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经济学论文篇1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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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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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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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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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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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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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2
摘要:民族品牌对现代社会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重视民族品牌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重要性。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分析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得出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是存在于特定文化条件下,是与特定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研究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必须在重视民族品牌的重要性的同时,更加关注民族品牌得以实现的文化背景。
关键词:经济人类学;民族品牌;经济价值;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9)15012301
1民族品牌的现状
民族品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起到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同时民族品牌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极为重要的范畴。当代经济学把民族品牌以及把相应地经济价值问题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考虑范围之内,也就表明了经济学对拥有民族品牌以及其经济价值会在经济发展中具有不同的作用方面获得了新的认识。绝大部分关于品牌经济价值研究的理论预设就是人类社会的同质性。这些研究关注的是品牌能带来多大的经济价值,能为企业带来多少经济效益,而并没有真正关心在多样性、多民族文化背景的社会条件下,如何拥有发展成长于不同民族文化氛围下民族品牌所产生的经济价值。对待社会发展问题的时候,通常强调的是人类社会的整体性,强调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纳入思考的范围,这样一来被思考成经济和文化发达社会的发展模式往往会被当做其它社会发展的模式来对待。其直接结果就是经济和文化发达社会的品牌将成为世界品牌,具有普遍性,而经济和文化非发达社会的民族品牌被视为“传统的”、缺乏经济价值、局限性的,因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难以发挥民族性价值,即其品牌的经济价值难以在现代社会中极大的体现出来。并且在涉及到民族品牌时,又往往总是重视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所带来的经济效益,而忽视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相关联的社会效益。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是由于民族品牌在现代社会发展中真的已经丧失社会效益的可能,其中深层次的究竟还是在于经济和文化发达社会的品牌在文化上往往也取得了霸主地位,因而也倾向于无视多民族共同体以及文化多样性存在的事实。在真正关注研究现代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在研究正以运用自身民族文化来推动社会发展的非发达社会发展的时候,需要以跨越传统经济学的藩篱去探索潜藏在经济制度之下深层动因以及决定这些动因的系统的视野,这些应该成为重新审视民族品牌与其经济价值的理论基石。
2民族品牌与民族文化、民族经济的关系
品牌的概念是指企业及其产品的牌号,包括商标、厂商名称额服务标志等。品牌是商品外在质量和内在品质的体现。民族品牌属于品牌概念中的一种。何谓民族品牌,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民族品牌具有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在其中,具体是指创建并发展于民族和文化环境氛围中的企业及其产品的牌号。
民族文化,具体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属于物质文化的内容;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和传统等属于精神文化的内容。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民主品牌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在各个民族品牌创立之初,都是基于民族文化的基石与发展之上。不难发现在所有民族品牌的核心中,民族文化是品牌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共同作用产生民族品牌。民族经济,简单的说就是民族地区的经济。它分为狭义和广义两个方面,狭义方面主要是指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的经济。广义上主要是指一国家或地区为单位的民族经济。民族企业与其品牌是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民族品牌表现整个民族的核心竞争能力,是民族经济的精华。同时,民族经济日益发展壮大为民族品牌提供竞争与展现的平台,为创造世界品牌提供坚实的物质条件。其表现有两个方面:首先,民族经济的蓬勃发展,加强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促进民族品牌不断发展壮大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对外贸易需求;同时也促使民族品牌与国外品牌的竞争,加强民族品牌的竞争力。其次,民族经济实力的加强,增强本土消费者对民族品牌的信心,同时也增强对整个民族产业的信心。
总结对民族品牌、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分析,三者之间的关系就是民族品牌体现出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发展程度,而民族文化和民族经济的壮大则不断推动民族品牌往前发展。三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
3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
(1)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角度看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
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来看,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新发展。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是劳动价值理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具体体现。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将企业精神、营销理念、生产理念、品牌文化、品牌传播、产品外观设计、商标、顾客服务、顾客满意和顾客忠诚等一并纳入了品牌价值研究的范畴。如何从劳动价值角度审视品牌的经济价值问题,如何创造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品牌经济价值理论,九十年代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的崛起对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提出更大的挑战。
(2)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分析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
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民族品牌的本质就是,在民族发展过程中,民族企业创建并发展于民族和文化环境氛围中,并创造出民族品牌。民族品牌的概念,使我们最终会面对隐藏于这个概念内涵中的什么是品牌的经济价值的问题。经济价值理论的多样化,使得品牌的经济价值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
从经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更应关注的是民族文化问题,经济价值增长是其出发点。从人类社会并不同质的角度来理解经济价值就必须看到经济价值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民族品牌的角度看,要使其价值增长,民族文化就必须成为资本,而要使民族文化转化为资本,就必须要有物质文化、精神文以及制度文化的保证。可以明确的是,所有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都是与特定时空的文化相关的。理论问题最终都应归结在实践上来。对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的充分认识和拓展的尝试,其目的就是为使人们在进行各种经济交往的同时,也能看到这种交往之下的文化交往的存在。经济交往的直接表现之一是商品的流通,从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角度看,商品的价值的大小与商品中包含的品牌价值的大小具有重要的关系,,而不同文化、不同民族间的经济交往既然也就是文化的交流,那么首先遇到的就并不是抽象的品牌价值大小的问题,而是能否首先承认并接受对方文化的问题,进而才是对对方的文化系统中包含的民族品牌的承认和接受的问题。基于这样的认识,对民族文化进行开发利用的各种民族文化资本化运用的行为的意义,通过各种具体的积极的经济参与行为,使自身文化在这种叫交往中逐步为主流社会所接受。而且也只有在跻身于主流社会的条件下,经济和文化非发达社会中的那些民族品牌才能为社会中的人们带来现实的利益,才能获得具体现实的生存空间。而另一方面,如果考虑到现存的分布于不同的地理条件、生存条件和历史背景中的各个民族文化都有其相当的合理性的话,各种地方性民族品牌如果在强势文化当中根本无法找到价值实现的机会,那么,这些民族品牌的快速丢失也就是难免的,直接的危害是拥有这些民族品牌的民族因民族品牌贬值而更加难于实现发展的目的。从更大的范围以及较为长远的情况看,这些民族品牌既然也是人类民族品牌的一部分,那么,这些民族品牌的丢失也就是整个人类的严重损失。
中国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理论研究相对比较匮乏。这种匮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缺少民族文化或者民族品牌,而在于对民族文化与民族品牌的经济价值紧密度研究少以及对民族品牌的开发与研究程度太浅。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的情况来看,重视民族品牌,使得民族品牌成为一种巨大的无形资本就具有了现实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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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马炜.民族文化资本化论纲[J].云南大学学报,2004.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3
关键词民族问题民族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D822文献标识码：a
我国当代的民族问题表现在民族内部自身发展、民族与民族之间、民族与国家之间三个方面，又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交往四个层面，这四个层面中，经济层面的问题更为突出。解决当前的民族问题，必须认识到我国民族问题的实质是民族发展的问题，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强烈发展的愿望与自身发展能力不足的问题。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选择科学发展之路。
第一，科学把握当代中国各民族间存在的问题。
科学把握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是正确制定民族政策、合理有效解决当代中国民族问题的前提。主要有三点：首先，从宏观角度认识和把握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我们必须从国际大环境来认识把握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其次，从本国出发。正确认识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需要总揽我国国内全局。这要求我们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族方面的基本国情出发，把握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环境。民族地区由于自然历史条件、发展基础薄弱、市场开发条件差等原因，与东部的发达地区相比，经济、文化、政治等层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所以，民族发展问题的解决是全面小康的基础，同时也是保障。再次，纵观历史。以历史的观点看待我国当代的民族问题，可以为当今处理民族问题和制定民族政策提供指导。从我国历史上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和政策中，总结一些经验和教训。
第二，用发展凝聚各民族人民，促进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协调发展。
受国内外因素影响，一方面某些敌对势力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另一方面，国内各民族因为风俗文化、经济差距、人口流动等因素产生一些矛盾。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防范不法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民族团结与稳定。另一方面更要着手解决好内部问题。积极发展国家经济，尤其加大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投入，改变这些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等落后面貌。
民族问题是多层面性的，而且各个层面相互交织渗透。因此，解决我国当前的民族问题，要从多个层面着手，以实现各民族的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以各民族平等的政治地位为基础，以协调民族与民族、民族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任务，以公平正义为原则，以民主协商为方法，以实现政治和谐为目标。要尊重民族的差异性，加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促进各民族文化的繁荣。要促进各民族成员和谐交往，增加各民族成员彼此交往、接触的机会。规范各民族的行为，规范公务员的行为，有效化解社会层面的民族问题。国家要发挥主导作用，有所作为，通过合理有效的规定来切实保障各民族成员的权益，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
第三，加强理论的研究和学习，理论联系实际，切实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
我国的民族政策历经历史考验多年，在解决民族问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又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民族理论与民族问题实际出现了一些不适应。因此要解决当今的民族问题，就必须进一步完善和提高理论研究。这要求我们党和政府一定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深刻地认识目前我国民族相关制度和政策中存在的问题，积极借鉴国内外的经验，大胆改革，大胆创新。从而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共同为国家的壮大贡献力量。
（作者：贺艳洁，杨波，孙玉凤，燕山大学文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侯美竹，湛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下桥工商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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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学论文篇4
关键词：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研究方法必要性可能性
民族经济法学是以民族经济法律现象及其发展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它具有二重学科属性，一方面，它属于民族学的范畴，进一步讲，它是民族法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属于法学的范畴，是从属于经济法学的一个学科分支。从学科渊源上看，它是民族学、法学和经济学三门学科历史发展的结果，是三者的综合与分化。同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民族经济法学有其基本的研究方法，即经济分析的方法。
一、经济分析的必要性
研究方法是学科水平的标志。巴甫洛夫认为，科学是随着研究法所获得的成就而前进的，研究法每前进一步，我们就更提高一步，随之在我们面前也就开拓了一个充满某种新鲜事物的更辽阔的远景①。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可能会招致两方面的诘难：一是认为这种“不伦不类”会混淆学科之间的界限，甚至会造成某种“领地”的混乱。我以为，经济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虽来自经济学，但是，它能够较好地将法学的实证方法和规范分析方法连接起来，从而达到法学研究方法的更新。何况，学科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给学术领域划分界限的任何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有些东西对我们来说似乎是我们小社区牢不可分的一部分，但它昨日可能曾是一块格格不入的飞地，而明日它也许会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我们分离，企图划定自己的界限了”②。另一种诘难也许来自那些崇尚正义价值的法学家。他们认为经济分析方法的应用将导致对法的正义价值的削弱。笔者认为将正义与效率对立起来的观念是不可取的。事实上，任何法都包含着正义和效率，只不过这种正义和效率都是有限度的。经济分析方法的必要性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一）历史必然性。把法作为一种经济现象来分析，解析法律现象的社会经济根源，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德斯鸠研究了法的精神和古罗马民族兴衰的原因，揭示了法律现象的经济逻辑：“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①。德国著名法学家历史法学派代表萨维尼认为，法并不是立法者创造的，而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意识的体现。他认为法律的存在同民族的存在和民族的特征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在人类历史的早期阶段，法律就已经具有了某个民族所固有的特征……它们不过是自然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某个民族所独有的才能和取向，它们只是特定属性的表象。②历史法学派代表英国的梅因教授运用历史的、对比的研究方法，考察了法律的发展史。他对雅利安的民族的各个不同支系，尤其是罗马人、英国人、爱尔兰人、斯拉夫人以及印度人的古代法律制度进行了比较研究，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这些民族法律制度中的诸多经济因子：财产、契约、遗嘱，并提出了与之相对应的法律范畴：所有权、债、和继承权，从而形成了一系列贯穿着这些特定民族的带有普遍意义的经济法律范畴：财产——所有权，契约——债，遗嘱——继承权③。功利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边沁的思想大概是法律的经济分析的最早萌芽。边沁认为：人类的规律就是“避苦求乐”，正是它支配着人的行为，是人生的目的。无论是从人性还是从自然出发来看，减轻痛苦并增加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善良的，在政治上是优越的，在法律上是有权利的（正义的④）。在他看来，增进人类幸福的办法，应从立法开始。在论述法律的经济逻辑时，边沁认为，财产和法律是同生共死的，法律产生以前是没有财产的，而一旦消灭了法律，财产也不会存在⑤。边沁的法律思想，直接被后世的学者所继承。
以上法学家对法律这一现象的研究均以某一特定民族作为对象。孟德斯鸠重点研究了罗马民族的兴衰，萨维尼的重点在德意志民族，梅因则全面考察雅利安民族的各个支系，边沁则以英吉利、法兰西、意大利及俄罗斯民族为嚆矢。他们研究的共同点在于：以法律现象为研究对象，研究特定民族主体法律的经济因素和民族因子。不管他们的研究结论如何，都是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历史开创者。
真正开创民族经济法律经济分析先河的是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亚当．斯密首次将经济分析的方法应用于法律领域，以此来研究自然法学的经济理性。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不仅分析了法律这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而且以资本主义为例，剖析了其经济基础的全貌并将古典经济分析所遗漏的相关法律因素如产权⑥、制度、国家和意识形态统统包括进去，进而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形式的本质在于便于资产阶级攫取最高额利润，三权分立的本质在于
