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的起源篇1
【关键词】资源配置市场政府
一、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意义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这从根本上解除了传统思想的束缚，即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志，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1993年召开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虽然只是两字之差，但充分说明了党中央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和理解上了新台阶，这种认识的提高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1、有利于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走过了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城镇化道路，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基本上是“高投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模式，这种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比如：过度消耗资源、环境污染严重，投资消费比例失衡，产业结构不合理，自主创新能力不够强大，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等。1995年召开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就提出，实现奋斗目标的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第一个转变已经基本完成，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是粗放型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由于干部考核过于追求GDp，使得各地领导干部过分追求速度，着急上项目、铺摊子搞投资，加剧了产能过剩和重复投资。因此使市场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而是由政府直接干预投资和资源配置，这违背了市场规律。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出，使得今后作为全面深化改革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改革的过程中会深化相关方面的改革，利用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追求资源配置最优效应和经济效益达到最大化，及时进行优胜劣汰，淘汰落后产能和落后技术，不断创造新的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从而加快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2、有利于推进转变政府职能，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
当前，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没有进行科学的界定，使得政府治理和市场功能的边界不清晰，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是政府主导型经济，政府在行使职能上存在越位、缺位和不到位的问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说要撇开政府的宏观调控，而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引导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优势，与政府宏观调控相结合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对于市场配置资源的重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作出了很高评价，其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这当然不是资产阶级的阶级能耐，而是市场经济的功劳。”目前政府及其部门仍然管了许多不该管、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比如：政府及其部门行政许可和审批事项仍然过多，政企不分的问题比较突出，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还在直接干预企业的微观经济活动，甚至包办代替企业的招商引资和投资决策，造成政府职能错位、越位、不到位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不但阻碍了市场主体创业、创新活力，而且没有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和提供公共服务的作用，导致社会管理效率和公共服务供给受到影响，使政府成为这方面矛盾的聚焦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表明我国更进一步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这可以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力。与此同时，《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政府要简政放权，优化政府结构，转变政府职能，在微观方面要弱化要退出，在社会管理和服务方面要强化要到位。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有利于政府把重点转到加强市场监管、增强公共服务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上来，也有利于铲除滋生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的土壤。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是抑制和现象的治本之策，是建设高效廉洁的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
3、有利于打破行政垄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遇到的最大问题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运行的直接干预过多，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的活力和效率因此而受到了影响。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干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容易造成行政垄断和寻租腐败，从而影响了平等的市场准入和产权保护、公平的竞争条件和营商环境，而这恰恰是市场主体焕发生机活力的根本保证。阻碍民间投资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依然存在。政府控制重大项目的审批权，这就是为什么各地办事处屡禁不止以及“跑部钱进”和企业不找市场找市长等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因为政府手中掌握了土地、资本、能源等资源要素的控制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使得这些要素价格不是通过供求关系来决定，从而形成价格扭曲。政府主导的投资项目，不仅会有形象工程之嫌，还有可能会带来债务风险。再比如，在一些公用事业和社会事业领域存在明显的或变相的行政垄断。这样不仅妨碍了企业的积极性和活力，企业不再是想着如何进行技术创新和积极生产，而是想着如何与握有权力的领导搞好关系，而且往往会造成社会不公，造成腐败泛滥，造成人们的价值观扭曲，甚至可能引起社会动荡。我们必须把凡是能由市场形成的价格都交给市场，通过市场价格来配置资源。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提出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等等一系列改革举措，能从根本上打破行政垄断，同时也会抑制寻租腐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二、如何实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我国1992年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六大提出“更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是重大的理论创新，表明我国更加重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我们必须遵循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条规律，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1、必须健全现代产权保护制度
健全现代产权保护制度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根本前提。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产权清晰是市场机制和市场交易能够有效运转的前提。产权不清晰，就不会存在交换关系和供求关系，也就不会产生市场机制，当然更谈不上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了达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目的，就必须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保证各类财产、资源、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使效率达到最优。
2、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保障。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将市场比作看不见的手，政府则是看得见的手。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对微观经济领域干预过多，而在宏观经济领域的作用发挥不够。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市场作用的提法由“基础性作用”升级到“决定性作用”，这充分说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对市场资源配置重大作用的认识都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今后，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将得到充分发挥，经济的活力、效率也将因此而得到大幅提升。同时，政府将会大幅度减少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取消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更好地发挥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作用，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
3、必须完善现代市场体系
完善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基础。这不仅说明了建立现代市场体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重要性，而且也为现代市场体系的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这可以从两方面来着手，一方面，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着力消除市场壁垒。必须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明确政府定价范围，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和经费分配、评价成果机制。总之，要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4、必须创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对外开放与国内改革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是我国成功经验之一。对外开放不仅使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大力推进经济发展，而且也为国内改革提供了市场经济发展的经验，为促进改革提供了动力，注入了活力。开放型经济的主要特征是：要素、商品与服务在不同国家之间自由流动，从而实现全球范围内的最优资源配置和最高经济效率。为了适应今后全球经济的发展，我们必须创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一方面，要放开投资准入，建立统一、公平、透明的投资准入体制，使微观主体获得更大的自主投资权限，使政府部门从项目审批向反垄断和安全审查等宏观管理职能转变。另一方面，要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自由贸易区建设已经成为我国新时期对外开放的新战略。第一，自贸区可营造进出口增长的良好环境，为我国进出口增长提供制度性保障，还将提高我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和话语权。第二，自贸区可打造新的进出口增长点。自贸区可以降低出口成本，增强出口竞争力，提高出口利润，从而成为出口新的增长点。第三，自贸区有助于减少贸易争端和规避技术壁垒。这是因为自贸伙伴都承认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而且可减少和化解贸易摩擦，另外自贸协定还有助于规避技术壁垒。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2
