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1
关键词：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司
合作医疗是由体现互助共济的医疗保障制度，在保障农民获得基本卫生服务、缓解农民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是由政府组织、引导和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等多方筹资，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保险公司可根据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业务的特点，结合自身优势积极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发挥保险公司的社会管理功能。
一、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作用
(一)有利于保险公司发挥较为成熟的医疗保险管理经验。保险公司在费率厘定和风险管理方面具有优势，善于对征缴补偿标准进行测算、拟订合理的征缴补偿标准和办法，进行赔偿额度的设置。发挥理赔管控的专业优势，有效防范道德风险。通过成立专门的农村医保业务管理中心，选聘医保专管员派驻各定点医疗机构，负责参保人员的政策咨询、资格核准、住院登记、转院管理及现场现金结报支付等工作。利用保险公司的业务网络系统和专业人员的优势，在业务管理中心和各定点医院间建立远程审核结报网络平台。业务管理中心建立数据库．各定点医院设立工作站，专管员对结报人的医疗费用进行初审，然后将数据传输到业务管理中心，业务管理中心即时核准。农村医保专管员制度和远程审核结报网络平台的建立，缩短了保险公司与医疗机构的距离。业务管理中心通过制定支付管理、专管员培训与管理、档案管理及信息数据管理等办法，规范业务流程的各个环节。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可积累农村保险经验数据，便于保险公司设计和开发有针对性的农村保险产品及拓展农村保险市场，实现保险公司做大做强的战略目标。
(二)有利于政府发挥指导和监督职能，实现政府职能从办农医保向管农医保的转变。政府设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办公室，负责监督业务管理中心的基金运作情况和各定点医疗机构参保病人的医疗行为。加强对农保基金的监督，真正做到农保基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卫生行政部门不参与农保基金的运作和结报补偿等日常性事务工作，只负责监督管理和政策的调研与完善，真正实现监督管理与具体经办的分离。
(三)为群众提供便捷专业的补偿支付服务。保险公司的参与可提高农民健康保障水平，解决广大农民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使农民体验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好处，增强农民群众的参保意识，有利于提高农民的参保率，有利于改善政府和群众的关系。
二、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方式
我国建立新型农村医疗制度的困难在于资金的缺乏，农村在进行税费改革后，作为乡镇政府重要财政收入来源的农业税被取消，财政资金大幅度减少，有限的资金在维护公共卫生投入方面政府的力量就显得非常有限。而对保险公司而言，占据我国人口70％的农民却还是一个尚未打开的潜在市场，保险公司向农村市场的养老保险、健康保险及责任保险必然可让保险公司与农民实现“双赢”。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方式主要有三种。
(一)“委托管理”模式。保险公司采取基金管理方式，向政府收取一定额度的管理费用，按照政府确定的补偿方案为参保农民提供医疗费用补偿服务，不承担新农合基金的运行风险。在具体操作中，根据是否使用保险公司指定条款，又可包含“基金条款”和“委托协议”两种不同做法。这种模式下，保险公司为政府提供新农合补偿费用支付服务，实现新农合“管与办”的有效分离，有利于基金安全；而保险公司自身不承担基金管理与运作风险，有利于规避政策风险，是目前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试点工作的主流模式。
(二)“风险管理”模式。完全按照商业保险规律运作，根据双方协商确定保费和补偿标准，保险公司为参保农民提供医疗费用补偿(报销)服务，承担新农合基金的运营风险，自负盈亏。这种模式有利于发挥商业保险的保障功能，调动经办公司在风险管控方面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新农合向公平与效率的方向发展，但鉴于国家有关政策限制，目前仅限在个别地区进行初期探索。
(三)“风险共担”模式。为提高公司经办管理效率，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在“基金条款”委托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双方约定按一定比例，分享新农合基金盈余，共担基金亏损风险。这种模式具有平衡机制，结合了前两种模式的优势，有利于调动双方共同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但难以确定双方的法律、经济关系，具体操作相对复杂，保险公司面临较大风险。
三、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存在的问题
(一)缺少积极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参与主体。虽然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中农民的应缴费用降低了，减轻农民的义务，但农民做为此项制度的核心地位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上世纪90年代由卫生医疗部门主导重建农村合作医疗时，由于制度设计的问题，导致资金缺乏并造成没有给参保农民报销医药费的现象。因此，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的积极性不高。
(二)政府和监管机关尚未完善制度保障。目前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还缺少政府有关的法律、税收等方面政策法规的基础支持。政府没有出台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建设的指导意见，也没有明确的鼓励性税收优惠制度安排。保险监管机关对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建设的产品开发、精算技术标准、基金运营管理、盈亏核算方法等缺少相应的保险法规和监管政策的规范与支持。
(三)保险公司缺乏经验和动力。首先，目前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缺少针对农村地区整体人群的卫生统计数据或经验数据的积累和储备。长期以来，农村基层卫生服务情况的统计工作一直未能全面建立，没有详实的统计数据储备，导致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建设的保险费率厘定缺乏科学数据支持，无法确定合理的标准费率。其次，新农合建设遵循的不赢利原则，迫使保险公司对于服务“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缺乏长期的动力支持。保险公司参与新农合建设往往只能寄托于参与新农合建设所带来的农村保险市场开发的潜在附加效益。再次，对医疗机构在医疗费用使用上的管控，保险公司无法真正做到对医疗机构的有效监督，往往只能依托政府的监督。最后，保险公司普遍缺乏长期开拓和服务农村市场的经验，对保险公司来说往往缺乏针对新农合业务的风险识别评估、服务流程、业务系统网络，没有针对这个特殊市场的配套人才、制度、流程和技术支持。
四、对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的建议
(一)加强宣传引导。充分利用村务公开栏、黑板报及发放宣传资料等，搭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宣传平台。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选择参保受益农民的典型事例进行报道，努力提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在农民心中的地位。加大宣传教育力度，使广大农民真正认识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义和好处，自觉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二)加强对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指导和监督。卫生行政部门是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主管单位，卫生部门和保险监管部门应对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指导和监督，规范工作流程和服务标准。共同总结经验，不断提高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使保险公司参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运作模式得以持续健康发展。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2
调解前置制度是指在立法上将调解设置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即对于法律规定的某些特定类型的民事纠纷，在诉讼之前必须经过调解程序，调解不成的再行诉讼解决。有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设置医疗纠纷诉前调解程序，使第三方调解的制度优势得以充分发挥，使第三方调解机制在医疗纠纷解决体系中发挥出独特的作用。例如，韩国采用的是诉讼之外调解优先的纠纷解决制度，规定对医疗纠纷必须先行调解。我国台湾地区卫生署起草的《医疗纠纷处理法》（草案）确定了“调解强制、仲裁任意”的医疗纠纷处理基本原则，使医疗纠纷的调解制度真正在实践中得以发挥功能。［2］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2条规定：“当事人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这种对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要先行调解的规定，为医疗纠纷第三方诉前调解程序的设置奠定了法律基础。从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看，我国已具备设置医疗纠纷第三方诉前强制调解程序的条件。②在医患纠纷的解决机制中引入调解前置制度，将第三方的调解设定为解决医疗纠纷的必经程序，只是表现为医患双方在提讼之前必须进行调解。调解程序的进行及调解协议的达成事项仍取决于当事人之间的自愿和合意，并不存在强制的因素。因此，在法律上设置诉前调解程序，并没有剥夺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只是对其诉权做出了适当的限制，将适合非诉讼方式解决的医患纠纷分流至第三方调解机构先行调解。具体地说，设置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诉前程序，主要有两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对迅速解决医疗纠纷，缓和医患矛盾，实现医疗纠纷的公正解决与社会效益的平衡，将产生积极的作用。其二，将适合非诉讼方式解决的医疗纠纷分流至第三方调解程序中，节约大量的司法资源。一方面，对现代社会有限的司法资源进行适当的分配，减少了医患双方解决纠纷的成本，能够节约大量的社会资源；另一方面，通过第三方的调解解决纠纷，就可以减少不必要的诉讼，节约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因此，我国应当设置医疗纠纷第三方机构参与调解的诉前调解程序，明确规定由第三方调解机构对医疗纠纷先行调解。在法律程序上确立适合第三方调解的医疗纠纷可通过非诉讼的调解方式予以解决的制度，对未经第三方调解机构调解而直接提讼的，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只有在双方当事人明确表示拒绝调解或经调解但无法达成协议的，才可进入诉讼解决的程序。［3］必须要强调的是，诉前强制调解程序的确立，并非取代或排斥诉讼，而是在强制启动调解后，在当事人意思自治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基础上，为纠纷的解决提供更为便捷的渠道，这实际上是扩大了司法利用的范围。［4］因此，《关于加强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指出，贯彻“调解优先”原则，如果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可以提讼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可以说，医疗纠纷的解决引入人民调解工作机制，为设置第三方调解为诉前程序提供了政策依据。
