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托管的政策篇1
为贯彻《住房公积金条例》，促进住房消费，进一步推进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简化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手续，降低借款人费用，经研究，自2000年5月1日起，对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政策进行调整，现将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对于购买经济适用住房的借款申请人，不再进行审核评估。经办机构认为需要的除外。
二、个人住房担保委托贷款房屋财产保险由抵押人自愿购买，经办机构认为必须的除外。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2
摘要：政府会计准则制定机构以及大多数学者对政府会计目标的阐述都强调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即“受托责任观”。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存在的基础，政府的受托责任表现在公共事物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所有的政府财务报告都以受托责任为依据。笔者认为，应该从政府会计的信息使用者及其需求出发定位政府会计的目标为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即“决策有用观”。
一、有关政府会计目标的述评
有关政府会计目标的讨论集中表现在对政府财务报告目标的论述中，它有“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两种观点。
nCGa在1982年1月的第一号概念公告《政府单位会计与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中明确指出，政府及政府单位财务报告的全面目标是为、和社会决策以及受托责任控制和财务管理提供财务信息，为评价管理和组织业绩提供依据。美国GaSB在1987年5月公布的第1号概念公告《编制财务报告的目标》中对政府会计目标作出了权威性的规定“政府的财务报告应该提供信息帮助使用者评价受托责任，并做出经济、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决策……受托责任是最高目标，其他目标都来源于此。”[1]美国GaSB将受托责任作为政府会计与报告的基本价值取向，将受托责任作为基本目标，它生成了“为做出有关受托责任的决策提供有用信息”的其他目标。国际会计师联合会公立单位委员会在1991年3月公布的第1号研究公告《中央政府的财务报告目标》中认为：“财务报告应当证实政府或单位对财政事务和信托资源的受托责任。”陈立齐教授和李建发教授认为，政府会计最高层次的目标是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贝洪俊（2004）认为，政府会计的全面目标是帮助政府履行公共受托责任，为经济、社会和政治决策以及评价管理和组织业绩提供信息。从以上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政府会计准则制订机构及大多数学者对政府会计目标的阐述都强调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即“受托责任观”。
与美国相比，澳大利亚的政府会计目标是提供对使用者做出和评价有关稀缺资源配置的决策有用信息[2]。澳大利亚坚持决策有用性能够概括受托责任，一般目的的财务报告实现了决策有用目标的同时，也就成为履行其对使用者会计受托责任的一种手段。另外，新西兰政府的财务信息披露目标主要是决策有用性。
如果说会计目标的研究以“决策有用观”占上风的话，那么政府会计目标的研究则是“受托责任观”占绝对优势。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对政府会计目标的讨论大多是从政府会计的特点出发，因为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存在的基础，政府的受托责任表现在社会公共事务管理活动的全过程，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是政府会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是因此就以反映政府的受托责任作为政府会计的目标未必妥当。
二、政府会计目标确定的因素
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会计目标就是这个信息系统所应达到的某种境地。具体说来，会计目标定位涉及的主要是描述“会计应该为谁提供什么样的信息”。因此，合理确定会计目标，需要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范围；二是这些使用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下面从这两方面对政府会计进行分析。
(一)政府会计的信息使用者
按与政府的“利害关系”，政府财务信息的使用者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公众（包括纳税人、选举人、投票人和政府服务对象等）；②立法机关和其他监督团体（人民代表大会、审计机关、税务机关、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等）；③现时的投资者和债权人；④经济和财务分析及评级机构；⑤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⑥其他政府、国际机构和其他资源的提供者；⑦内部管理者。
上述的①、②、③、④类的信息使用者都是因为受托责任[3]而产生的，公众以及现实的投资者和债权人与政府有着直接的委托关系，立法机关和监督团体则是受公众委托监督政府受托责任履行的代表，而经济和财务分析及评级机构则要通过对政府会计信息的评价、分析向其他使用者（包括立法者、公众、资源提供者等）传播信息。
而其余几类信息使用者并非因为受托责任关系而产生对政府会计信息的需要，潜在的投资者和债权人并没有与政府有正式和确定的委托约定，他们只是希望获得一些有助于经济决策的政府会计信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以及我国加入wto的背景下，政府作为世界经济及政治中的成员，有义务向其他政府、国际机构提供政府会计方面的信息；而且政府内部管理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等也需要政府会计信息，以便有效履行他们的管理和决策责任。上述几类信息使用者即使跟政府不存在委托受托责任关系，仍然对政府会计信息有需求。
(二)政府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
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广泛的，不同的使用者有着不同的财务信息需求，他们需要政府披露不同的财务信息，以作出相应的决策。总的来说，政府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信息需求主要有以下几类：
1、公共受托责任的信息需求
政府作为资源或资金的受托方，一旦接受了对资源运用和管理的权利，他同时就承担了向资源提供者（委托方）报告资源受托管理情况的责任。为了解脱受托责任，政府需要提供以下信息：①忠实受托责任[4]信息，它要求政府提供预算执行情况及结果的信息以便公众评价政府是否按照法定预算、法规或合约（如拨款、财务限制条款）取得和使用资源。②政府整体财务状况的信息。③政府提供服务的努力程度、成本和成就的业绩信息。这些信息需求都是从直接由公共受托责任派生出来的。
2、预测政府能力的信息需求
政府需要披露信息以说服潜在的投资者（如债权人、供应商和财务援助者）为其提供财务资源。潜在的投资者需要会计信息预测政府履行合约的能力，以便作出是否把资源委托给政府的决策，在作出这种决策之前，受托责任关系是不存在的，因此这种预测信息的需求并不是由受托责任引起的。只有当潜在的投资者与政府签定合约后，关于受托责任的会计信息才被用来监督合约的履行。
3、衡量的信息需求
国外政府以及国际机构需要有关的政府会计信息，大多是想通过别国政府财政财务活动的性质、范围和程度以及结果等考察其对整个世界经济的影响，以便作出一些、经济决策。
4、加强内部管理的信息需求
政府内部的管理人员、政策制定人员等也需要政府会计信息，以帮助他们进行管理和制定决策。
三、我国政府会计的目标——决策有用性
笔者认为应该将政府会计的整体目标界定如下：向政府有关的信息使用者提供对经济和政治决策有用的信息。即政府会计目标的“决策有用观”。
首先，如果仅仅把政府会计的目标定位为评价受托责任，会计目标只是满足资源委托人或出资者的信息需求，忽视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未免过于狭隘。而笔者主张的“决策有用观”则是针对政府会计信息的所有使用者，它强调提供跟决策相关的一切信息而不仅仅是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方面的信息。政府会计的利益相关者广泛而复杂，除了公众、投资者、捐赠者、贷款人等与政府有委托关系的相关者外，其他政府、国际机构、内部管理人员等等都是政府会计信息的使用者，他们未必都与政府有委托受托关系，但是他们同样需要政府会计信息。而且政府与不同，它具有广泛的责任，政府会计不能像企业那样，只为与它有明确利益联系的委托人提供信息，保护他们的财务知情权，以便解脱自身的受托责任，政府会计应该有更高的目标追求，应该把会计目标定位在向整个社会提供有价值的信息产品，从而使所有利益相关者因之受益。当然，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成本效益原则”及“重要性原则”。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3
摘要：政府管理创新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一种充满不确定性的新的探索。如何检验政府的一种改革是否为创新，是政府管理创新成败的关键。本文提出了可供检验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如下准则：帕累托准则、补偿原则、激励相容性准则、时间一致性准则以及最大化最小值准则，并论述了各个准则的适用范围。
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下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如何来判断政府管理的一项改革是否为创新呢?目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理论界都没有给出完整、系统的说明。这种判断准则的缺乏导致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领域，结果是不时出现一些“伪创新”。本文总结和归纳了判断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几个理论准则，目的是从理论上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
一、帕累托准则
本文所指的帕累托准则由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两个概念构成。帕累托原则，就是资源配置从一种状态变到另外一种状态，至少应该使一个人的福利变好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变坏。由帕累托原则出发，可以定义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论进行怎样的调整，若不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降低的话，就不可能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获得提高。帕累托最优表明了资源配置的一种均衡状态。从理论上说，经过不断的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最终会实现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原则可以作为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评判准则，关键在于帕累托原则的鲜明特征。个人福利水平的价值判断和加总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一个特征。帕累托准则建立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比较的基础上。而在考虑社会福利水平时，它是建立在个人的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即个人主义的福利原则：在比较不同社会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差异时，只有个人才知道自己的偏好因而只有个人才能判断哪种状态的福利水平更高。这一限制性条件表明，政府管理改革时，应该尽可能地使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判断，并将这种判断作为改革的一种决定因素，而不能只由某些人代为判断和作出决定。
能力取向的价值判断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二个特征。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并不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理想状态。它只是表明，从一个没有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初始态出发，经过一系列的调整，资源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由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无数个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资源配置究竟处于或趋向于哪一个最优点，是由社会行为人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的。因此，帕累托准则只与能力公平相联系，而与结果公平没有任何关系。
