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经济体制篇1
关键词：构建；水利；经济；管理；要点
在国家的积极号召下，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新的一轮水利工程大建设，已经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水利工程管理体制。这个初级系统既可以满足防洪和防涝的需要，又可以满足我国农作物生产的需要。所以近一个时期，我国的水利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为我国各省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我国的水利工程管理还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所以说如何建立符合我国实际需要的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是我们工作的当务之急。我国现在正处于向市场经济全面转型的过程中，水利经济管理也应该向市场经济过渡，然而现在我国的水利工程管理还是偏向于公益事业型的管理，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的转型。这就使得我国的水利行业没有适应好我国的市场化经济，无法实现资源配置的规模化和效益最大化。还有一点就是我国水利行业的观念还处于一个传统的落后的状态，以前水利工程一直是一个垄断行业，没有完全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很难使水利工程企业得到快速发展。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改变落后的管理理念，采取各种必要措施构建现代化水利经济管理体制。
一、体制中存在的问题
1.水利经济管理不健全
我国的水利工程由于缺乏对管理的重视导致了很多问题的产生。这些问题经过时间的积累已经严重的阻碍了水利经济的发展，严重的制约了水利经济管理体制的发展，也直接影响了我国居民的生产和生活、随着我国现代化发展越来越迅速，再加上这些积累的问题，如果我们再不对水利经济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的话将会严重的阻碍我国国家经济的发展。首先，我们必须加强对工程本身的建设管理，最近一些年我国一些洪水和水灾频繁发生，由于很多河道在平时没有得到有效治理，所以导致了河道里有大量泥沙堆积，还有的河道被填埋开垦成田地，当洪水来临时，还会遇到一些人为设置的阻碍。这一系列的原因都导致了我国水利工程的防洪的能力被减弱，在洪水来临时无法发挥作用。很多的设备在缺乏长期缺乏有效管理的情况下，技术无法得到更新，设备无法得到维护，导致我国的农田灌溉也受到制约，我国水利工程的经济效益正在逐年的减弱。
2.水利建设行业队伍缺乏社会保障
我国的水利建设部门和管理部门大多数是在位置比较偏远的地区，工作和生活条件都不够完善，还要面临着低工资的情况，所以导致了很多的水利工程人才的流失，这些人才的流失大大的削减了我国的水利建设行业的队伍素质。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水利部门现在面临着效益低下的问题，很多水利管理部门甚至是无法保证工作人员的工资发放，只能采取减员的方法进行维持，这也严重的削减了我国水利建设行业的战斗力和发展力。
3.水利工程缺乏对地位和发展的保证
首先，我国现在还比较缺乏对水利工程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认识，国家对于水利经济的管理投入也相对有限，所以导致了水利工程管理缺乏地位，并制约了水利工程经济效益的发挥。其次，我国现在投资管理的体制并不适合水利经济管理，而且由于缺乏对这方面的投资经验，也导致了水利工程的开发受到限制。还有一点就是我国的水利管理经费的投入有时会被其他部门进行挤占，导致了水利经济管理得不到经济支持的局面。这样也会严重的挫伤水利单位工作人员的工作积极性，从而更加的延缓了我国的水利管理的进程。最后，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我国的水利工程从最开始的筹划阶段就缺乏充分的准备，在进行施工过程中，施工质量也比较差，最后也很难形成系统的完善的体系。在运行的后期，很难得到资金的持续支持，水利部门也就很难持续的对水利工程和设备进行系统的保养和维护，这些原因都是造成我国的水利工程管理处于弱势的原因，我们要想办法改变这种局面。
二、对现代化水利经济管理体制建设的建议
1.增加对水利的认识
随着经济和社会化的发展，我们必须加强对水利经济管理的重视。水利不只在农业经济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在其他领域也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水平。现在水利在能源的开发方面也拥有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没有水利系统的支持，我们的生产和生活都不对得到如此快速的发展。所以说增加对水利管理体制的重要性的认识非常必要。
2.对价格的调控
水利经济的建设和管理也是有成本和收益的，在市场化的作用下，我们可以对价格进行调控，可以利用价格调控的方法才使人们节约用水，减轻水利系统的负担，同时这样做也可以提高水利管理部门的经济效益，可以增加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同时也可以使水利管理部门有更多的资金对系统进行管理和维护。
3.开启社会监管体系
现在很多水利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并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督，国家的管理监督氛围比较宽松，导致了水利管理部门工作的松懈。针对于这一点，我国可以采取放宽监督力度的方法，使全民可以参与到对水利经济管理的监督当中来，这样就可以对水利单位起到良好的督促作用。
4.改革投资方式
虽然我国一直在加大对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但是由于我国需要进行建设和维护的水利工程太多，还是导致了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如果我们能够改变一下投资的方式，一部分由国家投资，同时也可以由水利部门自己进行招商引资开发一些项目，并运用项目在对社会服务的同时进行盈利，这样就能实现资金的自己自足。
5.加强配套设施的生产建设
我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并不能是单一的水利建设，还必须要进行好配套设施的建设，比如说做好水电的配合工作。水和电都是人们生产生活最离不开的基础设施，我们可以将两者进行联合的建设，这样可以在节约资源的同时达到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6.建立政府购买服务的管理模式
我国的水管项目可以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模式进行外包管理，水管单位工作人员只进行工程管理工作，维护保养等服务性质的工作由政府统一外包。这样不但能够节约人力和物力成本，还能引进了外部的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服务水平，提升了整体服务质量，对水利经济的发展也是有促进作用的。
三、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知道了水利工程的重要性，它是一项关乎民生的工程，所以说对管理体制的优化就显得尤为重要。对它的体制的优化不只是有利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还关系着防洪和供水已经生态等众多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建立出一套完整的适应现代化社会发展需要的水利经济管理体制。相信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对管理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有了大致的了解，而且相信以上的一些建议也会对管理体制的发展提供一些帮助。只要我们不断的进行努力，就一定能构建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水利经济管理体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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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李梅.我国农村小型水利设施融资模式研究[J].农业经济,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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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经济体制篇2
我国正处在一个改革开放和走向现代化的时代。现代化过程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时又是一个内容丰富、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文化变迁过程。其中，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文化现代化是最重要和最深层的因素，而经济现代化必须有相应的文化现代化作为动力和支持。
1.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
关于经济现代化的含义，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认为，“经济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包括国民经济的工业化和知识化，包括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持续增长，包括经济福利的大幅改善以及国内经济公平和国际经济地位的明显变化，包括世界经济前沿和国际经济差距的变化等”。
1.1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
所谓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物质、制度、观念方面的文明成果）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活动的全部成果（包括制度形态与观念形态两方面），或指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地区的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并传承下来的。它一旦形成，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可以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一般来讲，文化包括三个层次，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文化与经济相互促进发展，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文化已经不仅仅是历史发展的足迹和成果，它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经济活动中发挥重大的促进作用。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深层推动力，并渗透在经济发展的全过程。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精神文化，对经济发展都有巨大的意义。一个地区从经济发展战略的确定、方针政策的制定、体制机制的创新，到社会成员的价值观、思维方式、经济行为，均会受到一定的文化影响。文化对经济发展有着巨大的支持作用，当然这种支持作用主要是通过文化对经济活动的主体———人的影响来实现的。文化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作为一种“文化力”发挥出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由收集整理
1.2文化现代化对经济现代化的意义
现代化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经历的一场深刻变革，这场变革以工业化为动力，促进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并引起经济、政治、文化、思想领域的相应变化。正如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的：“现代化是一个多方面的进程，它涉及人类思想和活动的所有领域的变化。”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是适应世界环境变化，追赶先进国家的发展过程。从根本上来讲，现代化运动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文化变迁运动，是一场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改革、整合从而创造新文化的运动。现代化的最本质特征就是其经济实质，经济现代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在这里，“经济现代化”可以定义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变过程这一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经济发展。在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经济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现代化，在一个文化不发达的国度里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文化现代化是经济现代化的灵魂。文化现代化具有塑造现代人的特殊功能，可以加速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化过程，给经济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2.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需求
文化具有传承性。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相对封闭和保守的文化，这种文化在具备中庸和稳定性的同时，也缺乏活力与进取精神，抑制民族的发展和创造力。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不断交流与冲突，在某些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了较强的力量；但与以民主、科学和制度建设为核心内容的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封闭性、落后性和保守性的缺陷便凸显了出来，近代以来也曾经严重阻碍中国经济的现代化进程。
我国是一个文化相对多元的国家，各地区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特色。这些地区文化在今天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不同的意义，而且创造了很多新的与现代经济相适应的文化，如温州文化、浦东文化、珠三角文化等。总体来讲，传统文化中的很多因素，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对今天的经济建设是有利的，如诚、信、义等；但是，有很多文化特点，如：重自守轻开放，重稳妥轻创新，重自我轻合作，重公平轻效率，重道德轻法律，重权利轻规则，重眼前轻长远，等等文化传统，在一定程度上与现代经济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3.文化现代化的任务：建立市场经济文化
3.1经济现代化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现代世界多数国家，包括我们国家所实行的经济体制，都是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是现代化经济的形式，从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其实质是经济现代化的过程。市场经济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是主要依靠市场来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一种经济运行机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的经济要素都进入市场，通过市场竞争、市场整合、市场分配，实现资源配置的最高效率。这是关于市场经济的基本认识。但是，市场经济不仅仅是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因为，不仅是市场范围空前扩大，而且市场交易的内涵和市场机制的原理也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这一切又都是以政治、法律、经济体制和制度的相应变革为前提的。市场经济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资源配置方式以及经济活动方式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制度、体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人际交往和精神生活的变化，是整个社会的文化变革。因此，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说到底就是市场经济文化的建立。
3.2市场经济文化的内容
转贴于
建立什么样的文化，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意志决定的。文化的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讲，一个时期一个地区的主流文化的性质和样式，取决于这个地区特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体制。市场经济是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方式，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文化，主要特点是：创新与效率、竞争与合作、开放与信用、规则与法制等。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首先必须建立市场经济文化。本文由收集整理
其一，竞争文化与效率文化。市场经济是开放经济，同时这个开放的经济环境下也必然充满竞争，竞争可以刺激经济社会发展。具备竞争意识、竞争思维、竞争能力，学会竞争，是市场经济对地区经济发展的文化要求。建立竞争机制，激发竞争，各种资源通过竞争机制的作用，在各地区、部门、行业、企业间实现科学配置，杜绝政府对地方经济的保护，鼓励地方经济参与竞争，在更大范围内的竞争，是使地区经济获得生命力的保证。当然，要避免盲目竞争和恶性竞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通过市场得到合理配置，微观经济活动充满效率。在微观经济活动中，效率优先是一个基本原则。当然，在经济发展中，不仅要重视微观经济效率的激发，还要通过制定宏观经济政策，以及加强地区经济合作和协调，保证整个地区的宏观效率。
其二，人本文化与知识文化。现代市场经济是一种高度文明的市场经济，它发展到今天，已经从传统的以物为本、以权为本，发展到以人为本。所以，尊重人的价值，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积极性，是现代市场经济对社会的文化要求。由此，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开、公正，要求消除权力本位和官本位现象，崇尚科学、尊重知识，重视教育、尊重人才，尊重社会成员的民主权利。市场经济同时是公平竞争型经济、质量效益型经济、法治规则型经济。在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分工越来越细、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情况下，市场经济也同时必然是宏观调控型经济、合同信用型经济。在市场经济比较完善的某些国家，由现代市场经济派生出诸如质量观念、法制观念、科学观念、人才观念等普遍的社会意识，这就说明市场经济本身蕴含着众多的文明因素。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3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特征法治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4
关键词：中国特色法制现代化特征法治
