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精神篇1
关键词：儒家思想；中国人；思想与精神塑造；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8-0035-02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它不仅体现着传统中国思想文化的基本精神，而且长期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决定着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规范着中国人的行为，塑造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性格。可以说，儒家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早已成为每个国人日常言行举止所依照和遵行的准则，而这也正是历代儒家所倡导的基本主张：“广大高明而不离乎日用”[1]505。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
儒家思想自诞生以来，经过历代大儒的不断丰富和发展，形成了极其庞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它所包括的范围极其广泛，涉及哲学、文学、艺术、教育、治国理念、伦理道德、个人修养等等几乎所有领域的内容。但大致可由三个方面来呈现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即儒家的天人观念，儒家的政治思想，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个人修养要求。
（一）儒家的天人观念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向来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而儒家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尚书·洪范》中就有了天与人之间有着相通的关系这一“天人合一”思想的萌芽。孟子也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2]327。”更是肯定了人性与天道的统一，而董仲舒也提出了“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天人合一论。及至宋儒张载，“儒者则因明至诚，因诚至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则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当然，荀子也曾强调过“明于天人之分”和“人定胜天”的思想，但这种思想在儒家学说中不占主导地位，没有发生过广泛的影响，也没有构成儒家在天人观上的主流，所以在此不进行深入的讨论。由此可知，儒家思想在处理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十分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人性与天道的完美融合。
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总结起来，大致可包括如下三项内容：一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二是人必须遵循自然的普遍规律，且自然的规律与人的道德原则是一致的。三是人生的理想是达到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至上境界。
（二）儒家的政治思想
儒家的政治思想又主要地体现在它的治国理念中，儒家的治国理念用楼宇烈先生的话就是“以王道仁政来化导天下”[3]103即“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这其中又可分为三个方面。
1.“道之以德”的治国方针。《论语·为政》中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即主张为政要以道德教化为根本，而不能片面强调刑罚杀戮，统治者要想把国家治理好，首先自己就要谨守善道，搞好个人的道德修养，然后推行道德教化，提高人民的道德水平，上下就能同德而同心。“齐之以礼”则又补充了要以礼仪规范为外在的调节手段，“行礼”“修德”便可国治。
2.“无为而治”的领导方式。《论语·卫灵公》：“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即要求统治者做好“修己”和“用人”两件事情，就能收到最好的治国效果。
3.“修己以安百姓”的治国目的。这又可分为三个步骤：“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2]149即通过统治者的自我管理，然后再对各级官吏进行管理，最后对百姓管理这三个管理步骤，便可使国家大治，人民过上富足而文明的生活。
（三）儒家的伦理道德和个人修养要求
从儒家典籍来看，从先秦至宋明，其共同承认的伦理道德都是以“仁”学为中心展开的，主要的概念包括仁、义、礼、智、信、孝、悌、忠、恕、诚、敬等。而按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统计，《论语》中“仁”字凡109见，在《论语》诸伦理道德概念中出现最多，由此便可清晰地看出儒家的伦理学核心为“仁”。《论语·学而》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即言孝悌为仁的初始，从这种亲亲之情推开，即至“忠恕之道”。《论语·里仁》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2]50，“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2]89；“恕”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126。而孔子更是反复教导世人，践行仁德要从自己做起，从当下最切近的事情做起，严格要求自我。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2]125；“克己复礼为仁”；“躬自厚而薄责于人”[2]154等等都表达了孔子对个人修行的希冀。及至孟子，在强调原有儒家伦理思想上，又发展了“诚”这个概念。他指出“诚”既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又是一种道德体验的状态，是对本心良知的最终根源——“天”的一种虔诚和敬畏。怠至理学，仍是以“仁”为核心，强调个人修养要先从“识仁”开始。《二程遗书·识仁篇》中云：“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宋明诸儒都十分强调要加强个人的修为，注重操持涵养。理学程朱提出的知行互动、格物穷理、居敬立己的修养法，心学陆王提出的存养本心、知行合一的修养法都更加突出了伦理的切实实践与身体力行的重要性。他们反对空谈性理，不肯实践的空疏学风，将道德实践的方式和个人修养的任务落实在了每一个人的头上，并鼓励世人通过加强修养，坚守节操来追求“圣人”的理想人格，达到“天人合一”的至高境界。
二、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人
在上面的阐述中，作者将儒家思想分为三个核心精神来论述，但实际上儒家思想自创立以来，就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项主张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的，是有其内在独特逻辑性的。如“天人合一”思想，它既是一种儒家独立处理人与自然万物关系的方法，又是一种个人修养的目的和境界，而且还是伦理道德中的必然要求。因而如果将这种整体的思想分割成部分或引入西方哲学和科学的研究体系与方法，那必然会影响对儒家原貌的认识，造成对儒家思想的片面理解。因此接下来，作者将力图从整体上综合论述，而不再明确的进行区分。
在西方哲学体系中，一直贯穿着二元对立的思想，作用于西方人的思维中，则十分强调对立性和斗争性。因此西方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时，就主张征服自然，战胜自然，将自然看作是人类发展的敌对力量，而其结果就出现了西方近代以来一系列破坏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事件。相对于中国传统哲学，则始终坚持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方式，相信人与自然万物是平等的，是处于一个“生生不息”的整体中的。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时，就秉承着“天人合一”的思想，从而塑造出了中国人追求人类精神与外在自然，自我身心的平衡与自然环境的平衡相统一的高妙境界和理想。当这种思想作用于表达中国人情感的艺术作品中时，便孕育出了与西方迥异的艺术表现形式和审美情趣。
拿传统中国的书法与绘画艺术来讲，其乃是真正的线条组合的艺术。由于线条本身的特点，这两种艺术形式便天然的拥有了无限的流动与变化之意。每一个中国人在进行书法与绘画的创作时，都会沉浸在那无限的与自然之流变融为一体的美妙境界中。所以书法绘画之美，美在境、韵、情、意、态，并且这每一种美都是需要人们观照和引入自然之感并倾注自我无限情感之后方能体悟到的。伦理本位思想，是儒家哲学思想中另一个基本特征。《大学》中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便是讲如何以个人修养为起点，逐步达到报效国家君王，平治天下的终极目标，这种由内修而达到的“内圣”再开出外修并达到“外王”的方式便构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人生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不仅成为中国封建社会能够长期稳定存在的重要思想基础，而且也是中国文化能够长期传承的主要原因。
三、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通过上述的阐述，我们基本上澄清并理解了传统儒家思想的核心精神和对中国人思想与精神的深远影响。而在文章的结语部分，作者认为很有必要谈谈传统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以及对当下社会所提供的种种启示。
谈及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这是一个很现实也是一个很沉重的话题。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坚船利炮的打击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反思和重新审视。巨大的屈辱和强烈的图强变革精神造成了国人心理的极大盲目和扭曲，不可避免地使我们的大多数国人走上了激进的思想变革之路。当然，我们不能否定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弊端和惰性，不利于现代型社会的快速构建，我们当然也不能否定这种激进的思想变革方式在当时所取得的显著效果，它确实是时代的所需，对于国人的启蒙，对于民族国家的复兴崛起大有裨益。但作为后人的我们却有权利将这段历程置于更广阔的历史空间来审思和考量，我们当初的盲目和冲动真的就只有成果辉煌并毫无弊害吗？我们引入的西方精神究竟又学习拥有了多少，我们屡遭践踏的传统精神又有多少保留和残存呢？
毋庸置疑，毫无信仰的人，也就毫无顾忌，毫不会因为亵渎心中的神灵而产生愧疚感。中国当下的很多社会现象和问题究其根源乃是信仰的沉沦，权威的丧失以及精神的迷茫。我们太需要一种精神来填补我们心灵的沟壑，为我们建立起真正的依赖并引导我们前行的方向。所以当我们在继续学习西方优秀事物并秉承业已形成的价值观时，是否应该迫切地思考一下对儒家思想以及整个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进行呼唤呢？毕竟这些思想才是我们民族延续至今的根基，是我们民族不同于他族的特殊印记，是我们民族真正走向繁荣富强的动力。
参考文献：
[1]张岱年.张岱年全集：第5卷[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2
【关键词】礼仁文化精神
【中图分类号】J292.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2）09－0018－02
仁与礼是孔子学说的主体思想，学界对于仁与礼的先决关系往往颇有异议。在孔子看来，礼与仁是不可分割的，仁属于价值理性，礼属于实践理性，离开了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就无从建构；同样，离开实践理性，价值理性也得不到落实。以同构互动的关系去理解礼与仁之间的相辅相成似乎更合乎情理。儒家思想始终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诸多领域。现以儒家礼仁思想对中国书法的渗透进行一番文化思想的剖析，以期以一个全新的角度阐释礼仁思想赋予艺术文化的深刻内涵。
中国书法是一个时代传统哲学理念与内在构成机理交融的文化符号，它是一种复杂的艺术现象与文化现象。它本身自觉地超越了装饰艺术阶段且包含着中国传统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我们惊羡于它神话般的缩影，使其自然而然地晋升为一个时代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符号，这个文化符号中包含的儒家“礼”与“仁”思想将使其深刻地划归于古典艺术与传统文化交融的审美范式之中。它通过自身的语言与整个民族进行着紧密的交谈，并为之建立起复杂独特的意义体系，每个时代都在为这一体系的扩展而竭尽全力，因为它是中国传统艺术中受近代思想影响较小的一门艺术，起码在近代之前它的体系基本保存完好，所以这便为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机制提供了深刻而完整的现实依据。
