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散文篇1
[关键词]郁达夫，游记散文；风景画；心灵史
游记散文在我国有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产生，历代都有佳作流传于世。深受古代游记敞文影响的现代游记散文的诞生与现代小说、新诗几乎是同步的。1919年写的《五峰山游记》即是现代最早的游记散文，随后有朱自清、徐蔚南、胡适、高语罕、梁纪文等人的游记散文相继问世。他们的游记散文不仅有对祖国美丽的山川风物的描绘，而且将笔伸向了域外。朱自清是20世纪20年代最有影响的游记散文作家，他不但喜欢旅游，而且也喜欢创作游记，其游记散文在他的敞文创作中占有很大比重。他1923年创作的《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写尽了秦淮河独特的夜景，让人如睹名画，如读好诗。1924年所写的《绿》、《白水祭》，在现代游记散文中已属少见创作。20世纪30年代，“由于作家生活和职业上的需要和不安定，总难免到处跑来跑去的，因此这时的‘游记’之类的作品非常多。”众多作家都涉笔这一散文体裁领域，勤奋耕耘，使游记散文出现盛极一时前所未有的繁荣。而成就和影响最为突出的是郁达夫。
作为现代游记散文集大成者的郁达夫，他写游记散文始于1928年，盛产于30年代。当白色恐怖弥漫文坛的30年代初，郁达夫感迫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于1933年4月携全家移居杭州，去追求自己少年时代就有过的“名士归隐”之梦。几年内，他仿效家乡的古人严子陵，漂泊隐逸，游山玩水，寻古访遗，履迹遍于东南五省，漫游了许多名山古迹，作为其游踪的记录，便是1934年6月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屐痕处处》及1936年3月上海文学创造社出版的增订本《达夫游记》两个集子和未收进集子的几个散篇，总计30余篇，17万余字。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在现代游记散文乃至中国历代游记散文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郁达夫之所以热衷游记创作，与他早年受出世思想的熏陶及此后接受欧美所谓“遁世文学”的影响有关，也与他的情绪易走极端，“遇着什么辣手的事情，便萌退志”有关，更与他30年代的思想境况密切相关。在30年代白色恐怖严重之时，他不满现实，但又无力抗争；忧国忧民，却苦干无报国之路。于是，出世思想、田园趣味诱惑他追寻自己早年未实现的梦，隐居杭州，建造“风雨茅庐”，转而寄情山水。这种遁世思想虽不可取，但从侧面却曲折地表现出他对黑暗现实的愤懑与反抗，体现出一种爱国主义情愫。他将自己的人格和心灵真实地披露在游记散文中。因此，他的游记散文也就成为整个时代文学主题的一种和声。
游记散文虽是记述旅游过程中所见所闻和独特感受的一种美文，侧重描绘山光水色等自然风光。但优秀的游记散文，必是以爱国主义情愫做骨子，以“欣赏艺术和人生的心情”去观照，因处处不忘自然，更应处处不忘社会。而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便达到了这样的艺术境界。
在郁达夫的游记散文中，当然备受人们推崇的是其中描绘自然风光的文字。但在描绘自然风光时，作者真正是以爱国情愫做骨子，以欣赏艺术和人生的心情去描绘，既能抓住自然景物给人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的地方准确逼真地加以描绘，又能借景抒情，戟刺时政，兼披中怀，体现出一位爱国者嫉恶如仇、忧国忧民的思想和正直率真的人格，既让人饱览了祖国壮丽的河山美景，又让人受到爱国主义的教育。
《杭江小历纪程・兰溪》既是一幅色彩鲜明而富有立体感的优美山水画，又是感情浓烈的一首抒情诗。作者依据自己的美学观点、游览进程、时间的先后、表现的重点来选取景物，然后抓住自然景物对自己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的地方加以描绘。作品以横山为中心，对富春江秀丽多姿的景色进行了周向运动史的描绘：
两水合并，流向北去，就是兰德江，建德江，再合徽港，东北流去成了富春钱塘的大江。所以横山一朵，就矗立在三江合流的要冲，三面的远山，脚下的清溪，东南面隔江的红叶，与正东稍北兰溪市上的人家，无不一一收在眼底。
在这幅美不胜收的山水画中，高大的横山占据了画面的中心，三面碧绿的远山、山下流动的小溪、隔江鲜艳的红叶作陪衬，兰溪市上繁多的人家为点缀。因作者的精心结构、精心设色、人化自然的描绘，以横山为中心的一幅生动景观便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让读者如同身临其境，获得感同身受的审美效应。描绘到此，作者浮想联翩，觉得这美景“像是挂在四面用玻璃造成的水彩画，更有水彩画所画不出来的妙处”，妙就妙在“那青山碧水之中，同时在上下移动一面一面的同白鹅似的帆影”，面对如此美景，作者情不自禁的发出感叹：“彩里的外景影片，究竟有哪一张能够比得上这里?”热爱祖国和家乡大好河山之情溢出口中。
《钓台的春昼》更是能将读者从容自如地引入胜景的写景抒情名篇。站在桐君山顶，举目远眺富春江的夜景：“空旷的天空里，流涨着灰白的云，云层缺处，看得出半角的天和一点两点的星”，那“欲藏还露”、“将见仍无”的“半规月影”最有风趣。而起风后，云脚的移动来得更迅速，江心散乱着的“船里的灯光”，“忽明忽灭”，不断“变换位置”。面对“浙江山的秀丽而且静，风景的整而不散”的奇妙景观，作者赞叹“真神气极了!”接着又用饱蘸激情的画笔，描绘了第二天清晨沿江而上所见的景色：“过了桐庐，将狭窄，两岸全是青青的山，中间是一条清浅的水”；沙洲上的桃花、菜花和许多不知名的白色的花，“喧闹着春暮，吸引着蜂蝶”；再往前走，江更窄，“山色包容的格外紧”，“山容峻削，觉得格外的瘦格外的高”，“钩的一声过后，要好半天才来一个幽幽的回响”。生花的妙笔将所见所感的自然美尽收眼底，流于笔端。情景兼到，既细且清，充满诗情画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艺术境界。
从郁达夫的游记散文看，郁达夫确是一位描山画水的能手，更是一位借景抒情披露中怀的高手。他的游记散文不仅写景历历在目，言情也能沁人心脾。在其富有才情的笔下，名山大川的雄伟壮阔，深山幽谷的凄清僻静，悬崖隧洞的奇妙万状，山光水色的灵气风韵，不仅成为一幅幅优美画卷，令人神往，让人陶醉，而且成为一部爱国主义教材，让人饱览了祖国壮美的河山，受到了爱国主义的教育。
因此，郁达夫的游记散文并非超尘脱世之作，其中饱含着他对人生、对社会的强烈爱憎。他总是借景抒情，借古喻今，戟刺时政，披露中怀。
《扬州旧梦寄语堂》开头极言扬州山水之佳丽，古迹名胜之多，可供游览时间之长，接着记述耳闻目睹的破败景象：城市萧条，百业凋敝，美景被破坏，透露出作者对黑暗现实的不满。《花坞》先写名胜区花坞之秀丽：三面环山，一谷直下，竹木扶疏，清溪蜿绕，庵堂错落，幽谷清绝，给人美不胜收之感。然后笔锋一转写道：“十余年来的变革，在花坞也留下了痕迹”，“半凤居塌败”，“凤木庵泥墙倾圮，蛛网绕梁”，这里“地价增高了几百倍”，抚今追昔，哀景伤情，愤言道：秀美的花坞犹如被有钱有势者先奸后弃的朴素天真、沉静悠娴的少女。《青岛・济南・北平・北戴河的巡游》中，作者看到青岛美丽的风景区被糟蹋，“感到头昏脑胀，想呕吐出来”；看到北戴河的古老建筑“塌败不堪”时，愤怒之情难以抑制，发出戟刺之言：“大好河山，现在都拱手让人拿去筑路开矿。来打我们中国了，叫我们小老百姓又有什么法子拼命?”《感伤的旅行》从启程的上海夜市落笔，由铁路沿线的景色直写到旅游目的地无锡，描绘了所见的湖光山色和沿途目睹的国家的残败、民生之艰难以及在太湖边上所看到的“当过新贵”们的得意之色，于是怒不可遏，待登上龙山第一蜂时，一腔怒气冲口出出；
目的总算达到了，惠山锡山寺里的那些俗物(指“党国要人”们)，都已踏踢在我的脚下。四大皆空，头上身边，只剩下一片蓝苍苍的天色和清淡的山岚。在此地我可以高啸，我可以俯视无锡城里的几百万为金钱名誉而苦斗的苍生，我可以任我放开大口来骂一阵无哪一个凡为我所疾恶者，骂之不足，还可以吐他的面，吐而不足，还可以以小便来浇上他的身头。我可以痛哭，我可以狂歌……
