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1
世界各国都在医改，而健康档案是重点，面对如此大跨度、多学科、多载体的海量信息，采用过去的人工纸质方式、分散保管已无法满足人们利用的要求。去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经济刺激方案中就有53页描述“健康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而《经济复苏法》则支持先期投资200亿美元发展电子健康档案。英国卫生部把卫生信息化作为医改主要内容，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并准备花26亿英镑，用10年时间培养社区全科医生，患者可以在网上自行选医院、选医生。并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家庭医生间的病例转诊，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电子邮件网络系统。
结合我国国情来说，建立完整的健康档案可为全科医生提供病人全面的基础资料，它是全科医生全面了解患者身体及其家庭健康问题、做出正确临床决策的重要基础。传统的病历档案是以各器官系统为单元、以疾病为中心，而以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全科医疗服务是连续性的，是以现代的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模式进行临床思维，以健康问题为中心收集资料并进行诊疗的，因此，其健康档案记录的形式和内容与以往病历有所不同。完整和系统化的健康档案记录是医生本身继续教育的一个重要资料。全科医疗式的健康档案记录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克服以往门诊病历过于简单、不规范、医疗及法律效力差等缺点，成为基层全科医疗服务领域内重要的医疗法律文书。健康档案记录为预防医学的实施提供资料，是评价全科医生服务质量和医疗技术水平的工具之一。通过建立个人、家庭和社区健康档案，能够详细了解和掌握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社区家庭问题和卫生资源。
数字化健康档案的特点
1 信息保存更完整。通过建立个人身份、户籍资料或医保系统相关联的iD身份识别系统，构建完整保存的健康档案。
2 健康资料更详细。传统的健康档案仅包含疾病、体检等信息，而与健康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生活环境、职业环境等，必须通过数字化健康档案多渠道采集信息才能得以完整保存。
3 通过数字化健康档案与远程会诊相结合的方式，足不出户便可得到异地专家给予的健康指导。异地专家通过网络数字化健康档案，及时了解健康信息，并给出具有针对性的健康指导意见或会诊意见。
4 提供方便快捷的就医诊疗服务。一旦患病，患者可以授权医生通过调阅健康档案，及时了解本人的患病历程，为快速、准确地诊断疾病提供了依据。
5 合理保护个人隐私。个人健康档案，可以自由设置对外公开的信息，档案内容只有被授权的人员才能查看，且本人可以隐藏其真实身份，仅提供健康资料，保护了个人的隐私权。
数字化健康档案的拓展性应用
建立健康数据中心，把大医院、社区卫生服务站、家庭、个人的信息通过有线或无线甚至手机移动方式联系起来，使病人能够找得到医生，医生也能够及时关注病人的健康，其基础就是要建立全面、完整、海量的健康档案数据库，有了健康信息才能提供健康服务。
数字化健康档案拓展性应用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档案采集、档案管理和档案利用3个核心问题。档案采集的主要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馆藏历史档案进行数字化扫描或翻拍、转换，建立索引和目录，完成馆藏档案的数字化；二是针对现行和将来的档案，实行数字化加结构化管理，逐步实现电子病历及其他辅助系统全数字化，并遵循HL7标准(《医疗健康信息传输与交换标准》HealthLevel7)，以便在不同地区、不同医院进行协同调用，共享结果。档案管理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建立海量存储备份、灾难恢复系统和系统安全解决方案，制定相应的安全策略，以保障档案资源的真实性、安全性、可靠性和可用性。
1 实现网络化，进行信息共享
实现以“四无”(无纸、无胶片、无线网络和无线射频识别)为特征的医院信息数字化，具体体现为：数字化信息的采集、传递、处理、加工和存储的计算机化、网络化。数字化的信息解决传统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人为错误、重复劳动、共享度低和不能被自动处理等问题，带来的利益是准确、及时、高度共享和自动化的信息处理。无线网络延展了信息获取范围，使提供“高度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服务成为现实。建立在数字化信息基础上的病人电子医疗记录给医疗服务提供者提供准确、及时和可靠的关于病人基本情况、检查情况、治疗情况、病程记录等全面的综合信息，使医疗服务提供者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得到正确的信息。数字化的病人医疗记录能有效地改善医疗质量，为跨学科治疗小组以及跨医疗机构的医师协作工作组的合作提供有力的工具。
2 健全数据库，实现海量信息储备，逐步形成数据仓库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2
4月8日，在官方正式公布新医改方案之后的第二天，iBm在中国高调宣布，推出针对中国区域医疗卫生和大型综合性医院集团的两大类共四个“智慧医疗”系列解决方案。一类是已成功应用于中国医疗机构的成熟软件医疗解决方案，包括区域医疗信息网络和CHaS临床科研信息整合平台解决方案;另一大类是iBm智慧医疗目前重点投入的医疗解决方案，它们代表着医疗信息技术未来的发展方向，能够为医疗用户提供先进的技术支持，包括医疗协同平台和基于云计算网络环境的智慧医疗解决方案。
iBm期许，上述方案的实施，将帮助中国卫生领域实现“智慧医疗”的目标，这也是iBm今年以来在全球力推的“智慧地球”战略在卫生行业的体现。
1.区域医疗信息网络(RHin/RegionalHealthcareinformationnetwork)。该方案为各种医疗机构的人员及系统提供集成与协作的信息环境。医疗机构各方及病人通过标准的电子健康档案来共享和交换信息。区域病人主索引系统维护病人在区域内的全局标识，使电子健康档案与各医疗机构的系统有效集成，并保证各医疗机构的系统能够维持病人的局部标识。医疗机构各方提供的健康服务通过健康服务总线连接起来，协同完成医疗服务流程，支持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
2.CHaS临床科研信息整合平台(CHaS/Clinical&Healthanalytics&Sharing)。即“以病人为中心”，实现跨医院的临床信息集成平台，从而实现以数据深度利用支撑临床科研的创新模式。它基于iBm医疗集成框架，为以病人为中心的医疗信息管理和共享系统提供一个开放的、以标准为基础的、可互操作的电子病历解决方案;有助于病历实现标准化，极大地方便了医疗分析，为医学研究和临床质量控制提供数据基础;可以帮助医生实现跨部门和跨地区医疗机构之间病历共享，提高了医疗服务效率;为医疗信息行业实现国际公认的标准降低技术门槛。
3.医疗协同平台(HealthcareCollaborationplatform)。iBm统一医疗协作平台提供各种医疗机构的人员及系统的集成与协作环境。通过对各种医疗资源系统的整合，为医生提供了实时的、集成的、可操作的数据，从而能够为患者提供准确诊断，降低成本，减少医疗事故。该平台同时提供了以医疗机构的业务信息为核心的信息功能,为病人方便获取医疗服务和健康知识提供工具，其中包括个人门诊服务预约、个人健康档案及管理、健康咨询、网络心理咨询和健康常识等。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3
慢病患者管理
根据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统计，在美国，每10例死亡中有7例源于慢性疾病，心脏病、中风、癌症、糖尿病和关节疾病位居慢性疾病的前五位。每4美元医疗保健开支中就有3美元花在了慢性疾病之上，相当于每个美国人7900美元。
为应对慢病的医疗成本，世界各地的医院和医生通常的做法是创建和改进价值导向的交付模式，旨在更好地管理慢病患者和协调护理的高费用。医院正在探索通过有效利用患者实时数据，更早、更精确地干预，增强患者对疾病自我管理意识，来实现更加经济有效的护理服务。
2013年8月，美敦力宣布现金收购Cardiocom公司。Cardiocom是一家开发和提供远程医疗和患者服务、并专注于慢性疾病管理的私有企业，其中包括一系列有挑战的重要疾病，例如糖尿病及心衰、高血压等心血管疾病。Cardiocom的产品和服务包括远程监测和以患者为中心设计的软件，可以有效地配合护理，并提供专业的远程护理支持。依据公认的指南和循证实验计划，这些整合的方案旨在将实时的患者数据和前瞻的患者干预方案报告给支付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从而节约成本、提高质量。
“随着广泛的医疗改革倡议集中在日益增长的经济挑战之上，世界各个地区的医疗体系都在致力于不断改善疗效、增加可及性、节约成本、提高健康护理服务的效率。收购Cardiocom是帮助我们应对挑战，向整合产品和解决方案迈出的一步。”美敦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omarishrak表示，此次收购有助于让美敦力从提供医疗器材产品扩大到提供更广泛的医疗保健服务与解决方案上，并为医院、医生、患者和支付方提供有意义的临床和经济价值。
“我们很高兴宣布收购Cardiocom，这使美敦力能提供一个技术平台以及服务，让医生更好地管理慢性疾病患者，”美敦力高级副总裁兼美国地区总裁mikeGenau表示。“收购Cardiocom后，我们的产品线和服务将覆盖整个心衰疾病管理和护理领域。这一领域估计涉及750万美国患者，也是医疗系统的巨大负担，相当于美国每年110万次的就医量和每年390亿美元的花费。我们在探索如何降低医院、医生、支付方和患者的负担。”
而在中国，慢性疾病人群的医疗需求还远未被满足，以Ⅰ型糖尿病为例，其起病早、病程长、负担重、血糖控制差等特点，使其治疗经常和管理、医院以及社会脱节，因此亟需能减轻社会病人家庭经济负担、标准化的，并能保证临床效果的最优Ⅰ型糖尿病治疗和管理路径。在此情况下，美敦力资助卫计委进行Ⅰ型糖尿病临床路径研究项目，将建立12个Ⅰ型糖尿病模范管理中心并开展患者登记，在管理中心运行两年中，培育患者自我管理能力，并预计两年后数据进行卫生经济学研究，最终编制完成Ⅰ型糖尿病管理路径。
医院解决方案
2013年9月，美敦力宣布成立医院解决方案业务，这项新业务专注于与医院开展新型合作关系，提供与医院运营效率直接相关的服务。据了解，这项新业务将首先专注于在欧洲提供管理导管室设施并使其现代化的服务，从而将持续的效率和项目带进导管室这一医院心血管科的关键领域。“美敦力创立的这项新业务印证了我们开发创新服务和解决方案的承诺，即创造效率、关注成本、并为广大医院客户提高患者可及性和疗效。”omarishrak认为。
“美敦力医院解决方案业务专门为处在严峻的全球医疗保健环境下的医院、医生、患者和支付方实现价值，”美敦力负责欧洲、中东、非洲和加拿大的总裁RobtenHoedt表示。“我们广泛的市场领先产品组合，深入的临床见解，遍布全世界的医院足迹，医疗经济学专长，精益六西格玛管理资源，以及强劲的财务状况，使我们在与客户协作、提供实现临床和经济价值的服务中有独特的定位。
通过医院解决方案业务，美敦力将与医院携手创建高效率，借助提供一系列工具和流程模式帮助医疗保健提供方提升服务输送的质量和效率，包括确保对最新技术和治疗选择的可及性。这些措施也将解决和扩展患者的护理路径，潜在地提升患者对护理的可及。这在医院和卫生保健系统面临重重压力、以有限资源应对老龄化人口带来的需求的当下，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迫切意识到医院正面临的压力，我们相信可以在帮助医院去管理挑战中发挥积极的作用，”美敦力医院解决方案副总裁Fredericnoel评论，“这一新业务带给医疗保健提供方的不仅仅是产品。通过运用高质量、高效精益的流程，我们能够提供长期、包罗万象的解决方案，以帮助医院保持最优质的护理服务的同时更高效地治疗患者。”
而在中国，2014年1月，美敦力中国组建心脏及血管业务集团，包括心脏节律疾病管理、冠脉、结构性心脏病和外周血管等业务，以响应核心市场中的新型服务需求，同时充分利用规模效应及跨业务部门的人力、产品、和技术资源，通过为医院提供整合解决方案，在服务层面上满足中国市场需求。
本土化战略
另一方面，美敦力大中华区高级业务总监冯东认为，中国是一个医疗需求远未得到满足的国家，以每百万人口心脏起搏器植入率为例，中国的植入率只是美国的1/15，日本的1/9；冠心病患者中的支架植入手术量也只是美国的1/6和日本的1/4；脊柱产品植入手术每千人中，中国的手术例数是美国的1/12、德国的1/25。并且，中国的医疗资源分布极不平衡，大多数中小城市医院的医疗资源不足，患者人群庞大、支付能力有限，却又渴望得到高质量、可负担的医疗服务。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4
5月12日，motorolaSolutions携其全新推出的移动医疗解决方案亮相一年一度的“2011中华医院信息网络大会”，全面展示了其所倡导的“医疗信息化无缝移动”理念，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关注。
无缝移动
实现优质服务
“motorolaSolutions医疗卫生行业解决方案能够实现不间断的护理，在紧急救护、医疗卫生机构、家庭保健与护理等三大不同领域提供支持。”motorolaSolutions亚太区医疗行业业务发展总监何玉心女士对《计算机世界》报记者说，“motorolaSolutions专门为亚太市场提供的医疗卫生行业解决方案能够改变患者体验，保证患者的安全，提高医疗机构运营效率和安全通信，从而实现无缝连接。”何女士表示，摩托罗拉医疗卫生行业解决方案应对医疗卫生行业挑战，在成本方面，能够帮助医院更好地管理其资产；在信息获取方面，能够提供对信息的持续访问，以支持在医院内和在偏远地区提供保健服务；在质量方面，确保医护人员在工作中实现五个正确操作――确认正确的患者、正确的药物、正确的剂量、正确的流程、正确的时间，从而减少医疗事故。此外，在医务工作人员方面，能够增强工作人员之间的通信，以应对医务人员短缺的局面。
此次大会期间，motorolaSolutions展示的移动医疗解决方案包括其最新推出的企业移动产品eS400企业数字助理（医疗版）、全新3GwanmC65企业移动数据终端、专为最严苛的医疗卫生环境提供无线和语音服务的mC55a0企业移动数据终端，以及专供医疗环境部署的全新数字扫描器DS6878-HC和手持式二维扫描器DS6707-HC等等。其中，eS400是motorolaSolutions推出的最小巧、最轻便的企业数字助理，具有强大的移动计算功能和对讲功能，可实现现场采集数据、访问关键业务应用程序和后台系统，非常适合医疗机构人员随时保持对HiS医院信息系统的访问和信息存取。
针对国内确立的以电子病历为核心的医疗信息化建设体系和以居民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区域卫生信息化服务平台建设，motorolaSolutions企业移动业务医疗行业销售经理陈阳认为，这些信息系统的建立和系统建立后相关数据的完善运用，都离不开无缝的移动信息技术。motorolaSolutions所致力于打造的无缝医疗解决方案，将全程帮助医护人员精准快速地采集患者信息并实时更新，大大方便了医疗机构建立患者数据库，充分完善患者电子病历，并在医疗过程中通过无缝医疗解决方案的应用，实时更新医嘱执行情况，追踪患者信息，使医疗信息系统保持精确的“动态平衡”。
合作伙伴是关键
今年1月4日，摩托罗拉将其个人移动设备业务和家庭设备业务分拆为motorolamobilityHoldings公司，同时公司更名为motorolaSolutions公司。motorolamobility致力于服务个人消费者，motorolaSolutions则专为企业和政府提供业务和任务关键型通信产品及服务,专注于公共安全无线电和手持扫描仪业务，致力于为企业用户提供移动解决方案。
“在整个亚太地区，中国市场是重中之重。2011年motorolaSolutions在医疗行业的工作重点是进一步加强与合作伙伴的合作。”何玉心女士表示，“合作伙伴是关键。motorolaSolutions将进一步加深与中国医疗机构和中国合作伙伴的沟通与合作，为医院提供定制的、满足实际需求的多样化的移动医疗解决方案，以无缝医疗解决方案体现motorolaSolutions致力于改善中国医疗行业信息化的承诺。”
具体而言，motorolaSolutions将致力于继续推动中国市场的医疗信息化的普及和深化，其举措包括：积极参与中美两国政府共同推进的pppH中美医疗合作计划和新加坡iDa计划；为中国市场持续引进针对医疗行业的产品，包括针对医疗定制的耐用、耐消毒的手持移动终端，条码扫描自动识别产品，更适用于医院楼宇内部密集无缝覆盖的无线网络的设备等，并将加深与国内软件开发商的合作，进一步推进移动医疗解决方案的深度和广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pppH中美医疗合作计划是在今年初中美政府间合作框架下的一个项目，目前已经有10多家美国企业加入，将致力于把美国在医疗信息化方面的经验推广到中国。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5
一、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的特点
（一）核心是满足健康需要健康档案是以居民个人健康为核心，贯穿整个生命过程，涵盖各种健康相关因素、实现多渠道信息动态收集，满足居民自我保健和健康管理、健康决策需要的信息资源库。
（二）收载内容全面健康档案记录贯穿人的生命过程，内容不仅涉及到疾病的诊断治疗过程，而且关注机体、心理、社会因素对健康的影响。其信息主要来源于居民生命过程中与各类卫生服务机构发生接触所产生的所有卫生服务活动（或干预措施）的客观记录。
（三）具有动态连续性建立了健康档案的居民只要与卫生机构发生接触，卫生服务人员都要及时补充更新其健康档案内容，这样才有助于卫生工作者系统掌握服务对象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重要疾病和健康问题，并实施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
二、建立城乡居民健康档案的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使用和管理居民健康档案已成为建立健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促进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的一项重要举措。这项举措将对创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模式，完善服务功能，逐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目标发挥重要作用。
