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优劣篇1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人类现处在被物质消费品支配的时期，人类所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特征迎合了人类“自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特性，是促进生产力高效发展的根本原因[2]。基于此，使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活力能够持续不断，也使市场经济具有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潜能。“自由竞争”是指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实现最优选择及潜能的。而“优胜劣汰”则是强者能获得较多的利益，劣者得到较少的利益。二者的结合即是资源在最优化配置的前提下，每个人都竭尽全力发挥自己的潜能。市场经济是被实践证明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1]。迄今为止，在发展生产力方面人民还没有寻到比市场经济更为有效的方式。马克思曾说过“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3]。”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充分参与社会竞争。市场经济体制通过优胜劣汰的利益竞争的方式，把生存压力均衡地施加于所有社会成员身上，从而迫使人们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劳动潜能，最终推动所有个体能力的全面发展[4]。任何社会都立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更是认为发展归根结底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中的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生产力水平很低，现阶段我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对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发挥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是我们人类迄今为止最为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运用对于我国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所以在我国的经济发展中地位如果重要，是因为其承载着两大任务：其一，马克思主义原创理论认为社会主义发展只能采用计划经济，而我国却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需要成功的实践证明，更需要充分有力地逻辑论证。其二，社会主义的存在价值即取代资本主义，那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不但要借鉴利用原生态市场经济的成果，更要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只要社会主义还没有实现对资本主义在社会生产方面的超越，社会主义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经济，而发展经济就要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因为我们还没有发现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改造原生态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经济。正因为竞争，它才能够表现出高效率，才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属于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社会主义只有继承该成果，在以原生态的市场经济体制为起点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具有资源优化配置的优势也具有致使优胜劣汰了劣势。正是由于其优势，社会主义选择市场经济体制；正是由于其弊端，社会主义改造市场经济体制。无论为了赶超资本主义，还是为了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市场经济体制都是社会主义无可替代的发展方式。但是，社会主义不能落入资本主义运用市场经济体制的窠臼，需要一开始就坚持共同富裕原则，批判性的运用市场体制。换句话说，社会主义虽然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却不能简单地照搬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从确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国不但要借鉴资本主义的成功经验，也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所实行的机制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由竞争可以为每个人潜能的发挥提供最大的自由空间，而优胜劣汰则是由市场竞争和劳动者能力的差异而产生的胜败。市场经济通过利益差别来激励劳动，贫富差别的出现是必然的。这与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形成冲突，这就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同时，要自觉运用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推动市场体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原生态市场经济的改造
市场经济的优劣篇2
2.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企业一切经济活动的根本出发点)
⑴什么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衡量一切经济活动的指标)
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以最少的劳务消耗生产出最多适应市场需要的产品.
效率观念(效率高、成本低)+市场观念(适应市场)=效益观念
只要不断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能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
1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是什么
2提高劳动生产率
3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一定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成本(即劳动消耗),销路;否则，劳动生产率越高，企业亏损越严重。
⑵重要性对企业：提高市场竞争力
对国民：享受更多的商品、劳务，提高生活水平
对社会：提高减少资源浪费，提高综合国力。
⑶方法①依靠先进的技术，改造传统设备、传统产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集约型增长。
②提高企业经营者素质、经营管理水平，降低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
③面向市场，实施兼并破产，让企业参与市场竞争，接受优胜劣汰(既市场的挑战)
3.企业的兼并与破产
⑴必要性：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兼并与破产是企业参与竞争的必然结果，企业必须接受价值规律优胜劣汰的选择。
⑵作用：(即优胜劣汰的作用)
①优补劣、劣转优、优扩大(规模、成本、市场占有率)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增强企业的实力
②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③激励和鞭策其他企业进步(改进技术，加强劳动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市场占有率)。强化企业风险意识,激发企业活力。
④及时淘汰落后企业,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⑤有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4.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金p28)
①什么是企业的信誉和形象?
企业的信誉:指企业在一切经济交往中要诚实守信、反对失信和欺诈。
企业的形象:指企业的产品、服务在社会中留下的印象，以及所受到的评价和认同。
②重要性: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是企业经营成败的重要因素.
诚实守信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诚信缺失直接导致市场秩序混乱、交易萎缩、坑蒙拐骗盛行，进而导致投资不足、经济衰退。形成以德治国为支撑、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是规范市场秩序的治本之策。为此，要切实加强社会信用制度建设，大力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尤其要加快建立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制度。
③要树立企业的信誉和形象
企业的信誉和形象集中表现在产品和服务的质量上,创立名牌、实行优质服务是企业良好信誉和形象的表现,是企业开展正当竞争的主要手段.(品牌、质量、优质服务是正当竞争的手段)
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需要法律、道德的规范和引导。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经济活动参加者都必须学法、懂法、守法、用法，既保证自己的经济活动符合法律规范，也能够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每一个经济活动参加者都应该树立诚信观念，遵守市场道德，逐步在全社会形成诚信为本、操守为重的良好风尚。
在市场上开展正当竞争，反对和抵制不正当竞争，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树立企业良好的信誉和形象，促进企业的发展。中国的企业要在国际市场立于不败之地,就要树立品牌、提高产品质量,树立良好的信誉和形象。
4.企业经营者的素质
包括：思想道德素质、职业道德素质(爱岗敬业、诚实首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业务服务。
市场经济的优劣篇3
关键词:后发劣势;制度;技术;赶超战略
中图分类号:F120.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10-0010-02
收稿日期:2010-02-11
作者简介:任希卓(1985-),女,内蒙古通辽人,硕士研究生,从事区域经济理论研究。
一、后发劣势的理论概括
后发劣势的概念由美国经济学家沃森首先提出,是指后发国家模仿技术容易,模仿制度难。后发国家倾向于模仿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通过模仿技术可以获得短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致长期发展于不可能。
林毅夫教授则认为,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先发国的先进技术、学习先发国的管理经验等,来实现本国经济快速发展,这就是后发优势。笔者认为,后发劣势不仅存在于制度上,技术也存在后发劣势,此外还应包括赶超战略。
二、制度引进的后发劣势
(一)计划经济体制的后发劣势
建国之初,中国经济“一穷二白”,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科技水平也不高,又缺乏建国经验和发展经验,因此中国引进了“苏联模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有利于政府在全国范围有效调动资源,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提供了体制保障,为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后来被迫放弃了计划经济,但在推行工业化方面,计划经济是非常成功的。
相对于短期的资本与技术的显性收益,中国在长期的制度引进上付出了巨大代价。计划经济体制主要存在以下弊端:一是经济管理和决策权过度集中;二是限制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三是分配制度上的平均主义;四是长期封闭或半封闭,实行贸易保护政策和进口替代政策。建国之初,中国领导人没有充分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僵化性以及中苏两国的国情差异,计划经济体制给中国经济带来了长期低迷,人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被消磨殆尽。
中国经济后来虽然进行了一些改革,但由于路径依赖,改革也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框架内进行。1956年后,中国经济便长期处于波动状态,“”和三年“困难时期”被西方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危机”,十年“”期间,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几乎是按照领导人的个人意愿进行,造成了巨大混乱,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正是引进了不合理的制度,并在其基础上进行失败的制度创新,使得中国经济付出了巨大代价。
(二)市场经济体制的后发劣势
改革开放后短短三十年,中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济高增长,被西方称为“中国奇迹”。取得这些成就的根本原因是果断摒弃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可以获得更好的技术和改善资源配置,使中国经济实现动态增长。
但市场经济体制有其固有的弊端,即市场失灵,如分配不公、外部效应、失业、经济波动等。实践证明,中国引进市场经济体制后,收入差距逐年拉大,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愈加不平衡,医疗卫生、教育、社会保障等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制度引进的另一种劣势来自制度引进不完全。一方面,中国的改革只引进了西方的经济制度,却没有引进政治制度,即体制,这就存在市场经济制度与中国政治制度的磨合问题。虽然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市场经济体制只适合于体制,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确实存在一定的制约,如行政管理体制不合理、法制不健全等。另一方面,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改革,改革过程中就会产生一些问题,例如土地产权不清晰影响土地自由流动,金融体制不健全制约中小企业融资,公共财政体制不完善影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提供等等。
三、技术引进的后发劣势
技术进步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因素,发展中国家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在较短时间内用较低成本实现自身的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建国之初,中国通过接受苏联的援助获得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为国民经济发展奠定了一定基础;改革开放后,中国通过引进外资,加快技术变迁速度,实现了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跨越式发展。
但是技术引进的不足之处非常明显。一方面,引进的技术并非核心技术或最新技术,而是发达国家即将淘汰的技术,并且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只将其价值链中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环节转移给发展中国家,将自己集中于价值链中高技术和高附加值环节,这造成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劣势。中国虽以“制造业大国”著称,却处在加工制造这个最低端环节,利润最微薄,附加值最低,产业链里最赚钱、最关键的环节几乎都掌握在外国公司。此外,发达国家依靠技术的先发优势,迅速垄断新技术领域,使自己的技术标准成为行业标准或国际标准,强化竞争优势,因此只依靠技术引进实现技术赶超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技术创新要投入大量资金,而且风险较高,发展中国家普遍在研发领域投入较少,很多领域如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都依赖进口。过多依赖技术引进与模仿也会造成技术创新的惰性,陷入“引进―模仿―再引进―再模仿”的恶性循环。
四、赶超战略的后发劣势
(一)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后发劣势
苏联凭借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很快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新中国也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不到三十年就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并建立了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但是在实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过程中,中国长期以牺牲农业来发展工业,严重抑制了农业发展。为了支持城市工业,农产品价格严重低于工业品价格,大量资金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1952―1990年仅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业获取的资金就达8707亿元,如果税收和储蓄渠道也考虑在内,并去除国家对农业的投入,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积累资金达1万亿元。”[1]此外,政府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进城,甚至还把很多城里的知青下放到农村。长期如此就形成了至今仍然制约中国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的要素生产率、资本积累率、收入水平、消费水平等,都远远落后于城市,而且差距至今仍在扩大。
(二)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后发劣势
二战后,“亚洲四小龙”依靠出口导向型战略在短期内实现经济腾飞,“东亚模式”引起世界关注。改革开放后,中国也实施了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既拉动经济增长又弥补外汇缺口,维持了中国经济三十年的快速增长。
出口为中国经济的贡献巨大,但出口导向型赶超战略对中国经济的制约正在显现。一方面,长期依靠出口,使经济的需求结构长期不平衡,内需不足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短板。另一方面,长期依靠出口存在较大风险,给国外经济危机提供了输入机制。如果主要贸易国和外商投资国经济不景气,就会直接影响出口贸易和外商投资,影响国内经济增长。此次金融危机中,国外需求下降导致中国出口贸易受到重挫,进而拖累整个经济。另外,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逐渐上升、人民币仍有升值趋势,中国劳动力和资本的比较优势正在递减,一些跨国公司已经开始向印度、越南等劳动力更为低廉的国家转移,中国的外贸摩擦也越来越多,“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将逐渐下降,出口导向也非长久之策。
五、总结与启示
1.制度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安排不仅是重要的,对任何国家的经济绩效、资源配置、激励机制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但模仿制度不能生搬硬套,必须结合本国国情,中国曾在制度模仿上吃过亏,付出过巨大代价。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是一次伟大创举,成功之处在于结合中国国情采取渐进的转型战略。面对众多问题,今后中国还要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并界定好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把政府工作重点从直接干预经济转移到制度建设上来,更重要的是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使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匹配、相协调,给市场经济提供更完善、更健全的制度保障。
2.技术引进要与自主创新相结合。技术引进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不可能实现超越,只有自主创新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赶超。自主创新是经济保持永久发展的唯一动力,也是克服后发劣势的有效途径。一方面,中国可以采取“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的模式,引进先进技术知识的同时,加大研发投入,提高创新能力;另一方面,中国可以在基础科学和前沿科学上提高自主创新,抓住主动权。例如,传统的汽车行业中国虽然落后世界水平,但是比亚迪公司稳稳抓住新能源汽车的研发与创新,不仅创造了中国自己的品牌,而且技术领先于世界水平。只有真正实现“中国创造”,才能真正实现赶超。
3.实施均衡的赶超战略。建国之初,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造成了中国特色的城乡二元结构,使中国经济长期畸形地发展。改革开放后,出口导向型战略又造成内外需结构严重失调,增加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发展的长期经验表明,失衡的赶超战略只能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却无法实现长期发展。因此,中国要从非均衡赶超模式向均衡赶超模式转变。过去长期受到抑制的农业部门,要加快升级步伐,提高农业部门生产率,实现劳动力按第一、二、三产业顺次转移,彻底改变畸形的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内需长期不足、外贸依存度过高的失衡结构,要逐步将需求从外需为主转为内外需平衡,依靠内外需协调拉动经济增长。
建国短短六十年,中国就作为后发国成功崛起,有太多经验需要总结,认清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中国的成就――优势与劣势并存。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个后发国家,中国的赶超之路任重而道远。中国应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后发优势,通过深化改革和发展来避免后发劣势,实现经济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王金秀,郑志冰.工业反哺农业的财政支出政策研究[J].商业时代,2007,(32).