痛快淋漓的文字将一位爱国者的满腔愤怒一泻无余地倾吐出来。惊人的坦率，惊人的大胆，率真自然，肝胆流露。将自己的整个人格和整个心灵都披露出来，使自己的“全身涌现于读者之前”。
郁达夫散文篇2
关键词:散文《故都的秋》郁达夫“孤独”
再次品读郁达夫的散文《故都的秋》,一次次看到“孤独”二字。一直认为,郁达夫写故都的秋,实际是写“孤独”的秋,“孤独”与“故都”,这是一种谐音,历代文人都喜用此笔法,题目中所暗示的正是“孤独”二字,文章也处处写尽了孤独。
细观郁达夫的作品,孤独之感时时充盈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孤独”是郁达夫一生中感受最深的两个字,他童年丧父,孤儿寡母受尽困顿的折磨,这是他儿时的记忆,加上青年时异国求学,曾过了十年饱受欺凌歧视的留学日本生活,曾一度在家离群索居,后经过两次失败的婚姻,又两次遭丧子之痛,这些不完满的生活与其如影随形,再加上他生活在积贫积弱的旧
他辗转漂泊北平,面对“秋蝉残声”、“佳日秋果”,在散文中玩味这种“凄切的孤单”,倾心并享受着这种颓废的悲哀和感伤的甜蜜。它不是故作颓废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刻意营造,而是源于真实体验的推动,源于其内在的心理诉求,在暮色秋雨中经营他无边的孤独。正如他在散文中所说:“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一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上,是不合适的。”在其他地方,作家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的味、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只有故都的秋——“孤独”的秋,才能让作家饮尽孤独。
三、叩问政治的孤独
郁达夫散文篇3
1、文学研究会在京成立于(B)
a、1923年B、1921年C、1920年D、1925年
2、“五四”以后，周作人属于(a)
a、《语丝》派B、《字衡》派C、新月派D、创造成员
3、下列作品不是周作人所作(D)
a、《雨天的书》B、《自己的园地》C、《泽泻集》D、《猛虎集》
4、善于以“自叙传”的方式和第一人称的写作方法写作的小说作家(C)
a、巴金B、矛盾C、郁达夫D、沈从文
5、下列作品属于记游散文的是(D)
a、《沙滩的足迹》B、《爱尔克的灯光》C、《故乡的野菜》D、《故都的秋》
6、“五四”以后郁达夫是以个社团的发起人之一(a)
a、创造社B、文学研究会C、新月诗社D、左联
7、《故都的秋》选自郁达夫的散文集(C)
a、《郁达夫散文集》B、《出奔》C、《闲书》D、《屐痕处处》
8、下列作家中不属于文学研究会的是(B)
a、冰心B、沈雁冰C、朱自清D、郁达夫
9、矛盾的第一部小说是(B)
a、春蚕B、幻灭C、子夜D、林家铺子
郁达夫散文篇4
郁达夫名文，字达夫，幼名萌生，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896年12月7日出生于浙江富阳，1913年随兄嫂离乡到日本留学，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部。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结识了郭沫若，并一同创立了创造社，开始在文坛上大放异彩。郁达夫的作品种类很多，有小说、评论、日记、游记、散文、译文和新闻报道等等。早期代表作是《沉沦》，此外还有作品《春风沉醉的晚上》、《文学上的阶级斗争》、《钓台的春昼》、《战争与和平》、《闽游日记》等。1938年底，他应新加坡《星洲日报》所聘，出任该报副刊《晨星》的编辑，发表了大量号召抗日的文章，影响巨大，成为南洋抗日文学的一面旗帜。1941年，日军攻打马来亚和新加坡，郁达夫乘快艇逃难到印尼群岛，后来曾担任日本宪兵分队的通译。1945年，郁达夫突然失踪，数十年来，不断有证据显示，他可能是被日军秘密杀害。
一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是位真性情的才子。对于他大胆的自我暴露似的“真”，郭沫若曾经这样形容：“对于深藏在千百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在民族大义面前，这位性情才子则摇身一变，成为一位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英勇战士。
1938年12月，郁达夫到达新加坡，主持“华侨文化界抗敌工作团”的工作，同时主编《星洲日报》等报刊副刊，通过撰写大量宣传抗日的政论、短评和诗词，在南洋一带的华侨中产生了巨大影响。1942年2月，新加坡失陷，作为南洋文化界抗日领袖的郁达夫便开始在南洋的诸多岛屿间不停地转移。郁达夫很有语言天赋，除了母语外，他掌握了日语、英语、法语、德语，来东南亚以后，又初步掌握了马来语和印尼语，再加上原先就懂的闽南话和粤东话，语言上的优势，大大增强了他与外界交流的能力和欲望。4月中旬，他化名赵廉，来到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叫巴爷公务的小市镇。一次，他不小心在一队日本宪兵面前展现了其流利正宗的日语，结果被日军强征做了8个月的翻译。事情的经过是：一天，郁达夫化装成工人，乘公共汽车去办事，在路上遭遇日本宪兵队的汽车。日军勒令公共汽车停车，随后，一群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一个凶神恶煞般的日军军官带领下冲上了公共汽车。为首的日军军官用日语叽哩呱啦说了一大通，可由于不懂日语，大多数乘客和司机都不知道日军要干什么，一个个被吓得面如土色。此时，郁达夫缓缓地站了起来，走向为首的日军军官。他听出了日军只是问路而已，于是他便用流利的日语为日军指出了道路。这位初到苏门答腊的日军军官偶然遇到这样一位精通日语的当地人，不免惊喜万分，他仔细询问了郁的名字和地址，举手敬了一个礼，车就开走了。两天以后，驻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队找到了郁达夫，软硬兼施，“邀请”他充当“通译”。郁达夫思考了几天，决定把这个条件充分利用起来，以便于从事抗日斗争。从此，这位大文豪的身份便是一位身兼武吉丁宜日本宪兵队“通译”的华侨富商。
郁达夫在担任“通译”期间，经常利用各种机会掩护和支持华侨及印尼人民的抗日活动。这些努力逐渐消除了巴爷公务的侨胞对他的敌对情绪。之后，胡愈之、王任叔、邵宗汉、沈兹九、张楚琨这些流亡印尼各地的抗战文化人先后来到这里，他们聚集在郁达夫的周围，并得到他的庇护。在他当翻译的8个月中，武吉丁宜的日本宪兵没杀害过一个中国人，偶有被拘禁的，不久也会经郁达夫的巧妙周旋而获释。郁达夫的这些事迹，很快流传于当地华侨和印尼人之中。于是，这位神通广大的“日本大间谍赵廉”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华侨和印尼人心目中的保护者和救命恩人。
二
郁达夫为了成功隐瞒自己的身份，做好长期潜伏的准备，经常在日本宪兵身上慷慨花钱，摸清宪兵队内每一个人包括队长的性格、嗜好、习惯，并为自己编造了一份颇具传奇色彩的简历。他甚至还专门娶了一位没有文化、其貌不扬的土著女子陈莲有，用爱国华侨相赠的400余盾，开了一家叫“赵豫记”的酒厂，俨然一副长久扎根的景象。这位嗜酒如命的才子，怕酒后误事，硬是强迫自己戒了酒，并蓄起胡须，收敛住先前的张扬和直露，过起了严肃、谨慎的生活。他的旧名士般的张狂和玩世不恭也只能在与密友私下聊天时才能得以展露，譬如，在婚宴上，他以“何丽有”（即“何丽之有”的谐音）来揶揄陈莲有，戏称自己的新婚之夜为“破罗敷”。一次，郁达夫和密友交谈，得知不少华侨已经知道自己就是郁达夫，他却颇不以为然地说：“没问题，这里的许多华侨已经知道我是谁。有什么问题呢？到日本宪兵部去告我吗？我先把他抓起来打个半死。”
知道赵廉真实身份的，除了几位文化同仁外，还有巴东某中学的校长张紫薇，侨长吴顺通、曾玉印、蔡承达、蔡青竹等几个人，就连他的最后一位夫人也不知道她的枕边人居然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大作家。
