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1
规定不良信用信息保存期限的目的，在于促使个人改正并保持良好的信用记录。期限过长，信息主体信用重建的成本过高；期限太短，对信息主体的约束力不够。
国际上一般都对个人的不良信息设定了保存时限，但期限并不相同。如英国规定保留6年；韩国规定保留5年；美国规定，个人破产信息保留10年，其他负面信息保留7年，15万美元以上的负面信息不受保存期限限制。我国香港地区的规定是，个人破产信息保留8年，败诉信息保留7年。
在《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时，有不少公众意见和专家提出，应当对不良信息设定一定的保存期限，且期限不宜太长。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并借鉴国际惯例，《条例》将不良信息的保存时限设定为5年，超过5年的应当删除。
八、《条例》对企业信息的采集和使用是如何规定的？
《条例》鼓励企业信用信息公开透明，为企业征信业务的发展提供较为宽松的制度环境。征信机构可以通过信息主体、企业交易对方、行业协会提供信息，政府有关部门依法已公开的信息，人民法院依法公布的判决、裁定等多个渠道采集企业信用信息，采集和对外提供时都不需要取得企业的同意；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履行职务相关的信息，视为企业信息，采集和使用时也不需要取得信息主体的同意。
征信机构不得采集法律、行政法规禁止采集的企业信息，不得侵犯企业的商业秘密。
九、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作为我国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条例》对其有什么规定？
由中国人民银行组建、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运行维护的我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8年来，已收录1800多万户企业、8亿多个人的有关信息。为明确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运行和监管依据，发挥好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重要作用，保障信息主体合法权益，《条例》对其作了专门规定。
《条例》规定，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国家设立，为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融业发展提供相关信息服务。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由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专业机构建设、运行和维护；该专业机构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监督管理。
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运行应遵守《条例》中征信业务规则的有关规定。从事信贷业务的机构有义务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提供个人和企业的信贷信息，提供时需要取得信息主体的书面同意，提供个人不良信息应提前通知信息主体。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信息主体和取得信息主体书面同意的金融机构和其他使用者提供查询服务。国家机关可以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询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信息。
十、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履行哪些管理职责？
《条例》明确中国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是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履行对征信业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的监督管理职责：一是制定征信业管理的规章制度；二是管理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与退出，审批从事个人征信业务的机构，接受从事企业征信业务的征信机构的备案，定期向社会公告征信机构名单；三是对征信业务活动进行常规管理；四是对征信机构、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运行机构以及向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报送或者查询信息的机构遵守《条例》及有关规章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对违法行为进行处罚；五是处理信息主体提出的投诉。
十一、《条例》的出台对规范和促进征信业健康快速发展有哪些积极意义？
我国征信业发展时间不长，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征信市场管理、征信活动的基本规则尚无法律依据，征信经营活动缺乏统一遵循的制度规范，部分以“征信”名义从事非法信息收集活动的机构扰乱了市场秩序。
《条例》的出台，一是解决征信业管理无法可依的问题。明确征信业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及其管理对象、管理措施和管理手段，有利于加强对征信市场的管理，规范征信业的健康发展。二是解决征信市场中信息采集、使用不规范等问题。确立征信业务及其相关活动所遵循的规章制度，规范征信机构、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的业务行为，建立良好的征信市场秩序。三是解决征信市场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问题。促进形成各类征信机构互为补充、依法经营、公平竞争的征信市场格局，满足社会多层次、全方位、专业化的征信服务需求。
十二、《条例》的出台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有哪些帮助？
征信业作为信用信息服务行业，规范其健康发展对于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具有重要的作用。众所周知，信息不对称是影响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征信服务，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中小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提高中小企业获得融资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有助于发展中小企业的信用价值，提高其获得融资的额度，支持有信用、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发展。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中小企业征信体系了解企业相关基本信息和融资信息，为信贷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决策依据和信息保障。商业银行可借助中小企业信用信息资源，尤其是小微企业所有人信息资源，简化中小企业贷款调查手续，在企业的历史交易、信用记录等情况的调查上节省时间。特别是针对小微企业可依托信息资源，开发评分模型，发展批量化评价、审批，将提高审贷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扩大信贷业务规模。
十三、《条例》的出台如何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
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2
摘要企业债券的信用评级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能够起到为投资者提供风险提示的作用，一方面，过分依赖信用评级将会导致债券风险揭示“失真”，尤其是在缺乏对信用评级有效监管的情况下，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将会影响对企业债券的公正评价，误导投资者和监管者。因此，应通过良好的制度环境规范信用评级，加强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监管，使其发挥促进作用。
关键词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监管
一、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监管现状
目前我国信用评级的相关立法工作明显滞后，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在已制定的法规中关于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市场退出机制以及信用机构违规处罚等规定不完整且散乱，这些都影响着对我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有效监管。
（一）缺乏对信用评级机构市场准入的严格监管
根据《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7条的规定，设立信用评级机构必须符合具有中国法人资格，实收资本与净资产均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等条件。而根据《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第10条的规定，征信机构从事信用报告业务的，实缴注册资本不少于5000万元人民币；而且征信机构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实际控制人还需由国务院征信业监督管理机构另行做出规定。在《征信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之前，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是按照《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进行监管的，实收资本与净资产均不少于人民币2000万元的门槛对于设立信用评级机构而言有点低，这也是导致目前信用评级机构过多的原因之一。《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虽然设置了较高的资本门槛，但是又缺少对信用评级机构高级管理人员、评级技术人员、股东以及实际控制人的具体规定，并且没有将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标准作为核准信用评级机构进入市场的参考因素。
（二）缺乏统一的监管
目前我国对信用评级的监管处于多头监管的状态，多个部门对信用评级机构实行业务归口管理。信用评级机构从事证券市场信用评级业务由中国证监会管理；从事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信用评级业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管理；从事招、投标信用评级和企业债券发行信用评级业务等则由国家发改委管理。管理部门监管依据和管理要求不同使得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缺乏统一的标准，以致许多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结果不能客观、公正、准确地反映公司债券信用级别。
二、加强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监管对策
我国信用评级业还处在低级阶段，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监管。
（一）健全信用评级行业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
应当通过立法建立严格的信用评级机构注册制或核准制，健全信用评级行业进入和行业退出机制。明确规定信用评级的设立条件，包括较高的资本门槛、评级人员素质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素质等，并且要严格规定信用评级机构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债券发行主体之间不存在利益关系，防范信用评级机构的道德风险；还应当将信用评级方法和评级标准作为核准信用评级机构进入市场的参考因素，严格规定信用评级标准的统一性和稳定性，要求实行连续跟踪评级制。
（二）区别规定企业债券是否需要信用评级
由于我国企业发行债券可以提供担保，也可以发行无担
保企业债券。对于附担保的企业债券，可以适度弱化信用评级的作用，条件成熟时改变现行规定，不强制进行评级。因为附担保的企业债券往往选取银行作为担保方，此类债券的信用评级在实践中往往最终会演变为对担保方的信用评级，这样本来应是对企业债券本身的风险揭示的信用评级，很容易成为对担保方的信用评价，不利于有效揭示企业债券风险。而且附担保的企业债券易受投资者青睐的主要原因就是其依靠银行的担保，信用评级结果并不是投资者考虑的主要因素。
对于无担保企业债券，其风险相对于附担保企业债券较高，而且投资者对于债券的风险和收益难以把握，此类债券应当严格要求必须经过信用评级，以揭示风险和收益。将信用评级作为发行无担保企业债券的条件，有助于核准机构确定无担保债券发行的参考因素，提高核准效率。
（三）建立统一的信用评级监管体系
应当改变我国当前对信用评级机构多头监管的局面。2008年7月国务院三定方案将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职责由原来的“管理信贷征信业”修改为“管理征信业”，国内信用评级业的主管部门有了比较明确的归属，但并没有立法对人民银行授权。2009年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将人民银行的“征信管理”权限纳入法律范畴。应尽快推动《征信管理条例》的出台，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统一监管，同时加强中国人民银行与其他各业务监管机构的沟通协调，提高信用评级业务监管的专业性。
（四）建立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外部监管与内部自律相结合
对信用评级机构行业进行监管，应当建立内部自律制度。加强内部自律可通过信用评级机构之间签署自律公约和建立信用评级行业协会，通过行业协会监督信用机构。同时在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建立合理的奖励与惩罚制度，例如可公布信用评级机构“黑名单”和“白名单”，即将有违规或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信用评级机构公布在黑名单中，可以惩罚违规的评级行为，并对其他信用评级机构起到威慑作用，毕竟信誉是评级机构在资本市场立足的根本。而“白名单”是年度优秀信用评级机构的名单，可以为评级机构增强信誉，从而激励评级机构规范其服务行为。
参考文献：
[1]安义宽.中国公司债券功能分析与市场发展.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
