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1
[关键词]幼儿肢体语言英语学习
肢体语言,又称态势语言,指通过手势、眼神、走动、表情等方式来达到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美国心理学家艾伯尔•梅柏拉研究表明:语言信息传递的总效果=7%的文字+38%的有声语言+55%的肢体语言。由此可见,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使用肢体语言,不仅使语言变得生动有趣,而且还有了非常直观的视觉感受。而0～6岁是儿童语言发展的关键期,在幼儿阶段通过肢体语言进行英语启蒙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那么,我们该如何从肢体认知角度,对幼儿进行具体的英语启蒙教育呢?以下是本人的几点认识和见解,供大家探讨。
一、通过动作表情对幼儿进行英语启蒙教育
首先,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通过动作为英语学习增添一丝亮色和活力。例如,学单词hop,jump,skip时,通过动作把三个单词表现出来,不用多加解释,只要做单脚跳的动作,孩子们就会说出:hophophop,做双脚跳的动作,得到他们的快速响应:jumpjumpjump,做向前跳的动作,孩子们会大声地喊:skipskipskip。通过这种动作达到相互交流、表现,使幼儿在直观轻松的环境中进行学习认知,有利于幼儿的学习与掌握。
其次,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实践中,手势语言对于增强启蒙教育效果不可低估。手势语言能以各种不同形态的造型,通过描摹事物的复杂状态,向幼儿传递我们潜在的心声,从而显露出我们心灵深处的情感体验。因此,我们要充分合理地运用手势语言进行英语启蒙教育。例如,我们可以用手心向上表示“standup”,向下表示“sitdown”等等。
此外,我们的眼睛也可以表达丰富的思想感情,例如,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我们可以有意识的让门敞开着,然后向眼睛望望门,对幼儿启发说“pleaseclosethedoor.”幼儿明白后,走过去把门关上,我们再肯定地点点头,“thankyou.”得到了这样的赞许,孩子心里会乐滋滋的。以这个过程中,一个眼神不仅让孩子读懂了我们的意思,同时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句子“pleaseclosethedoor.”英语启蒙教育中,我们的目光不仅可以沟通我们与幼儿之间的心灵,达到情感的双向交流,而且有助于创造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因此平时应把目光放在幼儿身上,观察幼儿的一举一动和心理状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行为。这样就能收到很好的启蒙教育效果。
最后,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我们蕴含丰富信息的面孔常常是幼儿关注的目标,我们的面部表情直接对幼儿产生心理影响。因此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我们应努力做到微笑中露热情、严肃中显慈祥,告诉孩子们“wearehappy.”给幼儿以轻松自如,在这样的气氛下,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易于被孩子们接受和理解,就能更好地实现启蒙教育目标。
二、通过肢体语言激发幼儿英语学习的积极性
幼儿的语言能力是在运用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肢体语言激发幼儿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幼儿有效的英语学习是在认知发展和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发生的,同时还受到情感动机的影响。那么在启蒙教育中如何把幼儿参与学习的热情激发出来,将幼儿主动获取英语信息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呢?我们发现除了要使用各种各样的教学辅助手段,进行丰富有趣的活动情境创设外,更需要我们用灿烂的笑容、热情的语调、高昂的情绪、丰富的肢体语言自始至终的感染每个幼儿,这样可以使他们做出积极的回应。此外,我们可以将儿歌、歌曲、对话、单词等,通过配上形象、夸张、生动、有趣的动作,将这些静态的英语知识转化成为幼儿可以更容易理解的动作语言、身体语言、表情语言等动态语言,从而达到让幼儿在轻松愉悦的互动氛围中学习语言的目的。比如,在幼儿学习英语数字1-10时,我们可以选择那首琅琅上口的歌曲《数字早操》:one和two起来点点头,three和Four起来晃晃脑,Five踢踢腿,Six弯弯腰,Seven、eight蹦蹦跳,nine和ten总爱睡懒觉。这样枯燥的单词学习变的更加形象生动了,还进一步加深了幼儿的印象。幼儿在边唱边跳的过程很快记住了这十个英语单词。之后,再请幼儿仔细聆听CD,让幼儿边听边随着CD的节奏进行肢体律动。
三、用肢体语言去进行纠错
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由于他们是在不熟悉的语言环境中学习与汉语完全不同的第二种语言,因此,在这个启蒙教育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错,特别是刚开始学时的发音问题。由于英语发音动作复杂、发音部位隐蔽,具有不便于观察与模仿的特点,再就是英语中的语音大多数均为汉语语音中没有的音,且发音方法和习惯与汉语有很大的差别,这些客观原因的存在就很容易造成幼儿发音错误。例如,孩子们常常会将英语中的部分短元音一概发作长元音,还有就是将所有的闭音节发成开音节。如:将[buk]发作[bu:ka]。还有的幼儿会把frog(青蛙)说成flo-ger,把tree(树)说成tee等等,当出现这些情况时,我们可以利用肢体语言进行纠错,例如,轻轻的抚摸他(她)的头,告诉他(她)“Haveatryagain?”(再试一次);我们还可以蹲下身体,让幼儿看清楚我们发音时的嘴形说:“Lookatmymouth.”或者用手指着嘴巴说“Sayitwithme.”(请跟我一起说)。通过这样用各种体态语言把我们心中宽容的态度表达出来,用这种方式接纳幼儿的错误,同时也给予幼儿支持和鼓励,使幼儿们在错误中获得经验,从而为下一步的成功做准备。帮助幼儿树立信心并鼓励幼儿大胆的开口说英语,积极肯定幼儿的成绩。
通过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在幼儿英语启蒙教育中,我们通过一个鼓励的眼神、一个的动作,都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教育效果,使幼儿感受到爱和支持、信任。因此,在今后的幼儿启蒙教育中,我们应进一步去研究肢体语言,利用一切机会,有效运用体态语言,增强启蒙教育效果,千万不要吝啬运用微笑和肢体语言向幼儿发出积极的信息。
参考文献:
[1]孙国强,张立.对幼儿英语启蒙教育的研究与分析[J].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
[2]陈雅,赵志坚.你对肢体语言了解多少[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3,(12).
[3]李林.对体育语言在幼儿英语教育中的效果研究[J].课程教材教学研究,2008,(34).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2
关键词：英语启蒙教育时间及次序教学内容和方式学习效果评价
为了适应教育市场竞争的需求、满足家长的热切期望，同时也为了幼儿能接受更全面的教育，在我国的城镇幼儿园及其他一些幼教机构纷纷开设了双语课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这些幼教机构中所进行的普遍是英语教育，而并非双语教育。双语教育，从广义上讲，是指在同一教育机构中以两种语言为学习目标和学习媒介的教育活动，从狭义上来讲指学校使用第二种语言或外语教授非语言学科的教学活动。很显然，由于英语语境和师资方面的缺乏，大多数幼教机构所进行的并非真正的双语教育，只是把英语作为一门学科来学习，所以只能称之为“英语教育”或“英语教学”（在本文中我们统一称为“英语教育”）。另外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就是语言习得和语言学习。语言习得是在渐进的、无意识的状态下，通过自然而然地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而获得语言能力（通常指获得母语）。语言学习则经常是在学校环境中，有意识地积累语言知识而获得语言能力（通常指获得第二语言）。第二语言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习得，但这要依赖于学习者所处的语言环境和所接收到的语言信息。
在这样的英语启蒙教育中，普遍存在以下三个问题：
一、英语启蒙教育的时间问题
众所周知，学习语言的关键期是0―3岁，如果在此时进行任何一种语言教育，只要他是语言听觉器官健康的幼儿，自然会取得很好的效果。但在这一期间所需进行的大多数是母语语言教育。因此这个阶段的语言教育我们暂不作讨论。
据研究表明，成人即使处于理想的第二语言环境中，在各个方面也很难达到像母语一样的能力。这是因为这些学习者已经过了语言习得的关键期，他们的言语系统已经丧失了接受外来语言的可变性。但这并不说明学习第二语言越早就越好。研究表明，成人的第二语言习得远比幼儿更快、更有效。因此，最佳的学习外语的年龄阶段应该是青少年早期，这是因为这个年龄阶段的学习者还未完全丧失言语系统接受外来语言的可变性，而他的认知能力已经相当地发达，能够促进新的语言的学习。
就这一点来说，幼儿园英语教育并不是弥补缺憾的最佳时期，而是小学四年级至初中这一阶段。但这并非彻底否定幼儿园英语教育，如果在这个时间得到第二语言启蒙，将来孩子掌握语言的进程将大大加快。
另外一个关键的时间问题就是关于学习内容的先后时间顺序。据学者研究，婴儿的听音、辨音能力和对词意最初的理解力的发展早于发音能力和表达能力。幼儿园英语教育作为一种第二语言启蒙教育，是立足于幼儿基本掌握母语口语的基础之上，这种启蒙教育不应该喧宾夺主，也不应该“小学化”、“初中化”，而应该从学习英语口语起步，以听说为主，不搞认读。因此，在教学时，听的教学应该早于说的教学，或者在最初的阶段，听的教学占主，说的教学为辅。正如学习母语那样，幼儿在能够准确表达某个词或句子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听懂这个词或句子的能力，学英语亦应如此。按先听后说，或者先以听为主，以说为辅才是一种符合语言规律的教学。
二、教学内容和方式问题
很多幼教机构或者幼教工作者把记单词、学说句子当成是英语启蒙教育的基本方式。甚至给幼儿留作业，让他们练语法、学短语。这种机械而枯燥的方式不仅很难起到提高学习英语兴趣的作用，反而极易扼杀孩子们爱探索、爱尝试的精神。另外在讲授时，很多教师死板地用母语解释词义，然后一遍遍地领读或者让幼儿自己读。对此，我认为收效并不会太大，幼儿在学习时基本上没有兴趣去集中注意力，也很难真正地记到心里，即使记住了，也不一定会使用。
英语启蒙教育应该做到符合“三化”，即生活化、情境化和单纯化。这三个方面，一个涉及英语使用的频度，一个涉及英语使用的层面，另一个涉及讲授的具体方式。有了频繁的使用，才可以将它转化为自身言语系统的一个部分，达到如母语一般的熟练程度，遇到情景或者事物，本能地听或者说英语。语言是一种极其灵活的东西，情境就是其生长的土壤。有了具体的使用情境才可以使准确性和实用性得到贯彻，不会出现张冠李戴的语用错误。对于英语的讲授方式，虽然使用直接法教授有师资方面的难度，但是尽量使用英语讲授，多借助于实物、情境等直观的手段。这样就能尽量减少母语对英语的干扰，尽量使幼儿在最初学习英语时就能以英语的思维方式来想问题。
三、对英语启蒙教育效果的评价问题
这个问题和前两个问题是相联系的。前面的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这个问题就无从谈起。幼儿语言获得的指的是“儿童对母语的产生和理解能力的获得（这里主要指对口语中说话和听话能力的获得）”。这里我们要谈的是英语教育，因此这个语言获得就相应的应该是对“英语口语中说话和听话能力的获得”。因此也就确定了英语启蒙教育效果的评价应该以这两项为主要指标。
总之，我们应该始终记得英语启蒙教育只是一种语言的启发阶段教育，在不加重幼儿课业负担的情况下，配合科学的、有趣的教学，为幼儿提供一个尝试和探索崭新领域的机会，是所有幼教工作者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参考文献：
［1］赵寄石，楼必生主编.学前儿童语言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第一版.
［2］周兢主编.幼儿园语言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4，第一版.
