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就要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与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优势充分结合起来，就要把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善于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二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着独特的优势。社会主义中国正是通过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经济资源配置起重要作用，从而在短短30多年的时间内，实现了巨大的经济飞跃和社会进步。三是用市场经济的办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充分发挥市场和政府两个方面的作用，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两种优势的同向共振效应，增强放大效果，真正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调动起来，充分发挥出来。
（来源：《光明日报》2013年12月23日）
徐绍史：健全宏观调控体系需要处理好五个关系
健全宏观调控体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合理界定宏观调控边界，重点处理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关系。一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多借助间接引导，努力提高政府调控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最大限度减少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要切实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干预，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让市场优胜劣汰，由企业自负盈亏。二是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既要坚持全国一盘棋，强化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又要充分考虑地区差异，注重区别对待、分类指导，为各地因地制宜留出合理空间。三是处理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特别是在目标设定和手段完善等方面，要坚持长短结合。四是处理好分领域调控与全局性统筹的关系。要在深刻分析和准确把握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性特征和战略重点基础上，合理确定宏观调控目标，投资、消费、贸易、产业、财税、金融、土地等调控政策都要服从全局安排。五是处理好政策落实与调整完善的关系。要强化政策落实保障机制建设和政策评估调整机制建设。
（来源：《人民日报》2013年12月18日）
杨伟民：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如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呢？如何让市场决定性作用持续不断地发挥推动国家制度现代化的巨大作用呢？第一，界定政府作用和职责。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第二，界定宏观调控的任务。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就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减缓经济周期波动影响，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风险，稳定市场预期。第三，界定政府定价范围。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同时，指出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3个领域：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第四，界定政府投资审批范围。企业投资项目，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决策，政府不再审批。第五，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方式。提出制定负面清单，虽然是针对市场准入而言的，这一管理方式的思想方法是值得借鉴的，应该成为今后各级政府经济工作中一个重要思路。第六，改革考核评价。要改革和完善干部考核评价制度，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并明确规定，对限制开发区域和生态脆弱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取消地区生产总值考核。
（来源：《中直党建》2013年第12期）
张卓元：混合所有制的活力与贡献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用和意义的论断，是我们党以往有关论断的继承和发展，是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和认识成果的进一步深化。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所特有的。我国出现混合所有制经济，主要源于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现代公司制，而规范的现代公司制是股权多元化的，除了原有的国有资本外，还要吸收其他非国有资本作为战略投资者，公司公开上市还会有大量的民营企业和股民持有公司股票。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证明，国有企业进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可以实现国有制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使国有制找到了能有效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实现形式。在对原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进行改革的同时，允许体制外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一项非常成功的增量改革。在经济改革的强力推动下，我国经济迅速起飞，经济增速三十多年平均达到近两位数，在此基础上，不仅国有资本成倍大幅度增长，各种民间资本和居民储蓄存款也大量增加。大量民间资本要求拓宽投资渠道，从而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创造了现实条件。
（来源：《北京日报》2013年12月16日）
杨伟东：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
刚刚闭幕的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旗帜鲜明地提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确立了未来五年我国政法工作的基调，是对当前公众呼唤社会公平正义的积极回应。针对当前的形势和政法系统中存在的问题，此次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了四项既具有针对性也有战略意义的要求，构成了这次会议的亮点。一是正确处理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之间的关系。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要做到党领导立法、保证执法、带头守法。党委政法委要明确职能定位，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领导政法工作。二是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关系。要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使群众由衷感到权益受到了公平对待、利益得到了有效维护，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三是重点解决好损害群众权益的突出问题。四是加大对司法腐败打击力度。
（来源：人民网-理论频道2014年01月9日）
李洪峰：为什么特别重视调查研究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始终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调查研究成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重要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探索和把握社会主义的规律，同样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成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调查研究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宝贵的思想财富，永远值得珍视。调查研究是执政党的必修课，一定要持续不断地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概括起来说，阐述的调查研究观点主要有：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研究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开头。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一环。
（来源：《党的文献》2013年增刊）
徐敏宁陈安国：整治基层组织浮夸现象
浮夸是形式主义、主观主义在工作上的表现，与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和思想路线背道而驰，其实质是为了保全或获取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不惜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目前，一些地方组织尤其是乡镇与县一级组织，在GDp、财政收入、国民收入等核心领域，出现无奈式、联合式、邀功式与攀比式等浮夸现象。其主要根源是过于偏重GDp等考核指标、统计机构的独立性不强、领导者的政绩观扭曲、考核指标与领导者任用挂钩，以及惩治力度不够等。对此，需要引起关注和重视。如何治理这一现象？就要创建不敢浮夸的制度体系。改进统计体系，强化国家统计机构的宏观协调、监督与技术指导职能，创建省级以下统计机构的垂直管理体系，强化统计机构的统一性、独立性和系统的垂直管理。考核任用体系更加科学合理。制定科学合理的GDp等指标考核体系，减小GDp等经济考核指标的权重，防范GDp等经济指标考核与干部任用挂钩产生叠加影响，切断浮夸的动力来源。
（来源：《学习时报》2013年11月11日）
陈剑：协商式民主有旺盛生命力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2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依据
原则，在现代汉语中的公共含义是观察问题、处理问题的准绳。“原”，乃“源”的古字，有根本、推求、察究、原来、起初之意。“则”为规则之意。“原”、“则”二字组合，可以理解为根本性规则、原初性规则。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BLaCK’SLawDiCtio-naRY)的定义,所谓原则,是指“法律的基本真理或准则,一种构成其他规则的基础或根源的总括性原理或准则。”由此可知“原则”即为一般性规范、规则的根本和基础，因此具有抽象性、指引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原则更能反映本质精神。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定应遵循以下规律：
（一）经济法基本原则需要有明晰的边界基本原则究其本质同样也是规则，是根本性、本源性的准则，是一般性规则所不能打破的底线，因此基本原则应当具有明晰或相对明晰的边界，这样才能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起到补充和指引作用。在此，还应当注意区分原则与价值目标，法律价值是指“在人(主体)与法(客体)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法律的积极意义或有用性。”法律的价值体现为自由、平等、公平、效率、秩序、安全等。经济法的价值是经济法基本原则所要实现的目标，其反映了经济法原则所最终追求的精神本源。经济法规则———经济法原则———经济法价值形成了一脉相承的逻辑链。“法律原则即是规则和价值观念的汇合点”因此，笔者认为不应将公平、效益、民主等法的价值目标确立为基本原则，这样会造成经济法原则标准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以致边界性进一步模糊甚至消失，丧失经济法基本原则的指导和扶正性作用。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需要通过经济法的特征反映其本质精神，并在经济法理论体系中实现一般规则和价值目标的有机对接
经济法兼具经济性和调制性是其区别其他部门法的重要特证。体现法律部门的特征并且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最显著的体现为法律的调整对象。尽管有关调整对象的观点歧见依存,但人们已有一定共识,即经济法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应包括宏观调控关系和市场规制关系(两者可简称为调制关系)可以说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构成了经济法体系的最基础部分。因此，经济法基本原则作为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所包含的一般性法规的本源性规则应当反映经济法的特征，即经济性和调制性。
法律的特征不但反映在其调整对象上，而且也反映在价值目标上。经济法的经济性和规制性有着共同的诉求，即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在经济法价值取向的引导下而规定于或者寓意于经济法律之中的对经济立法、经济守法、经济司法和经济法学研究具有指导和适用价值的根本指导思想或规则。它体现经济法的价值取向并贯彻于有关经济法理论与实践的一切环节之中。因此，经济性和规制性的特征也应在作为经济法价值目标表现形式的经济法基本原则上有所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之所以将经济法的特征作为推导途径主要是经济法的本质精神应当是融入整个经济法之宏大体系之中，并且以经济法的特征为其外在表现形式。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思路是通过自下而上的经济法律规则和自上而下的经济法价值目标的指引而形成的，途径是借助经济法的特征进行推导。经济法基本原则实现了经济法律规则和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对接，而且经济法基本原则的确立思路使其确立不再是天马行空般的发挥，而是将其置于经济法的理论体系之中进行考量。
（三）经济法的每项基本原则都应当适用于整个经济法体系
1.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区别于其他法律部门的原则和经济法的具体原则
经济法的基本原则应当反映经济法的特征，不能与法律的基本原则或是其他法律部门的基本原则和具体原则相雷同和混淆，否则就丧失了其独立和有效的指导意义。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是相对于经济法体系而言的，其涵盖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以及处于这种“二元结构”中间地带的法律。经济法的具体原则是经济法之下各级子部门法之下的原则，比如宏观调控法下财税法的税收中心原则，金融法下的金融安全原则，市场规制法下反垄断法的维护市场竞争原则等。
2.经济法基本原则内部间应当实现联动，外部应将经济法子部门法实现串联和凝结
经济法基本原则是用以规范经济法一般规则，表现经济法本质精神从而实现经济法价值目标的准则或规则。因此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内部应当是协调统一的。李昌麒教授所秉持的“七原则说”虽然扩大了经济法基本原则的外延以及从某种程度上脱离了法学上的研究思路，但其内部存在着相互关联的逻辑，使经济法基本原则构成一套系统，这种分析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思路。在经济法体系的划分上，虽然学界目前对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划分方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由于新兴的经济法学科的出现“二分法”还不足以解释所有的问题。事实上,诸如产业法、反倾销法与反补贴法、价格法等近年来发展较快的新型规范,作为体系的“二元结构”中的“中间地带”,如何对其进行归类,确需在进行结构分析时予以关注。但是既然能将此类法律归入经济法，那么就应当受经济法基本原则的调整。经济法基本原则在某种程度上使悬而未决的问题简化，将具体经济法律规范上升到原则层面便实现了规范间的联系和统一，使得尚显松散的经济法体系形成统一的有机整体。