[2]林毅夫.中国经济专题[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市场经济的优劣篇4
构建和谐社会是党中央提出的战略决策。我国进入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的调整，给我国发展进步带来巨大的活力和空间的同时，也带来诸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经济体制运营机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以及一些社会成员道德缺失等问题。这些矛盾和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不断化解和消除。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是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作为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的国家质检总局，要围绕营造有利于改革开放的环境，有利于科学发展的环境，有利于社会稳定的环境，筹划指导质检工作。
打假治劣需从源头抓起
严把产品质量关，从源头解决假冒伪劣问题，是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方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参与全球经济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转型，即由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转向现代社会的多元经济结构。无论是消除经济运行中的不健康因素，还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深层矛盾，都要求我们落实科学的发展观，并贯穿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就是用新的发展思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从根本上打破能源、资源和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我们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科学发展道路。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地区经济发展和企业发展千差万别，产品质量总体水平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要求相比还不高。
随着经济的扩张，资源不足、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越来越突出，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保持持续的增长。如果产品质量不能提高，假冒伪劣蔓延，也会造成资源浪费，损害社会和谐，使投资者的意愿和消费者的意愿得到抑制，难以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保持发展的可持续性，必将影响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和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和谐发展。假冒伪劣产品给老百姓的生命健康带来了风险，给社会稳定注入了不和谐因素。因此，对假冒伪劣产品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打击和整治，将质量、速度、效益有机统一起来，对一些地方生产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等问题，发生制假售假等问题，必须通过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尤其要加大对相关产品的执法打假和区域性问题整治的力度，以减少经济增长成本，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保名扶优促进经贸发展
打击假冒伪劣，保护名优，保护知识产权，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当中的地位和影响，是促成经济贸易发展的有力保证。
当前世界经济处在新一轮增长期，国际贸易和投资保持旺盛发展势头，经济领域日益增多的双边、多边协调，推动了世界经济的发展与稳定。新技术革命催生的产业结构调整逐步深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产业转移，推动了产业升级，同时，对保护知识产权的呼声越来越高。十一五期间，我国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加入wto过渡期结束。解决外部资源稳定供给，扩大海外市场，完善涉外经济体制和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是关系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问题。综观世界发展史，没有哪一个国家仅依靠国内市场实现多元化，当他们的多元化处于巅峰时，涉外经济所占比例都在20%以上。
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利用全球资源的可能性，我们必须在更大范围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全方位融入世界贸易体系。近几年，由于有关法律法规不健全，使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没有享有完全的平等权利，有些企业和法人大肆搞假冒侵权，一些行业侵权问题时有发生，给国内外名牌产品带来了损害，干扰了市场秩序，恶化了投资环境，损害了产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各个方面的反应越来越强烈。
没有规范的市场经济秩序，假冒伪劣侵权问题就会滋生蔓延。“十一五”规划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对质量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许多重要技术标准要自主创新。打击假冒，保护名优，就是为了保护自主创新，保护国内外知名品牌，改善投资和发展环境。
多年来，我国政府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活动高度重视，相继颁布、制定、修订了一系列法律法规，确保了外商投资企业安全，确保了国际经济贸易的健康和谐发展。我们执法监督部门，要始终把保护知识产权工作与各项打假整治工作统筹安排，统一部署，不可懈怠。要狠抓源头，努力将假冒伪劣侵权行为消灭在生产加工行为发生地。
因此，只有坚持不懈地打击假冒伪劣，保护知识产权，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才能优化我国的投资环境，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好地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促进对外交往和国际贸易的发展。
依法维权维护社会和谐
坚持打击假冒伪劣，是保护消费者和守法企业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的必然的要求。
同经济与社会需要相比，一些产品质量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制订，一些应修改的法律法规还没有修改，有法不依和执法不严现象仍然存在。随着中央不断加大立法制度，打假治劣的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步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听证制度、阳光执法制度的逐步建立，广大消费者和守法企业的合法权益逐渐有了基本保障。但从目前来看，社会上不和谐的因素很多来自消费者合法权益受损，制假售假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消费，使消费需求受到了压抑。行政执法不公正现象还时有发生，广大消费者和守法企业的利益诉求往往还不够通畅，受害者的损失得不到及时赔偿。相关部门要通过健全有关法律法规，促进依法行政，确保消费者和守法企业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维护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各方面关系，化解相关矛盾，调动积极因素，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正确把握和妥善处理各种利益关系。解决城乡之间的利益矛盾，解决“三农”问题，是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的关键。维护农民消费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近年来，一些假冒伪劣商品都往农村市场销售，假冒伪劣农资在农村市场禁而不绝，坑农害农，造成部分农村地区农业生产遭受巨大损失。在近两年的消费投诉中，对假冒伪劣农资的投诉居高不下。因此，持之以恒地组织开展农资专项打假工作，不是一般的行政执法，而是关系农民群众的切实利益，关系农村社会稳定的大事。任何时候都要牢固树立“质量兴农”思想，采取有效措施，在切实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中有所作为。要通过农资专项打假活动，严厉查处大案要案，为那些受害农民挽回经济损失，净化农村消费市场；要通过打假下乡活动，为农民普及有关产品质量法规，介绍各名优农资产品，增强农民群众的打假维权意识，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标本兼治营造诚信风尚
坚持打假，是促进建立和完善产品质量诚信体系，营造诚实守信，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途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也不可能健康发展。如果让假冒伪劣蔓延，不仅仅是影响了经济发展，也败坏了社会风气，动摇了讲诚实、守信用的优良传统。假冒伪劣的滋生蔓延，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和区域性制假贩假问题，严重危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玷污了社会道德风尚。打假治劣、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是促进建立和完善产品质量诚信体系，营造讲诚实、守信用的社会环境，弘扬中华民族诚信风尚的重要方面，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其他方式无法替代的作用。
市场经济的优劣篇5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校图书馆；馆员；职业道德
中图分类号：G25文献标识码：a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经济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如何加强高校图书馆员的职业道德修养，是广大图书馆界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高校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的双重效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给我国社会生活带来了巨大进步，为图书馆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有利条件，对图书馆员素质的提高带来了积极的影响。同时，由于市场经济本身的特点也带来了一些消极作用，对图书馆员职业道德修养提出了一些新问题，产生了一些负面效应。首先，市场经济对图书馆员人生价值观的影响。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生产者所关心的是在市场上实现自己商品的价值，即把商品变成货币。商品生产者这种求利的特点，有利于促进企业采用新技术，改善经营管理，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培养人们（包括高校图书馆员）独立自主地选择人生价值的追求，但也潜伏着拜金主义思潮蔓延的可能。图书馆员不可能游离于市场经济潮流之外，有的人正是在市场经济这种负面影响下，染上了弄虚作假，追逐个人利益的坏思想、坏作风，出现了人格的扭曲；其次，商品等价交换原则对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的影响。市场经济中的等价交换原则，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效率、效益观念，促使人们更好地提高自己的素质。但有人把等价交换原则不适当地运用到人际交往、党政工作中，助长了权钱交易腐败之风的蔓延。教育领域虽不是重灾区，但在一些高校图书馆员中也出现了按酬付劳，“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无钱不干”的单纯雇佣思想。有的人在工作中斤斤计较个人利益，有了一些本领就摆资格、索高价、亵渎了图书馆员这个神圣职业；第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特殊利益是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对图书馆员职业道德的影响。在市场上，无论是商品生产者还是商品经营者，总是自发地倾向于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个人的或小团体利益），即为了赚钱。由于个人利益的驱动，激励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市场经济的特点辐射到学校，有利于图书馆员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激励广大高校图书馆员特别是青年馆员努力提高自己的业务水平和文检教学技巧。但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特点，又可能诱使一些人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重利轻义”乃至“见利忘义”，置国家人民利益于不顾。有的商业部门，在学校门口摆摊点等，既干扰了学校的教学秩序，对教师和学生还带来消极影响。在社会上拜金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少数学校乱收费、乱推销参考书，有的教师重金钱、轻事业，敬业精神下降，把主要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增加“灰色收入”等等。这些现象不仅严重扰乱了正常的高校教学秩序，降低了高校教学质量，而且给学生的纯洁心灵带来了不利后果；第四，市场经济竞争特点对馆员职业道德的影响。在竞争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是市场经济的普遍规律之一。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在竞争中实现商品的价值，即把商品销售出去，不得不想方设法改善生产条件，改善经营状况，并在竞争中增强个人的独立自主意识。正是在市场经济竞争中，广大馆员的自主、自强、自立意识和创新精神有了一定的增强，使高校图书馆工作充满了生机。但是，有的馆员却过分强调个人本位，纪律松懈，自由散漫，在馆员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二、加强图书馆员职业道德修养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为高校图书馆事业提供了越来越坚实的物质保证，也对图书馆事业和广大图书馆员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员的职业道德修养，这是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确立开拓创新观念。图书馆员之所以要树立开拓创新的观念，这与时代的要求和图书馆学术、科研工作特点相关。一方面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接世界科技革命的挑战，就需要有大批有创新精神的勇于开拓的人才，因此培养创造型、开拓型人才，应成为重要的任务；另一方面图书馆事业是富于创造性的工作之一，图书馆工作是一门艺术，因此图书馆员不仅要勤勤恳恳、勇于奉献，而且要成为高校图书馆事业的创造者，应具有创新和开拓精神。
