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1
关键词：俄罗斯音乐；黑龙江地区；音乐教育；教育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随着我国整体音乐教育的水平的不断提升，家长越来越重视孩子在音乐方面的培养，因而产生了许许多多优秀的音乐家与音乐教育者，特别是在我国东北部的黑龙江地区，受地理环境、历史文化交流的影响，与邻国“俄罗斯”交往最为频繁，俄罗斯在历史上始终十分重视对音乐的教育，因此对黑龙江自身音乐的发展、音乐教育的发展、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本篇论文目的是研究20世纪俄罗斯的音乐文化对黑龙江音乐教育的影响。
一、20世纪俄国的社会发展面貌及音乐发展特点
（一）20世纪俄国的社会背景。俄罗斯地跨欧亚两洲，位于欧洲东部和亚洲大陆的北部，融合了欧洲与亚洲两种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自19世纪末期以来，大量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它们之间的矛盾也变得十分尖锐。处于两大洲之交的俄国此时正处在社会制度变革的动荡时期，成为了欧洲革命运动的中心。俄国人民由于长期受沙皇的盘剥统治，精神上饱受压迫，极大阻碍了俄国的进步和发展。随着欧洲资本主义进步的文化思潮的深远传播和欧洲民族运动的蓬勃发展，使得俄国人民的民族民主意识逐渐高涨，逐步掀起了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文化运动。这些社会因素的客观条件为俄罗斯民族音乐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土壤。（二）20世纪俄国的音乐发展面貌。在20世纪欧洲民族民主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俄国诞生了一批具有民主进步思想的世界观、怀着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音乐艺术家，他们在艺术上不仅借鉴和继承了西欧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优良传统，而且在自身的创作中采用了大量俄罗斯本民族现实生活、风土人情的音乐素材进行创作，例如俄罗斯音乐家：格林卡、柴可夫斯基、鲍罗丁、里姆斯基卡萨科夫等，他们在创作中始终努力探索俄罗斯本国的音乐语言与表现形式，是自己的创作浸透俄罗斯民族的音调和节奏。所以俄罗斯音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气派，体现出了独特的俄罗斯民族感情与气质。西欧肖邦、李斯特等浪漫作曲大师虽属于浪漫流派，但也创作了许多具有本民族特点风格的音乐，例如肖邦的马祖卡、波罗乃兹等音乐体裁，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音乐体裁等等，所以说俄国的民族音乐与当时欧洲的一些浪漫主义流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巧妙联系。
二、20世纪中国黑龙江地区的社会发展面貌及音乐发展特点
（一）20世纪中国黑龙江的社会背景。黑龙江位于我国东北边陲地区，在历史上黑龙江的社会经济发展就明显落后于中国其他地区，在清政府“闭关锁国”的政策下，黑龙江的社会经济的发展更是受到了巨大的阻碍。19世纪中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向中国发出了震惊国人的“鸦片战争”，作为统治中国的“清政府”为了保护其自身利益不受影响，与西方资本主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其中就有针对东北黑龙江地区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为保护其封建利益而牺牲黑龙江领土的不平等条约，使得黑龙江逐渐变为俄国资本主义列强的殖民地。20世纪初期，在俄国十月革命为中国送来“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民众对于反帝反封建争取民族独立的愿望越发的高涨，俄国十月革命对于黑龙江人民的思想文化转变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作用，同时对于传播俄国的文化以及音乐艺术教育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二）20世纪大量进入黑龙江的俄国侨民。伴随着俄国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俄国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的计划，与俄国接壤的中国与朝鲜自然就成为了其的主要侵略目标。19世纪末在对中国侵略的一系列帝国主义国家中，沙皇俄国始终处在与日本争夺对于我国东北地区的控制权之中，1895年，沙皇俄国在趁清政府没有能力向战胜国日本割地赔款之际，俄国在1896年以协助清政府一起抵抗日本为诱饵，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密约》，得到了中国东北部地区的铁路修建和管辖权。此后俄国又借机占领我国东北许多地区其中就包括黑龙江，获得了在其铁路附近的采矿权等一系列不平等权利，最终使得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成为其势力范围。从俄国到中国的著名铁路——东清铁路曾在这一时期从俄国向黑龙江运送了近百万的移民，使得中国的黑龙江成为了俄国俄乔最为集中的省份，20世纪初，黑龙江省会哈尔滨人口总量约为8万人，而俄国俄乔就占了几乎一半，在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又有一大批俄乔进入黑龙江，这些侨民主要是由平民、贵族资产阶级组成，其中也包含了对于革命有不同态度的音乐学者和艺术家。对黑龙江音乐以及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黑龙江音乐教育产生的影响
（一）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黑龙江普通音乐教育产生的影响。普通音乐教育顾名思义，是指通过学校音乐课的形式向青少年儿童进行的艺术教育，也可以被看成国民音乐教育。在“”之前，音乐等艺术学科在黑龙江乃至全国学校教育中始终是不被重视的科目，而伴随着我国不断向俄国、日本等国家学习先进教育理念，使我国的音乐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主要表现为：1、在学堂乐歌和俄国不断移民的影响下，培养出中国最早的一批音乐艺术教育人才，从而为黑龙江等地区的普通音乐教育发展和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师资力量。2、在大量俄侨音乐家、音乐教育家的影响下，促进了黑龙江的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对于音乐教育的重视，逐渐的使音乐课在学校音乐教育中占的比重不断提高。3、通过俄国俄侨的不断移民将欧洲一些西方音乐理论的基本知识和教育理念传入黑龙江，例如五线谱、乐器演奏法、和声学等。这些都为黑龙江地区的学校音乐启蒙教育起到了深远而积极的影响。（二）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黑龙江社会音乐教育产生的影响。社会音乐教育在提高人民音乐文化素质方面，与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有着相类似的功能，两者相辅相成。伴随着新文化运动、社会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黑龙江早期的社会音乐教育也慢慢得到开展，同时在俄国不断移民的影响下，许多音乐社团在黑龙江悄然兴起，通过举办音乐会、举办合唱歌咏比赛、创办刊物、研究中西音乐的关系讨论中国新音乐文化的有关问题等活动使得黑龙江地区民众加深了对于音乐的认识，对当时黑龙江的音乐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20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黑龙江师范音乐教育产生的影响。二十世纪初，为了适应中小学普遍开展音乐课的师资要求，音乐师范教育在黑龙江开始受到了较大的重视。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与俄罗斯外交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各种俄罗斯先进的文化思潮涌向中国，不少在俄国留学的音乐知识分子都回到黑龙江支教，1951年黑龙江哈尔滨市在教育部的号召下建立了黑龙江第一个师范学校“哈尔滨师范专科学校”，并引进大量俄籍教育学者来校任课，学校在音乐教育方面十分重视对于音乐师范教育师资的培养。培养了黑龙江早期音乐教育界一批有影响力的音乐教师，改变了以前必须依靠外国音乐教习的局面，同时为之后黑龙江乃至东北其他省份的音乐师范教育的发展奠定的良好的基础，积累的大量办学经验。
四、结语
历史上每一次事件的发生与发展，既有其必然性又有其偶然性，20世纪黑龙江音乐教育在俄罗斯的影响下能够有如此快速广泛的发展是必然性与偶然性结合的产物。纵观俄罗斯对于黑龙江音乐教育的影响，可以说这种影响既是深刻的，同时也是久远的，使黑龙江地区的音乐教育在社会的各个层级都能很好的体现出来，为黑龙江地区音乐的发展以及对于黑龙江地区音乐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注入了年轻的活力。
作者:王琦单位:黑河学院
[参考文献]
[1]崔佳月.俄罗斯音乐对哈尔滨音乐文化发展的影响[J].艺术教育,2017.
[2]高延松.19至20世纪中叶俄侨音乐家对中国音乐的贡献和影响[D].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
[3]王琦.二十世纪俄罗斯音乐文化对黑龙江音乐发展的推动作用[J].音乐时空,2016.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2
[关键词]高职院校学生音乐欣赏课教学设计
高职院校向来偏重职业素质教育。相对于艺术类院校(专业)的学生而言,高职院校的学生距离音乐教育大都感觉十分遥远了。因此,作为旨在提高高职院校学生综合素质的一门选修课――音乐欣赏,教学难度是可想而知的。所谓“万事开头难”,怎样上好第一课,让学生在第一次的启始课就生发强烈的学习兴趣和冲动,对保持今后课堂教学的“回头率”和教学效果至关重要。以下,是我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对此做的一些粗浅的探索。
一、以美好的主题点燃学生的兴趣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考虑到高职学生大都是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尽管他们大多未接受过系统专业的音乐教育,但听歌唱歌却是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基于此,我决定第一课就从学生熟悉的校园开始,以充满青春活力的“校园歌曲”来“抓住”学生,点燃学生对音乐的学习兴趣。
然而,第一课怎么上?老师讲什么?让学生们听什么?学生们又想听什么呢!上来就讲音乐理论知识?拟或是按照高中音乐欣赏启始课的模式讲音乐要素?要么是照搬音乐学院式的教学模式?显然都不妥。理论性太强又过于枯燥的音乐理论和所谓的“高雅纯音乐”,肯定会吓跑很多学生,起不到抓住学生、点燃兴趣的目的。而单纯的欣赏音乐也很难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我决定结合实际,以首先诱发学生的兴趣为先导,将第一课的教学主题就定位于青春与校园,并设计了一个美好又清新的题目:青春作伴好时光――校园歌曲专题欣赏。从多次授课结束后,学生们那兴奋又恋恋不舍的神情中,我感觉到第一课的教学是成功的。
二、以动人的语言诱发学生的兴趣
音乐是美的艺术。要在第一课就一下子抓住学生的注意力,诱发出他们对音乐欣赏的学习兴趣,教师的语言魅力不可低估。作为音乐教师就要以美丽、生动的语言,方能与美的作品相得益彰,才能在整个欣赏教学过程中营造出相应的情绪氛围。结合本课题展现的是清新美丽氛围,我对教学语言也下苦功琢磨并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力求清新并赋有诗意。借用播音主持的技巧,结合生动的态势语,以优美抒情的语言,动听的语调,亲切的神情,适度的举止,顿挫起伏,娓娓道来。犹如“向导”,优化了欣赏过程,激发了学习兴趣,收到了极佳的教学效果。
三、以唯美的视听效果激发学生的兴趣
随着科技发展,现代教育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已非常普遍,特别是高校,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已属常态。而音乐是听觉艺术,在音乐欣赏中,借助多媒体在播放音乐的同时融入视觉功能,既可展示曲谱歌词,人物图片,还可结合音乐意境展示相关背景画面,并根据需要设置,同时或先后放映,使声、文(谱)、图并茂,发挥通感的作用,再配合教师的“解说”,犹如“画外音”,创设出更浓郁的音乐情境氛围,使得整个教学过程变得赏心悦目。学生自然是兴趣盎然。事实证明,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音乐欣赏教学,可谓一举多得,效果显然。
高职院校非艺术类学生音乐欣赏第一课的教学设计如下:
授课课题:青春作伴好时光――校园歌曲专题欣赏
授课课型:音乐欣赏课(原创设计)
授课课时:两课时
教学目标:
1.借助本课题的欣赏,从学生倍感亲切熟悉的青春校园歌曲开始,激发起学生学习音乐的兴趣,引领他们走进音乐的百花园。
2.通过介绍与欣赏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校园歌曲代表作品,引领学生走进一个清新美丽的校园民谣世界,充分感受、体验清新的音乐之美,引导学生感悟青春易逝,应倍加珍惜光阴、珍惜友情、把握青春。