实现现代法治是中国有识之士近百年的追求和梦想。但是，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法治，难以与自然经济相嫁接，更与集权政体和以宗法伦理为核心的儒家道德观念相抵晤，追求现代法治的努力几经磨难，屡遭挫折。党的十一届三全会开始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历史与现实，并将法治植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肥沃土壤，逐步地、分层次地建构现代法治的制度结构与观念体系。认真分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和特征，有助于认识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法治建设道路问题。
一、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背景
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开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当时的中国面临着国内外一系列新情况和新问题，它决定着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方向和特征。
1．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基础性变革
中国是一个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一个时间不长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在1957年以后的近20年的时间内，我们在理论上认为可以跨越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而直接实行产品经济，在实践上则建立了一套权力过分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从而窒息了人们为追求自身利益而焕发出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遏制了现代社会建立的基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此时的西方国家，则在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稳步发展。与我国相邻的周边国家或地区也进入了经济腾飞的阶段，从而对我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改变经济落后状况，不仅是当时人民的迫切期望，而且是中华民族自立于民族之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
经济的落后和非市场化，必然影响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现代法治的内核是民主政治，而现代民主政治必然是现代商品经济的产物。因为经济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派生平等观念，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平等地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反映在法律上就是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不得享有超越法律的特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产生的现实基础。”⑴以行政命令为特征的计划经济压抑了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扼制了民主、平等、自由等现代法治观念的形成。同时，以行政指令连接起来的社会生产活动也缺乏对现代法治的社会需求。因此，通过改革推动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既是中华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也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基础性条件。
2．改革传统的人治型政治体制的迫切要求。中国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父为家君，君为国父”、“皇权至上”、“法随君出”等已经形成了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法律文化。封建社会的政治理论和法制理论，无论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法家，还是主张以“礼”治国的儒家，无一例外都主张君权至上，其理论的中心就是论证如何治民，维护封建统治，巩固君主万世一系的家天下。新中国建立后，经过了七年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短暂时期后，就长期按照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理论，指导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在政治体制和法制建设方面，集中批判和否定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法制的理论和制度，而对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和思想始终未进行有效的清算，使个人专制、权力集中、法外特权等封建残余，在战争年代形成并沿用下来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领导体制中，以制度的形式生长和蔓延，形成了人治色彩极浓的政治体制。
这种人治型政治体制扭曲了人民的政治参与热情，抑制了民主政治的发展，导致了二十多年来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失误。诚如邓小平所言：“我们过去所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⑵而法制现代化是一种新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的核心就是民主政治，因此，改革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完善一系列民主制度，是法制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客观要求。
3．发展与稳定的两难选择。秩序和稳定是任何一个社会实现宏观管理的基础性条件。虽然发展和改革是当今中国面临的最重要的使命，然而这两项任务的实现也都要求有一个安定团结、稳定有序的社会环境。但是，改革是一个新旧体制的交替过程，体制的转换导致了利益结构的重新调整，在原有旧体制下长期相对稳定的利益格局被打破，伴随而来的是利益结构的多元化、复杂化，从而引起各种局部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得不到及时、正确、合理的调节和处理，在一些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激化，破坏社会的稳定。
法制现代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就是人人在法制原则下去思考和行为的社会秩序状态，同时，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也是从制度层面上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重新设计和整合的过程，它既以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又促进和保障改革的发展，并以制度的形式反映改革的成果。选择什么样的价值目标，既促进改革，又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面临的重要课题。
4．浓厚的封建人治法律传统和和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建制设。中国封建社会有着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家国一体化的集权体制，“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伦理道德观念构成了封建社会三位一体的超稳定结构。它给我们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封建主义文化遗产。在法律制度方面最典型的是，以人治为核心的“德主刑辅”的治国理论，立法、行政、司法合一的专制体制，刑民不分的法律体系，“刑不上大夫”的刑罚制度，以义务为本位的法律观念，惧讼、厌讼的民众法律心理，等等。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想影响下，中国也曾出现过呼唤民主和法治的思潮，但是由于缺乏经济基础和社会变革的支持，在中国始终未建立起现代意义的法律制度。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向法制现代化迈开了重要的步伐。但是，随着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规定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开始了对“法治”、“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法定”等所谓“资产阶级法治观”的批判，导致了法律虚无主义思潮泛滥。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们所面临的是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法律规范体系不仅数量少而且残缺不全，作为根本大法的宪法充斥着左倾思想的陈词滥调，刑法、刑事诉讼法、民法、民事诉讼法等一个国家正常运转的基本法律付诸阙如；司法体制遭到破坏，检察机关被撤销，辩护制度、律师制度被废除。司法机关的职能被简单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无产阶级的“刀把子”；现代法治观念十分淡薄。人们不仅缺乏现代社会应有的公民权利观念和守法意识，甚至对法律的权威性都丧失了信心。
二、法制现代化道路的中国特色
中国法制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历史背景，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有其独特的发展道路和特征，认识这些特征是把握其发展规律的关键。
1．发展方式上的政府主导性。一个国家法制现代化的过程，一般来说是与这个国家整个现代化过程分不开的。当达国家的法制现代化起步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熟而逐步地、自然而然地实现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由社会生活领域推动的运动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家或政府扮演的是一种消极的“守夜人”角色。而当代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发生于20世纪最后20年，这时的中国社会缺乏商品经济对民主法治意识的启蒙，更面对着政治、经济和法制飞速发展的世界。发达国家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压力，国内人民要求富裕和民主的渴望，决定了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任务极为艰巨。这就需要有一个充分行使公共职能的强大国家来推动法制的转型，需要国家和政府自觉地担负起正确引导法治发展的时代责任，从而决定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发展方式上带有政府主导性。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在法治理论上进行拨乱反正，确立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现代法治观念，提出了加强民主法制，实现依法治国的法治现代化任务；面对几乎空白的现代法制建设，领导制定了法制现代化纲领和宏大的立法规划，并在短短20年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立法路程，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领导了大规模的普法教育，有规划有组织地传播法律知识，肃清封建法制观念，培育现代法治意识。总之，在当代国内外背景下，没有党和政府的领导，希望像西方国家那样通过市民社会的成熟，自下而上地实现现代法治，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政府主导性，客观上要求维护政府的权威，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改变党和国家运行机制中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实现民主政治。因此，维护政府权威不能走集权、扩大权力的外延的老路，而是要通过建立一个理性化、法治化的政府，使公共权力的运行合法化、合理化来实现。因此，党和政府行为法治化，领导行为法治化，当是中国实现法制现代化的前提。
2．目标的阶段性。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对国内相对落后的经济和薄弱的民主政治，以及来自国外的压力和挑战，其目标的选择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带有阶段性。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制国家，国家制度本身就是人民的自我规定，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国家制度是人民存在的环节：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人民不是为国家而存在，而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国家制度在这里表现出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⑶可见，充分实现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法制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为此，首先要运用法律机制，确认和实现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尤其是要保障公民的政治参与权，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法原则落到实处。其次是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务使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根据法律的要求来行使，把一切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的权力纳入法制轨道，建立和健全政治组织和国家机关权力的法律制约机制，防止国家权力的滥用，防止一切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犯。
这样一种法治状况，是法制现代化的理想目标。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为此而作出了艰辛的努力。但是，经济发展的内部冲动和国际竞争的强大压力，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无可选择地将社会政治稳定前提下的经济快速发展确定为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阶段性目标。首先，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尽快发展经济，解决几亿人“吃饭”和“温饱问题。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中，能否迅速地将经济发展起来，使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综合国力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已经成为国家政权最终存在的合法性基础。其次，公民权尤其是公民政治参与权的全面实现和公民权利观念的形成，有赖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和公民生活水平和文化素质的提高。因为，“作为商品交换关系总和的‘市场’，它对法律的最初始、最本能、最基本的要求便是自由、平等和权利保障”。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不足温饱的物质生活水平，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治的强烈需求，不可能产生更多的政治参与要求，“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⑸第三，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社会急剧变化过程。经济的发展，利益阶层的分化、价值观念的冲突、民众政治参与期望的提高，对政府的凝聚力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同时，中国的现代化过程还始终面临着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影响与渗透，其主要手段就是打着“民主”与“人权”的旗号，瓦解中国党和政府的政治权威。如果一开始就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定位于全面实现包括政治参与权在内的公民权，则会超出现有政治制度的承受能力，使政治权威分崩离析，经济的赶超计划也会毁于一旦。因此，分阶段实现法制现代化目标，是中国在当今国际国内特殊环境下的一种现实可行的选择，即首先围绕政治稳定和市场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保障体系，在充分保障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稳步有序和自上而下地推进公民政治权利的实现。
3．价值取向的双重性。事物的价值是事物作为客体对主体的生存、幸福和发展的肯定关系或否定关系。凡是对人有用、有利、有益，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有助于实现目标的东西，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就是无价值的。法制现代化作为一种制度设计，也有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一般说来，法制现代化的价值是多重的，包括正义、公平、平等、效率、秩序、自由、权利等等。在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选择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和其基本国情基础之上的，它集中地表现为对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合理解决。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确立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法制现代化价值取向。