二、经济法基本原则
依据经济法之经济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为自由竞争）和调制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现为理性干预）的特点为逻辑起点从而确立的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思路，笔者认为经济法基本原则应当是市场竞争原则和依法调制原则，并且应当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
（一）市场竞争原则
经济性作为经济法基本特征要求在其基本原则中予以规定。当前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经济性予以体现的最重要平台。在市场经济背景下，经济性被表达为社会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而在此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规则就是市场主体间存在着竞争关系。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动力源泉，没有竞争就无以产生市场，更无法推动市场的发展和成熟。经济法用以调整社会中的经济关系，就应当对市场行为进行规范；经济法基本原则就应当是对市场经济中的核心法则的确认和维护，即市场竞争。市场竞争存在于整个市场经济之中，市场竞争原则也贯彻于整个经济法体系之中。市场竞争原则在宏观调控法中的适用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前提性原则，为宏观调控的启动和范围提供了依据，阐明了界限。我国在经历着向成熟的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这一观念应当受到重视。在市场规制法中，市场竞争原则更多地体现为目的性原则，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垄断法的目的正是为了还市场以竞争，最终还市场以效益。
（二）依法调制原则
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属性导致市场经济的垄断属性和盲目属性，在市场经济的这些本质属性的基础上产生了上述种种社会关系，集中地说，就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垄断性、盲目性的社会关系。正因为市场经济的这一属性才要求经济法需确立除市场竞争外的另一项基本原则予以规制，同时这也反映了经济法的调制性特征。依法调制原则的核心思路是,调制的实体内容和程序规范都要由法律来加以规定,只是在法律明确授权的特殊情况下,才能由行政法规来加以规定。这一原则在实质上,其主要目标则是力图保障调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保障市场主体或第三部门的财产权等重要权利,保障法律的被遵从和实效。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依法调制原则可以覆盖整个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领域。在宏观调控法领域,调制法定原则尤其要求具有调控权的主体法定。因为法律通过对调控权的主体的认定,就可以明确调控的主体、手段、力度等一系列问题。从不同主体的权利保护来看,对竞争权中的垄断权与正当竞争权,以及与竞争权相对应的消费者权的规定,都需要坚持“法定原则”。
（三）实现市场竞争原则与依法调制原则的有机统一
市场竞争原则与依法调制原则有所分工、各有侧重。市场竞争主要作用于私人的微观自治领域，依法调制原则主要作用于政府的调制活动。但两者又是密切相关、内在统一的。世上并没有纯粹的市场经济或绝对的自由经济，有的只是市场与政府如何结合的经济或自由与秩序如何结合的经济。二者的统一关系体现为：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3
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通过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同传统的国家统制职能必须由不同的职能机关诸如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以及法律监督机关分别行使、实现一样,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作为因应市场经济而产生的国家职能,由法律授权政府或社会组织行使,如中国证监会、保监会和银监会作为部级事业单位,对金融资本市场进行独立监督、调控。不过,政府是法律授权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最重要的载体,政府依法行使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是国家通过法律授予其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具体表现,而且不再是行政式的管理,更多表现为一种监管、一种积极的引导。国家以法律授权的方式选择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是因为政府具有比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更明显的优势:一方面政府机关设置健全,从中央政府到各级地方政府,各种职能部门、机构能够有效地执行复杂的任务;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履盖面广、多层级的网络框架,对国民经济运行形成及时、有效的管理。同时,国家法律的执行素由行政机关来承担,对现实问题及时作出反应并不符合立法和司法的性质,因此,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以法律授权形式授权政府实现是一种必然选择。
政府经济调节职能来源于法律授权,这意味着政府实现经济调节职能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根据法律授权对市场经济运行生成的各种问题作出准确的回应并且提出解决方案,在法律框架内实现其经济调节的职能。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政府的定位和角色的转换,这是因为全能型政府职能模式使得政府习惯于以权力干预市场运行,习惯于用行政手段解决市场问题,由此可能导致政府在实现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不按市场规律办事,存在严重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现象,而且政府内设机构职责交叉、权责脱节、效率不高等问题也严重制约市场机制效能的发挥,妨碍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实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实现国家对市场的经济调节职能只能是法律的执行者,这种定位决定了政府必须完成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责任政府的角色转换。
法治原则是政府履行经济调节职能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准则。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治理中的法治既区别于人治,也区别于法制。英国法学家洛克认为法治就是政府应该以正式公布既定的法律来进行统治,这些法律不论贫富、不论权贵和庄稼人都一视同仁,并不因特殊情况而有出入。法治的核心思想是要依法治理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任何组织和个人享有法律之外的特权,因此,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法治的关键在于制约权力。同样,法治作为一种社会管理机制,法的规定是社会管理的根据和手段,法的实现是社会管理的目标和要求。人治的本质是“贤人政治”,即依靠领导人或统治者的意志来管理国家和社会,处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治国方略、方式,具有随意专横的性质,政以言兴,也以言废,人治以权力为核心,轻视法律。法制虽然与法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泛指国家法律的体系、体制与架构的整体,法制既可能是约束权力的法治之下的法制,也可能是为权力控制的人治之下的法制,但法治追求法律至上和法律权威,任何人均必须遵守法律、服从法律;而且法治约束权力,尤其是对公共权力或者国家权力的约束,一切权力都必须服从法律,在法律之内活动。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是因应市场经济而生的新型国家职能,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既反对权力干预市场运行,又需要权力纠正市场机制的外部性缺陷,需要政府运用权力纠正市场失灵。市场机制对权力的两面性决定了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须严格依法处理市场问题。
法治原则要求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必须有所作为。市场机制作为市场经济的内在调节机制,是价格、竞争、供求等市场因素在市场交换过程中相互制约与相互影响、自行调节经济运行的有机统一的系统,由价格机制、供求机制以及竞争机制构成,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唯利性和滞后性特点,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完全竞争、不完全信息以及外部性、公共物品不充分等市场障碍或市场缺陷,市场失灵成为市场机制不可克服的矛盾。
市场机制的内生性缺陷会直接导致资源配置失调、供求失衡、分配不均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进而扭曲国民经济整体运行。因此,微观领域的无序竞争和宏观领域的结构性失衡需要国家调节机制,即运用公权力,由“政府约束和指导”市场,调节宏观经济活动和规制、监管微观市场主体行为,限制“经济力量的自由运用”。
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运行的法律限制
政府调节或干预市场必须依法办事,这是法治经济的应有之义。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最根本的任务是制度供给,通过制定社会经济公共政策和市场运行法律规则,确立市场参与主体的行为规范,达成公开、公正、平等、有序、自由的竞争秩序。政府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来源于法律授权,其行使也必然受到法律的限制。
(一)政府经济调节的理念限制
微观经济和宏观经济共同构成市场经济整体,微观经济涉及市场参加者及其经济行为,宏观经济则以国民经济运行为对象,表现为经济总量关系,主要是国民经济总供给、总需求以及总价格、总就业量等重要指标。宏观经济由不同的微观经济组成,微观经济运行受宏观经济指导。无论是宏观经济领域还是微观经济领域,完全依靠市场机制调节都会因市场固有的缺陷导致运行偏差,解决和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问题、克服市场机制的缺陷则是政府经济调节职能的根本任务。从理论上看,政府依法调节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分别采用“规制”和“调控”的不同思路和理念。
规制即规范、制约,是规定、制度的动态表现。简言之,规制就是以法律规范市场主体的经济活动、以制度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这是一个具体化、范畴化、目的化的动作概念。微观规制就是政府依法对参与市场运行的市场主体及其行为的干预。对于微观市场而言,只有通过具体的法律制度加以约束和规范,才能克服不同市场主体在利益最大化驱使下多元利益与市场秩序的冲突,才能建立一个统一行为规则、统一评判标准的平等、公平、公正、开放、自由的市场。因此,政府对微观市场采用“规制”的干预理念是对微观市场结构、特征理性分析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弥补和治理市场机制缺陷,规范和矫正市场活动、净化市场环境、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良性运行。微观规制通过对市场主体准入、退出、行为和市场秩序维持的规范,实现政府与市场运行的最直接的接触。
调控即调节、控制,是一种综合化、系统化和间接化的行为方式。宏观调控是政府为促进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对宏观经济运行所为的经济总量调节和控制。政府对宏观经济领域采用调控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宏观经济利益主体多元而复杂、对象广泛全面而又不确定、内容抽象而又不断变动等特征的理解和把握,体现了国家作为保障社会政治经济安全的公共利益代表者的高度责任心,也体现了政府在驾驭市场全局性问题上的独特优势和能力。政府根据法律授权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依据法律和政策,运用计划、财政、货币和产业等调节工具,平衡经济波动和促进社会经济平衡发展。
政府对市场调节采取不同的“规制”和“调控”理念,在根本上是由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所存在的质的差异性决定的。政府为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在微观经济领域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直接禁止或强制要求市场主体行为,因此,规制是国家强权力在微观经济领域的运用,对清除市场机制的“毒瘤”、“赘肉”具有“速效”、“强硬”的功能,留给市场主体选择的余地较小;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却只能以间接的倡导、鼓励和利益诱导等方式,引导和促进各种利益主体的市场主体行为,达成实现整体经济战略、控制国民经济发展方向的目的,调控的特质决定了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柔性属性。
(二)政府经济调节的权力限制
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在于市场需要,但政府干预同样面临失灵的危险。古典政治学家从政府的本质出发普遍认为政府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人们通过一定的契约关系建立公共组织管理社会,并认为政府以保护私有财产为目的,因此,政府是社会性的,没有自己的利益。但现代经济学家从“经济人”概念出发,把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个体看待,认为最大化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也是政府的基本属性。不仅构成政府的官员有自己的私利,而且政府也有自身的利益,政府自利性弱化了政府的自我控制能力,政府在自利性驱使下的非理性行为最终导致产生政府失灵的危险。这是因为政府权力不仅仅是一种能量,而且也是一种动量,富有扩张性、侵略性和进犯性。
政府依法获得调节市场的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由此政府也承担了法律设定的积极作为和有效作为的义务。与权力是一种强势的政治资源截然相反,义务是一种负荷、一种负担,义务的先天特质具有劳务性、公务性和服务性,是一种不受欢迎的压力。权力与义务的各自特质决定了政府的选择偏好。从自利的动机出发,政府及其公职人员面对权力与义务的选择,最优的理性行为是努力实现自身公共权力的最大化,同时尽力将其依法承担的公共义务最小化,即尽可能逃避或推卸公共义务。政府及其官员对公共权力与义务的不同偏好决定了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时,必然存在缺位、越位或错位的现象①,“法律、习惯、传统、道德教育这些设计出来和演化形成以限制或控制这些短期私利的做法”。
为克服政府失灵,防止政府实现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过程中肆意干预市场或者怠于履行其市场规制、宏观调控职责,必须强化政府宏观调控权与微观规制权的法律限制。从经济法实践看,授权本身即构成政府权力的法律限制,因为在法治时代政府活动以法律明文规定为基础,凡法律没有明文规定,政府均不得作为。经济法在授权政府履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行使宏观调控权和微观规制权的同时,也明确设定政府的法律义务,明确政府权力行使的条件、程序和方式、方法。以《价格法》为例,政府对市场价格的规制大多属于常规性规制,但《价格法》第30条至第32条对政府非常规的市场价格干预设置了相应的条件,即当重要商品或服务价格显着上涨或者有可能显着上涨,国务院和省级政府可以对部分价格采取限定差价率或者利润率、规定限价、实行提价申报制度和调价备案制度等干预措施;当市场价格总水平出现剧烈波动等异常状态时,国务院可以在全国范围内或者部分区域内采取临时集中定价权限、部分或全面冻结价格的措施;在据以实行干预措施、紧急措施的情形消除后,应当及时解除干预措施、紧急措施。《反垄断法》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设置、职责、认定标准、调查程序、调查措施、法律责任进行了严格的法律限制。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4