3.了解校园歌曲的发展历程、代表人物、风格特征。
教学重点与难点:
欣赏20世纪80年代至今的一系列校园歌曲代表作品,营造温馨的教学氛围;了解音乐欣赏的方法和角度。
教学用具:多媒体课件
教学方法:听赏法、谈话法、讲授法、讨论法
教学过程:
(一)亲切主持式谈话导入
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来到音乐课堂,我是陈红,从今天开始我将每周同一时间在此与你相约,共享音乐之美。亲爱的同学,当你走进我们的校园,肯定希望掌握一门专业知识和技能,作为你的立业之本。当然我们更知道,一个人的成功,不仅需要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各方面的综合素质与能力。不仅要在大学里学会学习、学会做人、学会做事、掌握准确的职业定位和求职技巧,更要学会审美。而通过音乐欣赏可以提高我们的审美素养,陶冶自己的情操,这已经是我们的共识。好的,不管你选修音乐欣赏的理由是什么(课前先做相关问卷调查),只要你愿意,我将交给你音乐之门的钥匙,引领你们进入音乐百花园,为你们做向导,带你们认识各式花朵,尽情领略音乐百花的多姿多彩。
现在,就让我们跟随着校园歌曲的旋律,一起品味青春的美丽。
让《茉莉花》带我们进入多彩的民歌世界;伴一曲《梅花三弄》品味华夏古韵;聆听贝多芬命运的交响振奋精神……让我们如蝶般乘着音乐的翅膀在音乐百花园中自由飞舞好吗?好,下面开始进入今天的课题。
师哼唱《同桌的你》片段,提问曲名?描绘何处生活场景?导入课题。(多媒体投影在相应背景图片上打出课题:青春作伴好时光――校园歌曲专题欣赏)
【教学设想:首先营造亲切温馨的学习氛围,以朋友般聊天式谈话拉近师生情感距离,主持式语言风格铺垫出课程模式一如专题音乐节目,激起兴趣。】
(二)校园歌曲概述
1.什么是校园歌曲?(设计背景图片上展示“板书”)
主要流传于校园(多由大学生所作),广受学生喜爱,体现校园生活和学生心境感受及自然风物等的创作歌曲。又称为“校园民谣”、“现代民歌”等。特点是词曲纯朴、简洁、清新、淡雅;诗意浪漫且具有强烈的时代感。
2.简介校园歌曲发展历程(设计背景图片上展示“板书”)
(1)二十世纪初――《体操――兵操》、《送别》等学堂乐歌时代。
(2)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毕业歌》、《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反战救亡歌曲时代。
(3)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分钱》、《让我们荡起双桨》等歌唱幸福生活时代。
(4)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童年》、《乡间的小路》等台湾校园歌曲时代
(5)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同桌的你》等大陆原创校园民谣鼎盛时代。
(6)二十一世纪――《一生有你》等后校园民谣时代。
从“学堂乐歌”的兴起和代表人物沈心工、李叔同谈起,(1905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开启了现代中国音乐教育)结合时代背景和时间,从最初的创作加(多以欧美民歌经日本)“拿来”填词开始,发展到现在的真正意义的青春校园歌曲在宝岛台湾萌芽、发展,至大陆原创鼎盛,到如今的后校园民谣时代,多元化的冲击……一路走来的的历程,简要梳理校园歌曲发展历程。
【教学设想:聊天交流式介绍加互动哼唱,使学生简要了解校园歌曲这个特别的(我国独有的)音乐形式的发展历程。】
(三)重点欣赏
1.台湾校园歌曲(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1)台湾校园歌曲代表人物、“音乐教父”:罗大佑(设计展示“板书”及人物图片)
20世纪70代中期,校园歌曲由台湾兴起并渐传入大陆,在鼎盛时期共产生了300多首校园歌曲,其中,脍炙人口的有《童年》、《外婆的澎湖湾》、《踏浪》等。代表人物首推罗大佑,这位被誉为“音乐教父”的大师级音乐人的作品,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我们这一代人几乎多是听着他的歌长大的。罗大佑出身医师世家,毕业于医学院的影像分析专业,并从医一年。终因对音乐的强烈兴趣,违父命放弃了医生职业而选择做音乐。他在大学时已开始写歌,创作歌曲达150多首,获奖无数。
(2)欣赏罗大佑代表作品《童年》、《光阴的故事》(设计背景中展示投影歌谱、歌词,并提醒学生在欣赏过程中留意歌曲风格特征)
(3)简介台湾校园歌曲重要代表人物叶佳修、代表歌手齐豫并欣赏其代表作品《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老师唱)《橄榄树》(设计背景图片中展示歌词、谱)等。
2.中国大陆校园歌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1)大陆校园歌曲领军人、“黄金搭档”:高晓松与老狼(设计展示“板书”及人物图片)
受台湾校园歌曲的影响,北京高校的一些学子文人也按捺不住,掀起了原创“校园民谣”之风,期间最重要的领军人就是高晓松和老狼。他们相同的背景经历成就了他们的默契,被誉为校园歌曲阵营中的“黄金搭档”,缔造了校园民谣在大陆的无限辉煌。1994年他们推出了一首代表作品,几乎囊括当年度所有流行音乐奖项,这就是――《同桌的你》。
(2)欣赏他们的代表作品《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设计背景中展示歌谱、歌词)
舒缓深情的旋律,真诚直白的话语,勾忆起曾经同桌、兄弟姐妹的学友情深,轻易地引发了我们的共鸣,令我们对当下的同学之情倍加珍惜。
(3)简介大陆校园歌曲的其他代表人物沈庆、朴树并欣赏其代表作品《青春》、《那些花儿》(设计背景图片中展示歌词、人物)等。
3.后校园民谣时代代表曲欣赏(二十一世纪)
(1)水木年华《一生有你》(设计背景图片,展示歌谱、人物并简介)
(2)唐磊《丁香花》(设计背景图片,展示歌谱、人物并简介)
(3)曹卉娟《玻璃杯》(设计背景图片,展示歌词、并简介)
4.压轴欣赏
(1)郭峰等百名歌星《让世界充满爱》(设计背景图片,展示歌词、并简介)
(2)高晓松《青春无悔》(设计背景图片中展示歌词)
(3)罗大佑《明天会更好》(设计背景图片展示歌谱并简介)
(前奏音乐起)同学们,我们的青春记忆,一定有美好,有欢乐;当然也会有惆怅和遗憾。而青春易逝,我们更应该珍惜光阴、珍惜友情、把握青春,无悔青春,让我们共同祝愿――明天会更好!
【教学设想:在一路欣赏过程中,以“听”为主,“解说”为辅,创设意境,引发学生联想与思考,陶冶情操,让学生粗略了解人物或创作背景,同时增添对社会历史和人文气息了解,避免“歌曲流水账”式欣赏。引导学生,共同探究校园歌曲的特征,启发学生初步了解音乐艺术的特征。做到激发兴趣,优化过程,创设专题节目类型的教学模式。】
(四)交流与思考:(作业设计)
1.你喜欢校园歌曲吗?
2.你认为堪称经典且能流传下去的有哪几首?
3.你最喜欢哪些校园歌曲?原因?
4.你认为校园歌曲还能再辉煌吗?
5.你欣赏后的感想?
好同学们,我们今天的专题欣赏就到这里,下周的主题是怎样欣赏音乐,我将把打开音乐之门的钥匙交给大家。期待下周同一时间,再见。(下课)
【教学设想:“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精心设计了一组问题,诱发学生思考,拓展教学主题。】
参考文献: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3
二十世纪所有的创作几乎不再是为教会礼拜仪式所用，不仅如此，它们有时也难以归入宗教音乐的范畴中。影响较大的弥撒曲如普朗克于1937年写作的无伴奏的四声部《G大调弥撒曲》，这部短小的作品演奏时间不足二十分钟，却包括了除信经以外的所有乐章。还有斯特拉文斯基1945年到1948年间为混声合唱与十件木管乐器所作的《弥撒曲》等。除此之外，以弥撒曲或安魂曲体裁创作的作品在印象派之后的二十世纪里还有不少，如萨蒂的《穷人的弥撒曲》、雅纳切克的《格里高利弥撒曲》、马蒂努的《军队弥撒曲》、布里顿的《战争安魂曲》。尽管这些作品的形式不尽相同，但他们都是以教会礼仪为基础创作的。然而若以它们原本的样子，却是无法在实际礼仪中运用的。虽然这种转变早在巴赫的《D小调弥撒》中就已经出现，但在二十世纪，随着作曲技法的日益艰深，这种转变更加明显。
色彩纷呈的风格样式
对格里高利圣咏和文艺复兴时期以帕莱斯特里那为标志的复调音乐的复兴，在这里想特别提及的是斯特拉文斯基，他的音乐哲学观注定了他对古典风格的推崇。他强调音乐创作的客观性，反对沉溺于自身情感的宣泄，反对音乐的表现。因此，他在进入“新古典主义”时期后，注重追求音乐结构、形式上的高度的理性化，在音乐气质上表现出自我节制和情感的压抑。斯特拉文斯基曾写到：
“赋格是一种纯粹的音乐形式，在这种形式中音乐除了它自身之外，什么都不意味。赋格不就是使作曲家们服从一系列规则吗？不正是在这些结构中，作曲家才发现了他作为一个创造者所具有的充分的自由吗？达芬奇说过‘力量来自约束，而毁于自由’。”
虽然斯特拉文斯基对于赋格的论述包含极端的形式文论的思想，纯粹的音乐形式只存在于幻想之中，但是这种严谨、传统的创作风格却是他想极力复兴的，以此来反对浪漫派那些在他看来毫无章法、肆意狂热的创作手法。在他所创作的《弥撒曲》中，合唱队较为之伴奏的十件木管乐器而言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木管乐器柔和地映衬在合唱队的下方，清晰透彻而又不失强大的内部张力，庄重典雅而又不失华丽的旋律，成功营造了几分中世纪教堂音乐的氛围。此外在《信经》和《羔羊经》中还采用了无伴奏的轮唱交替形式。《荣耀经》在一段木管乐器的引子之后，以女中音和女高音的花腔二重唱开始，连续进行的旋律尤其是不断延展的花腔唱法似乎隐喻着格里高利圣咏的因素。《圣哉经》中“天与地都充满了你的荣耀”（plenisuntcoelietterraGloria）的部分使用了赋格的形式，但是赋格的手法却在他的《诗篇交响曲》中体现得更加纯粹，我认为部分原因是由于斯特拉文斯基考虑到这是首合唱占主导地位的弥撒曲，为了不使过分艰深的对位技巧加重演唱人员的负担，故没有将其写为纯粹的赋格体裁。
对这一风格成功复兴的作品还有英国作曲家沃恩·威廉斯的无伴奏双合唱队的《G小调弥撒》（1921年）及鲁布拉·爱德蒙（Rubbraedmund，1901-1986）的《坎图莱斯弥撒》（1945）和《圣主弥撒》（1949）。《坎图莱斯弥撒》因其《慈悲经》中的复调旋律常常使演唱者在开始很难把握住音准。《信经》中的合唱声部几乎都控制在两个以内，乐句简洁，韵律分明，管风琴担任伴奏声部，几乎都以柱式和弦的形式出现，只有在某些迫切需要抒发的乐句中采用了三个八度的大齐奏。《荣耀经》和《羔羊经》又将卡农模仿的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
二十世纪新语汇的融合
1947年12月罗马教皇再次命令，进一步明确教会礼仪音乐的样式。在这次教皇通谕中提到了要打开教会的音乐之门，接纳当代的音乐艺术中可取的部分，并认可现代音乐也可加强礼仪的庄严性、坚定教徒的信仰。这样一来，更多运用新技法和具有实验意味的宗教音乐应运而生。
在德奥等国中，以欣德米特为代表的路德教派的音乐家，将巴赫的复调手法同当时盛行的半音体系相结合。他的一首拉丁文的无伴奏弥撒曲，于1963年11月在维也纳的皮亚里斯教堂首演。这一时期为路德教派写作弥撒的作曲家还有迪斯特勒（HugoDistler，1908-1942）、佩平（ernstpepping，1901-1981）以及达维德（JohannnepomukDavid，1895-1977）于1952年写作的《众赞歌弥撒曲》等等。另外十二音技法也被吸纳入弥撒曲的创作中，如海勒（antonHeiller，1923-1979）1960年为合唱和七件乐器所作的大弥撒及关于二十个混声合唱的小弥撒（1962）。
民间音乐语汇的融合
民间音乐在弥撒曲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十四世纪宗教与科学之间、教会与国家之间开始出现分离，世俗音乐体裁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兴起，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弥撒曲的创作，如叙事歌风格（或称“坎蒂莱纳”风格）被运用到弥撒写作中，带词的高声部主宰了三声部织体，而两个较低的声部通常用乐器演奏等。
二十世纪中叶，一部分作曲家受到流行音乐和轻音乐的冲击，试图通过流行的风格来激励会众，将旧诗歌词配以流行音乐曲调吸引青年人。圣公会牧师、作曲家的杰弗里·博蒙特（GeoffreyBeaumont，1903-1970）组织了二十世纪教堂轻音乐小组（thetwentiethCenturyChurchLightmusicGroup），并出版了《爵士弥撒》（Jazzmass，1956）及《二十世纪民歌弥撒》（20CenturyFolkmass，1957）。伊恩·米切尔（ianmitchell）创作了《美国民歌弥撒》（americanFolkmass），综合了黑人音乐样式的卢巴弥撒（missaluba）和中南美克里奥尔样式的大弥撒（themissacriolla）的风格。伯恩斯坦于1970-1971年创作的弥撒曲也部分借鉴了百老汇的音乐语言。
弥撒曲创作复兴及标榜复古手法的成因
十九世纪弥撒曲复兴教会传统的原因可以追溯到贝多芬晚年的古典派后期甚至更早的海顿莫扎特时期，由于弥撒作曲技巧的日益发展，对于演唱团体的要求也越来越趋向专业化了，而与此背道而驰的现象是教会中业余合唱团体的日益壮大，这必然导致了宗教音乐适用场合的明显分歧。不适用于教会礼拜仪式的弥撒曲转而登上了音乐厅的舞台，弥撒作为一种新的音乐体裁为音乐会所使用。
同时，业余团体的日益壮大导致了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赛西利亚运动”的爆发。鉴于教会中使用的音乐日趋世俗化，过分注重技巧和效果，却没有注意音乐在仪式中的作用，“塞西利亚运动”提倡复兴古老的教会音乐，要求返回到帕莱斯特利那的“教堂风格”。反对铺张的、世俗性的唱诗班和乐队的音乐，不鼓励作曲家按照当时流行的体裁进行新的弥撒创作。
另外，法国大革命之后，皇家礼拜堂数量锐减，大多数作曲家们不必再依附于教会，把创作教会音乐列入主要的工作任务中，因此弥撒创作一度处于被遗弃孤立的边缘。罗西尼的《小庄严弥撒》中加入了钢琴和脚踏式风琴的伴奏，合唱使用了更加自由的对位织体，有时更像歌剧场景中的背景音乐，而独奏乐器则占据了主导地位，有时显得过于浮夸。这种现象也出现在了多尼采蒂和普契尼的一些弥撒曲中。这些都使得保守派们急于复兴弥撒的“纯正性”。