便于各种资本家分享平均资本收益，资本主义法律体系的本质是资本阶级私有财产权的体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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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页。
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参见[英]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9章中有关民事法律思想的表述。
笔者注：法律上的权利是该法所持的正义的体现，当然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
参见张宏生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52页。
在《资本论》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被译为“财产权”。
结论。亚当．斯密和马克思与孟德斯鸠、萨维尼、梅因、边沁等人一样，考察的是欧洲国家和民族的经济法律制度，他们在批判地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提出和论证了自己的理论，使得每一种理论都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了制度经济学派，他们对本国民族经济法律的分析更趋于系统化。其代表人物凡勃伦创造了一套完整的制度经济学体系，重点强调对古典经济学重市场轻制度的批判和修正，建立以研究制度演进过程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理论。主张从制度上修正资本主义的经济法律结构。该学派的其他人物如康芒斯和米契尔还强调从法律制度发展的角度论述特定国家和民族法律经济发展的关系，并进一步强调法律对经济的作用。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伴随着跨国公司的涌现以及全世界的企业兼并浪潮，各国为发展本国本民族经济大量立法，1973年，美国波斯纳教授出版了《法律的经济分析》①一书，将经济分析的视角由经济领域扩大到非经济领域，完成了经济学对法学的全面渗透。就像经济是法学的基本范畴一样，法律已经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同样，法律、民族、经济是民族经济法学的基本范畴。各学科的相互渗透与接纳以及研究方法的借鉴反映了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法律的复杂关系以及边缘学科产生的必要性，民族经济法学正是克服学术界“占山为王”现象的基本学术力量。
诚然，由于历史与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民族”概念不尽相同。尤其在考证源流时，这种差异往往成为障碍。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此民族”与“彼民族”的共性体现出应有的学术价值，使得理论的借鉴、移植和修正有了立足点、方向和归宿。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绵延了数千年的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最终解体，中国的法制也由此开始了极其艰难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国法学研究作为中国法制的有机组成部分也一直致力于研究内容的更新和研究方法的借鉴。因此，把经济分析的方法引入我国民族经济法学研究具有历史必然性。
（二）逻辑一致性。这里所讲的逻辑一致性是指民族、经济与法律三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这种统一性表现在两个层次上。
1、民族是一个社会历史范畴，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经济形式之中。孟德斯鸠在他的著作《波斯人的书札》、《罗马兴衰原因论》和《法的精神》中，应用了许多民族学的材料。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它的客观必然性，世界各民族间的一切现象，虽说千差万别，十分别致，但全是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产物，全有规律可循②。这种把民族现象归为一种自然与历史过程的观点，充分展示了民族的社会历史属性。马克思、恩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英国工人的状况》《论波兰》及《共产党宣言》中，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他们论证了资产阶级民族是工业发达基础上，打破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之后形成的，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③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民族之间的
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④，这种关系就是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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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中译本已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参见《民族学理论与方法》，宋蜀华﹑白振声主编。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1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页。
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描述的社会经济结构。之后，马克思创立了其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并把社会形态研究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密切联系，甚至认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①。随着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自古至今，世界上民族虽然千差万别，但各民族的发展都是沿着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规律进行的，都是由低级向高级，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同时，每一个民族在一定时期内，不管这个民族认识与否，客观上都处于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即属于一定的经济形态之中的②。
2、民族经济与民族法律具有逻辑一致性。
如前所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把社会形态的研究置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之中考察，提出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一般关系的原理。据此，我认为，任何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及该民族所处的国家中的生产方式都制约着有关该民族的法律制度；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产生相关的法权关系，这些法律只是表明和记载了该经济关系的要求，并与该民族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以该民族的经济发展为基础，并对该经济关系有反作用。由于马克思是从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和法律对经济的反作用两个方面来论证经济与法的关系原理，于是，在理论界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产生了重经济建设轻法制建设的不平衡倾向。建国以来，先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忽视了经济建设，带来了新中国经济发展长期滞缓之后果，后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轻视法制建设，使得经济建设受到影响。为了克服这种不平衡性，理论界做了深刻的反思与探索。有学者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是一种矛盾的运动，相互决定的关系。不同的是，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具有阶段性，而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体现于各个阶段之中。这种关系也近似体现了经济与法的关系③。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认为，法律既不是消极被动地反映经济关系，也不是仅从经济关系的外部对经济运行产生作用，它是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对经济运行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显然，我们传统理论认为的“经济决定法律”在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看来截然相反，如果从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看，既重视经济对法律的决定作用，也重视法律对经济的决定作用，“抛开阶级属性和意识形态的偏见，它说明了思想史上对法与经济关系的认识由片面到全面，由外部到内部、由个别到一般的理论深化过程，这符合认识论的逻辑规律。”④这也是我们提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逻辑一致性的基本理论依据，这种逻辑一致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⑴、根据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原理，民族经济法律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实质性。由于物质生产方式对生产关系（法权关系）极其附属的法律上层建筑具有决定作用，所以，每一时代每个民族法律的基本使命必须与同时代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相一致。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民族经济法律规范不但在单行的民族经济法规中存在，而且也体现在刑法、民法、民族区域自治法、基本经济法律甚至宪法当中。宪法明确规定保护、鼓励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经济，民族区域自治法从第25条至底35条都
是关于发展民族经济的法律规定。其它基本法律具有相应规定。在全社会倡导“西部大开发”，发展民族地区经济的今天，必须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演变为法律逻辑，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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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共产党宣言》部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页。
参见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版，第87页
胡泰来《经济与法之学——经济法学科内涵另释》载《政法论丛》1999年第5期第22页。
周林彬：《法律经济学论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族经济法治贯穿于民族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并与民族经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环节相适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长期受封建专制影响、目前仍奉行“政策主导”的国度，强调民族经济法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国情相一致、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相一致、与国家的民族经济政策相一致具有十分重要意义，这也是我国当前物质生产方式制约性的必然要求。
⑵、从新制度经济学“法律决定论”的角度看，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具有逻辑的应然性。这种应然性是指，民族经济法的不同层次的立法者的立法行为应当在符合《立法法》的实体规定和程序规定的前提下，只能从同时代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的主题中领悟立法的价值取向，确定法律制度的内容和结构。这些法律规范作为本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变量，直接影响着本民族社会经济运行的成本效益的高低。这就提出了一个民族经济法“应该是什么”的问题。在基本理论层面上，需要一批懂得民族学、经济学和法学的复合型学者对当前民族经济法的实然性进行彻底的反思与修正，使得民族经济法获得“先入为主”的地位，为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保驾护航。当前，国内已有学者提出西部大开发应当以法律为主导的观点，在我国这样一个民商法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析法律的经济逻辑对法律学科建设本身来讲意义也非同寻常，更不用说法律对经济运动过程和结果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全球化和民族经济日趋国际化的今天，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认可了法律作为经济的内生变量的角色并加以重视。早在1981年，美国就通过了12291号总统令，要求所有新制定的政府规章都要符合成本——收益分析的标准①。显然，民族经济法作为一种法律资源，其经济逻辑是不言而喻的。在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处理国家与民族地区以及民族地区之间、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实际上是一个权利义务的选择和效益化设计问题。立法者只有正确地评估法律供求，合理地设计权利义务关系，建立预防冲突和消解矛盾的法律机制，才能保证民族经济法的实现。
由是观之，“经济决定论”反映了它是对民族经济法律经验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民族经济法实然性的问题。而“法律决定论”则反映出它是对经济价值分析基础上形成的，解决了应然性的问题。二者的结合与相互平衡将标榜一种中立的价值观，使民族经济法的经济分析能够对实际的法律运作和经济发展提供可选择的优化方案，从而印证了从具体到抽象和从抽象到具体两种路径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的逻辑一致性，也使得对民族经济法的认识上升到了一个新的统一的高度。
二、经济分析方法的可能性
把经济分析的方法从经济领域引入非经济领域尤其是法律领域，在法学研究上具有革命性。而把它引入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虽是笔者的一个尝试，但这种可能性是显然的。对于可能性问题的解决，将有利于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高度来增强理论研究成果的实践能力。民族经济法的下述特点将构成其经济分析可能性的基础。
（一）民族经济法调整对象的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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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理查德·a·波斯纳著，蒋康兆译：《法律的经济分析》，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7年，第11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不是在创造经济关系，而是翻译和描述经济关系。民族经济法作为适用于经济领域的经济法下属的一个独立的次级法律部门，有着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民族地区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具体地讲包括：民族地区企业的组织管理关系，民族市场管理关系，民族经济宏观调控关系以及民族社会保障关系。以上四种关系归结到一点，是一个关于民族经济管理问题（当然也有民族经济协作关系的因素）。这些关系的显著特点在于经济性，即每一种关系的客体（如人力、资金、政策等）都是一种资源，需要相关管理机制，调控机制和保障机制，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效率的最高化、成本的最低化、收益的最大化以及社会福利与个人福利的最佳平衡。实际上，从当前经济法理论研究的情况看，经济法打通了经济学与法学之间长期存在的壁垒，经济法的一些基本范畴也分别来自于经济学和法学（如效率与公平最具代表性）。尤其是近些年随着人们对经济实践和法律实践的等量齐观式的双重关注，经济学实现了向法学的全面渗透，以至于人们形象地认为经济法是“三分法律，七分经济”构成。这正是经济法经济性的显著标志，而民族经济法作为经济法的子系统，其经济性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二）民族经济法两个世界观的统一。
无论是古代自然法学派，先验唯心主义法学派、历史法学派、功利主义法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法学派、以及当代西方的社会法学派和法律现实主义派别，基本都涉及到了对法的价值取向的选择。也就是对法的公平理性和工具理性的认识。法史的发展表明，简单地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做法必将把法律引入死胡同。当代西方法学界基本上把法的价值概括为：自由、安全和平等。自由感鼓励人们去从事那些能够自我发展并促进个人幸福的活动，对安全的追求促使人们寻求公共保护，以抵制他人的非法侵害。对平等的追求则促使人们依据一定的公平标准与一切有悖于公平的行为抗争①。自由、安全与平等不但包含了人身的自由、安全与平等，也包含了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财产的自由、安全与平等，这恰是公平与经济两种世界观的题中之意。民族经济法同样有两种世界观：公平的世界观与经济的世界观。由于我国的民族地区地处边陲，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与内地经济上存在一定差距，为了缩小和消除这种差距，落实民族地区的公平发展权，国家通过各层次的民族经济立法体系加强民族经济立法，使民族经济的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进行。可以说，民族经济法正是担负着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各民族经济平等的责任，这也是民族经济法公平世界观的体现。另一方面，我国多年来倡导的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指出“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我国的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强调“效益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正是在这种价值观的指导下，改革开放二十年来才出现了把政策和法律作为资源优先向东部和沿海地区配置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导致了东、西部经济社会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提出是基于西部地区也需要发展经济这样一个客观要求。而从法制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正是从民族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出发，使民族法律和政策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给民族地区，以弥补以往的配置失衡缺陷，达到法律配置的公平，最终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的全面发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经济法的公平世界观和经济世界观是统一的。因此，用效益原理即成本效益的经济分析的规律来反思和重构我国的民族经济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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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美]e·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105—108页。
（三）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对稀缺性。