（一）健康档案是城乡居民个体健康状况的“晴雨表”。健康档案详细记录着居民及其家庭的健康问题的形成、发展和转归过程中健康危险因素及其干预效果。假如病人突然发病，身边又没有亲人，但只要调出该患者的健康档案，患者的既往病史、用药史便一目了然，有利于医生及时对病人病情做出准确诊断和治疗，同时也大大节约了医疗成本，避免了重复检查。年10月4日，中央电视台的《新闻直播间》栏目对广西南宁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的建档工作进行了题为“贴心服务，健康档案一对一”的报道。受访的居民说以前看病都要重复做各项检查，医生才能对症下药，自从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了健康档案，医生对其身体状况、既往病史做到了了如指掌，成了居民的健康参谋，因此健康档案受到广泛欢迎。居民健康档案还能够帮助医务人员全面系统的了解患者的健康状况及其患病的相关背景信息，有助于全面评价居民的健康问题，及早提出预防性保健措施，做到防病于未然。
（二）健康档案是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疾病防控工作的“指南针”。居民健康档案是医生主动挖掘并掌握社区卫生问题和有效配置资源的有效工具。只有对社区居民疾病谱、死因谱等资料进行统计分析，才能全面了解本社区居民的主要健康问题和卫生问题的流行病学特征，为社区高危人群制订出有针对性的防病治病服务计划，提供系统性、协调性和连续性的卫生服务，从而提高社区居民的健康素质。同时，完整的健康档案能及时有效的提供各类卫生统计信息，帮助卫生管理者客观的评价居民健康水平、医疗费用负担及卫生服务工作质量和效果，从而为制定宏观的卫生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三）健康档案是解决医患纠纷的重要“证据链”。健康档案的原始记录具有全面性、客观性和公正性，医务人员为居民提供服务过程中的诊断、治疗、用药及临床处置正确与否都可以在健康档案中找到相关依据，因此，健康档案为解决医疗纠纷或某些司法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客观依据。
（四）健康档案是处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导航仪”。在某个区域突发传染性疫情或食物中毒事故后，卫生应急队伍通过对本区域内的居民健康档案的分析，可直接为查明事件发生原因、采取有效处置措施提供重要依据。
（五）健康档案是医学教育的“教科书”。科学规范的居民健康档案可以为医学教育提供鲜活的案例，是医学教研活动不可或缺的好教材。
三、关于建好城乡居民健康档案工作的几点建议
（一）建档方式要灵活
通常的建档方式有四种：一是邀请居民来建档。基层卫生机构可以自己或通过居委会发通知向居民发出建档邀请，号召居民主动建档。这就要求工作人员要做好建档宣传工作，让广大居民充分认识建立健康档案的意义和作用，争取他们的主动配合。二是上门为居民建档。对于有些不便自己去建档者，基层医务人员必须上门入户为其建档。这样才能够对整个家庭做全面评价，并根据普遍存在的健康危险因素，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三是日常门诊建档。辖区居民到基层医疗服务机构接受服务时，由首诊医生负责为其建档，并根据其主要健康问题和卫生服务需要填写相应记录。四是义诊、讲座期间建档，这样不仅为辖区居民免费检查了身体，宣传了健康知识，会受到居民的广泛欢迎，还会大大提高建档效率。五是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相结合建档。年11月，县被列为省17个建立农村居民健康档案试点县之一，为全面做好建档、录入工作，县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采取门诊就医和入户建档相结合的方式，准确全面的搜集农村居民健康资料。在此基础上，实行首次就诊即建立健康档案、再次就诊实行连续性跟踪服务的管理模式，全力破解健康档案动态管理问题。年底，县已经为全县95%的农民建立了健康档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二）利用档案要充分
一份理想的健康档案要求接诊医生如实完整记载居民的病情变化、治疗经过、康复状况等资料，及时记录、补充和完善健康档案，保持资料的动态连续性。这样的档案建好后，不应成为一叠被隔离在柜子里，长期贮存起来的“死档”，而应该成为充分体现其使用价值的“活档”。从个体层面上讲，个人健康档案是评价居民个体健康水平并针对个体进行医疗、预防、保健和康复的重要依据，医务人员可根据居民个人健康档案信息，识辨其存在的危险因素、评估其健康状况的动态变化、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从群体层面上讲，医务人员根据居民健康档案提供的信息，能够识别高危人群，了解病人的来源、疾病构成、年龄、职业、时间、地区分布，以及疾病的严重程度等，有效组织诊疗服务、合理配置卫生资源、及时调整服务项目，采取相应的适宜技术和措施，控制疾病的发展。因此，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把健康档案用活，使其能最大限度为居民健康服务，因此要充分利用健康档案的数据和相关资料，做好汇总、整理和分析等信息统计工作，了解和掌握辖区内居民的健康动态变化情况，以居民健康档案为平台，对发现的健康隐患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和医疗康复等便捷有效的服务。
（三）管理档案要规范
一要加强日常管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因地制宜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调取、查阅、记录、存放、归档等制度，明确居民健康档案管理相关责任人，保证居民健康档案的方便使用和保管保存。
二要加强健康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居民健康档案一经建立，要为居民终身保存。要遵守档案安全制度，不能造成健康档案的损毁、丢失，不能擅自泄露健康档案中的居民个人信息以及涉及居民健康的隐私信息。除法律规定必须出示或出于保护居民健康目的，居民健康档案不得转让、出卖给其他人员或机构，更不能用于商业目的。
三要在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因故发生变更时，及时将所建立的居民健康档案完整移交给县级卫生行政部门或承接延续其职能的机构管理。
（四）信息化建设要加强
电子健康档案不仅记录病人及其家庭的原始注册资料，也可记录病人及其家庭成员所有临床资料，除一些文字信息外，还会记录一些图像或者声音及动态画面，使健康档案的内容更加完整、逼真；电子档案操作起来更加简便、快捷，会及时更新档案信息，并且具有灵活的输出、计算统计、决策辅助等功能，会大大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效率；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可以把健康档案中的信息通过互联网来传送，从而达到远程会诊的目的，实现资料共享。因此各基层医疗机构要积极推进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目前，我国已有部分地区开始探索建立电子健康档案，如年底杭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向辖区居民推出的一种“市民卡”就是电子健康档案的一种积极尝试，该档案详细记录了建档居民的健康信息，居民拿着这张卡到任何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就医时，只要轻轻一刷，既往病史、体检结果等所有信息均可随时调出查看，便于病情的诊治。居民在家只要打开电脑进入系统，自己的健康状况将一目了然，居民因此可享受到连续、便捷的社区卫生服务。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计算机软件开发和程序更新有一定的滞后性，电子档案不能包容所有资料，因此，必须用纸病历来辅助，不能过分依赖计算机，否则可能会丢失有用的信息。同时，要注意加强电子健康档案信息系统的安全性。由于健康档案可能涉及个人隐私问题，电子档案联网后很容易成为窃密对象，因此应该多从技术上加强用户权限和密码管理设计，使所有操作和使用者在获得认可后，才能登录，增强使用的安全性。电子健康档案还要逐步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职工和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信息系统以及传染病报告、免疫接种、妇幼保健和医院电子病例等信息系统互联互通，实现信息资源共享，建立起以居民健康档案为基础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最终实现对每位居民从出生到终老的全过程健康管理。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6
赵铱民教授是第十一届、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今年是他履职的第十个年头。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医卫组的小组讨论会结束后，本刊记者如约采访了赵铱民教授。他介绍说：“今年我带来了3份提案，除了关于我们军队改革的之外，我还重点关注了健康中国建设过程中的医学教育问题。”于是，采访就从他的提案谈开了……
医学院校继续扩招
将促生大量不合格医生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纲要对加强健康教育、塑造自主自律的健康行为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强调要为群众提供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
“医学院校扩招，到了需要重视的时候了；如果再这样下去，将产生大量合法却不合格的医生！”3月7日，在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医卫46组的小组讨论会上，赵铱民的一席话戳中了委员们的“痛点”。
讨论会结束后，记者采访时谈到这个话题时，曾任第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院长、第四军医大学校长，一直是第四军医大学教授的赵铱民委员表示：“我既是医生，也是教育工作者，医学教育是健康中国非常重要的一环。”
赵铱民教授说：“这些年我国的医学教育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医学院校的发展为我们全国输送了数百万医生，也为我国解决了大量医学问题。但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医学教育质量近年来呈下滑趋势，我们医科院校培养学生的能力也有所下降。”
赵铱民教授接着介绍说，在过去的两年间，他在全国17所医科院校实地调研后发现，在省属医学院校的设置权由教育部下放至省级教育部门后，就业导向思维导致各地医学院校飞速扩容，由改革开放初的40余所增加到目前的300余所，专业设置更是五花八门。“有的学校一年内仅口腔医学生就招了1000人，一个班竟有80人。”赵铱民教授说，“一些不具备资质的院校也纷纷加入其中，导致临床教学质量滑坡严重，1000名口腔医学生，临床教学基地却不足200平方米。”
他认为：“虽然近些年医学院校临床技能竞赛如火如荼，但并不能掩盖大部分学生临床能力不足的问题。我曾到一所刚刚拿到全国临床技能竞赛一等奖的学校调研，任课老师告诉我说，为了比赛，学校专门让8名尖子生进行集中培训，但其他学生的临床实践能力却稀松平常，甚至很差，这一现象较为普遍。”
“中医院校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赵铱民教授说，刚才在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师资格认证中心主任杨金生教授也表示，中医院校由原来的24所扩大到目前的100多所，教学质量也参差不齐，“好的学校医师资格考试通过率能达到90%，差的只有50%”。杨金生委员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在缺乏约束机制的情况下，扩招能给学校带来丰厚收入，但学生毕业时能否顺利通过医师资格考试，却与学校无关。
健康中国建设要从公民的
学生阶段开始
提到健康中建设这一话题，赵铱民教授开门见山地表示：“建设健康中国，需要‘赢在起跑线上’。”他说：“这一方面需要提升我国医科院校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我国输送高素质的医疗人才；另一方面要从公民的学生阶段开始，加强健康素养方面的教育，让公民对健康有更科学更完善的认知。”
赵铱民教授认为：“我们的医学教育首先是按照世界通行的、医学生培养的规范，严格地进行基础理论的培养，临床技能的培养，临床能力的、经验的积累和培养来完成基础教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通过大量的国际交流，派出了大量的留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取经，已经引进了很多国外的先进教学理念、教学手段和一些教学理论，对我们的医学教育起了很好的提升和帮助作用。应该说我们现在与国际最先进水平，可能某些学科还有一些差距，但是我们已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而且我们距国际先进水平也越来越近了。在医学的不少领域，我们已经开始领跑世界。”
他从另一个角度阐述说：“健康中国是我们全中国人的中国梦。在建设健康中国的进程中，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不仅是医疗技术、医疗服务的整体的提升，还包括全社会、全民族的观念的转变和科学知识水平的提高，再加上我们整体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医保体系的建设，就像构成一个网，也像建造一个很大的房子。对于‘健康中国’这么一个大房子，要靠着一根一根的柱子，共同把它撑起来，这才能最终实现我们健康中国的伟大目标，而医学教育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柱子’！”
赵铱民教授说，医学教育、医生素养与医疗服务水平环环相扣，医学教育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后两个环节。建议适当提升医科专业的开办门槛，出台相关培养方案，系统规划高校培养医科学生的目标措施，提升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动手操作能力，从源头上保障健康中国建设大业的顺利实施。
他认为，我国公民目前健康素养偏低，这也导致我国公民中患有慢病的人数越来越多。因此，国家应该将公民健康素养融入公民教育的各个阶段，应针对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教育阶段制定相应计划，普及健康素养基本知识和技能，促进健康的生活方式，进而推动公民健康素养的快速提升。前面说了，医学教育、医生素养与医疗服务水平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而医学教育的好坏则直接决定了后两个环节。鉴于目前医科院校数量激增，但教学质量参差不齐的情况，“我再次强调，国家应该适当提升医科专业的开办门槛，出台相关培养方案，对高校培养医科学生做更系统的规划，要同时提升医科学生的专业素养和动手操作的能力，从而从源头上保障健康中国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
医生购买责任险可借鉴农业险
在刚刚结束的小组讨论会上，医患关系也是委员们热议的一个话题。
关于目前的医患关系，赵铱民教授说：“能够理顺医患关系，无疑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的医患关系比较严峻，这是谁都不否认的事实。”在谈到解决方式时，赵铱民教授认为，我们采取的种种举措，更多的只解决了“表”的问题，“根”的问题仍未解决。“要做后置处理，更重要的应解决源头问题，而源头即为建立预防机制和合理的医疗差错、医疗事故的保险机制。”他认为，推进设立医疗责任险，是化解医患矛盾的“好方子”。
赵铱民教授继续说：“在我国，应大力推进医师执业的责任保险制度，这是国内外很多实践证明的一条最重要的解决医患关系的基础解决方式之一。”他还介绍说：“我在以往的调研中发现，目前保险公司提出的医疗保险金额较高，由于我国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相关的赔付率较高。如没有大量医师购买责任险，保险公司必然不愿开设此险种。一定要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积极购买且买得起，才能使经费降下来，但以目前我国医生的收入水平来看，如让医师个人来承担，仍面临‘买不起’的现状。”
在采访中赵铱民回忆说，2014年，有个病人在陕西一家医院做青霉素皮试，结果很不幸病人去世了，后来才知道这个病人对青霉素高度敏感。纠纷发生后，官司打到法院，法院几经调查，确证医院处置行为没有过错；但因为家属情绪和反应非常激烈，法院还是判决医院赔偿17万元。对此赵铱民教授举例说，“10年前两个汽车撞了，司机会吵架甚至动手，但现在如果两辆车碰撞了，司机们一般不会吵架，双方会马上打话给各自的保险公司，让他们介入处理，这就是法治智慧的体现。”
“其实医患纠纷难以化解的根子，是责任和赔付问题。”赵铱民教授举例说，“为什么马路上司空见惯的交通事故，一般都能很快化解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第三方保险公司在后边担着，每个人的损失都能够得到补偿，人们也就不会因此而大动干戈了。将这个处理方式移植到医患纠纷中，就是要想方设法转嫁执业风险，减轻经济赔偿负担，让医疗责任保险成为解决问题的良方。”
“医疗责任保险是世界各国缓解医患纠纷最通用的方式，在保护医患双方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相关部门从2007年就开始为医疗责任保险提供政策支持，但时至今日，医疗责任保险的覆盖面仍然比较低，覆盖率不足10%，整体呈现‘叫好不叫座’的状况。”赵铱民委员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四：投保费用过高、险种单一，医疗机构参保积极性不高；保险范围窄，医院不愿意接受；理赔程序复杂，医疗问题处理周期长；投保医院少，盈利低，保险机构承保的积极性不高。
另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阜外医院、积水潭医院等正在尝试的手术意外险，就带有无过错风险赔偿的性质。在刚才的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阜外医院心律失常诊治中心主任张澍教授介绍称，阜外医院从三四年前试点手术意外险，患者可自愿参保，保费五六百元。患者参保后，即使医院没有过错，但只要病人手术后出现“一个并发症”，保险公司就赔1万元，手术后3个月内，哪怕患者是自己回家摔倒导致死亡的，保险公司也会赔付10万元。如果能建立无过错医疗风险赔偿制度，医患双方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渠道，不至于诉诸暴力手段。
