法和风险管理方法,同时也注意各种方法的实用性研究,充分结合中国特定的社会、经济与文化背景。基于对国内外研究的比较,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完善的个人征信体系对个人信贷业务发展至关重要
在西方发达国家,整个社会的个人信用制度已经规范化和法制化。银行和政府凭借发达的网络资源和高效的服务效率,可以随时了解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弱化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国内的个人征信系统还不尽完善,信息不对称问题比较严重。加快完善全国个人信用信息系统和银行内部客户信息系统,尽快实现个人信用信息的高效率传递,不仅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信息的不对称,同时还给人们提供了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从而有利于个人信贷业务健康而快速地发展。
2.合理的资信评估指标是个人信贷业务开展的前提条件
相比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的社会情况更为复杂多变,完全套用成熟的资信评估指标不甚合理。事实上,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域的资信评估指标都是千差万别的,构建过程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既要借鉴成熟的指标体系反映的共性,又要考虑特定条件下不可忽略的特性。具体来说,个人资信评估指标主要包括借款人的自然特征、职业特征以及与信用关系特征,但是当前我国社会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特征也不可忽视。
3.科学的资信评估方法是个人信贷业务审批的关键手段
尽管国内的相关研究逐渐向国际研究前沿靠拢,在理论研究的各个层面都形成了较为规范的技术路线,但仍处于非常原始的阶段。相对于国外,国内尚未形成权威公开的个人信贷数据集,因此目前的研究基本还是基于国外有限公开的数据集,这种状况大大影响了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价值,故而需要尽快建立真实、客观、完备的国内数据集。同时,当前在对前沿方法的研究上不够深入,基本仅仅是简单地套用国外成熟的方法,而实际应用非常需要实质性的创新。
三、政策建议
近年来,为推动个人信贷业务健康有序发展,我国正在加快制定落实相关的政策方针和建立健全相应的法律法规。2009年10月12日,为推动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再登新台阶,国务院法制办公布《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不久的2010年2月12日,在综合借鉴和吸纳国内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银监会《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在保护个人贷款权利的同时,进一步防范个人贷款的风险。然而,对比国外的发展状况,我国个人信贷业务的发展仍然任重道远,迫切需要社会各界协力合作。
在监管部门方面,首先要加快完善个人征信体系。《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已逾一年,正式法规却仍未出台。目前,我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一项法律法规为个人征信业务活动提供直接依据,这致使征集机构在个人信用信息的采集和披露等环节无法可依,直接影响了我国个人征信服务业的发展和个人信用体系制度的建立。因此,当务之急是加速《征信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使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告别无法可依的窘状。
其次,要加强相关部门间的合作。尽管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记录了个人在金融领域的大多数信贷信息,但就全国而言,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目前尚未纳入记录范围。而加强与地方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合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一方面,为了规避政府调控房地产业目的"限购令"政策,目前利用公积金贷款避开金融机构对其贷款购房相关信息的查询,从而享受到利率优惠的现象时有发生。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通过联网个人征信系统查阅个人的信用报告,可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从而有效防范公积金贷款风险。另一方面,把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信用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将是对个人征信系统的有力补充。随着时机的成熟,通过与税务部门的合作,把目前相对成熟的税务征信系统中的个人信用信息纳入个人征信系统,将使目前的个人征信系统更趋完善。