[2]高坚.中国债券资本市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3
关键词：台湾；征信业；启示
中图分类号：F8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428（2017）01-76-03
一、台湾征信体系的特点
（一）征信法律法规完善，配套服务机构健全
目前台湾拥有一系列较为完善的征信法律法规。台湾征信法制体系目前拥有“三个办法、三个准则、一个要点和一个规范”①，基本涵盖机构准入、机构管理、业务操作和行业规范等各环节。此外，台湾征信体系中还拥有健全的配套服务机构，如票据交换中心、政策性信用保证基金、国际保证机构、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这些机构在推进台湾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准入门槛较高，实行特许经营制
在台湾设立银行间联合征信机构和专业征信机构均需主管部门核准许可，并经登记再发放执照。其他涉及收集、计算机处理或国际传递利用个人资料的征信活动，要经主管部门登记再发放执照。主要体现在：1.市场准入门槛较高。台湾《银行间征信资料处理交换服务事业许可及管理办法》规定，除《办法》施行前已由金融管理部门指定办理的外，新设银行间征信机构，必须是股份有限公司，实收资本金最低为新台币35亿元。2.高管人员资质要求较严。要具备领导及有效经营能力，达到规定的学历条件，有一定的银行工作经历和优良的工作业绩。同时对有14种情形的人限制担任银行间征信机构高级管理人员，如有破产记录尚未复权的、过去3年在金融机构有6个月以上延滞本金或利息尚未清偿的等均不得担任机构高管。3.股东主体受到严格限制。银行间征信机构股东必须是银行和“政府”，股份转让也只能给银行。4.业务经营受到金融管理部门的全方位监管。银行间征信机构的内设部门及职责、内控制度、查询收费价格、违规事项处理程序等业务章程都需金融管理部门审查，变更也需经事先核准。每个年度结束要向金融监管部门上报年度运营报告、经会计师审核的财务报告及其他相关运营文件。监管部门为了解银行间征信机构业务及财务状况，可以随时要求其提出相关报告及说明，必要时进行现场检查。发生违规经营，由金融监管部门责令限期改善，限期未改且情节重大的，撤换相关经理人，暂停营业或废止其许可。
（三）强化对专业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确保监管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一是有条件地开放市场，允许国际知名评级机构在台湾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二是新设信用评级机构必须有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的投资与合作。发起人至少应有一个为国际知名信用评等机构，且其所认股份合计不得少于第一次发行股份的20%，并应有连续5年与国际知名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技术协作的承诺书和执行计划。三是制定了比较严格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和条件。四是实施评级作业回避制度，即评级机构的评级委员会委员在最终审定与其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评级对象的评级结果时，要进行回避。五是对高级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的兼职、投资进行限制。六是不允许资信评级机构对外提供任何担保。这种制度安排，有利于专业化的资信评级机构从一开始就能在较高的起点上运行。
二、福建省征信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福建省征信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征信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存在着起步晚、征信法制体系不健全、征信机构监管不规范导致征信机构信息公正性不高、缺乏健全的征信系统导致银行授信过度依赖内部征信部门等问题。
（一）国内大型征信机构在闽开立分支机构的情况
目前国内大型征信机构在闽开立的分支机构主要有大公福建分公司、中诚信厦门分公司、厦门联合信用管理公司等。以厦门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成立于2010年12月，是联合信用管理有限公司在厦门设立的子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厦门及周边地区企业信用评级、担保机构评级、招投标评级、企业信用管理咨询等。设有评估部、综合部、客户受理部、市场开发部以及科技信息部等5个部门，曾为厦门454家中小企业评级。母公司是目前我国最大的信用信息服务机构之一。
（二）福建本土的征信机构
福建本地的最具代表性的征信机构是福建省企业信用信息管理有限公司（福建企业信息网）及福建信息网（福建联合征信系统中心）。其中福建企业信用网于2006年4月11日由省经贸委信息中心、福建省数字安全证书管理有限公司共同投资组建，是福建唯一一家由省政府办公厅授权组建的、特许经营的省级企业信用信息服务机构。负责在福建省范围内向各行政性组织、社会、企业征集企业信用信息，并对征集的企业信用信息进行整合、比对，形成福建统一的征信平台，并依法在福建企业信用网上对政府部门和社会公众企业信用信息的服务机构。目前已收集、分析、整理、存储了近70万条的企业信息，形成福建省企业信用数据库的雏形。已收录有全省28万余家企业的基本信息、12万余条企业综合信息、2万余条企业良好信息、3千余条企业警示信息和9万余条企业资质信息，并建立起独立的福建省企业基本信息数据库、1.2万家规模以上企业信用数据库、新增企业数据库、企业资质数据库、企业公开信息数据库等，已基本具备为省级行政性组织和社会提供企业信用信息查询服务能力①。
（三）具有区域金融中心特色的本土征信机构及网站
厦门作为福建省乃至整个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区域金融中心，在征信体系建设方面做出了很多尝试性的创举，取得良好的效果，目前影响较大的有厦门金融咨询评信有限公司等。另外，厦门市建有企业和中介机构信用网，目前，已有厦门市工商局、财政局、建设局、国土房产局、国税局、地税局、质监局、厦门海关等18个行政单位向网站录数据②。网站开通“信用动态、信用公告、信用查询、统计分析、信用法规、信用理论、典型案例、业界新闻”等栏目，面向社会提供了企业和中介机构基本信息查询、信用信息查询、从业人员信息查询，并在各行政主管部门中实现动态信息，逐步实现了政府、企业、公民的互动交流。
上述三类征信机构基本反映了福建省征信业的基本情况，一定程度上是中国征信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存在着起步晚、征信法制体系不健全、征信机构监管不规范导致征信机构信息公正性不高、缺乏健全的征信系统导致银行授信过度依赖内部征信部门等问题。
首先，征信立法尚处于起步阶段，征信法制不健全。2013年3月份开始实施的《征信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与《征信机构管理办法》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共同构成我国征信业管理的基本法律框架，与台湾的“三个办法、三个准则、一个要点和一个规范”相比，我国的征信业法制还无法对征信市场和业务实现全面覆盖，征信法制道路依然漫长。
其次，信用评级市场多头监管、各自为政的现象突出。信用评级会直接影响资本市场中广大投资者的决策和企业融资成本。当前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存在多头监管、各自为政的问题十分突出，不同的监管部门对评级业务的监管规则不统一，而且缺乏有效的法规对其业务进行有效的约束。虽然《征信业管理条例》明确了人民银行及其派出机构为征信业的监管主体，但是条例并未将信用评级业纳入监管范围。而且对外资信用评级机构不断渗透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可能对我国金融话语权、资产定价权造成潜在的威胁，监管当局的认识不够。
最后，征信行业的自律性机制尚未形成，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征信机构的公信力。福建省虽有福建省诚信促进会和厦门诚信促进会等行业自律性协会，但是这种协会的功能更多的是对诚信社会的一种宣传，对省内的征信机构的监管和约束力不大。从目前的调查情况看，商业银行授信时更多的是由其内设的征信部门对授信对象进行调查，加上央行开发的征信系统进行查询，较少依据这些征信机构提供的信息进行授信，原因是这些机构涵盖的信息较少，无法满足商业银行的需求，可信度银行无法完全接受。
五、台湾征信业发展对福建省发展征信业的借鉴
（一）严格市场准入，加快立法工作
征信机构以盈利为目的，为争夺市场和业务，可能出现不正当竞争甚至恶性竞争行为，损害征信各方当事人的权利；另一方面，征信活动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如果缺失监管或行业自律不严，一些征信机构也会放松自身管理，降低从业标准，损害行业整体形象。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征信机构实施市场准入许可的管理，出台相应的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厦门作为区域金融中心，可先行先试，建议出台资信评级业管理办法，明确资信评级机构市场准入、业务经营等管理规则及从业人员的资格和条件，对现有评级机构进行适当重组和清理整顿，以扩大资信评级机构的规模和影响力。
（二）正确处理好数据保护与促进征信业发展的关系
征信活动以信用信息为原料，通过整理、加工，又为特定的对象提供信用信息产品，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因此发展征信事业，必须首先允许合法的征信活动从业者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获取和提供信用信息。但为了维护国家信息安全，保障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不受侵犯，又必须对信用信息进行适当保护。要处理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需要有健全的法律法规，对信息采集、披露、使用等事项进行规范。建议出台地方性法规，对信息披露和信息保护进行明确规定，为征信业快速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三）明确征信业监管主体
目前，福建省征信业监管主体不明确，相关部门监管的依据不同、管理要求不一，给征信机构增加了不必要的管理成本。人民银行“三定”方案赋予人民银行管理全国征信业的职责，建议成立由各级人民银行牵头的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共享监督资源，并由人民银行承担对征信业主监督职责，遵循从市场准入到业务质量、人员素质、内部控制及信息安全的全面监督管理。
（四）加强与台湾方面的信息交流
建议采用“先民间、后官方”的策略，凭借两岸金融监理合作备忘录（moU）的框架，积极开展两岸民间征信机构的沟通交流，积极引进台湾优质征信机构来闽开设机构，派遣人员到台学习其先进管理经验，借鉴其科学的评级办法，也可以利用台湾完善的征信系统加大对在闽台商的授信力度，解决其在台抵押物问题，实现两岸共赢的局面。
（五）出台政策扶持措施，促进征信配套服务机构发展
首先要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特别是厦门特区政府的引导作用，为征信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如出台征信产业扶持政策，将征信业发展列入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的重点扶持产业，为征信业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其次要逐步建立健全考评考核机制，进一步激l征信产业发展的积极性；再次要建立以政府扶持为导向，企业投入为主体，金融机构信贷为支撑，外资和民资投入为补充的多元化产业发展融资机制，创建征信产业扶持基金，合理分担征信产业发展可能带来的系统性金融风险，鼓励同业竞争，全面提升征信机构的公信力，使其致力于服务海西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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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4
关键词：商品市场；信用缺失；企业信用制度体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传统的采邑经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而逐渐被破坏，代之以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各种产品和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生产要素的流动领域大大扩大了。人员流动范围的扩大和流动更加频繁，使得原有的身份信用不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地出现反映信用缺失问题的现象，事实上，中国经济的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市场主体和公共部门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信用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桎梏。
本文主要分析我国商品市场中的信用缺失问题。
一、我国商品市场中信用缺失问题的主要表现
商业信用是信用制度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目前的信用缺失首先表现在商业信用领域，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个方面：
1.大量存在经济活动主体之间相互拖欠货款，贷款方拖欠银行的贷款，经济活动主体偷、逃、骗税的现象
中国企联于2005年7月至2006年7月通过问卷、企业座谈、实地调研等方式对513家企业的诚信建设情况进行了调查研究，针对调查研究的情况，提出了推动我国企业诚信建设的政策建议。调查显示，企业受到多种失信行为的困扰，主要包括拖欠款、违约、侵权、虚假信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我国企业市场交易手段落后，由于信用条件不完善，造成企业信用交易手段受到限制，财务成本高。20世纪90年代我国商业票据结算量约相当于企业存款余额的11倍，而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已经是3300倍。此外，发达国家企业间的逾期应收账款发生额约占贸易总额的0.25%~0.5%，而我国高达5％以上。近年来，我国由于企业失信行为引发的社会问题呈现多发趋势，发生数量大幅增加，影响较大有：欧典地板虚假宣传案、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制假案、安徽华源制药厂产品质量案等。
2.经营中弄虚作假行为猖獗，主要表现在：不法厂商制售假冒伪劣产品、质量欺诈、商标侵权、专利侵权以及合同欺诈等
