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1
关键词：劳动参与率；经济周期；劳动经济学
一、引言
劳动力市场是宏观经济的重要市场，其波动往往能反映一国经济的景气程度，是观测一国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在微观层面上劳动力市场也非常重要，它对人们的生活有直接的影响，每个人一生都至少有一个阶段要参与其中，劳动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劳动力市场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经济发展和稳定。
中国是人口大国，同时也是劳动力资源大国。劳动力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其丰裕程度往往被用来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潜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曾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中国利用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及人口结构的转变，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庞大的失业人群成为社会的经济的不稳定因素。
劳动力资源未被利用或者未充分利用的情况通常我们称为失业，失业率表示失业人口数占失业人口和就业人口数之和的比例。但是一定时期内劳动力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仅靠失业率并不能完全反映出来，劳动参与率也是衡量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劳动参与率反映了劳动年龄人口中积极寻找工作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大小。与就业率相比，劳动参与率能够更准确地反应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状况。如果劳动力总量不变但是劳动参与率下降，表示经济活动人口减少，即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要多于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这可能是因为一部分失业工人由于长期找不到工作，失去信心而退出劳动力市场，这部分工人被称为“受挫折的劳动者”。与单纯的失业者相比，这部分“受挫折的劳动者”情况更加糟糕。因为失业者对寻找工作并未失去信心，尚属于经济活动人口；而“受挫折的劳动者”已没有了提供劳动的愿望，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如果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一国的劳动供给将相对减少，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劳动参与率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
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劳动经济学中经济周期与劳动参与率的两个假说，第三部分参考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影响劳动参与率的诸多因素进行划分，在理论基础上建立本文的研究模型；第四部分使用1990—2012年20年的统计数据，用oLS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考察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实际影响；第五部分应用劳动经济学理论对估计结果进行解释。
二、理论基础
根据劳动经济学理论，劳动参与率波动与经济周期的运行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这种波动的变化却有差异，尤其是在经济衰退时期：在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上升，而在另一些衰退时期，总劳动参与率下降。针对这种状况，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两种劳动参与假说：附加性劳动力假说与悲观性劳动力假说。
这两种假说建立在成年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对经济周期的反应不灵敏的相同假设下。这个劳动力群体不管劳动力市场如何变化，总是停留在劳动力市场中，这个劳动力群体被称为一级劳动力。与之相对应，中年妇女和16—18岁的青年人组成的劳动群体被称为二级劳动力，二级劳动力经常会在劳动力和非劳动力之间流动，参与率对经济运行周期有较灵敏的反应性；而他们选择的变动，往往也是引起劳动参与率波动的重要原因。
附加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经济总体水平下降时期，失业增加，为了保证家庭收入水平，二级劳动力走出家庭寻找工作。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反而提高，进而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提高。
悲观性劳动力假说认为，在失业上升时期，一些一级劳动力处于失业状态但没有退出劳动力市场，许多二级劳动力对寻找新的工作持悲观态度；对于他们来讲，相对于主动保持一种失业状态，寻找工作而未果或者被辞退带来的打击更大。因而他们宁愿主动退出劳动力市场，而不愿成为失业者。因此，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正向关系：经济衰退时，二级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从而导致整体劳动参与率下降。
在经济衰退时期，附加性劳动效应与悲观性劳动效应同时存在，但是由于两种效应作用方向相反，所以在经济周期中，劳动力参与率可能表现为不同的波动方向。当附加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一些时，即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大于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人数，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呈反向关系；当悲观性劳动力效应的作用更强时，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存在正向关系。
三、模型建立和数据选取
（一）模型建立
为了着重研究宏观经济状况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本文将影响劳动参与率的因素分为经济周期因素et和非经济周期因素net，其中非经济周期因素包括人口规模、人口结构、人均受教育年限、社会福利制度等人口和社会因素。对变量之间进行简单的线性拟合，t年的劳动参与率LpRt可以表示为：
由于人口结构和社会制度等因素在现实中变化十分缓慢，因此在短时间内，比如连续的两年可以视为变化很小。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影响t年劳动参与率的非经济周期因素与t-1年是相似的，因此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可以近似地看为就是t-1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更进一步，t年的非经济周期因素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可以用t-1年的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来近似衡量。
经济周期是指国民经济上下波动的循环运行过程，一般是通过经济总量（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化表现出来。因此，经济周期波动可以用GDp的波动来衡量。
这样，（1）式就可以变形为：
（二）数据选取和来源
根据（2）式，本文的分析需要两部分数据，一是劳动参与率，二是国内生产总值。
1、劳动参与率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劳动参与率=经济活动人口劳动年龄人口，其中经济活动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但是各国对于劳动年龄人口的界定各有不同①。根据中国统计年鉴附录中主要统计指标解释，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一般指16岁以上人口，包括经济活动人口和非经济活动人口。
2、国内生产总值
相关数值显示，1990年—2012年中国的GDp整体呈上升趋势，中国经济处于持续增长状态，但是历年的增长速度有所不同。
四、实证分析
为了避免出现多重共线性的出现，对（2）式各变量取自然对数，构造劳动参与率影响因素方程：
要验证GDp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需要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对（3）式进行估计，以确定系数γ2。
（一）单位根检验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时间序列数据往往是非平稳的。如果对两个非平稳的数据进行回归，往往导致出现“伪回归”问题，即：即使它们没有任何有意义的关系，也可表现出较高的决定系数，因此在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之前要先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扩展后的aDF检验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1、检验形式（t，c，n）中，t表示趋势项，c表示截距项，n表示滞后变量的阶数；
2、滞后变量阶数根据SiC准则选择；
3、***表示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的水平上显著。
通过表1可以看出，lnLpR和lnGDp都是平稳的，因此可以直接对（4）式进行oLS回归。
（二）oLS方程估计
用oLS法对方程（3）进行估计，得到以下结果：
由相关检验结果可以看出，估计结果残差不存在自相关；R2=0974472，表明方程的拟合度很好；p值说明整个方程是显著的，因此方程（4）的估计结果是可信的。
五、理论分析和总结
根据以上回归结果，GDpt的系数为-0.011434，即GDp和LpR呈反向相关；GDp每增加1%，劳动参与率下降约0.01%。由于本文用GDp来衡量经济周期，故可以得出结论：我国劳动参与率和经济周期变动趋势是相反的。
对应经济衰退时的附加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家庭收入增加，因此并不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出外劳动以维持生活，二级劳动力会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使社会劳动参与率降低。同样对应悲观性劳动力效应，在经济繁荣时一级劳动力不会退出劳动市场，同时一片向好的经济形势会激励那些已经退出劳动力市场的二级劳动力重新开始寻找工作，整个社会的劳动参与率上升。
根据前文的分析，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与经济周期变动趋势相反，即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劳动参与率降低，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退出劳动力市场。因此在中国，第一种效应大于第二种效应。笔者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方面，如前面所分析，伴随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中央民生政策的实施，居民工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每个家庭愿意提供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分配制度逐渐确立，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居民非工资性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并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部分收入对工资收入产生了一种替代效应。由于非工资性收入不一定要通过参加劳动获得，这种替代会使得劳动参与率在一定程度上下降。
不同于其他短期因素的冲击，经济周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是持久性的，因此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这种逆经济周期的趋势不会有太大改变。我们可以预测，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一定时间内劳动参与率还会继续下降。（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almutBalleer，RamónGómez-SalvadorandJarkkoturunen.LabourForceparticipationintheeURoareaaCohortBasedanalysis.workingpaperSeriesbyeURoCentralBank，2012（5）
[2]Joannaabhayaratna，RalphLattimore.workforceparticipationRates–HowDoesaustraliaCompare？.australiaGovernmentproductivityCommission，2006（12）
[3]markSchweitzer，Davidtinsley.theUKLabourForceparticipationRate：BusinessCycleandtrendinfluences，theBankofengland’sworkingpaper，2004
[4]publicandCorporateeconomicConsultants，LabourparticipationRatesoftheover55sinireland.FinalReportforaStudyfortheexpertGrouponFutureSkillsneedsandthenationalCompetitivenessCouncil，2001（12）
[5]蔡昉，王美艳.中国城镇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及其政策含义[J].中国社会科学，2004（4）
[6]陈铭，葛苏勤.经济转轨中的劳动供给变化趋势：理论、实证及含义[J].上海经济研究，2000（4）
[7]方琦.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状况与成因：基于吉林省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7
[8]郭新华，黄贞贞.中国家庭债务与劳动参与率变动的非一致性关系——以1997-2012年数据为依据[J].现代经济探讨，2011（3）
[9]李丽林.劳动参与率：一个被忽略的重要数据[n].光明日报，2005-06-21
[10]李萍，谌新民.宏观经济景气波动对就业增长的影响[J].产经评论，2010（4）
[11]林和森.经济因素对劳动力参与率的影响——基于台湾地区的实证分析（1979年—2005年）[D].厦门：厦门大学，2006
[12]万相昱，张世伟.我国城镇居民劳动参与率状况与成因——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2）
[13]杨河清.《劳动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4]王珂.现阶段我国劳动力参与率结构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2006
[15]袁殷.我国劳动者劳动时间变化趋势及原因初探[J].南方人口，2012（3）
[16]张车伟，吴要武.城镇就业、失业和劳动参与：现状、问题和对策[J].中国人口科学，2003（6）
[17]郑恒.对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变动的经济分析[D].杭州：浙江大学，2003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2
关键词：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趋势
中图分类号：F249.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7-0124-03
一、泰州市劳动力供求现状[1]
