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1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市场保护利用认识
从2003年文化部启动“中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算起，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过了近十年的发展历程。在这不断探索发展的十年中，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该项工作的开展，各级政府大力支持、社会民众广泛参与、专家学者贡献智慧、各级文化行政部门真抓实干，在多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硕果累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之一。
目前，全国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体系基本形成，国务院已批准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1219项，文化部批准公布了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1488名、部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2个、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41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也于去年6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总体来说，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由以往单个的项目性保护，逐步走向整体性保护、科学保护和依法保护的新阶段。然而，在肯定这些成绩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目前非遗保护工作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存续状况不容乐观。尤其是随着经济生活的快速发展，面对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市场化浪潮的冲击，传统文化正在遭受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如何保护好我国大量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处理好保护传承与发展利用的关系已成为当前保护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一、现代化进程加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造成的冲击
（一）加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衰退和消亡，其存续状况堪忧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改变，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文化生态环境面临严峻危机：一些传统习俗和文化记忆日趋淡化，一些古老艺术种类在人们的漠视中面临消亡，一些掌握传统技艺的传承人日趋老龄化，后继乏人。严峻的现实表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消失的速度正在逐年加快。根据国家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5月，全国1219项部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630个子项目（中直单位、港澳地区项目除外），生存状态较好，传承有序的项目共1726项，占65.6%。[1]也就是说，在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层面，仍有34.4%的项目存续状况一般，甚至处于濒危状态。因此，不断深入探索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发展和传承规律，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紧迫使命。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面临市场化效应的挑战
在社会诸多领域追求市场效益及利润最大化的时代背景下，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内的传统文化领域也面临着同样的境况。相比较而言，这种依靠口传心授方式及传统手段发展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与追求利益为主要目的的市场之间似乎存在更多矛盾。比如传统技艺类和传统美术类项目，大部分依靠传统手段进行生产，手工为主、工序复杂、工艺讲究、费时费力、生产成本较高。再如一些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类等具有表演性质的项目，按照习俗约定只能在特定时间和空间内展现，如节庆、仪式等，区别于一般的常规表演，本身不具有商业价值。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样的“先天”状态似乎无法满足更广泛的市场化需求。即便如此，在市场浪潮的席卷下，这一传统文化领域也被推入其中，导致了新时代背景下在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利用方面出现了一系列值得思考的现象和问题。
二、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误读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及其保护和使用都有明确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注重其真实性、整体性和传承性”；“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应当尊重其形式和内涵”；“禁止以歪曲、贬损等方式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2]依此规定来看，在非遗保护和利用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就值得商榷，特别需要警惕的是，这些现象在全国各地开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和代表性。
（一）一些存在的现象和问题
1、保持核心技艺、改变传统题材或表现手法的文化创意产品
这种情况大多是以技艺为核心的传统技艺类或传统美术类项目，此类项目能够产生出相应的实物产品，可迅速融入市场、产生经济价值。但由于传统题材的表现形式在当代生活中已不适用、需求量小，或不符合现代人审美等原因，经营者（也包括自身是掌握技艺的生产者）在保持并利用其核心工艺的同时进行创新开发，打造出系列文化创意产品以满足现代市场的需求。比如年画摒弃传统人物题材，改为现代题材甚至运用抽象的手法表现；又如以织染纫绣等技艺为核心开发出来的当代工艺品、家居用品、生活用品等。
2、核心技艺或核心原材料被取代的大规模产业化生产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2
《印象•武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1．川江号子。川江号子是川江流域船工们为统一动作和节奏，由号工领唱，众船工帮腔、合唱的一种一领众和式的汉族民间歌唱形式，①用于渲染表达船工们的内心情感，激发他们的昂扬斗志。在川江号子中，号头子领着众纤夫喊着“穿激流哟，跨险滩喽，号子一响，声震天哟”的号子，气势动人，展示了纤夫们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气势。江中的木船闪烁着橘红色的灯光，若隐若现，最终木船在纤夫们的共同努力下，离观众越来越近，船上的灯光越来越亮，一扫之前的阴霾，带来新的曙光。导演作为隐藏的传播者，通过演员将这些信息传达给观众。“穿激流哟，跨险滩喽，号子一响，声震天哟”，传播的第一层信息就是号子声，号子在唱什么，然后才是号子背后所蕴含的信息，川江号子所承载的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号头子带领纤夫们通过号子声来传播号子的字面意思和蕴含其中的深层含义，完整地呈现了当年纤夫们的生活状态，纤夫们乐观积极、迎难而上的形象逐渐清晰。
2．土家族哭嫁歌。哭嫁，是我国多个民族的传统婚姻风俗，即新娘出嫁之前要进行的唱哭嫁歌的仪式，以土家族最为隆重和典型。土家族的女儿在出嫁之前都要举行哭嫁仪式和唱哭嫁歌，表达自己对父母的不舍，重庆多地也有这样的婚嫁习俗。哭嫁中，女儿即将出嫁，母亲给女儿梳头，在女儿的耳畔叮咛，母女二人相拥在一起，后来渐渐有了哭泣声，母女二人唱着哭嫁歌，共同演绎哭嫁，将传统唱法与流行歌曲融合起来，为哭嫁这种古老的习俗增添了绚丽的色彩。在哭嫁中存在两组传播关系，首先是母亲和女儿之间的传播，母亲通过自己的话语和哭泣向女儿传递信息，告诫女儿到了婆家要做个好妻子好母亲，也将自己的母爱倾注在这些话语中，母亲的话唤起了女儿对于母亲、娘家的依恋，激发了她对离家的伤感，同时，母亲通过自己的话、哭声将自己的经验以及心中的不舍完整地传达给了女儿；其次，对于观众来说，母女二人用她们的表演和哭嫁声向观众传递信息，在受众的心目中播撒了母慈女孝的种子，开出了孝道传承的花朵。此时，对于哭嫁歌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宣告完成。
《印象•武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效果
1．保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生态性是就其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而言，它不是孤立的信息或事件，而是开放在周围的生态环境中，接受外界信息的刺激和影响，并对外作出反应，或是发生相应的变化。”②非物质文化遗产表象或内涵的传播，是靠置身在原生态环境中表现原汁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来实现的。《印象•武隆》依托原生态武隆县桃园大峡谷的自然风光搭建了完美的画面，又运用人声、音乐、音响等声音元素再现了川江号子、哭嫁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跨时空的真实氛围，突出表现形式的原汁原味，最主要的是与当地文化背景紧密结合，表现民俗民情，展开故事讲述，放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突出本土化特色，让受众在70分钟的精彩演出中亲身体验和感受武隆喀斯特地貌壮美的自然景观、巴渝地区的风土人情与文化瑰宝，从而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
2．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内涵。传播是传承的一部分，传播也是促进传承的动力，《印象•武隆》既要传播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要唤醒人们的传承意识，这种传承并不仅限于形式层面的接受，更多的是受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背后所隐藏的精神内涵的领悟。川江号子中纤夫们用生命的呐喊和歌唱带来的震撼，传递的是纤夫们不畏艰难、坚韧不拔的品质，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劳动人民的精气神，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哭嫁不仅仅是在出嫁的时候哭一场这般肤浅，其背后还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哲学，集婚前教育、传递亲情、角色转换等功能于一体，也为即将出嫁的女子提供了一个宣泄内心焦虑不安、既喜又悲的复杂心情的机会，实现了生存智慧和道德伦理的世代传递。③随着时代的进步和发展，传统哭嫁的仪式感在减弱，但也存在现实的延伸感，只是被传承、被演绎成了多种形式，而始终贯穿其中的精神内涵就是中华民族传承已久的孝道。
3．满足受众需求，加深非物质文化遗产印象。《印象•武隆》的受众主要是去武隆仙女山、天生三桥、芙蓉洞景区游玩的游客，这些人对于自己的媒介选择有怎样的需求呢？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是否可以满足他们的诉求？第一，可以满足他们放松身心的需求，在没有任何压力的情况下去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第二，可以满足观众探索求新的心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震撼力；第三，可以满足观众文化身份确认心理；第四，可以满足观众的学习需求，通过真人演出更加直观形象地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