据中国消费者协会调查，1998年全国有68.45%的消费者受到过商业欺诈行为的侵害。概括起来，我国商业企业对消费者的欺诈行为主要表现为商业质量欺骗、价格欺骗、服务方面的欺骗、商场在促销活动中的欺骗、经营方式的欺骗及企业形象和商场实力的不真实宣传等方面。据统计，2003年前11个月，全系统共查处提供虚假文件骗取登记、虚假出资、虚报出资、抽逃出资的企业2.3万家，吊销违法企业营业执照15.3万家。查处无照经营业额211万户次，取缔无照经营47万户，查处各类食品违法案件1.03万件，制假售假案件24.24万件、商业欺诈案件5159件。受理消费者申诉70.66万件，查处侵害消费者权益案件15.45万件，广告违法案件6.88万件，商标侵权案件2.87万件，合同违法案件1.74万件，其中合同欺诈案件3173件。
二、我国商品市场上信用缺失的原因
我国商品市场上信用缺失的主要原因可以从技术层面和制度层面两个层面来展开分析。技术层面的原因主要有信用风险管理意识淡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落后以及信用风险管理人才匮乏等，制度层面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的契约化交易相适应的信用制度。
（一）技术层面的原因
1.信用风险管理意识淡薄
我国企业对商业信用的认识不完善，存在短期行为。很多企业为了提高销售额和扩大产品市场份额就盲目地赊销产品，加上信息获取困难等外在客观原因，对客户的信用情况缺乏足够了解，因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商业信用风险比比皆是。当前，绝大部分企业尚未建立授信管理制度，有的建立了授信管理制度但不完善，有的建立了完善的授信管理制度却没有得到切实的执行，以至有的企业第一批发出的商品货款还没有收回，就发出第二、第三批商品，而且涉及金额巨大。这种不重视控制信用风险的做法对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十分不利，是一种非常短视的行为。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信用经济”这一观点的深入人心，企业信用管理也在社会上引起了关注。一些企业开始有意识地进行信用管理，但对于那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来说，信用管理仍然没有受到充分的重视。即使是在那些大型企业，专门设有信用管理机构、由专业的信用管理人员负责信用管理的情况也是凤毛麟角。信用管理意识淡薄的直接后果就是信用风险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使风险在企业中累积。
2.信用风险管理技术落后
授信企业普遍缺乏专业化的信用风险管理技术。一些企业为了扩大销售增加利润，盲目地采用赊销形式，售后又不重视应收账款的监督和管理，结果导致了较多的呆账。据相关调查分析，在大量的坏账中，属于外部环境、政策性原因和“三角债”之类问题的，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大约只有16%左右;而属于经营性、内部管理造成的，则占到80%以上。
对客户的信息管理是信用风险管理的关键。当前，国内企业缺乏客户资信资料管理技术，还不具备自主建设客户信用信息数据库的能力，对往来的客户无法及时记录各种交易信息以及形成的内部评价，更没有条件对客户的经营状况及财务状况等进行时时跟踪及风险预警。另外，企业信用管理的核心是对客户进行信用分析和信用等级评定，通过对客户所有相关财务及非财务信息进行整理、分析，得出客户的偿债能力评估。这项工作需要运用专门的信用分析模型来完成，但目前我国的企业中能将信用风险模型引入企业信用管理的非常少见。3.信用风险管理人才匮乏
信用管理是一门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管理知识，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对信用管理人员，尤其是信用管理部门经理的要求非常高。信用管理人员要掌握信息、财务、管理、法律、统计、营销、公关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同时实践能力和工作经历也必须出色，才能胜任信用管理工作。但当前，国内很多企业对信用管理工作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信用管理就是收收账”的层面上，所以，企业内部信用管理工作并未受到重视，只是交给一些不具备专业知识的业务人员去操作，缺乏科学、严格的标准。
另外，造成我国商品市场上信用缺失的原因还有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和事实上存在的市场分割。
（二）制度原因
商品市场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如果没有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中契约化交易相适应的信用制度，那么商品市场中容易出现信用缺失问题。我国的经济形式，在改革开放以前是采邑经济，改革开放以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
社会信用的维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比在采邑经济条件下重要得多。因为在自给自足的采邑经济下，交易的重要性还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即使社会信用体系遭到破坏，交易无法顺畅进行，经济也不会受到致命性影响；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工的细化和专业化生产已经达到了很深程度，以至于任何一个微观个体都无法在不与其他个体交易的情况下继续维持其生产经营。而社会信用的维持显然是交易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我们无法想象在缺乏社会信用，交易没有任何保障的条件下还会有众多的交易者愿意进行交易。于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维持就成为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前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与契约化交易相适应，信用的维持也主要体现在对契约的遵守和履行上。与采邑经济下的情况不同的是，信用的维持主要不是通过对违约者进行舆论的谴责以及由此造成的实际社会活动的全面隔离来实现，而是诉诸法律及相应的市场规范，而我国恰恰并没有建立起维持信用的制度体系以及相应的市场规范。
三、政策建议
我国商品市场中的信用缺失问题表现复杂，而且原因也是多方面的，单从某个方面着手很难解决问题，应该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中国企业信用制度。企业的信用等级涉及：（1）静态指标，反映企业当前实力，如企业规模、企业资产质量、企业产品质量、企业财务状况；（2）动态指标，反映企业发展能力，如企业技术水平、管理水平、经营能力、员工素质、所在行业前景等；（3）履行承诺的意愿；（4）社会对企业信用的认可程度，等等。相对于个人信用，企业信用具有非人格化、积累性和稳定性等特点。企业是具有独立权力能力和行为能力的法人实体，其信用虽然与员工行为有关，但作为一个整体，其信用主要通过企业整体形象为社会所感知，而不与具体的个人相联系，即具有非人格化的特点。企业信用被社会认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社会成员与企业在一个长期、反复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对企业的共识，建立信任关系。按照现代企业理论，经营者与其也是一种雇佣关系，企业可以通过更换经营者来改变由于个人失信给企业带来的影响，因而企业信用对个人的依赖较小，有较强的稳定性。
企业信用制度涉及：（1）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相关的法律、规章的建立和执行，包括信用信息采集、使用的法律规范和违规行为的惩罚机制的建立和完善；（2）征信（信用调查）资料的开放和征信企业合法地市场化运作；（3）政府或民间机构对信用交易和征信企业的管理，等等。中国企业信用制度组成框架包括：征信条例、征信企业管理条例、企业征信管理办法、企业信用评估办法、企业信用数据管理条例、企业信用查询条例、信用中介机构条例、企业债务催收办法、信用结账条例、信用监管条例和信用争议解决条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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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亦春，等.中国社会信用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5
以苏州市为例，截至2010年末，其辖内与征信业务有关的公司、单位共有6家，其基本概况为：
征信机构名称与主营业务相一致。江苏天诚XX资信有限公司（原苏州市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曾是江苏省政府特许经营的两家征信机构之一，是苏州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地方政府要求建立的集信用信息登记、调查、评分于一体的企业。该机构名称与主营业务相一致，但由于经营不善，2007年下半年起就已长期停业，公司目前已无在职人员，原办公场所也已转租他人；吴江XX投资咨询有限公司是一个仅注册了营业执照、代码证的空壳公司，企业的基本账户早已注销，联系电话无人接听。
征信机构名称与主营业务不相一致。苏州市××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苏州市××信用管理有限公司、苏州市汇融××服务有限公司，除公司名称和在工商局登记的经营范围与征信有关外，实际主营业务应归类为商务咨询及服务公司。前两家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贷款卡的代办或代年审服务，后一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商账催收。
关联企业与征信业务有关。苏州市德容XX信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公司注册资金350万元，实际控制人为苏州市工业园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近年来苏州市工业园区已建成较为先进的交互式企业信息数据仓库（主要信息来源为区内工商、税务、质监等部门的企业基本信息和部分企业自主申报的经营信息，但不含银行信贷信息、水电煤等公共事业单位收费信息）。为发挥数据的优势，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利的行政服务，加大对企业的扶持力度，苏州市工业园区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组建了苏州市德容XX信用技术管理有限公司，一方面是为了在开展相关工作中进行更专业的技术分析，另一方面可能也是为了解决人、财、物等相关问题。该公司既不对外营业，也不追求盈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征信机构。
上述调查结果表明，苏州市地方征信业目前所知的单位中没有1家能对外提供征信服务，发展情况并不理想。
目前内资的地方性社会征信机构由于受到政策因素、地域限制、注册资本、技术力量、人才储备等问题的制约，一方面不可能建成类似于人民银行征信中心这样具有公信力的征信数据库，无法吸引银行机构、跨国公司等征信数据主要使用者的目光，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主管部门的统一管理和培育，地方性征信机构的经营定位不清，缺乏有特色的征信产品，对于广大的内资中小企业和社会公众也缺乏吸引力。地方征信事业被很多民间投资者认为是看起来很美，但无法获利的概念行业，这是造成目前人民银行征信工作快速推进，征信中心飞速发展，但地方征信机构不断萎缩的怪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
加之，征信管理条例迟迟未能出台，主管部门不明确，行业缺乏有效的引导和支持，导致地方征信机构发展举步维艰。
另外，由于地缘关系和苏州经济发展情况，一些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的知名跨国征信机构一直都在苏州开展业务。外资征信机构由于拥有较高知名度、庞大的数据资源、先进的评分技术和高学历人才等竞争优势，轻易就抢走了部分高端客户资源。
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6
现行《中药品种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是1992年10月国务院第106号令的,主要是针对当时中药品种管理混乱状况而制定的。《条例》实施后,截至2004年底,已有2224个品种获得了国家中药品种保护,涉及品种1215个(其中独家品种817个),涉及企业1030个；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先后了29批中止生产批准文号的通告,共中止1645个中药同品种生产批准文号的效力[1]。《条例》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药品种的低水平重复问题,改善了企业间的无序竞争,保护了品种开发主体的知识产权利益,促进了中药生产企业的科技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药产业的现代化、集约化和规模化。
随着2001年《药品管理法》的实施和中国加入wto等内外环境的较大变化,《条例》逐步暴露出许多问题和矛盾,包括中药生产企业、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专家在内的业内人士呼吁早日修订《条例》。2006年废除中医中药的讨论,又使中药产业和中药知识产权保护面临新的危机。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经启动《条例》的修订工作,并于2006年7月10日公布了《中药品种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2],征求各界意见。笔者拟从《条例》的修订入手,探讨中成药品种保护的权利属性和有效保护模式,为中药品种保护问题提供一些初步的解决思路。
1《征求意见稿》述评
《征求意见稿》共5章26条。与现行《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最大的变化是提出了鼓励研究和创制中药新药的宗旨,取消了中药保护品种等级的划分,明确了行政许可程序和行为规范。但《征求意见稿》最大的不足,是对中药品种保护制度的基础和核心——保护问题,规定过于简略。通观整个《征求意见稿》,有关保护问题的实质性条款只有6条,分别是第2、4、8、9、16、17条。
1.1保护对象
根据《征求意见稿》第2、4条,中药品种是指由一个处方制成的某一剂型的中成药品种。申请中药品种保护应当同时具备的条件为：①中国境内生产的品种；②独家生产的品种；③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的品种；④与同类品种相比临床疗效显著的品种；⑤在生产、销售该品种过程中未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有关规定被行政处罚；⑥未曾因质量抽查检验不合格而列入药品质量公告。
《征求意见稿》与原《条例》相比有3点明显变化：①突出了中成药品种保护,缩小了受保护的中药品种范围,将保护对象仅仅限制在“中国境内”、“独家生产”的“中成药品种”上,排除了原《条例》的“天然药物的提取物及其制剂”和“中药人工制成品”；②取消了原《条例》中药保护品种等级的划分；③明确了保护条件,从独家生产、安全性、有效性、生产流通的合法性、质量可控性等角度作出了要求。