1、开拓创新，就要解放思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前无古人的空前伟大壮丽的事业。图书馆工作者在这样的形势下，需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墨守成规、故步自封，需要破除陈腐思想观念和作风，如鄙视科学技术、保守狭隘的人才观念、师道尊严的家长式专制作风等，要善于及时发现和正确对待高校图书馆领域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按已变化了的情况处理高校图书馆工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2、开拓创新，就要勇于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对人才的需求，有力地促进了图书馆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步伐。然而，图书馆领域原有的一些东西又与时代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必须改革，这都向高校图书馆员的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
（二）引入优胜劣汰观念。优胜劣汰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优胜劣汰，才能促进事物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在市场经济运行中，优胜劣汰，才会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社会资源才能优化配置，经济的发展才能充满活力。首先，在社会主义社会，高校图书馆员要充分认识优胜劣汰的价值，积极地对待优胜劣汰。在优胜劣汰中求上进，图发展。优胜劣汰中的“优”和“劣”，表现了事物的高和低两级。就个人素质来说，“优”表明个人在素质和能力上高水平，“劣”则表明个人素质和能力低下。因此，我们应该争优避劣，在学习、工作上创一流水平，创一流效益，在优胜劣汰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追求，体现个人价值；其二，在待人处事上，扬优避劣。要按良好的服务水平和文检教学效果去评价馆员的功过，既要打破论资排辈和“无过就是功”的旧观念，又要克服单纯以年纪轻、文化高去使用馆员的片面性，在高校图书馆员中形成实干、巧干的新风尚，在思想认识上树立起能力、业绩、积极性和创造性的素质观念；其三，树立竞争意识。竞争，就是要使自己先于别人获得成功，获得社会承认，竞争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获得高速度、高效率、高质量。教育体制的改革，必然要消除“大锅饭”、“铁饭碗”的不良现象，学校中的优胜劣汰选择将普遍推行。因此，广大图书馆员必要树立竞争意识。当然，我们既要树立竞争意识，又要发扬协作精神。这样，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竞争环境的要求，也有利于个人智慧和能力的发挥，更好地实现高校图书馆员的义务和权利的统一。
（作者单位：河北联合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1]李玲桂.市场经济与图书馆建设[J].理论与探索，2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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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优劣篇6
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实质上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物”转变为“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不是所有制问题，而是生产力问题。当公有制作为生产方式的标志地位消失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才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适应时代条件变化的新选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地位，则成为需要直面的新难题。生产资料所有制在历史发展中地位和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生产资料公有制无论对于生产力还是对于生产关系，都不如劳动者创新积极性重要。市场经济之所以被社会主义者看中，就是国其自由竞争机制对创新劳动的持续激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变了依仗公有制体现先进生产力的传统做法，改由激励劳动推动生产力发展；公有制财富通过作用于劳动力生产转而推动物质生产；公有制经济有望适应市场竞争，而其率先践行共享理念，将使自身发展壮大。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先行一步，在适当范围采取适当形式推行知识产权共享机制，人类未来将实现精神产品共享。
〔关键词〕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公有制；主体地位
〔中图分类号〕F123.9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8048-（2016）05-0108-09
近期指出：“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1〕他强调：“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2〕
社会主义改革是在计划经济失败于市场经济背景下发生的。生产力发展受挫引发关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面反思，首先是对生产力致动要素的反思。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3〕生产资料不仅代表着生产力水平，也在一定程度决定着生产关系性质。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变得至关重要。共产党人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强调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的发展程度怎样”。〔4〕按照这一认识，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构成了理想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其中：生产资料公有制表明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物质基础的掌控，而计划经济则表明避免了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浪费，是对大机器生产资料技术能力的充分利用。
计划经济落败证明社会主义没有准确把握生产力发展关键环节，至少单凭公有制及其计划经济不能形成先进生产力；中国改革以市场经济为方向，就体现了这一反思的成果。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认识公有制经济地位，则成为需要直面的新难题。
一、社会主义改革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物”移至“人”
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遵循“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针对的是生产力中劳动者要素，是通过利益差别方式激励人们劳动能力不断发掘；而计划经济遵循“统筹规划、协调发展”机制，针对的是生产力中物质要素，是通过既有物力的合理使用进行发展。
在马克思时代，脑力劳动还属于稀缺资源，还不能规模性地进入物质生产领域，即便是市场经济诉诸于劳动者，往往也只能体现在延长其劳动时间、增加其劳动强度上――资本家对雇佣劳动者这种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马克思断言，正在发生的暴力性质阶级斗争将导致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然而，由于体力劳动受到人类生理条件限制，真正能够代表生产力水平的仍然是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此时，无论商品经济还是计划经济，双方虽然在经济发展着力点上显著不同，但客观上都只能依靠生产资料技术水平支撑大局。相比之下，计划经济由于能够避免生产无政府状态造成的浪费，却能略胜商品经济一筹。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世纪之后，随着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越来越多脑力劳动者进入到直接物质生产领域，他们不断更新的科学技术，既成为市场竞争强大助力，又成为社会生产力第一推动要素。正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使市场经济获得了疯长机会；对比之下，计划经济苦守公有制底线，只能坐拥经济迟滞愁城。
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实质上使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物”转变为“人”，这使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如下变化：
首先，与马克思时代相比，生产资料作为生产方式标志在当代已不具客观意义，经济新发展体现在脑力劳动越来越广泛进入物质生产领域，智力作为生产力致动因素越来越成为发展标志。过去抓住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就等于抓住了生产力发展关键的结论过时了。计划经济以生产资料为前提考虑经济发展布局，而市场经济以劳动者为前提考虑经济发展布局；计划经济被市场经济所取代，就是因为生产力第一要素已经从“物”变为“人”。
其次，所有制与劳动者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从侧重生产条件转变为侧重消费条件，一旦劳动者消费从生存需要跨入发展需要，后者就呈现为持续增长状态――所有制变成了劳动者满足消费需要的过渡形态；对所有制考量也就越来越向有利于劳动能力发展转变：此时，消费内涵出现了升级，已经从满足体力劳动需要转变为满足脑力劳动需要。人力资源越来越成为人力资本。
搞清楚上述区别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旦明确了生产力发展重心被移至劳动者方面，那么，如何调动劳动者积极性就成为最为重大的政治选择；与之相比，劳动者采取何种所有制形式，并不是问题关键，而是怎样有利于劳动积极性发挥就采取怎样的所有制方式，政治权力不应产生任何所有制歧视。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最重要的是要清醒地看到，任何利益分配从根本上看，都决定于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问题的根本解决只能寄希望于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初次分配’的合理处置上，而不能本末倒置。”〔5〕他这里没有明说如何通过“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来“合理处置”初次分配，但人们已经知道：分配取决于生产。“初次分配”之所以应该由市场决定，就是因为市场方式能够解决资源合理配置，是有利于生产发展的；如果试图通过公有制本身影响初次分配，这种设想显然有违“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
在任何时候，主体都是根据自身需要进行劳动，所有制涉及到的是如何劳动，或者说在什么生产关系环境中劳动。首先是劳动，其次才是劳动方式；而不是说，首先是劳动方式，然后才是劳动。况且，历史事实表明，马恩当年对公有制的坚持，建立在生产资料规定了生产力水平基础之上；他们主张的生产资料公有制，针对了大机器生产的需要，也是为了消除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生产力的破坏，是为了更好地展开劳动。社会主义者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执着，存在双重目的：第一，掌控生产力发展关键；第二，掌控生产关系平等关键。前者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生产条件，后者把生产资料所有制看作消费条件。这是理解传统社会主义合理性的两个重要尺度。
在当代，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生产资料本身作为科学技术物化形态，处在频繁演变、不断提升过程中，已经很难像自然经济时期和工业化初期那样，作为一种稳定尺度，起着生产力水平标志作用；此时，推动科学技术不断进步的只能是劳动者，即拥有相关智力的脑力劳动者，换言之，社会生产力发展重心已经历史地从“物”转移到“人”――是人的脑力劳动在不断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并相应地不断更新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这样一来，传统社会主义一向认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对于生产力决定性意义就不复存在，进而以此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优势也不复存在。当然，生产资料公有制作为消费条件分配依据，依然可以在生产关系方面发挥作用；并且，消费条件既可以满足生存需要――例如国家推出的消灭贫困计划，也可以满足发展需要；后者完全可以与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教育体系联系在一起。
生产资料公有制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其作用和意义发生了变化，已经从既主导生产力又主导生产关系方面，转变为侧重于影响生产关系方面，或者说，已经从兼顾生产条件和消费条件两方面，转变为侧重消费条件方面；而对生产条件的建构和维护，只能运用市场经济方式，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不断激励劳动者劳动来解决。
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经历了数代劳动者辛苦努力形成的一笔庞大财富，既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资源，也是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资源，无论任何人出于任何借口都不能败坏亏损这笔财富。虽然公有制经济在市场机制中已经消除了“唯此为大”的神圣光环，但仍然是形成社会生产力的重要力量，更是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资源依仗。
二、社会主义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
任何社会形态都只能立足于生产力基础。而生产力致动要素的改变，是生产方式乃至社会形态改变的根本原因。传统社会主义看重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因为它承载了所需要的先进生产力水平。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时候，生产资料公有制就只能形成与第一致动要素的某种关联，才能确立其价值地位。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本质特征可以解读为“先进生产力与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这两大特征是中国改革经历了诸多困难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果，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从传统转变为现代的基本标志；其载体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改革关键是重构生产力发展的动力机制。而该问题正确提出本身就构成了理解改革的前提。显然，只有从“先进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生产关系”角度认识社会主义本质，才能把问题与生产力发展动力联系在一起。
如前所述，既然计划经济失败于市场经济，就表明社会主义没有找准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要素。这里面逻辑并不复杂：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公有制之所以被看作重要原则，同样是因为在过往理解中，生产资料能够承担先进生产力水平。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并非等同于坚持公有制，仍然需要体现在对先进生产力标准的坚持，否则就是舍本逐末。社会主义改革之所以成为必要，正是因为公有制经济在这个生死攸关环节出了问题――当生产资料失去了决定生产力作用时，人们仍然通过坚持其公有制来维护所需要的生产力。当年马恩之所以强调公有制问题，就是因为它体现了理想社会掌控先进生产力要求，变化发生在：当生产资料技术水平从静态存在转变为动态显现的时候，意味着生产力致动要素已经从“物”转变成“人”。
