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意识形态篇1
论文关键词意识形态领域法律意识形态结构属性
法律意识形态是一种中间概念，它是介于意识形态和法律之间的，因此它也具有着双重属性。它既是法律形态领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意识形态领域中重要的组成，法律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领域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它还有着自身的结构属性，这都是我们推进我国法制建设所必须研究的。
一、态意识形态领域中法律意识形态的内容体现
意识形态的概念领域非常宽泛，指一切具有价值性或政治性并且影响广泛的观念或思想。而法律意识形态同意识形态具有着包含和被包含的关系，意识形态的范围要比法律意识形态的范围广，所以法律意识形态是被包含在意识形态当中的。
意识形态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就是法律意识形态。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中通常把法律意识形态和政治意识作为其存在的载体或者形式。而意识形态的形式并不同于普通意义上的形式，它是指意识形态的构成，从这一层面来说，法律意识形态就是构成法律意识形态的内容。法律意识形态是一种系统性的法律思想，这种法律思想通常具有较强的政治倾向或者价值判断等性质，这是法律意识形态拥有形态特征的重要表现。同时，从内容上说，法律意识形态顾名思义是有关法律内容的系统性思想，而且这种思想还必须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等性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法律意识形态还必须具有其价值属性，这种价值属性主要是指法律意识形态中人们价值观念的体现，要反映出人们对一定法律问题所作出的价值判断，是肯定还是否定等。这种价值属性突出反映的是人们主观上的态度，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的善恶观念、是非观念以及正义观念等基本态度和立场。
法律意识的政治倾向性是指法律意识形态中体现着特定基层、阶级以及群体中具有政治性质的法律思想。在阶级斗争时代的阶级社会中，法律意识形态中的政治倾向性的表现是最为明显的，反映出来的形式是阶级性。在当今社会平稳发展的和平时代，法律意识中的政治倾向性不再表现出阶级性，而是被政党性和阶层性所代替。从内容上说的法律意识形态与其他的意识形态还是存在着一定同一性的。
法律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特征体现。法律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中的一部分，应该具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意识形态具有政治倾向性和法律属性的，那么法律意识形态也应该具有这两种特征，对意识形态的内涵一直都存在着不同的定义和分歧，其中我们所认同的是意识反映的是特定群体的价值观或者是系统性的思想和理论。法律意识形态的特征认识也是要以这一观点为基础，法律意识形态是特定群体法律上的价值观或具有一定政治倾向性系统性的法律理论或者思想的反映，通俗来讲法律意识形态就是在一个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可的法律问题或者系统性的法律理论思想，是一种比较具有影响力的思想。
二、法律意识形态的个性特征
法律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除了具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之外还具有自身的个性特征。
（一）法律思想
法律意识形态表现的是一种理性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形态作为法律意识中的法律思想的一部分，在意识形态之外还具有较强的法律思想。法律意识其实也是一种法律现象，它是人们对他们接触到的法律问题产生的一种主观反映以及心理感受，其表现形式是心理活动的结果与过程。所以，人们对于一个法律现象的知觉、感觉这些直观且感性的心理反映就是意识形态中法律意识形态的心理表现形式。这种知觉、感觉等感性的心理反映形成之后，人们就会进行简单的思考，从而就产生的简单的法律评价、法律态度以及法律意见，再经过人们对法律现象的深入思考，法律思想、法律观点、法律理论等心理上的反映就产生了。通常情况下，心理形式都会有感性和理性之分，法律心理反映形式也是一样，可分为感性和理性两种法律意识，而法律意识形态就是一种理性的法律意识。
法律思想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律部分就是法律意识形态。因为，在法律思想中，只有影响力比较大的那部分，才能够成为法律意识形态，而这一部分在法律思想中仅仅占了小部分。在意识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的法律思想，人们基本上都可以具有自己认可的或者接受外界影响的法律思想。但是，这其中不同人的法律思想在系统性、理论性等方面都是存在差异的，因此，实际作用和意义也是存在着差别的，在这众多的法律思想中只有法律学者或者法律专家的法律思想才能够称其为法律意识，而法律学者的法律思想只有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才能够称其为法律意识形态，而还存在一种情况就是法律意识形态的提出者并不都是法律界的人物，还有一部分是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提出的，就比如邓小平同志就曾提出过“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这就是法律意识形态中政治意识的存在。
（二）相对科学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所以法律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也是需要放到实践当中去检验的，那么我们之所以说法律意识形态是具有科学性的，是因为法律意识形态之于社会具有积极作用，推动了社会中法律实践的发展，积极的推动了国家的法制建设，从而也就实现了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因此，我们就可以相信这样的法律意识形态是科学合理的，是能够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律意识形态是随着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历史时期而存在着巨大差异的，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在总体上，法律意识形态所起到的作用是积极有益的，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认清法律意识形态科学性的相对性，也就是说，它存在科学性的同时也存在着非科学性。
法律意识形态的非科学性存在的原因是人们观念的主观性。法律意识形态终归是一种观念，而哲学上讲，观念就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主观认识与反映，当这种主观认识与反映符合客观情况时，所形成的认识就是具有科学性的，反之则具有非科学性。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价值性是人们体现主观性的载体，因而，在法律意识中，价值性同样是人们主观性存在的载体，也就成为了非科学性存在的载体。
（三）决定性
法律意识的主要作用就是具有决定性，尤其是对法律活动未来发展方向的决定性。虽然法律意识形态只占法律思想中的一小部分，但是其作用却比较大。其突出作用就是对法律活动的未来发展方向具有决定作用。在国家法律活动中，无论是立法、司法还是守法活动，都是存在发展方向的，因而也就需要方向指导，以此来确保这些法律活动符合国家要求，为实现国家的法制建设目标而做出贡献，这是法律意识形态方向决定性的具体体现，从中我们也看到了它的重要性，在法律意识的总构成中，法律意识形态的这种决定性作用是独一无二的，能够为法律活动指导正确的发展方向。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2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法学教育；内容渗透：渗透途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2-0026-04
我国当前的高校法学教育中仍然以法律专业知识的传授为主，而对高校法科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则主要依靠两课教学，由于脱离了具体的专业领域，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和效果并不理想，法学教育中出现明显的“德智分离”现象。因此，重视并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向法学教育的渗透工作成为当务之急。
一、思想政治教育向法学教育渗透的意义
(一)有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培养真正“德才兼备”的法律人才
思想政治教育的任务是使社会公众的思想符合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本着渗透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必须与具体业务工作相结合，否则，思想政治教育就会无的放矢，出现“两张皮”现象，就会因无针对性而失去实效性。实践中，较多的研究都集中在高校德育问题和企业思想政治教育问题上，而专门研究法律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还很少见，即思想政治教育与法律的结合还不够紧密，思想政治教育向法律的渗透明显不足。因而，必须着力加强两者之间的结合度，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对法律活动的指导和保证作用，才能切实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Ⅲ
(二)有利于增强法律的意识形态功能。警惕法学教育中的去意识形态化现象
当代中国法律研究的总体态势是：重法律的继承性、社会性等共性问题的研究，而忽视法律的阶级性、意识形态性研究，以致产生“无国家观的法理学”。许多学者都强调学术应与政治相分离，并致力于单纯的法律制度的借鉴和移植。固然，从前的教条化马克思主义法律观将法律仅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与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形势已不相符，但这绝不意味着法律的阶级性、意识形态功能的弱化和丧失，相反，在改革开放和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持续开展和平演变的大背景下，法律更应发挥巩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而不是在借鉴中放弃法律的本质和维护政权的基本功能，去意识形态化现象是十分危险的。
(三)运用思想政治教育新理念解决法律制度的指导思想问题以及法律运行中的精神支撑问题，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引起了人们思想层面的深刻变化，对思想政治教育的理念、内容、形式、特点等均产生了重大影响。人们思想的变化，反映到法律领域中对法律制度和法律运行也造成了巨大影响，有积极影响也有消极影响。法律理念、法律原则、法律功能，以及法律制度本身，都产生了重大的变化，部分法律制度甚至面临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相符的争议――如“巩献田事件”(《物权法》违宪之争)。而法律运行中则面临着更为严峻的德性挑战，如权力腐败、执政党的合法性地位、法律信仰缺失等问题已不容回避。如何在思想政治教育发生新变化的背景下，系统研究法律领域中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进一步加强法治建设，对推动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大意义。
二、思想政治教育向法学教育的内容渗透
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意指“大德育”，其内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三大部分。根据是否具有意识形态功能可将其区分为两大类型：一是意识形态性内容，二是非意识形态性内容。应当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功能体现为意识形态功能，其主要内容也均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如政治观教育中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当然，思想政治教育中也不排除非意识形态性的内容，如社会公共道德教育。而当前的法学教育中，恰恰将思想政治教育中的非意识形态性内容作为重点加以研究，如法律职业道德建设、法治建设等。这些问题固然值得研究，但更为基础更为重要的应是法律的意识形态性问题，法律为谁服务的问题应当先于法律应当遵守、法律如何遵守的问题，法律的意识形态性内容决定着法学教育的基本方向。因此，应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识形态内容向法学教育的渗透，这主要体现为“三观”教育。
(一)世界观渗透
关于《物权法》中“私有财产平等保护”的规定是否违宪的问题，部分学生曾产生误解，极端的认为我国已经承认了私有制，对此，必须在法学教育中进行透彻的分析和阐释。依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正视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事实，正视特定阶段的多种经济成分存在必要性的事实，正视社会主义公有制仍然占主导地位的事实，澄清“保护私有财产决不等同于保护私有制”。依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的原理，明确社会主义法律是由一定社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物质生活条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决定的，反映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意志，从而正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法律的功能和本质，更好的认识我国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定和实施法律的重要意义。
(二)政治观渗透
社会主义政治观教育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为基本内容，落实在法律中，就表现为社会主义法律的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社会主义法律是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的具体化和规范化。法律调整的许多内容都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如宪法、行政法、国际法涉及国家的基本制度，国家政体问题、行政区划问题、区域自治问题、国家问题等。法律与政治、与政治所依据的经济基础均密不可分，经济利益的分配决定了阶级或阶层的划分，而法律在根本上就是要明确利益的分配原则和分配依据。我国当前的法律制定和适用工作的重点都是围绕着如何促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以法律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是我国当前最大的政治任务。
然而，当下的法学教育中还存在着去意识形态化的现象，部分学者对政治主张不公开的反叛，强调单纯的学术研究，此观点实不足取。“法律为谁服务”的问题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是最基本和最首要的，其次才是“怎样服务”的问题。如果本末倒置，即使建立了技术性强、体系完备的法律制度却导致服务对象发生错位。则法律就会丧失社会主义的性质，法学教育也会因此而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
(三)价值观渗透
价值观教育是引导学生进行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落实到法学领域，就体现为“法律价值观”的培育，明确“法律应当为谁服务”。学习法律不仅仅要了解“法律是什么”。
还应深刻把握“学法为什么”的问题，这是培养法律人才最至关重要的基础。而目前的法学教育中普遍受到重视的多是“是什么”的问题，即法律专业知识的讲授，而“学法为什么”的问题却较少提及。我国当前的多样化社会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对学生的思想确实造成一定的冲击，部分学生理想信念缺失或动摇，价值观改变或模糊，法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目的也呈现多样化状态。在某些学生眼中，法律褪去神圣正义的外衣，沦为私人牟利的工具，本着这样一种价值观走上司法工作岗位的学生不仅难以实现法律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的基本功能，反而极易引发枉法裁判和。因此，法学教育必须担负起“法律价值观”培育的重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切实渗透于教学实践。