一战结束后，由于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中期的两次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危机的冲击，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再度呈现出萧条败落的灰暗景象。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集中而典型地暴露出现存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本质，极大地加深、扩展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危机，使得其社会矛盾更加尖锐而激烈，这导致了早已不必依附于教会的作曲家们重新点燃了弥撒曲创作的热情。混沌的外在世界使他们急于寻求一种安定的心灵状态，企图借助宗教正统的外衣，寻得所谓的安息之所。
罗马主教教宗圣庇护十世（popeSaintpiusX，1835-1914）在1903年12月22日颁布的《教宗自动诏书》中对天主教的教会音乐做了进一步的改革。格里高利圣咏及文艺复兴时期的复调音乐在诏书中得到重申，尤其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帕莱斯特里纳，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地位。
《关于教会音乐的指示》中“教会音乐的种类”指出作品应在气质、精神和气氛上尽量接近格里高利圣咏，使之更加具有教会礼仪的性质，为此礼拜中应大量使用格里高利圣咏，尤其是在民众中使用，鼓励信徒积极参加。不排斥与神圣活动相适应的优秀而高尚的近代音乐，但注意不要将世俗因素带进教会，尤其是近代音乐中的歌剧样式。在关于“管风琴和乐器”的部分指出，教会本来的音乐是声乐，但允许使用管风琴伴奏，其他乐器应按主教礼仪书的规定，在获得特别许可后才能使用。禁止使用钢琴、大鼓、响板和铃那样的乐器。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4
东西方音乐的历史记载，在其形态的表述中有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由于音乐本身的性质与叙述音乐史料的性质的不同而形成的，实际上也是构成音乐史特征的重要依据。乐谱、传记、手稿等在欧洲的音乐史研究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它们在亚洲音乐史中却并非如此，乐谱在音乐演奏和实践中并没有扮演重要的角色，与西方音乐相比可以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其数量也十分微少(相对来说中国和日本较多一些)。但不同的是理论书籍、美术、戏剧却相当丰富。以中国为中心，日本、朝鲜在一般的史书中以音乐制度、乐律理论、历史沿革以及音乐美学等的记录得到了充分地整理和叙述。它与音乐家的传记不同，音乐史叙述的整体与音乐的本身同时得到记录。在亚洲，除文献史籍外，考古资料也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竽、瑟，三号墓出土的筑等乐器；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骨笛、陶埙等。除了出土文物外，美术上的壁画、浮雕等也十分丰厚多量，我国新疆地区的库车、吐鲁番，甘肃的敦煌、麦积山，以及柬埔寨的吴哥(angkor)、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Borobudur)遗址等都记录了丰富的音乐历史资料。这里值得注意的还有，现藏于日本奈良正仓院的大量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丝绸之路乐器实物，从公元752年收藏至今天已有一千二百多年的历史，它们都是现在世界上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料。
(一)中国古代的音乐文献史料
在亚洲的历史文献中，中国的史料占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在殷商时期就出现了甲骨文，春秋战国便有了大量记载音乐的文献著作。另外，从汉朝开始，在中国的史料中，皇帝的敕撰史书可以视为正统的、高学术价值的史料。在这一类史书中以西汉司马迁首创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为开端，形成了后来的“二十五史”，被称作正史。它以纪传体编辑，体例上分为三大类：①以天子、国家大事的编年记录为中心的“本纪”；②记录文物典章制度的“志”；③重要人物的传记，其身份从皇后到奴隶兼有的“列传”。各项的分类之中有数卷“乐志”(“音乐志”或“礼乐志”)。书中对各王朝的音乐(主要是宫廷、国家、贵族、官僚等上层阶级所享用的音乐)从历史沿革、音乐制度，到律学、歌词等进行详细分述，但没有乐谱。除此之外，敕撰书中还有专门记载文物制度的“九通”，即《通典》(卷141-147乐典)、《通志》(卷49、50、64为乐志)、《文献通考》(卷128-148乐考)的“三通”与清乾隆时官修的《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文献通考》、《清朝文献通考》六书，再加上1921年成书的刘锦藻编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共为“十通”。此外，唐朝以后出现了集历代政治、经济、艺术等之大成并进行分门别类叙述的会要体样式——北宋王溥的《唐会要》(乐类共16个条目，32—34卷)、清徐松及其后多人的《宋会要辑稿》(乐类42—44卷)等是其代表性的作品。会要体属典志断代史的体裁，在分类上比正史更为细致，史料也甚丰厚，使用上十分便利。在上述的史籍中《通典》(唐)、《文献通考》(元)、《唐会要》(五代)等与“二十五史”乐志构成了古代音乐史料的主体。其次，除上述的正史外，春秋战国以来还出现了各种关于音乐的论著。以内容来划分，思想、美学方面的有公孙尼子的《乐记》、荀子的《乐论》、吕不韦所辑的《吕氏春秋》(战国)、阮籍的《乐论》(三国)；乐律学方面有《管子·地员》、元万顷等奉武则天之命所作的《乐书要录》(唐)、蔡元定的《律吕新书》(宋)、朱载@①的《乐律全书》(明)、康熙、乾隆敕撰的《律吕正义》(清)等；在古琴方面有蔡邕的《琴操》(东汉)、朱长文的《琴史》、朱熹的《琴律说》(南宋)、朱权的《神奇秘谱》(明)等；另外从断代史来看，除正史外，随笔、笔记、诗词以及小说等都是记载当时历史现状中不可缺少的资料，如有关唐代音乐有崔令钦《教坊记》、段安节《乐府杂录》、南卓《羯鼓录》、(清彭定求等)《全唐诗》，有关宋代音乐有沈括《梦溪笔谈》、陈@②《乐书》、郭茂倩《乐府诗集》等。有关宋代音乐的除上述文献外，还有王灼的《碧鸡漫志》、陈元靓的《事林广记》、灌圃耐得翁的《都城纪胜》、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张源的《词源》等，也是研究唐宋时期音乐不能缺少的文献。另有元朝的戏曲曲艺专著、明代以后的大量乐谱等都是构成中国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像这样全面系统的文献史料在印度、西亚伊斯兰教地区以及在欧洲都很少，尤其是像“二十五史”、“十通”这样详尽、系统的史料书籍，为中国惟有的史料资源。
唐代以后，中国的学术、历史书籍得到了系统化的整合梳理，形式上出现了称之为“类书”的体例样式，相当于今之百科全书。这类书籍大致有《初学记》(唐)、《玉海》《太平御览》(宋)、《荆州稗编》《三才图会》(明)、《古今图书集成》(清)等。上述书籍不管是敕撰的还是非敕撰的，它们都是从大量的古籍中被梳理、罗列出来，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列说明的书籍。因此，作为史料非常便于使用。但由于在各代的编辑过程中有讹传、误抄的可能，使用中应以批判的眼光去对待这些史料。
在中国的音乐理论书籍中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音律、音阶论占据了大量的篇幅，这同中国儒教的学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对古事件的解释存在着反复论述的倾向。这一现象从春秋战国时期就初见端倪，像从《管子》、《淮南子》、《吕氏春秋》、《汉书·律历志》的五声、十二律、三分损益法开始，后由西汉京房的六十律、南朝宋钱乐之的三百六十律、唐天宝年间的俗乐二十八调、南宋蔡元定的燕乐调与十八律，到明朱载@①的新法密律，他们对三分损益法所存在的旋相不能还宫的理论进行了近两千年的求索、换算。到了16世纪下半叶，当这个千年不解的转调问题得到彻底解决时，却又被束之高阁、沉睡于书斋楼阁之中。这些理论几乎都没有真正得到实践。
(二)乐谱
从中国的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所遗存的古老乐谱大部分被收藏于日本。现存最古老的乐谱是中国南朝梁琴人丘明所传(6世纪)的琴谱——《碣石调幽兰》，该谱的抄卷原藏于日本京都市上京区西贺茂神光院，现归东京国立博物馆，为唐人的抄本。这是一种用文字来表述古琴演奏的乐谱。唐代以后出现了减字谱的指法谱、奏法谱(tableture)，很多琴谱都被记录下来并用于实践。由文字所记录的奏法谱，约从唐代开始用于各种管、弦乐器的乐谱。从中国传入日本最古老的乐谱，现藏于正仓院的中仓，是一份共有三十七帖的古文书(写经纸纳受帐)，这份经卷上标明的时间为天平十九年(747年)7月26日，在其背面写有断简六行，即为《番假崇琵琶谱》亦称为《天平琵琶谱》。在琵琶谱中还有773年(宝龟四年)以前传入日本的《五弦琴谱》(五弦琵琶谱，通称为五弦谱)，现藏于日本京都阳明文库。另外，20世纪初在甘肃省敦煌莫高窟发现，现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敦煌乐谱》，又名《敦煌琵琶谱》，今存三卷。该谱的抄写年代为五代长兴四年(933年)，是唐、五代时期的重要文献。中国的乐谱，特别是琵琶谱于平安时期在日本得到了传承。《南宫琵琶谱》或称《贞保亲王琵琶谱》、《伏见宫本琵琶谱》由宇多法皇的敕令南宫贞保亲王所撰，完成于延喜二十一年(921年)。在乐谱的最后附载着藤原贞敏于承和五年(838年)从中国传来的《琵琶诸调子品》(二十八个调，实际二十七个调)以及贞敏的跋文。到了12世纪中叶的长宽元年(1163年)又出现了源经信所作的《琵琶谱》；由藤原师长所作的12卷琵琶谱《三五要录》(1138—1192完成)；与《三五要录》同作者的藤原师长还完成了雅乐筝乐谱的集成《仁智要录》(1138—1192完成)。日本平安朝以后的雅乐琵琶谱、筝乐谱等都得到了模仿和创作，并较自然地传承了下来。但是这些乐谱由于对节奏记录过于简略，因此至今仍是学者们攻克的难题。
(三)朝鲜
朝鲜与中国地理相邻，文化交流一直很频繁，朝鲜深受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在史料的记载方式上与我国有着相似之处。《三国史记》、《三国遗志》、《高丽史》、《李朝实录》、《乐学轨范》、《增补文献备考》等史料以纪传体、编年体的形式构成主要的官撰书。《三国史记》为记载朝鲜7世纪前的三国时期的史料，是了解新罗、百济和高句丽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记述了这一时期受中国音乐影响而形成的早期朝鲜乐器，如伽yē@③琴、玄琴及三竹等。但由于该史料成书于12世纪，离记事的时期过于久远，史料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应慎重使用。而15世纪成书的《高丽史》为纪传体，其中专门论述音乐的《乐志》部分是了解12世纪初期宋徽宗将大晟雅乐赠给高丽王朝后的历史现状，以及当时朝鲜宫廷中的唐的俗乐、宋的雅乐以及朝鲜固有的乡乐所构成的三乐在宫廷历史演变的重要音乐史料。《李朝实录》是一部由一千七百余卷构成的编年体巨著，记载了从李氏朝鲜太祖(1392—1398)至哲宗朝(1849—1863)近五百年的历史。其中15世纪中叶成书的《世宗庄宪大王实录》是了解15世纪上半叶世宗朝宫廷雅乐的重要文献，其中还有大量的礼仪乐与雅乐谱。
在朝鲜的史籍中，除上述的乐器、乐种及宫廷的音乐历史沿革以外，古典歌曲的歌词也占有相当的比例。如歌词集《青立永言》、《歌曲源流》等都是李朝(1392—1897)宫廷的音乐史料。朝鲜的乐谱大致也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传承下来的，其独自的文字音标谱以及能明示其节奏的井间谱是朝鲜音乐迈出了重大的一步，由此一部分艺术歌曲得到了复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部分古典的乐谱得到了五线谱化。《世宗实录》、《世祖实录》中的乐谱虽然没有完全被翻译出来，但基于原来古谱的基础，通过各种手段被大量地译成现代谱并付诸演奏，实现了音响化。其中，国立国乐院的“朝鲜传统音乐出版委员会”于1969年出版了五卷以英文版附加解说的古乐集——anthologyofKoreantraditionalmusic(《朝鲜传统音乐选集》)，对了解和研究朝鲜传统音乐具有重大意义。玄琴及其奏法谱与现存的口授传承乐谱所作的比较研究，以及古谱的复原研究也比较深入。李惠求、张师勋等学者的著作对于平调、界面调等的音乐理论中经常使用的调子进行了深入的解析。从整个考古资料来看，朝鲜与中国和日本相比，文献与文物量虽不多，但对于中国的雅乐以及雅乐乐器的研究十分有益，特别是现在韩国留下的十分珍贵的资料，更不容忽视。
(四)日本