在当代，生产资料内含的科学技术不再呈现为“社会智力”成果，而是企业竞争仰仗的自有资源；正是后者“私有”性质使其长上了腾飞翅膀，人们通过不断推高科学技术取得越来越多财富，而财富激励转而提升科学技术发展速度。这里奥秘在于：人类对生产资料重视，本来也是对其内含智力成果的重视，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不过是生产资料中内含科学技术由稳定转为活跃、由静态转为动态而已，事情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所谓所有制，一开始就是智力成果所有制。按照这一理解，劳动与所有制的关系，就像恩格斯所讲的，是劳动内部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活劳动与死劳动即现在劳动与过去劳动之间的关系。
社会主义者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重视，过往理解包括了三条原因：一是促进生产力；二是避免了剥削；三是提供了消费条件。
首先是促进生产力方面。计划经济落败于市场经济，一定程度证明生产资料本身不能决定生产力水平，而是劳动者支出智力通过决定生产资料技术水平进而决定生产力水平；计划经济抓的是生产资料结果，市场经济抓的是劳动者原因。即便是公有制经济仍然在市场经济中继续发挥作用，由于市场本身看重劳动能力竞争，公有制经济并不因此而获得优势地位，除非是像上面所谈到的：公有制经济能够在提高劳动能力方面发挥所长，否则就很难担纲生产力发展重任。公有制本来是因着计划经济设计的，其失败证明这种设计已经过时，而公有制能否在市场经济中得心应手，需要在实践中探索求知。
其次是避免了剥削。按照马克思观点，剥削发生前提是劳动力成为商品，而劳动者失去了生产资料是劳动力商品出现的根本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所在企业是公有制还是私有制，劳动者都是凭借自身能力换取工资等收入，人力资源因此都具有某种商品含义。但断言由此发生了剥削，不仅没有区别开所有制性质的不同，而且也显得证据不足。
在这个问题上，私有制经济之所以适应市场机制，主要是劳动者利益随其劳动自然实现：私有制与主体利益联系既具本源意义，又属自然主义；所有者是具体主体，他对自身利益追求决定了对资源配置合理化选择；公有制经济也会产生主体利益追求问题，但是，较之私有制经济在劳动行为和利益归属之间的自然联系，公有制经济主体多元化和层级化则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换句话说，私有制经济的利益机制是简单的，也是直接的，而公有制经济的利益机制是复杂的，也是间接的。虽然这一问题对公有制经济而言，并非无解；但是，找到正确答案却的确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上经历探索过程。
从现状看，据戚聿东分析：“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独资企业、港澳资经营企业、外资企业5个具体形式的独资企业比较，国有企业的整体绩效最低；国有独资公司和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比较的结果是，国有独资公司整体绩效最低；国有企业、国有独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相比，国有控股公司整体绩效最好；而国有控股公司中，国有相对控股公司的整体财务绩效好于国有绝对控股公司。”“2015年，国有企业（不含国有金融类企业）总收入454704.1亿元，利润总额23027.5亿元，截至2015年底资产总额1192048.8亿元。如加上国有金融类企业工农中建四大银行，国有资产体量庞大。分类改革（国企分为公益类、商业类）、发展混合所有制后，只有公益类国企是真正的国企，商业类的‘国企’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企，而是混合所有制企业，公司治理市场化，股东平等、追求资本保值增值。”有业界人士认为，国企、混合所有制企业、民营企业三足鼎立。届时传统所谓国企的数量会非常少，混合所有制企业数量众多。〔8〕这虽然谈不上是公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结合的最终选择，但却表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深入，人们一定能够找到使公有制经济大放光彩的途径。
要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地位做出正确判断，除了观察事实之外，很重要的是做出逻辑分析。如果没有剥削之虞，公有制与私有制比较，不过是按资分配收益的归属不同；并没有事实证明，公有制一定能够创造出较私有制更强的劳动激励效果来，当然，同样也没有事实证明，公有制一定不能创造出可与私有制比肩的劳动激励效果来――公有制对市场经济的顺应，与私有制一样，都需通过相关主体利益机制体现；在这个方面，公有制所发生的劳动激励作用，与私有制一样，都需要与劳动者个人利益相联系，只要公有制经济找到了体现劳动者利益途径，完全有可能适应市场机制，使公有制经济做大做强。换句话说，单纯公有制本身不会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产生增益作用，后者只发生在对劳动激励环节，体现为按劳分配原则。当我们肯定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时候，实际上是承认了激励劳动方式的主导地位，而不是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公有制本身能够增加生产力。中国改革最伟大成果，就是把生产力发展重心从生产资料方面转变为劳动者方面。
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公有制经济属于市场主体一部分，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需要参与市场竞争，并在竞争中争取自身发展空间。所有制的市场定位体现在财富分配上。现在已经知道，市场经济客观上按生产要素分配，主要是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两种基本形式。不同所有制对于生产力意义都只能体现在按劳分配环节上，而其对于生产关系意义却只能体现在按资分配环节上。为了很好地解决国有经济激励机制问题，需要在实践基础上探索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恰当比例。公有制经济的向好首先需要区别这一比例，这同样取决于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要求。按照一般原则，企业经营主体的按劳分配应该根据企业运营状况，采取多劳多得分配原则，但是，用于员工的按劳分配应该考虑扣除公有资产保值增值的份额之后；显然，双方合理比例需要通过实践探索予以确定。其中按劳分配应该体现市场机制作用，即在同等条件下，劳动者无论在公有制企业还是私有制企业，所得都应该是大体一致的；公有制企业的按资分配对象应该是社会主体，在预留一定比例扩大再生产资金之后，应该把剩余利润交给国家支配，即用于全体人民。国家使用这一公共资源，主要用于促劣变优环节：第一步，满足弱势群体生存需要，彻底消除贫困现象；第二步，满足全体劳动者发展需要，提供平等教育条件。当然，政府所发挥促劣变优作用，虽然着眼于生产关系调整和改善，但随着弱势群体劳动能力增强，最终会推动生产力发展。
但是，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回到传统公有制经济老路上。解决这一认识的关键，就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中的发展要素重新进行诠释，找到可以为理想社会奠定基础的逻辑依据。
资本是市场经济灵魂。它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人类从自然界压力中寻求自由的客观选择。这是通过人类内部竞争所形成与自然界关系的发展模式：强者之所以能够在其中扮演主导角色――虽然强者人选并不固定――是因为唯如此才能带来资源配置最优化，使经济合作本身得以获得最大收益。当然，强者既是竞争组织者，也是最大受益者。而且所谓强者一开始就已超出了体力性质，越来越向脑力方面转变。马克思描述资本生产性两种形式都可以看出理性影子：“资本所以是生产的，因为它（1）作为进行剩余劳动的强迫力量，（2）作为社会劳动生产力和一般社会生产力（如科学）的吸收者和占有者。”〔9〕无论是作为进行剩余劳动强迫力量，还是吸收社会劳动生产力，都运用了经济方式：前者只有使弱者能够分享剩余劳动成果――至少比他们自己劳动收获更大，才能使弱者接受强者组织方式，即让“强迫”现象成立；后者意味着资本能够形成吸收社会劳动生产力的相关载体，例如把科学技术转化为特定生产资料，才能予以成功利用。
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顶到脚底，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话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资本初始状态，跃动的是一种弱肉强食的动物灵魂。它向同胞直接下手，是因为比较起任何其他工具，人是最方便有效的工具。在初期缺乏健全法制背景下，强者运用资本对弱者进行野蛮残暴奴役，实行肆无忌惮掠夺；但是，由于理性一开始就参与其中，资产阶级会越来越发现，社会合作本身就是一个自然界，存在着客观规律；所有个体都是智慧生命，都存在通过自己劳动不断改善生命状态的愿望。任何强制做法，一旦超出了人们愿意合作的底线，就会付出更大代价。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劳动的激励，经历了从传统侧重体力到现代侧重脑力的发展。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机制仍然是“自由竞争、优胜劣汰”，但它已形成了四大体系支撑：其中，法制体系提供了自由竞争的个体行为范围；民主政治体系提供了法制体系形成和修正的民意基础；而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优胜劣汰的善后保证，意味着竞争将局限于发展条件范围，而不是生存条件竞争；教育体系则为劣汰者提供了增强自身劳动能力机会。
综合看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在国内具有可控性。但是，这种生产方式最大特点就是运用利益差别方式实现对财富无限追逐。这一点与人性有一致之处，但苦乐不均显著增加了人类需要资源总量。问题在于，自然资源有限性制约了这一趋势发展空间。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引发的金融危机、生态危机、非传统安全危机，归根结底与此有关。人类面临局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国际版，要么会经历像化解国内矛盾那样长期付出代价乃至最终趋于解决，要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因此而终结。
社会主义要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需要解决因此发生的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获得先进生产力，第一要务是牢牢把握对劳动本身的激励。与此相一致，公有制经济最佳使用不是与激励劳动对立，而是对激励劳动助力；在走过最初消除贫困现象阶段之后，应该迅速转向劳动能力生产环节，即把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用于形成覆盖全体社会成员的平等教育体系上。这在一定程度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历史地位的破解：市场经济自发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机制，与政府作用的促劣变优作为，会形成渐行渐融趋势；公有制将通过按资分配为政府促劣变优提供助力，当促劣变优带来优劣差距逐步缩小的时候，优劣质差就会演化为优良量差――后者一旦与所谓“自由个性”联系在一起，实质上就成为人们能够普遍接受的共同富裕局面。马克思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即建立在个体差别基础上的社会平等，就有望实现。
从长远观点看，促劣变优虽然占据了公共资源，但它提升弱势群体劳动能力也会对强势群体有利。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机制相结合的发展模式：一方面是市场机制对劳动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是政府作用对弱势群体扶植机制。后者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两极分化，而且归根结底对社会生产力全面提升有利。增加了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解决共同富裕问题。这意味着，市场经济之于社会主义，不再仅仅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权宜之计，而是能够直通共产主义理想社会的必然选择；其中，以生产资料公有为标志的公有制经济将在这一过程助力政府促劣变优作用。
公有制主体只能由国家体现。所以，强调政府作用与强调公有制作用在逻辑上是一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政治权力的倚重，相应产生了对公有制经济的倚重。况且，按照笔者观点，人类未来仍然要走公有制道路，虽然不是指物质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指精神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同样公有制性质，使后者完全有可能首先发生在国有经济，即在国有企业中率先实现精神生产资料公有制，并凭借其获得最佳劳动生产率，使其得以更大范围推广。这种以科学技术成果共享为特征的新型公有制，很可能成为国有经济发展的一个新增长点，进而成为共产主义公有制的先声。
这里面有可能出现的微妙一幕是，未来才能蔚然成风的精神产品公有制，公有制经济有可能率先垂范。其机理在于：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所获得的知识产权，可以在适当时候采取适当方式予以共享――这一点邓小平很早就有所意动，他在谈到先富帮后富的时候，就提出过专利权转让方法。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邓小平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同样强调公有制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主导地位。从“主体”概念本身来看，首先，市场经济客观上使公有制经济成为市场主体――这里主体针对的是与客体的区别；其次，公有制主体地位在更多情况下是与辅助地位的比较，其间可以从“量”与“质”两个角度予以区别；最后，作为助力政府促劣变优作用，公有制经济具有主体地位，国有经济具有主导作用。概括起来，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将发挥如下作用：
一是参与优胜劣汰。作为市场主体，公有制经济将像其他市场主体一样，参与市场竞争，其命运将取决于优胜劣汰机制。如前所述，只要理顺按劳分配与按资分配的关系，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公有制经济不能胜任市场经济竞争、并在竞争中发展壮大。
二是助力促劣变优。社会主义政治权力对共同富裕目标的追求，将体现在政府作用的促劣变优过程中。从逻辑上说，社会主义之所以能够沿用市场经济优胜劣汰机制，是因为政府通过促劣变优对其形成了一种补偿作用――当促劣变优使优劣之间的差距逐步缩小的时候，所谓优胜劣汰就不会两极分化而是共同富裕了。在这方面，公有制经济可以也应该为政府促劣变优作用提供资源支持。
三是探索共享机制。按照逻辑推导，人类未来将形成精神产品共享机制，其前提是劳动方式普遍转变为脑力劳动。在最终达到这个目标之前，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可以先走一步，在适当范围采取适当形式推行知识产权共享机制。可以预料，公有制经济一旦率先做到了这一点，必将在市场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将使共产主义价值目标重获人们的关注与效仿。
总之，马克思对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倚重，是因为它是生产方式的标志；当这种标志地位消失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适应时代条件变化的新选择，是一个有望在实践中得到合理性证明的问题。公有制经济如果率先在内部推行知识产权的共享，很可能是其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它能够获胜，应该是体现在这种做法对成本的节约上。公有制经济这么做，仍然是把自己当作生产条件，而不是消费条件。当然，在实践过程中，情况应该更为复杂和多样，许多想不到的办法都可能通过创新方式出现。但无论如何，公有制经济的这种浴火重生是值得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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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优劣篇7
