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1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节约损耗效益
经济效益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二是节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就其所达到的预期减少和预防犯罪的目标来看，其为国家节约损耗是极大的。犯罪分子之所以敛财或人身伤害，都是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假如我们能预防某些犯罪，则国家和社会会减少损失。发生在安徽省的“同济大学研究生惨案”已告破，犯罪分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无法挽回一个将为社会贡献力量的研究生，国家、社会、家庭为培养一个研究生所付出的成本是很大的。这些人本来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创造价值，在某一领域做出贡献，这些预期的价值原本是可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犯罪案件的发生不仅使他们个人失去了生命，国家和社会也牺牲了部分价值，像此类案件全国发生过不少起。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比较成本效益
经济学中的比较成本概念是指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厂商之间的成本比较。把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治安领域来比较综合治理成本与刑事案件发生之后的打击成本比较，前者相对有利且带来的效益极大。
再来考察用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的概念是指综合治理必须的支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即成员单位由社会已有机构组成，只是将社会治安列入成员单位的工作范围中，充分发挥其原有的职能，为社会作贡献。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预期目标看，各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减少，使侦查成本、审判成本、关押改造成本下降。这些节约的资源，或用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或用增加警力改善干警待遇，提高政法部门打击犯罪的战斗力，使社会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
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资源利用效益
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有关资料显示，失业率增长直接导致犯罪率的增长，失业率增长1％，犯罪率将增长5％。失业率高，社会问题包括刑事案件就会多，这是所有现代国家都面临的难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恰是解此难题的好方法。版权所有
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快速发展，近年来下岗人员激增，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进入社会需要就业的人员，这三方面的人员加起来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一部分人如不能得到很好的就业，就等于这部分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这不仅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而且是不稳定的因素。社会治安的实施，可以为他们提供一部分就业岗位。这些人员加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种基层组织，既维护社会治安，又减少相应的财政负担，同时还将不稳定因素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需求，相对闲置人力资源是基于这种需求而配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佳利用。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2
浅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济效益价值
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解决影响社会治安的突出问题，能够有力地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对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实践证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不仅为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更为国家创造了巨大财富。笔者认为，在新的形势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产生经济效益，运用经济学的成本、效益等来分析和研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经济效益和经济价值。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节约损耗效益经济效益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创造，二是节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虽然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但就其所达到的预期减少和预防犯罪的目标来看，其为国家节约损耗方面的经济效益是极大的。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组数字。20xx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64.4万起；20xx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91万起；20xx年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各类刑事案件245.4万起。从这一组数字虽然无法估计这些案件的发生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确切数字，但可以认为是巨大的。换句话说，国民生产总值的一部分被各种犯罪吞噬掉了。犯罪分子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但他们给社会造成的损失已无法全部挽回。犯罪分子之所以敛财还是人身伤害，都是以获取最大利益为目的的。假如我们能预防某些犯罪，则国家和社会会减少损失，从中获得巨大的经济效益。发生在安徽省的“同济大学研究生惨案”已告破，犯罪分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无法挽回一个将为社会贡献力量的研究生，国家、社会、家庭为培养一个研究生所付出的成本也是很大的。这些人本来可以在未来的工作中创造价值、在某一领域做出贡献，这些预期的价值原本是可以计入国民生产总值。犯罪案件的发生不仅使他们个人失去了生命，国家和社会也牺牲了部分的价值，象此类案件全国发生过不少起。以上分析实际上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假设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发案为零，国民生产总值会趋于增加；随着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的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趋于减少。由此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能够减少和预防治安案件的发生，从而使国民生产总值相对增加。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比较成本效益经济学中的比较成本概念是指国家之间、行业之间、厂商之间的成本比较。它所回答的是国家（行业或厂商）能够以比任何其他国家（行业或厂商）提供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并且集中使根本利益最大的那种商品和劳务，而且把那些在成本上虽也有利但相对利益极小的商品让给其他国家（行业或厂商）来生产，即各自只生产比较成本相对有利的产品。把这一概念运用到社会治安领域来比较综合治理成本与刑事案件发生之后的打击成本比较，前者相对有利且带来的效益极大。我们以发生在石家庄市的一起特大爆炸案为例。案件发生后，为了尽快破案，河北省出动警力6万人次，车辆7000多台次；各地公安机关全警参战；电视、电台等多种形式广泛运用系统信息。可以看出，社会用于案件侦查的成本是十分巨大的。每一个案件都要经过侦查、起诉、审判，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判有罪，还需送往监狱执行，可见成本是巨大的。打击成本主要包括：政法部门工作人员的工资、政法机关的装备、基本建设费用、审判案件以及关押改造过程中所支付的物质消耗等。刑事案件愈是上升，用于打击犯罪的成本就越高。我们再来考察用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的概念是指综合治理必须的支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即成员单位由社会已有机构组成，只是将社会治安为当地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列入成员单位的工作范围中，充分发挥其原有的职能，为社会作贡献。因此，单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角度而言，这些机构并未给社会增加成本。社会治安各项措施的制订也符合“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效益”的经济学原理，一系列规范性的文件出台，便于细化和操作，但它的制定不需要太大的成本投入，而它所产生的效益也是很大的。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预期目标看，各种刑事案件、治安案件的减少，使侦查成本、审判成本、关押改造成本下降。这些节约的资源，或用来生产有价值的产品；或用增加警力、改善干警待遇，提高政法部门打击犯罪的战斗力，使社会处于正常运转状态，最终形成良好的社会秩序。以上比较得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成本小于国家为打击犯罪所支付的成本，反言之综合治理的比较效益高于打击犯罪的比较效益。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资源利用效益对资源的有效和充分利用，是经济学中的主要概念之一。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有关资料显示，失业率增长直接导致犯罪率的增长，失业率增长1，犯罪率将增长5。因此，从犯罪学来看，失业与犯罪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失业率高，社会问题包括刑事案件就会多，这是所有现代国家都面临的难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恰是解此难题的好方法。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快速发展，近年来企业下岗人员激增，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和进入社会需要就业的人员，这三方面的人员加起来是个庞大的数字。这一部分人如不能得到很好的就业，就等于这部分资源处于闲置状态，这不仅造成了人力资源的浪费，而且是不稳定的因素。社会治安的实施，可以为他们提供一部分就业岗位。这些人员中加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种基层组织，既维护社会治安，又减少相应的财政负担，同时还将不稳定因素转化为维护社会稳定的力量。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也是一种需求，相对闲置人力资源是基于这种需求而配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最佳利用。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社会综合效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创造的安全利益是一种公共利益，每个人可以享受，但不能分割，是其他利益的依附，没有安全作保障，其他利益都很难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也是基于社会综合效益制定的。中央综治委《关于进一步加强解除劳教人员安置和帮教工作的意见》的实施使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重新犯罪率有所降低，有的得到了政府安置，有的自谋出路，有的走向市场，竞争就业；其中大部分人给社会还作出了贡献。《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的意见》的制定，目的是减少青少年犯罪。青少年可塑性较强，对他们进行早期法制教育，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法制观念，从而达到预期的目的。（意见）的社会效益是不言而喻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社会综合效益还在于，人们由于犯罪减少或得到预防而获得的安全，一种是物质财富，一种是非物质财富。安全是非物质的财富，是一个国家、社会财富的组成部分，从某种意思上讲，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使国家、社会和个人的财富得到增值。评价或判断一项方针或政策是否有价值，要看其能否带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使效益最大化。综合治理方针能够以最小的成本给国家、社会、人民带来最大的效益，所以，这个方针是保护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打击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手段之一，打击的作用是任何手段不能代替的，对严重危害的犯罪分子不予以依法严厉打击，犯罪分子会更加猖狂、更加嚣张。尤其是在社会治安形势严峻时的“严打”手段。但打击是犯罪发生后的法律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讲带有滞后性。要使社会治安问题得到根本解决，社会治安形势得到根本扭转，还是要在开展“严打”整治斗争的同时，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唯如此，才能实现社会治安得到新的明显进步的目标，国家才会长治久安，经济更加繁荣，社会更加稳定。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3
[关键词]转型时期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一个国家权力机关对已然、未然的犯罪行为的反映。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本文从界定刑事政策的概念入手，试图对我国转型时期的刑事政策进行综合研究。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
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中外学者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以致于有多少研究者就有多少种定义。总的来看，国内外都有广义说、狭义说、折中说三种观点。但三说的区分标准很模糊，往往因研究者而异。目前我国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比较有影响的主要是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以及刘仁文博士。
（一）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争论点
刘仁文博士认为，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分歧：第一，刑事政策的主体。是国家、国家机关，亦或包括政党甚至社会团体？还是应当将主体定义为社会整体？如果是后者，那么除了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外，公民个人是否属于刑事政策的主体？第二，刑事政策的范围。是仅限于立法领域，还是包括司法等领域？是仅仅限于刑事法律领域，还是包括社会政策领域？如果包括社会政策领域，“社会政策”的范围如何界定？第三，刑事政策的手段。是限定在刑罚范围内，还是进行进一步的扩充？如果扩充的话，扩充的范围如何？是扩展到与刑罚制度相联系的有关制度如保安处分等，还是扩展到能够抑制犯罪的所有手段和措施？第四，刑事政策的目的。是单纯为了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呢还是也包括对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的权利保障？亦或有更高层次的目的？等等。[1]
（二）目前我国学者关于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的观点
1、卢建平教授的观点
卢建平教授从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或范围方面讨论了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他认为，目前西方学术界主要有广义说、狭义说和折衷说。[2]
第一，“广义的刑事政策学”。瑞典法学家内尔森教授认为：刑事政策就是一个国家的社会总政策中专门处理犯罪问题的那部分；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的组成部分；刑事政策应该与自由、平等、团结、安全等社会发展目标联系起来，应鼓励社会多方面的宏观范围的参与，而不应仅仅依赖传统的刑法武器或刑罚。联合国社会防卫研究所主任柯恩兹也认为，刑事政策学不能忽略法律制度或惩罚制度以外的一切与犯罪现象有联系的因素。法国巴黎法律、经济和社会科学大学教授勒瓦瑟强调，刑事政策学也应该研究社会问题，也应包括“社会预防”。
第二，“狭义的刑事政策”。德国著名法学家耶赛克、意大利罗马大学教授瓦沙利以及米兰大学教授卢伏伦等人主张，考虑到研究人员与研究条件等方面的原因，刑事政策学不可能研究所有与犯罪现象有关联的社会问题（诸如就业条件、失业、社会保障等），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犯罪作斗争的各种方法，这些方法既可以是立法的和行政的，也可以是司法的；但他们的出发点是共同的，即对犯罪的一般预防、特殊预防和惩罚。瓦沙利教授更强调应将刑事政策学同社会政策或社会预防区别开来，因为刑事政策学的研究对象是处罚制度，当然也包括犯罪原因；但这些犯罪原因主要应从对某几种类型的犯罪或罪犯的研究过程中去找寻。
第三，“折衷说”。波兰华沙大学法学教授安德烈耶夫等人既不主张将刑事政策完全划到社会政策中去，也反对那种认为刑事政策学就是“研究刑法或刑事措施的科学”的观点。法国著名法学家马克·安塞尔更进一步强调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的双重性。在他看来，刑事政策学首要的研究对象就是刑事政策本身，这个刑事政策应是实在的，应是可以或已经在特定国家付诸实施的；换言之，刑事政策学首要的任务就是将刑事政策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来研究。在此意义上说，刑事政策学首先是一门研究科学。其次，从应用的或实践的立场出发，刑事政策学应在观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一整套合理有效的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的战略战术。如此看来，刑事政策学又不仅仅是一门科学，它同时又是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或战略。马克·安塞尔关于刑事政策学研究对象双重性的理论在当今西方刑事政策学界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由此提出的刑事政策学的研究范围也得到了西方学者的普遍赞同。现今西方最流行的刑事政策的定义表述为：“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刑事政策是对犯罪现象的综合分析，对犯罪现象以及与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方法措施的解析；它同时也是建立在一定理论基础之上的旨在解决广义的犯罪现象的打击与预防所提出的问题的社会和法律的战略。”
从折衷说的观点出发，卢建平教授主张将刑事政策学变为“刑事政治学”比较合适。刑事政治学是对犯罪现象这一公共事务的认识与管理，处于战略的位置，地位较高，而刑事政策一词多指策略，地位相对较低。卢建平教授还主张刑事政策学研究的开展必然带来刑事法领域方法论的革命，主要是实行刑事法律科学的一体化，将刑事政策学、刑法、刑事诉讼法、刑法史、犯罪学、监狱学或行刑学、被害人学等在学科上进行综合或整合，同时也将刑事法学与宪法、行政法、民法、国际法、比较法、人权法等结合起来进行考察。