我国民族经济法律规范的相当稀缺性主要表现在：第一、没有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是调整民族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它应当对民族经济关系中的基本问题作出明确的法律规定，诸如民族经济法的基本原则，民族经济法律关系，民族经济法律责任等。当然，有的学者认为，从全国经济和民族地区经济角度上看，国家很难对全国的经济问题制定一个经济法典，同样也很难制定一个民族经济法典①。在笔者看来，制定统一的经济法典有困难的原因在于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且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的生产方式存在较大差异，诚然在法制上不能搞“一刀切“。然而，正是这种差异的存在才使得我们制定专门的民族经济法典成为需要。当前，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西部地区的法制环境越来越成为制约因素。为此，法学界要求制定《西部开发法》的呼声日益高涨，并有一些理论研究成果问世。这些成果完全可以作为制定民族经济法典的借鉴和原材料。第二、我国的民族经济法规范过于笼统、简单，缺乏可操作性，有些法律条文孤立无援，无法形成严密的法律规范。宪法序言规定：“国家尽一切努力促进全国民族共同繁荣”。第4条规定：“国家根据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帮助个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第122条规定：“国家从财政、物资、技术等方面帮助各少数民族加速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事业”。民族区域自治法第25条至第35条基本上也是相关的一些笼统性规定。如第26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前提下，根据法律规定和本地方经济发展的特点，合理调整生产关系和经济结构，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的规定在其它基本法中也很多。我们知道，民族经济法作为一个法律部门，是由相关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构成的。法律规范有其特定的逻辑结构：假定、处理和制裁。假定是把规范同实际状况联系起来的部分，它指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生效；处理是行为规则本身，指权利义务的安排；制裁是指对违反这一规则所采取的国家强制措施。上述法律规定不但从条文本身来讲不构成法律规范，而且在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也找不到其缺失的要件。由此看来，从部门法意义上考察民族经济法，它的供应是相对稀少的。第三、从民族经济法效力等级上看，我国的民族经济法的效力较低。这主要是由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低，经济关系相对简单，国家在制定统一的基本经济法律时，往往赋予民族地区一定的变通适用权，或由民族地区另外立法，制定实施细则。这种委任立法是一种从实际出发的务实做法，但却导致了民族经济法的低效力等级低以及地方立法中所体现出来的民族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和无法可依、有法不依等法制混乱现象的泛滥。
由此看来，在我国，民族经济法的供给相对于丰富多彩的民族经济关系来讲，具有稀缺性。为了实现对这种法律资源有效、合理、高效的配置，经济分析是一个基本的方法。
三、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
（一）成本效益分析法。民族经济法是一种稀缺性的法律资源，它以调整民族经济关系为己任并且带有强烈的经济性。在民族经济实践中，不但存在着资本市场、人力市场和技术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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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吴宗金：《民族法制的理论与实践》，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227页。
而且存在着作为民族经济发展内在变量的民族经济法的市场——民族经济法市场。在这个市场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的主体（包括国家、地方、政府、民族经济组织及其它单位）都作为自身利益的最忠实代表选择使用相关的民族经济法律，并尽可能地选择效益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的交易路径。因此，成本——效益分析法成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基本方法。由于效益总是由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部分构成的，因而成本——效益分析法将不可避免地分解为成本——收益分析法和成本——效果分析法。前者属于市场经济的基本方法，通过对净收益的计算来进行分析。即净收益等于总收益减去总成本。该收益并非民族经济法实际的生产所得，但是，它预防了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并将失衡的经济关系恢复原位，实现了民族经济关系中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的双向平衡。诚然，对民族经济法律效益的评价除了净收益的分析之外，还应当考虑机会成本的大小。民族经济法的选择性规范的存在以及民族经济法律关系主体超越法律界限的选择表明在不可兼得的条件制约下，选择任何一种行为都意味着不可能选择另一行为，亦即以另一行为作为机会成本的，所以主体往往选择直观看来效益最大的行为以求得利益的获取。成本——效果分析法因其不可量化显得难以操作，因此并未作为民族经济法经济分析的主要方法。但是，非经济效益不但可以在经济效益上反映出来，而且还有诸多的现实表现。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而使得民族地区经济滑坡，那势必会引起民族地区秩序、安全、公平等价值的扭曲，这当然是一种反面效果，应当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律实践的某一个环节上找出原因，解决问题。如果由于民族经济法的实施使得民族地区经济繁荣、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那么它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都得到体现。如果经济发展了，却带来了社会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破坏，那就说明机会成本太大或者民族经济法制不健全，需要进行彻底的反省。
（二）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法学史上，规范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经常存在某种程度的对立。规范主义总是以既定的价值标准作为出发点，对法律行为的选择作出伦理判断，并力图通过这种价值来矫正法律行为，使之与法律的目标相一致。实证主义则不然，它作为一种科学的态度，反对任何先验的思辨，并力图将其自身限定在经验材料的范围内，从而把学术研究的对象限定在“给定事实”的范围之内，这实际是把价值排除在法学研究之外，把法学的任务局限在分析和剖析实在的法律制度的范围之中。作为一门新兴的边缘学科，脱胎于法学、经济学的母体，民族经济法学首先应当确立一定的价值，这种价值就是实现民族经济的发展和民族社会的全面公正，这就耦合了法学的规范主义方法。同时，由于这种价值的核心是经济的世界观和公平的世界观的结合，它也和经济学的要求相一致。这样，规范分析对民族经济法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同样由于民族经济法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血缘”关系，民族学强调的田野调查方法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然要继承这种传统，并将它发扬光大。具体地讲，应当通过对民族经济法律问题基本事实和现象的再现和描述，揭示民族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实然面貌，并对影响它的主客观因素进行分析和综合，以说明民族经济法律现象背后的经济逻辑。如果说规范主义为民族经济法设立了价值目标，实证主义则通过实然性研究以便更好地实现民族经济法的应然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民族经济法的研究必须抛弃传统法学“即此非彼”式的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为民族经济法方法论开辟一片希望的田野。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5
民族理论研究
和谐社会视域下的生态问题探微桑杰（1）
培育社会资本，促进民族和谐吴光芸（7）
国民性话语：一个民族主义的视角孙强（13）
转向与疏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青年国家民族意识分析……………
王春风（20）
瑶长制与瑶族乡村治理
――以平地瑶为例李琴（26）
民族法学研究
民族自治地方贸易管理自治权再探讨宋才发（33）
落实民族区域自治法律变通补充权的法律保护研究……………
朱玉福唐文武（40）
论民族地区突发公共事件的预警与防范机制石路（45）
论民族、种族和宗教犯罪的立法完善
――从国际人权公约角度看叶希善（50）
民族经济研究
从民族关系视角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侯万锋（57）
四川横断山区生态移民安置模式李锦（64）
资源理论与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经济的竞争优势
――以广东连南瑶族自治县为例
单纬东林伦伦许秋红（72）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现状分析与思考……………
黄文芬（79）
贵州民族文化旅游浅论李南（83）
民族学与民族文化研究
回族文化模式转型论
――基于对大城市回族社区文化模式变迁的思考…………
白友涛（86）
“那”文化神话景观与大地伦理的建构翟鹏玉（93）
试论水族古文字的社会文化属性李明（102）
文化自觉与畲族经济转型王逍（108）
民族历史研究
孟高棉语民族的起源及其与古代濮人的关系何平（115）
壮、傣二群体越人分化于南越时期索隐白耀天李富强（121）
明、清西南边疆治理措施之比较杨永福陶亚敏（131）
论萨法尔王朝与阿拔斯王朝的关系赵永伦（140）
民族教育研究
解读中国多元文化教育……………………………………………
王鉴秦积翠栾小芳关莹（151）
民族教育投资体制改革及政策建议李忠斌（145）
破解西部民族地区教育与经济发展低水平均衡
――以黔东南州为例郑茂刚（159）
关于加强少数民族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的若干思考于林平（165）
论六盘水市新一轮民族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培训的必要性及措施张林（170）
2007年第二期（总第114期）目录
民族理论研究
建设和谐世界与民族主义趋势探析花永兰（1）
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中的民族平等权孟凡哲（7）
贵州民族民间文学知识产权保护初探罗剑（15）
少数民族旅游发展中社区自的思考
――以沪沽湖为例李强陈文祥（21）
浅析雷铁崖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周术槐（26）
民族经济研究
制约我国民族地区与周边国家开展区域经济合作的主要因素及对策顾华详（33）
试论西部民族地区生态移民跨省安置与生态无人区的划定问题
乌力更（47）
生态建设与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关于贵州生态立省的几个问题唐宗举普建中（54）
社会资本与民族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郎贵飞（59）
民族地区的财政贫困及其解决对策与路径王孔敬（64）
贵州民族地区城乡统筹与发展问题研究杨军昌余显亚（69）
贵州民族旅游与地质旅游结合的思考徐梅（76）
浅谈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可持续开发陈旖（82）
贵州体验旅游试析刘晓辉（86）
民族学与民族文化研究
简论凉山彝族的“德古”调解制度陈金全李剑（91）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陈莉（97）
城市化与城市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徐和平（102）
传承与裂变：土家族跳丧舞的文化分野……………………………
阎颖田强（107）
谈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关系
――以贵州部分民族村镇的个案为例赵志颖（112）
论侗族建房仪式与仪式歌王继英（117）
对贵州牙舟陶研究的价值与意义杨俊（122）
民族教育与民族历史研究
尊重差异平等对待寻求共赢
――析“国际理解教育”理念对我国各民族学校文化教育启示刘培军（126）
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相整合的民族教育课程知识观……………
金志远（131）
论民族地区教育行政制度变迁与创新的模式潘启富（140）
少数民族贫困山区乡村中学教师心理健康状况调查与研究………
李玲蒋玉娜（146）
论明清回族学人对王岱舆《正教真诠》的认识与评价……………
杨晓春（151）
清末贵州石门坎苗族信仰基督教原因浅析…………………………
李德虎薛景（159）
方志学与图书馆学研究
地方性知识的文本世界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6
[关键词]国际经济合作本土文化多元文化和谐社会
“纯经济论”在通向一条局限之路。经济霸权主义，种族歧视，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甚至信仰的垄断正在反映商品经济的特性,并日益加深人类生存空间的矛盾、不平等与贫富差距。然而,我们隐约可见另外一个多元的文化世界，其发展态势不可逆转，这一极力量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动态平衡和协调发展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生产力是经济科学的灵魂。各民族多元文化正在形成人类的共识,并孕育着一个社会经济共同繁荣的文明世界。合作经济、互助经济,个体经济,微型信贷经济甚至异货贸易经济一直扮演着平衡的力量和不容置疑的角色。一个和谐的全球化世界正在缩小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扶持被遗忘的弱者群体,弘扬着经济与文化的共同繁荣。
我们这个世界是由众多的国家、民族所构成，这就为我们提供了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文化资源，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性，我们不能否认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而用一种垄断文化取而代之。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只能寓于各民族多元文化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不能用单一的商品价值观来衡量。面对一个充满矛盾加剧的世界：战争、地区冲突、社会犯罪、社会不平等与贫富差异，人类社会共同发展的伦理与文化多元性正在打破单一的垄断经济理念。我们在此分析的方法论完全针对“纯经济论”而强化对人文科学的理解。“我们方法论的共性是借助于被淡忘的人文科学，即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交际人种志学和语言学”。吉尔特贺佛思德（geerthofstede）同样主张与多种价值体系相结合的文化模式，反对“唯经济论”的模糊性，等级制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别。经济学界在南北合作的最新理念中强调经济的发展应重视人文科学，哈桑扎乌尔(hassanzaoual)批判国际经济合作及地方分权合作中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单一市场经济模式，他在“经济发展信仰论”中第一次提出“本土文化论”，强调经济科学是以人为本的科学。面对单一的先天性畸形的商品经济，“本土文化论”明确提出经济机制的多元性是地方经济发展的源泉。
建立在纯市场经济机制与自然选择法则上的古典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只考虑全球性商业行为的存在与发展。新古典主义结构理论即便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要素的平衡，然而，尚未摆脱“总平衡机制范畴”的局限性。根据总平衡理论的定义，新古典主义的经济概念认为各种行政机构必须服从自然法则，该理论以五项原则为依据：“即价格的弹性（不含心理因素）；经济行为的理性（不含人类学因素）；不考虑经济行为的时间性（人类社会的历史）；不考虑平衡与失衡间的联系（地理环境）；货币地位中立性（不含文化因素）”。这种完全市场化的总平衡机制不可能实现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因为它同样是“纯经济论”的翻版，以不断导致社会矛盾加剧、经济危机周期性循环，最终形成社会的失衡发展。从这一角度考虑，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研究与人类社会共同信仰的建立将形成另一个经济平衡的砝码，规范并支配着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行为。正如克尼罗兰(granierroland)所说：“文化发展是实现市场繁荣和文明社会的最佳途径”。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豆制品，而欧洲人喜欢奶制品，对两种产品的亲疏只能反映不同民族饮食文化的各异。作为民族的文化信仰，奶牛在印度被视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动物加以保护，而在法国奶牛的研究与开发是因为它具有经济和食用价值。为什么穆斯林女性喜欢头带面纱，而西方女性喜欢身穿裙子，女性穿戴方式上的各异只能反映不同民族的传统文化现象。尽管民族信仰与风俗习惯上的差别，任何一方对另一方都不能构成威胁，那么，矛盾究竟来之何处呢？我们当今社会难道不是一个文化多元的世界？国际合作中的危机不仅反映不同民族间在语言、历史和地源政治方面的差异，更主要地反映在不同民族文化作为世界民族文化宝贵财富的一部分是否加以保护。
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态度往往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而亚洲人善于运用宏观的视野思考和处理问题。在东西方的教育体制里都用学分来表示学生的成绩，东方人用百级分表示满分，而西方人则用二十分表示满分。另外，当您在法国市场采购商品和在中国市场采购商品时，不难发现法国人的找零方式采用逐一累计方式，而中国人找零方式则采用一次性的叠加方式。中国哲学文化的价值观念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具有潜在性、滞后性和整体性，为此，中国人传统的经济思维不仅表现在传统的阴阳平衡理念，而且也包含着人道主义的伦理因素。北大人文与地源学教授胡兆良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引入市场经济里，他主张：“仁爱应面向所有消费者；道德应体现产品质量；诚信应考虑双方利益。生财应考虑协调合作”。“孔家思想的的精髓主要体现在人的行为与伦理道德上，孔子的以德治天下在外国人眼里，精神的力量就象北斗星一样，它有自己的定位，其它行星围绕着它旋转”。阿里思多德(aristote)说：“道德不从属于大自然，但也从不与大自然对立”。马克思卡党马克(maxkaltenmark)认为：“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领域总是位于伦理道德与治理艺术，哲学的思维主要在于人文科学，附以微量的玄学思变，然而应该指出的是人文科学在中国从来都未与大自然分开过，显然，人类是动物界最聪明的群体，他的存在与自然界万物息息相关。如果说中国人受道教影响这一事实，其它思想流派则强调自然秩序的神秘关系，或者说人们能够与大自然保持直接联系”。中国人相信灿烂的民族文化，即文化与伦理价值是经济合作的灵魂。不能肯定在中国仍然存在孔子的社会结构，历史的发展已将这种社会结构淡忘，尽管某种儒家学说一直在渗透着这种精神面貌。中国人不仅仅是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技术和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是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儒家学说是中华民族的文化资源。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知识界的某种激进化削弱了这种传统文化，重新评价儒家学说是开拓未来之必须。海外华人传播着民族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儒家学说一直扮演着民族文化的理想角色，它的文化价值可以和马克思理论相提并论。它也能在家庭、社会和经济范围内形成一个文化根基。尊崇伦理道德不能被否认”。从文化的角度分析，经济合作在中国人眼里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合作是建立友谊的过程，即便合作终止，友谊长常在。子贡问怎样实行仁道，孔子说：“工匠要想完成他的工作，一定要使他的工具锋利。我们居住在一个国家，就尊敬那些大夫中的贤人，与那些士人中的仁人交朋友”（论语xv-9）。
诚然，人们需要相互了解，合作其间双方组织的参观、旅游、饮食、娱乐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民族间的文化差异、空间的距离、语言的障碍同样需要相互理解。相反，“纯经济论”则主张市场自由竞争机制，合作完全变成供需关系，利润高于一切。
经济合作无论是涉内还是涉外，文化交流是形成共同信仰与认知的前提条件。“人类从不缺少文化理念，他们使用那些改变事物形象的棱镜，在看待其他社会时也只能通过这些棱镜直观”。我们引用的上述佐证无一不说明民族文化的差异，且不说某种社会现象的善与恶，各民族文化在其跨文化交际中都有自身的价值。但是，强权政治却藐视不同民族文化共荣与多元性，超级大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干预是对该国民族文化的践踏，导致社会的贫穷。军事干预的目的不在于维护发展中国家的人权与民主，而在于寻求经济与战略出路。
以合作为主题的文化交流首先应尊重不同国家的民族文化，这才是当代社会真正的人权。藐视一个主权国家的民族文化，谈世界政治民主毫无意义。目前，国家间、地区间发展的各种经济合作以公认文化研究的重要性，共同富裕与平衡发展离不开本土文化。埃雷克拜耶(ericbaye)和万桑拜尔岱(vincentberthet)在分析中国与欧盟合作时指出：“有谁对中国和他的民族文化了如指掌，有谁了解中国决策者的姓名，我们只知道法国、美国总统的名字。如今，在这个拥有五分之一人口的国度里，大城市与法国巴黎的航运胜过以往罗马与柏林，但是，大多数欧洲人依然用一种简单的甚至是错误的观点看中国”。他认为欧盟同中国的合作缺乏文化的交流与相互了解。在与中国的合作中，只要相互包容、理解，外交、投资及人权分歧都能迎刃而解，外交应容许媒体和非官方组织发挥作用。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为众多国际间合作提供了广泛的领域，本土文化是不同民族文化相互理解、包容的必要条件，人类和谐社会的建立离不开根文化与本土环境，离不开历史的、政治的和社会的认知体系。人类社会的文化差异不应该构成共同伦理认知的障碍。“文化交流比起简单的政治和经济干预更具有生命力，文化的认可是维护一个国家安定团结所必不可少的要素”。反对战争、消灭贫穷、维护世界和平与生态平衡应成为人类社会共同的伦理认知。国家不论大小，强弱，都有权利分享人类社会规范的伦理文化，文化交际从这里开始，经济科学才具有生命力。“宇宙的核心是建立神圣的和谐社会，人类所做出的一切努力在于相互包容与共存，既完美的融合，普遍的善良”。持续发展的理念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和人类资源，更主要的是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的共荣，既两者的结合形成科学的发展观。
结语
“纯经济论”抹杀了经济科学的人性化，加重了各种全球性危机。国际经济合作的关键强调弘扬本土文化与多元文化共存的研究，各民族多元文化的繁荣根植于本土文化的传承和民族教育的体系里。因此，内外合作的潜在力在于跨文化交际，文化是民族之灵魂，每一个民族有他自己的信仰、伦理体系，法律水准和风俗习惯。多元文化归属于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并反映规范的伦理和共同信仰。任何强权政治都不能取而代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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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经济学论文篇7