孔子在《八佾》篇中着重强调了“礼”的重要性，可谓是全书的重心。在过去的观念中，文化更偏重于人文――人伦的道德，即伦理的道德、政治的伦理与社会的伦理。全篇的精神在于文化，在于一种伦理秩序。以“季孙氏八佾舞于庭”“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等揭示了周王朝诸侯违反周礼、犯上作乱的丑恶行为。面对典型的破坏周礼，孔子表现出极度的愤慨，“是可忍孰不可忍”“吾不欲观之矣”是孔子对于诸类事情的基本态度。“礼”在孔子思想体系中代表的是一种秩序与规范，这种秩序一定是建立在一定合理的范畴之中，天地宇宙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规范体制，不可亵渎与逾越。中国文化这个“礼”字作为本体论，是哲学最高的问题，也是宗教哲学最高的问题。在中国书法内在构成机理中，也存在着其自身的“礼”文化。书法艺术是一种线性艺术，只有当线条获得足够的表现力时，书写才能上升到艺术，线条组织才能上升为艺术语言。然而线条极为复杂的内部运动却只为毛笔书法所独有，其他任何一种书写工具所作出的线条都不可能形成如此复杂、如此丰富的内部运动。这种内部运动是使中国书法发展成为一种含蓄深厚的独立艺术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书法艺术的表现力源于线的质感与线条丰富的结构变化以及对于空间的把握。崔瑗的《草书势》认为草书的自由表现受到严格的形式限制，甚至精确到“就而察之，一画不可移”的程度，“一画不可移”说明了草书是一门有着严格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追求的艺术，并将书法艺术与一般文字书写严格区别开来。书法艺术所创造的诉诸视觉的“纯粹表象”，难怪会引发张怀先生发出“纤维向背，毫发死生”的感慨。子夏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这个“绘事后素”答得实在巧妙，他回答说，绘画完成以后才显出素色的可贵。这句话的意思以现在的人生哲学观念来说，是一个人由绚烂归于平淡，而就书法的整体风格而言，也同样印证了孙过庭所言“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书谱》）的思想。当然，因为孔子的礼仁思想是相联系的，所以我们从孔子所讲的“人而不仁如何礼”可以推想到这句话还有一层含义，便是孔子和子夏所想的正是一样，仁在礼之前，礼在仁之后，犹如绘画，素底在前，绘画在后。在书法艺术中则体现为心性人格修养在前，而艺术语言锤炼在后。
诸葛亮在《诫子书》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这指的是人的养德与修身治学之道。推及政事上来，就出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八佾》）的“换心术”。孔子重视养德，明说是重“礼”，归根结底还是讲求“仁”，“仁”是一种自处之道，即随时随地要把修养、精神放在“仁”的境界。他在《里仁》篇中着重强调个人的道德修养问题，“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等都强调了仁的重要性，讲了仁的体与用，体，是内心的修养；用，有推己及人的精神，心胸宽大，包容万象。推及书法之道，则是讲究人品和书品的统一。书法艺术必须表现人的情志、怀抱、才性、寄托，并以此为书旨。清刘熙载在《艺概・书概》中说：“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如其人而以。”这是典型的书品与人品统一观。古代书家所谓如其学、其才，主要指如其儒学之深浅高下，他们以君子风范作为理想人格范式，以仁义道德为核心价值观念，以文质彬彬、美善统一为最高目标。所以对书法品鉴往往成为对书家本人品德的伦理甄别和道德评判。黄庭坚评苏轼书时认为：“东坡简札，字形温润，无一点俗气。”已达到温润雅逸、文质彬彬的儒家君子境界。这正契合了《里仁》篇君子的品格特质――“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做人真诚、爱憎分明、审美趣味高雅的人才能创作出高雅脱俗的作品。作为一代草圣的林散之先生，虽没有创造经天纬地、经世治国之伟业，确是按着儒家道德传统规范来培养和完善自己的人格，是一个待人真诚、乐于助人、无私奉献、尊师重道之人，是一个不虚伪、不矫饰的谦谦君子，生活中许多事例足以佐证。由此可见，重视人自身的学术修养与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苟志于仁矣，无恶也”（《八佾》），一个真正有志于仁的人，看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可恶的，对好的则爱护他，对坏的也要怜悯他、慈悲他、感化他，如此将会促成书画艺术界的和谐发展。当然，推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是十分有益的。
“中和”是儒家中庸之道的外在体现与审美原则。孔子在《八佾》篇中写道：“《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他认识到无论哀或乐都不能过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体现的是一种儒学中庸思想。中国书法艺术也深受中庸思想的影响，在书艺审美中多强调中和之美，即讲究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上的诸多问题，强调对立面的协调与平衡，要求做到有节制、不偏不倚，达到互相渗透、彼此通融的更高层次。明代书法家项穆曾将风格万千的书法归结于“中和”二字，认为“人之于书，得心应手，千形百态，不过曰‘中和’”（《书法雅言》）。
儒学思想中的“仁”与“礼”思想是相辅相成的思想体系。它揭示了超验与经验、价值理性与实践（工具）理性的关系。仁作为价值理性属于超验层面，礼作为工具理性属于经验层面。孔子意识到，一方面实践理性必须由价值理性统率，换言之，经验必须由超验收摄。实践理性作为规范理性和程序理性，必须包含价值理性之内涵，为价值理性所充实。另一方面，价值理性必须在实践理性中得以落实，即超验必须在经验的层面展开，实践理性是价值理性得以实现的保证。儒家重视书法教化作用的原因在于书法的性质与礼乐相仿，可以淳厚人心、移风易俗，而且书法往往与礼乐之教互相结合渗透，使书法打上了儒家伦理主义烙印，构成儒家修养论的重要实践环节。书品成为人品的反映，人之品德决定了书品的高下优劣。因此，注重培养个人品德修养之于“仁”的境界对于感化渗透书法内在机理呈现之于“礼”的范式，是整个文明时代赋予礼仁思想以新的内涵的特殊体现。
参考文献
［1］南怀瑾.论语别裁（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2］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3］萧元.中国书法五千年［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
［4］何炳武.书法与中国文化［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5］齐开义.中国书法家全集――林散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3
【关键词】体育教学；儒家思想；人才培养；精神
在大学体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生运动技能和成绩的提升固然重要，但更不能忽视精神品质的塑造才是教育之根本。对体育人才、体育精神的培养，不仅仅是大学体育教学工作者的义务，更是每一个不同学科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有儒家思想的体现，而这些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又与现代体育所倡导的拼搏进取、自强自信、公正公平、国家荣誉感、团队意识等等精神和理念存在共通之处。因此，在做好专业课教学的同时，在教学中加强儒家思想教育的渗透和传递，从而塑造学生良好的体育精神和运动风貌，对大学体育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1精神塑造对大学体育人才培养的重要意义及具体体现
精神是一种动力和力量，对大学体育人才而言，面对压力大、强度高的专业课和专业训练，如果没有精神力量的支撑，是很难实现突破自我和超越对手运动目标的。在教学中传授体育精神，不仅对运动成绩，更对学生未来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体育精神中蕴含的勇于拼搏、坚持到底、乐观自信、团队合作、荣誉感和不服输等等这些正能量因素，能够使学生日后无论是面对竞技比赛或是生活上的挑战，都能积极、乐观、勇敢地加以应对，走上正确的人生之路[1]。
1.1爱国奉献
在包括奥运会在内的各项国际体育赛事中都能看到，获胜运动员和运动队所在国家国旗的升起、国歌的奏响，是对冠军最高的奖励。正如顾拜旦所说，国旗是现代爱国主义的象征，是实现这个世俗化目标的一种信仰。可见，爱国主义是体育精神的起始点和动力源泉，它体现在一个人对该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和认同感，并矢志不渝的为着祖国荣誉这个共同目标和理想而努力奋斗。塑造爱国主义的精神，是对大学体育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树立为国争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的中国爱国主义精神，是学生精神成长中的第一步。
1.2拼搏进取
艰难、困苦、挫折是每一个人在成长道路上必须要面对和承受的，从事体育运动更是如此，在强手如林的竞技赛场，没有拼搏进取的精神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体育健儿之所以能够成为全民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正是基于他们拥有那种不畏艰难困苦，在失败和挫折面前勇于突破自我，不断挑战，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斗志和精神。但这种精神并非与生俱来的，尤其对青年学生而言，他们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常常能够感受到个人力量的渺小。因此，在大学体育人才的培养过程中，教师的作用尤为关键，需要在教学和生活上，不断地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学生的拼搏精神，帮助他们在一次次失败和磨难中不断成熟和强大，最终形成勇敢拼搏的意志品质。
1.3团队合作
团队精神是运动员个体成功的有效保障，它体现在运动集体中每一名成员的目标一致性、团队认同感、共同发展和进步等几方面。团队精神是体育精神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拧成一股绳”“握指成拳”都是中华文化对团队力量的生动诠释。任何一项事业，依靠个人的盲目单干是无法实现最终辉煌的，中国女排和国家乒乓球队在各自领域的成功就是很好的例证。塑造学生的团队精神，使他们重视集体的力量，尊重和信任每一个队友，为了团队共同的利益而不懈奋斗，能够培养他们对所在运动集体的责任心和忠诚感，实现个人和集体的共同发展。
1.4公平竞赛
公正和公平是奥林匹克运动的原则，尊重对手、遵守规则、遵循体育道德，是体育运动对每一名运动员的基本要求，也是人们喜爱奥林匹克运动的所在。当前体育竞技中众多的年龄造假、兴奋剂事件、假球黑哨等丑恶现象的频繁发生，正是少数运动员在极端功利主义思想蛊惑下，公正、公平的体育精神缺失，丧失底线的去片面追求运动成绩所造成的。因此，在教学中加强公平、公正体育精神的灌输，能够为大学体育人才的运动生涯和健康人生良性发展，构建起一道强大的精神屏障。
2儒家思想与中华体育精神之契合点
儒家思想和中华体育精神有许多契合之处，儒家“仁”“礼”“天人合一”等思想内涵，对塑造当代大学生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依然具有极高的价值和意义。在大学体育教学中渗透儒家思想教育，有助于学生对现代体育精神的正确理解和认识。
2.1儒家“自强不息”思想与“更高、更快、更强”的体育精神
奥林匹克运动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是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方向。它鼓励运动员对自我身体机能的不断挑战和突破，打破和刷新过去曾被世人认为不可能完成的成绩和目标。体育运动所追求的这种执着进取、超越自我、发挥潜能的精神，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具有十分积极的现实意义，它有助于人们保持健康向上的体魄和心态，拥有通过创新改造世界的精神动力，具备面对压力和困难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而儒家自强不息的思想理念与现代体育精神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在风雨飘摇的历史岁月中不断成长和前进，正是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这种不屈精神的形成，与儒家自强不息理念的一代代弘扬和传承密不可分。“更高、更快、更强”的实现，离不开锲而不舍、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等精神的强有力支撑。因此，在教学中传授自强不息的儒家思想，对大学体育人才人文素养和体育精神的培养，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2.2儒家诚信道德思想与“公正、公平”的体育精神