三、思想政治教育向法学教育的渗透途径
(一)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社会主义情感和理念，形成社会主义法律道德
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缺乏法律信仰，应当学习西方，对此不能苟同。就社会秩序而言，信仰法律确是一种共性需求，然而与我国当前的国情并不相符。西方国家法律信仰的形成一方面源于其长期的法治传统，另一方面则由于法律中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强力渗透。正是由于法律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融合才使其法律获得公众的普通认同。而中国长期以来主张贤德之治并未形成深厚的法治传统，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在多样化环境中运行的法律与社会主义主流思想的充分融合尚需要较长的一段时期。在此基础上，普通公众对法律的感知更多的是来源于思想方面的道德认同，而非法律信仰。一个思想品德高尚的人即使并不精通法律，但本着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热爱和忠诚，也会恪尽职守，廉洁奉公。而反之，一个精通法律却品德败坏的人却只能更加利用和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中，进而严重亵渎法律的尊严与神圣。腐败、枉法、权力寻租等极端个人主义的行径，正是社会主义情感和理念缺乏的有力证明。因此，当代中国所急需的不是对法律的笃诚而是对社会主义的认同，必须尊重和正视现实的国情，从社会主义情感和理念的培养人手，逐步形成坚定的社会主义法律道德，使法律在强有力的思想保障下得到有效运行。
(二)在法学课程设置中增设专门的法律德育课程
主席在全国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大学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民族的希望、祖国的未来。要使大学生成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不仅要大力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落实到法律领域中，法律道德的培养与法律知识的传授同等重要。法学家孙晓楼在谈到法律人才应具备的要件时提出：“有了法律学问、社会常识，而缺少了法律道德，那就不免流为腐化恶化的官僚政客，并不能算作法律人才”。因此，应在法律专业中设置专门的法律德育课程，应组织专家编写系统的法律德育教材。并同时组建一支具有思想政治教育和法律专业共同学历背景的高水平教师队伍。只有在传授技术性法律知识的同时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律道德教育，才能培养出真正“德才兼备”的有用人才。
除此，还应正确理解法律德育的内涵。虽然许多高校在其法律专业中都加入了法律职业道德的课程内容，但法律职业道德教育与法律德育并不能完全等同，职业道德教育只是法律德育中的部分内容而已，在法律德育中最为基础的内容应是与法律密切相联系的“三观”教育。教师应结合法律的产生、本质、功能等充分挖掘其阶级性和意识形态性，尤其在对西方法学大量移植的背景下，这种教育的必要性更为突出，应使学生准确理解法律的功能和本质，必须使学生对资本主义宣扬的所谓自由、民主、平等，具有普适性和超阶级性的法律的虚伪性有清醒的认识。
(三)提高职业法律人的思想政治素质。落实德性评价制度
在现代法治国家中，职业法律人的特点集中体现为专业性、精英性和同质性。我国目前实行的司法统一考试制度虽较好地解决了专业性和精英性问题，但却不能有效考察在思想政治品德方面的实际水平，即同质性问题尚未解决。此处的同质性并非指向职业法律人在知识体系、思维方式、职业语言方面的均衡性，而是指在价值观念和和道德素质方面的趋同性，即职业法律人在实现法的正义使命这一点上能否具有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能否自觉遵守正直、忠诚、廉洁的道德要求。
“仅有完善的法律制度还远远不够，因为维持一种实在法体系，有赖于那些对它的管理和执行富有责任的法官、警察和法律界人士的笃诚。如果他们到了腐败的地步，那么法律的作用就会遭到削弱。”法律公正的实现，离不开思想政治品德的强力支撑，再好的法律如果没有好的执行者同样毫无意义。因而必须努力提高职业法律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具体措施包括：改革司法选任制度，选拔德高望重的学者、律师进入司法系统；改革司法薪金制度，通过道德的物质量化使法律道德产生足以改善生存条件的现实力量；完善司法监管制度，落实审理公开、错案追究制等。
(四)以“德”促“法”，落实“依”法治国
市场经济在极大促进生产力的同时也对人们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产生了多样化的影响，再加之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渗透，反映在法学教育领域，法律的意识形态受到一定冲击。对此。我国适时提出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重要理念，“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以德治国”的重要方式对“依法治国”发挥着重要的思想保障作用。在我国当前的法学教育中，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并获得高度重视，相对而言，法学教育中的德治理念却并未获得充分的落实。在实践教学中，法治必要性问题、依法限制公权力滥用问题始终是教学的重点，而依法治理、依法限制中如何“依”法的问题却并未充分提及。如何以道德建设促进法治建设，不仅是治国施政的重要方略，同时更是法学教育的重要任务。依法治国贵在“依”法，而思想政治教育正是“依”法的基础，无论是法的制定、适用还是遵守，都要通过具体的人来完成，人的思想政治品德是法律得以有效运行的根本保证。
综上所述，法学教育是培养和输送专业法律人才的主要途径，法学教育的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执法和司法活动的公正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法学教育的根本，是进行法治建设的德性保证。因此，必须在重视法律技术性内容的同时增加法律意识形态性内容的比重，培养社会主义法律道德，提高职业法律人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不断渗透，切实实现真正的“依”法治国。
参考文献：
[1]郑永廷，张彦，德育发展研究――面向21世纪中国高校德育探索[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1-192
[2]陈万柏，张耀灿，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80-187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3
关键词：意识形态；话语权；网络安全；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G606
文献标识码：a
一、网络意识形态与话语权的内涵
网络意识形态是以互联网为依托而形成的意识形态，虽然网络事件大多是现实社会事件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和延伸，但网络意识形态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在网络社会中简单的映射和反映，其意识形态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网络意识形态是网民看待网络世界的有机思想体系，代表着网民的利益，指导网民的‘行动’，并通过虚拟社会反作用于现实社会。”[1]话语权是一种掌握、控制、支配和阐释话语的权利与权力，是对话语背后的是非判断、价值取向和意识形态进行引导和塑造的一种资格、能力、身份与地位。
二、当前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方面面临的挑战
长期以来，西方某些国家利用其霸权地位和科技手段通过网络平台向我国灌输各类非主流意识形态，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的渗透，企图达到西化、分化我们的目的。“维护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就是要不断保持和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解释力、吸引力和凝聚力，其实质就是牢牢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网络主导权。”[2]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极其重要的一个部分。话语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国家、一个集团或个人的话语的力度，当其掌握和控制了话语的走向，占有绝对的舆论统治地位，其意识形态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功能的发挥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在全球化和网络化时代，谁能更好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谁就能更好地占领舆论制高点，为其发展赢得和谐有利的空间。
三、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建构的具体途径
一是好传播主体，培养高素质传播人才。时代不断发展进步，我们若想在网络空间提升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就需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体系，使其自身不断完善，更科学化，更有信服力。有强大的科学的理论支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才能在网络空间站稳脚跟。作为话语主体，中国共产党在网络议题选择上应加以设置，掌握议题设置的主动权，通过对主动网络话题进行议程设置，成为第一手信息人，主导舆论，影响民意。成功的网络话题议程设置，可以吸引受众将注意力转移到相对集中的网络事件上来，有利于形成网络主流意识形态。同时，中国共产党应该不断提高自身话语能力，改变传统宣传意识，创新宣传手法和方式，在网络空间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加以传播，其语言也应更亲民化，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的大众化。此外，中国共产党对各类门户网站、论坛、微博等都应加以利用，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随处可见，消除与话语对象的距离感，加强阵地建设。中国共产党的高素质的理论队伍也是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保障。网络宣传人员既要有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又要精通网络技术，要善于传播“好声音”，善于疏导受众消极情绪，时刻掌握舆论动向，确保话语权始终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
二是构建全方位网络舆情机制。网络舆情具有信息传播和引导、危机预警与舆论监督等功能。实时把握好网络舆情的最新动态，对我们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有着重要作用。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要建立全方位的网络舆情机制，要从网络舆情监管机制、引导机制、预判预警机制与危机处理机制四个方面全方位入手，确保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始终在党和人民的手中。要对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管，且形成机制，在保证网络自由的前提下，对网络信息加以筛选、过滤，切实履行好其“把关人”的职责，建立好网络舆情监管机制。党和政府要积极主动利用网络重大新闻事件，真实有效的信息，获得主动权，重视网络社交媒体中民众的呼声并进行合理引导，及时疏导受众的消极心理，在互动中加强情感交流，正确引导网络舆论，此乃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对于纷繁复杂的网络信息，要建立好网络舆情预判预警机制，这需要强大的技术和人力支持。通过技术手段，及时、高效地对网络信息进行全方位搜集，由技术人员将搜集到的各类舆情进行分类整理，对那些有潜在风险和危险的事件进行事前预判，做到事前预警，将舆情始终维持在可控范围内，才能对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把控。当有非主流意识形态出现在网络空间时，要立即启动网络舆情危机处理机制。这就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各级舆情应对预案，需要对各类不良舆情进行系统分类，并针对不同性质划分层次，确定相应等级，提出配套解决方案。当危机解除后，也应进行及时反馈，发现问题，解决不足之处，制定相应整改策略。
三是融合发展，构建现代传播体系。曾指出，要积极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优势互补，一体发展，坚持先进技术为支撑、内容建设为根本，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一批形态多样、手段先进、具有竞争力的新型主流媒体”。一直以来，我国意识形态的主阵地多为电视以及党刊党报。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将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加以融合，优势互补，互取所长，才能确保意识形态话语权始终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交流融合，既给传统媒体注入了新的活力，也让网络媒体更注重其新闻产品的严谨性与客观性，更注重主流意识形态方向的正确引导。
四是建立健全网络法律制度体系。法律作为维护人民利益、保障社会稳定的有利工具，应全面在网络世界普及。指出：“要加快网络立法进程，完善依法监管措施，化解网络风险。”一方面，要在网络中加强法律意识的普及，始终做到心中有法，让网民认识到在网络世界里并不是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正如在现实世界里一样，也会受到道德和法律的约束。加快网络实名制认证，对于那些传播不真实信息、肆意造谣、攻击主流意识形态的破坏者，应加以严惩，追究法律责任。另一方面，针对网络的特点和内在结构特征，制定相应法律，完善法律体系。对于网络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法律空白，要尽快加以填补，避免出现危害网络意识形态的事件发生，做到有法可依；对于那些过时的网络法律条文，要尽快加以修补修订，增强其可操作性和现实性。做好这两方面工作，是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举措。
总之，中国共产党作为我国意识形态传播工作的话语主体，对于如何更好地掌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有更好地把握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舆论方向，才能维护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的利益。
参考文献：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4
年初以来，党委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建的重要内容，严格按照意识形态工作的要求，牢牢把握政治方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及时了解和掌握职工的思想动态，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
一、主要工作
（一）加强组织领导，强化政治责任。一是统抓统管。坚决落实党管意识形态原则，把意识形态工作列入年度党建工作和中心组学习内容，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积极探索新机制，推动意识形态工作持续深入开展。二是专抓专管。认真履行意识形态工作的主体责任，成立领导小组，层层落实责任分工，形成了一把手亲自抓、各分管领导专门抓、办公室具体抓、其他部门配合抓的工作机制，严格执行分析研判制度，定期排查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隐患，及时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三是严抓严管。加强对各部门意识形态工作的检查，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党委重要工作，纳入年度综合目标考核，并对各部门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进行定期督促问效、对履职不力的部门和个人进行严格问责追责。