适龄劳动力人口是国家限定的劳动年龄界限内的人口，不同国家对劳动年龄有着不同规定。下文采用国际统计口径，统计的适龄劳动力人口为15—64岁人口。由于在校学生（在校学生是指在适龄劳动力人口范围内，由于正在接受各种类型的教育而不能参与社会劳动的人口）、丧失劳动能力者，这些人不能参加劳动，计算劳动力供给数量时应予以扣除；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应该计入劳动力供给。2010年，泰州市劳动适龄人口总数为3402197人，劳动适龄人口中的在校生人口规模总共为184940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口40880人，超过64岁还在工作的人口为212840人。劳动力供给=适龄劳动力人口-在校学生-丧失劳动能力者+超龄工作者=3402197-184940-40880+212840=
3389217。相对于2010年的就业人数2771660人，存在超额供给617557人。
二、泰州市2015—2100年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一）相关人口预测
根据育龄妇女（15—49岁）计算的泰州市一般生育率（一年内出生人口/该年年中育龄妇女数），2000年为28‰，2010年为28.5‰，生育率水平比较稳定。由于一般生育率不像粗出生率容易受人口总量影响，因此，假设泰州市以后的一般生育率水平保持28‰不变。200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9∶1，2010年新生婴儿性别比1.17∶1，假设未来新生儿的性别比=（1.19+1.17）/2=1.18。在假设泰州市人口性别特征、生育模式、死亡模式、迁移规律不变的条件下，根据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的泰州市常住人口资料，通过生命年龄移算法算出相关年份的总人口，计算出总人口、适龄劳动人口、65岁及以上人口，如表1第2列、第3列及第4列所示。
（二）劳动参与率预测
经济活动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和失业人口，劳动参与率是计算这两者之和与劳动适龄人口的比例，是用来衡量人们参与经济活动状况的指标。泰州市2000年劳动适龄人口3389781人，就业人口2963060人，失业人口90550人，劳动参与率等于（2963060+90550）/3389781=90.08%。2010年，劳动适龄人口3402197人，就业人口2771660人，失业人口56150人，劳动参与率83.12%，劳动参与率呈下降趋势。经济现象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参与率必然呈下降趋势，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劳动参与率变动规律，考虑到泰州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当前未富先老的实际情况，预测泰州市未来的适龄劳动力人口劳动参与率保持83%不变。2010年，65岁及65岁以上的经济活动人口212840人，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663080人，劳动参与率32.1%，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
（三）劳动力供给数量预测
劳动力供给数量=劳动适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老龄人口×老龄劳动参与率据此计算出泰州市劳动力供给数量如表1第5列、第6列及第7列所示。计算结果显示，2015年后劳动力总供给数量逐年减少，2050年时劳动力总供给数量仅有2010年的一半不到。
三、泰州市劳动力需求数量预测
（一）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预测
经济增长和就业之间存在紧密关系，一般用就业弹性系数来反映。如果用地区生产总值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用L表示劳动力就业数量，则就业弹性系数可以表示为：e=ΔL/L/ΔGDp/GDp。就业人数增长速度=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计算2000—2010年泰州市就业弹性系数和经济增长率结果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到劳动力需求数量和总就业弹性系数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由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降幅最高，年末就业数量比上年减少4.96%。2000—2003年泰州市仍处于经济下降期，虽然GDp年增11%，但就业依然受大环境影响而减少，就业弹性为负值。2004—2008年经济上升期，泰州市对劳动力需求逐年增加，2008年需求增速（比上年）高达5.8%，就业弹性为正值并达到最高点0.429。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经济又进入新一轮经济下降期，2009年和2010年两年劳动力需求降到0.97%、0.18%的低增长水平，对应的就业弹性系数虽然为正，但却极小。根据经济周期的循环往复性，假设今后每十年发生一次经济危机，考虑到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假设一个经济周期中4年是经济下降期，6年是经济上升期，取经济周期下降期的就业弹性系数平均值-0.077为一轮周期中4年的就业弹性系数，取经济上升期就业弹性系数的平均值0.209为6年的就业弹性系数。
经济增长率和经济周期也密切相关，用上文取弹性系数方法，预测经济下降期GDp增长率为12%，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5%，考虑到长远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式增长进步为集约式增长，增长率不会如此之高，因此上述方案作为经济增长率高方案进行后文预测。根据其他国家经济增长的规律和中国国情，本文预测中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8%，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10%。预测低方案为经济下降期增长率为4%，预测经济上升期增长率为6%。
（二）劳动力需求预测
某年劳动力需求人数=上年劳动力需求人数×（1+就业弹性系数×经济增长速度），根据三种不同GDp增长方案和就业弹性，计算出泰州市对劳动力的需求。结合劳动力供给，计算出对应的供求缺口，如表3所示。
三、泰州市劳动力供求变动趋势及原因分析
如果今后的发展速度是按照高方案GDp增长率，2015年泰州市劳动力供给短缺86706人；如果是中方案，2015年劳动力依然超额供给11786人。从2020年开始，不管按照哪种方案的增长率，劳动力供给都是短缺状态。2030年高方案显示劳动力短缺超过100万人，其他两种方案短缺不足100万人。三种方案皆显示随着时间推移，劳动力供给短缺情况越来越严重。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当前一个家庭只要一个孩子的生育制度。泰州市是执行计划生育政策较好的地区，而且有很多可以生二胎的家庭放弃了生二胎指标。2000年，泰州市总和生育率1.02，而2.0左右的总和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增加，低于这个水平人口会减少。1.02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长此以往会导致人口不断衰减。如果泰州市按现行生育政策，根据计算结果可以看到从2015年开始，总人口、适龄劳动力人口、0—14岁人口持续降低，而65岁及以上人口在2035年以前一直增长，2035年达到最高点1130637人，然后开始递减。自2040年开始，人口比例进入稳定期，0—14岁人口占总人口8.4%左右，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55%左右，老龄人口占总人口36.6%左右，社会抚养比维持在80%左右的高位水平。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标准，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按照这个标准，泰州市老龄化程度非常严重。前文预测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为32%，表1第8列显示老龄劳动力人口占总劳动力人口20%左右，如果未来老龄人口劳动参与率较低的话，劳动力供给短缺缺口会进一步扩大。
导致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二是行业对劳动力需求的不同。泰州市各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变化差异较大。有些行业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例如农林牧渔业对劳动力需求在2000—2010年间以每年7.28%的速度递减。有些行业对劳动力需求在增加，例如，采掘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1.7%，房地产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11%，批发和零售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6%，建筑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5.4%，金融保险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为5.1%，制造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年均增长率4.8%。上述行业大部分是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力需求数量较多，这些行业的不断发展也会使劳动力供给缺口进一步扩大。
四、促进泰州市未来劳动力供求平衡的对策
（一）放开生育政策
为了避免未来劳动力供给短缺不断扩大的趋势，应该从现在开始逐步调整生育政策，在逐步放开的阶段要注意人口的发展质量。例如，从现在起到2020间前可适当放开生“二胎”的政策。根据泰州市处于生育旺盛期的女性人数变化趋势来看，2010年育龄妇女259704人，2015年277665人，2020年208220人，此后一直平稳减少。因此，可以选择2020年作为全部放开生育政策的起始年，因为该年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大幅度降低，这时全部放开生二胎政策比较合适，不会使人口有突然的爆发式增长。同时，要考虑到随着经济发展，家庭的生育观念会发生改变，例如，养育孩子成本增加、社会保障完善等都会导致生育率降低，届时要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刺激人们生育二胎。
（二）优化产业结构
每个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质量和数量均有不同，可以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来促进劳动力供求平衡。首先，应提高第一产业生产率。例如，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城镇化进程，配合相应制度保障，使更多农村人口进入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其次，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在2020年以前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劳动力超额供给问题；在2020年后，要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尤其是2030年以后，企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升级来提高生产率，大幅度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缓解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3
一、引言
我国的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宏观经济理论上的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经济政策上，以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为主，国家的宏观调控为辅，用强有力的国家宏观调控来弥补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等缺陷。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以马列理论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习主席所规划的“中国梦”，这是由我国的基本国情——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所决定的。
二、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概述
1.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定义
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成分被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下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了马克思的社会劳动生产率理论。马克思通过劳动分工是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社会劳动生产率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观点。由于商品的价值取决于无差别的人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是商品交换的基础。任何商品的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生产的产品，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的，商品生产者生产产品要想实现它的价值，必须使自己的个人劳动时间和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相符合。才能使商品的价值顺利实现。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人往往很难充分认识到社会劳动时间的发展变化，就给资本家的剥削创造了机会，劳动者不甘于被剥削就会反抗，由此导致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冲突不断加剧。
2.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的奥秘
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在研究斯图亚特的重商主义基础上建立的，是从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基本关系开始研究的，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流通与生产的过程进行分析，挖掘出来在资本主义这一特殊关系。在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中，马克思将劳动分为剩余劳动和必要劳动。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必须从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和剩余价值总是大于等效值”。从马克思的观点来说，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剩余价值是工人们制造的，却不是资本家所创造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创造和追求剩余价值才是生产的直接和最终目的，马克思从这一角度揭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剩余劳动进行剥削的事实。
他通过系统、全面地阐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的生产规律，建立了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基础，也为广大工人劳动者指明了社会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不同，让工人劳动者明白了自己不是在为个人创造价值，而是被资本家剥削的事实。马克思看到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看到了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主义终将战胜代表资本家利益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未来前景。
