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1
关键词：竞争政策；竞争法；规制；经济学；分析
作者简介：高重迎(1967～)，男，河南扶沟人，法学博士，河南财经学院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竞争法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DF4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9)02-0161-04 收稿日期：2008-09-20
一、引言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对竞争政策与竞争法的关心度有了明显的提高，其原因在于世界各国政府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认识有了变化。而这种认识上的变化最明显地表现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俄罗斯、东欧以及包括我国在内的一系列国家、地区导人了市场经济制度。同时，市场经济制度的导入，也引发了各国政府对产业规制所带来的弊端的反思，进而开始尝试依靠民营企业的自由竞争来带动、促进经济发展的模式。竞争政策、竞争法因此而产生。
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受到竞争压力的各类企业会不断地改进经营方式、提高效率并进行一系列技术革新(innova-tion)。不难发现，实行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国家不仅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而且也能促进本国的产业结构更加高效化。上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呈现活性化的繁荣景象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
竞争政策是以撤除、废止与缓和各种市场规制(Deregu-lation)与运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本文为称之为“竞争法”，以下同)等限制企业阻碍竞争的各种规制为内容的。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英国、美国为首开始实施的缓和规制的竞争政策，迅速波及到西方各国。规制缓和的竞争政策把市场经济从繁杂的政府规制中解脱出来，进而提高了竞争政策、竞争法的地位与重要性。
从以往的政府规制中(主要是产业政策)解脱出来的企业，大多希望在今后的市场竞争中自由发挥、稳步成长。但是，也有一些企业想方设法阻碍竞争、不愿付出努力就想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为了促使市场经济有效地运行，限制“阻碍竞争行为”的竞争法就成了市场竞争中不可缺少的基本法律制度。
当前，在市场经济国家，其竞争政策的正当性、合理化愈发高调。不仅是在竞争法领域，而且在商法、知识产权法、企业法等多个法学领域内也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竞争政策。一般情况下，竞争法被学者看作是竞争政策的唯一、正当的代表者。当然，竞争政策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竞争法。但是，基于目前的研究状况，本文对竞争政策的分析主要限定在竞争法的范围之内。
二、竞争法的立法目的考察
美国是最早制定限制“阻碍竞争行为”的竞争政策、竞争法的国家。美国的竞争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之后。日本以及欧盟各国也相继制定了类似的法律。日本的竞争法称为“禁止垄断法”，欧盟各国统一称为“竞争法”(Compe，titionLaw)。目前，“竞争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反垄断法的统一称谓。
世界最初的竞争法是100多年前美国制定的《谢尔曼法》(Shermanact，1890制定，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中心法)。在该法刚实施的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围绕该法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经济效率或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在学术界展开了论战。当然，这一论战的展开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的。考察这一论战的背景，还要追溯到当时的那场民众运动，而这场民众运动的起因是因为巨大家族企业的势力逐步扩大，民众普遍认为应该对中小企业加以保护，这才促使了谢尔曼法的出台(淹川敏明，2006)。分析其原因可以发现，导致这场民众运动的最终原因还是缘于大家族企业不正当地压迫中小竞争者的行为(掠夺行为)所致。针对当时的谢尔曼法，毋庸质疑其目的是为了解散大家族企业、保护中小企业。但是，美国随后又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的“反托拉斯革命”，直到现在，美国的竞争政策、反托拉斯法的目的已不再是单纯地保护中小企业利益，而是通过提高经济效率，实现、扩大消费者的利益。由此可见，反托拉斯法的最终目的是保护竞争及竞争政策，而不是单纯地保护竞争者。
二战以后，日本与欧盟各国也制定了竞争政策与竞争法，同样围绕该法的目的究竟是促进经济效率或是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也在学术界展开了的论战。其结果，在美国确立的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竞争法的目的最终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小川正雄等，2005)。
对竞争法的保护竞争政策、提高经济效率这一目的的解释，一般认为包含以下两个方面，而且这些内容也只能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
第一，资源的有效配置。由垄断而造成商品、服务价格的上涨，势必会造成消费者需求的减少。如果消费者本来希望得到的商品、服务不能得以满足，那么就会造成经济效率低下(经济学称为“DwL”DeadweightLoss，由垄断等原因造成的经济损失)。一般来讲，经济学者理想的产业结构是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也就是说，希望市场中的产业结构是一种任何企业均具有一个不会受到竞争对手影响的(主要是价格)小市场(主要表现是“市场占有率”，marketShare)的状态。如果政府强制构建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那么，市场就会失去这个产业的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而竞争市场虽然不是处于完全竞争状态，但是。只要有一定数量的企业存在，就会给其它企业(竞争对手)带来竞争压力，也就会促使该类产业的有效竞争得以实现。如果能够实现有效竞争，就可以达到资源有效配置的目的。
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竞争企业的生产效率、技术革新效率也会不断提高。因此，维持、促进有效的竞争能够促使经济时常保持良好的发展趋势，这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一种动力(土田和博等，2006)。可见，竞争政策、竞争法的目的实际上是在于保护竞争企业的对抗关系(竞争关系)。也就是“竞争过程”(Competitionprocess)。
第二。竞争法的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实践证明。促进生产效率与技术革新效率，能使市场经济的生产性保持长期上升状态，进而促使新产品、新服务(手机、互联网等)的不断上市。竞争政策、竞争法的这一目的可以防止经济效率的低下，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也是十分重要的。
基于竞争政策、竞争法具有上述目的，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竞争法、竞争政策的重要作用也得以显现、发挥。近年。世界各国也越来越重视竞争法的完善与发展。这已成为各国政府与学者共通的认识。而且，对于发展中国家。竞争法的作用比先进国家显得更加重要。今后。产业的发展方向不可能再由政府产业政策来决定，民营企业在竞争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摸索着向未知的产业领域发展。比如，计算机、半导体、高科技it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均不是由政府的产业政策
决定的，而是随着企业之间的竞争在竞争过程中而产生的。在此竞争过程中，竞争法与竞争政策承担着确保整个竞争过程合法有序进行的责任。
三、竞争过程规制与市场结构规制分析
尽管世界各国对于竞争法、竞争政策的目的认识日渐趋于一致，但是，具体的规制标准却不尽相同。历史上，竞争法的规制标准也曾发生过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一直持续到现在。概观世界各国竞争法的规制内容，可以得知，竞争法的规制对象大致上可以分为竞争过程规制与市场结构规制两大类。下面，针对竞争法在竞争过程与市场结构中的规制状况进行探讨。
1 竞争过程的规制理论分析
如果企业在市场中不进行竞争而只进行协调，那么竞争就会流于形式而不会有任何效果，市场经济当然也得不到很好的发展。而能够限制企业这种协调行为的正是竞争法中对卡特尔行为的规制。在企业的众多协调中。价格卡特尔、串通投标行为被认为是明显的不正当的阻碍竞争行为。但是，如果把企业之间的所有协调都看作是违法的卡特尔行为，那么共同研究开发、零售店的共同采购业务等这些有益的协调也会相应地被禁止。因此，市场要求竞争法必须规制一个能够明确区分禁止协调与许可协调的标准(来生新，2002)。
利用不正当的竞争手段把竞争对手赶出市场或者迫害对手的行为(排除、掠夺行为)。自然会损害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当然，协调行为时常表现为一种复数企业之间的共同协议，而排除、掠夺行为则是单独企业的独自行为。比如，大型垄断企业为了将中小企业赶出市场所实施的低于成本价格的倾销行为就是一种典型的排除行为。竞争的本意就是要处于对手之上、超越对手的一种对抗关系的博弈过程。竞争法介入到市场中的这种对抗行动(单独行为)，其主要职责、作用应该是来保护企业之间竞争过程的竞争秩序的。相反，竞争政策、竞争法一旦成为保护竞争者的工具。那么就很有可能会造成限制竞争的后果。因此，竞争法对于单独行为(对抗行动)的规制范围、规制对象等的设定更要慎重、细心。美国反托拉斯法对单独行为的规制对象只限定在垄断型企业，而其它一般企业只被作为“不正当的竞争方法”所规制的对象(丹宗晓信等，2002)。
2 市场结构的规制重点
竞争法、竞争政策不仅要全力以赴地规制企业之间的协调与对抗行为，而且还有必要对市场自身的结构予以关注。在由少数大企业构成的集中市场中，这些企业就有可能不采取对抗行动，而可能始终采取协调行动来规避竞争。比如，在寡占市场中尽管没有进行卡特尔协调，但是通过默契的配合同样能达到协调的目的。所以，如果竞争法单单规制卡特尔行为以及单独行为等。就不能完全限制企业阻碍竞争的行为，所以还要规制、限制市场集中行为等。只有这样，才能维持市场竞争秩序，确保竞争的公平、公正、有效。因此，竞争法对于市场结构进行规制还是十分必要的。
目前，竞争法的市场结构规制主要是以维持竞争为目的而设定的对竞争过程的规制。但它并不等同于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而实施的产业组织政策。简单来讲，市场结构规制可以看作是事前阻止市场集中行为的合并规制(经营者集中)。对竞争企业之间的水平合并进行规制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寡占市场结构的形成，而垂直关系(买方与卖方的关系)的企业之间的合并规制则主要是从排除厂家的流通途径等方面进行事前规制以阻止企业集中行为(铃木满，2000)。当然，企业合并的程序是要严格依照竞争法事先规制的步骤来进行。
有些企业不是依靠合并而是完全凭借自身努力成长起来的，这些企业也能在市场中处于支配地位，针对这种情况进行市场结构规制(企业分割)时更应该慎重、严谨。肆意进行企业分割，有时会适得其反，也有可能会限制竞争，阻碍企业的正常发展。美国对企业分割设定了一套严密的程序。只有在认定大型垄断企业的垄断行为确实妨碍了竞争对手的利益时，法院才可以做出分割垄断企业的判决。1984年的at&t分割可以说是美国反托拉斯法的代表案例。1998―2002年微软第3次诉讼中，地方法院虽然做出了分割微软的判决，但是其结果在控诉判决中又被颠覆。日本竞争法关于垄断状态的规制虽然很严格，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例实施的案例。
四、竞争法规制的设定方法
竞争法的实施对设定企业行为规制的内容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设定的方法受以下两个方面的限制。其一，竞争法介入企业自由决定权的时机与程度的规制；其二，竞争法如何平衡禁止规制与柔软性规制。
1 介入的时机与程度
竞争法、竞争政策明文规定，反对政府依靠自由裁量权介入企业的行为。但是，为了使竞争更加有效地运行，竞争法就必须设定企业的行为规制。在市场竞争中应该给企业充分的自由，从这一点来看，限制企业自由行为的规制愈少愈好。相反，如果放弃监管企业行为，任凭其自由放任，势必会阻碍竞争，从这个角度来看，深度介入的规制愈多愈好。
采取什么样的规制方式，一般会受到经济学家对市场竞争的看法及见解的影响。直到上世纪60年代，经济学的传统产业组织论(反托拉斯经济学)认为：如果放任市场竞争，市场的集中度就会提高，进而阻碍竞争，导致竞争恢复困难。那么，根据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应该对集中度较低的合并也予以禁止，采取深度介入的规制方法(土田和博，1998)。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强调市场自身机能的“芝加哥学派”影响力的增强，除了对卡特尔行为以及市场高度集中的合并采取了禁止规制之外，其他的禁止规制都大幅度地废除、缓和了。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后期，新产业组织论的影响力不断增强，要求强化竞争法规制的新产业组织论派与芝加哥学派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对于介入企业行为的程度的分析。不仅受经济学的影响，还会受到各国文化、风土的影响。各国市场环境的差异会导致介入程度的不同。因此，介入的程度应该根据经济学理论同时依据本国市场环境以及风土人情的实际情况等来设定。
2 禁止规制的优点
企业之间的竞争会导致经济向未知方向的发展。为了保证企业自身的自由竞争，企业的发展方向不能由政府来决定，而应该由企业自身来决定。但是必须明确，企业的自由行为不能妨碍其他竞争对手的自由。为此，竞争法应该设定一些禁止事项来限制企业行为。比如，禁止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行为、禁止拥有一定比例以上市场占有率的企业合并行为等。
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的竞争法中，大都是根据“本身违法原则”(perseillegal)对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等行为予以禁止的。对于某些行为是否应该适用本身违法原则，不是根据该行为的正当与否来判断的，因为对该行为的完全禁止与放任，对竞争过程都有可能产生好或不好的影响，我们应该根据这些因素进行综合判断。尽管某些串通投标行为、价格卡特尔行为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也可能是一种正当行为，但是对于这种违法可能性较高的行为，在竞争法中一般
不予特殊考虑。因为完全禁止规制对竞争过程的整体是有利的(官本信彦，2003)，因此竞争法采用了本身违法的判定原则。
但是，在竞争法的实际运用中，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应当尽可能地缩小。美国只对于恶劣的、影响较大的价格卡特尔行为与串通投标行为以及限制转售价格的行为等适用本身违法原则。日本与欧盟各国也采用了同样的适用标准。
3 柔软性规制的必要性
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的竞争法限定了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行为，除此以外的行为，一般情况下是依据当时的违法状况对其不正当性要进行综合判断。这也是竞争法柔软性规制的一种体现。因为，如果明确地、彻底地区分违法行为与合法行为，这势必会给执法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比如，如果对价格卡特尔行为以外的投资协调、设备协调、销售手段协调以及经济不景气协调等卡特尔行为也要进行详细分类。那么，这些卡特尔行为是否也应该考虑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呢?并且，每一种类的卡特尔又可以再详细地进行分类。比如，投资协调又有多种类型。因此，竞争法对禁止规定以外的行为采用了柔软性规制的方法，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此得以充分体现。
但是，在对企业行为的不正当性进行综合判断的同时也赋予了执法当局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如果这种自由裁量权过大，势必会与禁止规制形成对立局面。因此，综合判断也只能以“违反公共利益的行为”、“不正当的竞争手段”等一些抽象的规定为标准(岸井大太郎等，2002)。如果这些标准任由政府行政执法部门恣意地解释，那么竞争法实质上也就转化成了产业政策手段了。所以，柔软的规制虽然是必要的，但是要尽可能明确判断标准，减少恣意性的解释与运用。
4 禁止规制与柔软性规制的统合
概观主要先进国家竞争法的综合判断标准可以得知。尽可能地明确判断标准已经成为竞争法的一种发展趋势。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完善与发展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本身违法以外的行为适用“合理的原则”(RuleofReason)，其运用标准随着判例的蓄积而更加明朗化。其中，合理原则中最重要的是“市场支配力”(marketpower)的判断标准(岸井大太郎等，2005)。该标准是完全依据经济学的理论经过分析与研究而形成的，并且还制定了客观标准(以市场占有率为主)与安全圈标准(SafetyZone)等，以保证市场自由、公平、公正的竞争秩序。
美国在反托拉斯法执行过程中，一般不依据行为的种类来推定其本身违法与否，而是提供给企业一个提示反证的机会。对于外观上看似本身违法的行为，其实只不过是合理的共同行为的一个环节，在此情况下，一般采用合理的原则来进行判断(附属限制论)。
从以上分析可知，利用经济学理论来判断对象行为，可以缩小对对象行为的违法性与合法性的认识差异，对正确判断其合理性起到关键性作用。
五、竞争法规制的经济学视点
从分析竞争法的目的到探讨竞争法的规制范围、规制对象，势必要考虑到企业的经济效益。而分析企业的经济效益，毫无疑问，要运用经济学的理论知识。然而，竞争法并不是以建立一个经济学者理想的市场经济结构为目标的法律，而是通过对竞争过程的规制，进而把原有的竞争现态提升到一个好于现状的竞争状态，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现实目标的法律(白石忠志，2006)。因此，理想的经济结构理论(完全竞争等)并没有给竞争法带来有益的作用。经济学给予竞争法的最大帮助是借助经济学能够透彻、精确地分析各种企业行为的动机与经济效果等。例如，在分析、判断生产企业与零售店的交易行为(垂直的限制)时，是为了限制竞争而进行交易的呢?还是为了提高经济效率而进行交易的呢?并且这种交易行为究竟获得了什么样的经济效果呢?等等。这些问题都需要利用经济学理论进行分析、研究，以完善竞争法的规制方向以及内容。
不考虑企业行为的潜在规则，只是根据当时的市场状况自认为是行政介入的最佳时机，而对市场进行行政介入的方法只是一种政府的产业政策方法。恣意的行政介入势必歪曲竞争过程，这些并不是经济学所能解决的问题。因此，现在只能设定一个被认为是最合适的规制，并且该规制必须是各类企业能够共通适用的规制。这样才能促使市场经济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对这种规制的研究是竞争政策、竞争法学领域的课题，而竞争法对该规制的补充、完善又要依据经济学理论。因此，竞争法学就成了法学与经济学融合的“法与经济学”的重要的研究领域。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2
【关键词】新供给经济学供给需求主流经济学【中图分类号】F015【文献标识码】a
2013年以来，面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挑战，以及结构调整面临的瓶颈制约，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提出了从供给侧发力应对现实挑战、破解瓶颈制约的一套认识和建议。“新供给”新在哪里？虽然已有的研究成果还属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总结：一是新在其“破”，即对经济学理论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扬弃与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结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与国际经验启示提出的理论创新进展；三是新在成体系的思路设计与政策主张。