配置效率取向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三个特征。帕累托最优只受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的约束，而不受制度约束，它是在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条件既定的前提下，在各种制度安排中寻求产出最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认为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对社会来说是可取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帕累托准则义足限制性最少的一种准则。冈为它将人类社会最为原始和最为核心的问题，即生存问题或维持生存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而将其他问题均放在了从属的地位上。
综合考虑效率改进的结果及其实现条件是帕累托准则的第四个特征。虽然帕累托准则讲的主要是从结果上考虑的效率的改进，但由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条件，因此，在完善帕累托实现条件与环境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自然也就是政府管理的一种创新。事实上，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所提出的大部分政府管理改革的取向、方式与途径，如引进竞争、重新管制、消除外部性与垄断、强化责任等，均是从完善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角度提出来的。
二、补偿原则
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以满足“古典环境”为条件，显然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在政府管理的现实改革中，真正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形非常少见。为了能够对类似于这样的改革做出是否可取的评判，人们提出了若干补偿原则。
1．卡尔多补偿原则。卡尔多认为，在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应该以“虚拟补偿原则”代替帕累托准则作为检验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是否促进了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标准。所谓“虚拟补偿原则”，是指政府管理的一项变动或一种新公共政策的实施，使一部分人的福利获得了提高，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受到损失，但只要福利获得提高程度大干福利受到损失的程度，那么社会净福利水平仍然得到了提高，冈而政府管理的这一项变动或公共政策的实施，就是可取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进。否则就是不可取的。卡尔多补偿原则的特征与帕累托准则的特征十分相近，只是使政府管理的福利效应评判标准更为宽泛了。
2．希克斯补偿原则。希克斯认为，卡尔多补偿原则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这种补偿仅仪足一种虚拟的补偿而没有进行实际的补偿；二是这种补偿仅考虑了一次变动的静态结果，而没有考虑变动的动态结果。希克斯认为，评判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变动的福利效应，不应该仅从一次性变动的静态结果上来考察，而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考察。只要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变动，能够有效地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那么这个社会的财富量就会比变动前增加得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境况都会因为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因此那些在改革过程中福利受损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真实的补偿而不是“假想中的补偿”。
希克斯的这一补偿原则与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是克服了一次性再分配有效而长期无效的问题。这种一次性分配增加社会福利而长期无效的政策主张，正是将社会引向最终无效率状态的最有说服力和最容易获得多数人支持的观点。事实上，福利国家的危机正是这种政策主张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样，实现分配的完全均等化，最终也会导致所有人的福利极大地降低。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上看，希克斯补偿原则要优于卡尔多补偿原则，而且希克斯补偿原则更适合于用来判断
激励相容性所表明的，不仅是应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应按劳取酬或“论功行赏”。这是其特征之一。特征之二是满足激励相容性或理性约束条件的最优机制，本质上是在效率、信息租金与低效率人参与之间所进行的权衡取合。在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最优机制是在高效率人的信息租金与效率之间的取合；而在不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是在信息租金与社会最优产出水平之间的取合。特征之三是激励相容性机制具有自我实施性，因而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特别是监督和计量成本。特征之四是激励相容性可以使政府管理的产出水平或绩效在信自。不对称情形下达到次优状态。特征之五是激励相容性条件保证了直接显示机制是真实的，因而满足显示原理的要求。激励相容性诱致了一个直接显示机制，因此，它能够节约大量和繁琐的人类型甄别问题，因为显示原理表明，委托人只要提供一组简单的契约，其个数至多等于人类型空间的基数，就可以保证该机制的自我实施陛。特征之六是激励相容性涵盖人们通常所说的透明性或信息公开性、降低交易成本或简化行政程序、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绩效预期与绩效管理、公绩制、市场化等政府管理的相关创新途径。
激励相容性准则可以广泛运用于政府管理体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的改革，也可以运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管制、政府工程承包、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环境治理、污染问题的解决等)、内部性问题(生产安全、工作场所环境、交通运输等领域中安全问题等)的管制、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产品质量、安全性、广告真实性)的解决机制以及腐败治理等政府管理领域之中。
四、时间一致性准则
时间一致陛问题，过去一直是困扰政府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决策者的一个难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其归纳为“时间--一致陛问题”，并认为，政府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受制于时间一致陛问题。所谓时间一致性，是指一项公共政策是最优的，它不仅在当期是最优的，而且在以后各期也是最优的。换言之，最优的公共政策必须在以后所有时期都是最优的。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指预先是最优的政策，在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对其形成理性预期并影响个体行为后，此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政策始终是最优的，公共政策的成效明显；而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不一致性的时，原先最优化的公共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次优政策或非优化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就可能会失效。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在于政府管理者或公共政策制定者，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短期政策目标。正是这种政府的短期行为，才使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当社会事物或经济偏离政策目标时，要么政府采用规则的政策，但它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从而难以达到政策目标；要么政府为了追求政策目标，通过相机抉择来“欺骗”公众。但这种通过相机抉择方式选择公共政策时，虽然公共政策能够达到政府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但它却使政府的信誉受到了伤害。
最优公共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于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关于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人们区分相机抉择的政策与规则一致政策之间争论的实质。可以认为，规则一致的政策描述的是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而相机抉择政策描述的是没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按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为约定的手段要么可以得到，要么不可以得到，它本身不是可供选择的目标，因此社会也不能在规则一致或相机抉择政策之间自由选择。
其次，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模型表明，政府如果追求短期目标，从事短期行为，那么，本质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会随政策制订者的变化、随其主观意志或其偏好而变动，社会行为者失去对政府行为的应有预期，不得不在政府各种可能行为中进行猜测，人们感到政府失去了稳定社会行为规则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管理规则随意变动，会在社会中产生政府管理规则不可信的心理态势。这两种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失去信誉而使其政策无效，从而导致政府失去合乎义理性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再次，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提出为解决和理解该类政策和管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角度和心智模式。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时间一致性问题存在于众多的政策方面，如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税收政策问题、公共支出组合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政治动机与政治机制可信性问题、政府管制政策有效性问题、相关制度安排激励取向问题、公共工程的设立与规模、公共事业改革，等等。这些问题纳入到时间一致性框架中来分析，可以得到较为透彻的理解，特别是为判断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真正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准则。