二、确立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制度
司法审查是指法院受理当事人关于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申请后，对医患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审查进而做出是否确认其效力的判断。对已达成的调解协议予以确认，并不是调解协议生效的必经程序。调解协议效力司法审查制度的设立，根本目的是通过赋予调解协议合理的效力以保证案结事了，体现了诉调对接的价值。［5］在第三方机构主持下，医患双方达成的调解协议只具有合同法上的约束力，不具有法定强制执行的效力。因此，司法审查是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效力的前提条件，即只有经过法院对调解协议效力的审查认定之后，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为了在程序上解决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和司法确认问题，2009年7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机制若干意见》）确立的司法确认制度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下简称《人民调解法》）认可和吸收，上升为法律制度。2011年3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规定》）的规定，初步建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2012年8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新《民事诉讼法》）第十五章“特别程序”增设的“确认调解协议案件”一节确立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制度，规定各级法院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民事纠纷调解协议的司法审查程序及司法确认期限，由此确立了调解制度与诉讼程序进行衔接的基本规则。在实践中，法院适用司法确认程序对医疗纠纷调解协议进行审查，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形式审查。这种审查只是审查被申请确认的事实是否属于法院的管辖范围、当事人的适格问题，即是否具有相应的行为能力等事项。因为医疗纠纷具有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有些医疗纠纷还涉及患者的健康乃至生命，所以形式审查的内容不足以确保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的公平公正，达到切实保护当事人双方权益的目的。另一种类型是实质审查。这种审查是既要审查程序性事项，还需要审查调解协议是否为当事人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是否违反我国法律法规的规定，是否损害国家和集体的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违反了公序良俗，等等。由此保障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执行工作的顺利展开。为了树立法院的司法权威，根据《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规定》的规定，对调解协议可采取“书面为主，当面询问为辅”的审查方式。①法院对受理的调解协议经审查后做出两种处理：一是调解协议符合法律规定，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二是调解协议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6］459对调解协议司法审查的范围现行法律并没有直接规定，只是在《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若干规定》对调解协议不予确认的六种情形做出了规定。②只要存在对调解协议效力不予认可的情形之一，就无法通过法院的审查确认，无论是医方还是患方，均有权通过诉讼的方式请求撤销或变更该调解协议。有必要指出的是，新《民事诉讼法》第194条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由双方当事人依照人民调解法等法律，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向调解组织所在地基层人民法院提出。”在实践中适用这项规则时，应当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必须是医患双方当事人共同申请。按照《人民调解法》第29条做出的“调解协议书自各方当事人签名、盖章或者按指印，人民调解员签名并加盖人民调解委员会印章之日起生效”的规定，调解协议涉及民事给付的内容，当事人应当共同提出申请。二是在法定期限内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当事人自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提出确认申请，否则法院便会以超过法定期限为由裁定不予受理。对此，有必要通过法律或者司法解释对调解协议申请确认的法定期限中断、顺延的事由作出规定，以保护当事人的权利。①
三、赋予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协议法律执行的效力
民事主体之间就财产利益或者某些身份利益所自愿达成的协议，均属于民事合同。由于非诉讼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或和解协议一般属于当事人的自治性权利处分行为，尽管不同于严格意义上的合同，但本质上属于一种契约。2002年11月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人民调解协议若干规定》）第1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医疗纠纷调解协议是在第三方调解组织的主持下，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为解决医患纠纷而达成的具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书面协议。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属于无名合同。因此，医疗纠纷调解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合同，仅具有合同法上的效力，主要靠当事人的诚信自觉履行，因而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即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另一方不能以调解协议为依据申请法院强制执行。为了切实保证当事人履行调解协议，赋予其与法院裁判结果相同的效力，新《民事诉讼法》《人民调解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各级法院经过审查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民事纠纷调解协议，要依法予以支持；经过法院司法确认后，赋予调解协议法律执行的效力。②通过上述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确立的司法程序，确认和加强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协议的效力在实践中产生的社会效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是医患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向法院提出司法审查的申请后，法院审查认为该调解协议真实合法有效，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出具法律文书确认其效力的非诉讼行为。对于经过司法确认的医疗纠纷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应当自觉地履行。如果一方当事人反悔，或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擅自变更、解除调解协议的，对方可以请求法院通过强制执行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二，实现第三方调解协议与民事诉讼的有效衔接。第三方调解协议经过司法确认程序后赋予其强制执行的效力，增强了第三方调解协议的公信力。通过设置司法确认程序，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协议采取确认书的形式赋予其法律强制力，充分体现了诉讼制度的权威性，对整个国家和社会有效地建立和完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具有积极的意义。［8］第三，缓解司法审判的压力，节约司法资源。第三方调解机制为快速、高效地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方法，能够发挥第三方调解特有的制度优势，一方面，强化了纠纷解决的力度，有效地解决大量的医患纠纷，缓解医疗纠纷诉讼与审判力量不足的紧张关系，进而减轻了司法的负担；另一方面，司法确认后调解协议就具备了执行的效力，免去了法律诉讼程序，节省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和大量的司法资源，对促进当事人选择第三方调解方式解决医疗纠纷具有积极的意义。笔者建议，为了使医患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得以自觉履行，发挥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制度优势，我国应当借鉴新加坡的经验，新加坡成立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模式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经医患双方签署后就具有约束力。③在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主持下，医患纠纷调解协议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后，就直接赋予其法律执行的效力，从而省略了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使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与诉讼制度紧密地衔接起来，发挥各自的制度优势。