“新供给”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经济学理论认知框架的不对称性。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虽然各自强调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共同的失误又的确不容回避，即他们都在理论框架里假设了供给环境，然后主要强调的只是需求侧的深入分析和在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张，都存在着忽视供给侧的共同问题。最近几十年有莫大影响的“华盛顿共识”，理论框架上是以“完全竞争”作为对经济规律认知的假设条件，但是联系实际的时候，并没有有效地矫正还原，实际上拒绝了在供给侧作深入分析，存在明显不足。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前几十年经济实践里，在应对滞胀的需要和压力之下应运而生的供给学派是颇有建树的，其政策创新贡献在实际生活里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正面效应，但其理论系统性应该说还有明显不足，他们的主张还是长于在“华盛顿共识”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场主体层面怎样能够激发供给的潜力和活力，但却弱于结构分析、制度供给分析和政府作为分析方面的深化认识――因为美国不像中国这样的经济体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决“转轨问题”与“结构问题”的客观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难以提升对供给侧的重视程度。相比于指标量值可通约、较易于建模的需求侧，供给侧的指标不可通约、千变万化，问题更复杂、更具长期特征和“慢变量”特点，更要求结构分析与结构性对策的水准，更不易建模，但这并不应成为经济学理论可长期容忍其认知框架不对称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评经济学主流教科书和代表性实践之间存在的“言行不一”问题。美国等发达市场经济在应对危机的实践中，关键性的、足以影响全局的操作，首推他们跳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来实行的一系列区别对待的结构对策和供给手段的操作，这些在他们自己的教科书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据，但在运行中却往往得到了特别的倚重与强调。比如，美国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真正解决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上，是“区别对待”的政府注资。美国调控当局一开始对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还是不救”之后，对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这样的一个处理后又总结经验，再后来对从“两房”、花旗一直到实体经济层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别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资金对特定主体的选择式注入，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区别对待的供给操作，并且给予经济社会全局以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如此重要的实践，迄今还基本处于与其经典学术文献、主流教科书相脱离的状态。
第三，直陈政府产业政策等供给侧问题在已有经济学研究中的薄弱和滞后。比如，在经济发展中“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产业政策”方面，尽管美国被人们推崇的经济学文献和理论界的代表人物均对此很少提及，但其实美国的实践却可圈可点，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亚科卡自传所强调的重振美国之道的关键是“产业政策”，到克林顿主政时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奥巴马国情咨文所提到的从油页岩革命到3D打印机，到制造业重回美国，到区别化新移民和新兴经济等一系列的亮点和重点，都不是对应于教科书的认知范式，而是很明显地对应于现实重大问题的导向，以从供给侧发力为特色。不客气地说，本应经世致用的经济学理论研究，在这一领域，其实是被实践远远抛在后面的“不够格”状态。
“新供给”研究中的“立”
第一，经济学基本框架需要强化供给侧的分析和认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的主要支撑因素，从长期考察可认为是有效供给对于需求的回应和引导，供给能力响应体系及其机制在不同阶段上的决定性特征形成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需求在这方面的原生意义，当然是不可忽视的――人有需求才有动力、才要去追求各种各样的可用资源――但是在经济学角度上，对于有效供给对需求引导方面的作用过去却认识不足。我们从供给能力在不同阶段特征上的决定性视角，强调不同发展时代的划分和供给能力，以及与“供给能力形成”相关的制度供给问题，具有基础理论层面的普适性，也特别契合于在中国和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怎样完成转轨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突出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关键是在处理“生产产品满足消费”的需求侧问题的同时，解决“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供给侧问题――尤其是“制度供给怎样优化”的问题。
第二，正视现实而加强经济基本理论支点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比如“非完全竞争”，应作为深入研究的前提确立起来，因为这是资源配置的真实环境，牵涉大量的供给侧问题。过去经济学所假设的“完全竞争”环境，虽带有大量理论方面的启示，但它毕竟可称为一种1.0版的模型。现在讨论问题，应放在“非完全竞争”这样一个可以更好反映资源配置真实环境、涵盖种种垄断竞争等问题的基点上，来升级、扩展模型和洞悉现实。需求分析主要处理总量问题，指标是均质、单一、可通约的，但供给分析要复杂得多，处理结构问题、制度构造问题等，指标是非单一、不可通约的、更多牵涉到政府-市场核心问题这种基本关系，必然在模型扩展上带来明显的挑战和非比寻常的难度，但这却是经济学创新与发展中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更多的中长期问题和“慢变量”问题，也必然成为供给侧研究要处理好的难题。过去经济学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话打发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调控中可自然解决结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升级为在非完全竞争支点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变过程而需加入供给侧能动因素作深入开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场、政府、非营利组织应各有作为并力求合作，这也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客观要求。在明确认同市场总体而言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们还需要有的放矢地来讨论不同的主体――即市场和政府，还有“第三部门”（非政府组织、志愿者、公益团体等），它们在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可以和应该如何分工、合作、互动。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领域，分工、合作、互动的选择与特点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灵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强调“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类社会多样化主体关系随经济发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趋势。
第四，制度供给应该充分地引入供给分析，从而形成有机联系的一个认知体系。即物和人这两个视角，在供给侧应该打通，各种要素的供给问题和制度供给问题应该内洽于一个体系，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转轨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炉。在中国要解决充满挑战的现代化达标历史任务，必须藉此强调以推动制度和机制创新为切入点、以结构优化为侧重点的供给侧的发力与超常规的“追赶-赶超”长期过程。
当然，以上这些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忽视需求方面的认识――“需求管理”的认识在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成果中已经相对充分，我们希望在供给这方面更丰富地、更有针对性地提高认识框架的对称性。这样的认识落到中国经济学人所处的现实中间，必然合乎逻辑地特别强调要“以改革为核心”，从供给侧入手推动新一轮“全面改革”时代的制度变革创新。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积和“滞胀”、“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风险、实现中国迫切需要的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健康发展而直通“中国梦”的“关键一招”和“最大红利所在”。我们的研究意图和可能贡献，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调动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国迫在眉睫的“新一轮改革如何实质性推进”这一问题上，以求通过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给管理，跑赢危机因素的积累，破解中长期经济增长、结构调整瓶颈，从而使“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可以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新供给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群体的基本政策主张，是以改革统领全局之下的“八双”和面对“两个一百年”历史任务的“五并重”。
“八双”的基本要点是：
第一，“双创”――走创新型国家之路和大力鼓励创业。
第二，“双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促进产业优化。
第三，“双减”――加快实施以结构性减税为重点的税费改革和大幅度地减少行政审批。
第四，“双扩”――对外开放格局和新的国际竞争局面之下，扩大中国对亚非拉的开放融合，以及适度扩大在增长方面基于质量和结构效益的投资规模（对于消费的提振当然是比较重要的，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视程度的明显提高，但是对于投资这方面的进一步认识，我们认为也需要强调，所以放在“双扩”概念之下来体现）。
第五，“双转”――尽快实施我国人口政策中城镇体制内“一胎化”管制的转变，和积极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向社保与公共服务领域的转置。
第六，“双进”――在国有、非国有经济发挥各自优势协调发展方面，应该是共同进步，需要摒弃那种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维，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赢”为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实现形式。
第七，“双到位”――促使政府、市场发挥各自应有作用，双到位地良性互动、互补和合作。这方面的分析认识，需扩展到中国势必要发展起来的第三部门，即志愿者组织、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来越活跃的群体，应该在社会主体的互动中间发挥他们的潜力。
第八，“双配套”――尽快实施新一轮“价、税、财”配套改革，和积极地、实质性地推进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双创”是发展的灵魂和先行者；“双化”是发展的动力与升级过程的催化剂；“双减”则代表着侧重于提升供给效率、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适应和引导需求结构变化的制度基础；“双扩”是力求扩大供给方面在国际、国内的市场空间；“双转”是不失时机、与时俱进地在人口政策和国有资产配置体系两大现实问题上顺应供给结构与机制的优化需要，以支持打开新局；“双进”是明确市场供给主体在股份制现代企业制度安排演进中的合理资本金构成与功能互补和共赢效应；“双到位”是要在政府与市场这一核心问题上明确相关各方的合理定位；“双配套”是对基础品价格形成机制和财税、金融两大宏观经济政策体系，再加上行政体制，以大决心、大智慧推进新一轮势在必行的制度变革与机制升级。
“五并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五年规划”与“四十年规划”并重，研究制订基于全球视野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第二，“法治经济”与“文化经济”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国家“软实力”；第三，“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并重，有效应对全球政治经济格局演变；第四，柔性参与tpp与独立开展经济合作区谈判并重，主动参与国际贸易和投资规则的制订；第五，高调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低调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重。该思路设计的视野，是把中国顺应世界潮流而寻求民族复兴的时间轴设为百年、空间轴设为全球，来认识和把握综合性的大格局、大战略问题。
由破而立，由理论而实际，在分析中就特别需要注重供给侧与需求侧的结合，政府、市场与第三部门互动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观、中肯、视野开阔、思想开放。“新供给经济学”决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面对挑战有感而发，为不负时代而做出理应追求的创新。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宏观调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实践，有巨大的进步和颇多成绩，但延续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和仿效发达国家的需求管理为主的思路，随近年的矛盾积累与凸显，已日益表现了其局限性。今后随着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台阶、经济下行中资源环境制约和收入分配等人际因素制约，已把可接受的运行状态的“区间”收窄。再复制式地推出“四万亿2.0版”已不切实际，较高水平“供给管理”的有效运用，势在必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了“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的要求，其后领导层更宣示了对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提升“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给这一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和以创新驱动、结构优化解除供给抑制释放增长潜能的系统工程。我们应站在前人肩膀上，以严谨的学术精神，秉持理论密切联系并服务实际的创新原则，更好地追求经济学经世济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从供给侧发力，在实践中破解瓶颈，服务全局，把握未来。
（作者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导，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参考文献】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3
［关键词］流动性过剩虚拟资本信贷经济结构
2010年人民币汇率机制重启后，大量投机性资本流入境内，再加上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人民币面临新一轮升值压力，引发国际“热钱”流入，加重对流动性管理的困难。同时，短期投机性资本的流动对利率、汇率等重要变量产生不利影响。在金融脱媒的背景下，流动性过剩对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产生巨大冲击，导致信贷规模盲目扩张，同时推动资产价格飙升，催生大量资产泡沫。因此，流动性过剩带来的负面效应不容忽视，必须从本质上探讨其成因和发生机制，以提出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一、流动性过剩的内在本质和外在表象
从传统经济学角度来看，流动性（Liquidity）是指某种资产转换为支持清偿手段或变现的难易程度。流动性过剩（excessLiquidity）的含义在《经济与商业辞典》中被概括为：“当银行持有的流动性资产超过稳健经营原则所要求的必要水平时，就发生了流动性过剩。”国内学者对于其含义的理解，一是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流动性过剩指银行流动性资产过剩，或是银行运营资金过多，或是存款大于贷款出现巨额存贷差；二是从中央银行角度，流通中的货币量过多，货币供给的增长速度大于整体经济的增长速度，或是指流入银行系统的现金持续高于中央银行资金回笼规模的一种状态。因而，流动性过剩的本质就在于，流动性较强的资产的规模超过了一定的标准。
流动性过剩的两个判断标准是：一是流动性较强的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一是流动资产与流动性负债的比值。而经济中的流动性过剩的表现为：现金、银行存款、居民储蓄存款过多，商业银行存款准备金过多，外汇过多，有价证券市值过大，因此，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流动性过剩的外在表现。
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角度对流动性过剩成因的理论分析
首先，马克思从资本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资本的本质是“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他认为，资本的本质就是寻求自身的增值，这是同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即生产剩余价值，追求剩余价值的最大化相吻合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和货币资本化的产物，它不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虚拟资本的价格涨跌不是取决于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价值变动。其独特的运动规律，使得虚拟资本同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发生背离，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
马克思还从货币流通规律出发，认为由于纸币只是价值符号，是代表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所以纸币的发行限于它代表的金或银的实际流通的数量。价格的上涨不过是流通过程强制价值符号等于它代替流通的金量而产生的反应。因此，如果纸币的发行量超过了流通中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则纸币会贬值，物价上涨，同时还会形成或进一步加剧人们的贬值预期，抛出手持货币，进一步增加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形成通货膨胀。