3.再生产理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途径
马克思再生产理论是在法国重农主义再生产理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分析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从单个产业资本的周转和循环作为突破点，对资本主义射虎的整体资本周转和循环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终于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这一基本规律，在这一基础上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再生产理论。
4.经济发展周期理论的建立是了解资本主义的道路
从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来看，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进一步发现周期波动的物质基础是固定资本更新。
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和这一基本矛盾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必将灭亡的合理性，是建立在剥削劳动人民的社会劳动时间基础上的。最后经过对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分析得出结论，只有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才能消灭剥削，解除对工人的压迫。
5.建立失业理论，这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必然结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原始积累的必然结果就是相对过剩的人口。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不断扩张，失业人口和工作并不总是相等的。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问题，如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问题，在生产的各个领域总是不可避免的出现相对过剩人口，通过这一角度，马克思揭露除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必然矛盾，这一矛盾终将带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灭亡。
6.劳动价值论
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是建立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之上的，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也有所体现，例如“劳动决定价值”等语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了一个抽象的解释，在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中，马克思对劳动价值论做了具体的解释。所谓劳动指人类从事客观生产实践的具体的、有意识的活动，劳动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是把人类的劳动成果通过等价交换的商品价值表现出来，价值具有二重性，有属于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和社会属性的价值。劳动价值论就是把人类的劳动通过价值具体的表现出来，劳动的价值和使用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刻分析，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经济危机和失业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和基本矛盾，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创造了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1.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性质的一种有效方法
虽然马克思最终没有形成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具体运行规律时创造了社会主义宏观经济的理论基础。
2.马克思的资本再生产理论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方法
马克思资本再生产理论强调生产两大类和类的平衡条件的结构和比例，这是整个社会的顺利再生产必须遵循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国家和国民经济的基本规律，有利于协调国民经济中各个行业的协同发展。我国从对宏观经济规则的理解有助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改善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马克思关于保持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的平衡，以达到经济合理的比例关系，也可以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内部经济结构的升级。通过不断加强中国的基础产业，促进整个产业的合理增长;加快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中国，最终达到一个或两个产业的比例协调发展，给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对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平稳较快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建立良好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3.指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的运用有助于更好地观察，分析新情况，解决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所遇到的复杂问题;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不断研究和开发，能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发挥政府的宏观作用，调整经济发展方向和宏观调控力度，不断开拓新的思路，对我国宏观经济管理方法进行创新。符合中国国情的探索应该是调控政策和经济周期结合的调控系统，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框架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周期理论，并逐步建立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此外，我国经济的发展现状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丰富的客观实践。对在现代经济分析的框架下进一步探讨中国的经济周期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时代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周期理论不仅开辟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研究的焦点，而且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一切的理论研究工作都要从本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可盲目模仿他国经验，东欧剧变便是深刻的警示。
4.为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
马克思主义失业理论主要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的，马克思认为，失业问题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的必然结果。在某种程度上，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的现象在我国也有所体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宏观调控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其根源，在于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和资本有机构成所提供的矛盾。解决就业与我国的失业问题，失业理论的指导作用将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看出，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基本思路，是要以马克思的宏观经济理论为指导，以我国实际为基础的。
四、总结
马克思主要通过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揭示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从开始就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基本矛盾，这一基本矛盾和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是不可调和的。经过斗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这是不可能违背的历史客观发展趋势。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不可能直接运用到中国发展的经济上来，解决中国现阶段存在的问题。虽然马克思的宏观经济思想可以提供在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分析方法，但是不能直接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宏观经济理论，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遇到的问题，要依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去解决，不能直接把其他国家类似的解决经验拿来使用，这是不符合马克思客观实践理论要求的。因此，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需要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从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需要出发，首先要搞好我国关于社会主义初级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建设;其次要把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去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关于经济政策的不断调整优化，都是对马克思宏观经济理论的实践，要在做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基础上，发挥好国家宏观调控的作用。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4
(一)把劳动区分为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从而创立了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地继承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科学成分的基础上建立了属于自己的真正科学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通过把劳动区分为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的二重性问题。由于商品的价值体现的是人类共同的抽象劳动，这为商品的交换奠定了基础。任何商品的价值大小是由生产该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要实现其价值必须使自己的私人劳动能与社会劳动实现转化。但在资本主义社会趋利条件下，私人劳动往往很难完全实现向社会劳动转化，从而产生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私人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无政府状态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商品市场的混乱和失序状态。
马克思科学地说明了货币的起源与本质，从而揭穿了货币之谜。货币的产生为商品交换产生了媒介，商品交换的价格由商品的价值所决定，但同时受供求关系的影响而围绕该商品的价值进行上下波动，从而建立了马克思完整的劳动价值理论。尽管马克思对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古典劳动价值论表示过充分的肯定，但他并不是盲目的全盘接收他们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将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辩证统一起来形成了自己的劳动价值理论，这正是与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不同之处和创新之所在。
(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从而奠定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科学基础
马克思对剩余价值的研究，是从考察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开始的，通过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特定的雇佣劳动关系。随后马克思又把工人的劳动区分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强调剩余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剩余价值必须从生产过程本身中产生，剩余价值总是超过等价物的价值。也就是说剩余价值是由工人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却被资本家所无偿占有。资本主义生产的直接目的不是生产商品，而是生产剩余价值或利润，从而正确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对工人剥削的秘密。
正是通过全面而系统地阐述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规律，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工人与资本家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进而得出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具有不可避免性，从而创立了属于马克思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为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最终形成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三)创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提供了有效途径
马克思在批判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重农学派有关再生产理论并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再生产理论。在考察了剩余价值生产后，马克思进一步分析资本是怎样带来剩余价值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马克思从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与周转问题着手，进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整个资本循环和周转的问题，最终找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总资本运动的基本规律，从而创立了属于马克思自己的再生产理论。