2、曲新久教授的观点
曲新久教授提出了刑事政策概念界定和学科建构的三定理，他将刑事政策定义为：国家基于预防犯罪、控制犯罪以保障自由、维持秩序、实现正义的目的而制定、实施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的总称。他的刑事政策概念界定和学科建构的三定理是：立足于广义论的立场，以政策科学知识为背景，形成刑事一体化的思想。[3]具体说来：
第一，刑事政策概念的界定应当立于广义论的立场上进行，并且需要保持刑事政策之“刑事”特性，需要大致明确其与社会政策的界限，而不至于将刑事政策与一般公共政策混淆起来。广义刑事政策可以区分为刑事惩罚政策和社会预防政策两个基本方面。界定刑事政策的范围，区别刑事政策与一般社会政策的标准有两个，一是目的，二是权力，而权力的标准尤其重要。刑事政策围绕着预防、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展开，并终止于权力所能到达的边际，权力所不能强制、控制、影响或者诱导的领域，不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换言之，国家、社会以至个人基于预防犯罪、保护社会、维持秩序的目的而对其他组织和个人形成的优势地位以及支配性影响的准则、策略、方针、计划以及具体措施等等内容，均属于刑事政策的范围。
第二，当代政策学的兴起，为我国刑事政策理论尤其是刑事政策一般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资源。所以，我国刑事政策实践的特点决定了，政策科学不仅应当而且能够成为刑事政策学科建构的知识背景。
第三，刑事政策一体化思想，乃刑事政策理论的中心思想，按照这一思想，刑事政策被看成是同犯罪做斗争的准则、战略、策略、原则、计划和措施等的总称，是一个开放性的有机整体。刑事一体化的思想既不是将刑事政策包含于刑事法学之中，也不是将刑事法学包含于刑事政策学之中，刑事政策学与刑事法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又有着重大的区别。刑事一体化思想应着重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首先，刑事政策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刑事法律的范围，并构成对于刑事法的指导。刑事政策超出了刑事法，但不是简单而直接地包括刑事法，而是为刑事法学提供指导性知识。刑事政策对于刑法规范的适用获得了指导地位，尽管这一地位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其次，刑事政策学不是规范学科，而是提供综合性和跨学科知识的科学。刑事政策不仅构成对刑事法的指导，还具体地表现为有目的地适用法律的具体政策性规则和措施、做法，因而又比刑事法律更具体、更灵活，表现出艺术创造性。换言之，刑事政策实践不仅需要理性知识，更需要超理性的直觉、判断、灵感。最后，刑事政策学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其批判性和建议性。就广义刑法而言，无论是对于实体刑法、还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刑事执行法，刑事政策均立于批判的立场。刑事政策学就是提供批评和建议的学科，而且，它不仅不应满足于对现行刑法提出批评和建议，而且还不应当满足于既定的政策和政策趋向，它对刑事政策自身也展开批评和建议，因而批评性和建议性是刑事政策的突出特征，也就是说，刑事政策分析与研究旨在解决问题，其特点在于它是问题驱动型的；刑事法学的研究是学科性研究，其特点在于它是知识驱动型的。
3、刘仁文博士的观点
刘仁文博士认为，刑事政策是指代表国家权力机关的公共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所采取的策略和措施，以及对因此而牵涉到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1]该定义包含或隐含了以下几方面的具体涵义：
第一，刑事政策的内容从总的方面看，包括三个基本方面：第一方面是如何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这是刑事政策的首要内容。这一点大多数学者的看法应当是相似的，预防着眼于未然，惩治着眼于已然，而控制则着眼于将已经出现或已经有一定规模的犯罪现象控制在最低限度。第二个方面是如何对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这一点可能不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刑事政策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容是对犯罪被害人的关注。
第二，刑事政策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
第三，刑事政策的决策主体是代表国家权力的公共机构。从最终的决定权来看，刑事政策仍然是被国家权力所垄断的。
第四，刑事政策是一个系统。从结构看，它是由总体刑事政策和具体刑事政策、全国性刑事政策和区域性刑事政策、长期性刑事政策和临时性刑事政策等组成的有机整体。从范围看，它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还包括刑事社会政策。从手段上看，它不仅不限于刑罚手段，也不限于与刑罚相关联的手段如保安处分等，而是包括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的一切手段，以及对待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人、改善犯罪被害人处境的相应手段。从中心词看，它落脚于“策略”和“措施”，前者可以说是宏观上着眼，后者可以说是从微观上着眼，它们是国家对犯罪现象及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犯罪被害人的整体反应。
第五，刑事政策存活于过程中。从刑事政策问题的出现与形成，到刑事政策决策的制定及其合法化，再到刑事政策的执行、刑事政策的监控、刑事政策的评估，最后到刑事政策的继续、调整或终止，这是一个动态的、完整的过程，刑事政策就存活于这样一个过程中。
在刑事政策范围方面，刘仁文博士持广义说，认为包含了以下三方面的基本含义：
首先，刑事政策不仅包括对犯罪的预防、控制和惩治，还包括对犯罪人、犯罪嫌疑人和犯罪被害人的态度。
其次，刑事政策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还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
刑事立法政策，是指在进行刑事立法时所奉行的政策。包括刑法立法政策，刑事诉讼法立法政策，还可以包括刑事执行法立法政策以及相关的刑事社会立法政策。或者从另一角度看有实体方面的政策和程序方面的政策，价值层面的政策和规范方面的政策，抑止犯罪的政策，保障犯罪嫌疑人、犯罪人的政策和保护被害人的政策。
刑事司法政策，是指在刑事司法活动过程中所奉行的政策，它主要涉及侦查、起诉和审判三个环节。包括党和国家从全局上确立的刑事司法政策，侦查机关的刑事司法政策，检察机关的刑事司法政策，人民法院的刑事司法政策。
刑事执行政策，是指在刑罚和某些刑罚制度的执行阶段所奉行的政策。主要包括监禁刑的执行政策，社区刑（包括管制、缓刑、假释和监外执行）的执行政策，死刑和死缓的执行政策。
刑事社会政策是一种除去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之外的，与社会治安和刑事犯罪有关的公共政策。这种公共政策可以涵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主要包括与社会治安和违法犯罪直接相关的刑事社会政策（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收容遣送、“双规”）以及与社会治安和违法犯罪间接相关的刑事社会政策（如户口政策、贫富政策）。
再次，刑事政策之“刑事”亦应作广义理解。首先，不仅对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所作出的国家反应属刑事政策范畴，而且对那些虽然不构成刑法意义上的犯罪、但属于犯罪学上的犯罪行为所作出的国家反应也属刑事政策范畴。而且，象对危害社会的精神病人采取防护措施等也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其次，不仅对真正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态度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而且对那些虽然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犯罪人但受到国家某种限制或剥夺人身自由或财产处罚的人（如被劳动教养者、被收容审查者、被收容遣送者、被强制戒毒者和被强制收容教育者等等），以及对那些虽然不属于直接犯罪的被害人但由于某种原因陷入困难境地的人（如受灾受难者、失业下岗者）所采取的态度，也都属于刑事政策的范畴。
（三）笔者的初步看法
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以及刘仁文博士三位学者在刑事政策的很多基本问题上都比较一致，基本上都持广义说，主张以刑事政策为中心建立刑事学一体化的方法论，其中刘仁文博士的观点更加全面。这反映了我国学者对刑事政策的看法正在逐渐趋于一致。综合三位学者的观点，我们可以归纳出刑事政策的概念与范围以及相关问题。
第一，刑事政策是指国家权力机关及其授权机构为维护社会稳定、实现社会正义，围绕预防、控制和惩治犯罪对治安违法分子、犯罪嫌疑人、犯罪人和被害人所采取的战略、策略和措施的总和。
第二，刑事政策的范围不仅包括刑事立法政策，还包括刑事司法政策、刑事执行政策和刑事社会政策。刑事社会政策与其他社会政策的区别标准主要是“权力”与“目标”。
第三，刑事政策是刑事学一体化思想的核心。刑事学一体化思想是刑法学发展的逻辑结果。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刑罚后，可以说就遵循了刑事一体化，只不过这是在刑法学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前的不自觉状态。近代刑法学成为了一门独立学科后，犯罪学、刑事诉讼法学纷纷独立，于是学者们各自为阵。刑事政策学作为一门学科出现后，人们开始意识到建立刑事一体化的刑事学体系的重要性。在我国，老一辈学者甘雨沛、储槐植先生首先提倡，卢建平教授、曲新久教授、梁根林博士等也大力主张。刑事一体化思想也是西方三大法学流派逐渐相互吸收在刑事学领域的反映。刑事学对正义的追求、对规范的解释都必须在刑事法的适用中体现出来，指导、影响刑事法适用的重要因素就是刑事政策。法社会学在本世纪的发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的现实逐渐将刑事政策推到了显学的地位。犯罪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刑学在学科独立的同时开始关注彼此之间的联系，逐渐走向一体化，力求刑法适用的最佳社会效果。刑事学逐渐成长为体系完善、逻辑严密、内外协调的有机整体，刑事政策学则是这一体系的核心。刑事政策对刑事法的运用有导向功能，它可以促进、扩张、限制刑事法的运用。以刑事政策学为导向，以刑法学为主体的刑事一体化成了刑事学的最基本的方法论。所以建立在广义论、政策科学和决策科学基础上的刑事政策学必须以刑事一体化为基础。
第四，刑事政策毕竟是国家权力机关的公共政策，与法治国家的刑事法律如何协调，以取得最佳实施效果，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般认为刑事政策具有灵活性的特点，与刑事法律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笔者认为，首先，刑事政策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违背宪法的刑事政策应该归于无效。但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刑事政策本身可以对宪法的解释和运用产生重大影响，如上世纪60年代美国刑事司法革命就是在刑事政策引导宪法适用的背景下发生并取得巨大成绩的。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判断在刑事政策影响下对宪法的修改、解释、适用是否违宪从而判断刑事政策的效力？二是如果宪法本身欠缺法治因素，不是或者说不完全是“宪政”意义上的宪法的时候，如何解决刑事政策与宪法的冲突问题？笔者的初步看法是这两种情况下还是应该以宪法为依据，在刑事政策影响下对宪法修改、解释只要严格遵循了程序主义原则则对宪法修改、解释具有合法性。其次，刑事政策必须受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刑罚谦抑原则、无罪推定原则、程序法定原则、辩护原则以及证据裁判原则等的约束，并符合公正、人道的法哲学理念。
二、转型时期的社会特点与违法犯罪特点
（一）社会转型含义及特点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中的人、社会整体结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结构性的变迁与发展。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是指当代中国社会中的人、中国社会整体结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结构性的变迁与发展，即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从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整体性、结构性的社会变迁和发展。
从这个定义来看，社会转型的主体是从事现实历史活动的实践的人；社会转型的本质是人与社会整体结构发生质的变化，而成长为另一类型；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是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意识形态多样化、社会中人的地位主体化、自由化以及人的观念和物质水准的现代化；社会转型的最终基础是生产力的变革，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转变；社会转型的目的和意义，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社会转型的过程是一种特定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和整体性的社会发展的动态过程。[4]社会转型的方式有自下而上的自然演化型和自上而下的理性建构推动型，我国当代社会转型属于后者。
社会转型一般具有整体性、复杂性与过程性或者说长期性的特征。20世纪下半叶中国的社会转型，大致可分为建国后的30年和改革开放以后的20年这样两个阶段。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一般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开端，社会转型的特征除上述外还有高度的自觉性和计划性、高度的系统性和配套性、全方位的大开放性和赶超跳跃性、复合性、非规范性、不确定性和弱防护性、政治与经济转型的不协调性等。
（二）转型社会的特点
社会转型要经历一个或长或短的过渡时期，这种过渡时期就是社会转型期，处于转型期的社会可称之为转型社会。
关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特征，有学者归纳为：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结构的重组；传统权威的流失和社会权力的转移；社会制度（体制）的变迁和社会发展方向的变化；社会群体之间、个体之间、不同的社会力量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加剧；信仰的危机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心理的焦虑和迷惘。[5]
笔者同意该观点，但从另一抽象的、宏观的角度看，制度短缺以及由此而造成社会失范的普遍性、为解决制度短缺而实施的制度的超前性、缺乏操作性以及社会违规、违法行为的普遍性才是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的鲜明的更深层次的总特征。
第一，制度短缺。制度短缺反映的是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社会给定的宪法秩序和规范性行为准则前提下，权力中心或制度供给主体提供制度安排的数量和质量都可能出现不足的现象。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存在的制度短缺主要是制度供给不足型短缺。其根本原因主要有：制度供给的数量不足引起制度短缺；制度供给主体由于制度供给或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制度供给主体在具体执行和实践制度安排方面的能力和意愿不足而引起的制度短缺。同时制度供给还受如下条件的约束：宪法秩序的约束；制度安排的成本约束；财政收支的约束；分利集团化的约束；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的约束。[6]因而制度短缺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具有必然性。
第二，社会失范的普遍性。由于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制度的有效供给不足，制度短缺而造成社会失范的普遍性。个人行为如何与集体行为相一致成了大问题。学者认为，转型社会的良性发展需要制度整合（法律整合、权力整合，包括对制度的认同）和道德整合（包括道德认同，即公民对社会道德信仰体系、规范要求的善的肯定，及其自觉践履的现实倾向。）在现代文明社会，制度整合优先于道德整合，制度认同优先于道德认同。[7]然而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对制度与道德的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制度有效供给不足，制度短缺是经常发生的情况，社会失范的普遍性由此不可避免。社会以前的规制体系难以承载新的任务，显规则在实际执行中不力，偏离正常秩序状态的潜规则以相对合理的姿态大行其道，过于超前的社会主流话语规则又以转型期的指导理论自居，整个社会往往处于规范不足的失范状态。
第三，大量新制度的超前性、缺乏操作性。我国的社会转型是基于外部压力而发生的自上而下的理性建构型方式，往往缺少自然演进型方式所具有的经济基础和思想舆论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社会转型的任务更加艰巨。作为后发型发展中国家，我们从国外照搬了大量制度以解决制度短缺问题，但由于缺少研究，基础条件不具备，先进的制度与乡土中国社会固有的传统制度以及民间习惯规则不相协调，结果往往造成了传统秩序的破坏和新制度实际上的无效或者效力低微，给人一种“有法不如无法”的感觉，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无序。
第四，社会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的普遍性。由于社会发生结构性变化，利益重组与利益分化，同时由于人们按照合法、合理渠道实施其行为的条件欠缺，使得大量社会中人的行为往往失去行为方向，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大量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同时由于社会失范的普遍性，新的规制体系往往采取更超前的规则，由此必然导致大量行为违规化、违法化、甚至犯罪化。不合秩序的行为越多，违反者必然会更加怀疑、淡薄规范，同时由于解决社会冲突固有的资源的有限性，大量的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没有得到及时处理，在被处理者的心理中也有不公平之感，这就削弱了新制度的权威性，加剧了进一步的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三）转型社会的违法、犯罪特点
我国学者对社会转型期犯罪问题的研究，大都集中在经济发展与犯罪的关系和社会转型与犯罪增长的关系两个方面，主要有正比论、同步论、代价论和双重效应论四种理论观点。[8][p151]正比论认为，犯罪率与经济发展成正比；同步论认为，犯罪率的上升趋势与经济发展趋势呈同步状态；代价论认为，犯罪问题是社会转型要付出的代价之一；双重效应论（又称正负效应论）则主张，犯罪对社会转型既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四种观点各有一定道理，但不可否认，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第四次犯罪高峰期，与转型前的中国社会相比，社会违规、违法、甚至犯罪行为在较长时间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犯罪现象具有一些新的特征：
第一，犯罪率持续“爬高”。自1949年以来，我国已经经历了五次犯罪高峰期①，目前正是第五次犯罪高峰期。这次高峰期在犯罪率急剧增长的同时，重大案件的上升幅度十分突出，犯罪的恶性化程度日益加剧。
第二，传统的普通犯罪类型继续恶性发展：以“拳”实施的严重侵犯人身法益的暴力犯罪增长较快，杀人、伤害、绑架、拐卖人口犯罪随“严打”的开展持续攀升；侵犯社会法益，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如爆炸犯罪、枪支犯罪增幅较大；为“钱”而实施的侵犯财产法益的刑事犯罪呈高发状态，抢劫、抢夺“双抢”犯罪、诈骗犯罪更加公开化、频繁化，盗窃几乎成为无所不在的、发案率最高、人们普遍担心的犯罪，综观近十年来我国刑事案件的统计数据，抢劫、盗窃、诈骗、抢夺等侵财型案件一直占刑事案件总数的75%以上；侵犯国家法益的由国家工作人员以“权”实施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已经普遍化，对国家的管理能力，合法性与合理性形成了严重挑战。