（二）注重思想引领，筑起坚实防线。一是坚持理论武装。制定《新华**理论学习中心暨党员干部理论学习计划》通过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党委（扩大）会议，发挥理论中心组示范引领作用。保证每月集中学习1次。坚持集中学习与自学相结合，持续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四中全会精神，以及省委、市委的最新贯彻举措。利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党员学习”微信公众号，真正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二是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通过“三会一课”引导党员干部明纪律、守纪律，懂规矩、讲规矩，严肃党的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严格执行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坚决纠正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各项规定；三是加强党风党纪教育。经常性地开展党性党风党纪专题学习教育，开展党风廉政警示教育活动，增强法律法规意识，教育引导党员干部遵守生活作风纪律，重视家庭建设，强化对配偶、子女和身边人的约束和管理，对存在公开场合发表同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等问题的党员干部，依法依规依纪严肃处理。
三、意识形态安全，加强分析研判和管控
**党委坚持定期分析研判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清主流支流，辨析思想文化领域的突出问题，对重大事件、重要情况、重要社情民意中的倾向性苗头性问题，有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处置，将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制定关爱职工工作方案，特别是把特困职工、患病职工的慰问以及职工去世的善后等事宜作为关爱职工的主要项目，消解了职工思想上的“疙瘩”，从源头上化解了矛盾隐患。切实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三）重视做好网络舆论引导工作。严格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中央《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度实施细则》等认真做好相关网络新媒体平台管理和监督，维护舆情安全。年初，新冠病毒肺炎在全国蔓延，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加强网络平台对疫情防控正面宣传引导，通过微信、QQ群等方式进行疫情预防宣传教育，分享防控的相关知识，提醒职工尽量不要出门，不轻信和传播网络谣言，消除疑虑，科学应对，确保**疫情防控期间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以正能量抵抗疫情。
二、存在问题
一意识形态谈心谈话开展较少，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党员群众思想动态和舆情动向；
二是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形势政策教育，警示教育等活动较少；
三是党员干部八小时之外监管力度不够；
四是存在抓业务工作抓得紧，忽视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
三、下一步防范措施
一是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作用，加强正面引导，弘扬正气，形成积极向上的店风；
二是抓好政治理论学习。筑牢思想防线，强化干部职工政治意识，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引导大家自觉抵制各种错误行为，强化责任意识；
三是注重在纪律约束中规范举止，加大规章制度的落实和警示教育的力度，自觉守纪律讲规矩，自觉净化“工作圈”、“生活圈”、“娱乐圈”，树立党员的良好形象，结合廉政教育，用反面典型和案例警示党员干部，做到警钟长鸣；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5
中国法理学应当在新方法论的指引下实现理论创新的同时进行结构重组。这一过程将是十分艰难的,它需要在下述8个方面实行变革。1．从“规律学”走向“规则学”走出危机首先要解决法理学的学科定位。这当从法理学史来认识。法理学产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它的“前科学”形态是17－18世纪的自然法哲学。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西方法学就是高度“实用”的,希腊的哲理法学倾向于立法学,法学之于立法者犹如园艺术之于园艺匠。而罗马的法学则是部门法学,主要是民法学和部门法学,它们与民事司法行为不可分离。希腊罗马的法学都缺乏作为法学的超越于部门法学的“一般法学”。17－18世纪的自然法学表现出向这一方向的努力,但是由于它浓厚的哲学和政治色彩,事实上被排斥于正统法学之外。到19世纪,在自然法学的基础上逐渐生发出四种理论倾向:康德、黑格尔的哲理倾向、边沁的立法学倾向、奥斯丁的规则学倾向和萨维尼等的寻求法律发展规律的倾向。奥斯丁将政治哲学色彩极浓的自然法、将罗马法(部门法学)、将英国式的法律技术逐出法理学,专事一般法律规范分析,实现法的一般理论向西方法学传统——规则学的回归,或在各部门法学之外发展出研究一般规则的专门学科,因而被公认为作为法的一般理论的法理学产生的标志。当然,奥斯丁完全排斥价值分析是欠妥的,但是,它却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法理学的价值分析应当有别于政治哲学——它应当建立在规范分析之上并为规范分析服务。我国的法理学情况如何?我国的法理学源自苏联的“国家与法的理论”,姑且不说它的理论倾向,就其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国家和法的发展规律来说,它是哲学味浓于法学味的。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与苏联法学彻底否定西方法学传统,否定资产阶级法学有关,也与苏联人赋予法理学的政治目标——找出法律发展的规律,资产阶级法必然灭亡,苏联法是最先进的法建立在一般规律之上——息息相关,其背后是在西方已受到冷落的科学泛化思潮。苏联法理学的规律学倾向在我国得以继承并极端化,法理学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法律图解。改革开放以前的法理学演变为负面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为纲学,它的目标与结论在于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为纲是社会发展规律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为纲观念被放弃,但是政治哲学味道仍很浓。近年来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的内容被引进,这是很大的进步,但是价值分析和规范分析始终围绕政治哲学展开并为之服务,法理学的目的仍被限定的通过因果分析寻找“规律”这一哲学的。要走出这一法理学的幼年阶段,应当实现从“规律学”向“规则学”的转换。规律学是建立在因果关系之上的,而规则学则是讨论如何建立人际合理关系的学问。当然，我们说法理学是“规则说”,并不是如凯尔森那样排斥正义。法理学是规则学指法理学是以研究人际规则为核心内容的,除此以外,它包含了某些“规律”的内容,但只指人际关系合理化的趋势,及其合理规则中共性的东西;它包括正义的内容,这个正义以主体际关系中的正义为核心,以区别于伦理学讨论的正义,同时它还包括法律的共同性的技术。2．调整同意识形态的关系新中国的“国家和法的理论”本身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传统源于维辛斯基法学理论——它本身是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维辛斯基的法定义本身就是在1938年第一次全苏联苏维埃法律和国家科学会议上以官方决议的形式宣布的,仅就这一点而言,它就不是科学的,而是独断的。就是在那次会议上维辛斯基说,“资产阶级实际上没有法律科学”,“奸细和叛徒集团很多年以来在法律科学中,几乎都居于垄断地位”,“在法律科学方面,还没有全部肃清可耻的托洛茨基一布哈林匪帮破坏活动的影响”。可见这一理论形成的氛围与中国的文革有过之而无不及,是斯大林30年代大清洗的意识形态化,因而是负面意义的意识形态。苏联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学科定位正好填补了我国全盘否定民国时期法理学造成的学术空间,并迅速左转。这在战争硝烟与巩固政权的高度情绪化氛围中具有某种必然性,这种完全意识形态化的“国家与法的理论”最终在阶级斗争为纲和法律虚无主义的意识形态下失去了立足之地,走向了自我毁灭的道路,这就是文革及其法学被完全取消。改革开放以来的法理学否定了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苏联传统,有了相对独立的内容,例如法律文化、法的社会作用、法律推理、法律现代化、等等。但是意识形态化问题并未能很好解决。一方面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在现行理论中仍有存留,同时又加入了新的意识形态内容。其典型表现就是:不断有人从意识形态角度对于不同观点予以文革式的批判,每当意识形态发生分歧时,都会波及法理学。它的许多内容,仍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而非法理学的。法理学的意识形态化是十分有害的,举其要者有:(1)它使法理学难以形成独立的学术品格,只能跟随意识形态之风摇摆;(2)它使法理学难以建构学术范式,它的基本概念和基本观念始终是意识形态的,而非法学的;(3)难以保证理论的连贯性,难免出现理论上的断层甚至自己打自己耳光的现象。例如前期学苏联,60年代批苏联修正主义;前30年阶级斗争为纲,80年代批判之;以前大讲社会主义法维护计划经济,90年代又批判之,等等。应当指出,这种受制于外部意识形态的反复无常并非学术的积累和进步,而是有损学术传统的形成与学术进步的。(4)法律问题的政治泛化,无法形成独特的法学视角。这一方面使法理学等同于政治宣传,另一方面使法律问题复杂化,不利法律问题的解决,例如,将法治问题与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将人权与资产阶级等而视之,将分权与资本主义拴在一起,等等。(5)有损法理学的学术权威。意识形态化的法理学缺乏独立的品格,缺少符合逻辑的一贯的相对恒定的理论,它本身缺乏对人的终极关怀,同时对具有独立品格的和有社会责任感的理论采取排斥态度,因此无法确立理论的权威。它无法,也不配成为立法的指引与司法的第二位法源。当然,法理学,特别是其中的价值评价部分要完全与意识形态分离是不现实的,但是,这不能成为法理学意识形态化的理由。防止法理学意识形态化要注意两点。一是结果不能是先验的,应当从人类经验和理性中来,是研究的产物,例如不能先依据外在权威确立结果,再去证明其正确性。二是研究方法的价值中立。这一问题上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韦伯并不反对把“主观的”评价作为科学研究对象,但是研究人员和老师“应当无条件的将经验事实的确定(包括他调查的经验个体的价值定向.行为)同他自己的实际评价是否满意(在这些事实中包含作为研究客体的经验个体所作出的评价)区别开来”,这两件事在逻辑上是完全不同的。我国法学意识形态化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将自己的价值判断当作社会上唯一的价值判断,并为了“证明”其唯一正确性,不惜对经验事实作实用主义的裁剪,这是严重违反科学研究的规范与科研伦理要求的。3．从“解释性、证成性”法理学到“解释性、评价性”法理学时下的法理学对现行法律及其政治权威主要是解释性的和证成性的,这是有违法理学性质的。法理学既然是“规则学”,那么,它应该在解释的同时对研究客体作出评价,以规范法律的变化、运作及政治权威的行为。缺乏对现实政治权威评价的法理学,其实质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合一。任何科学理论的前提是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否则所谓成果就是纯主观的要求与欲望,缺乏科学所要求的起码的客观性。如果我们的法理学具有这种评价能力,则我国的法律和国家本不至于走如此大的弯路,付出如此昂贵的学费。如果在反右中不经法定程序剥夺公民权利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公社化运动无偿剥夺公民财产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5·16”通知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如果四人帮镇压丙辰清明的行为受到法理学的评价,则政治权威本可以冷静得多,法治国家也许早已建成了。4．从中国的国家法理学到一般法理学这涉及法理学的研究对象问题。法理学的研究对象为“一般法”,在理论上法理学界并不存在分歧,但在实际操作上却存在极大的片面性,使法理学成为“中国国家法的法理学”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解决。一是分析对象仅限于国家法。二是研究对象几乎仅限于中国的法。从历时性观点来看,法律经过了部落法、国家法两个阶段,现在正由国家法向世界法阶段过渡,国家法只是法律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从共时性观点来看,国家法与社会法长期是共存的,特别是在现今世界上。当今世界上不但有国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而且有国际社会层面上的社会法,例如我们即将加入的世贸组织法律制度。同时,现今法律除了社会法、国家法以外还有超国家法律的存在。任一国家法理学学者的分析对象都着重于分析本国法,这本无可非议,但是只从本国法归纳出来的法的一般理论的片面性是显然的,因为任何人(包括人的群体)的经验都具有殊性。在逻辑上,从单一特殊对象无法抽象出普遍性结论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应当分清两个问题:法的一般原理、原则和本国法律制度的描述,前者应当尽量关注外国的法律和国家法以外的法律,尽可能避免片面性。同时应当注意控制法理学中本国法律制度描述的成分,否则,法理学就名实不符,成为“中国法律制度学”了。5．从封闭的法理学到开放的法理学我国的法理学本是开放产物,正是清末闭关锁国传统被打破才有了中国的法理学。民国时期的法理学也不重“中外有别”。20世纪下半叶这一传统被放弃。新中国法理学是从割断与发达国家的学术承继与交流开始的,但初期并未完全封闭:转向苏联开放。与其说是开放,不如说是照搬一种学术,骨子里是封闭的。19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便彻底关上了大门,直到8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正常化。其间只有少量的苏联和西方著作引进,西方著作当然只能供批判用,有些甚至只能“内部出版”,这大概是国人独创的制度。笔者所见边沁的“功用主义》、狄骥的《宪法论》、马里旦的《人和国家》均属此类。80年代以后有了明显进步,大量的西方法理著作被引进。但是作为学科的开放这还是很不够的。在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上,法理学作为研究一般法的法学分支学科,其开放性不但表现在研究、出版他国同行的著作,主要应当表现在正常的学术交流、学术上的互相学习、批判与吸收。但时下的法理学国际交流极少,与西方同行的共同话语太少,作为10多亿人的大国,译介的西方法理著作远远不够,高质量的,能与西方同行交流的学术成果就更是寥若辰星了。最可堪忧的是“自己人”和“外人”的两分法这种情绪化的、非学术的态度,看来自尊实则自卑的“防卫”心态妨碍了对西方法理学的学习和借鉴。人们忘记了这个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是西方的,如果我们的前辈在上世纪之交采取与我们同样的态度,则完全不存在今天中国的法理学。在多元交融的今天,文化的地方性早已是相对的了,我们常说:“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这个法理学的基本精神早已是西方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如果我们正确理解了、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话);但这同时又是中国的——经过中国人学习和理解的。有人肯定会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反对学习、消化吸纳西方的法理学。笔者以为,难道真如某些以邻为壑的国粹主义者所声称的西方没落了?高度发达的西方工业社会在社会科学方面突然落后于仍处于农业社会的东方,而这一切都归结于两颗科学巨星的陨落！