4．调动受众行为，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受传者来说，学习是一个接受和重塑的过程，改正一些原有的观点，树立全新的体系并产生相应的行为，才是完整的接受过程。观看《印象•武隆》，受众也经过了认知—态度—行为的转化过程。第一步是认知层面，外部信息作用在人们的知觉和记忆系统，受众通过观看山水实景演出《印象•武隆》知晓并接触这些异域异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第二步是态度层面，历史的代入感满足了受众的怀旧情结，《印象•武隆》中怀旧的场景、怀旧的歌曲、乡音营造出强烈的代入感，唤起受众情绪的变化，唤醒了人们对怀旧情结的载体——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下的生存状态的关注；第三步是行动层面，传统的文化震撼了受众的现代意识，重塑了行为、梦想并代入现实生活，制约或影响受众的认知从而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这些变化将通过受众的行为表现出来。《印象•武隆》让受众感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并萌发出守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责任感，更多的人还会在观看了节目之后产生一些新的感悟。比如：看了土家族哭嫁，听到那些饱含深情的哭嫁歌之后，子女体会到父母养育的艰辛，决心以后要好好孝顺父母，这就实现了受众行为的转变。
结语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3
关键词：工匠精神；非遗传承人；现代学徒制；校企合作；人才培养
人类社会之初，手工艺技术的起点是为了制作满足自身需要的器物。传统手工艺技术的原初性在于通过材料、工具、劳动，以及人的经验、技能、技法甚至审美等诸多要素共同作用形成。在人类不断用技术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技术的含义也从手工衍生到了双手以外各种科学技术的综合〔1〕。单纯传统手工艺技术的要素在文明进化的过程中发生嬗变，技术借助智能化使人的双手出现各种形式的延伸，智能技术将人类带入了21世纪，技术的社会学内涵呈现出“泛技术”的特质。基于此，我们对工匠精神的非遗传承人培养深入开展了研究分析。
一、非遗传承中工匠精神的内涵
传统手工技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口传心授的代代传承中形成了工匠精神。非遗的传承，不仅是技艺的传授，更是工匠精神的薪火相传。我国古籍对工匠和传统制作技艺早有记载，工匠一直被认为是农耕社会中手艺超群的人，他们以一技之长满足在特定生活范围内人们的需求。为此，工匠们在手工技艺领域不断雕琢自己的产品，不断改善工艺，对细节追求完美和极致。这种工匠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是工匠精神。不同的时代，工匠精神的含义略有差异。在古代，工匠精神通常用以指称手工艺人对技艺本身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至善至美的价值追求和理念，是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到了现代，随着机器化生产与信息化时代来临，人们对于产品的要求日益丰富且多元，工匠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需要与时俱进地结合更多现代化元素，体现破旧立新、鼎故革新的创新精神〔2〕。透过工匠精神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将其基本内容概括为：对技艺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匠气”，对职业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的“匠心”和对产品不断探索、推陈出新的“匠魂”。
（一）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匠气”
技艺是手工艺的一个基本属性，对技艺的孜孜以求和精益求精，是工匠精神的核心内容，也是工匠精神产生的“原点”〔3〕。当今非遗项目的手工艺技术基本上都具有“绝技”的特点，是数代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不断积累和发展传承下来的“独门秘技”，需要较长的时间进行学习和钻研，粗制滥造和简单模仿难以进行有效传承〔4〕。到了现代社会，精益求精更成为各个国家和行业发展的共同追求。德国的制造业举世闻名，产生了西门子、蒂森、拜尔等很多国际品牌，其发展主要依靠的就是能够把产品品质从99%提升到99.99%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5〕。我国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发展战略，也必须大力发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非遗传承更是如此，特别是对于一些技艺载体是不可再生资源的非遗项目，如紫砂制作、歙砚制作等，由于其制作资源有限且换成其他载体无法发挥其技艺，更应强调精益求精，从而节约资源并有效延续其传承时间，更好地保留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二）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的“匠心”
职业是农耕时代传统手工艺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对职业不忘初心、始终如一的“匠心”，是工匠精神的价值追求。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优秀成果，传统手工技艺之所以能够延续数代，所依靠的不仅是外在的“技艺”，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匠心”，即工匠们锲而不舍、始终如一、不忘初心的精神动力。再加上口传心授不只限于技艺本身，还包括行规信仰、天人合一理念等，被传授者不仅需要具有较强的理解、领会能力，还要内化生成一种职业信仰和职业文化，从而才能达到“道济合一”，创造出真正优秀的作品。就像韦伯所主张的那样，职业不单单是谋生的工具，从根本上应属于信仰的范畴，所以，个人在世俗职业生活中应具有神圣感和使命感〔6〕。李克强总理强调，中国的质量之魂在于匠心，要培养工匠文化，恪守职业规范，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世界文明的国际品牌。
（三）不断探索、推陈出新的“匠魂”
工具是手功能的延伸，产品是人意志和情感的寄托，手工艺品是“心手合一”的产物，对产品不断探索、推陈出新的“匠魂”，是工匠精神的本质特征。作为产生于中国几千年生产生活实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传承并不是要简单、机械地挖掘、整理、记录和模仿，而是要在不忘初心中因势利导，主动对接现代需求，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现代科技紧密结合起来，从而真正推陈出新，在激烈的竞争中保存下来。随着大众生活品质和审美观念的提升，非遗传承的坚守固然重要，但绝不能走入博物馆保护的死胡同，与时俱进地开发和创新更为可贵。特别是随着新技术革命和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非遗传承人更要不断适应新的社会需求创新文化，从而使传统技艺真正焕发生机与活力。总之，非遗传承中的工匠精神是匠气、匠心和匠魂的凝聚，是自古以来工匠们对质量精益求精、对技术不断改进、为制作不遗余力的精神追求〔7〕，是以德为先、德艺兼修的中华优秀文明成果的集中体现。但工匠精神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从学徒到工匠再到工匠精神的形成都需要长时间的学习、钻研、磨炼和实践，工匠精神的培养无不镌刻着学徒制的时代烙印。
二、工匠精神与现代学徒制的耦合分析
现代学徒制是为适应现代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以校企合作为基础的学徒制形态。学者赵志群认为，“现代学徒制是将传统的学徒训练与现代学校教育相结合的一种企业与学校合作的职业教育制度”〔8〕。相对于传统学徒制，它主要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双元制”，即校企双主体和师生双身份。在传统学徒制模式下，教学活动主要在师傅和徒弟二者之间展开，教学过程完全由师傅个人决定，这使得整个学艺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相当程度的随意性，知识的系统性也相对缺乏。现代学徒制中，教育的管理者有学校还有企业，双方共同对学生的整个教育过程进行控制。其倡导校企合作、工学交替，注重企业文化育人，弘扬劳模精神。二是“双证融通”。传统学徒制是一种典型的“放养”，只要不违反行业规则以及社会道德规范，师傅的教学水平和学徒的学习能力完全由时间来检验，学徒未来的发展以及技术传承具有不确定性。现代学徒制则推行“双证融通”，做到生产过程与教学过程对接，职业资格证书与毕业证书对接，学生在毕业时可同时拿到国家承认的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而且可以考取更高层次的技术本科、研究生等。现代学徒制“双元制”和“双证融通”的两个特点，与工匠精神蕴含的职业理念、价值取向一致，同时，体现了敬畏职业、执着工作以及对产品、服务追求完美的职业精神，也体现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对技艺追求精湛的专业精神。相对于传统学徒制，现代学徒制更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很多发达国家的推崇，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德国的双元制、澳大利亚的taFe以及新加坡的“教学工厂”等。我国的现代学徒制起步较晚，2014年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启动现代学徒制探索。2015年到2018年，教育部遴选了300多个单位和行业开展试点工作。在此背景下，非遗传承人工匠精神的现代学徒制培养具有划时代意义。
三、基于工匠精神的非遗传承人培养研究
研究发现，工匠精神非遗传承人培养方式应以职业教育和企业共同生成和实现，并通过学校、企业深度合作与教师、师傅联合传授，对学生施以非遗技艺培养的现代职教模式。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从非遗传承人培养目标的选择、培养模式的确定、教学组织方式的实施、课程体系的建构到教师教学团队的组建等，都是校企双方的应然责任。
（一）人才培养目标：从“高技艺”到“高素质+高技艺”
从“高技艺”到“高素质+高技艺”，是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人才培养目标的再选择。传统手工艺人才的主要特质是具有巧夺天工、鬼斧神工的绝技绝艺，即“高技艺”；而具有工匠精神的现代传承人特质是既要有绝技绝活，又要有敬业、专注、创新的职业品质和完善的人格，即“高素质+高技艺”。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在企业指导下，要把地方非遗传统手工艺项目纳入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制定以“高素质+高技艺”为培养目标的人才培养方案。学生毕业时既要有反映“高技艺”的学历证和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还要有蕴含工匠精神的“高素质”证，将学生的技艺培养和人格完善共同作为培养目标。在现代学徒制的课程体系中加强对学生的文化素养、精神境界的提升，依据学生成长规律与道德需求，重组教材内容，改革教学方法，提升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以校园文化的群体性渗透特征使其成为培育大学生工匠精神的主阵地，通过开展各种文艺活动、文化专题讲座及参观标志性建筑等形式，来潜移默化地进行人文精神培养和价值观渗透，从而按照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打造符合新时展需要的非遗传承人。
（二）人才培养模式：从“学校主体”到“校企双主体”
从“学校主体”到“校企双主体”，是现代学徒制背景下人才培养模式的重构。为了实现非遗现代传承人的综合性培养目标，要立足于现代学徒制，将“双元双创”融入人才培养模式〔9〕。其中，“双元制”教育模式源于德国，强调受教育者在职业院校中接受理论学习的同时，在企业中进行实践技能的培养。即“一元”是学校，另“一元”是企业。这种培养模式的核心是让学生在企业的实际工作环境中真正成长为可用之才。“双元”可从三个维度上认知，即教学场所“学校和企业”，教育者“教师和师傅”，受教育者“学生和学徒”，充分体现了现代应用技术人才培养成长规律。“双创”则是指创新和创业，强调通过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来满足就业市场需求，真正实现高职教育的培养目标。这种“双元双创”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地避免了非遗传承中经常出现的重课堂、轻实践困境，能充分地将学生与教师、企业、匠人密切联系起来进行“学中做”“做中学”，从而全面提升非遗传承人的职业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
（三）教学组织方式：从“大班”到“小班”
从学校“大班”制到学徒制“小班”化，是现代学徒制背景下教学组织方式的再造。这种教学形式虽然能够满足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要，但由于办学规模小、速度慢、效率低等特点，导致难以满足现代社会发展需要。班级授课制虽可以解决成效问题，但因实际班级人数的不同而产生学习效果差异。其中，30或50人以上为大班，少于这些数目则为小班。从教学效果来看，小班制明显优于大班制，它为教师和学生之间提供了更多互动的机会，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并激发出新的灵感。因此，要培养非遗现代传承人更适合的是小班制。我们可基于现代学徒制开展小班的精英化教学，有效保证教师或师傅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进行言传身授，从而让学生既学到“匠气”，也感受到“匠心”并碰撞出“匠魂”。
（四）课程教学体系：从“1+1”到“1+1+1”
