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1
关键词：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嬗变；四维因素
中图分类号：C913.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2―0077―06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历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国外学者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等不同视角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国内学者也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给予了很大关注。这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已有研究并未应用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来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嬗变进行系统分析。本文试图弥补这一缺憾。以公共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为标准，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经历了建立、改革和扩展三个阶段。本文应用四维因素理论框架对这一嬗变过程进行分析并得出一定结论，希望能对我国的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有所启发。
一、制度嬗变的四维因素理论框架
医疗保障制度是一种上层建筑①。马克思认为，在不同的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②。也就是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其他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于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③从这一红线出发，可在生存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④。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将经济因素在人类历史发展和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置于首位，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因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而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从整个人类的历史发展或从一个国家的长期历史来看，经济因素在制度嬗变中的确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⑤。然而，在中期或短期，一个国家一项具体制度的变迁在表面上并不符合马克思所倡导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念，政治因素似乎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西方学者对制度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往往重点考察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相互作用是如何推动制度实现变迁的，以及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互动是如何决定制度发展方向的。他们的分析并没有明确提出哪种因素在制度变迁中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而强调的是政治因素与经济因素的联系。
根据诱导性制度变迁理论的观点，制度变迁的目标是在要素市场中建立起一种新的均衡。⑥如果一种新的制度结构所产生的收益超过制度变迁所带来的成本时，新制度就会产生；如果制度变迁的成本超过收益，那么制度就不会发生变迁。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正式规则只是型塑人们社会选择约束的很小一部分，而人们社会交往和经济交换中的非正式规则约束普遍存在。非正式规则如行事准则、行为规范、惯例等会对人类的选择集合产生重要影响。正式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与契约等。一般而言，政治规则决定经济规则。从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正式规则往往并不会对正式规则的变化作出即时反应，这些非正式规则约束嵌套在其中的文化则会成为制度路径依赖的根源⑦。可以看出，制度经济学认为，经济因素无疑是一项制度变迁的重要因素，但是它并未处于决定性的地位，而政治因素可决定一项制度是否能够实施。如果从人类整个历史长河或从一个国家一项制度的长期历史角度来看，这一观点无疑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如果从一项制度的计划、讨论、通过、具体实施的中短期历史角度分析，上述观点又是合理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西方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是可以在一个框架中实现整合与共存的。在这一理论框架中，笔者将重点分析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制度的长期嬗变和中短期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
在一国一项制度长期嬗变历程中，其经济基础必然决定了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状况。这一观点的内涵主要是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选择必然要考虑到其经济水平。在经济水平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必然无法建立福利国家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即使强行建立，也会因经济基础薄弱而导致制度夭折；在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发达国家，由于拥有坚实的经济基础，其具备了建立高水平社会保障制度的经济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必然会马上建立高福利水平的制度。因为一国制度模式的选择还受到政治、文化、社会等因素的影响。
如果从中短期历史角度分析一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具体变迁，可以发现，经济因素往往成为一种诱导社会保障制度政治程序启动的因素，政治博弈、政治投票、政治决策对一项具体社会保障制度在该国的建立和发展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文化因素、社会因素所决定的路径依赖也是这一社会保障制度中短期变迁中的重要因素。应该看到，中短期各因素地位的设定和作用的发挥是以长期制度嬗变中各因素的地位和作用状况为前提的。
上述即为制度变迁的四维因素理论框架。通过这一框架，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的不一致之处可通过设定考察历史区间的长度来实现共存。同时，这一分析框架不仅可站在整个历史的高度来对具体制度嬗变进行探讨，还可以着重考察某一中期或短期历史区间内的制度变迁，有助于实现分析的全面性。
二、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嬗变
1.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阶段经历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五届总统的执政时期。罗斯福是美国首位系统提出福利保障社会化主张的总统。虽然他在1935年为了《社会保障法》的顺利通过而妥协，放弃了健康保险计划，但他的福利保障社会化思想对其后美国医疗保障产生了重要影响。
1945―1953年，杜鲁门总统执政美国政府，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明确表示支持全民健康保险立法的总统。1945年，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包括医疗保障法案的健康建议，主张从医院建设、公众健康、医学教育与研究、残障者现金补贴以及强制性预付医疗保障等五个方面推进美国医疗事业的发展。这些主张遇到了很大的障碍。1946年，美国国会对杜鲁门主张的医疗保障法案举行了历时四个月之久的听证会，以劳联为首的劳工组织和中西部的农民力量对医疗保障法案中的健康保险建议予以支持，而美国医疗协会则持反对态度。最终选举失败使得全民健康保险计划难以实现。1948年1月，杜鲁门在其经济报告中再次力促国会颁布一个综合性的国民健康立法。1949年4月，他提出了建立国民健康保险的四项建议：一是制定国民健康保险计划；二是制定扩充医药学校的法案；三是增加补助费用，以加大建立医院和其他医疗机构的力度；四是提高联邦政府补助金。这四项建议也未得到采纳。1951年12月，杜鲁门总统成立了由其直接负责的公共卫生事务委员会，该委员会了《增进美国健康》报告，主要内容是：要尽量利用乡村医院推广预付面；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补助来共同支付健康保险的费用；联邦政府应提供补助用于医学研究、地方医疗机构建设等。该方案是杜鲁门总统所建议的国民健康强制保险制度与当时诊疗费国民自付的一个折中计划，但仍未获得国会的重视。
1953―1961年是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时期。他认为，国民健康保险是社会主义的医疗，国民福利要求政府有效而经济地提供某些必不可少的社会服务。在这种执政理念指导下，艾森豪威尔时期的国民健康制度改革主要表现为对已有制度的保持和有限发展，包括继续实施保健计划、对卫生领域增加拨款、实施联邦职业培训计划。艾森豪威尔的主张为美国卫生保健政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为未来公共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
1961―1969年是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执政时期。肯尼迪竞选总统的主要口号之一是医疗照顾。1961年2月，加州众议员塞西尔・金和新墨西哥州参议员克林顿・安德森联合向国会提交了金―安德森法案，该法案主张为老年人提供住院保险。由于小范围的经济危机正当其时，同时，在国会选举中失去了在众议院中的20个席位，在这种情况下，肯尼迪并不对金―安德森法案抱有乐观态度，他拟通过1962年的中期选举来推动医疗照顾的立法。然而医疗照顾法案的立法行动因肯尼迪遇刺而被迫中止。其后，约翰逊继承了肯尼迪的扩大社会保障的思维，提出了“伟大的社会”主张，要求扩展社会保障的广度，深挖社会保障的深度。在1965年的总统经济报告中，约翰逊总统提出了包括老年人的医疗保险在内的五个福利方面的任务。1965年1月，约翰逊总统向国会提交经济报告，建议尽快通过老年医疗保险法案，主张在社会保障下对老年人提供医疗照顾和援助，对儿童健康和贫困儿童的医疗开支提供更加充分的医疗援助。1965年7月，包括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的约翰逊医改法案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通过。
2.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
美国公共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阶段经历了尼克松、福特、卡特、里根、乔治・布什、克林顿、小布什共计七届总统的执政时期。1969―1976年，在尼克松和福特两位总统执政时期，美国的社会保障政策呈收缩状态。尼克松提倡新联邦主义的福利政策，他主张变更社会福利政策的理念，强调用工作利替代救济利、对医疗保险制度进行一定改革、实施职业安全和健康法。福特基本上继承了尼克松的社会福利理念。福特宣称，实行世界上最好的且是可及性强的、国民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服务。实际上，他的医疗保障政策推动力度不大。
1977―1981年是卡特总统执政时期，该阶段社会保障政策呈现浓厚的折中路线特色。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医疗费用膨胀问题已经凸显。在1973年美国的预算结构中，卫生财政预算开支所占比率最大，卫生费用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75年的8.6%增长到1981年的9.4%，从1973年到1977年，美国医疗费用年均增长10.2%，其他方面的消费水平仅上升7.7%。⑧面对这种状况，卡特提出要控制医疗费用的上涨。他主张根据联邦预算的负担能力，强调疾病预防和门诊服务，优先保证儿童保健计划的完整性，采取措施限制医院过多收费，建立适用于全国任何家庭的“灾祸”保险。同时，他还注重雇主和雇员以及家庭在医疗费用支出中的责任，建议保持当时已存雇主和雇员之间的关系，每个家庭要按其能力负担医疗账单的合理部分。然而，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使得卡特的医改法案在1978年提出后就很快流产。
1981―1989年，里根总统开始执政，他主张紧缩社会保障规模，使之逐渐转入私营轨道，强调州、地方政府和社会团体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保障责任，以减轻联邦政府的沉重负担。里根认为，更多的医疗健康费用不一定带来更好的卫生健康，他主张通过合理配置医疗资源，引入竞争机制，来努力降低医疗费用。然而，里根总统的具体医疗保险政策成效不大。1989―1993年，乔治・布什政府延续了里根政府的社会保障政策理念，未对医疗保障制度进行有效改革。在政策实践上，尽管乔治・布什时期的医疗保健政策基本发挥了“安全网”的作用，但一直以来的医疗弊端有增无减。