［3］张加蓉，卢伟主编.学前儿童语言教育活动指导.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6，第一版.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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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摘要】幼儿时期是孩子学习语言最关键的时期，也是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因此，必须好好把握这个关键时期，为孩子将来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本文主要就幼儿英语启蒙的方法和常见误区进行分析。【关键词】幼儿英语启蒙教学方法常规误区【中图分类号】G6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4810（2015）32-0132-02
一引言
英语作为一种国际通用语言，其重要性不言自喻，深受哑巴英语毒害的“80后”的年轻父母对此更是有着深刻的认识。但很多父母由于各种原因，对于幼儿英语启蒙常常走入误区。本人通过多年的英语教学实践和反思，总结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幼儿英语母语化启蒙方法，希望能给广大幼儿英语启蒙教育者一些参考。
二幼儿英语启蒙的方法
1.把握孩子语言学习的黄金期
相关研究证明，人的一生中有一个固定的时期比其他任何时期都更容易习得语言，过了这段时期以后，很难习得“完美”的母语。人类大脑中掌管语言学习的区域叫“布洛卡斯”区，3～12岁是这个区域的灵敏期，此时被存储的语言会被大脑认为是“母语”，12岁之后，绝大部分人的“布洛卡斯”区会关闭，此时再学语言，大脑会将这些语言存储在“记忆区”，运用时就不再那么自如灵活了。虽然我们身边也有很多错过敏感期或成年后英语学习成功的例子，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年龄越大，需要付出的努力愈多，学成的概率愈低，并且很多人都学成了哑巴英语。国外研究证明，辨音能力9个月之内最强，刚出生的宝宝都是世界公民，可以辨别母语以外的语音，并且可以把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学成母语。
2.注重听力输入，像学汉语一样“磨耳朵”
出生在任何国家的婴儿学习语言都要经历两个阶段，即接收信息阶段和表达信息阶段。接收信息阶段就是大量地听各种简单和复杂的词语和句子。听的目的是锻炼耳朵的辨音能力，感知语言本身的韵律、节奏等，英语的学习同样需要经历这样的阶段才能真正掌握。幼儿对于英语的辨音能力、敏感度是大人望尘莫及的。在幼儿接触英语的初期阶段，孩子是懵懂的，但是通过持续的、大量的泛听即“磨耳朵”的过程，幼儿逐步掌握声音与具象之间的关联，从而形成听音辨物的能力，时间久了，幼儿会在大人不经意间蹦出英语词汇甚至是短语、句子，这样的英语习得过程是符合幼儿母语养成规律的，可以说幼儿完全是用母语的习得方法去习得英语，也是人类语言的通用习得方法。
素材的选择上可以先从英语儿歌开始。儿歌节奏简单、歌词重复、朗朗上口、富有韵律感，适合儿童学唱和用于“磨耳朵”。幼儿可以在听儿歌的过程中感受到来自于音乐的美，同时自然感受英语的音律。大概经过两三个月的音乐磨耳阶段，可以适量加入一些符合幼儿年龄段的英文原版动画，如粉红猪小妹、恐龙班尼、朵拉历险记等富有童趣的优秀动画。英语原版动画很大程度上还原了真实的英语生活环境，给孩子们创造了生动的英语语言环境，对于没有能力让孩子上双语幼儿园、出国的家长，这是个省钱、省事而且很有效的好方法。英文动画片选择的原则就是以孩子喜欢为原则，千万不要强迫孩子看不适合孩子年龄段或不喜欢的节目从而破坏了孩子的兴趣，要记住动画只是语言的载体。家长也不要担心孩子是否听得懂，孩子们是天生的语言大师，给他一点时间，他可以习得任何一种语言，英语对孩子们而言也只不过是一种方言，就像上海话、闽南语，不需要刻意去学习，只需要耳濡目染就可以了。实践中我们发现，刚开始孩子看英语原版动画片的时候，他们会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地听，后来跟着又蹦又跳，再后来开始跟唱，虽然有时发音并不完全正确，再到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孩子嘴里居然蹦出原汁原味的英文了，这就是幼儿英语从输入到输出的神奇过程。
3.设计符合幼儿心理的互动游戏，在游戏中加强语言实践
中国的多数家长认为学习是严肃而神圣的事情，但是对于注意力、理解能力还比较弱的孩童而言，试图让他们端坐在小板凳上认真学习文化知识的想法是不现实的。在婴幼儿的语言学习过程中，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感到开心和有趣往往能达到意想不到的效果，而游戏无疑是最好的手段之一。
例如：游戏“开火车”
玩法：教师充当火车头，火车开到一名幼儿面前，提问“what’syourname？”，幼儿回答“mynameis…”，回答对之后该幼儿上火车，老师与幼儿一起开到其他幼儿面前，二人继续问该问题，其他幼儿回答对后陆续上车，火车继续开，直至成一列长火车为止。
在整个游戏的过程中，孩子们会觉得是在玩一个好玩的游戏，而不是枯燥的语言学习，语言点巧妙地隐藏到了游戏过程中，孩子们不仅开开心心地学到了语言知识，而且感受到了自然而真实的语言情境。
4.创设英语运用场景，在交往中完善语言表达
语音学习是个长期而辛苦的过程，如果英语的学习让孩子们觉得无用武之地，时间久了，孩子们便想要放弃。所以家长可以跟有同样诉求的家长结成联盟，利用各种资源创设一些真实场景来让他们开口运用简单的英语，家长在整个过程中只需要引导，不可以帮办，让孩子成为活动的独立主体。比如笔者参加过的一场儿童聚会，主题叫“汉堡小达人”，是几个家长共同组织的旨在帮助孩子们感受真实英语运用情境的活动，活动邀请了一位外国友人作为主持人，教小朋友们做汉堡。在制作过程中，外国友人会用相对简单的语言介绍活动的内容、材料的名称和操作的步骤，现场没有人翻译并且要求“noChinese”，在老外的英文示范下，孩子们每进行一个步骤都需要举手跟老外申请材料，不说不要就没办法制作下去，所以现场的情形是孩子们争先恐后举手跟老外申请材料，遇到困难的小朋友还会大方地请求老外的帮助。整个过程当中孩子都是在用英语进行交流，因为他们知道老外只听得懂英语。虽然都是比较简单的语句，但孩子们在无比开心的玩乐派队中完成了英语的实战运用，这样的过程其实跟他们学习母语的过程是一致的。孩子通过这样的活动明白了原来英语也是用来交际的，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三常见误区
1.以认字母、背单词为目的学习英语，不注重听说能力培养
很多中国家长认为学英语就是认字母、背单词，这样的英语学习过程，对于中国的广大父母而言实在是太熟悉了，可是不管我们掌握了八千还是一万的词汇量，我们多数人都不得不承认学的是哑巴英语，学了十几年英语的我们却没有自信去跟老外聊天。中国传统的英语教育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字母和单词都是死的，对于一种语言来说，理解是最重要的，考试不是目的，能交际才是王道。当一个人听到某个词语、某句话，他要能跟特定的事物关联起来，这样的外语学习才是有意义的。对于英语学习，这样的关联其实跟母语一样是需要大量的听力练习即“磨耳朵”才能慢慢建立的。生活中，我们经常发现牙牙学语的小宝宝虽然只能蹦出一两个单个的词，但是他对于家人说的很多话是有反应的，是听得懂的，证明他是理解词语和事物、动作之间的关联的。而这些对宝宝而言有关联意义的词并不是我们拿着书本、卡片一个个教的，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从周围人的日常语言中学会的，经历了长期“磨耳朵”的过程。慢慢地，孩子掌握的词语多了就能串联成句，直至变成“小话痨”。英语的习得也需遵循这样的自然规律才能真正掌握。
2.幼儿英语启蒙一定要找专门的培训机构
很多家长虽然意识到幼儿英语启蒙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家里没有英语比较好的人，首先想到的是求助培训机构。近几年，五花八门的幼儿英语培训机构让很多想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家长很是心动。一开始，培训机构的教学方法确实能够吸引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容易短期见效，孩子往往学了几堂课就能蹦出一些单词来，但每周一两堂课的英语学习模式的远期效果是不理想的，语言的输入必须达到一定的量才能达到质变，所以学习语言最好的环境还是日常生活而不是课堂。个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多给孩子提供“磨耳朵”的机会以及真实的英语交流情境是最重要的，要把语言信息的输入放在首位，不能急于求成追求快速输出。
四结束语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4
【关键词】农村英语教学；儿童英语启蒙；教育现状；策略探究；策略
1前言
农村儿童启蒙教育问题是城镇化进程加快引发的社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青壮年农民涌入城市，很多孩子不能跟随父母进城而与祖父母留守家乡。这群特殊的未成年人正处于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却在思想道德观念、行为习惯养成方面无法得到父母充分的引导和教育，成长过程中缺乏来自父母情感上的关爱和呵护，在一定程度上容易走向两种极端：一部分孩子在事物认知和价值观形成方面可能偏离正常轨迹，个性、心理发展异常；还有一部分孩子会过早独立，性格异常坚韧果敢，正所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宝剑锋从磨砺出”即是如此。然而，育人的工作是国家的千秋伟业，国与国的竞争其实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教育之基础又在小学，因此作为孩子启蒙老师的父母责任重大。然而，农村青壮年为了减轻家庭生活的重担，给老人、孩子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为祖国建设做贡献，远离家乡而留下年幼的孩子与隔辈的祖父母生活，老人们文化水平不高，容易宠溺孩子，多数都不懂英语，这就给农村儿童英语启蒙教育增加了困难。
2农村儿童英语启蒙教育现状分析
第一，学业成绩普遍偏低。纵观农村儿童英语学习现状，与同水平的同龄城市儿童相比，英语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后者。除此之外，也存在其他方面的明显缺陷，如发音不准、听力薄弱，羞于开口等。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对于将来的任何职业都是一门必修课。我国大部分地区英语都已从娃娃抓起，初高中阶段更是将英语列为主干课程，大学阶段非英语专业学生需要通过公共英语四六级考试，专业英语学习者需要通过专业四八级。近几年来，用人单位对求职者英语等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各行各业都需要在国际上拥有一席之地。这些足以证明英语对于个人和社会未来发展的重要性。第二，师资力量较为薄弱。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师资力量薄弱直接影响农村学生学业水平。例如，在城镇，儿童在学前教育阶段已开始普及英语启蒙教育，而部分农村学生到小学甚至初中才初触英语，他们英语启蒙教育的时间短、起步晚、整体基础薄弱。加之，很多愿意留在农村从事英语教学的老师专业知识欠缺，尤其在发音方面，地方口音较重，加之外教资源短缺，学生难以掌握标准的发音，更难以养成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英语学业水平自然难以提高。另外，大部分农村儿童缺乏良好的家庭学习环境，也是影响其英语学习的关键因素之一。第三，评价方式单一化。教学评价是培养学生英语学习兴趣的有效途径。而当下很多学校或地区英语教学评价仍停留于以“成绩论英雄”的单一评价层面，并非课堂及时评价，在语言知识技能获得、情感态度培养、性别评价均等、表扬性评价方式的使用等方面重视程度不够。这些都是影响农村儿童英语学习兴趣和良好学习习惯养成的重要因素。
3农村儿童英语教学现状改进策略
3.1加大农村地区英语师资力量的投入
首先，加大对农村英语师资力量的投入。完善日常教学设备，为学生构建和谐、愉悦的英语学习环境，不断提高学生英语学习能力，从而推进农村地区整体英语教学水平的提升。其次，创造现代化教学手段培训的机会。课堂上为学生创设模拟情景，将枯燥的英语知识以动画形式生动地展现出来，有利于培养学生英语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氛围。与此同时，在实际教学中，将静态的教材内容以图文结合、视频等形式生动呈现，更加方便孩子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在进行《myFamily》教学过程中，教师可充分利用丰富的网络资源，下载家庭关系图相关图片和视频，以帮助学生理解和识记所学内容。此外，教师还可下载与主题相契合的英文歌曲和情景对话等，以让学生在英语语言环境中提升语感，在潜移默化中感知中西方文化差异。例如，在进行《HappyBirthday》这节课教学过程中，教师可播放英文歌曲，并将中西方过生日的不同场景以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展现出来，创设情境，培养学生学习兴趣，提升英语课堂教学效果。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为广大师生创造了全新的学习平台，通过学习平台可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英语学习者进行交流互动，开拓视野，各取所长。同时，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师紧密联系，实现了教学资源的共享，促进了教育公平。借助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还可引入翻转课堂、人工智能等先进的教学方式，开发更先进的教学模式，在强化学生自主学习的同时，也可为教学科研做出相应的贡献。尤其是农村中小学英语教师，要立足自身，树立终身学习理念，熟练掌握教学内容，善学善用现代化教学手段，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不断开拓新的教学模式，提升自身教学能力和水平。
3.2加强德育教育
首先，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英语教学体系不完整。对英语启蒙阶段的儿童而言，家庭、学校、任课教师和社会等方方面面，都会对其心理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因此，家长要加强和孩子的沟通与交流，给予孩子更多的关爱。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立德树人”。在“课程思政”理念的大背景下，英语课堂中，除了向学生传授英语知识，教师还要适时地渗入德育教育，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明确榜样力量，树立学习标杆。第三，大力提倡合作学习，如师生合作、生生合作、学生与家长合作等，在合作中互帮互学。第四，教师要善于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经常对儿童进行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分享喜怒哀乐，真正走进学生内心。
3.3丰富农村儿童生活