五、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上述各项判断政府管理创新的准则，均是从经济运转的合理性的角度提出的，是一种从“经济规范”到“政府管理规范”的一种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也能够涵盖政府管理的大部分内容，但由于角度不同，必然或很容易遗漏政府管理的某些方面，甚至有时是最为基本的方面。如各种价值的排序问题、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范围以及相关的选择策略等。特别是政府管理创新有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如何在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中进行选择，这是上述各种评判标准中所没有涉及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标准选择的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对上述政府管理创新的判断准则加以补充的，也是能够对策略和标准进行元分析的，是罗尔斯的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罗尔斯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处在原始状态中各方当事人会如何决定选择哪些正义原则呢?罗尔斯提出了三种策略：一是最大化最大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佳可能结果比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为更好；二是最大化最小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坏可能结果优于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三是期望效用最大化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可能收益的估计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的方案，其估计的可能收益大于任何其他可选方案估计的可能收益。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的屏蔽下，人们必然做出“最大化最小值”的选择，即人们必然选择如下的两个正义原则：(1)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的人的同样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如此加以安排，以使它们：(a)既适合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又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b)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各种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这两个原则是以“词典编辑顺序”而被表述的，这表明它们具有优先性的差异。事实上，罗尔斯规定了两条“优先性原则”，以明确两个正义原则中各要素的各自重要性。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4
关键词：村级财务委托问题发展方向
一、村级财务委托的涵义
村级财务委托概念最初起源于本世纪初，是在浙江某市的实践后总结出来的一套较为完善的村级财务集中管理制度。简单来讲，村级财务委托主要指的是“一项委托，四权不变”，其中一项委托是指在保证农民群众自觉自愿的前提下，经过合法的程序，村民在村干部等的领导下集体与更高一层的财务管理中心签署财务管理协议，而“四权”则是指集体资产所有权、使用权、审批权和收益权，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应保证这四项权利不变。具体的做法是：在征求农民同意的前提下，乡镇政府联合组织成立专门的财务管理机构，按照正规的流程，将村级的财务管理委托给管理机构，各村不再设立单独的财务管理部门，从而使村级的财务管理更加正规，避免出现财务混乱的现象，同时能够加强对财务管理的监督，确保财务状况公正、公开，更好的推动农村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农村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二、村级财务委托存在的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向前推进，农村经济取得了较为长远的发展，整个村级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此新形式下，原先的财务委托模式出现了较多的问题，具体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会计工作基础不扎实，业务处理不规范
相较于城市，市场经济的特征在农村地区表现的并不十分明显，从而导致在农村出现的财务经济状况不能完全按照规范的会计方法进行处理，而且受知识水平的制约，大部分农民和村干部对财务管理和会计内容的了解较少，对于相关业务的处理方式不当。另外，由于农村地区发展相对落后，福利待遇较差，所以很难吸引专业的财务管理和会计管理人员，从而出现农村会计委托机构的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普遍不高，组织结构不合理的现象，而且相关人员也很少有机会能够参加专业培训，对财务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了解的较少，执行程序不够规范，从而给农民的合法权益带来了较大的威胁，腐败现象很难得到有效遏制。
（二）财务管理程序不规范，民主理财透明度不高
村委会一般在村级财务委托中发挥桥梁的作用，是基层民主的主要体现，同时是委托机制的领导核心。村委会一方面需要管理村里的基本事务，另一方面需要与上级接触并反映农民的基本诉求，行使基本的行政职能，这就导致村委会在委托中存在双重身份，出现权利责任不明确的现象。另外，村级干部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村民很难对其进行监督，同时它又是特殊的政治团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随意性，上级政府难以开展有效的管理工作，导致在实施委托相关政策时程序较为简单，执行力度和透明度不够。村委会在对财务状况管理的过程中避重就轻，敷衍了事，村民很难对实际的财务状况进行详细的了解，财务委托也无法达到实际的效果。
（三）委托观念淡薄，模式执行不力
虽然政府相关部门对财务委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各级单位和部门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但是由于区域条件的差异性特征，导致财务委托在各农村地区的执行情况存在不同步的现象。[4]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财务收入来源单一，村民收入金额较少，基层干部认为没有实施委托的必要，导致财务委托实施的力度不足，而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农村地区，经济来源较为广泛，业务较为复杂，而村干部和村民对委托的认识较少，观念较为淡薄，而且经过前期的发展，各地区已基本形成自身的财务管理模式，很难对其进行改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委托的实施难度，在推广上也存在较大的阻力。
（四）内部控制制度不健全，审计监督存在盲区
农村地区由于观念较为落后，与政治权利中心距离较远，从而导致地区政治制度不健全，执行力度不够，目前在农村并没有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体系，营造的环境也不能满足实际的要求。村级干部的选举较为简单，流程不够规范，建立的体系也不够完善，各部门职能之间的划分不明确，对于各项业务的操作存在一定的瑕疵，内部控制力度不够。另外，受政治素养的制约，农民并没有建立民主的意识，对村委会行为的监管不足，导致村委会权利过度集中，现象时有发生。目前财务委托机构主要核算与政府性资金相关的收入，而对于捐款等特殊性质的财务状况很难核实，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审计监督的盲区。
三、村级财务委托未来的发展方向
（一）财务委托制度更加完善
完善的制度建设是加强财务委托政策顺利实施的根本保障，所以乡镇政府要想发挥村级财务委托的真正作用，就必须为委托制的实施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未来各级政府将会增强对财务委托的重视度，加强对相关理念的宣传，增强责任感与使命感，不断提升委托机构的政治地位。各级主管部门应进一步统一思想，积极推进财务委托长效机制的建设，加强对制度实施的监督和管理，不断增强村级财务管理的透明度，严格规范备用金使用的标准，定期开展财务管理相关工作的检查，将政策落到实处，加强对合同执行的管理，从而更好的发挥财务委托制度对于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人才队伍建设更加合理，人员素质会越来越高
随着政府对村级财务委托重视度的不断提升，对相关方面的投资力度会越来越大，从而为委托政策的实施提供了积极的环境。充分的资金和物资支持为吸引和培养专业的会计和财务管理人员提供了条件，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委托队伍建设，不断提升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另外，在以后的发展中，政府会为财务工作人员提供更多深造的机会，这对于加强他们的工作能力，提升他们的业务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财务委托的地位将会不断提升
财务委托作为乡镇政府的下属机构，目前在独立性方面较为缺乏，严重阻碍了其作用的发挥，但是随着政府和农民对财务委托意识的不断增强，其社会地位也进一步提升，在农村财务管理中的作用会更加突出。另外，财务委托的业务水平会越来越高，相关程序和流程会更加科学、合理，从而不断提高其在农村的影响力，获取广大农民干部和群众的支持，有效避免财务纠纷，更好的促进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5
关键词：政府管理创新激励相容性时间一致性
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下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如何来判断政府管理的一项改革是否为创新呢?目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理论界都没有给出完整、系统的说明。这种判断准则的缺乏导致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领域，结果是不时出现一些“伪创新”。本文总结和归纳了判断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几个理论准则，目的是从理论上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
一、帕累托准则
本文所指的帕累托准则由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两个概念构成。帕累托原则，就是资源配置从一种状态变到另外一种状态，至少应该使一个人的福利变好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变坏。由帕累托原则出发，可以定义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论进行怎样的调整，若不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降低的话，就不可能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获得提高。帕累托最优表明了资源配置的一种均衡状态。从理论上说，经过不断的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最终会实现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原则可以作为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评判准则，关键在于帕累托原则的鲜明特征。个人福利水平的价值判断和加总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一个特征。帕累托准则建立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比较的基础上。而在考虑社会福利水平时，它是建立在个人的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即个人主义的福利原则：在比较不同社会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差异时，只有个人才知道自己的偏好因而只有个人才能判断哪种状态的福利水平更高。这一限制性条件表明，政府管理改革时，应该尽可能地使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判断，并将这种判断作为改革的一种决定因素，而不能只由某些人代为判断和作出决定。
能力取向的价值判断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二个特征。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并不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理想状态。它只是表明，从一个没有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初始态出发，经过一系列的调整，资源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由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无数个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资源配置究竟处于或趋向于哪一个最优点，是由社会行为人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的。因此，帕累托准则只与能力公平相联系，而与结果公平没有任何关系。
配置效率取向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三个特征。帕累托最优只受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的约束，而不受制度约束，它是在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条件既定的前提下，在各种制度安排中寻求产出最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认为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对社会来说是可取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帕累托准则义足限制性最少的一种准则。冈为它将人类社会最为原始和最为核心的问题，即生存问题或维持生存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而将其他问题均放在了从属的地位上。