从“1+1”到“1+1+1”，是现代学徒制背景下课程教学体系的再建构。中国传统工匠精神的传承不仅需要通过打破遮蔽、扬弃特质来回归“匠道”，而且需要将工匠精神嵌入课程以至传承〔10〕。长期以来，职业院校在课程体系上基本是由公共课、专业课组成的“1+1”模式。为培养“高素质+高技艺”非遗传承人才，学校应根据地域特色、传统工艺项目，将优秀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与创新内容纳入课程体系，构建基本素养模块、现代设计模块、传统技艺模块，围绕传统手工艺的制作过程，强化核心技艺，鼓励交叉互选，构建基于工作过程的“平台共享+岗位核心+岗位互选”的“1+1+1”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五）教师教学团队：从“双师”到“教学团队”
从“双师”到“教学团队”，是现代学徒制背景下校企组建“大师—教师”教学共同体的强联合。现代学徒制与传统学徒制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整合学校与企业两个主体的教育资源。职业类院校以校企合作现代学徒制模式，探索通过拜师学艺提升教师传承创新能力，由专业教师与行业大师结对，以“大师工作室”为载体，由行业大师担纲传授传统技艺，一对一地研习传统技术与工艺，打破理论和实践的隔阂，改变原来单纯强调教师具有“双师素质”或者下厂锻炼的方式。同时，鼓励专业教师与大师、工匠合作，组建有理论素养的双师型专业教师+实践经验丰富的大师、工匠共同组成的教学团队，从而达到多方联动、强强联手、共同培养非遗现代传承人的目标。综上分析，“非遗”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基因，非遗的传承离不开工匠精神，离不开具有工匠精神的现代传承人的培养，“匠气”“匠心”和“匠魂”是现代非遗传承人的特质。为了能够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职业类院校应坚持服务“传统手工艺复兴”的国家文化战略需求，以现代学徒制条件下的工学结合为模式，通过一系列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创新，着力打造现代传承人工匠精神培养体系，从而充分展示大国工匠的成长之路，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的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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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4
论文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图书馆；采访
“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保护对象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并积极搜集有关实物资料，选定有关机构妥善保存并合理利用”，这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提出的保存办法。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收集、传递文献信息的专门机构，有义务、有责任参加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利用在文献收集工作中的各种优势，制定合理的采访原则，采取科学的方法，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形成科学完整的体系，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挖掘、传承、保护作出应有的贡献。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采访的原则
（一）全面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在秉承图书馆采访模式的基础上，更注重田野调查，深入非遗现场的采访。但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而且大多散落民间，由于人力、财力的限制，做到每一件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采购完备，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但在“访求”方面一定要做到全面，细致的做好访求笔记，务求每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有访求记录，为进一步采购做好目录体系。
（二）层次性
2005年6月，中国文化部公布了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共有10大类518项，此后各省、市都相继按批次公布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活态的文化，在不断发展和延续。非遗资源的采访，要明确采访的重点和范围，采访要有层次性，秉承级别采访原则，即级别越高的项目优先采集，完备收藏，先把要重点采访对象的申报材料、非遗实物、口述历史、物理环境等完备收藏，然后再梳理其他的非遗作品，形成重点项目完备收藏，一般项目零散收藏、完备记录的体系。
（三）整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存在于特定的民族、文化氛围和地理环境中，离开特定的环境、孤立的采访传承人或是保存非遗的实物，都失去其表现的内涵。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既要以物质的形态收集非遗的实物，还要通过音频、视频等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对其作品的描述、产生的历史背景、特定的文化氛围等，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完整性。
（四）活态性
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事项，都需要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异、创新，这也注定它处于永不停息的运变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也要依据采访对象、环境、民族特性的不同保持活态性，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时空下立体复合的能动活动。比如徐州剪纸的传承人王桂英的剪纸技艺，心里想什么就剪什么，整个构图在剪纸过程中快速形成，每一幅作品就是一副动态的农村生活长卷。其作品在几十年的时代演变中，风格上保持原真，但作品的类型上体现活态原则，层出不穷。我们在采访的时候采取田野调查跟踪采访，不定期深入其家中，融入其生活，利用多种采访技能，体验农村生活场景，领略其剪纸技艺的演化变革。
（五）原真性
采访的原真性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采访的非遗项目是原真性的，真正的非遗应该是原生态的，人和当地生活环境形成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通过文化表达的是一种生活的理念和价值观。由于利益的驱使，现在一些非遗项目脱离了原真性本色，烙上现在机器的痕迹，这样的作品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一定规避。第二，非遗的采访要保持原真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隐藏在乡村田野，街道小巷，采访的时候不能因为地处偏远而走马观花，或者根据地方文化部门提供的非遗目录采访，而是要设身处地，深入田间地头，拉近和非遗传承人的关系，跟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制作过程，做深度采访、原真采访。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采访的方法
（一）政府主导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和图书馆正常采访的最大不同点就在于，无论是哪一级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访，都不可能避开政府部门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第十一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工作需要，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由文化主管部门负责进行。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申报、认定的过程中不但形成了大量文献资料，而且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之间形成密切的关系，这都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的建设提供文献和人力资源，脱离地方文化主管部门单独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是行不通的。为此，徐州工程学院与徐州市文化局签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合作协议，利用文化部门非遗文献和人脉上的优势和学校在人才、文献信息保护技术方面的优势，共同建设徐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资源共享，共同推进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研究工作。在协议的基础上，我们从徐州市文化馆采访到项目书200多种，非遗图片3000多幅，音频1000多分钟，还有大量的视频材料，更难能可贵的是在文化部门的协调帮助并征的传承人同意的情况下采购非遗实物200余件。
（二）田野调查
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访必须以实地调查为主，到现场深入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和内涵，真正做到“不漏线索、不漏村镇（街道、乡）、不漏种类”。2009年我们以举办“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为契机，数次跟随地方文化主管部门深入田间地头、街道乡镇，有选择对徐州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行摸底采访，细致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背景、风土人情、传承沿袭、保护情况等，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并悉心拜民间传承人为师，完整采录讲述者、传承者或表演者的技艺技能和相关历史情况、人文背景、相关数据，做到资料来源清楚，内容真实，数据可靠。比如我们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王桂英老人及其技艺的采访就有五六次之多，徐州香包的传承人王振霞老师的采访更是不下十次，这些前期的亲历亲为采访调查，为后期的数字资源库建设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三）学生收集
作为一所地方性本科院校，我们充分利用生源大都来自本市周边的优势，弥补采访人员的不足，招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感兴趣的学生充当采访人员，并对其进行采访基础知识的培训，使其掌握基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访技能。由于当地的学生对本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现形式、民族特性、文化氛围的耳濡目染，再加上培训所掌握的采访技能，对于他们来说，采访就变的得心应手，并能按照事先拟定好的采访项目、内容、形式、方法，做好采访笔记。学生收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地方性特色明显，地方高校又缺乏采访人员的图书馆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益的补充。实践证明充分利用学生来收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我们构建非遗采访体系，充实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起非常重要的作用。
（四）捐赠
徐州目前已经发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有2800多项，每一个项目在传承、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实物和技艺类目繁多、琳琅满目，靠图书馆有限的经费，在保证正常采购的基础上，采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现实的，况且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无形的遗产，凝聚了民族情结和文化认同，从另一个角度说，他是无价的。所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采访上，我们在采取正常的采购外，鼓励传承人捐赠这种方式，我们为其颁发荣誉证书和纪念品，展示的时候特别标明捐赠者的姓名。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采访的内容