《征求意见稿》取消等级划分,将中药品种保护对象限定在中成药品种上是比较适当的。根据《征求意见稿》的定义,中成药品种的区别似乎在于不同处方的不同剂型,但保护对象是否意味着限定于中成药品种中的处方组成和制剂剂型,同一处方的不同剂型是否可以分别申请保护？同一中药品种的新的加工工艺和制备技术、新的给药途径、新的功能主治,《征求意见稿》是否给予保护？
而保护条件的设置也有诸多可推敲之处：①“中国境内生产”意味着企业必须首先取得药品批准文号,是否意味着中成药在药品注册审批同时不能申请品种保护？②“独家生产”是否等同于中药的创新品种？③安全性、有效性、质量可控性在新药注册审评中已经进行系统评价,要求“未发现严重不良反应”、“与同类品种相比临床疗效显著”,是否意味着申请保护的中成药新药品种都必须重复进行药品注册审评？④公告质量抽查检验不合格不一定是药品质量可控性问题,企业生产该品种的违法行为与中成药品种应受保护之间也没有必然联系,而将经营环节的违法行为与保护挂钩对生产者似乎不大公平。
《征求意见稿》似乎承担了双重功能：一方面想通过保护中成药新品种来鼓励企业研究和创新；另一方面想通过严格限定保护条件来监督药品生产经营行为,从而提高现有中成药整体质量水平。但这样理想化设计,却将药品注册制度、药品质量检验制度、药品行政处罚制度和中药品种保护制度这4个不同功能的药品制度相混淆,弱化了品种保护的本来意义。
1.2保护期限
《征求意见稿》第8、9条规定,中药品种的保护期限为7年,自公告之日起计算。首次保护期满后可以申请延长保护期限7年。不得申请延长中药品种保护期的情形有：①在生产、销售该品种过程中因违反《药品管理法》等有关规定被行政处罚的；②该品种因质量抽查检验不合格而列入药品质量公告的；③在保护期内累计生产未达到5年的；④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⑤未按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要求进行质量标准提高或完善的；⑥未按照国务院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要求完成四期临床试验的；⑦其它不符合申请延长保护期条件的。
与原《条例》相比,《征求意见稿》因取消分级保护从而将保护期限统一为原《条例》二级保护的7年,经审批延长后可达到14年,并规定自公告之日起计算。《征求意见稿》在保护期限上最大的变化是明确了不得延长保护期的情形和提前终止保护的情形。不得申请延长中药品种保护期的情形中,①、②项进一步强化了药品监督管理的色彩；④、⑤、⑥项实质涉及的是药品注册管理的内容,严重不良反应属于药品再评价与淘汰的对象,未完成四期临床试验属于药品批准文号5年有效期满后不予再注册的内容,而药品质量标准提高或完善则赋予了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有关要求”的自由裁量权；③项则为企业施加了生产中成药受保护品种的义务。
1.3保护措施
《征求意见稿》第16条第1款规定：“在中药保护品种的保护期间,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受理和审批其它企业的同品种已有国家标准的注册申请。但中药保护品种受理公告前已受理的同品种已有国家标准的注册申请除外。”
这同2005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74、75条有关新药监测期的规定相类似。问题在于,中成药保护品种是否为新药？如果属于新药,则可能存在新药监测期与中药品种保护期的部分重叠。当某中成药新药监测期满而还处于中药品种保护期内,按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34条和《药品注册管理办法》第75条规定,其他企业可以提出已有国家标准药品的注册申请；而根据《征求意见稿》的上述规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不得受理和审批此类注册申请。此时存在法律规范的冲突问题。
上述规定只是涉及企业的药品注册申请问题,并未规定同品种申请保护问题。理论上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某受保护中药品种不属于新药,先后有甲乙两家企业通过药品注册审批程序获得药品批准文号,在先获得注册的甲企业申请了中药品种保护。在甲企业保护公告之前,在后获得注册的乙企业是否可以申请品种保护？或者按照现行《条例》,乙企业可以自公告之日起6个月内提出申请？这些问题《征求意见稿》均未规定。
对于受保护中药品种,企业拥有哪些权利？是否为独家生产？是否可以转让和允许他人生产？如何保护？采用行政处罚手段还是民事诉讼手段？其他企业未经受保护企业同意擅自仿制保护品种时,如何救济？受保护企业是否可以要求民事赔偿？仿制企业具有合法的药品批准文号时又该如何处理？可能是由于《征求意见稿》还处于起草初期,这些问题的相关规定还都是空白。
2制度定位探讨
《征求意见稿》的宗旨取消了原《条例》第1条中的“提高中药品种的质量”、“保护中药生产企业的合法权益”,提出了“鼓励研究和创制中药新药”。这说明《条例》修订的方向是淡化制度质量监督功能,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色彩,但《征求意见稿》有关保护对象、保护期限的条文,依然把质量提高作为制度的主要内容。问题是：中药品种保护应当发挥何种功能？实际上可以发挥何种功能？
《条例》出台于1986年中成药品种整顿后,我国当时对药品还未实施专利保护,对药品生产企业未实施强制性gmp认证,中成药品种质量标准混乱、整体水平偏低、无序仿制、低水平重复生产以及恶性价格竞争等问题严重。中药品种保护工作坚持“先提高,后申请”的原则,通过规范处方组成和功能主治、统一质量标准、增进质量标准技术含量,提高了一大批中药品种的药品质量。中药品种保护将品种质量标准提升与保护审评相结合,将质量考核与gmp改造相结合,控制中药生产低水平重复生产,促进中药品种产业化和企业规模化的发展。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中药品种保护同时还发挥了药品标准制定与修订、药品注册审评、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等多重职能,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的工作与现在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审评中心和药品评价中心、国家和地方药品监督机构的职责多有重叠之处。而中药品种保护出现的保护条件不明确、同品种保护过多、保护费过高、保护力度不够、缺乏侵权的民事责任依据等缺陷,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中药品种保护的知识产权色彩。因此有人认为,“从中药品种保护制度产生的背景可知,当时国家只是为了控制中药生产低水平重复这一问题创设的行政保护措施……实际是中药生产的市场准入制度,并非创设新类型知识产权制度。”[3]
市场准入问题涉及的是政府管制理论。政府管制按其目标可分为“经济性管制”和“社会性管制”两种。前者侧重于企业间、企业与消费者间纯粹的经济关系；后者则偏重于企业经济行为可能给消费者和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也有理论将政府管制划分为有可能存在市场失灵的三大领域：企业间垄断和竞争关系相关的“进入壁垒”；企业对特定社会群体造成的外部不经济的“外部性”；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因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内部不经济的“内部性”。后两类领域的政府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基本一致。药品标准制度、药品注册制度、药品质量管理规范认证制度属于社会性管制,目的在于消除药品质量的信息不对称,保证消费者用药安全。而政府确认药品知识产权的行为,是对于私权的确认,并不是对于市场失灵的干预和市场缺陷的矫正；如果具有政府管制色彩的话,应属于干预过度竞争的经济型管制,通过限制竞争、授予相关主体垄断权以保护科技创新。
中药品种保护究竟应当发挥经济性管制功能还是体现社会性管制的作用？从目前的现实出发,一方面,中成药品种质量控制标准的确需要改进和提高,现有品种亟待二次研究和开发；另一方面,中药的特殊性和中药专利保护的不利局面表明,中药更需要有效的知识产权保护。因此,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只能定位于：肩负中药标准化、现代化职能,既保护发明创新,又保护传统医药知识,适合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文化特点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药品种保护制度应当是推动中国创立独具特色的中药专利制度的有效措施,是向专利制度接轨的过渡性安排,是现有专利制度的有效补充和完善。强化中药品种保护的知识产权特色,逐步淡化社会性管制功能,应当是《条例》的修订方向。不可回避的是,一定时期范围内,中药品种保护恐怕还需要继续承担提高药品质量标准的重任。
3权利保护的强化
中药品种保护制度的核心和精髓在于对中成药品种的保护,而最能体现保护效力和制度价值的法律措施,是中药保护品种权的民事权利特性和民事侵权救济。
在民事权利特性上,应当更多体现中药保护品种权的知识产权性质,突出其财产价值。借鉴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植物新品种保护权模式,应赋予中药品种保护独占性和排他性,丰富权利内容,根据情况可以包括独占实施权、转让权、实施许可权和标记权。①通过独占权排除同品种保护。不受理同中药品种保护申请,对于品种保护公告前已经获得同品种药品生产批准文号的其他企业,参考专利权限制中的“先用权”制度,赋予其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生产的权利；如果超出原有范围,可以行政处罚或者要求侵权赔偿。②明确权利的可转让性。中药品种保护是对于中药品种各类技术方案的保护,不是对于企业的保护,不应具有身份色彩。为保证受保护品种的质量,可参考新药的技术转让模式,通过严格限定受让方资格,规范转让行为,采取类似于药品补充注册申请审批的方式,允许在一定期限后转让中药保护品种,对补充保护申请进行全面审评,符合规定的发给受让方《中药保护品种证书》。可转让性一方面体现了中药品种保护的财产价值,另一方面也适应了药品生产企业财产变动的客观现实。③规定权利的法定限制情形。参考专利权制度,规定为了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现有保护品种上开发的新品种的交叉强制许可等。④引进竞争机制。在明确品种保护独占性的同时,对于其他企业在现有保护品种上进一步研发创新,并符合条件的更新品种,赋予受保护权,通过公平的市场机制优胜劣汰,限制垄断。
在民事侵权救济上,应当明确在相关条款中规定民事责任,强化中药品种保护的对世效力,避免目前因对侵权行为监督不力、处罚不明、尺度不一而造成的“光收钱不保护”的责难。对于企业来讲,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真正关心的就是中药品种的保护问题。结合现有中药品种保护模式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模式,采用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共同维护品种保护的法律效力。①行政责任。除赋予行政机关责令停止侵权的行政处理权外,对于其他未获保护的生产企业,可以设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撤销该企业药品批准文号的处罚权；而非法企业则按照《药品管理法》生产销售假药处罚。②民事责任。当事人可以要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对侵权行为进行调解,也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方式要求侵权损害赔偿,赔偿数额计算可以参考专利侵权处理方式。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现实情况,虽然在相关制度设计上需体现提高药品质量标准职能,但中药品种保护毕竟应当是一项专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药品种保护制度、药品标准制度、药品注册审评、药品检验制度、药品监督处罚制度功能的混淆,会影响《条例》和相关药事规范的实效；而中药品种保护审评委员会、国家药典委员会、药品审评中心、药品评价中心、国家和地方药品监督机构的职责的交叉,恐怕可能造成行政管理中常见的权力不清、责任不明。因此,《条例》修订时需要尽可能弱化药品监督的色彩,《征求意见稿》将中药品种保护与企业违法行为挂钩的必要性需要重新考虑。即使在专利制度中,专利权的授予也并不意味着专利产品的质量必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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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7
受协会常务理事会的委托，下面我向大家汇报协会成立三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并就近阶段物业管理行业的主要任务谈几点意见。
一、协会成立三年来所做的主要工作
2000年10月15日，是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的重要日子，这一天，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正式宣告成立。三年来，在建设部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体会员单位参与及大力支持下，协会坚持以“规范发展物业管理业”为主题，在服务政府、联系企业、引导行业规范健康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积极成果，顺利完成了各年度的工作任务。
（一）配合政府转变职能，完成主管部门委托交办的任务
1、积极参与《物业管理条例》的起草、修改、论证工作。三年中，协会根据住宅与房地产业司的部署，先后多次组织北京、深圳等城市的物业管理企业代表参加《条例》的修改、论证的专题研讨会，充分反映物业管理行业的实际情况，及时提出修改意见。
去年四季度，国务院法制办将《条例》（征求意见稿）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征求意见。协会及时组织法律咨询组、部分企业经理进行座谈讨论，积极向有关方面报送书面修改意见。协会会刊《中国物业管理》还特地出了专刊，让更多的会员单位能够有机会参与条例的讨论、修改，充分反映行业的意见和建议。《条例》正式颁布后，广大业主、物业管理企业以及社会各界对《条例》都给予了积极评价，这是与我们全行业上下积极主动参与分不开的。
2、按照住宅与房地产业司的要求，协会还承担了《物业管理企业资质管理办法》、《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标准》、《物业管理职业资格培训教材》等《条例》相关配套细则的起草、修改和论证工作。《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标准》（征求意见稿）已由杂志、网站全文刊登，向全行业、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将在作进一步修改论证后，以协会名义公布试行。
物业管理职业资格培训教材编写工作已经开始，争取年内定稿编印，为《物业管理职业资格管理办法》的出台与实施做好准备工作。
3、推进物业管理企业诚信制度建设。按照建设部的统一部署，去年下半年起，协会及时建立全国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信用档案的工作。秘书处专门设立了企业信用档案工作办公室；起草物业管理企业信用档案信息系统管理办法；研究开发物业管理企业信用信息填报软件和管理软件；分批召开全国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信用档案工作座谈会；组织全国一级资质企业信用档案信息联络员业务培训，及时完成企业信用信息基本数据的采集、核对、填报和上网公示、信息更新等具体业务工作。全国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信用信息上网公示率和及时率均为100％，受到主管部门领导的好评。