在日本的官撰史籍中，于奈良、平安朝时编撰的《六国史》(成书于720—901)为编年体，包括《日本书纪》30卷、《续日本纪》40卷、《日本后纪》40卷、《续日本后纪》20卷、《文德实录》10卷、《三代实录》50卷，是了解古代日本及奈良、平安时期宫廷文化的重要史籍。由于以编年体例撰写，没有分类的“乐志”部分，关于音乐的记事一般都散见于各个不同的章节。10世纪以后至11、12世纪出现一些实录、日记、随笔等，像《御堂关白记》、《中佑记》、《小佑记》、《九历》等都是这一时期十分重要的古籍。日本非常完好地保存了由中国及朝鲜等亚洲大陆传入的雅乐(实际上是中国的宫廷燕乐为主体)，并得到了传承与发展。延历十四年(795)出现了模仿中国的踏歌，9世纪初又出现日本创作的器乐合奏曲《鸟向乐》等作品，至9世纪中叶不仅诞生了许多雅乐的演奏名手，而且还创作了日本人自己的雅乐曲《西王乐》、《长生乐》、《夏引乐》和《夏草韦》等(注：见吉川英史《日本音乐的历史》，创元社，1965年，72页。)。13世纪以后出现了关于雅乐的一系列史料，主要有《教训抄》(@④近真，10卷10册，1233)、《续教训抄》(@④朝葛，1270—1322)、《体源抄》(1511年，丰原统秋，13卷20册)、《乐家录》(安倍季尚，1690，50卷)等。关于能乐的文献有《世阿弥十六部集》，还有声明理论书，筝曲、三味线等相关的理论书籍，它们构成了研究日本音乐的主要史料。上世纪80年代前后由日本的国文学界对能文献的解释，由声明学僧侣对声明的研究，声明、能乐等的许多文献史籍作为音乐史料也越发引起重视，并很快地得到深入的研究。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乐谱中有雅乐的乐器谱、声乐谱，能的谣本与吟唱的手付本，平曲的节付本，声明的博士谱，筝组歌与三味线组歌的文字谱，尺八的文字谱等。这些写本与少数的原版本都得到了整理并流传了下来。作为考古资料，以正仓院的乐器为首(共18种75件)，其中有很多古乐器得到了传承。其次有关音乐的资料还能从日本大量的绘画、雕刻等美术作品中寻找其渊源。因此就古代的音乐史料而言，现存日本的古代资料无论是质还是量都能与中国的史料相媲美。
(五)东南亚
在东南亚由于缺乏一般史书记载，现在传承的音乐大致只能推定到15世纪前后。要了解古代的音乐状况大部分还必须依靠中国方面的史料(正史中的东夷传、南蛮传等)。这一地区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是越南。关于越南的史料有：《安南志略》，1340年成书；《大越史记全书》上中下，1479—18世纪末(编年体)；《大南会典事例》(1855年)礼部69—135卷有音乐的内容；《大南实录》20卷，1844—1909年成书；《历朝类志》，1821年著；《雨中随笔》19世纪前半叶。乐谱受中国影响很大，主要使用中国传入的俗字谱、工尺谱以及哼唱的打击乐谱。考古资料方面有柬埔寨的吴哥遗址(9—15世纪的佛教建筑群)，印尼爪哇岛中部的婆罗浮屠遗址(建于公元800年夏连特王朝时期)，以及爪哇教时代的雕刻普兰巴南(prambanan)遗址(建于9—10世纪的建筑群遗址)等都是东南亚地区的重要文化遗迹。
(六)印度
与中国等东亚国家相比，印度对音乐史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15世纪以后出现了较多的作曲家、演奏家、理论家的传记、逸话等，还有一些口头传说的记载。在伊斯兰文化圈以及亚洲的音乐史中，最为注目的是众多的理论书籍。其中现存最古老的是2—5世纪成书的《戏剧论》(婆罗达著，共36章，其中第28—36章论述音列、音阶、调式、斯鲁提＜shruti＞、音律)，该书以舞蹈、戏剧为主，音乐也占据了相当的篇幅，其中对二十二音律、七声音阶以及音组织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还涉及了乐器维纳琴(Vina，弦乐器)等的演奏法。
继婆罗达之后的音乐理论家娑楞伽提婆(Sarngadeva，1210—1247)，是一位曾供职于宫廷的重要人物，他完成的《乐艺渊海》是这一时期最具影响的著作。该书共七卷，分别对乐律、调式、曲体、作曲、歌唱法、节拍与节奏、乐器与演奏、舞蹈与表演等展开论述，是继《戏剧论》后印度一部重要的音乐论著。
其后还有一些断断续续的理论研究著作，但真正的理论著述则是在13世纪以后再度出现的，这是由于伊斯兰教进入北印度之后，印度逐渐走向伊斯兰化。毫无疑问，伊斯兰音乐的科学性对印度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从这一时期开始，称之为印度音乐的灵魂——拉格(Raga)理论才渐渐地发展起来。
由于宗教的关系，在印度的音乐考古资料中，古代的美术(主要是雕刻和壁画等)与伊斯兰时代以后的细密画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七)西亚
西亚的音乐文献大致是从7世纪进入伊斯兰时代后才有记录的。关于这以前的阿拉伯音乐以及3世纪到7世纪的萨桑(Sassanidae)王朝的波斯音乐，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从伊斯兰文献中得到推测。波斯的音乐资料不太多，作为考古资料有塔克博斯塔恩遗址留下的一些未完成的浮雕作品，其中有竖琴、小号、琵琶类四弦乐器(Barbat)、鼓等乐器形象。7世纪以后西亚逐渐进入伊斯兰时代，史籍中关于音乐生活的记录、数量甚多的理论书、细密画为这一地区的重要史料。
二、历史研究状况
从20世纪初叶开始，欧美一些音乐史学观念发生了变化，以作品样式为主要对象的研究逐渐转向以“音乐活动”整体为研究对象。而音乐史学的研究则是以音乐学与历史学交叉融合的一个学科，因此，如果音乐史限于“历史”这一个层面来理解的话，那么音乐史的叙述是建立在史料(文献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构成的。而史实是建立在对史料的收集、批判、分析与综合等的梳理基础之上。在这个过程中，把握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音乐的题材、样式等的历史流动，从宏观与微观的不同层面来洞察和分析音乐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流动状态，把握这种历史流动的方式无疑是多样的。这种认识可以是以音乐的题材、样式为主体，也可以从美学意识、社会现象等方面来窥察音乐的实质，揭示历史的文化现象。
关于音乐史的著述，除通史外还包括断代史、音乐体裁史、乐种史等。史学著作有本国人写的，也有他国人写的。对于历史时代的划分也有各自的见解。体例也不一，种类、样式上非常多样。以下从音乐的世界史与国别史两个方面来举一些例子。
如果我们把目光放在世界音乐通史上的话，C.萨克斯(CurtSachs，1881—1959)撰写的《乐器的历史》(theHistoryofmusicalinstruments,newYork,1940)是值得一提的，他把世界乐器的历史分为史前、古代、中世和近代，按东、西方历史发展的线索进行平行叙述。这可以说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以乐器为主体线索撰写的世界音乐通史。其后是德国学者w.维奥拉(walterwiora，1907—)1961年完成的《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Dievierweltalterdermusik,Stuttgart)也是一部将东西方音乐现象融为一体进行横跨面平行叙述的世界音乐史专著。
这一时期作为一般史的世界音乐史的体系与研究方法还处于摸索阶段，因此，如何撰写世界音乐史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笔者认为，在将视线投入世界音乐史的撰写以前，首先必须科学地完善东方音乐史的学科体系。田边尚雄1930年的《东洋音乐史》，岸边成雄1948年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是其尝试。但是，两者在世界史和东方(亚洲)史的体系上观照还存在着一些问题(其实欧洲音乐史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这里民族文化的一体化现象，东方要比欧洲复杂得多，作为一个文化圈要形成体系是很困难的。无论是东方音乐史还是西方其他地区音乐史都难以完整地叙述各民族与国家从古代到现代的完整的音乐历史。在对世界音乐史的尝试中，有奥地利音乐学家安布鲁斯(augustwilhelmambros)的《音乐史》(Geschichtedermusic，全五卷，其中前三卷是他个人约在19世纪下半叶完成的)，菲迪斯(F.J.Fetis)的《音乐家传记及一般的音乐书志学》(1835—1844)的音乐史那样，将东方音乐与古代欧洲音乐以横向的历史线索进行平行论述的专著。C.萨克斯《乐器的历史》和他的《音乐的起源》(theRiseofmusicintheancientworld:eastandwest,newYork,1943)其时代观显得比较暖昧。田边尚雄的《东洋音乐史》是以“中亚音乐的扩散”、“西亚音乐的东流”、“回教及蒙古勃兴的影响”、“国民音乐的确立”、“欧洲音乐的侵入与东洋音乐的世界化”五个章节分别进行论述的。岸边成雄的《东洋的乐器及其历史》也同样把东方音乐史以“古代前期固有的音乐时代”、“古代后期国际音乐时代”、“中世纪民族音乐时代”、“近现代世界音乐时代”的四个时期来论述。上述的田边与岸边的著作都以亚洲为地域整体来叙说，但时代的划分以及某些历史观上有些分歧，不过像这样的通史在日本以外几乎很少。w.维奥拉《世界音乐史的四个时代》设定为“史前与古代”、“古代高度文明中的东方音乐”、“西洋音乐的特殊地位”、“技术世界产业文化的时代”四个时期，其中在东方这一部分，如何去把握古代、中世纪与近代的断代划分上很不明确，这里存在着较明显的史料不足因素。
在叙述世界音乐史中，较重要的是对历史发展的评价。比方说中国的京剧、日本的能、印度的拉格、印度尼西亚的甘美兰等，这些音乐体裁、样式在世界音乐史中应该置于什么样的地位?像这样的比较与评价如何避免主观意识来建立起音乐史观是十分艰难的。仅仅展示一张详细的年表是不能成为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史实、全面横向类比的评价来建立起音乐史各时期的发展特征是非常必要的。对音乐的历史评价，体裁样式史与社会史不能分离叙述，因为音乐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及环境文化中产生的。
地域、国别的音乐通史是分别以民族、地域及历史断代、体裁分类来叙述的。除西方音乐史以外，中国、日本和朝鲜在国别史的通史中成果不菲。在日本，江户时代(1603—1867)末期就已经出现了对江户时期的音乐进行总体记述，尤其是特定种类的歌曲和净琉璃(一种说唱音乐)的专门论述著作——《声曲类篡》(注：《声曲类篡补遗》、《声曲类篡增补》都被收入《岩波文库》，1941年。)(斋藤月岑，1847)。该著作以净琉璃为中心，收集了江户时代的律调、词章，演奏者的传记、曲目、年表等。在这一领域内，它的资料详细，分析透彻，很具权威性。到了19世纪下半叶出现了日本音乐史中最初的通史专著——《歌舞音乐略史》(注：《歌舞音乐略史》1888年小中村清矩著，兼常清佐校订《岩波文库》1928年版。)(上下两册)是一部编年体著作，但其整体以详实的资料为基础，其历史的真实性受到高度评价，是一本对雅乐制度进行论述的最早专著。1932年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1965年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等可称为日本代表性的通史著作。田边尚雄的《日本音乐史》是一部从文化史的角度，摄取民族学的方法论进行撰述的著作，但是作为历史学的方法论略显陈旧。而吉川英史的《日本音乐的历史》则是总结、归纳了各个领域的研究成果，提炼出历史事实并以时代的顺序所完成的一部简练明了、忠实于史实的通史，但是整部著作中没有用乐谱来阐述音乐现象和理论问题，留下了一些遗憾。
中国现代出版的音乐通史大多出现在民国之后，均采用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整体上来看大致有1929年郑觐文的《中国音乐史》、1934年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1935年朱谦之的《音乐的文学小史》、1953年杨荫浏的《中国音乐史纲》等主要的通史。上世纪的80年代以后出现了大批的中国音乐史著作，尤其是古代音乐史方面，虽然其中不乏有独到见解之作，但是在一个国家中出现了如此之多大同小异的音乐史学专著，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中是少见的。关于中国音乐史还必须提到的是法国的东方音乐学者mauriceCourant，他在1921年撰写的《中国音乐史论》(essaiHistoriquesurlamusiquedesChinois)被收入由a.J.a.Lavignac编撰的《音乐百科辞典》(第一部、第一卷)，该书比较详细客观地论述了中国音乐的发展状况，同时也是一部最早的中国音乐通史。
关于朝鲜音乐史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了飞速的发展。1964年由李惠求、张师勋、成庆麟共著的《国乐史》，1967年李惠求的《韩国音乐序说》，从体例到形式都非常完整，历史考证也深入细致。上述的通史，是以史料的考证、文献的解释及李朝以来的乐谱分析等，在各领域多层面进行研究所形成的著作。有关韩国音乐史学的研究，近年来除了本国外，欧美学者对其进行的研究，尤其是对唐宋以来中国流入朝鲜的宫廷音乐的研究也形成了一股较强的势力(注：参见宫宏宇《韩国及欧美学者对流传在韩国的古代中国音乐的研究》，《中国音乐学》2002年第3期。)。
东南亚和印度的通史还没有完全形成系统。有关越南的传统音乐，陈文溪于1962年在巴黎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越南传统音乐》(注：LamusiqueVietnamiennetradionnelle,pressesUniversitairesdeFrance108,BoulevardSaint-Germain-paris,1962.)是了解越南音乐的历史、传统器乐、乐律乐调、宫廷乐种、仪式音乐等的理论专著。关于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和巴厘的音乐可参阅麦克非(mcphee)的著作。但是这些都是概论性的著作，作为通史还缺乏一定的文献史料上的梳理和积累。印度本国人写的通史有prajnanananda的巨著《印度音乐史》(HistoricalDevelopmentofindianmusic,1960)，以及《印度音乐的历史研究》(aHistoricalStudyofindianmusic,1965)。此外，同时代的还有p.Sambamoorthy的《印度音乐史》(Historyofindianmusic,1960)。这些著作在史料的批判、考实性以及音乐史现象的解析、演绎上都还没有真正达到深入、详尽的研究地步，作为通史来说还只是一个初级阶段。古代印度音乐以史学的角度来考证的有邦达喀尔劳(RaoBhandarkar)、考马拉斯瓦米(anandaCoomaraswamy)等以各种不同体裁、样式等进行的出色研究，因此产生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通史是可以想像的。但是由于印度人比较关心和注重音乐的演奏，而对历史的研究重视不够。在研究印度音乐史中欧美人对印度关心的人很多，但作为历史性考察的著作却不多见，1941年法国学者C.marcel—Dubois的《古代印度的乐器》(Lesinstrumentsdemusiquedei''''gndeancienne,paris,1941)是一本比较突出的著作。