（一）文字材料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库的文字材料包括下面几个部分：
1、项目申报书、田野调查笔记等，这方面的文献主要通过地方文化部门获取。
2、非物质文化遗产论文2009年中国·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层论坛共收到来自全国非遗研究论文100多篇，我们把它完整的收录到非遗资料库；会议期间产生的大量会议文献；另外特别关注徐州地区地方文化研究中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研究论文；
3、图书通过各种采访途径，尽量全面收集各个层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专著、图书，尤其是地方文化研究方面的书籍，采访层面没有收全的图书，我们和数据库商合作，在合理使用原则框架下，按需订制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图书，保证国内研究著作的收全率，保证一本图书既有纸本，也有对应的电子文献。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是传统文化、制作技艺的集中体现，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征集是一项全新的、紧迫的、艰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随着城乡一体化建设步伐的加快，市场经济的冲击，大量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资料加速消失。因此，我们多次深入传承人家中，通过捐赠、采购的方式收集非遗代表性作品，目前共收集徐州剪纸、徐州香包、邳州纸塑狮子头等代表性作品200余件。
（三）照片、音频、视频
为了更加细腻的展现徐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价值，我们专门购置高性能照相、摄像设备、非线编设备。对每一次采访调查的场景、实物、人物跟踪拍摄；采用音频设备采录传承人口述资料。对一些传统戏曲、文艺表演、手工工艺、节庆活动、祭祀活动等，更加注重影像保存。在一些民俗活动如云龙山庙会、泰山庙会的影像采集的过程中，不刻意回避一些封建的、原始的场景，在后期制作中，除采用技术手段修饰相关环节外，对拍摄的内容不加任何粉饰，保持其原真性。
（四）多媒体资源
为了把“非遗”研究与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推进学校人文学科错位发展，创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课程体系，提升工科院校学生的文化素养，繁荣校园文化，我校采取一加一模式，即一位传承人帮带一位专业教师，集合传承人技艺和专业教师教学的优势，邀请传承人进入课堂，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教学。在教学过程中产生的备课笔记、教学课件、教学大纲、教案、课堂录音、录像、实习环节的设计等，我们都细致整理，录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源系统。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5
设立雄安新区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性战略选择，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围绕新区规划建设，强调，要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
雄安新区非遗传承人众多，市级以上传承人XX余人，新区非遗传承具有浓郁的特点：有的展现当地传统文化和民族民间文化创造力的杰出价值；有的扎根于相关社区的文化传承，世代相传，具有鲜明地方特色；有的具有促进华北地区地域文化认同，增强社会凝聚力和社会稳定的作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有的出色地运用传统文艺和技能，体现出高超的水平，具有见证文化传统的独特价值。这些非遗项目最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原生态传统文化，留存有中华民族最珍贵的Dna，并且塑造了雄安特有的历史文化气质。但就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研工作程度来看，传承人的资料仅限于申报时的文字材料，急需有专业背景的人征集整理。参加此次调研的文博学院学生都具备撰写口述史的基本技能,此次活动对于非遗的整理和传承，为新区规划建设与当地历史文化传承有机融合、相得益彰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
二、活动的目标
通过走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以采访形式进行，最终整理成口述史，呈现精湛独特的传统表演艺术；记录富有民族特色的民俗节庆；彰显深藏民间的地方古老音乐；展现高超绝伦的传统手工技艺，表达丰富多彩的口头传统语言，介绍身怀绝技的“非遗”传承人。
三、调研的内容及任务划分
根据口述史采访的最低要求，每三位学生访谈一位非遗传承人。访谈从“项目概况、历史渊源、轶事传闻、重要人物、当今现状、传承发展”等八个方面进行口述录音、影像采集，同时，搜集相关照片、文件等相关材料。
四、活动前期准备工作
1、2018年12月XX日前成立雄安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调研活动工作小组，由XXX任组长，组员有。讨论并完善调研活动方案，形成可供各组参考的参访大纲。成立学生活动小组，指定各组组长，统一安排调研活动，保证实践访谈调研活动圆满完成。
2、12月XX日前，由辅导员老师完成调研安全教育，按照传承人数量并参考学生意愿划分采访小组，传达调研活动具体实施步骤和最终作业要求。由专业教师完成采访技巧和传承人及其项目基本情况的讲授。组织学生提前查阅部级、省级、市级非遗传承人的具体资料，做好知识储备，根据各组采访对象实际情况细化采访提纲。
五、活动中期实施阶段
教师于12月XX日带领学生分批到雄安新区进行采访调研。根据采访提纲，要求每位传承人口述时间不少于2小时，并保存10分钟视频，根据不同类别现场展示非遗内容，采访内容全部录音及形成文字资料，登记采访对象的联系方式。
补充采访实践：12月XX日，对于因身体原因或自身特殊情况没有集中到县城接受采访的传承人，再次深入到其家中进行实地采访。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6
[关键词]景颇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6）29-0295-02
景颇族跨国境而居，主要聚居在中国、缅甸和印度，在中国称景颇族，在缅甸称克钦族，在印度称新福/新颇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有少量分布，中国的景颇族有132，143人（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字），主要居住在云南省西部边疆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境内，约占全国景颇族人口的97%，分布于陇川县、盈江县、潞西市、瑞丽市、粱河县等五县市。此外，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片马、岗房古浪、沪水等县、保山地区的腾冲县、临沧市的耿马县、思茅地区的澜沧县等地也有少量散居的景颇族，约占全国景颇族总人口的3%。而缅甸的克钦族主要居住在位于缅甸北部和东北部的克钦邦以及掸邦的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人口约为2百万。
一、景颇族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瑙纵歌节
景颇族在被公布的第一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有景颇族目瑙纵歌节，这个节日是景颇族历史文化的优秀代表和传承载体，它也是景颇族民族凝聚力的核心体现。
“目瑙纵歌”在景颇语中的意思是“大伙跳舞”。它是景颇族最盛大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正月十五以后的九天内择双日举行，节期二至四天不等。景颇族的“目瑙纵歌”原来是一种融宗教和文化习俗为一体的传统庆典，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演化为各种不同类别的“目瑙”。据说“目瑙”起源的传说有以下三种：“其一，人类是向鸟儿学会了目瑙舞，而鸟儿的目瑙舞又是从太阳神那里学来的。其二，古时景颇族居住在一个遥远而美丽的地方，人过着幸福安乐的日子。然而有一天来了一个饮血吃人的魔王，他专靠吃小孩为生，还常常施展魔法，呼风唤雨，淹没田地，人们从此陷入了深重的苦难。这时，一个名叫雷盼的景颇男子带领众人奋起反抗，经过激烈战斗，终于杀死了魔王，为民除了害。人们欣喜若狂，纵情歌舞，欢庆胜利。后来，人们为了纪念祖先降魔除邪的胜利，每年都要举行歌舞活动，并把这种歌舞活动称为“目瑙”。其三，景颇族的创世人宁贯瓦的父母对宁贯瓦说：“我俩死后，你要举行丧礼目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变成大地，你也就能变成人，繁衍人类。”于是，宁贯瓦接受父母的旨意，去太阳国学跳“目瑙”。在太阳国里，大家公推美丽的孔雀为目瑙舞的领舞人。孔雀不负众望，带领大家翩翩起舞，并悉心教会每个习舞者。宁贯瓦学成后，在人间也组织了目瑙舞会，他划定喜玛拉雅山脚为舞场，把目瑙舞的线路刻画在目瑙柱上，并规定领舞之人要戴上孔雀羽帽，以纪念孔雀的授舞之恩。从此，“目瑙”诞生了，并世世相传，延至今日。”1（1.马居里《陇川景颇族“目瑙纵歌”的传承与发展―兼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西北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每逢目瑙纵歌节，四面八方的景颇族就穿上节日的盛装，赶到专门的目瑙场上跳目瑙纵歌。广场中央竖着四根高大的目瑙柱，上面绘的花纹代表景颇族先祖的迁徙路线；中间两根柱子之间是两把交叉的长刀，标志着景颇男儿的强悍勇敢。
通过跳“目瑙纵歌”，人们反复重温了族群共同的历史记忆，把景颇族不同的支系团结起来，凝聚起了景颇族强烈的族群认同。所以“目瑙纵歌”对于景颇族群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二、景颇族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瑙斋瓦》
《目瑙斋瓦》融神话、传说、诗歌于一体，是景颇族的一部活的口传历史，也是一部一代又一代地传诵和承袭下来的诗歌体裁的文学巨著。2011年5月，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申报的目瑙斋瓦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三批部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目瑙斋瓦大致可分为七大部分：天地的形成、制服天地、孕育人类万物、宁贯杜瓦平整天地、洪水淹天的时代、宁贯杜娶龙女与族系、对生产生活的生动描写等。在这部景颇族创世长诗《目瑙斋瓦》中，包含了景颇族的族群迁徙与族群文化精华，记录着祖先开天辟地的丰功伟业。“斋瓦”既指景颇族世代相传的祭词，又是能吟诵这祭词的人，是身份极高的人。
作为景颇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目瑙纵歌仪式和《目瑙斋瓦》是相互依生，互为表里的，在传统的目瑙场上，人们吟唱《目瑙斋瓦》来祭祀是天神“木代”；同时斋瓦里也传诵着目瑙的来历和怎样办目瑙的程序，二者关系密切。因此，以它们分析对象，可以更深入的理解景颇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
三、景颇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面临的问题
1、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精神文化内核的逐渐消失
目瑙纵歌在现代构建过程中，从一个宗教祭典仪式逐渐变成一个传统节日，并且随着老一辈董萨的逝去，真正能在目瑙纵歌上吟唱斋瓦的人将越来越少，逐渐消失，而吟诵斋瓦，是目瑙纵歌这一仪式的核心内容。随着这一内容的淡化和消失，目瑙纵歌将成为一个盛大而热闹的文化空壳。当然，它对景颇民族的凝聚力不会减弱，同时它也将在先进的现代宣传方式下更好更广的扩大景颇民族文化的影响力，但是作为景颇民族的真正一份子，热闹过后，或许会感受到一种对传统文化的怅然若失，一种蓦然回首的追寻与凝视。另外，在历史上类别丰富，对应着生活的各种重要时刻的目瑙在逐渐减少和变得单一，从前人们在出征、战争、婚礼、丧葬等不同的场合举行不同的目瑙，如今除了尚保留风俗的农村，人们往往只在固定的节日时间过“目瑙纵歌节”。因此，在现代文明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精神文化内核随着生存土壤的消失而慢慢消失，反之，通过再建构，更有弹性，更能适应现代生活的“形式”留存下来。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7
关键词大数据;非物质文化遗产;浙江;现代化传播
一、研究背景