首先，中国的法制化应当把尽快发展经济，提高效率作为其价值取向。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⑹。因此，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成为评判一切工作的基本标准。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小平同志一直坚持“两手抓”的思想，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使法制建设服务于经济：一方面，抓紧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为市场主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主体在经济生活中拥有广泛的选择自由，保障市场主体的合法利益，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秩序，为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其次，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另一个价值取向乃是实现社会正义。人类社会的法律从其诞生时起，就同正义结下了不解之缘。正义所蕴含的公平、公正、公道、平等、自由、权利等价值内涵，成为政治社会中所有价值体系追求的最高目标。社会正义也就自然构成中国法制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在当代中国，社会正义具体表现为：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实现社会的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⑺因此，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将关注和解决社会公平或社会正义问题作为自己的根本的价值取向。为此，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方面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社会主体在机会和手段选择过程中的平等权利；另一方面，通过制定一系列有关公民社会经济文化权利的法律法规和保护弱者群体的法律法规，如劳动法、工会法、残疾人保护法、教育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社会保险法和最低工资制度等法律法规，强化法律的利益调控职能，促进社会利益需求与实现的平衡发展，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在目前经济政治环境允许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正。
当然，公平和公正的充分实现有赖于社会资源的极大丰富，在普遍贫穷的社会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公正与公平，充其量是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平均主义。因此，经济的发展和物质的丰富是社会公正的基础。在发展经济成为核心任务的当代中国，公正会带来民心的归附和政治的稳定，但是发展会在更高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公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反映了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也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价值选择。
4．过程的非协调性。法制的现代化应该是一个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协调发展的过程。但是，如前所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一方面带有政府主导性，另一方面，它是作为最强音的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种回应——为改革和发展服务，其目标的选择带有强烈的功利性。因而，其发展过程不可避免地带有非协调性的特点。在立法上，表现为立法速度快、数量多，在短短的二十年内，我国的立法已走过了西方上百年的历程。但质量不高，可操作性差，立法程序立法技术不科学，部门法之间畸轻畸重现象严重。在立法与执法和司法的关系上，集中表现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贪赃枉法现象严重，使立法与法律的实施之间出现较大差距。在立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和手段的关系上，表现为立法超前，基础和手段不足。许多法律制定出来，却没有或缺乏实施法律的人员和物质条件，甚至一些法律的制定没有建立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之上（如80年代制定的《破产法》），因而使这些法律处于虚置半虚置状态。在法治观念上，不同层次的公民对于法治的理解存在严重不协调状态：国家领导人谈的“法治”是“治国方略”；法学专家谈的法治是指法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统治，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些执法和司法人员认为“法治”就是依法管理，甚至以法治民；而更多的老百姓认为“法治”就是规规矩矩的守法，不犯法。这样一种复杂的观念状态表明，中国当代法制现代化的目标尚不像经济现代化目标那样，为全国人民所明了和认同。
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的非协调性，是当代不发达国家在急速推进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规律性特征。它是经济上的不成熟（市场经济的不完善）在法制上的表现，同时也表明，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观念的变革，已经成为推动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关键。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展开的中国社会变革，实际上是要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当代中国法制建设也呈现出现代化的发展趋势。由于文化传统和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法制现代化必然带有自己的特征。认识这些特征的目的，在于将中国的法制现代化置于现实可行的基础上，客观地看待其进程中的成绩与不足，既克服不顾国情，追求抽象的法治理念的理想主义，又可以唤起由人治走向法治这一艰难进程中消极主义者的信心。
注释：
*杨亚佳，1955年――,中共河北省委党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宪法、行政法。
陈晓玉，1955年――,河北师范大学德育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党的建设。
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197页
⑵《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93页
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1页
⑷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第135页，群众出版社，1995年
⑸《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5
【关键词】中国模式政府主导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国家治理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2【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12.007
从关于“中国模式”的争论说起
近十年来，特别是从2007年世界经济危机开始，“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流行开来。其中，在“中国模式”与政府作用的问题上，学界出现了针锋相对的激烈争论。
一种观点认为存在着“中国模式”，这个模式是30多年来中国经济奇迹的重要原因。“与美国以自由市场为核心的经济体制不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中国最关键的优势，恰恰是政府对经济强有力的干预，这是其他西方国家所没有的。”这种优势，集中表现在中国政府具有较强的宏观或区域性经济调控能力上，包括调控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集中和分配全国性财力、协调区域发展、引导社会投资方向等方面。①中国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模式”。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在经济方面，“中国有混合经济体制”，有国有和非国有部门，“政府和市场要保持平衡，国家总是垄断一些行业，但是不能扩张得太厉害”。但是，“中国模式处于转型期，还在探索中，但探索不是没有方向，而这个方向取决于中国文明的进程。模式是一个发展的过程，至于说成熟不成熟，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取决于“它实际是怎么运作的”。②
相反的观点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把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归因于“中国模式”是有问题的。有学者认为，把“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作为“中国模式”的特征是一种误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努力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从一个由行政权威控制的计划经济转变成一个自由交换的经济；另一方面，就是从行政命令支配的经济，政府机关和党政官员的自由裁量权特别大的命令经济，转变为一个规则透明、公正执法的法治经济。”政府的责任，是提供透明公正的市场秩序和公共产品，“政府介入微观经济活动”是“我们现在遇到的最大的危险”。③有学者认为：“‘中国模式论’所宣扬的是政府主导的、民族主义支撑的经济发展路径、政治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方式。”所谓的“中国模式”，“鼓吹”“人民要服从于政府、政府要控制资产、百姓的利益要让位于地方建设”，“试图用现代化、稳定、国家民族利益、民生、理想代替现代性、自由、个人权利、民主、理性这些普世价值的核心和基础”，“是不可取的”。④
可以看出，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对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资源配置中作用的评价。本文所谓的“政府主导”，就是政府在经济社会资源配置中发挥强有力作用。在《现代汉语词典》里，“主导”一词意味着“主要的并且引导事物向某方向发展的”，如“主导思想”“主导作用”等。《辞海》关于“主导”的释义，即“起主要和领导作用的”。因此，作为一种发展模式，“政府主导”可视为一种政府发挥主要和领导作用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体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而非局限于单一的经济领域。就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言，如果存在“中国模式”，那这种模式也是一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激烈的争论以及全面深化改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要求我们全面审视、深刻反思这种发展模式。
政府主导的历史、类型与本质
从历史上看，最早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出现在欧洲现代化早期或前期实行重商主义的国家。重商主义者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管制商业、制造业、农业，垄断对外贸易，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和积累财富。
18世纪末和19世纪前半叶的法国，是较早推行重商主义的国家。在经济结构上，农业占统治地位，工业弱小。在阶级结构方面，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数的2/3以上，工业资产阶级弱小。马克思分析说：“在英国，工业需要自由贸易，而在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国家垄断。”“在法国，小资产者做着通常应该由工业资产者去做的事情；工人完成着通常应该由小资产者完成的任务。”⑤所谓“工业资产者”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以及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的自由、平等。关税、国家垄断等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社会的干预。马克思总结说：“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支配社会。”⑥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权“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从其最广泛的生活表现到最微不足道的行动，从其最一般的生存形式到个人的私生活”，“现实的社会机体却极无独立性、极不固定”。⑦在这种情况下，“从某一村镇的桥梁、校舍和公共财产，直到法国的铁路、国家财产和国立大学”，都“成为政府活动的对象”。⑧这个时期的法国就是较早实行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国家。
从世界各国发展来看，实行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国家，普遍是经济欠发达国家，或者是正处在社会转型、采取赶超式现代化战略的国家。
英、美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本质上是一种内生性自然演化过程。英国的工业革命，特别是推动革命的科技突破，并非政府主导实现的，而是企业家追求利润、科学技术长期渐进积累的结果。工业革命反过来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炮舰保护下的资本更是横行于全世界，以攫取超额利润。美国的情况与英国有所不同。这两个国家，都采用小政府、大社会的自由主义发展模式，不需要也不允许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特殊作用。采取赶超式现代化战略的国家，情况也有所不同。这些国家，面对发达国家的示范效应（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还有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压力），面对国内民众改善生活、快速实现现代化的压力，不可能再走小政府、大社会的老路，政府自然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积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主导经济社会发展，是一种非自然的历史进程。
19世纪的法国，较“日不落帝国”英国落后很多。更落后的，是当时的德国。1871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完成统一后，德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府主导”措施：经济上，大力推行国有化，将铁路、烟草等行业收归国有；政治上，镇压工人阶级运动，实行专制统治；社会上，建立世界上最早的养老、健康医疗、社会保险制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44个最大的矿山和12个大钢铁企业，以及24%的发电设备和20%的制盐企业，都属国家所有，80%以上的铁路也由国家经营。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等国家和地区，在一个历史时期内，政府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也处于主导地位。在日本，先后成立了经济安定本部、经济企划厅等政府计划部门，负责编制规模庞大的经济计划，从金融、财政、价格、税收等方面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引导经济复兴和发展。在新加坡，政府成立了经济发展局，制定各种经济发展计划，以至于“政府决策指导，国家参与投资”⑩成为新加坡市场经济的主要特征之一。苏联模式也可归类为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只不过是一种极端化的绝对控制模式：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经济社会资源，公权力甚至入侵公民的私生活领域。这种绝对控制，当然也与相当时期内苏联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有关。
从政府主导的类型看，存在着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府主导和不承认市场作用的政府主导两种类型。
19世纪的法国、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新加坡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在肯定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引导性计划、产业政策等发挥政府作用。例如，日本政府的经济计划，除战后初期的物资管制外，对企业只起间接指导作用。这是一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在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推行的是另一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经济，严格的政府计划控制，完全否定市场机制和非公所有制经济，通过政府计划来配置资源。两种政府主导发展模式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德国、日本等国家实行的政府主导模式，政府发挥“主导”作用，但这种“主导”是在充分保障私有制经济与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实现的。在这些国家，政府权力相当大，同时人们也享有极大的经济自由。不足之处在于，民主或民众的政治参与，有不同程度的限制，实行所谓的“威权政治”（二战前的德国，先后出现过封建军事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二战后的日本，拥有竞争性政治的外表，但长期维持一党独大、独享政权的政治格局）。以苏联为代表的政府主导模式，以严格的政府计划和公有制经济为载体，从根本上否定了市场机制。政经不分，党政不分，政社不分，缺乏民主，政府控制了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苏联模式中的政府“主导”，用“全面控制”更准确。两种政府主导模式，可分别称作尊重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模式和否定市场经济的政府主导模式。
政府是公权力的代表。无论哪一种政府主导模式，本质上都是权力配置资源，只是程度不同、方法不同、外在约束条件不同。权力配置资源，有明显的优势，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同时，它的劣势也很明显。政府要主导，就必须集权，造就所谓的“强势政府”。强势政府，会弱化社会自主性，压缩社会活动空间，削弱社会活力，带来一系列严重问题，如政治腐败、财富分配不平等、民众参与不足导致的政治认同下降、决策失误等。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重视市场经济和公共权力运行的法治建设，规范、保障资源配置过程的公开透明，防范权力与私人资本的结盟，确保公共资本的公共属性，来解决上述问题。韩国与我国的台湾地区，则在长期高速增长之后，从威权政治走向民主政治。
以上分析表明，政府主导要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必须赋予人们以极大的经济自由，加强法治建设，防范权力和资本的勾结。政府主导具有阶段性，在现代化奠基与起飞阶段非常必要，但在这个阶段过去之后，改革政府主导体制或模式，建立新的政治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是完成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政府主导与中国的改革开放
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是有规律可循的。这里的关键是，“经济运动会为自己开辟道路”。如果政府“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必然“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以国有化问题为例，恩格斯指出：“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达到了一个新的为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作准备的阶段。”?政府可以影响经济发展，但不能根本改变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政府认识到位，举措得当有力，会促进经济发展。反之，则阻碍经济发展，甚至会导致自身崩溃。