4、积极配合房地产市场的清理和整顿。根据建设部的统一安排，2002年度，协会派员参加上海市松江区“雅士居案件”的实例调查，了解了案件发生的事实真相，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案件处理的意见和建议，及时配合住宅与房地产业司起草、报送专题调查报告，得到了部、司领导的肯定。
5、组织全国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的考评验收工作。根据建设部委托，协会在2001、2002连续两年组织全国物业管理示范项目考评验收工作。每次考评均由协会副会长带队，同时得到各地物业管理主管部门的积极配合。两年中，先后组织对全国25个省申报的252个物业管理项目进行考评验收，其中221个物业管理项目经验收合格并由建设部分批公布，被授于全国物业管理示范项目称号。
6、承办全国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评审和复审业务。根据住宅与房地产业司的要求，2001年以来，协会先后组织两批全国一级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申报和评审工作。在做好资质申报资料受理汇总工作的基础上，从各地抽调专业骨干组成专家评审组，对各申报全国一级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情况进行逐一评审，并将初审结果网上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申报一级资质的两批110家物业管理企业，其中78家企业被评审合格，取得了建设部颁发的全国物业管理企业一级资质证书。今年二季度，协会秘书处又按建设部有关文件要求，完成了第一批40家一级资质物业管理企业的资质复审工作。
7、白蚁防治和房屋安全鉴定两个专业委员会积极协助政府主管部门开展技术创新和技术指导工作。白蚁专业委员会完成了《房屋白蚁预防工程施工技术规范》起草、修改和论证工作。房屋安全鉴定委员会根据建设部的部署，选派专业技术骨干参与全国危旧房安全大检查工作，得到了有关方面的较高评价。
（二）引领行业规范发展、诚心诚意为会员单位服务
1、在部、司的统一部署下，协会把在宣传、贯彻《物业管理条例》作为前阶段工作的重点，统筹安排，组织了一系列活动：通过各种新闻媒体向国内外全面介绍物业管理的发展形势，宣传《条例》出台的背景、目的、意义及主要内容；通过会议、网站等形式组织召开学习贯彻《条例》座谈会；《中国物业管理》杂志出专刊宣传《条例》，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网开设专栏专题介绍有关学习《条例》的部署、要求，介绍专家、学者、开发商、业主以及物业管理企业代表学习《条例》的心得体会；编印《学习贯彻<物业管理条例>文件汇编》、为全体会员单位代购《物业管理条例释义》、刻录《宣传贯彻〈物业管理条例〉专辑》光盘，全部免费下发各地会员单位，得到所有会员单位的一致好评。同时连续举办多期《条例》培训班，为行业学习贯彻《条例》培养骨干。各地物业管理企业也积极配合当地主管部门和地方协会，在学习宣传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产生了很好效果。全国物业管理行业正在形成学法、守法、依法治企的良好氛围。
2、针对近阶段我国物业管理发展中遇到的矛盾和问题，协会牵头发起全行业广泛开展物业管理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活动。在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协会在2001年初选列了15个研究课题，发动全行业组织调查研究和撰写论文，先后共收到论文近300篇，选调有关专家组成优秀论文评选委员会，对征集的论文进行评选，其中评出一等奖论文8篇、二等奖论文25篇、三等奖论文27篇。
为了总结、交流和推广物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成果，协会将全部论文刻录成光盘，与编印的“中国物业管理发展论坛优秀论文集”一并下发，供全行业学习参考。2001年11月中旬在杭州举办大型“中国物业管理发展论坛”，把这次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推向了高潮。参加论坛的企业代表总数达1250多人。20多位论文作者和企业代表在论坛上作了演讲。建设部刘志峰副部长在论坛上作了《认清形势、抓住机遇，努力开创物业管理规范发展的新局面》的重要讲话，给与会代表很大鼓舞。这次理论和实践研究活动对行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取得了圆满成功，也扩大了协会在全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影响。
3、为了研究、探讨当前民营物业管理企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促进我国民营物业管理企业规范有序发展，2002年9月，协会在温州市召开了“民营物业管理企业发展”专题研讨会，来自北京、广东、浙江等17个城市的40余位民营物业管理企业的负责人参加了研讨会，17位民营企业经理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对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前景进行了热烈认真的讨论，极大地增强了民营物业管理企业的创业信心。
4、组织地区流活动和跨地区专题学习考察活动。2001年，协会确定由各副会长和部分常务理事单位牵头，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和地方协会的大力支持下，精心组织了西南、华东、华北、东北、中南、西北六大地区行业交流活动，受到了各地区物业管理行业的普遍欢迎，六大地区行业交流活动参加总人数达1650人。版权所有
在广大会员单位的要求下，协会在2002和2003年连续两年有计划地组织跨地区物业管理专题考察活动。2002年组织了广东地区和昆明地区的物业管理学习考察活动，总计有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350余企业代表先后参加了考察活动。今年4月份协会又组织了成都物业管理专题学习考察活动，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企业代表150余人参加了考察活动。各地企业代表给予了积极评价，认为组织这样的学习考察活动，亲眼目睹了各地物业管理的经验和做法，开阔了视野，促进了交流，坚定了信心，增强了行业的凝聚力。
5、根据近年来全国物业管理行业诉讼案件增多而大部分企业法律咨询力量较弱的客观情况，协会在2002年上半年成立了非常设机构--协会法律咨询组，选聘并公布了第一批法律咨询组人员名单。咨询组成员目前主要分布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个直辖市和广州、深圳两个物业管理发展较快的城市，以后将根据实际需要逐步扩大覆盖面。
法律咨询组成立以后，一方面为行业法律咨询提供服务，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积极参与了《物业管理条例》的修改、论证工作，及时代表行业提出修改建议和意见。
6、白蚁防治和房屋安全鉴定两个专业委员会根据各自专业特点，积极为行业服务。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认真组织建设部72号令的贯彻实施工作，推介白蚁防治工作经验和防治技术，组织防治单位转制改企的调查研究，开展技术与信息交流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果。
房屋安全鉴定委员会面向全国房屋安全鉴定单位，积极开展房屋安全鉴定技术交流和培训，推动了全国房屋安全鉴定工作。
7、协会培训中心艰苦创业，边筹组、边开班，积极主动为行业服务。采取“定点办班”和“送教上门”等多种方式，举办了“物业管理企业经理岗位培训”、“物业管理实务操作培训”、“物业管理法律法规培训”和“物业管理条例培训”等一系列培训班，对提高企业骨干队伍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受到了行业内外的一致好评。
8、行业宣传和信息工作得到加强。协会会刊《中国物业管理》创刊以来，本着“追求品质、惟专惟精”的精神，不断充实加强编辑力量，刊物质量逐步提高，按时出版，发行量有了较大的增长，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中国物业管理协会网经过试运行后，于今年初调整到建设部住宅与房地产网并网运行，版面及栏目进行了全面更新，以全新的面貌为会员单位和全行业提供信息服务，为加快物业管理行业的信息化进程发挥了重要作用。
9、国际交流活动成果显著。三年来，为了引入国外物业管理的先进理念和科学方法，提升行业素质，促进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尽快与国际接轨，协会先后组织部分物业管理企业负责人出访日本、美国和加拿大、欧洲。每次出访都做到主题明确、组织精心，及时提交专题考察报告。协会于2002年先后接待了韩国住宅物业管理协会、英国特许屋宇经理学会暨亚太分会两次来访。促进了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行业交流，也提高了协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三）加强协会自身建设、完善协会服务功能
1、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思想和十六大精神。协会要求秘书处工作人员努力实践“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协会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当是为会员单位服务、为企业服务、为行业发展服务”的观念，不断调整工作思路，不断改进服务态度，不断提高工作效率，自觉维护新兴行业协会的良好形象，广大会员单位对此给予了充分肯定。
2、顺利完成白蚁防治专业委员会和安全鉴定委员会两个二级机构的重建工作。两个专业委员会分别召开了会员大会，健全了领导机构，通过了民政部组织的复查登记和注册登记，取得了民政部颁发的全国社团二级机构证书。
3、及时调整完善了协会培训中心、《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社的运作体制。理顺了协会与协会培训中心、杂志社的管理关系，两年来，运作情况良好。
4、协会秘书处建设得到加强。三年来，陆续调整充实了秘书处工作人员，建立健全了秘书处内部管理制度，添置了必要的办公设备，工作环境得到改善，工作效率得到提高。
5、重视会员发展和协会财务管理。三年内新发展团体会员386家，会费年收缴率都在70％以上。部财务司、驻部审计局以及地方税务部门历次财务检查和财务审计，对协会财务管理是满意的。
二、近阶段物业管理行业的主要任务
《物业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是我国物业管理行业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根据建设部通知要求，行业上下要把组织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条例》、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条例》，作为全行业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体会员单位都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与时俱进，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一）继续深入地学习、宣传《条例》，使《条例》精神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条例》确立了一系列的重要制度，并明确物业管理活动中各主体及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条例》的实施，必将为建立物业管理市场秩序，规范物业管理活动，保障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各会员单位以及全行业都要高度重视《条例》的学习宣传工作，统筹安排，精心组织，继续深入开展《条例》的学习宣传活动。要充分利用物业管理区域的各种有利条件，采用业主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宣传《条例》颁布的目的、意义及《条例》的主要内容。
所有物业管理企业，都应当充分利用《条例》颁布实施的机会，对企业员工尤其是项目经理以上的企业骨干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物业管理政策法规教育。在学习过程中紧密联系实际，依据《条例》来检查我们以往的服务行为，调整我们的思路、改进我们的工作。真正学会并运用《条例》的规定，解决当前物业管理活动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在学习、宣传过程中，对于业主、企业员工或其他有关方面提出的疑点问题，要按照国务院法制办和建设部联合编写的《物业管理条例释义》的口径做好宣传解释工作。涉及重大法律原则问题时，应当向政府主管部门反映汇报。通过学习、宣传，引导广大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员工正确理解和深刻领会《条例》的主要精神，依据《条例》规范物业管理活动中的各方行为，努力创造大家学法、懂法、守法的法制环境。
（二）正确运用《条例》，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条例》明确了物业管理企业与业主、开发建设单位以及与水、电、气、网络、通信、有线电视等相关专业部门之间的责、权、利关系，使处理“法律责任不清”等长期困扰物业管理行业的难题，终于有了分清责任、解决问题的法律依据。
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一点是，各企业都应当高度重视前期物业管理和物业服务合同。要找准以往物业管理中产生大量矛盾和纠纷的根源，规范前期物业管理行为，完善物业承接验收，切实通过把好前期服务这个环节，解决“建管”脱节和“建管”责任混淆的状况，从根本上扭转物业管理企业在前期物业服务中的被动局面。
物业服务合同是物业管理企业与服务主体之间最重要的法律文书。一旦发生矛盾和纠纷，双方都将依据合同办事，并承担合同规定的法律责任。因此，作为物业管理企业，应当高度重视合同的作用。对新承接及续接项目的合同，要严格依据《条例》制定和修改。有条件的企业可聘请法律顾问，帮助把好合同关，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并注意防范风险。版权所有
（三）建立和完善“质价相符”的收费机制，改善物业管理行业的经营状况
从现实情况来看，目前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利润率普遍较低，尤其是普通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费用普遍入不敷出，物业管理企业压力很大、企业后劲不足。这种状况对行业发展极为不利，这个问题应当引起全行业足够重视。与《条例》配套制定的《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即将出台，将明确包干制与酬金制的两种收费结算办法，物业服务收费政策环境将会有所改善。协会还将在今年公布《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等级指导标准》，这些均有利于建立“质价相符”收费机制。企业在承接物业服务项目时，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等价交换”的原则，科学测算服务成本。防止“竞相压价”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通过宏观政策环境的改善和广大物业管理企业的自身努力，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使行业的经营状况有一个明显好转。