因此赵铱民教授建议，医生购买责任险可以借鉴国家鼓励农民购买的农业险经验，如果农民某一季没有收成，购买农业险后国家赔偿，具体由国家、当地政府与个人三方共同承担。以此为借鉴，政府可以实施医疗责任保险补贴机制，采取“三方分担法”解决医疗责任保险投保资金问题；制定强制推广普及医疗责任保险政策，保护医疗机构和医生的权益，分解医疗风险；扩大医疗责任险种，放宽保险范围，优化理赔程序，解决保险种类单一、医疗机构投保积极性不高、赔付程序繁琐等问题；继续加大推进大病保险信息平台建设，加强对保险公司的监管，保障参保群众的合法权益；鼓励保险业不断创新管理机制，提升服务水平。在具体操作层面，目前医师责任险的购买金额可以尝试国家四成、单位四成、个人两成的比例共同承担。“全部由国家承担，负担太大；由医院承担，则效益会受很大影响；让医师承担更不可能。我认为这种三方分担一点的方式，四四二的配比方式，现阶段是可行的，有助于我们缓解医患矛盾。”赵铱民教授说道。
在采访中，赵铱民教授还深有感触地说：“2016年7月，我参加了一所医学院校的活动，当时一名青年医生的演讲，至今令我印象深刻。这名医生讲道，我期望有一天，能穿着白大褂，心情平和地去救治每个病人，我希望每天醒来没有上班前恐惧的噩梦，我们不用戴着钢盔，带着警棍走向办公室！”这番话在赵铱民教授看来，不仅是那位青年医生的希冀，也是中国所有医务人员的梦想。
忠实履职，为民生福祉建言献策
据记者了解，自2007年担任政协委员以来，赵铱民教授提出了不少具有前瞻性、可操作性、有独到见解的意见和建议，引起了国家相关部门的重视及采纳落实。如他在全国两会上提出《建议提高自然分娩率的建议》《加强国民急救知识培训》《破解同工不同酬问题》等的提案，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与讨论。
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这些年来，赵铱民教授针对农村医疗体系建设、人才培养和国家医学教育体系建设完善等先后提交了诸多提案，其中6个被采纳立案，被国家列为指导性文件。为了忠实履职，他及时了解基层问题，进行深入调研，在调研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份份有关医疗卫生改革、军事医学教育改革、提高自然分娩率等的提案；2016年，他提出了《关于治理农村垃圾的提案》，得到国家住建厅和农业部的积极回馈，其中多条建议已被采纳。这件提案还被陕西省政协纳入月度协商议题专门研究，得到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和落实。在这份提案受到重视和落实后，他又将关注目光投向医疗垃圾处理问题上。“因为随着医疗活动越来越广泛，群众对防患意识越来越增强，对医疗垃圾的防控也越来越重视。”他表示，医疗垃圾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国家卫计委出台了有关医疗垃圾管理的规定，促使医疗垃圾无害化处理落到实处。
“随着军队改革的不断深入，如何在医疗领域中运用好资源为部队、百姓服务，成为2016年我调研的主要课题。”身为来自军队的全国政协委员，赵铱民教授心系军队发展，情系国防建设。他表示，“要通过军民融合发展，运用军队新型保障机制，更好地为军队和老百姓服务。”他曾经亲自带队，前往西安、宝鸡、石家庄、南京、徐州，甚至远赴乌鲁木齐、喀什等地的军队院校、当地医院进行调研，撰写出上百页的《关于军队资源配置和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调研报告》，报告上报中央军委后受到高度重视。
采访到最后，赵铱民教授说：“回到健康中国建设的大话题上，我认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共建共享。‘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也对医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要一步一个脚印地推进这项工作，系统规划高校培养医科学生目标措施，提升学生专业素养和动手操作能力，从源头上保障健康中国顺利实施，最终让13亿多人民以更加健康的姿态，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7
关键词：美国政治 美国社会 奥巴马 医疗改革 全民医保
2009年1月奥巴马入主白宫后，紧锣密鼓地倡议和启动了内政外交诸多议题的改革。就国内政策而言，影响最广泛、问题最复杂、过程最艰难、争议最激烈、后果最深远，也是奥巴马最重视的，莫过于对美国医疗保健体系(healthcaresystem)的改革。本文力求较全面地探讨这场改革的背景、目标、原则和难点，概述其中的曲折及有关利益各方激烈博弈关键阶段的情况，分析本次医疗改革的特点、成果及前景。
一 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基本问题
美国现今的医疗保健体系主要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逐渐演化成型的。它所包含的众多矛盾凸现为一个在发达国家中绝无仅有的现象：在这个全球最富有的国家，政府和个人全部支出的1／6用于医疗保健，而与此同时，有近1／6的国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险。虽然这两个1／6可以最简要地概括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问题，但鉴于本文所谈问题的复杂性，为了清晰阐明奥巴马政府医疗保健体系改革(以下简称医疗改革)的内容和主要争议，有必要对美国历史上的改革尝试、目前的现状及主要问题进行简要回顾。
(一)奥巴马之前的美国医疗改革
美国政治家公认，美国医疗改革的首倡者是担任过两届共和党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1912年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分裂，西奥多・罗斯福作为新生的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参选，在竞选纲领中首次提出了建立全国性医疗保险制度，联邦政府设立国家卫生部等有关医疗改革的主张。虽然竞选失利，但实现全民医保从此成为美国有识之士追求的一个梦想，为此而进行的努力持续了近百年。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于1935年推出《社会保障法》(SocialSecurityact)，并开始设计全民医疗保险制度。由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政治条件所限，关于全民医保的条款未能列入《社会保障法》的最终文本。此后，国内外环境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陆续提出的各种改革议案无果而终。
美国第一位主张医疗改革的在任总统是杜鲁门。1949年11月19日，他向国会正式提出建立由联邦政府主管的全民医保制度的设想。美国医师协会(ama)表示坚决反对，认为这种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实行“公费医疗”(Socializedmedicine)。由于当时冷战气氛浓烈，思潮甚嚣尘上，内部亦有分歧，加上朝鲜战争突然爆发，改革议案终未诞生。
1965年约翰逊总统就职后立即开始实现其以医疗和教育改革为特色的“伟大社会”构想。当年春季，国会通过了《社会保障法》修正案，决定设立服务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和服务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7月30日修正案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约翰逊还先后使国会通过40多个其他医疗法案，从而完成了自1935年《社会保障法》以来美国最重大的一次社会改革。
尼克松政府后期，医疗改革再度进入国家政治议程。1974年2月6日尼克松总统向国会提出实施“综合医疗保险计划”的建议，以便让全体美国人都能享有“广泛、平衡并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尼克松曾踌躇满志地宣布要让1974年成为美国的“全民医保元年”，但“水门事件”迫使他辞职下野，几乎胜券在握的医疗改革功亏一篑。
1977年执政的卡特政府曾经试图进行以控制开支为重点的医疗改革，但相关的短暂努力迅速以失败告终。1993年克林顿总统上台后，把医疗改革作为最重要的施政内容，期望通过改革让每一位美国公民都享受到负担得起的、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第一夫人希拉里受命领衔由多位内阁成员和600多名专家组成的“全国医疗改革特别小组”，并破天荒地到国会为改革方案作证。但由于克林顿政府“操之过急”，始终未能成功说服已有医疗保险的绝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改革无损他们的利益，这次改革在20个月后夭折。
上述改革经历与成果，尤其是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提出的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理想和1965年约翰逊政府创建的为老年人、残疾人和穷人服务的医疗保险计划对后来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正是在这些前人的一系列信念、原则、方案、经验和教训基础上的最新尝试。
(二)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现状
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一个从结构到内容都非常复杂的庞大系统，它的基本特点是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引导、监管或直接参与下，通过高度市场化的医疗保险计划和医疗保健网络向公众提供各种档次的医疗保健产品与服务。整个体系依赖三大支柱支撑，即超群的国家经济技术实力、联邦和州政府的服务与监管、发达的医疗保健产业与市场。
第一大支柱：独步全球的综合经济实力与科学技术水平为美国的医疗保健事业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2008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14.2万亿美元，相当于当年日本、德国、中国和印度4个经济大国国内生产总值之和。在17个最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4.325万美元，名列前茅。美国的国民卫生支出(na-tionalHealthexpenditure，nHe)，即公共财政和居民个人的医疗保健开支总额亦为全球最高值，2008年约为2.387万亿美元，超越同期意大利的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医疗保健资源丰富，截至2008年底，全美共有各类可提供住院床位的医院6171家，专业护理机构1.5万个。另据2007年的不完全统计，全美有在职医生81.67万名(平均每10万居民271名)，护士246.8万名(平均每10万居民819名)。整个医疗保健系统每年接纳住院患者3500万人次，完成6400万例手术，医师诊所接待就诊9亿人次，开具药品处方35亿张。
美国在医学教育和科研方面的投入与成就长期处于国际公认领先地位。全球50所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领域的顶尖大学，美国占了20所。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机构，有近6000名科学家，年度预算为305亿美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绝大多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都授予美国科学家，医学和生物制药领域的重大突破与创新也大多发生在美国。
先进的医学科研水平和各种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美国医疗保健事业的一些重要指标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例如：美国每百万居民中有27台核磁共振成像仪，加拿
大和英国则都是6台。各类癌症患者的平均5年存活率，在美国是男性66.3％，女性63.9％；在欧洲则分别为47.3％和55.8％。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技术先进性不仅造福于美国公众，每年还吸引40万外国人到美国进行体检和治疗。
第二大支柱：政府在为社会特定人群提供公共医疗服务和依法监管医疗保健市场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这里所说的特定人群主要是指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人、孕妇、低收入家庭成员(特别是儿童)、现役和退伍军人，以及虽然没有医疗保险但又亟需医疗救治的病人。2008年，美国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机构所负担的医疗开支约为1.08万亿美元，占当年国民卫生支出的46％；若加上各级政府为鼓励企业和居民个人购买医疗保险而实行的各种财政优惠措施，公共财政负担的份额接近国民卫生支出的60％。
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等负责医疗保健事务的部门是美国最庞大的联邦政府机构之一，2008财政年度末约有工作人员11.32万。他们和各州政府配合，负责以下医疗保险计划(或医疗系统)的管理、实施、协调和监督：
1、医疗照顾计划(medicare)。这是一个非营利性联邦医疗保险计划，主要费用由联邦政府负担，对象是所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未满65岁的残疾人，以及所有罹患晚期肾脏病的居民。它由四部分保险组成：a.住院保险；B.常规医疗保险；C.升级保险计划，这是服务多样但费用较高的私营医疗保险；D.政府补贴处方药保险。够资格的居民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选择一个或者几个部分投保，2009年共有4590万人参加医疗照顾计划，联邦政府耗资4254.23亿美元。
2、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这是一个带有社会救济功能的医疗保险计划，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出资，具体管理工作由州政府承担。它需要依据经济情况调查的结果而确定申请人是否具备资格，扶助对象是那些符合联邦和所在州一系列法律规定的低收入个人和家庭，各个州的具体标准和做法不尽一致。政府补助并不直接划拨给受益人，而是支付给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医院、诊所、养老院等)。2009年按月享受医疗补助计划的人数约为5110万，联邦政府提供了全部资助总额的57％，即2623.89亿美元。另外还有700多万人享受各州政府自行设立的额外医疗补助计划。
3、儿童医疗保险计划(Children'sHealthinsuranceprogram，CHip)。这是一个由联邦政府提供主要资金、各州政府负责配套资金与具体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始创于1997年。它的对象是那些没有资格享受医疗补助计划但又需要医疗救助的贫困家庭儿童。2009年，有约920万儿童受益，联邦政府的相应支出为85.66亿美元。
以上三大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由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依法领导、拨款和监督，并制定具体政策、标准和指导纲要。相关服务基本由符合政府要求的签约私营企业提供。2009财政年度这三大计划共耗费联邦政府开支6963.78亿美元，约占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当年预算的85％。
4、联邦雇员保健福利计划(FederalemployeesHealthBenefitsprogram，简称FeHBp)。这是一个由联邦人事管理局主管、几乎覆盖所有联邦全职工作人员、家属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的优惠医疗保险计划，1959年创立。目前受益人总数约800万人，其中的403.4万人为包括国会议员、联邦法官在内的联邦公务员和全日制雇员。它是美国最大的由雇主(单位)投保的医疗保险计划(employer-sponsoredinsur-ance)，联邦政府承担保费总额的70％，其余部分由个人缴纳。每年联邦人事管理局根据其标准选择一批私营医疗保险公司承保，并谈判确定当年“团购”优惠保费水平和可供投保人挑选的医疗保险计划“菜单”。2009年，有269个医疗保险计划入选，联邦政府为此埋单376.4亿美元。
除以上医疗保险计划外，联邦政府还直接经营着三个公立医疗系统，它们是：国防部领导的军队医疗保健系统(militaryHealthSystem，mHS)，它为全球920万美国现役军人及家眷提供医疗保健服务，2009年预算为416亿美元，占当年国防预算总额的8％；退伍军人事务部管理的退伍军人医疗保健系统(VeteransaffairsHealthCareSystem)，2009年总支出为428亿美元；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属下的印第安人医疗保健系统(indianHealthService)，2009年预算为35.81亿美元。
在管理和监督上述7个医疗保险计划(或系统)的同时，联邦政府承担的其他职责还包括：组织协调相关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项目；开展疾病防控和公共卫生工作；进行医疗卫生事业数据统计；规范并监督食品、药品、疫苗、生物制品、血液制品、医疗器械的安全；处理涉及医药领域反垄断和维护正常市场竞争秩序的纠纷；保护消费者权益；监督实施基于雇佣关系投保医疗保险的法律法规等。在联邦体制下，各州政府对在本州行医的医生发放执照、监管医疗卫生设施和在本州开业的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联邦政府层面，监管医疗保险的主要法律依据是1974年的《雇员退休收人保障法》(eRiSa)和1996年的《医疗保险转移变更与责任法》(Hipaa)。前者对雇主或医疗保险主办机构投保、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做出了一系列详细规定；后者主要规范雇员变更工作或者失业后原有医疗保险计划的管理，并限制医疗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歧视，保护小企业的投保权益。