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15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是一个重大理论命题，又是一个重大实践命题。科学认识这一命题，准确把握其内涵，对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总书记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发挥市场和政府作用的重要性，更是市场与政府关系认识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当前，从我国实际出发，应加深理解、特别强调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能够更准确坚定地反映市场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是对市场作用认识的深化、飞跃和提升，具体体现在：一是一般规律。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相对于人们的需求而言，资源总是表现出相对的稀缺性，这就要求人们对有限的、相对稀缺的社会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以最少的资源耗费生产出最多的产品和劳务。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从良好的愿望出发，主要依靠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方式，带来效率低下等诸多问题。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人民利益和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日新月异的科技创新，优化资源配置，就必须利用市场信号、价格机制、竞争机制和价值规律，采取市场配置方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增强市场主体的内生动力，倒逼市场主体去进行科技创新，改善经营管理，节约能源资源，从而促进资源不断优化配置，技术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二是主导地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求市场在所有微观经济领域全面发挥作用，所有要素市场流动、交换、交易都由“看不见的手”完全决定，“看得见的手”完全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依靠市场机制能够较好配置资源，并且不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的，都要交给市场，政府和社会组织都不要干预。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根据市场价格信号，通过技术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努力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降低成本，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优胜劣汰，从而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三是改革方向。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体现了中央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决心。当前深化改革，必须面对仍然存在的各种有形无形的妨碍着生产要素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的制度壁垒、利益固化的藩篱，一些政府部门通过不断扩权，通过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管制，严重压抑了市场主体活力和成长空间，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对市场的替代，导致信号失真、资源流动方向失调和效率低下。必须进一步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实现新突破。四是检验标准。市场是最好的老师。我们制订的各项法律、法规、政策、制度，要坚持把市场的认可、市场效果作为检验标准。政府作用的发挥，要以市场效果为前提，为评价标准。同样地，我们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等各项改革，都要把是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作为检验标准。要根据积极稳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要求，积极推进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换。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也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否定、忽视、取消而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关键是要明确政府职能。《决定》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具体来说包括：一是加强宏观调控，保持宏观经济稳定运行，防止大起大落。二是制定基本规则。三是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政府应该是裁判员而不是运动员。四是做好公共服务，提供公共产品。五是完善社会治理，加强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和全面进步。六是保护生态环境。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重要作用，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必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加强二者的有机协调和配合。一是把握辩证关系。市场和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都具有重要作用，两者不可偏废，既要防止出现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的倾向，又要防止只讲市场化、忽视政府作用的倾向。经济发展既要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同时又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因为市场解决不了所有问题，市场既需要政府为市场提供规则和环境，又需要政府为市场上的弱势群体提供必要保障，转型期还需要政府为经济健康发展提供有效的引导和推动。唯有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有效顺利地发展。成思危说，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一定要互相配合才能起到“1+1>2”的结果，如果互相较劲，市场会丧失效率，政府的公信力也会受影响。二是划分职能边界。市场作用与政府作用的职责不同，在资源配置方面应坚持市场作用，在公共产品提供方面应坚持政府作用；在效率方面应坚持市场作用，在公平方面应坚持政府作用；在微观经济领域应主要坚持市场作用，在宏观经济领域应主要坚持政府作用。三是互相协调补充。市场配置资源方面有其固有的缺陷，存在“市场失灵”。市场无法解决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保护等不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共产品，靠市场机制是难以解决的。政府要完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等，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市场调节的分配功能在于促进提高效率，但完全由市场自发地进行分配又会造成收入高低悬殊，甚至出现两极分化。而这些，都需要通过政府的作用加以解决。政府应培育有利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创建有利于经济稳定增长的市场条件。政府要强化规范市场秩序和市场监管，规范中介组织的发展，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完善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相结合的市场监管体系，健全产品质量监管机制，严厉打击制假贩假、商业欺诈等违法行为，维护和健全市场秩序。总之，正确发挥政府的职能和作用，才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作者单位：湖北省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办公室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3
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讨论经久不衰。从古典经济学到凯恩斯主义，从西方到中国，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始终是个不断摸索的问题，有关认识也在不断变化和丰富。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中最为基础的问题。一方面，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由市场来配置资源，效率会更高，即使暂时出现错配，也能够得到纠正；另一方面，市场也是有缺陷的，其自身运行具有一定的波动性，需要进行必要的政府干预。问题的关键是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从中国35年的改革开放实践来看，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每一次重大突破和进步，都伴随着生产力的新一轮释放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市场”二字，根据“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的表述，对经济手段的利用，对经济规律的重视，给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改革面临重大抉择的历史关头，1992年春天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谈话，“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断，让“市场”不再被看成是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魔咒；党的十四大作出了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表明中央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中国从此走进了创造世界经济奇迹的新时代，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20年后的今天，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经济的辉煌成就尽管已经举世公认，但也应当承认，在理论和实践上，或多或少还残留着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对政府的作用期待过大。比如，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尤其是在今年第二季度出现经济增长低于市场预期之时，总有声音叫嚷着让政府出台刺激政策，西方一些国家也出于各种原因“期待”中国政府出手刺激经济；再比如，有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到土地等资源的分配和市场准入领域等。如果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总是闲不住，那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无法很好地发挥作用，也就无法通过互补，共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现在产能过剩严重的钢铁、水泥、造船等，都是政府关照较多的行业，而市场化程度高的轻纺、家电等行业产能过剩并不严重。
党的十明确指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党的十以来的一年中，政府简政放权，加快转变职能，凡是市场能够做到的，就尽量让市场去做，只有市场做不了、做不好的，才由政府来做，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越来越显现。比如，今年上半年国家实行新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后，调价进一步透明，频率亦较以往加快。一年来，我们沉着应对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了稳中有进，创新宏观经济管理手段、大力给市场松绑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对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出了全新表述，提出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改动，触及的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深层次的问题。“决定性”，意味着尽管其他力量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但决定者不是别的，只有“市场”。这一重大理论突破表明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破除制度藩篱的坚定决心，也勾勒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那就是坚持市场化道路。
可以想见，围绕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条主线，基本经济制度、市场体系、政府职能、财税金融、土地制度、生态文明等方面的所有改革，就都有了原则和标尺，将会在“看不见的手”的推动下波澜壮阔地展开。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4
一、市场由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的转变
研究我国改革开放的轨迹可以发现，每一次重大改革都是市场经济理论取得重大突破以后产生的，改革的方向都是调整和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我国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突破性理论，经过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直到2013年的十的不断发展，一直是指导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表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对市场作用的新定位将成为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处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新指南。
1.市场的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有什么区别？
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重大突破，预示着我国的经济体制将迎来新的重大改革。这里的关键是明确“基础性”作用和“决定性”作用的内涵区别。