修身和正己是儒家思想中始终贯彻和强调的，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要求。儒家思想对一个人是否具备高尚的道德品格十分看重，修身排在在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前，可见儒家思想对思想品德的倡导和重视。它所要求的诚信道德准则，是一种言而有信、实事求是的精神理念，这与现代体育精神中“公平、公正”思想如出一辙。奥林匹克运动中“更高、更快、更强”理念实现的前提，是保证比赛的公正与公平，要求所有人在同一起跑线上，依靠真正的实力去取得比赛的胜利，而不是弄虚作假、投机取巧的通过一系列违反体育道德的方式获得。今天的体育运动早已超出了单纯竞技的范畴，它在强化民族意识和增强民族自尊心等方面的作用愈加显著。大学中的学生体育精神的培养，离不开诚信道德原则的铺垫。在教学中渗透儒家诚信思想，从而树立和培养学生的体育道德责任感和实事求是的体育精神，是大学体育老师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4
关键词：儒商精神嬗变儒家
引言
儒商积极倡导以儒家理念去经商，大力强调以儒家宣扬的诚信仁义等伦理道德作为商业经营的基本指导理念，由此形成了具有浓厚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儒商精神。儒商精神是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市场经济健康发展，保障商业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目前，商业领域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欺诈之风日盛，损人利己、尔虞我诈的不正当竞争时常发生，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商业经营秩序，市场经济的发展遇到了严重的道德危机。在商业道德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儒商精神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和广泛探讨。积极倡导弘扬儒商精神，大力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儒商精神的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成为时代和社会的迫切要求。然而，怎样界定“儒商精神”？儒商精神起源于何时？其涵义历代有无变化？这些都是必须首先要明确的重要理论问题，值得进行深入探讨。所以，为了对儒商精神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准确的界定，必须从归纳、梳理史料中追根溯源，对儒商精神进行客观的历史考察。大致而言，儒商精神的嬗变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孕育滥觞期、发展形成期、西化转型期、现代重塑期。
孕育滥觞期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商品经济快速发展，文化创新和发展处于一个百家争鸣的鼎盛阶段，儒家学说应时而生，并和商业经营内在地融合起来。初步形成的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的逐步结合，催生了一批名垂千古、被后世奉为楷模的儒商，如子贡、范蠡、白圭等。他们进行商业经营的主导理念都在较大程度上溶入了儒家的思想学说，能够取利不忘义、周急济贫，具有智、勇、仁、强、信等基本商业素质和伦理道德规范，强调商德乃“万利之本”，反对巧取豪夺、坑蒙拐骗，从而为后世儒商提出了许多经典的经营之道，初步规定了应当遵循的伦理准则、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由此开创了注重以德经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商人精神。
这就是说，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儒家学说的创立和儒商的出现，儒商精神开始在商业经营中被倡导。不过，当时儒家思想和商品经济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二者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及其影响的范围程度还较为有限，所以儒商精神还处于孕育滥觞的萌芽时期。
发展形成期
（一）潜在发展
自秦统一中国，由汉至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封建社会政治统治的正统主流思想，其先义后利观被极端化为重义轻（贱）利论，此时儒者被视为道德高尚、博学多才的君子，而商人则被视为唯利是图、道德卑下的小人，“重农抑商”的理念被奉为金科玉律，统治者大力奉行抑商政策，商人的经营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和打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儒”与“商”几乎成为两个截然对立的范畴，难以较为顺利地相互融合，儒商失去了正常存在的客观生态环境，只能在夹缝中缓慢生长，儒商精神也由此进入了一段艰难曲折的潜在发展时期。
（二）逐步形成
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鼎盛时期，商品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人们的轻商思想日趋淡化，重商意识开始兴起，儒士已开始重商，商人也明显地表现出好儒倾向，相互之间的转变和融合逐步变得普遍，同时朝廷的抑商政策也在逐步放松，由此儒商开始逐步崛起。在此情况下，社会上涌现出一批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儒商，他们在商业经营活动过程中力行儒家伦理道德规范，主张以德为商，不仅讲究诚信无欺、货真价实，而且坚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追求义利兼得，同时急公好义、热心公益，能够仗义疏财、乐善好施，“人有急难，倾财救之”，此外他们还非常注重以和为贵、团结互助，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互助会和行会的大量出现。唐宋商人在商业经营活动中积极倡导儒家道德规范和伦理准
，为儒商精神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生态环境，从而儒商精神开始逐步形成。
（三）成熟兴盛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儒商”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壮大鼎盛期。深受儒家学说影响的明清儒商，将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用来指导商业经营活动，把儒家仁义作为立身之本，遵循以义制利、诚信无欺、公平守信、以人为本、以和为贵等一系列商业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从而树立了与儒家道德价值观相符合的经商理念，实现了儒与商的沟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儒商精神。这些基本规定在明清以前的大部分儒商中是难以达到的，而明清儒商则完全具备了这些条件。明清儒商从形式上看是“儒而从商”、“贾而好儒”、“亦儒亦商”，从实质上看则是“用儒意以通积聚之理”，“以儒学饰贾事”，实现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法则在本质与现象、内容与形式方面的高度统一和有机结合。由此可见，随着明清儒商的日益发展壮大，儒商精神亦愈呈现成熟兴盛的态势，不仅具有更加丰富的内涵，而且得到大力的倡导和宣扬，被广泛地融入到商业经营活动的各个方面，充分体现了明清儒商的精神气质和风貌，从而提高了其整体素质，使其商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更大的发展。
西化转型期
鸦片战争以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随着儒商的近代转化，儒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近代儒商精神。
近代儒商传承了儒家文化精神，强调以儒经商，用儒家思想进行企业管理，更为凸显重道德、重和谐的经营理念，构筑了以儒家理念为核心的企业精神。根据时展和经济现实的客观需要，近代儒商又对传统儒商精神想进行了合理扬弃，赋予了一些新的思想内涵。例如，在作为儒商精神核心的义利观方面，由传统儒商精神的“先义后利”或“重义轻利”，转变为了“义利并重”、“义利统一”；在诚信方面，由依靠传统道德维系的伦理信用观，进步到“重合同，守信用”的契约信用观，突出了法制意识，使商品交换行为建立在更规范、更可靠的正式制度基础上；在终极目标方面，强调“经世济民”的价值追求，把商业活动与民族救亡、富国强兵等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自己的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国家的整体利益相统一，充分体现了崇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更为重要的是，近代儒商对西方商业精神也由鄙视、排斥、抵触转向有条件的正视、相容和接受，在一定程度上学习、借鉴和运用了西方科学的商业经营管理理念，从而把传统儒商精神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相互融合，使儒商精神添加了近代化的因素，初步具备了作为科学商业精神的应有特征。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近代儒商精神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扎根于中华大地，而且开始冲出国门，从中国走向了世界，在海外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尤其对中国港台、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的各国商人和海外华裔商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可见，转入近代，儒商精神进入了一个西化转型期。在继承传统儒商精神的前提下，将其与西方商业经营意识相融合，从而构建一种适应近代商品经济要求的儒商精神，成为近代儒商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近代儒商精神虽然是在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转型而来，二者之间具有自然继承的某些明显痕迹，但它已经突破和超越了仅仅作为经验和习惯的传统儒商精神，实现了传统儒商精神的升华和自我改造，从而把儒商精神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基本上反映了儒商精神在近代商品经济条件下所具有的时代特征。
现代重塑期
“二战”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现代儒商群体开始形成并逐步壮大兴盛起来。他们深入挖掘了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吸收了其合理内核，并自觉地将其渗透到自己的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积极倡导以仁为本、以和为贵、以义取利、诚实守信、自强图新、勤俭廉洁等伦理道德规范和价值观念，大力宣扬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勤勉敬业的职业精神、人本主义的管理理念、重群克己的合作意识、热心公益的仁爱精神、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严格遵循节俭寡欲的自律准则、以义驭利的经营原则、诚信为本的行为规范。以上商业经营原则和指导思想，都成为现代儒商精神的重要内容。
此外，现代儒商十分注重吸取西方现代商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精华，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将儒家思想和西方商业精神进行了有机的结合。他们所具有的和平竞争、
共谋发展的共赢意识，顾客第一、服务至上的营销观，趋时应变、科学决策的经营观、以和济争的善意竞争意识以及标新立异的创新精神等，充分显示出了一种全新的儒商精神，构成了现代儒商精神所独特内涵。
这一时期，儒商精神的一个突出特点是进一步走向世界。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中国港澳台地区商人、海外华侨商人，扬弃了旧有儒商精神的缺陷，规避了西方商业精神的弊端，将儒家思想与商业经营活动进行了更加完美的融合，提出了与现代市场经济法则相统一的现代儒商精神。尤其是，近年来，儒商精神在欧美一些国家得到广泛传播，并被人们普遍认可，从而产生了更加深远的影响。在此情况下，儒商精神正逐步实现全球化，形成一种世界性儒商精神。1994年国际儒商学会的成立和首届世界儒商大会的召开，就是这一阶段开始的显著标志。21世纪的儒商精神，应是具有世界性的儒商精神。
由此可见，随着现代儒商群体的壮大兴盛，儒商精神也进入了革新重塑期，开始由传统形态进一步向现代形态转变，在传承、革新、转型等一系列重大过程上进行了自我演进与发展，在扬弃传统儒商精神的基础上，又在一定程度上融汇了西方商业精神的有效成分，更加之以现代科学理性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从而实现了儒商精神的升华，形成了一整套同现代市场经济相适应，富有较强包容性、继承性和鲜明创新性、时代性特质的现代儒商精神，即新儒商精神。
结论