综合考虑效率改进的结果及其实现条件是帕累托准则的第四个特征。虽然帕累托准则讲的主要是从结果上考虑的效率的改进，但由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条件，因此，在完善帕累托实现条件与环境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自然也就是政府管理的一种创新。事实上，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所提出的大部分政府管理改革的取向、方式与途径，如引进竞争、重新管制、消除外部性与垄断、强化责任等，均是从完善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角度提出来的。
二、补偿原则
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以满足“古典环境”为条件，显然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在政府管理的现实改革中，真正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形非常少见。为了能够对类似于这样的改革做出是否可取的评判，人们提出了若干补偿原则。
1．卡尔多补偿原则。卡尔多认为，在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应该以“虚拟补偿原则”代替帕累托准则作为检验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是否促进了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标准。所谓“虚拟补偿原则”，是指政府管理的一项变动或一种新公共政策的实施，使一部分人的福利获得了提高，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受到损失，但只要福利获得提高程度大干福利受到损失的程度，那么社会净福利水平仍然得到了提高，冈而政府管理的这一项变动或公共政策的实施，就是可取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进。否则就是不可取的。卡尔多补偿原则的特征与帕累托准则的特征十分相近，只是使政府管理的福利效应评判标准更为宽泛了。
2．希克斯补偿原则。希克斯认为，卡尔多补偿原则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这种补偿仅仪足一种虚拟的补偿而没有进行实际的补偿；二是这种补偿仅考虑了一次变动的静态结果，而没有考虑变动的动态结果。希克斯认为，评判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变动的福利效应，不应该仅从一次性变动的静态结果上来考察，而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考察。只要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变动，能够有效地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那么这个社会的财富量就会比变动前增加得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境况都会因为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因此那些在改革过程中福利受损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真实的补偿而不是“假想中的补偿”。
希克斯的这一补偿原则与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是克服了一次性再分配有效而长期无效的问题。这种一次性分配增加社会福利而长期无效的政策主张，正是将社会引向最终无效率状态的最有说服力和最容易获得多数人支持的观点。事实上，福利国家的危机正是这种政策主张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样，实现分配的完全均等化，最终也会导致所有人的福利极大地降低。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上看，希克斯补偿原则要优于卡尔多补偿原则，而且希克斯补偿原则更适合于用来判断中国地方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标准。
3．西托夫斯基补偿原则。西托夫斯基认为，判断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不能只从一个方向进行检验，而应从两个方向进行检验，即顺向检验和逆向检验，而且只有双向检验的结果一致时，才能得出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如果顺向检验与逆向检验的结果相矛盾，则得不到这些政府管理改革的任何确定的福利效应。即：假设政府管理有两种状态，分别是a和B。假如政府管理由a到B，这是一种改革。改革实施后，社会福利的变动符合卡尔多补偿原则或希克斯补偿原则；现在反过来，政府管理实施改革，由状态B改革到状态a，社会福利的变动同样符合卡尔多补偿原则或希克斯补偿原则。则由a到B的这种改革就是一种“伪创新”。如果由B到a后，社会福利变动不符合卡尔多补偿原则或希克斯补偿原则，则由a到B的改革，才是社会福利水平增进的改革，凼才是政府管理的真正创新。
三激励相容性准则
无论从政府管理的体制和过程上说，还是从政府管理的相关机制上说，公共管理领域都充满授权或委托活动，如上级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管制、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等等。在委托——关系中，往往是一方(人)具有另一方(委托人)所不具有的私人信息，如果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策略性运用这一信息，或委托人对人的私人信息一无所知，那么，不仅合约无法有效执行，而且合约的设计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如何设计效率最高的合约或机制，并使这种最有效率的机制能够被真实地执行，是政府管理面临的最为普通和经常的问题。事实上，政府管理改革的过程，就是合约或机制的重新设计过程。
现代委托——理论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最有效率的机制或合约必须满足激励相容性要求。激励相容性概念最初由赫维茨提出。赫维茨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如果让参与人报告自已的真实类型(如偏好、能力高与低等)是一个占优策略，必须要满足激励相容性条件。迈耶森证明，一个满足激励相容性条件的机制，必定是一个直接的真实显示机制，因而也就证明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只要满足激励相容性条件，那么每个人选择报告自己的真实类型就是一个最优策略。
激励相容性所表明的，不仅是应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应按劳取酬或“论功行赏”。这是其特征之一。特征之二是满足激励相容性或理性约束条件的最优机制，本质上是在效率、信息租金与低效率人参与之间所进行的权衡取合。在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最优机制是在高效率人的信息租金与效率之间的取合；而在不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是在信息租金与社会最优产出水平之间的取合。特征之三是激励相容性机制具有自我实施性，因而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特别是监督和计量成本。特征之四是激励相容性可以使政府管理的产出水平或绩效在信自。不对称情形下达到次优状态。特征之五是激励相容性条件保证了直接显示机制是真实的，因而满足显示原理的要求。激励相容性诱致了一个直接显示机制，因此，它能够节约大量和繁琐的人类型甄别问题，因为显示原理表明，委托人只要提供一组简单的契约，其个数至多等于人类型空间的基数，就可以保证该机制的自我实施陛。特征之六是激励相容性涵盖人们通常所说的透明性或信息公开性、降低交易成本或简化行政程序、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绩效预期与绩效管理、公绩制、市场化等政府管理的相关创新途径。
激励相容性准则可以广泛运用于政府管理体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的改革，也可以运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管制、政府工程承包、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环境治理、污染问题的解决等)、内部性问题(生产安全、工作场所环境、交通运输等领域中安全问题等)的管制、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产品质量、安全性、广告真实性)的解决机制以及腐败治理等政府管理领域之中。
四、时间一致性准则
时间一致陛问题，过去一直是困扰政府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决策者的一个难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其归纳为“时间--一致陛问题”，并认为，政府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受制于时间一致陛问题。所谓时间一致性，是指一项公共政策是最优的，它不仅在当期是最优的，而且在以后各期也是最优的。换言之，最优的公共政策必须在以后所有时期都是最优的。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指预先是最优的政策，在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对其形成理性预期并影响个体行为后，此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政策始终是最优的，公共政策的成效明显；而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不一致性的时，原先最优化的公共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次优政策或非优化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就可能会失效。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在于政府管理者或公共政策制定者，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短期政策目标。正是这种政府的短期行为，才使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当社会事物或经济偏离政策目标时，要么政府采用规则的政策，但它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从而难以达到政策目标；要么政府为了追求政策目标，通过相机抉择来“欺骗”公众。但这种通过相机抉择方式选择公共政策时，虽然公共政策能够达到政府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但它却使政府的信誉受到了伤害。
最优公共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于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关于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人们区分相机抉择的政策与规则一致政策之间争论的实质。可以认为，规则一致的政策描述的是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而相机抉择政策描述的是没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按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为约定的手段要么可以得到，要么不可以得到，它本身不是可供选择的目标，因此社会也不能在规则一致或相机抉择政策之间自由选择。
其次，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模型表明，政府如果追求短期目标，从事短期行为，那么，本质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会随政策制订者的变化、随其主观意志或其偏好而变动，社会行为者失去对政府行为的应有预期，不得不在政府各种可能行为中进行猜测，人们感到政府失去了稳定社会行为规则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管理规则随意变动，会在社会中产生政府管理规则不可信的心理态势。这两种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失去信誉而使其政策无效，从而导致政府失去合乎义理性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再次，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提出为解决和理解该类政策和管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角度和心智模式。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时间一致性问题存在于众多的政策方面，如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税收政策问题、公共支出组合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政治动机与政治机制可信性问题、政府管制政策有效性问题、相关制度安排激励取向问题、公共工程的设立与规模、公共事业改革，等等。这些问题纳入到时间一致性框架中来分析，可以得到较为透彻的理解，特别是为判断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真正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准则。