农村儿童思想单纯、生活方式单一。作为农村英语教师，应当基于学生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教学方法，开拓思维，解放思想。单一的教学模式不仅不能激发学生英语学习兴趣，还可能抑制学生思维的正常发展。因此，教师应当在课堂采用角色互换、情境模拟等方法，鼓励学生“人人争当小老师”，指导学生自己备课、讲课，教师及时点评，为学生查补缺漏。课余生活中，鼓励学生将教材内容改编为情景剧，排演英语话剧，教师幕后指导，更好地提升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例如，在讲授《How’stheweathertoday?》这节课的内容时，教师便可将教材文本改编成情景剧，练习重点词汇“snowy、windy、rainy”及句型“How’stheweathertoday?”“it’s…”等，让学生在会话交流中对课本知识学以致用。此外，还可积极开展英语演讲比赛、歌咏比赛、野外郊游等活动以增强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能够丰富农村儿童单调的课余生活，丰富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3.4培养良好的学习态度
大部分农村儿童性格存在自卑、内向、不愿开口与他人交流、学习主动性不强等问题。学生如果不主动提问，很难得到教师的关注。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教师要真正深入学生学习和生活，关注学生心理动态。英语课上，经常鼓励和引导学生踊跃发言，培养学生“以提问为荣”的心理。对学生的课堂发言要积极回应和表扬，增强学生自信心，鼓励学生大胆说英语，说好英语。3.5提倡“家校共育”学生知识的增长和身心健康成长，学校教育至关重要。与此同时，家庭环境对孩子身心成长和发展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家长是孩子的启蒙老师，也必须与学校、全社会一同肩负起立德树人的重任。虽然农村家长不能时刻陪伴孩子左右，督促学习，但可以通过教师这一媒介，实时了解孩子在学校的学业表现情况，让孩子感受到家长无处不在的关爱，从而提高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5
【关键词】英语启蒙教育兴趣
现如今，英语作为一门全球通用语言越来越被人们关注。无论是作为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在想方设法让孩子学好这门语言。科学家从脑科学方面的研究告诉我们：幼儿时期是孩子学习语言最关键的时期，也是学习语音的最佳时期。因此，必须好好把握这个关键时期.为孩子将来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
但是由于幼儿尚处于各方面未成型状态，单纯的学习会让孩子有压力感。因此如何充分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及探知欲望显得尤为关键。我认为启蒙英语教育方法不能仅靠传统的教学模式，而要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模式，创设良好的英语教学情景，让孩子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一、父母作为启蒙老师很重要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幼儿对世界充满好奇。这个阶段，他们的模仿能力特别强，在他们心中没有思维定式，所以他们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也比成人要快。因此在这一年龄阶段，周围的环境以及接触的人都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孩子会从父母身上模仿方方面面的东西。所以此时环境对于幼儿来说是很重要的。如果父母会英语，并有时间陪着孩子说英语是非常有益的.比如：早上醒来，妈妈用英语问：“Goodmorning！”幼儿听上几天就学会了，并能模仿回答“Goodmorning！”每到放学回家时，妈妈说“pleasewashyourhands！”（请洗手）。在吃饭时，妈妈说：”Supperisready！”并告诉幼儿米饭（rice）水（water）鸡蛋（egg）白菜（cabbage）等名称。在超市的水果区，妈妈可以用英语告诉孩子：“thisisanapple.thatisabanana.ilikeoranges.”再诸如喝水，请拿水杯，请收玩具，上床睡觉等，幼儿不用刻意去学，在良好的生活氛围中感知体验，自然而然的就会掌握、运用了日常英语知识。
二、创设情景环境，激发幼儿主动学习英语的兴趣
幼儿英语学习主要途径来自说和交流。但是良好的物质环境，在其发展中起着促进作用。这里所讲的物质环境主要指家长根据幼儿英语发展水平，有计划、有目的地设置安排一定的情景画面、活动道具和动手材料，在观察、操作、游戏中，引发他们对英语的反映使用能力。
1.注重生活中的学习，选择与幼儿生活贴近的学习内容。比如说幼儿玩具的颜色、名称；幼儿学习书本上的图画，家里家具的名称；带幼儿逛街或逛超市时，告诉她所看到的东西名称。这些东两都要反反复复的跟幼儿说，因为他们的记忆力还不完善，因此家长要有耐心。通过长时间的和孩子进行交流，孩子会把语言和生活融为一体，让语言变成生活中的一部分。
2.创设学习环境，父母需要动点小脑筋。语言来自生活。家长在和孩子反复交流的基础上也可以在幼儿使用的东西上标出中英语单词，在家里的墙壁上也可以张贴一些英语字母、国际音标、简单的英语单词及图片的图画。冰箱上也可以贴一些水果、牛奶，食物等的图片及中英文单词。客厅里也可以挂一些主要国家的国旗。如果有条件，可以带孩子参加英语角。大多数英语角有老外在那里，可以让孩子早点接触以英语为母语的外国人，融入英语学习的气氛中，无形中给孩子创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学习英语的环境。
3.利用各种游戏激发幼儿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年龄越小的孩子，趣味性对兴趣的培养越明显。就拿字母教学来说，有听音举卡片、猜字母、字母画等。听音举卡片：家长说一个字母：“a”，幼儿就找出标有a的卡片。猜宁母：家长出示一些与字母极像的图案或实物，让幼儿运用想象力去猜测和辨认，看看像什么字母。字母画：家长可以设计有不同宁母的画，让幼儿看图。找出图中所藏的大（小）写字母。还有简笔画，让孩子通过简笔画观察是哪个字母。
4.利用录音机、CD碟播放英语歌曲，诗歌和对话，还可以观看英语电视节日等现代化视听手段激发幼儿学习英语的兴趣。幼儿性格好动，好玩，注意力不能长时间集中。因此采用不同的视听手段，能吸引幼儿的注意力，能更有效地激发幼儿学习兴趣.如果这些教学手段更换使用。效果会更好。
三、家长要懂得鼓励幼儿
幼儿阶段虽是接受力强，但由于各方面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孩子的接受力还是很有限的。为此家长绝对不能拔苗助长。“欲速则不达”。尊重孩子的接受能力，尊重孩子的发展速度。只要幼儿有点进步，都应该表扬鼓励她，给她心理上的满足感。有这种满足感，她会更有兴趣地去学习，而且会学得更加努力。
四、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前面已经说了，孩子在此阶段的模仿力极强，最先模仿的应该是他的父母。作为独立的个体，父母的一言一行都深深的印刻在了他的脑海中。父母的一言一行对孩子的思维与实践都起到了映射的作用。因此父母之间若能很好的与英语沟通，会对孩子有一个质的熏陶作用。就像孩子每天生活在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环境当中，尽管他是一个不爱说话也不爱学习的孩子，相信如果父母能坚持下去，孩子终会耳濡目染，启蒙教育效果斐然。当然，这个要求不是每个家长都能做到的，所以只能在这里浅谈一下。为了孩子，或许有的家长可以尝试一下。
总之，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个体，作为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不仅要言传身教，在各个方面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打造一个和谐温暖的学习英语的家庭氛围；而且要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采取适合孩子自己的启蒙措施，让孩子在快乐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6
(东莞理工学院文学院，广东东莞523808)
摘 要：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作为传播行为的一对主客体，其交互作用产生的效应为革命文本中的革命主体身份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答案，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建设，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起彼伏、沉浮交错的。同时，“启蒙”活动主客体的每一次身份转换同时也是一次文学转型的完成。而在整个历史运行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角色置换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复杂纠缠发人深思，需要进行梳理与探讨。
关键词：“启蒙”；身份错位；“文艺大众化”
中图分类号：B83-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40（2015）07－0146－03
收稿日期：2015-04-11
作者简介：姜辉（1971-），湖南双牌人，文学博士，东莞理工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文艺思潮与文论研究。
在现代传播学意义上，“启蒙”实质上是一种文化传播行为，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尽管构成传播过程的因素复杂多样，传播模式也各自不一，但传播者与受传者构成传播的主客体和基本要素则是确定无疑的。在启蒙活动中，启蒙者以传播者的身份成为社会的舆论领袖，通过媒介向公众进行权威性的宣传；而公众作为受传者，在接收到启蒙者的宣传信息之后，以特定的方式将接受效应反馈给启蒙者。因此，从这个视角出发，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作为传播行为的一对主客体，其交互作用产生的效应便为革命文本中的革命主体身份问题提供了富有启发意义的答案，即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学和左翼文学，再到四十年代的解放区文学，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启蒙者与启蒙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是此起彼伏、沉浮交错的，这种关系的动态发展意味着启蒙者(主体)与启蒙对象(客体)位置的变换和身份的错位：五四文学的思想启蒙、左翼文学的政治启蒙、解放区文学的思想改造以及十七年文学的政治教育,“启蒙”活动主客体的每一次身份转换同时也是一次文学转型的完成。而在整个历史运行过程中，知识分子与工农的角色置换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复杂纠缠发人深思。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知识分子就以知识的拥有者、传播者与创造者的身份掌握了话语权力，成为对国民进行思想引导和精神拯救的启蒙主体。这就意味着,在思想文化启蒙的预设语境中，知识者与大众的地位并不对等，掌握了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的现代思想的知识者无疑居于主导地位，不仅肩负着教化大众、启蒙大众的历史使命，同时还要批判和改造落后的国民劣根性。但由于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媒介导致相互隔膜而无法沟通，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精神障碍。在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众多经典文本中，我们都不难触摸到一个终其一生致力于疗救民众精神病苦的启蒙者的孤独与绝望。在创作上，五四作家的这种精英立场不可避免遭到了大众的冷眼与拒绝。对此，茅盾的评价是：“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1]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兴起，工农大众作为革命赖以依托的主体力量为越来越多的革命知识分子所认识，以个性解放为主导的思想启蒙的失败使革命知识分子转而寻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社会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启蒙。在这一新的启蒙活动过程中，革命知识分子仍作为鼓动革命、宣传革命和组织革命的传播者，承担起以新锐的无产阶级意识去启发和引导工农群众的使命。这样的启蒙使命也使他们在文学上积极寻求新变，拥抱工农大众。郭沫若倡导文艺青年“到兵间去、到民间去、工厂去、革命的漩涡去”。[2]成仿吾则明确提出将“以工农大众作为对象”、“努力获得阶级意识”、“语言上接近工农大众的用语”作为“革命文学”的品格。[3]但在激进的左翼知识者那里，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知识分子个性主义和精英意识的张扬。无论革命知识分子如何苦心积虑地试图抹平与工农的阶级身份差异，但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的贵族的高贵气息仍掩抑不住地流淌出来。郭沫若说：“你要去教导大众，老实不客气的是教导大众，教导他怎样去履行未来社会的主人的使命。”[4]冯乃超则直接以“导师”之名推动对大众的启蒙：“文学的任务如果是民众的导师，它不能不负起改革民众生活的任务，就是说民众该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5]这种政治启蒙的创作初衷，无论是在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弟兄夜话》《野祭》《菊芬》《冲出云围的月亮》，华汉的《两个女性》《复兴》，还是在洪灵菲的《前线》，以及丁玲的《一九三o年春上海》，都不难看到。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都无一例外地怀着反对剥削制度、谋求无产阶级解放的理想，孤独地走向工农大众，进行艰苦卓绝的革命启蒙工作，其坚定的革命信念与火热的革命激情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的确是配合了当时的革命斗争形势，艺术阐释了现实革命理论，发挥了无产阶级文学鼓舞斗志、唤起民众的启蒙作用。但文本中的年轻革命知识分子在遭受革命低潮和情感痛苦的撞击之后，其流露出幻灭虚无、自怜自叹的浪漫主义和感伤主义的情调，又与五四启蒙知识分子成为精神的孪生儿，也表明他们的政治启蒙仍旧停留在“五四”人道主义的意义层面。文本中的工农群众也大多是粗略的想象和观念的符号，缺乏个体人物的丰富性和独特性。有研究者指出：“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中国革命运动的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它的社会基础也从工人转移到农民。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农村的认识大多十分有限，甚至是一无所知。”[6]鲁迅对此有过分析：“现在的左翼作家，能写出好的无产阶级文学来么？我想，也很难，这是因为现在的左翼作家还都是读书人——智识阶级，他们要写出革命的实际来，是很不容易的缘故”。[7]