首先，在原来的市场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定义中，实际上存在两个层次的调节，即国家调节市场，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市场在这里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而现在提的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意味着不再存在两个层次的调节，市场不再是在政府调节下发挥调节作用，而是自主地起决定性作用。
其次，原来的基础性作用定义是通过国家调控市场来实现宏观经济和政府目标，市场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时，政府所调控的不是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机制，而是调控影响宏观经济稳定的价格总水平、就业总水平和利率总水平，等等，政府是在没有干预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前提下，对其产生的宏观结果进行调控。
第三，在基础性作用定义中，政府需要预先调控市场，并时时调控市场；而在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时，宏观调控是在反映宏观经济的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超过上限或下限时才进行，这就给市场作用在宏观经济领域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2.为什么由基础性上升到决定性？
国家宏观调控市场的本意，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市场调节资源配置能够贯彻社会主义的公平目标；二是贯彻宏观经济总量平衡的目标。而实际效果呢？一方面市场难以贯彻公平目标，另一方面宏观经济依然屡屡失控。再加上国家调控市场具有明显的主观性和有限理性缺陷，反而使市场调节资源配置受到各种干扰而达不到效率目标。面对这种政府失灵，与其达不到宏观调控市场目标，不如放开市场作用。
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实际上是回归到了市场经济的本义。经济学不仅研究效率目标，更为重要的是研究实现效率目标的机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还是西方经济学，共同的结论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有市场机制才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马克思对此的说明是：社会劳动时间在各个部门的有效分配的标准是每个部门耗费的劳动时间总量是社会必要劳动。其实现依赖于价值规律的充分作用，市场机制是价值规律的作用机制。“竞争，同供求比例的变动相适应的市场价格的波动，总是力图把耗费在每一种商品上的劳动的总量归结到这个标准上来”。（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214页，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西方经济学对此的说明是福利经济学的定律，即每一个竞争性经济都具有帕累托效率，每一种具有帕累托效率的资源配置都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实现。市场按效率原则竞争性地配置资源，能促使资源流向效率高的地区、部门和企业。我国经济已经过了依靠资源投入阶段，资源和环境供给不可持续问题已经非常突出，确确实实到了向效率要资源的阶段。因此，将资源配置的重任交给市场就显得更为迫切。
3.什么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靠整个市场机制的有效运行来调节的。其基本含义是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配置资源，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现实表现是市场决定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为谁生产。前提是消费者、机会均等、自由竞争、自由企业经营、资源自由流动。显然，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体制和机制会牵动一系列的改革。
所谓市场决定生产什么，是指生产什么东西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市场要起到决定作用，不仅要求生产者企业自主经营和决策，还要求消费者，消费者自由选择。生产者按消费者需求，按市场需要决定生产什么，才能真正提供社会所需要的产品。与此相应，就要取消各种政府对企业生产什么的审批。
所谓市场决定如何生产，是指企业自主决定自己的经营方式，自主决定自己的技术改进和技术选择。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生产者会选择最先进的技术，最科学的经营方式，最便宜的生产方法。竞争越是充分，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与此相应的体制安排是打破各种保护和垄断，优胜劣汰，生产者真正承担经营风险。
所谓市场决定为谁生产，是指生产成果在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分配，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市场配置的资源涉及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和自然资源。各种资源都有供求关系和相应的价格，相互之间既可能替代又可能补充。由此就提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方面：最稀缺的资源得到最节约的使用并且能增加有效供给，最丰裕的资源得到最充分的使用。这种调节目标是由各个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所形成的要素价格所调节的。要素使用者依据由市场决定的生产要素价格对投入要素进行成本和收益的比较，以最低的成本使用生产要素，要素供给者则依据要素市场价格来调整自己的供给。与此相应的体制安排是各种要素都进入市场，各种要素的价格都在市场上形成，并能准确地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稀缺性，调节要素的供求。
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突出的是市场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不仅表现为市场自主地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向，同时也表现为市场调节信号即市场价格也是自主地在市场上形成，不受政府的不当干预。关于价格在市场上形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有过明确的规定：价格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上形成，才能形成准确反映市场供求的价格体系，才能反映价值规律的要求。当年马克思就指出，市场上“不承认任何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39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因此，政府就没有必要再直接定价。改革以来，竞争性领域价格基本上已经放开，由市场定价。现在需要进一步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垄断性领域的价格改革。经济学的一般理论都指出，垄断严重削弱市场的活力，从而降低资源配置的效率。垄断价格、垄断收入以及垄断部门的服务质量问题，本质上都是体制问题。根据政府规制理论，自然垄断部门不是所有环节都需要政府规制，其中作为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的前向和后向环节都可以作为竞争性环节，其价格应该在市场上形成。政府定价范围就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不进行不当干预。这样，市场价格信号就更为准确，市场调节范围就更为广泛。而且，市场价格形成不只是指商品价格，还涉及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体系。按照上述市场要求作为市场调节信号的价格、利率和汇率都应该在市场上形成，反映市场对各种要素的供求关系。
显然，为了保证资源配置的效率，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首要方面是通过自身的改革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
二、完善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
市场是以包含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和市场规则的市场机制来决定资源配置的。显然，市场配置资源是否有效，前提是市场机制是否完善。
根据新古典经济学的界定，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要以完全市场为基础。完全市场的标准就是经典的阿罗―德布鲁模型假设的：对于任何商品，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自然状态下（任何风险状态）都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大量的追逐利润（或价值）最大化的厂商与理性的追逐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该模型对完全市场有几个最基本的规定：各种商品都要进入市场；各个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主体（厂商和消费者）都是理性的追求最大化。（参见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第5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这就是说，经济学所认定的市场配置资源最为有效是以这种完全市场为标准的。应该说，在现实中这种完全市场并不存在，但它是建设和完善市场的参照。
现实的市场达不到完全竞争的条件。市场不完全包括竞争不完全、市场体系不完全、信息不完全。在这种不完全的市场调节下，整个经济难以达到效率。市场经济实践证明，现实的市场体系并不是完善的。非均衡市场理论指出了价格刚性、供求对价格缺乏弹性、竞争不充分会导致市场不均衡。信息不完全理论指出市场信息不完全既可能导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免费搭车、欠债不还等等机会主义行为，也可能导致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的，市场体系和市场秩序的混乱现象比此更为严重。现实中存在的市场上过度的“血拼式竞争”会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和社会的不稳定。为了保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需要着力建设和完善市场。否则，市场配置资源不会有效。
从亚当・斯密开始一直到哈耶克都是信奉自然秩序。其基本思想是，充分竞争的结果自然形成一种秩序。与此相应，建立市场秩序的基本途径是促进竞争。只要竞争是充分的，市场秩序就自然形成。现代制度经济学理论则强调，竞争要有秩序，市场秩序不完全是自我调节自我实现的。秩序不是自发形成的，需要自觉建立起竞争秩序，从而形成有秩序的竞争。这就是无形的手要在有形的秩序中指挥。这就成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重要方面。就我国现阶段来说，市场秩序建设突出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规范和保护产权。产权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任何商品只有在产权界定清楚的情况下才能进行交易。市场秩序应该建立在有效的契约制度和产权制度基础上。保护市场参与者的合法权益，从根本上说就是保护其产权。正如马克思所说，交易双方“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后果。”“他们必须承认对方是所有者。这种具有契约形式的（不管这种契约是不是用法律固定下来的）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99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显然，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前提和根本。没有所有权，也就没有契约形式的法权关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框架内建立的产权制度，必须明确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产权界定和保护是国家职能。国家不只是要保护国有资产，还要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尤其是从法律和制度上对经济主体的产权归属进行明晰的界定和产权保护。其中包括规范产权流转和交易，保障市场坚持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等。
二是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任何游戏都有规则，市场交易也不例外。建立市场规则也就是规范市场秩序，这是提高市场调节效果，降低市场运行成本的重要途径。市场机制之所以具有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在于其坚持市场公平的原则，包括权利平等、机会均等、公平交易、规则公平。在这种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企业自由进出市场，消费者自由选择，要素自由流动，交易等价交换。市场在这样的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下配置资源，就能达到效率目标。我国目前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同所有制经济的不平等待遇，非公有制经济实际上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二是存在市场垄断，相当多的属于计划经济残余下来的行政垄断，处于垄断地位的企业可以操纵市场，获得垄断收益；三是国家和地方出台的各种优惠和倾斜政策。有优惠就有歧视，政策不一视同仁，部分地区部分企业获得某种优惠和照顾，造成竞争机会不公平，由此弱化市场机制的调节效应。建设公平竞争的市场，突出需要建设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和市场化退出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这里的关键是政府对负面清单的制定要真正体现公平开放透明的要求。市场的公开透明要求建立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市场信息不完全，独享信息的一方可能垄断和操纵市场，市场交易就达不到双赢。信息的经济价值也就凸现出来。市场参与者为此需要支付信息成本获取信息。从社会来讲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来强制市场参与者披露信息，政府也要建立市场信息披露制度，为市场参与者提能过剩、技术水准、市场需求等信息，由此从社会范围降低信息成本。