四、建立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证据的互认制度医疗纠纷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是法院运用司法权对第三方调解工作给予的一种支持和保障，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提供的司法救济程序。医患双方应当遵守共同达成的合法、合理的协议。但是，如果医患双方任何一方反悔，并提出在调解协议形成过程中存在重大误解、显失公平、受欺诈、受胁迫等法定情形，请求变更或解除、确认该调解协议无效的，可通过诉讼途径变更或撤销该调解协议。也就是说，当事人根据该调解协议提讼而非进行司法确认，法院应当适用民事诉讼程序做出裁判，不适用司法确认程序。诉讼作为医疗纠纷一种最为重要的解决方式，程序的严格性是对结果公正最有利的保障，而裁判的终局性和权威性是纠纷最终解决、权利得以实现的前提和基础。［9］由于到法院的医疗纠纷案件存在着事实方面的争议，法院需要通过证据来确定案件事实，以此向当事人和社会表明事实认定的正当性和可接受性。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种类做了具体划分，其意义在于规范证据种类的划分标准和方法。①医疗纠纷证据是民事证据的一种，它的种类同样依法包括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种法定证据形式。但在医疗民事诉讼中，主要有医疗文书和鉴定意见两种证据类型：第一种类型是医疗文书（书证）。医疗文书在法律文件中称为“病历资料”②，它是指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形成的文字、符号、图表、影像、切片等资料的总和，包括门（急）诊病历和住院病历。在整个诊疗活动所产生的医学文书资料，无论是客观性病历资料还是主观性病历资料③，医方掌握的对疾病诊断和治疗的第一手资料和医疗信息资源，既是医学科学记录，又能够证明案件中的某些事实情况，因此属于书证的范畴。可以说，病历资料反映的医疗信息对医疗纠纷的调解解决具有重要的作用，也是医疗纠纷诉讼中最为关键的证据。第二种类型是医疗损害鉴定结论（鉴定意见）。医疗损害鉴定结论是指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员接受委托或聘请，运用自己的专门知识和技能，对医疗纠纷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分析、判断后做出的鉴定结论。医疗纠纷证据与一般的证据相比，具有的医学专业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决定了法官在诉讼中对鉴定结论具有高度的依赖性，并成为裁判的直接依据。即医疗纠纷的鉴定结论作为一种诉讼证据，为客观、公正地解决医疗纠纷提供了科学的依据，是解决医疗纠纷案件的关键。④在第三方组织的调解过程中，无论是医患双方提供的医疗文书（病历资料），还是依法委托专业性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结论，对进入诉讼程序的医疗纠纷案件具有一定的影响。⑤因此，为了提高诉讼效率，简化诉讼程序，减轻当事人的诉累，节约司法资源，对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在调解阶段合法取得和收集的证据材料经法院审核确认后，当事人如果没有相反的证据予以否定，在诉讼中可作为法院调解或裁判的事实证据直接予以采纳，并作为审判的依据做出裁判。笔者建议，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建立对病历资料、鉴定结论等医疗纠纷证据的互认制度，确立认可第三方调解医疗纠纷证据证明力的审查程序，保证第三方机构收集和运用于调解的证据资料在医疗纠纷诉讼中合法对接。值得一提的是，医疗纠纷调解协议虽然不是最终的结果，但在诉讼中应当重视和灵活运用调解协议的作用。如果将调解协议的合法、合理内容始终作为法院调解或裁判程序的焦点，并以某种方式获得司法审判的支持，一方面，能够提升第三方调解机构的公信力，促进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推广和发展；另一方面，能够保证调解协议的权威性，使医疗纠纷案件得到快速、高效的解决，提高医疗纠纷诉讼的效率。
五、构建第三方调解机构参与医疗纠纷诉讼制度
在我国部分地方施行的通过第三方调解机制来化解医疗纠纷是社会管理方式的一大创新，对有效化解医患纠纷，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就要求第三方调解组织运用多种手段和方法不断探索医疗纠纷调解的新模式、新方法，促进调解工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在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主持下，医患双方调解成功，并自觉履行调解协议的，则不存在诉讼解决的问题。但在医患之间调解不能或已达成的调解协议存在违法情形被撤销、无效的情况下，当事人到法院就进入了诉讼程序。调解作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制度优势，在第三方调解已成为各国解决医疗纠纷发展趋势的大背景下，《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机制若干意见》第29条规定：“鼓励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创新，通过适当方式参与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设，理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关系，积极推动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据此，为了提高医疗纠纷解决的效率，建立纠纷解决的诉调对接机制，第三方调解机构的调解人员通过法院准许，可以参与诉讼调解和审判活动。具体地说，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组织参与法院调解和审判活动，主要有两种方式：其一，法院邀请第三方调解组织共同参与诉讼调解。①各地总结医疗纠纷“大调解”的经验，调动和发挥民间调解组织的力量建立的调解机构，在医患协商、行政调解、民事诉讼之外，实践和探索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及其运行模式，使其成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重要措施。［11］新《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人民法院进行调解，可以邀请有关单位和个人协助。被邀请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协助人民法院进行调解。”据此，为了调动和发挥民间调解组织的主动性，邀请第三方调解机构协助法庭调解，依靠法院裁判结果具有的权威性，调解人员从专业的角度配合法官调解，发挥法院调解和第三方调解各自的优势。②在实践中，法院邀请第三方调解组织共同进行调解的方式，一方面，增强了当事人对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信任度和社会公信力，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提高诉讼调解的成功率；另一方面，扩大了法院指导民间调解机构职责的范围，推动第三方调解与诉讼程序衔接机制的建立和完善。③其二，当事人聘请第三方调解机构作为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2002年4月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确立的专家辅助人制度参与法庭审理，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在诉讼实务中取得了积极的效果。①新《民事诉讼法》第79条规定：“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者专业问题提出意见。”由于专家辅助人具备相应的医学知识和技能，根据当事人的聘请并经法院允许出庭参与审理，在一些复杂的案件中出庭分析和说明医疗行为是否具有过错及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对医学专业术语、诊疗规范和常规进行讲解，协助法官对专门性问题进行深入、准确的理解，对案件事实发表意见。因此，当事人经法院准许可以选聘第三方调解机构专家库中的调解人员作为专家辅助人参与审判，对案件的专门性问题在法庭上进行说明和解释。②可以说，选聘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专家辅助人对法官和当事人查明和认定案件事实，提高法院审理的效率，推动第三方调解与诉讼审判之间的有机衔接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有必要指出的是，医疗行为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决定了法院审理医疗侵权案件的难点和焦点。［12］在实践中，专家辅助人参与诉讼对鉴定意见或专业性问题进行说明和发表意见，因而必须是具备特殊的专门知识或经验的人。因此，当事人在各地建立的“医疗纠纷调解中心”组建的专家库中，只能选聘在某个专业领域取得相应资格的专家作为专家辅助人参与审判活动。③
六、结语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3
目前，我国的体验营销环境已初步形成。我国大多数大企业也开始了实施体验营销的步伐，并取得一些成果，但很多企业对它的运用还不到位。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体验营销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体验营销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商品经济日益趋向同质化促使消费者更追求个性体验。人类进入了体验营销的时代，体验营销将会成为营销模式的主导。
体验营销是以创造、引导并满足消费者的体验需求为目标，以服务产品为舞台，以有形产品为载体，通过整合各种营销方式创造忠诚顾客的一个动态过程。其核心理念是：不仅为顾客提供满意的产品和服务，还要为他们创造有价值的体验，真正实现顾客的理想和价值。
二、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概述及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简介
（一）医疗器械行业的发展概述
医疗器械行业是知识和资金密集、多学科交叉、竞争挑战激烈的高科技产业，是衡量国家制造业和高科技尖端水平的标准之一，也是关系到民生健康的快速发展的朝阳产业之一。高端的医疗器械市场被国外所占据，我国医疗器械行业虽然底子薄、基础差，但近年来厚积薄发，以年增长率13%―15%的速度在加速发展。
（二）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简介
奥博医疗器械公司2002年成立于昆明，属哈尔滨奥博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的第三家分公司。总公司重点研究方向为脑病物理治疗设备的开发与应用，以研发脑健康设备系列产品为企业的核心产业。分公司则负责产品的营销推广，扩大品牌知名度和市场竞争力。昆明奥博医疗器械公司在全国二十多个省的分公司及营销中心中，业绩水平一直名列前茅。目前昆明分公司在云南区域内拥有一家医疗器械产品体验中心：昆明云津大厦店。经过十三年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昆明奥博医疗器械公司通过体验中心对产品的运营和推广已经有了相对全面的体验营销模式和策略，注重消费者的情感体验及帮助顾客达到理想的健康状态。以下笔者将从体验营销的三个方面来分析昆明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体验营销策略。