1993―1996年为克林顿执政时期。在竞选中，克林顿许诺将使每个美国人都能享受到医疗保健。在执政之初，美国医疗保障制度面临如下困境：一方面，医疗费用给政府、企业和国民个人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为数不少的贫困人群缺乏必需的医疗保健。克林顿政府进行了医疗保障改革的尝试。1993年11月，克林顿将长达1300页的健康照顾改革法案提交给国会。由于争论各方难以达成一致或妥协，克林顿医改法案未在国会通过。克林顿团队对医改法案进行了修订：将美国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由原来的覆盖全民修改为扩大覆盖面；建立健康同盟，个人和医院以及医生本着自愿原则参加该组织；雇主不再被强制性缴纳80%的医疗保险金，给予小企业主以优惠资助；保持对老年人和残疾人的资助规模，不再主张大幅度增税。这一方案由于未充分考虑美国民众的观点、内容缺乏政治协调性、技术性过强不利于非专业人士阅读等而难以得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最终克林顿的医改无果而终。
在小布什总统执政时期，医疗费用膨胀问题更加严重，医疗保障实际覆盖面有所收缩，制度亟待改革。2003年11月，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医改法案即《医疗照顾计划处方药改革法案》。该法案涉及内容较多，是1965年以来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最大的一次改革。需要指出的是，该法案并非强调建立覆盖全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其目标实为提升老年人群享受医疗的可及性，这既有助于提升社会公平性，又可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刹住医疗费用上涨的势头，同时努力降低了联邦政府的医疗负担。
3.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扩展
在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由改革进入扩展阶段。在这一时期，美国医疗费用的绝对规模极大，且上升趋势明显，医疗保健开支的相对规模亦给美国带来很大的经济压力，它在美国政府财政支出结构中占有最大比例，并且该指标值不断增大⑨。此外，美国存在大量未被医疗保障制度覆盖的人群，其中很多人既无法享受到政府补贴，亦无法经由受雇单位购买医疗保险。
面对这种状况，奥巴马开始了艰难的医疗改革过程。2009年6月，美国参议院和众议院陆续开始讨论各自的医改方案，其目标是在同年8月国会休会前整合并出台一项和共和党均能接受的议案。但是两党医改方案的谈判持续数月，再一次印证了美国医疗改革的复杂性。2009年9月，奥巴马希望通过国会两院联席会议的演讲，得到国会议员对其医疗保障改革计划的广泛支持。2009年10月，参议院财政委员会通过了一个较为符合奥巴马提倡的改革原则的医改法案。2009年11月，在众议院审议阶段⑩，众议院以220/215（通过须218票）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近2000页的众议院版本的医改法案（affordableHealthCareforamericaact），总额约为1.2万亿美元。2009年12月，在参议院审议阶段，美国参议院以60/39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全面医疗改革法案（patientprotectionandaffordableCareact），总额约为8710亿美元。2010年2月，奥巴马强力推出第一个内容详细的白宫版本的医改提案。其后，在两院联合审议阶段，美国国会众议院以219/212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参议院医改方案，紧接着，美国参议院以56/43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修正后的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补充法案，即“预算协调”法案（BudgetReconciliation）。2010年3月23日，奥巴马签署《HealthCareReformintheUnitedStates》，3月30日，又签署医疗保障体系改革补充法案，即“预算协调”法案，标志着美国医改立法程序完成。然而，奥巴马医保改革法案遭到了共和党、州政府等的反对。十三个州了福罗里达州的医改法，这一呈蔓延态势，更多的州、独立企业联合会，乃至一些私企纷纷采取行动。他们认为，依照宪法，国会无权强迫国民购买医保。2010年11月，美国高级法院正式宣布将对此案举行听证。2012年6月，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投票结果使得奥巴马医疗改革得以持续进行。
这一改革过程触动了多方面的利益。其一，根据医改法案，新医疗方案的实施需要在十年内筹资9400亿美元，这必然需要向富裕阶层加征更多的税。事实上，政府须对年收入超过20万美元的个人和年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家庭加征个人所得税，税率须由1.45%提高至2.35%，从而触动了他们的利益。其二，新医疗方案将会提高美国医疗制度覆盖率至95%，新增3200万新受益者，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原有医疗受益人的反感。其三，新医改方案会触动保险公司和药商的利益，他们会竭力反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推行。因此，奥巴马医改法案的实施任重而道远。美国医改很难通过一届总统的努力即可毕其功于一役，它是一个在政治博弈、利益争论中崎岖向前，甚至有所反复的过程。
三、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嬗变分析
在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嬗变中，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
1.经济因素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美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使其具备了为国民提供较为充分医疗保障的能力。美国逐渐强大的经济实力与医疗保障的缺乏不仅决定了美国过去、现在乃至将来以自由主义党派为代表的团体追求全民医保的政治诉求必然存在，而且也决定了保守主义政党保持并在一定程度上扩大美国医疗保险规模的具体政策的实施，上述情况的出现与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相吻合。另外，经济体制影响到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美国从建国之初就实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提倡市场竞争，认为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出售的，一切都可以通过市场竞争得到改善。可以说，市场观念和市场原则使得美国医疗保健机制在一开始就注重私营医疗保险组织的发展，同时利用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以及后来出现的管理型医疗组织为国民提供覆盖范围较为广泛的医疗保险。在这一过程中，以美国医疗协会为代表的医学界利益集团逐渐形成。一方面，他们促进了美国医疗保险事业的发展，另一方面，他们也形成了对政府主导实施的医疗保障制度立法的强大阻碍力量。这突出体现了美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对私营医疗保险体系的一种路径依赖。
2.政治因素对于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劳工组织、自由主义政党呼吁通过实施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制度，以弥补市场失灵，使每个国民均可享受医疗保障的覆盖。但是，政府主导医疗保障制度立法能否顺利通过，须经由美国法律规定的政治程序。在这一过程中，充斥着自由主义政党和保守主义政党的斗争以及劳工组织、医学界、保险业等利益集团的游说，正是这些政治主体的博弈决定着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走向。对于20世纪60年代通过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法案的过程来说，如果没有前期的政治博弈，如果不在国会中占有优势，如果不是单纯针对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制度覆盖范围使得医学界的力量得以分化而支持政府主导医疗保障制度的力量增强，医疗照顾和医疗援助法案必然不会通过。对于杜鲁门时代医疗保障计划立法来说，如果没有内部的分化，如果不是杜鲁门的政治权威性不足，如果不是共和党在国会中占有较大优势，如果不是美国医学界和保险界等利益集团的游说能力强大，当时由政府主导实施的医疗保障制度获得立法通过则未可知。
3.社会因素在美国医疗保障制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社会存在较为严重的种族歧视，尤其是对黑人的歧视。在医疗改革领域，尽管1965年颁布的医疗援助法案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弱势群体的医疗困难。但是，在美国医院和医生的经营活动中，尚存在诸多歧视黑人的情况。比如，黑人医院的条件、设备和医务人员的水平往往比白人医院低，有的白人医生选择患者时带有种族主义倾向。当黑人患者从其他医院转入白人医院时，白人医生可以用各种理由将其拒之门外。医院和医生的理由可以是向白人和黑人提供不同的医疗设施和服务是病人自由选择的结果，医院管理者有权力对自己医院的资源进行自由分配。在种族歧视的观念下，如果试图对尚无医疗保险的群体提供政府主导实施的医疗保障，会被种族歧视者指为过度关注黑人种族。很多白人会认为，政府主导实施的医疗救助的受益群体主要是黑人或其他有色人种，而白人却需为此支付更多的税金，这对白人是不公平的，是新形势下的种族不平等。美国社会中的种族主义歧视可谓是克林顿医改失败的原因之一。在克林顿筹划、推出、宣传医改法案的过程中，公众对医疗补助计划的支持程度越来越低，主要原因就是该方案的主要受益群体是黑人，其中隐含敏感的种族问题。
4.文化因素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有重要影响
美国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价值理念也是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嬗变中的重要因素。美国人往往认为，政府的作用主要是保护个人享受自由的权利，尤其是要保护个人财产不受侵犯，个人有资格根据自己的实际需求，自由选择医疗保障项目，而政府的统筹安排是对个人主义的亵渎。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文化使得美国国民在考虑社会政策的后果时，往往最终落脚到个人利益，他们会重点考虑一项政策的实施对自己的利弊，缺乏基于平等主义的考虑。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复苏，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中产阶级似乎超越了自我，而十分关心集体和国家利益。在医保方面，他们主张利他主义的医疗平等。在这一背景下，克林顿开始医疗保险改革。随着医改方案的出台和社会的广泛讨论，各方面的利益关系逐渐明晰，很多人逐渐认识到医保改革使自己利益受到了损害转而反对克林顿的改革方案。可以说，美国人对缺乏医疗保险覆盖的人群最多在道德层面给予关心，而并不愿意进行经济关心。在这样的文化因素下，美国实施并扩大政府主导的医疗保障制度的政策无疑举步维艰。
应该看到，在某一中短历史时期，经济因素是美国医改政治程序启动的引子，多种政治力量的博弈则是决定医改能否成功的因素。同时，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也可对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变迁施加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观点是在长期历史时期中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论断的基础上得出的。
四、结论及启示
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嬗变与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因素紧密相关。把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理论、西方政治经济学以及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理论的基本观点予以整合并置于一个制度嬗变的四维因素分析框架中，为分析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变迁设定了一个理论平台。从长期看，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意味着只要美国医疗保障体系存在经济问题，其必然会引发完善该制度的立法建议与活动。从中短期看，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嬗变的决定力量为政治因素，而社会、文化状况亦为制度嬗变中不可或缺的因素。纵观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第一，一定时期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要与该时期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环境相适应。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与其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忽视这些医疗保障制度的环境因素将会使医疗保障方案难以实现。如美国政党政治、社会团体的利益对每一阶段医疗保障政策产生重要的影响。从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发展来看，最有益的经验就是我国应建立与医疗保障制度环境相适应的医疗保障制度。在现阶段，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医疗保障制度，要关注到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广大国民的医疗需求、医药供给与服务的基础环境、经济增长方式变动等因素。