得益于巴爷公务的闭塞和当地华侨的团结，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日军都不知晓这个仗义疏财、豪爽正直的酒厂老板“赵胡子”居然就是大名鼎鼎的郁达夫。直到1944年初，郁达夫的身份才暴露。当时，有个从昭南岛调来的汉奸洪根培知道了郁的身份。他告发郁达夫，是因为他托郁达夫为他做媒，被断然拒绝，便去宪兵部告发郁达夫的真实身份，并诬陷郁达夫是联军间谍，为其作证的是一个同样因私事而对郁达夫怀恨在心的前巴爷公务中华小学校长。由于郁达夫事前的特意渲染，整个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郁、洪之间存在矛盾，便认为洪可能是在打击报复，所以未加理会。2月初，当地华侨孙某被日本宪兵逮捕，在严刑拷问之下供出了赵廉即郁达夫。联系到洪根培之前的告密，日军大吃一惊，立即展开秘密调查，并开始对郁达夫实行监视。告密的消息很快便传开了，很多朋友劝郁达夫去别处躲藏，他却表现出了不同寻常的冷静，他对胡愈之等人说：“我是躲避不了的，最近日本宪兵每天都到我家来喝酒闲谈，虽没说穿，显然已被监视了（实际上，当时日本宪兵一边监视郁达夫，一边开始对他进行严密的审查，并到东京、上海等地调查赵廉的真实身份）。但你们应先离开，不然，事情怕牵连太大。”不久，巴爷公务陷入了某种恐慌，一些与郁达夫走得近的华侨和朋友，相继被传去问话，甚至遭到逮捕。宪兵们上门的次数也越来越多，而且每次都来得很诡秘。郁达夫则继续和他们周旋着，表现得竟如一个专业的情报人员般娴熟。
出人意料的是，日军知道了郁达夫的身份后，并没有马上逮捕他。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宪兵们除了把对郁的称呼由“赵先生”改为“郁先生”之外，一切还是维持原状，“双方好像是尽欢而散”。巴爷公务又慢慢恢复了平静。
三
1945年8月29日，也就是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的两周，郁达夫没有迎来凯旋的欢呼，相反却迎来了他的噩梦。那晚8时许，郁达夫正在家中与几位朋友聊天，忽然有一个土著青年把郁达夫叫出去讲了几句话，随即，郁达夫就回到客厅与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出去了，衣服都未及换，穿着睡衣和木屐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从此便再也没有回来。由于郁达夫的失踪太过诡秘，关于他的生死至今仍像谜一般没有解开。
目前，较为流行的一种说法缘于1946年8月8日邵宗汉先生从棉兰苏门答腊联军总部情报处获得的消息。该消息证实，联军当局在日本战犯口中得知，郁达夫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枪杀，同时被害者尚有欧洲人数名，遗骸埋在武吉丁宜附近的丹戎革岱。然而，这一说法却有个重大的疑点难以解释，即有研究者曾翻阅棉兰法庭的审讯记录，却完全寻觅不到有关郁达夫（赵廉）的蛛丝马迹。如果此说成立，那么郁达夫和同时遇害的几位欧洲人的被埋地点也应该很清楚，可是，现在郁达夫的遗骸在整个东南亚都找不到。
另外，关于郁达夫的失踪还有几种说法：
其一，可能死于几个开小差的日本宪兵之手。这几个宪兵平日里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而郁达夫对他们的行径很了解。当他们奉命绑架了郁达夫之后，害怕郁说出什么对自己不利的话，便将其扼死。之后，直接参与杀害郁达夫的两个宪兵便开了小差，从此下落不明。此说缘于日本研究郁达夫的专家铃木正夫，由于铃木正夫始终不愿公开来源者的姓名，故其之说成为孤证，因而颇受置疑。
其二，可能死于印尼独立军之手。日军投降以后，印尼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很多印尼共产党人开始捕杀日军和亲日分子。由于郁达夫曾是日军的翻译，加上印尼独立军与华侨联系较少，并不知道郁的真实身份。所以，那天晚上将郁叫出去的印尼人可能是独立分子，郁很可能被他们杀害。
其三，可能由华侨朋友秘密掩护转移。郁达夫在印尼华侨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在武吉丁宜、巴爷公务的华侨组织帮助下秘密转移，脱离了日军所控制的范围。鉴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形势和闭塞的交通环境，郁完全有可能在途中出现意外。
其四，可能是死于特务机关之手。这一说法缘于郁达夫本人对一直心存的忌讳，他害怕某要员公报私仇，以他为日军做“通译”为借口杀害他。可能这一担心变成了事实。
郁达夫散文篇5
【关键词】高中语文;审美性阅读;虚实结合
散文的自由美“在所有文体中,散文是最为自在悠闲的”,无论是取材立意,还是结构布局,或者表现手法的运用,它都少有僵化刻板的规范、格式和限制,一切以作者的感发为中心.散文最近诗,然而与诗歌相比,有诗意和美句但不像诗那样讲求跳跃跌宕,讲求节奏格律的严格要求。散文也写人叙事,但不似小说、戏剧讲求一种虚构设置,讲求情节、开端、高潮和结尾要求,明显完整的矛盾冲突线索。
如何提高散文审美性阅读教学的质量呢?本文主要就散文阅读中虚实结合、层层点染的写法，总结高中散文审美性阅读策略。
以《江南的冬景》为例，郁达夫的文笔力忌板滞，总是摇曳着情趣，在景物描绘中，时而引出一件掌故，时而叙几笔风俗民情，时而吟几句诗词……这一切都极和谐地编织在大自然秀美的画幅中，显得那样跌宕多姿，潇洒自如。《江南的冬景》在微雨寒村图之后抒写自己的感受，引用了唐朝诗人李涉遇盗作诗的趣闻和诗句进行评述；又在诗意雪景图中巧借前人诗句，略加品评，借助读者的想象，将四幅前后相连的画面展现在人们的眼前：日暮时分，瑞雪将临，寒意森森，佳酿既陈，炉火正旺，老友围炉对坐，推杯换盏，暖意融融。更深人静，瑞雪已停，月下梅花，投影于路，阵阵酒香，沁人心脾。文笔变幻多姿，以简洁洗练的语言再造了淡雅高洁、优美宁静的江南雪景的意境，有说不尽的风味余韵，充分显示了作者在旧体诗方面极深的造诣，古人常说“揽物会心”，郁达夫可说是做到家了。
郁达夫散文篇6
一、文思的散步
文学评论家龚鹏程在《文学散步》中对“文学散步”做这样解释：“因为散步虽有起讫，却无规矩；虽有章法，却不期于严谨精密。偶然适志，更不需如舞蹈之必博人欣赏赞叹。”他与宗白华先生的《美学散步》一样，都是属于文艺的“散步派”。散步，意味着不追求严谨的形式，收放自如，有一种独特的审美结构。
在《江南的冬景》一文中反复出现的“散步”，首先在散文结构上起到了串联的作用。由第1小节北方冬天躲在“屋里”到南方冬天“屋外的生涯”，采用了对比方法突出了江南冬天的晴暖温和，实际上暗写了渴望外出“行走”；第5小节作者又说“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第6小节联想到德国作家喜爱“散步”，与江南的寒郊散步比较，再次强调江南的冬天很适合散步；第7小节的微雨寒村图，如果没有徐步缓想，在点染间哪有一幅情调悠闲的水墨画呈现在我们面前？第9小节作者说即使在旱冬，也要去郊外闲步逍遥，还联想到日本人叫做Hiking（徒步旅行），德国人叫做Spaziergang（散步）狂者；结尾处更是急切地说“上湖上散散步罢”。文中的“散步”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洒脱无羁地宕开，合拢，正是郁达夫散文流水般的独特行文方式。
在郁达夫看来，散文创作秘诀是“辞断意连”。如他描绘的画面内容丰富，角度多样，而且在表现手法上，除了记叙，还有抒情、议论、点染、对比等不一而足，使得全文如行云流水，自然有致，体现出变化美和波澜美。“寒村微雨图”还展现了一个绘画的动态过程，“江南雪景图”描写了日暮到次日早晨的美好景致。情感在实与虚之间过渡，外到内之间转换流动，让人感到一种身心愉悦的思绪上的散步，审美上的散步。
其次，他“散步”意识又体现在不拘形式的家常闲话似的言说。他既用了“粗细对称”的句式，“含得住热气，养得住植物”“河港交流，地滨大海”“门对长桥，窗临远阜”“得失俱亡，死生不问”“晴空的高爽，日光的洋溢”等等，音节和谐，有着整齐错落有致之美；同时交替使用很多短句，活泼自然，富有变化，气韵流畅，如“凡、都要、或、却是、不必、也不至于、间或吹来，至多也、便又、岂不也、虽则、但、总觉得是、说不定还、若、实在是、且又、也许不尽”等，虚词的大量使用，使得情感更加绵密婉转，含不尽之意蕴，仿佛随笔所欲却又丝丝相扣，其自由、流畅、充满灵气的文字，实现了文字的“散步”和净化，从而造成一种江南冬景明朗的氛围，让我们尽情沉浸于曼妙的情调中。