五、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上述各项判断政府管理创新的准则，均是从经济运转的合理性的角度提出的，是一种从“经济规范”到“政府管理规范”的一种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也能够涵盖政府管理的大部分内容，但由于角度不同，必然或很容易遗漏政府管理的某些方面，甚至有时是最为基本的方面。如各种价值的排序问题、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范围以及相关的选择策略等。特别是政府管理创新有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如何在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中进行选择，这是上述各种评判标准中所没有涉及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标准选择的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对上述政府管理创新的判断准则加以补充的，也是能够对策略和标准进行元分析的，是罗尔斯的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罗尔斯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处在原始状态中各方当事人会如何决定选择哪些正义原则呢?罗尔斯提出了三种策略：一是最大化最大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佳可能结果比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为更好；二是最大化最小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坏可能结果优于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三是期望效用最大化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可能收益的估计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的方案，其估计的可能收益大于任何其他可选方案估计的可能收益。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的屏蔽下，人们必然做出“最大化最小值”的选择，即人们必然选择如下的两个正义原则：(1)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的人的同样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如此加以安排，以使它们：(a)既适合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又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b)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各种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这两个原则是以“词典编辑顺序”而被表述的，这表明它们具有优先性的差异。事实上，罗尔斯规定了两条“优先性原则”，以明确两个正义原则中各要素的各自重要性。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6
关键词：政府管理创新激励相容性时间一致性
政府管理创新是当下政府改革的一个核心概念。然而，如何来判断政府管理的一项改革是否为创新呢?目前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理论界都没有给出完整、系统的说明。这种判断准则的缺乏导致政府管理创新成为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的领域，结果是不时出现一些“伪创新”。本文总结和归纳了判断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几个理论准则，目的是从理论上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的实践。
一、帕累托准则
本文所指的帕累托准则由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两个概念构成。帕累托原则，就是资源配置从一种状态变到另外一种状态，至少应该使一个人的福利变好而又不使其他任何人的福利变坏。由帕累托原则出发，可以定义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资源配置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不论进行怎样的调整，若不使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降低的话，就不可能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水平获得提高。帕累托最优表明了资源配置的一种均衡状态。从理论上说，经过不断的帕累托改进，资源配置最终会实现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原则可以作为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评判准则，关键在于帕累托原则的鲜明特征。个人福利水平的价值判断和加总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一个特征。帕累托准则建立在社会总体福利水平比较的基础上。而在考虑社会福利水平时，它是建立在个人的价值判断基础上的，即个人主义的福利原则：在比较不同社会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差异时，只有个人才知道自己的偏好因而只有个人才能判断哪种状态的福利水平更高。这一限制性条件表明，政府管理改革时，应该尽可能地使利益相关者有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判断，并将这种判断作为改革的一种决定因素，而不能只由某些人代为判断和作出决定。
能力取向的价值判断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二个特征。帕累托原则和帕累托最优并不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理想状态。它只是表明，从一个没有达到资源配置最优的初始态出发，经过一系列的调整，资源配置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由于任何一个社会都存在无数个可能的帕累托最优状态，资源配置究竟处于或趋向于哪一个最优点，是由社会行为人各自的讨价还价能力决定的。因此，帕累托准则只与能力公平相联系，而与结果公平没有任何关系。
配置效率取向是帕累托准则的第三个特征。帕累托最优只受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的约束，而不受制度约束，它是在资源稀缺性和生产的技术可能性条件既定的前提下，在各种制度安排中寻求产出最大的制度安排。因为它认为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提高对社会来说是可取的状态。从这一意义上，帕累托准则义足限制性最少的一种准则。冈为它将人类社会最为原始和最为核心的问题，即生存问题或维持生存的问题放在了首位，而将其他问题均放在了从属的地位上。
综合考虑效率改进的结果及其实现条件是帕累托准则的第四个特征。虽然帕累托准则讲的主要是从结果上考虑的效率的改进，但由于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依赖于一系列条件，因此，在完善帕累托实现条件与环境方面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自然也就是政府管理的一种创新。事实上，新公共管理理论中所提出的大部分政府管理改革的取向、方式与途径，如引进竞争、重新管制、消除外部性与垄断、强化责任等，均是从完善帕累托最优的实现条件角度提出来的。
二、补偿原则
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以满足“古典环境”为条件，显然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因此，在政府管理的现实改革中，真正能够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形非常少见。为了能够对类似于这样的改革做出是否可取的评判，人们提出了若干补偿原则。
1．卡尔多补偿原则。卡尔多认为，在无法实现帕累托改进的情况下，应该以“虚拟补偿原则”代替帕累托准则作为检验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是否促进了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标准。所谓“虚拟补偿原则”，是指政府管理的一项变动或一种新公共政策的实施，使一部分人的福利获得了提高，同时也使另一部分人的福利受到损失，但只要福利获得提高程度大干福利受到损失的程度，那么社会净福利水平仍然得到了提高，冈而政府管理的这一项变动或公共政策的实施，就是可取的，因为它促进了社会福利的增进。否则就是不可取的。卡尔多补偿原则的特征与帕累托准则的特征十分相近，只是使政府管理的福利效应评判标准更为宽泛了。
2．希克斯补偿原则。希克斯认为，卡尔多补偿原则存在两个缺陷，一是这种补偿仅仪足一种虚拟的补偿而没有进行实际的补偿；二是这种补偿仅考虑了一次变动的静态结果，而没有考虑变动的动态结果。希克斯认为，评判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变动的福利效应，不应该仅从一次性变动的静态结果上来考察，而应该从长远的角度来考察。只要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变动，能够有效地提高全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生产效率和资源利用效率，那么这个社会的财富量就会比变动前增加得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境况都会因为社会生产率的提高而“自然而然地”得到提高，因此那些在改革过程中福利受损的人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真实的补偿而不是“假想中的补偿”。
希克斯的这一补偿原则与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后富到共同富裕”的政策主张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一原则最重要的，是克服了一次性再分配有效而长期无效的问题。这种一次性分配增加社会福利而长期无效的政策主张，正是将社会引向最终无效率状态的最有说服力和最容易获得多数人支持的观点。事实上，福利国家的危机正是这种政策主张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样，实现分配的完全均等化，最终也会导致所有人的福利极大地降低。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上看，希克斯补偿原则要优于卡尔多补偿原则，而且希克斯补偿原则更适合于用来判断中国地方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创新的标准。
3．西托夫斯基补偿原则。西托夫斯基认为，判断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不能只从一个方向进行检验，而应从两个方向进行检验，即顺向检验和逆向检验，而且只有双向检验的结果一致时，才能得出政府管理改革或公共政策的福利效应。如果顺向检验与逆向检验的结果相矛盾，则得不到这些政府管理改革的任何确定的福利效应。即：假设政府管理有两种状态，分别是a和B。假如政府管理由a到B，这是一种改革。改革实施后，社会福利的变动符合卡尔多补偿原则或希克斯补偿原则；现在反过来，政府管理实施改革，由状态B改革到状态a，社会福利的变动同样符合卡尔多补偿原则或希克斯补偿原则。则由a到B的这种改革就是一种“伪创新”。如果由B到a后，社会福利变动不符合卡尔多补偿原则或希克斯补偿原则，则由a到B的改革，才是社会福利水平增进的改革，凼才是政府管理的真正创新。
三激励相容性准则
无论从政府管理的体制和过程上说，还是从政府管理的相关机制上说，公共管理领域都充满授权或委托活动，如上级对下级官员的任命、公共物品的供给、政府管制、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等等。在委托——关系中，往往是一方(人)具有另一方(委托人)所不具有的私人信息，如果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策略性运用这一信息，或委托人对人的私人信息一无所知，那么，不仅合约无法有效执行，而且合约的设计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如何设计效率最高的合约或机制，并使这种最有效率的机制能够被真实地执行，是政府管理面临的最为普通和经常的问题。事实上，政府管理改革的过程，就是合约或机制的重新设计过程。
现代委托——理论表明，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最有效率的机制或合约必须满足激励相容性要求。激励相容性概念最初由赫维茨提出。赫维茨认为，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如果让参与人报告自已的真实类型(如偏好、能力高与低等)是一个占优策略，必须要满足激励相容性条件。迈耶森证明，一个满足激励相容性条件的机制，必定是一个直接的真实显示机制，因而也就证明了在信息不对称情形下，只要满足激励相容性条件，那么每个人选择报告自己的真实类型就是一个最优策略。