这样看来，与五四文学的启蒙效应一样，力图“与工农相结合”的左翼文学并没有很好地实现其政治启蒙的使命，他们只是将此前的五四精英意识主观地转换成革命精英意识，将五四的个性主义价值理念转换成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观念，启蒙的主体仍然是精英知识分子，启蒙的客体也仍然是工农大众，尽管这时的工农群众爆发出的革命能量已被启蒙者充分认识乃至展示，但在启蒙者俯视的目光下，民众在被发动前的驯服与保守以及发动后的粗暴与野蛮，仍然成为革命走向胜利的巨大障碍。而启蒙赖以进行的媒介仍然是知识分子唯一拥有的文化权力——文艺，这样的启蒙活动，它从受传者那里所能收到的反馈与五四的思想启蒙并无差别当然也就可想而知。瞿秋白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五四的思想启蒙做出了重新评估，他说：“普洛大众文艺的斗争任务，是要在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要开始一个极广大的反对青天白日主义的斗争。五四时期的反对礼教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8]在他看来，知识者应向自己的阶级出身告别，努力获取无产阶级意识，以达到自身社会角色的无产阶级化。这不仅要求文学创作的对象主体大众化，即以工农无产者为主人公，表现和反映工农大众的生活和心声；而且创作主体也必须大众化，因为唯有大众出身的作家才具有大众的生活、大众的意识和大众的情感。同时也要求文学的阅读和消费的大众化，否则文学依旧是“小众”的文学。如此一来，语言文字和文学形式的大众化则是成为必然了。
不难发现，三十年代的政治启蒙与文艺大众化运动隐含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的深刻变异，作为知识者的作家由思想启蒙导师开始向被启蒙者过渡。1939年5月，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的文章《五四运动》中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9]如果说革命早期的李大钊呼吁“把知识阶级和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仅仅是一种思想结论和倡导，那么，到了革命形势已经发生巨变的延安时期，是否与工农结合成为衡量知识分子革命与否的最终标准。而在数月之后，“知识分子的工农化”首次以政治决策的形式被推行。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通过的政治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强调：“对于一切多少有用的比较忠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好好的教育他们，带领他们，在长期的斗争中克服他们的弱点，使他们革命化和群众化，使他们同老党员老干部融洽起来，使他们同工农党员融洽起来”，“使工农干部的知识分子化和知识分子的工农群众化，同时实现起来”。[9]如果说早期的延安政治话语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态度还是重用包容与教育改造兼具，那么，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知识分子的话语地位进一步滑落。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对“人民大众”做了清晰而又权威的等级界定：“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了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了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10]在人民大众的人物序列里，知识分子敬陪末座。不仅如此，知识分子精神世界里的污浊、肮脏、自私与怯懦，在政治权威看来，“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10]因而也就更有必要接受工农群众的思想改造，以便在精神上和灵魂深处受到磨练、洗涤和净化。这不仅在政治上将知识分子与小资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做了紧密的连接，将知识分子打入另册，而且从精神层面贬抑、批判了知识分子的文化身份，从而彻底质疑和瓦解了五四以来现代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精神优越地位和文化启蒙身份。在这种语境下，作为启蒙活动主客体的知识分子与工农之间的角色便产生了置换：知识分子由居高临下悲悯地俯视民众的启蒙者转变为接受工农分子思想改造的对象，曾经被视为愚昧落后、麻木不仁的国民劣根性象征或革命障碍的工农群众，则成为知识分子的认同对象和改造目标。启蒙与被启蒙的地位由此遭到逆转。在知识分子工农兵化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要勇于自我审查、自我剖析和自我否定，要有触及灵魂的洗心革面，要“经过长期的甚至的痛苦的磨练。”只有这样，才能使文艺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真正的“大众化”。他说：“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10]
解放区的文学创作很快对此做出了直接的回应。一个明显的变化便是，不仅五四精英知识分子形象在解放区文本中销声匿迹，就连左翼文本中充满狂热革命激情但又感伤忧郁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也基本退场。即便是偶尔露面的知识分子，也是以被讽刺被丑化的反面形象出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文采，《暴风骤雨》的刘胜即为此类典型。其基本特点就是脱离生活实际，只知夸夸其谈，缺乏对革命的深刻理解，奉行主观主义、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不但不不深入群众，不了解农民，反而在农民面前长篇大论，搬弄学术名词。而与之相对照的则是一系列有着崇高精神境界和榜样力量的农民形象应运而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张裕民、程仁，《暴风骤雨》的赵玉林、郭全海，就是心系集体，大公无私，忠心耿耿跟党走的先进农民。而《荷花淀》的水生与水生嫂，《小二黑结婚》的小二黑与小芹，《王贵与李香香》的王贵与李香香，《新英雄儿女传》的牛大水与王小梅则是解放区成长起来的集农民与战士于一身的农民“新人”。
如果说左翼文本还以一种精英意识俯瞰着蕴蓄巨大革命能量、等待宣召的工农群众，那么解放区作家则由对农民作为政治力量的认同转变为对其道德情感上的崇仰，农民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尺度和标准。至此，工农分子不仅由被启蒙对象一跃而成为启蒙者，也由革命的主体真正跻升为文学的主体。
不难看出，《讲话》之后的解放区文学是对五四以来的文艺大众化理论的全面总结和升华，既有对五四“平民文学”和“人的文学”的批判，也有对左翼大众化理论的创造继承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顺应历史的拓展；不仅深刻反映了特定时期政治阶级关系的复杂变化，也制定、规定了未来国家的文学艺术的秩序、标准和原则。事实上，《讲话》确立的文艺方向，反映的是党对知识分子属性的认定随着革命形式的变化而出现的变化，并从阶级关系上对知识分子完成了人民大众的身份剥离。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放区文学的“去知识分子化”和“工农兵化”，其最终旨归不仅仅在于文艺的“大众化”，也不仅仅是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关乎社会进步、思想启蒙与国家政治的重大社会问题。从此，随着“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作为“大众化”的方向被确立，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正式拉开帷幕，直至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不但得到延续，而且被进一步强化。此时，基于现代化进程的国家现实需要，分散的小农经济成为国家工业化的主要障碍，打破农民私有观念便成为当时政治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被解放区文学过滤掉的农民的保守与落后则再次浮出水面，于是农民再次以受传者的身份接受传播主体的“教育”。可问题是，此时的知识分子并没有成为当然的传播者。与解放区时期相比，不论是其政治地位还是文本地位，知识分子的命运并没有迎来根本的转机。启蒙的身份错位，承载的是文学形态的转型；而作为文学运动的大众化问题，其指向也并非想象的那样单一。从这个意义而言，不论知识分子与工农阶级二者的角色如何变幻，他们都别无选择，因为这是他们的宿命。
参考文献
[1]茅盾.从牯岭到东京[J].小说月报,1928，（1）.
[2]郭沫若.革命与文学[J].创造月刊,1926，（3）.
[3]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J].创造月刊,1928，（1）.
[4]郭沫若.新兴大众文艺的认识[J].大众文艺,1930，（3）.
[5]冯乃超.大众化问题[J].大众文艺,1930，（3）.
[6]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际出发的社会科学[J].中国社会科学,2005，（1）.
[7]鲁迅.鲁迅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300.
[8]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J].文学,1932，（1）.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9；619-620.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7
【关键词】小学英语任务启蒙关
三年级英语是比较特殊的，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是门陌生的学科，每个孩子都像一张白纸，五彩斑斓任老师去描绘，所以说，教育的意义和任务是很重大的。我在启蒙英语阶段给自己的任务是：
1.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树立教师在学生心中的“威信”
习惯是最好的老师。首先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听讲习惯。课堂是我们的主阵地，对学生严格要求是前提，我一贯的制度是：开课前，学生准备不好坚决不讲新课。在开课时我会表扬一些好现象并对这些学生个人加分，小组表现好的给整组加分，激发其他学生向表现好的组或学生学习；或者就批评一些不好的现象，告诫其他学生引以为戒。还有就是课堂上点名却不会说的同学显然没有认真听讲的学生，他们必须自己找机会正确读说后才能坐下，如果下课铃响了还站着的同学，给予扣个人分。当然课堂上也得指导学生如何听讲，提醒他们要张嘴读，提醒他们什么时候该记笔记，什么时候该动脑筋思考，时常提醒他们嘴里念着的英语，心里想着念的是什么意思。
其次，要培养学生良好的完成作业习惯。我们带三个班级英语，每天要批阅150多本作业，如果学生的书写及作业质量很糟糕的话，那老师是很受折磨的。因此，一开始，老师在黑板上的正常示范很有必要，课堂上的板书也可以随时借题发挥，引导学生规范认真书写。而且及时在课堂上点评学生作业，大力表扬书写认真的，学习态度端正的学生，树立模范，这比批评更有效；给连续得三个100分的作业本贴贴画，看谁得的贴画多；每得一个100分给本人加一分，量化考核前五名可以不做假期作业而且学期末评优优先考虑；还有背书在规定时间背完的前十名按名次加分，有上进心的学生还是占多数的。除了激励机制，当然，经常唠叨也是免不了的，毕竟都是三年级的孩子，得经常提醒他们格式，反复讲老师的要求，提醒他们什么样的作业才能得100分，提醒他们谁已经得了几个贴画了来鼓舞士气等。通过教师正常示范，学生典型引导，反复提醒以及激励措施等方法提高学生作业的完成质量。作业尽量少而精，布置的作业有针对性，抓住课文的核心和难点。
另外，就是培养学生良好的读书习惯。英语是一门学科，更重要的是一门语言，听说读写是最重要的，英语发音也是有一定规律的，会读了，书写以及做题都相对容易些。特别是英语一周只有三节课，而学生在课余时间不读，那就太容易遗忘了，上课根本没有办法交流。平日的作业写占50%，读占40%，记单词占10%，读书作业家长每天签字，每天记一个单词，读写同步，而且尽可能在上课前把作业批改出来，上课时有针对性的提问抽查，并严厉批评，屡次不改的和家长进行沟通。当然对那些做的好的也一定要鼓励、表扬，孩子们还是喜欢听表扬的。记得有几次点评作业时，老师布置读三次，家长反馈却是读五次；老师布置读熟练，家长反馈是回家已经背诵了，大家应该向他们学习。通过对这些典型学生的表扬，我发现后面我布置读书时，我在说把某页读三次，有些同学却在小声对同桌说“我读5次”。
总之，在学生习惯培养的阶段，我坚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唯有如此才能树立老师的威信。同时，不管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我都及时的抓住一些典型放大，对他们进行“正”“反”两个方面的思想教育。
2.抓好自己有效的教学时间
每周，每个班属于我们英语老师的时间只有三节课和一个早读，仅此而已，我们再没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给某个班补习，所以，课前充分的准备是必须要做到的。我在教学中把教材与自己各个班的学生联系起来备课，复杂的知识尽可能引导简单化，简单的知识尽可能让它趣味化，日常化。接受能力强的班，把知识灵活化，接受能力一般的班，把知识格式化。课堂是学生学习英语单词与句型、理解英语句子应用、掌握英语学习方法的综合时刻。我会充分发挥40分钟的力量，课前做好一切准备，铃声一响，就让孩子们开始进入英语的气氛，有目的的演唱书上的Let'ssing/Let'sdo/Let'schant等。
而早读则是我最有效的巩固所学知识，帮助那些理解能力、掌握知识能力较差学生的提高，监督着孩子们，手指英语书，逐句教读抽查翻译，强化学习记忆，他们都会读了，知道意思了，再适当让学生背诵。因为课堂上没有更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反复朗读和巩固，而且课堂上反复教读或复读句子单词的意思，会打乱教学思路，而且使教学很单调枯燥。
3.时刻记住培养学生的英语学习兴趣
苏霍姆斯林基说过：“兴趣的源泉在于运用”，如何从“要我学”变成“我要学”。我常常绞尽脑汁的用多种方式来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使课堂活动多样化、趣味化，使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获得积极主动参与的机会，把教学的内容引用到日常生活中，运动中，身边的事物中，通过“衣、食、住、行”让学生学以致用，增强其成就感和自信心。如：在学习big、small、tall、short、long时，我用ppt创设了这样一个情景：一只小老鼠在一棵高大的苹果树下：Lookatthemouse，it'ssmallandshort，Lookattheapplethree，it'ssobigandtall，Herecomesagiraffe，ithasalongneck.