二、审美的散步
文中第6小节写道“说起了寒郊的散步，实在是江南的冬日，所给予江南居住者的一种特异的恩惠；在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生长的人，是终他的一生，也绝不会有享受这一种清福的机会的”。他几乎不惜一口气用了最好的三个词语“实在是”“特异”“恩惠”，还加上“清福”一词，即安心之福。“散步”所要表达的就是一种轻松、安闲、满足的生命状态。“散步”于作家来讲，更是一次精神层面的体验，因此作家用了感激的口气叙述，深情地抒发了寒郊散步所带来的内心幸福和震撼，“决不会”更是强化了自足感。
现代美学家宗白华说，“散步是自由自在的，无拘无束的行为”，可见散步具有缓慢、随意、自在等一些特征，与暴走、跑步、赶路等行为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少去速度和目标，多了闲情和审美。“散步的时候可以偶尔在路旁折一枝鲜花，也可以在路上拾起别人弃之不顾而自己感兴趣的燕石”，那么散步是人对生活空间细腻感知的行为过程，这过程包含着一个从“异化性”场所到自我空间和审美生存转换的可能性，弥漫着一种诗意与审美的体验。
审美的散步，所带来的是自我与自然现象间朦胧而无所不在的一种交叉体验。随着文字隐退了自身，让位给了外在风物：风雨润泽的江南冬郊、温暖的阳光、和煦的微风、白色的芦花和红叶、顶着白色乌桕籽的乌桕树、顶部赭色的根部带点绿意的小草……风和日暖的午后，“你一个人肯上冬郊去走走”，可以“饱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含蓄在那里的生气”。这些充满情味的景物中洋溢着他内在的闲适沉醉的悠情和欢愉的生命情绪。在铺陈的生命情绪背后，作者渴望表达的是对人生、生命、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使我们顿时感到由物质向精神境界的跃进。“就是寒风也吹不倒的”，这是何等的气度啊！它是一种欢欣与鼓舞，是对持续的不灭的生命的赞美。作者还信手引来雪莱《西风颂》中“若是冬天来了，春天也总马上会来的”的诗句，传达出“冬天并没有因此埋没人的希望”的意味。他说“只有在江南的山野里，最容易体会得到”，“最容易体会”的前提条件是在“江南的山野”，隐含着深沉内敛的生命气质。这些审美情趣和生命思考与散步的心情紧密相联。
郁达夫散文篇7
【关键词】自叙传心理情景交融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9－0078－02
郁达夫常以自己的遭遇和经历作为小说的素材，忠实地勾勒出自己生活的轨迹和要求个性解放的愿望。打开他的小说集，很显然作家的生活经验和内心体验，都这样或那样地投射到作品之中，使得作品有着明显的“自叙传”色彩。但他又不是简单地复制“自我”的历史，而是率真的自我解剖，作品中的形象是浸染了文学色彩的、升华了的“自我”。
一“自叙传”的色彩
郁达夫始终坚持“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的创作主张。他对这一主张的忠实贯彻，已形成了他的小说的独特风格。翻阅郁达夫几十篇小说，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自叙传”形式。这种“自叙传”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作家的生活实录，二是作家的自我表现。
所谓作家的生活实录，即用第一人称写“我”，基本上是作家的生活原貌，将自己的生活经历、爱好、习惯等真实地毫不隐讳地安排在作品里，甚至达到细节真实的程度，有时还将自己的外貌作为作品主人公的肖像。
在早期作品《沉沦》中，主人公的身世、际遇、教养以及所感、所思、所欲，基本上就是郁达夫少年时期的自传，尽管有些地名采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基本上都是郁达夫到过的城市的第一个日文发音。在《茫茫夜》中，他以自己的相貌塑造了主人公的肖像，“一个二十五六岁的青年……颊上有一层红潮，同蔷薇似的罩在那里。眼睛里红红浮着的，不知是眼泪呢还是醉意，总之他的眉间，仔细看起来，却有些隐忧含着，他的勉强装出来的欢笑，正是在那里形容他的愁苦”。这个带着忧愁面孔的文弱青年，在郁达夫的大部分作品中都出现过，这就是读者所熟悉的“零余者”形象。“零余者”的啸傲山水、饮酒狎妓、变态心理、忧郁症等也多是郁达夫所曾有过的实情实事。
郁达夫的“自叙传”成分，可以在其大部分作品中得到证明。在郁达夫作品的主要人物性格中，我们不但可以找到客观事实的“自叙传”特征，而且能找到作者内心世界的自我描绘。他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人物典型。在这些人物身上，自然地存在着作者通过他们表现自己性格的事实。主人公的形象，就是郁达夫自身的典型化。
二纤细的心理描写
郁达夫是一位擅长于心理描写的作家，他对他小说中病态人物的心理分析，充满了同情、关切，而又真实、深刻，因而他的作品深深地打动了现实生活中众多“零余者”的心。他们赞赏、同情这些可怜的“病人儿”的热爱祖国、希望民族强盛的赤子之心，同时也咀嚼和品味着对黑暗社会的失望以至于走向自戕道路的苦涩和悲哀。然而，他们无论是同情或是悲伤，竟都是那样亲切和热烈，像是对待自己的兄弟和朋友，因为他们融入了自己的深情。
郁达夫小说的触角独特地集中于主人公们的心态，展现主人公们的心理现实世界是他小说心理描写的一个重要特征。主人公们的行动、感觉、情态是读者最感兴趣的，这可以从《沉沦》的第一阶段得到明显印证。“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不相容的境地去，世人与他的中间介在的那一道屏障愈筑愈高了。”这仅仅是主人公精神领域的活动的开始。而后在“他”害了忧郁症，感到孤独难耐的时候，便以大自然来慰藉自己的心。秀美的大自然，在孤寂者的心中，是朋友、母亲和情人。
郁达夫的景物描写并非客观的描写，他更注重展现人物的心理冲突，以心理冲突来反映他们与社会的冲突。郁达夫对于“零余者”由于社会的压迫所造成的矛盾心理――变态心理的描绘是纤细的：他们过分敏感，内心寂寞、凄楚，“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时时围绕着他们，人们仿佛看到“零余者”们那一颗颗鲜活跳动的心。
表现心理幻想世界的矛盾是郁达夫小说心理描写的又一特征。心理幻想世界的矛盾是由幻想的幸福与内心的痛苦冲突造成的，它构成了“零余者”内心矛盾的又一层次。这些人物热烈地向往美好的生活，在幻想的世界里给自己塑造了无数个天堂。但是黑暗的社会与软弱无能的本性又给他们内心造成无数的痛苦，这种痛苦是现实痛苦在内心的折射。幸福的幻想同样也是现实痛苦生活的折射，只不过是一种扭曲的、变相的折射罢了，而对现实痛苦的分外敏感使其内心的痛苦与幻想愈来愈强烈，冲突必然趋向尖锐。在幻想的幸福与内心的痛苦之间，“零余者”们无法平衡这两个世界，解决这一对矛盾，所以他们大部分人都走向死亡――精神的或是肉体的。
在《还乡记》里主人公有过这样的自白：“我平生感得幸福的时间，总不能长久，一时觉得非常满足之后，其后必有绝大的悲怀相继而起。”《还乡记》的主人公就生活在不可调和的、幻想的幸福与心理现实的痛苦之中。
捕捉心中的闪念是郁达夫小说心理描写的第三个特征。在《春风沉醉的晚上》中，当“我”为二妹的天真、富有同情怜爱之心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时，理智却命令“我”放弃这个念头。“我”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智的命令以后，才把眼睛睁开，这时，“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更光明了”。这就是“我”在几秒钟内的心灵闪念。贫苦文士的清苦、潦倒而又正直、善良以及对二妹的深情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而这一对近邻，一个是受压迫的女工，一个是失业的文士，他们相互同情、劝慰、关心帮助，都变成了从社会底层发出的对黑暗社会现实的诅咒和控诉。小说的主题，在这闪念之后更加清晰。