第三，色情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等犯罪现象死灰复燃，恶性发展。特别是近年来，中国的黑恶势力发展很快，并迅速蔓延。南京大学专门研究黑社会现象的学者蔡少卿估计，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至少有100万人左右。[9]黑社会犯罪即将成为对中国社会稳定和谐的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
第四，新型犯罪，如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走私、金融、税收、知识产权、公司管理秩序、市场秩序等经济犯罪，计算机犯罪，恐怖犯罪等频繁出现，尤其是经济犯罪，几乎成了经济领域普遍性的“常态”行为。
第五，变态心理犯罪数量的增多。变态心理犯罪是指由于心理异常或变态而发生的犯罪行为。变态心理犯罪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这样几种类型：（1）冲动性犯罪。即在某些情境中突然产生犯罪动机并迅速实施的犯罪行为，包括纵火狂性犯罪（纵火取乐），偷窃狂性犯罪（盗窃自己并不需要的财物，许多生活富裕的人进行的大量商店行窃行为可能就属于此类犯罪），其他多种形式的激情犯罪。（2）过剩犯罪。又称为“过度犯罪”。这是指在轻微刺激作用下产生异常强烈的情绪反应或暴怒发作，从而导致超出实现犯罪目的的必要限度，产生与其原因不相称的严重后果的犯罪行为。[10]
第六，共同犯罪特别是集团犯罪与单位犯罪日益增加。集团犯罪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极大威胁。目前，许多影响恶劣、危害严重的大案、要案，多是犯罪集团所为。
第七，犯罪人构成呈现多元化格局。当代中国的犯罪现象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下层和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人和社会闲散人员，但是，白领犯罪、上层社会的职务犯罪也呈明显上升趋势，其犯罪率甚至高于一般社会阶层的犯罪率；流动人口犯罪尤其是农民犯罪增多，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隐患；青少年犯罪比例较大且日益低龄化。
第八，犯罪区域扩展，在城市犯罪增加的同时，广大农村的犯罪现象也日益突出。
第九，犯罪形式趋向国际化，同步性越来越强。
三、转型社会刑事政策的选择
（一）建国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演变
一般认为，我国现行刑事政策体系一般由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对严重刑事犯罪和严重经济犯罪依法从重从快打击（“严打”）、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及对青少年犯进行教育、感化、挽救等等组成。其中，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指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刑事执行的基本刑事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控制犯罪的总方略，“严打”和“专项斗争”是经常使用的刑事政策手段，其他一般为具体的刑事政策。该体系的形成有一个过程。
第一，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
我国刑事政策源于革命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策略，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就是从抗日战争时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中总结出来的，具有明显的斗争策略色彩。1956年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治斗争策略正式定型化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并适用于各种刑事犯罪。1979年刑法第一条规定，我国刑法是“依据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以基本法律的形式明确了这一基本刑事政策，遗憾的是1997年修订的刑法取消了这一规定。
关于这一政策如何理解的问题，陈兴良教授认为，主要强调的是宽大，从少杀政策和给出路政策就反映了这一点。[11]苏惠渔先生认为，今天和今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仍将是我们信守的准则，但是与过去相比，政策内涵正在与刑事法律观念相应地发生变更。首先是“惩办少数，改造多数”的原则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在新形势下，“惩办少数，改造多数”则被理解为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过程中，在严格区分罪与非罪、重罪与轻罪的界限的同时，将根据刑法的世轻世重的要求，将一些行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通过相关的行政处罚或其他制裁手段进行处理。其次，“区别对待”与刑罚的个别化是相一致的。惩办是对犯罪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法律层面上的报应和谴责，宽大则是注意到行为人主观危险性以及实际的可能性而作出的对犯罪分子从宽的处罚，是刑罚个别化的体现。其三，宽严相济概念得到新的定位。较长一段时期之内，惩办与宽大作为对立的范畴，惩办被理解为从严、严惩甚至重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成为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核心内容。但是现在一般认为惩办、宽大与罪刑法定是统一的。在对任何犯罪行为进行实体惩罚时必须以刑法为准绳，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任意定罪处刑，这是惩办的基本内容。惩办是与已然之罪的刑法规定相适应的。宽大体现了刑事政策的谦抑主义，通过从宽达到刑法改过迁善的目的。宽大是建立在罪刑法定主义基础上的，从宽的反义词不再完全是从严。[12]
第二，对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的刑事政策
在1979年刑法、1979年刑事诉讼法实施以后，我国随之进入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时期，经济领域中出现的一系列犯罪对社会经济秩序、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其他各种侵犯人身法益、社会法益和国家法益的犯罪发展迅猛，严重扰乱了社会治安秩序，坚决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和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因此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严打”时期。“严打”始自1982年、1983年②，以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1982年3月8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以及1983年8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和同年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为标志，“严打”正式启动。陈兴良教授认为，“严打”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在刑事政策的层面上看，“严打”已经成为1980年以来我国奉行的一项重要的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严打”的刑事政策已经实际取代了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在刑事立法的层面，是对刑法的大规模修改，基本方向是改轻为重。在刑事司法层面上，“严打”是一项重要的刑事措施，它几乎成为一个持续的运动。从1983年到现在，我国始终处于“严打”之中，先后开展过三次大规模的“严打”运动：1983年8月——1987年1月；1996年4月——1997年2月；2001年4月开始，为期2年。每次“严打”又分为若干战役和专项斗争，使“严打”带有明显的军事色彩。[11]
转贴于
第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于80年代初，形成于90年代初。从1981年中共中央第一次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直到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分别作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综合治理的方针从政策、指导思想发展物化为制度和法律，全面系统地遏制犯罪成为刑事政策的重要内容。我国将综合治理的方针确定为“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的刑事政策思想。
1982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是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是综合治理的重点，加强基层组织和基层工作是综合治理的基础，加强公安、司法队伍和工作，并建立治安保卫责任制，是综合治理的关键。
1991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决定》，提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解决中国社会治安问题的根本出路。这是中央第一次以综合治理为主题向全国发出的正式文件。该文件提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任务是：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各部门协调一致，齐抓共管，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整治社会治安，打击犯罪和预防犯罪，保障社会稳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要求是：（一）各级党委和政府都要把综合治理摆上重要议程，健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领导机构和办事机构，定期研究部署工作。（二）各部门、各单位齐抓共管，形成“谁主管谁负责”的局面。（三）各项措施落实到城乡基层单位，群防群治形成网络，广大群众法制观念普遍增强，敢于同违法犯罪行为作斗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
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是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落实“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必须逐步制度化、法律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需要把“抓系统、系统抓”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有机地结合起来，实行属地管理原则。
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是关键。
2001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意见》。指出：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的方针，大力加强防范工作（打击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预防犯罪是维护社会治安秩序的积极措施，要进一步把严打、严管、严防、严治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认真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深入持久地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切实加强对流动人口的管理；进一步加强对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加强法制和道德教育，进一步落实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措施）；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把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落实到基层；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全社会齐抓共管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严格执行责任制，确保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各项措施的落实。
有学者认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内涵应当包括三个基本问题：一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违法犯罪问题和其他社会治安问题，即主要是围绕着打击和预防违法犯罪这一影响社会治安的基本问题而开展工作的；二是正确处理打击违法犯罪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其他措施之间、民主与专政之间、惩罚违法犯罪与预防违法犯罪之间的关系；三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项教育人、挽救人、改造人的社会工程，必须在执政党党委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依靠全社会作长期不懈的努力。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主要有：第一，依法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第二，预防违法犯罪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措施；第三，加强治安基层工作建设，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础；第四，加强教育，提高公民素质，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一项战略措施；第五，加强领导体制建设，是搞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保证。[13][p11-15]
从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基本经验可以看出，“严打”是首要环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刑事政策的总战略，带有综合性、系统性、全民性的特点，而“严打”在这一大战略之下是相对比较具体的战略措施。应当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科学的刑事政策思想。但是“严打”是否是首要环节，还值得研究。由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我们对它的科学认识和实践需要一个过程，我国目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存在着较大缺陷。
学者指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基本上是在社会转型初期，传统性仍然较为浓厚时期所提出和发展起来的，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在传统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从总体上说，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个人自由逐步获得优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不能忽视这一点。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当前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似乎并没有跟上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步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并没有充分意识到从前所依赖的传统社会模式已经发生变化或者正在发生变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的这种滞后性（传统性）明显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计划经济色彩仍然较重、仍然以权威政治为组织保证、以身份制（如户籍制度、单位制度等）为运转前提。[14]笔者认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最大的问题是，“严打”是否应该作为首要环节的问题。如果将“严打”这种军事色彩较浓厚的政策作为首要环节，容易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沦为政治运动，超出法律的界限。
（二）现行刑事政策的特点
陈兴良教授认为，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具有三个特征：[11]
第一，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是从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策略演变而来，在建国初期的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中确立的，因此，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具有明显的政治话语特征。与其说它是刑事政策，不如说它是政治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是在所难免的。即使后来的“严打”政策也是充满了政治意味。我国刑事政策的制定与运作的这种政治性，是和我国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也正是这种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给予刑事政策以一种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仅局限于法律领域，而是对整个社会生活发生巨大的影响。因此，我国刑事政策的推行不是完全以司法权为驱动的，而是直接以国家政治权力为其后盾的。这对于实现刑事政策的目的具有保证作用，但刑事政策的意识形态化也使它的实施游离于法律之外成为一种赤裸裸的政治而不是通过法律推行的政治。在法治社会，刑事政策法治化已经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第二，刑事政策的实用化。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到“严打”的刑事政策，都与我国将刑事法视为统治阶级专政的工具有关系，这导致了刑事政策的泛政治化倾向，使得刑事政策很容易沦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工具。
第三，刑事政策的策略化。我国对刑事政策的理解很多都局限于对犯罪做斗争的策略上。刑事政策的策略化观念直接来源于革命战争时期对敌斗争策略的总结。在刑事政策的策略化方面，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将犯罪人与敌人相类比，因而刑法就成为对敌斗争的工具，从军事斗争与阶级斗争的立场出发确定刑事政策的任务，这就是刑法的军事化。二是将刑事政策的重点放在分化瓦解敌人（犯罪分子）的策略上。但政策与策略并不相同，政策总是一定的政治主体（通常是国家、政党、政府或者社会组织）为达致一定的政治目的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在政策的概念中，主体——目的——行动准则是不可或缺的内容。政策不是行动本身，但它是指导、支配或者制约着将来的行动的准则。显然，策略这一概念远远没有政策这样丰富的内容，策略是一种对策，是一种带有谋略性的对策。在某种意义上说，策略是可以包含在政策之中的，但政策又决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或者混淆于策略。在刑事政策上也同样应当区别于策略。刑事政策是国家为达到控制犯罪的目的而制定的犯罪治理措施的总和。在这些治理措施当中，包括防范性措施、惩罚性措施和矫正性措施，都是刑事政策不可或缺的内容。但是，在刑事政策策略化倾向的掩盖下，刑事政策的内容局限于分化瓦解和打击犯罪分子的对策，使刑事政策的视野大为遮蔽。