Canthemousegetapples？why？Canthegiraffegetapples？why？小老鼠对长颈鹿说：“makeyourselftall”，果然小老鼠在树下吃起了苹果。先让同学们看图猜划线的单词的意思，然后让同学们回答问题、表演故事，这样就很好的学习了这五个单词。还有很多培养孩子英语学习兴趣的方式，如：小组比赛，游戏，学唱英语歌曲、表演英语会话或短剧等小组活动；成立课外活动小组；结合实际地组织英语竞赛，如：英文书写竞赛、朗诵比赛，单词听写竞赛等。
4.关注后进生的学习情况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8
[关键词]兴趣 成就感 教材创造性 自由空间
兴趣是人积极认识事物或关心活动的心理倾向，是学生主动学习的动力。学习兴趣是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成分，它是推动学生探究知识和获得能力的一种强烈欲望。要使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必须重视学生学习兴趣的培养、引发和利用。孔子曾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知乐之者。”这就说明了“好学”与“乐学”的重要性。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学习来说，“兴趣”将直接影响学习效果。林格伦(Lindgren)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兴趣比智力对学习成功与失败的影响更大。兴趣对成功的影响占25％，智力占15％；缺乏兴趣对失败的影响占35％，智力对其的影响却等于零。可见兴趣对学生学习成败的重要。如果学生对英语有了学习兴趣，自然就会积极主动地学习英语。“乐学之下无负担”。我觉得只要学生一旦对英语学习产生了兴趣，那么即使是再大的困难挡在他面前，他也会义无返顾地学好它。而那些英语学得不好的人，归根到底是因为缺乏对英语的兴趣。教学过程是师生相互交流的双边活动过程，师生以什么样的心境进入教学过程是学生主动参与学习并取得教学效果的前提。“主动”源于学生“愿意”而不是“强迫”，“愿意”来自对事物和活动的兴趣。
我国学生在英语学习中，广泛存在兴趣不足现象，对此，我们广大教师在操作中就首先要让学生对英语学习充满信心，从而引发学生的求知欲，而求知欲又培养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三者是相互促进、彼此强化的。在实际学习中，学生可能对某些知识不感兴趣，但只要老师适当引导，经过努力学习，获得一定成效之后，仍能激发起对这些知识的学习兴趣。
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的英语教学部的教学是面向基础知识不高的学生而进行非精英式的教育，因此他们的做法对我们的实际教学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1 让学生充满成就感
1.1 成就感与兴趣的关系。在生活中我们总是通过不断地努力来让别人肯定自己，也让自己肯定自己。这种自信心与成就感是我们存在的理由，也是我们快乐的根源，一旦失去了它，必然会感觉到自己人生的空虚与无聊。学生学习的最大乐趣，也莫过于在学习过程中有一种成就感。成就感就是促成学生创造力形成的巨大精神动力。在教学过程中，我们根据“最近发展区”理论，要使每位学生能“跳一跳摘到桃子”，并且我们对摘到桃子的学生予以高度热情的评价，体会到成功的快乐，使得到鼓励的学生在学习方面的兴趣越来越浓。自信感能促成成就感。反过来，成就感又能完善自信感，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教师在给学生自信感和成就感。
1.2 成就感培养的实施。在教学中让学生充满成就感，这是我们一直都想做、都在做，可又做不太成功的地方。如何在完成教学任务、课堂活动的前提下，让基础较差的学生充满成就感呢?
12.1采用链条递进式教学活动设计。我们在以往的教学活动安排上多单层级的(如图1)，那么这种活动只能反映出学生现有的水平，即能否完成任务完全取决于他们的现有水平。而启思蒙学院英语教学部在课堂教学中的教学活动多采用链条递进式(如图2)。老师在活动设计上为学生搭建了一个个通向更高目标的梯子，即完成前一个步骤总是为完成下一个步骤准备好条件。这样，在不知不觉中，在老师的精心引导下，学生独立而又成功地完成了任务，并且超越了自己现有的水平。这也充分体现了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即在学生不能独立地解决问题时，在教师的帮助下，能够解决这些问题，这才是教育的根本。在此期间，学生也充分体会到成功完成任务的快乐与成就感，从而减少厌倦，树立自信。
1.2.2 教师要学会欣赏、肯定学生。人要看清楚自己，必须有一面镜子。而学生也一样，他们需要一面镜子及时将他们自己的状况清楚准确地反馈给他们，从而获得评价。而积极的评价让他们充满自信，获得成就感，消极的评价则会让他们形成压力，丧失成就感。在启思蒙学院的英语教学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即在老师嘴里没有“差学生”与“坏学生”的字眼，学生无论多差，老师都能找到其中的闪光处并让学生及家长知道，在此前提下再去指出现有待改进之处。可见，教师要学会欣赏，积极肯定学生取得的一点儿成绩，使他们在努力的同时，能够产生一种成就感。人在受到激励和赞许的时候，往往精神振奋，信心倍增，学生的学习亦然。有的教师总是对学生采取“完美主义”的态度，然而却不知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积极性会减弱消退，失去了对学习的信心，随之而来的就是学生失去学习的动力。如果教师能在平时的教学当中多多鼓励学生们在每一个阶段出现的成绩，能在他们有了一点点进步的时候给他们足够的鼓励与褒奖，学生会在心中开出希望之花，从而激发学生学习的潜力和学习的动力。
2 教师创造性地运用教材
2.1 教材对学生兴趣的影响。“教材”是一个众说纷纭、意义分歧较多的教育用语之一。在国内外各种教育文献中，人们对它的解释和定义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从直观和表面上看，人们常常笼统地视教材为“教学材料”，它包括两类：教科书、教学辅助图书资料等具有文本意义的教学材料和课件、唱片等具有视听效果的教学材料。其中，教科书是最有代表性、最主要的文本教学材料。因此本文所指的教材是狭义范围的教材即教科书。
教材在教学中是非常重要的课程资源，教育家布鲁纳说：“学习的最好刺激乃是对所学材料的兴趣。”也就是说学生要学好英语，他们必需对教学内容产生浓厚的兴趣。因此，教师应灵活地使用教材，创造性地用好教材，充分挖掘教材中的兴趣因素和艺术魅力，设计出好的教学，有趣的教学使学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倍增，能在英语方面获得良好的发展。另外，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也可有效地激发学生学习的主体性，促进学生积极参与有意义的学习活动，使每一位学生有所发展。
2.2 国内实行材的弊端。建国以来，我国主要实行中央集权的课程管理体制，全国各地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只有国家课程，没有地方和校本课程，其基本特征是以“教师为中心，以课本为中心，以考试为中心”的运行模式。这种高度集权的课程制度对于培养国家公民、保证一定的教育质量具有积极意义，但同时存在一个很大的弊端：高度统一的课程制度无法兼顾各地社会发展和个体发展
的差异性与多样性，从而存在着与各地社会、各地教育和各地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况相脱离的危险。我国现行的高中课程设置是单一的必修课程体系，而必修课的内容和要求，又是按照指令，实行统一的计划、统一的大纲和统一的教材，它虽然具有普遍性的优点，但也存在着缺乏、忽视地方特点的不足。
2.3 创造性运用教材的实施。教师不是一味地完成教材内容。而是帮助学生实现能力目标，这就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现有水平对教材进行必要的替换、删减与增添。如果我们一味地强调教材内容完整机械地完成，那么必然会使教师分散对学生实际现有水平的注意，从而最终影响学生能力目标的实现。因此，教材只是我们完成教学目标的工具，这个工具是否好用还要取决于我们如何去用它。因此教师就需要拿出必要的精力去研究教材，改造教材，创造性地运用教材。在澳大利亚启思蒙学院英语教学部，教师在课堂很少用固定的教材，他们上课用的教材多以活页形式出现。因为他们在课前都需要对上课用教材做精心地准备，即利用图书、报纸、网络等资源，根据教学目标、学生现状对原有教材进行替换、增添和删减。同一门课，不同的教师所用的教材可能不同，但经过他们创造性地改造过后的教材一定是适合所教学生的。创造性地运用教材是一种重要的教学技能，需要教师具有勇气，具有经验和不断的摸索。
3 为学生创造主动学习的空间
3.1 学生主动学习与学习兴趣的关系。教师往往根据教学大纲和课文内容设计教学过程，容易忽视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实际情况。教师凭想象充分准备一堂课。并依此设计教学活动和讲授，虽然可以完成教学任务，但其结果往往只是学生被动的接受。因此，教师要重视学生的存在，重视他们的需要、他们的情感、他们现有的认识水平，必须让学生自发地主动地学习，留给学生充分的自由。如果我们把每件事情都交给学生或者规定他们按固定的程式完成，就会妨碍他们的主动参与和自主发现，妨碍他们的发展。学生因为积极主动参与学习过程，还能使其体会到做学习主人的快乐，这也有利于对学生主动学习习惯的培养。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9
关键词：蒙古语英语语序格
一、引言
在进行语言对比研究方面，语言类型学是一个极具借鉴和指导作用的理论，但是从类型学的角度对蒙古语和英语进行对比研究的文章非常少，本文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一次尝试性的研究，期望从新的理论视角探讨并解释蒙英两种语言的语序异同问题，为蒙英语言研究与教学，以及蒙英翻译研究带来些许启示。
蒙古语和英语来自两个不同语系。蒙古语是阿尔泰语系里具有代表性的语言，英语是印欧语系代表性语言。蒙古语和英语有不少相同之处，例如：都有多样的形态变化，都有主、谓、宾、定、状等句法成分，都具有时态、语态等语法现象，等等。然而，蒙英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往往更加突出，比如：不同的语言变化形式、语序等。本文从语言类型学的角度比较探讨了两种语言的语序问题，在总结出相同与不同之处的同时，尝试性地解释了造成这些异同之处的原因。
二、蒙英两种语言的自然语序与灵活性
语序在这里主要指的是小句主要成分（主语、宾语、动词），其在语言类型学里是词序类型最重要的参项之一。根据三个小句成分的不同排列方式，一共有六种可能性：SoV，SVo，VSo，VoS，oVS，oSV。自然语序或基本语序又称“典型语序”，金立鑫（2000）指出典型语序是指某一语法结构呈现一种最常见的、最基本的结构模式的情况，这种结构不带任何其他的表示某种特殊的语用意义的形式标记，无特定的语用含义。德力格尔玛、高莲花和其木格（2012）指出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基本语序类型是SoV，即语序呈“主语-宾语-谓语”格式。属于印欧语系的英语的基本语序类型为SVo，即语序呈“主语-谓语-宾语”格式。
蒙古语里小句成分的位置较为灵活（德力格尔玛，高莲花，其木格，2012），很多情况下这些成分的前后语序可以互换。例如：
1.enexomun-ibimede-ne.
这人（宾格）我（主格）知道（现在时）。
2.enexomun-imede-nebi.
这人（宾格）知道（现在时）我（主格）。
3.bienexomun-imede-ne.（基本语序）
我（主格）这人（宾格）知道（现在时）。
4.bimede-neenexomun-i.
我（主格）知道（现在时）这人（宾格）。
5.mede-neenexomun-ibi.
知道（现在时）这人（宾格）我（主格）。
6.mede-nebienexomun-i.
知道（现在时）我（主格）这人（宾格）。
从上述例子中可以看到，主语、宾语、谓语的语序可以互换，而且互换之后句子仍然成立。然而，对照相应的英语译文我们会发现，如果互换小句成分，就会产生一些问题。
1.thispersoniknow.
2.*thispersonknow（s）me（进行了格转换）.
3.*ithispersonknow.
4.iknowthisperson.（基本语序）
5.*Knowthispersoni.
6.*Knowithisperson.