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银行在日益增多地创造虚拟资本，使得社会经济关系复杂化，引起整个经济机体的矛盾运动和连锁反应。在信用制度下，“相当一部分社会资本为社会资本的非所有者所使用”，使社会再生产过程强化到了极限，加速了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矛盾的爆发。尤其是信用制度在经济繁荣时期的巨大发展，对借贷资本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在经济运行中创造和产生了大量的流动性，孕育了经济停止时期的信用紧迫和经济危机。
三、我国流动性过剩的事实
从我国宏观经济整体运行的状况来看，货币存量已经超过经济增长所需，出现较为明显的流动性过剩现象。
1.银行体系的流动性过剩
银行体系的流动性是指银行整体的头寸充裕程度，基础货币投放量、存贷差、超额准本金率、市场性利率等都是评判的主要指标。
(1)基础货币的增长情况
2010年年末，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72.6万亿元，同比增长19.7%，增速比上年末降低8个百分点。狭义货币供应量m1余额为26.7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增速比上年降低11.2个百分点。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4.5万亿元，同比增长16.7%，增速比上年末高4.9个百分点。全年现金净投放6381亿元，同比多投放2354亿元。
(2)货币市场利率较低
商业银行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除具有增加信贷规模的举动外，也会倾向于增加除贷款以外的其他资产，如国债、同业拆借以及央行发行的票据等等。而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利率和银行间债券市场利率是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有效指标。
(3)金融机构存贷差的变动
储蓄存款快速增长的深层次原因在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以及居民对预期支出与收入的不确定性，导致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化。国内金融市场功能不尽完善，特别是资本市场的发展滞后间接导致银行体系资金过剩。银行体系积存着大量的储蓄资金，在“宽货币宽信贷”的局面下，大量流动性涌入市场。
2.市场流动性过剩
市场流动性过剩，即金融市场流动性的供给大于经济运行的实际需要。在经济中具体表现为资产价格上涨和利率下降。
(1)资产价格居高不下
我国房屋销售价格和土地交易价格居高持续保持高位，2004年同比增幅曾达到9.7%和10.1%。从2005年有所回落，但总体仍处于高位。而房屋租赁价格却一直却一直保持较低的水平，这表明房屋土地等作为投资品的需求旺盛，资本持续涌入，导致流动性过剩，资产价格被推至高位，下调困难。
(2)存款实际利率较低
近几年，持续较低的存款利率使得实际利率为负值，市场流动性过剩与物价水平和房地产价格的快速上涨相伴，而实际利率较低，居民大量资金投放到房地产市场上，与流动性指标相对应。
四、我国资本流动性过剩的成因
1.外部经济失衡
不合理的贸易结构以及贸易倾斜政策是我国贸易长期处于顺差状态。而较强的人民币升值预期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涌入。在我国现行外汇管理制度的形势下，必然导致基础货币的外汇投放比重增加，从而增加国内资本的流动性，导致流动性过剩。
外汇储备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有助于增强我国的宏观调控能力，但同时，也会导致我国基础货币供应总量的增长，从而加重通货膨胀以及资本流动性过剩的压力。
2.金融市场虚拟资本积累过多
正如前文所言，马克思提出在真实资本之外，当经济运行中以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形式存在的虚拟资本和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发生背离时，会导致泡沫经济的产生。
虚拟经济泡沫的做大必定会对整个经济正常运行产生不利影响，如资产价格居高不下，股票市场风险积累程度增加。我国的高房价、高物价的现象都有虚拟资本被恶意炒作，受恶意投机者攻击之嫌，应该及时采取措施加以制止。
3.货币政策的不合理因素
长期的低利率政策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由于长期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在利率平价成立的基础上，央行必定采取低利率的货币政策选择。在低利率的市场环境中，商业银行为了实现盈利的目标，必定会将扩张信贷规模作为实现短期盈利的有效手段，从而加剧了流动性过剩的压力。同时，长期低利率政策会导致投资过多，经济过热，大量流动性容易流向高收益高风险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因此，若人民币升值预期不变，则低利率导致的经济中流动性过剩的情况就难以扭转。
4.国际流动性涌入
全球范围内很早就出现了流动性过剩的现象，这主要是全球范围持续的、超宽松的货币政策所致。国际流动性的增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经济、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单边渠道和通过多边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施加金融与资本开放的压力，导致资本的国际流动。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流动，尤其是以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为代表的国际热钱的趋利涌动，加大了新兴国家资本市场的风险。
5.新型支付工具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
电子商务、信用卡、电子借记卡的出现以及提前消费、刷卡消费的快速发展，对流动性产生重要影响。新型支付工具的出现和普及，极大提高货币流通速度，降低了居民持有现金量占储蓄存款的比重，导致银行存款数额增加，货币乘数增加，潜在货币供给量增加，最终导致经济运行中的流动性增加。
五、缓解我国流动性过剩的手段
在流动性过剩的新形势下，资产泡沫的隐患已经显现。如果只是从传统的银行体系方面寻求解决措施，如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等货币政策来回笼流动性，则缺乏持续性和力度。要从根本上缓解流动性过剩，必须从经济结构本身出发，寻求制度上的改进。
1.改善现有外汇管理制度，深化外汇管理体制的改革。
减少外汇以储备形式保留在中央银行资产项目中的份额，切断外汇储备增长与货币发行之间的连带关系。设立单独的外汇管理机构，分担货币当局持有的外汇储备和管理的压力。扩大居民、企业等持有外汇的数额，逐步建立健全外汇兑换制度。根据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说，将外汇看成是一种货币资产，则外汇流入也不会引起货币供给量的增加，相反地，居民用人民币购买外汇还能起到回流基础货币的反馈效应。
从人民币角度而言，要实行市场供求为基础，真实反映市场资金需求的外汇制度，消除人民币升值的预期。
2.灵活调整的货币政策，优化信贷结构。
央行2011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已由适度宽松向稳健方向调整，表明货币当局希望控制信贷规模，减少经济波动，使经济在保持稳定增长的情况下实现软着陆。灵活的货币政策有利于对经济运行状况作出及时的反应，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
从信贷角度看，当银行大量发放具有中长期性质的固定资产贷款时，容易导致货币供给的大量增加。所以，政府应当加强对固定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信贷规模的控制，这不仅会在短期内有利于解决流动性过剩，而且在长期中有利于整个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投资方向的改善。
3.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推动国内需求增长
全国政协副主席厉无畏在2011中国投资年会上表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仍是一项艰巨任务，要逐渐调整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抓住“十二五”开局之年，尽快推出“一揽子”转型规划。政府需要制定系统的规划，在信贷、财税、投资等政策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
马克思在研究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时，认为生产资料的增长，归根结底要依赖于消费资料的发展并受它的制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也表明，一切生产和社会投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全体社会成员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所以，要调整优化需求结构，增强消费拉动力，促进经济“三驾马车”中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来促使人民群众的收入与GDp的增长同步，降低居民过高的储蓄率，从而化解表面过多的流动性。
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4
摘要：现代国际观是指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对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总体情况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立场，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群体国际观教育整体上存在知识零碎化、异文化陌生化、认知简单化、反应情绪化、政治冷漠化、全球视野模糊化等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程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中存在的种种不足有直接关系。更新理念和进行教学方法创新将是促进大学生国际观教育的关键。
关键词：大学生；现代国际观教育；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改革
一、目前高校国际观教育存在的问题
现代国际观是指国家公民或社会成员对国际社会国家间关系总体情况及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具体问题的看法或立场，它以国际理解、多元差异尊重、合作共赢、人类共同体意识等原则为导向。可以说，拥有成熟的现代国际观既是现代社会对高素质公民的基本要求，也是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安身立命不可或缺的条件。在我国，国际观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重要内容。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伊始，在教育三个面向精神的指引下，国际观教育逐渐被纳入我国高等教育学科体系，1994年，几乎所有高等院校都面向本专科大学生开设“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以下简称“当代”）课，这门课程遂成为国际观教育的核心课程。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与实践，这门课的内容和体系不断进行调整、充实和完善,课程体系与内容基本趋于稳定，课程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教学方式方法日益成熟与多样化，积累了相对丰富的经验。目前该课程已成为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然而，高校大学生国际观教育中仍然存在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与“当代”课程教学理念和方式方法存在种种不足不无关系。
具体来看，目前大学生国际观存在的问题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1）国际知识零碎化。“当代”课程是以世界历史、世界地理、国际政治（历史与理论）、世界经济（历史与理论）、国际法、外交礼仪、军事战略学、民族与文化等学科综合为基础的新兴学科，其内容和体系特点可谓复杂多样，庞大宏阔。这种繁杂多样性使学生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往往零碎不整，缺乏系统性。同时，学生的信息大多源于互联网，而网络信息铺天盖地，他们往往很难作出正确的判断和取舍。（2）对异文明和文化的陌生化。从数量上看，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国家超过了200个，每个国家都由单一或多个民族组成，相应地具有单一或多种语言文化，可以肯定，绝大多数学生对大部分国家的文明或文化很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间接了解的也十分有限，基本上处于陌生半陌生状态，这无形中对学生深入理解与这些社会相关的政治经济问题构成了障碍。（3）国际问题认知上的简单化。国际知识零碎化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学生往往在看待国际问题时表现出单向性倾向，即对于复杂的国际问题，能从国际国内、经济政治以及文化等多维视角加以审视的不多，大多只抓一点，不计其余。（4）敏感事件特别是涉华事件反应上的情绪化。随着中国快速发展和国家利益日益向全球延伸，涉及中国利益的国际事件越来越多。部分大学生本着朴素的爱国热情，往往对这些事件持不理性的态度。比如，在中美、中日关系方面，为数不少的学生言辞激烈，甚至行为过激，2012年因钓鱼岛问题引发的全国性抗议示威中发生的打砸抢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5）国际政治冷漠化。有相当数量的大学生主观上认为国际问题事不关己，故抱持冷漠或麻木不仁态度，对国际问题兴味寡然。还有一部分学生，似乎是出于本能地反感“政治”，连带对国际政治避而远之。他们受传统观念影响，认为政治就是统治、斗争、流血，就是权谋，就是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冷酷。因为就连倍受尊敬的罗斯福总统都公开表示：“政治就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的一种艺术。”①果真如此，政治课难以得到年轻学子的好感就不难理解了。（6）全球视野模糊化。全球化时代对人才的一个基本要求就是需要具备清晰的全球视野或全球意识，以严格的标准衡量，现代大学生的全球意识普遍淡薄，其中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当代大学生还远未养成全球思维的习性。因为全球意识与全球思维紧密相关，全球意识是形成全球思维的基础，全球思维是全球意识之核。可以肯定地说，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成功崛起离不开具有全球意识的高素质的国民。
二、基于课程教学的原因分析
“当代”课程是理论性、现实性、趣味性和思想性的统一。②这“四性”在具体教学过程中往往因为如下原因很难得到实现。
1.教学理念的不到位
从教学理念看，主要症结有三：其一，没有把培养学生的全球共同体意识作为教学的核心目标。“当代”课要求通过教学使学生能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足世界，反观中国。其实，要做到这一点，视角还得要高，即要有从卫星或月球俯瞰全球的视野，把全球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其二，对问题的理论分析上不是意识形态简单化，就是刻意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当代”作为一门理论课，自然要涉及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国家的问题，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对不同制度作非此即彼的对立性评判，甚至是简单化的否定；二是干脆回避意识形态问题，只是简单地进行“事实”叙述，使理论课没有了理论性。其三，没有把“国际理解”纳入教学目标范畴，没有真正树立尊重和促进多元世界的价值观念，没有把不同制度和社会形态相互依存的思想确立为重要教学理念。
2.教学方式与方法存在种种不足
从方法上看，虽然各高校的“当代”课程教学早已打破传统的课堂讲授的单一“灌输”模式，多媒体电化教学手段广为普及，网络教学也在向纵深持续推进，但教学方式方法上仍然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其一，教与学之间的互动不足，“灌输”式课堂教学仍居主导；其二，讨论式教学应用得较少，而这是激发学生主动学习与思考的极有效手段；其三，专题研究式教学虽然早就有人提出，但现实中应用者较少。其四，多媒体课件技术应用上总体处于低端层次，多半只是板书文字转换，丰富多彩的声像资料没有得到恰当的利用。总体上看，大学生现代国际观教育效果不彰，原因是多方面的，“当代”课程教学方式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
3.教学安排与设置存在的问题
首先，课时不断缩减。“当代”同大多数公共政治理论课一样，课时从36学时减少到了32学时，教学内容与课时不对称的情况十分明显。其次，大班上课，规模过大。由于是公共课，几乎各高校都采用多班级合班上课的方式安排教学，一般规模在4个班（120人）左右，有的则在5-6个班规模，人数超过200人的大班也不在少数。众所周知，大班上课效率是远不能与小班相比的。再次，文科必修，理工科选修，事实上导致高校理工科学生免修。除少数例外，绝大多数高校都只在文科院系开设“当代”课程，而从高校学生专业结构上看，理工科生要占一大半以上，结果是，一大半学生处于必须的国际观教育缺失状态。事实上，国际观教育方面，理工科学生由于人文社科类学科知识背景相对弱于文科生，“当代”课程对于他们更具重要性与紧迫性。此外，还有教材更新周期长，无法紧扣瞬息万变的国际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现实等问题。目前绝大多数高校采用的教材是21世纪初教育部社科司主持编写的《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自2003年首版至今，已经印刷了38版，内容虽有所变动，但依然给人以与现实脱节之感，因为近10余年的世界政治经济情况与之前可谓天壤之别。
三、基于课程教学改革的点滴思考
1.要为“政治”正名，恢复政治的健康形象
首先，要向学生阐明政治的本质不是恶，而是善。古希腊圣哲亚里斯多德指出，““政治的目标是追求至善。”人类为寻求美好生活从而对自身关系加以协调——这种协调就是政治。因此，政治的本质不是权术，不是倾轧，不是虚情假意，巧取豪夺，而是调和与关怀，是携手合作，共历艰危，共赴辉煌。其次，政治不是个别人的事，是大众之事。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1再次，政治并不高高在上，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两会”上的提案，虽然不是每个人参与提出与讨论，却都是事关大众切身利益与生活的议题，关心政治，就是关心与自身和他人福祉息息相关的事。
2.以培养学生全球意识为导向，把现代国际观教育作为“当代”课程教学的中心任务
在这方面，课程教学理念的重构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具体而言，需要做两件事：其一，要把塑造学生的人类共同体意识纳入课程教学的核心理念。“当代”课程的一个基本要求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这就需要教师引导学生以宽广的胸怀从人类共同体的立场看待世界政治与经济，以真切的人文关怀理解和尊重千姿百态的文明与制度文化，在不否认不同意识形态和制度间对抗性的同时，要强调不同制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合作与相互借鉴，对立与冲突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其二，要培养学生的大国意识和全球使命意识。中国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性大国，而作为大国自然多了份全球责任，作为年轻一代，大学生不仅需要具备全球大国意识，同样要有全球责任和使命感，要养成从全球角度思考的习惯。