三、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体验营销策略及分析
（一）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情感式营销策略
情感营销策略是奥博体验中心营销策略的核心，让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不再只是一种简单的买卖关系，而是一种长期的伙伴关系甚至家人关系。体验中心的大部分消费者是中老年人，当儿女的陪伴较少再加上身体病痛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更渴望的是爱和关怀，或许只是很小的一点关心也会让他们很感动，内心很温暖。生活中，人们有追求美好感觉得倾向。潜在客户面对一个产品产生潜在购买动机后，他们的购买行为还要取决于对刺激物的感觉。他们会问自己：“这个产品给自身带来的感觉如何？是好是坏还是一般。”如果答案是好，那么顾客将会选择更多的了解产品甚至购买。让顾客获得美好的感觉，是培养品牌忠诚度的关键。医疗器械产品的品牌繁多且大部分医疗器械产品属于一次购买终身受用。所以奥博医疗体验中心在重视感性成分中的品牌体验，使信息接触点、实物接触点和使用接触点的体验方面保持了良好的一致性。
（二）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思考式营销策略
对于高科技产品而言，思考式营销方案是被普遍运用的。奥博医疗器械公司通过举办讲座、发放健康手册提醒人们关注自身健康、关心家人健康，意识到好的身体是幸福生活的前提条件。引发消费者的兴趣，激发消费者的参与欲望，并获得富有满足感的体验是营销策略中的一个要点，也是活动策划过程中的一个关键部分。但奥博体验中心的思考营销策略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健康知识讲座的举办频率过低，应该适当增加知识讲座的次数；其二是广告投放量小、覆盖面窄，可以增加广告投放的数量以及多种广告宣传方式。
（三）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关联式营销策略
奥博医疗器械公司实施的关联式营销主要是顾客通过自身感官系统的体验来了解和认知治疗仪，在医护人员与顾客的沟通交流中建立感情，获得顾客对企业及产品的信任。
奥博体验中心应该进行市场细分，针对不同购买目的的顾客采用差异化的营销体验方式，建立消费者对产品和品牌的偏好区间，根据不同的需求为消费者提供差异化的治疗服务，培养忠实顾客。
四、奥博医疗器械公司体验营销策略实施过程中的问题解决方案
奥博医疗器械公司自2002年成立至今，在云南已帮助两万多脑病患者摆脱病痛的折磨。奥博体验中心也在不断的发展，目前正在筹备成立第二家体验中心。这也说明家用医疗器械发展前景是值得看好的，奥博脑复康治疗仪在广大消费者心目中是占有一定地位的。以上从3个方面分析了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体验营销策略，可以说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体验营销策略是针对实际运营而制定的，但也有以下几点需要改进和完善：
（一）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情感式营销策略建议
根据公司实际需求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及时收集客户信息资料，通过各个渠道对客户的历史数据进行分析，了解并获得客户的有效信息并应用到客户服务中。利用智能的信息监管和个性化服务，建立立体化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真实准确的记录每一位前来进行治疗仪体验及产品购买的顾客信息（姓名、年龄、联系方式、病因、治疗方案、治疗周期及售后反馈信息等）。在顾客暂时未决定购买但对产品持有兴趣的时候，医护人员主动联系顾客并及时分享治疗仪的最佳的使用方式；在顾客购买产品后，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治疗仪是否达到顾客的预期，并收集有关治疗仪的疑问及对体验中心服务的建议，切实关注消费者的需求，以消费者的体验为导向设计服务方式和体验环境，帮助顾客达到最佳的体验效果。
（二）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思考式营销策略建议
1、增加讲座次数
奥博医疗器械体验中心应该增加讲座的频率，不间断的去刺激消费对个人脑健康的思考。当某个问题对消费者造成一定挑战的时候，它会让消费者感到迷惑但接下去也许会是着迷。
2、增加广告投放量
建议在公司预算充足的前提下增加一定的广告投放，同一广告多次出现在消费者面前时会更容易引起关注，当消费者愿意花费时间来阅读广告里的内容时就能很大程度上促使他对脑健康的思考。而且广告也有利于扩大奥博体验中心的品牌影响力。
（三）奥博医疗器械公司的关联式营销策略建议
家用医疗器械属于高科技产品，对性别和年龄区分以外，通过行为和心理这两方面的因素来进行市场细分较为适宜。行为因素从顾客所追求的利益、对产品的态度、产品使用率及使用者情况几方面进行分析；心理因素则需要了解顾客的生活方式、购买动机以及所属的社会阶层。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4
今天在这里参加公司中层领导评议上岗，接受各位的评议，做为一名老同志，我与同志们一样感到很欣慰，这是公司三项制度改革迈出的重要一步，标志着公司选人用人机制的不断完善，虽然竞争本身是残酷的，但却有利于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特别是有文化、素质高的年轻人有了更多的机会。就我个人而言，由于年龄的关系，也许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参加评议，我衷心希望这种制度能够一以贯之得到落实，发挥应有的作用，也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在竞争中尽快成长，为公司的发展竭尽所能。下面我就担任社保中心主任岗位上的工作学习情况作一汇报，请评议。
1996年7月我调到社保中心工作，当时公司社保处刚刚成立，许多基础性工作千头万绪，我与同志们一起，在公司党政支持下，严格执行国家及行业相关政策和规定，建立健全个人社保档案和帐户，加强个人医保和失业金管理，使公司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收缴管理走上了正规。**公司的养老保险工作始终走在全省行业企业的前列，多次受到了原煤炭部和省劳动保险公司的表彰，并连续6年被上级主管部门授予“先进单位”的称号。从1998年至今，公司实施医疗制度改革已近5年，医疗改革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改革后的医疗保险保险制度采取公司内部大病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的模式，完全符合国家医改政策。这种统帐结合的模式，体现出较好的公平性和互济性，明确了个人和企业的分担责任，增强了医疗费用的可控性，在坚持适度保障的基础，把医疗负担严格控制在医保基金，企业和个人的可随范围内。截至2003年，社保中心共为全公司近万名职工建立了医疗保险个人帐户及档案。医疗保险覆盖了除临时工、季节工以外的所有职工。5年多来，为职工报销大病住院3200多人次，小病门诊2800多人次，累计节约医疗费用2000多万元。在职工的医疗需求得到切实保障的同时，有效遏制了医疗费用的盲目扩大。
可以说，近几年，公司生产经营面临诸多困难，但公司党政对社会保险却始终非常关注，养老、医疗、失业保险的缴费及执行情况从未因公司经营困难而受阻，参保职工的权利始终得到保障，社会保障的“稳定器”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为公司的“三项制度”改革提供保障。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5
【关键词】医疗纠纷；调解；完善
迄今为止，人类医学经历了神灵医学模式―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机械论医学模式―生物医学模式―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四次演。在这四次医学重大的演变和实践过程中，都毫无疑问地向我们展现了医患关系和谐的重要性。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在这一敏感时期，社会各个方面都呈现了矛盾突发矛盾激化的态势，在医疗领域最大的矛盾表现就是医患之间的纠纷，近些年来，我国医患纠纷增长迅速，而且多发生社会影响大且恶劣的医患纠纷案件，医患纠纷愈演愈烈，已经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和社会管理的难点。本文就完善医疗纠纷调解程序做实证分析并提出相关建议，以期望对医疗纠纷的处理提供一个有效途径。
1.国内医疗纠纷调解制度概述
1.1营利性中介机构调解
1.1.1青岛模式。
现代社会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多元价值观、人际紧张，使人们不自觉得进入“亚健康”状态，医疗过程中各种医疗纠纷的产生，以人们自有的专业知识不足以自己的力量合理的解决纠纷，有效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于是各类健康管理公司应运而生。青岛民康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是一家集智慧健康物联网、智慧健康云计算中心、智慧健康管理服务及连锁医疗体检运营于一体的中外合资的提供健康服务咨询和健康管理的商业化公司。为客户的医疗纠纷调解出谋划策，帮忙代替客户出面与医方进行谈判是民康公司众多业务当中的其中一项。这样的健康管理咨询服务公司是完全商业化性质的公司，他们以市场为导向，力求以服务领先于市场。如律师事物所一般，他们在医疗纠纷调解的过程中，仅仅是充当着咨询者和人的角色。
1.2.2营利性中介机构调解制度解析。
健康咨询服务管理公司，顾名思义，这种公司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服务，当顾客遇到医患纠纷的时候，健康咨询服务管理公司会对顾客提供专业的意见，甚至可以代替客户与医方进行谈判。在调解中，这样的公司不会作为主持者，只是作为谈判的一方。健康咨询服务公司向客户提供服务，是商业性质的行为，要向客户收取一定的费用。医患纠纷发生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人们的维权意识增强，所以在医疗纠纷过程中，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寻找自己的“智囊团”以使得自己在谈判中不丧失有力的地位，所以近些年来，这样的健康咨询服务公司也越来越多，他们完全为客户代言。
1.2.配合医疗责任保险的调解中心调解
1.2.1宁波模式。
在我国，宁波较早地对医患纠纷解决模式进行积极的探索，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其率先在医患纠纷处理中引入医疗责任保险和人民调解机制，被有关部委和媒体称之为“宁波解法”。[1]宁波对于医疗纠纷解决机制探索的两个鲜明特点，一是推行医疗责任保险理赔机制，二是实施医疗纠纷人民调解机制。
1.2.2配合医疗责任保险的调解中心调解分析。
这种配合医疗责任保险的调解中心调解模式，为医疗纠纷的解决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向，在实践过程中，也体现了其各方面的优势和作用。患方的权利得到了切实有效的维护，医疗纠纷理赔中心和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这种双层的调解模式，为患者的调解提供了双层的保险。当患者在第一次理赔中心没有得到满意的调解方案之后，还可以第二次申请调解，到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再次调解。而且医疗责任保险的引入，也为患者的赔偿金提供了资金上的保障，所以在这种模式下的调解，更好的保护了患者的合法权益。然而在“宁波模式”的应用和推广的过程中，也存在不足和需要改建的问题。首先有关部门应该就新政策的出台进行大力得宣传，因为新的医患纠纷处理机制的出台并不被大家所知晓，那么它的作用也就不可能得到最大的发挥。其次也要对机制处理内的有关人员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让他们能更准确得掌握政策得精髓，更好的掌握新的处理机制的处理流程，让机制有效的运转起来，更好的为人民处理问题。最后要完善相关的政策法律，使赔偿标准与国家民法规定的标准差距尽可能缩小，更好的发挥其作用。[2]