上述六个英语句子分别为前面六个蒙古语句子的对应翻译（按照小句成分的顺序），然而，与蒙语例子不同的是，六个句子中除第一个和第四个外，其他四个句子都不能够成立，或者存在语义变化的问题（第二个），或者不符合语法规则（第三、五、六个）。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蒙古语和英语的语序都有其灵活的一面，相比之下，蒙古语的语序比英语更灵活，即便对小句成分的位置进行互换，也都能够在成立的同时不发生语义变化。必须指出的是，在某些情况下，蒙古语语序也有其严格的一面。在蒙古语书面语中，谓语是整个句子的核心，位置基本固定在句末，是蒙语语序比较典型的特点之一。另外，词汇之间的修饰与被修饰等关系是要借助词的排列顺序实现的。
三、蒙古语语序比英语语序更灵活的原因
蒙古语和英语都属于形态发达的语种，具体表现在两种语言的动词都有丰富的时态、语态变化，人称代词都有主、宾、所有格等多种变化，等等。通常情况下，形态越为发达的语言对于语序的依赖程度越低，语序不会成为其主要的语法手段。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蒙古语语序相比英语语序更灵活呢？
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在于蒙古语里存在的格形态变化相比英语较为多样。下面笔者主要就蒙古语中常见的格种类进行图标说明。
蒙古语常见“格”的种类（顺德日雅，2013）①
陈新义（2011）指出格的形态变化是阿尔泰语系的显著特点之一。格在形式上紧紧依附在名词后面，与名词的关系比较近。因此，上述成分在蒙古语中都以“名词+格标记”的形式出现。正因为这些格标记依附于名词，为其标明了身份，所以当把这些成分在位置上进行互换的时候，这些名词依旧保留原有的身份，较少导致歧义或句子不通顺。英语常见格的种类（主格、宾格、所有格（领格））与八种蒙古语常见格相比要单薄很多，能够发挥的句法功能较少，导致该语言虽然小句成分语序有一定的灵活性，却不如蒙古语那样灵活性大。
四、结语
综上所述，通过对比分析，我们能够对蒙古语和英语在语序问题上的异同做简单的总结。虽然蒙古语与英语来自不同的语系，但是两者都是形态变化较丰富的语言，在语序上，特别是在小句成分的语序上，存在适当灵活性。通过具体例子的分析得知，相比英语而言，蒙古语的语序灵活性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对句子成分的位置进行重排依然能够成立的同时不发生语义变化，而对应的英语句子则会发生句法不通顺或语义改变等现象。导致这一差异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是在于“格”语法范畴的不同。蒙古语格的种类比英语更为丰富，格附加成分通过紧紧依附于名词之后，为其分配了确定的身份，使其即便在句子不同位置出现，也依旧能够保持原有身份，不发生语义变化或导致歧义。鉴于篇幅及个人精力等原因，本文内容只是对蒙英两种语言语序对比研究的初步探索，并没有做到穷尽性的挖掘与解释，因此笔者希望日后能够有更多、更系统的研究来弥补这类研究的不足。
注释：
①这里所用的表格借鉴的是顺德日雅在其学位论文中所总结的蒙古语“格”功能表，但笔者根据需要进行了部分改变的同时，对其中存在的错误也进行了矫正（原表中作者混淆了第五和第六种格，把两种格的内容错误地互换了）。
参考文献：
[1]陈新义.阿尔泰语系的语序类型研究[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2011.
[2]德力格尔玛，高莲花，其木格.蒙古语与汉语句法结构对比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2.
如何进行英语启蒙教学篇10
【关键词】西方/中国形象/观念史
如果从《马可·波罗游记》(约1298)问世算起，西方的中国形象已经有七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在知识社会学与观念史的意义上，研究该形象的历史，至少有三个层次上的问题值得注意：
一、西方的中国形象是如何生成的。在理论上，它必须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如何结构、生产与分配的；在历史中，它必须确立一个中国形象的起点，让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过程，在制度与意义上都可以追溯到那个原点。
二、中国形象的话语传统是如何延续的。它考察西方关于中国形象叙事的思维方式、意象传统、话语体制的内在一致性与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在历史中所表现出的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形成一种文化程式的过程；
三、中国形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体系中运作的。它不仅在西方现代性观念体系中诠释中国形象的意义，而且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权力话语，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中心主义的文化霸权。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研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笔者在上述三个层次上，尝试提出并规划该研究中的基本前提、主要问题与学科领域。
一
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注：马可·波罗时代之前，西方就有关于中国的传说，我们从戈岱司编的《希腊拉丁作家远东古文献辑录》中知道古希腊一直到中世纪西方关于中国的种种“说法”，笔者在《永远的乌托邦》一书里，也从古希腊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但这些传说毕竟虚无缥缈、难以稽考，甚至经常难以确定地理与国家所指是否中国。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将此前西方关于中国的传说，当作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史前史，一则是因为蒙古帝国打通了欧亚大陆的交通，西方第一次有可能“发现”与“发明”中国，一时间出现许多表述中国的文本，而且这些文本中的中国形象，已经表现出某种套话性或话语性，不外是重复强调大汗的帝国疆土辽阔、物产丰富、君权强大，二则，此时出现的中国形象，不仅指涉明确、特征鲜明，而且具有一定的历史连续性，大的神话，从马可波罗时代一直延续到启蒙运动早期，虽然强调点有所变化。三则，也正是从这个时代开始，西方文化开始将中国作为文化他者，想象构筑一个具有确定乌托邦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中国形象。比如说，马可·波罗时代西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文艺复兴与资本主义早期的世俗精神、绝对主义君权、海外扩张欲望的隐喻。)1245年，圣方济各会修士约翰·柏朗嘉宾受教皇之命出使蒙古，从里昂到哈剌和林，写出《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0年以后，鲁布鲁克的威廉出使蒙古归来，写出《鲁布鲁克东行记》。(注：参见《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鲁布鲁克东行记》，耿升、何高济译，中华书局，1985年版。)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虽然没有踏上中国土地，但他们游记中介绍的“契丹”，确实就是中国。柏朗嘉宾与鲁布鲁克把“契丹”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开启了马可·波罗前后两个世纪的“契丹传奇”，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蒙元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成吉思汗家族横扫旧大陆带来的“世界和平”，瞬间推进了欧亚大陆的文明一体化进程。从柏朗嘉宾出使蒙古，到1347年马黎诺里从刺桐登船返回欧洲，一个世纪间到中国的欧洲人，历史记载中有名有姓的，就不下100人。从1247年柏朗嘉宾写作《蒙古行记》到1447年博嘉·布拉希奥里尼完成他的《万国通览》，整整200年间，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其中包括游记、史志、书简、通商指南、小说诗歌——都出现有关契丹、蛮子的记述。(注：这些文本现存的主要有：《柏朗嘉宾蒙古行记》(1247年)、《鲁布鲁克东行记》(1255年)、《马可·波罗游记》(约1299年)、孟德·高维奴等教士书简(1305-1326年)、《鄂多立克东游录》(1330年)、《大可汗国记》(约1330年)、《通商指南》(约1340年)、《马黎诺里游记》(1354年)、《曼德维尔游记》(约1350年)、《十日谈》(1348-1353年)、《坎特伯雷故事集》(1375-1400年)、《克拉维约东使记》(1405年)、《万国通览》(1431-1447年)、《奉使波斯记》(1436-1480年)。这些文本的作者有教士、商人、文学家；文体有历史、游记、书信、语录体的记述(后者如《万国通览》)，还有纯文学作品。文本的语言既有高雅的拉丁语，也有通俗的罗曼语或法-意混合语。至于文本的内容，既有记实、也有虚构，而且经常是记实与虚构混为一体。)旅行与器物的交流带来了观念的变化，中世纪基督教狭隘的世界观念被大大扩展，世界突然之间变得无比广阔，而在这个广阔的世界中，大汗统治的契丹与蛮子可能是最诱人的地方。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指出，蒙元世纪欧洲发现旧世界的最大意义是发现中国，“……抓住了拉丁欧洲的想象并改变了它的思想观点的，更多的是去中国的旅行，而不是去亚洲的任何其他部分。当时大多数欧洲旅行家既前往中国，也到过波斯和印度，但是他们把最高级的描绘留给了中国。……马可波罗一家在哥伦布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使欧洲船只来到明朝中国海岸的这一海上事业的全部活动，应该看作是‘鞑靼人统治下的和平’的余波。”(注：(英)赫德逊著，王遵仲等译：《欧洲与中国》，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35、137页。)
1250年是西方世界经济体系与世界知识体系的起点，也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起点。在中世纪晚期的东方游记中，影响最大的数《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马可波罗游记》是最让西方人想入非非的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马可·波罗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形象。《马可·波罗游记》有关中国的内容集中在三个方面：1.物产与商贸2.城市与交通3.政治与宗教。契丹蛮子，地大物博，城市繁荣，政治安定，商贸发达，交通便利。契丹传奇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契丹蛮子，最大的魅力在于其物质繁荣。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蒙古治下的中国相对于中世纪晚期贫困混乱的欧洲来说，都算得上是人间天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中世纪晚期的欧洲文化也需要一个物质化的异域形象，因为这是他们超越自身基督教文化困境的一种启示。物质化的契丹形象可以激发中世纪晚期西方文化中的世俗欲望，使其变成资本主义文明发生的动力。
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的传奇。正如黄金是财富的象征，契丹话语中传奇化的大汗，则成为权力与荣誉的象征。马可·波罗、鄂多立克、马黎诺里的文本中，都有对大汗威仪的描述。在大汗的形象中，隐约透露出中世纪晚期欧洲的世俗政治理想。马可·波罗的故事主要流传在南欧、意大利半岛与伊比利亚半岛。中世纪晚期的英国人、法国人或德国人，在读另一部流传广度几乎与《马可波罗游记》不相上下的东方故事——《曼德维尔游记》。1500年之前，欧洲各主要语种都有了《曼德维尔游记》的译本。今天我们可以见到的《曼德维尔游记》的手抄本有300种之多，而《马可波罗游记》则只有119种。曼德维尔爵士是位“座椅子上的旅行家”，旅行故事都是他虚构的，他也像其他游记作者那样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赞叹中国的物产丰富、城市繁荣，然而他的兴趣并不在这里，在关于中国的章节里，大汗的故事占去70%的篇幅。大汗国土广大，统治严明，拥有无数的金银财宝，像土耳其的苏丹，大汗有100多位妻子，大汗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长老约翰也没有他伟大。地理大发现之前，《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就是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的百科全书了。(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契丹传奇》，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有两种知识立场：一是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二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这两种立场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研究对象、方法上，还表现在理论前提上。现代的、经验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形象是中国现实的反映，有理解与曲解，有真理与错误；后现代的、批判的知识立场，假设西方的中国观是西方文化的表述(注：霍尔研究文化的意义时使用“表述”(representation)，他认为“表述”是同一文化内部成员生产与交换意义的基本方式，它将观念与语言联系起来，既可以指向现实世界，也可以指向想象世界。参见presentation:CulturalRepresentationsandSignifyingpractices,editedbyStuartHall,London:theopenUniversity,1997,Chapteri,“theworksofRepresentation”.)，自身构成或创造着意义，无所谓客观的知识，也无所谓真实或虚构。在后现代的、批判的理论前提下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就不必困扰于西方的中国观是否“真实”或“失实”，而是去追索西方的中国想象，作为一种知识与想象体系，在西方文化语境中是如何生成、如何传播、如何延续的。蒙元世纪大旅行草草结束，但西方关于中国的乐园传说，却在社会不同阶层间流传，直到伊比利亚扩张，从“世界上最远的海岸”(指中国)带回最新的消息。
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是个浪漫的时代，新消息与旧传说、知识与想象、虚构与真实，使人们的头脑与生活都分外丰富。尽管此时西方的中国形象传奇与历史混杂，甚至许多欧洲人还无法判断契丹或中国是否是同一个现实中的国家，但理想化的“大”的形象已经出现。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契丹传奇的继续，但已经有了更多的历史意义。门多萨神父的《大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为此后两个世纪间欧洲的“中国崇拜”提供了一个知识与价值的起点。
西方文化开始将的形象塑造成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他们自身文明的文化乌托邦。这既是一次发现又是一次继承，历史精神与道德色彩越来越多地渗入中国形象，一个财富与君权的物质化的契丹形象转化成一种文化智慧精神与道德秩序的形象，契丹神话中的某些因素被遗忘了，某些因素又被植入新的中国神话中，当他们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财富丰足时，我们感到契丹神话仍在继续。而当他们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中国的语言与中国人的勤劳时，我们又感到一种新话语或新神话的诞生，因为后者的精神价值明显高于物质价值。
中国形象从西方的地理视野进入哲学视野，从物质欲望进入文化向往。门多萨神父奠定了大形象的基础，以后金尼阁、卫匡国、基歇尔神父又不断丰富，敏感开放的文艺复兴文化首先从宗教、历史、文化、人性等角度为中西文明确定一个共同的基础。这个基础可能是基督教普世主义的，也可能是人文主义的世界主义的，总之，一个共同的起点是文化理解与利用的前提。当传教士们穿凿附会地证明中国民族、宗教、语言的神圣同源性时，哲学家们也开始思考这种同源性是否可以引渡到世俗理念中去。孔子与苏格拉底的教导是否有共同的含义?中国的城市管理是否可以作为欧洲城市管理的范型?由伦理观念规范的社会秩序是否可以代替法律的约束?由文人或孔子思想培养出的哲学家管理国家，是否可以成就一种现世理想?(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大》，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西方开始在文艺复兴与地理大发现的文化背景中，在乌托邦想象的传统视野中，构筑并解读中国形象的文化意义。他们在中国发现了哲人王，发现了哲人当政的制度，发现了理想化的伦理政治秩序。
中国以“孔教乌托邦”的形象出现在早期启蒙哲学家的社会理想中，标志着欧洲的中国形象进入了哲学时代。启蒙哲学家对乌托邦的现实性与历史性的信念，来自于两个基本观念：一是性善论，二是道德理想通过政治权威达成社会公正与幸福。这两个基本观念，恰好又体现在孔教乌托邦的观念与制度原则中。这是他们利用中国形象将乌托邦渡入历史的主要依据。只有哲人政治，才是最完美、最开明的政治。这是中国形象的意义，同时也是一些启蒙主义者尊崇的新型的政治伦理社会的理想尺度。乌托邦将从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世界地图上移到启蒙运动中的世界历史中，证明乌托邦具有地理与历史的现实性，是历史的机会。“孔教乌托邦”体现着开明君主专制的理想：如果欧洲君主都像中国皇帝那样，柏拉图的理想国就不再是乌托邦了。改造世界从改造君王开始，启蒙主义者期望通过理性的建立与道德教育塑造开明的君主，成就人类幸福与正义。启蒙主义者都是真正的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人一旦掌握并运用了理性，所有的乌托邦都将在历史的进步中变成现实。孔教乌托邦成为启蒙主义者批判与改造现实的武器。(注：详见周宁著、编注：《孔教乌托邦》，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二
我们在一般社会想象意义上讨论西方的中国形象。关注的问题是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不仅涉及不同时代流行的特定的中国形象如何表述如何构成意义，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西方的中国形象在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方式，揭示西方中国形象叙事中那种普遍性的、稳定的、延续性的特征，那种趋向于套话或原型的文化程式。从1250年前后到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不断被美化；从早期资本主义世俗精神背景下契丹传奇，到文艺复兴绝对主义王权期待中的大神话，最后到启蒙理想中的孔教乌托邦，西方的中国形象表现出明显的类型化的一致性与延续性来。解释这种形象及其传统的意义，除了西方资本主义扩张早期的中西关系之外，还有西方现代的文化心理结构。
西方美化中国形象的传统在“中国潮”(注：17-18世纪间，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一种泛中国崇拜的思潮，人称“中国潮”(Chinoiserie)。它既指一般意义上西方人对中国事物的热情，又特指艺术生活中对所谓的“中国风格”的追慕与模仿。)世纪达到高峰，“中国潮”开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前后。一个世纪间，中国潮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在欧洲社会面前，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注：Chinaandeurope:intellectualandartisticContactsintheeighteenthCentury,byadolfReichwein,Keganpaul,trench,trubner&Co.,Ltd.1925,p25-26.)