第三大支柱：美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医疗保健产业、最大的医疗保健产品与服务市场和最大的私营医疗保险市场。2008年美国在医疗保健服务业和社会医疗急救机构就业的人数高达1581.9万人。在医疗器械和药品这两大类快速增长的医疗保健消费中，美国占据了最大的份额。2006年，世界医疗器械消费总额约2200亿美元，美国占30％；2008年世界药品销售总额约7400亿美元，美国占48％。
美国的私营医疗保险业发端于20世纪20年代，今天已拥有2亿人的客户群体，发展出两大类医疗保险组织和灵活多样的医疗保险计划模式。第一大类组织是由州政府依照本州法律颁发牌照的医疗保险组织，包括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多为股份制)、蓝十字和蓝盾牌组织和健康维护组织(Hmo)；第二大类组织是受联邦法律管辖的“自有资金雇员医疗保健组织”，即由雇主、雇员组织(如工会)或者这两方面共同出资成立的医疗保险机构。
依靠三大支柱支撑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使绝大多数国民享受到较高水准的医疗保健服务。最新官方统计显示，包括被不同医疗保险计划重复覆盖的人，2008年，美国3亿人口中有医疗保险的人为2.551亿，其中2.01亿人投保了私营医疗保险，8740万人享受政府资助医疗保险，无医保人口约4630万。在私营医疗保险覆盖人群中，约1.59亿人，即过半数的美国人口参加由雇主投保的医疗保险。据2009年数
据，在这类保险计划中雇主平均承担73～83％的费用。
这里有必要说明，美国没有医疗保险的人并非享受不到任何医疗保健服务。大批慈善机构一直在为没有医疗保险的穷人提供基本医疗保健，更重要的是，联邦法律保障了无医保人群获得紧急医疗救治的权利。自1986年《紧急医疗救治与劳工法》(emtaLa)生效以来，除符合特别规定的医疗机构外，所有具备急诊条件的医院都必须无条件接收急诊病人，而不论其支付能力、年龄、肤色、种族、、国籍、常住地、移民身份，甚至不论病人是否是罪犯，否则相关医生和医疗机构都将面临民事处罚。救治无医保病人所发生的费用，一部分能得到各级政府报销，其余则由接诊医院和医生承担。
美国公众对本国医疗保健体系的评价如何?根据2006年9月和2009年8月的两次权威性独立调查，大多数人对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不满，主要是担心医疗保险费用上升。与此同时，约90％的受访者对自己参加的医疗保险计划总体评价为“优秀”和“良好”。这一幅看似矛盾的图景典型地反映了美国医疗改革面临的两难境地：大多数公众希望既能少花钱，又能持续获得高质量医疗保健服务。
(三)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主要问题
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亟待解决的难题有三个：医疗费用和政府医疗开支过高、约1／6的国民没有医疗保险、医疗保健服务质量需要改进，概括起来就是费用、覆盖面和质量三个关键词。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目标及改革所引发的激烈争议，无不与这三大难题和改革所寻求的破解之道有关。
1、费用：美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是全世界最昂贵的，高速增长的医疗支出吞噬着全社会的财富。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的“老大难”，历次改革均无良策。据官方统计，国民卫生支出1965年约为422亿美元，人均211美元；2009年预计达到2.5万亿美元，人均8046美元，约为1965年人均水平的38倍。国民卫生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1965年为5.9％，2009年上升到17.3％，平均年增速高于同期国民经济增长两个百分点以上。若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预计到2018年国民卫生支出将超过4.3万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人均1.31万美元。根据2006年的比较数据，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人均医疗费用超过位列第二名的瑞士52％，高于其他工业大国1至1.5倍。推动国民卫生支出猛增的首要原因是三大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计划，尤其是医疗照顾计划开支膨胀。2009年它们的支出占联邦预算的21％，高于国防开支(20％)。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许多医疗保健服务和产品的价格日趋昂贵。20世纪60年代以来，美国心脏病发作病人的死亡率从30至40％下降到6％，但治疗费用从1977年的约5700美元暴涨到2007年的5.44万美元。
1999至2009年间，美国平均工资涨幅为33％，但同期医疗保险费总水平却上升了131％。与此同时，与医疗保险计划密切关联的投保人自付费用也在快速增长。高额医疗费用给美国公众和企业带来了沉重财务负担。许多家庭削减相关开支，从而使本应及时进行的治疗被替代、延误或取消。高额医疗保健支出令遭遇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的企业陷入困境。全部美国企业有96％属于雇员少于50人的小企业，它们在办理相同的医疗保险时，每名雇员的平均费用要比大企业高出18％。许多小企业主为节省开支干脆不为雇员投保医疗保险，这对美国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非常不利。
在国民卫生支出高速增长的同时，政府的公共财政状况却捉襟见肘，难以为继。1965年迄今，联邦政府仅有5个财政年度呈现盈余，其他年份均为赤字。在2009年9月30日结束的2009财政年度，赤字达到创纪录的1.417万亿美元，这个数字超过了美国建国头200年的国债总和，高于印度的经济总量，相当于每个国民负债4700美元。
2、覆盖面：美国是所有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至少4630万人没有医疗保险，这个群体的规模相当于西班牙的总人口。在无医保人口中，80％以上来自至少有一人参加全日制工作的就业家庭；2／3的人是穷人。在有伤病时，无医保人口的本能反应是大大降低要求，把医疗支出控制在最低水平，其后果往往是牺牲健康甚至生命。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每年约4.5万美国人的死亡与没有医疗保险有关。另外一种选择就是依赖社会医疗救助服务，而这样做势必加重公共财政负担，过度挤占医疗资源。据不完全统计，2008年，全美由无医保病人发生的无偿还能力的医疗费用高达574亿美元，这些费用的最终承担者还是广大纳税人和医疗保险计划的投保人。
3、质量：这方面的问题有多种表现，其中饱受诟病的是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追求利润上远比服务做得好。为降低经营风险，它们往往以既往病史(pre-existingcon-ditions)为由把所谓“不适合投保的人”剔除，或者提高保费、为投保人的受益附加各种条件。约有1260万65岁以下的成年美国人在投保时遭受过医疗保险公司的这种歧视。每年还有许多美国人在诊断出罹患某些需要高昂治疗费用的疾病(如癌症)后被解除医疗保险合同。质量问题还包括：医疗服务的可及性满足不了所有需求；医疗资源分配不平等；医疗服务机构和医生注重检查、治疗过程，忽视治疗效果和预防性措施；各地治疗同一疾病的效果和费用差异太大；浪费现象惊人；医疗事故频繁(每年发生40万起因用错药导致的人身伤害，约9.8万名住院病人因医疗事故死亡)等等。在世界各国中，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得分落后于主要发达国家。
二 奥巴马的医疗改革方略及影响改革的利益因素
奥巴马政府主导的“新医改”，是自1965年以来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最雄心勃勃的变革。它的基本目的是要通过国会立法修改现有医疗保健体系中的大量“游戏规则”，对财政资源和医疗卫生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因此，厘清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方略及改革中的重要利益因素，有助于理解这场改革的难点及复杂性。
(一)奥巴马政府的医改班子和改革方略
白宫是医疗改革的“总参谋部”所在地，奥巴马总统直接领导的医疗改革班子有6位核心成员：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凯瑟琳・西贝柳斯(KathleenSebelius)、白宫医疗改革办公室主任南希－安・明・德帕勒(nancypannminDeparle)、白宫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主任彼得・欧尔萨格(peterorszag)、白宫办公厅主任拉姆・伊曼纽尔(Rahmemanuel)、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主任巴恩斯(melodyBarnes)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总统首席经济顾问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Summers)。与他们保持密切联系，在国会“冲锋陷阵”的三位大将是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pelosi)、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里德(HarryReid)和参议院常设财政委员会主席马克斯・鲍卡斯(maxBaucus)。
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目标是要解决长期困扰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三大难题，
即遏制医疗费用过快增长的趋势，减轻政府、企业和国民的经济负担；实现医疗保险的全民覆盖，杜绝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对投保人的各种歧视性规定；全面提高医疗保健水平，改善服务质量。这三大改革目标仍可概括为费用、覆盖面和质量这三个关键，词。为实现改革目标，医疗改革班子制定了改革应遵循的八项原则：改革方案必须在开源节流的基础上具备自我支付能力，不增加政府和企业的财务负担；政府应为美国民众提供财务保障，使他们不致因发生大病重病而导致财务破产；确保民众选择医生和医疗保险的自；推广和资助公共卫生与疾病防控计划；推广和资助行之有效的措施，保障病人安全；利用激励手段、信息技术和有效医疗干预改善医疗保健服务质量；降低医疗保健计划的管理成本，减少浪费，提高效率；确保国民在失业或更换工作时能延续医疗保险；医疗保险公司不得再以既往病史为由拒绝投保人。
三大目标和八项原则构成了奥巴马医疗改革的总方略。为贯彻实施这个总方略，人认为改革的一项中心内容是扩大政府的作用，创建一个由政府主办的公共医疗保险计划，通过它与私营医疗保险计划的竞争降低保险费用，让更多的人获得医疗保障，从而基本实现全民医保。
(二)共和党人对医疗改革的基本主张
共和党的政治家们很清楚美国医疗保健体系的现状和亟待解决的三大难题，所以完全认可医疗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不过他们提出的方案主要针对控制费用和提高质量，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的问题上，虽然同意“所有美国人都应能够获得负担得起的医疗保险”，但缺乏具体可行的建议。共和党人强调，医疗改革应当遵循的首要原则是以消费者(投保者和病人)为中心的“无害原则”，即不损害现有医疗保险客户的利益，不扩展政府的管理权限，不妨碍病人的自由选择权利，不为降低费用而开征新税，不危及现有医疗保健体系。他们坚决反对让政府发挥更大作用的设想，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产生高成本、低效率的官僚机构，导致不公平的竞争环境，损害消费者的选择权。共和党人的主张包括：用扩大市场、调节税收、实施经济激励等手段引导更多的人购买医疗保险；要求医疗保险公司停止歧视性做法；推动医疗事故诉讼和民事责任改革；增加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的透明度；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和提高现有医疗保健体系的服务质量。总的来说，共和党不反对启动医疗改革，也表示希望能和就改革取得共识。他们与的最大区别不在于是否要进行这场医疗改革，而在于“怎样改革”和“改革要走多快、走多远”。
(三)“六大家”：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的代表
美国一年2.5万亿美元的国民卫生支出，除了极少部分支付给公立机构外，绝大部分都被私营保险公司和私立医疗服务机构赚取。无论还是共和党，都与它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个占国民经济1／6的医疗保健产业里，主要利益集团对改革进程会产生极大影响。在众多协会和工会中，有6家举足轻重的全国性组织，它们是：
1、先进医疗技术协会(advancedmedicaltechnologyassociation，简称ad-vamed)。它是美国主要医疗器械和诊断设备制造商的组织，其会员公司的产品占据了美国国内市场的90％和全球市场的50％。
2、美国医师协会(americanmedicalassociation，ama)。始建于1847年，是美国规模最大、涉及专业最多、最具有职业权威性的医生组织。
3、美国医院协会(americanHospitalassociation，aHa)。这个1898年成立的协会是美国最主要的医院组织，现有近5000家会员机构和3.7万名本行业的个人会员。
4、美国医疗保险协会(america'sHealthinsuranceplans，aHip)。它代表了向2亿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计划的近1300家私营保险公司，是医疗保险市场上的“巨无霸”。
5、美国药品研发和制造商协会(pharmaceuticalResearchandmanufacturersofamerica，phRma)。美国所有知名药品研发和生产厂商的代表组织，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世界顶级药业跨国公司的商会。
6、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employeesinternationalUnion，简称SeiU)。它的210万会员中约半数在医疗保健岗位上工作，在北美有330个地方机构。
上述六个全国性组织，可谓是在美国医疗保健产业呼风唤雨的“六大家”利益集团。它们对于医疗改革的立场自然受到奥巴马政府的格外关注。这些利益集团的领导层倾向于顺应时势，在一定程度上配合改革，但同时要求与联邦政府和国会讨价还价，进行利益交换。一旦感到自己的利益不保，立场就会发生动摇和逆转，从而使改革前景增添变数。
(四)美国公众的基本态度
美国公众并不是医疗改革的消极旁观者，相反，由于这场改革涉及全体美国人的健康、生命质量和长远福祉，他们的看法、情绪和行动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政府官员和国会议员们的立场，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左右着改革进程。公众对医疗改革的态度取决于许多因素，包括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党派、社会地位、是否有医疗保险、所在城市或地区的经济状况、所属民间组织的立场等。例如，65岁以上的老年人普遍反对削减医疗照顾计划的支出。美国社会中传统的主义意识形态、对政府权力的防范心理等也会影响公众意见。2008年11月的总统大选结果证明，当时公众普遍拥护的医疗改革设想。在奥巴马政府推进医疗改革的过程中，公众的情绪和立场也在不断调整。在活跃于美国社会各个角落的民间组织中，拥有4000万会员(均为50岁以上)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Retiredper-sons，aaRp)不但是人数最多的会员制组织，也是在“六大家”之外对医疗改革最有影响力的全国性机构。它的立场可以说是观察医疗改革的一个风向标。
三 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基本历程
2009年1月20日，奥巴马宣誓成为第44位美国总统。从这一刻起，新一轮医疗改革正式拉开帷幕。到2010年3月下旬为止，改革经历了四个阶段。
(一)“序曲”阶段(从新总统就职到2009年4月初)
在本阶段，奥巴马政府一方面为医疗改革进行扎实的准备，如组建医疗改革班子、接触相关利益集团、与国会参众两院领导人展开前期磋商等，另一方面推出了若干涉及国民医疗保健的重要措施。这些措施是：增加对儿童医疗保险计划的联邦拨款440亿美元，以便到2013年使受益儿童达到1100万；通过经济刺激计划，为数百万失业者提供延续医疗保险特别补贴，向各州医疗补助计划提供870亿美元紧急援助，并将联邦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预算总额增加1670亿美元，以开展一系列旨在提高医疗体系质量的基础性研究项目和医疗信息化项目。奥巴马总统认为，就促进医疗
改革而言，这些措施的力度“超过了以往10年中所做的一切”。
(二)国会常设委员会产生方案阶段(从2009年4月至10月中旬)
在本阶段，国会参众两院五个常设委员会关于医疗改革的方案陆续出台，各种政治势力、各方利益集团及广大公众开始全面介入改革进程，展开了一场为当代美国所罕见的激烈的医疗改革大辩论。
2009年4月8日，奥巴马总统签发第13507号总统令，在白宫设立医疗改革办公室，此举标志医疗改革“主战役”全面打响。这个办公室拥有广泛权限，除了要同医疗改革班子核心成员所在部门密切合作制定相应政策外，还要与其他联邦机构、国会以及州和地方政府协调，收集社会各界反应，提醒总统应该关注的问题，监督相关部门的工作进度，确保联邦政府各机构在医疗改革方面步调一致。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共有五个常设委员会拥有医疗保健事务的法定管辖权。它们是：众议院的能源与商务委员会、筹款委员会、教育与劳工委员会；参议院的财政委员会和卫生、教育、劳工与养老金委员会。每个委员会都需要产生各自的医疗改革方案，为此都要经历举行听证会、起草议案、国会预算局评估、委员会辩论、投票表决等一系列法定程序。这种情况先天地决定了改革进程在本阶段不会一帆风顺。各个常设委员会提出的医疗改革方案，无论是草案还是正式方案，都引发了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辩论。人们激辩的两个最主要的议题是：政府是否应该出资创建并管理一个公共医疗保险机构以提供公共医疗保险选择(publicoption)?由谁来负担医疗改革所需的巨额费用?