最后,要严格落实个人信贷的监管。尽管《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出台,对个人信贷业务的受理与调查、风险评价与审批、协议与发放、支付管理和贷后管理等行为的监管,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但作为中国第一部关于个人贷款的法规,该办法的规则尚不完善,而且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信贷宽松的背景下,从2010年全国房价的攀升来看,该办法的落实情况并不乐观。因此,监管部门需要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贯彻落实监管要求,强化问责机制,提高制度执行力,对于违规经营和隐瞒事实的,对监管要求置若罔闻的以及自查整改不到位的,对各相关单位负责人要实施约见制度;对于存在重大违规的,进行责任追究。
在金融机构方面,首先要落实个人信贷面谈制度。国际个人贷款业务惯例及国内银行的长期实践表明,对个人贷款实行面谈制度,并通过面谈制度有效鉴别个人客户身份、调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还款能力,可有效防范个人贷款风险。此外,通过面谈制度,对个人财务、收入、财产等真实性审核提出了一定的要求,能够确保贷款的真实性,进一步了解到借款人交易真实、借款用途真实、还款意愿和还款能力真实等情况,从而严防虚假信贷业务的发生,从源头上保证个人信贷的质量。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9
而这也是最近央行、银监会、全国人大法工委三大机构联合，积极推动的。
赈灾呼唤
适时出台个人破产法，核定个人破产，既为银行也为灾区打开一道“法律出口”。
个人破产是按照国际通行做法，在个人破产申请获准并对个人资产进行清算后，破产人余下的债务可以获得豁免，业内人士总结，出台“个人破产法”并非仅仅是为了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是给债务人一个重生的机会。
个人破产的肯定立现两大益处，一方面减轻了银行的压力，对于银行来说，个人破产能够确保银行业的整体稳定；对于个人来说，也是对其基本生活的一种保障，比如香港对个人破产就有详细的保护规定，个人在破产四年后，可以重新建立信用，享受其他人应享有的一切。
企业破产法起草组组长贾志杰介绍，进一步完善破产法也应当包括建立并完善个人破产制度。我国现行的《破产法》还只是一部“企业破产法”，自然人还是被排除在破产法的调整视野之外。因而，没有个人破产，这个制度就不完整。他举例，合伙企业本质是自然人企业，如果没有自然人破产，不可能有真正意义的合伙企业破产。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生出另一种担心。他认为，法院核准后，申请人的所有债务自然解除，由法院负责清偿。当然，马上制定并通过一部个人破产法是不现实的，而且即使通过了，法律也不能追溯。所以，他建言，能否由政府根据震灾后的实际情况制定一项政策，根据破产法的原则，核准个人因破产而免除一切公私债务。同时设立一项基金，用以救济因债务链而影响生存的企业或个人。
无论如何推进，多方联合首要解决的是，能否由政府根据震灾后的实际情况制定一项政策，根据破产法的原则，核准个人因破产而免除一切公私债务。不仅是个人破产法的推进，银行破产条例取得较大进展，继《证券公司风险处置条例》出台之后，有关部门正牵头起草银行破产条例，并有望效仿欧美国家，设立存款保险公司，并与其相关条例一并出台。
6亿人入征信系统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法案室主任朱少平说：“如果个人破产要纳入这个范围，它需要两个前提条件，第一财产登记制度，第二个人信用制度，而恰恰这两点在我们国家目前处于初创阶段，初创阶段就是说你大部分人都没有纳入到财产登记范围，大部分人的个人信用都没有记录。
为完善全国征信系统、就早日配合推出个人破产法律，两周前，央行和世界银行联合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在这个研讨会上很多外国专家还有中国的一些商业银行都提出，在中国要加快建立个人破产制度。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曙光向记者透露，最近全国人大正在制订五年的立法规划，个人破产法目前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议题有可能列入五年立法规划当中，当然现在还在努力。
5月31日，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苏宁在“全国征信知识宣传月活动启动仪式”上透露了最为人关心的征信系统建设近况，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建成的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已经为全国1300多万户企业和近6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