3.在具体的教学方式方法上，要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模式，增强教与学双方的平等互动，激发学生参与学习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具体方法有：其一，创建网络学习共同体。在高校学生学习生活中，网络平台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所具有的匿名性、自主性、自由性、互动性使参与者没有压力与紧张，能有效调动参与者学习的积极性；其二，充分应用拟剧性教学手段，增强学生学习的兴趣和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情境感受性。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教学中可以适当结合相关国际事件，让学生以角色扮演的方式“再现”事件的情景，不仅能加深学生对事件的认知，还能激发他们主动探讨问题的学习积极性；其三，把专题教学、研究型讨论课作为课堂教学的主要形式，这是应对大班教学和课时不足的最佳形式。最后，建议有条件的高校根据自身情形把“当代”课程重新纳入理工科院系必选修学分体系，使现代国际观教育不让每一个大学生拉下。一些高校的调查表明，大多数学生对“当代”课程是抱有厚望的，③执教者以教书育人为宗旨，不断探索改革，现代国际观教育的宗旨并不难实现。
引文注释
①蒋丽君.何谓政治,政治何为——《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教学中一个必须解答的问题[J].求实,2009(1).
②万鹏.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J].教学改革研究.世纪桥,2010(9).
③申晓若,赵海滨.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的教育价值和体系价值——来自大学生的认知与思考[J].社会主义研究,2009(5).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5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宏观调控
1理性预期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大量失业和经济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改变停滞膨胀局面时也没有出现人们所期望的效果。这种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加之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
在理性预期理论的代表人物中,罗伯特•小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等人是第一代代表人物,典型理论是货币周期论;巴罗和普雷斯科特等人是第二代代表人物,他们发展了小卢卡斯等人的理论,建立了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2理性预期理论的微观基础与基本假设
小卢卡斯与凯恩斯主义的分歧始于他为凯恩斯主义寻找经济基础。他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他在为凯恩斯主义宏观计量经济学模型中的工资,价格部分提供微观基础的过程中发现,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在凯恩斯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发生冲突时,小卢卡斯转向了新古典主义。他试图寻求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基础,并从局部均衡转向一般均衡。所以,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
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
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同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
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3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主张
一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4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
不得不承认,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
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
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总而言之,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今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我们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
参考文献
[1]杨玉生.理性预期学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杨丽彬.理性预期观点的评价[J].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5,(16).
[3]王志伟.现代西方经济学流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6
「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政策、政策分析
现代国家治理,主要仰赖政策与法律,由此使两者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法理问题。近些年来,刑法学、社会法学等部门法学者对于刑事政策、社会政策等相关政策投入了较多关注,经济法学者对经济政策更是重视有加。于是,在部门法学研究中,有必要思考可否和如何把政策分析用于部门法学研究的问题。
在经济法学领域,要进行政策分析,就必须先明确一系列问题。例如,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是否具有共通性或同一性?哪些政策分析方法可用于经济法研究?可否提炼出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并有效应用?等等。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对于经济法学的发展很有价值,而且对于刑法、社会法等相关领域的研究及制度建设,也都甚有裨益。
一、政策的狭义界定
政策分析方法,核心是“政策”,如何界定“政策”,是各相关学科都要着力研究的问题。[1]基于政策主体的不同,首先可以把政策分为公共政策和私人政策,[2]私人政策是与政府的“施政之策”相对应的“对政之策”,限于篇幅和论旨,本文把政策定位于公共政策,[3]并往往限缩于更为狭义的经济政策。
从根本上说,公共政策作为政府的策略,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职能和有效治理而采取的各种对策。为此,一些学者认为,公共政策就是政府在特定时期为实现一定的公共目的而采取的行动或制定的行为准则。它可以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并由此可以分为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类型,[4]是一系列谋略、措施、条例、法令的总称。基于这种理解,法律也可被囊括于广义的公共政策,但在法律的政策分析中,尤其应当研究公共政策与法律的互动,特别是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在公共政策体系中,对经济法理论和制度的形成、发展影响最大的,当属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事实上,两类政策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而使经济法会体现出突出的经济性和一定的社会性。[5]当然,相比转而言,经济政策对现代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形成所起的作用更大,因而在探讨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时,一般需要更多地关注经济政策。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具有与传统法治理念不同的现代性,与政策的联系更为密切。[6]其中,经济政策是经济立法的前提,经济法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是对经济政策有效实施的法律保障。[7]这种认识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也是进一步对经济法作政策分析的基础。
二、政策分析及其具体维度
“政策分析”(policyanalysis)一词,由美国经济学家林德布洛姆(Charlese.Lindblom)于1958年最先提出。[8]但对于什么是政策分析,始终有不同的理解,例如,奈格尔(StuartS.nagel)和戴伊(thomasDye)将“政策分析”等同于“政策科学”,这是一种最广义的理解。此外,奎德(edwardS.Quade)和邓恩(williamn.Dunn)则认为,政策分析是运用一定的科学研究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应用性的学科,这是相对狭义的理解;而巴顿(CarlV.patton)等人则认为政策分析就是对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的研究过程,这是最狭义的理解。[9]
上述各种有代表性的观点,都有不同程度的可取之处。综合借鉴各种观点,可以认为,所谓政策分析,就是综合运用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以便及时发现和解决整个政策制定、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
政策分析的对象是“复杂性问题”,因此,需要借鉴各类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乃至行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及哲学、数学、运筹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政策分析既要包括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也要包括理性分析与超理性分析;[10]既可以是事前分析或事后分析,也可以是整合分析。此外,政策分析既关心事实,也关心价值。因此,它不仅是描述性的,而且是规范性的。
政策分析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如政治学维度、经济学维度、历史学维度、心理学维度、伦理学维度等。通常,学者们最为重视的是政治学维度和经济学维度,它们对于经济法研究也最为重要。
例如,在政治学上,较为重要的政策分析维度主要有:强调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的“系统维度”;[11]主张从团体的竞争与协同的角度进行研究的“团体维度”;高度重视杰出人物对政策影响的“精英维度”;以政府能否接纳为评判标准的“政府维度”,等等。这些维度同样可以运用于相关经济法问题的探讨。
又如,在经济学上,进行政策分析的主要维度是福利经济学维度和制度经济学维度。[12]前者主要基于市场失灵问题的存在,强调政府有义务通过政策和法律的制定与实施,通过对政策与法律的成本-效益分析,来有效解决效率与公平的问题;后者强调政策也是一种广义上的制度,同样应当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进而从公共选择理论、交易成本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角度进行政策分析。[13]事实上,这些维度在经济法研究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应用。
上述各类具体维度,体现了政治学、经济学等不同学科在政策分析方面的视角差别,与经济法调整所欲解决的问题和相关制度的形成有内在关联,这是在经济法研究中提炼并适用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基础。
三、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及其类型
要探讨政策分析为什么可以成为经济法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就必须研究其适用基础和具体类型。因为如果不具备适用基础,该方法就不能进行适用;如果不研究方法的具体类型,就无从知道哪些方法可用。
(一)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
从总体上看,政策分析方法之所以可以适用于相关的经济法研究,主要是因为政策与法律(特别是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关联,存在着诸多的同一性、共通性,尤其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主体上的相通性。政策与法律的制定者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并非同一,但在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上却存在着相通性,有时甚至具有同一性。在议会地位式微、政府大量行使立法权的情况下,“政府造法”的现象和问题非常突出,使得政策与法律的制定与实施主体,往往都统一由政府来担当。在这种情况下,立法便成了“立法机构”的附属工作。[14]基于自身利益、扩大法定权力或强化政策效力等诸多考虑,政府极可能把自己制定的政策直接或间接地写进法律草案,从而对经济法的立法产生深刻影响。这不仅可以用公共选择理论等来说明,也可以通过各国的经济立法实践来证实。上述主体方面的相通性或同一性,必然会带来政策与法律的许多共通性,从而为法律的政策分析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在客体上的同一性。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对的都是经济运行过程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其规范或调整的对象(客体)是共通的,甚至是同一的。只不过经济政策往往更具有直接性、应急性的特征,其制定或实施往往是经济法制的铺垫、实验或前期预演。正是它们所共同面对的“市场失灵”问题,被普遍作为经济法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经济法理论共识的形成。事实上,经济法学者在其研究中已经隐含了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客体上的同一性,并自觉不自觉地在运用着政策分析方法。
第三,在目标与手段上的共通性。政策的核心内容是政策目标及其实现的工具。相应地,经济法上非常重要的,便是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确保宗旨实现的调整手段。经济法既然是经济政策的法律化,在其立法宗旨中就必然要集中体现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同时,又要把各类基本的经济手段加以法律化,形成自己的调整手段,从而使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相当高的程度上存在着共通性。
与此相关,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活动、经济规律、经济机制、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并与经济理论存在着互动关系,[15]因而同样会对经济法的理论与制度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发掘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上述“关系网”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深入研究经济法问题是至为重要的。综上,经济政策与经济法,从制定主体到实施主体,从目标、宗旨到实施途径、调整手段、政策工具,从价值追求到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等,都存在着同一性或者交叉性、相通性,因此,用于政策问题研究的一些政策分析方法,同样也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的研究。经济政策与经济法在某些方面的同一性或共通性,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得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的基础。
在上述的适用基础之上,政策分析方法就可以适用于经济法研究,并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替换性研究”,即把经济法与经济政策进行“替换”,从分析经济政策的各种具体维度,以及由经济学、政治学等相关理论所生成的各种具体方法,去分析经济法问题;另一是“背景性研究”,即关注政策系统和经济法系统的密切关联和相互影响,以经济法系统为核心,把相关政策的形成和变化看作是影响经济法制度的重要背景性因素,从而更好地探寻经济法制度产生、发展、更迭的政策性因素。由于相关政策对经济法制度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因而上述政策性分析尤其重要。
此外,在探讨政策分析方法的适用基础时,还必须关注其局限性。因为政策与法律,虽然具有多方面的同一性或相通性,但两者毕竟并非完全同一,在制定主体、制定程序、实施机制、规范效力等方面都有差别。通常,政策更具有应急性、灵活性、易变性,而法律则更具有稳定性、普适性、原则性。个别性的政策,往往不能放入普适性的法律中;即使偶尔放入,也只能作为“例外”或“适用除外”的情况。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不能完全照搬政治学上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而应当取其精华,适当重构。
(二)政策分析方法的主要类型
依据不同的研究路径或所要解决的问题等,政策分析方法可以分为多种类型,如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等。它们在经济法研究中都很重要,故有必要对其择要探讨。
1.政策主体分析
政策主体通常包括参与政策制定、执行、评估和监控的组织体或个体。对政策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明确各类政策主体的地位、作用、价值、权力分配等问题;在经济法研究中,则有助于研究经济法主体的体系以及主体的权义结构,特别是职权与职责的分配、经济法责任形态等重要问题。
政策主体分析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体制法(或称组织法)、[16]主体制度等非常重要。在具体的政策主体中,官方的政策主体主要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也有学者认为还应当包括处于执政地位的政党,因为现代国家的政治统治大都通过政党政治来实现。此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无论是利益集团、选民,还是大众传媒,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具体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对上述各类政策主体进行分析,有助于研究经济法学中的规范论和运行论。
2.政策目标分析与政策工具分析
各类公共政策都包含两个基本要素,即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由于经济政策与经济法所面临的问题相同,因此,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也自然会与经济法的宗旨相合。这样,通过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就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以及经济法学价值论领域的相关问题;同时,也有助于进一步从系统论的角度,发现经济法的结构问题,并通过结构调整,来增进和完善经济法的功能。