(四)创立了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理论，为认清资本主义发展方向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胜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且进一步找到了这种周期性波动的物质基础即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这种固定资本更新的特点必然使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的产生具有周期性。这是因为固定资本更新必然会带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恢复和发展，从而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也呈现出与固定资本更新一致的周期性。在认真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之后，马克思得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的必然结果，并论证了资本主义存在所具有的不合理性，最终得出只有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才能解决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矛盾，从而创立了属于马克思自己的经济危机和经济发展周期理论。
(五)创立了失业理论，这是分析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后得出的必然结论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结果。由于资本主义失业人口数量和就业岗位在量上的增加并不总是相等的，且伴随着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稳步发展和进步，相对过剩人口也必然会更多地出现在各个生产领域，从而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所固有的基本矛盾，这一矛盾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必将被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即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
总之，马克思通过对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资本再生产理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及失业理论的深刻剖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宏观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凸显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所具有的系统性、逻辑性和整体性的特点。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
(一)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是我们认识当代资本主义本质的有效途径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仍然是我们认识当地资本主义本质的一条有效途径。尽管马克思没有最终形成自己的宏观经济理论，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种种矛盾都做过透彻的分析，并在其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具体研究中处处展现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思想。
(二)马克思关于资本再生产的理论为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益的方法
马克思资本再生产理论着重强调两大部类及其部类间生产的比例结构和平衡条件，这是整个社会顺利进行社会再生产必须遵循的基本条件，是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经济各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我国借鉴这一规律性的认识有助于调整和优化当前的产业结构，改变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马克思有关保持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和内部达到合理的比例关系理论，同样也可以运用到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具体实践中。可以通过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推动整个内部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通过不断地夯实我国工业的基础，合理促进整个工业持续增长;通过不断加快发展我国第三产业，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最终达到一、二、三产业比例协调发展，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和活力，对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建成惠及所有人的全面小康生活以及在21世纪中叶全面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三)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运用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有助于更好地观察、分析和解决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和面对的新情况，通过不断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在的规律和发展趋势，真正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与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适时调整我国宏观调控的方向和力度，不断开拓我国宏观经济管理的新思路新方法，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应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对策和调控体系，以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良性互动，从而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在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基本框架和方法论的指导下，通过批判地吸收和借鉴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周期理论，逐步建立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此外，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也为研究我国经济周期发生发展的状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来源和研究课题，且在现代经济分析框架下进一步探索这些课题对我们认清我国经济周期具有极为重要的时代价值。马克思经济周期理论不仅开启了研究当代中国经济周期的着力点，而且在方法论上为我国研究经济周期理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四)马克思关于彻底解决失业问题的基本构想为解决我国就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
马克思失业理论主要揭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有关失业问题，马克思认为这一失业问题的形成是资本家为了追求剩余价值实现资本增值的必然结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目前的就业难、失业问题不断涌现的基本现象与我国实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其根源也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为了实现价值增值的需要，符合马克思有关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状况和资本有机构成逐步提高的基本状况，要解决当前我国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多，马克思失业理论指导作用将极为重大。可以看出马克思关于彻底解决失业问题的基本构想对我国要解决当前就业难和失业问题多的基本现象仍然具有前瞻性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的局限性及启示
第一，马克思把商品价值创造仅归功于工人的生产性劳动，却忽视生产要素这类非生产性劳动在创造商品价值上的重要作用。然而，当今现实经济状况表明，由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产业工人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出现大幅降低的现象，而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各类生产要素如管理、科技、服务等等非生产性劳动的作用却大幅增加，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形式与一个商品价值创造究竞有着怎样的关系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没有回答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把商品价值的创造仅归功于工人的生产性劳动的话，就无法对上述生产要素这类非生产性劳动所起的作用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5
关键词：劳动价值论基本原理总公式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
劳动价值理论是理论经济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古往今来，众多学者对于这个理论体系的建设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前人成果对今天深化劳动价值论的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借鉴。本文作者在比较前人关于劳动价值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现实经济运动实际情况的观察和分析，认为对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概念——劳动——需要进行重新定义。这种重新定义不仅不是对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是对劳动价值论的深化和发展。根据重新定义的劳动，阐述了有别于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的基本原理。并对基本原理给出一个总公式（模型）。
㈠劳动的新定义
劳动定义：劳动是自身生产和增殖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脑力活动。
现就这个定义说明如下：
⒈劳动首先是人的自觉的有目的的活动，因而是脑力活动。人脑浓缩了巨量的信息，因此就可能形成特殊的信息场。并由信息场发出具有能动作用的信息力——脑力。脑力不同于一般自然力，不同于动物力，也不同于人的生理学力即体力。脑力具有目的性、意志性、思维性、扩增性和创造性。劳动不是被动的盲目的活动。而是一种主动的自觉的活动。动物和人出于本能进行的活动，既所谓的“体力劳动”不应该属于劳动范畴。
⒉劳动是一种可以复制和扩增的活动，是一种自身生产和增殖的活动，这是劳动的本质。以往对劳动的种种定义，概念，说明，分析，都因为没有揭示劳动的这个本质，而不能对劳动做出正确的概括。
⒊劳动也是人创造财富的活动。所谓创造财富就是人利用自然、改造自然获得财富。创造财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适应和改造自然，达到利用自然获取社会财富的目的。为获取财富，从事侵犯他人权益的活动，不是劳动。社会上任何个人或集团的脑力活动，符合这个要求的才可以定义为劳动，其他任何脑力活动，由于不符合这个要求都不能算做劳动。这是劳动定义的又一个主要规定。
⒋劳动本身是有用的。一切劳动都是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有用的活动，是促进人类社会进步、走向文明的活动，因而一切劳动都是有用的。有用性也是劳动的共性之一。劳动的有用性和具体劳动的用途必须加以区别。当我们进行劳动的抽象时，抽掉是劳动特殊的具体的用途，但不能把劳动的有用性抽象掉。特别重要的是，劳动是脑力的“利用”，而不是一般的“使用”。劳动过程中脑力是增强的，增强大于损耗，是增长性耗费，而不是单纯的耗费。劳动自身就是生产和增殖的活动，劳动的这种特性是脑力的目的性决定的。由于劳动是一个脑力的自身利用活动，是脑力的主动过程，是脑力有利的使用——利用，因此劳动本身就是个获利过程。
⒌劳动的本质是一种脑力活动，包含两个因素，即脑力和时间。劳动是脑力与时间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的存在形式称为劳动力。脑力的耗费以时间的形式表现出来。
⒍脑力是由人脑产生的特殊的信息力，所以劳动是属于人的特殊活动。劳动是人的特殊属性，而不是动物的属性，更不是自然的属性。所谓牲畜的劳动和机器的劳动，都是错误的。简言之，劳动是属于人的活动。
⒎劳动，即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劳动者的身体表现出来的功能，称为技能技巧。这种技能技巧既可以通过人手实现，也可以通过其他器官实现，例如也可以通过嘴、牙齿、躯干、腿、脚、臀等等身体部位实现。而且这通常都是整个身体的协调作用。技能技巧可以通过学习获得，也可能通过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直接获得。
劳动，即脑力劳动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工具和机器表现出来的功能，称为机能机巧。人的各种形式的劳动通过机器的机能机巧实现出来。例如，制砖机的机能机巧表现了、或者说实现了制砖劳动，纺织机的机能机巧体现了纺织劳动，计算机的机能机巧体现了计算劳动，绘图机的机能机巧体现了绘图劳动。劳动的组织结构、组织形式，劳动制度等等是一种机制，也是一种“机器”，这种机制或者说“机器”的“机能机巧”则体现了管理劳动。
人类的劳动，一开始就表现为技能技巧，表现为人手的功能，劳动生产离不开技能技巧。但是，在劳动生产过程中，劳动的技能技巧是逐渐被机能机巧代替的。劳动生产的发展过程就是机能机巧代替技能技巧的过程。这种过程表现为机器对工人的替代。但是，要特别注意的是，这种表现——机器代替工人的表现——决不是机器代替工人的所谓“体力劳动”，也不是代替脑力劳动。机器代替的是劳动的表现形式，即以机能机巧的形式代替技能技巧的形式，机器代替的并不是劳动本身。
机器是把分工后彼此分开的劳动的不同部分联结起来的一种特殊方式。所以机器运动的机能机巧体现了劳动者劳动的技能技巧。机器的动作体现的是劳动者的协作。
㈡劳动量与劳动单位的规定
⒈劳动量：
就一般意义上说，劳动量是劳动自身生产增殖活动的量，即劳动自身生产增殖活动的多少。劳动自身生产增殖活动的量也就是这种活动的速率，即劳动生产增殖活动的速率，简称为劳动生产增殖率。
这个劳动生产增长率的存在形式，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就是传统理论的劳动生产率。传统的劳动生产率定义，其实只是劳动生产增殖率的现实形态或者说外在形式。
⒉劳动单位：
既然劳动是自身生产增殖的活动，那么就要知道“自身”怎样定位，这就是劳动单位问题。我们把劳动单位定义为：一个标准人正常生理活动耗费的劳动。简称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或体力活动耗费劳动。这个定义，符合马克思的抽象劳动概念，即一切劳动，从一方面看是人的劳动力在生理学意义上的耗费。
⒊劳动量的数理表达式
根据劳动和劳动量的定义，劳动量的数理表达式为：
m＝n•l/l÷l/l……………………………⑴
其中：l代表劳动单位，m代表劳动量。
在公式⑴中：
n是自然数，n≠0。
“l/l”和“n•l/l”分别是根据劳动单位和劳动定义确定的两个劳动量。