这是很幼稚的,是文化排外的籍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早期工业文明的产物,如果说19世纪的西方值得学习,20世纪、21世纪的西方反而不值得学习,这岂不显得有点滑稽可笑?邓小平早在1979年就说,我们已经承认自然科学比外国落后了,现在也应该承认社会科学的研究工作比外国落后了。只要承认“法理学”是科学,就必须向西方学习。敢于学习是强者的表现,是自强的必要条件,学习他人是人类获得知识的捷径。如果我国的法律早已西方化,法学学者都有个学习西方法律、法理的问题,那么,作为“一般理论”的法理学,就是首当其冲的。开放除了上述空间维度以外,还有一个时间维度:向未来开放。法理学要能够说明、评价新的法律实践与思想,将新的实践与思想纳入法理学体系,并且如有必要,借以修改原有的概念体系及其理论。未来法理学碰到的最大问题是全球化及其带来的全球法律问题以及法律从内容到形式的变化,法理学必须向这个大未来开放。可开放性的第三个维度是事实维度——向事实开放。时间维度的开放当然包括了事实,这里的事实维度专指已然的事实:由于主客观原因而遗漏的已然的事实。对中国法理学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关注法人类学研究揭示的部落法事实、国际法学描述的国际法规则、超国家法规则、等等。6．从主客体思维到主体际思维中国的法理学可以称为主客体思维的法理学:它的基本方法是将人分为法律实践主体的人和法律实践客体的人两部分,其基本假设是法律是法律实践主体的人统治客体的人的工具,并以此为逻辑起点构筑整个法律理论体系:法的起源是阶级统治的产物,法的本体是阶级意志,法的作用是阶级斗争、阶级统治甚至阶级镇压的工具,法的发展是阶级斗争的结果,最后法律消亡于无阶级的社会。这个理论的谬误是十分明显的。且不说国家产生以前早有法律,即使在阶级产生以后的国家法时代,法律也主要不是解决阶级关系的工具,法律是调整人际——主要是个体际关系的产物,作为法律关系主体的人的组合体只有各种法律拟制的人:法人或某些非法人的人的组合体。法律实践领域的人格分离现象是法律的败坏。退一步讲,即使主客体思维对于描述压迫型的法是有用的,对于法治社会是构建应然的法律体系,它无论如何是不适用的。随着经济、政治、生态、文化、法律全球化运动的展开,主客体思维的非科学性及其弊端日渐明显。在市场经济、法治社会里,主体际思维应当替代主客体思维而成为法理学的思维工具。7.从法学方法论到法律方法论这里的法学方法论指法学研究的一般方法问题,在法理学教科书里一般分为一般方法原则和具体方法问题,通常讲些唯物辩证法、历史考察方法、社会调查方法、分析方法、等等。这些实在不是法学的特殊研究方法,它适用于一切社会科学、哲学的研究。这些方法主要是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而不是“法律方法”,最多对法律方法存在指导意义或“方法论”意义,或仅对法学中的认识论成分有意义,或对建构合理规则体系的“经验”有意义。高扬这些方法本身与我们将法学定位为“规律学”有关。法学作为以“规则学”为主体的学问体系最终落脚点在于应然规则体系的预设,或是一种“事后的合理化”——对社会规范的理性建构,在于法律运作体系的组建以及法律运作的技术,这才是“法律方法”的核心。换句话说,法律方法的核心不是“认识的”,而是陈述的方法或规定的方法,套一句康德的话来说就是“实践理性”的方法。具体来说,就包括规则预设与合理化的方法、法律解释方法、法律漏洞之弥补的方法、法律推理方法、法律利益分析方法、法律适用的逻辑模式等等。当然,对法律整体的认识方法也可涉及。不过,无论如何,“法律方法”应成为法理学的重要内容。8．从一元法学到多元法学学术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它应当永远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也如商品生产一样,它是多元竞争、相互诘难、优胜劣汰的过程。因此它存在的前提之一就是多元思想的共存。在学术上统一口径必然扼杀学术本身。文革中法理学遭受灭顶之灾的教训应当永远记取。我党历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这个意思。可惜始终难以落实。改革开放以来这方面有了长足进步。法学,特别是法理学是建构应然规则体系的学问,它在两个层次上涉及价值评价。一是“何种行为是正当的”——对人的行为的评价,二是“何种规则是正当的”——对规则的评价。价值评价本身是在各种不同的评价中展开的,各种评价都应当接受同行的、社会的评价。否则就没有价值评价而只有独断。诚如劳伦斯所言,“理论建构、批评以及防卫是法学的主要工作”。进入90年代中叶以来,各种不同思想的争鸣常见于报刊杂志,已有学者开始注意中国法理学的流派问题,这表明维辛斯基法理思想一花独放的局面正在结束。但是离“多元并存”还有较大距离。例如,许多批评带有明显的文革色彩——文革式的批评是反学术的,它不可能发展学术;有些批评带有过多的感情色彩而缺少理性思辨和“据实说来”的科学态度。而且总体上相互批评不足。最典型的是各类表扬稿式的“书评”,更不用说有些纯属人为“炒作”以及自己和自己商榷的滑稽戏。起码多元并存没有被作为学术发展的理想状态来接受。现在,法理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是50年来最好的时期之一,倒是少数法理学、宪法学圈内人士缺乏学者必要的宽容精神,不珍惜大好时光,不爱惜自己的人格,打棍子、扣帽子的文章常见于某些刊物,着实令人扼腕。争鸣是学术进步的条件,但争鸣是“学术的”而不是不允许别人生存。在这里,启蒙大师的风范永远是我辈的榜样:当年伏尔泰对卢梭的“科学、艺术加剧人的不平等”的观念提出了尖刻的批评,但是后来当政府因言论驱逐卢梭的时候,伏尔泰却盛情地邀请卢梭到他的庄园避难,他说:“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将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上述政治批评家的目的就在于把别人的嘴封起来,独断话语权。它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消灭学术。这可能是那些批评家们始料未及的。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6
一、主要做法和工作成效
（一）坚持固本清源，以正确思想引领意识形态航向
一是明确政治职责，夯实责任意识。我组始终坚持聚焦职能定位，在践行“两个维护”中谋划和推动工作，始终保持责任上肩、靠前指挥的工作态势，扎实推进意识形态工作落实，将意识形态工作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坚持抵制错误言论，着力强化抓好意识形态工作对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深刻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着力增进对核心地位的思想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始终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站稳政治立场、把准政治方向。
二是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分析研判。一方面，深入调研分析，结合年初以来国内国际大事不断、新闻热点频出的特点，通过个别谈话、列席会议、调阅资料、听取汇报、走访群众等方式深入调研，了解和掌握意识形态工作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可能存在的问题，深刻分析原因。另一方面，明确监督思路。深入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点研究关于意识形态工作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重要论述，研究典型案件，结合调研分析成果，为开展工作打牢基础。
（二）坚持跟踪问效，以监督检查推动意识形态落实
我组充分发挥派驻纪检监察组前哨、探头作用，通过政治监督、日常监督等方式着力推动驻在单位不折不扣落实意识形态主体责任。
一是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监督重要内容。牢牢把握政治监督定位，强化政治监督功能，坚持把意识形态责任制落实和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情况纳入政治监督重要内容，聚焦全面从严治党核心，紧扣六大纪律标尺，对照“七个有之”，紧盯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和管党治党不力以及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不到位等问题精准发力，扎实开展监督检查，认真查找政治偏差。同时，把监督工作纳入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形成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工作格局，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是把意识形态纳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重要内容。紧盯关键少数，对驻在单位各级党组织贯彻执行民主集中制、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制度等情况开展监督检查。年初，我组分别对驻在单位2019年度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紧盯各驻在单位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苗头性、倾向性错误思想和错误观点，及时提出建议、督促进行整改。
三是把意识形态纳入日常监督检查重要内容。在开展日常监督特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执行情况监督检查中，坚决查处在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决策部署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行为。同时，强化重要时间节点的督促检查。在重大节假日、重大宣传工作任务和重大思想舆论斗争等关键节点开展专项监督检查。结合疫情防控、复工复产等工作，充分发挥驻在单位优势与特长，督促驻在单位积极做好正面宣传工作，不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
(三)坚持从严执纪，以严明纪律保障意识形态工作
我组坚持严查严处严问责，着力把意识形态领域的纪律和规矩真正立起来、挺起来、严起来。
一是与执行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相结合。把意识形态纳入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纪审查范围，对在各类媒体、互联网等发表同党中央精神相违背的言论、非议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以及重大决策部署，散布传播政治谣言，参加封建迷信活动等问题的党员干部，依纪依法严肃处理，持续释放从严查处的强烈信号。
二是与严把选人用人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相结合。把意识形态作为把好政治关、廉洁关、形象关的重要内容，精准把握每名拟提拔对象政治、廉洁状况，对信访反映存在意识形态领域问题和正在调查的党员干部如实出具廉政意见，坚决防止带病提拔带病表彰。
二、存在问题
今年以来，我组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深化教育引领、层层传导压力，把党员干部意识形态领域的纪律、规矩意识作为重要监督内容，严格执纪问责，促进党员干部在党言党、对党忠诚，带头捍卫主流意识形态阵地。各驻在单位虽然能够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加强组织领导，夯实主体责任，有效推动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深入开展，但仍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一是有的党员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性和新时代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尖锐性、复杂性认识不足，认为那是宣传部门的事，不是自己的本职工作，认识上存在狭隘和局限。
二是各驻在单位的学习教育常态化机制还不够健全，对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政策精神学习有所欠缺，党员干部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不足，存在满足心理、应付心理，学习效果还不够明显。
三是党风廉政宣传教育的方法、形式、途径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宣传的效果还需加强，运用身边案例进行警示教育还有待加强，信息报送的数量和质量还有待提升。
四是个别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将自己混同于普通百姓，面对社会上、网络上出现的一些不良风气，不愿意主动亮明党员身份，不抵制、不斗争，认为只要自己不附和、不转发就可以。
三、下一步措施
今后，我组将进一步强化意识形态责任担当，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纪检监察总体工作当中，再加力度、再上措施，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一）加强制度建设
着力推动把意识形态工作纳入驻在单位机关党建工作责任制，建立健全意识形态工作研判机制，坚持意识形态工作原则，做到主要领导亲自部署、亲自过问、亲自处置。
（二）压实工作责任
明确把意识形态工作列入党建工作要点和重要议事议程，通过监督检查、信访受理、效能暗访、党风廉政建设考核等形式，将各驻在单位意识形态工作情况，纳入执行党的纪律尤其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监督检查范围。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7
内容摘要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是中国政治发展应努力争取的方向。良好的政治生态主要包含三个要素：良好的政治制度、规范的政治行为和健康的政治意识。应健全完善良好的政治制度，推动政治制度体现政治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的价值取向。积极养成规范的政治行为，促进执政党、政府与公民的政治行为合乎法律与道德。努力培育健康的政治意识，特别要着力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秩序意识。
关键词政治生态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意识
作者熊光清，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北京10002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任务项目“建立健全高校意识形态工作体系研究”(15JDS22044)
政治生态是把生态学理论引入政治学领域产生的一个概念，是指在一定政治系统内各个政治行为体之间，以及政治行为体与政治环境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政治运行的环境与状态。我们大致可以把政治生态分为三个层面，即：政治制度层面、政治行为层面和政治意识层面。这里所说的政治生态，是中观意义上的政治生态，也就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政治运行环境与状态。宏观意义上的政治生态，是政治运行的大环境，可以包括社会生态，甚至自然生态。微观意义上的政治生态仅仅指党政系统政治生态或者官场政治生态。过于宏观的视角，可能不利于有针对性地研究问题；而微观角度的政治生态，往往是针对特定语境而言的，党政系统政治生态或官场政治生态只是政治生态的一个侧面。因而，本文是在中观意义上使用政治生态这一概念，希望对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改善政治系统的运行环境与状态有所助益。那么，什么是良好的政治生态呢？良好的政治生态就是一种健康、有序、和谐的政治运行状态，而且这种良好的状态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就前面所言的三个层面而言，良好的政治生态包含三个要素，即：良好的政治制度、规范的政治行为和健康的政治意识。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就应当以此作为努力达到的目标。
健全完善良好的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规定与塑造着人们的政治观念和政治行为。从政治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政治制度应该是比较宽泛的意义，它不仅包括具有规范作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政治准则，而且包括公共权力运行的机构设置。政治制度是政治行为的框架和准则，可以对政治行为起到规范性作用，增加政治行为的可预知性。政治制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随着时间的变化又必然发生变迁。良好的政治制度对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制度的设计存在非常严重的缺陷或问题，是根本不可能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的。