除上述特点外，笔者认为，我国刑事政策还有一特点就是缺少刑事法哲学的有利支撑以及缺少科学刑事政策正确实施的基础。有学者归纳了我国刑事政策具体存在的三大问题：第一，我国现行的刑事政策制定的科学化程度不高，大多受到政治运动的影响，刑事政策的政治色彩浓于犯罪与刑罚的自身规律。第二，个别刑事政策追求短期轰动效应，忽视长期治理。如“严打”刑事政策始终占主流地位，而“严打”的实际表现却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在具体方式上采取“运动战”、“歼灭战”；在政策目标的制定上也过于理想化，如1983年的“严打”，由于对改革开放后刑事犯罪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缺乏科学的认识，因而将其定位在“一网打尽”上，这样的刑事政策注定会以短平快的打击策略为基点，而不可能着眼于预防和长期斗争。后来的事实证明，“一网打尽”的目标并没有实现，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第三，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不分，刑事政策取代刑事法律。[15]这三个问题都与刑事政策的这个特点有关。首先，刑事法哲学是关于刑事法的正义、合目的性、安定性、谦抑与人道的哲学，正义、合目的性、安定性，谦抑与人道是现代法治国家刑事法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作为指导刑事法的立法、司法、执行的刑事政策也必须建立在这个刑事法哲学基础之上。我国对刑事法哲学的基本价值的认识还没有完全统一，虽然对刑事法实践有一定影响，但基本上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比较普遍地用于指导刑事法实践。实践中，也没有什么法哲学基础支撑，如果说有的话就是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种普适性的哲学方法论。而这种普适性的哲学方法论与法哲学还是不同的，实践中往往为了短时间的稳定和谐而牺牲了正义。其次，科学刑事政策的正确实施需要一定基础即法治社会，成熟的市场经济和理性主义的文化，而这些基础直到今天我们都还不完全具备，由此，我们对刑事政策的认识很难具有科学性，即使认识到了科学的刑事政策，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战略，我们也不可能科学地去理解它、实施它，以“严打”做为它的首要环节就说明了这一点。由于这一特点，使得我国的刑事政策偏重于短期功利，把政策凌驾于法律之上，不适当地当成了政治手段，当成了控制社会的政治工具。
（三）刑事政策的合理选择
我国已经进入社会转型的加速期，在社会法治化程度比较低，市场经济体系不成熟，理性主义文化还没有全面取得主流文化话语的情况下，如何制定和实施科学的刑事政策？目前刑事政策的主流话语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但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是“严打”，说到底，刑事政策的主流话语还是动用刑罚手段与违法犯罪做斗争的“严打”政策。“严打”政策实际上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取代是我国过度重视刑罚手段，同时也欠缺非刑罚的社会控制手段的结果。“严打”政策在我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短期的有效性，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加速，礼治社会逐渐向法治社会，计划经济社会逐渐向市场经济社会迈进，我们有必要制定科学的刑事政策，以指导我国的刑事法实践。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该说是科学的刑事政策，但我们应该赋予其新的含义。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全面放弃作为政治运动的“严打”政策，实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同时在经济犯罪领域、贪污贿赂、渎职犯罪领域针对社会转型期在这些领域违规、违法、犯罪行为的普遍性我们应该实行“抓大放小”的宽容政策。
1、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刑事政策总方针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和长期的过程，作为刑事政策总方针，具有科学化的潜质，现行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需要进行改革，以适应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社会形势。
“综合”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核心与灵魂，综合指部门综合（公安、保卫、纪检、监察、劳改、审计、法院、检察院、司法）、手段综合（政治、经济、行政、文化、法律、教育）、方法综合（政保工作与治安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相结合、专项治理与基础建设相结合）、目标综合（打击、改造、预防、减少犯罪）。治理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和改造。[16]
学者认为，要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转型应当确立三种理念：第一，犯罪控制理念。现代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模式应当是一种建立在以控制犯罪为基本理念基础上。这种犯罪控制模式舍弃了试图消灭犯罪的不切实际的理想化做法，同时认为犯罪是可以控制的，即便是在社会转型加速期也能够有效控制犯罪，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现代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体系的设计，均服务于有效控制犯罪的总体目标。其对犯罪现象的反应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并不排斥消极性的反应，例如培育公众对犯罪现象的容忍度。第二，政府责任理念。在治安问题上，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服务者与被服务者的关系，为民众提供治安服务首先是政府的责任。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中，政府不能强求一般民众及社会组织承担相应的治安责任，而只能通过号召手段、市场手段等鼓动、吸引他们投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的运作手段，购买治安服务项目，委托单位、社会团体或个人管理一项“治安项目”来凝聚治安的“合力”。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政府责任就是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过程中，对许多犯罪原因、条件或者是“约束”的东西加以改善和消除。第三，开放、和谐理念。[14]
关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传统模式转型的路径问题，上海市委政法委、综治委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市场化、社会化、法制化、信息化”的四点要求。笔者认为，主要是市场化、法治化、信息化三方面，这是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改革的正确选择，因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主要是政府的责任，并且主要是警、检、法、司、监察、监狱等部门的责任，其他个人、单位、社会组织一般主要是积极协助，这是现代民主法治政治各司其职的基本要求。
首先，市场化主要包括：政府基于政府责任向社会公众提供基本的安全服务；政府鼓励建立市场化的、民间的公司制治安机构；需要额外的、特别的治安服务的个人或者组织，包括国家都可以自由地从市场自费购买这种服务。
其次，法治化主要包括：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有法可依，并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应该体现上述谈到的市场化要求，不违背宪法、刑事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法的实施应该以警、检、法、司、纪检、监察、行政执法部门等为主体。
最后，信息化体现为建立全国治安信息网，实现治安信息共享，以提高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快速反应能力。
2、全面放弃“严打政策”
“严打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中国数千年以来的重刑主义传统一脉相承。中国进入转型期后，由于社会的无序与混乱，“乱世用重典”的指导思想频繁出现，一直持续到现在，司法实务部门积极强调“严打政策”的必要性。但“严打政策”与中国目前的转型加速期形势已经不太相适应了，“严打政策”日益受到刑事法学者和社会学学者的批评，“严打政策”的废除问题已经提上了日程。笔者主张全面放弃“严打政策”。理由如下：
第一，产生“严打政策”的政治、经济、文化条件随转型加速期的到来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政治上，我国正走向自由的民主社会，法治化取得了很大进步，社会人的法治意识得到了广泛启蒙；经济上，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一定程度上已经初具雏形，微观经济主体的“理性人”、“经济人”意识强烈，竞争与风险意识已经深入人心，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已经初见成效；文化上，人性恶的假设与人的理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也得到越来越多的赞同，平等竞争的文化机制已经处于形成之中。这些条件为我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这一科学化的刑事政策总方针的实施提供了基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发展趋势的市场化、法治化与信息化已经使得“严打”不可能再是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首要环节。
第二，“严打”基本上成为了我国定期进行的打击犯罪的的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政治运动，对社会的法律控制本应该是法律部门的职责，但“严打”使得执政党、政府的非法律部门全面参与进来，混淆了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的相对界限，使得“严打政策”必然超出法律之外，造成对正在建设的法治的破坏，并且，侵犯人权发生的可能性很大，不利于国民健康的法治心理的培育。
第三，“严打”容易导致法律部门在非“严打”期间的不作为倾向，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形象。
第四，“严打政策”虽有短期功利作用，但犯罪高峰随三次“严打”的进行而更加升级说明了“严打政策”的失败。
3、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
在全面放弃“严打政策”是同时，我们应该继续坚持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然之罪应该在罪刑法定原则、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平等适用刑法原则指导下，坚持以宽大为主，惩办为辅，预防为主，报应为辅的宽容立场。
4、刑事政策两极化：“轻轻重重”与“抓大放小”
我国的刑事法从总体上看是一部重刑法典，刑法中的死刑罪名70余个，盗窃、贪污、受贿以及大量纯粹的经济犯罪的法定刑都有死刑规定。刑事诉讼法中没有无罪推定原则和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完整的科学的规定。由于我们长期坚持的“严打”刑事政策，使得重刑刑事法的重刑化倾向更加突出，这与轻刑化、人道化的世界潮流不相一致。
白建军教授认为，面对苛厉与宽宥的选择，我国刑事政策主体更多地选择了苛厉，即总体上“择重”；动态中的刑事政策总体上“趋重”；对悖德性较弱的犯罪评价相对“偏重”。③从立场分析的角度看，“三重”意味着刑事政策主体对犯罪现象的容忍度较低，或者说对犯罪反应强烈，立场强硬，态度坚决。犯罪控制主体可以选择反应手段的贫乏、国家被害本位的犯罪观、国家本位的政治经济价值取向以及实际生活中犯罪现象本身的发展变化决定了“三重”有其历史必然性。“三重”政策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本身，正在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有些甚至逐渐走向消失。因此，适当提高社会对于犯罪的容忍度，国家降低针对犯罪的反应强度，并从被害本位逐渐走向裁判者的中立立场，越来越多地通过刑事立法、司法体现“严而不厉”（刑法法网严密而刑罚不严厉）的政策导向，是现代我国刑事政策的应然的发展趋势。[17]
刑罚轻缓化应当是我国刑事法和刑事政策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国外的“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值得我们借鉴。
现代国家基于对犯罪原因多元论的认识、基于目的刑观念和刑罚经济学的成本效益观念以及刑罚人道化、轻缓化潮流的影响，自20世纪后半期以美国为代表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两极化趋势，即对轻罪实行更轻缓的处理，对重罪进行更严厉的打击。
“轻轻”在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体现为非犯罪化、非刑罚化、非监禁化。非犯罪化表现为立法上缩小了法定犯罪圈，将一些原本就十分轻微的犯罪从刑法中剥离出去使之不构成犯罪，由其他民事行政手段予以处理，非刑罚化表现为司法中对犯罪人的量刑趋于轻缓，短期自由刑适用严格受限，量刑标准上也逐渐从传统的罪刑均衡原则发展为责任与预防相结合的量刑原则，非监禁化表现为行刑上限制监禁刑的实际使用，采取缓刑进行考验，尽量采取罚金刑等的替代措施。
“重重”是指在强调对轻微犯罪轻缓处理的同时也十分重视集中有限的刑罚资源严惩严重犯罪。该刑事政策的出发点在于通过加大严重犯罪付出的代价迫使犯罪人在利益冲突中放弃犯罪以达到控制和预防犯罪的目的，通过个别预防达到一般预防的目的。它的特点是对特定犯罪和特定犯罪人的特定情况在立法、司法、行刑上从重、从严打击，是有目标、有范围、有对象的重刑化。重刑主义的刑事政策在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对严重的暴力犯罪、跨国境犯罪、恐怖主义犯罪、黑社会犯罪等采取从重的刑事政策态度，在刑事诉讼程序上取消对当事人的某些权利保障，在行刑上则适用强化监禁的方式，在监禁上予以高度警备并有关于禁止缓刑和假释的规定。[18]
我国有学者将这一政策表述为“抓大放小”④，指出，“抓大放小”即对待严重的有组织犯罪、暴力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等严重危及社会生存与发展、民众安宁与秩序的犯罪，也就是不能不矫治或矫治有困难的犯罪与犯罪人实行严格的刑事政策，即“抓大”，但“抓大”绝不是加重或提高对犯罪人的处罚幅度，更不是运动式的“严打”；对于情节较轻的刑事犯罪、偶发犯罪、无被害人犯罪、与被害人“和解”的犯罪等，也就是不需矫治或矫治有可能的犯罪与犯罪人实行宽松的刑事政策，即“放小”，也就是说，对于这些犯罪，可以并且应当实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包括两方面：一是通过法律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的方式，将原来为刑法处罚的行为解释为不受刑法规制的行为；二是事实上的非犯罪化，也就是在某一刑法法条尚属有效的情况下，只是司法机关基于某种合理的理由而不适用或很少适用此法律进行处罚的情况。），或处罚上的非刑罚化，或者执行上的非机构化。易言之，在刑事政策的层面，应当实行两极化的刑事政策。没有“放小”，就不可能有刑事政策上的“抓大”，也不可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刑罚的负面效应从而实现刑罚效益的最优化。同样，没有刑事政策上的“抓大”，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放小”。[19]
龙宗智教授还专门探讨了规制我国转型期经济的“抓大放小”的刑事政策。他指出，目前，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违规具有普遍性。这是由于转型期经济失范以及缺乏支持经济良性运作的必要条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逼良为娼”成为一种社会机制。应对普遍性违规的方式之一是严格规制，但全面性严格规制将引起合理性与可行性质疑。因而需要“抓大放小”，重点打击严重经济越轨，因此应当适当提高定罪标准，实行相对灵活的追诉政策，坚持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注意刑法实施的社会效应。[20]
“抓大放小”政策中，“大”“小”怎么区分？
一般认为，“大”指严重侵犯社会法益的集团犯罪、黑社会犯罪、恐怖主义犯罪、毒品犯罪，严重侵犯人身法益的暴力犯罪、严重侵犯国家法益的公职人员犯罪等严重犯罪。笔者认为，确定“大”与“小”的标准不能只看犯罪的严重程度以及刑法所规定的法定刑的高低，而还应该看现实社会中该种犯罪发生与否的期待可能性。在我国，经济领域、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方面的违规、违法、犯罪具有普遍性，这与转型社会所产生的“逼良为娼”机制有很大关系。因此，如果仅仅因为刑罚法定刑较高而作为“大”来处理，有不公正之嫌。
注释：
①第一次犯罪高峰是在建国初期，峰顶为1950年，当年立案53.1万起。这次犯罪高峰正值两种社会制度更替的剧烈动荡时期；第二次犯罪高峰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峰顶为1961年，当年立案42.1万起，这次高峰主要是天灾人祸引起的；第三次犯罪高峰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文化大革命”是建国以来的一场大浩劫，从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历时十年。犯罪高潮在1973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53.5万起。这是一次复杂而又独特的犯罪高峰，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犯罪高峰；第四次犯罪高峰从1978年开始（立案53万起），1981年达到峰顶，当年立案89万起，发生在7、80年代交错之际；第五次犯罪高峰是在改革开放逐步深入扩大，商品经济迅速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明显暴露的背景下出现的。时间持续之长，案件上升幅度之大，犯罪类型、手段之繁多，危害之严重，都是前几次犯罪高峰所不可比拟的。
②学界一般认为“严打”始于1983年，以1983年8月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召开、1983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以及1983年9月2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两个《决定》为标志。笔者认为，实际上1982年1月11日《中共中央紧急通知》、1982年3月8日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决定》、1982年4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决定》是“严打”的开始标志之一，由此开始了严厉打击严重经济犯罪的斗争；83年开始了严厉打击社会治安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从此“严打”几乎在所有社会生活领域展开，中国因此进入以“严打”作为对社会进行法律控制和政治控制的重要手段时期。
③白建军教授在该文中指出：“我们把刑事反应的力度与犯罪的悖德性强度之间的这种负相关现象，即悖德性越大，刑事反应越宽宥，悖德性越小，刑事反应越苛厉的现象，称为犯罪与刑事政策之间关系的偏重。”
④笔者所引该文作者蔡道通在该文注释中指出，在刑事政策意义上，对“抓大放小”观点的借用，最早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先生在1999年中国犯罪学年会（常州）上所作的主题发言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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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4
论文摘要：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国家安全思想是国际政治理论的重要内容。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各自对“安全”思想内涵的理解不同。科学认识“安全”思想是研究国家安全的理论前提和基础。