该系统涉及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主要记录了这些企业和个人在金融领域的信贷信息，以及在环保等方面遵纪守法的信息。截至2008年一季度，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分别为全国银行类金融机构开通23万个查询用户，依法为政府部门、金融机构、企业及个人累计提供3300多万次企业信用报告和1．6亿多次个人信用报告查询服务。
在个人破产法出台前，对破产管理人行业规范发展也是重要的一环。要加强破产管理人的行业管理，中国破产法论坛执行副主任、北京炜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尹正友认为需要完善以下三点：一是统一组织宣传普及活动，提高社会各界对破产管理人的独立地位，法定职权等方面的正确认识；二，组织制订完善统一的破产管理人业务操作规范和职业技术规范；同时在全行业进行咨询评级，以保证管理人也能够满足具体案件的实施需要。
银行主动核销
在个人破产未出台前，我国现实行的是核销呆账，即所造成的损失在特定条件下由银行承担。为此，银监会《关于做好四川汶川地震造成的银行业呆账贷款核销工作的紧急通知》下发后，银行业迅速部署，即将打响一场受灾贷款呆账核销“攻坚战”。5月底，中国银行在四川广元市受理了首例个人客户提出无力偿还住房按揭贷款的申请。
根据财政部今年3月的《金融企业呆账核销管理办法（2008年修订版）》，其中第四条第三项、第五条第二项和紧急通知的相关要求，对“借款人遭受重大自然灾害或是意外事故，损失巨大且不能获得保险补偿，或者以保险赔偿后，确实无力偿还部分或是全部债务，金融企业对其财产进行清偿和对担保人进行追偿后，未能收回的债权”可认定为呆账；对“持卡人和担保人死亡或经依法宣告失踪、死亡，以其财产或遗产清偿后，未能还清的款项”可认定为呆账。
银行征信管理条例篇10
关键词：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中外差距；启示
离岸银行业务是指，银行吸收国际非居民资金，服务于非居民的一种金融活动。离岸银行业务具有跨国性、交易量大、频繁性、税负低等特点，也容易成为一些参与主体的避税场所。目前，打击国际金融犯罪、加强税收监管成为全球共识，且国际协作正不断加强，2017年1月1日，瑞士与经合组织成员国以及中国、巴西等47个国家签署的《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国际公约》正式生效，将有力打击全球金融犯罪，营造规范、和谐的金融秩序。为进一步提升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实施效果，本文借鉴国际一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总结中外差距，进而提出了相关建议，以促进我国离岸金融的规范发展，显得十分重要。
一、国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经验分析
（一）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体系较为完善，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离岸金融发展迅速，当前发达国家通过实施税收优惠制度，已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体系以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例如新加坡在实施离岸银行业务时，更注重监管的明确性，对参与主体分层次实施监管，以保证监管的有效性。具体将参与主体分为国家、金融机构、纳税人，制定的监管依据、监管标准各不相同，监管更具针对性。日本构建了全面的监管体系，旨在创建安全的银行交易环境。实施内容分层监管，尤其是针对洗钱、毒资等黑色经济的负面效应，更是监管提档升级。2015年，imF提出离岸银行拥有全球约二分之一的跨国资产，《theBanker》也提出全球三分之一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离岸银行进行交易。可见，离岸银行已与全球经济紧密结合。美国作为全球金融贸易的典范，构建了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不断完善金融执法信息库，解决管理软化、信息不对称问题，先后通过了《禁止滥用避免天堂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促进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法定化、透明化，以保障国家税源。2015年，瑞士签署多个协议公约共同加强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打击逃税漏税问题，共同维护金融秩序。
（二）实施低税负的适度税收监管制度，减轻离岸银行业务税负