政策工具作为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其有效运用,有助于避免政策失败和政府失灵。因此,在经济学领域早就开始了对经济政策工具的研究;在政治学领域,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政策工具展开的大规模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17]例如,狄龙(VanderDoelen)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法律性工具、经济性工具和交流性工具;霍莱特(m.Howlett)则将其划分为自愿性工具、强制性工具和混合性工具,等等。[18]但在经济法研究上,更需要关注的是经济政策工具,如预算、税收、国债、货币、价格等手段以及更为具体的税率、利率、汇率等经济杠杆,因为这些经济政策工具的法律化,恰恰构成了经济法有效调整的手段,因而对于研究经济法制度的具体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3.政策背景分析
任何政策或法律,都有其生成、变迁的背景。作为一种方法,政策的背景分析,既应关注对经济法的形成和发展有重要影响的政策背景,也应关注相关政策本身的背景,因而背景分析可以“多重展开”。
对于政策背景的分析,有助于推进经济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事实上,经济法的调整目标和调整手段,都依存于特定的背景,要随着背景的变化来适度调整,以使经济法制度也能够不断地适应社会经济变化发展的要求。此外,通过政策的制定过程,来认识立法背景和动因,既是一种法律解释方法,也是一种政策分析方法。
上述几种政策分析方法,都是密切相关的。由于任何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离不开特定的主体,不同的政策主体又都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并由此会影响到政策目标的确定,因而就应当有主体分析与目标分析;同时,由于实现政策目标的手段(或称政策工具)关系到各类政策主体利益的实现,因而工具分析与主体分析、目标分析也可以联为一体。而上述三种分析,都离不开更深层次的背景分析,只有深入分析主体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各类主体提出政策目标的背景,以及选择和运用政策工具的背景,这样,对经济政策和经济立法的相关分析才可能较为全面,也才可能更好地去理解、解释和实施相关的法律,找到经济法制度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改进对策。
上述各种具体的政策分析方法,构成了经济法上的政策分析方法的主干部分,对于研究经济法的主体、宗旨、调整手段、具体制度、法律环境等,都很有价值。为此,还应当进一步研究其具体应用问题。
四、政策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政策往往是立法和执法的重要依据,[19]因而政策分析方法不仅可以应用于分析制度的形成,也可用于分析与政策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下面仅选取几种主要的政策分析方法,来探讨其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问题。
(一)政策目标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的目标分析,作为政策分析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具体应用,主要体现为通过审视影响经济法立法的经济政策目标,来分析和判断经济法立法在宗旨、原则、调整手段、协调性等方面的成败得失,从而进一步找到存在的问题,并为整个经济法的法制完善提供重要支持。
对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宗旨。其中,对于宏观经济总体目标的分析,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的总体宗旨;而对于具体的经济政策的目标分析,则同样有助于认识经济法相关部门法的宗旨。
例如,从财政政策的角度来看,财政政策的目标与其职能是一致的。财政政策的职能,通常包括分配收入、配置资源(或称宏观调控)、保障稳定三大方面。与这些职能相对应,财政政策的重要目标就是在整个国民收入分配的过程中,既要使国家获取财政收入,又应促进社会分配公平;既要在微观上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又应在宏观上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调控,从而在保障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促进和保障整个社会的稳定。上述的财政政策目标,必然会影响财税法的宗旨,并使其成为财税法宗旨的一个必要内容。
又如,一国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调控货币发行量,保障币值的稳定,以求在根本上保障物价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正是基于该目标,在相关的金融法,特别是中央银行法上,才把稳定币值作为法律调整的核心目标。为了确保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使其能够真正独立地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各国法律往往都在体制法上作出相关的保障性规定。因此,研究金融法所涉及的各类具体制度(如监管制度、传统的“三大法宝”等),以及在分业经营与混业经营等方面做出取舍时,应牢记货币政策的核心目标和金融法的核心宗旨。
此外,在竞争政策或市场规制政策上也是如此。竞争政策主要涉及反垄断政策和反不正当竞争政策,市场规制政策还应当进一步包括消费者政策。这些政策的目标,都会影响相关的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保护法的立法宗旨,进而影响到这些法律的实施。
其实,早已有学者关注政策目标对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影响问题。例如,韦伯曾经指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两大法系国家的法学家们在处理一人公司问题的时候,会涉及如何思考的问题。对此,韦伯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注意各种经济上的政策的目的,或许还有财政政策和商业道德的因素,这都属于实体的。”[20]这种论断对于研究经济法领域的相关问题也是很有普遍意义的。
(二)政策工具分析方法的应用
通常,为了使政策实施得到法律的保障,需要把基本的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使一些重要的经济政策工具,从经济性的调控或规制手段变成法律化的“调制手段”。这种法律化,有助于更好地协调各类政策工具之间的关系,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整体效益。
例如,财政政策的工具是多方面的,即使是不包含税收的财政政策工具,也要包括预算、国债、政府采购、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我国在世纪之交,非常重视“积极的财政政策”,试图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发国债来拉动内需,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国家又加大了征税的力度,使得税收收入每年都以增收1000亿元以上的速度在增加,甚至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对此,有的学者认为这与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不协调的,因为“减税”政策更有利于拉动内需,而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则可能产生“挤出效应”,这就是不同政策工具相冲突的结果。
由于各类政策工具涉及不同主体的利益调整,甚至直接影响其基本权利,同时,政策工具的运用也特别需要法律保障和法律协调,因此,对那些重要的、行之有效的政策工具必须加以法律化,使其成为经济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使政策分析方法可以贯穿于经济法的研究过程之中。事实上,对具体的税收制度、预算制度、货币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无不与政策工具的分析直接相关。可以说,没有政策工具分析作为基础,就不可能很好地分析经济法的具体制度及其调整特点。因此,政策工具的分析,对于经济法研究非常重要。
要进行具体的政策工具分析,关注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尤其重要,这是需要反复重申的问题。例如,财税政策与金融政策如何协调,是“一松一紧”,还是“双松”或“双紧”?如何在计划层面上作出相应的协调?消费者保护政策与相关的竞争政策如何协调?等等。此外,上述政策与产业政策、贸易政策等相关政策如何协调,同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单靠某类具体政策的制定者,势必无法完成协调任务。特别在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可能被推向极致的情况下,单方面的主动协调无疑困难重重,因而迫切需要“依法协调”。为此,必须在法律上明确各自的职责权限,以“定纷止争”。在这方面,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堪称典范。[21]
除了经济政策之间的协调以外,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等其他相关政策的协调也非常重要。例如,财税政策、金融政策与环境政策、社会保障政策如何协调;在经济政策中如何体现对弱者的保护,特别是如何对消费者、劳动者、贫困者、失业者、纳税人进行保护等,也都很重要。上述各类保护,都要通过相关政策工具的法律化及其有效运用来体现和实现。如对弱者应如何规定税率,是否要给予税收减免;对失业者的创业行为要否适用优惠利率以示支持;等等。对这些具体制度中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政策工具分析来进行深入探讨。
(三)政策主体分析方法的应用
由于经济政策的制定主体层次较多,政府及其职能部门都可能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制定基本经济政策,并体现在与其相对应的各层次的立法之中,如国务院的经济法规、各个职能部门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等。立法主体的多层次性,带来了经济法立法和执法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它加剧了经济法的立法与执行的复杂化,导致部门立法、地方立法林立,下位立法对上位立法的抵悟、冲突不断,不协调之处绵延不绝,隐性修改随处可见。
除了上述的官方政策主体以外,非官方的政策主体也不可小视。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部门日渐兴起,不同的利益集团也在蓬勃发展,它们会影响到经济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例如,在税收立法中,应如何规定特定群体的税收优惠(如对出口商如何实施出口退税制度等);在反垄断立法上,对哪些主体给予豁免等。其实,凡是涉及特定主体的立法,都可能会受到某些大企业或其他压力集团的影响,这已是毋庸讳言的事实。因此,明确各类主体的角色和地位,对于政策制定主体和影响政策制定的主体进行具体分析,有利于进一步分析经济法的立法、执法及法律监督等环节的问题。
(四)政策实效分析方法的应用
政策实效,是政策分析的极为重要的内容。[22]事实上,影响政策实施效果的限定因素很多,包括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和“时滞”等。从公共选择理论、理性预期理论的角度来看,影响政策实效的因素,既可能是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的能力、努力等方面的局限,也可能是受政策影响的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带来的局限。这些局限都会产生效力减损的问题。
此外,政策的实施及其效力的抵达和效果的产生,往往是存在“时滞”的。[23]即使是应急性的政策,也并非总能“立竿见影”。事实上,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是需要主客观的限定条件。如若条件不具备,则可能“政策落空”,导致“政府失灵”。
上述对影响政策实效的限定因素的分析,同样适用于经济法研究。例如,经济法的制定主体和实施主体,其理性也是有限的,所制定出来的经济法不可能尽善尽美。这样的法律再去实施,其法律实效的“递减”便可想而知。即使立法者和执法者都聪慧而高尚,且能力和努力都足够,但相关主体的博弈行为也会使经济法实施的效果受到影响。因此,透过政策的局限性分析,可以更好地看到经济法的局限性。
此外,经济法比经济政策会有更突出的“时滞”问题。由于通常只有相对稳定、较为成熟的政策才可能被法律化,因此,同种类型的经济立法,一般都要滞后于相关的经济政策。政策的实施毕竟有行政或政党力量的推动,因而贯彻速度相对更快一些;但法律化的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必须按部就班,往往要经由多种机构、多种主体、多种程序,因而其“时滞”问题也更为突出。从法治精神的要求来看,经济法的立法、执法、法律监督等都离不开程序,而“程序就是过程”,甚至是漫长的过程,由此产生的“时滞”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因而同样涉及效率与公平的价值如何有效权衡的问题。
进行政策实效分析,除要研究政策本身的局限性外,还可研究政策的限定条件(con-straints),即一项经济政策在实现预期目标的过程中必须依赖的条件。对于某些限定条件所存在的刚性也必须予以注意,这有助于分析法律调整所面临的各类矛盾、实施障碍和解决对策。
事实上,经济法上存在着多个方面的“二元结构”,如何全面兼顾其中所蕴涵的各种矛盾,恰是经济法的“调整艺术”之所在。例如,在经济法上,私益是对公益的限定,没有私益就没有公益,因而不能只考虑公益而不顾及私益。与此相应,个体营利性与社会公益性的矛盾、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等,在经济法上都应当协调兼顾。同样,不同地区、不同部门的利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强者与弱者的利益、集体与个体的利益、国家与国民的利益,等等,也都要兼顾和协调,因为它们都是影响经济法调整实效的限定条件。为此,兼顾各种不同的利益,综合协调不同的情况,在总体上来全面把握,实现“纳什均衡”,应当是经济法调整的总体精神。
上述的兼顾与协调,不仅应体现在总体精神或调整目标方面,而且还应当体现在具体的调整手段方面。只有在各类具体的法律化的政策工具方面做到有效协调,才有可能真正兼顾各类不同主体的利益。可见,在应用政策实效分析方法时,同样要考虑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以及政策主体分析,也就是说,这些分析方法是联为一体的,它们的区分只是相对的。
五、结论
经济政策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影响,其间存在的诸多互动性、相通性甚至同一性,使人们可以通过政策分析,特别是通过“背景性研究”或“替代性研究”,来发现和解决经济法本身的问题,这正是政策分析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经济法学界已有的或者正在进行的许多研究,实际上都是政策分析。这些政策分析,一般是把“政策”限定于“公共政策”,特别是经济政策。本文也对此作出了限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政策分析的不同维度,探讨了该方法的适用基础,提炼出对于经济法研究较为重要的政策主体分析、政策目标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政策背景分析、政策实效分析等多种类型,并分析了这些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上的应用问题。由于经济法学界缺少相关的研究可供参考,因而这些探讨只是“浅探”。
事实上,政策分析在政治学等领域还有许多方面并未达成共识,笔者主要是结合经济法研究的实际,对已有的政策分析方法进行解析和改造,以增进其对经济法研究的有效性。但在具体运用时,必须考虑到经济法与经济政策的互通性与差异性,以免以偏概全。
单纯的政策和政策分析,总有其局限性,并会带来经济法制度建设的局限性。因此,要全面分析各类经济法主体的对策活动,还必须关注博弈分析方法,从而提炼出一种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相结合的“政策一对策分析方法”。此外,政策分析方法还可包括围绕政策而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方法,如政策的分类,实际上也是一种分析方法。例如,对经济政策作出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的划分会影响到经济法系统内部的结构与分类以及经济法体系的构建等。需要说明的是,政策分析方法也可以对经济法以外的其他部门法领域产生影响。例如,刑法领域研究的刑事政策问题,社会法领域研究的社会政策,行政法领域研究的诸多公共政策,等等,都可以运用政策分析方法进行探讨。[24]此外,在当代司法领域,也要考虑“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保留”的问题,对此同样需要进行政策分析,以体现和遵从法律共同的价值。[25]
值得关注的是,现实的法律实施,只是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规范框架,在法律调整的基础上真正直接发挥作用的,往往是各类政策,如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的运用,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的采行,市场规制政策的调整等。因此,在经济法研究中,非但不应排斥政策,还应看到它是经济法调整的重要配套“制度”,是经济法的立法与法律实施的重要源泉和指引。因此,加强经济法的政策分析,必将大有可为。
「注释
[1]对于政策的研究,不仅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而且是经济学上的重要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总是有自己的经济政策,并试图用来“经邦济世”或者“经世济民”,因而各类经济学理论,几乎无不与经济政策有关。在法学研究领域,政策与法律的关系过去曾深受关注,但随着对“法治”的强调,某些矫枉过正的研究又出现了忽视政策价值的倾向,这也会影响对政策分析方法的研究。
[2]与其大体对应的是公共物品和私人物品、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公共行政与私人行政等分类。在这种广义的理解之下,政策不仅包括经济政策和其他各类公共政策,而且还可以包括私人主体的各类对策。正是这些主体的政策一对策交织而成的“策略束”,才构成了广义上的政策体系。
[3]其实,着名经济学家卢卡斯等人的研究,就非常关注私人主体对策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并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甚至被认为是经济学理论上的“第六次革命”。参见胡代光:《西方经济学说的演变及其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一17页。这种思路,同样可以推进到私人主体对经济法的立法与执法的影响等方面。
[4]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把政策分为多种不同类型。例如,依据政策的层次,可以将其分为总政策、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依据所作用的领域,可以分为政治政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等;依据政策的内容,可以分为实体性政策和程序性政策;依据政策的手段和目标,可以分为分配性政策和调控性政策等。这些分类,恰恰与经济法的研究存在密切关联,会对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研究产生影响。
[5]能否以此把“社会性”或“社会公益性”作为经济法的根本特征还需深入研究,但这会对近年来的相关研究产生影响。
[6]参见张守文:《论经济法的现代性》,《中国法学》2000年第5期。
[7]参见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8]林德布洛姆在《政策分析》一文中,用“政策分析”一词来表示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渐进比较分析类型。
[9][12][18]参见陈振明编着:《公共政策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第10一12页,第49一50页。
[10]学者们研究的非理性或超理性过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直觉、灵感、创造力、洞察力、信仰、意志、领袖魅力等,并认为这些因素会对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产生影响。