1.3医疗仲裁委员会调解
1.3.1天津模式。
一些地方在积极地探索寻找解决医疗纠纷的新方法，在所有的尝试当中，以天津和深圳为代表探索出一种依附于仲裁机构的调解方式。2006年天津市出台了《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规则》，引入了医疗纠纷仲裁委员会调解机制。同年12月挂牌成立天津仲裁委员会医疗纠纷调解中心，明确规定了医疗纠纷调解的方式、程序、时限、费用等事项，为仲裁机构调解医疗纠纷提供了法律依据。
1.3.2医疗仲裁委员会调解分析。
天津大胆的创新尝试，寻求出一种依附仲裁解决医患纠纷，在实践应用中已经得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认可，对医患纠纷的解决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社会卫生管理提供了新的思路，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天津探索的医疗仲裁委员会调解机制，有以下几大优点。其一，仲裁委员会的调解保证了调解的专业性，从事调解工作得调解员都是有过医疗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或者是处理医疗事故方面的法律专业人才。其二，仲裁委员会的调解能够保证调解的中立性，仲裁员的组成成分并不是单一的，他们来自社会各界，是被聘任的工作人员，与仲裁委员会之间不存在任何隶属关系，医患纠纷的仲裁调解过程也是独立的，不受来自社会任何一方的干涉，保证了调解的中立性。最后，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具有很强的强制力。在调解中心作出的仲裁裁决或者双方达成仲裁调解协议而由仲裁机构认可出具裁决书的情况下，仲裁机构赋予了裁决书、调解书能够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效力，这样一来，与其他形式的调解相比，仲裁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就具有了很强的强制力。但是依附仲裁委员会的调解在实践过程当中也出现了一些需要克服的局限性。首先，调解中心受理的案件范围过窄，仲裁委员会只受理那些事实清楚，责任明确的医疗纠纷，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需要调解的医疗纠纷通常是争议较大，事实没有明确，责任不清楚的案件，将这样的案件排除在仲裁之外，就显得处理的范围过窄了。其次，经仲裁委员会调解的医患纠纷并不是免费的。起初这是对于仲裁委员会经费的考虑，希望仲裁委员会能够更好的生存和发展下去，能够最大的发挥其功能，但是在实践过程当中，收费这一点反而制约了其自身的发展。在调解的过程当中，医疗纠纷的调解没有结果，患者也没有得到经济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患者往往难以承受仲裁委员会收取的费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仲裁委员会功能的发挥。
1.4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
1.4.1上海模式。
2006年，上海市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纠纷发生后，医患双方可向人民调解委员会提出申请，调委会立案后，由医学专家和律师进行医学技术评估和法律服务，然后再由人民调解员进行调解。医疗机构、患者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信任的调解员，也可以由调委会指定的调解员进行调解。[3]
1.4.2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分析
上海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优势在于：第一，上海市人民调解委t会的调解不收取任何的费用。第二，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程序具有十分灵活的优点。由前面对上海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的简要介绍中可以看出，当事人可以自行选择调解员，还可以自由安排调解的时间和地点，这在最大程度上体现了调解的灵活性。第三，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在社会上引入了大量的医务人员、法律工作者，由这些专家担任调解员。这些专家一般都有着专业医疗法律职业背景，掌握着大量的医疗和法律的专业知识。第四，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保证了调解的高效性。上海市人民调解委员会特别注重调解的时限，规定医患纠纷调解应在1个月内调解完毕，最多可延长一个月。这也有利于纠纷的快速解决，提高了调解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能够更多的发挥其功能，为社会管理作出更多的贡献。但也存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经费缺乏问题和缺乏相应的后期跟踪制度。
2.完善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若干建议
根据上述对全国医疗纠纷调解制度的各种实证剖析，医疗纠纷采用调解机制能够有效化解医患矛盾，但也存在各种问题与不足，对此，提出相关完善的建议。
2.1由人大或政协设立相关委员会管理
现阶段由卫生行政部门管理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明显存在问题，除了由司法部门进行管辖，个别地区也提出过另外一种方式，即由地方人大或者政协设立相关委员会管辖，或者由地方人大、政协直接管辖。人大和政协在地方信誉较高，公信力较强，在我国政治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日常事务又不多，完全有能力进行调解机构的管理。特别是政协机构，本身就有相当比例的医学专家和法律专家，对于医疗纠纷的调解具有先天的优势。[4]青岛市南区政协就曾与市南区法院联合成立了“政协医疗卫生专家顾问团”，探索解决市南区的医患纠纷，经过两年的实践，在庭外成功的调解了八成左右医疗纠纷案件。青岛市政协也曾提出过相关的提案，建议成立以青岛市人大、政协为领导，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参与的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解决日益增加的医患矛盾，可惜提案因为种种原因未被采纳。人大、政协相对于政府行政机构，其中立性更高，公信力更强，且有资源进行医疗纠纷调解工作的管理，在日后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改革中，可以充分发挥其作用。
2.2完善第三方调解机制的法律保障
目前我国关于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或者行政法
规进行规范，当前主要依据的是2002年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2010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2011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以及某些地方的地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这些法律法规规章要么只是涉及到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的某个方面，要么就是层级太低、要么就是相互之间有冲突，为了规范我国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省级人大，时机成熟时中央政府应当尽快制定统一的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法规，对第三方调解的各个方面进行规定和规范。
2.3保障第三方调解机构财政经费
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构要实现正常的运行，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离不开稳定的经费保障。但是从目前各地的试点来看，对于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问题还没有完善的规定。有的地方政府规定第三方调解机构的经费从医院缴纳的医疗责任险中按比例提成，有的规定由地方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的规定由政府司法部门予以解决，有的规定由卫生行政部门予以支持，有的地方政府只是设立机构而对经费问题没有明文规定。第三方调解机构经费来源的不确定，使得其日常工作很难稳定高效的开展。从实践来看，为了保障第三方调解机构的中立性，其经费来源要么有政府财政拨专款予以保障，要么由司法部门通过内部经费进行保障，不管是哪一种都需要在立法时加以明确。[5]
2.4规范第三方调解的程序设置
第三方调解在医疗纠纷方面的作用已经被实践证明，我国目前的第三方调解还处于起步阶段，在很多程序方面还需要好的完善，其中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方面。
2.4.1小案设立简易程序。
医疗纠纷种类很多，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因为医疗事故造成的，而是患者对于医疗机构的医疗人员的服务态度、服务水平等方面有所不满所引起的，这种患者与医疗人员的冲突与纠纷其实相当普遍，冲突程度虽然不如医疗事故造成的严重，但是也非常容易升级。此种类型的医疗纠纷与以医疗赔偿为诉求的医疗纠纷显然不同，对于这种轻微纠纷应当在第三方调解机制中设立简易程序。
2.4.2规范化调解协议书。
第三方调解机构在医患双方达成和解后，应当签订相关的调解协议。调解协议是调解活动的成果，是双方履行和解结果的依据。但是目前各地的第三方调解机构在调解协议书上不够统一、很多地方不够规范，甚至调解协议书上经常出现明显违反现行法律的调解内容等等。在今后的改革中，应当学习法律文书的规范性，统一化调解协议书，对调解协议书上的各种基本事项、详情描述、请求事项、调解情况、调解结果等等方面做出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应当在调解协议书上约定违反调解协议书的违约责任。[6]只有规范化的调解协议，才能增加调解结果的权威性，减少违反调解协议的可能。
2.4.3建立调解结果反馈机制。
医疗纠纷的第三方调解机制要想不断完善，离不开现实调解活动后的医患双方反馈。为此，应当建立对于调解机构和调解结果的反馈机制。当医患双方的争端通过调解解决后，应当在事后通过电话或者邮件等方面进行调解结果和对调解的建议反馈；对于通过调解最终并没有达成和解的案例，也应当进行事后的调查和反馈，总结失败的原因和经验。通过这种反馈机制，不断促进调解机构服务的改善，提升医患双方对于第三方调解的满意度和接受度。目前，有些地方例，例如宁波市的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尝试，这是一个的好的方向，但是应该更加科学化这种反馈机制，而不要最终流于形式，这是以后改革应当注意的地方。
参考文献：
[1]赖东川.我国医疗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比较初探[J].法律与医学杂志，2011（6）：12.