第二，努力扩大制度覆盖面。在美国历届总统建设医疗保障制度的过程中，扩大覆盖面成为多届政府的选择。健康问题对于个体而言非常重要，扩大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面意味着医疗保障制度覆盖更多的人群，从而可以较好地应对健康问题。在我国，尽管通过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制度实现了制度的全覆盖，但制度的实际运行并非如此。我国政府需要借鉴美国医疗保障制度的经验，在扩大制度覆盖面方面有所作为。
第三，优化医疗服务费用支付方式。在美国医疗保障制度发展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医疗费用居高不下。从里根的紧缩政策到克林顿的医改法案，从小布什2003年的《医疗照顾计划处方药改革法案》到奥巴马时期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美国尝试了各种手段来降低医疗费用。然而，医疗费用仍居高不下，成为困扰美国政府的棘手问题。对此，我国要积极优化医疗服务费用支付方式，避免在医疗保障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高额医疗费用负担问题。现阶段应积极探索医疗补偿模式的创新方式。
注释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2
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医疗服务
目前，全国各省先后推出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本文就北京、深圳、青岛、湖南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正在试行的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进行评述，试探求既适应农民工群体特征及现实需求，又尽可能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接轨的农民工医疗保险过渡方案。
一、全国各地农民工医疗保险的方案
(一)参保对象。目前，陕西、湖南、宁夏、山西等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对象皆实行“全省所有城镇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经营组织等(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都应按规定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农民工无论就业于何种性质单位，都能享受医疗保险。辽宁省沈阳市鉴于大部分农民工已在所在单位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将参保对象界定为“仅限于在外地注册在我市从事建筑施工的单位、在本市已参加养老保险而未参加医疗保险且招用农民工占本单位用工人数70％以上的个体餐饮和娱乐等服务性行业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广东省深圳市的医保方案名为《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参保对象专指“所有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工”。内蒙古自治区鉴于其地域的特殊性，将参保对象扩大到包括牧民在内的“农牧民工”。
(二)缴费办法。天津、陕西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住院医疗保险或大病医疗保险采取用人单位缴纳的办法。仅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用工期限3个月以上的大病住院保险费用“用人单位承担90％，个人承担10％”，对选择参加统账结合基本医疗保险，保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缴纳，只有以个人名义参保的才要求个人承担全部费用。辽宁省大连市保费均由用人单位承担，农民工只享受相关待遇。天津、大连缴费基数为“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缴费比例分别为3.5％和2％。重庆市要求参保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4％缴纳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0.1％缴纳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农民工个人每月缴纳5元作为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费。山西省的做法是按3％的费率缴费，要求2.5％左右划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0.5％左右划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深圳市规定“每人每月12元，其中用人单位缴8元，劳务工个人缴4元，6元作为门诊基金，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5元作为住院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1元用于调剂”。南京市除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外，要求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保险”，按4元／人的月标准缴纳，用于建立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此费用由农民工个人承担。“用人单位以上年度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率控制在1％－3％以内”办法最为普遍，湖南、陕西、安徽、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均采取此办法。
(三)医保待遇。目前，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基本为“住院和门诊特殊病”，起付标准、个人自付比例大多按照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建有大额医疗费补助基金的，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可通过大病医疗补助解决。重庆、南京及北京都设置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账户”及“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专户，为农民工大病医疗提供可靠的基金保障。依照南京市的规定，对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暂定为6万元)以下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根据费用分段由大病医疗保险基金按50％～80％比例支付，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符合规定支付范围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由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按规定给予定额补助。北京市规定统筹基金年度支付最高数额为5万元，超过此限额时，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70％，年度累计不得超过10万元，其余30％由个人承担。重庆市统筹基金支付限额3万元，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支付限额20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民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较为狭窄，仅限于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及急诊抢救留观并收转住院前7日内的医疗费用，不包括门诊特殊病和大额医疗费救助。在医保待遇执行上，除深圳市使用专用《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待遇与连续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时间挂钩外，其它省份均依照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缴费当期享受相关待遇，期间发生费用由社会统筹支付。
(四)基金管理。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保费和统筹基金利息构成，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支付。在基金结算上，南京、深圳市实行当年核算，基金结余部分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不足支付时，在下一年度调整缴费标准并予以补足。宁夏回族自治区统筹基金支付标准按保费有效期和医疗费用分段累加计算等办法确定，每年公布一次。针对基金安全问题，各地多采用“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专户”办法。深圳市将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列入成本，而南京市则规定“市、区两级经办机构的事业经费不得从基金中提取，其经费列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
(五)政策执行方面。《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从全国二十几个省份方案执行情况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大多采取直接扩面形式，一定时限能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便可直接进入该体系。对于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要求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和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内部审计等制度，实行统一政策，属地管理，分级执行。具体而言，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参保、缴费、待遇支付，医疗服务则由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提供。上海、成都实行的农民工综合保险较之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医保运行模式上不再采取政府经办的传统做法，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委托，这是一种农民工、企业、政府多方受益的医保运作模式，在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强化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社会责任。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3
医疗设备档案的特点主要有医疗设备档案的多元性特点、医疗设备档案的动静结合特点、医疗设备档案的高素质性特点。
1.医疗设备档案的多元化特点
医疗设备管理档案从设备的需求、采购、安装、使用，一直到医疗设备的报废进行全程的记录，医疗设备管理档案能够直观、细致的展现医疗设备使用过程中的具体要求和各类细节。同时，医疗设备档案的形成也是多样化的，它既可以是利用图纸进行的数据、文字记录，也可以是音频、视频等电子载体，还可以是利用计算机技术进行的高尖端操作，能够满足各种需求，保证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行和管理[2]。
2.医疗设备档案的高素质特点
在医院的医疗设备档案管理的过程中，由于医疗设备档案管理是从医疗设备的采购到报废的整个过程，这个过程的涉及面较广，需要医院的采购人员、医疗设备的维护人员、医疗设备的操作人员等各环节的工作人员进行全面配合管理，共同协作，才能更加高效率、高质量的完成医疗设备管理工作，保证医疗设备档案管理的完整性。
3.医疗设备档案的动静结合特点
在医疗设备档案管理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动静结合的方式进行档案管理。静态档案管理的方式主要是对医院中医疗设备的前期采购计划、验收、说明文件等材料的静态收集，用时较短而简单便捷[3]。动态档案收集的方式主要是对医疗设备的运行及维修过程的整理性材料。
二、医疗设备档案在医院管理中的作用
医院的相关领导和医疗设备档案管理人员要加强对医疗设备档案管理的重视，真正发挥医疗设备档案管理的作用，提高医院的管理的科学性和稳定性。
（一）监督医院采购工作，促进医院资金的合理运用。医疗设备档案工作的开展有利于监督和制约医院的采购工作，保证医院采购工作的合理性。在设备的采购过程中，设备档案能为领导和专家的论证及设备的引进提供有力的证据。医疗设备的价钱较高，而医疗设备档案管理能够对医疗设备采购过程中的各个细节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然后向领导及卫生厅申请。在医疗设备档案采购分析的过程中，一般要经历设备论证申请、招标、仪器管理委员会讨论等过程。论证的内容主要是对医疗设备的使用价值、能够创造的价值等内容进行论证。建立医疗设备档案，能够为医院同类设备的更新做出有效的参考，避免重复的购买为医院带来的经济损失，也为患者病情的有效治疗提供有力的保障。同时，也能够有效避免某些医院中，一些自控能力较差，素质较低的人员由于利益驱使，医疗设备购买不当、医疗设备功能性问题所带来的纠纷，通过调阅设备档案，进行效益分析，最大程度的发挥医疗设备档案的作用，促进医院资金的合理、高效运用。
（二）提升设备维修水平，促进医疗水平的全面发展。医疗设备的长期运转可能会使医疗设备出现性能失灵、零件磨损等情况，导致医疗设备的无法运行，所以医院必须要定期对医疗设备进行维护和保养。医疗设备档案是设备维修、检修和管理的必备条件，是临床医生和维修工程师工作的有力助手，能够将设备的使用情况、维修情况等内容进行具体的记录，为医疗设备的维修做出参考贡献。一旦发生设备故障，能够及时的查找相关资料，最快的解决问题，避免因为长时间找不到设备故障原因而带来的一系列经济损失，不断提升医院的设备维修水平，促进医院医疗卫生水平的全面发展。例如在2012年，吉林省某家医院的一台进口Ct机发生故障，这种大型的医疗设备突发故障在维修的过程中，是十分麻烦的，难以及时查找出问题，而如果请外来的维修人员进行修复，维修费用至少要30万元，这个时候医疗设备档案就能够发挥他的价值和作用，为维修人员提供有效的数据和维修参考，最后医院内部人员根据医疗设备档案在最快的时间内自主完成了维修，为医院节省了大量金钱，也积累了一定的技术经验。