[11]例如,伊斯顿就把公共政策看成一个系统,并认为政策应反映周围环境的需要,政策是政治系统的输出,应注重政策与政策环境的互动,等等。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幼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一433页。
[13]例如,布坎南等人所创立的公共选择理论,把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过程变成了经济过程、市场过程:投票者变成了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偏好,来进行投票选择;利益团体则仿佛是消费者协会或者工会;执政者则被看成是企业家,要为社会公众提供公共物品,当然要收取税收作为价格补偿;等等。
[14]参见[英]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3卷,邓正来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419一420页。
[15]上述各类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参见张守文:《市场经济与新经济法》,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一17页。
[16]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的一个重要不同是在其体系中有体制法的存在,而这种体制法的存在,同“二元结构”的基本假设有着直接关联。参见张守文:《经济法学的基本假设》,《现代法学》2001年第6期。
[17]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胡德(C.Hood)出版了《政府的工具》(1983、1986)一书;而在90年代,皮特斯(B.G.peters)和尼司潘(F.K.nispen)则主编了《公共政策工具》(1998)一书。这些着作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韦伯曾经指出,法律制定者或者适用者会自觉地遵循某种一般的原则,包括宗教原则、伦理思想的体系、理性的观念以及清晰的政策。参见[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
[20][德]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张乃根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页。
[21]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实际上综合体现了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而且具体地规定了各类主要的经济政策的协调。参见张守文:《德国的(经济稳定与增长促进法)》,《外国法译评》1993年第4期。
[22]参见姚海鑫:《经济政策的博弈论分析》,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年版,第83一85页。
[23]各项政策从公布到实施,再到产生效果,需要经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和时间,从而会产生“时滞”。一般认为,政策效应是时间的函数,随着时间的变化,政策工具对政策目标或政策对象所发生的作用也会发生变化。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7
[关键词]扩张性财政政策税收财政支出国债
自20世纪30年代凯思斯经济学创建以来，财政政策一直是各国政府用来干预经济活动的政策手段．市场经济意义上的财政政策在我国也执行了三年有余，但实际的政策效果与预想中的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吸收和借鉴别国的经验与教训对我们来说是十分有益的．
一、国外财政政策的实践
按时间线索划分，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可分为三个时期：
1．以凯恩斯理论为指导的需求管理政策(20世纪30年代后期至60年代末70年代初)．针对30年代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大危机,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思斯发表了他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详细阐述了政府运用财政政策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的政策主张．他认为，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边际消费倾向偏低造成消费需求的不足，资本边际效率相对于利息率偏低造成投资需求不足，而利息率偏高又是由流动偏好偏高或货币数量偏少造成的，由此导致总供给小于总需求．由于市场调节无法实现总供求的一致，因此政府有必要通过扩大财政支出、增加社会投资的方式对经济总量进行干预．凯恩斯理论提出以后。很快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采用．整个这一时期，西方主要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以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作为制定本国经济政策的依据，典型代表是美国，扩大财政支出．举债投资赤字预算是需求管理政策的核心内容，这种财政政策对克服经济危机、反经济筋条以及提高就业串等目标的实现的确起到了较为明显的作用，且持续了从“二战”后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20多年的时间．
2．以供应学派理论为基础的“供给”管理政策(70、80年代)．70年代以后，凯恩斯经济政策陷入了“两难”境地：继续扩大财政支出会导致通货膨胀。而紧缩开支又使经济增长停滞．“滞胀”的产生实际上宣布了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失灵以及需求管理政策的失效。治理“滞胀”的多种经济理论因此而产生，其中在财政政策方面只有影响的当属供应学派．供应学派理论的核心是“减税”。他们认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需求，而在于供给的不足：过简的税率类似于在生产所需的资源(劳动、资本等)中打进了一个“楔于”，增加了资本家的投资成本，降低了劳动者的实际收入．资本与劳动的供给减少导致社会总供给的减少．拉弗曲线显示：当税率未达到某一点(如50％)时，随着税率的提高，供给量因经济活动的增加而增长，税收也因此而增加，税率与供给量及税收之间呈正相关；而税率超过这一点以后，三者之间呈负相关；随着税串的提高．供给量与税收反而越来越少．为增加供给，政府应该实施减税政策。供应学派的理论及政策主张很快为美国政府所采纳，里根在80年代初进行总统竞选时其政策纲领就是减税．此后美国政府所执行的里根经济学尽管是由几种学派构成的“混合经济学”，但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供给管理政策，80年代及90年代初期由共和党执政的12年间，美国政府曾多次进行减税．供给管理政策的执行对增加社会的总供给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只是由于在进行减税的同时，政府用于国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大幅增加，最终导致财政赤字与国债规模的大幅增长．
3．混合的财政政策(90年代以来被多国政府所采用)．进入9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频繁以及国内经济、社会形势的变化，运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活动呈扩散之势．当一国因各种原因导致经济出现增长缓慢的迹象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例外都采用财政政策刺激经济．有的国家继续采用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如日本政府在整个卯年代都是通过赤字预算扩大政府支出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对中低收入者进行减税以及为鼓励高科技企业的发展而对中小企业进行减税．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扩大财政支出与减税“双管齐下“的混合财政政策．典型的是德国和东亚国家．与以往有所不同的是，90年代各国在运行财政政策干预经济的时候，也较注重不同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从多年的经验来看，尽管货币政策对克服经济衰退作用并不大，但如果将其与财政政策进行配合，财政政策的效果将更明显．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是各国十分重视的问题．如日本10年来基本上执行的是零利率政策；再如东亚各国在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同时，也实行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
二各国财政政策实践的共性
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国外财政政策实践进行分析与思考，我们可以发现以下几点是它们在执行财政政策时所共同具有的特征：
1．各国政府制定的执行政策的基础：相关理论．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至今，就经济活动是否需要政府干预的问题在理论上一直存在着激励的争论，但实际上，即使不主张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如供给学派)也提出了政府应该运用减税政策刺激经济的政策主张．由于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以及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失误，新凯恩斯主义者乘机充实一些新的理论，如交易成本理论、信息经济学理论等，进一步完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说(典型代表是斯蒂格里茨)，使其再次成为财政政策的理论基础．从各种理论的本质上看，尽管他们研究的出发点以及方法论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政策目标以及不同政策手段的作用方向却是一致的．在实践方面，无论是早期及中期的美国还是90年代后其他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制定和执行本国的财政政策的时候，都是以已有的理论作为政策的指导：或是需求管理理论，或是供给管理理论，或者是两者的综合运用．
2．政策实施的背景：经济不只气．当一国经济处于平稳发展状态时，已有的财政手段(税收、财政支出)会自动地发挥调节作用，即财政的自动稳定装置．当经济出现较大波动而市场本身又不能调节时，政府可能通过宏观经济政策进行调节．财政政策更多是在经济增长缓慢、通货紧缩、失业率提高等经济不景气的状况下才被政府所采用：通过改变已有的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即相机抉择，具体是减税和增加支出)，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且该政策一旦采用以后，往往会维持较长的时间，直到政策目标实现并得以持续．
3．财政政策手段的配合：税收和支出．减税或增加支出或两者同时采用，这是各国通常的做法．从执行政策的效果看，同时采用减税和增加支出，只要两手段的执行力度适中，往往可以取得较理想的效果(90年代被较多的国家所采用)．当然这种手段的双向配合若力度过大，既会扩大财政赤字的规模，使政府的债务负担加重，也容易导致通货膨胀(如80年代的美国)．但如果两种手段反向配合，即减税与减少支出或增加支出与增税，政策效果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早期美国在反经济大萧条的时候就是采用了扩大支出与增税两种手段，导致财政政策效果较难显现)．
4、宏观经济政策的配合与协调：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尽管一些知名的经济学家如克鲁格曼对治理经济不景气而采取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通过增发货币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克鲁格曼，1998)，但很多国家的实践证明，为了使经济降温，货币政策的作用更明显；为了启动经济，财政政策所起的作用往往更大；如果两种宏观经济政策能够相互配合与协调，则政策效果会更大．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识．如前述的镕国以及东亚国家在刺激经济增长所执行的政策中，就非常重视两种宏观经济政策的相互搭配，日本也同样如此。需要强调的是，一国政府采用“双松”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时，一定要注意“度”的把握，否则很容易使经济陷入通胀之中．
三、对中国的启示
1997年初，我国国民经济顺利地实现了“软着落”，但与此同时，经济增长远度放慢，物价持续走低，大批职工下岗等问题也开始出现．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从1998年中期起，中央政府连续执行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调整国家预算，加大财政赤字规模以及国债的发行量，以满足政府直接扩大支出对资金的需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典型的以扩大内需为目的的凯思斯需求管理政策．到目前为止，财政政策已执行了三年有余，但政策效果呈递减之势：1998年—2000年财政扩大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2％1、5％和1％〔这些数据来自于国家权威部门的报告，为估算数)．政策效果不佳还有一个表现就是财政政策并没有对民间投资与消费起到明显的带动作用：政府扩大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的，当财政支出增加的时候，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长就很明显，一旦支出减少，它们的投资增幅也会减小船政扩大支出期间，非国有单位的投资增速远低于国有部门．此外，民间消费的增幅也并不明显．
我国财政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广是政策的理论指导比较单一．我们在制定融政政策时，以凯思斯的需求管理理论作为指导，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支出所产生的乘数效应实现经济政策的目标；至于减税政策，只是在迫不得已的惰况下(如出口退税税率上调)或无关紧要的税种上作了些微调(如2000年初暂停征收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缺乏配合与协调：扩张性的时政政策与管理紧缩性的货币政策相配合，导致相当多的投资者在资金筹措方面遇到障碍．表面上看，从1996年中期起，央行先后七次下谓了存贷款利率，且大幅降低了法定存款准备率，实行的是放松银根的货币政策；实际上为了化解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对内实行了较为严格的信贷管理制度，导致商业银行“借贷”、“慎贷”，即管理上的紧缩银根政策．当然，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轨．时期有关，也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各种新制度的缺乏造成的．三是财政政策的两个基本手段相互间缺乏配合，甚至是作用方向相反的手段同时采用：增加支出的同时增加税收．近三年里，财政收入(税收)的增幅高出经济增速的一倍以上，税收的年绝对增量高于财政扩大支出的数量．可以说，扩张性的支出政策效果在相当程度上为税收的增加所抵消．四是能够对宏观经济政策作出敏感反应的微观经济基础尚未完全建立起来，加上相应的社会保障制度的缺乏，导致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大大缩小．如前所述，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通过国有单位进行投资的，而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因各种原因造成的国有单位预算软约束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政府与国企之间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系依然如旧，这自然使财政支出的效果大打折扣．由于诸多现有的不平等政策，导致真正对扩张性财政政策反映灵敏的非国有单位并不能从中受益，因而不可能增加其投资活动；各种新的改革措施不断推出使人们现期及预期的支出增大，但完善的保障体系并未及时建立起来，导致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强，使边际消费倾向逐年降低(戴园晨，1999；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宏观经济课题组，2000)，直接降低了时政支出的乘数．
国外的财政政策实践告诉我们：如果持续性地采用单一的财政政策手段(减税或增加支出)刺激经济而又效果不佳的时候，不仅不能实现政策目标，而且还将使财政背上巨额的赤字与债务包袱．这种现象在我国目前也有显现的苗头：衡量一国债务状况的两个宏观指标是债务负担率(债务余额／GDp)和债务依存度(债务／财政支出)，到2000年底，两个指标分别超过15％和60％；如果考虑到债务仅仅归属于中央财政的实际状况，那么，债务依存度已愈100％．以上计算口径还不包括“准国债”，例如1998年向四大商业银行发行的补充银行资本金的巨额专项国债以及国有政策性银行发行的金融债券等．如果将“准债务”也算入其中，则政府的债务负担还将大大地增加．因此，继续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支出政策，不能取得预期效果，执行空间也有限．为了实现更为理想的政策效果，笔者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改进：
1．将已有的理论与我国经济转轨时期的实际情况结合进行综合灵活的运用．如前所述，我国目前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微观经济基础和政策环境，不同的微观主体对宏观经济政策反映的灵敏度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这种状况下，如果以单一的理论作为指导而执行某种政策手段，往往不能产生理想的效果。可考虑将不同的经济政策理论与当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同时制定和执行不同的政策手段．
2、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作用方向的一致性．当前需要改进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平等的政策待遇：无论是自然人或法人，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私人企业，只要符合银行信贷管理规定的条件，都应该得到其需要的贷款．
3．加强财政政策的支出手段与税收手段的交叉运用．90年代以后，以减税手段扩大内需、刺激经济的增长已成为各国通常的做法．我国也采用这种做法不仅可行，而且必要．因为现行税制是在2994年开始实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环境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当初的通货膨胀已为目前的通货紧缩所代替，原来很多抑制投资与消费的税法条款急需作相应的调整．适当对一些税种的征税对象及税收负担进行调整，可以使纳税人因负担减轻而直接受益，有助于扩大投资和消费需求．
4．将财政政策的执行与国有经济的战赂性调整结合起来．“有所进与有所退”是国有经济战略性调整的基本思路．据统计，我国目前拥有经营性的国有资产约6万亿，如果采用多种方式将其中的一部分变现，由此收回的财政资金以万亿计．将这些资金用于执行财政政策，将会产生“双赢”的效果厂方面国有经济的结构优化有助于财政支出资金使用效果的提高；另一方面为税收调整和扩大支出提供了资金来源，可避免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造成的政府负担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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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8
［关键词］理性预期货币政策