十多年前，当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战略格局重组时，许多人曾预言，人类社会正在从非理性的对抗走向建设性的对话，从无休止的冲突走向互利性的合作，世界可能比以前相对安全。国际形势总体上趋于缓和，一度成为各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识。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改革开放步伐加快，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同时，中国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和国际合作，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中国总的安全环境是好的。然而，国际形势风云变幻的现实无情地昭示人们:国际形势空前复杂，人类社会很不安宁。中国的内外安全环境也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安全需求和压力在加大。中国的改革开放进人了新的时期，新旧矛盾交错而复杂。中国加人wto，既要参与又要改造不公正不合理的旧经济体制。中国经济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贸易战。美国等西方国家继续对我进行“分化”、“西化”，进行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9·11”昭示恐怖主义危害上升，新世纪“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世界仍然很不安宁”。因此，在新的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要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重视国家安全研究，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全面应对新世纪的新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安全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也是一种基本的价值。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阿诺德·沃尔弗斯很早就提出，安全“是一种价值”，是国际政治研究的“起点”和“落点”。安全思想和国家安全思想在历史上的出现，相对于“安全”及“国家安全”概念，要早得多。早在中国古代重要历史文献《易经》中，就包含着安全的思想，其“泰卦”中的“泰”字，就有通达、安全之意。《易经》中还有这样的说法:“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尚书》也有类似的提法:“思则有备，有备而无患也。”我们甚至可以说，有了人类就有了安全思想，有了国家就有了国家安全思想。所以说，国家安全思想是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扩展的。国家安全思想又是一个相对的“文化”范畴，西方政治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对“安全”思想的理解有很大差异。也就是说，不同的国家或国家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对国家安全会有不同的认识，会追求不同的安全目标，采取不同的安全手段。
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思想
从词源上讲，“安全”一词来源于英语中的“确定”(sure)和法语的(suf)。在牛津大词典中，其定义为“拥有或足以提供信心，保障和确定的状态”。以此观之，免于安全之困就是拥有发现事物可预见性与认识客观事实的知识和信心。
在现代西方语系，特别是在英语语系中，安全的词汇有两个，分别是Security和Safety，含义都是免于恐惧担心和危险等的状态或感觉，即免于怀疑和不确定。在法语中，表示“安全”含义的也有两个词，即Security和surety，分别表示“感觉”和“状态”。综合来看，“安全”在西方语系中，也表达了两层含义，一种是主观感觉，一种是客观状态，即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主观上不存在恐惧。动词“使安全”(tosecure)最初也是用来描述人的，后来被用于国家。
现代意义上侧重于国家军事和外交含义的“安全”一词，只是到了18世纪末才被广泛地使用。当时理性主义和启蒙主义盛行，在霍布斯、卢梭和孟德斯鸿等人看来，个人出于寻求安全和自由的目的，通过契约结成国家来保障自身的安全与自由。
西方政治思想中，安全思想在最基本的意义上，是指个体的生命，心灵、躯体及其(主要就人类而言)外在所有物不受任何力量、特别是暴力的侵犯和损害。西方安全思想最早可追溯于作为西方政治思想之本的自然法(naturalLaw)观念中，自然法是一切法律的依据，它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之上的。国际法之父格老秀斯认为:“自然法的根本原则:一是各有其所有，二是各偿其所负。”还认为:“‘他人之物，不得妄取;误取他人之物者，应该以原物和原物所生之收益归还物主，有约必践，有害必偿，有罪必罚’等等，都是自然法”英国哲学家霍布斯认为:不存在最高权威时，人处于“纯粹的自然状态(stateofnature)”中，自然状态是这样一个王国，在这个王国中，人们只被强烈的自然情感所控制。由于自然状态中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个体都会与其他人发生冲突，正如处于“自然运动”中的其他类型的自然体之间的冲突一样。由于这些原因，自然状态中的生活的确是“贫穷、鳗龋、残忍以及短寿”的，对权力进行角逐的斗争也是根本性的。因此，霍布斯形容这种自然状态是充满暴力和战争的无政府状态，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awar，asisofeveryman，againsteveryman)”。所以，霍布斯最后认为:虽然有多种自然法的原则存在，如果没有某种权威使人们必须遵守它，自然法不过形同虚实，人们仍会互相冲突，安全仍不能得到保障。因此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安全的需要，在理性的启迪下，人们便订立契约，各人都放弃了自己管理自己的权利，把它交给某人或某个集体，让他或他们拥有权威和力量来管理社会……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在这里，霍布斯指明国家创建的目的是在于维护和平与安全。
此后，洛克对格劳秀斯的自然法观念，进行了深刻的个人主义改造，也对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进行了攻击，洛克把自然状态看作是“和平、美好意愿、互助以及保存”这样一种状态，并认为，自然权利本质上有三种:生存权、自由权及财产权。洛克断言，人自己的财产权和尊重他人财产的责任同时存在，人的这些权利和责任的产生并不是利维坦所决定的。但是，生存和自由的权利不可能被证明，因为它们是显而易见的公理。由此，安全可以得到它最明确、最简洁也最基本的哲理界定:个人安全即个人的生命、自由、财产权利无虞侵害和剥夺，只要其实际行使不侵犯其他个人同等的当然权利;国家安全依照个人/国家之比拟，即国家安享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选择国内生活方式的自由，只要它同时尊重其他国家同等的当然权利;国际安全即在国家普遍安全的前提下，国际社会处于类似洛克式“自然状态”的那种和平、有秩序和较有道德的无政府状态。
英国学者曼戈尔德(petermangold)在《国家安全与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从词源上讲，“国家安全”是个美国概念，尽管在第四任美国总统麦迪逊(J·madison)的著作中可找到有关的思想，但它的出现只是近几十年的事。据他考证，“国家安全”的现代用法最早出现在美国报纸专栏作家李普曼(walterLippmann)1943年的著作《美国外交政策》(USForeignpolicy)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这个提法才成为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常用的标准概念，成了取代诸如军事事务、外交政策、外交事务等较陈旧词汇的新提法。“安全”一词从指称个人的福利，转移到了国家的专利，个人反倒成了它的手段。国家利益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从罗斯福新政时指国民福利，发展到了冷战时期专指国家安全。
阿诺德·沃尔弗斯对安全作了这样的解释，他认为:“安全，在客观的意义上，表明对所获得价值不存在威胁，在主观的意义上，表明不存在这样的价值会受到攻击的恐惧。”也就是说，安全(security)通常是指没有危险，免于恐惧。安全指以下三种状态:一是客观上不存在威胁，二是主观上不产生恐惧，三是后果上不蒙受损失，反之，都是一种不安全。具体到国家安全领域，安全就是指国家不存在威胁，免于恐惧，国家利益不受损失。国家安全包括国家内部安全和国家外部安全。传统的国家安全概念主要是指国家的生存不受威胁。就国家外部安全而言，主要是指不存在军事威胁和军事人侵。可以说，战后至今在西方政治思想中居于主导地位的视权力为国际政治本质的现实主义理论，是地地道道的国家安全观，即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现实主义的均势安全观，连同自由主义的制度安全观、建构主义的安全共同体观，是目前在西方国际政治领域主要存在着的三种安全理论。
冷战结束后，两极格局解体，国际安全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变化集中表现在:原来被冷战掩盖的各种矛盾日益凸现出来，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日趋复杂化、多样化。针对冷战后安全领域出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西方学者提出了“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的概念，以示区别于冷战时代的“传统安全”概念。“非传统安全”和“新安全”等概念的提出和思想的发展，大大丰富了国家安全思想的哲理内涵。这些概念涉及的很多问题尚无定论，甚至是学术界根本未仔细讨论过的，有待进一步探索与完善。 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直接阐述国家安全思想，但在他们的著作中却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国家安全思想内涵，如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社会主义问题认识等理论中，都包含着重大的安全意义;列宁在亲自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更是在多方面的理论论述中阐述了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如国家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理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新经济政策”理论等。
中国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根据中国面临的不同的国内外环境适时提出了不同的国家安全观。安全观是特定国家对自身所面临客观状况的主观认识，具体来说就是“国家对自身所处的安全环境和所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感受，并基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文化思维分析结果所得出的主观看法。”
毛泽东在长期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思想也是极为丰富的。他在冷战愈演愈烈东西方争夺最激烈的时期，强调我们的国家安全主要是政治上的生存安全。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正是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形成的理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国际形势相对缓和，邓小平提出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由此提出我们的国家安全是以重视经济发展为主的综合安全观。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可归纳为国家利益、经济发展、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际和平等五个相互关联、逐步递进的逻辑层次，即维护国家安全必须立足于国家利益，要以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为固本之源，要努力维护政治安全、实现国内稳定，要提升军事力量、大力反对霸权干涉、维护国际和平。
冷战结束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世界格局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国内状况的实际出发，在继承前人关于维护国家安全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在“七一”讲话、杜尚别讲话、十六大报告等各个场合的论述，逐渐形成了“合作协调中的共同安全观”，即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上是主权安全，在安全内容上是综合安全，在安全途径上是合作安全;就其实质而言是一种和平的、合作的、普遍的安全观;它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是对邓小平国家安全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安全思想，主要是指国家(民族)层次上的安全，安全的基础是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信任和经济发展。只有在双边以及多边的层次上不断推进平等对话，以平等协商的方式消除紧张局势，促进共同繁荣和稳定，才是解决安全问题的基本方法。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强化了政治理想主义认识，代表了未来人类发展方向的崭新观念。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如果广大发展中国家得不到安全，整个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宁。这种安全思想，既不同于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又与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国家安全观有着本质的区别。新安全观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将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有机结合起来，既突破了传统的安全观，具有涵盖领域广、涉猎内容多的非传统安全的“综合安全”特征，又突出了主权安全在我国国家总体安全中的特殊地位，是既适应世界潮流又符合我国复杂环境现实的大安全观念，显示出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对全球化背景下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既有着足够的重视，又绝不被西方的安全议题和价值取向牵着鼻子走的鲜明立场。它不仅突出了经济安全在国家总体安全中的战略地位，而且还将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有机地结合起来，同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为基本内容的冷战思维针一锋相对。因此，它又是和平的、合作的安全观念。这种国家安全观念的实施，不仅有利于提高我国国家安全的整体水平，也必将有助于扩大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力，对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安全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5
首先我要介绍一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个什么概念范畴的东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在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下，在充分发挥政法部门特别是公安机关骨干作用的同时，组织和依靠各部门、各单位和人民群众的力量，综合运用政治的、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等多种手段，通过加强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等方面的工作，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是：打击和防范并举，治标和治本兼顾，重在治本。它的主要任务是：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主要目标是：社会稳定，重大恶性案件和多发性案件得到控制并逐步有所下降，社会丑恶现象大大减少，治安混乱的地区和单位的面貌彻底改观，治安秩序良好，群众有安全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工作范围，主要包括“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
法治社会，法治社会，没有法律怎么治理得好社会呢？凭借道德就能约束得了人民的行为准则，而让社会安宁发展吗？至少现在还不行，我不想辩证德治社会和法治社会之间的关系。但我知道现在一旦社会少了法律，人们离开了法律的约束，这社会必将大乱，很多人会为了牟取种种暴力、而犯下走私，抢劫，，杀人诸如此类的种种罪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是实现从根本上预防和治理违法犯罪，化解不安定因素，维护社会治安持续稳定的一项系统工程。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标志着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要适应这个转变，首先是各级政府要进一步开展普法工作，强化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和法制意识，提高法律素质。作为政协，应加强民主监督，并积极进言献策，促进政府依法决策、依法行政、依法管理。
我们xx市是个边境城市，所以走私犯罪相对内陆城市要多得多，由走私引发出来的种种犯罪也有水涨船高之势。在法制还不健全的时候，尤为猖獗，但在近年来中央下发的打击边境犯罪的策略下，在市领导的英明领导下，群众的积极配合下，给了走私犯罪以沉重的一击。
8月20日上午，xx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和全区、全市年中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今年上半年全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情况，部署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就如何贯彻落实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努力推进社会和谐稳定模范市建设，市综治委主任倪耀中提出了三点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全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增强做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要认真分析当前我市社会治安和维护稳定工作形势，深入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扎实推进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
相聚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一个月弹指一挥间就结束了。我即将告别这间不大的办公室，总有那么一点儿不舍，但离开也是必须的，毕竟来日方长，再会吧，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6
【关键词】亚健康状态;脾胃病;辨证论治
亚健康状态是近年来国际医学界提出的新概念。目前医学界对此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中医学已开展了亚健康状态的相关研究，但较多文献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却很少将其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细化研究。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针对中医亚健康研究的困惑，笔者从剖析亚健康状态相关概念入手，并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探讨中医亚健康状态的辨治思路。
1对亚健康状态的思考
11对亚健康状态概念的理解20世纪70年代末，医学界依据疾病谱的改变，将过去单纯的生物医学模式，发展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观点基础上提出了健康和疾病之间存在着“第三状态”，即亚健康状态的观点。前苏联学者n·布赫曼教授最先将其称为第三状态，我国学者王育学[1]首先提出“亚健康”这一名词。亚健康状态就是不健康但又没有疾病的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是一个动态过程，又是一个独立的阶段。这一观点已被众多学者所认可。