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学说，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到以自由交换为基本特征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自主调节的产品经济，就是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始终的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在现阶段，以市场配置资源为核心特征的市场经济或商品经济，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这一点，已被西方发达国家数百年来的实践所证明。采取政府主导模式的日本、亚洲四小龙，甚至19世纪的德国、法国，虽强调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但也不敢违背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把市场等同于资本主义，把政府计划配置资源当作社会主义，把几乎所有资源都掌控在政府手中。中国的体制，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体制，都脱胎于苏联模式。这种模式的最大弊病，是束缚社会个体的积极性、创造性，政治不民主，社会缺乏活力。中国的改革开放，所针对的就是这种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上，我国先后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其中，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理论上的一大突破，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从党的十四大到十七大，在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下，中国始终强调“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也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任务。解释说：“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这个认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三十多年艰辛探索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新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新的成果，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势必审视和界定政府的作用。指出：“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既然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那么政府就不能像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那样在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了。这是其一。其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就是说，政府还要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一定或特殊作用，这种作用只是辅的。这种作用，只能发挥在市场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或者根本不能发挥作用的领域，如市场秩序的维护、公共产品的提供等。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说“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职能是不同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怎么做才算“更好”？“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中国对市场配置资源的认识，不只是纯粹理论认识深化的产物，更是现实问题所逼出来的。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断走向完善。但是，在土地、矿产等领域，政府配置资源的角色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相反，该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包括提供公共服务、促进公平正义等，政府的作用发挥得还很不够。由此导致的严重问题，如经济结构与发展方式转型缓慢，权力寻租带来的腐败蔓延，公共服务不到位带来的上学难、就医难、养老难等，特别是导致这些问题的体制机制弊端，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绕不过去的坎儿。如果说，政府对经济的强有力干预是所谓的“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这种模式三十多年来发挥过不少积极作用，那么，现阶段，这种模式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成为进一步改革的对象。实际上，市场化程度较高、起步较早、市场体系较完善的中国沿海发达地区，之所以居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地位，正是政府对市场配置资源的尊重，特别是对非公所有制产权、自主经营权的尊重，而非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过去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主要不是政府干预的产物，而是政府持续向市场、企业放权的结果。这个事实，一定要弄清楚，绝不能因果颠倒，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把政府职责由过去主导资源配置转变到建设市场经济体系、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和促进共同富裕上来，要求我们改革政府主导发展模式，实现发展模式的总体转型。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府主导发展模式问题，并非单一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经济发展、政府治理、社会组织发育等在内的现代化问题。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性任务。
改革政府主导模式，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概括。国家治理体系，是一个国家的制度体系。国家治理能力，是当政者运用制度体系治理国家的能力。在中国，“国家治理体系是在党领导下管理国家的制度体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领域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国家制度；国家治理能力则是运用国家制度管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包括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有机整体，相辅相成，有了好的国家治理体系才能提高治理能力，提高国家治理能力才能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涉及到制度建设与全面改革问题，或者说通过全面改革实现各个领域内的制度现代化。
制度就是规矩，是办事的程序。没有规矩，不遵守体现最大共识的程序，社会必然会乱套。与此同时，现代化取向的制度，还必须符合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正等人文价值。在这个方面，1978年以前的中国，存在着双重缺陷――制度不足与制度的现代价值取向缺失。制度不足，表现为“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就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制度的现代价值取向缺失，表现为在“英、美、法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的领导人严重破坏法制的现象。邓小平提出：“如果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应该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实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根本上消除了专制主义、人治政治等前现代因素。邓小平的答案，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这里，邓小平实际上已经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在邓小平关于制度建设的战略思想与30多年改革开放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任务。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全面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绝不是在某一局部的修修补补。全面改革，并不是说没有重点，齐头并进。我国的基本国情，特别是生产力、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与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普遍要求，要求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改革的重点。现阶段，尽管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基本国情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不少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改革任务远远没有完成，经济体制改革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这种状况，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点。改革不能齐头并进，并不是说可以长期单兵突进。邓小平在上个世纪80年代告诫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这个论断，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越发显示出其真理性：其他领域体制机制的不完善，既阻碍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也成为社会全面进步的软肋。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我国经济体制现代化的主要标志和最大成就。与此同时，我国政治、社会领域的改革，也取得一定成绩，但在很多方面仍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在政治领域，腐败问题是党和国家身上的毒瘤。尽管我们提出权力要受到监督与制约，党的十六大初步提出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但从理论到实践，还没有找到有效治“本”之策。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腐败问题，与政府配置资源的计划经济残余紧密相连。解决腐败问题，要求我们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党的领导、政治运行与政府治理的现代化。在社会领域，公平问题也越来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正如所说：“在我国现有发展水平上，社会上还存在大量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这个问题不抓紧解决，不仅会影响人民群众对改革开放的信心，而且会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当前亟需解决的，是“由于制度安排不健全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问题”，以“使我们的制度安排更好体现社会主义公平正义原则”。?在社会领域，还存在培育社会组织、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激发社会活力的问题。在文化领域，如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多样化的社会思潮，包容差异，凝聚共识，也是我们面临的大问题。
因此，尽管经济体制改革依然是改革的重点，现阶段的中国改革却不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在各个领域全面深化改革。说：“我们之所以决定这次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不是推进一个领域改革，也不是推进几个领域改革，而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就是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总体角度考虑的。”经济体制改革这个“重点”，与其他领域内的改革是什么关系？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认为：“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方面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和传导作用，重大经济体制改革的进度决定着其他方面很多体制改革的进度，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充分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使各方面的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协同推进，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思路，也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围绕着经济体制现代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这个主轴，推进各个领域的制度、体制与机制现代化进程。在政治领域，围绕着民主与法治两大主题，不断发展各种形式的人民民主，畅通人民群众表达诉求、维护利益的渠道，高度重视法治的作用，弘扬法治精神，确立法治信仰，推进党依宪依法执政，国家政权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将各种经济社会事务纳入法治轨道，加速从人治迈向法治的历史进程，实现政治体制的现代化。在社会领域，以社会自治为核心，划分党、政府与社会的权力、职能边界，将党和政府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属于社会自身的事务，交给社会，由社会组织来承担，激发和释放社会活力，实现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组织体制的现代化。在这方面，党的十提出要构建两个方面的体制：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系，一是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构建“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社会治理体制。在文化领域，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思想文化发展规律，建设一元主导、多元共存、包容开放的思想文化生成和管理体制、机制，实现文化体制的现代化。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我们加快塑造现代化的社会主体的步伐，塑造具有自立、自主、自由个性的人，即公民。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影响、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血缘、政治权力等先赋性因素。教育、个人努力与能力等后致性因素，不占主导地位。在诸多先赋性因素中，政治权力最为显著。在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中，政府绝对控制各个领域。对社会主体来说，这种政府主导进一步演化为“关系”主导。没有“关系”，就办不了事，就会受到不公平对待。最硬的“关系”，最便捷的“门道”，最深厚的“背景”，“封妻荫子”所依凭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道”，都是权力。从社会主体塑造角度看，从先赋性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到后致性因素发挥决定性作用的过程，也是从权力本位向能力本位的变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先赋性因素让位于后致性因素，能力本位必然取代权力本位。社会主体的现代化，是一个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的综合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程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几点结论
首先，政府主导，无论是尊重市场规律还是根本否定市场规律，都是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只能在特定发展阶段发挥特定作用。从长远来看，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文化，自有其发展规律。政府只能尊重规律，而不能取代规律，主导这些领域的发展。更加尊重发展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求政府尊重规律，发挥查遗补缺的作用，使各领域发展得更顺利。
其次，从根本上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是政府主导即政府配置资源的产物，而是政府自我改革、主动弱化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产物。这种主动“弱化”，表现为经济、政治、社会等方面的“放权”“松绑”。现阶段存在的弊病，主要是“放权”“松绑”不到位，当然也存在政府积极行权不到位的因素。如果说，政府主导是所谓“中国模式”的核心特征，下一步的改革，就要进一步革除这种政府主导。不改革，中国的现代化难以顺利进入下一个阶段。
再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种制度、体制、机制的现代化，即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法治化、社会自治化等，归根到底要服务于社会主体特别是人的现代化。所谓服务于人的现代化，主要是确保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制度体系的现代化：从先赋性因素决定人的命运转变为后致性因素决定人的命运，从权力本位转变为能力本位，促使人从具有依附性人格的人，转变为具有自主、自立、自由、自强个性的人。
最后，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优势即所谓“集中力量办大事”。大事，既包括三峡大坝、青藏铁路这样的物质实体，也包括社会稳定、凝聚共识这样的秩序、精神层面的东西。在现阶段，中国最大的事，是各个领域体制、制度的现代化，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现代化与民族复兴，最根本的是确保国家、民族健康发展的各种制度的现代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历史使命。
注释
邹东涛主编：《中国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报告no.3：金融危机考验中国模式（2008～2010）》，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7～28页。
郑永年：《中国模式客观存在，其研究应该去政治化》，http：///news/special/chinaway/20101116/2891464.shtml。