关键词：经济法;现代性;市场经济管理;反思
国家制定经济法是为了更好的对市场运行形成干预机制，以保持市场经济始终处于一种比较科学、合理的运行状态中，即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发展又保护了市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市场经济的运行不仅具有规律性，同时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发展变化性，尤其是当宏观经济环境出现不稳定市场因素时就会对经济造成动荡影响，使得经济运行出现问题。国家经济法是国家调控经济的一种重要手段，相对灵活性较高的政策性宏观调控手段来说，经济法对经济运行的约束管理具有更大的固定性，而市场经济固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事物，所以经济法的现代性调节是保持经济稳定运行状态的必然手段。
一、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市场经济本身有着一定的发展规律，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前期，其本身的供求关系、竞争关系等就能够实现对市场的调控，使市场保持在一个稳定发展的运行状态中。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发展，以及各个行业不同的发展模式，许多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战胜了其它的企业，出现了市场垄断，这种市场行为的出现使得某些行业的市场资源被集中控制在某个或某几个企业手中，通过企业的行为就能够影响整个市场的变化，原本由市场规律控制的经济运行转变为不受市场控制的状态，使许多问题被暴露出来。
例如恶性经济竞争、市场发展滞后、市场经济公平性丧失等，这些现象都使得市场经济的发展游离于市场经济控制范围之外，出现了非常复杂的市场经济形势。同时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也造成了在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处于不可控的状态，市场自身的调节能力无法实现对经济的有效干预。当市场经济的问题凸显出来时应当公平竞争、规律运行的经济就面临着各个方面的不稳定因素。自上世纪30年代起当全球性的经济大萧条对各个国家产生严重的经济冲击后，国家经济干预手段被提出并应用。
国家对市场的干预手段主要是通过政府出台相关经济管理制度或者规定实现的。在面对最初市场经济出现的各种问题时，通过国家干预手段使市场得到了有效的调整，经济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继续在市场规律及政府干预共同制约的环境下不断实现一个又一个经济发展目标。当国家通过政府手段实现对市场经济的有效干预和控制之后，因此而提高的经济利益使政府选择了继续加大干预力度来寻求更多的利益。政府干预由最初的市场调节目的转变为具有人为性和随意性的市场调控。当这种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调控状态存在了一段时间之后，各种因此而产生的弊端也逐渐显现，不合理的政府干预使市场经济出现了更多的问题。一方面政府干预的目的带有功利性色彩使市场面临着更加不稳定的发展环境，另一方面在一些需要政府干预的行业产生政府干预的滞后性，市场没有得到有效调节，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暴露无遗。当这种状态持续发展之后政府的干预手段已经无法再对市场经济实现有效的控制与调节，市场经济向着更加不合理的状态发展，使控制难度更大。
二、政府干预的法治化及现代经济的产生
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难得出结论，即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存在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脱离了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必然无法长久的运行。同时，政府的干预如果过于随意性就会对市场产生其它的负面影响，阻碍经济的优化发展，使政府干预不再具有最初的明显效用。通过对以往的市场经济发展及干预手段的应用综合研究来看，要实现对市场经济长期有效的干预就要对政府干预职能实行相应的管制和约束，法治化的政府干预是有效控制政府在市场经济各项工作中的规范有效途径。由于在最初政府对市场经济实施干预的过程中没有运用法治化手段，使得政府的权力运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限制，而对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起到了非常不利的作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下必然无法实现政府职能的有效发挥，因此法治化政府的干预行为是顺应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的必然选择。实施政府干预的法治化就意味着将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权力放置于法律范畴内，运用专门怀的法律约束政府的市场调控行为，使之能够成为利于市场优化发展的有效手段。
在法治化的背景下政府对经济进行调控和干预的手段及措施应当符合相应法律的规定，而且需要本着合理实施权力的原则。最重要的是需将政府权力放在法律为标准的有效监督之下，这样才能保证政府行为的合法性、合理性与有效性。由政府发出的对市场经济的干预无论是通过任何一种途径来实现，都应当以法治为前提。如果一旦因政府行为触犯了有关法律的规定，那么就应当承担起因此而造成的后果和相关的法律责任。这种理论的提出对政府干预法治化的要求更为迫切，同时由于与市场经济调控有效的政府行为具有极大的复杂性与多元化特点，只有出台一部专门性的法律才能够针对每一项具体的政府市场经济干预行为进行有效的法律监督和约束。这时，现代经济法的颁布需求被推向了时代的主流，市场经济发展到这一阶段的国家都需要建立能够专门针对经济发展和政府调控权力进行法律约束和监督的法律体系。通过与经济发展、调控行为相关法律的出台需要符合四个要求。
第一，这部法律应当能够有效的控制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针对市场经济的不同动态实施具有现实意义的调控手段，帮助市场向着健康、稳定的状态发展。第二，要满足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权力要求，也要能够对这种权力进行合理的约束，当出现政府权力履行过度时及时进行干预。第三，需要能够维护市场经济的规律运行，保障市场中每一方的合法权益。第四，要以能够满足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为根本要求。
现代经济法的出台是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各国的必然选择，当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行为进行分析、研究、对比、评价之后，列举出了现代经济法所应包含的具体内容。现代经济法首先应当是能够为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自由竞争、公平竞争等市场行为提供坚实有效的法律依据，因此现代经济法就需要对市场经济的规律性、公平性进行各种标准的规定。例如对哪些行为是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规定，并且根据因不正当竞争对市场经济关系中的其它群体造成何种损失，实施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惩罚的标准，从而保护市场经济行为的规范性。其次，现代经济法要对政府的经济调控干预职能进行强调，明确通过政府调控手段能够实现对市场有效干预的基本目标，同时需要对这种权力进行限制，当政府进行经济干预行为时要能够以现代经济法的规范为出发点，避免政府权力在市场调控行为中的过度运用。再次，现代经济法的核心内容应当是维护市场经济的主体利益，促进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使之能够促进社会的进步。最后，现代经济法对具体的市场调控手段和干预手段的类型、标准都具有明确的标准或规范。在这样相对比较完善的法制体系建立背景下，能够实现对市场公共利益的维护、促进市场经济合理运行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不仅如此更能够将与市场经济相对的个体私益得到有效维护，实现在经济持续发展前提下的社会和谐与稳定。
三、经济法现代性表现
（一）背景依赖的现代性
经济法之所以被称作现代经济法是由于在许多方面都带有明显的现代性特征。从其产生的背景依赖上进行分析，其现代性主要是指经济法产生于现代社会的市场经济环境背景下，并且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需求相契合。在经济法未产生之前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到了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现代市场经济又是基于现代多元社会为背景。当现代社会的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也受到了有效的推动，共同形成了当前现代市场经济的宏观环境。根据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不难得到结论，市场规律本身无法对市场经济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实现有效调控，当达到现代市场经济水平时市场本身的调节作用被不断的弱化，通过市场本身已经无法完成各个调控任务，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而这也是经济法诞生的基本前提条件。现代市场经济中的各种问题存在都为经济法的产生提供了基础，而这些问题也是在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才出现的问题，所以即使就这些问题本身来说也是具有明显现代性的。
例如在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现代化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及利益分配模式的改变、现代化社会分工、现代化社会关系、现代化社会多元体系等。这些现代化的社会背景因素更加强化了市场经济的现代化表现，从而使与市场经济相关的一切行为和规律都在向着现代化不断加深的方向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经济法，即是依赖于现代市场经济的背景，又是依赖于现代社会环境的背景，每一项法律的规定都是针对现代市场经济主体与现代社会利益主体。从现代市场经济为背景产生经济法来说，其初衷和目的都在于维护现代市场经济，因此一切与之相关的内容都是具有现代性的，而且也必须以现代性为要求才能保证其为现代市场经济主体服务的功能发挥。从现代社会环境的产生背景来说，只有当现代社会对市场经济提出法治化需求之后，才能可能产生经济法，所以说只有满足了现代性的背景和依赖经济法才可能产生，其本身是具有明显的现代性的。
（二）制度构建上的现代性
当经济法的现代社会需求被不断明确之后，通过对现代市场经济环境的分析、经济调控需求的分析、市场运行状态与各个市场要素之间的关系分析，在结合了现代社会利益主体的市场需求之后，实现了对经济法的制度构建。在具体的经济法体系中无论是从制度的形成过程还是从制度的构成部分，以及制度的运作都是带有明显现代性的。
首先，从经济法的制度形成上说，它的建立是一个完善的结合了现代社会分工明细理论和现代市场高效理论的综合体，能够将市场经济中的各种问题以明细分类分工和高效率的方式，运用法律手段使之得以解决。同时经济法的制度形成是建立在一系列的现代性国家政策基础上的，这些国家政策是现代性的重要表现，以此为基础形成的经济法制度必然必有现代性。
其次，经济法制度构成包括了实体法制度与程序法制度，这就说明仅仅依靠经济法本身就能够实现对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监管和市场调控行为的操作，不需要再依赖其它相关法律来对与市场管理相关的各种操作进行具体的细化规定，或者依赖其它法律实现制度的实施，经济法的这一制度构成特点满足了现代法律的基本要求，即现代法的“自足性”标准，要同时具有程序化与执行效率。
最后，经济法的制度运作表现为具有现代性特征，在具体的经济法制度运作规定中明确提出了对现代政府职能的有效监督和控制，将国家权力的实行进行法治化控制是现代化法律的最重要要求和表现，也是现代经济法制度动作上的最大难点。只有将制度运作的各项政策建立在在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现代经济法的政府权力监督职能。
（三）精神表达的现代性
经济法的精神表达具有现代性特征，与经济法相关的法律执行部门需要将经济法中的精神表达准确的把握，才能实现法律的有效落实。法律部门对经济法的精神表达最基本的要求为经济性和法治性，这是经济法的最本质特点。除此之外在精神表达上的现代性特征是经济法最大特点。
例如经济法由于建立在现代市场经济背景下，因此对法律执行和管理效率的要求很高，高效率即是现代性特征的最基本表现之一，也是现代性法律的重要要求。又或者经济法确立以实现社会各方面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也是具有明显现代性特点的，经济法要求实现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持，提出对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要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这种思想的表达无不传递着现代性的法律精神。
四、经济法现代性的反思
经济法即是产生于现代化的背景，又是依赖于现代性市场和社会背景实现的制度构建。换言之，为了满足现代化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有效干预的要求，又是为了实现社会资源和利益优化配置，建立在现代环境下的经济法不仅具有完善的法律体系，能够很好完成现代法律要求规定的两大任务，又能够综合各种因素对需要均衡优化的社会职能进行有效控制，因此现代经济法的现实意义非常重大。
根据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现代性的经济法改革需求非常明确。当前我国的经济法建设已经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相应的改革，无论是对于市场分析原则的法律规定，还是对经济运行行政干预都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实现对市场经济的有效调控。然而，我国当前市场经济是由传统的自然经济与计划经济模式变革而来的，其中的传统经济观点或者市场习惯仍然对市场经济有着非常深入的影响，这些影响使得当前我国的经济法与现代化市场经济存在着许多不协调因素。我国当前的经济法体制基本上处于一种以市场经济整合为主要手段的状态中，而现代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诸如权力资本化、区域性行政垄断等现象，都没有建立针对性的法制体系，这就加重了政府失灵的市场调控状态。同时由于法律监管力度的不足市场经济中许多违背市场经济原则、侵害市场经济制度的行为普遍存在，这都为我国经济法的落实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面对这种在经济法实话对市场经济法治管理中的各种问题，只有选择进行现代性的经济法改革，才能完善我国的现代市场经济法律管理体系。
结束语
综面对我国当前的现代市场经济管理状况，需要做出经济法的现代怀改革，从其制度构成到精神表达上统一进行现代性处理，实现对经济法的有效改革和完善。这样才能使我国的市场经济不断优化发展，同时增加政府调控职能在市场经济中的发挥。（作者单位：内蒙古省呼和浩特市内蒙古大学南校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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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鸿志，蔡岱松.经济法的现代性刍议――从历史的角度考察[J].湖南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2：81-82.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5
长久以来，关于经济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一直在人们的讨论之中，直到2001年其独立的地位才最终确定。但是经济法的理论体系还没有成熟，一直处于发展之中。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成果，规范市场行为，保障经济运行，建立一套完备科学的经济法体系是研究经济法的当务之急也是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在此，笔者针对我国当下的经济法体系研究作出如下分析：
一、我国现有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
（一）传统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