关于西亚的音乐史学，很少见到由本国人撰写的，几乎成了欧美人独占的天地。很多理论书的原始史料被运往欧洲，成为欧洲人研究的重要基础。1842年凯萨魏特(R.G.Kiesewetter)的《阿拉伯的音乐》(Diemusikderaraber,Leipzig)为起端，很多学者对伊斯兰教音乐开始进行历史性的考察。关于阿拉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提到的人物是英国学者H.G.伐玛(HenryGeoryFarmer)，他在1929年完成的阿拉伯音乐通史——《13世纪前阿拉伯音乐的历史》(aHistoryofarabianmusictothe13Century)是一本以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等的文献为原始史料而完成的专著，时间上一直写到阿拉伯帝国的阿拔斯王朝(abbasid，8—13世纪)灭亡为止的一段音乐历史，该著作出版后几乎半个世纪一直成为阿拉伯文化圈以外惟一的一本权威性阿拉伯音乐史的专著。翌年，他的一本题为《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历史事实》(HistoricalFactsforthearabianmusicalinfluence，1930年第1版，1970年第2版)，以翔实的事例证实了西方音乐中受阿拉伯音乐影响的因素，并以大量的史料证实阿拉伯音乐通过伊比利亚半岛进入欧洲的历史事实。接着，他的一本《阿拉伯音乐的史料》(theSourcesofarabianmusic，1940年，1965年修订版)是对8—17世纪阿拉伯音乐的理论、演奏以及历史相关的原始史料进行论述的解说集，对理解早期阿拉伯音乐是极其重要的研究手册。关于阿拉伯音乐，这里还要提及的是黛岚捷R.D''''erlanger编撰的巨著《阿拉伯音乐》(Lamusiquearabe,paris,1930—1959年编撰，全六册)，这是一套历时近三十年的力作。第一卷和第二卷上半部分为阿尔·法拉比的《音乐的大著》法译本，第三卷是萨菲·阿迪恩的《旋律的写法》全译，第四卷为奥斯曼帝国时期献给二世的《音乐通论》，第五卷是近代阿拉伯古典音乐的理论与实践相关的研究，其中涉及到音阶、旋法和一些文献，第六卷为阿拉伯音乐的节奏组织与曲式分析。全书还包含着许多五线谱的谱例。该书是一部十分系统又全面论述阿拉伯音乐史的重要著作。
关于阿拉伯音乐的研究，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德国、法国都有过一些深入的研究，如1970年出版苏普勒(Spuler)编撰的《东方学手册》(Handbuchderorientalistic)的第一部别卷4《东方音乐》(orientalischemusik)所辑录的论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圈的音乐》(Diemusikdesarabisch—islamischenBereichs)，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前有关阿拉伯音乐研究的历史总括。对阿拉伯音乐技术理论的研究还有赖特(o.wright)的《阿拉伯—波斯音乐的调式与体系》(themodalSystemofarabandpersianmusic，1978年)等(注：参见《音乐大事典》，平凡社，1982年，第四卷，1705页。)。伊斯兰音乐在东方的研究较早的有日本的学者饭田忠纯1936年的《中世纪阿拉伯人的音乐观》(注：日本《东洋音乐研究》第一集，1936年。)。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岸边成雄于1952年完成的《音乐的西流》(东京《音乐之友社》)，1983年被译成中文，改名为《伊斯兰音乐》(上海文艺出版社，郎樱译)，这是一本八万字左右的小册子，但它却对我们了解伊斯兰音乐几乎是惟一的一本中文专著，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论著简明扼要地阐述了伊斯兰音乐的形成、发展的过程，以比较音乐学的研究方法论述了阿拉伯音乐与希腊、波斯及印度音乐间的关系，并进一步以实例阐述了伊斯兰音乐对欧洲和东方的影响，对前人的研究总结也十分客观翔实，是一部非常明了易懂的伊斯兰音乐专著。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5
关键词：文艺复兴 音乐
一、文艺复兴与文艺复兴时期
文艺复兴是从14世纪起在意大利兴起，从15世纪后期逐渐扩展到整个欧洲，并于16世纪达到鼎盛的一场波澜壮阔的思想文化运动。
文艺复兴曾被认为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艺术的复兴，但实际上当时各个领域的发展成就均远远超越了古文明，因此它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艺术的简单复活，而是资产阶级文化的萌芽。之所以称为复兴，是因为当时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艺术文化，以复兴文艺作为了旗帜；其根本是要达到通过文艺创作宣传人文精神，批判和揭露中世纪宗教统治的腐败，提出以“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主张“幸福在人间”，站在人的立场挑战神的地位的目的。文艺复兴的这种指导思想，我们称之为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的宗旨就是一切以人为中心，反对教会以神为中心的封建思想，提倡人性，认为人应该享受友谊、爱情、艺术，应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反对教会的禁欲主义，反对关于人生有罪的思想，因此，人文主义着眼于人而不是神，追求的是人的幸福，追求的是思想的解放，追求的是个性的自由；同时产生的宗教改革运动对音乐的发展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马丁-路德“亲自参加了编写圣咏的工作，并且在1524年发表了《新德意志宗教歌曲集》。这些新教圣咏来源很广，大部分是从民间流传的歌曲中挑选出来的，它主要是一种民间艺术体裁，后来也成为德国音乐艺术大师们进行创作汲取滋养的源泉”。因此，人文主义也是文艺复兴时期音乐发展的基础，或者说，人文主义思想对音乐的发展起到了极大地影响作用。
19世纪，西方史学界将14世纪至16,世纪统称为文艺复兴时期。由于文艺复兴顺应了时代的潮流，反映了广大人民强烈要求从教会黑暗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意愿，故而文艺复兴时期被认为是中古时代和近代的分界，是封建主义时代和资本主义时代的分界，也是一个由落后和黑暗演变到发展与光明的时期。
二、文艺复兴是思想的解放
欧洲的十四世纪下半叶到十七世纪初，正经历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升，新兴的资产阶级累积了相当的财富，于是人们希望以艺术来美化生活，希望用文艺来反映自己的利益和要求，希望摆脱宗教禁欲主义的束缚，希望通过文艺作品来歌颂自然的美和人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势力强大的教会，统治着思想和文化的一切领域。“中世纪的教会所宣扬的是经院哲学、禁欲主义和神学”。在这种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情况下，以人为本和以神为本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尖锐矛盾对立中，“人文主义”即“提倡的是人类的智慧、对生活的热爱、相信人的力量”的进步思想，也就应运而生。而这种思想，对繁荣当时文化艺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进步思想的指导下，文学、美术等方面诞生了许多名垂青史的文化巨人和流芳百世韵文艺作品。
由于思想的解放和技巧的高超，这些文艺巨匠。成为艺术天空申最为耀眼的明星；由于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这些文艺作品，成为作品的瀚海里最璀璨的明珠，因为这些作品是人文主义的象征。
三、文艺复兴对欧洲音乐发展的影响
任何一种新的思想，都会从文艺作品中表现出来，而作为文艺种类之一的音乐，也理所当然地在新思想、新时代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得以演变和发展；思想上的变化，为了表现新思想新内涵因而在内容上、形式上、体裁上等诸多方面发生的变化，影响了整个音乐的发展史，成为音乐发展的基础。“突然在十八世纪……音乐立即蓬勃发展”。而这种立即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不能不说是拜人文主义思想的发展所赐。如果将文艺复兴前后的音乐现象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音乐之所以能够在此后几百年里得到如此巨大的成就。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思想居功至伟。
1.十四世纪前的欧洲音乐
十四世纪前的欧洲，宗教占绝对主导的地位；中世纪的教会音乐，同样占领着制高点。“如公元520年前后出现了教堂唱诗班的“乐监”等名称……公元6世纪出现教会合唱团；公元8世纪出现圣乐学校……可见，从那时起教会就把音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当时，人们认为音乐只有在教堂里才能使人领悟神的思想，音乐应该为宗教服务，甚至只能为宗教服务；最有代表意义的音乐就是圣咏——格里高利圣咏。并根据格里高利圣咏，订立了演唱的规则，不允许自由更改，形成了一些固定的模式。因此，教会反对和仇视各个时期歌颂爱情、赞美理想的俗乐，认为它们不符合宗教精神，下令将它们排斥于社会之外，并对那些世俗艺人进行迫害和惩罚。
十四世纪前欧洲音乐的主要现象：
地点：教堂，只有教堂里的音乐才能让人与神进行思想交流；
内容：宗教，教会与音乐紧密相连，音乐应该并只能为宗教服务；
形式：齐唱，单声音乐或复调作品；
声乐：歌词，没有歌词的音乐不能让人领悟到神的思想。
理论：三、六度音程是不协和的；以复调音乐为主；教会调式体系是以古希腊调式为基础，没有伊奥里亚调式与爱奥里亚调式(今天的大小调式)。
不可讳言，格里高利圣咏是中世纪前期音乐发展史上塌伟大的成就。是早期多声音乐“奥尔加农、迪斯康特”的基础，是后来几个世纪音乐家们创作的源泉，是为欧洲音乐发展举行的奠基礼，对于它产生的时代而言有着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但因此将音乐的内容、形式、体裁作为一种模式长期固定下来，很明显就不可能让音乐得到应有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变迁和时代的发展，任何事物都不可能逆时代潮流而行，只有顺应历史才能生存，这是不以人意志而转移的自然法则，文艺复兴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在人文主义的思想产生发展这个历史规律面前，无论格利高里圣咏在以往是多么的辉煌，宗教音乐的坚冰也会被彻底打破，音乐必然将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2.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
随着文艺复兴思潮的兴趣，“初步具有了以人为本、以情为主的情感论音乐思想”。在市民的家庭中进行音乐活动、在朋友聚会场合进行音乐活动的现象开始出现并逐渐盛行，在当时绘画和文学作品如在《十日谈》中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
15世纪末到16世纪，音乐的“复兴”进入全盛时期。文艺复兴时期欧洲音乐的主要现象：
地点：在市民的家庭中、朋友的聚会场合有了音乐活动。
内容：开始用音乐的手法描绘人的生活，人的感情。
形式：作品篇幅逐渐扩大，多声部歌谣逐渐成长，和声的感觉和意识逐步形成。
器乐：在音乐中逐渐取得重要的地位。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6
关键词:西方传统音乐;神学主义精神;宗教文化
宗教文化是西方社会的主流文化。它不仅是西方人社会生活的精神依托,同时还渗透到西方文化的各个领域。西方传统音乐也正是在这种宗教传统盛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宗教不仅赋予了西方传统音乐以内在的精神价值,将其引领到广阔、辉煌的神学殿堂,同时又使西方传统音乐带有浓厚的神学色彩,树立了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
“神学主义”这一概念是从宗教中来。它集中了宗教本质与宗教精神的精髓,代表着宗教的最高意义。西方传统音乐中的神学主义精神就是宗教的最高意义在音乐文化中的具体体现。在西方传统音乐发展的慢慢长河中,音乐与宗教始终保持着最为密切的接触。一方面,音乐为宗教服务;另一方面,宗教意识主导了音乐的发展。从古代到近代,西方音乐强调突出的是以神作为主体的人格化和超世力量,并将神置身于音乐的中心地位以展示神的至高无上。正像正统经院哲学家的最大代表、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神学家之王”的托马斯•阿奎那说的:“一切自然的东西都是由神的艺术创造的,可以称之为上帝的艺术品。”“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于神住在里面。”的确,西方传统音乐始终是按照神的意旨生动地走着他那神秘的轨迹。