（三）维护医院合法权利，保证医院正规化日常运营。在医院运营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由于医院的医疗设备仪器的原因而产生误诊、漏诊等情况而产生医院与家属之间的医疗纠纷，这时就需要医疗设备档案提供原始凭证，保证责任的明确性。例如在2010年，云南市某家医院接收一位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患者在吸氧的过程中，氧疗机出现故障导致吸氧行为中断，严重影响了患者病情的稳定性，家属极为不满。这种问题实际上在各类医院中，都发生过类似想象，如果利用医疗设备档案管理办法，就能够及时、有效的解决这一问题。医疗设备档案是检验医疗设备合法性、有效性的重要依据，在为病人检查的过程中，如果出现故障，而设备厂家不予受理的情况下，医院可以凭此档案依法维护自身权益，保证医院的正规化日常运营。
三、结束语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4
1．1资料来源
资料来源于国家卫生计生委、各省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官方机构网站，主要检索2010年3月－2013年11月出台的新农合重大疾病保障政策实施方案及相关意见，同时收集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上报的新农合大病保障工作汇报材料和相关统计报表。截止2013年11月，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新农合大病保障实施方案全部纳入研究，天津市未检索到本研究相关的大病保障政策文件，故未纳入分析。
1．2研究方法
对收集的资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数据资料采用excel软件进行统计。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对比分析方法，从实施方案出台时间、试点病种数量、定点医疗机构级别的确定、医疗费用支付与补偿办法、救治申报程序与费用支付模式、管理与保障措施6个方面，对各省(市、自治区)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做法特点进行比较研究。
2结果
2．1实施方案出台时间
卫生部于2010年6月《关于开展提高农村儿童重大疾病医疗保障水平试点工作的意见》，到2011年6月，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了实施方案，虽然于2012年相关文件，但其儿童先心病免费救治工作启动时间较早。2011年4月，卫生部出台文件要求逐步扩大重大疾病救治试点的病种范围(优先考虑妇女两癌、重性精神疾病等病种);2011年，全国共出台扩大病种实施方案及相关文件16份。2012年5月，卫生部《关于做好2012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要求推开终末期肾病、妇女乳腺癌、宫颈癌、重性精神疾病、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耐多药肺结核6种大病保障，同时将血友病、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唇腭裂、肺癌、食道癌、胃癌、1型糖尿病、甲亢、急性心肌梗塞、脑梗死、结肠癌、直肠癌12个病种纳入试点范围;2012年，各地共出台扩大病种实施方案17份。2012年11月卫生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农村居民重大疾病医疗保障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进一步明确了各省(市、自治区)大病保障的目标任务和工作要求。2013年9月国家卫生计生委文件进一步要求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全面推开20个病种的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
2．2实施方案覆盖病种
根据卫生计生委要求，2013年各地应全面推开20个病种的重大疾病保障试点工作。目前，8类大病中，内蒙古妇女两癌及艾滋病机会性感染尚未纳入，宁夏仅开展了儿童两病保障，仅出台了儿童先心病免费救治工作实施方案，其余省(市、自治区)全部纳入;12类大病中，吉林、重庆两地各有4类尚未纳入、陕西只将8类大病纳入，其余省份全部纳入。除国家规定优先纳入试点的20种大病外，16个省(市、自治区)新增了部分病种，其中安徽省新增病种数最多，达到了30种，以冠心病、白血病等心血管系统疾病为主;其余大部分省份新增病种为1－8种。同时，部分地区结合本地实际，将一些地方病或发病率较高的病种纳入大病保障范围，如内蒙古新增的布鲁氏杆菌病，新疆、青海两地分别增加的肝硬化和肝癌(表1)。
2．3定点医院的确定
卫生部《意见》指出:重大疾病实行分级诊疗制度，20种重大疾病中的大多数病种原则上尽可能在县级医疗机构诊治，复杂疑难病例转诊到三级医疗机构。各地定点医疗机构级别的确定主要包括4种类型。
2．4补偿机制
按照卫生部要求，新农合对相关病种的实际补偿比例原则上应当达到本省限定费用的70%左右，在此基础上，由医疗救助对符合条件的患者再行补偿。各省(市、自治区)在实施方案中对按病种付费的费用定额标准和支付方式进行了规定，一些地方探索利用新农合基金建立了大病补充补偿基金或购买商业大病保险。
2．4．1推行按病种付费为主的支付方式。根据国家要求以及各省实施方案的规定，重大疾病的诊疗费用支付主要采取按病种付费，包括按病种限额付费、按病种定额付费两种形式，其他支付方式有按病种限额与定额相结合、按床日付费、按人头付费等形式。
2．4．2费用定额和报销比例。先行试点的儿童“两病”多采取统一规定费用定额标准和报销比例的方式。对扩大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就诊的费用定额标准和报销比例的确定大致分为3种形式。对于超出定额标准的费用，除海南省规定由定点医院和参合患者按1:1比例承担外，其余各地普遍规定由定点医疗机构承担。青海、河南、湖南、内蒙古等地对儿童两病等病种的报销比例规定有所不同。新疆、、湖南儿童先心病均推行免费救治政策。见表4。
2．5申报及结算程序
卫生部《意见》要求，各级新农合经办机构应按照便民、利民原则，简化并规范重大疾病的救治申报和结算报销流程，推行定点医疗机构即时结报和异地结报，推进新农合、医疗救助“一站式”服务。
2．5．1申报程序。对于大病患者救治申报程序的规定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福建、贵州、海南、江苏、河南、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江西等地要求患者到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后开具相关证明，经新农合机构审批后再开展按病种付费诊疗;安徽、云南、四川、宁夏、则由定点医疗机构确诊并审查患者参合信息后，对确诊符合大病报销条件的患者按重大疾病类别进行管理，并做好相关材料备案和标注工作，患者出院后由医院向新农合经办机构提交申请补偿的材料。
2．5．2即时结报与“一站式”报销模式。各地大病诊疗费用基本实行即时报销。安徽、海南、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山东、上海、甘肃等大部分省份规定，大病患者出院时只需按照规定的定额比例支付自付费用，由定点救治医院垫付其余全部费用，并由新农合经办机构将基金应付款和医疗救助垫付款“一站式”拨付医院。云南、河北、浙江、内蒙古等地新农合经办机构仅拨付基金应付款，医院垫付的医疗救助资金则需由医院向民政部门提出申请。贵州、青海两地即时结报则采取由新农合基金向医院预付报销定额的部分费用，医院垫付剩余报销费用，患者支付自付费用的方式。
2．6管理与保障措施
2．6．1申报管理。在重大疾病的救治申报管理方面，针对患者纳入大病报销的限制条件分别作出了规定，主要包括3方面:①参加新农合;②疾病诊断及主要治疗方法符合各省方案规定的保障范围;③在各省指定的重大疾病定点救治医院按规定的临床路径或诊疗方案治疗。同时，安徽、海南、河南等地还在实施方案中规定，在1个参合年度内，重大疾病住院患者同一种疾病限享受1次方案规定的重大疾病保障政策(方案另有规定的除外)，再次住院发生的医药费用不纳入大病保障。
2．6．2组织管理与保障措施。各地实施方案中对于大病保障政策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措施，主要从加强组织领导、确保服务质量、提高管理水平、加大查处力度几个方面作出了要求。省、市、县各级卫生、民政、财政部门分别负责实施方案的制定和组织实施与监督;在确保服务质量方面，一般要求各救治医院要在临床路径基础上制定各保障病种的标准化诊疗方案，严格掌握入、出院指征，从手术、麻醉、治疗、药品及辅助检查等环节着手，确保医疗质量，有效控制费用。同时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组织对救治医院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重点对诊断升级、分解住院、放宽住院标准、推诿重症患者、降低服务质量等行为进行严肃查处。
3讨论
3．1大病保障政策目标
逐步缓解农村大病患者家庭的“因病致贫”问题是新农合大病保障政策的根本出发点。考虑到新农合基金稳定性和使用效率，优先纳入试点的20种重大疾病均为疾病负担相对较重、灾难性卫生支出发生率较高的病种，如儿童先心病、妇科和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目前，各地大病保障政策均能围绕缓解“因病致贫”问题的核心目标，绝大多数地区的试点病种范围和补偿水平达到国家要求，并有1/2的省份结合实际情况新增了部分试点病种。在保障机制方面，尽管仍有少数省份采取提高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的方式，但按病种限额补偿70%与医疗救助相结合仍然是各省大病补偿的主要形式，符合救助条件的患者自付费用不超过定额的10%，并且在按项目付费别强调了大病补偿不受新农合报销药品目录与诊疗项目目录的限制，能够较好地满足重大疾病通常存在报销目录外费用高的特点。在救治申报与报销程序的制定方面，尽管各省份具体步骤存在一定差异，但都遵循“便民利民”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大病诊疗费用“即时结报”和“一站式”报销的普遍推行，能够方便患者即时获得补偿。
3．2大病保障付费方式
按病种付费作为预付费制度的一种，与按项目付费等后付制相比，在兼顾医疗质量与住院费用控制方面具有明显优势，也是新农合大病保障费用支付采取的主要形式。然而，并非所有的重大疾病费用支付都适用按病种付费，因该支付方式通常以某个疾病治疗方法的主操作和/或主诊断为基础来确定费用定额标准，因此多适用于诊断清楚、疗效确切和费用离散度低的疾病，对于一些临床上诊断分型较为复杂的恶性肿瘤以及重型精神疾病等病程长短差异较大的病种则并不适用。目前仅内蒙、辽宁、新疆等少数省(自治区)在按病种付费的基础上，对部分病种探索推行其它支付方式改革。同时，有1/3的省份采取了按病种限额付费，在不超过费用最高限额的范围内，同类疾病的诊疗费用高低可以根据病情的不同按照实际提供的诊疗项目价格和数量而调整，但该种支付方式失去了严格意义上的预付费制度的控费能力，其本质上仍属于后付制，对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为的约束作用有限。出现上述现象的原因，一是由于目前国家层面出台的大病保障政策中，针对重大疾病的补偿形式主要强调了按病种付费，而未对不同病种的适宜性作出具体规定或要求;二是由于目前我国按病种付费制度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省级层面仍未建立起统一、细化的疾病分型分类标准，难以根据不同病种的实际需要合理测算预付费的费用标准［1－2］。
3．3大病分级诊疗制度
县级医疗机构作为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提供网络的龙头，应当承担大部分重大疾病的诊疗服务，国家鼓励通过差别化医保报销政策、支付方式改革等措施引导各级定点医疗机构之间建立分工协作和双向转诊机制。从目前各省(市、自治区)制定的政策看，分级诊疗制度仍未完全建立，1/3的省份并未将县级医疗机构作为主要定点机构，仅有不到1/5的省份开展了重大疾病诊疗费用的差别化报销。即使是在已经推行差别化报销的省份，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报销比例差距相对较小，难以有效引导患者到县级医疗机构就医。导致差别化报销政策以及分级诊疗制度难以推行的重要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县级医疗机构诊疗能力有限、资源配置相对不足，难以成为大病患者就诊的首选［3－4］;另一方面，省级层面尚未制定不同级别医疗机构之间具体的双向转诊标准，大部分省份对于不同病种的首诊、筛查程序缺少明确的规定。
3．4医疗服务监管体制
国家要求各省(市、自治区)纳入试点的20种大病以循环、消化、呼吸系统恶性肿瘤和心脑血管系统疾病为主，这些疾病多具有病程长、诊疗费用高、临床分型较复杂等特点［5］。以儿童白血病为例，根据卫生部制定的费用标准，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标危组和中危组的定额标准分别为8万元和15万元，相差达到7万元;而对于妇女两癌及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等大病，多数省份并未针对同一病种的不同分型或分期分别制定费用标准。在费用定额确定的情况下，容易发生诊断升级或推诿重症患者以及分解住院、放宽住院标准、不严格执行临床路径等各种逐利行为，建立完善的医疗质量监管和控制体制显得尤为重要。而目前尽管各省(市、自治区)在实施方案中提出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及经办机构对救治医院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评估，但并未对不同部门的监管职能进行细化并制定统一的考核评估标准，对于定点医疗机构内部质量监督机制的建立缺少强制性的制度设计。监管体制的缺陷，首先是由于在按病种付费制度下，医保经办机构尚未充分发挥其作为购买方的职能，未能与医院建立起基于合理的定额协商基础之上的外部监督机制［6］;同时，定点医院自身对按病种付费制度下的内部质量管理给予的重视不足。
4建议
4．1大病保障以定额付费为主，探索多种形式的支付方式改革
各地大病保障按病种付费的具体形式存在差异，为使其控费效果得到更好的体现，建议结合实际情况逐渐由限额付费过度到定额付费，对一些临床分型较为复杂的恶性肿瘤等病种，应分级制定费用标准，并根据重大疾病诊疗过程中病情的异常变化给予一定的费用浮动空间。同时，大病报销工作应与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相结合，充分发挥不同付费制度的激励机制，克服单一付费方式的弊端。根据病种需要，对于一些不适用于按病种付费的疾病类型，如重性精神病、终末期肾病，以及一些临床分类较为复杂的恶性肿瘤等病种，应积极探索按床日、总额预付以及按项目付费等多种支付方式［7－8］。