1.北京大学杨紫?@教授所提出来的国家协调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运行需要国家协调；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应该由经济法调整；经济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法是调整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发生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一个独立的法的部门。①杨紫?@教授提出来的国家协调论主要是立足于“管理”这个角度来构建经济法体系。按照他的观点，经济法体系主要由经济法总论、经济法主体、市场管理法、宏观调控法以及社会保障法构成。在这里，除本身就带有公法“管理性”色彩的宏观调控法、社会保障法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市场管理法这一部分它涵盖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产品质量法律制度和特别交易监管法律制度，由此可见，杨教授在关注“市场规制”这一部分时也有“宏观调控”的倾向，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将他的观点总结为“国家协调论”了。
2.西南政法大学李昌麟教授提出的需要国家干预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法是国家为了客服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局限性而制定的调整需要由国家干预的具有全局性和社会公共性的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②李昌麟教授的经济法体系主要有五个组成部分。首先是经济经济法的基本理论、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在这里市场主体规制法律制度不仅包括市场主体的准入机制还包括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其次是市场秩序规制法律制度以及宏观调控和可持续发展保障法律制度。最后一部分是社会分配调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各种劳动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除此之外还将财政法、预算法、税法囊括其中。
3.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提出来的管理协调论或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以社会公共性为根本特征的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一个部门法。③史际春教授所提出来的经济法体系主要由四部分构成。首先同样是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法主体。其次就分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他的观点是典型的二分法，即严格区分市场规制与宏观调控，以此为基石构建经济法体系。
4.中南大学漆多俊教授提出的国家调节论
这种理论认为，经济法是调整在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以保障国家调节，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它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④漆多俊教授所提出来的经济法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四个部分，除总论部分外，将经济法规则分为：市场规制法、国家投资经营法、国家宏观调控法。其中国家投资经营法主要包括国有资产管理法、国家投资法、国有企业法、国有企业改革法。按照所有制的不同，将具有国有属性的企业规制法从市场规制和国家宏观调控中单列出来，是一种极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法体系。
（二）全新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
相对于上述经济法体系，湖北大学邹爱华教授抛弃了传统的将经济法体系一分为市场规制法和宏观调控法的观点，以“国家调控市场的具体规则”为分析框架提出了如下全新的经济法体系：
第一编：总论，包括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和体系；经济法的本质、价值和地位；第二编：国家调控市场主体法，包括市场主体设立法；市场主体消灭法；第三编：国家调控市场主体准入法，包括金融市场准入法；专卖专营市场准入法；外贸准入法。第四编：国家调控市场行为法，包括市场主体的积极义务和市场主体的消极义务，简单地说就是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第五编，国家调控市场结构法，包括国家调整市场主体结构、地区结构、产业结构的规则。第六编：国家调控市场主体经营成果分配法包括国家形成收入的规则国家收入支出的规则、国家收入储备的规则。
二、传统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评析
从整体上来看，上述四种传统理论都把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看成是构建经济法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但是，当把他们的观点摆在一起时就很容易发现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各个学者根据不同的认识不同的角度，对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领域划分全然不一样。比如，价格法在国家协调论、需要国家干预论和国家调节论中属于宏观调控法，而在管理协调论中属于市场规制法；对外贸易法在国家协调论和管理协调论中属于宏观调控法，而在需要国家干预论中属于市场规制法；国有资产管理法在国家协调论、需要国家干预论和管理协调论中属于宏观调控法，而在国家调节论中不属于宏观调控法。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整个经济法体系逻辑存在很强的可变动性和主观性。因为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需要越来越多的法律规范来调整不断增加的新的类型的市场主体、市场行为。这个时候难免就会产生很多关于这些新出现的法律规范是归属宏观调控还是市场规制的争论，当这些争论最终无法得出统一的结论时，就会影响法律到体系的稳定性和可操作性。
另外，从社会实际层面来看，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宏观调控法可以起到市场规制的作用市场规制法可以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比如我们熟知的税法，按传统经济法体系的观点，它属于宏观调控法。但是它可以通过改变市场主体的自主决策和行为方式起到市场规制的作用。而产品质量法本属于市场规制法，但它里面存在的国家标准又很明显属于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再比如市场规制中的反垄断法，它就可以利用其中的合并审查标准起到宏观调控的作用。
由以上分析，上述四种理论虽然从外部结构上看是逻辑清晰合理全面的，但是从内部结构上看则是体系庞杂.其内容虽包罗万象但是却缺乏有机联系甚至于彼此矛盾，无法自圆其说令人难以信服。
三、全新的研究成果评析
相对于传统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笔者更加倾向于新的经济法体系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一）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建立经济法体系有其必要性
1.它可以有效克服以上四种传统理论的不妥之处
从外部结构上看，邹爱华教授的上述理论涵盖市场主体从事市场经济活动的开始和结束全过程，使得经济法所调整的国民经济管理关系和与此有联系的各类经济关系形成全方位多环节多层次的有机整体。从内部结构上看，整个总论分论部分协调一致、前后呼应，且各个部分之间不存在相互叠加重复的矛盾构，成了完整严密的学科分析框架。从稳定性和变通性来看，由于邹教授建立经济法体系的理论是贯穿整个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因而，无论是将来的经济社会发生什么样的变革，这套理论也足以开放发展，吐故纳新。从现行性和超前性来看，这套经济法体系由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构成，并且结合了国内国外诸多经济因素，既衔接了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国情又借鉴了国际先进经济法法治经验制度，兼具先行性和超前性。
2.它可以更好地区分经济法与民商法
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构建经济法体系使得国家作为经济法永恒的一个主体处于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的超然地位。它发挥着指导、监督、调控的作用。这样，无论是赋予或收回市场主体资格，使其取得或丧失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还是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国家都充当着裁判者的角色，显然这就使经济法和民商法的区分更加容易。
（二）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建立经济法体系具有可行性
1.从现有基础理论来看
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法理论上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主要提出了以下五种经济法理论：（1）国家协调论；（2）国家干预论；（3）国家调节论；（4）经济管理经济法论；（5）经济管理和市场运行经济法论。分析以上五个论点，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无论哪种经济法基础理论，其核心都离不开国家干预或者说是国家宏观调控。因而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来建立经济法体系有其广泛稳定的理论基础。
2.从经济法调整对象来看
就目前而言，经济法的调整对象是什么，学界众说纷纭，杨紫?@等学者认为主要包括“企业组织管理关系、市场管理关系、宏观调控关系、社会保障关系”几种。而刘大洪、吕忠梅等学者则将其概括为市场规制关系和国家宏观调控关系。但是，无论它们怎么划分，都无可避免地陷入界限混乱的状态。可是，我们注意到，在讨论经济法调整的特定经济关系之前，学者们却有这样一个共同的认识：这个特定经济关系发生在国家协调本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因而，从经济法调整对象或者说调整的经济关系来看，以国家调控市场的规则理论建立经济法体系有其可行性。
3.从经济法的基本属性来看
经济法的本质属性和核心问题就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通过对国民经济活动的宏观调控、组织和管理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国家在经济法主体结构中的地位，就像是行政法中行政主体一样，是个核心常量。所以，我们将国家这一主体从经济法中独立出来，依照它对市场主体的存在、进入、退出、行为、成果分配等过程的规制为线索建立经济法体系具有极强的可行性。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6
很多法条的构成要件彼此会全部或部分重合，因此，同一案件事实可以被多数法条指涉;不仅个别法条会有适用范围相互重叠的情形，整个的规整总体与其他规整总体也会有这种情况。①对于市场规制权行使这一事实，就可能会遇到经济法的规整与行政法规整的竞合。一方面，市场规制权产生的主要依据是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市场规制法，它的每一次发动，都将对市场秩序产生作用，它理应成为经济法的调控对象;另一方面，市场规制权只能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政主体所享有，为保护公民合法权益，其行使必须遵守行政程序，并接受司法审查，因而又必须依凭行政法。在所有的法律部门中，与市场规制权的法律调整联系最为密切的是行政法和经济法。②我国学界，经济法和行政法都给予市场规制权一个很高的学科地位，并坚定地将其作为自己的规整对象。然而，两种视野却把各自作为调控市场规制权的唯一依据，无视甚至否认另一种视野的存在。那么，市场规制权可否由经济法或行政法中的一个部门法调整?如果不能，又当如何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基于解决经济法与行政法在市场规制权调整上实然的竞合，还是出于澄清学界认识成见，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无意对市场规制权的内涵进行界定，也无意涉足行政法与经济法的部门法之争，仅以学界已达共识的几部市场规制法为对象，在分析两法调整侧重点与局限的基础上，阐明两种调整路径衔接的必要性及具体方式，以期对市场规制功能的充分发挥有所助益。
二、市场规制权的经济法调整:竞争秩序维护
在经济法学界，就市场规制法，如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作为经济法的基本组成部分已达成共识。与市场规制法的地位相适应，市场规制权成为经济法的一个重要调整对象。有学者甚至将包括市场规制权在内的国家调节权，作为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相并列的第四种权力。③但多数学者大体上同意市场规制权隶属于传统的行政权，但又认为市场规制权具有相对独立性。经济法在对市场规制权进行调整时，对经济政策、经济秩序有着特别的考量。金泽良雄指出:经济法规制的目的，概括地抽象地说，是在于从经济政策上实现社会中的社会协调的要求。①我国学者对于经济法的宗旨虽有不同理解，但有两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谈化控权目标，突出经济发展秩序，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经济法为每一种具体的市场规制行为都确定了相应的竞争目标，如规制反垄断的目标是保护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健康发展;规制不正当竞争的目的是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规制生活消费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这些目的的共同点，就是均涉及竞争秩序。正如有学者所言，市场规制法的价值(目标)在于(市场)秩序。②为了实现上述目标，经济法对平等市场主体的人格进行了具体化(如将市场主体区分为经营者与消费者，将经营者细化为垄断实施者和垄断受害者等)，并根据具体化的结果赋予特定的权利义务，作为对市场主体行为自由的强制性约束和执法的具体标准。由于这些权利义务不仅仅涉及经营者、消费者等市场主体的利益，而且关系到通过竞争秩序表现出来的社会整体利益，为此经济法也规定了相应的公共执法主体、执法权限与程序、执法责任。
经济法的竞争秩序目标，有自己的特殊实现机制。金泽良雄认为，经济法规制的方式主要有两类五种:一是权力性强制性规制，包括依据法律施行的直接规制(比如确定刑罚)、依据行政权进行规制(将规制的具体运用委托给行政机关)、对私法事项设置强制性义务;二是非权力性规制，包括国家以非权力性和私法手段介入经济、非权力性行政指导。③其中，政府以非权力性和私法手段介入经济的市场行为不属于狭义市场规制权的行使，行政指导则可归入行政机制。因此，金泽良雄所概括的五种规制方式实际上可以浓缩为刑事的、行政的、民事的三种。阿莱克西·雅克曼认为，经济法规则依托其特殊的制裁措施实施，这些措施包括:行政制裁、刑事制裁、民事制裁、“自成一类的”制裁、对违反经济法的损害后果实行赔偿。④阿莱克西·雅克曼的观点，与金泽良雄基本相同。二位学者主要是从经济法的调整方法入手来分析经济法的实施方式。实际上，综合运用刑法的、民法的亦或行政法的调整方法并不是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独有特征，行政法在实施过程中除了运用行政法自身的方法外，也会运用刑法和民法的方法，如对一些公务员违法行为直接规定为职务犯罪、运用行政合同实现行政目标，等等。笔者发现，与行政法按照行政过程安排章节，主要通过设定行政程序来实现控权目标不同，经济法的竞争秩序目标，主要负载于其对市场主体权利义务的设置上。换言之，经济法通过实体规则———具体权利义务的设定来达致竞争目标。与行政法中行政程序规范占主体相对应，在经济法中实体权利义务规范占据了主要篇幅，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主要内容是消费者的权利和经营者义务的规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则以不正当竞争行为表现形式为其规范的主体，《反垄断法》则由非法垄断行为类型及其认定占主导地位。这些实体规则，不仅构成被规制市场主体的行为的约束，而且是执法与司法的认定基准。