目前，在离岸银行税收征管方面，各国通行的做法是结合自贸区经济发展特点，实施低税负的税收监管制度，旨在减轻相关业务的税负。新加坡是典型的实施低税负的国家，税收在GDp中的占比约为13%左右，以保证其投资环境独具的吸引力。按照金融业务分类来看，对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0%的特惠税率，相比银行业务17%、保险15%的税率而言，低税负突显。新加坡个人所得税税负也较低，两万新元起征、海外所得但在国内收取均不需纳税、大部分金融服务可免征等。中国香港也实施低税负以增强本地区制竞争力，离岸银行业务实施16.5%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投资收益、资本收入、股东分红收益等均无需纳税。美国联邦部门虽然未对离岸业务所得税作出专门的豁免规定，但纽约州、佐治亚州等均在本州所得税层面给予了一定的税收优惠，如加利福尼亚州对离岸银行业务的税金和执照费均可依法得到豁免。纵观全球大多数国家针对金融业均实施相对低税负的优惠制度，如日本作为经济外向型国家，利用税率这一金融杠杆，降低间接税比重，极大地促进了本国经济的发展。
（三）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构建高效的税收征管体系
如果说法制化的税收监管体系是离岸银行业务的保障，那高效的税收监管体系则是离岸银行业务的核心与灵魂所在。国际通行做法是构建了实体与程序“双轮驱动”的税收监管程序、科学设计税种，实现对离岸银行业务的高效监管。中国香港税收征管的高效性体现于征管方式，采用通知申报纳税，操作性较强，精简冗长的缴纳环节。税收征管主体规范化，避免了多头监管、相互推诿的问题，有效减轻了纳税人的负担。新加坡税收征管的主要特点是，税率简单化，无论是对征税机关还是纳税人都便于操作，使征税流程规范化，实现了高效监管。美国税收征管体系的主要特点是加强国际合作力度，对逃税行为给予严厉惩罚，使其无处遁形，如国内针对利用离岸银行转移财产等逃税行为，处以5年以下监禁，并处以罚金；如瑞士银行利用严格的保密性，利用因帮助美国客户逃税，在美国的重压之下，不仅就加强税收监管签署多个协议公约，瑞银集团还被处以7.8亿美元的罚金。
（四）积极发展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提高税收征管效率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国均积极发展离岸银行税收计算机征管系统，既有利于监管逃税避税行为，又有助于提高税收征管效率。美国推行税收征管无纸化办公，通过数据联网使纳税人足不出户便可完成纳税义务，减轻纳税人负担。利用计算机系统的大数据筛选，甄别出可疑账户，通过联网技术实现国内报告、国外信息交换的双向监管，节约了税收征管成本、有效提高了税收征管效率。如金融机构必须立即将涉及1万美元以上的异常外汇交易向财政部报告，标记为逃税嫌疑账户，通过互联技术实施实时监管并及时做出处罚，冻结账户、立案征查、处以罚金等。中国香港征税机关实施网络化管理，实现了征税程序的透明化，由银行通过离岸业务数据进行客户识别、保存交易信息，列出存在逃税嫌疑的账户，传输至征税监管系统，征税机关进一步对账户进行核查，防范洗钱、逃避纳税等行为。整体而言，税收监管向信息化、网络化发展，能够有效的遏制逃避行为、打击金融犯罪，这与信息时代的发展高度契合。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的差距比较
（一）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存在较大的差距，且我国相关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不高。美国、日本、新加坡、欧盟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均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税收监管法律体系，具有法定化、透明化的特点。如欧盟先后通过了《欧洲联盟条约》、《里斯本条约》、《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等，不断完善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法律体系，打击逃税漏税行为、维护离岸业务的稳定推进。我国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制度，旨在规范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如《服务贸易总协定》、《外资金融机构管理条例》、《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等，但法律的适用性、操作性还有待于提升。如针对纳税主体利用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漏洞实现延迟纳税的行为，大多数国家都引起重视，美国出台了《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以便加强税收监管，但目前我国这一领域还处于监管空白。又如关于离岸银行税收优惠的政策有很多，如享受企业所得税10%的优惠税率，外资金融机构从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二、三年按15%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但多以公告、通知的形式，并不具备法律强制性。同时，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专门的离岸银行税收法规，无法与国家税法体系相衔接。