激励相容性所表明的，不仅是应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而且应按劳取酬或“论功行赏”。这是其特征之一。特征之二是满足激励相容性或理性约束条件的最优机制，本质上是在效率、信息租金与低效率人参与之间所进行的权衡取合。在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最优机制是在高效率人的信息租金与效率之间的取合；而在不允许低效率人参与的前提下，是在信息租金与社会最优产出水平之间的取合。特征之三是激励相容性机制具有自我实施性，因而可以节约大量的交易成本，特别是监督和计量成本。特征之四是激励相容性可以使政府管理的产出水平或绩效在信自。不对称情形下达到次优状态。特征之五是激励相容性条件保证了直接显示机制是真实的，因而满足显示原理的要求。激励相容性诱致了一个直接显示机制，因此，它能够节约大量和繁琐的人类型甄别问题，因为显示原理表明，委托人只要提供一组简单的契约，其个数至多等于人类型空间的基数，就可以保证该机制的自我实施陛。特征之六是激励相容性涵盖人们通常所说的透明性或信息公开性、降低交易成本或简化行政程序、公共权力的制约与监督、绩效预期与绩效管理、公绩制、市场化等政府管理的相关创新途径。
激励相容性准则可以广泛运用于政府管理体制、组织结构、运行机制等的改革，也可以运用于公用事业的政府管制、政府工程承包、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环境治理、污染问题的解决等)、内部性问题(生产安全、工作场所环境、交通运输等领域中安全问题等)的管制、信息不对称问题(如产品质量、安全性、广告真实性)的解决机制以及腐败治理等政府管理领域之中。
四、时间一致性准则
时间一致陛问题，过去一直是困扰政府管理者和公共政策决策者的一个难题。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将其归纳为“时间--一致陛问题”，并认为，政府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制定受制于时间一致陛问题。所谓时间一致性，是指一项公共政策是最优的，它不仅在当期是最优的，而且在以后各期也是最优的。换言之，最优的公共政策必须在以后所有时期都是最优的。所谓“时间不一致性问题”是指预先是最优的政策，在理性的单个行为主体对其形成理性预期并影响个体行为后，此政策就不再是最优的。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一致性的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公共政策始终是最优的，公共政策的成效明显；而当公共政策是时间不一致性的时，原先最优化的公共政策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成为次优政策或非优化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政策就可能会失效。
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最优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在于政府管理者或公共政策制定者，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寻求短期政策目标。正是这种政府的短期行为，才使其经常会面临这样的两难选择：当社会事物或经济偏离政策目标时，要么政府采用规则的政策，但它会被公众的理性预期所抵消，从而难以达到政策目标；要么政府为了追求政策目标，通过相机抉择来“欺骗”公众。但这种通过相机抉择方式选择公共政策时，虽然公共政策能够达到政府所要达到的政策目标，但它却使政府的信誉受到了伤害。
最优公共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对于指导和检验政府管理创新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首先，关于经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问题的讨论有助于人们区分相机抉择的政策与规则一致政策之间争论的实质。可以认为，规则一致的政策描述的是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而相机抉择政策描述的是没有约定情况下的政策。按照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观点，社会不能在有约定的均衡和没有约定的均衡之间自由选择。因为约定的手段要么可以得到，要么不可以得到，它本身不是可供选择的目标，因此社会也不能在规则一致或相机抉择政策之间自由选择。
其次，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时间一致性模型表明，政府如果追求短期目标，从事短期行为，那么，本质上政府的公共政策会随政策制订者的变化、随其主观意志或其偏好而变动，社会行为者失去对政府行为的应有预期，不得不在政府各种可能行为中进行猜测，人们感到政府失去了稳定社会行为规则作用；另一方面，政府管理规则随意变动，会在社会中产生政府管理规则不可信的心理态势。这两种结果必然导致政府失去信誉而使其政策无效，从而导致政府失去合乎义理性和整个社会资源配置的无效率。
再次，时间一致性问题的提出为解决和理解该类政策和管理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考角度和心智模式。事实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时间一致性问题存在于众多的政策方面，如失业与通货膨胀问题、税收政策问题、公共支出组合问题、资源与环境保护问题、政治动机与政治机制可信性问题、政府管制政策有效性问题、相关制度安排激励取向问题、公共工程的设立与规模、公共事业改革，等等。这些问题纳入到时间一致性框架中来分析，可以得到较为透彻的理解，特别是为判断解决此类问题的公共政策或政府管理改革是否为真正的创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准则。
五、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上述各项判断政府管理创新的准则，均是从经济运转的合理性的角度提出的，是一种从“经济规范”到“政府管理规范”的一种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也能够涵盖政府管理的大部分内容，但由于角度不同，必然或很容易遗漏政府管理的某些方面，甚至有时是最为基本的方面。如各种价值的排序问题、差别对待的合理性范围以及相关的选择策略等。特别是政府管理创新有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如何在各种策略和各种标准中进行选择，这是上述各种评判标准中所没有涉及的问题。这是一个关于标准选择的元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对上述政府管理创新的判断准则加以补充的，也是能够对策略和标准进行元分析的，是罗尔斯的最大化最小值准则。
罗尔斯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处在原始状态中各方当事人会如何决定选择哪些正义原则呢?罗尔斯提出了三种策略：一是最大化最大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佳可能结果比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佳可能结果为更好；二是最大化最小值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一种方案，即它的最坏可能结果优于其他任何可选方案的最坏可能结果；三是期望效用最大化规则，即根据各可选方案的可能收益的估计对它们进行排序，并从中选择这样的方案，其估计的可能收益大于任何其他可选方案估计的可能收益。
罗尔斯认为，在无知之幕的屏蔽下，人们必然做出“最大化最小值”的选择，即人们必然选择如下的两个正义原则：(1)每一个人都拥有和其他所有的人的同样的自由相容的、最广泛的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2)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被如此加以安排，以使它们：(a)既适合于最少受益者的最大利益，又与正义的储蓄原则相一致；(b)在公平的机会平等的各种条件下，使所有的职务和地位向所有的人开放。这两个原则是以“词典编辑顺序”而被表述的，这表明它们具有优先性的差异。事实上，罗尔斯规定了两条“优先性原则”，以明确两个正义原则中各要素的各自重要性。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7
我局于200*年12月11日下发了《国家林业局关于合作（托管）造林有关问题的通知》（林策发〔200*〕228号），对进一步宣传林业政策和法律，指导各类社会主体投资发展林业，加强林业管理，维护社会投资发展林业的积极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了进一步正确引导现阶段社会投资造林，强化林业内部监督管理，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现再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要高度重视“合作（托管）造林”等社会投资造林问题
新形势下出现的以“合作（托管）造林”等社会投资造林方式参与林业开发、从事林业建设现象，由于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一旦发生违法违纪问题，不仅会影响到社会投资造林、发展林业的成果，而且会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各级林业主管部门务必从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深刻认识现阶段加强社会投资造林管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于“合作（托管）造林”等社会投资造林活动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抓紧研究，妥善处理。对属于林业主管部门自身职责范围内的问题，要抓好自查自纠，坚持依法行政，及时妥善解决；属于职责范围外的问题，要及时向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林业主管部门汇报，积极沟通，加强协调，密切配合，抓紧处理，避免造成不利影响。
二、要继续加大林业政策和法律的宣传力度
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按照林策发〔200*〕228号文件确定的宣传重点，进一步明确宣传内容和要求，并结合当地实际，采取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广泛宣传林业的政策和法律。有条件的地方，要按照《国家林业局办公室关于开设社会造林政策专题网页的通知》（办策字〔200*〕2*号）的要求，链接或参照国家林业局网站上“社会造林政策”专题网页，建立有地方特色的网页，扩大宣传范围，增强宣传时效，保障社会公众对林业政策和法律的知情权。各种林业报刊、网站等新闻媒体，要加大林业政策和法律的宣传力度，使社会公众正确了解社会投资造林有关问题，把社会投资造林这项事业引导好、实施好。刊登涉及“合作（托管）造林”内容的广告、宣传报道，必须严格遵守有关法律和规定，不得刊登虚假广告，不得报道虚假新闻，以防止出现误导广大林业投资者的行为。
三、要依法规范林权管理工作
林权证是确认森林、林木和林地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法律凭证，也是确认农村林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凭证。各级林业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行林权登记发证的有关职责，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林权登记管理，认真做好林权初始、变更和注销登记，切实提高工作质量。近期，各地要组织力量，对因“合作（托管）造林”发放的林权证进行重点审核复查，如有违法发放林权证的，应依法进行纠正。
四、要加强林业工作人员的监督管理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8
【关键词】会计目标受托责任观决策有用观会计环境定位
一、关于会计目标的两大学派
会计目标，是要求会计工作完成的任务或达到的标准，是会计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是连接会计理论与实践的纽带。会计目标主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向谁提供会计信息；第二，提供什么样的会计信息。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规范学派关于会计目标的研究，形成了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受托责任观和决策有用观。
（一）受托责任观
受托责任观起源于中吐纪庄园管理活动，最早仅指管家如实管理主人所托付的财产。随着社会化生产规模的扩大、公司制的盛行，社会资源的两权分离表现的更为普遍、彻底，它的含义慢慢扩展为管理者以适当方式真实有效地反映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
受托责任观的主要观点包括：会计目标要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强调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精确性；主张采用单一的历史成本计量模式。
采用受托责任观，能够更好地考评企业管理层管理资源的责任和绩效。但是，受托责任观也有其自身的局限。采用历史成本计量模式，只强调了过去，与会计信息使用者进行预测、决策的时间不一致，从而不利于会计信息使用者作出预测、决策。此外，受托责任观适用于有明确委托与受托责任关系的企业，对于两权不分离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受托责任观并不适用。
（二）决策有用观
决策有用观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的美国形成的，其形成背景是证券市场的日益扩大和规模化。它的含义是向信息使用者提供对决策有用的信息。