应当明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制度形式是必须肯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僵化、教条的，事实上，在这些政治制度的具体层面中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需要通过改革不断予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公民政治参与制度化建设缓慢；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仍然存在；执政党党内民主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仍需大力加强；执政党与人大、政府、政协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改善；权力制衡机制不健全；等等。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动力非常强劲，这有促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这些动力主要表现在，经济体制改革、社会阶层分化、网络政治的兴起、社会力量的壮大，还有中国不断融入全球化进程之中，这都会推动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可以认为，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仍然会坚持渐进改革的方式，在大的方向上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在微观层面或具体层面则会不断进行改革，从而使之不断健全完善，并合乎社会发展的要求。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越来越密切的过程中，中国会不断学习西方国家政治制度方面的优秀成果，但是，中国人借鉴的可能更多的是具体制度层面的合理因素，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架构短时期内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良好的政治制度，也就是要追求制度之善，是形成健康的政治生态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里不能从具体层面一一论述，只就良好的政治制度必须具备的价值取向从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做一简单论述。只有正确的价值取向，才能使社会主体对实践活动的目标预期和社会主体对价值理念的积极追求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使实践活动既遵循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又按照社会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从而为社会实践活动的成功提供有力的保障。良好的政治制度应当具有政治公平、政治正义和政治民主的基本取向。在完善中国政治制度的过程中，任何一项政治实践活动都应当遵循这些基本价值取向。
政治公平是协调社会矛盾与冲突的基本准则，它意味着社会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平等而合理的分配。政治公平反映着人们对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价值评价，体现了人们之间利益分配的合理关系，是一个社会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的重要源泉。政治本身就是关于重要公共利益的决策和分配活动，这就涉及到利益的公平分配问题。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和不平等的状况对政治公平提出了迫切要求。要处理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控制社会不公平与不平等的状况，在推进中国政治生态良性发展的过程中，就应当把建立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作为现阶段的重要目标之一，把实现政治公平放在关键位置。
政治正义意味着对政治制度之善的追求，是政治良性运行的重要因素，对缓和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起着重要作用。从当代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出发，政治正义的基本内涵应当意味着对弱者的扶助与关怀和对强者权力意志的约束。只有对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予以切实的保证，才能够从最起码的意义上体现出对人的尊严的肯定，才能够从最本质的意义上体现出人为本位的发展理念，才能够为社会的正常运转确立最基本的条件。同时，在关注对弱者的扶助与关怀的同时，正义还要求对强者的权力意志进行有效的约束。对于强者而言，必须通过外在的强制力量和内在的自律意识对其进行有效的约束，以避免由于满足强者意志而牺牲弱者利益所出现的社会冲突和对抗状况。
政治民主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为维护特定利益关系，保障公民权利平等实现而建立的政治制度形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民主获得了很大发展，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民主制度不断健全，民主形式日益丰富。但是，中国政治体制仍然带有浓厚的集权体制的痕迹，体制转轨造成的部分权力失控和由此引发的腐败问题，激起了人民的强烈不满。现行政治体系在整合社会利益方面也仍然存在严重局限性，与权力过度集中密切相关的各种官僚主义、长官意志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对权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还不是非常健全，人民民主权利在有些方面尚不能充分发挥出来。广大人民迫切需要通过不断建立健全政治民主制度，发扬人民民主的优势来革除这些弊端，并使社会主义民主的优越性不断体现出来，使人民可以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
在政治制度改革的过程中，不断修正现有政治制度中存在的缺陷或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使政治制度体现出政治公平、政治正义与政治民主的价值取向，无疑对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能够发挥重要作用。
积极养成规范的政治行为
良好的政治制度可以为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提供制度基础。在此条件下，积极养成规范的政治行为习惯，才能真正形成有序、健康、和谐的政治生态。规范的政治行为要符合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合乎法律，二是合乎道德。
首先，规范的政治行为要合乎法律。养成规范的政治行为，最为基本的要求就是：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政府要依法行政，公民要遵纪守法。一句话，就是要形成法律至上的环境，建设一个法治国家。
执政党要依法执政。法治一直以来就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内涵。在中国，讲法治就不能不讲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因为执政党的执政方式直接影响到法治的实现。依法执政，就是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变成国家意志，变成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同时，通过各项制度的实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以全面贯彻落实。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又同时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开展各项活动。实施依法治国的关键在于党必须依法执政，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权力，使“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的原则得到切实贯彻落实。
坚持依法执政，是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国家的法律是党的正确主张与人民意志的统一，遵从宪法和法律与遵从人民的意志是一致的。正因为如此，党的活动就应该依法进行，党的行为必须符合宪法和法律的要求。坚持依法执政，才能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才能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使人民当家作主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也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政府要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是现代民主政府有效运行的基础，是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的推进，政府从直接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机构，转变为退出经济运行过程而仅仅着眼于宏观调控和致力于公共事业发展的机构。当前，中国政府职能要实现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从“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从“细职能、大政府”向“宽职能、小政府”转变，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必然要求政府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的主要特征是：其一，法政适当分权，立法优于行政。要做到依法行政，必须严格地实行权力分立原则。依法行政中的“立法”高于“行政”，“行政”必须服从“法律”，无“法”则无“行政”。其二，坚持法律优先，奉行法律保留。所谓法律优先，是指法律对行政权处于优先的地位，上一层次法律规范的效力高于下一层次法律规范。所谓法律保留，是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皆须有法律授权。其三，严格法律控制，保障社会民主。在依法行政过程中，必须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以确保行政机关在法律范围内活动，广泛地赋予行政相对人控告权、申诉权、检举权，建立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制度等。
公民要守法。守法是现代公民的基本素质，也是社会有序运行的重要前提。法律是调整人们行为或社会关系的规范。法律既规定了权利，也规定了义务；法律既规定了公民、法人的权利与义务，也规定了国家、国家机构、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权利与义务。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规定具有确定性和可预测性的特点，它明确告诉人们可以、该怎样行为，不可以、不该怎样行为以及必须怎样行为。人们根据法律来预先估计自己与他人之间该怎样行为，并预见到行为的后果。公民守法，不仅体现为公民遵从法律、服从法律，而且公民可以利用法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公民要守法包括三个方面：(1)权利的行使。即公民依法作出一定行为或要求他人作出或抑制一定的行为来保证自己合法权利得以实现。(2)积极义务的履行。即义务人主动履行法律要求必须做的积极行为的义务。积极义务的履行，是义务人的积极行为，这种行为不可放弃，必须履行。(3)禁令的遵守。即人们按照法律所规定的消极义务（不作为义务）不作出一定行为以保证他人权利的实现。公民守法，无疑对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公民不守法，就会破坏正常的社会秩序，更谈不上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了。
其次，规范的政治行为要合乎道德。道德是政治行为形成的内在基础，每一个时代的政治过程，都基于特定时代的道德。政治行为与人的其他社会行为一样，应该把追求善作为一种目标，而政治行为应在更高层次上把实现善作为重要目标。人不讲道德，就等同于耍流氓。不讲道德的政治行为，只能说是流氓行为。因此，政治行为必须合乎道德，这应该成为政治的一种追求。政治行为要合乎道德，包括执政党治国要合乎道德，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要合乎道德，全体公民的政治行为也要合乎道德。
执政党要坚持把合乎道德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把实行善治作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目标。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发挥作用。当然，治国合乎道德并非是要以德治来代替法治，而是要坚持法治与德治的协调统一，以道德教育、道德自律和道德建设作为法治的后盾，提高全民族的道德素质，从而为依法治国提供道德基础和社会环境，这样，也有利于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
在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过程中，要特别重视提高领导干部（包括普通公务员）的道德素质，使其政治行为合乎道德要求。领导干部作为政治行为最重要的行为主体，担负着依法管理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务的繁重任务。他们的公务行为或行政行为本身就构成政治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的政治行为对整个社会的政治行为起着风向标的作用。作为领导干部，他们手中都有一定的权力，其权力的运用密切关系着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个人利益，影响着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只有合乎道德地运用权力，才能赢得人民的支持。同时，道德既是领导干部履行公务行为或行政行为时需要遵循的基本要求，也是保持其清正廉洁、预防腐败的重要途径。这样，领导干部的政治行为合乎社会主义的道德要求，就显得更为重要。他们道德水准高，政治行为合乎道德要求，对于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会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全体公民的政治行为都应合乎道德，自觉接受社会道德和政治道德的约束。任何一种形式的政治行为都依赖或受制于一定的政治道德环境，这决定了公民政治行为实际上反映着某种道德选择、道德追求和道德倾向。并且，在整个社会道德结构中，政治道德往往具有特殊的示范效应，甚至可以在根本上影响一个社会的整体道德风貌。由于当前中国正处于急剧的经济转型与社会转型过程中，传统的政治道德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一些原来的政治道德准则被完全颠覆，而适应中国政治发展形势的政治道德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就要求中国社会一方面要重塑新型政治道德，并可以通过政治道德制度化的过程，加强政治道德的约束力和强制力，另一方面广大公民要自觉接受政治道德的约束或规范，而不能因为政治道德的约束力有限，就完全罔顾道德约束而肆意妄为。这对于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也有重要的积极影响。
努力培育健康的政治意识
政治意识是政治活动的心理方面，主要是指社会成员在特定时期内普遍奉行的政治价值取向，它包括政治认知、政治信仰等，它的理论形态就是政治文化。尽管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政治制度相比，处于比较低的层面，但是，政治行为、政治制度是政治意识在实践层面的反映。人的政治行为总有一定的心理基础，良好的政治意识有助于养成良好的政治行为习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政治意识，就可能出现什么样的政治行为，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因此，政治意识具有更加本原上的意义。从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而言，培育健康的政治意识，应着力培育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律意识和秩序意识。