4．2明确不同级别定点医疗机构的定位，加快推进差别化报销政策
应合理划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对不同病种的诊疗功能定位，确立县级医疗机构作为大病救治定点医院的主体地位，并统筹推进差别化报销政策，合理拉开不同级别医疗机构的报销比例差距，引导患者到基层就医［9］。同时，以重大疾病的临床专科能力建设为核心，重点提升应主要在县级医疗机构得到治疗的终末期肾病、妇女乳腺癌、宫颈癌、艾滋病机会性感染、胃癌、结肠癌、直肠癌等疾病的诊疗技术水平，完善相应的设施和设备配置。省级层面应加快制定病种双向转诊标准，确保疑难重症在县级医疗机构初诊后，在必要的情况下及时转诊到三级医疗机构。
4．3建立明确的医疗服务监管职责分工和考核机制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5
关键词：农民工医疗保险；农民工；医疗；医疗服务
目前，全国各省先后推出农民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重点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务工期间的住院医疗保障问题。本文就北京、深圳、青岛、湖南等全国二十多个省(市)正在试行的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进行评述，试探求既适应农民工群体特征及现实需求，又尽可能与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接轨的农民工医疗保险过渡方案。
一、全国各地农民工医疗保险的方案
(一)参保对象。目前，陕西、湖南、宁夏、山西等全国大部分省份的农民工医疗保险参保对象皆实行“全省所有城镇用人单位，包括各类企业、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个体经营组织等(以下简称用人单位)，都应按规定为与其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办理医疗保险”的政策规定。农民工无论就业于何种性质单位，都能享受医疗保险。辽宁省沈阳市鉴于大部分农民工已在所在单位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因此将参保对象界定为“仅限于在外地注册在我市从事建筑施工的单位、在本市已参加养老保险而未参加医疗保险且招用农民工占本单位用工人数70％以上的个体餐饮和娱乐等服务性行业及其与之形成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广东省深圳市的医保方案名为《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暂行办法》，参保对象专指“所有企业及与其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务工”。内蒙古自治区鉴于其地域的特殊性，将参保对象扩大到包括牧民在内的“农牧民工”。
(二)缴费办法。天津、陕西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对住院医疗保险或大病医疗保险采取用人单位缴纳的办法。仅宁夏回族自治区要求用工期限3个月以上的大病住院保险费用“用人单位承担90％，个人承担10％”，对选择参加统账结合基本医疗保险，保费由用人单位和农民工个人共同缴纳，只有以个人名义参保的才要求个人承担全部费用。辽宁省大连市保费均由用人单位承担，农民工只享受相关待遇。天津、大连缴费基数为“全市上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缴费比例分别为3.5％和2％。重庆市要求参保单位按缴费基数的1.4％缴纳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按0.1％缴纳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农民工个人每月缴纳5元作为大额医疗互助保险费。山西省的做法是按3％的费率缴费，要求2.5％左右划入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0.5％左右划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资金。深圳市规定“每人每月12元，其中用人单位缴8元，劳务工个人缴4元，6元作为门诊基金，用于支付门诊医疗费用，5元作为住院统筹基金，用于支付住院医疗费用，1元用于调剂”。南京市除参加“大病医疗保险”外，要求同时参加“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保险”，按4元／人的月标准缴纳，用于建立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此费用由农民工个人承担。“用人单位以上年度当地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基数，缴费率控制在1％－3％以内”办法最为普遍，湖南、陕西、安徽、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全国大部分地区均采取此办法。
(三)医保待遇。目前，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保障范围基本为“住院和门诊特殊病”，起付标准、个人自付比例大多按照当地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规定执行。建有大额医疗费补助基金的，住院最高支付限额以上部分可通过大病医疗补助解决。重庆、南京及北京都设置了农民工大病医疗保险“统筹基金账户”及“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专户，为农民工大病医疗提供可靠的基金保障。依照南京市的规定，对起付标准以上、最高支付限额(暂定为6万元)以下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根据费用分段由大病医疗保险基金按50％～80％比例支付，最高支付限额以上、符合规定支付范围的门诊大病和住院医疗费用，由农民工大病医疗互助基金按规定给予定额补助。北京市规定统筹基金年度支付最高数额为5万元，超过此限额时，大额医疗费用互助资金支付70％，年度累计不得超过10万元，其余30％由个人承担。重庆市统筹基金支付限额3万元，大额医疗费互助保险资金支付限额20万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民工医疗保险统筹基金支付范围较为狭窄，仅限于住院治疗的医疗费用及急诊抢救留观并收转住院前7日内的医疗费用，不包括门诊特殊病和大额医疗费救助。在医保待遇执行上，除深圳市使用专用《深圳市劳务工医疗保险药品目录》、待遇与连续参加劳务工医疗保险时间挂钩外，其它省份均依照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的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及医疗服务设施范围和支付标准执行，缴费当期享受相关待遇，期间发生费用由社会统筹支付。
(四)基金管理。农民工大病住院医疗保险基金由用人单位缴纳保费和统筹基金利息构成，根据“以收定支、收支平衡”原则支付。在基金结算上，南京、深圳市实行当年核算，基金结余部分结转下年度继续使用，不足支付时，在下一年度调整缴费标准并予以补足。宁夏回族自治区统筹基金支付标准按保费有效期和医疗费用分段累加计算等办法确定，每年公布一次。针对基金安全问题，各地多采用“单独建账，专款专用，收支两条线，纳入财政专户”办法。深圳市将用人单位缴纳的医疗保险费列入成本，而南京市则规定“市、区两级经办机构的事业经费不得从基金中提取，其经费列入市、区两级财政预算”。
(五)政策执行方面。《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有条件的地方，可直接将稳定就业农民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从全国二十几个省份方案执行情况看，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大多采取直接扩面形式，一定时限能稳定就业的农民工便可直接进入该体系。对于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要求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基金预算和决算制度、财务会计制度以及内部审计等制度，实行统一政策，属地管理，分级执行。具体而言，由统筹地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负责参保、缴费、待遇支付，医疗服务则由定点医疗机构根据国家医疗保险药品目录、诊疗项目、医疗服务设施标准提供。上海、成都实行的农民工综合保险较之有较大差异，特别是在医保运行模式上不再采取政府经办的传统做法，而是由商业保险公司委托，这是一种农民工、企业、政府多方受益的医保运作模式，在减轻政府负担的同时，强化了农民工权益保障的社会责任。
二、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存在的问题
(一)医疗保障项目与农民工实际需求脱节。基于农民工流动频繁、帐户接续不便的特点，目前各地试行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基本遵循“不建个人账户、只建统筹基金”原则，保障项目仅限于住院及特殊门诊。从推行效果看，农民工医疗保障现状与政策目标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是保障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依照目前相关规定，门诊费用由个人帐户开支，必须与个人缴费基数挂钩，即农民工必须个人承担保费，或部分承担、或全额承担，现行方案大多采用“现收现付、以收定支、收支平衡、略有结余”进
行管理，基金积累难以成为个人帐户资金划拨来源。若没有其它资金来源渠道，全部由农民工个人承担，这种个人账户等同于个人存款，以大数法则分摊风险的保险意义将不复存在。即使个人帐户采用社会共济原则筹资，在目前工资水平普遍低下的状况下，无论全额或部分承担保费都很难调动农民工的参保热情。基于此类多种原因，目前各地多实行“建社会统筹、用人单位缴费、保当期大病”办法，基金支付范围只涵盖大病医疗和特殊门诊。有调查数据表明，目前进城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8.6岁，从生命周期规律来看，这类青壮年农民工人群的大病住院概率相当低，而常规疾病则不可避免。因此，农民工迫切需要的不是大病住院保障而是常见门诊医疗保障。另外，在农民工频繁流动的环境下，用人单位缴费且只保当期大病，意味着农民工任何工作异动都可能导致医疗保险待遇的终止，随时都可能重新被排除社会保障网之外。
(二)城镇医疗服务供给与农民工实际需求不匹配。长期以来，我国医疗卫生资源一直采取以城市居民医疗需求为中心的户籍人口管理模式。在跨区域流动农民工已超过1.2亿的今天，这种模式表现出明显的缺陷。正规医疗机构的高额医疗费用与农民工低收入间的矛盾比较突出。2004年卫生部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患病后25.4％的人选择城镇医疗机构就诊，73.2％的人采取从药店买药或服用自带存药的方式。这种事实证明农民工没有真正享受城镇医疗服务。
(三)农民工老年医疗保障存在政策缺失。根据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1.2亿城市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为28.6岁，且流动性频繁、劳动关系极不稳定。所以目前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很少涉及农民工老年医保的相关问题。大连、天津、沈阳等很多地区规定：“农民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用人单位不再为其缴纳医疗保险费，农民工本人也不再享受医疗保险待遇”。这意味着当农民工年老后，医疗保险将随用人单位缴费停止而终止，如果没有其他相关政策规定来延缓其医保关系，农民工将重新游离于社会保障网之外。农民工长年从事苦、累、脏、险工作，慢性病或其它高危重病的困扰较城镇职工更为严重，更需要老年医疗保障，尤其在当前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产业工人主体的形势下，如不能在农民工年老后享有与城镇职工同等医疗保险待遇，不仅是政府职能的缺失，同时也分裂了劳动者医疗保险制度的统一性。
三、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险方案的建议
(一)建立农民工弹性医保制度。农民工是个复杂而庞大的群体，城市移民型、回乡型及城乡兼业型等类别人群特征各异，同一种医保制度安排很难满足所有需求，有必要根据其就业特征及医疗特点制定弹性医保制度。对城市稳定就业且具有相对固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可将其直接纳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流动频繁、收入低下的农民工，基于其经济能力和其它条件的限制，可按照“低费率、保当期、保大病、不建个人账户”原则开展大病医疗保险，重点保当期住院医疗，有条件的地方可同时参加大额医疗救助；对回乡务农的农民工，应督促其参加原籍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个体经营等灵活就业农民工，则可按照目前灵活就业人员医保办法，以个人名义参加统筹地区基本医疗保险。农民身份的转变使现行农民工医保暂行办法向城镇医保制度转换成为必然，不同医保制度间的衔接与医保关系接续需要弹性运作。在制度转换方面，由现行大病住院医疗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体系的，可将先前医保模式连续参保时间折算为城镇医保缴费年限，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即按城镇医保规定执行相关待遇，也可对此期间医保保费进行补缴，基数设定为当地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补缴比例稍低于基本医疗保险标准，补缴后可累计缴费年限，但不能补记补缴期间个人账户；在运作模式方面，鉴于农民工流动频繁的特点，可建立相应的账户中断与复效制度，对因失业、短期回乡或工作变换出现保费中断未缴的农民工，可保留其医疗关系，经补缴后，保费办理接续或转移。这种弹性运作模式可促进当前“保当期、不建个人帐户”的农民工医保暂行办法向全民统一基本医保制度转变。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6
对于国务院日前印发各地执行的《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李玲认为，“是一个近期改革框架，重点是目前可做的，是一个务实的现实选择，既补贴供方也补贴需方，服务保障和财务保障双管齐下。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