一、理性预期理论概述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各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失业率快速增加和经济发展停滞的困境，流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发生了危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的经济理论在停滞膨胀的经济状况下，并没有得到期望的经济效果。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理性预期学派产生发展起来，该学派以理性预期的概念改造宏观经济学，以预期问题为突破口，全盘否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被称为宏观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革命。而该学派理论上逻辑严谨，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因而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该学派理论上的逻辑严谨，又运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分析经济问题，理论影响迅速扩大，从而为西方经济学界普遍接受。理性预期理论的典型代表理论是货币周期论，以及在该理论上建立的实际货币周期论、财政政策分析和政府决策行为分析等新的理论。
二、理性预期理论的基本假设
理论预期理论认为宏观经济现象不过是许多个人经济活动的总和，而宏观经济学中一切涉及人的行为的假定应该有微观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确定的微观经济行为者是理性人的假定相矛盾，理性预期理论的宗旨是建立与微观经济学一致的宏观经济学。为此，理性预期理论的主要代表人提出了三个分析的基本假设：理性预期假设；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自然率假设。
1.理性预期假设。理性预期是在长期动态分析下，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以完全的、相同的信息为基础，他们能对未来作出准确的预期，做出合乎理性的经济决策，即他们能对未来做出理性预期。
2.彻底的货币中性假设。货币中性假说是指经济总产量和就业的实际水平和自然水平，与包括相应地对商业周期发展作出反映的货币和财政活动无关。
3.自然率假设。自然率假说的要点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内在的动态平衡，外界力量能暂时打破这种平衡，但不能根本改变它，政府应该顺应这种动态平衡。
三、理性预期理论的政策建议
首先是政府应制定长期不变的政策规定，消除政策规则的任意变动性。理性预期学派坚持古典经济学的信条，认为过多的政府干预只能引起经济的混乱，为保持经济繁荣，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因为“市场比任何模型都聪明”，它始终是使各种生产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和充分就业的有效机制。理性预期学派坚持认为，政府的作用只是为私人经济活动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以使人们充分了解的良好环境。因此如卢卡斯所说，“我们需要的是稳定的政策，而不是积极行动主义政策。”政府干预越少，经济效率也就越高。
二是政府政策目标必须注意长期性和稳定性，并且着力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政府的决策不能对一国经济的产量、就业和其他实际变量产生影响，但可以对一般物价水平等名义变量产生具有规则性的效果。因此，政府应该把最理想的一般物价水平作为唯一的政策目标。
四、理性预期理论及对我国经济政策的启示
1.应充分考虑并正确引导微观主体的理性预期。目前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正日益增强。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应充分考虑公众的理性预期，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选择，在一些方面减少了行政干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众的理性预期又是不断提高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应的一个前提条件。中央银行要提高货币政策调控的有效性，就要准确地公布通货膨胀指标和失业率，利用信息优势，通过舆论导向，准确披露决策相关信息，加大宣传力度，及时引导经济主体的预期，正确引导公众预期，让公众及时了解这种政策目标的变化，增强其信心。
2.应充分认识到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调控的局限性。在理性预期条件下，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有限的。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是诸如结构调整、制度转轨等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单纯的货币政策在短期很难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因为具有理性预期的公众对此是很清楚的，所以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控难以得到公众的响应。可以说，货币政策不是调控经济的万能手段，不仅仅因为货币政策传导过程本身需要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支持，更因为货币政策本身在经济活动中具有局限性。
3.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以期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原则是为了使微观经济个体顺利地从事经济活动，充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稳定经济，促进经济增长。所以，政府的政策要想得到各种经济成员的积极配合，使各项经济政策取得预期的效果，还必须取信于民，避免朝令夕改。因此政府的政策应具有长期的稳定性和符合经济活动当事者的预期规律，可以使经济活动的当事人从根本上摆脱由于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其造成不良后果的担忧，从而无需寻求应变之策，而尽力去寻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和经济行为的最优化。
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对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有着重大影响，政府在采取宏观经济调整政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理性预期并引导这种预期朝着政策目标的方向发展。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离不开经济政策调控，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之一。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我国微观经济活动主体的理性预期能力日益增强，政府部门必须转换思路，注意把握宏观经济调控与微观层面理性预期的结合点，谋求经济政策、经济主体的预期与行为及经济运行三者的和谐与稳定，才能保证我国经济平稳、快速而有高质量的增长。
参考文献：
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9
（西北师范大学，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不同的经济体下，可能呈现不同的关系。自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如何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议题。从西部地区财政政策出发，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结论：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确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特别是财政收入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着很大关联，因此应注重财政收入政策的实施，使其向着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财政政策经济增长误差修正模型（eCm）
中图分类号：F275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5）01-0113-03
一、引言
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研究的重点。现有研究财政政策经济增长效应的文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经济增长的效应上，为了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中的积极作用，有必要对财政政策在不同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效应进行把握。从实践经验来看，对于不同的经济体，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是不同的，这不仅仅是分析的理论和工具差异所决定的，经济环境本身也是重要的原因。因此，本文以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分析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从而发现一些有利于完善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
经济增长一直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中心议题和各国发展理念的主流。财政政策对于一国经济增长有无效应、有多大效应以及效应的产生机理和实现路径如何，历来是理论者和实践者们感兴趣的问题，也是必须认真考虑和回答的问题。对此问题的探究因为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
文献的回顾和综述要从凯恩斯主义开始。凯恩斯主义理论认为财政政策对总需求和总供给有乘数效应，凯恩斯主义者认为乘数大于1，乘数随消费倾向的增大而增大，即财政收入与支出的变化会给产出和需求带来乘数倍的变化。
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理论如：理性预期、李嘉图等价问题、消费均衡化问题、利率补偿和政府政策的可信度问题以及不确定性问题，这些理论都表示财政政策带来的影响是不确定的，由于预期、政府可信度以及市场的不确定性等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有可能为零或负值。
国内外学者对财政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看法始终未取得一致。其中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干预财政状况会损害经济增长。Grier和tullock（1989），Barro（1991）等通过若干发达国家的经验数据分析发现政府支出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
与之相反的观点是财政政策能够促进经济增长。许多文献是利用财政政策乘数来研究财政政策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inteRLinK模型中，美国、日本和德国的税收乘数明显小于支出乘数（Dalsgaard，andreandRichardson，2001）。刘溶沧、马栓友（2001）对1980—1999年的赤字国债与经济增长进行回归分析，得出结论：如果国债用于公共投资，其对经济增长的正效应会大于赤字国债筹集资金的负效应，因此国债投资的净效应为正。
第三种观点认为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确定的。例如，Sims（1997）、Cohrane（2001）、Daniel（2001）、Dupor（2000）认为，一国的财政收支并非与经济增长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而是直接取决于通货膨胀水平，即一国的物价水平决定财政政策，主要是因为价格水平决定一国政府债券的实际值和政府财政的盈余程度。肖芸、龚六堂（2003）进一步研究指出，财政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统计相关性，并且体现为Laffer曲线特征，即经济发展初期随着经济增长，政府财政支出增加，然而一旦超过临界值时，二者就会呈负相关关系。尹恒、龚六堂等（2001）认为消费性财政支出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若财政支出同时具备生产和消费功能，则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存在倒U形关系。
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国家层面，缺少区域的特定分析。西部地区作为我国经济三大区域之一，对国家经济增长有及其重要的作用。本文从西部地区切入，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
三、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分析
自2000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财政政策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增长。为具体分析财政政策的经济增长效应，选择GDp、财政支出、财政收入、财政赤字及其增长率，来分析经济总量指标与主要财政指标的关系。
由图3.1可以看出西北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及财政赤字的趋势基本是一致的。随着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的增加，GDp也呈增加的趋势。财政赤字的增长率经历了两个最高点，2000年财政赤字的增长率达到最高，经济增长率也迎来一个高潮，之后二者都逐渐降低，财政赤字率的降低与中央政府西部大开发战略开始的财政支持密不可分。2001年以后GDp增长率开始逐步攀升，并在财政收入增长率与财政支出增长率都增加的情况下，在2005年达到最大值。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与之对应的地方政府财政支持也开始加大，财政赤字增加，经济不断增长，经济增长的扩张期开始，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在2009年达到最高值。在这之后的财政赤字水平得到了控制，开始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赤字水平降低，经济稳定增长。
综上所述，经济总量指标与财政指标的变化趋势、周期、拐点都较为呼应和吻合，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财政方面的变量影响，从另一个角度说，经济增长也对财政政策拉动产生了较大的依赖惯性。
四、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与变量选择
为了研究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本文采用了财政方面的两个基本变量—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以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模型上采用了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虽然采用非结构化的研究模型能比较真实地反映财政政策对地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态影响，因此可能采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能够做出相关时间序列的预测和确定随机扰动项对变量的动态影响，但经过变量的单位根检验发现所选变量序列存在一定趋势，不能保证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所以我们采用协整与误差修正模型来确定西北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关系。
变量选择上，本文财政支出和收入使用一般预算性的财政收入和支出，这主要是因为一般预算支出或收入在时间序列上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和可比性。采用人均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反映了该地区宏观税负水平，也就说明了财政政策的松紧程度或政府对支持经济增长的政策力度。
为分析的方便，将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收入占GDp比重等变量分别令为Y、Gi、Gt和tY，并对人均产出、人均地方财政支出、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分别取对数为LY、LGi、LGt。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所选数据为排除价格对变量的影响都通过以1978年为基期的指数进行平减。
（二）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模型分析
1.变量平稳性分析
根据aDF检验来检测变量平稳性。其中，人均产出LY、DLY采用无截距无趋势项，其它各变量为有截距项，滞后期数为2，检验结果如表4.1。可以看出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是非平稳序列，说明他们具有一定的增长和变化趋势。由平稳性检验可知变量都是二阶单整序列，满足协整检验前提。考虑变量是否存在协整关系，首先建立消除了自相关关系的回归方程。
2.模型协整关系检验
由回归模型结果可得回归方程：
LY=1.11Lnt-0.07LGi-0.19tY+2.69aR（1）-0.12aR（2）
模型的拟和优度很高，达到99.98%。各变量的p值都小于5%，可见模型显著性高。也就是说财政政策各变量对GDp具有显著性影响。变量是否有协整关系还要检验模型残差值有没有单位根。
模型残差值的aDF值小于5%水平下的p值，说明残差值不存在单位根，因此变量具有协整关系，协整关系下对应的长期均衡方程就是回归方程。
3.误差修正模型
因为变量存在协整关系，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回归方程为：
ΔLY=0.03ΔLGi+0.086ΔLGt-0.12ΔtY+0.21eCm（-1）
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样本决定系数R=0.85，说明财政变量对GDp有很好的解释能力。人均财政收入在90%的水平下对西北地区人均GDp影响显著，但人均财政支出变量对人均GDp的解释能力不强，这有可能与西北地区财政支出的结构相关。回归模型只是说明了财政变量对GDp的影响，而GDp会不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财政变量，为此我们需要通过因果关系检验来证实。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4.2检验结果可知，LY是LGi和tY的格兰杰原因；LGt和tY都是LGi的格兰杰原因。即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
五、结论分析
本文在回顾了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基础上，首先通过对数据的一般性分析，得出西部地区财政收入、支出与经济增长有相似的趋势。总体趋势的吻合表明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可能有相互影响的关系，而具体的关系如何要通过模型的实证检验得出。通过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与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西部地区的人均财政收入对经济增长有很大影响，说明通过对税收的调整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大；西部地区的人均GDp影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人均预算财政收入和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同时影响人均预算的财政支出。本文的不足在于没有具体分析财政收入结构对经济的影响，所以缺乏财政收入政策如何具体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建议，但因为本文只是分析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具体的政策建议需要其他学者对财政收入与支出结构的分析。