民主既是一种重要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中体现为一种社会政治制度，同时，民主也是一种崇高的政治价值、政治信仰和政治追求。民主意识表现为公民对民主权利与义务的认识，以及对政治生活中政治价值、政治能力与政治情感的认识。民主意识的产生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先决条件，制约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在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社会里，城市和乡村皆为“王土”，民众皆为“草民”或“子民”，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平等、自由、权利等政治观念根本不存在。当前．，传统文化中的这些负面因素仍然有着深刻影响，官本位、家长制、一言堂仍然很有市场。因此，增进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显得特别重要。
当然，我们也应注意到，中国政治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极大地促进了公民民主意识的提高。这表现为，中国公民十分强烈地要求社会公正和正义，非常厌恶官僚主义、贪污腐败、独断专行，要求扩大政治参与的渠道，呼吁进行积极的政治改革。可以说，在未来一二十年间，中国公民的民主意识还会大幅度提升。在这一过程中，党和政府应对公民的民主意识进行积极引导。一方面，要充分发挥民主意识在推进政治改革中的重要作用，通过进行正确的民主意识宣传与教育，使公民树立正确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另一方面，培养民主意识既要吸收国外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和有益的政治文明成果，又要立足中国同情，培育适应中国政治发展和民主政治要求的民主意识。
法律意识是人们对法律现象的主观反映，是关于法和法律现象的思想、观点、知识和心理的统称。从内容上看，它包括人们对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的把握、评价和态度；从形式上看，它表现为人们对法律现象的理解和认知。以法律意识的主体为标准可以分为个体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两种。个体法律意识和群体法律意识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相互影响的。作为一种自觉的精神力量，公民法律意识的社会作用是非常大的。
法律意识是法治的有机组成部分，良好的法律意识是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不可缺少的精神力量。良好的法律意识将引导立法者积极认识现实社会关系对法的需要，并对满足这种需要的必要性及可能性作出准确的判断，从而创造出最能满足这种需要的调整规范和方法，进而借助国家强制力，使之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规范。在执法过程中，执法者对法律的认知、情感和观念，决定着对法律关系主体的行为的评价和处理。法律的贯彻程度和效果依赖于法律关系主体的法律意识，良好的法律意识是公民自觉、自愿守法的心理基础。可以说，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建设和政治生态建设的内在精神支撑。
秩序意识对于当前中国政治的稳定发展和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现在正处于高速现代化时期，激烈的社会转型使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面临严重的威胁。对于现代化与政治稳定的关系，亨廷顿有一句经典表述：“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中国何时能够完成现代化？按照“两个一百年”的规划，就是到建国100周年时，也就是大约还有30多年时间能够完成现代化。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中国社会都会充满风险，在政治领域会面临很强的不确定性。在这种脆弱的基础上，维持社会秩序与政治秩序的稳定，避免出现“颠覆性的错误”，增强中国公民的秩序意识，就显得极端重要。
没有秩序意识，没有了政治秩序，一切都是空谈。那么，如何才能提高公民的秩序意识呢？其一，要加强对公民秩序意识的教育，通过教育使全体公民认识到，政治秩序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提高公民的秩序意识，可以从提高公民社会秩序意识着手，逐步引导公民增强各方面的秩序意识，确保社会稳定与政治稳定。其二，要加强公民对政治秩序的认同感，从而使秩序意识同化于内心深处。在实际工作中，要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提高公民对党和政府的政治认同感，从而养成良好的秩序意识，自觉遵守政治秩序。只有中国公民有了秩序意识，才有可能维持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样，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才能具备基本的前提条件。
任何一个国家，不形成良好的政治生态，就不会有良好的政治生活，其政治发展也不会具备可持续性。就中国政治生态建设而言，经过几十年来的探索与建设，中国政治生态已经具备了较好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方面的基础条件。但是，由于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与政治发展最为关键的时期，一些原有的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等可能与时展不相适应，或者某些微观层面的政治生态还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不良倾向或问题。因此，营造良好的政治生态十分重要，也十分紧迫。在塑造良好政治生态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全面推进，在政治制度、政治行为和政治意识等方面都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改善和提升；另一方面，又要注重解决重点领域的突出问题，从而带动全局层面政治生态的好转，例如：当前党和政府强力反腐，效果就非常好，对塑造良好的政治生态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何建华，正义是什么：效用、公平、权利还是美德．学术月刊，2004(10)．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8
法治文化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历史性选择，是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同时先进的法治文化又能促进社会建设进步发展。对于中国法治文化，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界定法治文化？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文化？法治文化发展的基础是什么？这是需要回答的最紧要的问题。对于法治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离不开这样一个规律：从硬到软，从外在到内在的发展与转化。即从法治实践到法治文化的转化，而前提和基础在于在法治实践过程中，公民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
一、当前法治文化发展的困惑
法治文化不同于法律，它之所以称为文化是因为通过法治文化教育可以提高群众对于法律的理解能力和态度，理解能力是法律实行程度的技术性因素，而对法律的态度则意味着是否愿意运用法律来分析问题，来寻求法律的保护。目前我国法治文化建设中的阻碍就是人民法律意识的淡薄，这种淡薄不在于知识层面，更多的是思想上的忽视和态度上的淡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群众参与性不高
法律制度作为人们行事的准则、行为的衡量标尺，其最基层的执行过程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按照法律进行的日常行为活动。但是，就我国目前的执法情况和法治文化社会化建设而言，人们的参与性不高已经成为了这些的短板，严重影响着这些工作的效果。近几年，政府对法治文化建设的投入逐年增大，建设了不少寓教于乐的法治文化场馆，但是群众“买账”的不多，是曲高和寡还是敬而远之，值得深思。
（二）文化红红火火
人民群众从古到今的“包青天”情节推动者工作的蓬勃发展，诚然是中国社会管理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创新探索，也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途径。但是绝不是一个崇尚法治的社会所应大规模出现并形成文化的一种现象。
（三）时有发生
公共场所发生的个人纠纷和个别冲突，都有可能成为社会戾气的出气孔，越来越容易引发规模不等的“”。显然，出现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透过“小事”引发的所谓，看到大的问题，群众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选择采用过激手段来处理问题，难道紧紧是权利意识的苏醒吗？
二、从文化的角度看法治文化的病症
目前存在于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或法治文化发展中的重大阻碍就在于人民群众对于法律思想上的忽视和态度上的淡漠。从文化的角度进行分析，究其根源，还在于延续几千年的“人治”思维和文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从行政的角度出发——强权意识
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等级伦理和国家本位观念。等级伦理产生于也服务于封建专制统治，在等级伦理下，不可能形成追求公平、正义、权利和自由的行为模式，与现代法治精神有着巨大的矛盾。国家本位观念是国家权利膨胀的产物，必然会导致“家长制”、“一言堂”高度集权的人治国家的基础。这种君权至上，皇权神圣的国家主义与等级观念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强权意识”。“强权意识”使权力绝对化，权力呈现出放纵状态，法律制度毫无约束力。社会力量的软弱进一步使权力恶性膨胀，法律形同虚设，其制约力被消失殆尽，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导致暴力抗法等的根源之一。而老百姓受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司法合一的体制影响，认为司法机关就是衙门，司法人员就是官老爷，所以避之不及，哪能想到去寻求司法救济？
（二）从规则的角度出发——宗法意识
以宗法血缘关系为根基，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宗法制度的存在与发展，使人们的一切行为模式、心理状态都受到这种社会结构的制约。在宗法意识统治的熟人社会里，游戏规则就是“看谁有人”。人们交往只需凭关系，人情、风俗、习惯、道德、伦理、行政命令等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法律不易被接受甚至被排斥。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下，社会呈现出以下特点：第一、社会成员现代法律意识和法律知识普遍缺乏；第二、人们发生了纠纷多不愿通过法律途径解决，找熟人通融或说和是常见的处理形式；第三、讲关系、重人情、裙带之风盛行，一个案件即使处理得再公正，输官司的一方都要无奈地感慨“人家上边有人”；第四、执法者的执法权经常成为为亲友解难的工具，因此，“案子一进门，双方都找人”，“打官司无非打关系”并非虚言。
（三）从维权的角度出发——青天意识
“开封府”、“包青天”是深刻在群众脑海中有关古代执法者的最直接的印象或者说是“青天意识”。“青天意识”也是“强权意识”的一种延续，实质上是一个不法的强权官员或势力被另一个更为强权官员或势力所惩治，包拯有铡刀，钦差大臣有尚方宝剑，均代表着皇权。现代社会，当行政或司法权利公正处理某个事件时，百姓或下跪喊“青天”或赠送锦旗的现象比比皆是。更有学者认为“青天意识”是访民不断上访的原动力，一部上访史，或许就是一部血泪史，但许多人趋之若鹜，是真的基层执法不公、无冤可诉还是传统观念使然，已难以分辨，关键还在于百姓的心态与看法。
三、法治文化的前提和基础在于公民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
当代法治文化至少包括四种意识：一是崇尚法律的意识，二是遵守法律的意识，三是运用法律的意识，四是维护法律的意识。其中处在首要位置的是崇尚法律的意识，它反映着人们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是法治能否真正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我们应从法治文化的基础即公民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出发，着力思考如何培养法治文化，繁荣法治文化。
（一）统一一个思想，从外在到内在
所谓“物质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的法治实践现状同样决定着法治文化这一上层建筑的发展方向。有人认为“法治文化是为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经过长期历史积淀而成的共识性的法治价值观，以及由这种价值观支配的法律规范和法治实践活动的总和。”也就是说，先有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上广泛而全面的法治实践，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到“形成共识”，才有法治文化。所以法治文化是一个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系统而全面的历史性工程。从解决前文所述法治文化发展的困境和传统文化的阻碍出发，也同样需要“从外在到内在”的转化过程，首先是由政府与民众的互信开始，即政府依法行政，做到公正、公开、透明、及时，率先垂范；然后是民众的法治实践推动，引导依法维权，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及不懈的普法宣传，转变其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最终促进崇尚法律、遵守法律、运用法律、维护法律等四种意识的形成。
（二）抓住一个关键，从政府到民众
培植当代法治文化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坚持“三个至上”即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其中宪法法律至上是法治的最基本理念，人民利益至上是法治的最根本目标，党的正确领导为法治的推进指明了方向。基于中国国情与实际，作为党领导之下的政府来讲，法治文化的培育与发展，显然是以宪法和法律为依据，以人民利益为目标，切实推动法治政府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更为重要的是要使法律通过公平公正的执法和司法过程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使得法律真正融入民众的社会生活中，使得民众了解法律，熟悉法律，信任法律最后达至信仰法律。为什么讲法治政府建设或依法行政是法治文化建设的一个关键？中国法治属于政府推进型的道路，对于受几千年传统文化熏陶的普通群众来讲，只有政府率先垂范，忠于法律，信奉法律，严格执行法律，法治才能根深蒂固。政府不依法办事，甚至带头违法，这不仅侵犯了个人和社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影响了人们对法律的看法和尊重，表率没起好作用，群众对于法律的信心和法治信仰就完全崩溃了。
（三）坚持一个原则，从继承到创新
就是要坚持在继承传统法文化优点和精华的基础之上，不断创新，发展出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少诉、谦让、崇礼、宽严相济、尊重道德习惯、追求和谐等特点法治文化。宗法意识、熟人社会，同样具有可取之处，熟人社会，情理社会要求做人做事及其判断不单从理性、逻辑的思维和制度的角度考虑，还要从具体情境和个别性考虑，如合情合理、通情达理、酌情处理等是处理问题的常用方法。基于此种理论创新发展而来的现代法治文化“调解文化”，不仅担负着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的功能，而且还担负着解决社会矛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讲到创新，不仅是对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对于承担弘扬法治文化重担的普法工作来讲，同样需要创新。26年的普法经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成的全过程。弘扬法治文化赋予了普法工作新的生命力，做好这项工作必须拓展思路，创新机制和手段，灵活运用多种形式和方法，推进法治文化与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道健康发展，使法治精神更加深入人心。