吴敬琏：《“中国模式”会成为全球榜样吗？》，《中国改革》，2010年第10期。
秦晓：《“中国模式论”是不可取的》，http：///news/special/chinaway/20101115/2886756.shtml。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4、15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67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11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65页。
陈万里等编著：《市场经济300年》，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5年，第97页。
陈万里等编著：《市场经济300年》，第285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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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谈治国理政》，第116页。
《谈治国理政》，第77页。
《谈治国理政》，第91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6、327、333页。
《谈治国理政》，第93～94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76页。
《谈治国理政》，第95、97页。
《谈治国理政》，第90页。
《谈治国理政》，第94页。
责编m樊保玲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6
【摘要题】理论研究
【关键词】经济史/理论经济学/现代化
【正文】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30(2002)03-0068-06
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抽象，将中国经济史课程教学的主要目的，由使学生了解经济发展过程，变为了解经济发展过程中所蕴含的经济工作经验和经济理论与历史理论，是我在面向21世纪中国经济史课程改革建议中的三个目标之一。
一、经济史学是理论学科
经济史学教材之所以要加强理论分析，是根据以下三种情况：
（一）经济史学科的性质与学生的要求。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程，是为了使学生知道本国经济国情，包括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规律、特点，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的水平与阶段，它的历史方位，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经济发展问题而提出过的各种理论和方案，等等。要使学生深刻地掌握这些问题，教材必须给予理论的回答，即对一些问题进行理论分析和将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成果凝聚成理论观点，以便于学生接受它们，并具有启发性。
经济史教材必须具有启发性，而不能限于告诉学生中国近现代时期里经济领域发生了哪些事实。教材不仅要使学生知道有关中国近现代经济发展过程、经验、方案的理论，而且要使他们知道，要用什么理论和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史实与过程，得出新的理论结论，使他们从这个分析过程中学到经济理论、历史理论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启发他们的理论思考和运用理论分析具体经济问题的能力。具有理论性是经济史教材应有的特色。
任何一本经济史教材，它的首要任务是将历史过程事实叙述清楚。历史过程是进行理论概括的依据。学生对仅介绍史实的教材有意见。他们需要知道史实，也需要知道用以分析史实的理论和从分析史实中得出的理论。为了满足学生的这种要求，本书在叙述史实过程中，采用夹叙夹议的表达方式，对史实作理论分析。在每章的末尾设“结语”，概括该章的理论观点，在每个历史大阶段后设立专章或专节，对相关的经济形态作理论分析。
讲授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直接目的，是分析历史过程，探索历史规律，总结历史经验，以说明现在，启示未来。没有理论分析和理论结论，达不到此目的。认为经济史学科就是讲史实的，是一门没有理论的学科，这是一种偏见。它的形成，与一些人对真正的经济史不了解有关。事实是，所有的经济理论都来源于对经济历史的分析。马克思“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2](p37)经济学史证明，不仅是马克思的全部理论，而且是所有含有真理成分的经济理论，无一不是研究经济史与经济现阶段状况的结果。现状转瞬即是历史。故理论出自历史。历史出科学。经济史学担负着出经济理论的任务。
（二）教学改革的要求。当前，高等学校有关专业开设中国经济史课程的情况是：开设一门“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的，讲一个学期，每周4课时或3课时；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的，各讲一个学期，每周3课时或2课时。采用本教材开设“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课，从开中国近代经济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两门课来说，是精减了一门课，但内容上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比“中国近代经济史”课增加了1949年以后的经济历史，比原来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这两门课程增加了港、澳、台的殖民地经济形态史和资本主义经济形态史，增加了大陆1979年或1984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教学改革要求给学生更多的自学时间，以发挥他们的主动精神，因而必须精减课程与课时。故教学时间不可能增加，且有可能减少。教学内容增加与教学时间减少的这种情况，要求教学内容与教材内容少而精。加强理论分析与理论色彩，将大量史实与过程提炼为理论，这是达到少而精目的的办法。
（三）中国经济发展和中国经济理论发展的要求。中国经济的出路在于走自己的路。这需要有从本国经济发展过程与成败得失经验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发展理论作指导。100多年来，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经济理论的落后，中国长期没有摆脱搬用外国经济理论来指导本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向西方国家学习经济理论经历了多个阶段。向西方国家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但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在主体部分未获成功。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成绩，也有教训。1958～1978年经济处于基本停滞和徘徊状况，就是与所学的经济理论有关。鉴于这种经验教训，1984年，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宣布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邓小平确立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既缺乏充分的实践经验，也缺乏系统的理论准备。西方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已有300余年的历史，对于市场经济的研究比较充分，其中的许多成果值得我们借鉴。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都在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原因。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并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西方经济学是从西方国家的经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其中，有许多东西必然不合中国的国情。照搬西方经济学不能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问题。寻求指导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必须采取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方面学习西方经济学，吸收外国的经验；另一方面研究中国经济发展学，从中国经济的历史事实出发，总结中国的经验，揭示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建立中国经济学。这后一个方面是基础。因为，学得的外国经济理论是用于中国，必须与中国的经验相结合；从根本意义上说，中国经济发展要走自己的路，必须有自己的经济理论作为指导。这种理论只能从自己的历史中抽象出来，从本国经验中抽象出来，并系统化为中国经济发展学。
二、分析理论举例
《中国近现代经济史》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尽可能地吸取国外研究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理论成果，同时也凝聚了作者50年来研究中国经济史所形成的部分观点，并使之系统化。它是一本专著性教材。因此，对某些理论观点需要作点介绍。
作者在加强理论分析上所作的努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用于分析经济史实的理论，二是从分析经济史实得出的理论概括。在分析理论中，有用于某章某节某个专门问题的，有贯穿于全书的。后者对理解本教材的内容与结构颇为重要。现略举数例如下。
（一）经济现代化两个主要层次理论。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两个主要层次，市场化是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的基础与前提理论。这个理论既与通行的“现代化在经济上表现为工业化”不同，也与“现代化就是市场化”有区别。本书以经济现代化为主线。对经济现代化内含的新解释，和用这种认识分析经济现象，给本书带来一些新的观点。例如，用经济现代化包括市场化与工业化的理论观察经济变化，就会发现自然经济结构的瓦解，商品生产的发展，农产品的商品化，国内商业与对外贸易的发展，货币制度的统一与废两改元，地租与财政收支的货币化等等，都是经济现代化在前进的表现；就会发现在1842年之前，中国经济已存在经济现代化的因素（萌芽），在向经济现代化方向前进，在走向经济现代化的门槛，中国经济现代化具有内在的基础与动力；就会发现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演变的基本趋势是发展、进步、上升，而不是如某些书所描绘的破产、进一步破产、崩溃或倒退、落后、破坏。
（二）过渡性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过渡性主要表现为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存在6种经济形态。在中国的主体部分（大部分地区），发生过3次重要的经济形态转变：从封建经济形态转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半封建半殖民经济形态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变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在1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存在这么多种经济形态，经济形态发生这么多次转变，这在世界经济史是绝无仅有的。在这个意义上，1842～1991年的中国近现代经济史是一部经济形态转变史。这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的一大特点。在6种经济形态中，封建经济形态和殖民地经济形态在不少国家存在过；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仅存在于土耳其、伊朗、中国等3个国家，其中以中国的最为典型；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中国特有的，其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创造；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另一个重要发现。1842～1991年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都是过渡性经济形态。多种经济形态并存与经济形态迅速转变，是中国近现代经济复杂性与过渡性的表现。本书沿着经济现代化这条主线，依时序考察这些经济形态的嬗变与相互影响，考察封建经济形态中经济现代化因素的形成与成长，考察经济现代化在其他5种经济形态中的历程与成效，从而比较其优劣，证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是最有利于经济现代化的经济形态。
（三）互补理论。互补理论（对立互补理论）是对经济历史的如下现象所作的概括与抽象。历史上的经济都是多元的，而非单一的。多元的，即多个侧面和多个层次。这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矛盾双方既有利益冲突、斗争、竞争的一面，又有互补、利益一致、相互依存的一面。这是一条经济规律。争取实现某种单一经济的努力，在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它们或者未能成为现实，或者一度成为现实，但不久又回到多元状态。总之，这种努力未曾成功过。在中国近现代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研究、历史学研究，以及经济工作中，在理论上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的一种毛病，是对经济的某些侧面和层次之间的关系，只看到对立的一面，而抹煞了互补的一面。这在分析外国资本与本国资本，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市场与计划等的关系上，尤为突出。本书以互补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经济的各个层次和各个侧面，认为诸如生产力中手工业和机器工业，所有制中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经济成份中的个体经济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与公有经济，中国资本与外国资本，地区关系中城市与乡村、东部与西部，等等，都存在既竞争又互补关系。当然，它们之间竞争与互补关系的情况各不相同。它们在对立中互补，有的层次且互相渗透与互相转化。把它们之间的关系看成只有矛盾、对立、竞争、排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把这样的观点教给学生，对他们思维方式是有害的。
互补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在特定历史阶段存在的各种经济形态中，那种最能发挥经济各个侧面与各个层次之间互补作用的，便是最有活力、最有优势的经济形态。用此理论分析中国近现代时期的各种经济形态，发现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197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就是这样的经济形态。它们中的互补关系主要是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以适应生产力多层次的结构。多种所有制、多种经济成份同时共存又能共同发展，是这类经济形态独有的特征与优势。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称它们为多元互补经济。其他包括资源配置手段中市场与计划的互补等等。中国的经济调节手段，在1949～1956年之间，主要是以市场为基础，同时使用计划调控手段，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效果很好。1956年以后实行计划经济，市场仍存在，但失去调节作用，是计划经济加市场的体制。此时期经济长期处于徘徊状态。自1979年以后，逐步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是市场经济加计划的体制。这个时期经济发展迅速。中国经济增长状态的事实说明，多元互补型经济适合中国国情，单一型经济对经济发展不利。互补经济形态适合中国国情。这是由中国近现代时期社会经济形态的复杂性与过渡性决定的。
三、理论概括举例
（一）三次现代化机遇的丧失。1842年以后中国丧失了三次现代化的机遇。
第一次是1842～1895年。19世纪下半叶是后进国家追赶现代化先进国家的一次极好的机遇。中国的邻国俄国和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后进国家，同为依附国。在这个时期，俄、日取得现代化的成功。中国清政府与太平天国及之后的捻军长期打仗，一方面交战双方均将大量的人力、物力消耗于战火之中；另一方面战火燃烧的地方，生产力遭受惨重的破坏。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及少数民族起义之后，自诩“同治中兴”，但清政府只想维护统治，对现代化的积极性不高。引进外国机器、技术的洋务活动，多由地方督抚进行。这与同时期俄国与日本的统治集团励精图治，热心现代化，大力推进改革，大不相同。中国与俄国的这种不同，表现在俄国1861年实行农奴制改革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迅速发展，俄国成为侵略中国并在中国获得广泛特权的国家之一。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不同，表现在日本1868年实行明治维新及其后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工业交通业的迅速发展，在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中败日胜，中国除割让台湾外，还向日本赔款2亿两白银，赎辽费3000万两白银。此后，日本用此款项推动进一步现代化，清政府因赔款而陷入财政困境，无力搞大型现代化事业。中日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中国之所以丧失这次良机，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领导的清政府腐败与外国的侵略，特别是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
第二次机遇的丧失是1912～1945年。在此期间，在国内，1911年辛亥革命帝制和满洲贵族统治，建立民主共和政体，国内民心大振。资本家阶级的代表人物参加政府，制订了一系列有利于私营工商业发展的政策。国际上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一些先现代化国家连续遭到重创。此时是一次新的科技革命（电气工业引起的革命，有人称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这类后进国家迅速现代化并赶上先进国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与中国同为半殖民地的亚洲国家土耳其，就是在这个时期变成独立国家，并成为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在这段时期里，中国逐渐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现代工业增长率高（1926～1936年，8.3%。1928～1936年，8.4%）。现代工业（包括矿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的比重，1920年为5%，1936年为10.8%。如果连同工场手工业的产值一并计算，则资本主义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20年为10%左右，1936年为20.5%。单就工业来看，则工业总产值中的58.6%，即一半以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在交通运输业方面，1936年在航空、水运、铁路、汽车、人力车、搬运、电信、邮政等总收入13.5亿元中，51%是现代企业经营的。可以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中国的工业和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快速上升趋势。但是，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夺取了政权，他一心想当皇帝。袁世凯死后，各地军阀混战。1927年以后，领导的国民政府为了巩固，把主要精力用于对付国内的异己势力上。日本不允许中国强大，以战争方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直接进行破坏和摧毁，使中国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断。这次良机丧失在袁世凯等北洋军阀领导的民国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和日本侵略者手中。