为消除阻力，推进改革，奥巴马总统在本阶段采取了两项具有全局意义的行动。第一是与“六大家”达成合作意向，这在美国医疗改革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创举。以往历届政府医疗改革计划遭遇“滑铁卢”的根本原因就是这些利益集团反对，奥巴马要做的是至少使它们暂时保持中立。经过在白宫举行的会谈，“六大家”承诺支持医疗改革，在2010至2019年期间自愿降低服务和产品的收费，以求国民卫生支出的增速每年回落1.5％，相当于贡献2万亿美元。作为回报，联邦政府答应在设计医疗改革方案时考虑“六大家”的利益。
奥巴马的第二个行动是在2009年9月9日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表关于医疗改革的专题演讲，就议员们普遍关心的几个要害问题阐明立场。除了重申改革的三大目标外，奥巴马强调改革并非要“另起炉灶”，而是要纠正现存医疗保健体系的问题。所以左派憧憬的政府统一管理支付模式(single-payer)和右翼鼓吹的纯市场模式属于“两个极端”，均不可取。他声明，医疗改革经费主要依靠优化资源和减少浪费、舞弊与滥用医疗服务的现象，绝不会给财政赤字增加“一个子儿”(adime)，改革总成本以10年间花费9000亿美元为限。这次演讲取得了良好效果，使公众对医疗改革的支持率大幅度攀升。
经过半年的努力，到2009年10月中旬，所有国会常设委员会的医疗改革方案均已正式出台。当耗时最久、被各界称为“鲍卡斯方案”(Baucusplan)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方案表决通过后，奥巴马总统宣布美国医疗改革进程抵达了一个重要里程碑”。
(三)参众两院各自通过改革议案阶段(从2009年10月中旬至12月底)
本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在国会领袖的主持下，参众两院在整合常设委员会方案的基础上出台各自的医疗改革议案。在此期间，最令奥巴马和国会领导人伤脑筋的不是如何对付共和党的阻挠，而是怎样弥合内部激进自由派与较保守的中间派之间的分歧。
2009年10月29日，1990页的众议院议案HR3962面世。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在历史上第一次要求全体美国人都能享有医疗保险，使购买医疗保险成为所有公民和雇主的法定义务，通过一系列措施把无医保人口减少3600万，将全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提高到96％。在美国医师协会和美国退休人员协会表态支持后，11月7日众议院全体会议以220票对215票通过该议案。
11月18日，长达2074页的参议院议案HR3590公布。它在许多方面与众议院议案相仿，最大的不同点在于对改革资金来源的规定。经测算，参议院议案可让3100万元医保人口受益，使医疗保险覆盖率上升至94％，并有望减少联邦财政赤字1300亿美元。奥巴马总统认为，这个议案的诞生是医疗改革进程的“第二个重要里程碑”。
参议院议案问世后未能迅速付诸表决，而是经历了缓慢而又曲折的修改过程。其间，和共和党的各派参议员提出了450多个修正案，就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反复斗争、辩论、对话和磋商，议案的最后文本到12月19日才以附加383页修正案的方式完全敲定。尽管美国医疗保险协会不满，但美国医师协会、美国医院协会和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相继声明支持这个文本。2009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夕的清晨，参议院全体会议以60票对39票通过医疗改革议案，这是参议院自1895年以来首次_在圣诞节前夕进行投票。奥巴马总统盛赞这是一次“历史性的表决”，企盼参众两院早日协商产生一个统一的国会议案，完成医疗改革“最后和最重要的一步”。他预言2010年将成为医疗改革的成功年。
(四)调整和最后冲刺阶段(2010年元旦至3月下旬)
本阶段的目标是全力弥合参众两院医疗议案之间的分歧，尽快形成国会统一版本医疗改革议案，最后经参众两院分别表决通过，送交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
参众两院分别批准的改革议案约有70％的相似性。虽然具体规定有所差异，但两个议案都要求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规定公民和企业参加医疗保险的强制性义务(mandate)、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投保补贴、建立为低收入人群和小企业服务并由政府管理的医疗保险计划交易平台、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对医疗补助计划进行大规模扩张、强化对医疗保险公司的监管等等。两者之间的重大区别主要集中在是否创建公共医疗保险、改革经费来源、堕胎相关规定和是否成立监督医疗照顾计划开支的委员会这几个方面。总的来说，不包含公共医疗保险条款的参议院议案相对温和，政治风险小；众议院议案比较慷慨，受益人口多500万人，改革措施更能反映主流派的意愿，但改革成本过高。
在奥巴马总统的直接指导下，白宫医疗改革班子和的国会领袖在2010年1月中旬已经基本扫除了参众两院议案整合工作中的主要障碍，开始准备最后的改革议案文本。正值此时，华盛顿的政治天平突然发生了不利于的倾斜。2010年1月19日，马萨诸塞州举行联邦参议员特别选举，以填补由于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edwardm.Kennedy)去世而空缺的参议院席位。肯尼迪参议员是毕生为医疗改革事业奋斗的自由派旗手，连续46年保持着参议院议席。马萨诸塞州是的“老根据地”，也是美国第一个基本实现全民医疗保险的州。奥巴马总统和高层本以为能够稳操胜券，不料选举结果却是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ScottBrown)获胜，这使丧失了在参议院的60票绝对多数，医疗改革面临前功尽弃的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白宫和国会领袖不得不在震惊和失望的气氛中紧急拟定对策，对原来的医疗改革计划和策略进行全面评估与调整。
事实上，马萨诸塞州补缺选的结果集中反映了中间选民对就业状况的不满、对旷日持久的医改辩论的困惑与愤怒，它并未改变导致改革的基本动因。放弃改革，的执政基础将受到根本动摇，医疗保健体系的三大难题亦只能愈演愈烈。当时的民意调查显示，尽管公众中支持和反对医疗改革议案的人数比例旗鼓相当，但54％的受访者认为医疗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而且随着公众对改革议案的了解增加，支持度还会上升。就连医疗产业利益集团现在也不愿停止改革，因为成功的改革有望为医疗保险和医疗保健服务市场带来至少3000万有支付能力的新顾客，它们的获益将远远超过政治游说的开销。
2010年1月27日晚，奥巴马总统发表了他执政后的首份国情咨文。在这次全国瞩目的演讲中，奥巴马承认医疗改革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而且“辩论持续越久，人们就越心存疑虑”，他应该为“没有能更清晰地向美国人民说明情况而承担责任”。同时，他毫不含糊地表示绝不会退缩，欢迎来自两党的任何更好的方案，呼吁大家团结一致完成医疗改革大业。此后，白宫和高层决定：用独立的修正案对参议院议案进行“修补”，产生一个取得党内广泛共识的最终改革议案交国会审议，并利用“调节程序”(reconciliation)让参众两院分别以简单多数通过它，以避免共和党的阻挠。2月22日，奥巴马总统通过白宫网站公布了他的医疗改革建议。这份建议坚持了参议院改革议案的基调，弥合了两院议案的若干分歧。它最重要的地方有两点：一是只字未提公共医疗保险，等于正式宣布放弃这个主流派的核心主张；二是把改革总成本增加到9500亿美元。
2010年3月18日，由白宫和国会高层共同敲定的最终版本改革议案HR4872面世。经国会预算局评估，该议案和参议院早先通过的HR3590号议案一道有望把全国医疗保险覆盖率提高到95％，使3200万无医保人口受益，同时在10年内(2010～2019)减少联邦赤字1430亿美元，改革的总成本约为9400亿美元。为了确保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议案所必须的216张赞成票，奥巴马总统推迟了出访，通过面谈和打电话亲自对约60位众议员做工作。3月21日(星期日)众议院经过10个小时的激烈辩论后，以219票对212票通过了参议院HR3590号议案，接着又在午夜前以220票对211票通过HR4872号议案。至此，医疗改革闯过了最困难、最关键的一关，可谓胜券在握。在白宫罗斯福厅观看实况转播的奥巴马总统随即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感谢所有支持医疗改革的人，称赞众议院的表决“为美国梦的基础稳固地安放了一块基石。”
四 医疗改革过程中的重大争论与利益博弈
在医疗改革中，与共和党之间、两党内部各派别之间的分歧日益凸现，政治斗争急剧升温。公众中怀疑、反对医疗改革者大有人在，而支持改革者对许多具体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各利益相关方在台前幕后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游说和公关活动，借助一切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并力求把它们塞进医改议案的修正案。在所有争议、辩论、协商和博弈中，以下几方面问题始终处于中心地位：
(一)是否应由政府创建并管理公共医疗保险机构
由政府创建一个公共医疗保险机构为无医保人口提供经济实惠的公共医疗保险选择，是主流自由派一直大力推崇的设想。他们的领军人物、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一度坚称公共医疗保险应该是改革议案中不可或缺的内容。自由派认为，政府投资经营的保险计划不会像私营保险公司那样要在市场营销、高层经理薪酬、股东利益回报等方面有较大开销，能有效降低医疗保险的成本与费用。另外，这样做还能提高行业竞争度和顾客的选择性，打破私营医疗保险公司在事实上的垄断地位，扩大医疗保险的覆盖面。奥巴马总统支持这个设想，但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中间派的支持，缓解与共和党右翼势力的对抗，消除许多公众对政府主办的“公费医疗”的担忧，他采取了相当灵活的态度和表达方式。这种政治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拉开了白宫与激进自由派的距离。
共和党毫不妥协地反对任何公共医疗保险的建议，他们认为，政府使用纳税人的钱举办医疗保险，意味着由政府接管医疗保健事业。这必然窒息市场活力，形成不公平竞争，减少市场提供的私营医疗保险品种和选择性，降低服务质量，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导致医疗改革目标落空。除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使然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与共和党关系密切的私营保险公司担心无力同政府主办的非营利性公共医疗保险机构竞争，从而导致长期形成的保险市场格局重新洗牌，自身利益永久受损。国会研究局的一份报告也不讳言，公共医疗保险机构可能造成不公平竞争，最终把私营保险公司逐出市场。另外，公共医疗保险还面临着经营风险、管理成本和与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的关系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谁也无法为它的成功打保票。美国医疗保险协会、美国商会(U.S.ChamberofCommerce)、企业圆桌会议(BusinessRoundtable)等重要商会组织都一致而且强烈地反对公共医疗保险，并为此展开了密集的政治游说，其中美国医疗保险协会2009年的相关开支就达到890万美元。
(二)医疗改革中的非法移民和堕胎问题
医疗改革的目标之一是尽可能地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而无医保人口中许多没有合法身份。美国全国约有3800万合法移民与非法移民，这两类移民往往生活在一个家庭里。参众两院的改革议案都要为低收入家庭提供医疗保险补贴，并要求雇主为员工办理医疗保险，这就有机会让非法移民受益。实际上，要完全不让非法移民“沾光”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共和党众议员威尔逊(Joewilson)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公然向奥巴马总统叫板的真正原因。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高层领袖信誓旦旦要把非法移民拒于医疗改革门外，而众多代表移民利益的议员要求适度灵活、网开一面，并向领导层施加政治压力。共和党人则一直反对让医疗改革方案惠及非法移民。
历来敏感的堕胎问题在医疗改革辩论中占有独特地位。主张妇女权利的自由派虽然无意挑战现行的《海德修正案》(Hydeamendment)，但倾向于为堕胎妇女提供宽松的环境。然而，在参众两院各自改革议案的关键时刻，堕胎问题都成为矛盾焦点，而且这种矛盾主要产生在内部若干极端保守的中间派与自由派之间。当众议院最后辩论和表决HR3962号议案时，得到美国天主教主教会议(U.S.ConferenceofCatholicBishops)支持的议员巴特・斯图帕克(BartStupak)临时提出一项修正案，禁止堕胎妇女受惠于任何涉及政府资金的医疗改革制度设计。议长佩洛西认为这项苛刻的提案已经超越了现行法律，但为了不使改革议案“触礁”，只好被迫妥协，此举招致左翼的极度失望与强烈不满。参议院辩论HR3590
号议案期间，参议员本・纳尔逊(Bennelson)一再提出措辞严厉的修正案，以防止在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时联邦资金被用来资助堕胎。为获得他对参议院议案的“第60张支持票”，多数党领袖里德不得不与他达成多项妥协。当最终改革议案在众议院面临“决战”的前夕，以巴特・斯图帕克为首的近10名议员再度就堕胎问题发难，若不是奥巴马总统允诺专门禁止联邦资金用于堕胎的总统令，以换取他们立场的转变，他们的反对票将足以彻底葬送改革。共和党方面的立场很明确：坚信医疗改革必然导致联邦政府资助堕胎的“违法”行为，同时谴责领导层为通过议案而不择手段地进行“幕后交易”。
(三)如何筹措医疗改革所需的巨额资金
奥巴马总统曾承诺改革成本不超过9000亿美元，后来又增加到9500亿美元，其实这些都是较理想的愿景。据各方估算，医疗改革至少需要1万亿美元。这样一大笔钱从何而来?在联邦政府债台高筑的情况下，只能靠开源节流。在“开源”方面，众议院HR3962号议案规定对高收人群体征收附加税，这遭到共和党人的一致声讨，内对此亦有不同看法。再有一种选择是对俗称“凯迪拉克”(Cadillac)的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卫生专家几乎都认为，基于雇佣关系的医疗保险所享受的免税待遇极不合理，因为它鼓励过度医疗消费，促使国民卫生支出膨胀，增加了财政负担。若取消这项免税待遇，一年就能为联邦政府提供改革资金约2500亿美元。事实上，由于牵扯各方利益太深，要这样做几乎不可能，但可以变通地对超过一定金额的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将收入转为改革经费。参议院HR3590号议案采用了这种做法，但这个获得国会预算局肯定的做法在众议院受到了180名议员的联合抵制。为争取受益于“凯迪拉克”保险计划的工会组织支持改革的最后议案，奥巴马总统亲自出面与工会领导人协商出一个大打折扣的妥协方案。