法治的生命力在于法律对群众的价值，在于公民对法律的情感和态度，正是对法治及其法治文化所蕴含的价值的认同，才使社会主体选择和信仰法律和法治，法治文化才能健康蓬勃发展。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9
关键词：礼；原始宗教礼仪；规章制度；行为规范
中图分类号：B92
文献标志码：a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7.03.02
当代法制化建设离不开国家权力的推动，然而，仅仅依靠国家权力推动的法制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由于其立法理念完全来自于西方，没有充分着眼于中国国情，对社会现实需求的重要性重视不够，从而造成中国人对于法律的敬意缺失，使得法律无法获得应有的尊严。因此，中国当代法制建设除了要更加大胆吸收西方法学理论之外，还要更加着力发掘传统法学思想，使之具有更加明显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以适应当前法制建设的需要。就中国传统的“礼法文化”看，其神圣性的形成就与宗教意识的影响分不开。即如西方近代研究法学的著名专家哈罗德・J・伯尔曼在其《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式》中所指出的，法律必须具备原有的神圣性，而法律的神圣性生成与及其敬畏心态的影响分不开。这种神圣性就来自于宗教敬畏心态的作用。在伯尔曼看来，法律与宗教关系密切，法律产生于宗教，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法律与宗教又相依相成，没有宗教就不可能有法律。通过信仰才能让法律抵达人心，只有高度弘扬法治精神，法治方能“形神兼具”。他强调指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1]。应该说，伯尔曼的这种思想对探讨中国古代“礼法文化”的形成，是非常有用的。远古时期，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因此，中国古代原始宗教意识与最初的“礼”，即“法”的生成密切相关。传统的“礼”，即“法”，就形成于原始宗教意识，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从文化形态存在的历史看，宗教最久远，而“礼法”则最迟。要从根本意义上看，建立一个法制社会，必须要先推演到宗教的确立。宗教的敬畏心理是“礼法”生成的基础。的心理基础是一个超越人类的“神”与“天”的存在，“人”匍匐在“神”与“天”面前，财富、地位、权力甚至自以为了不起的思维、推理、逻辑等等都是渺小的，在“神”与“天”面前，“人”微不足道
。信仰宗教，必须无条件信仰一个超越的“神”与“天”的存在。有了一个超越的“神”与“天”，“人”都是“神”与“天”的仆人，自然就少了争端。增强了遵守“礼法”规范的自律性。社会规范，行为准则，具有引导性与强制性，必须依赖敬畏力。缺乏道德自律，缺乏宗教敬畏，或者有私人的目的，他们可以利用“礼法”这个制裁工具，为所欲为，“无法无天”，“草菅人命”了。所以，在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制定社会规范中具有其特殊的意义，是制裁的永久根源。即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代从人们关于他们本身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人们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归根到底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2]宗教意识的形成，离不开现实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生活条件，就有什么样的宗教意识。也就是说，宗教意识同“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人”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水平密切相关。与此相应，其时所产生的原始宗教意识也是极为朦胧神秘的。同时，宗教意识与其他意识形态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某种意识，包括某种文化形态，要想获得神圣性与权威性就必须依附于之上，中国传统“礼”“法”的起源也是如此。可以说，原始宗教敬畏心态是精神文化的精神内核，包括“礼”“法”在内的所有传统文化形态，其合法性、权威性与神圣性的取得，都离不开原始宗教意识与宗教活动、宗教敬畏心态的作用。
法律的意识形态篇10
[关键词]法社会学；法律逻辑；概念与特征；思维形塑功能
一切与法律相关的理论或实践行为的产生，都源自于对法律这一特殊社会规则的恪守与践行。在调解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社会规范集合体中，法律规范虽然不具有唯一性，但是却具典型性和重要性。这不仅源于法律规范自身所具有的普遍性、阶级性、规范性和国家强制性等特质，而且还与它在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规范以其特有的社会控制功能维护并巩固着其所依赖的经济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基于此，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范，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存在着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逻辑起点和思维方式，而且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的思维存在形式及思维运行规律；与此同时，这些特殊的思维逻辑特质也会对整个法学学科体系和法律实践活动以及意识产生一定的思维形塑功能。
一、逻辑的概念与本质
“逻辑”一词与人的主观思维有密切联系。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逻辑总是被等同于思维，研究逻辑就是研究人的主观思维或者意识观念反映出来的思维存在和方式方法。但是，依据辩证唯物主义理论，这种观点实际上片面的。虽然思维本身虽然变幻莫测，难以捉摸，但是，它在自身的发展、变化、完善过程中总是会呈现出一定的稳定性和规律性，那么，从这一点来看，思维具有相对的客观性。进一步讲，思维呈现出来的相对的客观性和其所依赖的社会存在或者物质世界的逻辑息息相关。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并服务社会存在。一方面，意识、思维、观念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总是会呈现出可以被人类掌握和认识的规律性，另一方面，意识、思维、观念等的这种规律性时时刻刻会受到社会存在或者物质世界逻辑的制约。倘若不承认这一观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和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
列宁给予逻辑的定义，否定了逻辑的纯粹意识性或纯粹思维性，而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揭示了“逻辑”一词的物质性、客观规律性。概而言之，从概念内涵的角度来看，逻辑就是客观事物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内在原理。从概念外延的角度来看，“逻辑”包括物质世界的逻辑和意识世界的逻辑两个层面：物质世界的逻辑决定着意识世界的逻辑；意识世界的逻辑服务并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的逻辑。那么，逻辑的本质是什么？一言以蔽之，逻辑的本质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任何一个社会组织或者个体在参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因为客观环境（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主观能力（信息数量和质量、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限制，他们都不是每时每刻都与自己所认识的对象亲密接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依靠逻辑思维形式（概念、命题和推理）及其基本规律进行判断和推理的，从而来完成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的本质就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工具。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通过遵循科学、规律，发掘存在于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中的所有事物及其相互关系，而且由已知获得未知的过程。
二、法律逻辑的概念
法律逻辑是法律这一社会规范在其产生、发展、消亡过程中凸显出来的思维存在形式及其规律。如前所言，思维本身变幻莫测，而且存在的形式及其规律往往复杂多变，所以，对于法律思维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我们唯有从不同的层面剖析之，才能科学认识和把握。需要说明的是，在法治实践中，法律逻辑的基本概念必须要符合本民族国家的历史逻辑、政治逻辑和社会逻辑。
（一）横向层面与纵向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
1、横向观之，法律逻辑就是法律思维的基本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法律思维的基本存在形式即法律概念、法律命题与法律推理，基本规律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一方面，法律思维的基本存在形式及其规律是建立在普通逻辑思维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基础之上的，不能违背普通逻辑基本的存在形式及其基本规律；另一方面，法律思维的存在形式及其规律必须时刻体现法律的基本特性、功能、规律和价值取向。
2、纵向观之，法律逻辑可以升华为法律在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中折射出来的具体的、历史的思维存在与发展规律。因为，基于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理论，“思维的逻辑与思维的历史的关系，归根到底是主观与客观的关系；认识的逻辑，不过是客观世界发展的反映形式。离开客观世界的物质基础的逻辑范畴，是不可思议的，是抽象的、空洞的、毫无意义的”。所以，进一步讲，法律的这种纵向层面的思维存在与发展规律依赖于其所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深入到法律这一客观事物本身所依赖的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去，那么我们就可以发掘、认识和把握法律在这一历史时期所表现出来的思维存在形式与规律。这恰恰是法律逻辑在纵向层面表现出来的内涵。
3、横向层面的法律逻辑具有共时性和普遍性特征，它体现了法律这一客观事物在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式与规律，这是法律全球化的逻辑基础；纵向层面的法律逻辑具有“历史性”和“民族性”，它体现了法律这一客观事物在拥有差异性的自然和人文环境的不同民族国家中存在和发展的特殊形式与特殊规律，这是法律地方化的逻辑基础，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任何一种企望可行的法律制度，都必须力图把具有地方性想像意义的条件的存在结构与具有地方性认识意义的因果的经验过程勾连起来，才可能显示出似乎是对同一事物所作出的深浅程度不同的描述”。
（二）静态层面与动态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
1、静态观之，法律逻辑体现为法律这一社会规范经过长期的演进、发展、运行过程中业已形成的、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表现的较为稳定、保守的法律思维存在形式及其规律。譬如，某个具体的法律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而逐渐沉淀为一种被视为普遍性的基本概念，比如民法中的“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刑法中的“罪刑法定”等；某种基本的法律推理类型也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变化而逐渐沉淀并被视为“普适性”或者“不会轻易改变”的推理形式，比如“审判三段论”：法律规范（大前提）、客观事实（小前提）、判决（结论）；某种基本的法律存在形式规律，比如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某个在具体的历史时期所呈现出来的、较为稳定的审判思维模式，比如明代以海瑞为代表的地方司法行政人员践行和追求的审判思维模式，这一思维模式曾被苏力先生概括为“公平定理和差别定理”的“海瑞定理”，以及中国当下凸显司法能动性的“情、理、法”辩证统一的审判思维模式。
2、动态观之，法律逻辑体现为法律这一社会规范经过长期的演进、发展、运行凸显出来的、具有一定规律性的思维存在的路径及其变化规律。与静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不同的是，动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是变化着的法律思维路径及其规律。譬如，在某一长时段社会形态同质性很强的历史时期，法律思维存在的路径及其变化规律；或在法律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其与非法律规范之间的思维博弈规律。如中国古代“始于魏、晋，成于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正统”[6]373法律儒家化这一法律演进过程，它一方面展示了中国古代法律思维演进的路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也暗含着中国古代法律与伦理、道德、政治等非法律规范之间的思维博弈规律。再比如，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法官审判思维模式的变化及其规律也可以视为动态意义上法律逻辑的表现。
3、静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具有“保守性”和“稳定性”的特质，它是经过长期演进和发展而逐渐沉淀下来的、被视为一种“普适性”的法律概念、法律命题、法律推理及其内在的稳定的规律，它不仅维持和巩固着法律规范系统内部的统一性与保守性，而且也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法律移植和同一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律继承奠定了逻辑基础。动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具有“变化性”和“可塑性”的特质，认识和把握民族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变化着的法律思维路径及其规律，可以为民族国家的法律制度的完善与法治思维方式的进步提供历史性的逻辑依据。
（三）政治国家层面与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
1、在政治国家层面，法律逻辑是政治国家为实现其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在依靠法律治理国家与社会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及其规律。“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7]5“国家的本质特征，是和人民大众分离的公共权力”。在依靠公共权力推进和建构下，法律逻辑自然带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政治性和强制性，而且，还与本民族国家特殊的历史逻辑与政治逻辑密切相关。政治层面的法律逻辑一般集中体现在民族国家的宪法法理和宪法体制中。
