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1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2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1．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2．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3．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1．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2．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3
电影最初是作为一种“舶来品”传入中国，在其传入中国之后的迅速发展离不开中国千年的传统文化给养。1905年，北京“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与照相技师刘仲伦一起拍摄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这部电影便是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三国演义》。由此可见，电影在中国最初的发展就根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中，在百年的中国电影发展长河里，传统文化或显性或隐性地萦绕在电影的发展当中，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呈现出独特的民族风格。随着华语电影逐渐走向世界电影的舞台，要真正了解与把握华语电影的文化精神内涵，就一定要认识到传统文化对中国电影成长的灌溉。
《儒家文化传统与中国电影的民族品性构成》这本书对于传统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影响这一问题作了最全面与深刻的解读。作者尹晓丽在对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结合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对中国文化对电影的影响进行了详尽剖析，并从全球化语境下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双重困境以及跨文化语境里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变化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影民族性建构的意义与途径。
全书一共分为绪论、上中下三编和结语五个部分，从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电影的密切联系出发，纵向历史性地描述了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电影对于儒家观念的接受情况以及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开拓中国电影民族性的可能途径。在绪论部分，作者对书中涉及的主要概念、研究对象以及研究方法、论述思路进行了简要的说明概括，并对此论题的国内外研究状况进行了简单说明，阐述了该论题研究的社会文化价值所在。www.133229.Com上编侧重从儒家传统的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文化形态的影响，从道德理想主义、入世批判精神、儒家的文艺观以及理想人格四个方面阐述了儒家道德教化理念对中国电影主题、风格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影响；中编主要从家庭伦理观的角度分析儒家的伦理道德与乡土意识的中国电影的影响。具体分为五个章节阐述了以下内容：“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与中国电影家庭伦理片的文化形态，电影中的父子关系的儒学意蕴，意识形态话语与伦理法则的冲突与共鸣以及儒家的乡土观念与中国电影的民族风格建构。下编针对儒家文化中的糟粕部分对中国电影的负面影响以及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反思进行论述，针对中国电影的发展现状提出了重构中国电影中的儒家传统资源这一关键性的问题。全书以浸淫于儒家文化百年的中国电影的主题思想为主，结合具体的电影作品，详细讨论分析了儒家文化与中国电影的联系，考察了中国电影发展的不同阶段与儒家文化的内在融合与外在表达，探索了电影这样一个现代艺术形式内在隐藏的传统文化理念的优点与弊端。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文学影响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Doi：10.16400/ki.kjdkz.2015.02.073
impactanalysisofConfucianonJapaneseLiterature
wanGmeilin
（LiaoningnormalUniversityHaihuaCollege，Shenyang，Liaoning110167）
abstractthethoughtofConfucianismisthetraditionalthoughtofChina，representstheChinatraditionalculture，hastheimportantinfluenceinthelongprocessofhistoricaldevelopment.Confucianismhasbeentheworld'sattention，hasafar-reachinginfluenceonthedevelopmentoftheworld.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manyasiancountriesmaximum，especiallywithChina'sneighboringcountries，likeSouthKorea，Japanandsoon，especiallyinjapan.HaveagreatinfluenceinChina'sConfucianthoughtonJapaneseculture，customsandsoon，arestillhighlyConfucianthought，thisarticlehascarriedontheanalysisontheinfluenceofConfucianismonJapaneseculture.
KeywordsConfucianism;Japaneseliterature;influence
孔子是我国儒学思想的代表，是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正是由于这位大家四处游历，进行儒学的传播;到了西汉，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思想才具有这样大的影响力;到了后来的程朱理学，儒家进一步发扬光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通过丝绸之路、东渡、下西洋等各种贸易途径一起，将儒学思想传播到全世界。日本是受儒学思想影响最大的一个国家，历朝历代的“遣唐使”将中国的儒学带到了日本，日本文学的许多方面充分借鉴了我国的儒家思想，可想而知，儒学思想的影响力与感染力，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1儒家思想概述