[2]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2000：251.
[3]林文学.医疗纠纷解决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4-75.
[4]陈志刚，才玉娟，关于推广第三方调解机制解决医疗纠纷的探讨[J].中外医疗，2012（12）：190-191.
[5]刘岩.运用人民调解手段解决医疗纠纷的实践与思考[J].中国司法，2010（6）：60.
[6]黄明震.论我国医疗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的完善[D].上海交通大学硕士论文，2012：34.
基金项目：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法益平衡视阈下医患纠纷调解机制研究》，课题编号15CFXJ02。
作者简介：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6
申请人：朱黎宾，男，1969年1月19日生，汉族，原上海宝冶工业工程有限公司合同工。住上海市宝山区罗店镇南周村大苏15号，邮编201908，电话66012775
被申请人：上海宝冶工业工程有限公司（简称宝冶公司），注册地上海宝山区蕴川路5300弄1号4—177室，经营地上海宝山区盘古路895号，法定代表人赵新道，副总经理，邮编201900，单位电话36213987
原审法院及已生效判决书案号：一审宝山区人民法院（2009）宝民一（民）初字第2632号；二审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二中民三（民）终字第498号；申请裁定书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0）沪高民一（民）申字第872号。
申请再审事由：
原审（一审、二审）法院及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判决不公。申请人不服原审判决，依据《民诉法》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六）项之规定，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请求：
1、请求改判支持朱黎宾要求宝冶公司承担社保机构不予报销的医疗费6971.52元外配急用药及材料费4058.35元，高压氧舱治疗费38400元及高压氧治疗期间的护理费23400元（含二次手术后三个月）伙食补贴费10395元，交通费15968元，给付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前的停工留薪期7个月的工资11089.26元，共110282.13元。
2、改判支持朱黎宾要求宝冶公司承担工伤继续治疗费至工伤医疗终结。
3、改判支持朱黎宾因支付诉讼人的误工费及交通费1000元及原审二级诉讼费20元。
申请再审的事实和理由：
（一）、原审故意回避重要事实，隐瞒真相，申请人有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所谓“查明事实”。
（1）、朱黎宾于2005年11月14日至2007年3月23日期间进行高压氧舱治疗是基于手术后股骨头坏死的特殊情形所必要的治疗，有主治的市六医院医生的医嘱处方和因市六医院无此设备而指定到配合协助的医疗部门，并有收治医疗单位的证明，且经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同意的指示及单位主管看望时的同意，又是在停工留薪治疗期内。原审并未查清要点。
（2）、朱黎宾主张的护理费、伙食补助费、交通费是指在高压氧舱康复治疗期间所产生的那部分，并不包括在双方曾经协议过的手术住院范围之内，并不重复，而是未达成协议的部分。（有可计算的住院日期及人朱连琴在协议书签名时特别注明上可以查证），原审故意混淆。
（3）、朱黎宾在工伤手术后三年因旧伤处股骨头坏死而于2007年11月19日至2008年1月14日重新住院再次手术是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原审不肯查明。被申请人宝冶公司不但不予申报朱黎宾工伤复发认定手续，反而于2007年12月5日（治疗住院期间）反而违约违法终止劳动关系，恶意阻止朱黎宾本人申报工伤复发，中止社保（证据有第二次手术住院的市六医院、市八医院出院小结，违法退工单2007年12月5日），而原审对此事关待遇责任的基本事实只字不提。
（4）、宝冶公司于2008年3月20日决定2008年3月7日起第二次退工并终止劳动合同，然而一次性就业补助金和医疗补助金是在2008年9月12日付给朱黎宾，且未经协商一致。原审故意隐瞒，（证据有经济补偿协议书，终止劳动合同给付一次性补助金在内的建行存款凭条）
（5）、朱黎宾至今仍在工伤医疗期间，一次性医疗补助费不是朱黎宾自愿接受的，未经协商一致，未经签收，（证据有疾病证明单，未经签字的经济补偿协议书），原审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二）、原审在认定上脱离事实，颠倒是非，规避法律，混淆责任。
（1）、朱黎宾主张的经社保机构核定不予社保基金报销的6971.52元医疗费及社保机构不予核定的工伤手术医疗时急用外配药材料费4058.35元和因非医保定点医疗单位发票而不予核定的高压氧舱治疗费38400元均在劳动合同存续期间内，工伤医疗必须支付的费用。宝冶公司是负有承担工伤医疗费用的责任单位，虽然在此期间，宝冶公司已为朱黎宾投保社保，但在社保可报范围之外的合理的必要的医疗费用，宝冶公司责无旁贷。原判认为“于法无据”是不对的，那么这部分工伤医疗费用要由工伤职工朱黎宾自负的法律依据何在呢？申请人认为具体发条上的不详的漏洞，并不能成为宝冶公司推脱责任的借口。“公平”是民法的基本准则，原审恰却违背了《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平原则。
（2）、原审隐瞒了“协议书”上朱黎宾人朱连琴所签“高压氧没提供”的特别注明和按实际时日可以推算得出高压氧舱治疗阶段所产生的护理费、伙食补贴费、交通费并不包括在协议范围之内的事实。原审混称“协议履行完毕”，而不支持朱黎宾主张在高压氧舱治疗期间应得的护理费、伙食费和交通费，显属偏袒不公。
（3）、朱黎宾主张2008年3月至9月七个月的停工留薪期工资11089.26元是基于宝冶公司违反《上海市工伤保险实施办法》规定，实施办法第四十条规定“与用人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工伤人员并按照本办法规定享受就业补助金后不再享受规定的待遇”，第三十五条规定“工伤人员接受工伤治疗，原工资待遇不变”。申请人有“存款凭单”证明该补助金是在2008年9月12日给付的，尽管宝冶公司在2008年3月已经宣布终止劳动关系，但在其未履行给付就业补助金的情况下，违反办理终止劳动关系的程序，凭空宣布终止劳动关系起至实际给付就业补助金之前的七个月期间，工伤人员懒以维持生活的工薪待遇怎能落空。申请人认为在经济补偿未解决落空之前，劳动关系视同存在，朱黎宾在未享受就业补助金前的医疗期间当然有权主张留薪工资，宝冶公司仍应按合同补给留薪工资至实际给付就业补助金为止。原审只强调劳动关系终止而忽视就业补助金支付日期而断定“于法无据”是片面的，更何况朱黎宾尚在工伤复发医疗期间，经济补偿协议也未经同意。
（4）、朱黎宾主张的“劳动关系终止”后发生的工伤医疗费用，理由有六：其一，是宝冶公司在朱黎宾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事实发生后不予和不让申报工伤复发认定手续。其二，是在“劳动关系终止”时给付一次性医疗补助金未经协商一致，未经签字，并非自愿接受。其三，工伤治疗仍在继续，一次性医疗补助费1万多元钱远不足以支付未来所需的医疗费用。其四，是在工伤病情尚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催逼诱骗朱黎宾作伤残鉴定。其五，宝冶公司在朱黎宾工伤治疗过程中退掉社保。其六，宝冶公司与朱黎宾终止的是2007年12月5日重新招工所建立的劳动关系，而不是2002年8月1日招工合同所建立的劳动关系，（证据见经济补偿协议中半个月的补偿金）。
（5）、本案纠纷因宝冶公司拒付待遇而起，朱黎宾因工残疾，无可亲临诉求，只能委托，原审即已部分支持，朱黎宾因支付人误工费、交通费而要求宝冶公司补偿1000元，符合过错责任原则。原审将其篡改为“朱黎宾主张因诉讼发生的误工费和交通费”而又断定“于法无据”，实属篡改事实，混淆责任。
综上所述，原审事实不清，认定错误，适用法律不当，判决不公。朱黎宾申请再审纠正，支持诉请。
此呈
最高人民法院