在“节流”方面，与共和党争论的焦点是如何对待耗资巨大的医疗照顾计划。由于这涉及数千万老年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两党政治家都竭力避免“捅马蜂窝”。认为完全可以在不影响医疗照顾计划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做到10年内节约5000亿美元支出，因此参众两院各自的改革议案都包含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的条款。奥巴马总统多次指出，整个医疗保健体系充斥着浪费和滥用医疗资源的现象，靠节约开支，尤其是节省医疗照顾计划和医疗补助计划的费用就能为改革提供多数资金。历史上曾反对建立医疗照顾计划的共和党这次扮演了老年人医疗福利捍卫者的角色，坚决反对削减医疗照顾计划支出。这其中的缘由相当复杂，既包含了保护医疗保健服务提供方利益的考虑，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许多老年人，特别是1000多万投保医疗照顾升级计划老年人的担忧。联邦公共医疗计划中心(CmS)的独立研究报告认为，众议院HR3962号议案中削减医疗照顾计划开支的条款可能对老年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产生不利影响，也无助于控制国民卫生支出。这份报告为共和党提供了政治杀伤力很强的弹药。
(四)如何照顾医疗保健产业的重大利益
医疗改革的任何一个动作都会涉及医疗保健产业的利益问题。实际上，奥巴马政府无意、也无法照顾这个产业的所有利益。但是，有两个大方面是任何医疗改革都绕不过去的，那就是怎样解决医生群体和药品企业的利益关切。
1、以美国医师协会为首的主要医生团体坚决反对政府创建公共医疗保险计划，认为这将极大地损害医生的利益。同时，他们非常关心医疗照顾计划的服务费标准问题。1997年国会曾为控制医疗费用支出而规定逐年降低参与医疗照顾计划服务的医生的诊疗费。由于此举遭到医生团体的一致谴责，自2003年起就被国会以每年通过临时决议的方式冻结。美国医师协会等医生团体一再要求国会在制定医疗改革议案时考虑永久解决这个问题，即废除旧法，把累计冻结本应该降低的收费2470亿美元列入改革成本核销。由于这样做会使改革费用突破奥巴马确定的限额，所以参众两院的人均设法在改革议案之外另辟蹊径，以换取美国医师协会等组织配合改革。从目前情况看，这个陈年难题的破解之道只能有赖于国会通过专门议案，相关的博弈未有穷期。
2、药品企业最在意的是维护自己的技术领先地位和市场占有率。美国药品研发和制造商协会是最早就改革问题与白宫达成交易的利益集团。它提议今后10年让利800亿美元，使参加医疗照顾计划的老年人能以半价购买知名药厂的产品，并基本取消D部分(补贴处方药保险计划)中需要投保人自费的开支。医疗改革有望为药厂增加数千万处方药顾客，政府还明确承诺保护生物制药企业的技术优势。这笔交易不仅涉及美国的就业和医药科技发展，而且关乎许多政客的职业生涯。在医疗改革中，药业公司是医疗保健产业中最舍得花钱的机构，仅2009年上半年的政治游说投入就达到1.1亿美元；雇用专职说客1228人，平均每名国会议员有2.3位说客。政治游说的首要目的是取得尽可能长的对生物制药产品的法定保护期，保护期过后才允许廉价仿制药上市。有些国会议员主张保护期不超过5年，奥巴马总统建议7年，而国会最终改革议案按照药业公司意愿定为12年，难怪《时代》周刊说生物制药企业是美国医疗改革的“最大赢家”。
五 奥巴马政府医疗改革的特点、缺陷与前景
奥巴马是近百年来矢志医疗改革，实现全民医保梦想的第八位美国总统。按照他的说法，以前的七位总统和七届国会的医疗改革尝试均告失败。那么，奥巴马发动并领导的“新医改”有何不同呢?归纳起来，这次医疗改革有六个鲜明特点：
一是改革任务最艰巨。今天的美国医疗保健体系，无论自身规模、复杂程度、涉及人口还是待解决问题的难度都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期。
二是联邦财政最拮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政府是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以来最“穷”的政府，产生了美国建国后的最高赤字、背负着天文数字的公共债务，这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实现改革目标的能力。
三是改革时机最困难。奥巴马总统履新之际美国正在同时进行着两场战争(伊拉克和阿富汗)，并恰逢国家经历“大萧条”后最严重的金融与经济危机，730多万失业大军为改革增添了巨大压力。
四是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的阻力较小。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以“六大家”为首的医疗保健产业利益集团没有像从前那样全力破坏医疗改革，而是相对合作。
五是对改革方案的评估最细致。国会预算局1974年才成立，此前的改革均缺乏系统性评估；克林顿政府医改方案的评估亦无法与本次改革相比。
六是改革过程最透明。虽然奥巴马没有实现“电视直播政治”的诺言，但得益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帮助，这次改革在提高决策透明度方面开启了美国政治的先河。
平心而论，奥巴马政府在相当困难的条件下使医疗改革取得了不菲的阶段性成果，即国会通过的改革议案。这两个冗长而复杂的议案远称不上完美，但是一个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是，坚冰已被打破，航道已经开通，方向已经明确。经历了15个
月的艰苦努力后，医疗改革已经获得了历史性突破。然而，对照奥巴马政府宣布的医疗改革的三大目标和八项原则，以及美国历次重大社会改革的经验，可以看出这次改革存在众多缺陷，其中有两个蕴藏最大的风险：
1、没有建立起跨党派的政治基础。这次改革是美国近3／4世纪中唯一没有取得跨党派共识的重大社会改革，执政的始终未能有效争取共和党的支持，共和党方面也鲜有建设性举措，两党之间的对立如水火不容。在所有议案的表决中，共和党议员一共仅投出两张赞成票。相比之下，同样是由政府主导的重大社会改革，无论是社会保障制度(1935年)、民权法案(1964年)还是医疗照顾制度(1965年)和福利改革(1996年)，都得到了相当多共和党议员的支持。在本次改革中，共和党温和派女参议员奥林匹娅・斯诺(olympiaJ.Snowe)曾对“鲍卡斯方案”投下了宝贵的赞成票，但后来她对参议院议案的“纯党派”色彩“深感失望”，连奥巴马总统做工作都不管用，最后与全体共和党参议员一道坚持反对立场。历史经验证明，一定程度的跨党派共识是美国任何成功的重大改革的必要条件。国会最终议案仍然没有取得跨党派共识，这将使医疗改革的后续阶段举步维艰。
2、在降低国民卫生支出方面乏善可陈。发动医疗改革的首要动因是控制高速膨胀的医疗保健费用，抑制联邦财政赤字。不过，无论是五个国会常设委员会的方案，还是后来参众两院各自的改革议案，都缺乏控制个人、企业和政府三方面的医疗保健支出的有力措施。2009年11月17日美国23位知名经济学家(其中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向奥巴马总统发出公开信，强调控制医疗支出、减少政府赤字是医疗改革特别重要的一个长期目标，为此任何改革方案都应包含四项互相联系的内容：实现收支平衡和逐步减少赤字；对高端医疗保险计划课税以鼓励节约医疗开支；成立对国会负责的医疗照顾计划专家委员会，遏制高速膨胀的医疗照顾计划支出；改革提供医疗保健服务的系统，改变以医疗业务量而非医疗质量为衡量尺度的医疗评价体制。最终版本的改革议案距上述要求仍有不小的差距。美国的专业人士和媒体普遍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有效抑制医疗费用的增长，即便最终议案经奥巴马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改革也难言成功。
尽管存在着缺陷和风险，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必将对美国医疗保健体系产生全方位的深远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
1、通过对医疗补助计划的空前扩展、减税和发放政府补贴等一系列措施，让3200万无医保人口获得医疗保险，从而第一次把全美合法居民的医疗保险计划覆盖率提高到95％，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全民医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第一次以国会议案的形式明确所有合法居民和企业对维护健康的法定义务，确立了政府、雇主和公民个人三方共担责任的基本原则。
3、创建了医疗保险计划交易平台，为大批小企业和广大低收入人群提供了一种费用相对低廉的选择。私营医疗保险公司经过必要程序可参与平台的服务，并可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推出跨州医疗保险计划。这意味着私营保险公司第一次被允许跨州运营，从而为投保人带来便利，并提高了市场竞争度。
4、极大地强化了联邦政府对私营医疗保险业务的监管。医疗保险公司的服务将更加规范，以既往病史为由拒绝投保申请等歧视性做法将被根本杜绝。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8
iBm一直致力于成为中国医疗卫生行业的创新合作伙伴，并积极参与到医疗卫生改革的信息化建设中。在医疗it解决方案方面，iBm有长期的积累和研究，致力于推动以更好的技术，更低的成本，为更广泛的人群提供更加可及的医疗服务。今天，在新医改这一新形势下，iBm更乐于与业界专家、社会力量和合作伙伴合作来推动信息技术在医疗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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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的智慧医疗
iBm中国地区政府与公共事业部四部总经理刘洪为本刊记者介绍了iBm在医疗行业倡导的“智慧医疗”理念。刘洪说：“‘智慧医疗’是iBm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疗卫生改革是全球性的难题，在中国也得到了各地政府和社会高度的关注。从这个行业的要求来看，主要是为了解决医疗卫生领域中的‘公平、效率’问题。也就是说，为了让每个人都得到医疗服务的同时，能够负担得起相应的费用。从信息技术服务商的角色、从‘智慧医疗’的理念、从iBm的战略角度来看，我们希望使用信息技术来推动行业业务创新管理的能力。”
iBm智慧医疗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首先是感知和连接，在医疗卫生领域，由于行业的不同特点以及机构的设置、分工不同，有时候可能会造成一些利益上的冲突，这是行业高度分散所造成的。作为居民，其健康是一体化的，但从信息化的角度讲，它其实又是非常片段化的。如何通过先进的科技，比如物联网技术，以及各种有线、无线的新通信技术让这些系统更好地连接，可以相互操作，这就是感知和连接。其次是创新整合，在感知的基础上做一些创新型的整合。目前，医疗行业的需求是希望转诊、区域医疗协同、异地医疗等都可以得到同样的服务。但现在无论是医疗保险的异地结算，还是医疗数据、用户健康资料都还不能实现互认，这些都需要真正意义上的整合。最后就是要智慧、智能地促进行业的转型。目前已经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方面的创新和转型，相信未来能够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实现转型。
刘洪还表示：“医疗卫生信息化确实面临着一些挑战，而国家新医改政策的出台对医疗卫生行业是一个非常大的推动。区域卫生的发展，电子健康档案的建设是重中之重。针对居民健康服务，比如健康教育、预防、保健和康复是我们的工作方向。另外，在区域，医疗资源的共享和互认，比如检验报告互认、影像资料和电子病历共享以及资源优化和共享也是我们的工作重点。iBm非常希望能借助自身的技术实力，并结合我们服务各省市区域医疗建设的经验，来为更多地区未来区域医疗的发展贡献力量，从信息化的角度真正的为百姓造福，共建智慧的医疗体系。”
区域卫生信息化要抓住两大主题
区域卫生信息化是当前行业中的热点，结合这一话题，刘洪为本刊记者介绍了iBm在卫生信息化建设方面的思考和体会，他说：“我们认为，区域卫生信息化的两个主题是居民健康档案和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平台。”
刘洪表示，可以从三个方面看区域卫生信息平台与应用的关系。
第一，平台提供了应用系统开发和运行的环境，是一个程序开发人员可以信赖的程序生产工具。由于平台更集中更专业地解决了标准、共享和交换联结等问题，平台使得不同应用之间的信息共享变得容易实现，甚至可以彼此借用而节省开发工作量。
第二，平台服务于应用的日常运维。医疗卫生领域业务丰富机构庞大，大量的信息应用系统带来了诸多技术保障支持的要求，一个区域级的平台可以整合服务资源，降低单一应用的维护服务难度和成本。
第三，平台保障应用的发展。医疗卫生业务不断转型和创新，随之而来的是应用系统需要经常调整更新和升级，一个规范标准的平台可以提供高效率的软件变更。
与此同时，刘洪还表示，健康档案与应用的关系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他说：“第一，健康档案是应用的基础。可以说绝大多数的服务于（或涉及到）公众和居民健康的应用都会关联健康档案的某个部分，因此卫生部制订的eHR标准词汇集等指标实际上应当成为各类应用开发的数据大纲。第二，应用是eHR的价值体现，只有把eHR开放给各个应用，其基础信息的作用才能体现出来，这些多彩多样的应用可以反过来更新eHR系统的数据记录。第三，聚集的eHR，例如一个区域的全体人口和记录每一个居民的健康状况和活动的细节（实际上健康档案可以包容电子病历）以及关联的费用。以上分析可以成为介绍iBm发展区域卫生信息化技术和解决方案的主要脉络。”
作为全球领先it技术厂商，iBm可以通过众多先进技术支撑其在医疗行业的解决方案。在云计算方面，iBm通过在虚拟化和共享基础设施（如存储）方面有长期技术储备和持续的创新，iBm的基础中间件在数据交换、作业调度、开发环境、运行时监控等有可靠的技术和产品，可以服务于区域卫生平台的开发建设和运维管理。
同时，iBm大力发展Bao（业务分析和优化）技术使传统的Bi从数据治理，数据模型和数据仓库等技术向与业务知识运用和实时决策等更高商业价值的方向发展。iBm提出的企业级计算技术是以云计算和Bao技术为基础的。无论是云计算架构支持的实时应用系统运行和业务办理，还是数据分析Bao提供的实时数据服务，对于信息基础软硬件设施的品质RaS（可靠性、可用性和安全稳定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云计算的概念目标相仿于电力和电信等公用服务。