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正统思想，代表着我国的传统文化，对社会生活、处世态度、做人等都有所规范与标准。“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每一个字都蕴含有深刻的哲理，是规范人格的要求。①传统的三纲五常都是来自于儒家思想。《论语》是儒学思想的代表作，在我国的历史文化中拥有无可动摇的地位，是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论语》是孔子以及他的学生们共同编纂而成的，充分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以及做人的道理，是典型的教育性著作，其中蕴含的诸多观点至今受用。例如，《论语・述而》中“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的意思为：几个人在一起行走，其中必定有我值得学习的老师。我应当对他们优秀的方面加以学习，对不正确的方面加以改正。其实这句话的本质观点就是要始终抱着谦虚好学的态度，学习别人的长处，摒弃他们的短处，进行自我反省，重视自我修养和自身的进步，都充分体现了做人的道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智）也。”这句话的意思是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才是聪明的。就是做人应当抱着诚实的态度，不应当不懂装懂，是与人相处的基本要求。儒家思想中蕴含多种教育的观点，赢得了世界的关注，对亚洲各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由于儒家思想的强大影响力和独特魅力，“俘获”了很多国家的芳心，使多国的文化都受到了深远的影响，日本是其中典型的代表。儒家思想对日本民族、文化、音乐、政治等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日本是一个岛国，以大和民族为主，效忠日本天皇。日本从古到今都与我国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公元600年，唐朝期间，日本大量派出“遣唐使”到我国学习，学习我国的文化思想，继而进行了著名的“大化改新”。直到现在，虽然两国存在着岛屿纷争，政治态度存在分歧，但是中日两国仍旧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两国之间依旧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日本的大和民族音乐充分借鉴了我国儒家思想的观点，充分体现了“仁”的思想。日本的唐乐、伎乐以及散乐都是由我国传入到日本的。其中唐乐重视将“善”与“美”的结合，是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唐代的唐乐流传到了日本，得到了日本人的欣赏，并且发扬与继承下来，逐渐演变成了如今流行的雅乐，是对儒家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日本的黑田调就是有唐代的《越天乐》的旋律加上日本人的填词而形成的，是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之一。②
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大和民族的主要特点就是团结，拥有着崇高的民族信仰。而中国的儒家也有“和”的思想，中国人提倡“以和为贵”。因此，儒家思想对日本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信仰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直到现在仍旧影响着日本。武士道精神是日本特有的精神，也是日本的一种文化，充分体现了日本人对于“武”的定义。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其本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忠”字，是对大日本帝国的忠诚，一辈子为日本天皇效忠。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日本人一旦被打败，就会剖腹自杀，这是日本人的传统。日本人对于“忠”字有很高的要求，是传承中国儒家思想的典型代表。另外，儒家思想对于日本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日本的诸多文学作品中都蕴含了大量的儒家思想，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拥有着很深的渊源。那么，我们就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做一下深度解析。
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3.1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宇宙观的影响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早就对宇宙观有所涉及，在著名的《易传》就有记载，阐述了超脱自然、贯穿自然的世界观、宇宙观，是体现宇宙观的重要历史材料。在西汉时期，董仲舒对原有的宇宙观进行一定的补充，将《易传》中的“五行”与儒家的“五常”进行完美的结合，注重阴阳结合，天地合二为一。这样的宇宙观对日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遂将阴阳结合，天地合一的宇宙观设定为国家信仰，引起了日本人的重视。《古事记》是日本的一部文学作品，是由日本天皇下令编纂的，记载着日本的发展历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③在这部文学作品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因为这部作品中大都是用汉字编撰而成的，可想而知，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程度;这部作品以神话为题材，在其中涉及了诸多的宇宙观：阐述了阴阳结合，天地乾坤等内容，对宇宙观有了明确的描述，是体现宇宙观的代表性作品。同时儒家思想也涉及宇宙观的观点，与日本的《古事记》有异曲同工之处。而且《易传》属于战国时期，战国时期在公元前，而《古事记》是在公元的712年，可以明确得出，日本的《古事记》是借鉴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宇宙观的阐述。
宇宙观，也可称为世界观，是人们对宇宙、天文地理、阴阳等的界定，是对世间百态的想法。不同的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角度也不同，不同的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与宇宙观。而日本《古事记》中的宇宙观与《易传》中的宇宙观很相似，很切合儒家的宇宙观，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作品影响的表现形式之一，在日本的发展与进步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日本的《古事记》中是采用汉字的形式书写的，所以更是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是日本信仰与传承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范。《古事记》是日本最早的文学著作，是对日本发展的历史记录，体现了日本的历史文化，也是日本重视宇宙观的萌芽时期，因此来借鉴儒家的宇宙观，来提高日本国内对世界观的认知，他们主张的宇宙演变的过程是“混沌-天地-国土-万物”。日本人将这样的宇宙演变过程作为自己国家的宇宙观，其实这样的宇宙观也是来自中国的古典儒家思想。
在我国的古典著作《周易》中，阐述阴阳结合孕育了世间万物，在《古事记》中也涉及有阴阳的知识，是将阴阳更加细化，将男女性别作为对阴阳的界定，将其供奉为日本人心目中的神灵。由于《古事记》是记录日本历史的一部文学作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日本人会尊重这部作品中阐述的诸多观点，也是将儒家思想传承下去的重要原因。根据以上的论述，《古事记》是体现儒家思想的典型文学作品，具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是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影响的典型作品，对日本文学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2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政治观的影响