这个“既补贴供方也补贴需方”的方案明确了“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和“加大对公立医疗机构的财政投入”两方面，融合了此前被媒体称为政府主导派和市场主导派的观点。
政府还是市场主导
因为否定宿迁医改（通过卖掉公立医院，政府不再办医院只是监管）而被公众熟知的李玲，曾经走进中南海为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讲解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在医改争论中，坚持公立医院是最能够体现政府医疗卫生职能的制度安排，力主政府的投入应该更多补贴医院以维持其公益性（即政府提供服务），被媒体称为“政府主导派”。
对于宿迁医改模式，同在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周其仁教授曾连续发表文章积极推介，他因强烈主张市场导向的医疗体制改革而被媒体贴上了“市场主导派”的标签。
强调对作为需方的消费者补贴（即政府购买服务）的顾昕是“市场主导”的另一位积极建言者。他对记者说，在全民医保的情况下，公立医院应该通过自己良好的服务，竞争来自医保的付账以及来自政府的某些专项合同（例如公共卫生服务合同、科研项目、能力建设项目，等等），而不是伸手向国家要钱。
在李玲看来，“市场主导”、“政府主导”的划分，掩盖了学者们的一些重要共识，“所谓政府和市场都是手段”。事实上，“市场主导”也认为在社会资本不愿意进入的地方，政府应该出资兴办公立医疗机构；而“政府主导”也需要用市场的一些手段提高政府投入的效率。
李玲坦言，所谓的两派争论，“实质是对医疗保障这个世界级难题，更相信政府作用还是更相信市场的问题”。
当今世界，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探索医疗改革之路。李玲说，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国家单纯依靠市场解决了医疗保障这个世界级难题。但是，“国际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国家直接举办医疗机构的方式，从而有效控制成本，为老百姓提供服务”。
李玲认为这与医疗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有关，医疗费用是医疗价格和医疗服务量共同决定的，“但是，价是谁来决定？经济学一般假设人们追求的目标是效率最大化，也就是利润最大化或者成本最小化，而去医院看病人们追求的目标往往是风险最小化，为了降低风险，愿意选择高价而不是低价”。
对于“量”，李玲说，在一些竞争的医疗市场上，挂号费免了，药品、检查的单价也降了，但医院完全有能力让你多做一个检查，多吃一些药，因为医疗服务的量更主要是由提供者来决定。也正因如此，李玲在2006年否定了宿迁医改，认为“‘看病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百姓的医疗负担反而加重，潜在医疗卫生问题令人担忧”。
顾昕则认为，政府购买服务，是全世界公共管理改革的核心，在世界各国均有众多成熟的经验，值得加以借鉴。在顾昕看来，完全可以运用市场机制既补需方又补供方，但不能养供方。补供方是采用政府购买的方式，养供方则是采用行政拨款的方式，机制不同，效果大不一样。
所谓“购买服务”，即指政府基于某种考虑，为某些公共服务（例如公共卫生服务、某些基本医疗服务）全额或部分埋单，但具体实施是通过竞争的方式，向所有符合资质的服务提供者购买服务。
在顾昕看来，这促进了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政府可以把施政重点放在目标定位，即准确地甄别出应该受益的群体，让真正有所需要的民众获得来自政府的救助，从而体现社会公平。同时，民众对于服务提供者也拥有充分的自由选择权，从而可以促进供方改善服务，施惠于民众。
“医改方案中的‘补需方’，明确了三年基本医疗保障要覆盖90%，并且提高了参保补贴，从80元变成120元，是此次医改方案中最大的新亮点。”顾昕强调。
“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政府忽视了‘补需方’，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才漏洞百出，多数国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从而导致了医疗卫生事业的一系列弊端”，顾昕认为，“医改方案已经明确了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原则。政府出资为公共卫生全额埋单、为基本医疗服务部分埋单，这就是‘政府主导’的体现，而政府具体的补偿方式则应该引入市场机制。”
财政面临压力
对于“既补贴供方也补贴需方”的方案，刘军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加大政府投入、强化政府责任，无疑是此次医改方案的一大亮点。可以预期，各级财政部门会按照医改方案的要求，千方百计调整支出结构，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投入，努力落实医改方案提出的财政投入政策，保障推进医改所需资金投入。”
在此之前，财政投入不足被认为是公立医院失去公益性，“看病贵、看病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公立医院不姓公”，在今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省立医院副院长翁国星直言，“政府对公立医院投入少，不到医院总经费的10％。”
而另一组被代表委员们引用的数据是“全国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仅占17%，企业、社会单位负担占27%，其余56%由居民个人支付”。记者查证这是2003年我国卫生费用的比例构成。卫生部长陈竺在今年两会期间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经过过去几年的努力，公共财政增加投入，实际上个人支出的比例已经从最高时候的60%降到目前的百分之四十几了。
“政府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包括财政的直接投入，也包括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比如农村的新农合、城镇职工医保、居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等对医疗卫生的间接投入。”刘军民强调，“具体到公立医院，从直接投入来看，大致是10%左右，有的地方可能还更低，但是不能忽略医保的间接投入。”
实施方案对公立医院明确了“政府负责基本建设和大型设备购置、重点学科发展、符合国家规定的离退休人员费用和政策性亏损补偿等，对公立医院承担的公共卫生任务给予专项补助，保障政府指定的紧急救治、援外、支农、支边等公共服务经费，对中医医院（民族医院）、传染病医院、妇产医院和儿童医院等在投入政策上予以倾斜”的政策，同时强调“逐步将公立医院补偿由服务收费、药品加成收入和财政补助三个渠道改为服务收费和财政补助两个渠道”。
在财政补偿不足的情况下，医院靠药品批零差价和大型设备收费来补偿，逐步取消药品加成之后，这部分缺口如何弥补，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难点。
如果通过收取药事服务费来加以弥补，是否会按下葫芦起了瓢，无助于缓解“看病贵”问题？在医药企业的回扣没有杜绝的情况下，医生会不会继续开大处方？如果政府由增加投入来补，又需要投入多少？
对实施方案中三年投入8500亿元的表述，顾昕算了算账，对其中可以对公立综合医院增加多少投入并不乐观。
而如果采取收取药事服务费的方式，以定额处方费来计算，假定一个处方20元，2007年各地政府办医疗机构的门急诊人次为13亿，总额也仅为260亿元。
“我们应客观地看到，财政对卫生的投入从根本上是受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支状况制约的。”刘军民表示。
事实上，对全国22000多家公立医院，政府也不可能增加投入全部管起来。
既然财政资金捉襟见肘，为什么不能吸收民间资金进入医疗行业呢？今年两会期间，民营医院的代表委员呼吁给民营医院与公立医院同等的待遇。
此次医改对这一问题作出回应，提出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积极稳妥地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民营医疗机构，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医院；民营医院在医保定点、科研立项、职称评定和继续教育等方面，与公立医院享受同等待遇；对其在服务准入、监督管理等方面一视同仁；落实非营利性医院税收优惠政策，完善营利性医院税收政策。
在此之前，民营医院除了在“医保定点医院资格”上受排挤外，还需要交纳5.45%的营业税以及33.3%的所得税，而公立医院是免税的。由此导致的民营医院的状况是，目前大部分是50到100张床位的专科医院，或者社区医院，环境、设备、技术都逊于公立医院。
多位受访人士认为，如果不能形成竞争，就无法保证公立医院在更多地获得国家公共财政的补贴后，不再咬着原来的市场化福利创收不放。
运行机制的改革更重要
“财政投入只是医改所需资金的来源渠道之一，财政投入效果如何还取决于医疗卫生体制机制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因此，不能寄希望于仅靠增加财政投入，来解决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所有问题。”刘军民认为。
但是，在李玲看来，“不仅是投入不足，而且公共财政的定位在哪里根本没有明确。这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们现在医药很多扭曲行为就是由此而造成的”。
李玲说，我国未来发展什么样的医疗卫生制度模式，这一长远目标在医改方案中还没有明确，因而公立医院的规模、资源布局和职能如何确定，政府对公立医院补贴的规模、方式如何确定，医保和卫生的行政管理体制如何理顺等重大的问题也没有明确，这需要更进一步的试点、探索。
李玲认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是自动体现的，要政府给他目标。政府办公立医院就是为了保证老百姓的健康，公立医院的目的就是实现社会目标的最大化。根据这个定位，政府给它投入，促使他实现这个目标。同时，在这个投入机制下，要有很好的监督管理机制，尤其是财务管理。绝对不能像现在这样挣多少就花多少，就买多少设备，就干一切想干的事情。在增加财政投入的同时，关键是要把管理机制、运行机制理顺。
“增加政府投入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刘军民强调，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切实转变卫生体制机制，以投入保证和促进改革，最大程度地降低体制运行中的效率漏损和消除某些群体的不当甚至是非法的谋利，最终真正让群众得到实惠。
李玲指出，对医疗活动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实时监控，最后才能保证投入的钱真正用在老百姓身上。可以借鉴美国退伍军人医院体系以及英国医疗体系的现代管理方法、监管方式。而且，投入一定要跟医院的绩效挂钩――不是经济绩效，而是综合绩效。
对于监管，顾昕认为更根本的问题是，目前的卫生行政部门同公立医院有行政隶属关系。《实施方案》提出“鼓励各地积极探索政事分开、管办分开的有效形式”，顾昕认为这是医改的另一大亮点，但是，现在很多人对这一点认识不足。
对加强卫生资金监管和绩效评价，刘军民认为可以引入注册会计师审计制度。在他看来，没有投入的管理和监督是“无本之木”，没有有效监管的投入是“无束之水”，容易造成无序漫溢、水过地皮湿的现象。
正基于此，实施方案提出定期开展医疗服务成本测算，科学考评医疗服务效率。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7
关键词：医疗设备档案管理保养
随着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大量的高、新、尖技术的医疗诊断设备逐渐应用于临床一线，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大型医疗设备，其运行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到诊断治疗的结果，那么，如何管理好先进的医疗设备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医疗设备的档案管理和保养是一项贯穿整个使用的长期工作，其目的是减少故障的发生，确保医疗设备性能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提高医疗设备的开机使用率，提高医疗设备的使用寿命。现根据我们的工作实践，谈谈医疗设备的档案管理和保养。
1档案的建立
建立健全的档案管理机制，延长医疗设备的使用，保证大型医疗设备的完好率和使用率，提高医院的综合效益。设备一旦发生故障，对医生的判断力，对患者的治疗康复都受到很大的影响，严重的还会导致医疗事故的发生，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大打折扣。但设备不可能保证不发生故障，我们只能将故障的发生概率降低。医疗从购入设备的一刻起就要进行验收，调试、安装验收合格方可使用。凡医院的医疗设备，必须建立仪器设备档案管理，每个档案建立目录，记录档案柜里存放设备的名称、规格型号、购进日期、归属科室管理等，便于日后查找和维修。仪器设备档案的管理，有利于管理人员按原始资料处理一些履行合同中未尽的事宜，可以方便维修人员查找说明书解决操作和维修上的难题，使之规范化、完整化、科学化。
2医疗设备保养的重要性
医疗设备是医院医疗、科研教学等各项业务活动的基础，医生对患者的诊断、检查、治疗等一系列医疗活动，都依赖医疗设备，所以一定要保证仪器的准确度、高灵敏度、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医疗设备如果发生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医疗事故，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就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要做好日常的保养工作，即可以发现故障隐患，又可以减少工作量，还可以降低成本。
我们要充分利用国内外生产厂家的售后服务做好维修保养工作，在医疗仪器设备保养工作中进入社会化服务力量，提高设备保养效率。但厂家维修也有弊端，首先不可能立即解决问题，厂家维修工作人员从接到报修电话到现场维修，需要至少一天的时间，另外维修费用昂贵，所以设备科的支援就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当发生一些小毛病，设备科完全可以解决的情况下，就可以节省大部分的人力和物力，费用低，速度快，不影响临床科室的正常工作和对病人的及时治疗。以上两种途径都会降低仪器的使用率，提高仪器的使用寿命，所以医疗设备的保养就显得格外重要，医疗仪器做好维护保养，就能有效提高设备的完好率和使用率，还可以减少其发生故障机率，延长其使用寿命。