三是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统一市场可以从多角度作出规定：一是从产品和要素的流动性角度，统一市场意味着在市场上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自由流动、产品和服务自由流动；二是从各类市场主体的市场地位角度，统一市场是指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地进入各类市场并平等地获取生产要素；三是从市场规则角度，各个地区的市场规则统一，各个地区市场按照统一的规则运作。我国是从自然经济直接进入计划经济，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因此，我国的统一市场一直没有形成。在改革进程中已有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改革和地区发展政策又强化了地方利益，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的市场壁垒，阻碍要素在自由流动中实现有效配置。现阶段建设统一开放的全国市场有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打破地方保护，地方政府对本地处于劣势的产业和企业保护，使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和产品因保护而不能退出市场，造成了资源配置缺乏效率，不能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二是要打破市场的行政性垄断和地区封锁，实现商品和各种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各个市场主体平等地进入各类市场交易；三是打破城乡市场分割，建设统一的城乡市场，其路径涉及提升农村市场化水平，完善农产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机制，建设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为重点的城乡要素市场。
四是完善市场体系。市场体系是资源有效配置的载体。对转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来说，具有特征性意义的是，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都要进入市场，只有在各种要素都进入市场系统并在市场上自由流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才能成为现实。各个要素市场上的供求调节各种要素的价格，从而调节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得到的报酬，才可能有效配置各种资源。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资源基本上是通过信用渠道配置的，因此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尤为重要。马克思当年在《资本论》中就明确提出市场充分竞争的必要条件是，资本有更大的活动性，更容易从一个部门和一个地点转移到另一个部门和另一个地点。这个条件的前提除了社会内部已有完全的商业自由外，“信用制度的发展已经把大量分散的可供支配的社会资本集中起来。”在现阶段完善金融市场体系，就如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指出的，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获取金融资源，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二是完善金融市场调节信号，其路径是利率市场化，使利率反映资本市场供求并调节其供求；三是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四是以金融市场作为对外开放的通道，实现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对接。
以上四个方面市场机制的完善是使市场有效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基础。而对政府来说，更好地发挥作用必然要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市场监管就是维持市场秩序，保障公平交易，从而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有效发挥决定性作用。现阶段改革市场监管体系，重点是解决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在监管过程中，政府所要遵守的规则就是，政府必须退出运动场，不当“运动员”，公正执法不吹“黑哨”。
三、政府配置公共资源要尊重市场规律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明确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不能放大到不要政府作用，也不能把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放大到决定公共资源的配置，更不能像新自由主义认为的那样不要政府。
对政府与市场的作用不能以为强市场就一定是弱政府。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不一定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以前一时期的苏南地区为例，这里既有政府的强力推动又有市场的强大作用。原因就在于，政府和市场不在同一层面发挥作用。政府强在为市场有效运行创造好环境，如法制、人文的软环境，重要基础设施的硬环境；政府强在自身财力，没有与民争利；政府强在对各级政府的全面小康和基本现代化的指标导引和考核。这种政府的强力推动实际上是支持市场充分发挥作用。因此，这里强市场的重要标志是：世界500强企业和规模型民营企业蜂拥而至高度集聚。当然，随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论被确认，这种强政府和强市场的合作方式也需要转型。
面对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凡是市场能做的，比政府做得更好的都交给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不要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全社会的资源除了进入市场的市场资源外，还有公共资源。公共资源是未明确私人所有的资源，涉及没有明确私人所有权的自然资源、政府的法律和政策资源、公共财政提供的公共性投资和消费需求等。公共资源的配置不能由市场决定，原因是公共资源配置是要满足公共需求，遵循公平原则，只能由政府决定。
根据一般的市场经济理论，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场合，需要政府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发挥作用。其中包括克服贫富两极分化，克服环境污染之类的外部性。制度经济学指出，政府（国家）作为制度变迁的重要基石，其基本功能是保护有利于效率的产权结构。宏观经济学明确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基本上是解决微观经济效益、宏观经济的总量均衡，而克服高失业和高通货膨胀之类的宏观失控，则要靠政府的宏观调控。
综合上述理论界定，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条件下，政府要更好配置公共资源，需要政府和市场有明确的边界。大致可作如下界定：市场决定不了的，如涉及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的由政府决定；市场失灵的，如公平分配和环境保护方面等由政府干预；市场解决不了的，如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由政府安排；市场调节下企业不愿意进入的，如公共性、公益性项目由政府安排。在这样一些领域政府不只是进入，而且应该充分并且强有力地发挥作用。政府配置公共资源主要是政策路径，其中包括利用收入分配政策促进社会公平；通过产业政策和负面清单引导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宏观经济运行。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仍然是硬道理。推动发展理应是政府的重要职责，但政府推动发展的质量不高。究其原因，主要就在于对各级政府的GDp考核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促使政府利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没有充分发挥甚至压制了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效率功能。现在国家明确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错误导向，同时要求取消优惠政策、大幅度减少审批项目，这就为各级政府摆脱原有发展方式的束缚，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提供了空间。在此前提下，各级政府还需要承担必要的推动发展的任务。例如，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镇化、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经济结构调整、生态和环境建设、发展开放型经济，等等。以上发展任务和克服市场失灵，都需要政府通过公共资源的配置来推动和实现。
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政府行为本身也要遵守市场秩序。政府职能的错位，政府权力的滥用都会引起市场秩序的混乱。政府超越了所应该拥有的权限，直接介入了企业的微观经营活动，可能造成企业行为机制的扭曲。政府也会失灵，、寻租、行政垄断还大量存在。除此以外，“由于政策制定者个人主观认知的困难也会造成政府的失灵。”（哈米德・豪斯赛尼：《不确定性与认证欠缺导致欠发达国家的政府失灵》，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4年第2期）针对这些问题，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基本路径是政府作用机制要同市场机制衔接，政府配置公共资源同市场配置市场资源应该结合进行。
首先，在推动发展方面，政府作用不能孤立进行，需要同市场机制结合。现阶段的经济发展突出在两个方面：一是结构调整，二是创新驱动。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调整主要依靠市场来调节。我国产业结构的突出问题是产能过剩越来越严重。市场有效配置资源的一个重要机制是优胜劣汰，只要打破地方保护，利用市场机制调节产业结构就能有效淘汰落后的和过剩的产能。但是对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经济结构的调整不能只是靠市场，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国家的产业政策来引导，尤其是前瞻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还是需要政府的引导性投资。再就创新驱动来说，市场竞争能够提供创新的压力，技术创新也需要市场导向。但市场配置的是已有资源的问题，而创新驱动需要驱动非物质资源的创新要素，需要创造新的要素，仅仅靠市场不能完全解决创新驱动问题。需要国家推动创新驱动：一是国家实施重大科学创新计划；二是国家要对技术创新与知识创新两大创新系统进行集成；三是国家要对孵化新技术提供引导性投资；四是国家要建立激励创新的体制和机制。
其次，在克服市场失灵方面，政府作用要尊重市场决定的方向。市场决定资源配置必然是资源流向高效率的地区、高效率的部门、高效率的企业。坚持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运行能够保证结果的效率，但不能保证结果的公平，由此产生的贫富分化反映市场失灵。（斯蒂格利茨在近期出版的论著中指出：“已为共知的市场经济最黑暗的一面就是大量的并且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他使得美国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的可持续受到了挑战：富人变得愈富，而其他人却面临着与美国梦不相称的困苦。”《不平等的代价》第3页，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既有效率目标又有公平目标，政府有责任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克服这种市场失灵，以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为了保证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政府贯彻公平目标的作用就是进入收入分配领域，依法规范企业初次分配行为，更多地通过再分配和主导社会保障解决公平问题。即使要协调区域发展，政府也是在不改变资源在市场决定下的流向的前提下，利用自己掌握的财政资源和公共资源按公平原则进行转移支付，或者进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发达地区企业进入不发达地区。
第三，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政府作用要尊重市场规律，利用市场机制。必须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并非都要由政府部门生产和运作，有许多方面私人部门生产和运营更有效率。政府通过向私人部门购买服务的方式可能使公共服务更为有效、更有质量。例如，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在广大的农村城镇所要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不可能都由政府包揽，也可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筹集公共资源也是这样。城市建设的资金可以由政府为主导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其中包括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
第四，在维持市场秩序方面，政府要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市场秩序必须高度重视道德规范建设，解决好市场秩序的道德基础即诚信问题。只有当交易者建立在诚信基础上，所有各种市场规范才能起作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制度性信用，即通过各种法定的和非法定的方式建立健全征信体系，通过法律手段严厉打击欺诈等失信行为；另一方面是道德性信用，即褒扬诚信、鞭挞失信，形成全社会共同遵守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这两方面相辅相成，克服机会主义行为，使诚信成为自觉的行为，也就是自觉地遵从市场秩序。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5