“l/l”是初始劳动量，为了简化，把分子的系数取1。
“n•l/l”是生产增殖后的劳动量。
将⑴简化，得到：
m＝n•l/l……………………………………⑵
公式⑵可以看作劳动量的基本公式。
从公式⑴和公式⑵我们可以看出，劳动单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它是劳动量变化的内核。劳动单位的不断缩小，反映了劳动量的不断扩大。
但是根据我们对劳动的认识，劳动量的不断扩大的决定因素并不是劳动单位，而是劳动本身。也就是说，并不是决定于生理活动耗费劳动，而是决定于劳动。劳动单位l仅仅是劳动量变化的计量单位。
还要提起注意的是，劳动单位与一般计量单位是不同的，一般计量单位是恒量，而劳动单位则是一个变量。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劳动单位l可以用劳动时间表示。
㈢劳动价值论的量纲
上面谈到，劳动单位是“一个标准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生理活动耗费的劳动时间”。在这里，“一个标准人在一个工作日内生理活动耗费的劳动时间”就是劳动的量纲，或者引申地说，就是劳动价值理论的量纲。
这个量纲的规定，包含了两个明确的客观标准，一个是时间，一个是人的生理活动耗费，而这两个标准都具有固定的周期性特征，又是可以计量的。所以量纲的规定是十分科学的。
⒈工作日
工作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工作日的周期，即24小时。就是说工作日是一个周期性的规定，日复一日，总是不变，每一个工作日都是24小时。这是一个固定的尺度，固定的量纲。另一个是劳动小时。劳动小时中的小时也是一个具有周期性的量纲，而且不同的国家对劳动小时有统一的法律规定（例如8小时、6小时等等），法定的劳动时间对任何企业都是一样的，具有可操作的均等性和周期性。
⒉标准人的生理活动耗费
标准人的规定是出于科学描述，实际上从宏观上看每一个劳动者都是标准人。我们每一个人一天的生理活动都是差不多的，除非过度运动。一个人的生理活动耗费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基本是一个定值，最简单最粗糙的方法，是用口粮计算。经济学上规定为最低生活资料的量。这个量显然也是均等的，带有周期性的，可操作的。斯密就曾经说过谷物量最接近劳动量的话。马克思更是对抽象劳动做了生理学意义上的规定，把劳动价值量纲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⒊劳动生产率的周期性
我们知道，劳动生产率的规定是“若干元/人•日”。这个规定，从表面上看是工作日，劳动者与生产价值的关系，工作日规定包括一天24小时和期间的劳动小时。而实际上，它的完整含义应该是：每人每天以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量。就是说，这个规定实际包含的是四个方面，即工作日的规定、劳动者的规定、劳动的计量单位的规定和劳动量。劳动的计量单位就是劳动的量纲单位——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这个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作为计量单位与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致的。它存在于人们的观念中，但也是一种符合客观实际的规定。
由于工作日、劳动小时、劳动者及其生理活动耗费都是具有周期性的明确的规定，因此劳动生产率与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就在这个规定的框架内有规律的运动。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量增加，导致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节缩；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节缩，反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量的增加。
⒋量纲规定包含了需要因素
从上面的叙述，我们不难看到，劳动价值论的这个量纲规定是包含着需求因素的。所谓标准人生理活动耗费就是对需求的量的规定。而且这个需求并非是因人而异，随意性的，它是根据客观实际做出的一种科学的规定。这种规定显然具有很好的操作性，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温饱系数、恩格尔系数都具有参考意义。
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量具的共性和个性规定
各种劳动归结为量的表现——劳动时间，实际上就把各种劳动的具体形式抽象掉了。但这还不是相同的劳动，相同的劳动是具有一定量尺的劳动，这个量尺就是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它相当于马克思规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于商品价值来说，仅仅把不同的具体劳动抽象为劳动时间是不够的，并且把劳动时间抽象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还是不够的。由于不同的劳动者，不同的具体劳动，劳动生产率不同，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有多有少，也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有多有少，要比较不同劳动者之间的劳动量，还需要确定他们各自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的量，确定他们各自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量。根据他们各自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的量计量他们各自的劳动量。
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或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计量劳动的量具，而量具的大小对于不同的劳动者是不同的。每个劳动者必须用自己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计量自己的劳动量，这样计量的劳动才是社会公认的社会劳动量。
⒍劳动量纲不因社会形态而改变
恩格斯：“如果劳动时间的等价包含的意义，是每个劳动者在相等的时间内生产出相等的价值，而不必先得出一个平均的东西，那末这显然是错误的。即使是同一生产部门内的两个工人，他们在一个工作小时内所生产的产品价值也总是随着劳动强度和技巧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样的弊病——而且只有像杜林先生那样的人才会把它看成弊病，——不是任何经济公社，至少不是我们这个天体上任何经济公社所能消除的。”[1]
从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地球上自从出现人类社会以后，劳动时间的等价意义就存在了。这个等价意义并不与社会形态有关，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杜林所谓的经济公社，劳动时间的等价意义都必须先取得一个平均的东西，即取得一个平均的量纲，这个量纲根据我们的分析就是一个标准人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
㈣劳动与价值
一旦我们确立了这样的概念，即确立了“劳动是自身生产和增殖的创造社会财富的脑力活动”这样的概念，我们就能够得出下面的合乎逻辑的劳动价值原理：
⒈劳动自身的生产力表现为社会生产力，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分工、协作、机器和生产组织的生产力。
⒉在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下，即在工资劳动的生产方式下，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劳动的资本生产力。
⒊从价值层面考察，劳动的生产力通过抽象的相同劳动和具体的不同劳动的生产和增殖，表现为价值的生产增殖和使用价值的生产增殖。这种生产和增殖的结果就是剩余价值（广义剩余价值）和剩余产品（广义剩余产品），是货币的增值和财富的增加。由此，为人类提供了社会发展和个性自由发展的条件。
⒋资本主义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劳动的资本生产力的发展不仅为社会生产广义剩余价值（国民产值），而且还为资本家生产狭义剩余价值（利润）。狭义剩余价值是广义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后者是资本生产力的特殊性。
⒌在资本主义社会，所谓劳动和资本的交换，实际并非是真正的交换关系而是一个分配关系。由于劳动是自身生产和增殖的活动，广义剩余价值在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分配，会存在多种可能性。分配的结果取决于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博弈。这种博弈突出地表现在工人的劳动权利和工资水平上。把工资看成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关系，导致人们对价值规律解释的混乱。
⒍对于自然资源的价值问题，我们用发现性劳动和劳动获得性原理解释。一切自然资源本身是没有价值的，自然资源的价值表现，在于资源使用价值的发现性劳动和对资源的获得性劳动。
㈤总公式（通式、微观、宏观）
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因其相同符号代表的具体含义的属性区别，表示为三个具体公式(模型)，即通式（一般模型）、微观公式（微观模型）、宏观公式（宏观模型）。分别记做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ⅰ、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ⅱ和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ⅲ。
⒈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ⅰ——通式（一般模型）
p＝（t/t）÷w
其中：
p——商品价格。
t——劳动时间。
t——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
w——商品数量。
t/t——劳动价格，单位是“元”。
p＝x元/w。
简要说明：
这是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的一般模型。这个通用的模型，给出了商品、劳动时间、价值、价格的一般关系。
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t）是变量，商品价格（p）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
t的变化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力），劳动生产率（力）则决定于人的脑力耗费，即脑力劳动。
⒉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ⅱ——微观公式（微观模型）
p＝（t/t）÷w
其中：
p——商品价格。
t——个人劳动时间。
t——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
w——具体商品的数量。单位是尺、公斤、平米、台等等。
t/t——劳动价格，单位是“元”。
p＝x元/w。
简要说明：
这个模型适用于微观运行，适用于微观层面上的生产和交换关系。是价值规律在微观层面上的运用。
微观公式（微观模型）的意义在于，指示我们交换必须依据商品价格相等原则进行，而不是根据个人劳动时间。
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t）是变量，商品价格（p）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
t的变化决定于个人劳动生产率（力），个人劳动生产率（力）则决定于人的脑力耗费，即脑力劳动。
在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微观模型中，t值代表个人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由于每个人的劳动生产率都可能是不同的，所以，个人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通常也是不同的。例如，在一个工作日内，某甲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可能是8小时，某乙的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则可能是4小时。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称为个人必要劳动时间。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即个人必要劳动时间，在微观上是交换的尺度，它决定劳动价格。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越短，劳动价格量越大；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越长，劳动价格量越小。
微观模型中的劳动时间（t）也只表征劳动者个人的劳动时间，不是社会统一规定的工作日劳动小时。某甲在一天内可能劳动8小时，某乙则可能劳动6小时，某丙可能根本就不劳动。
在微观模型中，商品w是具体形态不同的商品，例如小麦、上衣、电视机、汽车、房屋等等。它们之间的交换按照相等价格进行。
个人脑力劳动生产科学技术，并通过掌握先进的科学技术，使个人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趋于变小，按照劳动价格相等原则，他就可以交换更多的商品。
⒊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总公式ⅲ——宏观公式（宏观模型）：
p＝（t/t）÷w
其中：
p——商品价格。
t——工作日劳动时间（相当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
t——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
w——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的商品即标准商品。单位是“件”。
t/t——劳动价格，单位是“元”。
p＝x元/w。
简要说明：
这个模型适用于宏观运行的分析。适用于财富（价值和使用价值）总量的分析。是价值规律在宏观层面上的运用模型。
在宏观模型中，p的元素单位＝1元/1件。
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t）是变量，商品价格（p）随着t的变化而变化。
t的变化决定于社会劳动生产率（力），劳动生产率（力）则决定于人的脑力耗费，即脑力劳动。
在劳动自身增殖价值学说宏观模型中，商品价格中的“商品”指标准商品。对t值进行了社会平均化，代表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个人的劳动时间也进行了平均化，形成同一的工作日劳动时间，例如周劳动40小时。把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其中，作为量尺的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用这个量尺量度的结果，即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总量称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与社会劳动总量相等。
用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商品量度的标准商品的数量与作为量尺的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成反比。社会平均生理活动耗费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越短，社会标准商品的数量越多。
脑力劳动通过科学技术的发展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趋于缩短，同时由货币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总价值）和社会标准商品（总的使用价值）同步趋于增加。现实经济生活中，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gdp逐年增长，可以作为阶段性证明。
在同一个社会内，劳动量、商品量和货币量三同一，总价值等于总价格。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6
改革驱动中国经济的长周期
对中国经济长周期的理解，有三个关键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高速增长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的近期变化是否导致潜在增长率在放缓以及放缓的程度有多大？判断中国经济未来增长趋势需要关注那些新的因素？