（四）加快行业结构调整，提高企业市场竞争能力
经过20多年的艰苦创业，我国的物业管理行业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但真正市场化的物业管理企业所占的比重很小。大量的是小而全的企业。这些小企业经营规模小、管理效益差、实力不强、后劲不足，导致整个物业管理行业抗风险能力较弱。
针对以上情况，每个物业管理企业领导，应当在《条例》的贯彻和实施过程中，认真思考和研究下一步企业的发展方向及企业的市场定位，抓住有利时机，加快企业结构调整。通过改制、兼并、整合等方式，把企业做强、做大，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用几年的时间造就出一批我国物业管理行业的品牌企业。
行业结构调整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简单事情。要认真作好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走或少走弯路，尽可能降低改革的风险和代价。我们协会的理事和常务理事是行业的骨干力量，更要居高望远，继续发扬改革和创新精神，在引领行业发展上要有新思路、新方法。
（五）加强行业自律，树立行业新形象
加强行业自律，是《条例》赋予物业管理行业的一项重要任务。所有物业管理企业都要以贯彻《条例》为契机，进行一次普法教育，使广大企业员工的物业管理法制观念有明显增强，法律知识水平有明显提高，真正将物业管理引入法制化轨道。在行业自律方面，近期着重要抓好以下三项重点工作：
1、维护公平竞争，规范物业管理招投标活动。物业管理招投标是《条例》确立的规范物业管理市场秩序的一项重要制度，作为《条例》的配套细则，《前期物业管理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已由建设部颁发，《办法》对物业管理招标投标活动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和方法，全国物业管理行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各个物业管理企业承接项目都要严格按规定程序运作，坚持公平竞争，杜绝暗箱操作和业内恶性竞争等违法违规现象发生，共同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环境，促进物业管理市场的健康发展。
2、规范服务与收费，坚决纠正“多收费、少服务”等违反合同约定的行为。就各地反映的情况来看，确实存在服务态度不好、服务质量不高、服务不到位和多收费、少服务等种种问题，常常成为社会投诉的热点，严重损害了行业形象。《条例》的实施，对每个物业管理企业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关键是大家要研究如何把握好这一机遇，扎扎实实练好内功。这个内功就是服务本领，就是要千方百计提高企业的服务质量，提高企业的社会信誉，使企业有立足之地，有能力走向市场。协会将配合政府主管部门继续做好物业管理市场的清理和整顿工作，建立和完善行规行约，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对长期管理水平低、收费不规范、社会形象差，有损行业声誉的“害群之马”，要通过清理整顿、资质审查、年检等环节，将其清理出行业队伍。
3、加快企业诚信制度建设。要按照建设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管部门的统一部署，在规定的时间内，开通所有物业管理企业诚信档案信息的网上公示系统，让更多的物业管理企业接受社会公开监督，提高整个物业管理行业的社会诚信度。对所有从事物业管理业务的企业实行资质管理和对物业管理企业的管理人员实行职业资格管理，是《条例》规定的两项重要制度。对于这两项制度的建立，部里都将颁布具体的办法，全行业都要认真贯彻执行。
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8
关键词电信业“营改增”挑战机遇应对策略
一、引言
“营改增”作为我国目前实施的结构性减税政策中的主要内容，它在消除税收政策中的重复征税等不合理现象，化解制约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全面推进我国各行业的健康、持续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早在“营改增”实施之前，我国就曾经有一些专家与学者们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推断出“营改增”后可能导致服务企业税负不降反增的现象。持这样观点的专家们认为“营改增”前，由于营业税的税率为3%～5%，在“营改增”后，如果都适用17%的标准税率，那么企业的税负必将普遍提高。还有的专家认为：服务业实施“营改增”后，带来的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很多企业的进项税额少，无法进行抵扣而导致税负的不降反增。不论是哪种观点都反映出专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作为典型服务企业的电信行业在大力拉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同时，对促进就业、促进行业结构调整等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将电信业纳入到“营改增”的征收范围，不仅有利于我国国家财政收入的增加，更有利于在企业之间营造公平税负、公平竞争的环境，更有利于对资源的有效、科学配置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二、“营改增”对电信业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电子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加快，大大改变了电信行业的经营方式，促使电信服务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营改增在电信行业中的实施，不仅能够明确电信市场的分工与细化，延伸税收链条，而且能够极大的改善我国的税收环境，但是却也会对电信行业产生不良影响。
(一)营改增增加了电信企业的税收管理负担
从2014年6月1日起，将电信业纳入“营改增”试点范围，实行差异化税率，基础电信服务和增值电信服务分别适用11%和6%的税率，为境外单位提供电信业服务免征增值税。与营业税相比，增值税的管理显得更加成熟，监管也更加严格。但是，增值税的税款计算、发票管理、相关政策规定等方面显得更加复杂一些，这将为企业的税务管理增加很多成本，从而对电信业的会计处理、经营管理等方面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二)“营改增”对电信企业利润的影响
在营改增实施之前，电信行业适用的营业税属于价内税，其营业收入在价内税体系下并不扣减相应的营业税额，而是计入“营业税金及附加”作为成本费用反映。在实施营改增之后，增值税则与营业税不同，属于价外税，企业在计列营业收入时需要剔除营业额中包含的增值税，且剔除掉的增值税额不能计入其成本费用。例如，原适用11%营业税税率的业务，其收入将下降：1-(1÷1.11)=9.91%;原适用6%营业税税率的业务，其收入将下降：1-(1÷1.06)=5.66%。可见增值税价税分离的特点导致电信企业营业收入大幅度减少。而电信企业成本费用一般包括人工成本、折旧及摊销、房屋租赁费、其他结算支出等，其中可抵扣进项税的成本项目占比低，增值税专用发票取得的难易程度及充分度又影响到成本费用，造成成本费用的下降幅度远低于收入下降幅度。
(三)“营改增”对电信企业税负的影响
电信行业从业人员数量较多，国定资产投入大，其主要开支在于人工成本和固定资产投资。而根据增值税暂行条例，人员薪酬部分开支是不可抵扣的，购买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开支则与企业的发展周期有关。电信行业能够抵扣的部分只有“营改增”后新购进的机器设备，购买的维修服务、广告服务，办公物品，水费和电费等。营改增前，电信企业适用的是3%的营业税率，每月按营业收入的3%缴纳营业税。“营改增”后，电信企业分业务分别按11%和6%的增值税税率计算销项税额，而其可抵扣进项税额远远不足以弥补增加的销项税额，导致企业税负大大地增加。
(四)对电信企业业务活动的影响
企业通过采购模式采购货物时，需满足相应条件，否则将会产生一定的税务风险，如果机构的代购货物行为不完全满足相应条件，且按照业务缴纳营业税，税务机关稽查时会认定视同销售，要求其缴纳增值税。根据视同销售的规定，电信企业目前的许多促销活动都可能被视同销售。例如，开户送礼品、办宽带送礼品、存话费送手机、存话费送话费等。在营业税下促销活动作为整个收入的一部分，不会被征税，但是在增值税下被视同销售，将会作为单独的销售收入被征收税额。
三、“营改增”实施下电信行业的应对策略
随着我国电信行业逐步开展全面实施“营改增”计划，电信企业必须提前对自己的经营与管理进行规划，在改革的过程中寻求积极的方法、主动出击，努力提升企业的经营与管理水平，在不断优化本企业财务管理的同时为企业的发展获得更多的利润，带动电信行业朝着健康、持续、稳定的方向发展。为了更好地适应“营改增”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电信行业应及时调整市场经营的管理模式、合理的对固定资产投资做出安排、不断优化终端销售模式、不断优化采购业务的模式不断提高本企业的税务管理能力、为电信行业的发展改造其财务环境与系统。
(一)精细化管理实现进项税发票的取得
进项税发票很难取得的主要因素除了客观原因外，电信企业自身的主观因素也是极为明显的。例如，企业内部管理与控制不完善、财务人员的素质偏低、相关业务人员缺乏对营改增的了解等。这就要求电信企业必须从原材料的采购源头抓起，要求供应商和合作伙伴的资质尽量是增值税的一般纳税人。另外，还必须在合同中约定付款时必须提供增值税的专用发票，并加强后期对增值税进项税票的管理，避免出现超过抵扣期而无法抵扣现象的发生。加强对企业财务人员的业务培训、加强对相关业务人员的增值税相关知识的培训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努力降低电信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负
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9
（一）上海市。
1999年初，以上海市计委为主，会同上海市信息办、上海市信息中心等部门成立了一个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研究小组。1999年7月，经人民银行总行批准、上海市政府核准，在市计委、市信息办、市信息中心和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支持、参与下，上海市成立了上海资信有限公司，开展个人信用联合征信业务。
上海资信有限公司采取渐进方式推进业务的开展。最初以消费信贷为起点，为银行开展个人消费信贷提供同业征信和内部服务。到2001年5月，与移动通信，联通，水、电、煤气等公用事业单位，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先后确定了合作关系，从同业征信走向联合征信。同年6月，开展面向公众的资信服务，向个人开通报告查询服务，从行业服务走向社会服务。2001年11月，上海市企业联合征信系统建设启动。该系统于2002年3月28日正式建成开通，标志着国内第一个较为全面的包括个人征信和企业征信的区域内社会征信体系框架在上海已基本成型。目前，上海资信有限公司正在探索介入租赁业（如个人租赁汽车）、百货业和拍卖等行业，并尝试电子商务和个人提供自己的信用基础资料供社会查询等新业务。
（二）北京市。
北京市计委于2000年8月底开始研究建立北京市信用体系。北京市政府指定北京的信用体系建设由政府研究室为主，计委、法制办等参加研究，并先后指定市工商局、市经贸委牵头组织，从实施企业征信起步。
目前北京市企业征信体系建设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2002年7月成立的北京信用管理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000万元，其中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占60％，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占25％，北京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占10％，北京中关村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占5％。目前该公司正尝试开展企业征信工作。（2）2001年12月，中关村科技园区开始进行企业信用制度试点，成立了企业信用信息服务中心，主要功能是整合政府各部门掌握的信用信息资源，向社会公布信用信息，向指定信用服务中介机构提供信用信息。被指定的4家中介机构分别是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联合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北京新华信商业信用咨询公司、华夏国际企业信用咨询有限公司。（3）北京市工商局2002年建立了“北京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开展重合同守信用、著名商标等企业良好信息和查询；同时建立披露负面信息的“警示信息系统”。此外，北京还活跃着一些自发成立的民营的信用服务中介机构，如北京金诚信国际管理有限公司等。
从总体上看，北京市各类信用中介机构较多，业务活动踊跃，但缺乏政府部门统一协调指导，在深度和广度上都不如上海。
（三）浙江省。
浙江省的信用体系建设起点较高，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明确提出“必须把建设‘信用浙江’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改善发展环境的重点来抓”，将“信用浙江”摆在建设“信用浙江、绿色浙江、数字浙江”的首位。
2002年初成立了“浙江省建设‘信用浙江’工作领导小组”，常务副省长任组长，两位副省长任副组长，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计委。同时构筑政府、企业、个人三大信用主体，其中政府信用是表率，企业信用是重点，个人信用是基础，工作切入点和突破口是企业信用建设。2002年2月，省政府专题会议提出建设“浙江省企业信用查询系统”，作为“信用浙江”的先导性、基础性工程。企业信用查询中心在省经济信息中心内挂牌设立。查询中心实行理事会制，计委一位副主任任理事长，各提供信息的部门负责人任理事，由计委、国税局、地税局、工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等作为第一期理事部门；后又增加了省高级法院、劳动社保厅、物价局、环保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杭州海关、宁波海关为第二期理事单位；11个省辖市政府以特别理事身份加入理事会。目前，浙江省11个市中10个市已建立信用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均由常务副市长担任，涉及信用建设的各部门领导为成员，办公室大多数设在计委，个别也设在政府办公室或工商局。