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是从原始的崇拜宗教中萌发的。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西方国家就已经存在着不同的宗教,既有具有人性特征的、如神一般的奥林匹亚宗教,同时也有在人们的信仰中普遍存在的、神秘的、来自东方的俄尔普斯宗教和对狄俄尼索斯的祭祀。这些都是一种原始崇拜宗教。在这类宗教活动中,人们在向往和狂欢中寻求遁世之道。而音乐正是在这类宗教活动中充当了精神寄托的载体,并被看做是最能够宽慰和安抚人的感情,引起情感的宣泄,净化人的心灵的东西。音乐就像一根无形的丝线,紧紧地系在人间与天国的两端,成为人与神交流的唯一途径。在这原始的崇拜宗教中,诗歌的演唱、“三位一体”的音乐活动与祭祀和宗教仪式紧密结合。歌唱始终没有脱离宗教仪式。如阿波罗赞歌是对太阳神的赞美;对酒神狄俄尼索斯的颂歌是由合唱队在春季仪式上演唱的;歌手欧菲斯不仅是欧菲斯神秘宗教仪式本身的创始人,同时也是其仪式音乐的创始人。祭祀乐舞中的音乐也保持着与宗教祭祀的联系,成为宗教仪式的一部分。由此,西方音乐一开始就在丰富的宗教祭祀仪式活动中产生并发挥着主要作用。
中世纪是西方传统音乐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是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得以释放的关键时刻,中世纪文化又可以称为基督教文化。西方音乐文化,实际上首先是在基督教文化的土壤中发展起来的,而中世纪的音乐,更是在宗教领域中壮大起来的。
在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文化就取代了古希腊罗马文化而登上历史舞台。由于教会音乐据有专业性的教会艺术的地位,在教会内部便涌现出许多作曲家、歌唱家和音乐理论家,他们创立了以罗马教皇格里哥利一世的名字而命名的格里哥利圣咏。在由大量附有拉丁歌词的单音音乐组成的圣咏中,那超脱、冷静、毫无人间欲念的旋律;那内敛、忠实、纯朴素庄的美感;那充满着希望和温柔甜美的情怀,都体现了音乐的宗教意义及神学精神的内涵。格里哥利圣咏形成后,迅速传向各地,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英国、爱尔兰、法国等地得到了普及发展。直至十四世纪,格里哥利圣咏还在还在天主教会中广泛使用。格里哥利圣咏是宗教文化与音乐文化共同融通的产物,也是神学主义精神向音乐文化渗透的结果。它作为中世纪早期的主体音乐,发挥着其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
中世纪后期,复音音乐出现在基督教的背景之下。作为一种风格,或是一种思维、一种形态的复音音乐都无疑为西方传统音乐注入了巨大的活力。在教会中养育并成长起来的音乐家们已不满足优美抒情、简单规范的单音音乐与神的窃窃私语下的平和氛围,而是追求由多声部交错起伏、和声的丰满浑厚构成的复音音乐去展示更加恢弘而神圣的天国气氛。复音音乐所承载的内容正是神学主义精神在音乐中的表现。复音音乐是在西方单音音乐最完美形式的格里哥利圣咏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早在7世纪初,在天主教会中就有僧侣音乐家对在格列高利圣咏上加上另一声部的伴奏感兴趣,并进行了一些试验。九世纪,一些僧侣音乐家们尝试在格列高利圣咏的下方加上一个平行四度或五度的声部,这一变化,就把格列高利圣咏的单音音乐完全变成了复音音乐。西方传统音乐也就随着这简单的被称为“奥尔加农”(organum,也有人译为平行调)的复音形式而真正进入了复音音乐时期。奥尔加农最初多为二声部,它在巴黎圣母院发展到了最高水平。在那里,第三、甚至第四声部被增加到原来的单旋律圣歌上。到了11世纪末,僧侣音乐家又尝试把平行曲调加在圣咏的上方,由平行至斜行,渐渐又至反向进行。反向进行被肯定以后,复音音乐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就产生了,这就是“笛斯康都”(Discant,也有人译为“反行调”)。笛斯康都以反向进行为原则,容许声部交错,并允许三、六度音程和经过音的进行,使旋律更加华丽。笛斯康都盛行于法国,不久渐渐遍及西方许多国家,为复音音乐带来了新的气象。十三世纪,复音音乐在基督教音乐中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出现了像巴黎圣母院的雷翁南及他的继承人贝罗坦等一批为复音音乐做出巨大贡献的宗教音乐家。西方教堂苍穹下那庄严辉煌的至高境界对神的无限敬畏的炽热感情,就在复音音乐中得以实现。可以说,复音音乐是宗教文化下的产物。复音音乐的产生,标志着西方音乐前进的伟大步伐,同时又是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
随着西方人文主义反对宗教主义的文化复兴运动的兴起,西方传统音乐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焕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文艺复兴的新思潮在充斥着宗教文化的同时,也在影响着音乐文化的发展。但这场运动并没有使宗教意识在西方传统音乐文化中变得冷漠,相反它却以更新的姿态冲击着传统音乐文化,为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带来新的气息。十四世纪,“新艺术”的口号由法国教主维特利提出,他突破了复音音乐的传统观念,将新的音乐风格、音乐体裁与音乐内容融入到复音音乐。他的这一主张曾得到巴黎苏那尼修道院院长约翰•迪•姆利斯的支持。“新艺术”音乐的最重要的音乐家当首推法国的融神父、诗人、音乐家于一身的玛肖。他创作的四声部的《圣母弥撒曲》,是最早的复音音乐弥撒,开创了这种体裁在历史上的新纪元,其影响深远并扩散到整个欧洲。在意大利,“新艺术”的音乐又被佛罗伦萨的管风琴家、盲人音乐家兰迪尼所倡导。在当时的和声创作、教会音乐的创作中常用的“兰迪尼终止”,就是一种表现个性、突出个人风格的和声结构,亦称“兰迪尼收束”。十五世纪,教堂唱诗班的训练所是对音乐发展起到最大作用的组织。罗马教堂的唱诗班是著名的,其中包括许多尼德兰的宗教音乐家,当时有才能的音乐家都是在教堂活动的僧侣音乐家,他们将最复杂的作曲技术和艺术水准都集中于宗教范围的音乐创作。这些音乐家高举神学主义精神的大旗,捍卫着对神的崇高敬意。十六世纪,被当时人们称为“音乐之王”的宗教音乐大师帕列斯特里那继承了以往音乐家们所遗留的复音音乐的全部财产,并且将具有新的审美意识的复音音乐运用到音乐的创作中。他的经文歌在音乐史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随后出现的新教,又为西方宗教文化带来了新鲜的色彩。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本人便是音乐家,新教的音乐继承了天主教部分弥撒曲的经文歌,并用德文的圣诗代替拉丁文歌词,展示出焕然一新的音乐风貌。
十七世纪是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高度体现的伟大时期。这是由于巴赫的存在而存在的,在巴赫生活的年代里,国家的分裂、经济的落后、艺术的暗淡致使人们把教堂作为寄托精神情感的唯一地方。而巴赫正是把为教堂创作音乐视为最大关怀的伟大天才。他在思想上把对宗教的信仰和对音乐的热爱融为了一体。在他的创作中,教会音乐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生为教堂创作了五年内每周礼仪所用的康塔塔,约二百首;创作了大量的管风琴作品,其中约有一百四十首圣咏调。透过这些作品的淳朴形式、精炼的技巧以及宗教精神下的面向全人类的广阔胸怀,不难看出,巴赫音乐中人性化的神学主义精神的显现。除此之外,复音音乐也在巴赫的音乐中达到了空前的完美,为复音音乐竖起坚实的丰碑。在他那富有深邃的哲思与宗教情怀的音乐中,神学主义精神得到了升华。可以说,是巴赫将西方传统音乐的神学主义精神提升到了历史性的高度,赋予其更为深刻的内涵。巴赫的创作思想强烈地影响了后世音乐的发展,并为后世的音乐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巴赫之后,宗教领域的音乐创作虽已不居主导地位,但受宗教养育的音乐家们依然虔诚的歌颂着宗教的崇高,神学主义精神依然指引着音乐家们的创作。
总之,为神的歌唱、为神的交响是西方传统音乐的发展主线。作曲家也总是力图在这一主线中寻找着一种永恒的精神寄托,努力追求着音乐与神的交融合一,关注着音乐与神的密切接触,体会着与音乐与神的深厚情感。宗教与音乐是并肩前进、密不可分的。宗教的思想与宗教活动的需要,不仅造成了西方传统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同时也造就了西方传统音乐文化的神学主义精神。
参考文献:
[1]于润洋.《西方音乐通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7月
[2]院出版社2005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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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修海林、李吉提.《西方音乐的历史与审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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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7
由于诸多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们对世界音乐的了解，除了欧洲的创作音乐以外可谓知之甚少，通常存在着用西欧古典音乐概全世界音乐的历史性偏差，把学生的视野搞得很窄。而随着人们音乐文化视野的日益扩大，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除欧洲音乐以外的世界音乐正展示着丰富多彩和令人耳目一新的魅力，无论是印度的拉格、日本的能乐、苏格兰的风笛、拉美的混血音乐文化还是美国爵士小号吹出的布鲁斯七度，无不令人为之着迷、倾倒。在新世纪里，人们面临的是一个多元化的音乐世界，各国民族音乐的交流与融合必将创造出更为丰富的音乐样式。对世界音乐进行广泛而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已成为各国音乐教育界的共识，也是时展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正如美国威斯廉大学民族音乐学教授郑苏女士2001年来华讲学时所一再提到：“世界音乐在21世纪将占据全球音乐文化的主流，从而取代20世纪西方艺术音乐。”
对于世界音乐的学习与研究虽在世界范围内已初具规模，但在我国，它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学科，目前专门从事这一学科教学与研究的力量十分薄弱，能够完整开设该课程的院校也廖廖无几，若只希冀于类似《世界民族音乐概论》这样孤立、专门的的课程去实施这一领域知识的广泛传授似已缺乏现实的可行性。www.133229.Com因此，笔者认为在教学中应开拓思维、转换观念，可考虑在其他的相关课程（如基本乐理）中进行该学科知识的有效、适时的渗透，也不失为一个颇具实效的良策。同时,也需要对此相关课程进行一定的审视与改革。
众所周知，我们目前教授的乐理主要是大小调体系的应用理论，即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欧洲中心地区的专业音乐创作形成的“共性写作”时代所用的乐音手段的基本总结，具有其特定的历史局限性与适用性，对其他非欧洲中心地区的音乐形态、乐制、律制、节奏等技术要素均少有提及，“这一理论不仅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成为指导全世界各民族音乐实践的普遍真理，甚至就连东欧诸民族的民间音乐，也很难用它加以概括。”①西方乐理由于文化背景、哲学基础的差异，故在审美、思维方式、语言特点、音感意识等方面与非欧洲中心地区的民族大相径庭，这造成有的学生会拿十二平均律的尺度去衡量其他律制下的音乐，会认为阿拉伯音乐中的中立音、微分音是不准的音，日本的追分样式是节奏不稳……由于对世界其他民族与地区的音乐几无所知，并受到“欧洲音乐中心论”单线进化的思想影响，甚至会认为东方单声线形音乐比西方多声音乐低级，五声不如七声、十二音先进，而导致盲目的西方崇拜、多声崇拜、交响崇拜……这显然是一种近乎无知的偏见，也是当前音乐教育的误导与失策。由此可见，我们在乐理教材的一定章节中适时渗透补充世界民族音乐的相关内容进行教学，也有利于打破“欧洲音乐中心论”，树立不同文化的“价值相对论”的正确指导思想，而对音乐文化及其形态层面诸要素进行重新认识。
如在律学章节中，不应拘泥于过去只介绍十二平均律、五度相生律与纯律的狭隘局面，而应开阔眼界、面向世界。如阿拉伯国家的律制则是另外一种体系，称为3/4音体系，二十四平均律的制定使得多种中立音盛行而成为阿拉伯国家音乐的主要特征之一。还有印度的二十二律：即把八度分为二十二个微小的音单位，这种音单位称为什鲁蒂，意为能听到的最小的音程，指的是微分音程。此外还有印尼“甘美兰”乐队的五平均律、泰国的七平均律等等。
在节拍节奏章节中，则不能不谈非洲的复节奏，又称交错节拍，“各种不同节拍的同时结合叫做交错拍子，交错拍子一般很少使用”②在传统乐理教科书中通常就这一句话。而在非洲民族，尤其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黑非洲，则频繁地使用鼓等打击乐器敲出各种变化多端、丰富多彩的复节奏，而成为一种传统。并且在其演奏中，非洲人所关心的并不是每一个节奏型，而是这些节奏型组合起来的一种多声的节奏形态，也称为“合成节奏型”。黑非洲的这种鼓节奏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复杂、最富变化的一种多线条节奏。正如德彪西所称赞：“如果我们摘掉欧洲偏见的色镜去看待它们迷人的打击乐，我们则必须承认，我们的打击乐不过是乡村集市的原始嗓音。”而在讲到节奏型时，除了一般的圆舞曲、进行曲节奏型以外，还可介绍古巴的哈巴涅拉舞曲节奏型：即由一个附点八分音符、一个十六分音符加上两个八分音符连续不断的摇摆性节奏，以及作为“狂欢节音乐”而闻名于世的桑巴，其节奏特征是2/4拍的音符短促密集的滚动节奏。另外还有发源于阿根廷的探戈舞曲，也不失为一种极富特色与个性的节奏型。而在讲到切分节奏时，还可即时介绍一些爵士乐的节奏形态，其节奏的主要特点就是切分，用休止、连线和人为的重音记号，不拘一格创造的各种切分形式形成的。切分的意识几乎贯穿于所有爵士乐作品的各个声部，切分是爵士乐节奏的核心特点，也是区别于其他音乐的主要标志。通过爵士音乐中切分节奏的谱例与实际音响，而让学生增加对切分节奏丰富变化形态的感性认识，同时也是一个事半功倍、一举多得的教学切入法。