第三次机遇的丧失是1957～1978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内空前统一。1952年土地制度改革完成，消灭了封建土地制度，为经济现代化消除一大障碍。同年，国民经济在总体上大体恢复到1936年水平，创造了经济恢复速度上的奇迹。这说明新的经济制度充满活力。20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罗斯托等人认为1952年的中国经济已具备经济起飞的条件。此时，在先现代化国家产生了计算机等工业，使新的产业革命兴起（有人称为信息工业革命或第三次工业革命）。发达国家将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后进地区转移。这为后进国家或地区加速现代化提供了机遇。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是在这段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另一个邻国日本，在这个时期由战败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中国则从1953年起，先是加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比原订计划提前10多年），将多种所有制改造为单一公有制经济，同时实行计划经济。接着建立“一大二公”的农村体制，发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开展压制不同意见的反、反右倾、“四清”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直至“全面内战”的，造成经济22年基本停滞与徘徊，从而丧失了实现现代化的又一次良机。这次良机的丧失，是由于晚年错误思想的泛滥。
（二）经济现代化起步的被动型与嫁接型。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都经历经济现代化过程，它们各具特点，属于不同的类型。对各国各地区经济现代化过程，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归纳为不同的类型。从经济现代化起步而言，可以在两个层次上各自区分为两种类型。
从经济现代化的最初推动者或动力而言，世界经济现代化进程发生于欧洲南部西部的一些国家，然后扩及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现代化，有主动的和被动的两大类型。主动型是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在独立国家中，有不少是殖民国家。被动类型是不独立或不完全独立国家经济现代化类型。这两种类型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前者是由本国政府依据自己的经济状况采取措施，推动经济现代化进程。后者是在殖民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采取经济现代化措施。中国经济现代化属于被动型。
在被动型经济现代化国家中，外来现代化因素与内在因素的关系各不相同。有些国家，在遭遇外来因素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外来经济现代化因素与本国传统经济可以衔接。另一些国家，因原有的经济很落后，外来的经济现代化因素与传统经济不能衔接。外来因素与内在因素结合的情况，前者类似植物的嫁接（即将一种植物的枝接到另一种植物上。它们必须是同科的植物），后者则类似移植（将一块土地上的植物移栽到另一块土地上）。其所以会有嫁接型与移植型的区分，主要是各个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起步时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嫁接型的国家是本国有了较高经济技术发展水平和经济现代化因素萌芽。移植型的国家则缺乏这类嫁接的基础（犹如缺乏可用于嫁接的砧木）。就一个国家整体的现代化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此两类。就某一国家的具体领域的现代化而言，也有此两类。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起步，从总体上讲，属嫁接型；就具体领域讲，既有嫁接型的，又有移植型的。中国现代化是有内在因素作基础的。
（三）“之”字形路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前进的轨迹都是波浪式的，螺旋型上升的。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这样的。从本书的叙述中，人们可以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看到这种“之”字形路径。下面是3个例证。
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看，中国经济，无论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还是人均占有量，在11世纪，在世界经济中，是最先进的国家。15世纪以后，在世界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中，地位逐步下降。18世纪中叶降到中等发展水平。从18世纪后期起，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降至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水平之下。20世纪70年代退到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7%以下，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30%以下。80年代以后，无论是前一种数据还是后一种数据，都在迅速上升。1991年，前者升至11.8%，后者升至60%，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名次随之逐渐前移，朝着回到世界经济先进国家最前列位置的道路前进。预计21世纪中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恢复到中等国家的水平。这是一条从最前列——落后——最前列的“之”字路。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7
内容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蓬勃发展，流通业在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流通现代化程度不高，从而严重制约了生产、消费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因此，加快实现流通现代化、提高流通业竞争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关键词：流通现代化国民经济重要作用
流通产业现代化是指伴随着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到来，在商品流通领域所进行的变革、创新，以形成低成本、高效率和高效益的商品流通体系的过程。流通产业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变传统流通业为现代流通业。流通产业现代化同传统流通业的区别表现在流通体制、流通组织、流通技术、流通设施设备、流通人才等多方面，而这些区别都同信息技术的长足发展有关。因此，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流通产业上运用的程度不同，是流通产业现代化同传统流通业最根本的区别，而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现代流通方式，被普遍认为是流通产业现代化的主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流通产业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我国流通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竞争力不强，流通产业的现代化程度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与国内制造业现代化发展的状况不相称。
流通产业现代化滞后的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我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大了对流通产业发展的扶植力度，流通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经济领域的热点和亮点。2005年4月，国务院召开全国流通工作会议及出台的《国务院关于促进流通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将流通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先导地位正式确定下来，这是我国流通产业发展的一个新起点和里程碑，对加快流通产业现代化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当前，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充分认识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达成理论共识，实现观念更新，是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流通现代化的内涵与特点
很多学者都对流通现代化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究。由于学者们对流通现代化的理解不同，定义不同，自然也对其内容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些不同不是本质上的不同，而是形式上的不同，有诸多的相近之处。黄国雄、曹厚昌认为所谓商业现代化，包括：组织流通的现代化、流通方式的现代化、流通设施和技术的现代化、管理现代化及信息处理现代化。杨圣明、王诚庆认为流通现代化，不仅要有一定的技术手段和物质内容，而且要体现时展的内容，包括科学的流通经济体制、合理的企业组织形式乃至先进的经营方式等。晏维龙认为，流通现代化包括流通观念的现代化、流通组织的现代化、流通经营的现代化、流通布局的现代化、流通技术的现代化以及流通制度的现代化。丁俊发、张绪昌认为，商品流通现代化，包括商品流通人员意识、知识素质现代化；商品流通设施、工艺及标准的现代化；商品流通管理现代化；商品流通方式和经营方式的现代化。吴仪认为流通现代化的内涵很丰富，包括商业经营理念的现代化、流通管理的现代化、商业人才的现代化、流通基础设施的现代化。李飞认为流通现代化，包含着物质、制度与观念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是指市场、商店、仓库、道路、车辆、流通量等金钱物质要素的增长；制度层面是指市场法制秩序、流通体制与政策环境等内容；观念层面是指对市场经济的社会认同和符合市场经济的日常伦理。
总之，流通现代化是我国或我国某一地区的流通产业追赶和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过程，是具有现代世界先进水平和满足现代经济发展需要的产业状态。流通现代化不仅是世界流通业发展的趋势，也是我国流通业未来的发展方向。流通现代化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流通主体现代化、流通运行系统现代化和流通制度现代化。
流通现代化的过程具有系统性、复杂性、渐进性、相对性、革命性和趋同性的特征，这些特征既来源于流通系统本身，也来源于流通现代化过程。我国流通现代化的战略目标是一个包含商品流通物质现代化、商品流通制度现代化和流通观念现代化等在内的多目标集合的全面的现代化。具体可以描述为：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和先导性行业，流通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并且具有持续的增长能力；现代流通技术逐步取代传统流通技术，现代化的流通观念成为现代流通发展的关键；流通产业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信息化、服务专业化成为流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流通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流通效率不断提高。
流通产业现代化对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是充分发挥流通效能的必然选择
流通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连接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为化解产业分工所导致的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时空矛盾而存在的，流通的效能在于为生产和消费的实现解决时空限制，保证货畅其流，减少停顿和耽搁，使稀缺资源的配置达到最有效率的状态。考察流通效能的大小就是要看流通能否以尽可能低的资源成本、人力耗费，以最短的时间将产品送入消费领域或再生产领域。因此，提高流通效能的本质要求从时间上必须“减少耽搁迟滞与断档脱销”，加快经济运行的节奏和速度；从空间上看，必须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减少或消除资源的闲置和浪费。流通的效能及其本质要求决定了流通对经济发展具有天然的神奇力量。然而，流通效能的大小、强弱，则取决于流通的方式、流通业态、流通渠道等流通自身状况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体制、市场、政策等外部环境因素。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创新，流通的方式总是在不断从低级向高级、从传统向现代化的方向发展，流通所依赖的外部环境也会日趋成熟和优化。
随着流通产业现代化的推进和实现，现代信息技术和流通技术装备起来的连锁经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使流通的效能得到了空前的展示和发挥，使流通在合理配置资源、调整经济结构、降低再生产成本、提高经济运行质量等方面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正因如此，流通产业现代化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成为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繁荣程度的重要窗口。加快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无疑是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快节奏、低成本、高效率运转，改变流通产业发展滞后，流通效能失缺，资金周转缓慢，国民经济运行效率和效益低下状况的根本选择。
（二）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是发挥流通产业先导作用的根本要求
我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发生了两个巨大的变化：一是基本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告别了过去长期存在的短缺经济。在计划经济体制和短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围绕着生产转，生产居于核心地位，只要产品能够生产出来，销售就不成问题，生产决定流通，价值创造是最重要的；在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相对过剩的今天，经济活动围绕着流通转，流通居于中心地位，只要产品能够销售出去，生产不成问题，流通决定生产，价值实现是最重要的。
就供应链而言，在计划体制和短缺经济下，制造商做“链主”，上游企业整合下游企业，是大生产、小流通，流通成为生产的一部分；在市场体制和过剩经济的今天，流通商做“链主”，下游企业整合上游企业，是大流通、小生产，生产成为流通的一部分。就价值链而言，在制造商主导模式下，其业务流程为：研发―制造―销售（满足需求），销售位于价值链的末端环节；在流通商主导模式下，其业务流程为：销售（满足需求）―研发―制造，销售位于价值链的先导环节。
国民经济运行规则的这种变化表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买方市场的形成，流通产业从过去的被动、从属的地位上升为决定、先导的地位，消费通过流通决定生产，流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高。国民经济运行规则的这种变化同时也对流通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流通产业的发展能否实现从末端地位向先导地位的转换，取决于流通产业自身的素质和质量，取决于流通产业效能的发挥。长期以来，我国流通产业存在着企业规模偏小，市场组织化程度不高；专业批发市场经营方式落后，缺少依托现代信息手段、现代流通方式和管理方式的大批发商、大经销商；新型现代流通方式规模小，流通现代化水平低；流通效率以及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偏低；流通企业的竞争力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决定了流通产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先导和决定作用还不可能很好地发挥出来。
只有大力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使流通产业做大做强，才能以大流通带动大生产，以现代化流通带动现代化生产，从而真正担当起实现即期消费，创造未来消费，开发潜在消费，指导生产经营决策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潮流的先导角色。
（三）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
经济发展方式、经济节奏、经济运行效率和质量，体现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实力。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对于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运行效率，增强国家的竞争力，实现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确立我国在未来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意义重大。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的一大痼疾，流通领域粗放型经营的集中表现是：流通方式陈旧，物流技术及其设备、手段落后，流通速度慢，库存率高，造成商品流通在时间上的耽搁、迟滞和资源在空间上的闲置、浪费。流通产业现代化发展滞后是导致流通领域粗放型经营的重要原因，而流通领域的粗放型经营反过来又进一步阻碍了流通产业现代化的发展，两者互为因果、互相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因此，要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就必须大力进行流通创新，加快推进流通产业的现代化，借助现代化的流通方式大幅度降低流通成本，提高流通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四）推进流通产业现代化是对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的基础和保证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存在着整体水平不高，第一产业发展滞后，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第三产业发展严重不足等问题。特别是在第二产业内部，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领域，多数产品处在价值链低端，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的项目投资过多，符合新型工业化要求的投资项目投资不足，资源和环境压力增大，影响投资结构和产业升级。我国经济发展要在高起点上取得更大的跨越，必须加快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构建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构建与国际市场紧密结合的产业结构。即以全球化为背景，以国际市场需求为导向，依托国际产业转移提升产业结构，在全球地域空间实现分工格局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实现这种转变离不开流通领域的创新和流通现代化的推进。