由浙江省企业信用查询中心建设的“企业信用查询系统”，其地域查询已经由11个市扩展到全省每个县（市、区）；到2002年底，已拥有企业数据43.9万家，系统数据量1800万条，企业信息查询次数17.1万次。省国税局组织力量完成了国税子系统的设计开发和数据审检、录入工作。该子系统包含税务登记、重点企业纳税情况、欠税情况和税务违章等37万条数据。2002年8月份在“信用浙江”网上公示28家恶劣涉税案件，社会反响很大。2002年1~10月累计查补税款、罚款及滞纳金9.52亿元。
（四）安徽省。
安徽省计委财金处自2002年初以来围绕全省信用建设认真开展调研，努力搜集信用建设的政策动向和相关信息，先后向省政府提交过多篇加强信用建设的建议报告。2002年8月16日经省政府常务会讨论，同意计委提出的加强全省信用建设的政策建议，批准建立“安徽省社会信用建设联席会议”制度，由常务副省长任召集人，办事机构设在计委，并明确企业和个人征信工作由计委牵头。同时省计委按照省政府要求代拟了《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省信用建设的若干意见》，也已经省政府讨论同意即将统一下发。
主要内容及具体工作安排：（1）成立由省政府领导牵头，计委、人民银行、经贸、外经贸、财政、公检法司、劳动、工商、税务、海关、质监、建设等相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省信用建设领导小组。（2）进一步加强调研，借鉴上海、浙江、广东的经验，充实完善建设信用安徽的工作方案和联合征信机构的组建方案。（3）积极推进信用法制建设，拟定《安徽省联合征信管理条例》，研究制定《安徽省企业信用管理条例》、《安徽省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政策、规章。2003年上半年提出初步文件，年内完成。（4）召开省信用建设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汇报建设“信用安徽”工作方案、联合征信机构组建方案及信用建设试点工作。（5）召开建设“信用安徽”全省动员会，对建设“信用安徽”工作全面部署和发动，提交《安徽省联合征信管理条例》进行讨论。（6）组织信用知识培训，邀请有关专家进行专题讲座。（7）全面实施建设“信用安徽”的各项具体工作，启动信用试点工作，在有条件的市开展信用建设试点，建立联合征信机构。（8）逐步建立全省联合征信体系，建成信用信息数据库、数据交换中心和全省统一的社会征信网络平台。
（五）武汉市。
1998年以来，武汉市计委与政府其他部门、金融机构及信用管理公司就武汉地区社会信用问题以及社会征信体系的建立作了多方调研和前期准备工作。1998年2月，湖北省首家专业信用管理机构——武汉信用风险管理公司正式成立，挂靠市计委接受指导。该公司从信用风险管理角度，开发信用产品，为消费者提供信用消费和个人金融服务，为金融机构提供资信调查、信用评估、信用担保、商账管理等信用管理服务。经过5年的发展，目前已经为5万余名消费者提供了各式各样的信用消费服务，累计形成的信用消费商品交易规模已逾3亿元。截552002年年底，通过“武汉信用”管理的累计3亿元应收账款中，逾期额仅为24万元，逾期率仅为0.8‰。该公司与武汉地区7家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了大额耐用消费品、汽车、住房、信用卡四大类个人零售业务品种，大大缩短了消费信贷办理周期，提高了消费信贷服务质量和风险控制水平，架起了融资和消费、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之间的桥梁。该公司创造了由信用管理企业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发个人业务产品，发展消费信贷的有效模式。
在武汉信用风险管理公司实践基础上，2001年6月，武汉市政府研究室、市计委、人民银行武汉分行营管部等有关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广泛的调研，并重点对上海市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的情况进行了研究，召开了专家咨询会，为武汉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创造技术条件和理论基础。经市计委协调，市公安局、房地局、工商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地税局、市房改委资金管理中心以书面形式确认，愿意提供信息，参与武汉地区的社会征信体系建设。目前准备以武汉信用风险管理公司累积的5万多人的信用数据库为基础，扩建武汉市个人征信的平台。
二、当前国家有关部门信用体系建设的进展情况
近年来，社会各界日益认识到信用缺失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也高度强调社会信用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各有关部门正在积极推动此项工作。
人民银行在全国334个地级市建立全国企业信贷信用登记系统和相应的数据中心，199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联网，至2002年底归入400万个借款人的资信信息，金融机构查询用户6万个，月平均查询30多万次，现已覆盖了所有借款人及境内所有金融机构。从数据内容上看，该系统只收录了企业的金融信用信息，与社会信用信息相距较远。至于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方面，人民银行仍在做论证工作。
2001年4月原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总局等十部委联合下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尝试建立企业信用记录与公布制度。随后，经贸委在上海、北京、甘肃和江苏镇江启动了以企业征信为主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试点。北京、江苏等地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则以工商行政管理信息为基础数据，对企业“重合同、守信用”的良好行为以及失信行为给予公示，但系统本身不对企业信用进行评价。
建设部2002年9月26日宣布全面开通房地产信用档案系统。该档案是覆盖房地产行业所有企业、中介和执（从）业人员的信用信息管理系统。凡是从事房地产经济活动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物业管理企业、中介服务机构及执（从）业人员，不论所在地域、资质等级、登记注册类型、规模大小，都属于该档案监督的对象。凡是可以判断信用状况的信息资料，包括基本情况、业绩及良好行为记录、不良行为记录、公众投诉及处理情况等，都是信用档案记录的内容。这是一个融企业征信和个人征信为一体的行业征信系统。
农业部正在组织指导全国乡镇企业信用建设工作，制定了《全国诚信守法乡镇企业认定办法》，推动实施乡镇企业“诚信工程”，要求“大中型乡镇企业在3年内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全面建立‘3+1’科学信用管理模式（即建立健全企业信用管理机构、客户资信管理制度、内部授信制度和应收账款管理制度），一般乡镇企业在5-8年内基本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制度，东部发达地区的乡镇企业尤其是外向型乡镇企业要在5年内率先建立健全信用管理制度和企业信用管理体制”。
此外，国家税务总局正在建设纳税人信誉等级信息系统，国家工商总局正在建设工商登记数据库和工商年检数据库，最高人民法院正在整理建立判决文书基础数据库，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公安部、国家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局、海关总署、原外经贸部等部门在执法或行政管理过程中都形成并保留了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信息，均已不同程度实现计算机网络化运作。
三、当前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法规建设进程迟缓，目前的草案尚不成熟。
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运营全过程都需要法律、法规支撑。到目前为止，只有上海、深圳出台过关于个人征信方面的地方法规，国家层面尚没有统一的有关社会征信体系方面的政策、法律、法规，这使得构建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薄弱。大量可以开放的信息封闭在行业主管部门手中，部门之间因缺乏法规约束而难以协调。
当前制约联合征信开展的瓶颈问题是缺乏强制公开信息、有限制披露信息和保护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法规，而不是限制中介机构（特别是一些市场自发成立的从事信息增值服务的机构）发展的问题。根据其他国家的立法经验，如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平等信用机会法》和欧盟的《数据保护纲领》等是所在国家信用立法的核心。而目前人民银行起草、正在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征信管理条例》（简称《条例》），主要是对征信机构的市场准入和业务范围进行严格界定，体现了征信市场监管者立场，而对于信用信息占有者只有提供、披露义务的原则性规定，缺乏强制力。《条例》也缺乏信用信息开放范围、采集方式、信息处理和传播限制的界定，在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此外，一些现行相关法规也亟待修改和补充完善。
（二）关于全国征信体系模式的选择问题。
首先，在全国征信体系构建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征信体系建设应当自上而下开展，除上海之外不再搞其他试点，主要依托银行信贷登记系统，建立全国数据中心；但地方同志和许多专家认为，全国统一建设起步慢、立法时间长、数据更新效率低、协调管理有难度，应当在条件好的中心城市扩大试点，然后横向联合、互联互通、上下结合。其次，在基础数据采集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信用数据库并立，由一个机构管理运营；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与个人征信差别很大，应仿效发达国家分立模式。再次，在征信体系的基础数据库平台建设方面，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政府出资作为信息基础设施来建设；另一种观点认为完全可以市场化商业运作。上述观点都还有待组织专家科学论证。
近年来各地政府积极推动征信体系建设，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开展了本地区征信试点或法规起草、征信机构筹建等实质性工作，对宣传引导企业和公民诚信观念、整治市场秩序、树立本地区诚信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实践表明并未出现财政资金流失、重复建设和重大违法违规的不良后果。由于一些特定原因，目前许多地方政府的联合征信建设组织指导工作陷于停滞，近一年来一直处于观望状态，地方积极性受到抑制。地方同志认为扩大试点本身并无风险，数据接口从技术上讲也没有障碍，应当保护地方积极性，适当扩大试点，继续摸索经验。
（三）关于征信机构的组建模式问题。
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应当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和个人自愿的原则。上海试点表明，由政府指导推动联合征信、第三方中介按市场规律运行的模式比较成功。社会中介机构有能力开展联合征信。例如上海建成的企业联合征信数据库系统，是目前上海地区规模最大、信息采集跨度最全面的综合性企业征信系统。现阶段的征信合作单位，包括上海市工商局、上海市技监局、上海市统计局、上海市国资办、上海海关、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等，系统覆盖了上海全市所有拥有经营记录的企业，200）2年开通时入库单位数量达48万余家，超过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企业信贷登记咨询系统”的3万户库存量。
四、关于加快我国社会信用制度建设的政策建议
当前我国正处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受发展阶段所限，市场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环境都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不能单纯依靠市场力量来推动征信体系的建设，政府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发展的重要部门，在建立诚信体制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政府应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统一管理，在发展初期通过制定政策协调有关部门开放数据，组织建立基础数据库和检索平台，争取在较短的时期内以较低的成本初步建立起有效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在2003年3月举办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与发展”高级研讨班上，与会代表通过围绕信用管理法制基础、信用体系管理模式和运营模式、信用体系发展规划等问题深入交流和研讨，提出了以下具体设想和政策建议：
（一）尽快明确信用管理总体协调部门。
从国际经验来看，建立、发展和规范国家信用体系是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必要的法律保障和科学的行业标准，需要数据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需要有独立、公正、客观的第三方征信机构，还需要有完善的教育、科研和推广体系，这些都急需国务院确定有综合协调能力的部委牵头，各相关部门参加，对我国信用体系建设加紧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和协调，以避免条块分割、地区保护等体制性因素带来的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等问题。当前，包括企业和个人征信制度建设在内的社会信用体系建立、监管，应由政府推动，明确一个部门依法或授权协调好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民间机构之间的关系。在信用体系发展的初始阶段，政府的作用在于推动和规范，后期的作用在于监督与服务；待条件成熟、法律环境具备后，可以考虑由行业协会发挥自律作用。
（二）加快法规建设步伐。
建设征信体系应该有法可依。由于我国征信业发展历史不长，地区间、城乡间发展不平衡，许多相关的现行政策法规尚需要修改，因此制定专门法的时机还不成熟。建议将人民银行代国务院起草的《征信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尽快公开征求社会各界意见，争取早日以行政法规的形式颁布。该法规应规范的重点：（1）强制有关行政机关和社会部门以商业化或义务的形式向信用中介机构开放；（2）规范信用资料的公开、合法、正当的收集与使用；（3）加强信用行业管理，监督中介机构，制裁各种违规行为。
（三）正确选择征信体系发展模式。
根据国际经验，建立社会征信体系应该遵循市场公平、公正和自愿的原则。建议在信用信息征集环节建立基础数据库，可考虑由社会公益性机构垄断运营；在信用信息评估等信用增值服务领域，目前可鼓励成立完全市场化的中介服务机构，实现有限度竞争，避免形成新的行业垄断。