少数民族聚居地区（以下简称“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决定了应当用一种科学的视角和方法来促进政治的稳定。从我国现实情况来分析，由于少数民族各自生活习性、的不同，加之经济环境的不同，给民族地区政治发展带来了一定影响。本文从影响中国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因素入手，对影响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若干主要因素，即政治因素、文化心理因素、意识形态因素、民族与宗教因素和国际环境因素等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
民族地区；政治发展；影响因素
1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含义
“政治发展”一词，是一个西方词汇，最初是由上个世纪50年代自西方政治学中率先提起的。那时的背景下，很多西方政治家和学者认为，关于政治发展的含义可以从如下几点来寻找：首先，政治的发展将导致社会成员政治参与的广度和深度的增加，真正形成全民关心政治，政府各项事业在和参与下发展的良好局面。其次，政治发展与政治分化的程度是一致的。最后，政治发展包括参与型政治文化的形成。我国很多专家学者对于政治发展的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不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我国的政治学者也形成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不少专家学者依据马克思主义观点得出的结论包括：政治发展的根本需要经济发展的支撑，没有经济的发展，一切都是空谈；政治发展问题不仅仅是不发达、发展中国家的任务，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社会发展中，同样面临着政治发展的问题；在我国特殊的国家体制、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必须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轨迹的政治发展思路。
关于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的概念，很多专家学者普遍定义为专指我国民族地区的正向政治变迁。即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民族地区政治关系的合理化和民族地区政治体系适应民族地区政治参与而产生的制度化并加强了自身能力的过程。
2经济落后是影响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因素之一
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地区的稳定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例如近几年四川、等地区出现的小规模少数民族分裂分子组织的影响社会稳定的暴乱活动等，都给本来就落后的少数民族经济状况带来了更加消极的影响。因此，探讨影响中国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因素是研究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课题。
2.1社会发育程度较低
恶劣的自然条件和自然环境是民族地区居民多年来赖以生存的水土。以我国为例，如广西、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处西南边陲的少数民族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区，那里的暴雨、干旱、泥石流、风沙等自然灾害较多，生态环境十分脆弱。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缓慢，疾病预防和治疗，群众收入来源的单一，商业发展的制约等，都使得很多山区贫困程度较深，一时难以改变。
2.2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不合理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也被摆在了较高的位置，但是由于环境和人文状况的不同，完全依照汉民集体所有制兴办企业等模式对于民族地区来讲并不是好的途径。民族地区由于地广人稀，很多少数民族居民也有游牧或者流动性强的特点，不少民族地区居民都依靠种植和畜牧业作为家庭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多年以来，由于民族地区的土地资源较差，经济发展和经营的仍以种植业和畜牧业为主。
2.3资金供给十分紧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虽然多年以来，我国各项政策频频向民族地区倾斜。但是资金问题，仍然是插在民族地区头上一把剪刀，制约着民族地区的发展。客观来讲，由于人文历史等诸多原因，处于边陲的民族地区经济基础显得更为簿弱。即便有一些中小企业，这些企业也普遍存在管理水平低，资产质量和经济效益差等现象。处于工业化初期或前期，经济开发成本高，资金需求旺盛，但是自我积累能力不足，是不发达地区工业化进程起步阶段的共同特征。
3文化是制约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关键因素
文化层面在影响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主要表现为民族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文化冲突；落后、保守的思想观念；与崇拜。而影响民族地区政治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中，主要为代表的是民族文化冲突上实际是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在农业文明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民族文化更多地带有传统文化的色彩，它在发展过程中和现代化文化发生冲突是必然的。
3.1基层组织管理薄弱，影响了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
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各少数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生存条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结构，文化传统，风土人情，民俗演变，民族传说和民族意识等都有其特殊性，所以导致有些民族地区基层组织管理薄弱。良好的历史传统促进政治发展，为政治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3.2各民族的政治体系制约着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
由于受到经济发展状况、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等变量的制约，使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速度相对缓慢、政治民主化程度相对较低。为此，笔者认为，必须在大力发展少数民族经济，建构新的政治机制和政治关系模式，提升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能力，以推进少数民族政治发展顺利进行。
3.3少数民族的问题是影响政治发展的重要诱因
翻开中国的历史不难发现，信仰是我党取得政权，引领中国人民站起来的关键。同样，打开尘封的厚重历史，至今仍然在我国多民族版图中的少数民族曾经能够站在中国最高统治阶级的位置上，靠的也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吃苦耐劳，更是他们的内心虔诚的信仰。放眼我国，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这些与民族地区居民的生活习惯等浑然一体，成为了民族地区居民生存发展的根本。因此，笔者认为，妥善处理好民族地区政治发展与问题是消除民族地区政治发展影响的又一重要途径。
4结论及建议
总之，民族地区的政治发展与社会安定团结局面，对于我国的未来的全面发展、各项重大国策的实施，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只有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秉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感恩文化建设，切实提高少数民族地区居民的综合素质，逐步缩小民族地区与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之间的整体差距，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乃至消除民族地区对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负面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处理好民族地区问题，不仅能够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提高综合国力，而且还将有力地保证和促进各项重大国策的顺利实施，最终促使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实现各民族共同富裕，国家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高永久.民族政治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8
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国内外藏学研究的不断升温，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出现了喜人的成就。随着尹伟先的《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和陈楠的《明代大慈法王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等几本专著的问世，将明代藏族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成果颇丰，在政治、经济、宗教研究领域中均有所突破。论文联盟笔者拟从政治、经济、宗教等多个角度出发，对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进行基本概述。
一、政治研究
一）对乌斯藏的研究
历代中央政府治藏政策研究一直备受学界关注。明初，针对“备虏”大计，明廷部署大量军队防止北元南下。因此在无力驻兵藏区的情况下，明代治藏政策只能是“非强制性的、多封众建的、经济手段为主的”[1]。合理的政策使得明廷“西陲宴然，终明世无番寇之患”。对此，泽勇在《元明两朝治藏政策及其特点》（《研究》2008年第6期）一文中认为，相比较元代的军事震慑，明代经济怀柔更有利于巩固地方与中央的关系。王建敏在《明初中央对藏族地区的治理》（《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9年第6期）中亦持同样观点。明代的多封众建正好体现了现代政治中的均势思想，贾丽芳的《简析明朝治藏的均势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一文从均势角度出发，论证了明代治藏政策的优越性。敏政的《从明代汉藏间的茶马互市看明代的治藏政策》（《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羁縻贡市的经济角度解释了明代治藏政策的合理性。
明初册封教王，推行贡市羁縻的政策，以此来实现对的控制。牛绿花的《元明两朝对藏传佛教宗教事务的法律调整及其历史启示》（《青海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一文对元明立法管理宗教事物进行了研究，认为不断完善宗教立法是其成功施政的关键。刘永文、韩殿栋、李军在《明代进藏人员论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中央派出不同身份的人员进藏，实际是中央对藏拥有的体现。进藏人员对藏区进行不同程度的管理，也是明廷治藏政策的体现。桑扎、琼措的《从宗喀巴弟子释迦益西两次进京受封看明代治藏政策和汉藏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9年总第210期）一文以释迦也失入京及其在内地的活动为线索，认为藏传佛教高僧入京体现了明代的分封政策，而且还促进了内地对藏传佛教的了解。陈楠在《论明代留京藏僧的社会功用》（《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中提出，对留京藏人予以优待，是明代既定的治藏策略之一，其目的是为了巩固统一和维护的稳定与和平。另外，关于留京藏僧的问题，日本学者乙坂智子还提到“由于朝廷内有这些藏族僧人的存在，皇帝便可以向他的官僚体制炫耀他在政治上的优势”[2]，值得借鉴。
明承元祚，从中央对藏区施政的延续性角度，李清凌在其所著《元明清治理甘青少数民族地区的思想和实践》（中国科学文化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中，从元、明、清三代中央治理甘、青地区政策为线索，分析了其治藏政策的统一性与演变。张云在《舅甥关系、贡赐关系、宗藩关系及“供施关系”——历代中原王朝与地方关系的形态与实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以历代中央政府和地区的各种关系的发展与演变为线索，论证了明代中央施政的合理性，并再次证明了藏族是中华民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明王朝实力变化的角度出发，研究对藏施政亦是学者关注的一个方向。邓前程、邹建达在《从民族格局差异看明朝治藏政策的现实性——与元、清两朝相比较》（《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一文中，从民族差异的角度出发，认为正是基于实力的考量，造成明朝采取相比元、清更为谨慎的施政策略。在这个问题上，马啸在《明朝与蒙藏地区政治互动模式初探》（《研究》2008年第2期）中做了政策的对比研究，认为明朝对藏区的政治安抚模式作用要好于蒙古地区武力冲突模式。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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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一世，明王朝往往根据情况的变化，调节治藏策略。在《明中后期乌思藏朝贡使进京朝贡改道原因探析》（《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中，喜富裕从贡道角度分析明王朝在解决危机时灵活而富有成效的治藏政策。对于从明王朝实力出发去研究治藏策略也有学者提出不同观点，张屹的《明朝治藏政策成因述要》（《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文认为，明代统治者之所以主观上追求温和的策略，与当时程朱理学占主导地位、藏区教派林立的现实有关，并非明朝国力强弱所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也有学者对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进行了研究。星全成的《元明清中央政府治藏失误及其对藏区社会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4期）一文认为，明代分而治之政策实际是人为制造地方冲突，并对明代采取民族歧视政策、忽视藏区区域安全、藏区官员无法得到有效监管等七个方面进行论述，指出了其治藏政策的失误所在。邓前程、邹建达在《“缘俗立教，加意诸羌”——明朝一项重要治藏治策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认为，过分扩大藏传佛教的作用，虽然有利于地区稳定，但也形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另外，对于地方的组织制度的研究，罗广武、何宗英的《地方史通述》（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引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历史，成果颇具意义。《元、明、清时期地方“政教联合”制度探微》（《黑龙江史志》2011年总第246期）一文的作者秦红利从政教合一的定义出发，认为政教联合的说法更符合出元明清时期地区的现实状况。
二）对安多、康区的研究
在对安多、康区的研究方面，近五年来仍然集中于土司和都司卫所的研究。在2009年出版的《任乃强藏学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09年版）中，总结了任先生在西康地区深入研究的成果，对研究明代多康地区藏族史提供了宝贵的史地资料。洲塔、乔高才让的《甘肃藏族通史》（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对甘肃藏区做了基本概述。书中对甘肃藏区的情况如明廷政策、藏传佛教发展、蒙古入甘肃藏区等史实做了具体的叙述。贾霄锋在所著《藏区土司制度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从土司的渊源出发，详细叙述了土司形成、发展、到衰落的历史过程。书中指出，藏区土司制度的本质是“传统治边思想在封建时代的终极体现”。根呷翁姆在《浅谈甘孜藏区的政教联盟制度》（《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一文中，对甘孜地方体制进行了探索，认为甘孜藏区所采取的“政教联盟”土司制度与地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存在一定的差异。王晓霞在《明清对湟水流域土司的管理方略概述》（《青海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中提到，明代通过对湟水地区土司的有效管理，使其成为抵御蒙古、管理西部藏区的重要依靠力量。对此，陈亮的《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文章也认为，李、鲁为代表的西北土司在抵御蒙古管理，稳定边疆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明初在藏区设立行都武卫，实现了论文联盟藏区稳固。王建敏在《明初藏区行都武卫设置述略》（《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3期）一文中，对行都武卫的设置和作用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政策为明代之后分封众建政策的实施提供了条件。在行都卫所的治理上，沙勇的《明朝对洮州卫的经济管理》（《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文章提出，明朝对洮州卫的经营，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当地民族经济交流。针对明代在安多、康区所制定的土流参治政策，贾霄锋在《明清时期藏区土司地区政治体制模式研究——以土流参治为核心》（《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2期）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明代以都司卫所为中心的土流参治，在土司势力较强的西南藏区，大多难以真正贯彻实施。与此同时，在僧官制度研究方面，张治东的《明代藏区僧官制度探究》（《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认为，僧官制度对藏区稳定起了很大的作用。转贴于论文联盟
二、经济研究
一）茶马互市
茶马互市问题一直是明代藏族经济研究的热点。肖文清、武沐的《明代河州、岷州、洮州茶马贸易研究》（《青海民族研究》2009年4期）一文，从经济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论述茶马贸易的意义。王晓燕的《历史上官营茶马贸易对汉藏关系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文章则从农耕经济文化和农牧经济文化交流的角度出发，研究茶马贸易对汉藏经济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所起的作用。在茶马互市的交易中，明廷一度颁布榷茶法来管理茶马贸易，以此实现对藏区的经济控制。在这个研究领域中，邓前程在《论明代“以茶驭番”的立法与实践》（《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茶法是以经济手段实现对藏区的控制，弥补了政治、军事手段的不足。魏志静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茶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中论述了茶法对保障明王朝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巨大作用。明中后期，官营茶马互市开始衰退，王平平在《浅议明代官营茶马互市衰亡的原因》（《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中就原因做了分析，认为茶马互市最终走向衰亡的根源在于是明政府利益协调和分配上存在问题。伴随着官方茶马互市的衰退，民间茶马互市随之兴起。王连连、王平平在《明代民营茶马互市探析》（《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民间经济做了研究，提出民间茶马经济虽对官方茶马互市存在一定的冲击，但还是对藏区经济改善起到了推动作用。茶马贸易不仅加强了明廷对藏区的管理，而且藏区经济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李新贵、王亚勇的《论明清时期民族政策的变化对湟水流域市场格局的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从地区市场形成出发，研究茶马互市经济模式与湟水地区市场形成的关系，并认为，这种经济模式影响了该地区的市场分布。为研究藏区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宋家乐的《述论川藏茶马古道的门户——邛崃》（《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四川邛崃的研究，分析茶马古道形成的原因及对当地的影响。就茶马古道领域，王丽萍、秦树才在《论历史上滇藏茶马古道文化交融及其发展途径》（《学术探索》2010年第4期）一文中也做了相关的研究，他们在茶马古道经济交流促进民族文化交流上做了具体的阐述。
二）贡赐贸易
明期地区的朝贡贸易，政治意义往往起主导作用，因此，朝贡贸易被评价为“相对分裂的地方政教首领需要中原王朝的册封来取得合法的身份和地位”[3]。邓前程的《藏区僧俗首领朝贡与明朝对藏问题辨析》（《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一文从朝贡性质出发，驳斥了西方一些别有用心学者的错误论点。论证了明朝中央政府对于拥有无可争辩的。其次，在经济方面的作用，张向耀在《从朝贡看明朝汉藏交流》（《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中认为，朝贡经济促进了藏区经济繁荣，加强了与内地的联系，有利于巩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吴明娣的《明代丝绸对藏区的输入及其影响》（《中国藏学》2007年第1期）一文，从艺术领域出发，以贡赐贸易时内地输入藏区的论文联盟大量丝绸对藏族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的影响做了一定的探索。针对明朝中后期日益普遍的“诡名冒贡”问题，喜富裕在《关于明朝成化年间“洮岷寺僧诡名冒贡”问题探讨》（《研究》2011年第4期）一文中认为，“诡名冒贡”这种现象不仅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更是涉及僧俗首领和卫所官员复杂利益的社会问题。此外，在川、青、甘地区的贡赐活动也有相应的研究成果，格桑卓玛、陈改玲在《明代甘南藏区贡赐贸易述论》（《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一文中提出，甘南地区频繁的贡赐贸易加强了明廷对该地的控制，促进了当地经济进步。胡巧竞在《论明朝的藏区宗教政策对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中提到了中央贡市政策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他认为明代的贡市政策对甘孜地区寺院经济、商品经济、农牧经济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另外，相比较茶马互市与贡赐贸易的官方垄断经济模式，长期以来研究相对薄弱的藏区民间贸易问题转贴于论文联盟