因亚健康状态是介于健康与疾病状态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故若要确切理解此概念，则应先界定健康和疾病的概念。1979年世界卫生组织(wHo)曾经把健康定义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完全良好”这种提法，是把健康概念绝对化了。这种“完全良好状态”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能成为人们的一种美好愿望和理想。实际上，并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绝对”的健康标准。此外，所谓“社会上的完全良好状态”的含义也不够具体，缺乏明确的衡量标准。因此“健康”的定义只是一个相对概念。之后有人把wHo对健康所下的定义修改、补充如下：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病痛，而且是一种躯体上、精神上以及社会上的良好状态;这种良好状态有赖于机体内部结构与功能的协调，有赖于多种调节环境稳定的维持。一个健康的人必须具有在他本人所处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活动和工作的能力，并且能够与环境保持协调关系[2]。由此可知，并没有普遍适用的健康标准;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个体，或者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健康的程度或水平，可以各不相同。
关于疾病的概念，根据目前的认识可将其概括如下：疾病是机体在内外环境中一定致病因素的作用下，因稳态(homeostasis)破坏而发生的内环境紊乱和生命活动的障碍。在多数疾病中，机体对致病因素所引起的损害发生一系列防御性的抗损害反应。内环境的紊乱、损害和抗损害反应，表现为疾病过程中各种复杂的机能、代谢和形态结构的病理性变化，这些变化又可使机体各器官系统之间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发生障碍，从而可以引起各种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特别是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和劳动能力的减弱甚至丧失。应当指出，不是所有的疾病都有症状、体征和社会行为的异常。例如，早期的动脉粥样硬化、早期结核病，甚至早期癌症，都可能没有相应的症状和体征。这些早期疾病，只有在仔细地检查时才被发现。随着科学的发展，疾病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充实。
由上可知，健康和疾病的概念是在不断发展着的，尤其是疾病的内涵，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新检测手段的不断出现还在进一步扩展中。因此，健康和疾病的概念具有相对性，由此则亚健康状态的内涵和外延也具有相对性。亚健康状态的内涵丰富，外延广泛。可以说，健康概念的范围有多大，亚健康状态的涵盖范围就有多大;疾病和病症谱涉及领域有多宽，亚健康状态谱的涉及范围就有多宽。因此，对亚健康的界定必须以发展的眼光来审视。
12对目前有关亚健康状态几种观点的思考
目前对亚健康状态的理解可归纳为以下几种观点：(1)低质状态论：有学者[3-4]认为，所谓亚健康状态是指人的身心处于疾病与健康之间的一种低质状态，机体虽无明确的疾病，但在躯体上、心理上出现种种不适应的感觉和症状，从而呈现活力和对外界适应力降低的一种病理生理状态。这种观点揭示了亚健康的本质，体现了亚健康的共性，但个性化的阐释不够，范围笼统而不深入，临床研究不易操作。(2)个别系统功能紊乱论：有学者[5]认为亚健康状态是由于心理、社会、生物诸因素导致机体的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免疫系统整体协调失衡和功能紊乱而致。这种观点已触及到相关的系统，范围较为具体但不全面。(3)综合征论：此种观点[6-7]是把国际上相对正式命名的综合征等同于亚健康状态。如更年期综合征、慢性疲劳综合征、不定陈述综合征等。此种观点临床易于把握，但内涵不足，有以偏概全之嫌。(4)中医“未病学”论：此观点[8-9]把中医“治未病”思想和现代医学的“亚健康状态”联系起来。中医学中的“未病”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亚健康”，但二者在内容上存在着层次上的涵盖。“亚健康”是“未病”四态(健康未病态、潜病未病态、欲病未病态、传变未病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此观点对中医治则的确立有较强的临床指导意义，但在具体辨证方面又显简单化和概念化，研究不够深入。
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各有优点，但亦均有不足。亚健康状态、健康和疾病统属同一内涵，研究亚健康状态就如研究疾病一样，应具体化，避免抽象化、概念化，要体现亚健康状态的动态化特点，避免对其进行机械地静止地研究;应意识到人体不同系统的不同疾病具有其各自的病前状态或潜状态，也就是各有其不同的亚健康状态表现。只有这样，研究才能有的放矢。而目前的研究现状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同样，中医学对亚健康状态的研究，很多文献亦只是笼统地把亚健康状态分为几种中医证型进行辨治，即使是做一些量表的研究(很有必要)，也只是把亚健康作为一个系统去研究，却很少把它作为某一系统的病前状态去具体地研究细化。这样研究就不可能深入，也就不能取得较为满意的成果。这也是目前中医界在研究亚健康方面遇到的一些困惑。多数文献及相关亚健康的学术会议停留在探讨“亚健康状态”的概念上，真正解决有关亚健康状态的实质性问题的学术文章却乏善可陈。事实上，在临床工作当中，有较多的功能性疾病(轻微)均可包含在亚健康范围之内。各个系统的病前状态(亚健康状态)按中医辨证分型，则各有其独特的临床表现。故结合人体各系统来研究亚健康状态的中医证治，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对提高临床疗效更具有实际意义。以下试以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为例来阐述此观点。
2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证治
中医学认为，“阴平阳秘”则人体处于一种健康状态，若气血失和，阴阳失调，脏腑功能紊乱则可导致病证的出现。这些病证相当于现代医学的亚健康状态。笔者认为消化系统本身就有其独特的亚健康状态，如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胃肠功能紊乱等，这种消化系统的亚健康状态当属于中医的脾胃病证。根据中医脏腑(脾胃)理论，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的病因病机、诊治原则及方法特点如下：
21证型以肝胃不和常见，治则以调达气机为主
在长期医疗实践中发现消化系统的亚健康状态(脾胃功能失调)以胃脘疼痛这一临床症状较为常见。证型以肝胃不和型为多见。临床可见胃脘胀痛，痛窜两胁，遇怒尤甚，嗳气频作，嘈杂吞酸，排便不畅，善叹息，舌淡红，苔白，脉弦。现代社会节奏加快，人们心理负担加重，长期郁闷不畅，肝气不疏，横逆犯胃，胃失和降，继而出现肝脾不调、肝胃不和、肝胃郁热及脾胃气机逆乱等一系列肝胆脾胃病证。所以笔者认为该“病”的发生与气机通降失常关系密切。因此，调达气机，疏肝和胃通降是治疗胃脘痛之关键。方剂以经方四逆散加减为主。四逆散(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组方精妙，药简力专，为通达降逆之首选方。但笔者认为应易白芍为赤芍，因白芍味酸性敛，对胃酸分泌过多所致之胃脘痛，白芍不如赤芍清热通达之力，且赤芍具杀灭幽门螺杆菌的功效。若兼有大便秘结，酌加莱菔子、白术等，白术用量宜在20g以上才具有通便之效;嗳气频频，加用丁香、柿蒂通降上逆之胃气;日久郁热，加用蒲公英、佩兰、滑石清热以通降;燥热伤阴，酌用石斛、麦冬、知母之类滋润以通降。
22岭南以脾胃湿热型多见，清浊安中以通为先
广东地处南方，气候炎热、潮湿多雨，且岭南人多喜食用海鲜品，其体质多属“阳热质”。除此之外，幽门螺杆菌感染、口服某些药物亦可引起脾胃湿热证，因此该地区脾胃湿热证型明显高于内地。临床资料统计也证实这一点[10]。这是岭南脾胃病证的一大特点。治疗时应在清热化湿过程当中，尤重祛湿理气。原因如下：(1)湿性粘腻停滞，易滞留体内，胶着不化，使病势缠绵不解。(2)湿热交混，遂成蒙蔽，湿开则热透，湿去则热除。(3)湿性重浊粘滞，易闭阻阳气，阻滞气机运行，湿郁可以化热，可见湿热的形成与胃腑失于通降有密切关系。气机通达则湿热可去，胃腑可复通降之职，故当以理气为首务。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根据临床实践研制了“清浊安中汤”，该方由白蔻仁、藿香、佩兰、茵陈蒿、黄芩、薏苡仁、法半夏、厚朴、乌药、佛手、郁金组成。其中白蔻仁辛散温通，行脾肺气滞，化上中二焦之湿;藿香、佩兰芳香清透，解表里之湿;黄芩、茵陈蒿苦寒，清热以祛湿;薏苡仁甘淡，健脾而渗湿;法半夏辛温燥湿;厚朴、乌药运转脾胃气机，佛手、郁金疏肝解郁，条达气机，四药行气以化湿。此方将芳香化湿、淡渗利湿和苦温燥湿熔为一体，数药合用，均不离祛湿之宗，行气为先，共奏祛湿清热、行气健脾之功。若湿热阻滞肠道，腑气不通，酌加槟榔、木香、枳壳;若热邪偏甚，常佐以蒲公英、白花蛇舌草、栀子等清热之品。
23脾胃虚损型纯虚者少，补中兼疏为正法
脾胃虚损型中，因脾胃虚弱导致的胃脘不舒是临床常见之症。健脾益胃是常用治疗原则。但临床用药常不拘泥于补法。尤强调补中兼疏，以通为用。对于气虚证，我们认为胃气一虚，气机不运，饮食不消，故而虚中必夹实滞，临床上纯虚证并不多见。因此一味滋补更易使脾胃呆滞，运化不利，使实滞愈甚，虚则愈虚。治疗此类病证以四君子汤为基本方，酌加疏肝理气、祛湿除痰、化积清热之品，往往可取得满意疗效。如气滞明显，加用砂仁、佛手、枳壳;夹杂痰湿可用法半夏、薏苡仁、扁豆;食积可用鸡内金;夹热可用蒲公英、白花蛇舌草等。对于阴虚证，也反对一味滋阴，以防碍胃之嫌，故以行气之味以助其通降。因此在运用太子参、石斛、知母、麦冬等甘凉濡润之药益养胃阴的同时，酌用佛手、柴胡行气，赤芍、郁金活血化瘀以助阴液之来复。
消化系统(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的治疗多采用疏肝降逆、清热利湿、滋阴补虚之法，其治则充分体现了“胃以通为顺”、“以通为要”、“以通为补”的学术思想。
24结合胃镜微观辨证，诊治更有针对性
笔者通过临床观察发现，处于亚健康状态的患者，不管有无临床症状或体征，通常都能在舌诊、面诊、脉诊、耳穴诊方面出现病理征象，因此中医的体征如舌象、脉象、面色等在亚健康的中医诊断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随着现代诊断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中医四诊和辨证方法已突显出其在整个诊治过程的不完整性和局限性。中医望诊中的舌诊在诊断消化系统的亚健康状态方面具有重要地位。我们在继承传统辨证方法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充分结合现代电子胃镜下胃黏膜的形态学变化，使中医的望诊微观化，注重对胃镜下胃黏膜组织形态学的辨证，提出了以证型为纲，黏膜形态特点为目的辨证思想，并把这种思想溶入到整体中医辨证体系当中，使诊断更准确，治疗更具有针对性。宏观辨证与胃镜下的微观辨证相结合，辨证与辨病相结合可成为诊治脾胃亚健康状态的重要特色。如肝气犯胃证可见胃黏膜充血、水肿、点状糜烂出血;肝胃郁热或脾胃湿热证多见胃黏膜色泽偏红，湿热夹瘀证多见黏膜附着黄绿胆汁，Hp感染阳性，黏膜偏暗，胃内分泌物粘腻秽浊等特点;痰湿内停证多见黏液呈清水状;脾胃虚弱证可见黏膜色泽淡白或苍白，胃蠕动无力、缓慢，幽门关闭障碍等;气阴两虚证可见黏膜变薄并可透见毛细血管网，分泌物减少，黏膜干燥等特征。诸如此类，均是我们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的总结和发现。
对中医脾胃亚健康状态的治疗，提倡辨证用药与辨病用药相结合，辨证治疗与病机发展不同时期用药相结合，有的放矢，这已成为提高疗效的重要途径。如胃蠕动减慢，可酌加槟榔、枳实、枳壳等;幽门开放不畅，逆蠕动增多，多使用丁香、柿蒂或旋复花、代赭石等;胆汁反流明显，多选用疏肝利胆药(如郁金、柴胡)，同时可选用清热利湿药(如滑石、佩兰、茵陈蒿等)以改善黏膜炎症。再如对胃内容物呈大量清稀水样的患者，可在辨证治疗基础上酌加茯苓、桂枝、白术等;对胃黏膜萎缩的治疗临床结合患者的辨证多选用益气养阴、活血化瘀、清热利湿之品;对Hp感染阳性患者，多选用蒲公英、黄连等清热解毒之品。但必须指出的是，根据中药的现代药理特点选用单味中药的前提是以整体辨证用药为基础，如此方不至于陷入单纯中药西用的泥淖。
综上所述，中医学中与亚健康状态诊治相关的内容较多，在诊断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治疗手段也丰富多彩且疗效卓著。对亚健康状态的中医治疗，我们应以现代医学的各个系统为基础，结合中医辨证进行治疗，以提高亚健康状态治疗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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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7
准确确立学科的逻辑起点,是一门学科科学化的标志。只有确立了逻辑起点,全部理论才能从起点开始逐步展开。正如潘懋元教授所说:“学科的科学理论体系,一般认为首先应当确定它的逻辑起点,从逻辑起点出发,借助逻辑手段,按照学科的内在规律,层层推导,逐步展开,……构成严谨的逻辑系统。”[1]因此,逻辑起点是出发点,是整个体系的关键。我们找到了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就可以对治安学的整个理论体系进行再思考,从它的逻辑起点,进而引出一系列治安学范畴,并将其科学地组织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学科系统。
一、学科逻辑起点的确定
关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黑格尔早在19世纪就已进行了专门的论述,他指出:“要找出哲学中的开端,是一桩困难的事。”[2]51在哲学思想史上,黑格尔第一次较为全面地论述和运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值得批判地吸收的深刻思想。但是,由于受唯心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制约,他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成功地解决逻辑起点问题,是马克思在其《资本论》的创作过程中实现的。马克思在确定《资本论》的逻辑起点时,批判地吸收了黑格尔关于逻辑起点理论中的合理因素,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外壳,把商品作为《资本论》的逻辑起点。但这一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形成经历了劳动→价值→商品三个阶段。至此,诸多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经艰苦探索但始终未能正确解决的问题才得到了科学的解决。由于准确地确立了逻辑起点,从而使《资本论》这部著作具有了严格的科学性和严密的逻辑性。归纳两位前辈的观点,我们得出逻辑起点的规定性包括以下五个方面:一是逻辑起点必须是整个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根据和基础;二是逻辑起点应该是整个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的范畴;三是逻辑起点体现着研究对象最本质的规定性;四是起点与终点是辩证统一的;五是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是一致的。有了以上关于逻辑起点的规定性,寻找治安学的逻辑起点就有了一个指导性的原则方法。我们对研究对象的种种复杂现象形态进行抽象,使抽象出来的范畴符合逻辑起点的上述五条规定性,就可以从大体上把握该门学科的逻辑起点了。笔者认为,治安学学科的逻辑起点乃是“秩序”(类似英文中or-der)。其理由是:
第一,秩序是整个治安理论体系得以展开、赖以建立起来的客观依据和基础。从各位学者给治安所下的定义中不难看出,其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基础性的东西,这就是秩序。翻开各类有关社会秩序的学术著作查阅“秩序”这一概念的本源,“秩序”一词在汉语中是“秩”与“序”的合成,古汉语中这两个词都含有常规、次第的意思。《诗•小雅•宾之初筵》曰:“是曰既醉,不知其秩”。[3]2099这里的“秩”是常规的意思。《周礼•春官•肆师》曰:“以岁时序其祭祀。”[3]1022这里的“序”是次第的意思。“秩序”作为独立的词语,较早地见于西晋文学家陆士衡的《文赋》一文,其中写道:“谬玄黄之秩序,古腆认而不鲜”。[4]22这里的“秩序”是次序的意思。“秩序”一词在现代引申为“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5]“秩序”在英文中意为“order”,即指有次序、顺序、有规律的状况。中国和西方的一些知名学者对“秩序”在其本义的基础之上,都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丰富了“秩序”的内涵和外延。如中国的思想家荀子在建构社会秩序的治国方略上提出了“礼法并举”的治国思想;墨子为达治避乱提出了“兼相爱,交互利”的思想。再如西方的思想家柏拉图在探讨“秩序”时认为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一定要有次序;二是这个次序不能混乱。亚里士多德从对社会政治秩序的探讨中阐述他的秩序观,认为秩序就是和谐,一方面,公民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控制和管理,另一方面,国家要赋予公民权利。从这些思想家对“秩序”的理解不难看出,都是围绕着国家长治久安而提出的见解。也就是说,秩序是确保国家和社会中的人、财、物等资源正常流动的前提;秩序是各项社会活动得以有序、科学、合理实施的基础。“它不可以任何东西为前提,……不以任何东西为中介,也没有根据;它本身即是全部科学的根据。”[2]54秩序潜在地包含着治安理论体系所有的丰富的内容、形式、范畴、规律和概念,包含着整个体系的全部信息量。整个体系的丰富内容从开端出发的逐步展开,也就是作为逻辑起点的最抽象范畴中潜在的丰富内容的展现。
第二,秩序也是整个治安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最抽象的东西。所谓最简单,是指不能对它再进行分割,而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出来;最直接,即指“无规定性的单纯的直接性”;[6]最抽象,是指从具体事物中抽取出来的相对独立的东西,它可以作为本门学科的最基本范畴,本门学科的其他概念均可以通过它加以说明。治安体系中最简单、最直接的活动即是社会中人、财、物等资源有序的流动。它是整个治安体系中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东西,是无法对其再进行分割的东西。同时,秩序也是最抽象的东西,它无任何具体的规定性,而是从各项具体的社会活动中抽象出来,普遍适用于治安活动的各个方面。
第三,秩序是治安的本质。逻辑起点是撇开客观事物种种复杂的现象,抽出对象的本质属性而形成的。它最大限度地撇开了各种个别的偶然的现象形态,从本质出发构成其内在联系,从客观事物的本质上揭示种种现象。治安的本质就是指治安自身内在的必然的规定性,即根本属性。从关于治安的界定和内涵分析出发,笔者认为,治安的根本属性是秩序,其主要目标有三:一是国家稳定;二是社会和谐;三是人员有序。也就是说,治安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与其它一切社会活动相比,其特殊之处在于它是一种秩序维护。治安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治安的目标。为了实现目标,开展一系列的秩序维护活动,并在这些秩序维护活动中形成一些特定的规定性,这样才能使社会中的各种活动得以有效、有序地进行,进而达到预期的目的,实现既定的目标。
第四,秩序体现了治安体系中逻辑起点与终点的辩证统一。黑格尔认为,有起点就必须有终点,终点是起点的目的,起点在终点中实现,这样它才是现实的起点。马克思在资本循环论中这样认为:“每一点同时表现为起点和终点,并且只有在它表现为终点的时候,它才表现为起点。”[7]从起点的个别(具体)到终点的个别(具体),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经过一系列的过渡、转化,呈现为螺旋线,是不断扩展的曲线;一个过程的起点同时又是另一个过程的终点,起点和终点是统一的。治安活动始于对国家、社会和人的秩序维护,其结果表现为国家、社会、人在整个治安体系中合理、有序、安全的发展,这就是秩序作为治安体系的逻辑起点,体现了起点与终点的辩证统一。作为终点的秩序是起点的目的,作为起点的秩序在终点中实现。从起点的秩序到终点的秩序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不断扩展的曲线,一个治安过程的起点同时又是另一个治安过程的终点。#p#分页标题#e#