三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
郁达夫在《小说论》里谈到：“小说背景的中间，最容易使读者得到实在的感觉，又最容易使小说美化的，是自然风景和气候的描写。”自然景物与气候是烘托艺术氛围的重要手段，郁达夫是这方面的描写能手。他的小说常常用优美的绘声绘色的自然景色的描写，渲染出一种富有诗意的意境。他往往把写景和抒情结合在一起，使人物的性格融入自然美景中，创造出情景交融的艺术氛围。
郁达夫的小说对自然景物的描写，总是力求在敏感地捕捉景物变化时，与人物内心情感的起伏相互映发。
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月光常常被用来衬托主人公的心境，例如《银灰色的死》。古人常把月色和思念联系在一起，因此，“月色”这一意象就无形中带上了淡淡的哀愁，再加上“银灰色”三个字，就更加突出了它的凄冷色调。Y君眼里的明月，“同银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四下里“都洒满了同霜也似的月光”，如此的凄清寒冷使他触景生情，觉得自己“好像同遇着了风浪后的船夫，一个人在北极的雪世界里漂泊的样子”。这孤冷的情怀又岂是三杯两盏浓酒可以排遣的？作者因情写景，再让人物触景生情，望月思乡，怀念亡妻，不禁感伤。
郁达夫还善于运用形、声等意象来烘托氛围。在《离散之前》的开头，仅用了“萧索的秋雨”和“嗒啦嗒啦”的雨声，从形和声上传达出悲凉凄楚之情。作者巧妙地运用这一内涵丰富的意象，既写了环境，又写了心境，同时还渲染出刊物停办、朋友离散的惜别感伤的气氛，这环境、心境、气氛三者的有机结合，便构成了一个“秋风秋雨愁煞人”的艺术境界，使感伤的情调愈发浓烈。
以山光水色等环境因素来表达主人公的心情是郁达夫小说的又一特色，如《还乡记》中的黄昏日暮。残破的城垣、古寺的钟声、清冷的长街、稀淡的灯光、胡琴夹在灰冷的空气里的哀音，以及江南水乡如诗如画的山光水色和北国古都的雄浑阔大的晨曦夕晖等，都很有意境。郁达夫利用美丽和谐的自然景物的描绘，反衬出主人公遭受打击后的痛苦心情。
郁达夫笔下鲜明生动的景物描写，不仅使读者产生身临其境之感，同时也有助于对主人公情感体验的进一步理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指出：“昔人论诗词，有景语和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郁达夫小说的“景语”就尽皆是“情语”。
纵观郁达夫的小说，可以看出贯穿始终的情感是寂寞、怯懦、感伤、忧郁、苦闷、率真，这些构成了其小说的情感特征。他的小说大都以人物情绪起伏变化为灵魂，具有诗的意境，无论写景、抒情、叙事、写人，情至无不曲尽，因此人们常把他的小说称为“抒情小说”，而这流动于字里行间的绵绵不断的“情”，是郁达夫所独有的浓郁的苦闷感伤之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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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散文篇8
关键词：郁达夫；日本文学；综述
中国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奠基者，同时也是创造社主要创始人之一的郁达夫曾于1913年9月至1922年7月的十年间在日本留学、生活，故其文学创作受到日本文学思潮，特别是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和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莫大影响，无可否认，郁达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他带着鲜明的艺术个性与独特的创作风格走进了现代文学殿堂，他的创作活动反映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侧面；他又是旧时代的大胆的叛逆者，勇敢的反叛旧有的一切，追求个人的解放和自由；同时他始终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的一生永恒的在寻觅着使自己的祖国摆脱落后与贫弱的道路，就是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下，他也坚贞不屈，最后用自己的生命捍卫了民族的尊严。郁达夫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也是“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的开拓者和著名作家，作为一位民主斗士，凡是有文化人参加的抗日活动都有他的身影；作为一位文学巨匠，他的小说惊世骇俗，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亦不同凡响。
目前，国内关于郁达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主要成员，其文学创作深受日本自然主义及私小说的影响，这些论文大多从郁达夫在日本留学的经历出发，分析其在日留学期间所接受的文学思潮，以这些文学思潮的影响为出发点，深入论述郁达夫文学创作中的日本自然主义以及私小说的因子。关于此点有下列论文有所论及。蔡伟清《论日本文学对郁达夫创作的影响》（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7年第3期）、郭勇《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及“唯美主义”文学》（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9年第4期）、刘亚莉《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与日本自然主义私小说》（北京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4期）、刘彩蓉《借鉴与超越――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1期）、陈延《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真实观之比较》（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9期）以及《郁达夫“自叙传”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叙述学解读》（华侨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杜庆华《接受与扬弃――论郁达夫的《沉沦》与日本私小说》（邵阳学院学报2002年第S2期）、陈其强《自叙传与自然主义、私小说》（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顾国柱《论郁达夫与日本“私小说”》（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5年06期）、倪霞《“他者”观照下的超越――郁达夫自叙体小说与日本私小说的关系》（宁德师专学报2007年第4期）、吴冰洁《自然主义理论对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的影响》（齐鲁学刊2006年第4期）、王晓初《心境小说：郁达夫早期小说的叙述形式和意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3年第2期）、郭来舜《郁达夫与日本的"自我小说"》（外国文学研究1982年第4期）、徐勇《浅析外国文学对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影响》（赤峰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深入浅出的分析了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思潮及其陨落后所遗留的私小说和心境小说与郁达夫文学创作主要是自叙传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