为实现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结晶的普及与传承，弘扬国家文化传统与精神，近年来文化领域的重点工作之一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而在当前科学技术快速更新换代的情况下，海量信息扑面而来，碎片化、无序化的信息传递模式慢慢消解了传统保护与传承模式的作用，寻找适应大数据时代的非遗保护展示与传播策略变得十分迫切。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系统性研究已经非常前沿，如涉及文化文物业馆藏文物和古籍数字化保存技术、互动服务与网络服务平台搭建、民族音乐与口头文学数字化记录留存、前沿科技手段(3D影像、虚拟场馆、立体投影等)的开发应用等方面，这些具有良好操作性的研究成果被应用于故宫博物院文物保存和多媒体导览服务、中国国家艺术研究院对传统音乐的数字修复和保护、“数字敦煌”建设项目、法国卢浮宫艺术馆“漫游卢浮宫”多媒体视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亚洲文化数据技术等项目中。可见，随着信息技术和新媒体的发展，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工作已经在理论研究和实际应用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浙江作为文化大省，一直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而在当下，社会环境与以往显著不同，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流量经济等关键词都暗示着这是一个信息媒介的时代。以往“酒香不怕巷子深”的传统观念已经被各种信息平台上抢时间、重推广的新兴传播理念所取代。在这样的大数据背景下，浙江省的文化从业者们越来越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步骤在于怎样展示和传播这些文化。要想以智慧化的手段构建和传播浙江独具魅力的地方文化，就必须重视新时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传承，在信息社会中寻找适应社会新环境的保护与展现途径。
二、大数据背景下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展示
浙江的文化文物业依托于文化大省的优势，底蕴深厚。在文化事业场馆中，博物馆、文化馆、档案馆都是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场所，因此它们的数字化展示进程就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和发扬息息相关。浙江的非遗文化场馆如果能加快面向智慧城市建设的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关键技术的应用，相信会有效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利用的广泛度和有效性。
(一)着力虚拟文化展示中心建设
参考谷歌公司文化学院项目，利用3D拍摄技术记录场馆展厅，再通过后期制作建构三维虚拟非遗展示场馆。同时，将藏品数据库中的高清图片、三维图像、视频等与之结合，达到能在线参观虚拟博物馆、文化馆，并自由读取展示对象信息的效果。随着新技术的成熟，还可以在此基础之上，利用VR(虚拟现实)技术，使参观者通过VR眼镜身临其境地畅游虚拟博物馆，以更生动和沉浸式的体验感受历史文化。也可使用3D建模技术对历史遗迹进行虚拟重建，开发文化特色体验项目，在aR(增强现实)技术的帮助下，让观众趣味性地体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另外，还可以利用三维扫描和立体投影技术，使文化场景以极高的精度出现在参观者面前，从而实现视觉效果与现场无异。
(二)利用大数据拓展展馆的功能边界
大数据的应用必然要建立在获取大量数据的基础上。对于展馆来说，这就涉及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展品数据，另一方面是参观者数据。建成展品数据库后，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某个年代或某个地区文化的发展流变，或者艺术作品题材、创作手法方面的特征，这不仅能拓展与展品相关的知识系统，还能使原本感性为主的艺术研究获得理性的支撑。在档案馆，可以利用档案数据追踪一段历史时期内的社会工作重点、人口流动、家族变迁等，从而得出具有社会学意义的结论。在参观者数据方面，可以利用线上销售门票、线下问卷调查等方式，获取参观用户的基本信息，并通过统计门票数据、客流量数据，对用户进行细分。具体说来，可以有以下几方面的尝试:(1)通过历史客流量数据和旅游客户数据进行日客流量预测，提前做好工作预案;(2)根据细分用户特征，预测不同时段观众的群体特性;(3)通过摄像头、红外线灯感应设备定位用户，监测人群密度，如果超过安全密度，则在入口处进行调控，或加强保障力度;(4)通过微博、微信等分析，为用户设计个性化的城市展馆文化旅游线路，并采集观众意见建议，优化展馆服务;(5)通过馆内人群轨迹分析，以及社交媒体内容分析，得出最受欢迎的展品，并围绕其开发具有本地特色的旅游周边产品;(6)通过手机客户端实时为观赏者提供掌上导览、藏品讲解、资料下载等信息服务。
三、大数据背景下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地区内涵、精神、艺术的所在，并不仅仅是一个需要保存和保护的对象，如果能够多层次、多角度地对非遗资源加以发展和利用，构建起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展示体系，才能够使非遗工作获得更为全面的价值。
(一)推进文物的数字化保存与传播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线上数字博物馆的建设，其意义不仅仅在于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存，更在于让本国的历史文化与世界有一个数字化的接口，让全世界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能够足不出户便能访问、感受历史与文化。目前，大英博物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中国国家博物馆等部级大型博物馆都将数字博物馆的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同时，国内的城市博物馆，如上海博物馆、南京博物馆等也都以数字技术为基础，探索数字博物馆的应用，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非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加快数字化建设步伐，可以利用文字、图片、全息视频、三维扫描等手段，建立完善的数据库系统，全方位保存非遗文化和藏品信息，并通过数字平台展示，打造智慧文化馆、博物馆，以供参观者、研究者随时访问，补充实地观展的不足。系统运行顺利后，远期目标还可以与其他场馆进行数据交换，链接展示与对象有关的历史资料及文物，以挖掘各地馆藏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完善的文化体系。
(二)改造文化场馆门户网站
目前，浙江的博物馆、档案馆、文化馆、非遗展示中心虽然大都有自己的数字门户，但大都偏向于行政风格，习惯于将新闻动态、学术研究、概况、资讯等这些普通参观者很少关心的信息放在首页，没有真正站在访问者的角度思考他们需要怎样的信息，这是国内许多文化网站存在的问题。对比国外的博物馆主页可以发现，其网站的排版都比较活泼，具有图片为主的特点，并在醒目位置提示在展信息，以及提供儿童到馆、馆区地图、展览日历等服务信息。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网站应充分借鉴国外网站设计风格，努力提升网站吸引力，提高特色项目的知名度和利用率，并营造活跃的分享与探讨氛围，以将非遗知识进行充分推广。
四、结语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8
【关键词】“互联网+”；徽州民歌；创新；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J64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0125（2017）11-0073-02
一、问题的提出
去年，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的“互联网+”行动计划，是首次将这一创新理念从国家的层面予以提出，虽然晚于该概念的诞生，但足以看出国家、中央政府对互联网在国民经济运行与发展中的重视程度。什么是“互联网+”行动计划？李总理在报告中强调“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1]“互联网+”行动计划的提出并实施，对我国传统产业的改造和升级有着积极的指导意义。一年多来，以“互联网+”为政策导向的改革和创新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内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摆正位置、改变传统观念、创新生产模式，积极顺应时展的需要。例如：传媒产业推出的数字出版；广电产业推出的手机电视；图书馆行业推出的网上图书馆、数字图书馆等，都是基于互联网的技术和优势进行的成功的产业转型实践，对文化产业的消费者来说，这一转型更有助于消费。除了科技含量增加之外，人性化的理念在转型中尤为凸显。因而，“互联网+”行动计划又是引导创新实践的指导思想……以用户为中心，社会为舞台的面向知识社会、以人为本的下一代创新模式，即创新2.0模式正逐步显现其生命力和潜在价值。[2]联系到文化管理领域内的非遗保护和传承，作为文化产业改造提升的一个子方面，在“互联网+”和创新2.0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的指导下，主导者如何顺应时代的发展，如何改革传统保护的思路，如何创新传承方式，将互联网、大数据、多媒体等当代领先科技手段交互运用于非遗保护和传承，是当下创新非遗传承方式的议题。
二、口头非遗传承理念的创新
近日，中国文化报发表了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会长方李莉教授的文章《非遗保护3.0层级和中国文化的当代复兴》。文中，方教授阐释了非遗保护的三个层级，即：第一，做先行的记录和调查研究，摸清家底，确立非遗的保护名录，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1.0层级；第二，当我们确立了非遗的保护名录以后，需要确立非遗传承人，并为他们传承非遗文化和技艺提供必要的条件和经费，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非遗保护的2.0层级；第三，科学家、艺术家们挖掘非遗资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或艺术上的创新，发展出具有原创性的科学或艺术的成果，贡献给全世界，促进世界文明的发展……[3]依据方教授对非遗保护层级的界定，就徽州民歌来说，第一层级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已经开展了工作。当时以屯溪区文化馆刘凡馆长、歙县文化馆汪继长馆长为主要负责人的徽州民歌抢救小分队，对徽州地区进行大量的田野工作，搜集并整理了徽州地域的民歌200余首，并记录成册，以文本形式加以保存。在这一基础上，2008年，徽州民歌成果入选国家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老一辈音乐工作者的努力换回的卓越成果为徽州民歌的进一步发展和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使得外界知道徽州是有民歌存在的，徽州民歌是汉族民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层级是继徽州民歌申遗之后，依照《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规定，对徽州健在的民歌艺人加以认定、命名与保护。作为徽州民歌载体的传承人，对于他们的保护是徽州民歌保护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徽州民歌传承不可或缺的工作之一。所以，经过申报，最后确定了操明花、凌志远为第一批徽州民歌省级传承人。从任命以后，这两位传承人一直在为徽州民歌的传承出自己的一份力。对于第三层级的工作，当前，徽州民歌的传承仍然以各位传承人的传承为主，但也有突破这一常规模式的做法。比如，F为黄山市音乐家协会主席的刘凡老师，亲历了徽州民歌的抢救，对徽州民歌的艺术魅力体会很深。近年来，他多以徽州民歌的音乐元素为创作的元思想，写出了《老街盛世》、《碎月滩的月亮》等歌曲，并改编了屯溪民歌《螃蟹歌》成为新的地方性小调《小石桥》。这些作品并非全部是新的创作思想、新的创作手法。徽州民歌的音乐元素与音乐风格是这些作品主要的音乐特征。刘凡老师的这种传承理念是直接的、朴实的，体现着他本人对徽州民歌的热爱，这份感情需要后人来延续。刘凡老师的这种传承手段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发展，是创新1.0模式的主要体现，即传统的以技术发展为导向、科研人员为主体、实验室为载体的科技创新活动……[4]在当下互联网时代，基于创新2.0的模式指引下，我们不仅需要像刘凡老师那样的淳朴的传承理念来做好徽州民歌的传承工作，还需要结合时展的特点，利用互联网技术综合各个领域的优势，以及大数据、多媒体等新兴的媒介物，来传承徽州民歌。这一理念的建构是创新2.0模式精神的贯彻。去年，黄山市文化委员会改编的新版徽州民歌《四绣红绣鞋》，是用通俗音乐风格的旋律、数字化控制下的LeD灯光效应、现代的舞台服装和效果多维包装下的现代风格的表演类节目，这种传统节目融合现代因素进行再创作和新包装的做法，可谓创新2.0模式在徽州民歌传承中的首次尝试。该节目获得全省“群文杯”比赛一等奖，深受观众的喜爱。所以说，在“互联网+”时代，改变传统的传承理念，迎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使之能为传承服务，是做好徽州民歌传承创新的首要方面，也是传统音乐自身发展的需要。
三、口头非遗传承方式的创新