生产效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结构上看，根据增长会计法，从供给面可以把一个国家经济增长解构为三个基本部分：劳动力的增长、资本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通过比较这三个部分的贡献我们可以窥测增长的驱动力。通过分解并对比世界各国从1992年到2007年的增长，结果显示，tFp增长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达到一半左右，占比显著超过同时期的发达国家和亚洲新兴国家。亚洲四小龙在同期tFp只贡献了约1/3，其他7个亚洲发展中国家只贡献了约1/5。这说明过去20年，tFp的增长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很大。
从技术上讲，这样估算的tFp增长是个残差，也就是GDp增长中劳动力和资本存量变化不能解释的所有部分，而GDp的年增长率受需求变化的影响大。也就是说，tFp的年增长率部分反映短期总需求变动，而不完全是生产效率的变化。为了消除需求波动的影响，经济分析中往往采取滤波方法取得tFp增长的趋势，并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和资本变化估算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潜在增长率的三次显著提升均与改革有关。利用Hp滤波对过去30多年的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增长率进行测算，结果显示潜在增长率有三个快速增长期，而且都与tFp的提高相吻合，这背后主要体现的是体制改革的红利：20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带来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90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21世纪初，加入wto进一步提高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
需要强调是，加入wto从两个方面提高了tFp。第一，随着进出口规模的扩大，外商投资的相应增加，中国企业全面参与了全球竞争，从技术、管理等方面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二，出口的扩大为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人口中处于生产年龄阶段的人数逐渐超过净消费人口，加上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经济面临内部需求相对于潜在生产能力严重不足，和大量人口失业的双重挑战，加入wto就是在这个关键的时期为中国经济供给潜能的释放提供了机遇。
潜在增长率放缓
潜在增长率由“十一五”期间的10%以上回落到目前的9%左右，尤其是2008年以来潜在增长率下降比较明显，主要由三大诱因造成：
一是入世带来的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一方面，中国的开放度在入世后明显上升，从20世纪90年代末不到40%攀升到全球金融危机前的60%以上的水平，显著超过其他大型经济体，继续上升空间已经有限。而此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冲击，外需疲弱，贸易开放度已回落到50%左右，是中国回归大陆型经济的必然现象，代表需求方面更平衡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说明来自国际市场竞争的效率的提高对总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度降低，生产效率的上升更多地要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
二是农村可转移的富余青壮年劳动力越来越少。目前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半闲置和完全闲置的15～35岁劳动力显著减少。据估算，目前这部分人口已经从1990年的1.3亿人下降到目前的0.3亿人，说明农村可以转移到非农产业的青壮年劳动力已经所剩不多。过去20年劳动力在部门间、城乡间转移是全tFp增长的重要载体，因此tFp增速必然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对房地产的过大的投资性需求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尤其是城乡之间的差距。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随着房价的上升而逐渐累积。
体制改革可以防止增长率大幅下降
投资不会大幅急降，对增长形成支撑。中国在过去30多年的快速增长过程中累积了大量的资本，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的边际回报递减，但未来十年投资增速不会大幅下降，主要是因为：
一是人均资本存量尚低，追赶效应还在。目前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相比尚存较大的差距，例如2008年，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仅为日本的17%、美国的18%左右，也比我国台湾地区、韩国的人均水平都要低，说明和经济追赶效应相关的投资需求仍然较强。
二是人口结构造成高储蓄率，从供给方支持投资。我国生产者/净消费者的比例目前为128%左右，到2015年前仍处于上升的阶段，这样的人口结构意味着储蓄率在未来不会大幅下降，仍将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而费尔德斯坦-堀冈之谜提出，即便在国际资本充分流动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储蓄率与投资率之间仍然相关。这对于人口众多、资本账户不充分开放的中国就更是如此。
劳动力增速下降对经济增长影响有限，劳动力转移减缓将限制tFp提升。从劳动力供给的情况看，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化将使劳动力增速下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在20世纪80年代的平均增速为2.7%，90年代和2000年以来均为1.3%，但未来十年平均增速只有不到0.2%，预计到2016年左右，我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将逐步下降到0。劳动力总量的变化有些外延的影响，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能超过简单的模型所能估算的。但总体来讲，对未来经济增长有更大影响的，可能还是劳动力从农业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转移速度放慢。
随着青壮年人口比重的下降，未来农村可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还将下滑，而且转移的空间会越来越小，因为农业生产对劳动力有最低的需求。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空间当然不仅仅和劳动力总量以及劳动力的年龄结构有关，城乡户籍管理、民营企业经营环境、进城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城镇的住居成本等都会受到影响。非劳动力供给本身的因素要看未来相关政策的演变。
量化劳动力转移放缓对未来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既存在数据上的困难，也存在体制与政策上的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可以从过去的劳动力转移历史得到一定的启发。
中国过去30年的劳动力转移大致有两个政策偏紧期和两个政策宽松期：第一个政策偏紧期是改革开放最的1978～1981年，那时农村改革刚刚起步，农村户籍管制还很严。第一个政策偏松期是1982～1993年，期间随着乡镇企业发展，政策放宽城乡移居，劳动力大量在部门间与城乡间转移。第二个政策偏紧期是1994～1998年，期间诸多省份对农民工进城新设限制。第二个政策偏松期是1999～2005年，期间地方限制进城的措施取消，劳动力加速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出来。两个政策偏松期的全tFp平均增速为3.4%，比两个政策偏紧期的tFp增速大约高0.4%。如果扣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两者差别大约为0.3%。
改革可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研发资本存量的增长、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政府效能指数等在统计上都显著影响tFp的增长。而中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方面都存在较大差距：一是研发投入与存量低。2007年中国研发投入占GDp比重只有1.4%，低于德日美等国家，由于过去每年的投入比较低，中国研发资本的存量和发达国家比差距更大。二是人口教育程度仍然较低。2010我国15岁以上人口受教育平均年限为8.2年，显著低于美日韩国等国家。三是政府和相关的公共服务的效率较低。根据世界银行测算的政府效能指数，在-2.5至2.5评分尺度中，2010年中国得分仅为0.12，远低于发达国家1.4～1.5的水平。
中国正处在一个增长放缓的长周期的开始阶段
我们按照未来十年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增速的预测，同时参照过去十年资本存量增长的趋势，加上对tFp两种情形的假设，对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可能区间做出研判。tFp的预测分为基准和改革两种情形，主要差别在于对影响tFp的主要因素的未来发展之假设不同：
基准情形下，影响tFp的科研、教育和政府效率等因素，按照历史速度（2001～2007年）增长。“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8.0%左右，“十三五”为6.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5.5%。
改革的情形下，这些因素在未来十年加速追赶美国。而且，改革情形下，限制劳动力转移的体制/政策因素逐步消除。“十二五”期间的潜在增长率的均值为9.0%左右，“十三五”为8.0%左右，到2020年下降到7.5%。
这种对未来的情景假设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种看似简单的模拟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经济增长的放缓趋势不可避免，这里面有人口结构的根本性因素，也有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后追赶效应的递减。第二，通过体制和结构改革提高效率的空间还比较大，虽然不能避免增长率放缓，但可以防止大幅下降。如果说过去十年，加入全球化竞争和劳动力转移是生产效率提高的主要来源，未来十年更多需要依靠降低内部的一些体制性束缚，提高竞争，改善资源的配置效率。
2010年中国的人均GDp名义值已经达到4300美元，估计2011年将超过5000美元。根据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的历史经验，在人均GDp达到5000美元与13000美元之间增速下降1～3个百分点。相比之下，我们的基准情形下降3.4个百分点，改革情形下降2个百分点。说明我们的模拟基本符合国际经验。
外部冲击和宏观调控主导短周期
短周期波动的市场经济特征增加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围绕长期增长趋势的短周期波动呈现几个鲜明的特征，总结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以来的短周期的驱动因素对判断未来走势有帮助。
市场经济体制下短期波动幅度和过去比较显著下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宏观经济运行分为两个显著不同的阶段：前者是仍以政府计划为主导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较大，波动周期较短，主要受政府经济计划影响，呈现出“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治乱循环”。后者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阶段。我国经济波动幅度大为降低，经济波动的频率也有所降低。计划主导和市场体制下经济周期截然不同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市场价格对资源配置的作用加大。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中资源配置仍然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国有企业并不面对市场，因此造成政策一放松，企业的投资和生产热情就高涨，但资源价格缺乏弹性使得企业的扩张活动缺乏约束，直到宏观经济扩张受到资源瓶颈的制约难以为继，政府的指导性计划被迫转向，于是国有企业生产出现急剧下滑，经济呈现大起大落。1992年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以后，主要产品价格基本由市场决定，价格体系的灵活性大大增加。在面对供给或需求变化时，价格的弹性变动调节了消费和投资行为，吸收了部分冲击，降低了经济活动的波动。二是增长的制约因素从供给向需求转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从短缺型经济过渡到供给充分型经济，制约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供给短缺，而是需求不足。因此，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反周期宏观政策有了较大的操作空间，对经济的周期波动起到抑制作用。
出口和投资成为短周期波动的主导因素。当经济从供给不足转变为需求不足，经济的短周期波动主要体现为总需求的变动。而从拉动总需求的三驾马车看，出口和投资的波动性较大，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则相对稳定。1995年以来消费对GDp增速的拉动平均为4.6个百分点，高点和低点分别为6.0和3.4，其对增长波动的影响远远小于出口和投资。
一是外需冲击造成经济增长探底。1995年以来，净出口对我国GDp的平均贡献为0.9个百分点，在GDp平均增长率9.9%中占比并不高，但是波动很大。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均造成出口大幅下滑。
二是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波动大。1995年以来，投资对GDp增速的贡献平均为4.5个百分点。相对于出口主要受外部冲击影响，投资波动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其中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主要由企业进行，其波动既有自身内在的周期性因素，也受到宏观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影响，而基础设施投资则主要由政府进行，受财政政策的影响比较大。
宏观政策既有逆周期的特征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市场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政策主要由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构成，着力点是总需求管理，在我国主要体现为对投资的影响。1995年以来的宏观调控的轨迹显示，投资波动既反映政策对于外部冲击的逆周期反应，同时也受政治周期的影响。
一是政府主导的投资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基建投资主体以政府为主，其增速主要取决于财政政策。1995年以来的基建投资增速显示，财政政策存在一定的政治周期。每届政府任期内，或每个五年计划期内，都存在一次基建投资大规模加速的现象，一般发生在每届政府的第一年或五年计划的中期。
二是货币政策有明显的逆周期特征，尤其是对外部冲击的反应。1995年以来三次大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都起因于经济在外生冲击下有大幅下行的风险。在面对外生冲击时，为了避免经济增长大幅下降，货币政策显著放松，支持内部需求，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投资上。相反，在总需求增长过快，通胀压力加大时，货币政策则紧缩，主要传导渠道也是通过投资的放缓来抑制总需求过快增长。
三是宏观政策对增长和通胀的影响滞后。历史数据显示，货币政策对经济增长和通胀存在显著的滞后作用：一般信贷增速领先经济增长1～2个季度，而经济增长领先通货膨胀3～4个季度。政策的滞后影响若和新的外生冲击在同一方向叠加时（比如政策紧缩加上外部需求突然下降）经济的波动幅度就会超过政策调控的意图，反之亦然。