（二）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悬殊较大，且我国存在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的问题。美国金融市场十分发达，在离岸金融市场发展速度迅速，也有赖于其强有力的税收监管主体。尤其在《多德-弗兰克法案》出台后，确立了美联储（FeD）为监管最高机构的地位，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实施全面监管。日本受美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方面的影响较大，成立了专门的金融厅，对离岸银行业务及税收进行全面监管。尤其是取代了银行局、大藏省等部门关于金融市场监管的职能，克服了多头监管、监管“真空”等问题，加强财税征管工作，有效防范潜在的金融风险。与之不同，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存在多头管理，主体不统一、职责不明确等问题。2003年我国成立银监会，设置初衷是确立其对国内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地位，剥离中国人民银行对银行监督权。然而，经过十多年的改革，目前央行依旧保留着对银行业务的核心监管权，如支付清算、反洗钱等，并未移交给银监会。另外，外汇管理局又负责离岸银行的经营、外汇事务等。由此导致我国离岸银行税收监管主体职责不明，监管效果不佳。
（三）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存在差距
中外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明显存在差距，且我国监管机制不健全，尤其是针对异常流动难以实现及时地全面监管。离岸银行跨境资本流动具有自由化、规模大、交易频繁等特点，成为各国金融监管的重点。美国颁布了《海外账户税务法案》、《海外银行及金融账户申报》等，实施大额现金交易报告制度、利用大数据收集和分析信息，防范洗钱、逃税避税行为。2017年3月美联储公布加息25点子，但货币政策依旧非常宽松，为应对美元贬值风险，势必进一步加快人民币的自由兑换。据央行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2月，跨境人民币指数的（CRi）283点，已有160多个国家与我国进行兑换交付，活跃度较高。尤其是央行公布《扩大全口径跨境融资宏观审慎管理试点办法》，进一步拓展了离岸银行业务。大规模的人民币资金流动，必须要有完善的监管体制作为支撑，但我国现有跨境资本流动监管机制并不健全。虽然央行于2016年12月通过了《金融机构大额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自2017年7月起实施，规定异常资金流动报告的对象是反洗钱中心。由此，银监会、外汇管理局无法及时收到信息，也就很难对离岸银行税收、跨境资本流动实施全面的监管。
（四）中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在国际协调方面存在差距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自由化背景下，各国已就规范离岸银行业务、加强税收监管达成共识。瑞士银行被称为“避税天堂”，因其严格的保密制度受到来自全球客户的青睐，但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重压之下，承诺将于2018年与其他国家首次共享银行信息，“避税天堂”的地位行将终结。瑞士与包括中国、新加坡在内的47个国家签署《银行信息自动交换国际公约》于2017年正式生效，⒂欣于国际协作、共同打击金融犯罪。目前，全球已成立了离岸银行业监管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国际组织，以应对经济全球化和规范离岸银行业务，相续了一系列文件，如《跨境银行监管》、《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等，但在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法律的强制性、严格的追究的机制，导致效果并不理想。每年非法资金流向“避免天堂”的金融依旧十分巨大，如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估算，2016年从发展中国家流向“避税天堂”瑞士的非法资金达到10425亿美元之多，仅中国就约占到二分之一。我国已意识到强化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必须加强国际协作，与近百个国家签订了避免双重征税、专项税收信息交换等协议。但就目前国际协作来看，由于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复杂性的特点，国际合作效果并不显著，尤其是国与国之间出于利益的考量，相关协议推行难度较大。
三、国际离岸银行税收监管模式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离岸银行业务税收监管制度的法治化，明确监管主体职责