方李莉教授对非遗保护第三层级阐述时突出了“科学性”这一关键词。这不仅是对口头非遗传承理念的定位，更是对口头非遗传承方式创新的指引。联系到当前“互联网+”这一推动产业改革创新的大趋势之下，首要的是认清楚“互联网+”的本质。“互联网+”的本质是传统产业的在线化、数据化。[5]也就是说，利用互联网的技术手段将信息转换成二进制的数字模式进入计算机的系统，再依靠互联网传播面广、传播速度快、使用便利的优势加以共享。这一过程是多学科知识的运用，是多种类技术、多要素参与互动的实施过程。传统产业数字化的进程是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实践过程中运用创新的融合体。技术进步和应用创新两个方向可以被看作既分立又统一、共同演进的一对双螺旋结构，或者说是并行齐驱的双轮――技术进步为应用创新创造了新的技术，而应用创新往往很快就会触到技术的极限，进而鞭策技术的进一步演进。[6]就文化产业的发展来说，双螺旋结构推动了文化产业传统发展模式的解构，并顺应形势重构以互联网为发展平台的新型发展模式。具体到口头非遗的传承方式来看，针对目前口头非遗前期保护的成果，比如书面文本、口头文本、传承人的活态形式等，都可以进行数字化的保存，并在线予以进一步的组合和传播。就拿徽州民歌来说，前人的研究成果目前已经公开发表的有《徽州民歌100首》（2005）、《古歙音韵》（2011）、《龙池湾民歌集》（自编本）、《歙县新安小学徽州民歌乡土教材》（自编本）等书面文本，还有《徽州民歌集》（操明花演唱）、《黄山之歌》（黄山市文化委编）等口头文本，这些文本资料是徽州民歌传承的主要依据，也是传承徽州民歌的传统传承方式之一。这些文字资料在传承过程中的不足是受保存的时间、环境以及使用的次数的影响很大，不能长期完好地保存。另外，这些文本资料不能同时给予多人使用，也不利于徽州民歌的传播。在徽州民歌申遗之前，音乐界和当地老百姓对徽州民歌知之甚少，也有人对徽州地区是否有民歌存在疑虑，这里有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民歌的大海洋中，徽州民歌因其影响力太小，而往往会被忽视。如今，在“互联网+”时代浪潮的推动下，基于weB2.0的技术平台，对徽州民歌已有的文本资料开展的数字化保护，将信息以二进制形式录入电脑，并结合互联网整合大数据的优势，与徽州文化、徽州地域的历史、地理信息相融合，构建徽州民歌的文化数据库。且在技术可能达到的前提下，基于这一数据库建设，搭建人机互动的交互式、触摸型平台，并以制作终端的样式广泛运用于徽州的文博馆、交通服务窗口、旅游、餐饮等场所，来拓展徽州民歌在地域内外的传播纬度。以数字化、在线化的技术运用来对口头非遗进行传承，是当前“互联网+”时代对传统博物馆式保护和传承人口授式传承模式的打破，同时又是在此基础之上的大幅度技术提升。建设徽州民歌数字化平台与用户终端，既可以提高传统传承方式的科技含量，又可以达到传承人口传所不能及的效果，是现阶段创新传承方式的主要方向和重要举措。
四、结语
“互联网+”行动计划的实施，促进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和升级。作为文化产业发展重要一环的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发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获得比原先更为有效的方式、方法成为可能。徽州民歌数字化、在线化传承模式的构建，是“互联网+”行动计划在传统音乐保护领域内的尝试，从理念上和方式上同样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可以肯定地说，以徽州民歌为代表的传统音乐传承和发展的又一个春天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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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9
1扬州市雕版印刷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原因
1.1雕版印刷产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雕版印刷术是运河文化和商业都市文化结合的产物，是扬州一张独特的名片，有“活化石”、“中华一绝”之称。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形态和技艺，雕版印刷术兴于唐，延续于宋、元、明三代，繁荣于清，在我国版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在国外的传播主要以佛经为载体。据记载［1］，唐代鉴真大师在日本运用雕版印刷术印刷了律宗三大部，奠定了印刷术在日本发展的基础。扬州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重镇，也是国内唯一保存全套古老雕版印刷工艺的城市，其生产的印刷类图书书写工整、镌刻秀丽、装帧精良，声名远播。目前，扬州藏有近30万片明清以来的古籍版片，并采用雕版印刷术出版了大量的古籍线装书籍，成为全国最大的线装书加工基地。建国后成立的广陵古籍刻印社拥有陈义时、陆文彬等一批雕版印刷技艺传人，运用传统工具手工操作，整理、雕刻、出版了一大批珍贵古籍，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遗产方面起了重要作用。2003年以来，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相继成立，传统的雕版印刷技艺得到最大化的保护和发展。然而，受铅字印刷、工艺传承、孤本雕版保护等方面的约束，扬州雕版印刷发展十分缓慢，且处于濒临灭绝的边缘。首先，面对信息化、无纸化的冲击，雕版印刷术手工技术繁杂，成书速度慢，成本高，色彩较为单一，逐步被西方的先进印刷术挤占，且难以适应知识化和信息化时代快速阅读和高效率的要求。随着各种高科技印刷手段的运用，扬州雕版印刷术几乎退出了市场竞争，雕版印刷的消费者也从普通读者变成了收藏者或者游客，销售量大幅下降，市场潜力很难挖掘。第二，作为非遗保护重要环节的传承人，雕版艺术大师们多已年过古稀，且所剩无几。年事已高的老艺人经验虽多，但精力不足;而年轻人因收入得不到保障，又不愿意从事雕刻和印刷工作，导致扬州雕版印刷行业后继无人。作为传统文化的携带者，老艺人的逐渐离开凸显了这一民间工艺形态灭绝和消亡的危机。曾经创造扬州雕版印刷业辉煌的“师徒制”传承方式已不能适应早已改变的经济基础，必须建立新的、开放的传承方式来取代旧的、封闭的传承方式。第三，保护费用高，致使经费短缺。价值2亿多元的20多万片孤本雕版系梨木所制，每年需熏蒸杀虫保护，其费用约10万元。扬州市政府虽采取各种方式拨款资助，但仍杯水车薪，珍贵的版片腐蚀加剧，“孤本活化石”式的保护、保存状况令人担忧。受经费的限制，营销宣传乏力，雕版印刷在国内外的知名度不高，市场占有率小，且影响新产品的开发。第四，目前主要由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和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两个文化事业单位来传承和保护雕版印刷术，但由于文化事业管理体系不健全、管理机制缺失、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未能实现有效的市场互补，扬州雕版印刷产品在国内市场开拓方面效率较低。第五，由于优秀的雕刻制版艺人和印刷艺人缺乏，传统的雕版制作工艺技术开始退化，出现雕版制作工艺退化和质量逐步下降的问题。部分小作坊为降低成本，迎合市场需求，改用低廉的现代化学颜料，追求刷印数量，简化工艺，大量出现错位、重影、跑色等严重的质量问题。传统工艺的退化导致雕版印刷产业的衰落。
1.2雕版印刷产业发展濒危的原因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变革使得非遗保护失去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而开放性的世界体系促成了多种文化艺术形式的冲击，文化的全球化、农村文化的城市化使得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社会大众追捧的文化，对非遗之历史文化价值知之甚少，对古老的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不感兴趣，更遑论发扬和创新。再加上地方政府保护意识淡薄，保护力度不够，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得非遗的保护面临重重困难，很难在短期见效［2］。作为扬州非遗的重要组成部分，雕版印刷术之所以处于濒危的境地，除以上普遍原因外，还有以下特殊原因。
1.2.1市场定位不清晰，未能有效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市场分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两个主要支点，也是文化发展战略的基本内容和主攻方向。非遗的生产性保护过程也应着重区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各自的属性，保证市场细分条件下的各司其职。从性质上讲，文化事业单位具有公共性和公益性的特征，承载的是公共文化服务功能;而文化产业则具有经营性和市场性的特点，以向社会提供盈利性的文化产品为目的，具有追求市场份额和自身可持续发展的特征。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除存放30万古籍版片外，还陈列有雕版文物工具，着重展示全套古籍雕版工艺流程和整个中国古代雕版印刷史，承担的是公共文化展示、宣传和教化的功能。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是我国雕版印刷技艺的世界非遗传承单位，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古籍线装书生产基地和完整传承雕版印刷技艺的单位，主要开展古籍翻印、修复、传统版画印刷、传统装帧形式的现代书籍印刷以及线装书加工等业务，但由于其市场目标定位不清、市场潜力挖掘不够、产品丰富度不高，直接导致其市场份额的下降。扬州雕版印刷行业中文化事业单位发展较快，而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难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性的文化需求。在不同行业、阶层、教育背景和职业愈加细分的背景之下，文化产业却未能满足多元性需求，是扬州雕版印刷行业濒危的重要原因。
1.2.2市场信息不畅，传统技艺与现代工艺美术思想未能无缝对接目前，市场上的雕版印刷产品主要以线装书、家谱、地方志、佛经、名人诗词集和书法作品为主，虽有部分市场需求，但作为传统文化与技艺相结合的产物，其市场消费容量极其有限，产品的消费方式也多以官方礼品赠送或私人收藏为主，渠道偏窄;且在运用配色加工、图形创意、工艺品设计等方面受限，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工艺美术思想领域(如对艺术的“当代崇拜”、折衷主义、人体工程、生态设计、绿色设计等)未曾涉足，难以满足多样化的新兴市场需求。
1.2.3传承方式不开放，“传承无人”的难题难以破解在非遗的保护和发展过程中，从业人员数量的多少、素质的高低直接决定传承的效果和创新的频率。历史上手工艺人的技艺传承多采用“一对一”的师徒制或家族内部沿袭的方式［3］．而今由于就业很难保障、收入水平较低、工作较为辛苦等原因，年轻的从业者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很容易放弃，导致雕版印刷行业后继无人。而对雕版印刷有兴趣或有志从事此项工作的人则受“拜师”的限制，很难入行。
1.2.4市场监管力度不够，雕版印刷行业的质量和效益难以两全推进非遗的市场化，进行“生产性”或“机器化”的保护，可能会破坏非遗项目的手工独创性，甚至因为盲目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传统技艺本真色彩的丧失。扬州雕版印刷行业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容易抹杀产品和地域特色，在形形的产品中很难分辨是苏州印刷、还是扬州的雕版印刷，雕工和制作良莠不齐，无法保障消费者的新鲜感和满足感。作为新兴市场形态，雕版印刷行业监管制度不健全、力度不够是直接原因。
2扬州市雕版印刷的生产性保护及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新路径根据《扬州市文化产业“十二五”规划》精神，“十二五”期间，扬州将着力打造国家低碳文化产业特色区、江苏省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示范地和宁镇扬都市圈文化产业增长极，振兴文化创意产业、文化旅游业、文博会展业、工艺美术业等产业，发展扬州智谷文化创意产业园、扬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扬州工艺美术集聚区等十个园区。而加快推进雕版印刷的“生产性保护”，就是以低碳经济为前提，将雕版大师、学徒工人、题材和材料方面的创新产品、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资源整合，实现从技艺传承、艺术品设计、实践基地打造、展览营销、创意刻印、品牌推广等多个环节紧密结合的多层次产业链条。雕版印刷行业的“生产性保护”不仅是历史文化厚重的扬州彰显时代气息的有利时机，更是促进扬州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有效方式。促进雕版印刷行业的生产性保护与文化事业的协同发展［4］，应该着力构建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为关键支点，高校、科研院所与两个支点紧密协作，协会和中介服务机构全力配合，以雕版大师、学徒工人以及专业优秀人才组建的人才队伍共同推进产品创新为主要内容，以艺术品设计、展览营销、创意刻印、品牌推广等多个环节为发展方向的新路径。具体而言，应从以下策略领域着手。