也有进展。.陈崇凯的《地方经济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对明代藏族社会农牧业、手工业、建筑业、商业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了经济与中原经济、北方游牧经济的区别。在滇藏民间贸易上，周智生在《历史上的滇藏民间商贸交流及其发展机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中谈到滇藏民间贸易在明代活跃发展的表现，认为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为滇藏民间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三、宗教研究
宗教领域主要集中于研究以格鲁派为代表的藏传佛教。相比较其他教派注重修道和心理感受，15世纪初兴起的格鲁派的首要特点是“擅长理论争辩和哲学”[4]。因此，在格鲁派宗喀巴中观论研究方面，程瑜的《宗喀巴中观思想探析》（《天府新论》2008年第6期）、朱连增的《自性与无自性之间——宗喀巴宗教哲学思想透视》（《研究》2010年第4期）、周天策、龙计兵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初探》（《学术探讨》2010年第4期）以及徐东明的《论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及其影响》（《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等四篇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中观论的内涵及其对格鲁派教法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李学竹在其文章《四津谷孝道及其<宗喀巴的中观思想>》（《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中，对日本佛学家四津谷孝道出版的《宗喀巴的中观思想》（大藏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进行了相关介绍。从而管中窥豹，了解了近年来海外藏学界对明代藏族史的研究近况。陈楠在《藏史新考》（中央民族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一书中，对从吐蕃时期到清末的藏族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考述，特别是在明代藏族史的藏传佛教领域有细致的研究。与此同时，江晓乐在《格鲁派初兴阶段与中央政权的关系》（《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中论述了宗喀巴改革后中央与藏传佛教格鲁派之间的联系。
在安多、康区藏传佛教的研究上，李文君在《试论明代西海“流虏”对藏传佛教的护持》（《青海民族研究》2007年第1期）中，研究了游走于蒙古和青海湖地区蒙古游牧部落迎佛、护佛的过程。蒲文成在《东科尔活佛系统与藏传佛教格鲁派北渐蒙古地区》（《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一文中，对青海藏区格鲁派历辈东科尔活佛传教蒙古的状况进行了研究，认为蒙古族信仰格鲁派与东科尔历辈活佛的传教活动密不可分。王开队的博士论文《康区藏传佛教历史地理研究》（暨南大学2009年）及其《试论15至18世纪格鲁派在康区的势力扩展——以寺院为中心》（《中国藏学》2010年第论文联盟4期）两篇文章，在对明代康区藏传佛教各教派的发展进行探索的基础上，又以寺院为据点对格鲁派在康区发展进行了研究。
明朝皇帝往往基于政治上的考量推崇藏传佛教。才让的《明宣宗与藏传佛教关系考述》（《中国藏学》2007年第3期）和《明武宗信奉藏传佛教史实考述》（《研究》2007年第2期）两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明宣宗和武宗推崇藏传佛教的史实，作者认为，明宣宗继承洪武、永乐的一贯国策，支持藏传佛教的发展有利于汉藏文化交流。不过由于武宗宠信藏传佛教，导致士大夫阶层的抵触，致使藏传佛教卷入明廷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在嘉靖登基后受到打压。赵改萍在其博士论文《元明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及影响》（四川大学2007年）中也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北京、南京、五台山等内地的发展情况，以及对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转贴于论文联盟
在西方传教士早期入藏的问题研究上，在2010年出版的《柳?祺藏学文集》(上下册)（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版）中，总结了柳?祺先生生前的大部分发表以及尚未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对研究明代藏族史，特别是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上大有裨益。刘锦涛、张箭的《明清时期传教士入藏传教述评》（《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一文针对17世纪早期西方传教士在藏区的活动进行了探究，对其在的传教行为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传教士来华“虽然有其不可超越的时代背景，但是侵略并不是传教本身不是侵略，而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四、文化研究与考释
一）文化研究
以《红史》、《青史》、《贤者喜宴》、《米拉日巴传》等脍炙人口的藏族文史作品出现为标志，藏族文化在元、明时期有很大的发展。亦有藏族学者认为“与佛教后弘的初期相比，帕竹政权统治的时期可算是文化发展的最好的时期”[5]。杨茂森的《论元明时期的藏族文化》（《艺术研究》2007年第1期）一文总结了元明时期是藏族文化发展的特点，分析原因并进行了探讨。朱普选在《明代青海藏传佛教文化发展的政策背景》（《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一文中，从明朝对青海藏区的分封、设立僧纲司以及藏传佛教寺院兴起三个方面进行了探究，认为青海藏传佛教的发展与明朝中央的支持密不可分。
明代在青海藏区设立行都卫所，伴随着大量的驻军，许多内地移民也迁徙而至。先巴的《明代卫所制度与青海高原屯寨文化的形成》（《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文章，就明代内地汉族迁徙至青海所形成特有的屯寨文化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作为当地汉族文化标志的的屯寨文化，在青海藏区与藏传佛教文化共同发展，促进了青海藏区民族文化的交流。杜常顺、郭凤霞的《明代“西番诸卫”与河湟洮岷边地社会》（《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4期）一文，也就移民对当地社会变化的问题做了探讨。在艺术方面，杨鸿姣在《明代藏传佛教八吉祥纹样在汉地的传播及其风格演变》（《艺术研究》2008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的八吉祥图形具有很强的时代性，从明早期的“典雅自然”到中期“轻盈柔美”再到后期“规整雅丽”，体现了藏族文化多样化的特点。
在康藏文化研究领域，郎维伟的《藏传佛教与康藏文化的关系》（《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文章认为，康藏文化虽然与藏传佛教关系密切，但仍然不可以混为一谈。以此阐述了康藏文化的特点。贾霄锋、王希隆在《明清时期土司制度与藏区少数民族的文化变迁——以嘉绒藏区文化变迁为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7年第2期）一文中，以土司制度对藏区影响为线索，探究了嘉绒藏区民族文化形态的变迁。同样对嘉绒藏区进行研究的邹立波，在《从土司封号看嘉绒藏族土司与宗教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中。对嘉绒土司封号的演变进行了研究，认为嘉绒藏区土司封号的宗教性日益淡泊，与明清两朝施藏政策的演变有关。
二）考释
长期以来，由于明代藏族史研究部分囿于史料有限，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因此对原始资料的整理与考证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明代藏族史考证成果丰富，这些成果对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洲塔、何威在《河州土司何锁南考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河州土司何索南及其家族做了详实论文联盟的考证。马顺平的《明代陕西行都司及其卫所建置考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8年第4期）一文对陕西行都司所下辖卫所的设置背景及过程进行了考证。郭红、靳润成所著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对明代藏区都司卫所研究上有较细致的考证。陈楠的《明代地方政教体制及职官制度考述》（《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一文，以《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为线索，根据藏文史籍对明代政教官名及司职作了详尽了考述。与此同时，在《蒙藏关系确立及藏传佛教传入蒙古地区史事考述》（《古代文明》2008年第4期）一文中，陈楠还考述了藏传佛教传播的相关史实。武沐在《明代吐蕃十八族考》（《研究》2010年第2期）一文中对在明代时期活跃于甘青川地区的吐蕃大族进行了考证。张羽新、张双志的《明朝封赠大崇转贴于论文联盟
教寺下寺和西纳寺大喇嘛袭职圣旨释读》（《中国历史文物》2007年第2期）文章对藏传佛教寺院喇嘛袭职的圣旨进行了考释，因为文中所提的三道圣旨未载于《明史》、《明实录》等汉文文献中，所以是研究藏传佛教和明治藏政策的宝贵资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五、民族、人物、军事研究
一）民族研究
米海萍的《论明代青海多民族格局形成的原因和影响》（《青海民族研究》2008年第2期）一文认为，明代有效的统治政策是青海形成多民族格局的重要原因之一，并提出明代青海的民族关系“是中华民族统一的国家中局部地区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生动诠释。”曾现江在《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其影响》（《研究》2008年第2期）中提出，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进入康区不仅对当地造成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之后蒙古和硕特部征服康区奠定了基础。陈立明的《门巴族、路巴族的历史发展与当代社会变迁》（《中国藏学》2010年第2期）一文提到明代噶举派在珞渝传教的相关史实，认为藏传佛教对珞巴族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郝相松的《明代河、湟、岷、洮地区的藏族分布》（《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一文总结了河、湟、岷、洮藏族特点，同时对该地藏族族群分布做了详细考述。杨作山在《明代回藏民族杂居格局的形成述论》（《宁夏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一文中认为，随着明后期蒙古族、回族陆续进入青、川、滇藏区，改变了当地的民族格局。周智生的《明代纳西族移民与滇藏川毗连区的经济开发——兼析纳藏民族间的包容共生发展机理》（《思想战线》2011年第6期）一文，从明代纳西族迁徙至川、滇藏区出发，论证了以藏传佛教为纽带实现了藏族与纳西族的文化认同，有利于川、滇藏区的发展。鄂崇荣在《明代以来青海草场冲突纠纷及解决路径述略》（《青海民族研究》2010年第3期）中认为，明代以来的草场问题以及解决方案对当今社会民族问题的解决无疑是具有借鉴意义。
二）人物研究
曾国庆在《论固始汗在青藏高原上的历史作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5期）中概述了固始汗之生平，认为他在统一青藏高原、规范地方吏治、兴办寺院、发展经济方面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黄全毅的《固始汗对稳定的贡献》（《重庆与世界》2011年第4期）一文，从对藏稳定角度阐述了固始汗的贡论文联盟献。张发贤在《论固始汗进军之谋略》（《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中从军事角度出发，对固始汗在祖国统一方面所起的历史推动作用分析，认为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杰出了政治家和军事家。
陈改玲的《侯显使藏简论》（《青海师专学报》(教育科学)2007年第6期）一文就明廷代表太监侯显出使的活动进行了研究，认为侯显对祖国统一、藏区经济发展、民族文化交流方面均有很大的贡献。杨士钰在《试述明代汉藏人民友好往来的信使侯显的历史功绩》（《甘肃高师学报》2009年第4期）一文中也提到侯显为汉藏民族友好做出的贡献“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李文君的《明代活动在西海的蒙古俺答汗后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一文，研究了俺答汗四子丙兔在青海一带的活动，认为其活动促使了藏传佛教对蒙古的传播。转贴于论文联盟
三）军事研究
陈庆英在《固始汗和格鲁派在统治的建立和巩固》（《中国藏学》2008年第1期）一文中，剖析了17世纪初错综复杂的矛盾以及格鲁派经历数次残酷战争最终建立甘丹颇章政权的过程，并对一些历史问题进行了考述和解释。高小强的《明朝洮州卫的军事戍防体系》（《兰州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文章对明代洮州卫防御战略进行研究，认为“土流参议制”有效的调动了士兵的积极性，对洮州地区的防卫起到了积极作用。郭凤霞在《明前期对入藏交通的经营与防护》（《青海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中认为，明前期努力兴建驿站、征剿路匪，有效确保了内地与之间的交通安全，促进了汉藏之间的民族交流。
六、小结
总体而言，近五年内，明代藏族史在研究领域和内容上取得了较大的发展，具体表现在：
第一，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的发表和出版。近五年来，关于明代藏族史研究方向共100余篇，著作出版10余部，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无论从数量或质量来看，均较之前有所突破。
第二，研究的问题广泛而深入。如治藏政策层面，从以往注重对中央政策研究到注重中央施政和藏族地区的互动。茶马贸易层面，从研究官方贸易到私茶交易，都体现了明代藏族史研究的进步。
第三，研究视野不断开阔。如在明代治藏政策的失误研究上，抑或在西方传教士入藏的问题研究上，更多的学者能够辩证的看待历史现象和人物，为藏族史的客观全面研究提供了思路，也有利于我们以史为鉴。
近五年来，明代藏族史研究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主要表现在：
研究史料相对局限。汉文史料方面大多局限于《明史》《明实录》，大量地方州志、县志、族谱、文集、笔记、寺院文献等资料在运用、整理和研究上均略显匮乏。
在研究方法上，大部分著论文联盟作多以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加之史料局限，因此研究领域相对狭窄。对此，可适当引入计量史学等西方历史学研究方法，或采取跨学科的交叉研究，以期提高研究的广度与精度。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9
关键词：散居民族；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C95-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11)10-0064-06
一、散居民族的概念、概况研究
散居民族的概念和概况是散居民族研究的基础。敖俊德提出散居少数民族包括：一是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少数民族；二是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但不是实行区域自治的少数民族。所称散居民族包括建立民族乡的少数民族。〔1〕裴瑛对此持有不同观点，其认为建立民族乡的民族不应该属于“散居”，而应该属于“聚居”，是聚居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情况。“民族区域自治”不同于“民族自治地方”，换言之，民族区域自治包括民族自治地方（这是主要部分）和民族乡（居于次要地位的部分）。民族乡与自治地方的差别在于该地区少数民族行使当家作利的范围、规模、程度上的差别，是“量差”而非“质差”（自治与不自治的区别）。〔2〕于衍学提出散杂居少数民族有关理论与政策的研究是做好散杂居少数民族工作的基础，并就散居少数民族、杂居民族、散杂居民族概念及其提法进行简要的讨论和梳理。散居民族是指某一民族的成员以分散居住的状态零星分布在另一民族人员数量占有优势的区域的民族，认为民族乡属于“散居”范畴。〔3〕黄凤祥、谭传位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指出，我国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为2900多万，占少数民族总人口的32%。其中，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内的有700多万，居住在民族自治地方以外的有2200多万，分别占散杂居少数民族总人口的24%和76%。从民族成分来看，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中，包括我国55种少数民族成分。从地域分布来看，散杂居少数民族人口遍及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台、港、澳未统计)以及全国97%的县、市，但相对集中在西南、东北以及中间的连接带上。散杂居少数民族的特点是人口分散，居住环境较差，经济文化发展滞后，民族关系复杂而敏感，且影响速度快，影响范围广。〔4〕
二、有关散居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研究
散居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研究是在梳理我国各个层面的政策法规中有关散居少数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分析政策法规的主要着眼点和立法原则，提出加强保障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制建设的重大意义和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存在的问题，倡导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互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体系，旨在切实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
沈林、李志荣系统梳理“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性规章”中关于散杂居民族权利的规定，收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颁布的涉及散杂居民族权益保障的政策法规。〔5〕袁仲由指出散居少数民族立法工作与其他立法相比，在立法原则上，既有共性，又有特殊性。在共性方面主要是坚持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保证我国的法制的统一。特殊性要求散居民族立法应突出三点：第一，要突出民族特点。第二，要突出重点。一是要切实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二是帮助散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三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第三，要突出热点。〔6〕徐曼通过分析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意义，指出我国散居少数民族立法的基本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应形成以《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为基本法、国务院行政法规和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相互配套的散居少数民族立法体系，加强对散居少数民族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宣传教育工作。〔7〕陆平辉在将散居民族分为城市散居少数民族、民族乡散居少数民族和农村散居少数民族的基础上，论述了散居少数民族概况、散居少数民族权益理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法律保障理论、散居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权利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权益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权利及其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经济权益及其保障等几个方面的内容。〔8〕袁翔珠从论述完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的重要意义入手，分析了我国现行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机制，指出了其体系仍欠统一、完善、科学、系统，还存在较大缺陷与不足，特色不突出，权益保障在各个领域之间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提出完善我国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法律制度，要提高认识，制备周详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规划，将重点放在单行条例的制定上，加强以经济发展为内容的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大力加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立法的理论研究。〔9〕安绍伟从加强散居少数民族权益保障工作的客观需要出发，以司法保障为视角，从法律规定和实际需要两个方面，论证了对散居少数民族权益进行司法保障的必要性，并进一步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提出了具体的司法保障措施。〔10〕
三、散居民族工作研究