政治观是对政治观点或做法的一种想法，是对当前社会政治或国家政治发展观点和信仰。古代的政治观是对统治阶级的界定，是对当初社会统治阶级、统治体制以及思想观点的体现，具有一定的政治性。在政治方面，儒家思想对日本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日本的文学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我们都知道，日本信奉天皇，天皇是国家的象征，日本人都是誓死为天皇效忠。在日本的一次改革中，在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文学资料作为参考，来改革日本的政治制度。《论语》、《礼记》、《周易》等都是引进的对象，日本人根据这些资料，制定了相关的宪法和政治制度。在宪法中规定族群的和平、服从天皇、思想统一等相关内容，是对政治的改革。在日本的诸多政治资料中，大都引用了儒家思想的内容，儒家思想多次出现在天皇所实施的政治思想中，对当时的日本来说，儒家思想已经渗透进日本的政治统治中，主导着日本的政治方向和思想意识。
“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基础，重视亲爱、仁爱，是人的思想道德的最高境界，注重人的品德修养。这样的仁爱之心在日本的《古事记》中也有所体现。《古事记》中将日本天皇设定为最为完美的人，是对统治者的最高评价，阐述了日本天皇的“仁”是借用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的内容，日本人认为日本天皇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灵，思想道德高尚的完美之人，被日本人朝圣。因此，日本后来又出现了诸多歌颂日本天皇的文学作品，表达对日本天皇的称赞，歌颂日本天皇的高贵品质。像《怀风藻》、《万叶集》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日本人对统治者天皇的效忠，也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仁君”、“为政以德”，是对儒家思想的深度解读。政治思想是影响一个国家政治统治的关键，会对国民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尤其是通过对文学作品的解析。部分文学作品中渗透着对国家政治的解读，读者通过阅读会受到启发，从中得到一些观点，通过传播与分享，最终实现对国民政治思想观的笼络。而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也正是体现了这一点，将儒家思想中的为政的观点运用于日本国家的统治中，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与体现，使得日本的国民对儒家思想会越来越重视，实现对儒家思想的传承与发扬。
3.3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中价值伦理观的影响
伦理观是对一些伦理问题的看法与观点，重视对外在道德问题的探究，是对人行为的规范与界定，充分体现人生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伦理道德代表着个人修养和节操，要体现超凡脱俗，洁身自好的特点。价值伦理观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是充分体现个人品格、个人素养的重要内容。《方丈记》是由日本作家鸭长明因著作而成，这部作品写于鸭长明因仕途失意后的生活描述。在书中的第二部分，描述了鸭长明因的隐居生活，隐居的生活安逸而寂静，怡然自得，充分体现了其超凡脱俗的境界，使作者放下了政治抱负，享受生活的人生态度。在《论语》中，“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体现了对山水生活的向往，提倡简单、清贫的生活作风。美好的生活不在于奢侈的生活条件，而是享受生活的态度和观念，不能只停留在利益与地位之间，那是束缚人生的枷锁。在《方丈记》中，鸭长明虽然仕途失意，但是也乐观积极生活，以一种超凡脱俗、享受田园风光的人生态度来面对生活，也是对人生价值的体现。清贫享乐、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会对人的伦理道德进行熏陶，教育人们不为世俗所牵绊，会形成的不同的人生目标，不再流连于高官俸禄，实现对人性美的解读。
“忠孝”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传统的儒家思想主张“忠孝”，是对人伦道德的标准和规范，是体现道德修养的评价方式。“忠”是主要讲述的是忠诚，“孝”是孝顺，是对父母的赡养与对长辈的尊重，是评价一个人品德的基本标准。我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中，《论语》对孝道与忠诚也做出了相关规范，但是对忠、孝并没有明确的界定，一般会将忠孝放在一起，对国家可以称为忠，也可称为孝，所以二者基本上不存在一定的分歧。一提到“忠”，日本人是将忠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之一。日本人信奉天皇，将天皇信奉为神灵，始终保持着高度的忠诚，是传承儒家思想的重要表现之一。《古事记》中将天皇的形象神化，对天皇进行高度的歌颂，可以了解到日本天皇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高度体现了日本人的忠诚度。“忠孝”注重体现在君臣之间的忠诚度以及在国与家的选择上，《平家物语》是体现武士对忠孝选择的代表性作品，重视对忠孝的抉择，充分表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忠孝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在《太平记》中，也引入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内容，像《礼记》、《周易》等，其中富含了大量的儒学思想。儒学思想是在日本文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伦理观，得到了日本的传承与发扬。
4结束语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的代表，是象征我国历史文化的典范。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是儒家思想的产物，在世界上拥有着深远的影响力。儒家思想是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衡量标准，仁、义、礼、智、信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也是传统社会的“五常”，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学思想渗透进日本的文化中，儒家的诸多观点都在日本文学作品中不断出现，是最具影响力的传统思想。
注释
①严桂林.浅谈儒家思想对日本文学的影响[J].剑南文学（上半月），2014.8：62-64.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5
关键词：儒学 法律思想 司法实践
一、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的影响
(一)对法律指导思想的影响
先秦时儒家的法律思想基本继承和发展了西周以来“礼制”和周公的“明德慎罚”思想，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礼治，重视人治的法律观点。最为重要的是孔子提出了“仁”的观点，基于此呼吁“为政在人”“德主刑辅”的观点。随着历史的发展，儒学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其“德主刑辅”的法律指导思想一直保留着，从汉朝“大德小刑”到唐朝“德刑并用，以德为主”再到明清“明刑弼教”，中国的法律精神自然和谐，以人为本是没有变化的，这也是其区别于西方法律思想的鲜明特征。
(二)对法律制定的影响
．在刑法上