在经济全球化、自由化的背景下，成熟、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方能支撑法治化经济，促进金融业的稳定发展、保护纳税人利益。由中央层面立法，提高法律层级，实现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法定化、透明化，与我国税收系统相衔接。借鉴国外税收制度，结合具体国情进行研判，制定统一适用于中外资银行的监管标准，营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增强税收监管的稳定性。同时，应科学设计税率、税种、征管程序，有效降低税务部门的监管难度，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以符合国际惯例，提升对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有效性。明确各金融监管部门的职责范围，各司其职，有序衔接、协调工作，解决多头管理、效率低下的问题，央行应逐步向银监会过渡监管权，真实实现对银行核心业务的独立、高效监管。
（二）强化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制度的中性化
从国际离岸银行的税收监管经验来看，适度宽松的监管环境与税收优惠制度有助于保障业务的发展、实现金融自由。在经济全球化、国际合作加强的背景下，单纯的税收优惠政策对离岸银行业务的影响越来越少，投资软环境的建设更具吸引力，国民待遇原则将占据主导地位。离岸银行业务是我国面向国际金融市场的窗口，推行中性化的税收优惠制度，能充分发挥杠杆作用，达到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借鉴发达国家实施低税负的经验，逐步减征营业税、利息预提税、印花税等，减轻纳税人的税负，使税收监管制度既发挥普遍调节作用，又能够缓冲因财富分配比例过大所造成的影响。针对跨境流通资金交易额大且频繁的特点，税率的设计与资金的短期行为相结合，解决金融长短资金不匹配问题，防范国内金融风险。
（三）构建信息化的税收征管体系，实现高效监管
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程序中，信息不对称是主要症结所在，构建信息化的征管体系是国际化税收监管制度的核心所在。借鉴发达国家的税收监管经验，在税收征管环节实施网络化管理，构建信息技术与高度融合税收业务的征税平台，让纳税人能通过网络自主完成纳税义务，确立离岸银行业务的判断标准，为征管机关提供明确指引，征管机构分清权责、实行征管职能合并，实现税收监管的高效性。同时，征税机关应联合海关、工商、外汇等部门，构建诚信管理体系，探索综合监管模式，利用大数据对跨境流动资金进行实时、全面监测，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信息筛选，便于分析与预测，提升税收监管效率。构建国内、国外税务信息交换制度，进行执法监察，统一为纳税人发放识别号，明确涉税信息报告制度，推进税收管理的精细化、专业化发展，避免利用离岸业务逃避税收征管。
（四）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完善离岸银行税收情报交换制度
离岸银行业务跨国性的特点，决定其实施高效的征税监管必须明晰国际税收监管规则，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协调、国际合作，打击洗钱、逃避税行为。适当扩大避税主体，将自然人纳入征管范围，明确避税执法主体，参考《税收条件示范法》完善预约定价（apa）机制，明确避税启用条件，规制国际避税行为。并且，应积极参与国际税收合作，在签订双边apa的同时，制定国内法律与之相协调，既有效避免国际重复征税，又能够实现税收监管的全面高效。构建税收情报交换网络，在现有的自动情报交换基础上，利用互联网不断提高交换种类、效率、规模、层次，减少税收资产的流失。实施税收情报交换时，注意信息网络安全，防范因黑客、病毒入侵导致的纳税人信息泄漏。
（五）遵循国际惯例，改革现有税收救济方式
加强国际税收合作，必须遵循国际惯例，在充分利用国际资源的基础上，提升我国对离岸银行业务税收的监管能力，避免国际争端。通过与各国签订税收协议，建立良好的税收合作关系，有效打击金融犯罪行为。同时，必须意识到无救济则无权利。在离岸银行税收监管国际化的背景上，国际争端、冲突、法律适用等问题不可避免，近年来诉讼数量增多、专业性增强，给司法部门造成不小的压力。由此，改革现有的税收救济方式已刻不容缓，针对案情简单、涉税金额较少的争端，应保持与国际惯例的统一性，取消复议前置条件，保障纳税人的合法权利。针对案情复杂且涉税金额较高的争端，可将“先缴纳税款或提供担保”的条件移至行政诉讼阶段，既能够提高涉税行政复议案件的解决效率，又能够充分发挥司法系统的监督作用。
参考文献：
[1]冯悦旋.离岸银行税收监管的国外经验与启示[J].人民论坛，2016（14）：83-85.
[2]李伯侨，张t.上海自贸区离岸银行税收政策风险的法律控制[J].当代经济管理，2014，36（5）：94-97.
[3]何骏，郭岚.tpp背景下我国自贸试验区离岸贸易税收政策研究[J].江淮论坛，2016（4）：40-45.
[4]朱梦焱.我国商业银行离岸金融业务的现状与问题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2016，15（15）：15-16.
[5]盛雯雯.离岸金融市场监管的国际经验研究[J].中国经贸导刊，2016（23）：2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