2、郁达夫的文学创作还受到唯美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这一点主要是通过郁达夫和佐藤春夫、谷崎润一郎等的文学作品比较进行研究的。郁达夫与谷崎润一郎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的论文如下：王鸣剑《试论郁达夫小说的审美追求》（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李惠《颓废：郁达夫悲剧小说的美学形态》（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陈进《感伤的浪漫主义――郁达夫小说创作的美学特征》（克山师专学报2004年第4期）、汪灵灵《郁达夫小说的文体特色》（大连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江琼《两难的选择――郁达夫小说创作的艺术审美》（皖西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何满仓《郁达夫小说创作非理性倾向成因及当代启示》（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陈黎明《沉沦之中见“真”情――试论郁达夫前期小说创作的审美追求》（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吕林《前期创造社文艺观的唯美主义趋向》（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卢水金《论郁达夫的“唯美”倾向与“颓废”姿态》（云梦学刊2008年第S1期）、倪祥妍《谷崎润一郎和郁达夫笔下的别样“唯美”》（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3期）、陶曙军《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小说创作风格比较》（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孙德高《论郁达夫和谷崎润一郎的小说创作》（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罗姣《日本唯美主义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以郁达夫为例》（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李曙豪《论创造社在接受唯美主义影响中的异质表现》（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王维雅《谷崎润一郎与郁达夫小说中的审美情趣比较》（商洛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主要是通过作品之间的比较明确郁达夫文学创作中受谷崎润一郎影响的因素。
3、关于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之间的关系研究以及相互之间文学作品的比较的研究论文主要有以下一些。刘久明《郁达夫与佐藤春夫》（常德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3期）、李明军《形同质异――郁达夫的《沉沦》与佐藤春夫的《田园的忧郁》之比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2期）、张能泉《论郁达夫与佐藤春夫的关系》（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8年第12期）、黄江滨《郁达夫初期小说创作与佐藤春夫》（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S1期）、童晓薇《1921年的郁达夫与佐藤春夫――中日文学史上的一个生动而真实的断片》（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8年第2期）、姚继中《论《沉沦》的创作源泉――兼论郁达夫对佐藤春夫文学思想的接受与修正》（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马伟业《郁达夫与佐藤春夫》（求是学刊1997年第2期黄蓉蓉《从《沉沦》与《田园的忧郁》看郁达夫与佐藤春夫》（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高艳丽《郁达夫与佐藤春夫艺术个性之比较》（吉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2期）、薛家宝《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的唯美主义特质》（文学评论2010年第4期）、胡勇《郁达夫的颓废感伤和唯美主义的审美选择》（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7年第6期）、刘浩《论郁达夫对唯美主义的接受》（延边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曾真《佐藤春夫与郁达夫唯美主义小说比较》（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施军《郁达夫的唯美主义：从“自我表现”到“人生展示”》（学海2004年第2期）、宫富《模拟的颓废派本质的清教徒――论郁达夫对唯美主义的接受与转化》（零陵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卢水金《论郁达夫的“唯美”倾向与“颓废”姿态》（云梦学刊2008年第S1期）、刘骋《论郁达夫对唯美主义的选择》（张家口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黎杨全《灵与肉――试比较田汉与郁达夫对唯美主义的接受》（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等。这些论文不仅对郁达夫和佐藤春夫两人从性格、家庭环境等方面进行比较，也把两人的具体的文学作品进行比较。特别是通过作品之间的比较可以更明确郁达夫文学创作中受佐藤春夫影响的因素。
4、关于郁达夫的研究专著主要有以下作品：许子东著《郁达夫新论》（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幸宪锡著《郁达夫的小说创作》（北京：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王冠军著《郁达夫研究》（武汉：长江文艺出版1997年版）、张恩和编著《郁达夫研究综论》（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郑志文著《鲁迅郁达夫比较探索》（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贺玉波编《郁达夫论》（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版）、蔡震《郭沫若与郁达夫比较论》（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郑心伶著《日月双照――鲁迅与郁达夫比较论》（广州花城出版社1994年版）、蒋增福著《众说郁达夫》（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等著作中论述了郁达夫的人生经历及其小说创作，在此基础上分析日本文学对其影响，以及郁达夫对日本文学思潮理论的接受。