中国传统法律步入封建社会尤其是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后，根据德主刑辅的原则，刑法原则基本上秉承了“恤刑慎杀”的指导思想。表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废除肉刑，这是儒家人治对法律的具体影响。此外，刑名的减少，封建制五刑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以及加役流，死刑复审的创立无不闪耀着当政者以民为本的儒学思想。
儒家法律思想对古代刑法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其家庭本位的观点对使古代法律伦理化。孔子从“亲亲”的家庭主义原则出发，提出了“父子相隐”，这不仅是引礼入法的表现，也深深影响了后世的刑法适用与诉讼。从以后的封建法典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带有明显亲情原则的刑法规定，如“亲亲相隐”“存留养亲”“宽纵复仇”。此外，这种法律思想还体现在男尊女卑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以及爱护老幼的人本色彩。
．在民事法律中
中国古代的民事法律一向不发达，这与儒家主张的息讼有很大关系，但儒学还是深刻的作用着传统民法的发展。孟子是儒家学派中对法律与经济关系把握最好的。他提出的“薄税产”“制民之产”，告诫统治者不要暴敛，重赋。后世的明君都把其作为民事的基本原则和富国之策。
儒家思想毕竟是与封建大一统相适应的，在具体的民事法律关系中也要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具体到土地所有制度上就是坚决贯彻地主土地私有制，并制定严格的户籍赋税制度。本着重农抑商的原则，在商业发展中也有大量限制。即使在封建社会最为发达开放的唐朝，集市也只能在固定的地点，固定的时间开放。在婚姻继承制度上，女人的地位也低于男人，这种状况一直没有改变。
．关于行事法律
中国的官僚制度是封建法律的特色，其本身却饱含了儒家的特色。从选官制度看，汉代举孝廉强烈的体现了儒家重孝对社会的影u向，而魏晋的九品中正制也是儒家重门第，区分，维护封建等级制的表现，隋唐后科举的出现不仅体现了儒家“为政在人”的思想，科举其本身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巩固了儒学的统治，因为国家以儒学考生，举人都是因儒学而致世。而在为官之上，儒学影响也颇大。举例来说，官员的品级不论多大，父母去世都要弃官守丧，否则有悖伦常，遭人谴责。连明朝首辅张居正也不例外，其不为父守丧虽有皇帝夺情，也不免他人非难。
(三)对法律解释和司法实践
．在法律解释上
儒学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统治地位的，其在法律上的确立经历了很多过程，而其中法律解释的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我们知道一种学说成为法律思想，不单单是一部法律就能达到的，它必须通过解释使大多数人了解，接受，并通过此使法律更好的适用于实践。儒学在汉代确立后，就是通过以经断律和以经注律使儒学法律化，再经过后世纳礼入律最终到《唐律》一准乎礼，法律的儒家化告成。
．在司法实践中
儒学对司法实践影响的最大体现就是《春秋决狱》，将儒家经典直接作为律文案例指导实践。此外，儒家思想讲究天人合一，运用到司法实践中，从刑狱时令到灾异赦宥，都有浓厚的对自然与和谐的考虑。另外，秉承儒家一贯的等级观念，封建法律大多都规定了特权制度，在司法实践中也遵循着不平等的原则。而且行政与司法不分，这也是中国传统法律的一大特色。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法律影响的利弊
儒家思想对中国封建法律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向来主张“礼主刑辅”，使法律与思想教育，道德感化紧密结合，并且儒家主张阿“礼乐刑政”并举，这些对我们今天建设自己的法律体系都有深刻影响。而且儒家一直教导人们经世致用，有一种“天下为公”的无私精
神和“先忧后乐”的奉献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应当继承的瑰宝。
诚然，儒家思想不可避免的有其消极的一面，比如其思想上的保守与落后，以及它对法治精神的极大破坏。其表现最为明显的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它导致了人们对法律的轻视和对诉讼的惧怕。礼教为主，法律为辅，人们往往崇尚礼节，鄙视法律，尤其是诉讼。而畏官，畏法也常常使人们不敢为自身权利诉诸法律。其次，它是导致中国封建民法不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儒家的影响，中国没有独立的民法典，民法附于刑法，而民事法律关系由礼来调整，一旦触犯了礼就科以刑罚。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6
关键词：儒家伦理；个体完善；社会秩序
中华民族一向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二千多年来逐渐发展并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即儒家伦理道德体系。时至今日，它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特别是对社会秩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
儒家思想起源于春秋时期。儒，《说文》谓“术士也”，实际上是指周朝专门掌管礼仪作吹鼓手之类的人。孔子出生于儒之家，他生活的时代，周天子徒有虚名，仅掌管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天子的职责只是例行宗届的祭祀而已。是时，各国诸侯群起争霸，或合纵，或联横。思想家们从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纷纷发表言论，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思想就是在此大背景中产生的。孔子集儒家之大成，开创了儒学这一思想流派。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与弟子对答而成文的《论语》一书中，内容涉及对王权、社会、道德、个体价值的诠释。孔子主张维护殷商礼乐，忧虑其走向崩溃。他主张知识分子修身明礼，采取积极人世的人生态度。
有关儒家思想的定义，现代中西方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见解。许倬云认为信仰的领域是儒学内在的空隙，并认为它是一个伦理思想体系，勿须进行经验理性的证明。它没有关于物质与意识关系的论述，没有对事物发展的规律进行理论性的探讨。从儒家讲求“仁”、“忠”、“义”，维护“孝悌”等内容来看，它是教人怎样做人的学说。杜维明称之为“道德理想主义”。
西方学者如马克斯·韦伯等在研究儒学时，大多把它看成一种宗教，称之为儒教。把受到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东南亚称之为“儒教文化圈”。但严格说来，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它没有关于天国和极乐世界的内容，没有空泛的偶象崇拜。即使是对于“天”，儒家也赋予它自然规律的意义。孔子本人多言“人事”，而少谈“天命”，主张读书人只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的目的是对社会的积极参予。儒家的思想不能使人超脱于现实世界，恰恰相反，它是人世的而非出世的，它是教人怎样安身立命的一门学问。
儒学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道德体系。其社会理想是“大同”，它是原典儒学的真血脉。儒家伦理体系的创立与社会秩序密切相关，孔子创立儒学，其根本动因就是有感于当时礼乐崩坏社会秩序的混乱而倡导“克已复礼”的，他认为要达到这一目标，关键在于每个人都要注意自己的道德修养，因为每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社会秩序的根源，而社会秩序又是政治稳定和天下安定的基础。如果每个人都能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使之符合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这样整个社会就自然而然地变得安定和和谐。