【关键词】有效的政府有为的市场新常态
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面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新观念、新举措，其中关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论断引人注目。《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一、政府与市场的辩证关系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的深化
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上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探索；第二阶段确定和建立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第三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大体表现为：强调政府与市场的内在统一；建立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基础性作用的宏观调控体系；赋予市场机制更大的力量，在资源配置方面从基础性作用逐步到决定性作用过渡。
党的十二大指出“正确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明确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主辅关系。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新世纪召开的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提出：“健全现代化市场体系，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开始从制度上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
在国际环境日益复杂的新环境下，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以往市场起“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只有两字之变，却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是对这会注意市场经济内涵的提升。
可以看出，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直贯穿于我国改革开放这一伟大课题，随着历史的发展进程而不断完善，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是随着经济发展历程呈现不同的状态。
二、准确把握“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
2014年5月底，说过“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要用辩证的眼光对待两者关系，厘清两者关系，对政府行为和市场功能进行科学、合理的分工，充分发挥两者作用。“两只手”都要用，要有效配合，实现“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强强联合，起到1+1>2的双赢效果，其前提即是准确理解“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一）正确认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做到“有效的市场”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就是理清在资源配置中是谁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把握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一般规律。我国仍处于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遵守市场经济的经过长期时间证明的一般规律，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总体上是遵循这一规律不断深化的，实践证明市场经济为社会主义注入蓬勃生机和活力。
其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并受到国家宏观和微观调节的。在《决定》中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可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有其适用范围的，并非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全部作用。
另外，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活力竞相迸发，还必须仅仅抓住市场的四个特征：统一、开放、竞争、有序。消除市场的条块分割，实现商品要素的自由流动；打破市场封锁，释放巨大的潜在市场规模，使社会经济生产更有效率；加快形成自主经营自主消费，要素自由流动，形成“有效的市场”。
（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做到“有为的政府”
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并不是完全排斥政府的作用，有效的市场取决于有为的政府，有为的政府重在促进有效的市场。让政府这只“有形之手”转型，更好引导“无形之手”，更好地发挥政府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的作用，做到“有形之手更有形”。
首先，为市场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争当市场维护型政府。为微观经济主体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的充分竞争、公开竞争，这取决于市场经济主体之间是否平等。政府要尽可能保证各市场经济主体自由进出，以确保要素有效回归市场化。
其次，最重要的改革就是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提出的“三张清单”即是政府简政放权的有力武器，“捆绑政府的手，放开市场的腿”是对简政放权改革最好详解，政府要拿出“权力清单”明确政府该做什么；理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如何管市场，纠正社会经济在运行中产生的问题；给出“负面清单”明确市场的主体，企业不该干什么。只有确切落实对政府的改革，瞄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才能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上推进市场化改革。
三、“新常态”背景下需要“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
如今，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过近30年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后，进入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新阶段，做到“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相结合的实践意义更为重大。面对新常态，首要在于抓住机遇，善于利用市场和政府关系。我国如今拥有广阔的城镇化空间、巨大的消费市场、突飞猛进的技术，资本、劳动力及土地潜力等等仍得到充分利用。让这些潜力源源不断地得以释放，关键在于“有效的市场”与“有为的政府”有机结合。其次，作为经济转型国家，要摒弃“市场万能”的神话，避免向“全能政府”的回归。“弱市场+强政府”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强市场+弱政府”是早期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充当“守夜人”作用的模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实行的应该是“强政府--强市场”的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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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的起源篇6
会前，人们曾急切地盼望中央尽快制订经济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十八届三中全会不负众望，出台了一个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其中提到，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让市场改革取向的经济学家兴奋不已。然而，如果我们仔细研读全面深化改革决定就会发现，这里所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实际上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笼中之鸟
在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是混合经济，即市场和政府同时存在，市场决定私人部门产品的价格和产量，政府运用财税、货币政策、市场监管等办法来调控总体经济的运行。在现代混合经济中，资源如何配置，不是政府而是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职能一般主要有三项：提高效率、增进公平、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增长。
在中国，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经济活动完全由政府控制。1978年，当中国经济走到崩溃边缘的时候，我们终于认识到：计划经济是缺乏效率的，必须改革。但当时我们提出的是“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市场是计划经济的“笼中之鸟”，作用有限。
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们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十四大明确指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里的“基础性作用”虽然比之前的“辅作用”有所进步，但市场依然要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作用。实际上，就是政府主导下、兼顾市场作用的混合经济模式。这个模式影响中国经济20年，一度被称作中国模式。其中的利弊，经济学家已有很多评说，大部分人认为弊大于利。
针对政府过度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弊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中文的语义来看，“决定性作用”比“基础性作用”更加重要，但其核心要义前后是一脉相承。所以，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还进一步强调：“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党的作用是领导作用，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呢？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样的提法看起来与其他混合经济国家的做法没什么两样。但中国对政府职能和作用的具体要求，则有很大的特色。在宏观调控方面，我们要求“健全以国家发展战略和规划为导向、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要手段的宏观调控体系。”政府“要加强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标准等制定和实施，加强市场活动监管，加强各类公共服务提供。”这就是说，我们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要在政府制订的发展战略和规划的导向下来发挥。所以，现在的“决定性作用”依然有“笼中之鸟”的影子。
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强调，“推进城镇化，既要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在创造制度环境、编制发展规划、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加强社会治理等方面的职能；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关于人口迁移问题，又规定：“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坚持自愿、分类、有序。”当我们看到这样的表述时，市场在什么样的前提下才能够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就不言而喻了。这个时候，我们再看政府整天出台的那些战略、规划等文件，而且要求全国贯彻落实，就不足为怪了，这就是中国特色。
市场主体的特色
在中国经济运行中，政府之所以要起“导向”作用，是与我国有不同于其他混合经济国家的市场主体有关。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现行的基本经济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规定：“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清楚，两种所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中国特色。但这里有个问题，非公经济发展到什么样就会影响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呢？比如，目前我国非公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60%，税收贡献超过50%，就业贡献超过80%，新增就业贡献超过90%，约有70%的技术创新、65%的国内发明专利和80%以上的新产品来自中小企业，其中95%以上是非公有制企业。显然，非公经济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公有经济，这有没有影响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呢？
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通常是靠国有资产、国有资本的运营和国企来实现。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从这段话来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只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就应该是实现了，“主体地位”不在于量的比例。