综上所述，郁达夫作为创造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是五四新文学的代表作家，也是对后世文坛产生深远影响的著名作家；其文学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国内外也有很大的影响。国内对他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通过这一系列研究人们明白：郁达夫的文学作品在更广更深的层面和层次上关注着社会和人生，通过其一系列作品表达反抗压抑人性的封建旧道德和不合理的封建制度的思想，启迪年轻人追求人性解放，寻求更新、更有前途、使祖国富强起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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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达夫散文篇9
尚贤坊一见钟情
1927年1月14日，32岁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前往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孙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孙家的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年18岁的王映霞，不由对其一见倾心，就此展开疯狂追求。此后郁达夫除了频频给王映霞写情书，更将自己为爱情燃烧的心境写入日记，其缠绵悱恻、露骨率真、点点滴滴，尽皆托出。
而据王映霞自述，郁达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王映霞在《我与郁达夫》中回忆道，当时“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达夫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当时别说王映霞，就是孙百刚夫妇也没有意识到，郁达夫这天心情这么好，兴致这么高，多半竟是冲着他一见钟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后一连数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再会”王映霞。17日，约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毕送王回尚贤坊；18日郁日记记载，去尚贤坊访王映霞，王不在，郁等了约半小时，“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9日，郁晚饭后又去尚贤坊，邀王映霞他们外出看电影。看罢电影，又去吃夜宵。郁达夫魂不守舍的情状自然瞒不过周围人的眼睛，当然，也许郁根本无意瞒大家。但人们多不赞成他追求王映霞，尤其是孙百刚夫妇。孙百刚曾对妻子孙掌华说，郁达夫有妻子叫孙荃，“是富阳一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旧式书，对达夫感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他们已经有儿女了。”孙掌华惊讶道，“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边寻人。”为此，她还委婉地问过王映霞对郁达夫怎么看？王映霞开始一言不发，最后说了句：“我看他可怜。”
得知王映霞这样说，孙百刚觉得应该对郁达夫提出忠告了，但是郁达夫根本听不进去。两人不欢而散。孙百刚回家后又找王映霞谈话，希望她拒绝郁达夫的追求。王映霞回答道，我怎么会愿意答应他呢，不过我倘若断然拒绝，只怕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
偕隐名山誓白头
此后的日子里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尤其是当郁达夫得知王映霞回杭州后，曾疯狂地乘上火车一路追到杭州。因寻她不遇，一度曾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绝望，因此一次次以酒浇愁，喝得烂醉；还吸食鸦片，以图麻醉自己。清醒后，便奋笔给王映霞写情书。
2月9日，王映霞曾致信郁达夫，婉转地批评他不该去杭州找她。11日，王映霞又致信郁达夫，但后者觉得信中“一点儿内容也没有”。直到收到2月15日王映霞信，郁才觉得她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用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练我，看我的诚意如何”。于是郁达夫向王映霞开始新一轮情书“轰炸”。2月25日，郁达夫接到王映霞信，请他去尚贤坊一见。郁当日日记记载：“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叫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
可以说，至此，郁、王的恋爱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折。这时候，郁达夫突然产生纠结。他在2月27日日记中记载：“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孙）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
但是甜蜜的爱之激流，最终还是冲溃了理智的堤坝。而在王映霞这边，除了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在行动上似乎也出现了迹象，那就是她搬出了尚贤坊，借住到一位同学那里。反正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其间郁达夫也曾因感到与王映霞相爱有“一点罪恶感”，便自欺欺人地于3月4日致信王映霞说要中断两人关系。但5日上午，当王映霞如约出现在他面前时，郁达夫有的只是喜悦，昨晚作出的“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那天他们“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至此，闹得满城风雨的郁达夫追王映霞之事，终于明朗化。王映霞的激励也确实给郁达夫带来勇气和力量。这年5月底，当创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达夫潜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刚寺巷王映霞家，由王映霞给予掩护的。显然由于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思想工作”，家人并没反对她与郁达夫的结合。于是，6月5日，他俩假杭州聚丰园莱馆，举行订婚仪式。两人原打算于1928年3月12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结果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饭店请了两桌客，“就算是作了我们的喜筵”（王映霞语）。至此，郁、王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事件总算尘埃落定。
神仙眷侣的甜蜜生活