但是，在群雄纷起的时代，各国诸侯考虑的是怎样开疆拓土，因此孔子的这种说教愈发显得苍白无力。“他曾周游列国，寻求一个愿意聘请他作为顾问，并愿意成为一个改造了的世界的中心的国君。柏拉图，在两个世纪之后到锡腊库扎的僭主狄俄尼修斯那里去当顾问，完全出于相同的精神”于是，在他的主张未获采纳的情况下，孔子终日牺牺惶惶，居无定所，最后选择了退隐而从事私教的活动。
因此，孔子的思想对当时的社会秩序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力。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以“为妖言以乱黔首”的罪名将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坑杀并代之以法家精神，直到汉武帝接受经学大师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儒学才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才成了统治者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在这之后，儒家伦理才逐渐由维护统治秩序扩展到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而儒家的伦理思想发展至宋代日趋保守，甚至反动，成为束缚人们头脑的桎梏。程颐、朱熹等人“存天理，灭人欲”，“君臣父子夫妻”等纲常伦理违背原典儒学的民主性，使广大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丧失了独立的人格。“历代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序如冠履之不可倒置。”这种等级之问不可逾越的观念历经晚清至近现代，对中国传统社会秩序仍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
儒家伦理对于人格的塑造，直接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作为社会的一个分子，人的言行直接关系社会秩序是否正常。马克思主义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伦理道德领域中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实现了的人道主义”。儒家强调积极的人世态度，其实就是追求与自然界和社会环境的整体和谐。隋代创科举选官经唐至宋大盛。读书中举为官成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最高选择，也成了统治者宠络人心安定社会秩序的有效手段。
个体道德的塑造和个体价值的实现，离不开儒家人文主义的潜移默化。樊迟曾问孔子：“何日仁”子日：“爱人”。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也。”又“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还主张“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这些思想使读书人往往形成匡扶济世的使命感和崇高的个体人格，并发展成为今天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
个体道德提高还需经常的内省自身。曾子日：“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丽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认为，道德是人类精神的自律。“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四十年代延安开展的整风运动，其重要的内容就是认真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其中自我批评，自我教育的内容就已经包含了儒家文化中内省自身的积极因素。
三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的价值观强烈冲击儒家伦理思想体系。十九世纪晚期，张之洞等人主张用西方科技补儒学重说教轻实践的空疏，即“中体西用”论。但是，在传统的封建体制下，这两者之间的结合仍然显得非常的尴尬，西方工业化的大浪潮还是无情地宣告了除政治儒学外其他儒学的没落，而西方社会在经历了工业文明之后越来越暴露出人情淡漠、世态炎凉、关系疏远、家庭破裂、精神颓废等伦理危机。现代化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化的痛楚，导致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力”已被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耗尽能量，只剩下一个“经济冲动力”。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中叶时预见到现代工业主义产生的各种“异化”现象，到本世纪下半叶西方工业社会进入高额大众消费新阶段后，变得更加突出，有时还会引起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各方面的严重失调、失衡、失控。人们在物化倾向加剧的情况下，渴望寻找新的精神家园。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思想和生活方式涌进国门，一些人盲目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的人生观，对传统文化缺乏正确的认识，认为传统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的惰性力量，主张否定传统文化，“全盘西方”；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导致唯利是图，拜金主义盛行，在中国大地上早已灭绝多时的吸毒、卖淫、嫖娼、纳小妾等丑恶现象也死灰复燃。传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们期待着重建新的伦理价值体系。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日本；继承和发展。
儒家，又称儒学思想，是以奉信以孔子为先师，以“儒”为共同认可符号，各种与此相关、或声称与此相关的思想道德准则，是中华文明最广泛的信仰构成。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在鲁国讲学，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之六经为经典，奠定儒家的最早起源。纵观儒学文化，体系非常庞大，包括了道德、修生、养性、治国、治家、哲学、艺术、教育、伦理等各个方面。
对于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重视实际上始于日本的经济起飞。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给儒家文化的研究者提供了研究的新领域。正是从日本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发现了中国儒家文化的影子。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继承。
中国儒家文化思想的发展是循序渐进的，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终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传入，佛、道文化业日益兴盛，虽然儒家文化的统治地位并未动摇，但是也受到了佛、道文化的极大挑战。这个时候，非儒家文化表现出极大地包容性与生命力，在儒学文化思想在中华大地上不断成熟的同时，日本的本土文化也在进行不断地演化。