儒家思想在商业经营活动之中的成功运用，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儒商精神。儒商精神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在儒商长期的商品经营实践过程中从萌芽到逐渐形成，又在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多因素交互作用下，随着时代的前进和社会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化，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具体表现和品质特征，是一个动态的历史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和商业经营活动的互相沟通、结合有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儒商精神跨越历史的隧道，随着儒家思想、商品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演变，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大致说来，儒商精神经历了先秦的孕育滥觞、秦汉的潜在发展、唐宋的逐步形成，清末至民国时期又开始了西化转型，而在“二战”以后，儒商精神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得到了进一步的扬弃和优化，实现了现代重塑。儒商精神的变迁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更是由市场竞争法则所促成，体现着商品经济的客观要求，是商业经营获得成功的思想保障。在每一次转变过程中，儒商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完善和优化。儒商精神的合理内核，在今天仍充盈着活跃的生命力，对现代商业经营活动具有积极的理论借鉴价值和实践指导作用。当代商人应当大力倡导和弘扬儒商精神，努力塑造良好的人格形象，以提高社会地位和名誉声望。只有这样，商业经营才能够获得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强大的智力支持，在市场交易活动中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实力和明显的比较优势，从而提高市场占有率，实现利润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大红.儒商伦理与现代中国企业家精神[d].湖南师范大学，2003
2.尹砥廷.论儒商[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4）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5
【关键词】儒家思想;党员;思想政治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它对我们当今的思维方式、行为活动起着决定性作用。儒家伦理中的一些优秀思想可以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所借鉴。因为它博大精深、丰富深刻，拥有多种可被借鉴的思想资源。当今时代，合理地借鉴儒家伦理思想中的精髓，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一、儒家伦理思想在现代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价值
（一）从文化的承接性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儒家伦理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不管当代人承认与否，“传下来并统治着你”的是其不移的文化本性。换言之，儒家伦理思想也必然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现实生长点。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离不开儒家伦理思想的影响。如果离开了中国本土的国情和人情，党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取得良好效果。
（二）从历史发展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现实发展的可能性
儒家伦理思想历经政治、经济、文化的多次冲刷，造就了其极富应变和融合的理性品质。每次大的历史变迁，它都成了吐故纳新的大熔炉，也就是说儒家伦理思想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历史延伸点。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繁衍生息，而且有许多灿若星河的历史阶段，这足以说明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具有强劲的生命力，决不全是某种虚妄颓废的思想文化。
（三）从现实性方面来看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
在现实中，将儒家文化融入管理学中取得成果的事例也屡见不鲜。李光耀先生在国际儒学联合会成立大会的致辞中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年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的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学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海外华人企业家，也正是秉承了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成了当代华人仁富合一的道德典范。这些都说明中华道德的优秀传统在中国当代依然具有极强的历史渗透性和现实感召力。
二、儒家伦理思想中可供进行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借鉴的理论
（一）以人为本――儒家伦理思想的人本基点
儒家伦理思想肯定人的价值，注重人格尊严。孔子说“天地之行人为贵”，就是说在天地之间人的生命力是最为宝贵的，人是最有价值的。孟子有两句名言，一是“所欲有甚于生者”，意指我所要求的有比生命宝贵的，这就是人格尊严;二是“所欲有甚于死者”，意指我所厌恶的有比死亡更厉害的，这就是丧失人格。这两句话正是肯定人的价值和注重人格尊严的表现。这就是一方面强调大学生党员要学会自爱、自尊、自重，完善个人道德修养，实现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另一方面也要时时刻刻注意关心周围同学，也就是说尊重别人的人格。这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点，高校党建工作者如果能理解认识这一理论，并实际上做到这一点，在党员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就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这样也必然会增强党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国家、民族为重的思想――儒家伦理思想的整体主义理念
正因为中华民族的伦理道德中强调整体主义理念，就形成了顾全大局、公而忘私、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特有民族精神。历代传颂的“国而忘家，公而忘私”（贾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等至理名言，就是对这一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现。儒家伦理思想中的为国家为民族的整体主义理念，也是党员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在个人主义至上的风气中，更应该提倡继承和发扬儒家文化中的一些优秀思想，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也是现实的需要。
（三）重义贵和――儒家伦理思想的价值追求
儒家学者在义利之辩中都强调重义轻利。但是要使儒家价值观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教育中得到贯彻落实，必须以“贵和”作为道德上的保证。贵和的道德价值取向特别强调在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发生矛盾时要采取恭敬、谦忍的态度，以群众利益至上的原则来协调好各种人际关系。在大学生党员群体中存在着入党动机不存、利益主义至上的倾向，导致党群关系紧张。在儒家伦理思想来看，和谐的社会就是理想的道德社会。当然，儒家伦理思想强调的“和”并不是无原则的调和，而是在“礼”即道德的制约下的亲和，或者说“和”是有差别的统一，不是无差别的同一，儒家伦理思想强调“和而不同”。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我们要继承下来，以指导现在的工作，使党员教育的实际效果不偏离它的价值追求。
（四）尊德重行――儒家伦理思想中的实践理性
儒家道德修养的目的并非个人的精神安逸和生命的恒久，而是以自己的善行德业造福于他人和社会。孔子的“仁者爱人”思想奠定了儒家学说人道主义精神的传统。爱人即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尊重人、关心人、视人如己。理论离不开实践，儒家伦理思想看到了这一点，党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也一样注重实践性，这足以说明两者具有相通性，因而儒家伦理思想可以为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借鉴。
三、儒家思想在大学生党员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积极作用
（一）强调集体主义，有利于激发爱国主义热情
纵观中国的发展史，每个时代都有其民族英雄及大文豪，在这些英雄及文豪当中，骨子里有着黎民百姓及万里河山的大气魄。也就是说，集体主义精神其自身便具有无形的凝聚力，儒家道德教育推崇的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其实也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来源。现如今，我国改革开放已经三十余年，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今天，精神追求显得更为迫切，在该形势下，集体主义依然是不老的话题，而儒家思想作为集体主义得倡导者，使得我们在党员群体中推行该文化的同时，也能时刻强调集体主义，且有助于激发学生党员的爱国热情，从自身做起，以自身行动影响周边乃至更多的人。
（二）重视厚德载物，有利于构建和谐人际关系
儒家推崇仁爱原则，强调人和精神。另外，中国作为礼仪之邦，一贯重视“礼”的宣传与执行，礼尚往来同样是保持人际关系的重要美德。儒家的这种体现团结和谐的相处精神，其本质是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精神，其作用则是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矛盾的指导准则。
（三）强调身体力行，有利于提升道德修养
在儒家思想这一完整体系当中，道德的教育、修养及实践其实是一个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的过程。儒家思想强调在树立崇高理想、信念与道德人格的同时，最重要的就是实践。孔子曾提出“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后来明代学者王阳明又提出知行合一的实践性理论。他们都认为，一个人要最终走向成功，就必须要将道德的修养与实践结合起来。总之，知行合一，对于当今浮躁社会下的人来说，是应该时刻谨记于心的成功法宝，真正做到知行合一，不是单凭口号就可以了，一定要勇于行动、善于总结。
（四）强调积极向上，有利于正确认识吃苦耐劳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儒家思想更是积极倡导吃苦耐劳的精神。吃苦耐劳、顽强奋斗，不仅有利于塑造大学生党员自爱与自强的精神，还可以解决啃老的问题。因此，在党建中融入儒家教育，可以培养大学生党员自立自强，更加珍惜现有的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并担负起对父母和家庭的责任。
（五）追求精神境界，有利于正确把握儒家传统道德灵魂
将思想文化内化与自身的行为与思想当中，才是学习儒家思想的最终精神境界。在当今时代信仰与道德缺失现象屡见不鲜，儒家思想对有效改善这些现象也有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近些年，不少学生党员过于注重对物欲的追求，忽视了自身道德素养的提高，道德水平日益下降。这就要求高校党建工作者要重视教育的成果，不能一味的追求利益的多少，摆正党建教育的真正目的，把品德教育放在首位。
参考文献
[1]于铭松，刑燕.重义轻利：儒家经济价值观[J].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1（04）.
[2]张怡微.儒家思想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价值的启示[J].经济与法律，2012（05）.
[3]廖志丹，杨云良.论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启示[J].陕西教育：高教版，2007（12）.
[4]孔敏蓉.儒家“以人为本”思想与现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法制与社会，2010（32）.
[5]曲洪志.我国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J].山东社会科学，2006（04）.
[6]郭建峰，朱莉.儒家文化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10（08）.
[7]赵瑞华.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论[J].商品与质量，2011（S2）.