众所周知，电力的生产和供应对于设备稳定服务的要求很高，而所谓的电信级的品质服务水平（SLa）也是业界翘楚。走向云计算架构的信息平台要求更高的服务水平，单个接点的故障藏有很大的隐患，而云环境下的系统管理也是一个较大的挑战。iBm在全线发展云计算能力（包括硬件设备和软件工具的云快速启动，以及云计算的咨询规划和设计服务）的同时，注重提升企业级计算设备的质量品质并以此成为客户实现企业级云计算战略的首选。
刘洪说：“结合我们参与服务的国内外区域医疗卫生信息化的项目，如区域平台和区域卫生数据中心和区域卫生信息资源规划、区域基础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协同医疗（1+X，即一个中心医院带动一些基层医疗机构）和远程医疗，对于发展区域卫生信息化，iBm有很多深层次的体会。第一，区域卫生信息化应当服务于优化区域医疗卫生生产力的配置，即‘强基层’。信息技术作为一个‘助力者’，至少可以从技术手段进步（如网络和虚拟化的计算环境，使得基层的医疗机构可以享受到更方便更快捷的信息服务）和信息服务能力（如集中的Bao服务，给基层医师提供临床辅助决策和知识获取）方面，帮助基层医疗机构能力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第二，区域卫生信息化应当服务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如‘健康城市’。居民作为健康档案的所有者，应当有更多的手段查询甚至操作（如授权给自己的子女阅读）自己的eHR记录。很多地区建立的自助式健康检查也可以导入到信息平台中，供专家咨询和社区全科医生使用。给全科医生提供更多的工具以便于与社区居民的联系，或针对特定人群（如慢病患者）开放全科医生与中心医院的联系等。第三，区域卫生信息化本身的能力问题。包括基本的预算编制和机构，岗位人员的培训和职业发展，明确区域卫生平台（数据中心）与辖区内医疗机构的协作关系，以及与社会其它行业的协调、服务和管理。”
上海市居民健康网工程成为典范
在卫生部的指导下，上海于2003年开展了建立居民健康档案的探索和实践，采用“1+nX”模式为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近几年，上海部分区县根据建设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结合实际，开始探索基于健康档案的区域卫生信息共享，实现电子健康档案与临床信息系统的互通。部分区县将健康档案直接整合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工作站中，形成全科医生工作站。2008年卫生部将闸北区、闵行区、长宁区三个区作为应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推进居民健康管理的信息化试点区。
此外，徐汇、松江、嘉定、宝山等区也在推进居民健康档案建设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的探索。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基于市民电子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化工程先期启动项目及其先期试点工程”整合了现有医联平台，构建市区两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平台架构为1+19，即市级平台、医联平台和18个区县平台。其中，市级平台为全市范围跨区县、跨医疗卫生机构的健康信息共享协同提供交换服务和支撑服务，医联平台为市级医院之间以及市级医院与其他医疗单位之间的诊疗数据共享交换提供支撑服务，区县平台为区县内部以及与区县以外的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交换提供支撑服务。上海市的这一项目在医改的背景下，在全国有很强的示范作用。iBm积极参与了这一项目的建设，目前为止，闵行、静安、长宁、松江、普陀等区县都不同程度的采用了iBm各个产品线的产品与解决方案。
在谈到上海市居民健康信息网工程的典范意义和价值时，iBm系统与科技部华东与东中政府公众事业部销售经理张飞向本刊记者介绍说：“建设‘基于市民健康档案的卫生信息共享工程’是以建立上海市全体市民的健康档案为核心，通过完善现有信息体系，进一步实现多系统整合，探索跨部门、跨专业的信息协同，为推进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提供信息支撑。卫生信息化是重大的民生工程，关系到广大市民的健康幸福和城市公共安全，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障之一，所以上海市卫生局将此工程定为上海市政府的重点工程。这一工程整合了现有医联平台，构建市区两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平台架构为1+19，即市级平台、医联平台和18个区县平台，有很强的示范作用。作为设备厂商而言，满足上海市全市范围的健康档案交换，业务压力非常大。我下面可以列出一组数据，通过这些数据大家能够体会到这个项目在技术方面要求的高水平。系统至少同时支持峰值800笔/分钟批量数据交换和峰值300笔/秒的实时查询或处理业务；批量数据交换时单记录交换/入库的平均响应时间≤20ms；非并发大批量数据交换≤2000秒/百万条；千万级数据量下单记录本地查询的响应时间≤2秒；千万级数据量下分布式查询的响应时间≤5秒/次；简单统计报表查询的响应时间≤10秒；千万级数据量下单项统计的响应时间≤5秒；复合汇总统计响应时间≤120秒；生成复杂统计报表的响应时间≤180秒。这样的数据对于厂商来讲确实很有挑战，iBm作为全球顶级的it技术提供商有能力，更有实力接受这些挑战。”
能为这样一个典范项目提供非常核心的设备，张飞除了表达非常荣幸可以得到用户认可的同时，还表示：“iBm在这一领域非常重视区域医疗市场，在各个产品线、客户部门、服务部门都配备了非常强的技术服务团队。同时，iBm拥有丰富多样的医疗行业解决方案，它们是国内外众多客户服务经验的积累，现在用来服务于中国的医疗客户。”
张飞在畅谈了上海市居民健康网工程的典范性后，还在“用户应如何解决设备选型”这一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首先，用户对于本区域健康档案的业务压力需要有一个清晰的测算。其次，对于未来几年系统的升级要求要有一个合理的推算。由此根据实际的业务需求，选择合适的小型机档次。对于小型机品牌的选择，要对各个厂商的技术路线与发展前景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这对于日后系统升级及迁移会带来很大的成本差异。其次由于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尽量选择业界的成熟产品，保证系统的稳定。”
iBm在医疗行业关注的五大领域
2005年收购美国最大的医院管理咨询公司HealthLink后，iBm在医疗行业的服务能力更加强大。iBm不仅为国外著名医院、卫生管理行政部门提供过实施和咨询服务，也为国内多所医院提供过成功的咨询和集成实施服务，包括基础设施服务、临床服务路线优化、数字化医院服务等。将医疗行业作为重要发展行业后，iBm对医疗行业的了解不断加强，今后iBm将在医疗行业中重点关注五大领域。
第一，iDn/iDS（integrateddeliverynetwork/system整合交付网络/整合交付系统）。协同医疗延伸了中心或专科医院的覆盖范围，增强了优质资源的可及性，从整体上降低了医疗服务的成本。而一定的治理规则，还可以逐渐把协同成员的服务水平拉齐拉高。这样做使相同的患者体验可以有效地分流病源。iDn模式的主要挑战来自质量保障和财务分配模式。由于在协同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医疗实体的产权合并，如何建立一套持久有效的管理、治疗、收费的治理模式，是iDn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从服务整合的内在规律来看，有两种方案比较可行，一是所谓“垂直的”iDn，即一个综合的中心医院带动一批基础和社区诊所；二是专业职能（如放射、影像、化验、护理等）的集中化运营。在iDn模式下，转诊和检验报告互认等都成为很基础的服务。
第二，医院资源规划管理eRp（enterpriseresourceplanning）。有许多因素促使越来越多的院长开始更加关注医院的运营效率，医院和企业一样也需要一套合用的资源规划和管理系统。eRp的本质是在产品、服务的形成过程中，监督优化人力、资金、物料等生产要素的使用情况。在医院，从药品器械的滞院和临床损耗等成本费用管理，到科室绩效评估考核，乃至临床路径各个环节的服务追踪优化等。eRp是一个有效的工具手段。
以信息技术手段推动管理变革的挑战主要来自临床一线，习惯势力和绩效指标的设计缺陷使eRp很难一下被广泛接受。但倾听科室的声音并不一定意味着eRp是对现有体系的机械拷贝。eRp和HiS一样，应首先是变革的载体。
第三，个人健康记录pHR（personalhealthrecord）/eHR/emR。这是一个充斥着观点和争论的地方，背后有不同的角度和意图，包括：关注临床辅助，关注预防医学；关注费用和健康统计；关注交换和互操作以及关注标准和协议等。iBm认为，有健康就有健康档案！这体现了电子健康档案和电子病历对于实现医疗服务的全覆盖的重要性（这里甚至有一个社会认知心理的问题。比如，说居民医保全覆盖，人人享有医疗保险，这是一回事。如果给每人发一张象银行卡那样的卡片，老百姓就会带着它。还可以围绕卡片开发许多衍生的应用和服务。如果给大家人人建立一份健康档案，并且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可以在家里查询，可以让子女访问。这样的做法将推动医疗服务的覆盖面和覆盖力度）。电子病历是包括转诊在内的医疗服务创新的基础，是循证医学的基础，是医院信息化向服务临床过渡的必由之路。
HimSS把电子病历导入分为从0到7共计八个阶段，可由此略窥其实现之路的漫长。iBm在评估医疗信息化发展阶段所采用的prolink方法论也从信息模型、医嘱执行情况、科室整合、医药整合、医疗医政整合程度等循序渐进地分析和理解电子病历的实施路线。电子病历在医院的挑战包括如何认识和评测Roi（投资回报率），如何开发方便医师的Cpoe（computerlizedpractitioner’sorderentry），如何保护医师的专有知识（电子病历既包括病人的隐私，也包括医师治疗方案中可能涉及的专有知识），如何在大范围内整合信息来源等。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9
梁园区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户2894户,7128人。其中因病致贫1363户，2718人，占贫困户的38%。
一、主要做法及取得成效
（一）认真开展精准核查，实施大病、慢病精准救治。依托河南省健康扶贫动态管理系统，以区扶贫办提供的数据为基础，采取数据对比，入户确认等方式，共核实患有慢性病人员2097人，大病患者21人。所有患病人员均根据病因、病情分类建卡、建档，实行一人一档，一人一卡，分类救治，按照保证质量，方便患者，管理规范的原则，对于救治对象进行分类管理，定点救治。对于能够一次性治愈，集中力量开展专项救治，对需要住院治疗的，由县级人民医院实施救治；对于需要长期治疗和康复的，由乡镇卫生院或村卫生室在上级医院指导下，实施治疗和康复管理，做到精准到人，精准到病，精准施策，并且结合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日常工作，建立上门随访制度，将因病致贫贫困人员纳入医疗服务重点管理对象，按照健康档案病种管理要求，开展有针对性的随访、指导、康复等个性化帮扶服务，使贫困患病得到更优质更满意的医疗服务。
（二）着力提高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切实增强健康扶贫的深度。
1、夯实基层卫生网底，实施“基础建设工程”。
加速推进贫困村卫生室建设，梁园区原有18个贫困村，已建设完成标准化村卫生室18所。疾控中心已投入使用，市妇幼保健院建设项目即将完工并进行内部装修；梁园区中医院建设项目已完工，正在进行内部装修；梁园区所有乡镇卫生院全部改建结束，达到每个乡镇有一所标准化卫生院的要求。
2、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落实“369”人才工程。
通过落实医学院校毕业生特招计划、全科医生特设岗位、369人才工程、基层骨干医师培训计划、基层卫生人员在职学历提升计划等7项行动计划。对全区乡村医生进行专业培训，大大提升了乡村医生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为贫困乡医疗机构培养一批下得去，用得上，留得住的医疗卫生专业人才。各个医疗卫生单位利用“三项活动”契机，大力改善基层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加快中医药服务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力度，力争基层中医药人员配备达到国家标准，截止目前特招医学院毕业生314名，全科医生转岗培训233名，住院(全科）医生规范化培训合格280名。
3、凝心聚力，持续推进帮扶力度。
区卫健局一直在实施二级医疗机构对口帮扶基层医疗机构业务帮扶、人才帮扶计划，通过业务以上带下，人才培训、进修等措施，逐步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整体管理水平和业务水平，把多方面力量集中基层，让群众在家门口即可解决看病就医问题，多方面推进健康扶贫工作，让群众看病就医放心，安心。
（三）落实便民措施，打通健康扶贫“最后一公里”。
1、强力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截止2018年度，全区家庭医生签约223267人，占总人口35.2%。贫困人口签约7128人，签约覆盖率100%。自今年国家卫健委指导、组织、开发，运营的中国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网络平台，推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智能化，截止目前通过“家庭医生平台”签约25577人。
2、严格执行困难群众先诊疗后付费和“一站式”即时结算服务。对贫困人员开展优质服务，在县域内医疗机构住院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全部享受“一站式”即时结算和先诊疗后付费服务。保障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有效的医疗服务，也为贫困患者减少不必要的报销程序，使贫困患者看病、就医无压力、无负担。县域内各医疗机构共设立贫困患者专用窗口33个、“爱心病房”专用床位50余张。截止目前“一站式”即时结算3468人次，享受先诊疗后付费 1826人次，免收押金金额522万元。
3、充分发挥医疗救助托底保障作用，实施扶贫医疗救助。将农村贫困人口全部纳入医疗救助范围，实现应救尽救。区财政部门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等困难群众每人每年交120元购买住院医疗再补充保险，筹措200万启动资金为全区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行兜底医疗救助。
4、全面开展送医下乡，进行义诊活动。 全区各医疗机构积极组织下乡义诊活动。在义诊现场医护人员热情地为当地村民量血压、测血糖、把脉问诊、开具处方，耐心解答就诊村民咨询的健康问题，并根据病情及时制定出诊疗方案，发放了健康教育宣传资料，对村民进行健康知识宣教，以提高他们的预防保健意识。让广大村民，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户熟悉了解贫困户应该享受的医疗保障救助各项政策。各乡镇卫生院开展“认门入户”宣教咨询，通过入户走访、电话随访等形式，为辖区内残疾人、贫困户等特殊人群主动服务。对行动不便的贫困、疾病患者进行入户诊查。