首先，从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看，产业结构调整有赖于价格机制作用的发挥，价格机制能够及时反映资源的供求状况和稀缺程度，同时，价格机制又能激励人们不断开发替代品和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新技术，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落后生产工艺、技术、设备、产品和产业。这种能真实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价格机制，只有通过流通体制的创新，建立健全了现代化市场流通体系时才能形成和发挥作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的过程就是流通顺利进行和流通效能发挥作用的过程。其次，从目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升级的要求看，第一产业要稳定发展，第二产业要做大做强，要上档次、上台阶，第三产业要大力加快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实质是三次产业之间和各产业内部之间在研发、设计、生产、营销及售后服务等环节分工、分离与产业化的过程，是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延长、优化与高端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都是依靠流通来连接和实现的。可见，流通产业的发展，流通产业现代化的推进，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和升级的重要基础。
参考文献：
1.宋则，张弘.中国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经贸参考，2003（11-12）
2.宋则.加快流通创新，促进流通现代化.财贸经济，2004（4）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8
【关键词】政治经济化中国政治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政治与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
经济是政治变革的根源动力与制约条件。人类社会的中心活动是经济活动，因为“人”从根本属性上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其欲求在本质上是永不满足的，而社会物质条件状况是决定人类各种欲求能否获得满足的根本性、基础性、前提性条件，因而为人类社会创造和提供物质财富的经济活动必然在人类活动中居于首要与核心地位，而相应的经济关系也成为人类社会中其它关系形态的“母体”与本源决定性因素。
但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从诞生之刻起便存在着一个内生性、先天性的永恒矛盾，即人类欲求的无限性与其本身所导致的经济活动所需资源的相对有限性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无法回避和不可能根本解决的，只能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手段去规约人的无限欲求，才能使有限的经济资源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使用，实现最大化、最优化的物质生产，进而在一定历史时期内调和、缓解这个矛盾以维持人类社会的有序运转。
这些方法、途径、手段的具体体现便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准则，包括政治制度、宗教制度、伦理道德准则、婚姻制度、宗族制度等等，孔子所讲的春秋时期的“礼崩乐坏”实则就是在奴隶制经济向封建制经济进化时期，其社会制度外壳“蜕变”的表现。所以说实现“更好的”经济生产活动是政治活动、政治变革的最终目的与根源动力所在。
与此同时，经济又是决定政治变革是否“合理”、是否成功以及政治活动是否有效、正确的根本制约条件，这种制约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政治变革的方向必须适应经济形态的转型与发展；不同经济形态对政治管理的需求程度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活动的合理边界；恢复、发展、繁荣经济生产活动应始终成为各个历史时期政治活动的根本和长远目标。
之所以称其为“根本制约条件”就在于，一旦政治违背了这些方面之中的任何一点，就不仅会损害经济发展，而且会导致政治活动的混乱、政治机器本身的失灵、政治变革的失败，其历史上典型事例如“王莽改制”因附会《周礼》、复古倒退所导致的混乱与失败，法西斯主义以“军事”代替“经济”作为活动中心所导致的战争浩劫与自身失败等等。
政治是经济发展的引导力量与服务工具。每一种经济形态活动本身都有很强的自我保护能力、非理性发展趋势和存在主义的历史惯性。以封建自然经济的发展为例，如果任其自生自灭的发展，其本身很容易陷入“土地相对平均分配—土地兼并加剧—土地日益集中—人地矛盾逐渐激化—被迫进行改革或爆发农民起义”的治替历史循环之中，中国封建时代的“王朝周期律”便是典型案例。
因此，政治权力作为人类社会权力体系中的核心权力，必然要对经济发展起引导与服务的作用，具体来说包含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在经济的“量”的方面，就是要运行政治权力改革社会体制、更合理地配置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实现经济的长期平稳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以满足人民生活和推动精神财富的丰富。二是在经济的“质”的方面，就是政治活动要遵照经济“前进”发展的需要，努力探究经济发展的未来趋势，主动调整既有经济生产关系、政治运行关系、社会组织关系中不适应这种发展趋势的部分，努力实现经济在“质”的层面的革命与进步。
这两个方面的前者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在正常情况下任何形态政府无论采取何种手段（和平的和非和平的）都会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增加社会财富的总量，因为这既是人民生活的需要也是政府本身财富和力量增长的需要。但后者的实现是比较困难的，因为任何时代的政治掌权者或者说任何人都无法彻底摆脱自身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很难主动发现经济发展“向前”的趋势，例如封建政权就很难想象、理解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发展的“前进”趋势，更不用提主动推动这种趋势了，而且究竟何为真正的、正确的“前进”趋势在短期内也是很难确定的。
因此，后者的实现在多数情况下是当历史条件成熟时，靠革命、战争等较为激烈的方式先从根本上实现政治形态的革新，进而才能比较顺利地推动经济革新，其典型事例就是17、18世纪的西方资产阶级革命。
政治经济化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特征
政治经济化成为当代世界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可以说：经济决定着政治，政治在本质上是以“为经济发展而服务”存在的。但在不同历史时期，政治为经济服务的程度是不同的，经济形态越先进、越高级、越复杂，则政治为经济服务的必要性就越强、程度也就越高。在工业经济和后工业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当代世界，经济活动的范围、广度、深度和全球化程度都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水平，整个人类社会的经济化程度也越来越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要素也越来越复杂、资源相对稀缺性也越来越高，其发展需要包括金融资本、自然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在内的各种经济要素的合理配置作为支持。
当代政治活动或者说政府活动所面临的各种管理任务也在不断增加，而这些任务又都直接或简单地与经济发展相关联，“促进国民经济发展”日益成为各国政治活动的中心任务。因此，可以说政治的“经济化”是当代政治活动内在属性的要求和当代政治活动的基本特征，除个别国家外（例如朝鲜），基本上当今世界各国的政府都是以经济利益作为国家的核心利益之一，以实现经济增长作为政府政策的首要导向。
虽然“政治经济化”是当代各个国家政治活动的普遍特征，但是由于各个国家的国家性质和国情不同，“政治经济化”运行机制及具体表现形式在不同国家也是不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资本主义化程度较高的美国，是由资本力量主导政治，政府实质上就是为资本财团服务的雇员，其整个政治体系的建立和运行都是自下而上式的。
而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整个国家政治体系是通过长期的革命和战争在彻底打碎王朝政治的基础上，按照“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原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构建起来的。虽然国家和政府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但经济资本的力量无论多强大说到底只是国家发展经济的必要工具和必需要素，始终不可能脱离国家的最终规制与引导，绝非是国家政治的主导力量和“主人”。
当代中国政治的基本运行模式也是自上而下式的，即先由国家为适应一定阶段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提出一个中心任务或目标（通常表现为政治化的经济口号和中央会议通过的重要文件的主要标题、内容），然后党的各级组织、国家各级政府、国家下属社会组织、国家暴力机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国家宣传机器、教育学术机构都会学习、依照、围绕此中心任务或目标并根据各自职能开展相关工作、活动，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去实现这个共同的中心目标或者任务。在这里，这个中心任务或目标（例如：“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号和“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就起到了将国家内部的各种组织、阶层、团体、群体之间的矛盾暂时弥合、转移，使分散的原子化政治结合成为协调统一的社会政治，以实现一定阶段或时期的整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目标的“社会联结”的作用，这也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涵和特征所在。
政治经济化在当代中国政治中的具体表现。政治经济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个基本特征，尤其是中国现在处于经济现代化、工业化快速发展时期，这种特征就显得更加明显，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国际政治层面：随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紧跟冷战后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浪潮，中国在国际政治中的行为方式、行动目标、活动内容都发生了显著变化，与经济利益相关的国际贸易拓展、海外市场开发、国际资本和技术引进、别国资源合作开发等内容日益上升为中国政府外交活动和民间对外交往活动的主要议题和内容。
与此同时，中国的海外经济利益也在逐渐遍布全球，经济利益已成为中国参与国际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和动力，而世界各国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认识也从单纯的政治大国向兼具经济大国、贸易大国的方向转变。
国家政治层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被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总方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被重新确立为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中心任务，之后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都将推动经济改革、经济发展作为主要甚至是中心议题，政府各部门的各项工作都以推动或服务经济发展作为重要工作目标，经济议题在党和政府的决策体系中所占比重逐渐增加。
在政府体系内部，政府职能部门的调整（如国家发改委、工业与信息化部的组建）与适应经济发展密切相关，而跟经济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如中国人民银行、外经贸部、财政部）的地位相比计划经济时期也有了显著的提升。
地方政治层面：政治经济化在地方政治层面表现得更为直接和充分，在当代中国政治中，地方政府的各项工作的开展基本上都是以围绕“促进经济发展”为中心，地方经济发展成果已经成了考察地方政府政治绩效和决定地方官员升迁的首要和最主要标准，各地人民群众也日益以经济发展成果惠及自身与否作为评价当地官员工作的主要依据。
改革开放后，经济管理权的逐步下放也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地方政府进行经济建设的积极性，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为吸引经济资源要素发展而展开了激烈竞争，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经济联邦主义”，中国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在逐渐从“政治管制者”向“经济管理者、社会服务者”转变。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及意义
政治经济化是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发展的总体趋势，也是当代中国政治转型和发展的重要特征，其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影响也是全面和深远的，当然这种影响也是包含正反两个方面的，但其中的积极影响和正面作用还是主要的、长期的，而消极作用则是次要的、阶段性的，对此我们需要有明晰的认识和把握。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积极影响。首先，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政治经济化使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轨迹逐渐远离了改革开放前的革命政治的浪漫主义和传统政治的人治主义，政治活动要实现为推动经济发展的目标就必须首先坚持以“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务实理念和科学精神去思考问题。
因为现代经济体系运行有着自身内在客观规律，而且国民经济本身的发展又受到诸多主客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现代经济体系自身的规律性、科学性、知识性要求为之服务和相适应的政治活动必须具备理性化、科学化、专业化的品质。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无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都是党和政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务实理念的具体体现，政治经济化推动当代中国政治的理性化和科学化水平的空前提升。
其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海外学术界，尤其是多数西方学者从西式民主政治的角度出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非常有限和滞后的。这种观点显然是一种误读，因为对中国这样一个改革前权力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而言，没有政治改革作为前提就不可能有经济改革的实现。
政治经济化要求中国的政治体制、政府运作模式必须摒弃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形态，由单纯直接管理、全面政治管控向多元综合管理、宏观有效治理方向转变，今日中国政治的语言体系、主要议程、运行手段与建国前和改革开放前相比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其民主化、制度化、程序化、理性化的程度都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水平，这是任何对中国政治发展有清晰、客观认识的有识之士都会承认和认可的。
再次，政治经济化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当代中国政治的“经济化”推动着政治参与主体的更新、增加，增强着公民个体和团体的政治参与意识、参与热情，这就为民主政治的进步提供了主观条件。
更为重要的是市场经济体系本身所包含的交换、自由、平等、竞争、法制、规则等理念也在通过日常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而逐渐输入进政治体系之中、渗透进公民大众的政治理解之中，而这些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品质要求，又是其获得恒久不竭发展动力的外部社会条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只有与中国政治经济化的进程、内容相适应才能真正体现时代主题和满足人民需求。
政治经济化对当代中国政治的一些消极影响。政治经济化在给当代中国政治的进步与发展提供巨大动能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客观上的消极影响，如政治经济化所导致的政治参与诉求的短期内快速增加就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政治体系运行的稳定性；多元化政治理念的传播在一些方面削弱了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在意识形态方面上的合法性；社会各阶层政治诉求的多元化、利益化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当代中国政治出现了功利化、庸俗化和弱意识形态化的现象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当代中国政治在发展中必须认真面对和解决的一些问题。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9
关键词：现代化，经济模式，公有制，市场经济，按劳分配，三步走
在当今中国社会，现代化在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沉淀之后，正日益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识。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把握了现代化的精髓，并对“中国式的现代化”进行了总体的设计和精辟的论述。其中邓小平中国现代化的经济模式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指导着中国人民不断取得日益辉煌的成就。因此，邓小平同志一度被国外学者和理论家称为“中国现代化之父”。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我国现代化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以开辟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巨大理论勇气，根据时代主题的转换，从中国国情出发，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经济模式。