婚后，郁达夫最初与岳母同住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1442号，不久租下毗邻的嘉禾里1476号底楼一间老式房，于3月底迁入。8月，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推出，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日记九种》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印了八九版，发行量达三万之多，轰动一时。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却惬意。遗憾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活计多无疑义。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干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郁达夫散文篇10
郁达夫是著名的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发起人之一，他的第一本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本小说集《沉沦》，被公认是惊世骇俗的作品，他的散文、旧体诗词、文艺评论和杂文政论也都自成一家，不同凡响。
22岁那年暑假乘船返国探亲，母亲陆氏好说歹说为他订下了与孙荃的亲事。
孙荃是一位旧式小脚女子，比郁达夫小一岁，自幼生长在浙江富阳县南乡偏僻的宵井地方，但在父亲的教导下，熟读了“女四书”和“列女传”，能诗能文，在那时那地，可算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女子。1921年郁达夫趁放暑假回国，与孙荃完婚。婚后，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一儿两女。孙氏谨守妇道，相夫教子，称得上是一位贤淑的妻子。1927年初春，郁达夫在上海遇见了王映霞以后，孙荃开始受到残酷冷漠的待遇。
王映霞本姓金，名宝琴，1907年12月22日生于风光明媚的西子湖畔，是一个出色的南国美人。由于外祖父王二南无子，金宝琴便与幼弟从小过继给王家，改姓王，表字映霞。王二南是一个有名的饱学之士，王映霞在他的熏陶和教导下，作诗填词大有可观。在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期间，王映霞喜欢球类运动，热衷于各种社团活动，样样在行。尤其是她那白嫩的肌肤，丰满结实而又颀长的身材，加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赢得了“校花”的头衔。
从杭州女师毕业后，王映霞接受省政府教育厅的分发，远赴浙南，担任温州第十中学附属小学的教师。有一位家住温州的孙百刚，与王二南称得上是通家之好。王映霞从杭州远赴温州任教人地生疏，一个大姑娘家，必定有所不便，因此王二南便致函孙百刚就近予以照应。
1926年冬天，革命军北伐的脚步已接近浙江。温州一带迫近战争边缘。在寒假中，王映霞跟随孙百刚夫妇一同到了上海，租屋马浪路尚贤坊。
1927年1月14日，郁达夫穿着前一天孙荃给他寄来的皮袍子去拜访东京的同学孙百刚，第一次见到王映霞，便有惊世绝艳之感，遂邀请大家一起去吃午饭、看电影、逛街。一个星期之后，映霞20岁生日（郁达夫已经32岁），郁达夫特别在江浙菜馆订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以表庆贺，并送了一份生日礼物给王映霞。
他们的接触受到了孙百刚的劝阻，王映霞陷入苦恼之中。于是找了一些借口，搭车回到杭州金刚寺巷7号的家里。
王映霞在杭州过了农历新年，便又来到了上海，寄居在坤范女中任教的朋友宿舍里。她写了一封短信，约郁达夫到孙百刚家去会面。郁达夫如期赴约，但话不投机。又过了两天，他们在江南大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进行了长谈，王映霞提出，要和她结合，必须抛妻弃子，甚至背叛社会与家庭。又经过一段时间的你来我往，两人的情感已达到白热化。
1927年9月，郁达夫将他和王映霞的恋爱过程，点点滴滴记载下来，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发行。内容新奇大胆，造成一时轰动。不只是把王映霞的一切裸地呈现在世人面前，简直就是向天下宣示：王映霞就是郁达夫的了，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1928年春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准备赴日本旅行结婚，后因故未成。于是便在杭州悄悄地举行了一个十分简朴的婚礼，新房设在金刚寺巷的王家。结婚后，他们来到上海。
由于“日记九种”的出版以及文坛上不断地报道郁、王的消息，使王映霞成了一个有名的大美人，她每到一处就成为大家目光集中的焦点。这使得郁达夫心中大兴妒嫉的念头。于是，便限制她外出。这便给王映霞带来了痛苦。
1929年11月间，王映霞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一个男孩郁飞，一年半后，又生了第二个男孩郁云。家庭用度也随之增加不少，而且隐居富阳的孙荃母子的生活开支，也要靠郁达夫寄钱去接济。
1933年4月25日，郁达夫举家从上海迁回杭州，不到两个月，王映霞又为郁达夫生下了第三个儿子郁亮。但郁亮在世仅两年半，因患结核性脑膜炎而夭折。
1935年深秋他们开始建造自己的住宅，直到次年四月才竣工，取名为“风雨茅庐”。其间，郁达夫烦于泥土砖瓦的干扰，于1936年的正月十三离开杭州，到福州漫游去了。到福州后，接受了福建省政府的委派，担任省府参议，负责经济设计方面的工作。当他从福建赶回时，王映霞已经迁入新居。郁达夫在风雨茅庐只住了3天，便又赶往福州供职。这年8月13日，王映霞生下了第四个男孩郁荀。
郁达夫远赴闽地，给王映霞减少了许多约束的力量，甚至留下了充分的空档。她把郁飞、郁云交给母亲照管，还请了一个保姆看顾郁苟。自己摇身一变，打扮得花枝招展，毫无顾忌地去广结善缘了。
1938年12月28日，郁达夫和王映霞携长子郁飞离开福州去新加坡。当天晚上，南洋文艺界朋友在著名的醉林居酒家举行了盛大公宴，为他洗尘接风。宴席上，郁达夫结识了年仅21岁，具有倾国倾城之貌的歌星玉娇，并和她度过了如胶似漆、甜甜蜜蜜的3天夫妻生活。
两人分手后，郁达夫仍然时时思念着玉娇，只是无缘再见。他与王映霞之间原有的感情裂痕也因此更为加深了。
正在这时，香港《大风旬刊》的编辑陆丹林写信向郁达夫约稿，他就将近来写的20首旧体诗词，加上“新注”，集成一组《毁家诗记》交予陆丹林。这组诗词毫无保留地暴露了他们婚变的内幕，同时公开了妻子所谓“红杏出墙”的艳事。
这一组诗词轰动了国内外。对于丈夫的这一行为，王映霞自然是不能容忍的。虽经朋友多方面调解周旋，但已无法恢复过去的感情，于是协议离婚，并各自在报上登启事宣布于众。
郁达夫于1940年和王映霞离婚后，李筱英突然出现，使他本来已一潭死水的心池，又掀起波澜。李筱英是福建人，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能说流利的英语、上海话。1941年，李筱英刚满26岁，因和丈夫意见不合而离婚。当时她是新加坡情报部的华籍职员，后又担任新加坡电台的华语播音员。
李筱英十分崇拜郁达夫的文学才华，并主动向他求爱。46岁的郁达夫在政治失意和家庭破裂之余，遇上这位花容月貌的佳人，一拍即合，两人感情迅速发展。不久，李筱英便搬进郁家同居。
但是，两人的结合遭到了当时年仅13岁的郁飞的反对。虽然李筱英极力想搞好和郁飞的关系，但他始终不领情。郁达夫碍于儿子不接受李筱英，也不便正式结婚。1941年12月，李筱英痛苦地搬出了郁家。
1943年，郁达夫在印尼化名赵廉，在巴爷公务和朋友合开了赵豫记酒厂。9月，经朋友介绍，和华侨姑娘何丽有结婚。
何丽有是广东人，本名陈莲有，因其貌平平，郁达夫跟她开玩笑，改名何丽有，即何丽之有。因她没有受过教育，不懂华文，欣然接受了这个名字。她一直以为郁达夫是普通酒厂老板，直到1945年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枪杀，人家才告诉她郁达夫是中国文化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