第五,秩序体现了治安理论的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统一。一门学科的逻辑起点还应该是本门学科所反映对象的历史起点。在科学理论上作为开端的东西,其在历史上也是最初的东西,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8]因此,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统一,从根本上说是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的正确体现。根据已有的对治安发展史的审视,最早的治安现象出现于人类社会的早期———原始社会,是安全劳动和安全生活的产物。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以血缘氏族为单位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劳动,获得的产品在氏族内部分配,共同消费。在氏族内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秩序靠有威望的长者、氏族首领或者公共舆论维持。在由若干氏族联合起来的部落(公社)里,偶尔发生争议和殴斗等冲突事件时,则由氏族的首领或者由氏族首领们组成的“部落联盟议事会”(部落酋长会议)负责调停处理。在部落联盟中,已有管理秩序、调停纠纷、维持安全的职能。司马迁说:“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9]25虞舜时期,已有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秩宗、典乐、纳言等九种“官”。其中,由名叫契的人担任司徒,负责教化人民,维持公共秩序。随着国家的出现,为了调整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关系,维持前者的统治秩序,以部落联盟议事会转化为贵族们的议事机关为前提,国家这个阶级统治的机器便产生了。这样,维持社会秩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作为国家管理职能一部分的治安管理职能也随之产生了。[9]26古代原始氏族社会没有治安管理,但有对公共安全、秩序等事物的管理。[9]27这种简单的原始分工无疑就是一种治安现象,国家使社会中人、财、物更加有序化。因此,就治安活动的历史起点来考察,根据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的一致性原理,将秩序作为治安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有充足理由的。
二、学科范畴推演
范畴是对认识对象整体某一侧面、方面的规定性,而认识对象整体在横向上总是由不同的侧面或方面构成,也就是说,在同一认识对象整体中存在着不同类型的范畴。那么,在进行一门学科范畴推演之前,必须首先明确这样一个问题,即在逻辑起点范畴的引导下以哪一类范畴作科学理论的开端。辩证思维基本范畴是反映每个客观事物都具有的一般规定性的思维形式。[10]162也就是说,把最抽象的基本范畴作为范畴体系的开端,随之安排较为具体的范畴,然后安排更为具体的范畴,最后,以把握客观事物一般本质的最具体的范畴作为基本范畴体系的终点。因此,治安学学科体系从横向上推演,要以辩证思维基本范畴的逻辑推演为基础。由于事物的发展总是从简单到复杂,从较为模糊的状态上升到越来越具体的状态。由于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事物的发展总表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因此,从纵向上看,认识对象整体又存在着不同层次的范畴。对治安学学科体系进行范畴推演,正是沿着横向和纵向两条路径来展开。
(一)横向推演
在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指导下,对治安的认识必定要从现实中各种存在着的简单的治安现象入手,才有可能在对这些简单的治安现象进行综合分析的过程中认识到作为治安整体的本质。亚里士多德指出:“于认识而论,我们对每一事物之充分认识必自本体始,例如,人是‘什么’?火是‘什么’?然后再进而及其质、量或处,我们必须先认识其怎是,而后可得认识质或量等每一云谓之所以为是。”[11]在这里,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认识发展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是“之所以为是”,即万事万物存在和运动的原因,这是本质论范畴要回答的问题。日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武谷三男在回顾量子力学发展过程时指出:“我们首先必须了解对象是什么系统,即要了解是由什么物体构成的和处于哪种相互作用之下。然后再依量子力学去了解表示它的行动的‘状态’。”这里所说的“了解是由什么物体构成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在论要解决的问题;而系统“处于哪种相互作用之下”,则属于本质论要回答的问题;最后依据“量子力学去了解表示它的行动的‘状态’”,即现实论所要说明的问题。他把人对自然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步是描述现象和实验结果、搜集现象知识的阶段,称之为现象论阶段;第二步是了解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据此整理关于对现象的描述,以获得规律性,称之为实体论阶段;第三步是进而深入实体的本质的阶段,即以相互作用说明产生现象的规律的阶段,称之为本质论阶段。[12]这是一个从个别、经特殊、上升到一般的认识过程。从现象到本质,再从本质到现象,循环往复,每一循环都使人类认识进入更高级的阶段,这是个人类认识发展的无限过程。在研究治安学学科体系时,我们可以进行以下推演:第一步,描述治安现象和搜集治安现象知识,这是治安现象论阶段;第二步,了解产生治安现象的实体结构,据此整理关于对治安现象的描述,以获得规律性,这是治安实体论阶段;第三步,深入认识治安实体本质,即以相互作用说明产生治安现象的规律,这是治安本质论阶段。也就是说,在认识治安学学科体系的过程时,我们可以从横向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即治安现象范畴、治安实体范畴和治安本质范畴。这三类范畴在逻辑上有一定的先后顺序,顺序的确定遵循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原则。
1.治安现象应该摆在本组范畴之前众所周知,现象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本质是事物的内部联系和根本性质。它们确实是同时存在的,理应不分前后。但人们认识和把握事物时,是先认识和把握现象,然后透过现象去认识和把握本质的。曾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13]事物的现象是丰富多彩、十分复杂的。它不仅是表面的、片面的、个别的,而且是多变的、易逝的、生动的,还包含着假象。它具有局部性、多样性、偶然性。事物的现象尽管如此,但都可以为人们的感官所感知。现象不论是真像还是假象,都正面地或反面地表现着本质,但与本质并不直接合而为一。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如果现象形态和事物的实质是直接合而为一的,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事。”[4]科学研究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既然如此,现象就不应该放在后边,而应该摆在前面。#p#分页标题#e#
2.治安实体是治安现象与治安本质之间的中介治安实体处于治安现象与治安本质之间的中介位置上,是不可缺少的中间环带,起着中介作用,把治安现象和治安本质联系起来,使治安现象认识向治安本质认识过渡。按照武谷三男的意见,实体指的是“产生现象的实体结构”。这可以理解为表征事物内各要素的组合方式、结合方式的范畴,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事物内在关系中相对不变)和有序性(有一定规则,表现为一定的方式,受一定的规律性支配)。[15]3.治安本质应该放在本组范畴之后本质是事物的根本性质,它不仅相对平静、相对稳定,而且单纯、深刻,深藏在事物内部,即在实体结构之中,人们不能凭感官直接感知,而只能通过抽象思维才能认识和把握。列宁指出:“人的思想由现象到本质,由所谓初级的本质到二级的本质,这样不断地加深下去,以至于无穷。”[16]“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16]因此,理应把治安本质放在本组范畴的后边。
(二)纵向推演
运用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了确定的逻辑起点“秩序”,就从千头万绪中找到了头,治安学学科的不同层次范畴的纵向推演就能顺利地、合逻辑地展开,并能得到充分地阐述。层次是整体与部分关系的展开。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到层次的推演是个矛盾统一体的分化过程。层次是比整体与部分关系更加具体的范畴。它从纵深方向展开了整体与部分之间互相隶属的无限层次的系列。[10]治安学学科不同层次范畴的纵向推演合逻辑地展开。在这里,“合逻辑”的核心含义是推演的结果必须正确反映治安学学科体系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完整思维过程。这个“核心含义”同时也决定了我们的推演不能以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为蓝本进行简单的类比,因为不同的社会现象有着不同的发生机制和不同的发展轨迹。
1.对治安现象的推演
“治安现象是指由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造成的能够妨害以治安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公共安全以及个体的生命、财产安全的社会性事件及其表现形态。治安现象作为社会性事件,其实体内容是社会群体与个体的人身伤亡和物质财富的非常态损失。”[17]“治安现象是一定阶段上的一定地点和时间所表现出来的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的总和。”[18]由以上两个概念我们可以看出:治安学所研究的治安现象的核心和实质是治安现象发生的背景、过程、方式、结果、趋势等范畴中的人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相关领域的运行状态,同时也说明治安学具体指向的事物是客观存在且不断发展的各种自然与人为的治安问题和社会治安秩序的现实状态。[17]因此,治安现象包括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治安问题。“治安问题是社会矛盾和冲突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殊现象,是宏观社会环境和微观社会环境的消极因素改变或破坏社会系统平衡现象,使一个或若干个系统关系变量发生突然或意外的混乱,是对社会的严重危害。”[19]由此概念我们可以分析出,治安问题是一种客观存在,这种客观存在的主导因素是秩序稳定发生变化的结果,同时也反映治安现象产生的原因和结果,又为研究治安现象提供客观依据。那么,拿原因和结果这对范畴来分析治安问题,就成为治安学中极其重要的方法。列宁说:“自从‘一切事物的联系’、‘原因的链条’的观念产生到现在已经有数千年了。比较一下在人类思想史上人们是如何理解这些原因的,就会得出无可辩驳的确凿的认识论。”[16]确实,没有因果观念,我们连最简单的两件事也联系不起来,更谈不到正确运用因果联系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因此,想要弄清楚治安问题,必须从治安原因和治安结果两方面的互动关系中,找出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结点,查清治安问题的发生机理,有针对性地采取应对措施,消除产生治安问题的条件及其相关因素,实现社会稳定。
第二个层面:治安秩序。逻辑起点秩序是事物内在矛盾运动的外在形式,属于现象形态范畴,治安秩序也属于治安现象的形态范畴。治安秩序也是社会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9]秩序不仅存在于自然界,也存在于人类社会。人既是自然动物,更是一种社会动物,人类社会是有序运行的。人类社会的有序性还表现为人们在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中行为的有规则的重复性和再现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社会秩序就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它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它在人类社会行为关系中生成,并推动着社会关系的正常运行。当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制度和规范调整状态的时候,我们则称这种状态为社会的有序状态,或者称社会的秩序状态。[4]那么,治安秩序是指符合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并由具有社会安定和公共安全内容的法律所规范的客观状况。[9]由此,我们可以推演出治安秩序所包含的一个层次,即治安规范,或称治安规则。治安规范是治安管理中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行为规则的总称。治安规范构成了治安管理中必不可少的基础,它是治安秩序的内容与核心。在治安管理中,治安主体只有在治安规范明晰的前提下,才能避免利益冲突和社会紊乱,保持有序的社会状态,防止治安主体在利益的驱动下随意发展。正是治安规范所具有的这种凝聚力,将各种事物团聚在一起,形成治安秩序。“没有行为准则的社会是无法生存的。行为准则使我们免于那种可怕的、惟我独尊的无政府状态。”[20]但是,“社会必须具备某种作用机制,使统一的社会机制为各种社会主体及其成员所遵从。任何社会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规则,因此也需要一定社会控制。”[4]治安规则也一样,也需要一定的治安控制。那么,治安秩序的另一个层面就是治安控制。治安控制是治安权威对社会进行的治理。治安控制与治安规范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治安控制是通过各种途径、形式和方法维护治安规范的过程。治安规则的意义在于对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之间关系进行界定和规范,而治安控制是运用公共权力在公共利益领域使治安规范发挥效力,从而保障社会生活的有序状况。治安控制通过促使治安客体了解治安规范,对违背治安规范的行为进行制裁和处置,把治安管理中各种冲突和矛盾保持在“秩序”许可的范围内。
2.对治安实体的推演
理解治安实体的内涵,核心在于对“实”与“实体”有一个准确的认识。《吕氏春秋•审应》载:“取其实,以责其名。”《后汉书•黄琼传》载:“盛名之下,其实难副。”[21]由此可见,“实”即事实、实际,与名相对。“实体”,是一个哲学名词。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已使用过实体一词。比如,王夫之以一切“对立之物”“皆取给于太和氤氲之实体”。[22]近人把实体用作希腊文ousia和拉丁文Substantia的意译。在西方哲学史中,实体一般指万物的基础。[23]当我们借用哲学语言来表述治安学概念时,“实体”自然就成了具有实际内容的构成事物基础的治安主客体权利义务的综合。治安实体可分为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两个层面。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但是两者所处的地位不同。在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相互关系中,治安主体是治安客体对象的承担者、发动者;治安客体则是治安主体活动的对象,是受动者。在治安主体和治安客体相互作用中,治安主体是矛盾的主导方面,治安客体处于次要方面。治安主体能动作用的最基本特征是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但它不能摆脱治安客体的影响和制约。治安主体要想对治安客体产生作用,或者治安客体要想对治安主体产生影响,必须有一个中介。权力是主体对客体的一种影响力和控制力。[24]也就是说,治安主体作用于治安客体,是以权力作为中介的。国家赋予治安主体的权力越大,治安主体的能动性就越大,作用于治安客体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就越强;同时,治安客体的反作用力越大,制约治安主体的作用也越强。所以,通过权力这个中介,就可以界定治安主体范围。权力的基本要素是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权力总是存在于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的相互作用之中。所谓权力主体,就是那些在权力系统和权力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起主导作用的要素。它是权力的基本载体,是权力的主导方面。权力主体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权力系统中的最基本层面,也是权力关系中的最小单元———个体的人,如公民、政治家、领导者、领袖等,是权力的主要载体。第二层面是人的集合体———群体,如政治组织、宗教组织、社会团体、政党、阶级、阶层和各种利益集团等,是权力的基本载体。第三层面是国家政权及其公共权力的附属物,如政府及其军队、警察、监狱、法庭等等。它们以社会的名义,运用特殊的强制力量,发挥着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职能,是统治者支配和控制社会最强有力的工具,是权力最重要、最集中的载体,也是最典型、最规范的权力主体。[24]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将治安主体分为:治安管理人员、群众性治安保卫组织和治安管理机关。对于治安客体范围的界定,内容丰富。有学者认为,人、地、物、事是治安管理的对象;[25]有学者认为,是“由危害社会治安的特定人、特定物、特定事和特定场所的时间、空间诸要素构成并表现出来的”;[26]有学者认为,是“被治安法规规范的,由公安机关及其人员实施治安管理的社会关系,具体可以从人、地、物、事去加以分析和研究”。[27]但是,权力客体是在权力系统和权力关系的各种要素中受支配的那些要素,是权力关系中的被动体和权力主体的作用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平民百姓”和“下级”、“下属”等等,都是典型的权力客体。权力客体虽然是权力关系中的次要方面,但并不是可有可无,而是不可或缺。它与权力主体相辅相成,与权力主体共同构成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如果没有权力客体,就无所谓权力主体,正如没有阴就没有阳一样,两者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依据和前提。同时,权力主体和权力客体不仅互以对方作为存在的前提,而且可以互相转化。例如,作为权力主体的某一集团或某一人,在某种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下,可能会转化为权力客体。反过来,作为权力客体的某一集团或某一个人,在另外的时间和空间下,也可能会转化为权力主体。也就是说,权力主体与权力客体角色的划分只是相对的。[24]按照上述标准,我们可以将治安客体分为:自然客体、社会客体和精神客体。#p#分页标题#e#
3.对治安本质的推演
逻辑学认为,事物的本质集中体现在事物的概念上。逻辑学同时又规定了确立事物概念的方法,即下定义。定义是揭示概念内涵的逻辑方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就是用精炼的语句将这个概念的内涵揭示出来,也就是揭示这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的特有属性或本质属性。[28]那么,如何给一个概念下定义呢?逻辑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成的公式:被定义概念=种差+邻近的属概念。用这种方法给概念下定义时,首先是找出被定义概念邻近的属,确定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对象属于哪一个类。列宁说:“下‘定义’是什么意思呢?这首先就是把某一个概念放在另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里。”[29]然后把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种对象同该属中的其他种进行比较,找出被定义概念所反映的这一种对象与其他种之间的差别———种差。[28]从这个公式中,我们基本明确了探讨治安本质范畴的两个视角,即公式中等号右边的“种差”和“邻近的属概念”。所谓“邻近的属概念就是直接包含种概念(亦即被定义概念)的那个概念,或者叫直接的上位概念”,亦称属性。所谓种差是指“被定义概念的本质属性与同一属概念之下并列的诸种概念的差别”。在逻辑学中,种差的确定被认为是下定义过程中“最重要的一步”。[30]事实上,这也是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以来始终制约我国治安学本质研究取得进一步突破的瓶颈。笔者认为,要确定治安学的定义,至少应从两个层面入手:
第一个层面:确定治安学的属性。从人类进化的历史看,是先接触自然,利用自然;然后才结成社会,从事社会活动。从人类活动的内容看,总是先有开发利用自然的活动,然后才有必要和可能去研究围绕这些开发活动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从逻辑关系上说,应当是先有自然科学———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知识,后有社会科学———社会活动(包括阶级斗争)的知识。[31]从前文对治安的定义和治安学研究对象的审视来看,治安学属于社会科学,已获得学术界的认同。那么,治安学到底属于社会科学下的哪一类学科呢?根据我国现行学位专业目录,所有学科归并为12个门类,即理、工、农、医、文、史、哲、教、经、管、法、军。这12个门类可归并为两类自然科学和三类社会科学。两类自然科学:一是认识自然知识的总结,构成基础科学,也即学位目录中的理学;二是改造自然知识的总结,构成技术科学,包括农学、工学和医学。三类社会科学:一是组织物质文明建设知识的总结,包括经济学和管理学;二是文化建设知识的总结,构科学,包括文学、历史学、哲学和教育学;三是解决社会冲突(包括阶级斗争)知识的总结,包括法学和军事学。[31]从以上的分类来看,治安学不是属于法学就是属于管理学。但是,治安学虽然也研究法律规范,但是治安学只是将法律规范中与治安相关的规范作为重要的研究内容,法学不是治安学的主要内容。据此,治安学邻近的属就是管理学。从前文对治安现象和治安实体的推演的内容来看,治安主体为了治安客体的安全,通过对治安问题和治安秩序的研究,运用权力这一手段,作用于治安客体,最终目的是确保治安客体的安全,这个过程是个管理过程。