关键词：大小非，分离均衡，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全流通，并购重组，资本市场
一、研究背景
大小非的逐步解禁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有着怎样的影响，业界和学术界众说纷纭。安信证券（2008）认为减持对市场的影响更有可能是通过"挤出效应"来体现的，减持对市场更多的是一种"心理效应"，减持规模的积累令投资者形成一种心理上的担忧。
从长期看，陈晓升（2008）认为应该对大小非进行客观认识和估计，在享受了股改红利之后同样不应忽视股改的"下半场"大小非本身也是市场的一部分，有自身的话语权。我们也于2008年初撰文从托宾Q理论的角度对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套利进行了分析，本文正是基于这种套利观点，进而通过博弈论讨论这种行为为后市场带来的主要的变化：市场分化将逐步加速，出现一批业绩优良有较好发展前景的蓝筹股和大量的廉价的"仙股"分化并存的现象。
二、非流通股股东与现存流通股股东的博弈模型
（一）模型的假定与说明
将a股的上市公司分为优质公司和劣质公司两类，其中具备以下两条件的为优质公司：（1）遵循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无套利的定价。（2）在所属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业绩优良、红利优厚、有良好发展前景的公司。否则，为劣质公司。
经典的公司金融理论指出，大股东在二级市场的交易行为就会透露出关于公司状况（博弈论中的类型）的信息（博弈论中的信号）。那么，普通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观察那些交易信息来判断公司的情况（类型）。在模型建立之前，对基于此理论建立的模型进行了下述假定：首先，假设非流通股股东拥有信息优势，对于公司股价是否合理、公司是否优质具有较多的信息。而市场流通股东较少地知道公司的真实经营信息，不能简单地观察出公司的优劣，他们主要观察大小非股东的减持与否来大概地推断有关公司的信息。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现存流通股东预期的不确定性，进而形成市场的恐慌和低效率。其次，按照初步测算的2008年6月中旬a股加权平均动态市盈率20多倍左右来看，优质公司的大小非解禁对市场的冲击理论上来说是有限的，优质公司的大小非减持并不存在明显的套利机会，这个阶段的错误定价反而可能带来投资的机会以及并购的机会等。而劣质公司的重置成本很低，所以，取得股票的成本会成为左右他们是否减持的决定因素之一。劣质公司的大小非减持会显著伤害到现存流通股东的利益，打击市场信心。再次，模型中假设非流通股股东先行动，流通股股东总是观察非流通股股东行为后行动。
（二）模型的建立
市场经济的优劣篇8
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以生产力为起点，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一定程度时，原来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迫使生产关系作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言：“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包括“（1）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2）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集团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3）完全以它们为转移的产品分配形式。”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是整个生产关系的基础，因此，改变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从调整所有制结构入手。我国确立什么样的所有制结构，不能从主观愿望出发，而只能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出发。中国共产党人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状况的具体实际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最终选择了快速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有效资源配置方式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多元化的混合经济而不是一元化的经济，与此相适应也必然要求所有制形式呈现出多元化而非单一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十五大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和发展市场经济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就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是抑制市场经济弊端的物质基础。由于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等缺陷，因此，要使市场经济有序运行，就必须使市场在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要使宏观调控真正发挥作用，就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因为，公有制经济是宏观调控的坚强后盾。可见，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也要求政府必须掌握一定的经济实力、保持一定数量的国有经济，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克服市场失效、纠正市场偏差。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只有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才能体现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征，正如所说的那样：“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项根本原则，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标志。”就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角度来看，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的联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其一，在市场经济中，交换应是不同产权主体之间生产要素的让渡与转移，没有多元的产权主体，就不能形成真正的交换，也就不能形成真正的市场。其二，市场经济对市场主体有着独特的要求：独立的经济实体，以市场信号为导向，以利润最大化为动力，机制灵活、决策适时、应变能力强。因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形成市场经济的，适应上述要求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具有存在和发展的必然性。总而言之，“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努力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实力，又要充分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积极作用。”
为此，中国共产党将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由最初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必要补充调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再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最初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一项长期方针，调整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再到强调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根基。”22因此，不断完善和发展这项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任务，“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败。”23如果从1992年中共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算起，到2000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正式运行不到十年，就使中国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伴随的新的经济组织和利益群体。”“1992年私营企业的户数和私营企业主人数是13.96万户和30.0万人，到了2000年私营企业的户数和私营企业主人数是176.18万户和395.3万人。”带来这一重大变化的是市场经济，在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这种机制的作用下，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客观地说，这种局面已经超出了仅仅把市场经济当作一种发展社会主义手段来认识的解释范围。它使执政党陷入了两难的选择:如果恪守社会主义原创理论，就需遏制民营企业发展势头，弱化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比重，其实质是限制市场机制的作用；如果坚持社会主义改革实践，就需承认市场经济对社会经济关系调整的合理性，从政治层面认同新崛起的发展生产力的社会群体，把其中的先进分子纳入执政党的队伍，其实质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到底。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历程中摸索出来的最适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源配置方式，当然不可能因社会阶层的变化而放弃市场经济，使得以市场经济为中心的改革中途转向。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是从否定市场经济出发来化解这种两难的选择，而是通过调整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十六大把党的性质由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调整为既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把党的宗旨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拓展为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形式上看，中国共产党对党的性质和党的宗旨的新表述，回答了当代条件下社会主义执政党的建设问题；但从深层次上来看，执政党作为上层建筑的主导力量，这一新的表述显然是对经济基础出现重大变化后的反映。就此而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坚持市场经济的结果。为此，中共十六大在全面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对民营企业家等新兴社会阶层的地位做出了新的判断：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并进一步强调：“对为祖国富强贡献力量的社会各阶层人们都要团结，对他们的创业精神都要鼓励，对他们的合法权益都要保护，对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27生产资料的所有制以及由它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关系，又共同决定着产品的分配形式。市场经济的确立，带来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社会阶层的变化，必然要求社会产品的分配方式做出相应的改变。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领域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中共十五大把“坚持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确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制度。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一方面是由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现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另一方面“实行按劳分配，是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28市场经济的两大运行机制自由竞争、优胜劣汰，首先要求劳动者能够自由运用自身的劳动能力参与经济活动，还要求市场能够根据劳动者能力及其贡献进行成果分配。而按劳分配意味着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具有以劳动为尺度的经济平等关系，它的真正实现要求两个前提条件的存在：一是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自身的劳动权并且拥有对劳动岗位的选择权；二是社会的分配建立在以劳动为尺度的社会平等基础之上。显然，市场经济所提供的正是这样的经济环境，自由竞争允许拥有自身劳动权的劳动者对劳动岗位进行选择；优胜劣汰保证社会分配体现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及其对经济的贡献。就此而言，市场经济需要按劳分配，按劳分配也需要市场经济，双方是自然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所以还要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主要是因为完善和健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对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充分调动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就必须依据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的贡献取得报酬，不然，要素所有者宁可闲置其要素，也不会让他人无偿使用。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就是对具有稀缺性的资源进行有效配置，而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的关键在于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即生产要素能够依据各自的贡献取得报酬。由此看来，按生产要素分配强化了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功能。总之，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之所以能够很好的解决我国当前分配领域的众多问题，不仅是因为这一制度适应了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更重要的是这一分配制度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正如所言：“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不能再搞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吃‘大锅饭’,根本的还是要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如果我们对市场经济的理解仅仅局限在生产力或生产关系方面，那么我们不仅没有完全理解市场经济，更不可能敏锐地抓住当前社会的基本矛盾。的确，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机制，极大地激发了各种资源参与经济发展，促使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体现出生产力性质；而“优胜劣汰”机制，带来了社会阶层的迅速变化，要求生产关系做出相应调整，具有生产关系特征。