“中国潮”实际上是那个时代西方人追逐的异国情调的一种表现。没有比中国更遥远的地方，也就没有比中国更神秘更有吸引力的地方，包括他们的思想观念、人与物产、生活方式。“中国潮”的发起人起初是商人与传教士，后来是启蒙哲学家，尤其是法国的哲学家。他们在中国形象中发现批判现实的武器。在神坛的时候，他们歌颂中国的道德哲学与宗教宽容；在批判欧洲暴政的时候，他们运用传教士们提供的中国道德政治与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在他们对君主政治感到失望的时候，他们又在经济思想中开发中国形象的利用价值，中国又成为重农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楷模。中国形象不断被西方启蒙文化利用，从宗教上的自然神论到无神论、宽容主义，从政治上的开明君主专制、哲人治国到东方专制主义，中国形象已经经历了宗教之争、哲学与宗教之争、哲学与政治之争、政治之争。值得注意的是，每一场争论的结果，似乎都对西方的中国形象不利，宗教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人不是无神论者，而是更为原始的多神论者；政治之争证明中国不是开明的君主专制，而是依靠棍棒进行恐怖统治的东方专制主义暴政的典型；经济之争最后证明中国不是富裕，而是贫困，不是社会靠农业发展，而是社会停滞于农业。(注：详见周宁著、编注：《世纪中国潮》，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中国潮”是契丹传奇以来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的高潮。“中国潮”在启蒙运动中期达到顶峰，退潮也开始了。人们普遍注意到，1750年前后，欧洲的中国形象发生了明显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突然出现，瞬间完成的，但转变的幅度依旧令人吃惊。五个世纪的美好的中国形象时代结束了。欧洲文化当年对中国的热情几乎荡然无存，如今除了贬抑与厌恶之外，更可怕的是遗忘。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普遍关注这次转变，但真正值得思考的问题，还不是这次转变如何发生，而是要解释这次转变何以发生。
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更多地属于观念史或知识社会学研究，它试图从历史中不断变化的、往往是非连续性的观念与想象中，寻找某种文化策略与逻辑。文本是唯一的依据，而作为文本的语境出现的现实，在此也不是指文本所反映的现实对象(如中国)，而是构成文本写作的社会语境与话语策略(西方文化)。西方的中国形象，真正的意义不是认识或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构筑一种西方文化必要的、关于中国的形象。启蒙运动中中国形象逐渐转变，造成这种观念变化的，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的文化精神与中西贸易与政治军事关系方面的变故。可以这样说，真正使中国形象改变颜色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启蒙运动文化观念本身的进步，从有神论到无神论、从开明专制主义到共和主义、从传统的重农主义和重商主义到现代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理论。到英国完成工业革命，法国开始大革命，封建专制的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再成为西方文明发展的楷模了。二是西方扩张中与中国的权力关系的变化。
异域形象作为一种文化隐喻或象征，是对某种缺席的或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想象性、随意性表现，其中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对地理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与想象；
二、对中西关系的焦虑与期望；
三、对西方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性表述或象征。赛义德在对东方学概念进行限定性说明时，强调异域想象与现实权力之间的关系，认为正是特定时代东西方之间存在的那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霸权关系”，决定着西方“论说东方的话语模式”。(注：(美)爱德华·w·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8页。)在此意义上，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与转化、断裂与延续，也不仅是纯粹的观念与文化的问题，而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紧密关联。
首先是西方现代扩张史上中西权力关系的变化。西方的中国形象与西方的现代扩张的历史，几乎是同时开始的。蒙元世纪西方人走向世界，西方的中国形象也出现了。1250年是西方人的世界知识的起点，也是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的起点。蒙元世纪西方的大旅行瞬间开始又瞬间结束。蒙古帝国崩溃、奥斯曼土耳其扩张，又将西方压制在欧亚大陆的西北角，直到新航路发现，西方扩张在西半球与东半球同时开始。他们征服了美洲，但在亚洲的经历却并不顺利。葡萄牙开辟了以果阿为中心的东方贸易网，荷兰人继承并发展了这个贸易网，将中心从印度西海岸移到更远的东南亚的巴达维亚，并且使贸易更加系统化。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努力，西方扩张势力只在亚洲边缘建立了一些贸易点和军事要塞，而且除了在东南亚，所有这些贸易点或军事要塞都岌岌可危。可以说，直到18世纪，东西方势力对比中，东方相对而言依旧强大。亚洲的游牧文明扩张达到历史的高峰，他们在波斯建立了萨菲帝国，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在中国建立了满清帝国。这些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的东方帝国，虽然在经济技术上都已相对停滞，但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的扩张仍在继续。
中国潮在欧洲出现的那个世纪里，西方扩张进入了一个停歇与调整期。165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衰落，西方扩张的第一次高潮已经结束。西方进入东方的扩张势力，基本上被阻止在东方帝国的海岸上。这种局势直到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此时，欧洲已经能够大批生产瓷器，工艺也有了较大的改变，基本上可以满足西方社会的需求，无须再大量地从遥远的中国高价进口。瓷器的价格跌落了，进入寻常百姓家，漆器壁纸的欧洲产品甚至比中国进口的还优秀。英国人喝茶上瘾，商人们大量贩运茶叶，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建立了与广东的直接贸易，茶税从世纪初的100%降到世纪中的12.5%，茶价一路下跌，1750年英国年进口的茶叶已达到3700万磅，茶也成了寻常百姓的日常饮料。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找到了中国人需要的东西：鸦片。他们将印度的鸦片运往中国贸易茶叶，英国对华贸易出现顺差。英国东印度公司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欧亚贸易中亚洲从出口成品到出口原材料，欧洲不仅占有经济优势，而且也表现出政治军事优势。欧亚贸易已从重商主义自由合作贸易进入帝国主义殖民劫掠贸易时代。试想一个贫困的、出产廉价产品和原材料的、被掠夺的、即将被征服的国家，能够令人仰慕令人重视吗?欧洲的中国形象与欧洲的中国茶同时跌价。人们可以追慕那些富裕先进的国家民族的习俗风格，但不会效仿落后堕落的国家的生活、思想与艺术风格。
1750年前后在西方扩张史、东西方关系史和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1750年前后英国完成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扩张的第三波开始。同时，衰落出现于所有的东方帝国，首先是萨菲王朝，其次是莫卧儿，最后是满清帝国。世界格局变了，英国军事与经济实力已强大到足以打破旧有的平衡。在整个一个世纪里，英国人及时避免了革命的消耗，又放弃在欧洲争取霸权，他们一边发展国内经济，一边继续海外贸易，加强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他们在美洲与印度战胜了法国人，普拉西战役基本上完成了英国在印度的全面征服，建立起有效的殖民统治。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化统治的建立，对英国本土来说，有助于完成工业革命，对东方扩张来说，赢得了打开中国的基础。首先是英国人用印度的鸦片扭转了西方三个世纪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其次是英国以印度为基地，用印度的补给与雇佣军赢得了鸦片战争，西方持续三个多世纪向东方扩张的进程临近完成。在世界现代化竞逐富强的进程中胜出的西方，还有可能继续仰慕一个愚昧专制停滞衰败的东方帝国吗?
其次，西方现代性观念的变化，也是中国形象转型的重要原因。现实世界中西方物质权力关系，影响着西方表述中国的话语模式。西方的中国形象在1750年前后发生转变，是有其深远的现实政治与经济原因的。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外，还有西方文化心理本身的结构变化方面的原因。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投射的一种关于文化他者的幻象，它并不一定再现中国的现实，但却一定表现西方文化的真实，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与自我书写的方式，表现了西方现代文化潜意识的欲望与恐怖，揭示出西方社会自身所处的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空间。博岱在《人间乐园》一书中提出，考察近现代欧洲与非欧洲人的关系，应该注意到两个层次与两个层次之间的关系。第一个层次是物质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层次的关系，第二个层次是观念的、文化的或神话的层次的关系，这两个关系层次彼此独立又相互关联。(注：参见paradiseonearth:Somethoughtsoneuropeanlmagesofnon-europeanman,byHenriBaudet,trans,byelizabethwentholt,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65.)