2.1日常保养
设备使用人日常做到清理设备的环境卫生、表面除尘，紧固松动的螺丝零部件及电源电压的监护，检查使用中的设备是否正常运行，每次保养及填写记录。设备在使用过程中，除了会受到来自外界的震动或不利条件的因素的侵害外，设备自身的某些元器件也可能由于老化，生锈、磨损等原因，性能变差或失效，是设备的整体性能随之下降，甚至完全丧失相关的性能和功能，尤其是一些平时很少工作的保护功能和报警电路，当它们出现故障时，由于操作人员很难及时发现这些故障隐患，设备就有可能在病态下工作，给设备的可靠想、安全性带来麻烦，维护人员必须做好：
2.1.1首先要了解设备的构造及故障特点的情况，维护人员要对设备的操作过程熟悉，了解其工作步骤，熟悉设备在正常运转过程中的各种状态和参数。
2.1.2防患于未然，平时要做好外观和功能检查，外观检查主要检查仪器的各个按钮、开关，插头有无松动，散热排风是否正常，各种接地的连线和管道的连结是否良好。功能检查主要是开机检查各指示灯、指示器是否正常，通过调节设置各个开关的按钮，进入各功能设置，以检查设备的基本功能是否正常。
日常检查和保养设备的各项机能，是保证医疗安全的重要保障，可以提高医疗设备的使用率，延长使用寿命，提高效益、降低运营成本。积极发挥设备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积极寻找各种方法，不断学习各种知识，提高技术，来适应科技的飞速发展。
2.2定期保养
医疗设备必须制定保养计划，建立切实可行的定期计划，及时发现并排除设备自身定位故障隐患。严格按计划实施维护保养工作，除了做好定期的养护外，工作人员要配合厂家技术人员共同做好仪器的季度或年度的养护，设备的保养能够减缓仪器的磨损老化程度，可以提高设备的使用寿命，减少设备的故障发生次数，从而保证了设备始终处于良性循环的状态。设备科人员要积极做好设备保养档案的记录。每进行一次定期养护工作都要做好详细记录，通过对设备的定期保养，把一些可能发生的故障排除在萌芽状态，保证仪器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延长使用寿命。
3建议
根据医院设备档案管理工作的内容，逐步完善医疗设备的保养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制定详细的医疗设备操作流程，坚持每周抽查，每月小查，每季大查的考核制度，对医疗设备的保养，开机使用率内容进行综合考核。当前，如何正确使用、管理、保养好医疗设备，仍然是医院面临的一个重要的课程，医疗设备一旦发生故障，修复时间长将会影响医院的正常医疗活动和医院的生意。为此，必须做好医院设备档案管理和保养工作。
参考文献：
[1]程金涛，王小敏，郭赤.加强医疗设备维修管理的思考[J]中国医疗装备，2008.5（45）：33.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8
[中图分类号]R197.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0515（2011）-08-268-01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医院的医疗设备也在不断地增加，科学的检查治疗手段离不开医疗设备的运用。先进的医疗设备不仅和临床的诊断、治疗关系愈来愈紧密，同时也是提高医院医疗技术水平的必备条件。如何适应新形势，做好医疗设备的维护保养、维修工作、保证其安全、高效、高质量的正常使用，是我们每一个医学工程技术人员所要面对的问题。
1医疗设备的安装、验收及启用医疗单位购买的新医疗设备运抵医院后，医院的维修工程技术人员就要参与其中，协同公司工程师进行安装，并借此了解设备的原理、结构、维护保养方法和易损零件的更换方法等。安装完成后还要对设备进行调试，了解设备的性能和各项参数是否符合要求，并填写验收报告。同时，设立设备使用登记本，把设备的名称、型号、类别生产厂家、开始使用时间等记下来，并要求设备操作人员每天记录设备使用情况。
2高度重视预防性维修预防性维修的重点就是对设备进行科学和精细的维护。如何制定维护制度，建立维护方案是做好预防性维修工作的第一步。科学的维护方案和精心的维护工作能够延长设备使用寿命，减少设备故障、保证设备性能、减少维修费用。建立维护方案应根据设备运行状况、操作人员固定性等来制定。及时纠正操作中的不规范行为，并要求操作人员规范填写仪器使用登记本。这样，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仪器设备的故障发生，提高设备的完好率。
3加强医疗设备的保养工作做好医疗设备的维护保养是提高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和完好率，减少故障，延长使用寿命的有效手段。医院的设备科要按照各类仪器的特点、原理、结构及使用程序，针对易发故障的环节，制定具体的维护保养内容、规程和措施，每年一到二次对大型医疗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和预防性维修。主要包括对设备的光路系统进行除尘、除霉，对电路、光电检测部分进行除尘、除污，对机械及机械传动部分进行除锈、，对管路部分实行清洁、疏通，对电磁阀进行清洁、除锈等等。另外，还要对一些易损零部件或有使用时间限制的零部件进行更换，以保证医疗设备的正常运转及长期稳定的性能，保证医疗设备使用的准确性和治疗效果的良好性。
4有序的组织维修工作当医疗设备发生故障后，医院的维修部门要及时的调配工程技术人员到相关科室进行抢修，尽快修复故障设备，保障临床诊疗工作的正常运行。医院的维修部门要做好分工工作，现代医疗设备结构原理复杂，一台先进的医疗设备包括了跨学科、跨部门的知识领域，含有复杂的多层线路板、精密的机械装置、光电检测装置等，要求每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对每一台设备都能做到手到病除是不大可能的。只有通过技术分工对一些普通性的存量较多及原理结构相对简单的设备采取由全体维修人员共同维修，而对一些原理结构复杂的大型贵重医疗设备则安排专门的技术人员长期跟踪维修，通过长期的维护保养及维修，使相关工程技术人员逐渐熟悉该设备的使用情况及原理结构，积累维修经验便于日后此设备故障的出现及时排查，提高维修效率。
5建立技术档案医疗机构设备维修部门要以科室为单位，设立大型仪器设备的技术档案台账，包括维修保养记录等。维修保养记录要求把保养的部位、方法、试机情况、缺陷报告、保养费用、维修保养责任人等进行详细记录;维修保养及维修档案的建立，将有助于日后维修时翻阅资料，快速排除故障；同时又可根据统计此仪器设备使用期间维护保养和维修费用。为医疗设备的经济效益评估以及医疗设备使用后期的报废鉴定工作提供数字依据。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各种先进的医疗设备也很快应用于临床，使医疗设备的维修工作也变得复杂和困难。这就要求医学工程技术人员要与时俱进，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不断提高专业知识理论水平和综合素质，努力提高自己的维修技术水平，为临床的诊断治疗能够得到安全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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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9
2009年新医改实施之后，我国基本上实现“全民医保”，基本医疗保障覆盖面明显提高；卫生总费用发生结构性变化，“看病贵”问题有所缓解；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政策破题，医疗服务体系运行机制改善；允许社会资本办医，给予非公立医疗机构平等发展权利。《中国健康保险发展报告2015》在回顾我国新医改成绩的同时，又对我国医改的方向提出了疑问。
中国医改何处去
在新医改“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我国医药卫生体制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暴露。
第一是药品定价改革思路走不通，政府虽然强化了对基本药物价格控制，并实施药品省级政府集中招标采购制度，但是药品价格依然没有实质性下降。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集中招标采购制度诱发行政部门的设租、寻租行为，医药公司公关的对象除了医院管理层和医生之外，又增加了招标办和管理招标办的政府部门及官员。药品由政府集中招标采购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招标的问题所在。因此，很难有动机和动力来降低药价而损害其租金收入。
另一方面基本药物零差率政策可能事与愿违。基本药价改革方案要求医院药品零售价等于药品采购价，以切断买药和医生处方行为之间的利益链。然而这种管制措施并没有降低基层医疗机构的实际药品价格和患者的医疗负担，其结果是反而再次消灭了一部分低价药。
现行的两种管理药品价格的方式，无论是政府物价管理部门（发改委）直接进行价格控制，还是药品集中招标采购，都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代表药品消费者与药厂（医院）博弈药价，但是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没有有效构建对政府招标（或定价）人员的激励机制，使得其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难以达到激励相容。主要原因是医疗服务合同具有特殊性，服务结果具有不确定性，医疗服务合同的给付义务属手段义务，对其不完全履行，无法从结果上判断，只能从过程中判断，只能强调行为过程是否符合标准，而不能强调给付结果。
另外，传统医患双边合同的交易成本过高。传统医患双边医疗市场是由患者（消费者）作为购买人，无论医疗服务合同是采取显式合同还是隐式合同的方式，绝大多数患者为了获得高性价比的医疗服务，其签约和履行合约要花费的信息成本高昂，上述信息成本甚至会超出医疗服务的价格本身，这使得患者无法在医疗合同中明确界定医生的权利和责任。
据悉，国家将要在2015年9月前出台基本医保药品支付标准执行规则，并按照分类管理思路，除麻醉、一类外，取消政府定价，由基本医保药品支付方与医院（药厂）谈判基本医保药品价格。
第二是公立医院改革思路走不通。公立医院改革的重点是力图破除公立医院“以药补医”，为医生的医疗服务建立新的补偿机制。可以把当前公立医院改革举措或思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于县级以下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补偿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卖药损失，政府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推行综合配套改革，对其进行财政补偿，建立的是公立卫生院（以及公立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占据主导地位的基层医疗组织结构。二是对于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各地在取消药品加成、调整医疗服务价格、改革财政拨款机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当前公立医院改革思路之所以走不通，原因还是政府决定医疗服务价格，还是政府监督医生行为。
第三是分级诊疗改革思路走不通。从2009-2014年，我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累计4万亿元，部分投入基层医疗机构建设，意在强基层，以建立分级诊疗体系。但是分级诊疗体系并没有在中国得以建立，如大医院处于“战时状态”，三级医院的住院和门急诊份额都在上升，患者和医保资金被三级医院“吸虹”，居民“看病难、看病贵”未见缓解。
造成以上结果的主要原因是公立医院体制必须的行政等级制扭曲了医疗行业的自然特征。医疗体系的行政垄断以及与之配套的行政等级制阻碍了好医生流向社区，没有患者信任的好医生，患者自然不会到基层就诊。当前分级诊疗改革思路走不通，原因仍然是由政府医保部门引导患者进行分级诊疗，仍然是由政府有关部门为全科医生定价并监督其行为。
第四是基本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思路走不通。为了遏制基本医保基金支出过快增长势头，新医改以来政府医保部门推行了基本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包括总额预付、按病种付费等。合理确定总额预付和按病种付费的资金定额，依赖于政府医保机构对医疗机构的精细化过程管理，以及政府医保机构和医疗机构的精细化谈判。然而政府医保机构缺乏实施“精细化管理”和“精细化谈判”的动力和能力。
当前我国医改问题的症结在于第三方购买人的缺位。现代医疗市场制度框架初步成型于美国1973年的医改法案――《健康维护组织法案》（Healthmaintenanceorganizationact）。为了遏制日益高涨的医药费用，该法案大力推行管理式医疗，在医疗市场供需双方之外，引入商业保险机构或非营利性机构等发起的健康维护组织（Hmo）作为医疗市场第三方购买人，以完善医疗市场的信息结构和激励机制，降低不合理的医药费用。现代医疗市场是由第三方作为购买人的市场，可以用三边医疗市场模型表示（图1）。其运行机理是：医疗服务的使用方和购买方分离，医生、居民和民营保险机构分别是医疗市场的提供方、使用方和购买方。
在我国，无论是药品定价改革、公立医院改革、分级诊疗改革还是基本医保支付方式改革，都是由政府机构同医院和药厂进行博弈，但政府机构缺乏激励，不能成为第三方购买人。而在我国现有制度框架下，商业保险机构不能像成熟医疗市场国家的民营保险机构那样成为第三方购买人。在第三方购买人缺位的情况下，无论是推动公立医院改革，还是推动药品定价改革，很难找到抓手，无异于“缘木求鱼”。
大国医改方向及路径
通常来说，基本医保基金占国家医药费用的90%以上，只有当民营保险机构承担基本医疗保障运营职能后，团购机制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够对医疗服务提供方的销售收入产生显著影响。基于上述原因，美国、德国、英国等代表性国家的医改则是把基本医疗保障民营化（以下简称“基本医保民营化”）作为改革方向。
以美国医改举例。美国政府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计划分别是联邦医疗照顾计划、医疗救助计划以及军人医疗保健计划。美国健康保险业迈向全方位承担基本医疗保障之路，也是一条创新发展之路。
一是功能创新。民营保险机构可以发挥第三方购买人功能，对医疗服务实施精细化管理，解决传统医疗面临的缺乏预防性保健服务、对患者过度医疗以及缺乏临床问责制的问题，从而有助于控制医药费用膨胀（图2）。二是交易方式创新。2010年的《患者保护与可负担医疗法案》指出，对于投保人和民营保险机构之间进行的基本医疗保障交易，引入强制保险条款，强制参保和承保要求。三是交易渠道创新。交易所建立了统一的承保和费率规则，推行基本医保计划的标准化，实现众多民营保险机构基本医保计划的集中上市，增强了市场竞争。四是定价创新。奥巴马医改法案要求保险公司在经营基本医疗保障时采用社群定价。
基于以上创新改革，美国健康保险公司在世界五百强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以及获得了资本市场较高估值。