一、邓小平经济发展模式的提出。。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在正确判断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和正确分析当代世界矛盾、时代特征的基础上产生的。
我们要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必须从国情出发，建立相应的经济体制，指定符合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各项经济政策。五六十年代，由于我们对国情的评价过于乐观，对我们多处的社会发展阶段判断过高，加之党内一些同志在社会建设过程中犯了急于求成的错误。结果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破坏，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借鉴历史的教训，以政治家的胆略，实事求是地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方针和政策，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邓小平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探索的过程中，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综观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态势，阐述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可能性和有利条件。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世界科技的发展和新技术革命的浪潮，这些都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邓小平又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与教训。他一再强调，经济发展是国家政治稳定的基础，“中国能不能顶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压力，坚持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得太快的增长速度，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他尖锐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二，邓小平经济发展模式的具体内容。
邓小平经济发展模式是一个脉络清楚、重点突出、层次分明的、全面而又完整的、科学的整体理论。这个理论不仅批判地继承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早期探索以及实践经验，而且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基础上，又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本文就邓小平经济发展模式几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容和特点进行探讨。
第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模式。
邓小平认为，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模式，在所有制关系方面必须正视中国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以及生产力整体水平不高且发展不平衡这一基本现实，因此只能采取“主体与补充”的所有制结构模式。。邓小平指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同时，发展一点个体经济，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外合资合作，甚至欢迎外国独资到中国办工厂，这些都是对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这样做不会也不可能破坏社会主义”经济。
邓小平所主张的这种所有制结构模式，包含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一方面，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而且决定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现实生产力的落后性、不平衡性和多层次性，决定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非单一性、非纯粹性和多层次性，也决定了各种经济形式在一定范围内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也就是允许和鼓励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主体只有与补充有机结合起来，才能适应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模式。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这不仅是因为改革涉及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深刻变化，而且是由于反映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那套理论观点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就必须冲破那套反映传统体制的理论体系。
经济体制是经济模式的重要构成部分。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以什么手段为基础来配置稀缺的资源。市场经济是存在于社会分工和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通过发挥市场的基础作用来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和运行方式。中国的现代化经济体制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党长期以来作了艰辛的探索。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片面地把计划经济看成是一种经济制度，混淆了经济体制与经济制度之间的区别。只看到计划经济的优点，而看不到它的弊端。邓小平从社会主义的实践出发，精辟地阐释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为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理论依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且制订了一系列与之相配套的理论和政策。
第三，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模式。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社会主义得以建立的经济基础的核心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在现有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相适应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即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贫富两极分化、剥削制度产生的条件。
但是，现阶段，在我国除了公有制还存在着其他的经济成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模式，决定了我们在分配领域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模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起来，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所以，邓小平在对中国现代化模式再探索的过程中，认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分配模式，只能是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这是一种能够调动积极性、推动经济发展、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的分配模式。
第四，“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模式。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模式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一步，在80年代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达到1990年的500美元；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再翻一番，达到1000美元，进入小康；第三步，再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翻两番，在经济上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使人民的生活比较富裕。。它成功地解决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实现经济建设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经济理论问题。
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模式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理论体系。邓小平在充分研究我国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现状、我国经济发展所具备的各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环境资源条件和对我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的正确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的科学结论。其经济发展战略与目标模式正是建立在这一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
总之，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他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反复思考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它涵盖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各个层次，开创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道路。深刻认识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模式，对我们正确把握邓小平理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邓小平与中国现代化》薛泽洲、刘学军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6月
2、《邓小平经济理论与实践》陆立军、王祖强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
4、《论邓小平的经济发展理论》王自立《甘肃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0年第1期
现代化经济体制篇10
关键词：国内经济管理存在问题思考
现代企业是从事生产、流通和服务等经济活动，为满足社会需要和获取盈利，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具有法人资格的基本经济单位。现代企业发展不单需要人员、资金和生产设备等要素，更重要的是通过管理，逐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依靠创新驱动不断发展。因此，进一步认识经济管理在现代企业发展中的功能和作用十分必要。
一、国内经济管理的现状与问题
1.经济管理中区域间的发展不均衡
经济管理中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是由多种因素所导致的，为此，我们必须针对其具体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与总结。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以及经济发达的开放城市因便利的地域优势，其经济发展较陕。相对于东、西部而言，由于地处偏远，资源有限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缓慢。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进步，这种差距将不断的扩大，进而导致经济区域间发展严重失衡，社会群体间的差距也将随之变大..很多区域为了保护其地方的发展特色，不愿“走出去”，也不愿“引进来”，这种错误的做法更是加剧了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调，从而导致管理上出现了落后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发生还会导致贫富差距的加大，两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影响，为此，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2.经济管理中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经济的快速发展，加剧了产业之间的不平衡性，传统产业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大量的支持与发展，工业产业的快速发展从而引发了一系列新问题的出现。在盲目大力发展的同时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建设的发展，但也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如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正一步步制约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与此同时，对农业生产，技术生产也起到了阻碍的制约作用，工业与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将影响着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导致了经济管理上的不均衡。
3.经济管理制度的不完善，导致政策实施不到位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变化与发展，原有的旧经济体制已经很难适应时展的需要，在当今社会迅速发展的同时，我们必须积极的采取新的经济管理体制，用新的制度来维护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适当的调节那些不合理的因素，建立健全的经济管理法律制度，让经济管理有法可依，有据可管。强化政策的具体落实力度，不能走“形式主义”，要将政策落实到实处，真真正正的为经济建设服务，促进其发展。
4.经济管理的思想观念陈旧，没有创新意识
经济要想进步，社会要想发展，就必须要有创新的思想精神，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我们要时刻引进新的思想，新的观念。保留一些好的旧的思想，将新旧思想进行整合有效的进行创新，只有这样才能适应时展的需要，才能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建设发展。自我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发展，这主要是我们解放了思想，打破了陈旧的思想模式。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我们仅仅要根据国情制定特有的发展战略与目标，更加要引进新的思想和观念，借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不断拓宽自己的眼界，建立健全的思想创新机制，不断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二、加强现代企业实现经济管理的途径
1.建立和健全管理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作为职工行为规范的模式，使个人的活动得以合理进行，人际关系得以协调，员工的共同利益受到保护，从而使企业有序地组织起来，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根本，也是促进企业不断发展的关键。因此，任何现代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都需要针对自身情况，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尤其是经济管理制度，关系到现代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更应该得到重视。在建立健全制度的基础上，企业还应不断完善制度，并抓好落实，使各项经济管理制度能够落到实处，发挥应用的重要作用，促进企业经济管理效率的提高。另外，在实施现代企业经济管理制度过程中，还必须注重对员工创新能力的培养与提高，加强对员工的培训，使其适应现代企业管理环境与管理制度，并能够在相关经济管理制度的约束与激励下，创新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进而为现代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奠定基础。
2.用经济管理促进现代企业文化建设
现代企业文化是在现代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发展基础上逐步产生的一种以现代科学管理为基础的新型管理理论和管理思想。也是现代企业全体员工在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并共同遵守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我国企业要真正步人市场，走出一条发展较快、效益较好、整体素质不断提高、依靠创新驱动发展的路子，就必须普及和深化现代企业文化建设。通过现代企业文化使员工认识到企业的价值，并认同企业的行为目标，形成一种强大的影响力和约束力，使具有不同价值取向的员工个体达到观念上的共识，通过文化熏陶让员工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员工以现代企业价值观作为个人行为的方向和准则，自觉将个人目标纳入现代企业目标之中，并与企业目标有机结合，促使员工能够更好地为现代企业服务，按照现代企业的规章制度来调整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3.发挥财务管理的作用
现代企业管理是对现代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一系列职能的总称。财务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最主要内容之一。通过财务管理，加强资金布局，缩短工艺流程，使公司库存产品降到最低程度。调节资本结构，寻找最低成本筹资渠道。现代企业筹资方式有直接投资、发行股票、债券、银行借款、商业信用、融资租赁等形式，现代企业按照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适合现代企业发展需要的融资方式，以降低成本实现最大收益。
总之，随着新时期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管理的工作应及时调整管理中存在的不足，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深化经济管理的体制改革，提高经济管理的作用，增强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缩短区域差距，实现经济的均衡发展，加快经济建设的平稳发展。
参考文献：
[1]聂哲，何平，段莹.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及面临的矛盾与问题[J]，经济研究导刊.20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