2.1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的共同发展文化事业的发展会为文化产业培育良好的文化土壤和消费人群，并通过文化活动的熏陶，感受精神愉悦，从而自觉消费文化产品;同时，健康的文化产业也会带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当雕版印刷类文化产品成为文化事业单位进行重点宣传的载体时，两者的价值追求便实现了有机统一。在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的同时，应形成文化科学发展的意识，着力推动文化产业的发展。因此，应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以广陵古籍刻印社、扬州雕版印刷博物馆、扬州雕版印刷技艺传习所为载体，发挥其公益性文化阵地的作用，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并采用现代传播手段，加快雕版印刷术的数字化转型和网络化覆盖。就文化产业而言，应注重采用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措施鼓励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并将文化产业作为文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补充，整体规划，同步发展。此外，应建立面向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的文化产品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将群众评判、专家评价和市场检验结合起来，形成科学的评价标准;同时，通过普及高雅艺术工程、低价售票等方式发挥文化事业单位的资源优势。2.2有效发挥合作平台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的紧密结合应鼓励文化企业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组建创新型组织，发挥扬州大学、江海学院等扬州高校的创意潜力，用文化创意提升文化企业，丰富产品结构，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拉动相关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发展。同时，积极支持企业吸引相关知名高校如中央美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天津美院、广州美院、重庆美院等建立校外实践基地，并聘请专家、教授对雕版印刷产品的配色、选料、构图等给予专业指导;且加大力度，支持企业吸引这些院校的毕业生来扬工作，从而优化人才结构，进一步解决艺术内涵缺乏的问题。
2.3加快整合资源，促进文化旅游业和工艺美术品产业的协同升级“十二五”期间，扬州市将发挥蜀冈—瘦西湖风景名胜区、东关街、运河名城博览会等品牌的带动作用，发展多种旅游方式，提升旅游文化内涵，其着力点之一就在旅游产品的丰富性和特色性方面。而通过雕版印刷行业的产业化运作，刻印市内各大风景名胜区代表性景点的雕版，形成精美印刷宣传册，销售或者赠送给游客，不仅体现浓郁的扬州文化气息，也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其对于丰富旅游产品，促进文化与旅游的紧密结合，提升旅游内涵，扩大消费，提升文化品位和文化形象，进而助推文化旅游业的升级具有积极作用［5］。雕版可以通过拍卖的方式进入私人收藏或者景区收藏的程序，将最大限度地发挥雕版印刷的价值，并保障其文化特色的原汁原味和利益最大化，促进文博产业的发展。不仅如此，通过文化创意，促进新文艺内涵在雕版印刷产品中的传承，将有助于工艺美术品市场的火爆，促进工艺美术产业的发展。
2.4努力开放传承方式，促进传承人与优秀人才的同步集聚通过制定雕版印刷生产性保护传承人的培养计划，为代表性传承人生产、授徒传艺和展示交流等活动创造条件。针对年老体弱的代表性传承人，抓紧开展抢救性记录工作，详实记录代表性传承人掌握的精湛技艺和工艺流程。建立传承人培养激励机制，增强代表性传承人履行传承义务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对传承工作有突出贡献的代表性传承人给予表彰、奖励;对学艺者采取助学、奖学等措施，鼓励其学习、掌握传统技艺等。与此同时，其传承方式也应有所创新，除了“口传心授”之外，应与省内外设有雕版印刷专业的大学和职业学校联合办学，建立实习基地，定向培养学生，并对这些学校毕业学生的留扬工作给予奖励和补贴。鼓励对雕版印刷感兴趣的爱好者学习传承，逐步形成学校教育、培训、实践基地为主，传统师徒制培养为辅的新的传承方式;加快传承人与具有雕版史、印刷史、出版史等专业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集聚，缓解雕版印刷术后继无人的窘境。
2.5加快展演基地建设，促进雕版印刷的生产性保护与文博会展业的优势互补2012年2月在北京农展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成果展”不仅展出了各具特色的工艺作品，而且还有各项技艺传承人现场向参观者展示如何手工织布、制陶、绘画等。这很值得扬州学习。建立扬州“雕版印刷传习展演基地”，不但能成为非遗交流的平台，满足国内外文化交流的新需求，同时亦能拓展内外文化、文物交流渠道。艺术家、艺术团体和青少年及广大游客可以在“展演基地”亲身感受传统文化，也有利于形成区域特色的文化品牌，从而满足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从供给主体来看，可以由企业承担，也可以由扬州中国雕版印刷博物馆承担。企业的展演基地以研发、试验、实践、创意交流为主，而文化事业单位的展演基地主要承担欣赏、了解历史文化传承的功能。推进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单位在展演基地定位方面的错位发展，可以有效满足消费者和从业人员多元化的需求［5］。同时，充分发挥已有设施的作用，积极开展宣传、展示、传习等活动，有计划地征集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代表作品，妥善保存和科学展陈传统工艺精品、传承人代表性作品。鼓励开展雕版印刷生产性保护的企业、单位和个人根据自身条件建设非遗展示馆(室)和传习所，鼓励社会力量参与非遗生产性保护设施建设，进而通过积极承办国际性、全国性重大会议、展览展示活动，充分盘活各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的场地与行业资源，提高服务质量，提升扬州市会展业发展水平，拓展其发展空间。
3扬州市雕版印刷生产性保护与文化事业协同发展的保障措施
3.1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法规《非物质文化遗产法》提出对不同价值的非遗采取不同的措施，但她只是非遗保护领域一部基本法律，仍需其他配套法规和制度的落实，特别是地方性保护应在深入分析非遗的特点和内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符合地方非遗保护特点的相关条例。因此，在深入贯彻落实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和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的基础上，扬州市应加快和施行《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和《扬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法》，对保护的方式、传承人的知识产权、资金使用和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
3.2进一步优化政府、社会、艺人和专家的良性互动机制首先，政府应尽领导之责，行政主管部门须将传统工艺保护纳入重点工作日程，采取诸如以精神与物质奖励艺人、减免税收、专款扶持、打击假冒伪劣产品等措施，有效促进手艺传承及其振兴。第二，社会和艺人应在政府统一规划与指导下发挥主体作用，提升自身素质，恪守职业道德，积极开拓市场、锐意创新，在条件具备时建立行业组织和制订行规，收徒授艺，选送年青艺人到大专院校深造，为手艺的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第三，专家、学者要帮助社会和艺人提高对传统工艺价值内涵的认识、树立文化保护的自我意识，并为其改进设计制作、提高产品质量与包装、沟通销售渠道、建立品牌、转变经营机制、开拓市场等提供咨询与指导。政府、社会、艺人和专家的良性互动将有利于形成全社会保护雕版印刷非遗的良好氛围。
非遗文化传承的背景篇10
文化景观是指在特定文化背景和具体的自然环境基础上，在人的作用下形成的地表文化形态的地理复合体。它是人类活动所塑造并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景观，它反映文化体系的特征和一个地区的地理特征。文化景观的形成是个长期过程，每一历史时代人类都按照其文化标准对自然环境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文化景观的内容除一些具体事物外，还有一种可以感觉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气氛”，它往往与宗教教义、社会观念和政治制度等因素有关，是一种抽象的观感。文化景观的这种特性可以明显反映在区域特征上。
文化景观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自1992年在美国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第16届年会被提出，并将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一种新的世界遗产类别，文化景观的保护实践仅有二十余年。作为一种新的文化遗产类别，其文化内涵、保护理念与实践工作仍在探索之中。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2008年版《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中，将文化景观与历史城镇和城镇中心、运河和文化线路列为“特殊的遗产类型”，建议以特殊的指导原则帮助上述遗产类型的评估。这表明，文化景观和其他两类遗产与以往的文化遗产具有相对特殊性，其研究方法、评估体系与保护策略都具有特殊性。因此对于文化景观的认定与评价就有其独特之处：
1.在物质上，文化景观涵盖了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两个领域，但又不同于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也不同于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文化景观作为一种在特定背景和具体自然基础上，人类生活、生产活动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特殊景观形态，是人类与自然共同创造的。因此我们在审视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相关文化景观后，不难发现它们都兼具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相关特征。但不同的是，文化景观遗产更加强调景观的历史识别性（historicalidentity）和它保持一种可延续的记忆属性。也就是说，文化景观的价值更多倾向于保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历史记忆。不同的文化景观，可能记载了某一地区人类在其发展过程中的某种土地利用方式和生存形态。
2.在非物质方面，文化景观更重视物质景观与非物质文化形态之间的融合。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遗产类型，文化景观可能与当地居民的活态传统（livingtradition）具有直接联系。因此，文化景观的构成通常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要素，两者不仅精密联系、相互作用，并且非物质常常发挥重要影响，这种非物质的影响往往决定了景观的物质形态。
二、郧西县上津古镇文化景观概况
上津古镇地处鄂西北边陲，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历来为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上津镇是湖北省现存最完整的县级古城，于2007年被国家文物局、住建部评定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3年被列入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名录。
1.物质文化景观遗存
（1）南北交汇的自然景观
上津镇位于秦岭山脉与大巴山脉交汇之处，四周群山环绕，金钱河绕城而过，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其中以长堤柳岸、嵩山仰面、三山叠翠等“上津八景”最具代表。
长堤柳岸为八景之首，最具上津特色，是上津最能够凸显中国古典美学特征的人造自然景观之一。长堤柳岸位于上津古城外约300米的金钱河畔，景观主体是长约500米、宽6米的金钱河古堤。古堤是古城昔日防敌、今日防洪一大屏障。堤外河床宽大防止河水侵蚀大堤，故而在堤外河床之上遍植垂柳，久而久之便形成一道柳丝曼舞的独特风景线。如逢春雨纷纷，堤畔柳丝如烟，飘渺朦胧。清代诗人王霖曾赋诗赞美道：“青青堤上柳，飘忽自成春;欲作三眠势，应来九烈神。波平分鸭黛，浪咸起鱼鳞;若向江中渡，风流自有人。”
除了长提柳岸之外，上津镇还有嵩山仰面、伍峪青幔、天桥古洞等独特的自然景观。这些景观与上津人长期生活在一起，融入了上津人的日常生活，上津人也按照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感受甚至改造这些自然景观。
（2）“南船北马”的漕运商埠城镇人文景观
除了独特的自然景观，上津古镇还遗留有大量人文景观。其中，因商而起的城镇聚落景观，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文景观之一。
上津古镇位于金钱河畔，金钱河自北向南巡城而过。因水而聚，是中国古典规划原理中最为重要的选址要求。水利万物，靠近水源，能够解决日常生活用水、农业生产用水等实际需求。另外，堪舆学认为，水为财富的象征，滨水而居能够带来财富。的确，在南船北马的封建时代，水确实能够带来财富。作为古代最为重要的物流通道，漕运决定了古代中国的经济命脉。因此，中国古代城镇大多规划建造于大江大湖之畔。上津古镇也不例外，金钱河为上津古镇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作为一个因商而兴的古代交通枢纽型城市，上津至今保留有数量丰富、立体多元的商业聚落景观。