关于国有企业的功能，十八届三中全会说：“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国有资本继续控股经营的自然垄断行业，实行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根据不同行业特点实行网运分开、放开竞争性业务，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可见，中央反对行政垄断，但认为，国有资本应控股自然垄断行业，并加大公益性即提供公共服务企业的投入。这里面没有提及对竞争性领域国企改革的做法，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国企应退出竞争性领域。
市场体系的特色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必须加快形成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这个表述比较完美，但现实与这个表述还有较大距离。
一般商品的流动和价格形成在中国已经基本市场化了，甚至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的价格改革，包括利率汇率的改革也都在推进，但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还远远不够。比如，劳动力、土地、资本是三大生产要素，在当今中国，它们的流动和市场价格的形成，就极具中国特色。劳动力的生产有计划生育限制，劳动力的流动有户口限制。即使下一步的改革要部分废除户籍制度，但劳动力在大中小城市的流动也是有不同限制条件的。流动受限制，劳动力价格的市场化就会受到影响。土地在我国实行的是国有和集体所有。在实际操作中，土地的供给只有一家，即政府，而且买方购买的只是一定时间的使用权，这一点不同于土地私有制的国家。资本在经济学上是指一种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要素，例如机器、厂房等。现在规定，战略性产业是国有资本投向的重要领域，高端装备是国务院规定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高端装备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资本品，政府的解释包括航空装备、卫星及应用、轨道交通装备、海洋工程装备、智能制造装备以及能源装备等。这些资本品的制造基本都由大国企来做，民营企业难以问津。理由是制造这些资本品是国家意志，而制造这些资本品的企业很多都被称为“共和国的工业长子、脊梁”，或是政府投资的企业包括控股企业。市场在这种资源的配置中很难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考虑到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如果把创新也作为生产要素来考虑，思想市场就必须要培育和完善。我们现在把思想市场理解为意识形态问题。其实这是个误解，意识形态的对与错是信仰问题，而我们所说的思想市场是有助于科学发现、技术发明、产品创新的市场。
综上可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提法，还是有很浓厚的中国特色的。有些经济学家说，如果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目标都实现了，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就可以建立起来。但从现代混合经济国家走过的路和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来看，有些做法似乎还有待深入思考。
例如，科斯在《经济学中的灯塔》一文中说：“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经济学家们通常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确保支付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都将无利可图。”但科斯以英国灯塔制度证明：早期的历史表明，与许多经济学家的信念相反，灯塔的服务可以由私人提供。而政府的作用局限于灯塔的产权确定与行使方面。科斯的结论是：“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经济学家们不应该把灯塔作为只能由政府提供服务的例子。”灯塔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典型的只能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但科斯证明并非如此。灯塔尚且不一定非要政府提供，其他公共物品究竟是由政府或国企来提供，还是由私人企业来提供，就更值得研究了。
再如，科斯在获诺奖的惊世之作《社会成本问题》一文中说：“政府有能力以低于私人组织的成本进行某些活动，但政府行政机制本身并不是不要成本。实际上，有时它的成本大得惊人。而且，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屈从于政治压力的且不受任何竞争机制制约的、易犯错误的行政机构制定的限制性的和区域的管制，将必然提高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科斯的告诫特别值得中国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深思。
如果再考虑到政府和市场一样也会失灵的话，我们对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就更要谨慎。现在，我们只考虑到了市场失灵由政府弥补，但我们既没有考虑到政府行为的交易费用可能非常巨大的问题，也没有考虑到政府失灵怎么办的问题。这需要中国经济学家深入研究。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7
内容提要: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公平包括竞争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平。竞争起点的公平又包括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我国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应当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矫正内在的竞争起点的非合理差异，并且规制竞争过程中的不公平竞争行为。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是关键，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是核心。
竞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个体或组织体）之间发生的对于同一客体或相关客体的现实争夺或潜在争夺的活动。[1]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则是指市场中的竞争主体基于法律赋予的地位和限定的手段，运用自身的资源和能力争夺交易机会，追求利润的活动。[2]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必须是公平的，只有在公平竞争的市场条件下，经济资源才能合理配置，社会经济也才能够高效发展。从动态的视角来看，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公平包括竞争起点的公平和竞争过程的公平。但是，市场机制本身并不能够自发地实现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的公平，二者的实现要有相应的法律制度予以保障。我国当前正进行着经济体制的转轨，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也正在构建之中。本文拟从保障竞争起点和竞争过程公平的实现之角度，对我国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的构建问题进行一些初浅的探讨。
一
要实现市场经济中竞争的公平，首先应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一般来说，市场竞争中竞争的起点包括外在的竞争起点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前者主要是指竞争主体的法定权利或资格，后者则主要是指竞争主体的初始状况。只有实现了二者的公平才能够实现市场竞争中竞争起点的公平。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不仅要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而且也应当具有矫正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非合理差异的功能。
使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是达到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基本要求。市场中所有的竞争主体无论其属于何种类型，法律地位应当一律平等。市场不承认任何超经济的特权竞争主体的存在，所有的竞争主体均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价值规律的要求，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等价交换。反之，如果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法律地位不平等，那么它们就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当然也就不可能实现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目的是实现市场竞争中经济机会的公平——使市场对所有竞争主体开放，没有非正常的力量限制某类竞争主体进入市场，不对某类竞争主体实行特别的“优惠”或“歧视”，所有的竞争主体都有权使用属于自己的资源，充分和自由地参与竞争。
相对于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而言，如何确保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常常为人们所忽略。市场竞争中影响内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因素，主要是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而在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非合理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所决定的。因此，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在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导致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的根本性原因。所谓竞争起点上竞争主体的“资源占有量”，一般来说是不同竞争主体在竞争前活动的一种结果，它是指竞争主体在竞争起点上所占有的与竞争活动有关的各种物质资源[3]和非物质资源[4].这里应该注意的是，在竞争起点上，如果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是由于某种合理性的因素[5]所造成的，那么其就应该是一种合理性的差异；并且，其所造成的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差异，也应该是一种合理性的差异，对于这一合理性的差异应当予以认可。但是，在竞争起点上，如果竞争主体之间“资源占有量”的差异是由于某种非合理性的因素[6]所造成的，那么这种差异就应该属于一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并且，其所造成的竞争主体之间“竞争能力”的差异，也应该属于一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对于这种非合理性的差异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矫正。
我国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法律制度现今仍带有较深的“计划经济的痕迹”，当前必须根据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重构。我国现行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在于：首先，宪法中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长期以来一直被解读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竞争主体具有高于其它所有制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致使不同所有制经济并不能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其次，民商法也对不同类型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乃至于经济活动方式、财产责任形式等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例如，我国现今仍保留着依据所有制性质进行构造的企业法律体系——全民所有制、城镇集体所有制、乡村集体所有制、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各有一套立法。近年来，公司法虽然几经修改，在维护不同所有制公司法律地位的平等上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对于不同所有制公司的规定仍未达到完全一致。由于现行法律制度不能够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的公平，因此也就不可能实现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经济机会的公平。时下市场中存在的各类竞争主体不能机会均等地进入市场，按照市场价格机会均等地取得生产资料，以及按照市场状况自主地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等各种现象，都是经济机会欠公平的表现。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要重构确保外在的竞争起点公平的法律制度，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必须结合宪法中关于“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定，重新审视宪法中关于“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表述。[7]第二，有必要将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写入宪法，并将其作为市场经济立法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思想，以使股份制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8]第三，应当尽快建立保障各类资本流动重组、交叉持股的法律制度，推动社会主义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从而把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真正统一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进程之中。第四，应该着力解决好“区分作为公权者的国家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的问题，废止依据所有制性质进行构造的企业法律制度体系，重构我国的民商法律制度，使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的产权平等地受到法律的保护。[9]