（一）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理想化。
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充分冶炼后形成的理想是相当明确的，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里的天下。是指当时的中国，即整个华夏民族的社会整体。“平天下”的主张带有天下太平、世界大同的含义，是儒家社会理想的一种体现。日本也继承了儒家文化中的这一思想，在无法达到“大同”的现实中，日本则是用组织人本来统一思想，形成以组织为第一位，一切服从组织的基本理念。特别是在上世纪70年代是日本经济腾飞时期，儒家文化在日本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的在日本的应用。
古代日本经济以农业为主，分散的小农经济并不要求强化集中的生产管理，多样性反而更适合。在这种请款下，“恭己正南面”、“无为而治”、等成为非常有效的管理手段。日本的农民只要有宽松的经济环境，上交的产品少些，能维持再生产，就能迅速的发展农业生产。
另一方面，在行政权利的平衡方面，中过儒家思想却又有着非常精致的设计。这中设计并非儒家的专利，还包括有韩非子集其达成的法家思想等，尤其是法、术、势的思想。法家思想的主流又不同于西方的法律思想，基本上是为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而设计的，所以这些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中国古代帝王之术又很容易被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所应用。
二、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一）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影响。
日本人自称自己为“大和民族”，其他们的民族精神“大和魂”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正是这一民族精神是日本成为一个非常团且和具有向心力的国家，这就是受中国儒家文化的“和”文化的影响。并且儒家文化所提倡的博大胸怀、海纳百川的文化观念使得日本有着兼收并蓄的宽容精神，让日本有着善于学习的精神。
（二）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在日本社会，被融入企业管理之中。儒家文化思想中的“人本”思想，即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刻影响着日本的众多企业家。日本的长期雇佣制和年工资制实际上取消了雇佣制的作用，而企业内工会又把劳资双方的关系确定在企业内部，不需要大规模的社会力量参与。在这种情况下，调节组织与参与组织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主要依靠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伦理、组织文化和管理哲学来实现。
中国儒家思想中“和为贵”思想也被日本企业所吸取并且加以改造，把“和谐高于一切”作为自己企业的目标，人与人之间应该保持和谐关系。日本很多的企业不把管理人员与雇员之间、同事之间、企业与顾客之间的关系看成是单纯的利益关系，而更重要的是互相之间的扶持和帮助。
（三）对日本法制的影响。
中国儒家文化的思想内涵对日本的法制建设有着极大地影响。在日本进入七世纪以后，当时的圣德太子对日本社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十七条宪法》的制定，虽然从现在的角度去看并非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宪法，但是在当时它却是日本法制史上第一部成文法典，它第一条内容就是“以和为贵、无忤为宗。”这完全体现出了当时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法制极其深的影响。其第四条“群卿百寮、以礼为本。”也是儒家礼制的在法制文化中的应用发展。其第九条“信是义本、事有信”也是源于孔子的“三纲五常”中的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中国儒家文化思想。
三、日本对中国儒家文化的扬弃。
中国儒家文化的追求稳定性的目标不可避免的产生了政治上的保守性。事实上，在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无论在经济和政治方面都每有太大的创新，生产力也没有显著的进度。在技术、管理组织等方面，严格来说，进度也不大。甚至进入明治维新时期，还在沿用之前的组织管理措施。
在现代日本仍然重视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组织人本主义依然受关注。在现代社会，过度迅速的组织接替，尤其是巨大组织的解体，也会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日本在不同程度上支持大型金融集团、大型企业，维持稳定。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为了保护部分特权阶层及维持自身的道德优先地位，日本有用道德约束来代替法律约束，所谓“刑不上大夫”。由此，特权阶层的过渡膨胀反过来又侵蚀了组织，这是日本历史上的普遍现象。
参考文献：
[1]查理得·科特。《无治而治》，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2]严绍。日本儒学的近代意义[J].中日比较文化论集。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编，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1990.
[3]崔景明，赵秀兰。“儒家文化圈”中的中韩日[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04（05）。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8
中国传统美学的产生与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美学思想在先秦哲学家那里开始萌芽，比西方早300多年。但从我国目前景观设计来看，受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颇深，出现了生搬西方设计理念、东拼西凑各种设计风格的情况。因此，应用中国传统美学来丰富景观设计中的文化内涵尤为重要。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主流是儒、道、释，即儒家、道家和禅宗思想。分析传统美学思想，有助于为今后景观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
（一）儒家美学思想的渗透
儒家美学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基础和主流，有着深厚的渊源和深刻的哲学基础。孔子是儒家美学的创始人，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在《论语》中，孔子主张“美善合一”的思想，奠定了儒家的美学观。儒家美学的核心是“仁”，仁即人，引申为“爱”，其思想的根本和基础就是“仁爱”。而“中和”是对中国后世影响最大最深远的美学思想之一，在艺术上倡导“中和之美”。中国古典园林处处渗透着儒家气息，始终秉承着“以人为本”的思想，为人们提供舒适和适宜的生活环境，显示出和谐之美。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美学的审美观点。
（二）道家美学思想的融合
道家美学是以自然、简洁、朴素、清净高远为思想特征，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的美学核心是“自然无为”，蕴含目的性和规律性；庄子的美学思想则强调“道法自然”，故“妙”出于自然。庄子的“天人合一”与儒学用自然来比拟人事，迁就人事相反，则是要求彻底舍弃人事来与自然合一。道家在艺术美、自然美以及人格美等领域的审美观和价值观具有自由性，主张自然无为，尊重个性，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这在中国长期的文艺实践创造中，为中国古典美学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而在中国古典园林的设计中，“源于自然，高于自然”是其基本特征，通常以自然的景色来营造富有诗情画意的意境，不求轴线对称，花草树木都是顺应其天性自然生长，把天然之趣作为追求目标。