经济法对竞争目标的强调，与市场规制的宗旨相符，凸现了经济法调整的特殊价值。法律设置市场规制权的目的，不在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而在为竞争秩序服务。从价值判断上来说，对市场规制权而言，竞争目标比控权目标更为核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可以牺牲公民权益为代价，来换取竞争目标的实现。合法权利保护乃维护公民人性尊言的需要，而经济发展也是为人性尊言服务的，不能为了拓展权利保护的深度，而损害现有权利的广度。然而，正是由于经济法将调整的重点放在了竞争秩序的维护上，无暇顾及市场规制权合法性问题，其主体内容是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对市场规制权的行使程序及救济的规定，相当粗略。经济法在保证竞争目标的同时，如要满足权利保护的需要，就必须借助行政法的作用。相反，如果主张市场规制权仅由经济法来调整，就可能诱发市场规制行为的合法性危机。此种路径，纵使经济目的可能得以实现，但却付出了人性尊言、法律秩序的代价，也是不可取的。
三、市场规制权的行政法调整:合法性控制
在行政法视野中，市场规制权被视为传统行政权拓展至市场规制领域的表现，并且认为正是以此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行政权扩张，产生了对行政权进行控制的需要，从而出现了行政法。①行政法一直以来，都把对市场规制权的调整作为自己的使命。行政法调整市场规制权的重心在于合法性控制。如前所述，市场规制法所确定的竞争秩序目标，不仅涉及相关市场主体的利益，而且关系到社会整体利益。此等目标的实现，除了依托市场主体向法院提讼为表征的私人执行外，还必须借助市场管理主体的公共执行。市场管理主体主要是行政主体，其执行行为在性质上可化归于各种类型的具体行政行为。于是，市场规制权就进入了行政法视野。就行政法的宗旨或理念而言，在我国有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之争，但其中最有影响的、与我国国情最相匹配的，无疑是控权论。对此，m·p·赛夫有经典概括:“无论在普通法还是在大陆法国家，贯穿于行政法的中心主题却是相同的。这个主题就是对政府权力的法律控制。”②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对立法目的的表述，基本上将维护行政管理秩序置于保护公民合法权利之前，随后的立法将这两种目的的位置进行了互换。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立法实践对控权理念的采信。控权理念通过两个基本原则表现出来:一是积极的依法行政原则，即法律优先原则;二是消极的依法行政原则，即法律保留原则。为此，行政法律规范在授予行政权时，一般对权限、程序、救济等进行了明确规定。行政法通过上述途径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控制的是行政权的合法性，对其合理性则无能为力。合理性问题，主要是指法定幅度范围内自由裁量问题。法律出于保护公共利益、维护行政效率的需要，必须授予行政具体以裁量权。从公权力的职能分工看，也只有行政权最适宜行使行政自由裁量权。简言之，合理性问题，属于行政保留事项，法律一般不能干预。
行政法控制行政权，确保其合法性的一个最基本手段，就是设置行政程序。以行政权的行使的过程为标准，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以设置和限定行政权为目的的事前控制，在行政权行使过程中的事中控制，对行政权行使所造成损害进行救济的事后控制。在行政法的发展过程中，其对控制行政权的控制，经历了从偏重事后的司法审查到事前、事中的行政程序与事后司法审查并重的过程。③起初，对行政权的控制主要是通过事后法院的司法审查来实现。但随着行政权的扩大，事后的司法审查已不能满足控权的实际需要，通过设置行政程序进行事前和事中的控制，已成为一种趋势。但是，无论是通过司法审查的控制，还是通过行政程序的控制，它都属于一种程序控制。行政救济法并不独立于行政实体法，往往包含在广义的行政程序法中。行政程序法是当代最为典型的行政法，④它已构成行政法的主体内容。可以说，行政法对行政权合法性的控制，主要是通过程序规制来实现的。市场规制权作为一般行政权的具体化，行政法对一般行政权的控权目标及实现路径，同样对其适用。行政法以程序求合法的路径，往往忽略了对行政目的的考量。这一点，可从学者概括的行政行为合法要件中得到应证。行政行为的合法要件包括两类，即形式合法要件与实质合法要件。其中，前者包括管辖权要件、程序要件、方式要件，后者则涵盖遵守法律保留原则、内容不抵触上位法、内容明确且具实现可能。⑤在这些合法要件中，并不包括目的合法。戴雪就曾指出，行政法的核心在于保护私人权利不受政府的非法侵害，因而很大程度上回避了行政法实现公共目标的功能。⑥
行政法建立在民主、法治、等理念之上，传统行政管理行为的目标正好与其控权理念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契合，不对此类行为目的加以特别考量，无可厚非。然而，在市场规制领域，规制行为除了不侵犯公民权利外，还必须为一定的竞争目标服务。如不能实现竞争目标，市场规制权行使即便合法，也无任何价值可言。离开经济法所规定实体权利义务规则，市场规制权的经济与社会目标就无从实现。四、市场规制权经济法调整与行政法调整的衔接行政法与经济法两个学科均从市场失灵理论出发，主张政府应在微观上对市场进行规制，并将政府的经济干预、市场规制作为本学科建立的基础。但是，二者对市场规制权的定位存在根本的冲突:行政法学者多认为市场规制权是传统行政权在新形势下的一种延伸，而经济法学者则更多地强调市场规制权相对于传统行政权的特殊性。这两种视野都反映了市场规制权在某一方面的属性，但均未体现该权力在性质与功能上具有多元性，单一视野下的调整路径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市场规制权消极的权利保护目标和积极的经济促进目标的实现，需要把行政法的调整与经济法的调整衔接起来。
(一)衔接的基础:两法调整效果相融
市场规制权即可由经济法来规范，也可由行政法来调整。行政法主要是控制市场规制权的合法性，其实施机制主要依靠行政程序;而经济法的目标侧重于竞争秩序，其竞争目标主要是通过设置实体权利义务来落实。由此一来，两法在调整效果便出现了不同:一个是公民合法权利的保护，一个竞争秩序的维护。但是，这两种法律效果，在质上不是排异的，而是相互融合的。
两法在调整目的上的兼容性。经济法与行政法在调整市场规制权的侧重点及实现路径的不同，主要均源于二者的立法目的之不同，即行政法控权为己任，另经济法却以一定竞争目标为诉求。耶林指出，目的是整个法的创造者。①竞争目标的实现，主要通过内在于市场的市场主体的行为来实现，必要时辅之以政府干预。因此，经济法的重心就在于将一定市场目标，细化为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为控制公权力，防止权力滥用，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权力来控制权力。孟德斯鸠曾指出，“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②行政法对行政权的控制，必然要借助司法权、立法权。司法审查、行政程序设置，正是司法、立法对行政进行控制的主要方式。控权目标与竞争目标，是可以而且应当兼容的。控权目标，旨在防止公民现有的权利受到国家公权力的侵害，而对市场秩序的维护，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公民权利受保护程度。换言之，控权保护的是现有权利，而经济发展则不仅提高现有权利保障程度，还可能促生新的权利产生。控权与竞争目标是统一的，统一于公民权利保护、人性尊言的维护上。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由于对封建专制的忌惮，希望通过行政法严格控制行政权。但20世纪初期以后，由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现代行政国家正式形成，纠正社会和经济的弊病是政府的职责，这种看法反映了人们的感情。③市场规制权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市场规制权不能仅仅局限于消极的不侵权，而且需要为积极纠正市场失灵服务。市场规制权肩负双重目标，既是克服市场局限的客观需要，也源自人们对市场规制权的普遍期望。
两法在实现机制上互补。影响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市场规制权的法律效果的另一个因素，是它们的实现机制。经济法的竞争目标，主要通过实体权利义务规则来实现，而行政法的控权目标，则更多地是依靠程序规则来达到。在实体与程序之间，实体需要通过程序来实现，而程序只有依托于实体，才有了灵魂。这种关系表现到经济法与行政法对市场规制权的调整上，经济法关于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则，除了市场主体自觉遵循外，还需要相关市场主管部门严格按照行政程序进行公共实施;市场规制权，只有从有关市场主体的权利义务规则出发，该权力便有了实体内容与正当性。两法对市场规制权的调整，除了目的兼容，而且实现机制相互依存。
行政法与经济法对市场规制权调整的法律效果是不同的，但是行政法以程序求合法的模式与经济法借实体求经济效果的模式之间，不是冲突的，而是互补的。如果没有一个规范是穷尽的规定，当两规范的构成要件重合，而且法效果彼此并不排斥时，则二者可以并行适用。④在对市场规制权的调整上，行政法与经济法应当并行适用。
(二)衔接方式:依据与补充
作为经济法重要组成部分的市场规制法，为保护市场竞争秩序，其内容主要由三个方面的规范构成:一是市场主体的权义规范，为市场行为设定较为具体的边界;二是行政主体的执法规范，授予特定组织以市场规制权及权力行使的具体方式;三是行政主体及其人员的违法责任。正如前面所言，在三者中，前者构成市场规制法的主体，占据其绝大部分篇幅，后两者则十分简略。就它们与市场规制权的关系而言，第二、三类规范属于直接以其调整对象的规范，而第一类规范虽然与市场规制权没有直接联系，但它是该权力行使的基础与依据。市场规制法的这种规范安排，既是经济法与行政法调整市场规制行为的依据。
1.经济法作为控权的依据
如前所述，行政法主要是程序法，而经济法主要是实体法，谈到二者的衔接，直接就要说到这两种不同规范性质与形式的对接。行政法对市场规制权的控制主要依据行政程序，但其须臾也离不开对经济法的参照。程序法的普遍性虽然不受实体法的特殊性所限制，然而程序法和实体法有不可分的联系。程序是否公平是否合法，应结合法律的目的，政策的内容，权利和义务的性质等因素考虑，脱离实际情况不可能得到公平和合法的观念。①对市场规制权行使需要评价的这些因素，恰恰就存在于经济法中。也正是因为行政法在控权过程中，将经济法作为判断依据，从而经济法的竞争目标通过市场规制权实现便成为可能。
2.经济法作为一般行政法的具体化
经济法与行政法的关系，也不完全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经济法综合采用民事的、行政的、刑事的调整方法，②因而经济法往往包含有不少行政法性质的规范。这些规范的主要内容主要涉及市场规制权的权限及其归属，对市场主体的处罚种类与幅度等，它们与行政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经济法的这些规定，与政府组织法及行政处罚法等在性质上属于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化。按照特殊排斥一般的法律适用规则，在二者均有规定时，首先应当适用经济法的相关规定。
3.行政法对经济法的补充适用
经济法的主要内容是实体规则，但其目标的实现还必须依靠作为行政权的一部分的市场规制权，而市场规制权能否实现既定目标，还需要通过市场规制行为程序、规制行为的救济程序等来控制。然而，经济法对此规定得比较粗略，有的甚至根本就没有规定。于是，行政法的程序规则，就有了补充适用之余地。补充适用的情形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援引与被援引的关系，类似于国际私法上的冲突法与准据法的关系，经济法规内的行政规范仅作了抽象规定，其落实尚需据此援引行政法规范;如经济法规常有“不构成犯罪的，给予行政处分”，此时需要依据该规定查找行政法关于行政处分的规定;二是默视的补充适用关系，虽然经济法没有明文援引，但按行为性质仍可默视补充适用行政法规范，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1条仅规定了经营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寻求行政救济，但并不否定消费者可依《行政诉讼法》以“存在法律上利害关系”为由请求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五、简短的结论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稳定；经济法；应用
一、经济法对市场经济的体制的重要性
经济法是国家控制经济发展和市场运作的一种法律，经济法的制定有效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进程、实现了和谐社会的建立。
（一）维持经济市场竞争的公平
经济法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社会公正并促进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法的制定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准则，并保证各个行业在经济运作过程中的公平、合理、合法，使我国经济发展更加稳定。
（二）协调市场与政府关系
政府根据当前的市场经济制定经济法，并依据经济法对市场进行监督和管理，而市场则根据经济法调节对市场的运作。经济法的制定使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得到加强，政府不仅可以随时掌握市场经济发动向，还可以根据其发展变化和产生的问题对经济法进行更新，使之与当下的经济发展更贴合，并推动经济的发展。
（三）促进建立和谐的社会
经济法保障了市场经济开展的公平、公正、公开和经济行为的合理、合法性。因而，经济法是促进社会和谐建立的一种重要手段，执行经济法，能够使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行为开展过程得到控制，使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发展更适应，社会发展更和谐。
（四）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开放的市场经济，虽然为市场提供了一个自由、公平的竞争环境，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性。经济法的制定约束了市场经济行为，并对经济市场中产生的不利因素进行调控，保障了国家经济安全，促进了其安全、稳定发展。
（五）完善现有的市场经济
我国的市场经济也称自由市场经济，变现在产品价格由市场来定，但自由市场如果没有法律和规范的约束，就会导致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受控制，增加了经济风险，出现经济危机。经济法的制定不仅能够完善市场经济，而且对推动我国经济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经济发展的特点
（一）是我国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产物
经济法是政府根据我国特有的经济形式，并对经济发展的形式和经济体系进行分析、调查、统计而制定的。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参与制定出经济法，通过经济法对市场经济进行控制与引导，使我国经济市场朝着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依据市场经济制定
市场经济是我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物，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所在，市场经济的诞生为经济法的制定提供了依据，目的是为了促进其实施，并在实施的过程中对经济发展进行调整，保证其发展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三）单行法规较多
我国在市场经济中产生的各种经济行为都离不开经济法，经济法的适用范围广泛的特点使得我国经济法有很多单行法规。我国经济法单行法规多、综合性强、覆盖面广，经济法涉及我们生活的各种领域并对我们的生活进行调整，因而对社会具有巨大影响力。
（四）实体法和程序法相结合
我国的经济法是实体法与程序法的结合，在经济法中，不仅说明了执行者的权利、义务，还对法律条例进行了解释说明，规定了责任、调节及仲裁。
三、经济法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作用
我国当前的经济形势赋予了经济法新的任务，如何控制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与内容并对当前我国市场经济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解决，市场经济对经济法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控制市场经济中的自由程度
市场经济是一种以自由交易、自由定价为形式并在交易过程中以公平为原则的经济，又称自由经济。自由经济的自由、开放性，使得在交易过程中产生风险的几率很大，对我国的金融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经济法的制定，使之对风险进行控制，防止经济自由发展，降低了金融业的风险性，促进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
（二）保障经济行为合法性
经济法能够控制我国各行业中的行为并保证其合法性，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经济法的应用不经能够对经济运作者的经济行为进行约束，还能保证交易的成功率提高了我国经济效益。经济法在执行中可以有效的对一些不法商人和不法行为通过法律的手段对其进行惩戒，减少了经济开展中的不良经济现象，促进了我国经济顺利开展和社会的和谐。
（三）促进市场经济中的信息互动