邮寄附有关证据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7
国务院、省、市、县政府召开相关会议以后，我局迅速组织召开了党组会和局务会议，将会议精神进行了传达和学习，通过学习，统一了思想，认清了当前开展专项整治的形势与背景，提高了对本次专项整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把专项整治工作列入当前和今年下半年的重要工作，放在突出位置。同时还结合《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特别规定》的学习，对专项整治工作进行了研究，为专项整治顺利开展工作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我局建立了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局长任组长，副局长潘建荣、伍正明任副组长，各科室负责人为成员，做到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集中人力财力，整合现有的监管资源开展本次专项整治。
二、制定方案、明确任务
动员会议后，局长亲自召集相关业务科室负责人对专项整治工作作了专题研究。提出了“找准影响药品安全的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违法行为，以法律法规为武器，检查处罚为手段，建立长效机制为目标，经过4个月的专项整治，集中解决我县药品和医疗器械生产、流通和使用等环节中影响质量安全的突出问题，建立长效监管机制，规范药品市场秩序，保障公众用药安全有效”的总体要求。确定了药品生产环节、药品流通环节、医疗器械、虚假违法药械和保健食品广告、打击制售和使用假劣药械等违法行为、信用体系和信息化建设等六大方面的目标任务，随后各业务科室根据目前药品质量监管的现状，提出了十九项整治重点，并迅速制定了《县药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三、集中整治、措施有力
2、在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建立了药品生产企业授权人制度，切实提高药品生产企业质量管理制度的落实。
3、Gmp跟踪检查：对全县3家药厂进行空调、制水系统和药品质量检验、灭菌、投料、出口委托加工专项检查，Gmp跟踪检查率达到100%。
4、药品经营企业监督检查：日常检查201家，专项检查98家，覆盖面达到100%；完成零售药店GSp跟踪检查30家，完成率为100%。
5、对基层医疗机构的手术室、检验室医疗器械使用和进货验收台帐记录进行专项检查，立案2件。
6、对“伪药品”整治进行“回头看”，立案1件。
7、会同县计生站对计生用品开展专项检查，重点是保健品店、性保健品店和计生用具店，检查了20余家。
8、会同县工商局开展药品广告联合检查，对违法广告责令整改3家，移交工商局查处1件。
9、企业建档：药厂和药品经营企业均已建档和电子化（药厂3家，药品经营企业103家），药品使用单位已建立档案，共计医疗机构447家，均达到100%；全面建成特殊药品监控信息网络。
10、医疗机构药房规范化达标，应创建413家，已创建411家，完成98.5%
12、完成（县医药公司）批发企业不规范经营行为专项检查，市内各县、市、区抽调人员实行交叉检查。
13、完成全县17家医疗器械生产企业现有的13个产品注册证的注册资料检查，重点检查了产品的生产记录、检测报告、材料采购等，并对全县11家二类医疗器械生产厂家进行了一次系统检查，检查率达到100%。
14、完成对宝生义齿厂、生命力有限公司、天医医疗器械公司、雷登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沃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华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质量管理体系运作情况监督检查。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8
在会议间隙，兄弟公司标签机和移动智能打印解决方案小组负责人张永和、行业产品解决方案小组讲师余晓芙就医疗行业打印应用的相关问题接受了《e医疗》的专访。
|医院对打印业务的需求有什么特点，有哪些特殊的需求？
兄弟公司：医院需要打印病历、处方、报告等，用纸规格较多，因此对打印机的兼容性要求很高。医疗活动是不允许中断的，对打印机的稳定性也有很高的要求。另外，医院在打印机的环保方面也有要求，希望是低噪音的、无异味的，避免影响到患者和医护人员。还有一些特殊的检验报告的打印，对打印精度，包括图像层次也会有比较高的要求。此外，对产品性价比、售后服务等也有要求。
在标识方面，因用途不同，对标识的要求也不同。比如输液用标签，主要是为了确认输液信息，不需要长时间保存且打印量比较多，所以选择耗材成本较低的热敏标签比较合适。对于固定资产的标识管理，由于需要记录资产的采购、分发、借出、归还、维修直到资产报废的整个生命周期，这就要求标签有很好的耐摩擦、耐腐蚀、强粘性、防水等功能，使用覆膜标签会更持久。实验室用的标签，因为经常会有高温消毒、冷冻等处理，覆膜标签的耐高低温特性，完全能适应这种环境。
|在医院对打印机、标签机的选型方面，有什么建议？
兄弟公司：首先说标识。护士一般会很忙，如果在打印过程中忽然没有标签纸或者没有碳带了，再安装新的耗材势必会影响工作。兄弟公司一直在推进标签打印机的应用，不论是覆膜标签还是热敏标签都能很好地避免这一问题。从专业性上来说，由于门诊和急诊打印标签较多，我们建议使用专门的标签打印机，而住院部分因为打印腕带比较多，我们建议使用专门的腕带打印机。
医护人员在查房时，需要现场核对患者信息是否和系统记录相匹配，并现场打印医嘱。在这个移动的医疗行为里，如果用移动便携式打印机，必然能给医护人员带来很大的便利。
兄弟公司新推出的热敏标签打印机tD-2130n，自带的电池充一次电，可以打印几千张标签，足够完成一次或多次查房打印的要求。若在选配剥离器的情况下，打印完一张标签，取走后才会出另一张标签，省去了医护人员撕标签的动作。
在激光打印机的选择方面，由于医疗业务的特殊性，对打印机的稳定性有很高的要求。另外，打印质量要好，负荷量要大，速度要快，还有一些无线的需求等等，都是医院所要求的。此外，医院对于耗材的使用在成本上也有要求，此次展示的两款HL-5450Dn、HL-4150CDn激光打印机拥有高速、稳定、低成本的特点，非常适合医疗行业的使用。
|在中国的医疗打印市场，兄弟公司的产品有什么优势？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9
作为海泰优秀客户的代表，北京市西城区卫生局信息处处长朱树宏、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助理刘帆、绍兴市人民医院信息处处长钟初雷、辽宁省中医院书记罗智博、杭州萧山区第一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卢有传、济宁医学院附属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张艳、北京阜外医院管理集团信息中心主任许路明、河北省南皮县人民医院院长李思军等分别在借助信息系统减少医疗差错、集团医院的医疗质量管理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探讨。会议期间丁宝芬教授、南京大学教授王崇峻也分别在电子病历的研究重点和面临挑战、人工智能在医疗数据分析中的应用等方面为各位与会代表做了精彩的发言。
新的十年新的征程
海泰公司副总裁陆凯东在大会致辞时表示：“海泰公司从成立开始走过的这十年，是与客户一起进步，夯实基础的十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2012年则是海泰第二个十年的开局之年，公司致力于在这个十年中为客户提供更加全面的产品和更好的服务。公司目前在北京、上海、武汉、广州，以及美国休斯敦设立了分公司，今年将发展到300名员工的规模，这样的发展是巨大的和快速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设立分公司意味着海泰将在全球为医疗卫生行业提供最好的技术和服务。同时，公司的职能机构也发生了变化，朝着专业化、分工明细化的方向发展。这些都为海泰在未来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目前，海泰在全国拥有150家客户，与政府的各级医疗主管部门也建立了非常有效的沟通，这都为海泰更好地服务于行业起到了关键作用。这是海泰的第二届客户大会，希望通过这个平台与客户和业内的专家们更好地交流和学习。”