[8]李方昊.谈谈儒家思想的现实意义[J].鸡西大学学报，2007（06）.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6
【关键词】儒商；儒商精神；企业文化；企业经营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2）07-0148-2
一、儒商精神的诠释
儒家思想是中国正统思想的基石，中国是一个以儒学为文化传统的国家，千百年来，儒学影响着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积淀着中国文化。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商人社会地位十分低下，“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经商被贬为末业，统治者也一直采用“重农抑商”的政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商人把儒家思想运用到商业经营活动当中，给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带上了浓厚的文化意蕴。“儒商”一方面说明儒家思想强大而又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中国各行各业，各个角落无不受其熏陶；另一方面也说明商人并非都是奸伪狡诈、奢靡挥霍，商人也可以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而且商业道德与儒家传统道德观念是相通的。把儒家思想融入经营活动的商人，以诚信为主，重义轻利的浓郁企业文化氛围，使员工积极奉献自己的力量，促进企业快速发展。
关于儒商精神的含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人认为儒商是东方伦理道德与西方管理意识的嫁接与发展。有人提出儒商精神是将经营之道与做人之道完美结合起来，追求智慧与道德的结合。也有人认为儒商就是爱国商人。尽管众说纷纭，儒商精神的一些基本特征是大家公认的。
重义轻利的义利关系是儒家思想领域的核心思想。儒家主张，义是取得利的保证，谋求获取的利使义得以实行，主张用义对人们的求利之心得以限制。“贵义贱利”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教条之一。孔子言：“罕言利”，“义以生利”。儒家思想反映在中国商人经营思想上即“买卖不成仁义在”，“财自道生，利缘义取”。奸商与良商的重要区别在于义利关系的处理。良商，取利守义，以义来规范求利活动；奸商则唯利是图，不讲义。明清的徽商主张“以义获利”，“生财有大道，以义生利，不以利生利”的经商原则，使他们获利不小。
二、企业文化是企业必需的精神支柱
企业文化可以定义为是一种观念形态的价值观，是企业长期形成的稳定的文化观念和历史传统，以及特有的经营精神和风格，包括一个企业独特的指导思想，发展战略，经营哲学，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惯。企业文化是全体员工衷心认同和共有的企业核心价值观、价值取向以及行为等的外在表现形式，它规定了人们的基本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
企业文化对企业经营有重要的作用，好的企业文化能够改变一个企业的命运。企业文化是企业立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精神支柱，它不仅能解释企业内部的运行状况，更为重要的是还能向企业家提出做什么是企业最重要的问题。企业文化可以帮助企业管理者改善它的信息渠道、人际关系和决策的制定，帮助企业创造新的气氛，以适应竞争日趋激烈的企业环境，形成高度灵活的应变能力。
三、儒商文化对现代企业经营的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文化，儒商文化传统曾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健康发展。例如，晋商曾经在中国商业的历史舞台上驰骋纵横500多年，一度掌握着全国的金融命脉，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商帮，靠得就是“诚信”经营理念。又如，中药老字号同仁堂，至今已存在了300多年。同仁堂之所以长盛不衰，并不断发展壮大，其秘诀就是一直坚守“德、诚、信”的经营理念，以为百姓制好药为本分，一以贯之地坚持诚信为本的药德。“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是同仁堂几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堂训。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社会形势的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企业经营者清楚地认识到，儒商文化传统对于企业经营活动有着非常重要的借鉴价值。许多信奉儒商文化传统的现代儒商企业家，运用儒商文化指导企业经营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现代儒商企业家取得经营成功的事实，充分说明了儒商文化传统对现代企业经营仍然具有其行之有效的理论借鉴和实践指导价值。
儒商的诚信经营理念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交易成本，也会为企业经营者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带来更多的商业机会，促进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儒商的经世济民的商业理想则提高了企业经营活动的目的性，强化了其内在动力，同时也弘扬了一种崇高的商业理想，净化了市场交易的风气，提高了企业经营者的社会声誉，从而为进一步开展企业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条件。
相反，如果儒商文化传统失落，企业经营者放弃了先义后利、诚实守信等经营理念，就会导致市场上假冒伪劣商品的泛滥，从而严重扰乱市场交易的秩序，妨碍正常企业经营活动的顺利进行，甚至给企业造成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就拿“三鹿奶粉事件”来说，偌大一个著名的三鹿企业集团，却因贪图蝇头小利，把有毒的三聚氰胺注入到婴儿奶粉中，结果被三聚氰胺一下子打倒在地，可谓利欲熏心搞垮了企业。再如完达山问题注射液、山西太行药业茵栀黄注射液致死事件等等，使得如日中天的企业瞬间陷入困顿。
由此可见，儒商文化传统所强调的重诚守信、先义后利等经营理念，将可以促使人们在现代企业经营中去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谋利与守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从而强化企业经营的内在动力，为企业赢得良好的社会信誉，最终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和更好的经营条件，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总之，儒商文化传统对于现代企业经营有着极其重大的借鉴价值，它可以而且应该成为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民营企业文化汲取儒商精神
民营企业文化汲取儒商精神，首先需要厘清儒商精神的内涵与外延，从而对适合民营企业文化的儒商精神进行现代转换。
在儒家思想中，忠恕思想主要从积极与消极两个方面论述，即“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香港著名企业家李嘉诚自幼熟读儒家的经典，在他数十年的经商生涯中一直讲求“忠恕”之道，被称为一代儒商。新加坡前总理、国际儒学联合会名誉理事长李光耀说：“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特别是1959到1969那段艰辛的日子，使我深深地相信，要不是新加坡大部分的人民都受过儒家价值观的熏陶，我们是无法克服那些困难和挫折的。这些价值观为新加坡的繁荣进步做出了贡献。”民营企业的运作中需要明晰忠恕之道，才能在变幻莫测的市场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而我国一些企业只顾自己眼前的利益而忽视长远利益，为了企业的短期利益不惜牺牲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导致了合作者都离自己远去，最终失去了原有的市场并被淘汰。
民营企业需要将自强不息作为发展的圭臬，不断总结自身的不足，寻找环境中有利于自己的条件，谋求发展机遇。在困境中更要坚忍不拔，富有饱满的斗志是商道的关键。这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日趋多变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汲取自强不息的儒商精神，构筑起“奋斗与创新”的企业文化是企业谋求自身稳定与发展的必备条件。西方企业管理理论提倡运用Swot的技术方法来分析企业环境并作出具体的企业应对策略，儒商精神中的自强不息精神则从信仰而非技术的高度来应对复杂的市场情势。因此，民族企业要应对国外先进企业的强劲冲击，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以自强不息的儒商精神来构筑企业文化，不断创新进取，形成自己独特的民族品牌。
五、以儒商精神打造企业文化
儒商精神应体现在三个方面：仁者爱人、以义制利、诚实守信。建议积极开发儒商伦理文化遗产，有所作为，有所不为；得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由信而和，由和而亲。可利用大专院校的研发力量并加以辩证，使儒商精神为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同时，要促进儒商精神和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倡导重“义”，是守法经营，重视环保，创效益，回馈社会；重“诚信”，是保证产品质量，信守合同，不逃避债务；重“仁爱”，是关心员工切实利益；重“人和”，是对内凝聚国际精神，对外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
儒商精神正是以诚信和博大，构建品牌的基础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儒家讲利义，是强调商人利益不曾置于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不会因谋私利而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国家利益。要将儒商文化构建成与世界连接的平台，为祖国统一做贡献。提倡儒商文化，不单只改善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加强现代企业管理，而且也是连接海内外华商以及世界各地联系交流的渠道。
真正成功的商人都知道义之所贵。特别到了资讯发达，法律健全，公众素质提高的现代知识社会，提倡双赢、利人才能利己。所以说君子未必固穷；商人首先也要是君子。儒与商的结合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华人企业家、不断涌现的儒商们的成功实践，让/中华文化与市场经济、商品社会格格不入0的判断成为历史谎言。/儒者0的/道德文章0与/商人0的讲求实效、精打细算相辅相成，形成具有儒商特色的企业文化，并运用于工商业实践，是一种适应现代企业管理要求的理想经营方式，注定将大行其道。让我们为更多的中华文人成为商海的弄潮儿而鼓与呼！
总之，儒与商相结合，不仅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且还让商业焕发勃勃生机。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们伦理、道德、心理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心理因素从古至今是相对稳定的。因此，儒商精神可以融入企业文化，促进企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光明.企业文化[m].经济管理出版社，2001.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7
关键词：新儒商；儒商精神；市场营销
中图分类号：F7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5月14日
一、儒商及儒商精神
儒商，是指具有儒家思想并将其运用到商品经营活动中去的商人，即所谓的“以儒术饰贾事”者。用比较简洁的语言来说，儒商与一般商人最大的区别在于儒商非常重视商业道德，不义之财不取。
儒商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商业文化精神，即儒商精神。这种儒商精神是儒家“仁、义、诚、信”思想同商业精神的融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活动中的凝结和升华。
二、现代新型儒商与传统儒商的区别
现代新型儒商与传统儒商是有本质区别的，后者在文化知识、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方面仍延续着旧的传统，未能跟上时代和科技的发展步伐；而前者既具有现代生产力和现代经济活动所要求的有关知识、能力、思维和视野，又具备与现代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相适应的伦理道德品格和风范。总的来说，现代新型儒商精神是在传统儒商精神基础上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丰富发展而成的，它汲取了传统儒商精神中的现代价值：强国富民的国家观、取财有道的价值观、仁爱善良的道德观、以人为本的经营观、博施济众的责任观、公正平等的权益观，批判纠正了其中的小农意识、家长作风、法制观念淡漠等封建传统理念，同时还具备了新时代所要求的新知识、新能力、新思维和新视野，以德经商，以智创业，并将市场营销感等多元内涵纳入其中，使得儒商精神得到更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
三、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的现实价值
儒商精神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内在灵魂，曾对我国及东南亚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新时代，我国正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儒商精神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将继续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一）儒商精神是规范市场经济理性的重要原则。儒商精神的主要特征就是“以义取利”的理性主义，它决定了现代儒商是市场经济理性的主体。儒家“以义取利、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步发展的原则和规范，同时也是保证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相统一的原则和规范。儒家“以义取利、诚信为本”道德观的提倡与发扬，将促使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谋利与守义、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经商与为人之间的关系，从而调整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失序现象，抑制市场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
（二）儒商精神是共同富裕价值观念形成的积极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世界经济的主流发展方向，其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显著不同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目标不是造就少数社会巨富，而是要实现全社会的共同富裕与各民族的繁荣昌盛。这就要求我们在市场活动中获取个人利益的同时，要有一个更高的为国家、民族乃至全人类而奉献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儒商精神的“仁者爱人”、“博施济众”思想将有助于我们超越个人狭隘经济利益的限制，促成为国家、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富裕而努力的价值观念的形成。倡导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将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向共同富裕的伟大目标迈进。
（三）儒商精神是经济领域和平发展的主要支柱。在和平、平等的环境中开展经济的合作和竞争，以求得自身的发展，这是全球经济领域的普遍认识。儒商精神具有鲜明的“和平主义”性质，儒商主张“和为贵”、“以和济争”，强调竞争应当是平等公正的“君子之争”，提倡并善于公正和平的经济协作与竞争。这完全符合21世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以儒商“和平主义”的精神指导经济实践，规范经济秩序，才能使经济全球化真正成为全球经济的互补共荣，保证世界各民族的经济在公正平等、和平竞争的环境中求得利益共享和相对平衡的发展。
四、现代新型儒商精神与企业市场营销的关系
众所周知，现代市场经济以公平竞争为前提、以法制为保障、以等价交换为原则、以效益为主旨、以开拓创新和个性发展为要义，为物质财富的创造规范了基本的信条，所有这些都为现代文化建设的发展和繁荣营造出了一个较好的现代氛围。而现代文化建设的发展与繁荣，又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精神氛围与观念支柱。如果企业市场营销活动能够根植于新兴的现代文化氛围之中，营销与文化便能互相促进、协调发展。企业市场营销活动的目的是追逐利润，但企业所追逐的利是在不损害社会利益和消费者利益的大前提下的。因此，企业的营销活动必然受到营销道德的约束。而现代新型儒商精神正是我国市场经济中的最高商业伦理道德规范，现代营销道德必然继承和发展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由此可以看出，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和现代市场营销是密切相关的。
五、弘扬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完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
时代呼唤儒商，完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也迫切需要儒商精神的指导。弘扬儒家精神，恪守其诚信为本的道德准则，研究探讨儒商及儒商精神、儒商文化，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发展方式迅速转变而企业市场营销观念严重缺失的今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重新认识儒商精神的时代价值，学习现代新型儒商精神。有人认为，产生于传统自然经济、小农社会、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儒商精神，在今天已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其实不然，儒商有着热切的市场营销观念，儒商精神中所提倡的义利并重、“士魂”与“商才”并建的理想商人品格论思想为培养德才兼备的现代新型企业家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对重建诚信、和谐的商业道德秩序以及全面构建和谐社会产生积极作用，对企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完善有着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儒商精神是商业活动之内生、原发的动力，也是现代和谐社会建构中的重要精神资源，这是我们必须要予以高度重视的，也是我们必须加以大力推广的。弘扬儒商精神，重新检视其中所蕴涵的管理思想的精华、人性关怀的智慧，体现出其现代转型意义，对当今和谐社会建构的实践意义十分重大，同时对社会规则、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也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企业家需要深刻学习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的内涵，并以此作为自己从商的职业准则。儒义与商利二者其实并不矛盾，关键是要做到“见利思义”，在利益的诱惑面前能够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真正将现代新型儒商精神与自己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相结合，这是弘扬现代新型儒家精神、完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关键所在。
（二）倡导新型儒商精神，促进其与企业文化的融合。新型儒商精神在企业家的践行之下需要和企业的文化相互融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出其应有的时代意义。企业文化是整个企业的核心价值所在，对整个企业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影响和作用，而企业市场营销对于促进环境保护、劳工待遇、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将两者相互融合，使得基于儒商精神的企业市场营销观念深入人心，才能形成引导企业发展的新型企业文化，这也是我国企业迫切需要完善的重点。但是，目前我国大多数企业的企业文化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注重形式、忽视内涵的问题，因此要想促进新型儒商精神与企业文化的融合，就必须建立起基于儒商精神的企业市场营销的实现机制，这种机制主要包括目标机制、诚信机制、约束机制、激励机制等多个组成部分，并且要从企业高层管理者开始以身作则，保证机制的有效实行，切实促进现代新型儒商精神指导下的市场营销观与企业文化的高度融合。
（三）加快儒商精神的现代转型，构建营销伦理型企业。儒商精神时代性的转型任务还远未完成，这应当成为现代企业家们奋斗的目标之一。我们应当认清时代的要求，将传统儒商精神变革转换成现代新型的儒商精神，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我们不断地探索前进。伴随着儒商精神的转型，我国的企业也在完成着由传统企业向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引导下的营销伦理型企业的过渡。构建营销伦理型企业已不仅是承担社会道义的需要，更是企业发展战略层面必须加以考虑的因素，将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存亡与社会认可程度。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从根本上认识到积极树立现代新型儒商精神引导的企业市场营销观对于企业的重要意义。
六、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社会对新儒商市场营销观要求日益迫切的前提下，重新审视和思考儒商精神，在现代社会赋予其创新意义，促使其发展为现代新型儒商，对企业市场营销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具有现代新型儒商精神的企业家们将以全新的姿态走向市场，将我国特色的儒家精神融入现代企业市场营销，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市场营销体系。
主要参考文献：
［1］卢德之.论儒商精神及其现实价值［J］.湖湘论坛，2004.4.