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自我认同与世界规划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文明的扩张，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全面推进，起初是贸易与传教，启蒙运动之后，又自命肩负着传播推行现代文明的使命。这种扩张是自我肯定与对外否定性的。外部世界是经济扩张军事征服政治统治的对象，也是传播基督教或推行现代文明的对象。但同时，西方文明在观念与心理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冲动，这是一种自我否定与对外肯定的心理倾向。它的具体表现就是所谓的东方神话。而东方神话也是理解西方历史上中国崇拜的一个必要的心理文化背景。
东方神话根植于西方文化的源头，两希传统(古希腊与希伯莱)中都具有深厚的东方情结。古希腊文明来源于近东文明，对于东方世界，古希腊文化心理中既有恐惧又有向往。这种心理延续到中世纪，恐惧来自于伊斯兰威胁，向往则指向传说中盛产黄金的印度与长老约翰的国土，马可·波罗的契丹传奇又将这种东方向往转移到中国。中国变成西方想象中的世俗天堂。地理大发现是一场革命，它不仅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西方对自身、世界、历史的看法。改变对自身的看法是，西方文明并不是唯一的文明也不是最优秀的文明，由此形成一种宗教与文化上的宽容精神，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在于发现世界是人的世界，由不同民族国家习俗法律组成，不是人与怪物的世界，改变历史的看法在于，历史体现为一种文明的进程。这种文化相对主义观点出现于文艺复兴时代，在启蒙运动中达到高潮。
东方神话发动了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似乎又确证了东方神话。当大作为优异文明或现世乌托邦出现在启蒙文化中时，中西关系在观念心理层次上对西方文化的巨大的“现实价值与神话般的力量”就实现了。在社会生活方面，它是时尚与趣味的乐园，在思想文化上，它是信仰自由与宽容的故乡，在政治制度上，它是开明君主制度甚至哲人王的楷模。东方产生优异的文明。东方神话在形象中获得了某种新的、现实的解释。启蒙运动是文化大发现的时代。启蒙主义者相信，对广阔世界的了解，能够使他们更好地认识与改造自身的文化。在启蒙理性的背景上，有一种深厚的乌托邦冲动与浪漫主义精神。他们不仅仰慕的文明，甚至以伊斯兰文明批判欧洲文明。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人在政治经济层面上扩张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在文化上却敬慕颂扬这个正不断被他们征服的世界。在东西关系上，现实层次与观念层次的倾向完全相反，但又相互促进。对东方的向往与仰慕促动政治经济扩张，扩张丰富的东方器物与知识，又在推动已有的东方热情。两种完全相反的倾向又相辅相成，这就构成一种历史张力。
1750年前后，西方的中国形象随着西方整个的东方主义话语的转变而转变，这里除了东西现实权力关系的变化外，西方现代性文化结构自身的变化，也不可忽视。西方现代性从早期开放的解码化的时代进入逐渐封闭的再符码化时代。明显的标志是：
一、“古今之争”尘埃落定，明确现代胜于古代，今人胜于古人；
二、地理大发现基本完成，世界上再也没有未发现的土地，而在已发现的土地上，还没有人间乐园；
三、西方政治革命、科学革命、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西方摆脱中世纪以来那种对神圣、对古代、对异邦的外向型期望与崇拜。西方文化视野从古代异域转向现代西方，价值取向也向心化了。启蒙哲学家在理性启蒙框架内构筑的世界秩序观念，是欧洲中心的。首先是进步叙事确立了西方的现代位置与未来指向，所有的异域文明都停滞在历史的过去，只有西方文明进步到历史的最前线，并接触到光明的未来。然后是自由叙事确立了西方社会与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与优越性，西方之外的国家，都沉沦在专制暴政与野蛮奴役中，最后是理性叙事，启蒙精神使西方外在的世界与内在的心灵一片光明，而东方或者整个非西方，依旧在愚昧与迷信的黑暗中。在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文化价值秩序中，中国形象逐渐黯淡了，马可·波罗时代以来500年间西方美化的中国形象的时代也结束了。
三
尽管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生成与变化，与西方现代扩张过程中中西之间力量关系的结构变化相关联，但建构中国形象的意义系统，最终来自西方文化本身，来自于西方的现代性意识与无意识。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现代性是一个核心概念。一则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在西方现代历史上，并且与西方现代历史具有相同的起点(注：笔者认为，西方现代的起点在1250年，而不是1500年。参见拙文：《中国形象：西方现代性的文化他者》，《粤海风》2003，3。)；二则是作为西方现代文化自我的投射，西方的中国形象只有在西方现代性叙事语境中，才能够得到系统深刻的解释。西方曾在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时代开放的现代性叙事中赞美中国，又在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自足的现代性叙事中批判中国。启蒙大叙事(注：大叙事(Grandnarrative)又称元叙事(meta-narrative)，指统摄具体叙事并赋予知识合法性的某种超级叙事，如启蒙运动构筑的有关现代性的一整套关于理性、自由、进步、人民等主题的宏大叙事，不仅确立了知识的规范，也确立了权力的体制。因此，大叙事在一定意义上又是“主宰叙事”(masternarrative)。参见(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著、岛子译：《后现代状况》，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建立在一系列二元对立范畴上，诸如时间的现代与古代，空间的西方与东方。东方与西方的二元对立的世界格局，以欧洲为中心、以进步与自由为价值尺度的世界秩序，是一种知识秩序，每一个民族都被归入东方或西方，停滞或进步、专制或自由的范畴；也是一种价值等级秩序，每一种文明都根据其世界与历史中的地位，确定为文明或野蛮，优等或劣等，生活在东方、停滞在过去、沉沦在专制中的民族，是野蛮或半野蛮的、劣等的民族；还是一种权力秩序，它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扩张准备了意识形态基础，野蛮入侵与劫掠就成为正义的进步与自由的工具……
西方现代性文化构筑中国形象，重要的是确立中国形象在西方的世界观念秩序中的位置以及中国形象与西方文化在西方自我认同过程中形成的差异对立、优劣等级的关系。在精神上是愚昧的、道德上是堕落的、政治上是专制的、历史上是停滞的，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诸如理性、素朴、自由、进步等完全相反。在这种意义上，中国形象的功能不是某种程度上反映或认识中国的现实，而是作为“他者”帮助确认了西方有关地缘文明的观念秩序。
如果说1250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则是其间最重要的转折点。否定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750年前后，标志性的时间或文本，是1742年英国海军上将安森的《环球旅行记》出版与1748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出版。《环球旅行记》介绍的那个贫困堕落的中国与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分析的那个靠恐怖的暴政统治的中国，逐渐改变着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印象。此后的一个世纪间，邪恶堕落的东方专制帝国的中国形象，在西方不断被加强。马戛尔尼使团访华，没有明显的经济与政治效果，文化作用却很大，使团带回的有关中国的各种报道，足以“令中国人名声扫地”。半野蛮的专制帝国沉沦在“卑鄙的暴政下”，行将覆灭，那里“商人欺骗、农民偷盗，官吏则敲诈勒索他人钱财”。鸦片战争爆发，西方的中国形象终于走到另一个极端，封闭、停滞、邪恶、堕落的鸦片帝国，沉入西方想象的东方黑暗的中心。
西方现代早期的那种外向超越、离心开放的价值取向，在启蒙运动中发生变化，18世纪后期出现的否定的中国形象，到19世纪达到高潮。这一阶段的中国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东方专制愚昧、停滞野蛮的形象上。进步与自由又是西方现代性“大叙事”中的核心概念。中国形象作为“他者”，正好确定了这两个核心概念的对立面：停滞与专制。在西方现代文化构筑的世界观念秩序中，中国形象的意义就是表现差异，完成西方现代文明的自我认同。中国是进步秩序的他者——停滞的帝国；中国是自由秩序的他者——专制的帝国。
文明停滞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8世纪末，其出现的语境是启蒙主义以欧洲的进步为核心的世界史观。在这一语境中，他们确定中国文明停滞的形象，探讨停滞的原因，既可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价值与优胜，又可以警戒西方文化不断进取，并为西方扩张与征服提供意识形态根据。西方曾经羡慕中国历史悠久，但很快发现，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同时也是一个停滞在历史的过去，正在堕入野蛮的国家。文明的悠久与停滞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当历史悠久同时意味着历史停滞时，荣耀也就变成了耻辱。孔多塞与马戛尔尼的中国观，出现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转折点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到的中国文明特征：停滞与衰败，以及停滞与衰败的原因：东方专制主义的愚昧暴政。(注：参见拙文：《停滞、进步：西方的形象与中国的现实》，《书屋》，2001，10。)
停滞的文明的中国形象，出现于启蒙运动后期的法国与英国，到19世纪初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获得最完备的解释，从而作为标准话语定型。它既表现为一种具有教条与规训意义的知识，又表现为具有现实效力的权力。在理论上说明中国的停滞，进可以为殖民扩张提供正义的理由，退可以让西方文明认同自身，引以为戒。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是没有意义的。它只能成为其他民族的一面镜子。永远停滞的民族，自身也不能拯救自身，只有靠其他民族的冲击。进步是人类历史的法则，停滞是取得共识的“中国事实”。一旦这些问题都确定了，西方入侵中国就可能成为正义之举，在观念中唯一的障碍，如今只剩下人道主义在历史中设置的道德同情。
启蒙主义的进步神话为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提供了思想武器，但并没有完成其必然的意识形态。社会达尔文主义用进化概念取代进步概念，避免了启蒙思想的温情，进化的过程是一个生存竞争的残酷过程，适者生存，不适者就不生存，在进化的普遍法则中，过程的残酷与痛苦都是必要的。优等的欧罗巴民族创造的优秀的西方文明，最终消灭取代劣等的东方民族及其停滞落后的文明，就不仅是一个必然的进程，而且是正义的。文明的进行曲由优等民族的凯歌与的合奏，一半是创造，一半是毁灭。社会达尔文主义将生物科学中的“适者生存”的观念植入社会科学解释历史的发展，“进步”变成了“进化”。表面上看，它更科学了，实质上，在科学的面具下，知识已偷渡成意识形态。
犹如进步与自由是启蒙大叙事的一对紧密相关的肯定性概念，停滞与专制也是一对紧密相关的否定性概念。的专制主义形象一旦确立，在不断传播、重复的同时也不断确定、丰富，逐渐普遍化、自然化为一种“常识”，作为话语将全面地左右着西方社会的中国的视野与个别文本的话题与意义，以致于实践领域的中西关系或西方对华政策。话语指历史中生成的有关特定主题的一整套规训知识、发挥权力的表述系统。话语假设语言与行为，观念与实践都是不可分的，话语不仅决定了意义与意义表现的方式，还决定了行为的方式，甚至行为本身也是话语。西方的中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就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福柯认为话语中知识/权力是不可分离的，知识不仅假定“真理”的权力而且使权力变成真理。一旦你确立了民主与专制、文明与野蛮的对立观念，并肯定民主消灭专制，文明征服野蛮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规律，如果再将中国形象定位在专制与野蛮上，西方掠夺性的野蛮战争就获得了“正义”的解释与动机。
我们在三个层次上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首先，探讨马可·波罗时代以来七个多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的生成演变的意义过程，观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作为一种有关“文化他者”的话语，是在何时又如何生成的，在什么社会语境下发生演变、断裂或延续、继承的；其次，分析西方关于中国的中国形象叙事的共同的历史、传统和话语体系，以及该体系在空间上的扩散性与时间上的延续性，揭示西方的中国形象如何表现出某种稳定的、共同的特征，趋向于套话或原型并成为一种文化程式，又如何控制个别文本表述的；最后，解构西方的中国形象中暗含的权力结构，分析它作为知识与想象，是如何在西方文化中规训化、体制化，渗透权力并发挥权力，构成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全球主义意识形态的必要成分，并参与构筑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西方的物质与文化霸权的。
西方构筑的停滞专制的形象，是西方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塑造一个被否定的、邪恶的中国形象，不仅为鸦片战争与殖民统治掩盖了贸易与战争的罪恶根源，而且为掠夺与入侵提供了所谓“正义的理由”；不仅赋予西方帝国主义者以某种历史与文明的“神圣权力”，而且无意识间竟可能让西方霸权秩序中的受害者感到某种“理所当然”。这种定型化或类型化的中国形象，与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扩张同时出现，不仅说明现实权力结构在创造文本，文本构筑的他者形象也在创造现实，巩固这种秩序。这是话语的权力层面。(注：参见周宁著、编注：《鸦片帝国》、《第二人类》，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
我们很容易为西方的中国形象下一个赛义德式的定义：西方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构筑的一套表述体系或话语，以某种似是而非的真理性左右着西方关于中国的“看法”与“说法”，为不同场合发生的文本提供用以表述中国的词汇、意象和各种修辞技巧，体现出观念、文化和历史中的权力结构，不断向政治、经济、道德权力渗透。在此定义的前提下开展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可以将七个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看作一个连续性整体，一个在时间中不断展开，延续变化但又表现出某种结构性特征的、由各种不同的印象、想象、比喻、象征、观点、判断等构成的织品。在这一整体性的中国形象话语中，许多思潮是纵横交错的，同一素材在不同时代不同视野中，可能显示出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意义。因此，我们研究的问题与领域，不论是断代还是专题，都难以做到界限清晰，不仅素材是相互交织的，观点也相互关联。在西方文化中，中国形象所指，并不是一个地理上确定的、现实的国家，而是文化想象中某一个具有特定文化意义的虚构的空间，这是西方文化在二元对立原则下想象“他者”的方式。在西方的想象中，有两个中国，一个是乐园般光明的中国，另一个是地狱般黑暗的中国。两种中国形象的转化，在西方的中国形象史上，发生在1750年前后，启蒙运动的高潮时代。同一个中国，在西方文化中却表现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形象，而这两种形象在历史不同时期重复或者稍加变化地重复出现在各类文本中，几乎成为一种原型。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依旧表现出两种类型，在可爱与可憎、可敬与可怕两极间摇摆，从黑暗开始，到黑暗结束；从一种莫名的恐慌开始，到另一种莫名的恐慌结束。(注：参见周宁著、编注：《龙的幻象》，学苑出版社，200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