综上所述，西部地区的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有相关关系，可以通过财政政策的规划来引导经济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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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与经济政策篇10
货币政策是指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经济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给和利率，进而影响宏观经济的方针和措施的总和。主要的货币政策理论有以下四种：
古典学派：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名义货币数量对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失业率、实际工资、实际利率、储蓄和投资等实物变量完全没有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只能引起物价的同比例变化，因此货币政策对调节经济景气无能为力，即“货币中性论”。凯恩斯学派：现代货币政策理论的真正起点，应该是凯恩斯在1933年所发表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以下称《通论》）一书。在该书中，凯恩斯认为，名义收入的变化可以通过利率影响实际国民收入，因此货币在实体经济中并不是“中性”的，同时由于价格粘性因素的存在，市场机制无法及时有效地调整以修复所出现的失衡，需要采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对市场失衡进行修正，以减小经济的波动。其政策操作的基本思路是，在经济相对低迷时采用相对宽松的宏观政策，而在经济相对过热时，则用相对从紧的政策来应对。随后，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成为各国政府所倚重的经济调控工具。货币学派：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通货膨胀成为困扰各国政府的首要难题时，面对无法解释通货膨胀的凯恩斯学派，古典的货币数量论又以现代货币学派的形式卷土重来，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的“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一种货币现象”的论断，更是将货币政策的影响力推到了一个高峰。合理预期学派：20世纪70年代，以卢卡斯为首的合理预期学派给了凯恩斯学派最后一击，提出没有预期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有预期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完全没有影响。
综观以上各学派的观点，基本结论大致可以分为“货币政策有效”和“货币政策无效”两种对立的观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能通过宏观政策逆向地调节有效需求以平抑经济波动；现代批判凯恩斯主义的各流派如货币学派、理性预期理论和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主张“按规则行事”，并相信只有依靠市场机制才能走出困境。而在实践中，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后，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加强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到上世纪70年代，由于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综合派无法解释“滞胀”现象，“按规则行事”的观点在政府的宏观政策制定中逐步占据上风。
在我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逐渐深入，货币政策受关注的程度也在不断提高。目前，货币政策已成为最受社会关注的宏观政策，其每一次变化及未来可能的走势，都会牵动市场的神经，产生广泛的影响。不过，在货币政策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同时，在理论研究的层面上，关于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争论却一直没有停息过。对于货币政策调控而言，其是否具有有效性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货币政策的调控边界，以及货币政策操作的基调。
货币政策有效性相关理论研究
（一）衡量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在假设货币供给为外生的基础上，研究货币供应量的变化对经济中的宏观经济变量的影响，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导致真实宏观经济变量（如实际产出）发生变化，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有效的；如果货币供应量变化仅仅导致名义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如名义产出、价格水平等），则认为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二）研究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
货币政策操作是通过各种途径（如利率、汇率、信贷、资产价格等）对总需求的各个组成部分产生影响，最终反映在价格水平的变动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顺畅，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对货币政策调控产生及时和准确的反应。按照通常的逻辑，金融体系发展越是完善，就能更迅速和准确地对货币政策作出反应，因此，货币政策也就会更有效。不过，从现实的观察看，金融市场的发展固然会提高其对各种政策的反应速度，但也会改变货币政策传导的基本外部环境（比如金融创新的发展增强了货币的内生性），这会极大地影响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此外，金融市场发展与实体经济的日渐疏远，更是让货币政策的传导落入了失灵的境地。当然，在确保货币政策传导有效的各种条件中，除了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
（三）评价中央银行选择和实施的货币政策是否适当
货币政策主要包括货币政策目标、货币政策工具、货币政策手段等，评价货币政策是否适当要看其是否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互相协调、互相配套，是否能实现宏观经济目标。在这个层面上的货币政策有效性讨论，涉及的是基本经济理念之争，即：市场是否有充分的弹性吸收可能出现的各种冲击，并迅速恢复到均衡状态。如果市场是无效的，那么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将产生实质的影响，并有助于经济失衡的修复；如果市场是有效的，有能力修复各种冲击，那么过于频繁的货币政策操作不但不会对经济产生积极作用，反倒可能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市场机制的日益完善以及信息技术的提高，市场经济的弹性在不断增强，应对风险的修正能力也大幅提高，从而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积极货币政策操作后，保守的“中性货币政策”重新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主流。其具体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的职能重心的转变，从熨平经济短期波动转向在长期内为市场运行以及市场功能发挥提供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二是货币政策目标的转变，从多目标逐渐转变为长期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
上述三方面都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产生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决定于国家或地区的金融深度、金融制度安排与变迁乃至经济制度安排与变迁。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货币政策工具、中间目标和最终目标的选择都有其特殊性，这势必对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政策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对处于金融深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而需要从多方面对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进行客观的分析和评价，才能得出一国货币政策是否有效以及如何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
自中国人民银行执行中央银行职能以来至20世纪90年代初的一段时期内，我国实际上是以信贷总量和现金总量为中间目标的。1993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逐步以货币供应量为中间目标，但由于企业负债的主要来源是银行贷款，其投资和生产周转资金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银行贷款，因此信贷总量仍然是一个重要的中间指标，为各经济主体所高度关注。
而最终政策目标的选择则一直在稳定币值与经济增长之间摇摆，至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为“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稳定币值与西方经济学意义上的稳定币值是有区别的，后者是在开放经济模型下的政策目标，稳定币值的含义包括稳定国内物价和保障本币汇率的稳定两个方面，我国由于对资本项目实行管制，因此汇率稳定没有作为货币政策的目标，“稳定币值”作为我国货币政策目标，其实际含义是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防止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货币政策也不断地与时俱进，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十六届三中全会对我国货币政策进行了重新定位，《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完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货币政策要在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健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这表明今后货币政策基本目标乃是“稳定”，而“增长”不再作为货币政策目标。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从早期的“发展经济、稳定货币”过渡到“保持货币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直到今天的“保持币值稳定和总量平衡”，鲜明地体现了货币政策日益“中性化”的轨迹。也就是说，货币政策不再承担“刺激”或“抑制”经济的任务，而只负责为经济运行营造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规则导向”的货币政策，即为一种典型的“中性化”政策，它只保证经济以其自身的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久地增长。
当前我国货币政策有效性分析
2003年以来，中央银行采取了一系列货币政策措施，保持货币信贷的平稳增长，加快金融体制的改革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增强货币政策在总量平衡中的作用。综合来看，近年我国GDp年均增长10%以上，Cpi年均增长控制在3.2%以内，广义货币供应量（m2）年均增长控制在17%左右，可见我国货币政策的实施比较有效，对实际产出和物价变动都具有重大影响。但是与1998年以前货币政策效果相比较，近年货币政策效果有不断减弱趋势，印证了在不同的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效果是非均衡的观点。主要体现为：货币供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减弱；宽松的货币政策未能避免物价走低；货币政策促进投资乏力；连续降息刺激消费微效。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是结构问题而不是总量问题。众所周知，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由此带来的重复建设不断加剧经济结构的不合理。而货币政策是一项总量性政策，在解决总量问题方面具有优势，并且一般认为，在通货膨胀时期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效果比较显著，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效果就不明显；而解决结构问题，依靠货币政策总量扩张往往无济于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加以解决。
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增强是制约货币政策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主要是货币乘数与准备率之间没有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函数关系，货币乘数出现不确定性，导致中央银行对货币供应量控制能力有限。近年来，在我国具体表现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与实体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之间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相互影响的关系。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造成国民经济缺乏活力，影响到实体经济的健全发展；而实体经济的不健全，势必会造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受阻，储蓄与投资转化受阻，使储蓄难以转化为投资，达不到刺激经济增长的目的。而把货币供应量作为中介目标的最重要前提是货币供应量是外生的，即货币乘数是确定的，这样中央银行才可以控制货币供应量。如果这一前提条件得不到满足，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必然会受到制约。
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存在较长时期的外部时滞问题。处于经济体制转变中的我国，货币政策作用的发挥存在较长的外部时滞。当中央银行出台一系列货币政策后，由于作为直接调控对象的金融市场和企业处于特殊状况，致使货币政策通过利率变动经由投资的利率弹性产生效应这一传导机制，在现有的经济环境中没有达到预期效果。这种市场时滞较为客观，它不像内部时滞那样可由中央银行掌握，而是一个由社会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金融部门和企业部门的行为等多种因素综合决定的复杂变量。因此，中央银行对这段时滞很难进行实质性的控制，以及处于转轨时期的货币政策因传递媒介行为的日渐理性，扩张性货币政策不再像传统的卖方市场条件下对经济的影响那样剧烈，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不像过去那样直接迅速。这是我国货币政策在调控经济中效果不明显的重要原因。
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存在障碍。货币政策作用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实现的。实现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除了内部金融体系对货币政策的准确反应外，还需要外部各种微观主体（企业和居民）对金融变量(利率、汇率或信贷规模等)的变动有足够的敏感性，进而对投资、消费决策作出相应的调整，最终导致总需求的变动。当前我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在内外部均存在障碍，主要表现为：国有商业银行的商业化程度不高使传导机制阻滞；企业转轨时期的特殊性使传导机制被制约；利率没有实现市场化削弱了传导机制的有效性；货币市场和票据市场的不成熟制约传导机制。
货币政策操作空间有限。目前，我国的货币政策承受本外币值稳定的双重压力，面临治理通货紧缩和预防经济过热的两难选择，需要解决短期任务与长期目标的协调问题。尤其是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经济又面临内部经济结构失衡和强烈的外部冲击而存在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滑的风险，加之央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缺乏，使央行货币政策操作难度进一步加大。
结论及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央行货币政策主张、实际操作与现实经济互动效应的实效性，不仅受到政策体系外部相关因素的制约，同时也决定于货币政策自身决策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和传导效果。因此，在确定今后央行货币政策主张与实际操作的过程中，首先，在充分考虑货币政策与其他相关经济政策的系统性和协调性的同时，必须坚持货币政策自身高度统一性与灵活性的有机结合；其次，要通过合理选择货币政策的中间变量，通过疏通和提高传导机制的实效性，强化金融货币变量与实体经济变量间的相关度，进一步建立健全货币政策体系，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现实经济增长的互动效应。为此应努力做好以下工作：
加大力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要坚决淘汰落后的经济增长模式，坚决制止低效率的重复建设，认真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措施，使经济增长方式更加科学、经济结构更加优化，从而为货币政策的有效发挥提供良好的宏观经济基础。
中央银行要加强对货币供应量的预测研究。针对货币流通速度不稳定所导致的货币供应量不稳定问题，央行要加大力度对我国货币流通速度的预测性研究，从而保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相协调，避免货币供应量大幅波动，防止经济大起大落。
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此，要加大利率市场化改革，提高利率的杠杆作用和引导作用；完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真正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和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基础；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建设，为货币政策操作提供更大的空间；加快金融创新步伐，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要注重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根据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和货币政策功能，结合宏观经济中出现的实际情况，有区别的灵活运用，要注重与财政政策等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
参考文献：
1.陈飞，赵昕东，高铁梅.我国货币政策工具变量效应的实证分析.金融研究，200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