决策有用观的主要观点包括：会计目标要向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主张多种计量模式并存，还提倡物价变动模式。
采用决策有用观，可以帮助投资者和债权人作出合理的决策。同样地，决策有用观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会计信息使用者可根据自身对会计信息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会计计量模式，必将导致会计信息多而杂乱，不具有可比性。此外，“有用”是一种主观感受，很难用客观的会计信息去衡量，从而降低了其可靠性。
二、影响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因素
会计存在于一定的环境之中，并随着客观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会计环境是指会计赖以存在的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律环境、文化环境等客观环境。不同的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环境使得会计有着不同的特点。会计目标会受特定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因素的影响。
（一）政治环境
政治环境包括政治体制、政治路线、政治思想和政治领导。任何国家的会计必然体现本国政治的要求，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但对经济和法律具有制约作用，而且不可避免地决定着会计法规体系和管理体制。
（二）经济环境
经济环境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及其相应的交换、分配和消费等各种经济活动，及其相应的经济制度和经济管理体制。会计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管理活动，是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环境对会计目标的确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三）法律环境
法律环境包括立法、司法和监督制度，以及国家对法制的方针等。国际上通常存在两大法律体系，即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实施大陆法系的国家，政府往往借助于法律手段对经济活动进行全面干预，一般由国家制定统一的会计制度。实施英美法系的国家，法律间接地对会计施加影响，其会计规范往往采用公认会计原则的形式，会计准则主要由民间团体来制定。
（四）文化环境
文化环境是指特定国家或地区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等。著名学者霍斯特认为，一国文化模式的特征主要应从崇尚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权力距离大小、对不明朗因素反应的强弱以及阳刚还是阴柔这四个方面加以反映。社会文化环境对会计的影响是间接的、多维的。
三、我国会计目标的定位
我国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有自身的特点。会计目标的定位在顺应会计国际化发展趋势下，还应具有“中国特色”。
（一）我国现价段会计目标的定位
根据最新会计准则，我国现阶段的会计目标是向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提供与企业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有关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履行情况，有助于财务会计报告使用者作出经济决策。一方面向财务报告使用者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另一方面要如实反映企业管理层受托责任的履行情况。也就是说，我国现阶段的会计目标是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统一。
从我国所面临的会计环境来说，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较强，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力量大。国家作为国民经济的组织者与管理者，需要获取进行宏观调控所需要的各种信息。此外，我国当前资本市场还很不成熟，会计职业人员的水平参差不齐，这也是影响我国会计目标定位的重要环境因素。
（二）我国未来会计目标定位的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我国企业的规模也将扩大，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也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也会逐渐走向成熟。从长远来看，我国的会计目标必将由现在的受托责任观与决策有用观的统一转为以决策有用观为主。
从我国所面临的会计环境来说，在政府改革的大力推行之下，未来我国政府宏观调控的力量将会减弱，政府在经济管理中的力量也会削减，更多地是依靠信息进行有关决策。经济方面，未来我国的资本市场会得到进一步的完善，上市公司的数量和规模都将得到发展，其投资者也更加多样化。投资者们需要利用上市公司提供的信息为其决策服务。此外，我国会计职业人员的水平也将得到普遍的提升，这也为提供决策有用的信息提供了可能。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9
[关键词]信贷规模；货币政策；银信合作；金融创新
2009年以来，为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冲击，我国果断地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全面实施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在此背景下，货币信贷投放呈现出较快增长态势，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等指标也开始出现预警(见图1)。从2009年3季度开始，宏观管理层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措施抑制货币信贷投放的过快增长，商业银行放贷冲动因此受到一定程度抑制。
尽管如此，由于市场资金需求仍然旺盛，使得商业银行转而加强与信托公司合作，积极开发各类信贷类理财产品，从而调节其资产负债结构，规避信贷规模管理。与此同时，信贷类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和期限结构对投资者也具有较强吸引力，因此受到市场的青睐。据统计，2010年1季度发售的信托产品，年收益率一般在6％－7.5％，平均预期收益率则达到7.52％，比1年期存款利率高出5个百分点。从规模上看，2009年到期的信贷类理财产品数为2336款，与2008年全年到期的1015款产品相比，增加了约一倍。同时，各家银行目前推出的理财产品中约有印％以上是信贷类理财产品。2010年前两个月信托贷款规模或已接近4000亿元，约达同期银行新增贷款2.09万亿元的20％。
一、紧信贷背景下的信贷规模规避：基本事实
自2005年第一款银信合作产品问世至今，我国银信合作市场快速发展，产品发行量持续上升，其中，2009年12月发行639款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刷新了银信合作产品的单月发行纪录(见图2)。此后，随着有关银信合作监管政策的陆续出台(见下表)，2010年1月发行量曾跌入低谷，但此后连续数月出现反弹。
从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的运用方式分布来看(见图3)，以2010年5月为例，银信合作理财产品运用方式主要集中于贷款类(占31.28％)和组合类(占51.87％)，而对其它领域相对较少。
二、信贷规模规避的典型模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信贷规模规避主要是通过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的创新方式，即信贷类理财产品。商业银行通过转让信贷资产和发放信托贷款“曲线”将自身现存(或潜在)信贷资产转移出去，使得商业银行表内资产直接转移至表外或将信贷资产间接转化为银行理财产品，从而提升自身资本充足率，突破宏观部门有关信贷规模的限制(目前有人认为，上述操作本质上类似于“信贷资产证券化”)。目前在信贷类理财产品的具体运作中，商业银行事实上控制了客户选择、产品设计、销售、收益分配等各个环节，是真正的发起人，而信托公司则处于附属地位。从具体产品结构看，信贷类产品大致可分为信贷资产转让类和信托贷款类两种基本模式。
(一)通过信贷资产转让削减表内存量贷款规模
所谓信贷资产转让类，主要是指商业银行将贷款贷给借款人后，再将该未到期的信贷资产通过信托公司的平台转化为理财产品，以出售给理财客户。按信贷资产到期是否可以回购，还可将产品细分为卖断型和回购型两种。通过信托公司的平台，商业银行可以在不占用信贷额度的前提下规避各项宏观监管指标，满足客户的融资需求并获取相应收益。
2009年末，银监会陆续出台有关政策规定“信托公司不得将银行理财对接的信托资金用于投资理财资金发行银行自身的信贷资产”等(见表1)，这意味着原先由银行存量打包优质资产配置而成的信贷类理财产品受到限制。但是，对于购买投资于其他银行信贷资产的理财产品并没限制。由此，银信合作的模式或将转向两家银行与信托公司合作的“银银信”合作模式。对于商业银行而言，“银银信”模式存在一定风险，因为以前银行信贷类理财产品主要用于收购自身存量信贷资产，对信贷项目很了解，风险把控能力较强；但“银银信”合作模式用于收购其他银行存量信贷资产后，相比之下，对信贷项目的了解程度可能不会那么深入。“银银信”模式能否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二)通过信托贷款扩张表外新增贷款规模
在宏观监管政策日益趋紧的情况下，既然商业银行不能通过信托理财方式投资自己的存量信贷资产，那么他们就尝试把某些贷款完全交给信托公司来做，即开发所谓的“信托贷款类产品”。具体地，由商业银行与信托公司联手推出信托贷款理财项目产品，然后再通过银行的渠道向客户销售。银行成功筹集资金后交给信托公司，信托公司以此理财资金来发放贷款给需要信贷资金的企业或项目。
其实，这类新产品投资的本质是“新增贷款”，而以往理财产品投资的多是“存量贷款”，即以前是银行先放贷，再找信托公司合作盘活存量贷款；而信托贷款则是商业银行在贷款前先找信托公司，直接把新增贷款转移出去。通过上述操作可以压缩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贷款规模，为其下一步增加额外贷款腾出空间。
三、信贷规模规避对货币政策调控的影响
(一)对货币政策调控目标的冲击
信托公司所发放的信托贷款不属于传统意义上一般贷款的范畴，从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中央政府提出新增贷款的调控目标(如2010年7.5万亿)，使我们通常统计和观察到的信贷数量小于实际进入宏观经济的资金，使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大打折扣。此外，信托贷款的隐蔽性也“打乱”了宏观调控中的信贷投放节奏，直接影响调控的实际效果。
(二)对货币信贷真实投向的影响
除了总量目标外，商业银行转让过剩或受限行业的信贷资产，还可能掩盖银行信贷投向的真实结构，不利于引导信贷结构的优化。例如，近期国务院及有关部门出台规范房地产市场、遏制房价过快增长的政策措施后，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紧张起来。但近期却有迹象显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企业选择通过信托方式筹资，使得部分资金的投向难以得到真实反映。
(三)对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影响
当前货币政策主要通过银行体系实施对整体经济的调控，银行体系的稳健程度直接关系到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当前部分银行通过设计发行信贷资产类理财产品，将存量贷款、新增贷款转出表外，但银行依然承担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并因此减少资本要求，逃避相应的准备金计提，潜在风险不容忽视。这些将直接影响到银行稳健程度以及货币政策传导效率。
(四)对货币政策工具有效性的挑战
信贷类理财产品能增加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存款，而这些存款并不需要向央行交纳法定存款准备金，这实际上缩小了法定存款准备金的范围，在一
定程度上削弱准备金率政策工具的效力。此外，随着未来理财产品市场进一步发展壮大，其对储户存款的替代性必然增强，理财收益率比一般存款利率也更加灵活，这将对利率政策的实际效果形成挑战。
(五)对货币供应量内部层次的影响
按照现行的货币统计制度，信贷类理财产品的大幅增加并没有对m2总量的统计造成直接影响，但是它却使得其内部结构发生相应变化。部分活期存款(属于m1)转而流向信托存款(属于m2)，直接导致货币流动性比例(m1／m2)减小。如果理财产品收益率较高，还会使得m2内部“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转移至“信托存款”。这些都给传统的货币信贷形势分析和流动性研判带来一些影响。
四、政策建议
一是继续强化对货币信贷的统计分析。及时准确的统计数据是科学宏观调控的现实基础。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若要对实际信贷规模进行有效控制，有必要将信托贷款纳入信贷总体规模控制范围。历史上，中国曾根据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不断调整贷款规模的范围。例如，2007年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实行了将票据融资额纳入贷款规模的窗口指导政策。因此，首先在金融统计上可以考虑将信托贷款列入新增贷款的统计范畴内，防止所谓“紧信贷、宽货币”的现象出现，即表面上信贷政策收得很紧，但实际上货币条件十分宽松，大量资金依然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实体经济。如果统计数据能及时准确反映出商业银行规避信贷规模等行为，这就能为宏观决策者提供良好的信息基础。