（三）禅宗美学思想的体现
中国的禅宗始于南北朝。将佛教思想应用于审美和艺术上所形成的禅宗美学，融合了儒家、道家、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蕴含了顿悟见性的审美思维，表现出对自然美的热爱，注重内在精神境界。禅宗的这种精神反对人工雕饰，与西方简约主义的设计理念如出一辙。禅宗美学对园林艺术的影响体现在对意境的影响，“空灵”的韵味渐渐成为艺术意境的一种重要的美学追求。平淡、悠远、纯净、自然的闲适之情，是文人士大夫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综上所述，华夏美学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影响了中国古典园林的艺术创作。儒家思想在道德伦理上有所建树，但在艺术的影响上不如道家深远。道家回归自然的思想让人们更向往精神的自由。同时，禅宗作为佛教思想的一支，在艺术上的地位不断提升。因此，在不同美学思想学派引导下，景观设计也会出现不同的形式美。
二、从美学视角探析现代景观设计的旅游价值
景观是一种目的地艺术，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最明显的就是不同地域的人们在好奇心的驱动下的旅游行为，例如巴黎、威尼斯、阿姆斯特丹等大都市的博物馆一直是全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所向往的，也由此带动了旅游事业的发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在物质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开始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产生旅游的愿望和行动。由此可见，在重视环境、保护资源、传承文化的同时，要努力创造新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以中华传统美学思想来丰富现代景观设计的旅游价值，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
（一）人性化和谐景观
儒家美学中的“仁”“中和之美”等思想对现代景观设计有一定程度的启示。儒家美学中“仁”即是当前“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人是城市的主人，城市景观中的一花一草都是为人服务的。“以人为本”的思想要求现代景观设计以满足大众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尤其更要为特殊人群考虑，如为老年人提供材质合适的坐凳来休憩、景区台阶不宜太高太多、残疾人的活动空间要保证便捷性和安全性、在合适的地方设置母婴休息室等。这些人性化设计都是既满足特殊游客追求愉悦的心理需求，同时也体现了对游客的关爱。儒家思想中“和”的设计语言在景观设计中可以理解为自然和谐的整体理念。在景观设计中，要将人同景观紧密联系一起，融入人性化设计理念，以最大化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提供更多的服务，达到人与景观的和谐。充满人性化的景观设计要传达出对自然、人、动物的关爱，需要设计师花大量的心血去关注和探索。
（二）生态化自然景观
道家美学思想对现代景观设计的积极意义在于注重生态特征，营造自然的环境。当前很多设计师热衷于“创造”景观，人为强加在自然之上的设计虽起到了一定美感，但也付出很大代价，特别是一些较敏感的地区，如缺水地区硬是搞喷泉景观。与此同时，近些年，旅游热的背后也给旅游景区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乱涂乱画、随意丢垃圾等不文明行为使原有的自然、文化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降低了旅游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因此，景观设计中的生态理念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从环境质量角度分析，具有吸引力的生态景观设计可以净化空气、提供氧气、调节气候等生态意义；从经济效益角度分析，生态和谐、景色优美的景观设计，会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留下美好的印象，使游客口口相传，加强了景区的品牌宣传，提升景区经济效益；从生态环保理念分析，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放松心情和接触自然的机会，向游客传达保护环境的意识，成为环保教育的天然讲堂。
（三）地域性文化景观
禅宗美学对于古典园林中“意境”的表达，实际上是从情感化的角度出发进行设计和建造。“情景交融”是意境创造的表现特征。因此，景观设计情感化表达还体现在民族文化中，但当前越来越多的景观设计师与传统美学日渐疏离，导致景观设计失去地域风格。盲目效仿西方风格也让中国景观失去对西方游客旅游的吸引力。因此，无论是大城市还是小村镇，景观设计都离不开民族的、地域的文化根基。对此，中国现代景观设计师应予以反思，作为一名游客更多的是希望看到与自己生活、居住所在地域不同的景观展现。设计师应该把所在区域最本质的文化元素通过景观设计表现出来，努力发掘设计场地特定的文化景观。同时还要发扬优秀的民间风俗传统，从中提炼具有代表性的元素，用景观设计的手段加以创造，从视觉上激发人们的民族情感，如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环境、建筑特色及风土人情等。综上所述，对地域性文化景观的深入研究、因地制宜的营造，不仅可以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同时也增加了当地民众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更重要的是通过景观设计的文化提升带来旅游价值的提高。中国文化也会因为旅游地的传播而扩大在全世界的影响。
三、结语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9
关键词：儒家思想；陶瓷；影响
1秦汉时期主流思想背景及发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薪火相传。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时期，在此时期内，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胜景。而至西汉初期，社会动荡、经济衰弱、百废待兴。汉代的统治者吸取了秦亡的教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采取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西汉初年，社会经济再次焕发生机并迅速发展。而在汉武帝时期，为了进一步巩固君权、加强中央集权，董仲舒提出“天人同构”的哲学思想，开始将政治与儒家思想紧密结合，使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从而达到人们思想上的统一，并进一步加强了政治的统一。
在当时，汉朝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大国和最强的帝国之一，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体系密不可分。为华夏民族两千年来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来看，汉代新儒学思想适应了时代需求进行改革，其最重要的部分概括成为仁、义、礼、智、信几个字。由于自孔子开始推行的教育平民化、广泛化的“有教无类”政策，使平民百姓更容易学习接受儒家思想，奠定了基层阶级思想基础的广泛化。人民因学习儒家思想而更有礼节，最重要儒家思想赋予皇权的最高统治力即“君权神授”。从而在思想上完成社会阶级的统治，达到平衡的状态，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大背景，影响了之后历代君王的政策，也对现代社会的人民思想有指导意义。