中国保险发展分析
与以上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基本医保没有民营化，但是商业健康保险保持了高速增长。举例说明，2014年中国健康保险保费收入达1587亿元，同比增长41.27%。2003-2014年，健康保险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3.84%，超过了国民经济和保险业的增长速度。稳步有序开展大病保险和基本医保经办。截至2014年底，大病保险在27个省开展了392个统筹项目，省级统筹项目13个，地市级统筹项目201个，县区级统筹项目178个。大病保险覆盖人口7亿人，参保群众保障水平普遍提高10%？15%。各类基本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人数达3.2亿人。其原因何在？主要是我国和美国、德国、英国等国医改方向不同。他们把完善基本医保管理体制作为重点，而中国是把药品定价改革和医院改革作为重点，尚未触及基本医保管理体制。
另外，在商业健康保险发展迅速的情况下，为何其在医疗保障体系中的地位没有同步提高？中国商业健康保险赔付支出在卫生总费用中占比一直在1.2%左右。或许与中国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结构有关，中国的商业健康保险产品结构呈现“寿险化”特征，以住院保险为例，其赔付率过高，仅被某些保险公司作为开发市场的“敲门砖”。
总结
从美国、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医改经验看，医改有规律可循，其规律是走基本医保民营化之路。因此，中国深化医改的方向在于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民营化，创造条件让保险公司发挥对医疗服务的精细化管理功能和精细化谈判功能，解决医疗市场中的“第三方购买人缺位”问题，进而从机制上解决药品定价、医疗服务定价、分级诊疗等领域长期悬而未决的难题。
基本医疗保障体系的民营化涉及政府人社部门、卫生部门和财政部门等多部门权利和权益，触动固有利益格局，需要更高层面的协调。而近年来，人社部与卫生计生委之间由谁来管理“大医保”博弈不断，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的管理职责难以整合。因此建议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下设医改办公室，与国务院医改办合并，做好政策统筹、方案统筹、力量统筹、进度统筹工作；出台包括基本医疗保障体系民营化在内的改革方案。要有时间表和目标管理，一项一项抓落实，以多种形式督促检查，指导和帮助各地区各部门分解任务、落实责任。
医院医疗保障方案篇10
结合当前工作需要，的会员“棉花糖果”为你整理了这篇关于精准医保扶贫工作调研报告范文，希望能给你的学习、工作带来参考借鉴作用。
【正文】
关于精准医保扶贫工作调研报告为全面落实党的和对脱贫攻坚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城区医疗保障局在城区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具体指导下，全面落实国家和自治区、南宁市有关医疗保障工作的决策部署，行使医疗保障监督管理职能，坚持以关注民生为宗旨，认真贯彻落实基本医疗保险、医保二次报销、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等各项政策，切实抓好医疗保障工作，深入查找推进精准医保扶贫工作的关键环节，通过走访调查、实地观摩视察、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了解实情、研究问题、指导工作，督促落实，现形成调研报告如下。
一、良庆区2020年医保扶贫基本情况
全面落实“198”政策。截至11月30日，国扶系统共有建档立卡户10944人，城区政府已为符合条件的10944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额代缴城乡医疗保险参保费，建档立卡人口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代缴率达100%、参保率达100%。良庆区贫困人员住院及门慢共报销9990人次，其中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特殊慢性病报销7561人次，涉及门诊慢性病医疗费总金额215.29万元，享受报销总费用199.86万元，报销比例达92.83%；住院报销2429人次，涉及住院医疗费总金额2239.20万元，享受报销总费用2060.72万元，报销比例达92.03%；累计认定审批通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门诊特殊慢性病待遇2148人，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障。全面落实“一站式”结算，贫困群众“跑腿”“垫费”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二、主要工作措施及成效
2020年11月，良庆区迎接自治区“四合一”脱贫攻坚验收，医保扶贫工作顺利通过，取得较好成绩。
（一）及时传达、组织学习和贯彻落实上级文件精神。一是学习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及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二是组织干部职工学习《南宁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南宁市精准防贫基金专项保障工作方案（试行）》的通知》（南扶领发〔2020〕17号）文件精神，共同做好防贫工作。并根据文件精神，分别于10月下旬，12月初，安排专人对我城区参保人员在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和29种门诊特殊慢性病治疗，在按政策规定经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基本医保二次保险、医疗救助或政府财政兜底政策报销相应的费用补偿后，年度内自付和自费的医疗费用超过0.5万元的人员进行排查，并将排查人员名单提供给城区扶贫办。
（二）落实“198”政策。一是全额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员代缴参合费。确保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享有基本医疗保障。二是建立“兜底”保障机制。切实降低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医负担，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对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倾斜政策。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的农村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因病在统筹区内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治疗的，取消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起付标准，基本医疗保险报销比例提高5%；使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内的药品，按照现行的甲类药品报销比例给予支付；建档立卡贫困人员治疗全区统一确定的29种门诊特殊慢性病的，取消起付线，报销比例提高10%；大病保险起付线降低50%，报销比例提高10%；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基本医保二次报销政策，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参保年度内经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城乡医疗救助报销后，余下的医疗费用(不含自费药品及自费项目)按照30%给予再报销待遇；落实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费用、门诊特殊慢性病医疗费用政府兜底政策，住院实际医疗费用达90%以上，门诊特殊慢性病达80%以上。
（三）实行贫困人口特殊慢性病“先享受待遇后备案制度”。良庆区医疗保障局对基层医疗机构上交的贫困人员门诊特殊慢性病申请给予优先审批，并及时将审批结果报给卫生院，由卫生院及时将门诊特殊慢性病卡发给贫困人员，落实贫困人口门诊特殊慢性病先享受待遇后备案制度。优化门诊特殊慢性病审批程序，采取多种方式，会同卫健部门做好建档立卡人员门诊特殊慢性病认定。联合城区卫健局组织城区内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五象医院、广西水电医院、崇左市复退军人医院等单位的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师组成的专家小组，对辖区贫困人口慢性病进行认定及办卡，对符合办理条件的，审批通过，发放慢性病卡给贫困人员。
（四）全面落实“一站式”结算。2019年6月底前，各定点医疗机构积极进行院端系统功能升级改造工作。根据南宁市社保局、南宁市社保卡办的要求，城区所辖定点医疗机构于2019年7月6日已正式上线运行“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保二次报销+医疗救助+兜底保障”一站式结算，解决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基本医保二次报销、医疗救助等政策环环相扣、却又分属不同部门管理带来的群众“多头跑”难题。同时，为了解决参保居民因为没有办理社保卡而不能持卡结算的问题，实现通过“人脸识别”实人认证方式在医疗机构直接结算医疗费用，有效地解决了贫困人口“跑腿”“垫费”难题。
（五）做好村卫生室（所）“就医直接结算”工作。为贯彻落实医保扶贫领域有关工作要求，加强基层定点医疗机构一体化管理的村卫生室（所）标准化建设，保障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尤其是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正常就医结算，我局主动与城区卫健部门对接，开展对辖区内村卫生室（所）“就医直接结算”情况进行摸底，做好村卫生室（所）连接南宁“金保工程”网络登陆医药服务管理信息系统，为村卫生室（所）开通医保系统的结算权限，并举办了村卫生室医保系统报销操作知识培训班，落实好推进村卫生室“就医直接结算”相关工作。目前，我城区现有卫生室59家,已全部开通医保报销系统并通过系统直接结算。
（六）开展“医疗保障进万家”扶贫宣传活动
1.良庆区医保局制定了宣传活动工作方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台形式，大力宣传、普及基本医保及健康扶贫政策，使医保政策深入人心，增强全民参保意识。2020年截至11月22日，良庆区累计共发放健康扶贫宣传资料12万份，海报700余份。良庆区累计推荐在广西医保微信公众号平台查阅基本医疗及医保扶贫政策信息7000人次。
2.良庆区医保局加强对医保经办机构经办人员及各镇分管、驻村干部、帮扶干部，以及乡镇卫生院一线医务人员、村医的医保扶贫政策培训及医保结算业务指导，进一步提高医疗保障服务水平，确保政策“说得清”，群众“听得懂”。一是5月9日医保局专门致函给各帮扶单位，要求组织全体帮扶责任人举行相关医保政策培训。二是5月15日组织医保经办机构经办人员及各镇分管、扶贫业务负责人、脱贫攻坚工作分队分队长、各帮扶责任单位联络员、各定点医疗机构分管领导、各定点村卫生室负责人举办脱贫攻坚基本医疗保障战役业务培训会，增强各帮扶干部对健康扶贫政策的理解和宣传，提升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村卫生室、医保经办机构人员业务能力，提高我城区城乡居民对健康扶贫政策知晓率。三是5月29日下午，城区医保局在2020年良庆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人员培训班上进行基本医疗保障业务培训，城区160名乡村振兴工作队队员参加了培训。截至11月30日，良庆区医保部门累计对医保经办机构人员及驻村干部、帮扶干部以及乡镇卫生院一线医务人员进行医保扶贫政策培训1800人次。
（七）出台脱贫监测户及边缘户享受医疗补助实施方案。为扎实推进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在坚持“两不愁三保障”标准，减少贫困存量的基础上，防止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情况，着力巩固脱贫成果。6月底，城区政府印发了《良庆区脱贫监测户享受医疗临时补助实施方案》、《良庆区边缘户享受医疗方面防贫资金补助方案》。城区医保局根据补助方案，及时将监测户及边缘户1-11月享受的补助资金50657元下发给脱贫监测户及边缘户，防止他们因病致贫返贫。
（八）简化“零星报销”大病保险业务办理赔付手续。即从2020年8月12日起，对良庆区参保居民在办理大病保险报销手续进行改革，即由原先参保人员在办理医疗保险报销后，再自己跑到保险公司办理大病保险报销的流程，转变为由城区医保局社保中心直接将符合大病保险患者的银行账号、联系方式等信息提供保险公司，再由保险公司通过医保系统导出的报销数据直接核算，并将赔付金额直接转账到患病居民的账户，有效地解决了群众“多头跑”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方便了广大参保居民。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剖析
（一）因国扶系统实行动态管理，医保系统的数据更新也需要同步更新，如更新不及时，会导致自治区医保局的医保系统数据与国扶系统参保数据不一致。
（二）建档立卡贫困人口、29种门诊特殊慢性病审批及门慢卡办理处于动态变化之中，门慢卡认定办理不够及时。
（三）医保政策宣传不够到位。
四、对策建议
精准聚焦问题导向，切实增强医保扶贫政治责任、工作担当，真抓实干，不断探索医保扶贫新模式、新做法，确保健康扶贫连战连胜！
一是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保障。坚持将医保扶贫作为医保局头等大事，坚定必胜信心，全力以赴推进建档立卡群众100%参保缴费；未脱贫人口及两年扶持期内建档立卡贫人口合规住院报销达90%，29种门诊特殊慢性病门诊报销达80%；全面落实一站式就医结算；落实门诊特殊慢性卡先享受待遇后备案制度等医保扶贫四大工程。
二是继续加强与扶贫部门对接，共同做好数据核实比对。同时积极与财政、税务、扶贫、卫健、民政、残联军人事务管理局及各镇、玉洞街道的沟通协调，做好建档立卡人员动态信息比对工作。
三是继续优化门诊特殊慢性病审批程序，落实贫困人口门诊特殊慢性病先享受待遇后备案制度。城区医保局、城区卫健局和基层医疗机构加强沟通,采取组织专家下乡、进村入户等多种有效形式，共同做好建档立卡贫困人员门诊慢性病卡办理认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