各民族在长期的发展演化过程中，出于生产、生活需要，或受诸如自然灾害、民族政策等因素的影响，很早就开始民族散居化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环境事实上对我国民族散居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散居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而且进程日益加快。作为我国民族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散居少数民族工作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散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和一切合法权益，不断增强民族团结，并扶持他们发展经济、文化等各项社会事业。
沈林、李红杰、金春子、杜宇分析了散居化是民族进程的一个重要规律，总结了我国散杂居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特点，以及我国散居民族工作的历程和成就、内容与形式，并对现实状况进行分析，对21世纪的散杂居民族工作进行展望，提出要全面彻底地保障少数民族的权利。〔11〕杨侯第认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民族地区、散杂居地区同外界和周围的经济交往日趋增多，人员流动日渐活跃。部分少数民族由于自身文化背景、风俗习惯的影响，与周围的环境相适应还需要一个过程，因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了解不够，遇到一些偶然因素，容易引起纠纷。同时，必须加强对散杂居民族工作的领导，把散杂居民族工作与聚居少数民族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尝试、改进工作方法，逐步建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灵活有效的管理机制和管理网络，使其能够及时处理所出现的问题。〔12〕黄凤祥、杜宇指出散杂居少数民族工作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散杂居少数民族的民族平等权利和一切合法权益，积极帮助散杂居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帮助民族乡发展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事业，培养、使用、选拔散杂居少数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活动，宣传民族政策和有关法律法规，健全民族工作网络。〔13〕葛忠兴收录了在全国散居民族经济工作现场经验交流会上交流的论文26篇，内容涉及少数民族经济工作的专项资金、实施帮扶工程、制定扶持政策、优化投资环境、典型示范、整合社会资源等多方面的思考和实践，对指导散居民族经济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4〕
四、民族乡研究
有关民族乡的研究是散居民族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重点主要集中在民族乡概念、性质、地位、作用、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民族乡法制建设、民族乡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
沈林的著作《中国的民族乡》从理论上阐明了民族乡的性质、地位和作用，在回顾50年民族乡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总结了民族乡工作取得的经验，同时就新形势下如何做好民族工作进行了探索，提出了政策建议，对民族乡制度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15〕除专著外，学术界的论文对民族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第一，关于民族乡概念、性质、地位和作用的研究。覃乃昌指出从民族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过程、理论及民族乡的实践看，民族乡都与一般乡有很大的区别，体现出自治的性质，属民族区域自治的乡级基层政权，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16〕沈林提出民族乡理论研究的内容包括民族乡产生、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民族乡的本质、内容和形式；民族乡的地位、作用和特点以及制定民族乡的政策、法律法规制度。同时还分析了撤乡并镇等民族乡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以及民族乡的法制建设问题。〔17〕颜勇认为民族乡自治性质的确定，并根据其特点使之成为民族区域自治中不同于现有三级民族自治地方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使杂居区的少数民族也能依据其作为乡一级自治地方的实际，享受少数民族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的核心自治权。他还提出为避免混淆，在实际工作中更加名正言顺，并同民族乡自治的本质相吻合，使用自治乡代替民族乡更加妥当、确切。〔18〕金炳镐从民族乡建立以及发展民族乡性质、地位和作用及保障等方面，探讨有关民族乡以及建设的几个理论问题。〔19〕
第二，关于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晏路深入分析民族乡工作面临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民族乡发展不平衡，贫困面仍较大，民族乡生产生活基础设施落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人口素质低，民族乡的特殊政策、优惠政策贯彻落实难，加之民族乡的撤并与建镇，现行的有关民族乡的法律法规有些条款过时或失效，分税制后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不健全，使民族乡工作在新时期面临新挑战。为此，必须大力提高对民族乡工作重要性的认识，继续落实和完善对民族乡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强民族乡的法制建设，提高民族乡干部素质，发挥干部在民族乡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带头作用，以市场为导向，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将有助于民族乡经济社会全面发展。〔20〕肖宪清指出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有些地方的贫困差距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大，形成了当今我国区域经济的极贫地带。因此，加快散居民族乡的经济发展，应切实加强领导，促进协调发展，解放思想，更新观念，改善投资环境，搞好资源开发，发展民族教育，实施可持续发展。〔21〕
第三，关于民族乡法制建设的研究。朱玉福指出在民族乡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宪法、法律和民族乡行政法规以及辖有民族乡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县市有关民族乡的地方性法规、政策性文件，为民族乡的社会经济发展、稳定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起到了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初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乡法律法规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民族乡法制建设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国家和地方必须加强和完善民族乡的法制建设，法律法规赋予民族镇以民族乡同样的法律地位，是民族乡小城镇建设的必然要求和发展途径。〔22〕王培英指出为进一步发挥民族乡在加强民族团结、保障少数民族平等权利、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的作用，为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应当正确认识民族乡的性质和法律地位，进而制定民族乡法，以确保民族乡的法律地位。〔23〕
第四，关于民族乡与民族区域自治关系的研究。杨剑波指出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的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同时，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各民族基本是“大杂居，小聚居”分布，以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三级行政区域建立的自治地方，仍然不可能保障相当部分散杂居少数民族当家作主，自己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等权益，因此在少数民族聚居的乡镇一级行政区域又设立了民族乡，作为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24〕曹新富提出民族乡与一般乡有很大的区别，体现出自治性质，属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乡级基层政权，但民族乡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的范畴，它属于少数民族杂居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看，只能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补充形式，这就是民族乡在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的地位。〔25〕唐智指出我国的民族乡制度是为解决散杂居少数民族问题而建立的特殊政治制度，它有别于为解决民族聚居地区问题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对于将民族乡误作民族自治地方的现象需做一深刻分析，防止谬种继续流传。〔26〕卢贵子指出从现实状况看，民族乡与民族自治地方在其职能、职权上的区别是明显的。他认为民族乡实际上是自治的一种形式，一种自治单位，是属于民族区域自治范畴的。民族乡具有一般乡和自治地方两重性，而更多的是具有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属性，是具有民族区域自治性质的基层政权。〔27〕
五、城市民族工作研究
城市民族工作是散居民族研究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其研究重点集中在城市民族工作、城市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城市民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等方面。
沈林、张继焦等的《中国城市民族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系统总结了我国50年城市民族工作经验，从都市人类学视角论述了城市与人和社会、城市与民族和民族问题、中国城市化与城市多民族化过程，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对象、城市民族工作的内容、城市民族工作的方法及城市民族工作的问题、发展趋势进行了理论分析，并提出了政策建议。〔28〕除专著外，学术论文主要集中在：
第一，有关城市民族工作的研究。李华权通过对城市民族工作的地位、特点、功能等方面的认识和思考，从理论上阐述城市民族工作在当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和作用力，以及依法做好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9〕邓行对城市民族工作的概念、对象、范围、内容作了界定，并结合实地调查，分析了新时期南方城市民族关系和城市民族工作的现状，阐述了新时期南方城市民族工作的重心。同时提出我国城市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行业，收入整体偏低、住房和医疗条件差。因此，解决城市少数民族的就业问题、保障城市少数民族的发展权是当前城市民族工作的主线，并就此提出了对策建议。〔30〕牟本理在接受李士杰的访谈中提到，城市少数民族人口迅速增长，城市的民族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少数民族散居化趋势明显，民族意识逐渐增强。因此，解决生活在城市的少数民族的实际困难，首先要加强对城市民族工作的领导；要进一步加强法制建设，依法协调城市民族关系，同时尽快建立城市处置涉及民族因素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机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教育事业，切实解决城市少数民族面临的困难和问题；继续推动民族工作进社区，使民族工作基层化、社会化。〔31〕聂健全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城市中少数民族人口的迅速增加，城市民族工作在全国民族工作中的地位就越来越显得重要。因此，正确认识城市民族工作的现状和特点，明确城市民族工作的任务，发挥城市的特殊作用，才能有的放矢地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带动边远地区经济的发展，促进少数民族各项事业的发展。〔32〕
第二，有关城市民族人口流动和城市民族关系的研究。范生姣指出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民族问题日益增多，城市民族工作面临新的挑战。例如城市少数民族经济文化发展滞后于当地汉族，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增多带来的新问题，不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和引发的冲突，城市少数民族意识增强而引发的民族关系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措施。这对做好新时期的城市民族工作、维护城市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33〕冯正春、黄友亮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非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同胞不断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潮，在城市定居下来，成为城市居民中新的群体，非民族地区的城市民族工作，也因此成为摆在民族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34〕
第三，有关城市民族的政策法规和权益保障的研究。毛公宁指出城市化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重要阶段，大批少数民族进入城市，但由于民族之间的差异和发展方面的差距仍长期存在，新问题、新情况的出现是城市发展、民族发展中的必然现象。提高对城市和散杂居民族工作的重视程度，加强城市民族工作的立法工作，应把过去由政策调整转到以法律、法规调整上来。赵佐贤表示城市民族工作的改善还需要国家政策的支持。自治县撤县建市后，可否继续享受自治县待遇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民族关系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还有民族地区资源开发补偿问题、环境保护补偿问题等，都需要认真研究，提出解决办法。高永久提出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少数民族人口流动，以本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为主要内容的民族意识逐渐增强，突出地表现为以本民族的现状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与汉族对比的现象，更加注重对各项合法权益的维护。〔35〕
第四，城市民族对现代化进程的适应研究。王希恩表示少数民族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各类矛盾和纠纷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现有的城市环境不利于少数民族的融入；二是少数民族自身对于既有城市环境的不适应。前者涉及现代城市建设的模式问题，后者涉及少数民族城市化中的素质准备问题。因此，要建立一定数量的与少数民族传统相衔接的现代经济形式和产业结构；建设和完善能够表达少数民族意愿的政治形式和民间途径；建设和完善能够满足多民族文化需求的社会机制和相应场所；营造宽松的有助于民族团结和谐的社会氛围；凸现城市建筑布局和外观上的民族文化特色。少数民族和其他群体一样，城市化的准备实际上就是为适应城市生活状态的知识、技能、文明素养、心理的准备。〔35〕
六、结论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第一，有关散居民族的研究，近20年来呈现上升趋势，2000年后的研究成果明显多于20世纪90年代，并且有一些研究成果发表在部级或者民族学的核心期刊上，显示研究成果在国内民族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有关的研究成果大体上分为专著、学术论文、讲话稿汇编、文件汇编等形式，反映出学术界和有关政府部门对散居民族的关注，尽管在一些问题的观点上仍存分歧，但总体上使研究得到了更深和更广的推进。第二，现有研究成果关注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散居民族的概念分析、权益保障、散居民族工作、民族乡的概念、法制建设、经济发展、与区域自治的关系、城市民族工作、城市民族关系、城市民族流动人口、城市民族对现代化的适应问题，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民族乡和城市散居少数民族。第三，与其重要性相比，散居民族是国内外民族学、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研究相对薄弱的环节。从当前已有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出，相对于关注较多的研究领域和地区，目前对散居民族的研究较少关注的领域是散居民族地区的教育、医疗、卫生、人才建设、干部培养、、政策完善等方面的问题，极少关注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的村委会、村民小组的民族工作。
散居民族工作主要包括:民族乡工作，城市民族工作，除民族自治地方外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的村委会、村民小组工作。参见《加快脱贫发展步伐力推兴边富民行动――云南“十一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新布局》，载《今日民族》2006年第2期。
而以上这些缺少研究的领域，与当前散居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及和谐社会建设息息相关。有些在聚居地区或经济条件、基础设施较好的民族地区实施的教育政策，在发展滞后的散居民族地区往往导致辍学率的上升；一些散居民族乡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摸索的医疗方案在新医改的背景下艰难不前；散居民族地区人才队伍建设和干部培养困难重重，而实际的民族工作中又呼唤既有现代管理知识又能与本土情况相结合的当地少数民族干部能不断成长；一些散居民族村寨由于缺乏开展民族文化活动的场地和经费，国外基督教势力乘虚而入，占据了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领地；由于散居民族分布散、类型多、发展不平衡、热点难点问题多，而现有散居民族政策存在亟须调整、修订、补充、完善，很多散居民族，尤其是居住在非自治地方农村的广大散居少数民族，其民族权益至今没有得到国家民族政策和法律的保障，不仅使其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拉大，更导致其成为民族问题多发的地区。以上问题将伴随着散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应当被不断地被纳入到学者和民族工作部门的调查和研究当中。第四，随着散居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散居民族地区的民族认同问题，城市化进程过程中散居民族身份转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医疗、社保、就业、文化建设、心理健康问题以及经济发展路径的转型将成为新的关注重点。第五，对散居民族研究而言，当前的研究或采用以资料文献分析为主的宏观分析方法，或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乡、村，深入地进行实地调查，把通过实地调查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与各地区的相关统计数据结合起来，来对不同类型散居少数民族的权益状况进行深入分析。在进行实地调查和访谈为主的调研中，由于散居少数民族与聚居少数民族存在很大区别，不仅人口基数大，民族成分众多，人口居住分散，特别是不同类型的散居少数民族情况差异巨大，在选取样本资料进行以点代面的分析时，往往很难全面反映散居民族地区的情况。因此，要深入和全面地对散居民族进行研究，不仅需要严谨的治学态度、丰富的研究资料，还需要不断有学者加入到该领域的研究当中，为散居民族研究提供更丰富、翔实、多样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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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viewoftheResearchonChina'sethnicpeoplesinDiasporaovertheRecenttwentyYears
wanGJun
(instituteofethnicLiterature,YunnanacademyofSocialSciences,Kunming,650034,Yunnan,China）
abstract:ethnicpeoplesindiaspora,incontrasttothoselivinginacompactcommunity,arethosewhoinhabitoutsidetheethnicautonomousregionorthosewholiveintheethnicautonomousregionbutdonotpracticeregionalautonomyintheregion.theaffairconcerningethnicpeoplesindiasporaisanintegralpartofthatconcerningallethnicpeoplesinChina.overthepasttwentyyears,theacademyhaspublishedabundantresearchfindingsontheethnicpeoplesindiaspora,coveringdifferentaspectsfromthedefinitionandgeneralsituationofthesepeoples,totherelevantpoliciesandprotectionsofrightsandinterestsinfavorofthesepeoples,andtothemanagementofethnicaffairsinbothruralandurbanareas.inactuality,practicalexperienceshavebeenaccumulatedinethnicaffairs,whichwillhelptopromotetheprogressoftheethnicpeoplesindiasporaalongthewayofequalityandunity.