在调式章节中，还可提出“五声音阶是中国独有的吗？”这样的问题进行讨论教学,以开阔眼界。事实上，五声音阶并不仅在中国有，而是在几乎整个东南亚、日本、澳大利亚、非洲、美国印地安人区以及欧洲的苏格兰、英格兰乃至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区等世界各地都普遍存在。并且就全球范围内而言，五声音阶可谓种类繁多：在全音五声音阶（又称无半音五声音阶）大类中，大三度结构的如英国民歌《友谊地久天长》（《一路平安》），美国黑人灵歌《马车从(转第56页）(接第43页）天上掉下来》，小三度结构如德沃夏克的《e小调第九交响曲》中的《念故乡》一段。而单、双半音类的五声音阶则多出现在日本及其太平洋岛屿的音乐中，如日本的都节音阶和琉球音阶。另外在印度尼西亚尚特有一种均分音五声音阶，又称等音程五声音阶，其结构形式是将一个八度划分为大致相等的五个等份，即五平均律。另外，在德彪西的前奏曲，甚至斯特拉文斯基的现代音乐会中也有五声音阶的出现，所以可见五声音阶并非是中国所独有，而是具有世界性的。并且还应注意到在所有出现五声音阶的地区，也同时流行着七声音阶和多于七声的音阶，这也说明五声音阶是人们的主动文化选择，而并不代表音乐进化过程中的某一阶段，更不存在落后之说。只有以这样的理念去教学，才能做到对世界音乐有一定宏观的了解，才知道我们与其他音乐文化区、其他民族、国家相比较有哪些共同之处与独特之处，本民族音乐中最有价值的是什么。只有在这种以不同文化的“价值相对论”思想指导下，既超越“自文化（汉文化）中心论”，同时也消解“欧洲音乐中心论”的影响，让音乐教育重新回到各民族文化平等的起点上来，加快与世界优秀音乐文化的融合进程，在音乐教育上与国际主动接轨，而不再是被动的技法输入，从而形成多元共存的开放性格局。
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就不是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而更应体现其相互依存的统一性。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沟通与相互对照，才能取得世界性的认同。并在比较中了解自己的优劣势，扬长避短，更好地发展它。对于音乐教育工作者来说，重要的是不要让下一代重复我们的不足，不要让“中国缺少对世界的了解，世界缺乏对中国的理解”的局面继续下去。可见，在音乐教育中面向世界全方位地开放，追求多元化已是21世纪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新世纪的音乐教育一定会跳出原先狭窄的圈子，以新鲜的口味，喜悦的心情来品尝、共享世界上绚丽多彩、营养丰富的各种音乐，从中汲取活力，更好地发展自己的音乐教育事业。
这同时也要求教育工作者、乐理从教者转换观念、开阔视野、活跃思维，共同探讨传播世界民族音乐的有效途径，形成学习世界音乐的潮流，使得每一个学习音乐的学生在入门伊始、在基本乐理的课堂上，就可以接受到完整而宽泛的良好教育，得以拓宽其艺术的视野，从而打下坚实而全面的音乐文化基础。
注释：
①李重光著《音乐理论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1962年
②王耀华著《世界民族音乐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参考文献：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8
达尔克罗兹教学法是二十世纪产生的最早的音乐教学法，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学习和借鉴这种卓有成效的教学法是我国基础音乐教育不断深化的需要。目前，越来越多的教师积极探索，尝试将该教法运用到课堂教学中来。本文主要从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的重要内容体态律动和即兴创造这两方面的教学内涵出发，结合邻国日本对该教学法的引进情况，简述该教学法对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启示。
一、正确把握体态律动教学的内涵
体态律动是在聆听音乐的同时以身体运动的方式来体验音乐，并将这种体验转化为感受和认识。然而，由于我国当前对于该教学法的认识与研究不够深入，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常常存在不少误区，因此，正确地把握体态律动的教学内涵尤为重要。
首先，体态律动不等同于机械地打拍子。由于律动教学与节奏训练有着密切的联系，部分教师认为律动就是一种齐奏打击拍子的方式，或者在行走的练习中，仅仅把行走当做一种节拍。这些尝试的错误之处在于让触觉代替了运动觉，致使学生们很难清晰地体验和感知每一个节拍的准备、开始与延展等微妙的变化过程，妨碍学生发展一种清晰的运动觉感受。因为一种真正的运动觉反应，包括对于重量在行走过程的转移、空间在前进后退中的改变等因素的体验与感知。
其次，体态律动不等同于舞蹈。舞蹈因与音乐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长期以来在基础音乐教学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不少教师常常把律动教学中“有韵律的身体动作”等同于舞蹈，混淆了律动与舞蹈教学。
虽然二者都通过身体动作配合音乐的形式呈现给人以视觉效果，但是严格地来讲，二者之间是有区别的。
（一）从渊源上来说，律动的理念是达尔克罗兹受到现代舞创始人、美国女舞蹈家伊莎伯拉?邓肯的舞蹈理论启发而创造的。邓肯追求一种通过人体动作神圣地表现人类精神的舞蹈，她认为“美即自然”，创立了一种为“自由”而舞的新的舞蹈流派。然而，与邓肯创立新的艺术形式相比，达尔克罗兹创立的是一种教学方法，通过舞蹈的启发而发掘出体态律动这种音乐教学的工具，对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理念等的追求决定了体态律动与舞蹈的差异。
（二）体态律动的身体动作是为音乐服务的，音乐是主体，而不是动作的伴奏。体态律动追求身体动作尽可能准确地表现音乐中的核心要素，例如节奏、时值、速度、力度、重音、旋律起伏，通过身体语言将音乐化作一种可见的听觉形式。
舞蹈中的动作并不要求准确表达音乐要素，音乐结构、固定音型的出现对舞蹈动作的创编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动作是舞蹈的核心，舞蹈动作的编排很大程度上是因角色扮演和剧情内容的变化而决定，音乐此时的作用是烘托舞蹈情节的气氛，成为了动作的伴奏、陪衬。
（三）体态律动强调动作的“偶然性”，常常是配合即兴的音乐或是现有的音乐，跟随音乐要素的变化做出即时的动作反应，需要身体运动觉对音乐高敏感，能够捕捉到音乐要素的细微变化。体态律动反对一切事先的统一规定，追求一种源于自然、真实的动作表现状态。
舞蹈中的动作通常根据剧情和角色的安排提前创编，呈现给人们的是设定好的形体动作，侧重于通过华丽的动作技巧展示追求一种较为强烈的视觉美感。
（四）体态律动提倡人人都可以通过肢体动作表达自己内心对音乐的感受，这种“无门槛”的起点使每位学生都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肢体运动能力，在聆听音乐的过程中体验音乐，表达真实的自我，拥有属于自己的肢体表达方式。
舞蹈的学习对于学生的身体机能有较为专业的要求，学生需要接受一种规范、统一、精准的肢体运动方面的系统训练。
二、正确把握即兴创造教学的内涵
达尔克罗兹在撰写的许多文章中都强调了即兴创造在基础音乐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即兴创造是培养学生良好音乐素质与创造能力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在传统的我教你学、我讲你听的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崇拜权威、缺乏民主的教学氛围的影响下，我国中小学的实际音乐教学对即兴创造不够重视，相关的教学活动比例偏少，这与创造性的培养背道而驰、大相径庭。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要打破我国传统音乐教育程式化、单一化的模式，正确把握即兴创造的教学内涵，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归还学习主动权，营造即兴创造的氛围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不能太拘泥于自己预先的教案设计，因为即兴创造本身是不可预设、不具有重复性的，教师应将学习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同时，尽量营造一种和谐、平等、无拘无束的教学氛围，让学生成为探索、创造的主体。学生的即兴创造潜力是巨大的，只要给他们足够的创作空间和探索的自由，学生完全能够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在音乐活动中即兴创作。教师应及时抓住学生即兴发挥的苗头并加以展开，放下“权威”的架子，经常站在学生的角度，用学生的思维方式与之共同探索，共同分享由创造所带来的快乐，帮助学生在不断获得成功体验的基础上一步步建立起即兴创造的兴趣与信心。
（二）借鉴多种即兴手段，激发创造潜能
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法的即兴创造教学手段非常丰富，比如身体动作、语言、歌曲、各类乐器。教师可以要求学生在课堂上通过这些不同的媒介尝试即兴创造，让他们学习用节奏和旋律等音乐要素来刺激自己的想象和创作欲望，再运用个人的方式表达自己对音乐的诠释，整个过程实际上是对螺旋型学习过程的实践。
（三）重过程，多鼓励
教师在教学中应注重学生参与即兴创造的过程，欢迎不同的声音和意见并存，对于学生的即兴创造冲动应及时给予认可和鼓励，而不要过于计较他们探索音乐和创造的结果。达尔克罗兹教学法非常重视教学活动的过程，认为过分看重结果会束缚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甚至会令他们感觉到厌倦，这种对学生情绪状态的影响将直接关系到他们对音乐即兴创造的体验与探索的深刻程度。
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在教学过程中锻炼学生的创造能力，开拓学生的音乐思维。教师应保护学生在创造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点滴兴趣和信心，经常鼓励他们在音乐创造过程中所获得的成功体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因为认可与鼓励对于学生一生创造能力的形成与发展而言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三、反思与借鉴
同样是引入达尔克罗兹的律动教学体系，我们的邻国日本在引入和推广方面取得的成果相当突出，值得我国音乐教育界借鉴和反思。
在引进达尔克罗兹教学法的初期，日本以培养具有丰富创造力的人作为他们的教育目的，期望通过在本国的教学实践中融入这些国外优秀的教学体系，进而实现对国家整体教育观的影响。作为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世界音乐教育的几个艺术教育动向之一，达尔克罗兹教学法被日本视为一种基础和本源来推崇。他们首先将以律动教学为核心的教学法应用在幼儿教育上，随后逐渐拓展到舞蹈、体操、音乐等方面，不仅训练了儿童的音乐技能，更重要的是塑造了儿童健全的人格，促进其身心的全面协调发展。
从二十世纪初的引入阶段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推广时期，日本于1931年在小林宗作等人的积极倡导下创办了达尔克罗兹学会；到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新的教育政策强调音乐教育的艺术性，这是从未有过的特征，人们开始重视这些新的教育观念，其中包括被重新认识的达尔克罗兹教学法。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以后，日本将达尔克罗兹教学体系逐步拓展到大学教育领域。1962年，音乐教育领域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出现了：在板野平与小林宗作的共同努力下，在国立音乐大学中设置了教育音乐学科第二类（律动专业）[1]。在此之后，日本从事达尔克罗兹音乐教学实践与研究的教师和学者越来越多，有关的研究活动越来越活跃，视野也更加开阔。1973年，在国立音乐大学律动专业相关人员的努力下，日本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研究会成立，主要从事达氏理论研究活动。
日本自二十世纪初开始，结合本国的国情与民族特点，在介绍、引进与推广达尔克罗兹音乐教育体系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实践与研究工作，研究成果相当丰富，仅著作方面就有白井规矩郎的《韵律体操和表情游戏》（1923年），介绍有关达氏理论以及详细的指导方法、福井信美的《低年级的律动教育实践》（1935年）、小林宗作著《综合韵律教育概论》（1935年）等[1]。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9
[关键词]声乐艺术声音探析审美定位纠误