2、在公共社会层面，法律逻辑是指，公共社会的非公权力主体在与法律的制定、实施、运行过程发生的直接或间接的合作与对抗中，为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自发形成的规范化的思维方式及其规律。“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9]197简单言之，公民最关心的往往是与其利益相关的事情，涉及到国家层面的战略性、政治性很强的事务，在他们看来，虽然不能说是虚无的，至少可以被视为是不重要的。与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概念相比，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带有很强的自发性、私益性和社会性，它一般集中体现在公共社会的法律意识、守法状态以及日常行为习惯中。
3、政治层面的法律逻辑以其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性凸显着政治国家法治层面政治需求与政治层面的法治需求；公民层面的法律逻辑以其典型的自发性、私益性和社会性凸显着公共社会自身的法律需求与政治需求。较之法律逻辑的纵向、横向层面和静态、动态层面，法律逻辑的政治国家层面与公共社会层面的概念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与对抗，甚至须臾不可离。在良性互动的情形下，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为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指明正确的政治方向和法治方向；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可以为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注入新的活力和提供合法性的社会支撑，两者会暂时的实现“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统一。在激烈对抗的情形下，政治国家层面的法律逻辑便会失去公共社会的信任，公共社会层面的法律逻辑或者遭受政治国家的压制，或者依靠改良、革命的手段来获得政治国家的认可与支持，两者则会暂时的出现“上下衔接失范”的局面。
三、法律逻辑的特征
法律逻辑的特征不仅依赖于法律这一社会规范自身的特点、功能、历史发展、价值取向，而且还依赖于它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弄清楚法律逻辑的特征，我们才能更加深入的认识和把握法律逻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法律逻辑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一）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严谨、坚定、刚性的规则意识是法律逻辑区别于道德逻辑、政治逻辑最为集中的表现。一个具有典型法律逻辑思维的法律职业主体，他所具有的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可以包括：对规则的恪守与维护；对规则合理性、正当性、公平性的关怀与思考；对规则正当实施和权利救济的期待；对规则治理功能的信仰。这里的规则不仅仅包括法律，它可以囊括具有稳定性、规范性、可操作性、公平正义价值取向的一切社会规则。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是法律逻辑的首要特征，具有根本性和原则性。它是法律逻辑其他特质的基础。在实践中，那些被世俗讥讽为“呆板”、“不懂得变通”、“恪守规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事实上就是法律逻辑所特有的规则治理理念的典型表现。
（二）行走在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是（物质上及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理念，但是，通过‘理念’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经常如铁路上的转辙器一般，规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推动着行动”。在规则治理理念的支配下，法律逻辑思维外化为具体的行为方式，那便是：面对任何事件，始终在法律规范、客观事实和合理合法证据之间建构着三者之间的联系，寻找规范依据、发现事实真相、重新分配权益、实现公平正义，践行规则治理的基本理念。在司法审判中，具有古老意义的“三段论”模式时常是法律推理的基本形式：法律规范（大前提）、客观事实（小前提）、判决（结论），事实上，将这种三段论正当化、合理化的平台恰恰是合理合法的证据链条，而这三者综合起来便就是法律逻辑的这一特征：行走于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
（三）对权力、身份、地位的拒斥。这一特征既是法律逻辑内在特质衍生的结果，又是人类社会法治发展历史选择的结果。一方面，以规则治理为基本理念，且外化为行走于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意味乃至决定着法律逻辑必须要凸显另一特征：对权力、身份、地位等非法律因素天然的拒斥。另一方面，纵观人类社会法律的发展史，法律的推行始终面临着与各种非法律因素的合作与抗衡，也就是说，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法律必然会与诸如政治权力、道德观念、宗教规范等上层建筑的其它构成要素进行博弈，所以，在逻辑层面，法律逻辑也必然与政治逻辑、道德逻辑、宗教逻辑等发生摩擦与合作。在某种程度上，法律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一部与权力、身份和地位的合作、抗争抑或媾和的历史。不过，即便如此，人类社会的法律如何发展，直至今天，它始终坚守着正义的底线以及捍卫着人类社会的终极文明，原因就在于：至少在应然层面，出于对规则的恪守以及对公平正义的维护，法律逻辑时刻都对权力、身份、地位等这些可能会对规则以及公平正义产生挑战与威胁的事物保持高度的警惕，乃至拒斥。对权力、身份和地位的天然拒斥，是法律逻辑理性化的表现，而且与法律本身捍卫的终极价值目标须臾不可离。
（四）多变性与稳定性。纵向层面与横向层面的法律逻辑以及静态意义概念与动态意义上的法律逻辑概念，它们皆凸显了法律逻辑的一个历史性特征，即稳定性与多变性。依据法律逻辑特征的内部体系而言，法律逻辑的稳定与多变也是法律与权力、身份和地位之间抗衡、合作乃至媾和过程的典型表现。
1、与法律制度本身相比，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具有较强的多变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与思维本身的多变性与难以捉摸有很大关系，“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11]72所以，思维、观念等都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与法律规范的操作性、实用性有很大关系，“徒法不足以自行”，只保留在纸面上的法律规范实乃一纸文本，缺乏制度和人事的保障，便会变成一纸空文，所以，与其他社会规范相比，法律规范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实用性，而这种操作性与实用性便赋予了法律操作主体（执法者、司法者）很强的主观能动性。如此一来，有了法律操作主体的介入，以及为了应对复杂多变的法律现象和实现法律规范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目的，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肯定要变得更加灵活和多变，比如：法律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与时俱进；法律推理的方式和方法也要不断迎合民族国家的政治需求和社会需求。
2、法律思维的存在方式在多变的情形下始终会呈现出一定规律性，这又凸显了法律思维的稳定性。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与思维本身的稳定性有着密切联系，思维虽然瞬息万变，但是，它一旦趋于成熟，便不会轻易改变，否则每一个思维主体便会变得难以捉摸，无法被认知，法律思维也是如此。另一方面，这与法律制度本身的稳定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一般意义上，我们只需在某一长时段的、社会形态同质性很强的历史时期内的法律文本中就可以发掘出法律规范在此历史时期表现出来的“普适性”的存在形式，而法律制度是法律思维依托的载体，恰恰会折射出具有稳定性的法律思维。比如，尽管中国古代的法律制度和文化伴随着朝代更替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变性特点，但是，无论如何变化，它始终保持着方向和结果的稳定性：在发展方向上，礼法合一趋势明显；在结果上，将具有个性化、依靠内心自律和社会舆论实施的“道德”、“伦理”与具有普遍性、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法律”融合起来，逐渐造就了中国古代社会控制的独特方式：即用消极的“刑”与积极的“礼”共同规制人们的行为，实现政治的稳定性。而且，恰恰是这种稳定性凸显出了中国古代法律文明的独特性，且与西方文明区别开来。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多变的法律存在方式中，发掘其合乎民族国家政治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稳定性因素。
（五）社会性与多元性。法律逻辑的社会性之于多变性与稳定性；多元性之于法律逻辑的社会性以及法律逻辑在政治国家与公共社会层面具有的特殊性内涵。
1、法律逻辑的社会性。法律逻辑具有多变性和稳定性，对于法律思维存在规律的发掘，单单依靠对法律文本的描述和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唯有从法律的实施、运行、遵守的具体过程中才能发掘出法律逻辑的具体的存在方式及其规律。这就是法律逻辑的社会性。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深入社会关系，在法律实施、运行和遵守的具体的细节过程中观察、体验和捕捉法律逻辑具体的存在方式及其规律。就某一个历史时期而言，一方面，从主体的角度而言，法律制定主体（立法者）在制定、认可、修缮法律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法律实施主体（司法与执法者）在具体的操作法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守法主体在认知法律和服从法律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思维方式等，这些都必须成为发掘法律逻辑过程中必须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从客体的角度来看，法律制定、实施和遵守所依托的具体的制度和机构，包括立法、司法、执法机构之间的职能分工逻辑、立法程序、司法程序、执法程序、守法服务程序等，这些载体所暗含着的思维存在及其规律也必须被关注。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超越法律文本，最终发现“活”的法律在实施、运行和遵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具体的、可以被认知、把握的思维存在。
2、法律逻辑的多元性。一方面，因为法律逻辑具有社会性，而且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结构本身就蕴含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阶层、社会文化、社会组织、社会制度，所以，国家层面的法律在与这些纵横交错的社会结构发生联系时必然会衍生出多元化的法律思维存在形式。另一方面，法律逻辑所具有的政治国家层面和公共社会层面的概念内涵也赋予了它自身的多元性特质，至少，它不具有一元性，因为法律逻辑始终在政治国家和公共社会的矛盾统一中寻找平衡，它既要迎合国家意识形态的需要，又要顾及公共社会自身的自发性的思维逻辑，所以，它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回旋的余地，也就是多元特质。
四、法律逻辑的思维形塑功能
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思维与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并服务于社会存在。法律逻辑的归宿便是服务于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来发挥自身对法学学科体系逻辑、法律实践活动逻辑以及法治社会规则意识的思维形塑功能。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法学学科体系逻辑起点的形塑。法律逻辑形塑着法学学科体系的逻辑起点。任何法学分支学科体系的建构必须要遵循法律逻辑的要求。法律概念、法律命题、法律推理不仅要符合普通逻辑的一般要求，还要符合法律逻辑的特殊要求，概念必须要遵循主观性和客观性的统一；命题必须要客观真实；推理必须符合逻辑基本规律。再者，法学学科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例如民商法、经济法、社会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的构建不是杂乱无章的，它们必须要遵循法律概念、法律推理和法律命题的形式规范，而且各个体系内在的逻辑构成要符合法律逻辑的一般要求。
（二）法律实践活动逻辑的形塑。它形塑着法律实践活动的逻辑思维存在和思维运行规律，使一切法律实践活动都能在公平正义的轨道上正常运行。一般来说，法律人应该具有的典型的法律逻辑，就是要在遵循一般逻辑思维存在和运行规律的基础之上，在法律规范、客观事实以及证据之间进行科学、合理的推理、论证和定论，坚决杜绝一切非法律因素的不合理的介入，以维护法律体系的科学性、系统性以及法律应有的价值追求。尤其在诸如侦查和审判这些会对法律结果产生重要影响的司法活动中，逻辑思维的科学与否往往会对案件的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产生直接性或重大影响。在司法侦查实践中，之所以会出现冤假错案，除了裸的权钱交易滋生腐败之外，主要原因在于：司法人员往往在“有罪推定”和“重口供、轻证据”这两个主观性和臆断性较强的思维观念影响下，并辅之以诱供乃至刑讯逼供的手段，从而得出了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和法律事实的结论。所以，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司法侦查人员必须要严谨、科学的行走在法律规范、客观事实、证据之间，三者不可分割，否则因错误推理导致的冤案、错案在所难免。在司法审判实践中，法官必须要具备基本的法律逻辑思维，在浩如烟海的卷宗中，抽丝剥茧，理清事实、法律规范和证据之间的合乎逻辑和正义的联系，避免“先入为主”的思维怪圈，如此才能为公平、正义的审判奠定思维逻辑基础。
（三）法治社会规则意识的形塑。社会规则意识的形成和延续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典型表现。从积极的角度而言，人类可以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社会规则约束自身的行为，并通过社会规则推动社会的前进；从消极的角度而言，恰恰是因为有了规则，有了标准，人类社会的行为才不至于变得杂乱无章。规则本身属于意识的范畴，它依赖于自身产生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又对其具有强烈的反作用。对于法治社会而言，法律逻辑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法治社会的物质环境，同时，它又反过来为法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服务，其意义在于造就社会各个主体的规则意识，尤其是法律规则意识。基于此，造就规则意识也是法律逻辑之于法治社会的思维形塑功能。
五、结语
法律这一社会现象不仅存在着符合自身发展规律的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而且还具有不同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殊的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这一思维存在形式及运行规律的集中体现就是法律逻辑。我们必须立足实践和理论两个视角多层次、多维度的认识和把握法律逻辑的基本概念、特征及功能；我们既要看到理论视角下的法律逻辑概念、特征及功能的一般性意义，又要看到实践视角下的法律逻辑概念、特征及功能的特殊性表现。对于一个民族国家而言，要想建构一个科学合理的法律逻辑理论体系，并使之在本民族国家的法治理论和法治实践中真正的发挥思维形塑功能，那么，应该从三个方面努力：一是，要从符合自身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社会逻辑的国家治理实践和法治实践中来发现、挖掘以及完善法律逻辑概念；二是，要从自身特有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中认识、理解和把握法律逻辑展现出来的一系列特征：规则治理的信仰，行走于规范、事实和证据之间，对权力、身份和地位的拒斥，多变性和稳定性，社会性与多元性；三是，以实践为导向，以制度为保障，来充分发挥法律逻辑对法治实践和法治理论的思维形塑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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