Keywords:theethnicpeoplesindiaspora;research;review
收稿日期:2011-04-25
民族经济学论文篇10
关键词：社区；社区建设；相互嵌入式；民族地区
abstract：Chinaissocialistcountryofunificationandmulti-nationalities，whoseiscommonwishofthepeopleofallourethnicgroupsistostrengthensolidarityamongethnicgroupsandmaintainnationalunityandsocialstability.therearegeographicalsizeandabundantresourcesinminorityarea.itisimportan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thatto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ethniccommunityforpromotingsocialistconstruction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andthecommonprosperityofourvariousnationalities.onthebasisoftheseniors’research，thepaperexplainssomeconceptssuchascommunity，communitybuilding，raceregionandembeddednesscommunity.peoplecanrealizetheconstructionofethniccommunitybyresearchingonsometheories，whichwouldgiveussomevaluereference.
Keywords：community；communitybuilding；embedednesscommunity；raceregion
中图分类号：C95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8-04（9）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各民族的人口流动越来越普遍，不同民族成员在一个城市一个社区中生活已经成为常态。各民族在共同工作和生活中，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嵌入式居住的社会结构格局，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互相交叉居住”的团结、和睦、尊重、包容、理解、帮助的局面，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结构。
众所周知，社会结构作为社会学的核心概念，是指社会中成员组成方式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稳定模式。拥有与目标相匹配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是多民族国家建设的必要条件，只关注民族政策本身而忽视政策运行的社会结构将造成资源的浪费，导致事倍功半。而在相关政策方面，发挥《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地区的政策优势民族区域自治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仅能保证少数民族在自己的聚居区内实现当家作主的权利，也能实现国家统一和中华民族的团结。
2014年9月28日召开的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全面分析我国民族工作面临的国内外新的形势，会上，强调“要从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推动建立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要把侧重点放在社区，旨在建设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以及和谐的社区环境，保证各民族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坚决杜绝歧视或变相歧视少数民族群众、伤害民族感情的言行，让少数民族群众被城市更好的接纳，更好地融入城市。我国是统一的社会主义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丰富，地域辽阔，加强社区建设，促进民族融合，是关系到国家长期稳定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大课题。全面梳理国内外有关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研究的成果，总结学术思想，对促进我国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创新管理模式，构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新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1相互嵌入式社区概念的演进
“社区”（community）概念最早是由德国社会学家斐迪南q滕尼斯（Ferdinandtonnies，1887）在其著作《社区与社会》中提出的，本意是共同体。在他看来，人类共同生活的表现形式区分为两种：社区与社会。社区中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基于情感、传统等某种自然意愿，社区内的居民拥有强烈的认同感、情感主义和对社区内其他成员的全面了解；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则具有陌生、反感、不信任等属性。简言之，社区是一种建立在亲密的，不分你我的私人关系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社会是一种建立在目的、利益、契约及以此为条件的人们保持一定距离基础上的社会共同体。[1]英国社会学家麦基文（mcKeeman，1917）在其著作《社会》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滕尼斯的观点，标志着社区“区域”论时代的开始。麦基文指出：“说到社区，我意指任何共同生活的区域：村庄、城镇或地区、国家，甚至更广大的区域。”[2]由此可见，麦基文已经将区域的概念纳入社区中。美国社会学家帕克（R.e.park，1921）和布尔吉斯（e.w.Burgess，1921）言简意赅地提出“社”就是人群，“区”就是地区、空间、环境，社区就是人们及其活动与地区环境的空间组合关系。[3]以美国社会学家桑德斯（irwint.Sanders，1958）出版的《社区论》为标志，“社区”界定进入“综合”论时代。桑德斯对社区的研究主要采用社会体系论、社会冲突论和行动场域论三种模式对社区进行分析，扩展了社区的概念和功能。美国社会学家希乐里（HillerLane）在搜集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指出社区具有区域性、与社会相互作用以及成员间的持续性联系等三个属性。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首次把“社区”概念引入中国。费孝通更加强调社区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方法论意义，他认为：“以全盘社会结构的格式作为研究对象，这对象并不能是概然性的，必须是具体的社区，因为联系着各个社会制度的是人们的生活，人们的生活有时空的坐落，这就是社区。费孝通（1985）其著作《社会学概论》中将社区定义为：“是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聚集在某一地域里形成一个在生活上相互关联的大集体。”[4]孙立平（2001）指出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变迁，社区越来越具有本土化的特点，逐渐从具有精神和情感内涵的“社会类型”演变为以文化为核心且具有地域内涵的“地域性社会”，同时，在社会实践下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2000年以后社区研究进一步深化，伴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国内学者更加强调社区的行政或者政治功能。例如，杨敏（2006）指出中国社区是一个具有明确政治边界的政治空间，社区更多地作为国家治理的基层单位而出现[5]。
“相互嵌入”本是结构工程学术语，意指不同部件之间的相互咬合，相互依赖而成一个整体。后来这一术语逐渐应用于经济社会学、新公共管理等学科。polany（1944）在《大变革》（theGreattransform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美国社会学家格兰若维特（Granovetter，1985）将“嵌入”进一步细化，用于分析经济活动如何嵌入到社会关系网络中，成为社会资本理论的基本概念。[6]美国新公共管理学者埃文斯（evans，1995）提出“嵌入式自治”包括国家嵌入和地方反嵌两个方面，指国家和地方紧密相互影响的互嵌关系。[7]国内学者在不同领域也涉及“互嵌”概念，张军、王邦虎（2010）用互嵌形容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关系；[8]陈波、张伟华（2010）用“互嵌”描绘贫富差距与社会冲突之间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渗透的关系。[9]
综上，“互嵌”主要形容不同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一种结构关系。“民族社区”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社区，根据民族数量及相关文化特征，可以分为单一民族社区和多民族社区。单一民族社区是指由某一个民族构成的社区，多民族社区则是由多个民族构成的社区，[10]从人类的社会属性来讲更倾向于群居的社会生活，更加注重社会交往与情感交流，正是由于社会交往和情感交流的需要，促使人们更加倾向于选择与自己文化背景相同或地域相近的一起生活，这也是现代化进程中多民族社区增多的重要原因。（2014）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从国家战略层面把相互嵌入式社区纳入整体考量，这种“民族互嵌”不仅仅是不同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空间关系，更多的是不同民族之间形成交往自由、相互包容的精神关系。由此，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是指由两个以上（包括两个）民族共同居住并形成空间相错的同一区域内的共同体，这一共同体中的具有不同民族身份的成员之间形成自由交往交流并相互包容的关系。[11]
2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相关理论研究的演进
依据对上述相互嵌入式社区概念演进过程的梳理，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可以看作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各个要素之间只有相互交织，协调配合才能促使整个系统持续健康发展。社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相互交织的集合体，因此，相互嵌入式社区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相互交织产生的，它的理论和实践都离不开多学科的相互交融。国内的社区建设研究是伴随着国内城市社区建设在全国的推进而兴起的，早期主要体现为社区服务研究，后来统称为社区建设研究，主要包括社区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居民自治、社区服务、居民参与以及社区建设的标准和评估研究等方面。社区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政治改革形势下，进一步增强社区的功能和权力，从而使之能够顺利承接来自政府、单位和企业的社会职能转移，从未来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格局来看，伴随社会职能的下移，社区作为自治组织的身份将进一步确认，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将进一步强化，社区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将为民族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指导。
2.1民族地区社区建设理论
2.1.1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
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创立的，是研究民族和民族问题的一般规律、解决民族问题的途径、方式、方法的科学，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民族融合”和“民族平等”是研究、解决民族问题所秉持的原则。民族融合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民族团结和稳定的基础，对促进社会稳定、和谐有积极意义。金炳（2010）总结民族融合大致包括这样两种意思：一种是指一些民族在长期交往过程中相互吸收对方的文化，逐渐生成新的特征和认同，最终形成另外一种民族的现象和过程。另外一种是指作为历史过程的民族的消亡。[12]“民族平等”是指各个民族在社会生活和交往联系的过程中，处于同等的地位，享有同等的权力，是指不同民族在社会生活的地位、待遇、权力以及利益的平等。民族平等是马克思主义民族问题理论的重要原则，也是处理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国策，其目的在于反对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核心是保障不同民族同等地位和权力。熊锡元（1989）认为马克思关于民族平等理论最基本的两个观点一是要实现平等必然要消灭阶级，实现社会主义；二是重要的不是在形式和法律上宣布民族平等，还必须实现事实上的平等。[13]王铁志（2000）通过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族平等问题进行研究认为我国的民族平等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在“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之间做出“结果平等”的选择[14]。
人文区位理论芝加哥学派的人文区位理论是在分析社区区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代表人物伯吉斯（e.w.Burgess，1964）、麦肯齐（R.D.mckenzie，1968）帕克（Roberte.park，1987），他们致力于推动城市社会学研究，在《人文社区：城市和人文区位学》中提出了人文区位学的研究视野，研究者们提出的假设是，人类社区的演进遵循一定的规律，同时将人际互动分为“生态互动”和“社会互动”两种形式，并且把社区比作生物圈，认为社区能够像生物圈一样存在、扩展、繁荣和衰落，从在区位过程的视角解读社区的空间秩序是通过优势、隔离、非人情化竞争和演替等自然过程才得以显现，空间的组织结构被非人情化的经济竞争在总体上支配着，组织的微观结构则受文化因素和社会价值观的认同等因素的影响。霍伊特（H.Hoyt）、哈里斯（C.D.Harris）和厄尔曼（e.L.Ullman）则分别提出了各阶层的空间分布模型，将以竞争为基础的区位过程理论加以具体化和模式化。
2.1.3社区权力理论
在关于社区权力理论研究中，精英控制模式论和多元权力模式论占主流地位。最早对社区权力进行研究的林德（RoberandHelenLynd，1929）夫妇提出了著名的精英控制模式的观点，即社区的运作，实际上是由一个单一的权力结构支配的；亨特（F.Hunter，1959）运用“声望研究法”提出社区的权力结构是一个多层次的权力结构，社区最重要的决策是由少数处于声望评价较高的权力控制者做出的；梅塞尔（J.meisel，1960）用“三C”阐述了精英的核心要素：意识（consciousness）、凝聚力（coherence）和共谋（conspiracy）。多元权力模式论的代表人物戴尔（R.Dahl，1961）认为，社区的权力不是由极少数人或者一个小群体控制的，而是分散在多个团体或个人的集合体中，各个群体都有自己的权力中心。多元权力结构能够运转的原因在于资源分配和实际利用的不平等性。他重点关注权利的分布，并提出了球状结构、集中式结构和多个权力竞争式结构三种权力结构。[15]
2.1.4社区社会关系理论
在社区发展过程中，关于社区居民归属感、成员共同感情等研究，形成了社区失落论、社区继存论和社会网络理论。以沃斯（L.wirth，1934）为代表的提出的社区失落论认为按照滕尼斯的社区―社会二分法，传统社区的居民邻里之间的密切关系已逐渐在现代城市中消失，刘易斯（o.Lewis，1938）和甘斯（H.Gans，1938）指出社区差别不仅仅是人口密度等因素导致的，而更多的原因来自于社会歧视以及种族歧视，相较于沃斯的观点，我们把这种观点称之为“社区继存论”；许多学者从新的网络的角度来分析和回答城市社区问题，重点研究人们之间的联系，把社区从邻里地域的限制中解脱出来，基于此，社会网络理论又被称之为“社区解放论”。
2.1.5社会体系理论
社会体系理论即社会系统理论，它将社会体系理论应用于社区研究，把社区看做集中于某一区域而相对稳定的相互作用的体系，作为个人、群体、机构之间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网络来分析。社会体系理论应用于社区建设时，其前提条件是：社区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作用，同时，社区是一份互动的体系，且具有调试功能或适应变迁的能力；其表现为把社区视为交往互动的场地和大社会的次体系，与此同时，分析研究社区的纵向格局和横向格局。美国学者萨顿和柯拉渣提出的交往场地理论，他们将社区看作交往场地，强调社会要素而非自然要素，研究以社区为基础的交往体系；沃伦的社区副体系，是将社区视为大社会的副体系，主张社区是社会的映像。
2.1.6社区冲突理论
社区冲突理论的基本假设是社区是一些人聚集在一起以追求各自利益的地方，冲突不仅是固有的，而且还是社区发展有用的部分，冲突是社会中现有不平等产生的必然结果，是剧烈社会变迁的前奏。最早用冲突理论来研究社区的是美国学者J.S.科尔曼（J.S.Coleman，1957），他将社区冲突的根源归结为经济争端、政治争端以及价值观的冲突；继科尔曼之后，美国学者w.a.葛木森将冲突分为积怨的冲突和常规的冲突；而桑德斯把社区权力结构的研究也置于社区冲突之中，他认为，对立的关系、不同的权力分配以及社区居民某种激烈的情绪是社区冲突的三个要素，同时，他还将社区冲突和社区变迁联系起来。
2.1.7社区发展理论
1915年，美国社会学家F.法林顿在《社区发展：将小城镇建成更加适宜生活和经营的地方》书中，首先使用了社区发展这一概念。社区发展是有计划地推动社区变迁的方式，其特征是社会工作者以及其他专业人士、政府、民间组织和社区居民共同参与。社区发展的定义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社区发展实践的早期，更倾向于把社区发展视为一种运动或者工作方案，后来将社区发展视为一种为了达到一定目标，组织和教育社区成员积极参与和改善社区生活，从而促进社区进步的一种工作方法。闫琳（2011）在通过对参与式发展、内源式发展以及社区发展进行比较，综合得出社区发展理论的内涵是微观层面上的行动深化与宏观层面上精神表达两者的统一。[16]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社区发展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社区建设的主体也不尽相同，由此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社区发展理论，是不同历史阶段的时代产物，但各个阶段的社区发展理论是一脉相承的，是在弘扬，批判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形成的难以割舍的关系，这些理论的传承性、象征性、创新性是在不同情境下的文明成果，梳理这些理论成果及特点，无疑可以帮助我们在新时代背景下使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拥有强大的理论支撑，为我国多民族地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提供实践基础。
2.2嵌入式理论