关于托管的政策篇10
第二条执行本预案的小麦主产区为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6省。
其他小麦产区是否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由省级人民政府自主决定。
第三条以2012年生产的国标三等小麦为标准品，白小麦、红小麦和混合小麦最低收购价格均为每市斤1.02元。白小麦分为硬质白小麦和软质白小麦。硬质白小麦的硬度指数不低于60，软质白小麦的硬度指数不高于45，其种皮白色或黄白色的麦粒均不低于90%。红小麦分为硬质红小麦和软质红小麦。硬质红小麦的硬度指数不低于60，软质红小麦的硬度指数不高于45，其种皮深红色或红褐色的麦粒均不低于90%。不符合上述标准的均为混合小麦。标准品小麦的具体质量标准为：容重750～770g/L（含750g/L），水分12.5%以内，杂质1%以内，不完善粒8%以内。执行最低收购价的小麦为2012年生产的等内品。相邻等级之间等级差价按每市斤0.02元掌握。最低收购价是指承担最低收购价收购任务的收储库点向农民直接收购的到库价。
非标准品小麦的具体收购价格水平，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粮食局、财政部、国家质检总局关于印发的通知》（国粮发〔2010〕178号）有关规定确定。
第四条在河北、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6个小麦主产区执行最低收购价的企业为：（1）中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受中储粮总公司委托的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所属企业和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所属企业；（2）上述6省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3）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主销区省级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
第五条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要按照“有利于保护农民利益、有利于粮食安全储存、有利于监管、有利于销售”的原则，合理确定执行小麦最低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委托收储库点应具有粮食收购资格，在农发行开户，有一定规模的自有仓容，仓房条件符合《粮油仓储管理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令2009第5号）要求，具备必要的检化验设备和人员，具有较高管理水平和良好信誉，并按统计制度规定报送了统计报表，三年内在收储及销售出库等方面无违规违纪行为。为充分发挥国有企业的主渠道作用，国有及国有控股粮食企业优先作为委托收储库点安排。在已开展粮油仓储单位备案的省份，委托收储库点应按规定完成了备案工作。在确定委托收储库点时，要统筹考虑中储粮直属库、中粮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华粮物流集团公司所属企业及地方国有和国有控股粮库，以充分利用现有仓储资源，确保储粮安全。
以县为单位，每个县内委托收储库点仓容总量应与当地最低收购价小麦预计收购量相衔接，实际收购中仓容量不足的，可通过县内集并或适当增加委托收储库点解决。为保证收储小麦的储存安全，降低损耗，保持品质，一般情况下对最低收购价小麦不搭建露天设施储存。白小麦、红小麦和混合小麦必须分仓、分等级储存。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确定的委托收储库点名单报中储粮总公司审核备案后对外公布，同时抄报省级人民政府。中储粮总公司要将备案的委托收储库点名单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
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也要根据省级人民政府的统一要求，合理设置委托收储库点，并积极入市收购，充实地方储备。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设定的委托收储库点要与中储粮分公司确定的委托收储库点相互衔接。
执行最低收购价收储库名单确定后，中储粮直属企业和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要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委托收购合同，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等。委托收储库点要严格按照本执行预案的有关规定和收购合同进行收购活动。
第六条第三条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执行时间为2012年5月21日至9月30日。在此期间，以县为单位，当其小麦市场价格连续3天低于国家公布的小麦最低收购价格时，由中储粮分公司会同省级价格、粮食、农业、农发行等有关部门核实确认后，报中储粮总公司批准在相关市县或全省范围内启动预案，并报国家有关部门备案。各委托收储库点要按照本预案第三条的规定，在上述小麦主产区挂牌收购农民交售的小麦。
第七条执行最低收购价的委托收储库点，要在收购场所显著位置张榜公布实行最低收购价有关政策的粮食品种收购价格、质量标准、水杂增扣量方式、结算方式和执行时间等政策信息，让农民交“放心粮”；按照小麦国家标准（GB1351－2008）做好最低收购价小麦收购入库工作，不得压级压价、抬级抬价收购，不得拒收农民交售的符合标准的粮食；及时结算农民交售小麦的价款，不得给农民打白条；也不得将农业发展银行贷款挪作他用。
第八条预案执行期间，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承储企业应积极入市收购新粮用于轮换，轮换收购的小麦价格应不低于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水平。对承担轮换任务的委托收储库点，应优先安排储备粮轮换。
第九条新麦上市后，地方各级政府和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收购工作的指导，引导和鼓励各类粮食经营和加工企业积极入市收购新粮；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要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切实发挥主渠道作用。农业发展银行要积极为各类收购主体入市收购提供信贷支持，保证具备贷款条件的国有和国有控股粮食企业资金供应。
第十条中储粮公司确定的委托收储库点按最低收购价收购小麦所需贷款（收购资金和收购费用），由所在地中储粮直属企业统一向农业发展银行承贷，并根据小麦收购情况及时预付给委托收储库点，保证收购需要。对于没有中储粮直属企业的市（地）区域，为保证收购需要，可暂由中储粮分公司指定该区域内具有农发行贷款资格、资质较好的委托收储企业承贷；收购结束后，贷款要及时划转到中储粮公司直属企业统一管理。农业发展银行要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和收购费用及时足额供应。收购费用为每市斤2.5分钱（含县内集并费），由中储粮总公司包干使用，其中拨付委托收储库点直接用于收购的费用不得低于每市斤2分钱。
第十一条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小麦主要用于充实地方储备，所需收购贷款由农业发展银行按照国家规定的最低收购价格及时足额发放。有关收购、保管费用和利息按地方储备粮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二条预案执行期间，中储粮总公司和有关省粮食局每5日分别将中储粮分公司和地方储备粮管理公司（或单位）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的小麦品种、数量汇总后报国家粮食局。中储粮总公司汇总的数据要同时抄送农业发展银行。具体报送时间为每月逢5日、10日期后第2个工作日中午12时之前。
省级农发行在每月初5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最低收购价收购资金的发放情况抄送当地中储粮分公司和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同时，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将最低收购价小麦每月收购进度情况抄送当地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农发行省分行，每5日的收购进度也要及时通报，便于省级有关部门了解情况。各委托收储库点要每5日将实际收购进度数据同时抄报所在地市（地）或县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
第十三条中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和直属企业执行最低收购价政策收购的小麦，粮权属国务院，未经国家批准不得动用。对收购入库的最低收购价小麦品种、数量和质量等级，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要按有关规定及时进行审核验收，并对验收结果负责。对验收中发现入库的小麦数量、质量指标与收购码单等原始凭证标注不符的，要及时核减最低收购价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扣回全部费用利息补贴。对验收合格的，要建立委托收储库点的质量档案，做到分品种、分等级专仓储存。中储粮直属企业要与委托收储库点签订代储保管合同，明确品种、数量、等级、价格和保管、出库责任等，作为以后安排销售标的的质量依据。
中储粮有关分公司要将委托收储库点最低收购价小麦质量验收结果于2012年10月底前汇总报中储粮总公司、有关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和农发行省分行。中储粮总公司要对分公司上报的收购进度和库存数据进行审核，并及时汇总情况报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粮食局和农业发展银行。
在销售时发现库存的最低收购价小麦实际数量和质量与销售标的不符的，造成的损失由负有监管责任的中储粮直属企业先行赔付，并查明原因。属于审核验收环节的问题，要追究负责审核验收的中储粮分公司（或直属库）和相关人员责任，并由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属于委托收储库点违反代储保管合同约定，因保管不善造成损失的，由该收储库点承担经济损失，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监管人员的责任。对因未按规定及时足额拨付收购和保管费用而导致库存粮食质量发生问题的，要追究中储粮分公司（或直属库）主要负责人的责任，并承担相应损失。
对于有购买陈粮冒充新粮，或就地划转本库存粮的“转圈粮”套取费用补贴等行为的委托收储库点，一经发现要将其收购的小麦全部退出最低收购价小麦收购进度和库存统计，扣回全部费用利息补贴，由承贷企业追回粮款归还农发行贷款，取消其最低收购价收购资格，由中储粮公司负责收回企业不当得利，并上交中央财政。如发生损失，由委托收储库点承担，并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以及负责监管的人员责任，并将其以前年度收储的最低收购价小麦实行移库或按有关程序及时安排拍卖，所发生的费用由违规企业承担。承担审核验收的中储粮分公司（或直属库）在验收工作中弄虚作假的要追究其主要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中储粮总公司及其有关分公司管理的临时存储最低收购价小麦，保管费用补贴（含损耗，下同）和贷款利息补贴由中央财政负担，先预拨，后清算。委托收储库点的保管费用补贴标准按照《财政部关于批复最低收购价等中央政策性粮食库存保管费用补贴拨付方案的通知》（财建[2011]996号）执行。保管费用补贴自小麦收购入库当月起根据月末库存数量拨付，贷款利息根据入库结算价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算。中央财政根据中储粮总公司上报的最低收购价粮食库存情况，按季度将保管费用补贴和贷款利息补贴预拨给中储粮总公司。中储粮总公司及其分公司要将保管费用按季足额拨付到委托收储库点。事后，由中央财政根据中储粮总公司验收确认后的实际保管数量、等级和核定的库存成本等对中储粮总公司进行清算。清算过程中，对有关部门确认的中储粮公司所属企业虚报收购数量、质量以次充好等套取中央财政资金的违纪行为，按规定扣减相关补贴，并由有关部门追究相关负责人和有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五条中储粮总公司及其分公司和直属企业要严格规范储粮行为，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和委托收储企业不得租仓储粮，也不得变相租仓降低保管费用补贴标准，确保安全储粮的需要。违反本预案规定擅自租仓储粮的，由当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由中储粮有关分公司负责将所收购粮食调到符合条件的承储企业，所需费用由中储粮直属企业承担。
第十六条中储粮有关分公司及其直属企业和委托收储库点保管的临时存储最低收购价小麦，由国家有关部门按照顺价销售的原则，合理制定销售底价，通过在粮食批发市场或网上公开竞价销售，销售盈利上交中央财政，亏损由中央财政负担。中储粮总公司对销售盈亏进行单独核算，中央财政对中储粮总公司及时办理盈亏决算。
预案执行期间，为满足市场对陈麦的需求，按照顺价销售、保证市场供应、保持市场粮价基本稳定的原则，继续竞价销售2010年及以前年份临时存储最低收购价小麦，并把握好销售力度和节奏；为防止出现“转圈粮”等问题，中央和地方储备粮的承储企业以及承担小麦最低收购价收储任务的库点一律不得直接和间接购买国家拍卖的最低收购价小麦；中储粮总公司及有关分公司要按照均衡出库的原则，制定委托收储库点出库计划，均衡有序组织安排竞价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