短期内总需求增长动能放缓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近期的内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对短周期增长的总体看法是，外需疲弱和房地产投资放缓是抑制总需求增长的内在动能，最终也会影响制造业投资。
从周期性因素来看。首先，外需增长乏力预示出口对GDp增长贡献下降。从短周期的角度看，出口增长主要取决于外需的增长，而全球经济尤其是发达国家受欧元区债务危机的影响，前景不乐观。oeCD经济景气领先指标（CLi）与我国出口增速存在高度相关性，该指标近期连续走低，显示短期内我国出口增长面临失速的风险。其次，去杠杆化减弱投资增长的内在动能。我国投资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2011年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22%，25%，34%和19%。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其增速主要取决于政策；其余三部分投资的主体主要是企业，在既有的宏观政策条件下，更多受到市场环境和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从投资的内在动能看，2012年投资增速趋于放缓。
从结构性因素来看。一个经常被引用的结构性因素是产能的短缺或过剩。产能的利用率本身是个周期性现象，需求强时产能利用率高，增长弱时产能利用率低，所以只有超出经济周期上下波动的产能短缺才会导致企业新的投资周期。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比例较大的电气机械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等行业的产能利用率目前都处于相对低位。重点行业的产能过剩或没有明显短缺，并不支持新一轮大规模投资的开始。另一个可能影响固定资产投资的结构性因素是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的转移，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制造业的投资增长。但是这个因素已经存在了几年，恐怕难以抵销出口和房地产放缓对制造业投资的影响。从历史数据来看，产业转移的速度和整体制造业投资增速的相关度并不显著。
政策支持增长的空间增加
以上分析显示需求增长的动能较弱，但宏观政策已经开始微调，如果外部冲击扩大，政策调整的力度还会加强，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支撑作用。
通胀下行为宏观调控支持增长提供了空间。从历史数据显示的政治周期来看，2012年基建投资大规模扩张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宏观政策逆周期的态势不会改变，过去几个月的一个正面发展是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确立，为支持增长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间。
从货币政策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处于21.5%的历史高位，对国有大银行的信贷控制也处于偏紧的状态。因此，货币政策仍存在放松的空间。过去一年宏观审慎管理在抑制信贷扩张方面也发挥了作用。但宏观审慎管理本身也是逆周期的，其和宏观调控发生大的冲突的可能性低。
从财政政策来看，结构性减税将是新看点。由于过去几年政府的税收收入增长较快，结合“十二五”促进民生、调整经济结构的目标，政府的结构性减税政策存在较大空间。近期的一系列税收改革试点虽然短期内对于整体税负影响不大，但是预示了减税的政策方向。预期未来会有进一步的税收改革举措，给企业和私人部门带来实质性的税负降低。
政策调控有空间，但大规模扩张刺激的可能性不大。前几年的极度宽松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货币和信贷存量相对于经济规模的大幅扩张构成影响未来物价和资产泡沫的隐患因素。另外，房地产调控处在关键时期，放松的可能性小。虽然现在对一些行政性的控制手段有争议，但我们认为对房地产的调控将是长期性的。一方面高储蓄容易导致对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另一方面，城乡的二元结构意味着房价的上升在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过程中有独特的社会公平的影响。长远看，存在市场化调控手段尤其是税收政策取代限购、限价政策的空间。短期看，对货币和信贷的放松意味着行政性措施放松的可能性更小，否则货币条件的放松很容易传导到房地产的投资和投机性需求，引发房地产泡沫化的反弹。
2012年处于短周期的什么位置
上述分析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外需疲弱和投资去杠杆化，将导致2012年出口和投资等经济增长引擎动能减弱，经济增速将较2011年放缓是大概率事件。但是，逆周期的宏观调控将限制增长下降的幅度，经济硬着陆风险不大。在我们的基本假设情形下，经济增长将从2011年的9.2%降到8.4%，环比增速呈现前低后高的走势，但同比增速的低点将于年中前后出现。2013年增长维持小幅上行的态势，全年达到9%。这可能比当时的潜在增长率稍高，但需求过热的程度不会很大。
首先，按照过去的规律，预计政府主导的基建投资将在2013年有较大的提速。地方政府换届完成对投资的拉动影响可能在2013年有充分的体现。
其次，房地产的去泡沫化会持续一段时间，形成对相关投资的负面压力，持续多长时间有较大的不确定性。但我们的基本判断是房地产投资大幅下降和以逆周期为导向的宏观政策的紧缩不大可能重叠。如果房地产投资对经济增长构成较大的负面影响，政策对总需求的支持存有空间。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7
1921年11月19日，李启汉在《劳动周刊》第14号上发表题为《工友们，我们为什么要分帮》的文章，指出：“这种什么宁波帮、湖北帮、湖南帮、广东帮、江北帮、安徽帮及本地帮等等，分成了七零八落，互相排挤，互相争斗，弄成各地工友互不相容，都是工友们自己排斥自己，对于资本家是很有益的，而对工友自己则是万分有害的。”立论针砭时弊，针对不良现象，运用批评论辩的方式对症下药，以促使矛盾转化，帮助工友们提高思想认识，产生了积极效应。
上海滩惊现几十个形形的工会，由一些市侩流氓拼凑而成，他们假借工会名义，在工人中招摇撞骗，在劳资斗争激烈时从中捣鬼，为老板说好话，袒护资产阶级利益。李启汉在《劳动周刊》第15号上撰文挞伐：这种工会的目的是叫工人安分守己，不要反抗总管（即厂长）。可谓鞭辟入里，透彻说明问题，切中要害。
1921年12月3日，李启汉在《劳动周刊》第16号上发表题为《请看谁打胜仗》的评论，总结半年来工人罢工斗争的经验。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8
结合五一劳动节，为培养学生爱劳动、爱祖国的情感，逐步养成爱国、务实、勤俭的优良品格，我们学校的十月份活动的主题为“祖国在我心中，行动予以我心”。下面我就我班五月份的活动总结如下：
一、我们二年级级部利用劳动节放假期间，让孩子们动手制作书签，并在书签上写上一句祝福祖国的话语。这次活动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为使得内容更为丰富，孩子们通过询问家长或上网查资料，认识到我们的新中国的建立是多么得来之不易，让孩子们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充分发挥了同学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画面精美、布局合理、字体端正。学生的想象创造能力实在令人敬佩。活动不但丰富了同学们的业余生活，更向全校师生展示了同学们的风彩。这样的一种比赛热情，在评比的时候，我收了同学们的书签，不但画面美观，其内容的精彩也是不容忽视，让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二年级学生的作品。我班评出优秀作品二十多篇。孩子们的制作了各种形状的书签，如树叶、蝴蝶、扇子等等很多。
二、学校还举行了红领巾爱卫生，清除口香糖的活动。我班利用周五下午时间集中清除楼道内、走廊上的口香糖及零食垃圾，要求学生本月内做到班内、楼内、校内保洁。我班及时进行了“劳动小模范”评比。
学校劳动节活动总结范文【二】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校通过开展以“红领巾爱劳动”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让同学们了解“劳动节”的由来，了解我国不同时代的劳模风采，将“劳动最光荣”这个主题思想转化到我们每个少先队员的实际行动中，通过在学校、家庭、社区三个层面参与不同类型的劳动，培养少先队员积极劳动的热情，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并能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现将活动总结如下：
一、4月25日（周一）王主任在国旗下做“五、一”劳动节的宣传教育。各班开展以劳动最光荣的主题班会。有能力的同学“以劳动者是最光荣的”为主题拍摄在节假日期间仍然坚持在工作岗位上的叔叔阿姨的照片（如：公交车司机、执勤的交警叔叔等）。
二、低年级学生了解“五、一”劳动节的由来或意义；放假期间与爸爸妈妈一起对自己的住所进行一次彻底的大扫除；知道“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含义，并能做到我的餐桌上没有一粒剩饭（菜）；学会自己穿衣服；学会自己整理书包；能帮爸爸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家务事。
三、中年级学生写出主题班会的体会；清理自己的“小天地”（铺床、叠被子、整理书桌、打扫自己的房间等）；帮爸爸妈妈做一件力所能及的家务事；做两件好事，帮助身边遇到困难的人。
四、学生办了一期以“劳动最光荣”为主题的手抄报；围绕“我劳动，我光荣；我创造，我幸福”主题，通过查找、阅读有关宣扬劳动美德、赞美人民劳动成果等内容的文章，或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有关热爱劳动的事例，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体验劳动的甘苦。
学校劳动节活动总结范文【三】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校少先队大队部通过开展以“青青校园，劳动争先”为主题的系列活动，让同学们了解“劳动节”的由来，将“劳动最光荣”这个主题思想转化到我们每个少先队员的实际行动中，通过在学校、家庭两个层面参与不同类型的劳动，培养少先队员积极劳动的热情，养成爱劳动的好习惯，并能珍惜他人的劳动成果。
4月30日下午，大队部组织全校开展“劳动小能手比赛”。如低年级穿衣服比赛，每位队员准备好校服白衬衣、红领巾一条，待老师发令后，队员开始穿衣，所有纽扣全部扣全，戴好红领巾，翻好衣领，最快完成为优胜者。中年级举行系鞋带比赛，每位队员自备8孔鞋一双，队员将鞋带均匀穿洞，最后系上蝴蝶结。高年级则举行叠全套校服比赛。最终，各班前两名将获得我校“红苹果劳动能手奖”，周一升旗仪式中进行颁奖。
大队部陈老师还提出倡议，每位少先队员在五一假期中为家里或社区做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并写出通过劳动有何感想，体会，最后让爸爸妈妈进行评价。
通过在学校、家庭两个层面参与不同类型的劳动，同学们的心灵得到了洗涤，充分认识到今天的幸福生活来自不易，纷纷表示劳动最光荣！
学校劳动节活动总结范文【四】
根据教育局下发的“关于迎五一活动”通知精神，结合我校实际，现将我校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一、领导高度重视
专门召开了相关人员会议，进行了专项研究，制定活动的方案。认真的对工作进行了布置。
二、进行广泛的动员宣传
早晨学生进校后，由卫生老师利用广播对全校进行了宣传动员工作并提出了详细的清扫要求。号召全校老师学生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以实际行动认真地完成好此次“干干净净迎五一”活动。各班班主任老师根据学校要求结合班级实际加以强调。
三、人人参与，高质量的完成任务。
由于我校周六、周日、有自学考试，下午安排考务事宜，因此领导决定利用上午一节课的时间全校进行清扫。
四、活动情况及成果：
1、清理学校周边环境。包括前操场、大道、后小院、学校绿化带。
2、清理室内外地面、桌椅、卫生角、物品摆放、夹层玻璃、窗台、门格、墙裙等。
参加人数：
全校学生700多人，教师40人，共计740多人。
典型事例：
由于低年级学生小，劳动能力较弱，担任一年级班主任工作的老师们便克服种种困难，亲自动手带领学生干，尤其是1、2班的老师还有一年就要退休，不顾年级大，也像年轻教师一样，打水、扫地、抹地、扎着凳子檫玻璃，累的满头是汗，毫无怨言。以一名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动学年组的全体老师认真搞好此次清扫。
我校还有许多老教师、身体欠佳的老师都能够以大局为重，克服困难，积极地参与此次活动。
活动成果：
经过全校师生的齐心努力，全校环境焕然一新，到处是整洁、清新和优美。共清理了20余个教室、全校的走廊和楼梯、墙面上的灰网达40余处，清理了操场、校门前大道、花坛白色污染达50余处。
学校劳动节活动总结范文【五】
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xx大精神，发扬光荣传统，弘扬先进思想和时代精神，充分发挥教职工在解放思想创新工作实践中的主力军作用，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即将来到之际，按照区教育工会的指示精神，我校以“颂改革、促振兴、建和谐”为主题，共建和谐、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唱响“劳动光荣，教师伟大”的主旋律，开展庆“五一”系列活动，以展示教师风采，激发广大教职工建设和谐校园的积极性、创造性，让教职工过好自己的节日，现把此次系列活动总结如下：
一、组织开展踏青活动，舒缓教师紧张的工作压力。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我校教育工会组织全体教师来到xx路。漫步在xx路上，体会着xx路的浪漫与多情，忙碌的老师们也由此感到消遣放松，很是惬意。同时也将调整好身心准备做好下一阶段的工作
二、组织开展学习“杨爱军事迹”活动，加强教师师德培养。
为全面加强和提高教师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建立健全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不断提升教师道德修养和文化修养，增强教书育人、敬业乐教的坚定性和自觉性，在平凡的岗位上实现不平凡的人生价值，弘扬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教师职业精神，全面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做一个富有激情的好教师。我校开展了一系列的学习“杨爱军事迹”活动。教师们观看了“杨爱军事迹”的录像片，聆听校长及专家的讲座，教师们撰写了学习笔记、教育随笔，进行了演讲比赛。通过此活动，教师们都决心在杨爱军精神的感召下，努力树立人民教师良好形象，做让学生
三、组织开展教学节活动，提高教师教学素养。
我校此次在“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举办的第三届教学节活动，不仅是对老师们自身专业化水平的一次大检阅，也是对学校小班化高效课堂教学开展情况的一次大检阅，它为展现教师的专业素质风采和精神风貌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9
由于1996年台湾就业增加率仅为0.25%，创1952年以来最低水准、失业率急升至2.6%，1997年至2001年间台湾失业情势持续恶化。失业率由1995年的1.8%逐年攀升至2001年的4.6%（广义失业率由1996年的3.8%攀升到2001年，高达6.5%）失业人数不断扩增，由1996年24.2万人剧增至2001年高达45万人。涉及人口达104.6万，创历史新高。2001年台湾失业率不仅较上年增加1.6个百分点，且高于同期韩国的3.7%，亦与同期美国的4.8%和日本的5.0%相当，显示台湾失业情势相当严重。
面对失业率持续攀升的挑战，近年来台湾当局陆续推动有关振兴经济、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创造就业方案，但由于岛内整体经济未能获得改善，台湾严重的失业情势仍继续恶化，据“行政院主计处”统计显示，2002年上半年失业率继续攀升至5%以上，7月份的失业率高达5.23%，预计8月份可能再创新高。更严重的是根据岛内1111人力银行的调查显示，今年毕业的大中专毕业生只有31%已经找到工作，即有69%的应届毕业生在待业。
2、当前台湾失业情势的特点。
①在失业人口中，以非自愿失业人数居多。
失业人群中，非自愿性失业人数由1996年的9.3万人增至2001年的25.8万人，所占比率由1996年的36.0%大幅提高至57.3%，增幅达21.3个百分点。
②失业期间延长，长期失业人数递增。
失业者平均周数由1996年的20.5周，递增至2001年的26.1周，其中低学历劳工平均失业期间由19.7周猛增至28.2周。1996年—2001年间长期失业人数由5.9万人增至15.2万人，占总失业人数比由24.4%增至33.8%，其中又以低技能、低学历劳工所占比率攀升最快。（参阅表1）
表1台湾失业情势之变化单位：%
附图