“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是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polanyi（1944）、white（1984）、Zukin（1990）、Dimaggio（1990）、Granovet-ter（1992）、Uzzi（2004）、Hagedoorn（2014）[17]等诸多学者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在经济社会学、联盟的网络理论、组织与战略、社会资本、网络与组织、市场渠道、创业、组织适应等领域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对嵌入性展开了系统研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最早提出“嵌入式”理论的当属polanyi，他在1944年出版的《大变革》（theGreattransformation）一书中首次提出“嵌入性”概念，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在他看来，“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的制度之中，将非经济的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18]他认为：互惠、再分配和交换这3种经济活动形式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嵌入形态不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polany后来修正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去嵌入观点”，认为市场经济同样嵌入在社会和文化结构当中。“嵌入性”理论对后来的经济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要理解市场问题、克服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约束就必须深入研究人和组织所处的社会关系。Granovetter（1985）重新对“嵌入性”进行了新的阐述，指出，“我们研究的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一个严重的误解[19]”。他在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经济行动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把嵌入性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20]。从上述最早两个研究的观点来看，polany和Granovetter对嵌入式的概念界定存在差异，polany认为经济活动是一个制度化的过程，Granovetter则认为这一社会过程应该被视为人际互动，这种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是组织从事交易的基础，也是决定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在Granovetter嵌入性研究的基础上，Zukin和Dimaggio对该概念进行了拓展，提出嵌入性分为4种类型：1）结构嵌入性；2）认知嵌入性；3）文化嵌入性；4）政治嵌入性。Johannisson（2002）和pasillas（2002）把社会嵌入分为实体（substantive）嵌入和系统（systemic）嵌入。[21]实体嵌入代表了嵌入的内容，而系统嵌入代表了经济活动的社会嵌入结构。Burt（1982）在网络分析模型中提出了两种分析方法：关系分析法和位置分析法。同时，他提出，重新构架嵌入性概念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的研究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市场交易是理性的、非人格化的、独立的，尽管这种假设在理论研究中有助于简化研究过程，但是实际上客观世界的经济运行规律、组织选择和个体行为并不是按照既定假设运行的，所以嵌入性理论对经济学和社会学的传统观点的修正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Sjostrand（1992）认为实体嵌入意味着交换的起源和基础不仅是计算的，而且还是意识形态的或本质上的，系统嵌入指的是联系经济主体与处于更大空间（如地区集群）中的主体间的整体关系结构。20世纪90年代末，在Granovetter、Barber、Uz-zi的研究的推动下，嵌入性理论迅速发展，并从新经济社会学领域逐步向外拓展，区域经济、产业集群、战略管理、组织理论、创新理论研究很快借鉴了该理论的研究成果。[22]
长时期以来，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主要观点就是：在前工业化社会，经济行为深深地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受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随着现代化的发展，经济行为变得越来越自主。这种观点将经济视为工业社会中一个独立的、与其他领域日渐分离的领域，经济交换行为不再以交易的社会和亲缘义务来定义，而是以个人利益的理性计算来定义。有些进一步的讨论甚至认为，现代情况与传统的情况是相反的：不是经济生活沉浸在社会关系之中，而是这些关系变成了市场的附庸现象。
从以上对社区建设相关理论与方法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尽管研究者由于所处的时代、关注的重点、使用的方法，以及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不尽相同，但这些社区建设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我们更深入的认识了解中国民族社区，尤其是为更快更好的推动我国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对实现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3国内外有关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理论的研究动态
国外对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诞生了较为丰富的理论成果，并已建立起较为完整、严密的学术体系，对民族社区建设问题的关注达到了较为系统化、科学化、规范化的水平。大多数国家对民族社区的研究作为该国制定民族政策的依据和出发点，而政策层面的需要也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民族社区的研究领域，因此，民族社区建设已上升到所在国国家利益层面的高度。反观国内，从研究民族社区建设至今，已取得了显著的成就，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现有文献来看，我国国内关于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内容日益丰富，二是研究地域不断增多，三是研究视角走向多元化，四是研究方法持续更新。
3.1国外研究现状
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指出“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行为中的”[23]。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首次把嵌入性（embeddedness）的概念引入社会学领域，进而从社会结构中细化了嵌入性理论，他指出，社会关系制约社会组织及其行为，不能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而应重点研究“嵌入”的过程，即经济行为是如何嵌入人们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并强调了信任这一要素在社会组织从事交易过程中的作用。[24]20世纪90年代开始，学界逐渐把嵌入性理论从经济社会学领域引向社会组织、创新领域等，不少学者开始对嵌入性理论进行拓展性研究和应用，但是在民族社区建设方面的拓展仍比较欠缺。国外对多民族（族群）社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社会学中的“社区”理论。关于社区的定义，至今已有140多种。安德森（Benedictanderson，1983）用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探讨民族主义产生的原因，从民族感情和文化根源的角度提出了“想象共同体”，他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25]安德鲁.克拉克（andreClark，2007）认为社区首先是地域上的联系，进而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最后发展成为以人为中心的相互联系的社会网状结构，同时他强调了科技在民族社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26]anja.Rudiger，Sarah.Spencer（2003）指出在欧洲的多数国家，民族社区强调同种文化和一系列价值观的同化作用，以及通过公民参与获得一种社会归属感，社区中的民族融合不仅仅是简单的互惠活动，更涉及包括经济、社会和文化在内的各种因素。[27]从国外关于民族社区的概念研究可窥探，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关于民族社区的概念也不断丰富和发展，越来越具有时代意义。对民族社区研究的视角也日益多样。（muller，1980）和怀特（white，1984）等人从社区分类的角度对美国和西欧的社区进行了研究；迪尔凯姆（Durkheim，1893）、刘易斯（Lewis，1954）、甘斯（Gans，1965）、费舍尔（Fischer，1977）等古典社会学者，则侧重研究社会变迁对社区发展的影响；林德夫妇（RobertandHelenLynd，1929）、达尔（Dahl，1961）、邦金和奥尔森（Bonjean&olsen，1964）、吉尔耐（Gellner，1988）等人，通过剖析社区权力结构，对社区进行了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上，爱德华.米格尔（edwardmiguel，2002）通过实证主义的方法，对比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民族建设和公共物品等情况，得出在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地区，特别是在非洲，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实施民族建设改革会改善社会分化，要将民族建设提上政府的政策议程；[28]巴特.布里姆（BartBream，2013）通过社区网络的案例分析设计社区实验，描述社区结构，深入了解社区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障碍，为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奠定基础。此外，在关注民族社区的同时，也考虑贫困、性别等因素对多民族社区建设产生的影响。Bemis（2009）研究了爱尔兰的贫困地区多民族社区建设，Bemis通过定量的方式研究证明当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种族歧视，机会平等，人格平等的社区中时，人们会更积极地融入到社会活动中来，进而从社会活动中实现自我价值；加拿大学者elicChan（2013）以加拿大的亚洲人为研究对象，对同性恋社区和民族社区做了比较，得出研究对象中的亚洲人，在所在的民族社区中，感觉没有被接受和认同，社会地位有待提升。
3.2国内研究现状
在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的理念，立即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不同学者，对“民族互嵌式社区”的概念有不同的理解。穆宏权（2014）提出民族互嵌式社区是由相对稳定的两个或多个民族，通过行政干预或经济引导，使之相互嵌合与包容，最终形成利益和情感的共同体；[29]张会龙（2015）等学者通过深入研究，认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是由空间（地域）、人口（民族）、关系（成熟度）等基本要素构成的概念；[30]郝亚明（2015）指出“相互”体现多向性、主体性以及平等性，而“嵌入”则是一种全新的多民族社会结构建构模式，目的为了营造更好的民族团结。[31]从概念中可以看出，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强调的是拥有不同民族文化的民族成员之间，通过长期的社会交往和文化交流，实现文化的多元共存和相互融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民族社区建设的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相互嵌入式社区等基本概念，研究内容日益丰富。周竞红（2001）、李筱文（2005）等主要对社区少数民族人口基本情况进行研究，主要包括人口构成、特点、风俗文化、社会与民族关系等[32][33]；陶斯文（2004）、周大鸣（2012）等对多民族社区的民族工作内容、面临的困难和改善路径进行剖析，同时探讨多民族参与问题；[34][35]高永久（2006）、刘墉（2006）、单菲菲（2007）、徐合平（2008）、谭春鑫（2008）等针对多民族社区少数民族人口权益保障进行研究；[36][37][38][39]孙士连（2009）、蒋连生（2010）、杨西（2011）等深入分析了多民族社区治理模式，从多民族社区的建设、治理、探索和实践等方面了解目前多民族社区的治理模式。[40][41]民族社区建设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和发展，有利于形成我国独特的民族社区理论，从而指导我国多民族社区建设的实践。从研究地域来看，从市到省再到地区，从国内到国外，范围不断扩大。吴良平、龙开义、贺梦娇、马自强（2015）对石河子市的公共文化与嵌入式社会结构构建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42]魏文艳、韩芳、陈玉（2015）等对乌鲁木齐市保障性住房和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特点和发展现状进行调查；[43]朱新林（2010）对社区服务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作了阐述；潘久燕、杨明洪（2003）针对四川省民族地区传统型发展方式进行评价，同时对跨越式发展内涵进行剖析；[44]王文棣（2010）对河西走廊的民族社区协调发展进行研究；[45]高永新、张杰（2014）对西北地区城市化进程中的民族社区以及社区民族关系进行研究，促进了西北地区社区民族关系进一步深化；[46]张会龙（2015）对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等地区的民族杂居政策进行了比较研究，为我国民族社区建设提供借鉴和指导。[47]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研究内容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使得是研究视角不断朝着多元化的趋势发展，学者从不同视角对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与探索。吴良平（2014）等学者通过典型调查法用提名阐释的测量工具对新疆各民族间的交际网络结构嵌入度进行测量，从公共文化的角度提出公共文化建设是弥合社会结构张力的现实路径，为构建嵌入式社会结构提供文化动力；[48]张会龙（2015）从民族政治学的角度，在深入总结美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混合型民族社区建设经验总结的基础上，提出我国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构想。[49]在实证研究方面，夏君（2015）等学者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二师37团为例，从空间、基础设施、产业、旅游服务以及生态建设等层面对小镇嵌入式发展进行研究；[50]姜禾（2015）以和田和谐新村相互嵌入式社区的实践探索为切入点，窥探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对促进新疆社会和谐、长治久安的重要价值；[51]张樱，朱世超（2016）通过对以长沙市芙蓉区内少数民族散居社区管理现状和服务工作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探讨建设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的路径；[52]在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过程中，人口结构、民族、宗教、暴、民生等问题相互交织，魏文艳（2014）、吴良平（2015）、张朝霞（2016）指出像语言、居住、族际通等嵌入举措实施的阻力较大，缺乏法律和政策方面的支持，流动人口比例大，多元文化造成的文化差异等成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张力。[53]民族社区建设研究方法持续更新，从单一的定性研究到定性与定量的结合，从侧重理论研究到侧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冯雪红（2015）等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四个方面构建了宁夏生态移民地区民族关系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民族关系模糊评价模型。[54]总之，要建设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除了要改善基础设施外，更要广泛吸引居民参与，激发群众参与的热情，把文化嵌入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形成各民族团结与融合的形势。朱新林（2010）从转变政府职能的角度，嵌入式社区建设要加大政府政策扶持力度和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同时广泛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实现社区共治，[55]董立人（2014）强调思想认同嵌入、结构优化嵌入以及各民族文化相互嵌入，[56]王巧玲（2015）侧重国家顶层设计，通过行政助推的方式，同时加强法律制度和教育的投入，[57]张会龙（2015）认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要与新型城镇化建设、国家和社区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三者紧密结合，[58]闵彦平（2016）概括建设嵌入式社区要以日常生活、学习环境、文体活动以及招工等方面为切入点。
4国内外研究述评
通过对国内外关于相互嵌入式民族社区建设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虽然国内外对社区的研究较早，理论研究脉络逐渐清晰，研究领域不断扩宽，学科合作日益增多，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存在诸多不足：一是针对民族社区建设特别是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研究并不多见，尤其是我国关于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基础概念没有统一的界定，各个学科融合的趋势不强，研究方法不科学，研究内容不成体系，研究范围狭窄。二是在嵌入式社会管理方面的研究理论突破很少，嵌入式研究框架更多地应用于分析公司在网络中所处位置与其经济绩效之间的关系，用于社会结构的分析很少，更没有对民族地区嵌入式社会结构的研究。三是对民族地区现有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研究不足，同时对民族地区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的实证研究少之又少。因此，为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建设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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