经济的开展离不开有效信息的传递，经济信息与经济行为的紧密结合极大地提高了经济运作的成功率，提高了经济效益。经济法的制定对经济活动提供了合理、合法的交易前提，并指导经济活动的经营方向。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经营者只有通过紧密合作、相互促进、相互发展，不断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经济互动传递信息，尤其是重视经济法传递的信息，才能有效提高经济，促进我国经济朝着合理、合法、良好的方向发展。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8
关键词：政府；市场；关系
一、政府与市场
（一）政府。政府有广义政府与侠义政府之分。广义的政府，是泛指一切国家政权机关，包括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其他公共机关。政府通过其经济职能和宏观调控手段，管理社会市场经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确保市场主体平等参与市场经济活动和公平市场竞争，严厉打击破坏市场规则的违法犯罪行为，努力加强市场经济的法制建设，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强政府自身能力建设，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健康发展。狭义政府，是指一国的中央和地方行政机关。中国国务院是中国中央行政机关，地方各级省人民政府是中国地方行政机关，地方行政机关服从中央行政机关的管理，对其负责。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方针，地方政府必须严格执行。地方政府就是地方市场经济的主要管理者，中央政府是全国市场经济的管理者。
（二）市场。市场是商品和劳务买卖双方自由交换的场所和机制。市场分广义市场和狭义市场。广义市场是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的组合，狭义市场就是有形市场。平常百姓人家比较熟悉的集市超市店铺等就是有形市场，无形市场和现今城市的有钱人家和熟悉网络知识的年轻人比较熟悉，比如信息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
市场要成为一个完整的市场，必须具备交易主体、交易客体和交易行为三要素。市场具备了其所需要的条件后，市场就要正常运行，这里市场机制起到重要作用，市场通过供求价格和竞争三大机制来实现市场的运行。但是，市场机制也会不能保证市场正常运转，使得市场陷入危机，这就是市场失灵，此时需要政府加以调控，维护市场秩序和局势，避免市场崩溃，给国家带来重大打击，但是受害最严重的还是普通百姓。20世界初期，资本主义世界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自身的调节机制的作用，加上垄断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市场崩溃，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经济大萧条，最后导致一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也正是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虽不是核心因素），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战后，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成为世界各国管理市场经济的主要手段。就是当前的中国，政府就从政策和战略上深深的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前进方向，政府充当了领路人和保护着的角色，掌握着经济方向的舵，而市场经济主体们则自由平等的竞争，在努力的划市场经济的浆。
二、市场失灵与政府失败
（一）市场失灵。市场失灵有广义失灵和狭义失灵。狭义市场失灵表现在外部负经济效应、垄断生产和经营，以及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广义市场失灵，包括狭义市场失灵和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导致的经济波动。市场失灵，是由于内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条件缺陷引起的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的某些领域运作不灵。广义市场失灵，主要由于市场机制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引起的，狭义市场失灵，主要由于市场条件在配合市场机制时表现出不完全不充分。
根据郭小聪主编的《政府经济学》，其把政府失灵分为六种类型，即宏观性失灵、信息性失灵、公共性失灵、垄断性失灵、外在性失灵和分配下失灵。宏观性失灵是由于总供求关系引起的宏观经济总量失衡，导致经济衰退或者经济滞胀，出现通货膨胀或者大量人口失业。信息性失灵是交易过程中信息不完全或者不对称。公共性失灵，主要是公共部门或者准公共部门的产品不能自发有效的生产出来。垄断性失灵，是市场上出现为数很少的几家供应商，甚至独家垄断局面。外部性失灵，市场主体的活动给外部带来经济损失，而市场机制的调节难以达到有效的配置社会资源的目的。分配性失灵，主要由于市场机制不可能完全实现公正的收入分配。
面对市场失灵，政府要对宏观经济总量进行调节，努力实现并维护一定的公共目标，加强对企业活动的进行限制和管理，协调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打击市场经济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
（二）政府失败。政府失败，应为政府不是万能的，政府是由人组成的群体，人的智力有限，人都有弱点，而且这些人都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布坎南教授告诫人们，不要迷信政府会一心一意为公众利益服务，把公众事务办好的观念。政府失败，是政府办不好市场不能办好的事，政府不仅不能补救市场失灵，而且还降低了社会效率。政府失败，最常见的是政府寻租活动，合法的寻租活动有利于企业发展，但会带来企业垄断，不利于市场公平竞争；非法寻租，会滋生腐败，导致等，严重违反市场秩序，破坏市场经济活动。为了政府有效管理市场，就应该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譬如：建立有限政府，明确政府管理经济的边界；转变政府经济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给市场公平与活力，；提高政府法制决策，确保政府管理有法律限定，走合法程序，促进接触管理的科学化和合法性；政府的行政监察部门应该认真监察政府的经济管理行为，本着尽职尽责的态度，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不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曝光不查，曝光就差，这样即使国家制度再好，政策多么良好，对于市场，都是空谈。
三、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政府与市场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的关系，政府是市场的保护者和管理者，保护就是要维护市场秩序和市场健康发展，管理者，就是对市场经济活动进行管理。政府对市场的保护和管理，是一项复杂的问题，政府的作为关系到市场的发展，政府既不是守夜人，也不能自由放任市场的发展，政府应该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加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努力改善政府的经济职能，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控制好政府的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以政府的宏观调控为主要手段，建立有限政府，避免政府过多的干预市场，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和良好发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自身的内在缺陷和外在性影响，都会导致市场失灵，但是还是在于市场机制的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市场看不见的手失灵时，就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来帮忙，扶持市场，加以干预，此时政府主要还是以宏观调控为主要手段辅之其他办法，譬如政府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税收政策和政府管制等。在市场出现问题时，政府加以补救，并引导市场走出困境，当市场繁荣发展时，政府当好市场的管理者，维护好市场秩序和市场平等竞争，不断努力完善市场经济法制化，改革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完善政府自身经济职能，促进市场健康良好的发展。
重商主义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如火如荼的发展，商业和商业资本不断发展壮大，促进了国内市场统一和对外贸易的发展及世界市场的形成，资本主义世界十分重视商业发展，政府采取各种政策促进商贸发展，为资本主义世界积累了大量财富，相比当时中国清政府封建经济管理方式和封建经济，欧洲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完善，制度和法律得到统一，政府加以保护。自由放任时期，政府不干预市场和经济事务决策，凭市场看不见的手来自身调节，政府管理没有社会市场独自运行的好，所以后来资本主义世界的放任自由导致市场经济崩溃，发生了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此时政府加紧干预市场，自由放任主义被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主义所替代，罗斯福新政就是政府干预市场的活动，美国逐步从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
不管怎么说，欧美国家政府管理市场，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经验比中国丰富，要多百年的历史，中国当前努力的发展市场经济，政府有许多经验不足，可以结合自身情况，参照欧美国家经济发展历史，探求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经济发展方式，出来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四、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
（一）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管住政府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首要问题，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划清了，加以法律规定和制度保护，尊重市场机制的作用，政府对经济管理要依法管理依法决策，管住政府的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该政府管的政府必须严格依法执行，不该政府管的，政府就应该放手，由市场自己解决，政府应该在市场失灵时给以市场最大的补救，发挥政府经济职能，确保市场恢复正常。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是政府必须要明确的，不然政府就不知道那些该管，那些不该管，最好是由经济学家和法学家联合起来为市场量身定做一套制度，给政府管理经济是作参考。
（二）政府要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完善市场经济规则，健全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不是万能的，什么都管，最后什么都管不好，政府也会失败。市场机制是市场运行的实现机制，对市场发展有良好条件作用，政府应该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加强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微观管理只是辅助。尊重市场的发展，不是放任市场，政府应该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制定科学的市场经济规则，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确保市场有限公平良好的发展。
（三）政府应该明确认真履行其职责。首先，是政府职能越位。政府做了不该做的事，管理不该管的事，把政府职能和市场功能混淆了，这就是政府职能越位。是企业组织或者事业组织的事，政府就不要管。不要应为有利诱惑，可以用手里的权力去争利。其次，政府机构分工不明确，你也管，我也管，机构职能交叉不明确，导致政府职能错位。应该在设立各个机构之前，认真考虑好各种的分工与职责，各行其是，各敬其责。最后，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是由政府提供，政府没完全敬其职责，导致市场中某些领域真空，给企业和市场带来问题。这是政府职能的缺位。所以，出来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加强政府自身的改革和建设，完善政府职能。
（四）建立有限政府。政府也有闲不住的时候，政府的权利过大，职能过多，不说政府不是万能的和政府人员能力智慧有限性，政府权利过大，就会失去了约束，把她的手伸入到市场资源中，掠夺资源，与民争利。所以，政府应该职能明确，机构分工合理，不要过多过于庞杂，政府的权利该收的就收了，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建立服务型政府和有限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对确保政府不越雷池有重要作用。
结束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当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是十分重要的。理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求我们划清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尊重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明确政府职责，建立有限政府，完善市场规则，充分发挥在市场失灵条件下，政府的调节和管理作用。
参考文献：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9
关键词：经济法；国家权力；国家经济调节
中图分类号：DF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4―0124―05
一、国家经济调节权的产生过程
根据国家调节说，国家经济调节权是指国家直接介入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进行干预、参与和促导，以排除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中的障碍，并积极促进和引导社会经济朝着国家意志所希望的方向和轨道运行的一种权力。这种国家权力主要是一种权衡、确认和保障社会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利益之力，它的产生在形式上直接来自于法律的明确授权。在一般的意义上，该权力的产生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一样都是根源于公民的权利的，但是，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它与传统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产生的根源不同，其得以产生的根源是社会经济利益以及相关的其它社会利益。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国家经济调节权应该是一种区别于传统国家权力形态――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的新型的国家权力形态。
国家经济调节权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国家职能的发展――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国家权力形态。纵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国家的权力形态是随着国家职能的发展而不断演变的，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出现也可以说是这种发展和演变的一种具体表现。