第二个层面:找出治安与同一属概念之下并列的诸种概念的差别。目前,治安这门学科有三种名称:治安管理学、治安行政管理学和治安学,三者有本质上的差别。首先,治安管理学和治安行政管理学的区别。有学者认为,治安管理学的全称是治安行政管理学,是以研究治安管理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为内容的科学。[32]这种认识有失偏颇。我们可从行政和管理定义入手进行分析。一般认为,行政(administration)指的是服从指令和服务;管理(management)则指:(1)取得某些成果;(2)取得这些成果的管理者的个人责任。[33]行政与管理不是同义词,它们在同一部门的应用也是不一样的。行政是服务公众的一种活动,公务员执行别人下达给他的指令。这里涉及的是程序,是将政策转变成行为。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8
关键词：结构功能主义;系统;体系;利益
政治体系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涉及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各个层次。比如中国的传统文化，从一般的练功、传教形成政治斗争，通过“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乡音无改等都形成紧密相连的社会网络。虽然阶级意识淡薄，但也会形成工会组织，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看出通过整合一体化发展，政治结构功能主义不断趋于平衡甚至走向保守。阿尔蒙德的政治研究的理论基础正是结构功能主义，他指出：“政治学如果要有效的解释各类社会政治现象，而不论这些社会的文化、现代化程度和规模如何，就需要提出一个更加综合的分析框架。”
一、结构功能基本概念
阿尔蒙德作为政治结构功能主义的先驱，其在著作《发展中地区的政治》《公民文化》和《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决策》中多次阐释“政治体系这个概念可是人们注意到社会内部政治活动的整个范围”。政治体系作为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一个包括环境、输入、转换、输出和反馈等部分的系统。相互之间产生影响的角色形成结构，而相互作用的结构进而构成体系。政治体系就是要在自然社会不断运行的环境中提取可利用的资源，通过社会角色及其需要功能不同而分配利益，并且借用各种强制或说服手段来管制人民，为人类社会的正常和谐的生活秩序提供安全保障。当然政治系统的研究离不开政治文化，但是这里重点探讨的是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主义。结构具有多功能性，它是指在系统中发挥特定功能的组列，而作为行为结果的功能则会在系统中产生特定影响。
二、结构功能三个层次
政治结构所行使的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功能一般包括三个层次即体系功能、过程功能和公共政策。“我们确定政治体系的概念以及政治功能分类的方法，本身就意味着所有的政治体系都必须包括这些功能的发挥。”
1.体系功能：维持和适应
政治体系是为了能够有效提取资源、公平合理的分配利益、做到有秩序的管制人民、为国家和社会的长足发展提供安全保障。维持和适应是体系功能的重要体现，政治社会化、组织录用和政治交流等是体系的维持和适应功能在体系层次的表现。政治文化的形成、维持和改变是政治社会化的过程。给公民和精英人物传授政治技能，为公民灌输政治价值观念以及影响他们的政治态度，这些都是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所产生的作用，它们构成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政治文化一词表示的是特殊的政治取向，即对政治系统各个部分的态度，以及对系统中自我角色的态度。”利益集团和政党作为专门的政治输入结构，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法院作为专业化的政治输出结构，承担一定的政治社会化功能，而且家庭、学校、教会、共同体、同辈集团工作场所、政治组织以及大众传播工具等构成执行政治社会化功能的结构。政府职位和政治活动选拔人员，即选用人员来为角色提供刺激或担当各种角色，都是通过特定方式在政治结构中完成的。录用包括公民角色（顺从者和参与者）和精英人物的录用，它是决定政治资源拥有者的方式之一，其包括总统、国会议员、政党领袖、法官、纳税人等角色。注重出身门第和关系网络还是注重真才实干和能力绩效是录用标准的关键区别。体系中其他功能得以实施依赖于交流功能作用的发挥。而且各国或地区在传递信息方面都会有专业化的交流结构。如果政治交流结构能够自主，会形成既不受政府左右又不受特殊利益者控制的局面，从而为体系功能提供和谐平衡的发展环境。如果政治交流结构能够自主，会实现既不受政府左右，也不受特殊利益者控制，从而为体系功能提供和谐平衡的发展环境。
2.过程功能：输入转换输出
系统理论提出的输入、转换和输出是体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三个阶段。输入来自国际环境、政治精英人物和国内社会，其包括要求和支持，其中政治资源支持和服从性支持是支持的两个部分。在政治环境中，当公共议题转换为议程时，此专题才会进入决策层的视线，放在桌面上讨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就是主动调查，深入基层民众，也曾说过“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决策层的私人交际方式往往才会反馈出真实情况。首先，阿尔蒙德认为利益表达是社会成员或组织向政治体系提出要求的过程。利益表达属于过程功能，现代利益表达有专门的机构，利益表达的结构和方式受到政治文化、政治资源的分配及交流结构的变化的影响。在现代政治体系中，利益表达往往是通过利益集团和社团完成。难以逆转的独特的社会经济变化促进了政治体系的现代化，这些变化不仅增加了社会成员扩大政治参与和广泛表达政治要求的可能性，而且增强了为解决新问题而协调社会行动的能力。其次，各种利益要求接近于决策阶段，如果获得必要的政治资源的支持，各种利益要求必将发挥重大政策选择的功能，转变为政策要求。正如阿尔蒙德认为，“如果要维持人们对政权的支持，就必须把各种各样的利益有效地综合成一套有限的政策选择。”政府本身在制定重大决策之前需要进行利益综合，个别精英人物是利益综合的重要成员，从事利益表达的集团和组织需要综合成员的利益而从事利益综合。政党则是当代社会专业化的利益综合结构，竞争性政党在利益综合时要考虑到政党结构、选民、选举法以及决策机构等因素。而非竞争性政党也是利益综合机构，它可以专业化的提出政策选择并动员公民给予支持。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综合的困境在于反应能力远远落后于要求的能力。发展中国家可能的三种利益综合结构分别是：1、禁止竞争，由政府和中产阶级联盟推动经济发展，此外社会秩序由军人来维持，巴西最为典型;2、压制竞争，通过一党制文官政权或利用军人统治来促进社会发展，以韩国为代表;3、进行利益综合的社会动员，同时控制各种社会集团，比如共产党国家和墨西哥。最后，决策亦即政治过程的关键性阶段，它是指有效的政治要求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上升为权威性政策的阶段。政府则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机构，政府各机关之间的结构和程序上的差别决定了其功能的各异。“行政机构既执行和裁决政策，也制定政策;立法机构既参与制订政策，也参与执行政策（例如通过审查权来参与执行政策）;法院既裁决政策（即通过运用对立法的司法复审权），有时也制订政策。”
3.公共政策：（结果）
政策的实际作为、结果和反馈是政策层次。公共政策反映了有关政府部门所期望获得的社会结果和领导人所采取的可以取得这些结果的手段，也就是说公共政策是在政治过程中形成的目标。政治输出类型包括：提取、行为管制、分配、象征性输出。由于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被改变;政策与其外部环境的互动过程的复杂性，因此，政策意图与政策结果之间往往存在巨大差距。
阿尔蒙德认为，政治体系是一个整合的系统，各个层次的功能和结构都是互相依存和互动的，体系、过程和政策的动态平衡促进了体系本身的稳定。阿尔蒙德结构功能主义对政治体系履行的功能以及执行功能的结构进行了集中研究，分析和阐释了每个特定体系中结构和功能的相互关系，对于了解和把握各种政治现象之间相互的复杂关系提供有力帮助。它是当代西方政治科学领域中的重要研究方法和分析模式。结构功能分析为不同政治体系之间的共时性比较和同一政治体系的历时性比较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工具。“对于具体的政治结构及其同政治功能关系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来描述和比较各种完全不同的政治体系。”
由于阿尔蒙德的结构功能主义枝江政治生活简化为结构和功能的相互作用，有学者会质疑这样一种简化主义能否充分解释一切政治现象。但是，社会政治的稳定和秩序性正是一个均衡、整合的体系加以维持。而且体系中的每一个部分都对体系整体的生存、均衡和整合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结构功能主义也正是将政治生活看做了这样一个均衡整合的整体，从而为政治现代化提供了可能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2]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西德尼・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9
关键词：高校保卫新时期职能
高校保卫部门是高校党委和行政的职能部门，是公安、国安的基层组织，在成立初期主要以防奸、防谍、防火、防盗为重心开展工作，随着国内肃清反革命运动的结束，工作重心转移至校内的治安管理工作，政治保卫职能逐渐弱化。进入80年代，高等教育事业迅速恢复和发展，校园治安安全秩序管理任务日益繁重，中央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高校随之成立了治安综合治理组织领导机构，指导保卫部门开展治安防控工作。从这一时期起，保卫工作一直是以治安防控为中心展开的，政治维稳工作作为一种政治概念逐渐在人们的心目中淡化。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发展，国际国内形势的不断变化，高校保卫工作也不断受到新环境新问题的冲击和挑战，对高校保卫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一、新时期高校保卫工作面临的挑战
1.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
当今世界不太平，尤其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国际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的“和平演变”战略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台湾回归和中日关系问题，以及国际恐怖事件屡屡发生等等。作为信息触觉敏感、思想活跃激进的高校学生，很容易成为此类敏感问题的导火索，如未及时得到了解和疏导，极易引发不稳定事件。
2.不可忽视的国内问题
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其一是随着改革不断深入，由于利益问题，对改革诋毁的信息不断增多，很容易影响到对网络较为敏感的学生；其二是及国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宗教暗中勾结，进行宣传破坏活动；其三是涉及敏感问题和少数民族问题，少数人利用敏感日期、、、等借机制造事端，煽动不明真相的师生员工做出危及高校和社会安全稳定的事件；其四是毕业生严峻的就业形势也影响高校的安全稳定。
二、新时期高校保卫工作职能的变化和发展
面对这些变化，党中央明确提出，要求各级干部“切实负起领导责任，确保社会稳定”，会议提出“稳定、安全、灵活、多元”的工作思路，首要的问题就是“稳定”。高校作为国家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阴晴表”，其稳定工作更是重中之重。各高校普遍建立了维护稳定工作小组或者处置突发事件领导小组，组织学校党委、各院系党组织定期分析影响稳定的因素，积极采取措施，化解不安定因素。并且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网络信息化水平进一步提高，西方敌对势力对青年学生的渗透日益严重，使得维护稳定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促使高校保卫工作职能发生新的变化和发展。
1.工作内容上的扩展
传统的高校保卫工作是以治安防控为主体，以满足师生的公共安全需求为目标，侧重于解决以治安形势为主的校园安全问题，综合运用预防、打击、管理、控制等多种措施或手段，保证师生员工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在维稳工作纳入保卫部门工作范畴后，高校保卫工作又增加新的内容，包括：情况信息搜集研判、师生思想政治工作、意识形态引导、矛盾纠纷排查化解、防范和处理、心理健康教育等，扩展了侧重于思想意识和政治稳定方面的工作。如果说传统的保卫工作是针对直接影响师生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那么新时期保卫工作的对象则是一切包涵不安定的各类因素，包括思想、矛盾及行为。从内容上大大扩展了高校保卫工作的职能。
2.工作方式上的转变
传统保卫工作以治安防控为主要内容的特点，直接导致了其“以防为主、打防结合”的工作方式。以强制力作为后盾，通过打击的手段减少和遏制校园犯罪，维护校园秩序。后来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技防手段提高，高校保卫工作的防范手段也随之加强，但仍停留在技术层面。
而高校维稳工作方式更注重“防”和“控”。以情况信息的搜集分析研判和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为例，其工作方式就是在最大程度掌握工作对象信息的基础上，评估其思想状态及矛盾积累程度，通过研判、调解、排查化解等手段，从源头上消除不安定因素滋生的源头，将危险或者不稳定因素控制和遏制在思想层面，较之技术防控，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工作方式。
3.工作观念上的发展
在高校保卫部门成立初期，保卫工作属于公安经文保工作的一部分，兼有治安行政力量和刑事执法力量，主要从事对敌人实行，工作观念上主要以“打击”为主。后来，又增加了消防、交通工作的职责，工作中心开始从单纯以“打击”为主的治安防控工作模式向实施治安、消防、交通、政保综合管理的工作模式转移，形成了以管理手段为核心，“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工作方针。
近些年，随着人们维权意识和安全诉求的不断提升，传统观念与现有的理念不断发生碰撞，原有的工作思路与当前的工作实际已不再相适应。中央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仪式上强调“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社会管理的创新既不是简单强调态度的转变，也不能理解为简单的供给需求，而是强调公共服务的提供是按照人民的意愿，追求的根本目标是人民满意。新型的社会管理理念其核心不是“管理”而是“服务”，要在“服务中实施管理，管理中体现服务”。新公共服务理念所倡导的价值取向，正是新时期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发展方向和必经之路，在此指引下，高校安全保卫工作应以师生安全需求为导向，改变行政管理模式，逐步确立了“防范、管理、教育、服务”四位一体的工作思路，从而使安全保卫工作从原来单纯的与违法犯罪行为人打交道，过渡到将全校师生作为服务群体，使师生由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成为服务的主体，开创了高校服务工作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李玉萍.高校保卫工作面临的新情况[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
[2]邱青.新时期高校保卫组织建设与改革[J].保卫学研究，2004，（3）：6-9.
[3]王振铎.高校保卫工作概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4-91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概念篇10
1.层次结构
指导思想一般用一个自然段，分3个层次一气呵成。第一个层次是在规划中要贯彻的中央精神，包括中央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如党的十精神）、治水新思路以及对社会需求的响应（如小康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等），是一切工作的总纲，这在各种规划或领导讲话都能找到，比较容易一些。第二个层次是指导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治理的措施与手段，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常见的有：一是直接提出治理的措施和任务（如继续巩固和加强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对涉水事务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深化各项水利改革，不断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妥善处理好水利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二是在一定原则指导下提出治理措施、途径、任务（如全面规划、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讲求效益，兴利除害结合，开源节流并重，防洪抗旱并举，因地制宜，突出重点。这些治理原则也经常在指导思想中出现）。三是以规划总体目标为导向，提出治理措施、途径、任务（如以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水生态系统良性循环为目标、以地下水采补平衡为目标）。第三个层次是指导思想的落脚点，也就是规划的目的,一般用一两句话概括(如“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努力实现供水安全、防洪安全、生态安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编写要点
站位要高：要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治国方略，以国家发展战略方向为指导，这是水利的基础性地位所决定的。涉水规划，无论是区域的还是全国的，是专业（专项）的还是综合的，都是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专业（或专业）规划，都必须服务于和服从于国家和区域的发展的大局，同时结合水利自身特点，指明规划的大方向、大思路。观念要新：规划思路要紧跟形势的发展，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相一致，与国家有关规划相适应，特别是要与中共中央各时期的五年规划建议相衔接。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治国理念会有所不同，治水思路也在不断进步和拓展，水利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矛盾在不断变化，水治理的重点不同时期也会有所侧重。思路要清：一是要准确把握规划意图、厘清要解决的问题、明确要达到的目标，二是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有效手段、根本途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思路清晰、路线正确，总结提炼出的指导思想才有指导意义。视角要广：要从宏观上把握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需求，综合考虑水资源的全面节约、有效保护、优化配置、合理开发、高效利用、综合治理和科学管理等各环节的关系，近期要为远期奠定基础，远期要考虑近期的现实要求，需要与可能兼顾、近期与远期统筹、城市与农村兼顾、上游与下游统筹、局部与全局兼顾、重点与一般统筹，树立统筹兼顾、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协调发展的思想。定位要准：要从实际出发，针对当地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开发利用保护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优化配置水资源，地制宜，突出重点，明确目标，使读者或决策者对规划采取的手段、达到的目的有一个概括而又清晰的了解。要特别防止指导思想高大上，规划内容严重缩水，造成虎头蛇尾、前后脱节、互不衔接现象。文字要精：指导思想是规划的灵魂、主线，应当具有高度概括性，要简明扼要，抓住重点，用最精炼的语言进行阐述，不要胡子眉毛一把抓，要坚决舍弃一些华而不实的辞藻，逐字逐句地研究推敲，一般来讲，专业或专项规划的指导思想以150～200字为宜，综合性规划或范围较大的区域性规划应控制在300字以内。
3.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