［2］丰乐明，王飞.用儒商精神构建中国民营企业市场营销基础［J］.全国商情（理论研究），2011.16.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8
【关键词】儒学仁爱诚信义务以德治民
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当代意义，是当代儒学道德精神研究的重大现实历史性课题。我们需要用扬弃态度，批判地继承儒学思想精华。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今天，产生一切向钱看的拜金主义和极端自私、不顾国家和社会利益的贪污受贿以及形形的违法违纪等社会问题。儒家思想精华可以帮助解决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所出现的社会道德、价值取向、家庭关系、理想前途等方面问题。新形势下重新认识和发掘传统儒家伦理道德，有着重要的现实历史性意义。
一、儒学仁爱精神
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就是社会伦理道德思想，这一学说是儒家重要思想原则。“仁者爱人”是要求统治者关心黎民百姓疾苦，把老百姓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克己复礼为人”要求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以“仁爱”精神各种美德，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利己主义。儒家仁爱精神渗透到社会关系的方方面面，在家庭社会中，讲究亲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妇和顺；在朋友关系中，讲究互信互义；在普通人际关系中，讲究尊长爱幼，忠恕之道。儒家仁爱精神有利于融洽社会成员之间的和谐关系，增进人与人之间的关爱，从而增长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生活。
儒家主要是孔子的“仁爱”观念，有利于培养人们的诚恳待人，扶老携幼的礼貌行为和为他人着想、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对于今天的社会功德，家庭美满的建设不无借鉴之处。儒家主张道德完善、人格完善。我们如果能够贯彻仁爱道德规范，必将提高我国的道德水平和社会精神文明水平。当今社会生活处处需要仁爱，仁爱情操，在当代国际社会，仍然发挥作用。面对环境污染、核武器威胁、家庭解体等一些令人忧虑的社会问题，许多中外学者、文化名人推崇和倡导儒家仁爱精神。仁爱情操在当代社会应大力弘扬，在当今国际社会，要启发那些强国，增强仁爱精神，对发展中国家加大技术援助和资金扶持力度，同时唤起国际社会正义力量，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转嫁环境污染，反对战争，爱好和平。
二、儒学诚信义务观
在传统中国儒学伦理中，诚实守信被视为“立政之本”“立人之本”“道德修业之本”。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一些领域中，出现道德失范现象。商品经济社会道德滑坡，信用出现危机，市场出现以假充真，以劣充优，甚至假药假酒假种子坑人，还有欺行霸市，贪污受贿，走私贩运，大捞“不义之财”。市场经济等价交换原则、最大利润原则、金钱至上原则、消费主义原则、只求效率原则等等，容易诱发人们的拜金主义、享受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一些人把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看作是道德，把无私奉献看作是傻瓜，把弄虚作假看作是聪明，把诚实守信看作是愚昧，把挥霍浪费当做“时尚”，把勤俭节约当做“过时”，把“爱岗敬业”当做“傻帽”，把投机取巧视为“能干”，一些人在经济活动和社会交往中，用“欺骗”代替“诚实”，以“失约”代替“守信”等等我们失去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正确荣辱观，没有社会主义道德的“羞耻之心”。一些人唯利是图的思想恶性膨胀，在经济活动中，假冒伪劣、坑蒙拐骗、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现象，不断蔓延，屡禁不止，以致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严重障碍。“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一个古老历史的道德规范，把诚信作为公民道德的基本道德规范提出来，其现实针对性无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三、儒学以德治民精神
我国的儒学文化传统向来重视“道德教化”，强调“以德治民”，用政令来引导老百姓，靠刑罚来整治老百姓，老百姓可以做到免于刑罚；又用道德礼仪去教化他们，规范人们行为，人们才能做到既有羞耻之心，又符合社会规范。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等。孔子的主张：“以身立教”，要求教育者以自身行为做示范。领导行为本身就是无声命令，是下属效仿榜样，儒家要求统治者对自己严格要求，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对部下应遵守坚持“以和为贵”。就可以保持集体凝聚力。齐心协力对付外来竞争，取得良好经济效益，形成道德经济合一的模式。
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使得对人类现有文明的反思成为当务之急，对中国传统文化即先秦儒家文化的重新认识可以深化这种反思。反思结论如下：先秦儒家之“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是其生态经济思想的三大根基，在这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注重可持续发展成为先秦儒家之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与分配观的显著特征，从而使其经济思想富含大量的生态因子，这也为身处生态困境的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
【参考文献】
1.胡可涛：《论语》的语言学诠释[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
2.何元国：孔子的“仁”和亚里士多德的“友爱”之比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6.
3.王达三：唯天为大：孔子天命观试论[J]，辽东学院学报，2005.4.
4.杨皓然：《论语》中孔子的行政思想[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1.
5.余群：《论语》书名新解——兼与敖晶先生商榷[J]，孔子研究，2006.3.
6.董平：《儒家德治思想及其价值的现代阐释》，《孔子研究》，2004.1.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9
【关键词】儒学传统文化精神价值选择价值观念“以儒治世”儒学未来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国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动乱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ofcultural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书经·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意思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帅土之滨，莫非王臣”。“最便于专制”的儒术，或者当作一种专制官僚统治手段来看的儒家学说，可供统治者利用的内容有：（1）天道观念；（2）大一统思想；（3）纲常伦理。《书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篅”，《荀子·王制篇》“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这一来，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纲常伦理就成为“三位一体”了。所谓“两千年无思想，非无思想也，以孔子的思想为思想；两千年无是非，非无是非也，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归根结底，不是中国人对于孔子学说特别有好感，而是中国的社会统治，特别需要孔子学说。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
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其核心是社会意识形态，它是为其政权及其经济服务的，儒家文化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反映了中国历代的“国情”，正如金克木所言，“文化就是‘国情’，文化就是‘国民性’，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从一定的视角分析，儒家文化甚至可以说是一种主要为国家培养官僚的文化”，历代统治者都公开标榜以儒家理念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指导思想，儒家观念成为官僚文化的核心，其在“尚贤使能”“民为邦本”“仁政理想”“隆礼重法”“节用裕民”“修身为本”等方面，都对中国官僚体制及王政统治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同时是中国传统文化“以儒治世”的体现。
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参考文献：
［1］牟宗三.生命的学问［m］.中华书局.