注：1.失业率为（失业者＋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之非劳动力）／（劳动力＋想找工作而未找工作之非劳动力）x100。
2.非自愿性失业者包括因场所歇业或业务紧缩及临时性工作结束之失业者。
3.长期失业人数指失业期间在27周以上之失业者。
4.转成率＝转业者／（退出就业人数中的失业者＋转业者）x100。
资料来源：1.“行政院主计处”编印“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人力资源调查统计年报，2001年。
2.“行政院主计处”编印“中华民国”台湾地区人力运用调查报告，2001年。
3.转引《自由中国之工业》92卷第2期。
③失业结构呈现五个态势。
(1)性别结构：在台湾的失业队伍中，男性劳工远较女性劳工失业恶化情况严重。男性劳工失业率由1996年的2.7%递增至2001年的5.2%，与总失业率之相对比值由1996年的1.05升至2001年的1.13，同期女性劳工失业率2.4%上升为3.7%，与总失业率相对比值由0.93降至0.81。
(2)年龄结构。从年龄层面观察，台湾青壮年失业问题最为严重，且有上升趋势。青年劳工失业率由1996年的6.9%增至2001年的10.4%。
(3)行职业结构。就失业者之前职行业观察，工业部门失业率大幅攀升，低技能之蓝领劳工失业严重。在全体失业人群中，1996-2001年间低技能蓝领劳工失业率由2.55%攀升至5.81%，失业人数占非初次寻职失业者之比率由47.3%增至54.0%，恶化最为严重。（参阅表2）
表21996至2001年职业别失业率之变化单位：%
附图
注：1.职业别失业率＝失业者前职业人数／（失业者前职业人数＋该职业就业人数）x100。
2.蓝领劳工包括：生产有关工人、机械设备操作工及体力工。
资料来源：同表1。
在工业部门中，以制造业离职失业人数最多，占非初次寻职失业之比率，由1996年的2.5%增至2001年的30.2%。失业率又以营造业最高，由1996年的3.95%剧增为9.58%。（参阅表3）
表31996至2001年部门别失业率之变化单位%
附图
注：部门别失业率＝失业者前职行业人数／（失业者前职行业人数＋该行业就业人数）x100。
资料来源：同表1。
(4)教育结构。当前台湾低学历劳工失业扩大，失业率高于总失业率，失业率相对比值明显攀升。1999-2001年期间，低学历失业率由2.0%升至4.7%，相较于总失业率的比值由0.77扩大为1.03。
(5)区域结构。台湾产业发展呈现区域失衡，较具现代化的传统产业及高科技产业多数集中在中部、北部，不但导致南北就业机会差距扩大，且每当景气波动或产业结构调整时，南部及东部区域的失业问题远比其它区域严重，例如，2001年东部及南部地区平均失业率分别达4.78%及4.76%，均较总失业率4.57%为高。
二、近期台湾失业率攀升之成因分析
当前台湾劳动市场失衡成因错综复杂，既有岛内因素，又有岛外因素；既有短期因素，又有长期因素；既有经济因素，又有政治因素。惟从总体经济角度考察，概略可归纳为三类：1.景气循环性失业；2.结构性调整因素，即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人力结构转变之滞后，或厂商转赴岛外投资所造成的结构性失业；3.制度僵化因素，即劳动市场调整机制失灵或劳动供需信息不畅（或不对称），造成的摩擦性失业。
台湾经济已进入成熟阶段，景气循环固然是失业率上升的短期因素，但结构转型困难，法制不合时宜等因素，应为失业率急剧上升的长期因素。过去六年来，台湾失业率的攀升，以自然失业率（包括结构性失业和摩擦性失业）为主，根据台湾Beveidge曲线估算，2001年台湾失业率4.57%之中，循环性失业占1.93个百分点（占42.3%），自然失业率占2.64个百分点（占57.7%），与一般工业化先进国家或地区的失业型态相类似。具体分析如下：
1、景气波动因素。
景气变化对失业的影响十分显著。一般而言，景气严重衰退，就会迫使企业紧缩劳动需求，非自愿性失业者占总失业人数比率会相应提高，1996至2001年间，非初次寻职的失业人数由18.6万人增为37.5万人，占总失业人数比率由76.9%上升为83.3%，从失业原因探索，非初次寻职的失业者中，以“工作场所歇业或业务紧缩”最多，由6.8万增至20.6万，5年间增加约2倍，占总失业人数比率由1996年的28.1%，大幅增至2001年的45.8%，成为失业攀升的最主要原因。此外，“临时性或季节工作结束”的失业人数所占比率由7.9%上升为11.6%，这些均显示景气变化对失业产生十分显著的影响。（参阅表4）
表4台湾失业者之失业原因
附图
资料来源：同表1。
2、结构性因素。
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的变动关系，基本上可利用产业结构偏离系数、Lilein指数及差异度指数来反映。
产业结构偏离系数是就业结构（占总就业比率）减生产结构（占实质GDp比率）与就业结构的比率。产业结构偏离系数若为1，即表示就业结构与生产结构同步变动；若系数值偏离1则表示存在结构偏离；负数表示就业比率小于生产比率，台湾历年产业结构偏离系数如下表。
附图
资料来源：同表1。
Lilien指数系以产业别就业增加率之加权标准差来测度就业结构变化程度，差异度指数系以产业别就业人数占全体产业就业人数比率之变化的绝对值加总后，取其值的二分之一，测度就业结构变化程度。台湾就业结构转变速度为下表。
附图
资料来源：同表1。
从上表中可发现，Lilien指数及差异度指数由1981-1987的0.97及3.56增至1988-2001的2.84及12.90，后者为前者的2.93和3.62倍，反映后者就业结构转变速度快，以1996年台湾失业率攀升之关键年为界观察，则可发现1996-2001年的就业结构转变速度均比1998-1995年为慢，显示过去6年间台湾就业结构调整相对滞后，这是导致当前台湾失业率攀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3、劳动市场调节机制失灵。
根据imD发表的《2001年世界竞争力年报》在接受评比的49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劳动法制弹性化指标为4.7595，排名世界第22位，在亚洲四小龙中，低于香港的8.4286（排名世界第一）和新加坡的8.1493（世界排名第二），仅高于韩国的4.0845（世界排名第32位）。
台湾自1984年实施“劳动基准法”后，工资决定的制度性力量突然增强，明显削弱台湾劳动市场弹性化。台湾《劳动基准法》的僵固性主要表现如下：(1)基本工资偏高、降低厂商竞争力；(2)变型工时限制过严，削弱企业应变能力；(3)退休金规范阻碍人力移动，不利中高龄劳工就业。自2001年1月起，台湾劳工法定工作时间由每周48小时降为两周84小时，引起严重的劳资纠纷，透视日本劳工法定工作时间从48小时降到44小时历经10年的时间，反观台湾仅以半年缓冲期即大幅缩短工时，严重冲击大多数厂商，因此，在劳动成本突然提高下，厂商必然加速本身的结构调整，提早关厂、歇业、减产或外移，失业情势必然随之恶化。劳动市场调节机制僵化，也是造成目前失业情势持续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总之，造成台湾当前失业情势严重的原因是多方面，错综复杂的，因而不能用单项原因解释，而必须综合的、完整的、系统的，全面地给予解释。【参考文献】
1.林大候等：《台湾就业水准提升策略之研究》，《自由中国之工业》（台湾）92卷4期第29-141页。
2.尤敏君：《解读“我国”失业之成因》《台湾经济研究月刊》第34-40页。
劳动周个人劳动总结篇10
关键词:失业;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
20世纪30年代世界性经济萧条证明了,仅仅依靠劳动力市场本身,并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劳动力供求的全面均衡,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系中各基本市场之间的联系。只有从宏观经济角度提出相应的政策措施,失业问题才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建立健全一个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制度对解决由经济危机带来的失业等社会问题有着现实意义。
一、失业的理论分析
(一)失业的内涵与类型
所谓失业(Unemployment)是指在劳动范围内,有就业能力并且有就业要求的人口没有就业机会的经济现象。有劳动能力并愿意工作的人得不到适当的就业机会。
根据失业产生的原因,可以把失业区分为:
1、自愿性失业。由于劳动人口主观不愿意就业而造成的,无法通过经济手段和政策来消除,因此不是经济学所研究的范围。
2、非自愿性失业(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技术性失业、周期性失业)。由于客观原因所造成的,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和政策来消除。经济学中的所讲的失业是指非自愿失业。(1)摩擦性失业是指生产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由于转换职业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失业,具有过渡性或短期性,起源于劳动的供给方。(2)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不匹配所造成的失业,结构性失业在性质上是长期的,而且通常起源于劳动力的需求方。结构性失业是由经济变化导致的。(3)技术性失业,是由于原有劳动者不能适应新技术的要求,或者是技术进步使得劳动力需求下降。(4)周期性失业是指经济周期中的衰退或萧条时,因社会总需求下降而造成的失业。即人们收入下降,产品需求大幅度下降的行业,周期性失业情况比较严重。
3、隐蔽性失业。隐藏性失业是指表面上有工作,但实际上对产出并没有做出贡献的人,即“3个人的活5个人做”。当经济中减少就业人员而产出水平没有下降时,即存在着隐藏性失业。
(二)造成失业现象的经济因素
1、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首先,技术进步的过程要求劳动者素质随之相应提高,被淘汰下来的劳动力由于素质较低一时难以找到工作或因需参加培训而暂时离开就业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结构性失业就会出现。其次,由于技术条件不同、缺乏就业信息,被取代的劳动力在从某一类工作向另一类工作转移时,将会遇到相当大的障碍。最后,由于各部门间技术进步速度和需求增长速度的差异及时间的不同步性,被一些行业所淘汰的工人可能需要在劳动力市场等待一些时间甚至最终也未能找到工作,从而引起劳动力市场摩擦性失业或净失业。
2、市场经济体制对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的调节作用。一方面,要维护整体经济效率,淘汰机制是必不可少的,这就使一些低素质的个人或企业在竞争中失利,成为谋求整个社会进步的一个必要代价。另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市场的均衡受制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共同作用。由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获得更高效率的一个必要成本,因此劳动力周期性失业想象也就在所难免。
3、经济发展的劳动力需求效应。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长期变动趋势的影响在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B.弗里曼(RichardB.Freeman)在其《劳动经济学》一书中概括为4个因素:生产结构(产品的构成)、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的生产率)、技术进步(生产方法的变化)、投资率(资本和其他资源的变化)。周天勇所著《劳动与经济增长》建立的公式:e=g-p说明劳动力需求增长率e等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g减去劳动生产率增长率p。其含义为:劳动力的需求水平,从动态上看,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慢,劳动力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就低,失业率就高。
4、传统劳动力配置体制必然导致企业的冗员。传统的劳动力配置方式是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通过企业定编定员自下而上编制用工计划,使企业无法根据生产的不同需要对劳动力的数量进行调整,导致了劳动力需求的僵化,出现隐蔽性的失业或在职失业。
5、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在短期中存在替换作用。以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原理为基础,以“自然失业率”和适应性预期(adaptiveexpectation)假说为理论支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货币主义学派领袖人物弗里德曼认为经济体系具有自动纠正失业率偏差的能力,指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总是存在着暂时的替换但不存在持久的替换”。长期的反复无常的通货膨胀率会造成社会和政治压力,通货膨胀预期的不确定性的增大可能引起消费和投资的减少,从而导致失业的增加。
二、社会保障对失业的影响
社会保障作为理论概念的出现源于1935年美国颁行的《社会保障法》,通常被解释“社会保障”或“社会安全”。我国在“七五计划”中开始使用“劳动保障”一词。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了:“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指国家通过法律对社会成员在生、老、病、伤、残、失业、丧失劳动能力或因自然灾害面临生活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以保障每个公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制度。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存在着积极的社会稳定功能。
第一,社会保障具有调节市场经济中供求关系的蓄水池的作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平抑经济过热或过冷的现象,促进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经济衰退、失业增加时,社会保障给失去职业和生活困难的人们提供相应的购买能力,唤起社会的有效需求,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复苏。从社会保障的宏观效应看,社会保障制度使人们在失业时能够获得一部分稳定的收入,维持某种程度上的稳定消费,这不仅能起到保护劳动者、维持经济再生产的作用,而且也由于保持了一部分稳定消费市场而明显地作用于经济景气周期,防止了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过剩和贫困化而引起的经济波动。
第二,社会保障是社会稳定的重要防线。完善的社会保障法律制度通过实现失业有救济、贫困有支援来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有效地化解有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从竞争的角度讲,适度的淘汰虽有助于增进经济效率,但由于被淘汰者本人和其子女在消费上的不可分性,从而使贫困具有了代际传递机制。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打破这种贫穷传承,从而减少社会矛盾也减轻社会未来时期的福利负担。
第三,对于一个劳动力供应充裕、存在较大就业压力的社会而言,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可以使那些边际生产率过低的低素质者适时退出劳动力市场,从而为具有更高边际生产率的年轻一代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对社会整体经济发展无疑是有好处的。同时,大规模社会保障计划的组织实施,本身就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从而创造了相应的公共就业机会,缓解失业的社会压力。
三、结束语
总体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就业的影响,在于体制设计时正确把握各种政策措施的力度,保证其朝积极有利方向发展。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保证。积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生活,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切实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也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
参考文献:
1、理查德・B.弗里曼.劳动经济学[m].商务印书馆,1987.
2、刘翠宵.中国社会保障问题[m].法学研究,2001(6).
3、英.社会保障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4、杨先明,徐亚非,程厚思.劳动力市场运行研究[m].商务印书馆,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