一般来说，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发展经历过两个阶段，即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和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在自由市场经济阶段，国家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市场主体产权和社会安定的“守夜人”而存在，国家权力一般不介入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仅仅依靠价值规律的宏观作用，即市场调节机制进行调节。19世纪末以后，西方各国相继进入了现代市场经济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随着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市场调节固有的缺陷显露，使得市场调节机制日趋钝化，出现了“市场失灵”的现象，并且引发了经济和社会其它方面一系列较为严重的后果。“市场失灵”现象的出现要求国家权力的介入，国家由此产生了一种新的职能――国家经济调节职能。但是，根据自由市场经济阶段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为了限制国家权力而提出的“三权分立”学说，传统的国家权力，即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并没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功能，因此客观上需要一种具有这种调节功能的国家权力的产生。于是，国家经济调节权这种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功能的国家权力形态便顺应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产生了，并且被各国以法律(经济法)的形式确定下来。转轨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过程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不同，因此其国家经济调节权的产生过程也有所不同。计划经济体制是一种以“完全市场信息”和“单一利益主体”为基本前提，排斥市场调节机制作用的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转轨市场经济国家在转轨之前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下，国家权力的触角深入到了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环节和层次，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统治不仅“纵横统一”，而且“无微不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就是一种经济专制。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既无法有效地配置资源，也无法有效地维护经济乃至社会的公平，原本采用这一经济体制的国家开始陆续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权力逐步退出本应由市场机制调节的领域，并使市场调节机制成为基础性的调节机制。但是，由于市场调节机制本身存在着固有的缺陷，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仍然需要国家权力介入进行调节，因此这些转轨市场经济国家在传统国家职能的基础上也产生了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出现又推动了这些国家的国家权力形态的发展和演变――产生了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功能的国家经济调节权。当前，大多数转轨市场经济国家正在通过重构其经济法律制度对这种新型的国家权力形态予以确认。
总之，无论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还是转轨市场经济国家，都会在其发展的某一个阶段产生国家经济调节职能，而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又必然地促使国家的权力形态进一步发展和演变――产生国家经济调节权。国家经济调节权是所有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都会产生的一种具有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功能的国家权力形态。当然，由于各国在市场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市场发育的程度、以及政治体制和经济传统等方面不尽相同，各国的国家经济调节权在产生的时间、权力的行使机关、权力行使的机制等方面也是不尽相同的。
二、国家经济调节权与行政权的区别
国家经济调节权是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的一种新型的国家权力形态。这种国家权力形态与行政权在理论上不仅不能够兼容，而且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区分这两种国家权力形态，不仅是正确把握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性质和特征的关键，而且对于在法学理论上区分经济法与行政法两个不同的法律部门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经济调节权与行政管理权主要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不同：
第一，二者产生的基础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是世界各国进入现代市场经济阶段后，随着国家经济调节职能的产生而产生的。而现代意义上的行政权是随着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的产生而与立法权、司法权同时产生的。前者产生的基础是国家弥补市场固有缺陷的需要，后者产生基础是国家履行维护政治统治和社会秩序等传统国家职能的需要。第二，二者的权力性质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是国家对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进行调节的一种“经济性的国家权力”。它是一种公权力，但又兼具私权力的性质。而行政权相对于国家经济调节权而言是一种“政治性的国家权力”。它是一种典型的公权力，其本质是一种执行权。第三，二者运行的作用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运行的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和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它是一种“专门性的国家权力”。而行政权运行的作用主要是执行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法律和有关决定，向社会公众提供安全、秩序等“公共产品”。它是一种“一般性的国家权力”。第四，二者的权力主体不同。国家经济调节权的权力主体不仅包括国家行政机关，还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准司法性机构”等“公共权力机关”。而行政权的权力主体主要是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以及法律法规未授权行使公权力情况下的社会公权力组织，并不包括国家权力机关，以及“准司法性机构”等。第五、二者行使的方式不同。
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既采取强制性方式，也采取非强制性方式，非强制性方式是最主要的行使方式。而行政权的行使方式中虽然也有非强制性方式，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强制性方式。第六，二者作用的领域不同。一般来说，国家经济调节权只作用于宏观经济领域，涉及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国民经济的各方面和社会再生产的各环节，仅仅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才会深入到个别生产过程之中。而行政权作用的领域主要是政治、治安、文教、卫生等非经济领域，即使涉及经济领域也仅仅是微观经济领域，对微观经济领域进行日常性的直接管理。另外，二者在权力行使的方式、权力所保护的法益等方面也是很不相同的。目前，有些行政法学者认为，国家经济调节权是传统行政权权能的扩展。这种观点从法学理论上来说，实际上已经突破了行政法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是难以自圆其说的。
三、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原则
国家经济调节权是国家在市场调节的基础上，针对市场调节机制的固有缺陷而行使的一种经济调节的权力，其行使要以实现保障和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协调、稳定、发展，以及社会公平为根本目标。一般来说，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应遵守五项基本原则，即调节法定原则、调节民主原则、经济效益原则、社会效益原则，以及服从国际经济调节原则。
具体来说，调节法定原则是指“法无明文规定不得任意调节”。该原则是“国家权力法定”这一公权力行使的基本原则在国家经济调节领域的具体化。对于国家权力来说，法无授权即禁止，国家经济调节权也不例外。调节民主原则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必须要保障社会民众的经济参与权。此原则是宪法所规定的“经济民主原则”在国家经济调节领域的一种体现。国家经济调节权的产生、存在和运行的价值是为社会民众的经济利益服务，因此，该权力在行使的过程中应充分吸纳社会民众的意见和建议，以防止权力的行使与社会民众的根本意愿和要求相背离，异化为“经济专制”或“经济独裁”的手段。经济效益原则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必须要提高社会总体的经济效益。社会经济效益与社会经济效率是两个不相同却有着密切联系的概念。一般来说，社会经济效率越高，社会经济效益就越好。但是，在某些情况下，要达到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益，又必须牺牲一定的社会经济效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要符合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的基本要求，不能为了提高社会经济效率而牺牲社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原则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要注重维护社会效益，尤其是社会公平。经济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国家经济调节权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调整权”，同时也是一种“其它社会资源和权利的分配权”。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不仅要对原有的社会经济资源配置进行必要的调整，而且要通过这种调整对其它的社会资源和权利进行再调整和再分配。该权力的行使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要注重提高社会效益，尤其是要特别注重维护社会的公平。至于服从国际调节原则，它是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要遵守有关国际经济调节的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的决定，并且尽量与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协调一致。根据国际调节说，国际经济调节是两个以上国家或区域性、全球性组织，通过协商或签订国际条约，或以国际性组织的决定等形式，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所进行的一种国际性的调节行为。国际经济调节权则是一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产生的，超越于国家权力且正在不断发展过程中的新型的国际权力形态。具体来说，它是指国际经济调节主体对国际市场的经济结构和运行进行调节的一种权力。国际经济调节实质上是对国家经济调节的一种再调节，其目的在于维护和促进国际社会经济的协调、稳定和发展。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所依据的是国际法(国际经济法)，而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所依据的是国内法(经济法)。根据“国际法优于国内法”的原则，国际经济调节权行使的效力高于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效力。因此，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必须尽量与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协调一致，不得与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相冲突。要通过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使国际经济调节的具体措施在一国的范围内得以有效的贯彻和执行。
四、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
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社会经济的基础性调节机制是市场调节，但是市场调节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根据国家调节说，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有三种基本类型，即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市场障碍、市场的唯利性以及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的累积效应会导致形成垄断势力，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信息不对称，这些市场障碍必然会引发垄断、不正当竞争以及其它不公平交易行为，并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而市场的唯利性会引发负外部性和公共品供给不足，使得某些社会经济领域市场机制难以进入。另外，由于各市场主体是以各自的利益作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不可能自动地反映社会需要的长期变动趋势，也不可能自觉地实现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有效结合，因此社会经济难以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和重大经济结构的协调。自由市场经济阶段曾经反复出现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等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现象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了单一的市场调节所具有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更为重要的是，单一的市场调节还会使得收入分配两级分化，加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直接影响到社会的稳定。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激化反过来又会对社会经济的运行产生较大的反作用。
市场调节的固有缺陷是国家经济调节权产生的直接原因，它决定着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大小、方向和作用点。因此，市场调节固有缺陷的基本类型也就决定了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针对市场调节固有缺陷的三种基本类型，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有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市场规制方式。即通过强制性干预排除垄断、限制竞争、不正当竞争等扭曲价值规律和损害社会公平的市场障碍，规制市场主体的其它不公平交易行为，以使市场调节机制恢复其应有的调节机能，保护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二是国家投资经营方式。即主动和直接地安排和调整国家投资经营活动，以克服市场唯利性给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所造成的不利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这种国家投资经营活动对市场主体投资经营活动的影响力和带动力。三是宏观调控方式。即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指导和鼓励，并向市场主体提供各种帮助和服务，引导和促进社会经济协调、稳定和发展，以解决市场调节的被动性和滞后性所造成的宏观经济运行紊乱等问题，避免社会经济的剧烈动荡和资源的过度浪费。