作为海泰公司的重要合作伙伴，pHiLipS、oRaCLe全程参加了会议的筹备和交流活动，并在会议上分别就《飞利浦医疗信息系统解决方案总揽》、《飞利浦重症监护临床信息解决方案》、《oRaCLe医疗行业解决方案》等方面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同时也在展区上展示了本公司最新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会议期间海泰公司与pHiLipS正式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相关文件，为今后的进一步深入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谈到这次的合作，海泰公司常务副总裁吕亦华表示：“海泰公司的发展方向是坚定的朝‘深度’和‘广度’出发。‘深度’是指在临床的专科、专病方面做得更加扎实；‘广度’是要为区域医疗提供整体的解决方案。我们和pHiLipS的合作是建立在两个公司的理念和做法非常一致的基础上的。两家公司都非常重视临床业务的深入研究和探索，这是合作的根本。海泰在电子病历系统以及平台建设上有深入的研究，而pHiLipS则在床边系统方面更有优势。现阶段两家公司将把产品、服务进行重新的整合，在临床产品线上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致力于在电子病历支撑平台的基础之上给用户提供更为深入和持久的服务。当然，双方的合作也面临着一些挑战，大家对此都有非常清晰的认识，也进行了探讨，相信会有办法应对这样的挑战，比如：通过服务的整合，会对pHiLipS这样一家外资公司在中国本土的服务能力带来改变。两家公司的合作对客户来说是非常‘实惠’的，能够在临床数据的收集和利用方面得到更大的帮助。”
技术为本立足临床
此次大会上，海泰公司向大家展示了最新研究的系列产品，海泰公司副总裁、技术总监方军武做了《海泰公司最新技术研究及新产品介绍》的重要演讲，详细阐述了海泰未来的发展思路，并就《海泰公司最新技术服务方案》进行了详细介绍。方军武表示：“过去的一年对于海泰的研发和运维队伍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们推出了海泰电子病历的3.0版本，也依照卫生部颁布的政策法规完善了海泰的产品线。截至目前，海泰的产品达到了40多种，客户达到了150多家。经过第一个十年的积淀和思考，海泰的经营思路和产品方向也有了转变，改原来的产品驱动型为产品、服务、咨询相结合的模式。也就是说海泰今后将在电子病历系统、HiS系统等多个产品上给客户带来更多的服务与咨询，与客户共同发展。作出这样的决策和调整是基于海泰十年来在行业中深刻的积淀和理解，公司深信已经具备了这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可以肩负这样的责任。”
与会代表们都对海泰的最新研究成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与认可。嘉兴市人民医院的信息中心主任毕鲁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对海泰的系统给予了充分认可：“海泰公司的电子病历3.0版本有了非常大的进步，强调了事前提醒的概念。一旦医生在工作中遗忘了某一个步骤，那么流程将无法继续，这极大地保证了医疗质量，也提高了工作效率。”
“临床信息化的发展方向有五个方面，即：临床辅助诊疗手段丰富化、智能化；临床资源接入渠道多元化，衔接紧密化；临床数据利用深入化、专病化、专科化；患者诊疗区域协同化；业务安全性，可配置化。海泰的业务仍将稳定发展，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电子病历，二是药物试验项目，三是区域医疗。在区域医疗方面，全科医生服务平台系统正式‘落地’，已经在北京市西城区进行试点工作。通过该项目的落地，标志着海泰在医疗信息化中打通了一级、二级、三级平台，实现了诊疗平台的全覆盖，为今后实现区域协同奠定了基础。在电子病历系统方面，3.0版本已经正式颁布，目前有20多家用户已经采用了这个版本。新版本极具创新性，从理念上来讲，它是任务驱动型的系统，在海泰的几次产品推广会上都得到了业内专家的认可。与此同时，我们今年还对药物试验管理平台进行了梳理。目前，卫生部对于药物的试验管理非常重视，一些标准正在制定当中，海泰也很荣幸地参与到了相关工作当中。在海泰关注的重点——临床业务延伸方面，今年又推出了血液净化系统。随着‘血透’的普及，相关的系统一定会成为医院关注的重点。”方军武在演讲中强调了海泰立足临床的工作核心。
与此同时，结合医院管理模式的发展和未来趋势，海泰公司还在系统中强调闭环临床业务方面的探索。方军武说：“海泰公司服务的客户很多，在交流当中我们积累了各种经验，也接触到了各种存在于医院当中的问题，对于在临床中如何实现闭环有了更明确的思路和做法，并希望与大家进行分享。”
修炼内功做“百年老店”
对医疗公司的建议篇10
来自医疗卫生行业的省人大代表龚遂良,在省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提出了要求省政府尽快制定医疗纠纷预防与处置办法的建议。
龚遂良指出,近年来我省医疗纠纷事件居高不下,冲击医院、干扰医疗秩序的恶性事件也时有发生,有些地方甚至还产生了职业“医闹”,严重影响了群众的就医秩序和就医环境。医疗纠纷作为一种社会冲突,是社会民生危机的反映,如何妥善处理医患纠纷、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突出问题。
龚遂良认为,现有的医患纠纷应对方式和处理机制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实生活中,患者及家属一般不愿以司法途径解决医患矛盾,更倾向于“私了”。其间,不仅双方会因为价码问题长时间僵持不下,还将牵涉到双方的大量精力。而事实上,就算成功“私了”,也不能说明医院确实出了医疗事故,仅仅是医患双方经谈判博弈形成的一个结果。
为此,龚遂良建议,有关部门应尽快就此问题立法,通过制度化的手段,预防和处置医患纠纷,努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他建议,建立人民调解机制,成立一个独立于卫生行政部门之外的调委会专门处理医患关系,根据医疗事故的构成要件、赔付依据和标准,给医患双方算清“明细账”。同时,还要建立保险理赔机制,通过设立医疗事故责任保险,协商解决纠纷理赔事项,使医患双方成功化解矛盾。
办理结果:立法工作紧锣密鼓多条建议欲破难题
对于代表上述建议,省卫生厅及时与省司法厅进行了研究,认为制定《浙江省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办法》确有必要。经过前期的立法论证、调研、征求意见,组织起草了办法草案上报省政府,就如何预防、处置医疗纠纷提出了一些思路。省卫生厅认为,一旦该办法出台,将是破解医疗纠纷难题的重要制度性保障。
如何预防纠纷?省卫生厅提出,要构筑医疗纠纷预防网,将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公安机关、新闻机构、医疗纠纷调委会等多元主体在医疗纠纷预防中的职责予以明确化,使上述多元主体能及时根据职权履行职责,形成合力,共同实现有效预防医疗纠纷的目标。
中国医师协会已经把聚众静坐、贴大字报、围堵办公室、在医院摆设灵堂、打砸医院财物、围攻殴打医务人员等行为归纳为“医闹”的典型表现形式。针对这些“医闹”事件,省卫生厅欲通过立法对其作出明确限制。并提出,公安机关在接到关于医疗纠纷的治安警情后,应当及时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开展教育疏导,制止过激行为,维护医疗秩序,而对于患方拒绝将尸体移放太平间或殡仪馆的,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现场处置民警应当依法移放尸体。
一旦出现医疗纠纷,必须按规定处理程序予以处理。为此,办法首先必须对处理程序进行明确。省卫生厅提出,医疗机构在发生医疗纠纷后,应当立即启动预案,要求相关主体采取相应控制措施,并将有关情况及时报告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同时,医疗机构还应及时将医院专家会诊意见告知患方,做好与患者的沟通工作,防止事态扩大,并在医患双方共同在场的情况下,及时封存现场实物和相关病例资料等。接下来,再由医患双方代表人在医疗机构专用接待场所进行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