儒家思想的精神篇10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思想;当代意义;现代性转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12-0037-0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互联网时代的‘慕课’选择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14JD710050）资助。
作者简介：封德平（1970-），男，重庆人，西华大学政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哲学、宗教、中国传统文化。
就文化根源而言，儒道同源，儒道分立乃春秋以后之事。在儒家演化的历史进程之中，其自身亦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不断与封建制度相呼应，进而逐渐成为封建王朝治国之正统。至近代以来，在中国追求变革图强的过程中，“打倒孔家店”之声浪汹涌，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遭受了致命的打击，而改革开放以后，人们逐渐重视传统文化的建设，于是才有了儒家的再次兴起。但长期与封建王朝相契合的儒家思想在民主时代的今天，还有意义吗？如果有，那是什么意义，什么层面的意义？发挥这种意义又需要什么条件？在当今时代，这些条件还能具备吗？对此，本文试作分析。
一、儒家的精神要义及其当代意义
儒家长期以来作为封建王朝之官学而存在，且有一整套制度与之匹配，如宗族、科举、乡绅制度等，在当今民主社会时代，这些制度都已成为历史。那儒家思想还有存在的空间和必要吗？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得搞清楚儒家思想到底是什么，其源与流如何，其次才是这些思想的当代意义问题。
第一，儒家的精神要义。任何思想流派都有它的问题域以及相应的解决之道，儒家亦然。儒家祖述尧舜，面对纷扰不断的人世间，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人世间为何会出现礼崩乐坏？人的理想生存状态是什么？如何才能到达人的理想生存状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体现在“儒家的理想及儒家理想的实现路径和方式”之中。所以，下面我们就从儒家的理想及其实现这个角度来分析儒家的精神要义。
其一，儒家的理想问题。理想有个体理想和社会理想之别。就个体理想而言，儒家讲的是君子之道，以“圣人”为目标。儒家认为人人皆可为尧舜，学习并践行“成圣之道”的人，就被称为“君子”。但圣人之境至高至远，简单来说，就是达到“道”与“仁”的境界，之所以这里将“道”与“仁”共用，主要表明儒道同源，但目前学界没有太注意到这一点，其实《论语・述而》中讲“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表达了这个思想。“道”深远广大以至于无法言说，借老子的话说“吾不知其名，故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正因“道”太过高远，于是只能讲“德”、讲“仁”。而“仁”的意思被用得最多的是“仁者爱人”，但这仅仅是孔子对樊迟的回答，并不是全部内涵，孔子是因材施教，对不同的学生回答的侧重点不同，所以每个回答都体现了“仁”的某个侧面，但都不是全部，所以就有了后世对“仁”的不同解读。实际上，关于“仁”的思想涉及三个层面的关系，即身心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这三层关系反映在个体心灵层面，体现为平和、宽厚、谦恭、孝悌、忠信、恻隐、民胞物与、仁爱万物等内容;而就结果来看，则可有三层和谐，即个体身与心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达此三者即是一种与自己、与外物高度和谐的自由生存状态。当然，每个层面的心灵境界与和谐状态都有一个程度问题，而且，实现的难易也不同。比如孝敬父母、友爱兄弟相对比较容易，但像对待亲友一样仁爱他人则相对较难，而推及万物，甚至万物一齐、与道合真则相当难。这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地放弃“小我”，成就“大我”，甚至“无我”的过程，这与道家和佛家修炼思想是完全相通的。所以“仁”的境界是有层次的。对多数人而言，太高了就达不到，故只能退而讲“义”、讲“礼”、讲“智”、讲“信”，由低到高，这实际上走的是“由德进道”的路子。只是儒家立足于人伦社会，表达方式也不同于道家，但最终的走向是一样的，高层次的“仁”就是“道”。[1]当然儒家没有突出这一点，儒家立足于人世间，“敬鬼神而远之”。而儒家既然立足于人伦社会，其“仁道”之社会理想即是“大同世界”，这种社会的现象描述可见于《礼记・礼运》，就其本质而言，它无非是指一种私心淡化、道德高尚、以民为本、为政以德、和谐美好、和而不同、各得其所的社会，即生活美好、社会和谐、各得其所的社会，甚至可以简言之为“和谐社会”。
其二，实现“圣人”和“大同世界”的路径和方式问题。儒家理想的实现路径集中体现在“内圣外王”上面，个体生命不断进行自我的道德修养属于“内圣”之道，而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代表以实现“天下大同”的过程则属于“外王”之道，这体现了儒家“由德进道”“为政以德”的路子。具体而言，儒家倡导从个体生命的历练为入手点，以“仁义礼智信”①为自我修为的标准，不断去践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之道。同时，儒家认为，若人人都能践行“圣人之道”，日积月累，就会实现大同世界的社会理想，也就是说，大同社会的出现是靠以身作则的圣人君子们开创出来。这样一个“内圣外王”之道也就是《大学》总结出来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以此观之，儒家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实现的基础是“仁政”，“仁”的载体是“人”，以人为基点，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是也，这样“由德进道”“为政以德”的路子就明晰地表达了出来。
但是儒家在其理想的具体实现方式上具有因人而异、因社会环境而异、因时代背景而异的多样性特点。比如孔子的不少弟子都向孔子请教关于“仁”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却是因人而异的。孔子对颜渊说“克己复礼”就是仁;而对子贡的问题“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的回答则不但予以了肯定，而且还把这种行为抬得很高，说“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可见对颜渊强调的是个人修养，而对子贡的回答强调的是广利他人。所以面对子贡的另一问题“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孔子表示：管仲是不拘小节而通达大义之人，成就了“一匡天下、泽被万民”的千秋伟业，这样的人就是仁者，这是把仁的境界进一步推到了不拘小节而广利天下的高度。再比如，儒家倡导“为政以德”，但尧舜禹夏商周以及此后的汉唐等不同的时代实现“德”的具体方式却又在不断调整，有禅让、有分封、有中央集权等不同制度下的“为政以德”，这也表明儒家在实现理想的具体方式和制度条件上具有弹性、多样化特点。而正是为了能实现不同制度下的仁的理想，儒家思想又不断地变化着它自身，于是儒家思想有了先秦子学、汉代经学和宋明理学的转换。先秦子学是儒家思想的“源”，其后的各种变化皆属于“流”，“源”相对稳定但“流”却是变化的，而且应当变。
第二，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当我们澄清了儒家思想的精神要义及其源流关系之后，儒家思想的当代意义就可迎刃而解。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日益认识到：文化是民族的血脉，只有站在中国本有文化的基础之上，推陈出新，中华民族才可能实现它的伟大复兴。总体而言，儒家“仁道”思想“内圣外王”，努力实现三层和谐关系，这对于中国人精神家园的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当下各种文明冲突的化解都具有重要意义。
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人精神建构与和谐社会的建立的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其一，儒家的理想始终是一面旗帜，插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是人们调整其行为、化解其矛盾的标准，同时也指引着社会的前进方向，这是所有古老文明都必须具有的。若没有这样一种“遥不可及”、却又充满吸引力的理想，那人类也就看不到希望，崇高的、遥远的理想有其独特的现实意义。虽然儒家并不能完全独自解决形而上的精神家园问题，但它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源。其二，儒家的道德标准并非只有遥不可及的终极道德，其丰富的阶梯性内容，使得它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亲和力，普通老百姓看得到、摸得着，比如“诚实信用”的道德要求就一直贯穿着人类的现实生活，“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对当今的教育也有着重要的启示，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其三，儒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对人类社会生活的精辟理解，无时无刻不给人以启迪。如“巧言令色，鲜以仁”（《论语・学而》）;“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论语・为政》）;“好勇疾贫，乱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乱也”（《论语・泰伯》）;“君子以行言，小人以舌言”（《孔子家语・颜回》），等等，这一切都可能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发挥其调节人伦关系的独特作用。
另外，儒家对待异质文化，总的思路采用的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和而不同”的法则，这对于化解当今不同民族族群文化冲突是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各民族族群及其文化的差异是肯定存在的，其间必有矛盾，但只有承认主体间的矛盾可以“并育”“并行”，才可能和平、和谐相处。古代中国正因为奉行尊重与包容的“和而不同”之道，才使得儒、释、道及伊斯兰教等力量相安并立上千年。这种具有调和不同文化、不同功能的思想，对当今社会，不管是国内的族群文化冲突，还是国际间的民族文化冲突的解决，都是难能可贵的精神资源，对构建和谐中国、和谐世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儒家思想的局限及其现代性转化的必要性
儒家思想虽然具有如上所述重要意义，其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一个部分，侧重于人精神自由和人类社会秩序的构建层面，但它并不能解决这些层面的所有问题。特别是在当今民主时代，其不断发展出来的与封建王朝高度契合的思想局限性就更为明显地呈现出来，这种局限性主要反映在其思想本身和它与现实社会的矛盾两个方面。
第一，儒家思想对其“圣人”理想的确认理由阐释不足，使得它对人们的感召力受到影响。儒家想要让人们都能践行君子之道，但就个体生命而言，人们通常都会思考“我为什么一定要以‘圣人’为人生之追求？圣人也好，凡人也好，都会死亡，那圣人超越生死的终极意义又在什么地方？”诸如此类的问题，对儒家而言，无法真正回答。孔子对弟子说“未知生，焉知死”，采取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回避了这类问题。而后世朱熹等人构建出“天理”等理念，并发展出一套体认功夫，也主要是对佛、道思想及其修炼方法的借鉴，但由于并未能对形而上之境有如佛、道两家般极高远、深刻和详尽的体认和阐释，故并未实质性地解决这种问题。历史上这类问题主要是交由佛道二教来完成的，于是导致了儒释道三家相互为用，各有侧重，共同完成了人在精神和社会生活上的安身立命的问题，单靠儒家，无法根本、普遍性地解决这种问题。
第二，就儒家关于礼乐仁和、天下大同理想的实现路径来看，具有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儒家走的是“由德进道”的路子，主要是意图通过道德的提升来实现美好的个体与社会理想，这忽视了人的物质需求不断扩张的现实，也缺乏对现实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的重视，没有看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对不断增长着的人的各种物质文化需求的满足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如果天下之人并非是普遍践行“君子之道”的人，那天下大同又怎么可能实现？且就现实而言，“圣王”理想也始终是可望而不可即，儒家思想更多的是沦为了历代王朝统治社会的工具。自经董仲舒改造后的儒学成为官学之后，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代又一代新儒家都把生命的历程铺设在“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生追求阶梯上，但他们多数都无法真正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下》），而是不断挖空心思地讨统治者器重，奔命于不断攀登仕途新高峰的苦苦追求之中，儒家所期望的“圣王”一直难以出现，即使出现，也仅仅是昙花一现，最后以失败而告终。
最后，儒家思想和近代以来开启的民主理念和制度有不少冲突，这给儒家的生存空间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一段极其屈辱的历史，在面临亡国灭种的艰难岁月里，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不断反思进程中，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被部分人彻底否定。新文化运动中，“打到孔家店”的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及至新中国成立之后，反孔批儒也绵延不断。综观反对儒家的声音，其中最主要的观点认为，儒家是和封建社会专制制度相匹配的，其“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强化的是封建皇权，这与当今“民主”与“法治”理念和制度的要求相去甚远，所以，必须打倒。至于其它如压迫妇女（如妇女“三从四德”之规定）、禁锢思想（如八股取士）等，虽与巩固皇权有关系，但都属于次等理由。另外，儒家思想大量被误解、误读，比如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简单地解释成了君臣父子尊卑有序的服从关系，②这样一来，儒家似乎当然就与现代民主精神相背离了。