当前建立完全由国家一级包办、上下一体的征信体系极不现实，特别是在个人征信领域难度更大。例如，美国目前的三大公司在信用建设初期都是地方性征信公司，直至现在，进行消费者信用评级的公司也只能建立区域性的个人信用数据库。当前我国许多公共管理职能都在基层，大量公共信息都存在于基层政府，特别是数量大、更新快的个人信用信息，所以不依靠地方政府不行，不发挥地方积极性不行。
针对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城乡差异大、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建议宜对法人和个人均实施信用记录属地管理，按省、市、自治区分立数据库，再行连接，实现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总的思路应当是按照“先中心城市、后边远农村，先发达地区、后落后地区，先地方、后全国”的步骤实施，加快建立起统一的社会征信体系。中央部门应当在推动立法方面多做工作，打破信息封锁，促进区域性、行业性的征信系统全国化、网络化，资源共享；近期应着手统一规划，并考虑在基础好的省市扩大试点。鼓励地方打破封闭，形成区域联合，按法律规范和市场需求逐渐统一技术标准和工作规范，最终达到全国征信体系统一。
地方同志普遍认为，对于地方政府根据实际需要启动的本地信用体系建设，中央各有关部门应该给予肯定，并应该适当地给予政策、资源和技术方面支持。但是，一个地方是否有条件提前全面地建立区域性的社会信用体系，还取决于它们自身的情况，基本条件是市场的实际需要。地方信用体系是国家信用体系的一部分，它在取得建设经验、减少中央财政负担、加快大体系建设速度等许多方面都会对国家体系建设作出贡献。同时，地方信用体系建设应该注意与国家系统建设的衔接，避免不必要的失误和浪费。
（四）切实鼓励中介机构发展。
信用调查公司、信用征集公司、信用评级公司、信用担保公司、信用咨询公司等信用服务中介机构是信用市场的主体。由于我国信用制度建设起步较晚，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也相应处于初始阶段，存在着信用中介机构运作不够规范、信用评估缺乏统一标准、信用中介机构的运作空间有限、定位不准确等问题。中介机构能否健康发展是我国能否尽快培育起信用市场的关键。当前条件决定我们既不能重复发达国家长期市场竞争的历程，也不能单纯依靠财政资金或国有资本建立像邓百氏、全联那样超大规模的信用服务企业。建议一方面采取政府引导、社会多元化投资、市场化运作的方式积极培育中介机构，以设置市场准入条件来控制发展速度；另一方面以国民待遇引进国外资本、人才和先进的经营理念，促进竞争，提高行业服务水平。
（五）加快引导和培育市场对信用产品的需求。
企业征信业管理条例篇10
一、关于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问题的研究内容
笔者认为，关于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问题，应包括三个方面内容：一是企业所得税征管体制划分问题，即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分别实行不同的征管体制问题；二是企业所得税征管权限和征管范围划分问题，即，国、地税分别征收不同企业的企业所得税问题；三是企业所得税收收入分配划分问题，即中央和地方政府分享企业所得税税收收入问题。要研究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问题，应从上述三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问题，就是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税权（税收征管权）与财权（收入分配权）划分问题。为明确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划分权限，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对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权限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兼顾中央与地方的共同利益，大部分国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划分权限都是中央大于地方，但为保证地方权力和经济发展，都在不断增加地方政府的权限。我国的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划分也走过了一个不断改革，循序渐进过程，但仍有一些问题需解决，国外的许多经验值得借鉴。
二、国外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借鉴
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问题是国家税权划分问题，而税权划分与国家政体相适应。西方发达国家尽管在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上不尽相同，但确有一些值得借鉴的规律和基本特点。
（一）根据国情的不同，确定不同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体制，并且以国家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由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情况也不尽相同，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以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联邦制国家，其特点是企业所得税不是共享税，其征管划分以国家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联邦、州、市县税务局分别征收不同企业的企业所得税，所得税收入分属联邦、州、县市政府，使三级政府都有稳定的所得税收入来源，内外资企业实行统一的联邦税制，统一税率和税负，内外资企业平等竞争。第二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单一制国家，其特点是，企业所得税为共享税，其征管划分以中央税法统一固定下来，赋予地方一定的权限（如地方政府可自行决定具体的税率等），以保证中央财政收入和地方财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二）地方企业所得税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主体税种，拥有一定规模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
国外大多数国家都把地方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主体税种，如美国地方企业所得税全部由州和县市征收，收入分属各自的州、县市政府的收入，地方有稳定的收入来源；日本也把地方企业所得税作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以保证地方财力和地方经济发展。
（三）重视企业所得税收入的再次分配作用。
国外许多国家为鼓励地方经济发展，都重视企业所得税的再次分配作用，建立了比较规范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以弥补地方税收收入的不足，平衡地方财政收支。如日本近年来，为鼓励地方经济发展，充分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实际支配的收入由过去的60%降为30%左右，而地方实际支配的收入则由30%提高到60%，美国的税收返还率在25%左右，法国在35%左右。
从以上两种不同政体国家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来看，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
无论是联邦制国家还是单一制国家，企业所得税的征管划分都以国家税法固定下来，实行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和收入分配体制，同时为鼓励地方经济发展，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在保证中央政府收入稳定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向地方政府倾斜。
三、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主要存在的问题是体制性问题，体制不明确、不健全，就不可能有一个合理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体制与收入分配模式。
1、国家税法没有明确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模式。在我国，仅有的税收法律仅有三部，即税收程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单税种法律《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其他都是国务院以《暂行条例》的形式颁布实施，内资企业所得税也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实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所得税征管和收入分享的权威性、固定性。
2、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体制存在弊端。涉外企业适用的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外资企业给予相当大的优惠条件，内资企业适应内资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适应税税率是33%的名义程序，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内外资企业的不公平竞争。据权威资料统计，近几年来，内资企业实际税负21%，外资企业实际税负11%。在内外资企业适用不同的企业所得税法的条件下，内资企业的实际税负水平较之外资企业高出10个百分点以上，而内资企业大多先天不足，加上人为施加的歧视性的税负，事实上产生了抑制内资企业发展的效应。尤其对地方政府主要收入税源的中小企业产生的负面影响更大。内外资企业税制不同、税收优惠不同、税负不同，不利于创造一个公平税负、平等竞争的投资环境，不利于我国与国际税制接轨。
3、现行的企业所得税征管权限和征管范围划分体制不利企业所得税征管。19*年分税制改革前，我国企业所得税由一个税务局征收，19*年?20*年，中直企业，金融保险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及外国企业所得税由国税局征管，其他企业的所得税归地税征管，从20*年起，新登记的企业的所得税交由国税局征管，这样就出现了所得税由国、地税同时征管的局面，加之〔20*〕8号文件对新登记户的划分范围表述的不全面、不具体、不明确，由此引发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对所得税管理，把同一税种纳税人分割开来，分征分管，背离了税收中立原则，导致政策执行不一致，造成税负上的不公平。二是国地税之间对〔20*〕8号文件理解程度不一致，管理上信息不畅通，没有衔接机制，一些纳税人利用两个局共同管理所得税的现实，采取“邮箱公司”、“金蝉脱壳”等方式，多次反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造成企业所得税流失。三是导致地税主体税种企业所得税逐渐萎缩，影响了地方收入，削弱了地方税地位，不利于规范和完善分税制和公共财政体制的建立，更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据统计，20*年，白山市地税系统企业所得税管户2581户，到20*年下降到2125户，减少456户；20*年国税系统管户为250户，到20*年增加到593户，增加343户。
4、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体制划分不完善，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19*年以前，企业所得税全部归中央财政，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向地方划转资金，19*?20*年，实行分税制改革后，国税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全部归中央财政，地税局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60%，地方40%分成办法；20*?20*年，地方征收的企业所得税收入实行中央60%，省20%，地方20%的分成比例，20*年至现在，实行中央60%，省16%，地方24%的分成比例，这种极不固定的所得税收入分成办法极大地削弱了地方财力，导致近几年来地方各级财政一级比一级困难，不利于调动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
四、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的建议
借鉴国际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关于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问题，建议如下：
1、要把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问题上升为法律，将企业所得税税权划分问题法制化，建立全国统一的固定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法律，以体现其权威性、长期性、固定性。
2、改革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体制，实行内外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体制。企业所得税征管划分改革重点可放在统一内外两套企业所得税制，实行全国统一的法人所得税制。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对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实行不同的税收制度，导致了内外所得税的负担不公平，据权威人士测算，内资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为外资企业的两倍，由于内资企业负担过重阻碍了内资企业的市场开拓、产品研发和技术进步，严重影响了内资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不利于我国民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实行内外统一的企业所得税制，是加入wto的必然要求，是公平竞争、公平税负的税收收入原则的要求。借鉴美国经验（美国内外企业实行统一的所得税制，坚持国民待遇原则），利用稳定的政治局面，良好的经济发展趋势，广阔的市场潜力，丰富而廉价的劳动资源，来吸引外资，而不是以损失国家税收来拉外资。
3、统一企业所得税征管范围和权限划分。建议将企业所得税征管纳入国家税务局征收或地税部门征收，单独管理，避免税款流失。
4、建立统一的信息平台，国地税联合协作，增强服务意识。国、地税应建立统一的税收业务信息平台，使企业所得税业务通过“综合业务信息平台”协调管理，从根本上解决业务信息不畅通的问题。这是国、地税企业所得税征管强化协作的基础，也是社会各界和广大纳税人共同的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