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性，当前，各类市场经济国家在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方式上日益趋同。一方面，由于市场规制方式与国家投资经营方式这两种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各类市场经济国家开始不约而同地将宏观调控方式上升为国家经济调节权
行使的最主要的基本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各类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和深入，各国在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上也相互借鉴，出现了趋同化的倾向。此外，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来临和全球性经济调节机制――国际经济调节机制的出现，国际经济调节主体行使国际经济调节权的一些方式，也对各类市场经济国家的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例如，一般来说，国际经济调节权的行使方式具有非强制性的特征，当前这种以非强制性为特征的经济调节权行使方式已经对各国的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基本方式产生了实际的影响――各国不仅在宏观调控权的行使过程中尽可能地排除强制性的方式，而且在市场规制权的行使过程中，也在采取强制性方式的同时更多地辅以非强制性的引导和促进方式。
应该指出的是，随着人类社会生产过程的日益复杂化和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市场调节缺陷的三种基本类型的基础上，市场调节缺陷的具体类型将会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因此，在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三种基本方式的基础上，国家经济调节权行使的具体方式将会随着市场调节固有缺陷的具体类型的变化而不断变化。
五、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
国家经济调节权作为一种调节社会经济结构和运行的国家权力，既具有服务性，同时也具有侵害性。而“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国家经济调节权作为一种国家权力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必须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进行有效的制约。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一般可以分为：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和来自国家机关外部的制约两个方面。前者是指国家机关系统内部相互之间的制约，后者是指社会民众经济权力的制约。由于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主要是起因于社会民众防止国家经济调节权力异化或者滥用的要求，因此，相对于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而言，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是一种根本性的制约。
社会民众的权力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它们作为分散之力，联合、集中起来组成公共机关之权力，它们是公共机关权力之源泉、原动力。公共机关权力则是一种集合力、公力。第二、它们在公共机关权力形成之后和运行全过程，作为对公共机关公务活动的参与力和监督力”。因此，所谓社会民众经济权力主要是指社会民众对于国家机关经济管理活动(包括国家经济调节活动)的参与权力和监督权力。这种权力与公司的股东权力有些类似。权力按其强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硬权力”，即具有强制性的权力，一类是“软权力”，即非强制性或强制性较低的权力。如果根据这种分类标准，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应该属于一种“软权力”。由于在国家经济调节活动中，国家经济调节权总是居于主导性和控制性地位，并且有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因此，社会民众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制约相对于国家经济调节权对社会民众经济权力的制约而言，缺乏一定的“刚性”，是一种相对的和有条件的制约。但是，应当明确的是，国家经济调节权如果仅有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我制约，而没有社会民众经济权力的外部制约，那么发生权力异化或者滥用的可能性将更大，并且极有可能对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以及社会民众的经济权利造成极大的危害。
国家的权力是由于确认和实现社会民众权利的需要，根据社会民众的意愿而产生的。社会民众是国家权力的本源，社会民众是国家权力的原始和最终的拥有者。国家经济调节权是国家的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经济管理权力，因此，社会民众理所当然地对该权力的行使享有参与权和监督权。也就是说，在国家经济调节活动中，社会民众可以行使其经济权力对国家经济调节权的行使进行制约。而唯有如此，社会民众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国家经济调节权的异化或者滥用，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该权力的异化或者滥用给社会经济的结构和运行，以及社会民众的经济权利所带来的危害。
市场经济的法制性篇10
关键词：市场规制；经济权力；合理运用
一、问题的提出
在市场规制中讨论经济权力运用的合理性问题，是因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运用具有特殊性。
1．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市场主体的利益密切相关
由于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所指向的相对方是市场主体，即企业、个体工商户、公民等不同形态的在市场中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因而政府在市场规制中针对某些或者某个市场主体所作出的决定、命令，所采取的各种处罚措施直接影响这部分市场主体的经济利益和声誉。
2．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与经济运行、发展密切相关
经济的发展是关乎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根本，经济只有在良好的秩序环境下才能健康地、稳定地发展。但是市场主体进入市场的目的是为了获取经营收益，在利益的驱使下有可能单纯看到个人利益而置其他经营者与社会利益于不顾，如经济形态上的垄断，组织上对交易的不正当限制，方法上的不公正竞争和交易。政府行使经济权力必然要通过对市场主体活动的适当干预，以超越个体利益的超然姿态来调整甚或限制、禁止市场个体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社会整体长远利益的行为，以期营造适应经济有序运行的环境。
3．市场规制中的经济权力还具有保护弱势群体的公共利益性
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具备独立地位的市场主体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独立性来自于对最广泛的自由与平等的确认。但是，社会的发展无情地打破了这种平等。20世纪以来，社会日益分化，市场主体被不断组合，强者愈强，弱者更弱。在现实社会中，特别是在劳动领域、消费领域以及竞争领域，由于主体力量的不对等，存在着大量无意志自由、无选择自由的弱势群体，无法与强者谈及平等。因此在承认他们形式上平等性的同时，还应正视他们实质上的不平等。
二、规制与市场规制
1．规制
规制(regulate)是一个具有多重含义的词汇，塞尔兹尼克说：“规制是指一个公共机构针对具有社会价值的活动进行的持续、集中的控制。”规制，是由政府运用公共权力，通过制定一定的规则，对个人和组织的行为进行限制与调控。规制是表明外部力量对某一事物企图达到一定状态的矫正设计。
2．市场规制
市场规制，是指政府部门依据有关的法律、法规，通过许可、认可、限制等手段，对市场主体的市场活动施加直接影响的行为。
我们理解这个概念要把握以下两点：
首先市场规制不同于通常与刑事司法制度相关联的对性质行为的控制，用马佐尼的话来说：“只有在认为市场行为于其自身有价值并因而需要保护和控制的社会中，才能对市场行为进行规制。”
其次市场规制远非仅仅通过一部法律那样简单。“成熟的”市场规制常被定义为“三方面基本元素的结合：制定规则、监督与检查、执行与制裁”。而要使上述三元素变为持续的、紧密的过程，必然要赋予规制主体相应的权力。
三、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
1．经济权力
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国家经济职能的增加，国家为了更加有效地对经济进行干预，便赋予政府经济权力。当然这种经济权力是法定的，政府及下属部门对经济的干预，尤其是对企业、对市场的必要管理，其权限都由有关法律、法规予以规定。
传统市场体制和计划体制在经济管理方面的缺陷和不足表明了政府经济权力存在的必要性以及独立性。单纯市场机制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无功能显示了国家必须在经济运行方面发挥作用；而计划体制或命令机制对经济运行调控的不足则显现出国家单纯依靠行政命令手段保护经济的缺陷。
国家经济管理主要是通过计划、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制裁、扶助和救济等手段，采取对有害于整体经济利益行为的事前预防措施以及发生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事件后的迅速、紧急排碍措施和其他适当措施，它需要经济权力的运用，需要政府的积极参与。
2．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同点
行政权力是政治权力中的一种特殊权力，它是指行政上依靠国家赋予的强制力，为履行行政职能，达到行政目标，在行政管理中所体现出来的对行政客体的制约能力和力量。其与经济权力之间的联系也颇为紧密：
(1)经济权力与行政权力的享有者在很多情况下是合一的。经济权力是一个内容丰富的体系，它包括市场管理权、宏观调控权、经济立法权及经济监督权力等诸多方面，国家为了便于对经济的运行进行适当干预，将上述权力分别授予不同的国家机关行使，这其中就包括享有行政权力，担负行政管理职责的政府及其所属部门，并且这类主体的数量也是最为庞大的。
(2)经济权力的运行模式尤其是在市场规制中的运行模式与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基本相同。国家经济管理机关可以行使经济权力直接地对相对人进行管理，以命令方式单方面为相对人设定权利义务，这与传统的行政权力的运行模式并无太大差别。
诚然，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传统的行政权力也显现出各种变化，其行政范围、行政手段、行政措施也为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应的变动。因此，传统行政权力的变化既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基础，又是国家经济权力产生的结果。
四、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
1．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借鉴
行政合理性原则(theprincipleofReasonable．ness)是与行政合法性原则相并列的一项基本原则，又是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补充。它要求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不仅要合法，而且同时要合理，违反合理性原则便将导致行政不当。
行政合理性原则的基本内容有三项：
(1)运用行政权力的动因应符合立法目的，应与法律追求的价值取向和国家行政管理的根本目的一致。任何行政法律规范的制定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需要，为达到某种社会目的的。而行政法律规范授予行政主体某种行政权力都是为了实现该项立法目的。特别是在行政主体被赋予自由裁量权时，立法目的尤其要进行特别考虑。
(2)行政权力的运用应建立在正当考虑的基础上，不得考虑不相关的因素。所谓正当考虑是指行政主体在做出一行政行为时，在其最初的出发点和动机上，不得违背社会公平或法律的精神，实事求是而不是主观臆断，脱离实际或存在法律动机以外的追求。正当考虑要求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活动时必须出于公心，不抱成见、偏见，不能要求行政相对人承担其无法履行或违背情理的义务。
(3)行使行政权力的程序，做出行政行为的内容应当合乎理性。行政权力的行使应符合人之常情，包括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符合日常生活中的常识，符合人们普遍遵守的准则。具体来讲是指行政行为应满足必要性、适当性和比例性的要求。必要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若干个实现法律目的的方法中，只能够选择使用那些对个人和社会造成最小损害的措施；适当性要求手段是达到行政目的所能采取的成本最小的，最有效的；比例性要求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权力，做出某种行政行为时，必须注意权利与义务、个人所受损害与社会所获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利益之间的平衡。禁止那些个人的损害程度超过了为社会带来的利益的措施。
2．如何在市场规制中合理运用经济权力
由行政合理性原则的解读，我们得出市场规制中经济权力的合理运用是指权力主体作出的决定、命令，应当符合立法的目的，符合理性。要做到这一点，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人手：
(1)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必须在法律规定的方式中选择适当的方式。政府进行市场规制往往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如规划、引导、激励、促进、限制、禁止等。但是为尊重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确保对市场进行规制的有效化，合理运用经济权力要求政府采取法律所规定的各种手段，通过认真分析市场主体行为的特殊性、对市场秩序破坏的程度及规制成本与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采取适当方式影响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以使市场机制顺利运行。
(2)政府须谨慎运用经济权力进行市场规制。政府既是社会经济的组织管理者，同时又是行政执法者，政府的市场规制是一种行政管理的模式，是一种依据行政法和上级机关的授权而进行经济权力的运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因而谨慎干预是对政府的更高层次的要求。它要求政府在行使权力进行规制时应当谨慎从事，符合市场机制自身的运作规律，不可因规制而压制市场主体的经济自主性与创造性和阻碍经济的高速、稳定的发展。“对于那些与自由制度赖以为基础的原则相冲突的政府行动，必须加以完全排除，否则，自由制度将无从运行。”“重要的是政府活动的质，而不是量。”
(3)政府进行市场规制须遵循法定程序。从经济的角度考察，程序越简单越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办事程序简化，有利于降低成本、节约时间、争取机遇，达到提高效率的目标。但是运用经济权力作出各种决定、命令，是直接关系市场主体权益的行为，必须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不允许私自简化程序，更不允许随意变更程序。
(4)政府运用经济权力又总是以具体的个人为权力主体，由个人加以行使和运用，必然受权力主体个人意志的作用。这就要求规制主体行使经济权力不仅必须出于善意，而且要以实现立法意图为目的。如规制主体行使处罚权是出于非法定的动机(如公报私仇等)、未考虑相关因素或者考虑了不相关的因素，都与合理性原则相悖。再者由于个人工作能力、认识能力、知识水平冲突、道德水准、利益关系等因素，也可能导致经济权力被滥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如市场规制中的行政处罚，是一项严肃的工作，而现实生活中随意处罚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于是提高行政能力，不断提升业务水平，加强思想教育，使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增强自己的内控力，便成为合理运用经济权力的主体方面的有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