如前所述，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导致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的根本性原因。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尤其是不同所有制的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是较为明显的。当然，除此之外，城乡之间以及处于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也存在着一定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例如，由于我国曾经实行“城市优先发展”的计划经济政策，因此我国现今城乡之间经济的发展不平衡，城乡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资源占有量”存在着较大的“城乡性差异”；而我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又曾对东部沿海区域的经济发展“有所偏好”，所以当前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也很不平衡，处于不同经济区域的竞争主体之间的“资源占有量”同样存在着较大的“地域性差异”，等等。当然，如何矫正市场竞争中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经济体制转轨期要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注意以下几点：第一，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转轨实质上是一个从权力经济向竞争经济转变的过程，所以应当把“将非合理的权力因素逐步排斥于市场活动之外”，作为建立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过程中必须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第二，要明确地将矫正市场竞争中竞争主体之间内在的竞争起点不公平，作为公平竞争法律保障制度应当具有的基本功能之一，从而指引有关的公平竞争的具体法律规则的设计。第三，要完善计划法、产业政策法、财政法、税法、金融法、价格法等有关宏观调控的经济法律制度，使之充分发挥矫正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在竞争起点上的各种“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的作用。
二
实现市场中竞争的公平，不仅要实现竞争起点的公平，还要实现竞争过程的公平。要通过规定竞争的方法框架，为市场中竞争的各方都提供胜出的可能性，使竞争行为摆脱无序状态，成为可预期、可信任、有理性的行为。[10]通过法律制度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导致市场竞争不足和竞争过当等情形产生的不公平竞争行为，是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必然要求。
垄断是作为竞争的对立面而存在的，它又是在竞争过程中产生的，是自由竞争的一种结果。要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首要的任务是反垄断——反对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或其利益代表主体排除或限制竞争的违法行为。[11]垄断行为不仅包括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的行为，也包括代表竞争主体利益的其它主体的行为。例如，市场中各类行业协会，乃至特定情形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垄断行为有经济性垄断和行政性垄断两种形式。这种行为扭曲了市场机制对经济资源的配置，损害了市场竞争的效率，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市场竞争机制的本身。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法律制度应该能够有效地抑制市场竞争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垄断行为。
不正当竞争行为是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竞争行为的一种异化。它是指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实施的有悖于商业道德并且违法的市场竞争行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不仅直接侵害其它竞争主体（竞争对手）的正当权利，而且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破坏市场竞争秩序，损害社会的商业伦理。因此，保证竞争过程公平的法律制度还应当同时具有以强制方式排除市场竞争过程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功能。
我国刚刚颁布的反垄断法，[12]在我国构建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是，该法并没有规定一个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其执行将会面临很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因此，我国的反垄断法应进一步予以完善，有必要将我国的反垄断执法机关设计为独立于行政机关的“权力机关授权的专门机关”，以从根本上保证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并且解决“反垄断机构不能判断行政权力的合法性”等问题。
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制定于经济体制转轨之初，现已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必须进行修改。该法的修改应当与反垄断法的完善同步进行，以相互衔接共同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该法的修改特别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有必要将“鼓励竞争主体通过正当竞争行为获得最大经济利益”作为这一法律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其次，应当规定一个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规制不正当竞争行为的一般条款，以使市场竞争过程中层出不穷的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能够得到有效的规制。第三，有必要作出将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机关归并于反垄断执法机关的规定，由反垄断执法机关统一行使反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的职能，以解决难以追究有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责任，以及多头执法、重复执法等问题。[13]
三
从公平价值观的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经历了由形式公平观向实质公平观的演变。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通常是指：市场中所有竞争主体法律地位平等，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竞争，社会资源平等地向所有竞争主体开放，所有竞争主体平等地拥有实现其经济目的的手段。这一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观虽然易于判断且注重效率，但是却忽略了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有可能存在的“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市场竞争如果仅仅注重形式公平，还必然会导致社会的分化，并且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一般来说，在承认市场中竞争主体之间存在着“资源占有量”的非合理差异的前提下，所追求的市场竞争的公平是一种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这种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观直面市场中各类竞争主体之间存在的现实的非合理差异，相对于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观而言，是一种“更加接近于正义的公平观”。而要达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从公平的竞争起点出发，经过公平的竞争过程，以最终形成公平的竞争结果”是唯一的途径。因此，要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必须既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又保证竞争过程的公平。前者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关键，后者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核心。
市场竞争是通过公平而客观的“市场规则”进行的。市场竞争中，只有基于公平的外在的和内在的竞争起点，并且排除竞争过程中不公平竞争的行为，才能达到一种实质公平的竞争结果。反之，如果仅仅只是外在的竞争起点达到公平，而内在的竞争起点欠公平，或者未经过公平的竞争过程，那么所形成的竞争结果，就只能是一种形式公平而非实质公平的结果。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市场经济中“结果的公平”并不等同于计划经济中“结果的平均”。“结果的平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特定的范围内是公平的，但是不能反过来说“结果的公平”就是“结果的平均”。那种将二者等同的观点本质上是一种平均主义的观点，与我国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相背离的。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特别警惕那些以各种面目出现的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因为“正如过度的自由有损于一个社会的正常存在所不可缺少的社会秩序一样，过度的平等同样也会损伤社会秩序，并会削弱社会活力，降低社会的效率。”[14]一般来说，市场竞争中，如果竞争起点不公平，随之所产生的“不公平效应”将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被放大，必然会导致“不公平的结果”。而这一“不公平的结果”进而又会在新的一轮竞争中成为新的“不公平的竞争起点”，所以在新一轮的竞争过程之后，还会形成“更加不公平的结果”。诚然，市场中竞争主体在竞争起点上“初始条件的差异”有可能在竞争过程中由于竞争主体自身的努力而有所缩小，但是，在竞争起点上居于优势地位的竞争主体（利益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竞争过程的规则”[15]，从而在竞争过程中也将具有相对的竞争优势，因此这种形态的市场竞争“看似公平，实质上却不公平”，不可能达到实质公平的竞争结果。总之，从根本上来说，维护市场竞争中竞争起点的公平，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关键。
要实现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与维护竞争起点的公平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是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在市场竞争中，竞争过程是最生动和最复杂的环节，绝大多数与竞争相关的因素都在这个环节发挥作用，并且最直接地影响着竞争结果的形成。市场竞争过程中，竞争主体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本性会使其为了取得相对的竞争优势而采取各种不公平竞争的行为。这些不公平竞争的行为不仅会使市场处于竞争不足和竞争不当的状态，还会严重破坏市场公平竞争的秩序，甚至会从根本上摧毁市场经济体制本身。因此，保证市场竞争过程的公平，是实现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核心。
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引入和完善市场竞争机制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成就的取得就是因为引入了竞争机制、扩大了竞争的范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初，改革的重心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立法重点在于制定民商法，侧重于保障市场竞争的形式公平。传统民商法以个体为本位，贯彻契约自由、所有权绝对等原则，承认个体公平、机会均等和自由竞争，但无法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不能保证市场竞争结果的公平，当然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保障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经济法就是从超越民法界限的地方开始的”。[16]经济法以社会为本位，贯彻维护社会经济总体效益和兼顾各方经济利益原则，在原有民商法律秩序的基础上对社会资源和权利进行再调整和再分配，具有规制市场竞争过程中各种不公平竞争行为，维护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功能。[17]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必须在继续全面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完善经济法，构建公平竞争的法律保障制度体系，维护市场竞争的实质公平。总而言之，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立法，有必要从仅注重民商法的制定，向民商法的制定与经济法的制定并重转变；并且，在市场经济立法过程中要特别注意这两种法律制度功能的互补与衔接，以使二者能够相互配合，共同保障市场竞争实质公平的实现。