但是，“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自由竞争、优胜劣汰是市场经济的两大运行机制，双方联系紧密，互为因果；不仅“自由竞争”导致“优胜劣汰”，而且“优胜劣汰”促进“自由竞争”，既不能放弃“自由竞争”也不能取消“优胜劣汰”。为了保证“自由竞争”之“自由”的实现，就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明确每个人所拥有的基本权利，规范人们参与竞争的基本规则，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使得能够运用民主政治原则，制定合理的法制体系，使“自由竞争”有序运行。为了缩小“优胜劣汰”之“优劣”的差别，首先，必须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以保证竞争中失败者的基本生存条件，缓解社会因贫富差距所导致的社会冲突。其次，必须建立公平的教育体系，通过提供越来越多的受教育机会，使人们获得发展自身能力的条件，以此缩小能力水平方面的差距，从源头上影响或改变优胜劣汰”之“优劣”的过分悬殊。市场经济的原创形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完成的，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逐步确立了民主政治体系、法制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和教育体系基本上适应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实践要求。然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实现竞争中的“自由”，“优胜劣汰”所造成的两极分化趋势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实现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超越，必须运用上层建筑的主导力量对与市场经济相匹配的四大体系进行改造和创新，以实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协商民主建设。注重协商民主，不是取消票决民主。我们不否认西方的选举民主存在一定的合理性，但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我们要在积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有益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协商民主建设。“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的实效性。”协商民主这一民主形式不仅赋予每一个个体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利，更使得每一个社会群体的意愿都能通过协商得以彰显，过程是人民的公平广泛参与、结果是不同群体利益的共同体现。建立在这一民主制度之上的法律及相关上层建筑，将既保证自由竞争的实现，又能彰显每一个经济主体的权益。
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增加道德约束内容。法制是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道德是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来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对市场主体的行为不仅要依靠法制来规范，还要依靠道德来约束。法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依托，没有健全的法制体系，市场经济就不能有序运行。道德是市场经济运行的思想行为规范，没有道德、没有信用，就没有秩序，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正如所言：“为了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更好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同时也必须在全社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需要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应该说市场经济也存在公平正义，但必须明白这种公平正义是经济上的公平正义：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并根据每个人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来分配经济成果。经济上的公平正义解决的是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公平，彰显的是经济成果分配的正义，所要达到的目标就是维护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和经济发展的效率。社会的公平正义解决的是人们多方面需求的平等问题，是更广泛意义上的公平正义。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两大运行机制，依靠维护经济的公平正义，带来了经济的高效率，促进了生产力快速发展，却无法完全保证每一个人生存和发展权利都能得到有效维护。因为，“每个人的自由竞争”无视人们在先天禀赋和后天际遇方面的差别,让不同等的人遵循同一规则,其结果肯定是不平等。正如马克思所言：“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
社会主义社会保障不仅要保障每个人的生存权利，还要保障每个人的发展权利，把“每个人的自由竞争”转变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竞争需要同一衡量尺度,发展却是因人而异，所有个体都能得到充分的培养和发展。这就要求政府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对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后进地区、弱势群体加大扶植力度，不仅保障其基本生存权利，而且为其发展创造条件。换而言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依靠市场经济两大运行机制进行资源配置，还要依靠政府的有效调控，实现市场和政府两种资源配置方式的有机统一，为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创造条件。在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过程中，需要提升教育公平的地位。教育是一种基础性产业，“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通过教育公平提升每个劳动者的能力，以缩小劳动者个人能力的差别，从源头上扼制优劣的过分拉大，以保证社会贫富差距不至于过分悬殊。这样就不难理解，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这一重要论断。当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完备的教育体系，社会成员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劳动能力更为接近，但两级分化程度却有增无减，这表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实现竞争机制的扬长避短，其原因在于在私有制条件下市场经济至少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生产效益单项流入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必然拉大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二是雇佣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者各自不同的劳动条件，又使他们不可能平等地投入竞争。在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公平教育体系的建设，能够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目标。因为“只要我国经济中公有制占主体地位，就可以避免两级分化。”
市场经济的优劣篇9
就业与社区就业
工业化、都市化和社会现代化，特别是“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产生以来，就业问题始终处于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中心位置。（注：R.e.pahl，"introduction:workinContext"，inR.e.pahled.，onwork:Historical，Comparative
andtheoreticalapproaches，oxford:BasilBlackwell，1988，pp.1-13.）就业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状况最灵敏的指标和晴雨表。就业状况还直接关系到家庭生活的质量，影响社会秩序。商贸发达和经济繁荣为就业者提供稳定的工资收入，有助于改善就业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反之，商贸萧条和经济低迷势必导致企业大量裁员，产生庞大的失业大军。不言而喻，无论在什么状况下，大量失业人员的存在都必然严重威胁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因而就业问题也就成了影响社会稳定、社会团结与社会整合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就业问题的性质由社会经济问题转变为政治议题。（注：i.t.Sanders，theCommunity:anintroductiontoaSocialSystem，newYork:theRonald
pressCompany，1966.）这种关系充分说明，就业议题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地位。
社区就业既是个历史概念，又是个新的话题。概括而言，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概念可以从三种角度理解：一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劳动就业活动，这是传统和古典的社区就业定义。（注：C.Kerr，LabormarketswageDetermination:theBalkanizationofLabormarketsand
otheressay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7.）按照这种定义，凡是地域社区范围内的就业均可称之为社区就业。这种定义主要适用于1950年代以前的欧美国家。如果按照这种定义，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已有几百年的悠久历史；二是那些在劳动市场结构中处于次要和边缘劳动市场的就业，这是劳动经济学中盛行的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和经济学取向的社区就业定义。在某种意义上，这里的“社区”实质上等同于边缘或次要劳动市场，其基本特征是地方取向和低工资就业。这种定义主要盛行于1960年代欧美国家的反贫困之战；三是政府、企业、社区和福利组织在社区层面为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提供的就业机会与就业支持服务。（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newYork:
Sharpe，1971.）劣势群体是指那些在劳动市场和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社会处境的群体，例如失业者、前罪犯、青年人和老年就业者、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妇女、移民和少数民族等。这是目前欧美国家最流行的社区就业定义，真实反映了197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和“回归”社区以后的社会状况与就业形势。
本文主要采纳第三种社会政策取向突出的社区就业定义，集中探讨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就业和福利之间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有时候后两种社区就业方式与政策实践相互交织在一起，难以区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之中一个充满争议的热门话题。更为重要的是，社区就业似乎是目前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及其政策议程中的新现象与新问题，因为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涉及诸如社会团结与社会分隔、社会整合与社会排挤、社会公平与社会不平等、社会秩序与社会动荡等最重要和最优先的政治议题。（注：G.Room，"Socialexclusion，SolidarityandtheChallengeofGlobalization"，Bath:Bath
Socialpolicypapers，no.27，1998.）简言之，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政策角度，无论从社会经济生活，还是从社会管理角度看，社区就业与福利的关系问题都很值得进行研究。
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
社区就业起源于工业化和都市化时代，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历史性议题。严格说来，工业化和都市化以前，并不存在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和全时间的工资就业形式，工作场所和家庭生活在地理空间上完全重叠在一起，自然也无所谓工资就业和失业问题。工业革命和都市化运动彻底改变了传统劳动和生活方式。就业场所与家庭生活发生地理空间上的分离，无薪劳动者变为工资就业者。与此同时，就业场所既是典型的功能性社区，又普遍位于城市地域社区范围之内，社区和就业由此联系在一起，现代社会的社区就业应运而生。但是，长期以来，现代社会的就业问题主要是从经济学角度考虑的，其核心是劳动市场结构及其运作状况。劳动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那些能够正常参与劳动市场竞争的普通就业者群体。那些因年龄、性别、种族、民族、地区、国家、身份、身体健康和文化因素而处于社会劣势地位的社会成员及其就业问题则被边缘化，极少有人从社区就业角度探讨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状况。（注：p.Brown&R.Scase，"SocialChangeandeconomic Disadvantagein Britain"，in p.Brown &R.Scase，poorwork:DisadvantageandtheDivisionofLabour，miltonKeynes:open
Universitypress，1994，pp.1-22.）这意味着传统就业主要关注普通社会劳动者的就业状况。与此同时，针对自由市场失败和劳动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欧美各国政府逐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以便缓解贫困和社会不平等问题，就业问题遂由单纯的市场问题转变为市场、社区与国家的互动关系问题。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可以分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各具特征。18世纪工业化革命开始，特别是由19世纪末期到1950年代，这是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演变的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基本特征是劳动市场体系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之中，市场体系尚没有发生结构性分化，主要市场与次要市场之间的区分尚不清楚。普通社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之间的区分主要是道德标准，经济和市场标准处于次要地位。例如在18、19世纪，英国政府主要从道德角度，依据有无劳动能力将社会救济对象分为两大类：一是“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老年人、长期病患者、盲人和精神病人。这些人有个共同点，即基本丧失劳动能力，无法通过劳动市场来满足自身及其家庭成员的基本需要，因此需要政府为他们提供社会救济；第二类是“不值得帮助”的人，例如身强力壮的流浪汉、乞讨者、窃贼和前罪犯。他们身强力壮，具有劳动能力。英国政府将他们强行安置到专门设立的就业习艺所和私营企业中就业，主要目的是通过工作救助和以工代赈方式解决他们的救济问题。（注：a.Digby，Britishwelfarepolicy:workhousetoworkfare，London:Faber&Faber，1989.）市场就业和社区就业之间的区分无足轻重。直到19世纪末期布斯的伦敦调查和郎特里的贫困报告出版以后，劣势群体的就业、贫困与生活状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进入20世纪以后，这种状况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简言之，1950年代以前，由于劳动市场体系尚不成熟，社会结构分化和社会组织功能专门化程度有待提高，社区就业与市场就业相互交织、混杂在一起，市场就业基本上等同于社区就业。普通劳动者与劣势群体的区分标准是道德性的，劣势群体主要是以贫困群体形式出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国家尚未承担相应的福利责任，这个时期的社会关系主要表现为相对单纯的市场关系，社会福利关系无足轻重。