2陶瓷在汉代的种类及发展变化
两汉前后延续了近五百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正是在两汉期间中国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工具上的飞跃促使生产力大幅提高，同时也完成了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社会性质的晋级也说明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达到历史阶段性的顶点。
汉代时期的陶塑既为后人研究汉代社会生活提供了丰富而真实的形象资料，又为中国传统雕塑、绘画和其他工艺的发展，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陶塑不愧为中国古代艺术的瑰宝。
釉陶是汉代对陶瓷工艺的杰出贡献，棕色或绿色的厚重釉体是铅釉陶瓷的一大特征。因烧制温度大致800度左右，胎内含铁，釉中含氧化铅较多，被称为“低温铅釉陶”。它的出现相比之前的陶瓷有很大的进步。釉的应用使陶瓷表面玻璃化，在高温状态生成一种类似玻璃质的材质，可以隔绝胎体与空气的接触，延缓器物的老化、风化，不容易脱落腐败。但是东汉时期出现大量铅釉陶瓷作为“明器”用于陪葬，质地不够坚硬，釉层容易脱落。
青瓷之所以叫瓷是为了区别之前出现的陶器。东汉后期，江浙一带出现青瓷，釉色淡青，成器密度高吸水率低，达到瓷器的标准。青瓷的出现是中国陶瓷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由陶向瓷的转变不仅仅是材质上的进步，更是生产力、科技、人民智慧的共同进步。
汉代重墓葬形式，殉葬习俗的产生也刺激了陶瓷业的发展，“明器”在这个时代产生并迅速盛行。“明器”并非生者使用，是供给死者带到冥间使用的。这些往往寄托着生者对死者的美好祝愿，在有鬼神巫术祭祀的古老社会有着重要的地位。陶瓷千年不腐，造型装饰绘画浓缩死者生前的场景，营造出一个地下的世界。由于儒家思想对王权的神圣化宣传，对人民礼教的熏陶，更让人民深信等级观念，以及儒家思想提倡的以玉孝德、孝悌观念、慎终追远、忠义思想等。正因这些因素产生了“视死如归”的思想，从君王到人民都对厚葬有着更高的追求。秦汉时期君王兴建墓室的花费占国家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可见作为陪葬品的陶瓷拥有巨大的需求。生产力的发展也使得陶瓷的应用更加广泛，更多地进入到平常百姓家。所以也产生了很多具有地方特色、个人特色、迷信、宗教、神权等具有代表性的陶瓷器物。
3代表性的陶瓷特点与时代思想呼应
汉代的陶瓷器，造型浑厚而饱满，很多器型模仿先前的铜器造型。如青铜造型一样，陶瓷在模仿造型的同时也传承了青铜器造型蕴含的意义。青铜器造型装饰复杂，且装饰很多神秘诡异的图案用来神化君权。
汉代瓷器之绿釉鼎：原始瓷器，敛口、弧腹较深、上腹部有折棱一道、圆底、承以三足，口部两侧有长方形耳，耳上部外撇，口上附有圆弧形盖面，盖面附三纽，施绿釉，仿青铜器造型。这种造型也十分符合儒家宣扬的“君权神授”的思想。造型上三足鼎给人以力拔千斤的气势迎合了古代君王权力集中、气势凌人的特点。圆形鼎造型去除方鼎棱角，视觉上圆滑更易于近人观赏，象征儒家思想的“仁”教，“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潜移默化的教育意义。
绿釉印神兽纹奁：直口、方唇、圆形深腹、平底、三足；外腹中间凸印神兽纹装饰、纹饰线条流畅，满施绿釉、釉彩深沉；造型端庄笔直，上方盖形式山峰，如移山至眼前的景象，高耸山峰也寓意王权高不可攀至上之意；配以神兽，更强化了思想上的效果，神秘、力量、不可逾越。
汉代瓷器之双系罐：原始青瓷，罐敛口、平翻沿、圆腹、腹下渐收、平底；肩上两侧安铺首耳，器身上半部突起双弦纹三道，施青釉至腹，腹以下无釉，露出紫褐色胎骨；器表青釉亮泽滋润，自然向下流淌；腹上有两层云气，飞鸟纹装饰，画面生动优美，配有木屋，虽然没有神兽符文的装饰，但符合儒家思想对等级观念的灌输，看起来更平易近人，由思想切入，也很符合儒家思想对于“礼”的教化，平心静气、大度、气量，也贴近民用便于制作。轮制技术带来的圆滑，超过了以往用手捏和泥条的优雅弧度，给人以美的感受净化心灵。
从这些实践事物中折射出当时社会存在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形态。这也是我们在考古发现中通过器物了解当时时代背景的方法之一。
4对当时与后代的深远影响
进入新时期的大众，在科技日趋进步、信息爆炸的时代背景下，更需要在茫茫事物中明确自己的信念。正如实践与理论的辩证关系，思想的产生左右着社会产物的意识形态，反之事物的内在和表现也反映出其蕴含的思想。我们可以用思想去创造改变，也可以从被创造改变了的事物中学习它给人们的启示。儒家思想在历经变迁的过程中吸取了众家精华传承至今，对人们生产生活和社会的影响越来越深远。而表现在陶瓷上的愈发繁荣的景象，很多题材取之于“仁”、“礼”等向善思想和传说。时间为我们积累了人类无尽的物质财富，让我们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也在续写历史。读懂器物上承载的思想，历史会带我们进入一个信息更宽敞的空间。
参考文献：
[1]尚刚.中国工艺美术新编[m].高等教育出版社.
[2]方李莉.中国陶瓷史[m].齐鲁书社.
[3]安作璋.秦汉史研究文献[m].人民出版社.
儒家思想带来的影响篇10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步入21世纪以来，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得到了飞速的发展，这也迫使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家文化回到我们的身边。纵观一些发达国家，他们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也越来越珍视，例如美国、英国。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现代化新时期，我们应该把儒家文化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培养人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信念，避免文化教育上的失误。中国文化教育不断受到来自外界环境因素的各种影响。这使得中国文化教育慢慢地淡化变弱甚至失去了原有的风格理念，也让更多的本土人对本国的文化感悟知之甚少。儒家文化凭借其几千年的文化根源，刚好可以提供一个方向标。这对于当前情况下确立一种文化主题，加强人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重要作用。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一些学生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上很欠缺，这就迫切需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用儒家文化的思想分析其道德文化的迷失，让他们树立正确的文化自信和处世态度。将儒家文化拉入到思想政治教育中来，并把它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很多高校开设有《诗经》《论语》和《周易》等传统文化课程。这让学生们对我国传统文化有一个更好的认识，明白其中的价值意义，并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当高校在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时，应该加强对他们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因为其中就蕴含有许多的民族精神和处世态度，同时对我们以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好处。
三、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