[1]孔祥俊：《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254页。
[2]这里所说的竞争的主体是指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营利性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营利性的非法人组织包括营利性的合伙、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个人独资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的中外合作企业和外资企业等。
[3]物质资源主要包括土地、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
[4]非物质资源主要是指竞争主体所拥有的对国家机关权力行使行为的各种“影响力”。
[5]如自然条件的因素、规模性的因素，等等。
[6]如城乡性的因素、区域性的因素，等等。
[7]从宪法解释的层面上来说，既然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中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又应当是平等的，那么宪法的这一表述就只能解释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是不同的，而不应得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有制竞争主体的法律地位高于其它所有制竞争主体”的结论。
[8]《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10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
[9]现阶段我国民商事法律制度的重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防止市场中产生“权力”和“资本”隐蔽结合的“特殊竞争主体（集团）”。
[10]徐梦秋：《公平竞争的要件与形式》，《哲学研究》2005年第10期。
[11]一般来说，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是指违法的垄断行为，而非垄断结构。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30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
[13]我国现行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而产品质量法、价格法、药品管理法、食品卫生法、商业银行法等法律又规定，各有关行政机关在其主管的领域或行业内，负责对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监督检查。
[14]吴忠民：《公正新论》，《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15]这种“竞争过程的规则”也不可能完全由超越各竞争主体（利益集团）的第三方来决定。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8
一、财务经济学理论的逻辑建构
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分析应基于财务学，但又不同于传统财务学。这一新兴学科将经济学和财务学集于一身，其边缘交叉组合的性质导致其理论逻辑起点应包容这两大学科，并构成两个学科的共同基石。作为理性经济人具有以下特征：主观的自利动机、理性的行为和客观的利他结局。而财务学追求的是效益最大化，两者的共性在于理性地追求微观资源的有效配置，寻求资源的最佳利用，从而取得最大化的收益，
基于财务经济学的逻辑起点，我们认为财务经济学结构体系包含三个层次：第一，资源理性配置理论是财务经济学体系的基础。财务资源配置是指资本在不同来源渠道的组合和不同经济用途之间的分配，其涉及到财务活动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资本的形成进行组合，即融资中的资源配置。资源的配置表现为资本在不同时期之间和不同性质之间的安排，从而形成了融资的核心问题，即融资结构的合理安排。另一方面是对资本的使用进行分配，即投资中的资源配置，这里的资源配置主要表现为资本的合理分配，从而形成了投资的核心问题，资金的筹措和使用正是财务的核心所在，其决定了资源配置的目标、原则和内容。可以视为整个学科的理论基石。第二。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是由一组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概念集、按其内在逻辑关系排列而成的一个有机整体。其建立在财务经济学逻辑起点之上，是财务实务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决定财务经济学的目标和原则，反映了财务资源的客，观属性及其规律性，即财务资源配置缘于它的稀缺性。而财务资源的稀缺性客观上要求人们通过一定的手段和方式，对财务资源进行合理的配置，将有限的财务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第三，财务实务理论。建立在财务经济学基础理论之上的财务实务理论体系，是财务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重心部分，是对财务工作进行操作和管理的具体阐述。该理论直接对现行财务实务做出解释，并有效地对未来的财务活动进行预测。具体而言，是从财务资源的筹措、投放、使用到分配等几个环节进行资源的有效、合理安排，以期达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目标。
二、财务公开的经济学原因探析
基于财务经济学理论，尤其是财务实务理论，我们可以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财务公开的深层次的原因：
首先，市场经济是一种平等经济。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市场主体拥有平等的市场地位。市场经济平等的经济关系主要是等价交换关系和平等竞争关系。但是，市场主体出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追求，竞争就成为市场参与者一种必然的市场行为。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自然法则和残酷性，迫使市场的每一个参与主体必须谨慎地进行经济决策。决策者制定决策，一般都是基于自己所掌握的各种信息’制定决策是管理的首要职能和存在基础。虽然，作出一项正确决策的影响因素很多(诸如：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拖延、企业短视、缺乏紧迫性、管理者不能胜任现有工作等)，但是，公开、公平、真实的财务会计信息无疑是至关重要的。财务会计虽然在表面看来是一个单位内部的经济管理活动，但是会计人员的行为结果，还会牵涉到企业(或非赢利性单位)有关的国家、客户、税务、金融以及中介机构的经济利益和内部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不实行财务公开，市场参与者的竞争地位就是不平等的。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9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二、区域经济市场化的度量
市场经济被解释为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市场化改革就是使资源配置从计划调节转化为市场调节。一个经济的市场活力越高，则能产生更高的经济效率，带来社会财富的更快增长。本文关于市场化测度的指标体系是一个三级三类框架，即将市场主体、市场客体、市场载体三因素作为该框架的类指标为一级；类指标下设一级细部指标，为二级。二级指标较多体现区域经济在国民经济运行中的中微观特征；二级指标下设若干子指标，为三级。三级指标更多反映区域经济运行中的微观市场活动。
三、区域经济市场化与经济增长
为了深入探究究竟是市场化引起了经济的增长，还是经济的增长带来了市场化的改革，需要对市场化与经济增长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以探究其Granger因果关系。应用湖北省2002～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得到的结果显示经济增长仅作为Granger原因的有政府的财政负担和企业融资自由度，即经济增长会引起企业营业税的增加并使企业的存款增加；经济增长仅作为Granger结果的有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非国有单位的从业人数、短期贷款/GDp，即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的增加、非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及企业融资的增加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互为Granger因果的有财政支出/GDp、政府投资/GDp、（转移支付+补贴）/GDp、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GDp，即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减少、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以及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的减少会带来经济的增长，反过来经济的增长又会带来这些变量的变化；与经济增长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的有自筹资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国有经济进出口/总进出口、外商投资额/GDp。因此，经济的增加会带来企业利润、营业税收和其在银行存款的增加。而政府部门从业人员的增加、非国有部门从业人员的增加以及企业融资的增加、政府财政支出的增加、政府转移支付的减少、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以及对国有企业的亏损补贴的减少又会促进经济增长。
四、结论
市场经济的起源篇10
关键词：经济体制改革核心问题
中图分类号：F1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082（2014）09-0373-01
一、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决定》中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就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用“决定性”代替“基础性”，表明我们党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反映了对市场作用认识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纵观中国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一定意义上我们就是在不断探索处理好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关系的过程。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在此基础上，我们党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对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给予新的科学定位，明确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必将对我国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转变政府职能，改善宏观调控，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主要有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能够最大程度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就要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一方面，要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善于运用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告诉市场主体不能做什么，至于能做什么，该做什么，由市场主体根据市场变化作出判断。另一方面，要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垄断。目前，市场上仍然存在着各种有形无形的制度壁垒，妨碍着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公平竞争，阻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决定性作用的发挥，抑制了市场活力的发挥和成长的空间，导致信息失真、资源浪费和效率低下，必须进一步消除各种垄断和壁垒。
二、全面实行科学管理，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忽视更不是取消政府作用，而是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市场配置资源有其固有的缺陷，存在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需要通过政府的作用加以解决。政府要实行科学管理，着力提高宏观调控和科学管理的水平。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一要解决好政府的“越位”问题。核心就是放权让利，政府向市场放权让利，政府向社会放权，该政府做的让政府做，该市场做的让市场做，本应由社会承担的事务交由社会承担。凡属市场不能有效发挥作用的，政府应当主动补位，该管的要坚决管，管到位，管出水平，避免出问题。二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未来政府的职能很可能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政府监管的难度不是下降了，而是提升了。目前市场中暴露出很多问题，譬如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有企业自身的问题，但深层次的根源还是在政府，说明政府监管不到位；市场主体缺乏活力，根子也在政府管了不该管的事，造成市场竞争不充分，企业活力不足。由此可见，经济领域出现的很多问题，固然有市场不健全的原因，但主要的体制机制障碍还在政府。所以，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应当是政府自身的改革，政府要弱化微观方面的管理职能，进一步放权给市场，积极提升市场的效率，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决定》对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也提出了明确要求，强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