1960-70年代，欧美国家劳动市场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变化，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要劳动市场之中，穷人、劣势群体与社区就业议题成为反贫困的主要内容。60年代，欧美国家重新“发现”贫困，与此同时，对反贫困、救济社会劣势群体和劳动市场理论的研究也有重大发展。按照传统理论，劳动市场是整合和统一的体系。但是，当时出现的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则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劳动市场并不是单一和统一的体系；劳动市场由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组成；主要劳动市场工资收入较高，就业稳定性高，职业声望与地位较高，以技术和管理性就业岗位为主。与此相反，次要劳动市场为低工资就业，就业稳定性较低，职业声望和地位也较低，以体力和服务性就业岗位为主；贫困成因主要是缺乏就业机会和低工资就业，因此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与较好的就业岗位便成为缓解贫困的根本对策。（注：p.Doeringer&m.piore，internalLabormarketsandmanpoweranalysis.）分隔和二元劳动市场理论获得欧美学者经验性研究的广泛支持。劳动市场确实好像是分散、分隔和多元的，穷人和劣势群体主要集中在次等和边缘性劳动市场之中。有鉴于此，欧美国家普遍实施全面的反贫困政策，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社区政治参与、收入保障、医疗照顾、职业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社区服务等等。（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 newYork:academicpress，1977.）概括而言，欧美国家反贫困战略的服务项目具有若干基本特征：一是城市社区是组织和实施反贫困项目的社会场域，反贫困服务基本是以社区发展和社区经济发展项目形式提供的，大大强化了社区在就业和福利之间的中介性地位；二是工作与福利关系是反贫困的主题，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就业支持服务和收入保障是反贫困服务的主要内容；三是强调在社区层面上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强调社区对就业议题的积极回应。（注：G.Craig，m.mayo&n.Sharmaneds.，Jobsand Communityaction，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79.）简言之，在1960-70年代的反贫困之战中，欧美国家的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发展，社区就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开始在经济政策与社会福利领域中体现出来。
80年代以来，社区与就业、工作与福利、市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与政策框架下，社区就业真正成为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议程的一个中心主题。在后现代主义思潮流行和大都市衰败日趋加剧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似乎重新“发现”了社区，回到社区和社区发展运动似乎将社区重新置于人们生活的中心位置。在经济生活中，海湾石油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导致欧美国家失业率大幅攀升，如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解决日趋严峻的失业问题，成为欧美国家特别是地方政府面临的主要问题。（注：J.a.Chandler&p.Lawless，LocalauthoritiesandtheCreationofemployment，england:
Gower，1986.）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以前主要在北欧福利国家中流行的“积极劳动市场理论”逐渐扩散到欧洲大陆，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的理论思潮之一。积极劳动市场政策是指那些旨在改善劳动市场结构与功能，主张国家、工会和企业三方合作，消除就业关系中的不利因素，减少和预防失业，保障社会劳动者高比例就业参与和较高程度社会平等的制度性安排。（注：L.Calmfors，"activeLabourmarketpolicyand Unemploymentxiǎn＠①FrameworkfortheanalysisofCrucialDesignFeatures"，oeCDeconomicStudies，
no.22，Spring1994.）这种理论的独特之处有三：一是劳动市场的结构性不足可以通过政府、雇主和工会等多种社会力量而完善；二是为社会劳动者和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远比给他们提供社会救济和失业津贴要好；三是劳动市场不是单纯的经济性机制，而是社会性机制。与此同时，70年代末期英美右派上台执政，其打碎福利国家和削减福利开支，将市场机制引入福利供应，普遍推行“由福利到工作”的福利制度改革，再次将社区就业推到欧美国家核心政策议题的位置上来。总体来说，这个时期社区就业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劳动市场与社区、工作与福利、国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更加自然紧密；二是社区就业普遍成为欧美国家地方政府议事日程的优先领域，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成为地方政府关注的核心议题；（注：oeCD，CreatingJobsattheLocalLevel，paris:oeCD1985.）三是社区就业成为欧美国家地方和社区经济发展政策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注：S.wismer&D.peli，Community-basedeconomicDevelopmentinCanada，ontario:Fivepress，1981.）四是社区就业、社会排挤和社会整合议题成为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社区与就业、就业与福利的交会点。简言之，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福利政策改革使人们重新聚集古老的社区就业议题。（注：oeCD，CommunityBusinessVenturesandJobCreation，paris:oeCD，1984.）而且，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与实践也取得了宝贵经验。
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
社区就业既是欧美国家社会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福利制度创新与政策调整的基本途径，还反映了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最新发展趋势。1980年代以来，在经济低迷和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处境下，欧美国家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出于不同动机，“不约而同”将关注点聚集于社区就业。其中，经济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动力源泉，旨在通过在社区层面创造更多就业岗位来解决经济性的失业与消费问题。社会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福利对象的福利依赖，增强福利对象的个人责任感，通过工作激励和社区就业使福利依赖者转变为“积极公民”，同时复兴衰败的城市邻里和地方社区，增强人们的社区归属感，尽量在社区层面满足穷人和劣势群体的基本需求。显而易见，社区就业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必然结果，而且意味着市场、社区、国家、家庭和个人互动关系模式的变化，说明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成为社会政策的首要目标。（注：oeCD，Family，marketandCommunity:equityandefficiencyinSocialpolicy，paris:oeCD，
1997.）简言之，社区就业理论、政策与服务的发展是欧美国家的福利文化转趋保守、社会经济结构转型和福利制度改革创新的产物。
社区就业政策和服务的社会政策目标是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创造就业机会和繁荣经济的经济政策目标处于次要和辅助性地位。8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的贫富差距与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社会不平等程度显著提高，社会群体、社会阶级之间相互分隔和潜在冲突的现象十分普遍，如何加强社会团结和社会整合，提高社会质量已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切的优先政策议题。（注：w.Beck，L.Vandermaesen&a.walkereds.，theSocialQualityofeurope，London:
KluwerLawinternational，1997.）形形色色和数量庞大的劣势群体的生活质量和需要满足尤为引人注目。欧美国家劣势社群的类型和构成复杂多样，主要包括社会中低下阶层、边缘群体和受压迫群体。美国的劣势社群主要是内城贫民区中的阶级下阶层(underclass)、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少数民族、女性、亚裔、非裔和拉丁美洲裔美国人、老年人和退休人员、同性恋者和妓女、短期和长期失业者、福利依赖者、单亲父母、未婚母亲、前罪犯和吸毒者。（注：w.J.wilson，thetrulyDisadvantaged:theinnerCity，theUnderclass，andpublicpolicy，
Chicago: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p.3，143.）劣势群体、少数族裔和女性群体有时是相互重叠的。依据美国劳动部的定义，劣势群体是指那些没有适当就业的穷人和那些(1)中途退学者，(2)小于22岁的人，(3)45岁或以上的人，(4)残疾人，(5)就业遇到特别困难的人。（注：p.Rpinto&J.o.Buchmeier，problemsandlssuesintheemploymentofminority，
DisadvantagedandFemaleGroups:an annotatedBibliography，minneapolis:industrialRelationsCenterUniversityof
minnesota，1973.）英国支持性就业专家委员会的研究报告认为，那些因个人特质影响他们就业能力和面临就业困难的人处于“就业劣势”的状况，就业劣势的基本类型包括肢残者、长期病患者，精神病人、盲人、酗酒者、罪犯、单亲家庭、劣势年青人、老年工作者、少数民族、无家单身者和长期失业者。（注：B.Bridge，"employmentServicesfortheDisadvantaged:aReporttothepersonalSocial
ServicesCouncilonCurrentneedsandprovisionincludingaStudyofSupported
employment"，London:personalSocialServicesCouncil，1977.）劣势群体通常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市场，或是获得较好的就业岗位，普遍处于边缘性劳动市场和低工资就业状态。因此，如何创造机会平等的社会环境，创造更多适合劣势群体的就业岗位，以便缓解贫困，增强社会融合与社会团结，实现各阶层和睦相处，提高公民生活质量与社会质量，便成为欧美国家社区就业政策的优先领域和核心政策目标。
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模式多种多样，反贫困战略、社区经济发展、社区企业和地方经济发展是四种主要模式。反贫困战略模式主要盛行于6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缓解贫困，就业途径主要是福利项目，就业者主要是穷人，工资收入主要是辅助性的，就业性质以福利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R.Havemaned.，aDecadeofFederalantipovertyprograms:achievements，Failures，
Lessons.）社区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流行于70年代，政策目标是通过社区经济发展实现社区综合发展，就业途径主要是社区兴办的社区型商业与服务企业，就业者主要是普通社区成员和劣势群体，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收入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D.Fasenfested.，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policyFormationintheUSand
UK，London:macmillanpress，1993.）社区企业模式出现于8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社会整合，就业途径主要是拥有社会目的的私营企业，就业者主要是难以就业的劣势群体，工资收入和就业机会对就业者都具有重要意义，就业性质以社会性为主，经济性为辅；（注：J.Lotz，"Communityentrepreneurs"CommunityDevelopmentJournal，24(1)，1989，pp.62-66.）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兴旺发达于90年代，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经济发展解决失业及其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就业途径主要是市场化运作的工商企业，就业者主体是普通社会劳动者，工资收入是就业者的主要生活来源，就业性质主要是经济性的。（注：R.p.Gilothed.，JobsandeconomicDevelopment:Strategiesandpractice，thousand
oaks:Sage，1998.）不言而喻，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模式都是高度概括的“理想类型”，实际生活中各种模式常常融合在一起，难以泾渭分明地区分开来。虽然社区就业模式形式多样，但是各种不同就业模式却反映出某些共同特征：一是就业活动都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具有浓厚社会意义与社会功能的社会问题；二是社区就业的社会环境与制度背景是地方经济发展问题联系起来考虑；三是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的社会目标清楚明确，无论是缓解贫困、社区综合发展，还是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社区就业活动与政策设计都起源于社会关怀，旨在谋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与绝大多数人福利的最大化，而且社区就业政策的社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人的发展处于核心地位。