长期以来儒家思想契合了我国封建王朝统治的需要，获得了官学的地位，虽然它也存在着其自身思想的局限性和诸多负面效应，但如果把儒家放到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之中来看，其对世道人心的净化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都是功不可没的。但近代以来，儒家所契合的封建王朝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而言，大为落后了，在中国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国之路上，儒家思想连同相应的制度设计都被视为落后的代名词，受到了无情的批判，直到今日，都未能恢复其应有的地位。客观而言，儒家既然作为封建王朝的官学存在长达2000多年，那其诸多思想和制度设计就必然会被深深地打上封建社会制度的烙印，其众多理念都是为适应特定时期封建统治的需要而提出，与当今民主时代的要求必然会有诸多相悖的地方，在思想和制度设计层面都必然要求对其进行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性转化，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儒家就只能被历史所抛弃。
三、儒家思想现代性转化的可行性
由上可知，儒家思想必须进行现代性转化，但儒家思想又能否进行现代性的转化，其可行性空间在哪里？笔者认为，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儒家思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所有社会都具有的，并不仅仅为封建社会所独有，而问题域的持续存在性是儒家思想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首要条件。近现代以来，不少人之所以否定儒家，主要就是认为儒家思想属于封建糟粕，维护的是封建集权统治，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民主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至以“吃人的礼教”称之。实际上，这种现象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人没有能够从问题域的角度来思考儒家的合法性，也就更没有从儒家思想的“源”与“流”的区分角度进一步思考儒家思想的合法性，也就看不到儒家进行现代性转化的可能性。根据前面的阐释可知，儒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可以理解为“人如何在世俗社会中安身立命，如何实现个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自由”，由此发演出了一套儒家“仁义道德”之学，而关于“道德”的学问是任何一个人和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所以这也就是儒家思想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最重要原因。
具体来说，从儒家的内在思想结构及其思想流变来看，儒家思想包含有“道”与“术”两个层面，“道”的层面不能变，只能完善，但“术”的层面却可以变，且本来就在变。儒家思想的最核心内容是“成圣之道”，体现为“仁”，外化为“德”，推而广之而有“以德配天”“为政以德”等治世理念，故有“内圣外王”之说。此“外王”并非仅指君王，而是能行“成圣之道”的君子，君王为外王的情况仅仅是其中之一。至于后世儒家思想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变革，更多的体现了为统治者服务的“术”的特点。汉朝董仲舒的儒家思想已经是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而建立的一个具有“天人感应”特色的思想体系，其曲解孔子之处也较多。其在《春秋繁露》中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总结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君臣父子之间双向约束关系被简化成了臣对君的绝对服从，形成了“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思想理念。这种背叛民本思想的儒家学说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后来的宋明理学也没有能够真正回归到以民为本这一核心价值理念。后世儒者把“内圣外王”之“王”寄托于君王，促进了封建集权的日益强化，以致发展出了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走向了儒家原初“贤人政治”的反面。历史发展到了今天，民主时代已经开启，儒家就必须抛弃或变革其契合于封建统治的“术”的思想，在儒家“仁”的基础之上发展出适合于民主时代要求的新的“术”，这即是儒家思想进行现代性转化的重要内容。
第二，儒家所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性和可行性。儒家为了实现天下大同的理想，倡导君子之学，主张“为政以德”的“仁政”理念，这本无可非议。但在历史的流变中，“为政以德”的“仁政”理念日渐转换成了“以德治国”的“德治”理念，“德治”又日益变成了统治者治民的手段，而对统治者则是“刑不上大夫”，这显然背离了儒家“为政以德”的“仁政”初衷。于是随着统治者物欲的膨胀，社会日益失衡，贫富分化、王朝更迭、周而复始，大同世界的理想始终遥不可及。为此，在民主时代，儒家受到批判，甚至被抛弃，似乎理所当然。然而，批判者没有注意到他们所批判的仅仅是实施“仁政”的具体手段，而不是“仁政”理念本身，他们混淆了“为政以德”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从治国模式和理念的角度来看，古代中国实行的是“天下”模式，包括“王天下”（以周为代表，实行分封制）和“家天下”（周以后的王朝基本上都采用的家天下模式，也即中国历史上的帝国模式）两种模式。[2]但不管是那种模式，都强调这个天下只能由“德者居之”，即要求“以德配天”。在理上来说，“道统”高于“政统”，故历代帝王通常都宣称自己的帝位是上天赋予的。但是这“天”是什么，它与“德”是什么关系呢？借用老子的思想进路理解，这“天”是“形而上”的存在，是终极性的、需要敬畏的“道”的范畴，但“道”于万物之中外显为“德”，人可以“由德进道”，如果人背离了“德”，也就远离了“道”，就会受到上天的惩罚。把这种理念用在统治者身上，就必然要求统治者所应具有的“德”一定是以天下之心为心，以人民群众为本位。所以，即使在古代社会，统治的合法性也是根植于民的，这与现代社会的民主精神是一致的。个人以为，事实上可以这样理解集权、民主与仁政的关系，在古代社会，“为政以德”的“贤人”政治主要表现为集权政治，而在当今时代，则更多地表现为“民主”政治。我们今天不能囿于古代儒家主张的“王天下”或者“家天下”的人治模式，“王天下”和“家天下”的人治模式都是时代的产物，是工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不得已而为之，儒家的目的还是借此以实现“礼乐仁和”之天下大同。而当今多种多样的民主模式也同样是工具，是今天这个时代更好地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工具。“天下”与“民主”模式背后都贯穿着“仁德”的要求，所以，儒家完全可以实现在当今时代的民主转换，从而获得生存发展的新空间。对此，我国学者赵法生也曾谈到：“原始儒家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制度完全可以兼容和相通，民本是儒家的根本的政治理念，现代民主制度则为这一理念的落实提供了最佳的政治手段。”[3]
第三，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是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中国的崛起必须要有中国自己的精神家园的建构，而中国自身精神家园的建构又必须以本土文化为基石，不可能借用他国的信仰文化，这是大国崛起的现实选择。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且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必然应当是中国建构自身精神家园的重要资源。中国崛起的现实需要确定了儒家的现代性转化问题必然能够获得国家的高度重视，这反过来无疑又会推动儒家的现代性转化。
四、儒家思想现代性转化的方略
儒家思想必须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化，但儒家如何进行现代性的转化？笔者认为需要从儒家思想本身和儒家思想存在的现实制度条件两大方面，多角度地进行思考，方能较全面地解决这一问题。
第一，对儒家思想进行现代社会的准确定位。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实施和科学的发达是两个重要特征，特别是前者属于社会制度层面，必然要求个体具有相应的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生起又必须具有主体独立意识、权利意识等与之相匹配的精神理念。而这些在传统儒家思想中，是不可能得到有效的阐发的，这是历史背景所决定的。所以，在当代社会，儒家思想就只能是众多治世思想中的一种，与其它各种思想共同成就一个现代社会，只是儒家侧重于社会伦常秩序的道德构建。
第二，儒家因为是立足于世俗社会而言道德净化，存在“形而上”阐释的不足问题。于是要么对儒家进行制度性宗教建构，要么让儒家与其它宗教，如佛教、道教等联合发挥效用，其中的取舍，当契合中国的现实。学者赵法生建议激活天命信仰，辅以圣贤崇拜和祖先祭祀，以对儒家进行制度性宗教建构，并以台湾和印尼孔教作为例证。[3]但笔者以为，把儒家定位为一种重要的道德教化思想，与其它宗教联合发挥安顿心灵、净化社会的效用的思路，更适合中国的现实国情。我国本就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不同宗教之间本来就有各种矛盾需要调和，如果再人为增设宗教，无疑容易添乱。相反，把儒家仅仅定位为一种思想流派，并积极推动，那就可以充分发挥儒家与各宗教协调配合的重要功能，其原因在于儒家立足的是“形而下”，在“形而上”的层面可以和各种宗教进行沟通、整合。至于民间是否把儒家当成儒教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官方对儒家的定位。其实台湾的儒家存在方式也并不主要是以制度性宗教的方式而存在。[4]
第三，推动现代儒者的形成。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有赖于践行儒家思想的群体，古代社会能够践行儒家思想的群体是多样的，儒生、官僚、乡绅、宗族成员等都可能成为践行儒家思想的人员，而他们构成了一个社会的主干，其中儒生是思想的引领者，作用特殊。在现代中国社会，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同样也必须有一批现代儒家思想的践行者，他们应该广泛地存在于各个行业之中，发挥榜样的力量，其中在知识界更应当有现代儒者的大量存在。国家可以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引导现代儒者的广泛形成。当然，现代儒者不能仅仅是拥有儒家知识的学者，更应该是能够身体力行，努力践行君子之道的人。虽然现代社会的专业分工使知识界日益专业化，宗族制度和科举取士也成为了历史，这些似乎都摧毁了现代儒者形成的社会条件，[5]但笔者认为，靠信仰的力量、文化的力量，仍然可以推动现代儒者不断涌现，这是现代人仍然需要精神家园的缘故。
另外，儒家思想的现代性转化还需要注意以下三点：一是要在民主发展的进程中重建儒家思想。民主发展是基础，只有把儒家思想的重建放置于民主的基础之上，才能避免回到专制时代的儒家。二是在理论上澄清历史进程中的儒家思想的“道”与“术”。使人们认清儒家思想的“变”与“不变”的关系，自然能使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流淌在现代民主社会的土壤之上。三是需要多渠道多方式地传播儒家“内圣外王”的核心精神，让它能够融化为广大老百姓的精神血液。思想的活力来自于生活，儒家思想只有生活化了，才具有源源不断的生命力。
结语
综上所述，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集权挂钩，儒家思想也可以开出推进民主的新道路，集权与民主皆仅仅是儒家实现理想的工具而已（当然，反过来也可说儒家是统治者实现有效统治的工具，这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各取所需而已）。只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可供选择的社会治理模式具有差异，有些时期只能开出封建集权的治国处方，这是由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耕时代，集权统治是世界各地的常态，儒家如果不能与这一时期的集权统治常态相契合，那它就没有生存空间。另外，虽然我国长时间实行封建集权统治，但社会并非都是暗无天日，历史上存在的诸多开明盛世也有儒家的一份功劳。所以，在当今民主时代，我们只能反对那些经过了历史加工、变造，服务于皇权专制的儒家思想，但不是儒家的全部和核心。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及此后“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运动中的“打倒孔老二”都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拂去历史的浮尘，儒家倡导的“仁爱友善”“信义和平”“和而不同”等思想仍然熠熠生辉。
注释：
①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即来自这四种情感，故称四端。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
②孔子基于礼乐制度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治国之道。《论语・颜渊》载：“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孔子的意思是说：“做君主的要像君的样子，做臣子的要像臣的样子，做父亲的要像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像儿子的样子。”简言之就是“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的仁德之道。他描述的这种规则，对君臣、父子都是双向约束的，但现在却被普遍解读成了单向约束。
参考文献：
[1]陈声柏，张晓辉.全德之名与全体大用[J].孔子研究，2014，（4）.
[2]陈明，朱汉民.原道（第十七辑）[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25.
[3]赵法生.内圣外王之道的重构与儒家的现代转型[J].开放时代，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