①古城墙
早在北魏时期，上津就作为县治所在地得以营造。作为湖北省仅存的县级古城，上津保留有完整的古代城墙、城门。
现存上津古城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正德年至嘉庆三年进行了大规模修造，后又于清顺治七年进行修整。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夯土墙包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
②商号、货栈旧址
作为重要的商贸中转城市，上津古城保存多处商号、货栈旧址。这些商业遗存主要分布在古城四街和五街，临街分布。上津古镇现存的商号货栈均为典型的鄂西北合院民居，前店后宿。外墙为生砖砌筑，外抹混合谷壳、桔梗的生土。封火墙较矮，粗壮敦实。上覆黑瓦。
③商业会馆旧址
由于发达的商品经济，上津地区商帮云集，这些商帮在上津建立多所商业会馆，规模较大的有武昌馆、山陕馆等。其中现存最完整的是位于古城外西南角的山陕会馆。
（3）中西交织的宗教建筑遗产
①天主教堂
上津古城天主教堂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年（1905年），位于古城中心位置，毗邻上津县旧址。整体布局为四合院式。主要建筑有门房、礼拜教堂、主教公寓等。
上津镇是鄂西北地区天主教较早进入的乡镇之一。自上津天主教堂开堂以来，共有22位神父坐堂传教。其中，17位外籍神父，外籍神父中多来自法国、德国、意大利，其中有五人病逝于上津。
在“”期间，上津天主教堂受到严重破坏。现存教堂建筑主体为1984年李新富神父筹资按原样重建，呈哥特风格。其中教堂石质大门为清末原物，门框上书“耶稣圣心，上天之门”，门框石质细腻，书法隽秀，可以遥想教堂原貌。
上津天主教堂最为显著的艺术特征体现在其整体布局上。上津天主教堂在修造过程中，充分考虑到当地民众的文化心理，布局上采用鄂西北合院民居形制，呈典型四合院。其中，门房和两侧配房均使用鄂西北民居建造形制，白墙黑瓦。
②佛爷洞
佛爷洞坐落于金钱河西岸，始建于唐贞观年间，距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隋唐时期，由于上津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上津古城一时间商贾云集，成为鄂西北地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随着商业活动的兴起，宗教活动也日益兴盛。故而在上津古镇周围大兴土木，建筑庙宇，佛爷洞就是其中之一。
佛爷洞为金钱河西岸山崖之上的一处天然岩洞，整个建筑充分利用岩洞，在洞外加以建筑，形成佛爷洞主体结构。历史上，佛爷洞屡毁屡建。建国前，佛爷洞仅存僧舍一间，时期，佛爷洞遭受灭顶之灾，所有房舍、佛像全部被毁。现存佛爷洞建筑为2004重建，砖瓦结构。主要建筑有：山门、大雄宝殿、观音殿、城隍殿、土地龛。主要供奉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城隍、土地、猪大王，具有民间多神崇拜特征。
2.非物质文化遗产留存
（1）刺绣工艺
上津古镇传统刺绣工艺蕴含着独特的审美价值。无论在造型、色彩、工艺还是图案纹样上都高度凝结着上津人不竭的智慧结晶。上津刺绣的图形纹样，风格朴实而寓意深长，配色用线匠心独具，既忠实于自然又富于想象。绣工制作针法多变，精巧高超。传统刺绣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与地方特色，刺绣的主题和内容大多为鸳鸯、狮、虎、花卉等寄托着劳动人民美好希望的图案。刺绣作品图案没有定式，大都通过创作者自己的主观想象进行手工制作，而这些作品也有着民间传统手工艺的共同特征――在用色上尤为大胆和跳脱常理，也不失为是创作者情感的特殊表达方式。刺绣体现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各种吉祥的纹样是许多普通的艺术创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这也是刺绣艺术作为文化载体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开发价值。
（2）竹编艺术
上津镇竹编农具整体造型呈口大粗制的特点，主要器形有菜筐、箩筐、竹篮等。菜篮是上津最为常见的竹筐样式，主要呈现上宽下窄的形态，筐口一般呈椭圆的形状，且纵向直径较长，较为粗糙简陋，主要用于蔬菜存放。上津菜篮主要有斜背式和挑担式，因上津地处山地，多水路，为方便行走，大多数竹篮有肩带可斜跨。有的菜篮口沿低，沿边有双耳，用宽粗竹篾十字交叉固定，用麻绳钳制两耳交汇处，用扁担前后挑，既实用又省力。箩筐的容积大，多以竹和藤两种材料混合编织，口型接近正圆，器型的腹部向外鼓，近似于水缸造型。竹篮的竹篮口为椭圆形，有的接近长方形，类似船状，款式主要有手提式。
（3）闹火龙
“闹火龙”是上津古镇一项传统的民俗活动，亦是当地居民迎庆新年最为重要的民俗活动之一。每年正月十二的晚上由镇上居民自发组织舞龙团队，穿梭于古镇的每一条主要干道，火龙所到之处，家家户户热闹非凡，用烟花对冲火龙，游行结束后火龙基本烧完只剩骨架。上津古镇新年“闹火龙”的传统体现在“闹”字，这是因为上津古镇自古以来因水而生，因码头而兴，有金钱河环绕，新年舞龙意在祈求河神、龙王庇佑，为镇上居民祈福。上津古镇“闹火龙”气势恢宏，舞龙队伍繁复庞大，所耗人工、材料、工艺十分复杂，逐渐由单纯的祈福活动演化成集民间工艺、民间美术和民俗活动于一体的综合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民族文化需要传播，任何一项文化遗产不只是文化的承载之物，更是承载着一个民族的灵魂。只有宣传才能培养和吸引人们对文化遗产的兴趣，才能将文化市场的消费观念建立起来。更进一步说，只有深入理解文化，培养文化消费观念，使人们为觉得有价值的东西买单，才能使社会走向一个消费文化之路。因此，只有培养人们认识文化、理解文化、延续文化的意识才能让人们学会消费文化，从而化解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我们说商品是文化遗产的物质载体，商品的创新设计能够更好地宣传与发扬传统文化。任何一个商品的开发应该基于当地的民俗特色，融入其精神内涵，从而增加商品的文化附加价值，继而对商品进行设计创新，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结合，这对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上津古镇将商铺作为开发传统文化的载体，上津有着约一里长的明清古街，是连通古城内外的一条古老街道。两旁民居为四合院结构，和谐而温馨。四合院内古色古香，飞檐斗拱，一进数重。然而，这样古色古香的民居却缺少了旅游观光的气息。商铺的开发是以当地土特产招牌吸引观光者，从而重现明清时期的繁华景象，这样既能全面地展现上津以及我国的历史古建筑风貌，同时也能吸引更多旅游者的眼光。依据上津土特产及待挖掘的文化旅游纪念品做出的实地调查，在建筑风格上，对古镇整体外观及展示区，保留其原有风貌，同时将破坏部分进行修缮与复原，展示区和品尝区与整体的古建筑风貌相协调，给人以古朴、自然之感，真实生动地再现明清时期的场景。在材料和制作工艺上，也进行优化，店铺内部可以采用手绘的方式装饰具有上津特色的符号或图案，这种物化的形式可以成为当地民俗、地域文化传播的载体，也可以成为上津文化的代表。同时，根据上津古镇的特色，将店铺内商品包装设计风格统一，如豆豉、地瓜粉等土特产的包装以仿古防油纸作为材料，环保简洁。以细麻绳简单密封，古朴自然。在设计样式上，以“舌尖上的上津”字样配以地方特色浓郁的食物缩影，将古镇美食与中国传统美食融合，既凸显地方特色，又富有新意。酒的包装设计，以古朴设计风格为主，外部处理为精细的肌理效果，给人一种简约而不简单之美感。香醇的柿子酒、甘蔗酒、苞谷酒，令人陶醉，包装上简单的密封绳与古镇的古朴自然之气质不谋而合。而在酒的销售与储藏容器上选择了陶坛，陶坛的特殊结构能使空气中的氧进入其中，促使酒完全氧化反应，而且，陶坛含有多种金属离子，可以去杂增香，使酒的口味更加醇厚。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如何使上津古镇这朵奇葩走出大山、走向世界是应着重思考的课题，做好上津古镇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展示与商业旅游的结合是上津古镇向外推介的重点。在保护上津古镇原生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让游客参与其中，以旅游消费带动文化发展。把上津古城规划定位为以生活居住和文化商业为其主要职能，以传统商业服务和文化旅游为主导产业的古镇。
四、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静态保护”和“活态传承”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人类行为活动的动态性和传承性，是一种活态的文化形式。这样一种以过程和活动为对象的客体可以从静态的保护及活态的传承两个方面进行，从而实现其保护与发展。“静态保护”主要以影像、录音的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科技载体为物化形式，转化为一种可见的和可再生资源，即通过科技产品的形式来表现和再现的过程。此技术是以生活化复原手法，将群众的创作情境与自身情境相融合，身临其境地感受创作中所散发出来的文化底蕴，以达到共鸣效果。可复制性是变相地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本，这样不仅能保持文化的传播功能，缓解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的状态。同时，让受众了解和认识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信息，形成一种平民化、大众化传播方式，有利于其保护和传承。
例如，通过利用计算机制图、人机交互、多媒体等数字技术手段将上津火龙工艺制作过程真实再现，通过视觉的展现和观众的交互，最终实现了解上津火龙工艺的目的，创造“上津火龙民俗博物馆”文化机构，全面展示火龙历史、制作工艺，并针对火龙灯会的表演进行数字化设计与创新，将其引进课堂，通过数字化技术交流互动，使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传统文化遗产，达到推广和普及的目的，这为传承“非遗”打下坚实的基础。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关键是保护传承人。上津古镇的“非遗”是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活”的文化，绝不能脱离项目和传承人这个传承主体而独立存在。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于人的本身而存在，以声音、形象和技艺为表现手段，并以身口相传作为文化链而得以延续，是活的文化，要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来实现其可持续发展。”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的四项主要计划之一的“活着的人类财富（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有着极高造诣的一类人）”目的是鼓励各成员国给予他们官方承认，创造有利于“非遗”传承工作的环境，积极改善传承主体的工作生活条件，提高保护传承人的积极性，将其所掌握的知识与记忆传承后人，使得后继有人。建立“上津非遗传习所”等文化教育机构，这样可以给上津人民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场所，同时也为鄂西北地区建设文化遗产传承教育基地，为“老少边穷”等欠发达地区打造一个社会实验基地，树立借鉴文化遗产资源改造环境、脱贫致富的样板。设立地方民俗传承中心、地方戏曲表演教育传承中心和地方乡土文化教育中心等文化机构，可以突出上津古城在全国历史人文版图上的特色，将上津古城打造成为一个出秦入楚的“休闲旅游古驿站”。
五、结论
文化景观类文化遗产作为近年新型遗产类型，已被广泛认知。由于其本身的特点，使其在保护工作上也具有与一般文化遗产不同的特点，其特殊性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上则更为突出。概括而言，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工作，应做到如下三点：
1.尊重自然，整体协调。生产性保护的核心，是对文化遗产开展全面保护工作。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在全面保护其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环境的前提下，突出其景观特色，改善居住环境，提高居民生活水平，适度发展文化旅游、文化展示，土特产品开发。
2.元素继承和产业设计。生产性保护的特点在于将生产寓于保护当中，以活态保护替代静态留存。因此，在乡土文化景观遗产的活态利用过程中，应对当地文化遗产进行甄选、提炼，概括出最具代表性的核心元素，并将其与现代设计产业相结合，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生产链条。
3.概念推广、综合利用。在乡土文化景观的保护工作中，应结合具体的规划和发展定位，综合利用文化资源与自然景观资源，做到“因地制宜，扎根乡土，开发资源，综合利用”的乡土文化景观遗产发展模式。以自然景观为表现，乡土文化为内涵，发展成极具特色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展示区，体现遗产地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传统文化。
（作者单位：湖北美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周益民、张昕：《文化遗产研究文集》，北京艺术与科学电子出版社，2008年版。
[2]王受之：《世界现代设计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3]刘锡诚：《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与实践》，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