长期以来，社区企业是欧美国家劣势群体社区就业的主要场所，社区商业、社区服务业和社区工业企业是三种主要类型。80年代以来，社会企业逐渐取代社区企业概念，而成为其中的主要组成部分，社会企业理念与政策模式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日趋流行。“社会企业”(socialenterprises)是个宽泛的概念，泛指那些按照企业方式组织与运作，主要社会目的是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通过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社会经济生活，并且从事商品与服务供应的私营企业。按照oeCD专家的界定，社会企业泛指所有依据企业战略组织，但其主要目的不是利润最大化，而是实现某些社会目标和经济目标，并且还具有一种为社会排挤和失业问题带来创新性解决办法的社会经济组织。（注：eoCD，Socialenterprises，paris:oeCD，1999.）总体来说，欧洲国家的社会企业种类繁多，名称各异，例如比利时的社会目的企业，意大利的社会合作社，芬兰的社会公司(socialfirm)，法国的工作整合社会企业、协会或合作社，德国70年代称为另类企业(alternativeenterprise)，80年代晚期称为地方社区企业，英国的社会企业包括志愿组织、社区企业和社区商业、信托行和中介劳动市场，加拿大是社会经济企业，而美国则是协会、公司、信托行和社区经济发展公司等。这意味着社会企业并不是社区企业的简单替代者，而具有更加丰富多彩的内涵、外延与鲜明的社会目的。概括而言，社会企业截然不同于传统社区企业和私营工商企业的基本特征有四：一是社会企业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边界，开辟经济资源分配与管理的新模式，企业兼备经济与社会双重特征，形成所谓“第三体系”；二是社会企业主要目的是回应失业和社会排挤问题，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等社会目标处于政策议程的优先领域。因此，在一些欧美国家社会企业又被称为社会目的企业(social-purposeenterprise)；三是尽管社会企业以社会目标为主，但是仍然按照企业战略组织、管理与运作，并且提供市场化的商品和服务；四是社会企业多属于中小型企业，主要在地方社区为劣势群体提供就业机会，目标是通过就业为劣势群体增权(empowerment)，将他们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因此，某些社会企业又被称为通过工作培训企业(training-through-workenterprises)和工作整合社会企业(workintegrationsocialenterprise)。欧美国家对社会企业普遍采取鼓励、支持和保护政策，其形式多种多样，既有立法保护，又有政策优惠，既为雇主聘用低技术工人提供薪俸税豁免，又为社会企业提供工资津贴，既为经营者和劣势群体提供专门培训，又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简言之，社会企业是穷人和劣势群体实现社区就业的主要组织载体。社会企业主要特征是非牟利和社会整合的社会目标，以及主要通过社区就业将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主流社会的社会功能。
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的政策实践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发挥着多种多样的社会功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60年代以来，欧美国家“反贫困之战”和“福利制度改革”处境下的社区就业项目与服务，改变了福利国家时代有关就业与福利的社会共识，更加强调公民社会权利基础与前提的工作义务。这意味着社区就业打破了以往将就业与福利、国家与市场、社区与就业完全分开的习惯思维，试图确立这些部门之间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关系。社区就业指明了欧美国家福利制度改革的方向，并使工作与福利关系重新成为社会经济政策议程和理论研究的核心议题。在理论层面上，社区就业丰富和发展了就业与福利理论，深化了我们对福利制度改革的本质、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模式、贫困和劣势成因、福利依赖与工作动机等复杂现象的认识，不仅为反思福利国家的成败得失与未来发展方向提供动力源泉和刺激，而且引发了对福利理论与政策领域一系列基础议题的激烈争论。在政策实践中，社区就业为穷人和劣势群体摆脱贫困、避免社会排挤提供了更多选择机会，从社会与经济两个方面促进和推动了第三部门的发展，造就了大批跨越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边界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服务机构，有助于社会经济（又称第三部门经济）和市民社会的健康发展，提高了欧美国家社会经济结构与组织体系的多元化程度。社区就业在相当程度上履行和发挥了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的功能，降低了社会排挤的程度和范围，有利于将穷人和劣势群体重新整合进劳动市场与正常社会生活之中。
然而，社区就业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其政策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从一开始就存在许多争论，面临诸多两难选择。首先是有关社区就业的核心价值观念与基本假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是围绕贫困和社会劣势成因、福利依赖性质与程度、公民社会权利（福利权利）与工作义务等议题展开的。右倾的政客和学者认为，贫困与劣势成因主要是个人因素，劳动市场结构与运作是有效的，劳动市场能够提供足够数量与质量的就业岗位，穷人和劣势群体的最大问题是缺乏工作动机，缺乏责任感，依赖国家福利生活。而左翼和中间道路的政客与学者则持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见解；（注：V.George&p.wilding，ideologyandSocialwelfare，London:Routledge&Keganpaul，
1985.）其次，关于劳动市场结构与社区层次劳动市场功能及角色的争论。60年代以来，人们对社区层次劳动市场的理论探索与经验研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是统一的，另一些人认为劳动市场分为主要与次要、基础与边缘两部分，社区劳动市场基本等同于边缘和次要劳动市场；（注：R.whipp，"LabourmarketsandCommunities:anHistoricalView"，theSociological
Review，Vol.33(4)，1985，pp.768-791.）第三，社区企业和社区经济发展能否创造足够数量和质量的就业机会？欧美学者的经验研究发现，社区企业能够提供的就业机会通常是有限的。（注：R.Hopkins，"CommunityeconomicDevelopment:aQuestionofScale"，Community
DevelopmentJournal，Vol.30(1)，1995，pp.45-64.）劳动市场为劣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的数量不足，质量也不高。存在大量就业机会，但是福利依赖者无工作动机的传统说法缺乏经验研究的支持；第四，低工资就业与贫困的关系问题。工资就业的关键是足够的收入和收入保障的标准问题，即就业者可以获得足够的工资收入，用以购买生活所需和满足家庭成员的基本生活需要。但是，劳动市场的现实状况是，劣势群体通常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的负面社会后果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是贫困。欧洲学者的经验研究显示，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也处于低工资就业状况，低工资就业是贫困的基本成因。（注：S.Bazen，m.Gregory&w.Salverdaeds.，Lowwage employmentineurope，Cheltenham:edwardelgar，1998.）有鉴于此，近些年来，有关生活工资(lifewage)、基本收入(basicincome)和公民收入(citizenincome)的主张重新流行起来；第五，有关工作福利的争论。70年代以来，为增强福利服务接受者的工作动机，减少国家开支，欧美各国政府普遍推行工作福利服务。工作福利(workfare)是指福利服务对象以工作为前提或条件而获得福利服务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工作福利在许多方面是与社区就业联系在一起的，并涉及许多核心的理论争论。例如工作福利是违背公民的社会权利，还是增强公民权利中的义务观念，以便使权利与义务之间达致平衡？工作福利目标是规管穷人，还是为穷人和劣势群体增权？工作福利功能有助于社会整合与社会团结，还是使穷人和劣势群体标签化和更加低劣化？总之，社区就业政策与服务涉及众多关键性理论与政策议题，而且众说纷纭，争论不休。
结语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回顾的方式，从社区就业概念及其重要意义、社区就业与劣势群体的关系、社区就业的历史演变及其基本特征、社区就业模式与基本经验的层面，从就业与福利、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关系的角度，简要介绍和讨论了欧美国家的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通过这番讨论，希望为目前我国政府大力推行的“再就业工程”、“社区就业政策”和社区建设运动提供历史借鉴与国际比较视野。虽然欧美国家的历史文化、社会环境与制度安排与中国社会迥然不同，但是社区就业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核心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内涵与政策意义。欧美国家社区就业理论与政策模式可以为我国的就业、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提供诸多有益的借鉴。首先，我们要树立社会政策的观点，改变单纯从经济角度看待就业问题的传统思维，更多地从社会福利角度看待就业问题。因为在社会结构转型的中国社会，就业问题既是重大的经济问题，又是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还是个严峻的社会问题。其次，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供更好的工作岗位是最好的社会福利。第三，地方政府和社区在为劣势群体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改善生活质量的努力中，可以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第四，社区就业是缓解贫困与消除社会排挤的主要途径，但不是解决问题的全部办法。劣势群体的就业与福利问题需要政治制度、经济市场、社会环境、文化模式和个人努力的有机整合。第五，中国企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应弘扬社会责任意识，非牟利目标和经济效益是可以有机结合的。
市场经济的优劣篇10
浅谈“打假治劣”的长效管理
我国目前正处于由经济市场化向市场法制化过渡的历史阶段。当前，假冒伪劣产品泛滥成灾，防不胜防是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一大公害。不仅广大消费者的生命、人身和财产受到非法侵害，而且社会主义经济秩序也受到了严重破坏。构建“打假治劣”长效管理机制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经济能否顺利、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其实质是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市场经济法律秩序。多年来，各级行政管理部门始终没有放松过市场监管，之所以成效不尽如人意，“假冒伪劣”屡禁不止既有主观因素，更有客观因素。如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存在的一些问题，切实的建立“打假治劣”长效管理机制，整顿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一、加强经济行政法制建设，防止经济行政权的滥用和懈待行使。目前，在法制经济下，各级政府应当高度重视经济行政规范化，自觉接受法律的规制与监督。一是要大力削减不必要的行政审批项目，避免不必要的审批、办证和收费等行政行为干扰或限制民商事行为。二是要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和行业保护主义，着重解决好整顿市场秩序的动力和压力不足的问题。虽然危害市场秩序的某些行为，对地方经济短期有增加财政收入、缓解就业压力等“好处”，但对当地经济是慢性自杀，对全国经济秩序更是致命损失。建立、健全“打假治劣”的长效机制，应将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成绩作为与经济增长指标同等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对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消极的和不合作态度的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建立一票否决制，同时鼓励广大群众和媒体的监督，促进依法行政。二、与时俱进，切实的加强工商系统队伍建设。一是着力解决好行政资源配置与快速发展的市场规模不相适应的问题。与快速发展、日益庞大的市场体系相比，作为在流通领域实施监管职能的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其行政资源严重不足。人员编制的不合理和经费保障的不到位制约了对市场的监管效果。二是着重解决好行政执法的科技含量与市场违法手段的多样性、智能性不相适应的问题。面对“假冒伪劣”的日益泛滥，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某些监管手段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手工作业和经验判断的水平上，其装备的电子化、机械化水平明显偏低。如果不切实解决以科技生产力带动行政行为效率的问题，就不可能健全“打假治劣”的长效机制，实现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最终目标。首先应优化工商行政管理队伍的资源配置。其次要提高办公自动化水平，加强交通通讯设施的配备，向科技要执法力量和执法力度，提高行政效率和监管效能。三、强化打假立法工作，创新执法手段，加强对市场活动的监管力度。目前，由于经济转型期间法制建设的相对滞后及现行的行政执法手段与大量存在的市场违法行为不相适应，使许多工商行政管理行为无为无效。一是应加强打假立法工作。目前现行法律、法规严重滞后，导致面对经济违法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进行查处追究。二是应强化行政管理的执行手段，切实的落实好行政监管的保障问题。三是应加大处罚力度，使“假冒伪劣”的违法者伤筋动骨，一次死亡。值得借鉴的是早在1984年，美国就制定了《美国假冒商标法案》。1994年更是通过了《对违法犯罪的制裁和执行法律法案》，加大了对制造假冒伪劣商品者的惩罚。依照美国现行法律规定，生产、批发、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者都将判有罪，最高可处罚款200万美元，或者判监禁10年，这两种处罚还可以并用。四、理顺执法体系，强化执法监督，建立有效监管机制，确保职能的到位及打假合力的形成。打击“假冒伪劣”是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一项重要内容，建立“打假治劣”的长效机制一是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发挥在整合行政资源方面的平台作用，消除职责不清、重复管理，多头负责和推诿扯皮现象，扩大组成部门的范围，由经济行政机关延伸到法院、检察院和相关的主要社会团体。有关市场监管者与司法机关建立既严格分工，又密切配合的快速反应机制，提高刑事手段对犯罪分子的打击力度。二是完善行政执法的内外部监督机制，使行政行为公开、公正、透明、高效化。三是努力拓展监管的覆盖面。要赢得打假的最终胜利，必须坚持专门机关和广大消费者与商事主体相结合的方针，充分发挥广大消费者与商事主体打假的积极性。鼓励、支持社会各届和新闻媒体对“假冒伪劣”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行为的监督。三是加强企业诚信体制建设，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商业信用。xx市xx区工商分局:xx20xx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