5、配置爱心保健箱，情暖贫困群众。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统一免费配备健康扶贫爱心保健箱，总计3048个，每个箱内配备价值80元左右的常用药品。免费发放健康扶贫服务卡、就诊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卡。
6、积极开展全区健康扶贫大走访活动。卫健局组织全区乡卫生院院长进行健康扶贫大走访活动。要求8个乡镇卫生院院长按照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全面摸清贫困人员看病报销等现实困难和具体问题，并根据个人实际情况，面对面与贫困人员进行沟通，做到了因户而异、因人施策、对症下药。通过健康扶贫大走访，全面掌握贫困户家庭成员的健康状况，精准制定"一人一策"健康帮扶计划，切实解决每一个家庭看病难的问题，解决了实际难题，增进了群众感情，为促进全民健康奠定坚实的基础保障。
7、加大督导力度，确保“问题清零”。加强督导检查，确保健康扶贫工作任务落实到位。制定了一年四次督导方案，卫健局分成四个督导组，分片包干负责健康扶贫工作督导，认真开展督导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问题，确保措施落实到位，工作取得实效。针对在各单位存在的问题和薄弱环节，形成问题清单，在落实工作的过程中保持头脑清醒，切实增强健康扶贫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要紧盯问题整改，针对督导发现薄弱环节和突出问题，分门别类，建立台账，整改销号，全面做好“问题清零”工作。
8、深入开展政策宣传。将健康扶贫政策归纳整理，在全市率先开展“健康扶贫政策系统解读”专题培训，并印制了“一本通”小册子10000本、印制宣传海报10000张，宣传单20000 份，在每个村委会和贫困户家中进行张贴，动员全区卫生系统医务人员进村入户，走进田间地头，开展健康知识宣传、提供咨询服务。目前，已开展义务巡诊300余次，免费发送药物价值约10万元，免费发放健康知识手册、政策解答手册2万册。有效的提高群众对扶贫政策的知晓率 。
（四）强力推进“三化建设”，提升健康扶贫工作水平和成效。
为统筹推进我区健康扶贫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建立科学规范、运转高效、保障有力的健康扶贫长效工作机制。积极落实精准扶贫，积极探索精准健康扶贫新模式，对扶贫工作中存在的服务能力不足、制度不完善、标准不统一、服务不规范的提升。规范制作家庭签约医生联系牌约3000个，健康扶贫政策和健康知识宣传栏50多个。
（五）多措并举开展“两筛”“两癌”工作，保障妇幼健康。
为做好妇幼民生实事，结合我区实际，采取多种举措，保障了“两筛”“两癌”工作扎实开展。截止12月底，我区彩超检查4769人，完成比率45.45%；血清学筛查人数6454人，完成比率61.5%，新生儿两病筛查人数10365人，完成比率为97.34%，新生儿听力筛查人数10184人，完成比率为95.64%，乳腺癌筛查人数2015人，完成比率100.3%。宫颈癌筛查人数5015人，完成比率100.3%。
二、存在的问题
（一）健康扶贫档案管理不到位。个别健康档案不能全面反映患病人员疾病状况，实际有多种慢性病，而档案仅记录一种或两种。体检手段单一，不能根据疾病有针对性的检查。
（二）对患9种大病和30种慢病人员的随访不能全部做到及时记录和更新，没有系统的管理随访记录台账。建档立卡贫困户的30种慢性病不能完全做到管理和随访，只有公共卫生管理的四种慢性病纳入随访管理。
（三）贫困人员医疗保障措施落实困难，尤其是医保由人社部门统一管理，沟通不畅、落实困难，虽然与区人社部门反映，但效果不好。
（四）健康扶贫政策宣传不够深入。在政策宣传过程中存在“蜻蜓点水”的现象，给贫困人员的政策宣传过程中只重视知晓率而忽略了特殊群众的需要，比如：老年群体对政策的了解不够全面，部分文化程度较低的贫困人员不能完全知晓政策的普惠性。
三、下一步工作规划
（一）规范医疗服务能力。严格落实区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五个一”标准化建设，在床位设置，诊疗服务建设，人员配备，医疗质量等方面进一步提升。
（二）强化贫困人口兜底医疗保障。依据梁园区脱贫攻坚小组实施方案，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报销后个人自付住院医疗费用通过兜底保险和特殊救助资金解决贫困人口因病致贫问题，将农村贫困门诊大病，长期慢性病医疗费用个人自付比例控制在全省标准之内。
（三）规范家庭医生签约，强化履约，确保高质量服务。
进一步加强对全区签约医生和团队的技能培训工作，完善签约服务团队人员组成，协议书规范化，在稳定签约数量，巩固覆盖面的基础上，把工作重点转向提质增效上来，力争做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坐实一家，满意一家。强化履约责任和履约质量，不断提高贫困人口对签约服务的获得感和满意度。依托“中国家医平台”，向签约居民提供高质量的“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支撑平台”层级化团队服务，同时将服务人数，履约质量纳入专项考核，对家庭医生严格落实奖惩制度。
医疗保健解决方案篇10
内容提要:近年来,医患纠纷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医疗方在职业活动上踯躅不前,从而影响了对患者的救助与医疗活动的展开。这种状况下,医疗方逐渐认识到医师说明义务的重要,积极地通过规范定型化说明文书等手段避免相关诉讼的发生,试图重建医患之间的信任。为此,以改善医师的法律状况为前提,规范医疗合同中医师的说明义务,将有利于促成患者和医疗方之间的信赖关系。强调医患双方“共同决定”的意思模式,在法政策上也符合促进医疗事业进步的目的。
说明同意(informedConsent)理论是医事法的重要法理,其主要内容在于医师须对患者进行充分的信息披露,以使患者能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对治疗方案等做出自愿的决定,在法律构成上即课以医师严格的说明义务。然而,医疗活动专业性极强,医师的充分说明未必能使患者理解医疗方案的全部专业内涵。另一方面,课以情报提供义务使过失违反义务的证明变得容易;[1]医疗方为求自保,在职业立场上可能有所退缩,反而不利于对患者的保护。[2]在“医疗暴力”泛滥[3]的今天,如何在保护患者利益的前提下对医疗方进行必要的支援,便是可能的课题。本文将通过对医师说明义务的理论基础及具体类型的检讨,探求建立和谐而相互尊重的医患关系的可能。
一、医疗合同上之医师说明义务
通常的医患关系,因患者与医疗方通过合同的订立而形成。关于该合同的性质,历来存在着委任合同说、准委任合同说、雇佣合同说、承揽合同说、混合合同说及无名合同说等多种观点。[4]就我国大陆学者的看法而言,有认为医疗合同属无名合同,[5]也有认为医疗合同应是委任合同的情形之一。[6]即便如此,通常情况下的医患关系被认为是合同关系,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最高人民法院将医疗纠纷的案由归入“合同纠纷”中的“服务合同纠纷”,便是这种立场的典型体现。就合同法整体而言,广义的说明义务包括以客观的情报为对象的狭义的说明义务、以自然的及法律的风险为对象的警告义务、包含意见提供的建议义务等。[7]以上义务,大致可以分为合同缔结前的说明义务与合同缔结后的说明义务。学者认为,前者的目的在于确保合同缔结的意思决定的基础;后者则是为了能够确定所缔结的合同的内容。[8]
在医疗合同场合,医师的说明义务首先表现在合同缔结前的情报提供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十一条也规定:“在医疗活动中,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将患者的病情、医疗措施、医疗风险等如实告知患者,及时解答其咨询;但是,应当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根据以上规定,在医疗合同缔结之前,医师须向患者或其家属提供有关治疗的信息,以便其作出理性的判断。此外,在医疗合同缔结之后,医师仍然对治疗方案等事项承担必要的说明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公报》近年来刊载的唯一涉及医疗合同的案件———“郑雪峰、陈国青诉江苏省人民医院医疗服务合同纠纷”[9]一案中,患者与医疗方就采取“iSCi”方式进行人工生殖达成合意,但医疗方擅自变更治疗方案,采取“iVF”技术实施人工生殖。法院认为,合同内容应以医疗方已向患者进行说明之治疗方案为准,医疗方采取未经说明之方案即为违约。可见,医疗合同的内容与医师说明义务的履行有莫大的关联。另外,还存在着以提供医疗信息为内容的合同,例如医学专家对疑难病患进行会诊并提示病情状况。此时医师的说明义务便成为合同的主给付义务,具有独立的意义。可见,说明义务贯穿于医疗合同订立及履行的全部过程,而最有可能成为问题的是缔约前的说明义务,至于缔约后的说明义务则可交由完备的违约损害赔偿制度加以解决。下文的讨论便主要集中于医疗合同缔结过程中的医师说明义务。[10]
二、医师说明义务的理论根据
1.传统观点。如前所述,医师的说明义务类型不一,能否有统一把握的可能?一般认为,作为课以医师说明义务的正当化理由,患者自己决定权被认为应得到充分的尊重,这是社会进步的象征。[11]考察说明同意法理的生成与展开即可了解,所谓的“社会进步”除了对人格尊重的逐步重视,还有相当的政策目的———在医疗这一专业化程度甚高的领域内,保护作为非专业人士的患者。根据流行的观点,自己决定与自己责任是民法的核心。[12]这一点在合同场合体现的尤为明显———长期以来合同拘束力的正当化理由即在于当事人的意思。此时的自己责任原则意味着当事人仅在自己决定被确保的场合对自己的意思负责。当事人若在交涉能力与信息收集能力明显不均衡的状态下缔结了合同,则其拘束力应被否认。作为医疗合同当事人的患者通常缺乏医学专业能力,在相关的治疗方案的制定与选择、医疗风险的评估等方面无法形成理性的判断,从而导致其交涉能力的不足。医师被课以说明义务正是为了消弭或缩小当事人之间的信息差距,均衡彼此的交涉能力,使患者能在自律的基础上实现自我决定。就此而言,医师说明义务之趣旨在于实现真正之“合同自由”———“自己决定”在合同领域的体现。由此,医疗合同缔结前的医师说明义务是为实现患者的自己决定而存在。
2.“实现患者自己决定”的反思。将患者置于医疗合同的中心地位,则医师完全履行说明义务成为患者自己决定的前提与基础。一旦医师没有进行详尽的说明或其说明并未让患者理解治疗的涵义,则该医师将可能承担缔约过失的责任,抑或是侵害决定自由的责任。而说明的限度与范围,若以患者为中心,则须满足患者进行决定所期待的全部信息,这对事务繁重的医师来说,似乎有些不堪重负。医疗方为求自保,在患者能进行明确意思决定的场合,可能会放弃符合医学判断的治疗方案。即便会造成患者一定的伤害,医疗方仍然可以患者的意思为由免于责任承担。例如,日本最高裁判所2002年2月29日关于“'耶和华证人'患者拒绝输血案”的判决中,认为即便关系到生命丧失,医师的裁量权也不能够绝对代替患者的意思决定权。患者有“绝对不输血”的明确意思,医师在实行有输血可能的手术前应向患者说明该可能,由患者自行选择是否接受治疗。同时,日本最高裁判所也认为医师具有承诺与否的权利,在治疗方针与患者意思冲突时,医师说明该情形后,最终决定权在于患者。[13]既然如此,医院在对待“耶和华证人”的患者大可采取提供通常需输血的治疗方案,导致患者拒绝的做法;或是直接拒绝患者,劝其另寻医院,以避免可能产生的赔偿责任。实际上,医疗方也是这么做的。[14]一旦所有的医疗机构都采取以上的策略,患者将无法得到救助。因此,课以医师严格的说明义务可能导致医师在职业立场上的退缩。
同时,强调患者的自己决定可能会导致患者自己责任领域的扩大。医疗合同的缔结及内容最终由患者意思决定,只要患者的意思决定过程没有受到扭曲,合同履行的后果就由患者个人承担。但患者处于对医师“单方透明”的市场环境中,缺乏专业知识,仅仅依靠医师提供的医学情报能否做出适当的判断将存在疑问。即使按照“具体患者标准说”[15]的立场来认定医师的说明义务,该患者仍然有可能因为自身知识背景、情绪等因素的影响而难以形成妥当的判断;况且,让医师满足每个患者的个别期待显然是不现实的。如此情形,患者要对关系自身健康乃至生命的治疗方案做出决断,乃是“不能承受之重”,其责任领域超越了自身的能力范围。
此外,患者要实现自己决定,无法脱离医师的专业判断。台湾通说认为医疗合同为委任合同,日本则认为属于“准委任”;而无论哪种认识,都承认医疗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医师职业的开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公众对其专业技能的信赖。医师作为专家,从这种社会性的信赖中获得了执业利益,因此其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16]患者对医师的信赖是患者选择治疗方案等的前提,因此医师除了客观全面地说明有关治疗的内容外,还须以更积极地角色参与患者自我决定的过程,以帮助患者做出适当的决定。
3.医疗合同的再解释。通常,在证明合同正当化的理由时,采取的是将行为还原至当事人的“意思”的方式,这体现了典型的民法技术。近代民法将合同当事人的意思作为抽象的对等的要素来对待,而将“原因”、“目的”等内容排除在意思之外。而近来关于“效果意思”的通说———“实质效果说”———则认为只要表意人对于所期待的法律效果有事实上的认识就足够了,此种认识包含经济上或社会上之结果。德国学者迪塞尔荷斯特也指出,法律行为意义上的交易行为的基本形式是在“有偿法律行为中针对对方承诺的条件而作出的承诺”,显然只有以承诺方式实现的意志才被看作效果意思。交易意思本身是经济性(或者社会性)因素与法律性因素(至少是社会道德因素)的结合体。[17]就此,若我们仔细观察医疗合同当事人双方的意思,会发现当事人之意思有微妙的差异。在医疗领域,医师具有掌控医疗过程的能力,其对治疗的实施过程有着几乎绝对的控制。换言之,医师具有“意图控制世界的意思”,而病患则具有“参与世界的意思”,[18]即成为医师职业活动的对象,其自身难以就治疗方案等形成科学的认识。患者之所以缔结医疗合同,其疾病的存在为“原因”,其“治愈疾病”的念头便成为“动机”或“目的”。将自己的健康甚至生命托付给医师,患者必然对医师抱有相当的信赖,而这样的信赖源自于患者缔约的“原因”以及“动机”。由于信赖关系的存在,基于诚信原则,医师应尽力帮助患者作出正确的决定;此时说明义务是以协力义务[19]的面目出现的。同时,作为协力义务的另一方面,医师还要履行对话义务、建议义务,以协助患者作出符合医学专业判断的决定。由此可见,说明义务是基于医患信赖关系而生成的“交流、理解义务”的一部分,与对话、建议等义务构成动态的医师“交流义务群”。此时,医师的义务程度较为沉重,为了避免医师在自身职业立场上的退缩,有必要对医师进行必要的支援,以降低医师承担责任的可能。较为可行的路径是区分医疗行为之目的是否有益于健康,对上述义务进行动态的构成。
三、医师说明义务的分化
医师的说明义务会因具体患者的情形而有所差异,这应该是毋庸置疑的。总体上,医疗活动可以在两个方向上进行:一是进行“健康上必要”的治疗,主要是对患者的疾病进行救治,恢复患者的健康;二是进行“健康上不必要”的治疗,主要包括美容外科手术、人工生殖等治疗活动。由于两类医疗活动性质迥异,医师的说明义务也呈现出不同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