渊远流长的声乐艺术是人类孜孜不倦追求表现心声美的艺术，即华美的艺术化心声；它是以人的嗓音为物资条件、情感化的旋律为载体，经过二度创作，将音乐与语言高度融合成听觉审美艺术形象，展示出精美的音乐文学语言意境，集人的真、善、美为一体的一门学科艺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行话，无不真切地指明这华美的艺术化心声，是歌者具备了坚实的音乐理论、高水准的审美能力、科学的发声理论与技能、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在优秀教师的指导下用长时间训练学习所获得。为发展声乐艺术表演创作及普及音乐教育，弘扬民族传统艺术，培养专业人才与教师，笔者认为不断地多层面多角度探究与剖析声乐艺术的科学性正确性，确认审美标准（定位），纠偏正误，是十分必要的。
一、声乐艺术的历史与现状
在人类历史长河里，声乐艺术的发展步履蹒姗，从原始劳作的“唷哟”之声、自然的模仿之声、喜庆及祈祀之声至到今天形成的华美的艺术化心声展现，是值得庆幸与回顾的。
（一）据史记载，中国民族声乐有着悠久的历史可溯。早在复禹（公元前22世纪未至前21世纪初左右）治水时，便有了涂山氏之女在涂山之阳候禹治水唱的情歌：“候人兮旖”！夏朝（公元前21世纪至前11世纪左右）未桀时有舞伎万人之多。周王朝始设官方音乐机构大乐司。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子听《韶》乐之后，竟感“三月不知肉味。”叹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当时官方教育强调习乐（当时的音乐舞蹈合为一体）在“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排行于第二重要位置；宫廷上不仅有“雅乐”（用于政治、宗教、风俗的各种仪式的典礼音乐），还有宫廷文人整理改编成集的《雅乐歌曲》、《诗经》、《楚辞》等歌曲集，并出现了“余音绕梁，三日未绝”的韩娥、歌声“响遏行云”的秦青、王豹等一批歌唱家。到汉朝时设有“乐府”、唐朝兴办教坊、“梨园”机构管理音乐及培养专业人才；汉朝“乐府”广泛收集改编民歌“相和歌”发展成大型舞曲《大曲》、唐朝则有加工改编的《曲子》和文人创作《绝律诗》等歌曲集；故史有汉武帝宠爱乐官李延年的歌唱家妹妹，唐明皇亦宠爱歌唱家许和子（即许永新）的记载。由于改朝换代的政治变故，歌舞音乐自唐朝起淡出舞台，接替兴起的是戏曲说唱艺术，一直持续发展到清朝末年（据20世纪80年代调查，全国有传统的345个说唱曲种、317个戏曲剧种、17636种民间舞蹈），诞生了集千年之大成者京剧（即唱、念、做、打、舞面面具到）。就在此间，著名艺人层出无穷，如南宋时有张五牛、孔三传、白秀英，明代有卢纲、李通、蒋康之，清代更有王周士、陈遇乾、毛奢佩、俞秀山、陆瑞延等多名艺人，和京剧梅兰芳等四大名旦；随之而来的艺术评论家、教育家著书立论指导声乐艺术传承发展。元代燕南芝庵在《唱论》里简述歌声的种种表现，如“歌之格调”一节写到：“抑扬顿挫；顶迭垛换；萦纡牵结；敦拖鸣调；推题丸转；捶欠遏透。”南宋词曲音乐家姜夔（白石道人）创作许多词曲歌曲，如在《白石道人歌曲》中的《鬲溪梅令》、《杏花天影》、《杨州慢》等歌曲传唱至今。明代有“一声唱到融神处，毛骨萧然六月寒”名句的徐权著《太和正音谱》；魏良辅在《曲律》里谈到戏曲说唱“五音四呼”咬字行腔、归韵收声的理论。清代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德晖和徐沅j的《顾误录》、徐大椿的《乐府传声》等书则谈及演唱的方法。值得指出的是王|在《瀛雪杂志》、刘鹗在《老残游记》里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女声曲艺家的精彩演唱，为后人对声乐艺术研究提供宝贵的依据，正确认识了“珠喉玉貌，脆管么弦，能令听者销魂”的艺术化心声。诚然，戏曲说唱属于声乐艺术范畴，却与歌曲演唱相去甚远。而我国声乐艺术的歌曲演唱“复苏”始于“五四”运动之后，发展于海归音乐家们按德国教学模式在1927年的上海创办首家国立音乐学校，引进欧美传统的美声唱法（Belcanto）及歌剧、艺术歌曲、合唱等演唱形式，结合于汉语语音规律，在实践中创造出民族声乐艺术的少儿剧、歌剧、艺术歌曲、大合唱等大批声乐作品，涌现出与造就了众多民族音乐家、教育家、歌唱家，如萧友梅、黄自、黎锦辉、青主、赵元任、刘雪庵、冼星海、聂耳、李焕之、马思聪、贺绿汀、马可、周淑安、应尚能、喻宜萱、郎毓秀、黄友葵、蔡绍序、斯义桂、周小燕、张权、蒋英、寇家伦、沈湘等；同时，他们翻译许多歌唱专著，在不断总结教学经验基础上，为日后培养出新中国蛮声世界歌坛的歌唱家，奠定民族唱法基础，普及音乐教育，增进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与友谊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在欧洲，诸国的声乐艺术发展同样渊远流长。据在1581年时加利莱伊著作《关于古代音乐和近代音乐的对话》中，有第一次发表了闻名拜占庭时期（约公元280―337年）三首古希腊的米提亚人颂歌作品。而从美国《新格罗夫音乐和音乐家词典》、《哈佛音乐词典》、法国《博尔达音乐词典》、苏联《音乐百科全书》等词条介绍来看，欧洲古代文明哀落至十五世纪时文艺“复活”的一千年，是一首不值得称道的“歌特人”黑暗插曲（学者们常以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和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失陷于土耳其人的这一阶段为上下限）。此间宗教统治下的社会黑暗，经济一派萧条，人民生困苦。只是到了中世纪（十三世纪）音乐的素歌（plainsong）、宗教音乐、世俗音乐、经院哲学音乐的后期才缓慢地向文艺复兴过渡。当时的音乐是宗教生活、文化的组成部分，参加教堂歌唱活动的教会神职人员所说唱的有拉丁文古代诗歌、挽歌、赞美歌、情歌、云游歌和单旋律歌曲（复调手法歌曲出现则晚至文艺复兴时期），即此古艺术时期始见各民族语言歌曲流行，和出现法国游吟诗人、德国恋诗歌手；创办于十三世纪初的巴黎大学才有了三、四个声部的经文歌，彻底改变了巴黎圣母院时前期记谱不规范、旋律居后于歌词的无节奏律动的现象，并在礼拜歌咏中确立于复调音乐；十四世纪意大利的新艺术时期作曲家维特里和诗人作曲家马肖创作的大型作品民谣、回旋歌、抒情歌的复调写了二拍子，且小教堂唱歌出现精巧复杂的技巧受到法国勃艮第宫庭的重视；不过当时歌曲结构多数喜欢采用简单的，直到十五世纪中叶，才形成高效能弥撒的套曲，将五个部分合成整体。而反判宗教禁固的文艺复兴时期（公元1430年前后至1600年前后）的歌唱是从最早声乐教本的格里高利圣咏（公元509年罗马教皇一世）教学唱诗里走了出来的，出现在文艺先进国度的意大利。其歌唱内涵正如里斯在他的《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一书里指出：复古――音乐中对古典精神的崇拜；坦克托里在他的《均衡》前言引用古希腊时柏拉图的音乐观点：是科学“至高无上”，其力量能感动“众神、亡灵、恶魔、群兽，乃至于没有生命的万物”。其歌唱风格力求声音的甜美和（Dolce），由于当时作品单一而音域不宽（高度一般只到g2），注重连贯、柔美的中声区，表现出宁静、典雅、和谐的怡人意境。第一部歌剧（opera）产生于佛罗伦萨当时的卡契尼、佩里等人的新音乐集团《同志会》（Came-rata）1594年的《月桂女神和太阳神》；而被公认为世界歌剧诞生开始的是里努契写剧本、佩里与卡契里作曲于1600年2月9日在佛罗伦萨公演的《犹丽狄茜》。该剧企图重现古希腊戏剧常用的宣叙调式（即配乐的说话演唱形式），但主要部分却采用歌手独唱而音域宽广的咏叹调式；其间，为适应歌剧演唱的需要，卡契尼等人创作小组首创出Belcanto唱法（即我国译称的美声唱法）原则：要求音色柔美，音质纯净，发声自如；旋律音连贯，均匀而灵巧，装饰音优雅而精美，能渐强渐弱，风格真挚而富有感情；技巧上主张打开喉咙，声音明亮，吐字清晰和有良好的气息支持（卡契尼在1602年所著《新音乐》序言中谈了他的这些美学思想和歌唱方法）。于是，歌剧的诞生创造了Belcanto唱法，Belcanto唱法推动了歌剧大时代的到来，演唱形式更发展、完善。卡契尼逝世百年之后，这原则由著名声乐教育家托西和曼蒂尼加以发展、总结而流传后世。自此，欧洲声乐艺术日显荣耀，从法国的游吟诗人歌手及技巧高超的阉音歌唱家波尔波拉、法瑞奈里、卡法瑞里、塞内西诺、皮斯托基和托西、曼契尼等一路走来。在他们功不可没地奠定歌唱基础上，发展至十九、二十世纪涌现出名扬世界的伟大歌唱家恩理科・卡鲁索（意大利）、夏里亚宾（俄罗斯）、吉利（意大利）、玛丽亚・卡拉斯（美国）、帕瓦洛蒂（意大利）等，Belcanto唱法（即歌剧唱腔）也到了尖峰时期，影响深广地促使世界声乐艺术成熟与辉煌，各声乐流派、演唱形式和经典歌剧一道遍地开花。在Belcanto唱法发展的同时，发声方法技巧的研究及声乐理论等著作纷纷面世，声乐艺术教育亦随之发展起来。如在文艺复兴时期便有了伊西多、昆蒂利安等人的专著流行。接着，阿里斯托克森诺斯著有《泛音》、格拉雷安著有《十二调式论》、莫利著有《音乐入门》等书，尤其是普吕什在他的《大自然的景色》（1746年）里指出：把使人感动的东西说出来影响别人而不变形、不用使劲、几乎不用什么技巧的音乐叫作歌唱式音乐。阿尔加罗蒂在他的《论歌剧》（1755年）文中，则将音乐听觉与视觉的欣赏结合起来追求（即把早前的小型室内乐表演扩大到大剧院的庞大交响乐演奏、歌剧里有独唱、合唱形式等）。经过十八世纪中叶格鲁克的歌剧改革和以莫扎特为代表的歌剧创作成熟后，威尔第、普契尼、瓦格纳、迈耶贝尔等集之大成者剧作家作曲家的新创歌剧，发展了歌剧中主角具有宽广音域的男女高、中、低音特色的创作方法，要求演员嗓音在大歌剧中能穿透强烈音响的庞大乐队“音墙”，使歌声送至各角落的观众耳里去。也就是在这个“大歌剧时代”开始了声乐技术的“现代化进程”：法国男高音歌唱家杜普雷兹首创突破唱高音的“关闭”唱法，波兰歌唱家也首创了“面罩”唱法，意大利歌唱家发掘出发声似海肠音的“咽音”唱法，以及后来英国声乐教育家凯萨利提出的“音柱”理论的靠后唱法等；声乐生理学研究方面，西班牙歌唱家、声乐教育家加尔西亚（子）在1855年发明了喉镜，并在其名著《论歌唱艺术》上提出“声门冲击理论”而开拓确立了崭新的学科；接着，1862年法国教授海尔姆霍尔兹发表名著《论音乐理论生理基础的音乐感觉》，指出乐音产生的音高、音量、音强三要素，奠定了人声声学物理理论基础；1880―1890年时生理医生班克提出人声带发声的“厚”“薄”“小”三种机能学说；1906年声学语言学家斯克里乔普在《实践语音学研究》上发表了人体发音共鸣系统原理；1957年贝格尔等人的研究更进一步发表了《论人类喉器中的空气阻力和贝努里效应》名著，1961年w・范纳德著有《论歌唱中的贝努里效应》，1967年埃帕尔曼阐述了《声乐教育的科学》重要性，引起各国教育界的重视；医学上的科技进步而发明了能随机观察研究人体器官功能变化的X光射线、B超检验仪、伽玛射线、Ct检验仪等，给了研究科学发声、检查声带闭合功能及教学以便利的工具，并能获取研究声乐艺术的科学依据。当历史迈入20世纪中叶后，欧美各国的声乐艺术与科技发展同步上升，在歌剧、艺术歌曲领衔歌坛之上，融合音乐、舞蹈、话剧道白的特殊魅力结合塑造人物形象从而表现一个完整故事情节的音乐剧诞生，源于美国黑人的爵士乐及舞蹈（爵士舞和踢踏舞的结合）逐步全球传播。其代表作有《俄克拉荷马》、《窈窕淑女》、《西区故事》、《猫》、《悲惨世界》等。同时，随电声乐器出现，大型的集现代音响、灯光、舞美为一身的歌剧、音乐剧、独唱音乐会、流行音乐会层出无穷。声乐艺术水平今非昔比，涌现许多世界级的（自然人）男女高音、以及掌握半声、花腔等技巧高超、音域宽广（有的可达4个八度）的全才歌唱家，其声音美仑美奂，美不胜收。
在21世纪初的今日，国内外声乐艺术的传承与发展出现多样性，其表现形式亦为多样化，唱法相互融合交错，各民族的原生态唱法重新焕发青春，尤如今年初的CCtV的第十三届“隆力奇怀”青歌大赛，和刚刚8月24日闭幕的第29届北京奥运会的开幕、闭幕式歌舞表演是可称之为世界之最、世界之经典的。
二、声乐艺术的声音审美与误区
众所周知，世界任何民族的声乐艺术，它都浓缩在经典而通俗的精美歌曲里：那抑扬顿挫的语音准确地展示出情态美、意象美、意境美、理趣美、语言美、风格美的内涵，和巧妙的创作手法把独特的音乐元素构成优美悦耳的旋律。一言概之，声乐艺术之所以美，美就美在歌声传情达意的声韵。因此，我们感受歌声之韵美是必须通过声乐艺术的审美（鉴赏）来完成的。这种传统的“精致优雅”音乐取向审美（鉴赏），是人们认知声乐艺术门类品种、形式、音乐元素功用及创作的辅助方法之一，只有掌握审美（鉴赏）方法，特别是专业演员与教师，准确定位声乐艺术的优劣，才能在评品上构成理论，指导实践与教学。现今众多的各种音乐会、歌剧表演、声乐比赛都是人们在进行声乐艺术审美（鉴赏）学习与享受的机会，也是音乐家、艺术家、音乐教育家、音乐评论家与歌唱家、歌手们共同在给声乐艺术定位，并借此不断地提升审美（鉴赏）标准来推动声乐艺术的传承发展。尽管声乐艺术审美（鉴赏）的水平有高低之别（观点不一），但在求同存异之下是仍可达成一致认可标准的。以今年央视青歌赛为例，此赛事唱法分类之多（分有美声、民族、流行、原生态、合唱等）、评委之众、参赛歌手队伍之大（其中有许多高校师生、歌手），其声乐艺术审美（鉴赏）定位是――用彰显个性的科学发声之声准确地诠绎歌曲（主题、风格、各种元素等构建）之美。
（一）声音审美定位
1、音色优美。笔者审美认为，首先要从众多歌音嗓音中认定优劣，评品出优者具有的纯净而明亮、圆润而华美、统一而富有弹性的音质，而且以厚实者为上乘。
2、音高准确。笔者认为，歌者音高准确是演唱成败的第一要素。歌曲旋律的复杂变化，半音升降，调性转换，音程跳跃常给演唱带来困难，要求歌者具有良好的呼吸方法与内听力，来支持发声技能的完善。
3、声音通畅宏亮。笔者审美认为，声音能上达（位置）下通（各声区通畅，共鸣比例协调），结实明亮松驰丰满，声波振频疏密有致，富有线性美，具有一定音量与穿透力。
4、音域宽广。笔者审美认为，要求歌者嗓音音域达二个八度音域以上宽度（至少是可达13度半音程之宽），能胜任任何声乐作品（此乃指专业歌唱演员，非高师学生范围）。
5、歌声字清韵正。笔者审美认为，歌者演唱时吐词咬字清晰，即出字、行腔、归韵收声准确，声情并茂；并以能掌握多种语言演唱多国作品为佳。
（二）声音审美误区
误区之一：盲目追求演唱及发声时音量的大与强，而忽略声乐艺术本质的美感。此误区，多在美声唱法歌者身上，他们偏面认为只有唱大（满）的高音或唱壮低音才是美声真谛，有的歌唱家评委甚至视身体不够强壮的歌者不是唱美声的料，该现象在高校声乐教学里也普遍存在。笔者审美认为，演唱及发声时的大音量或高音应以松驰而自然的美为前提，不可一味唱得撑满和冲击唱高音；即使在表现乐句宽广与渐强上，也要以自身能量为基础，不可攀比地唱过头，合理调节声区共鸣比例，唱出声音的流畅线性美则永远是优于过头的失当的音量大与强。
误区之二：盲目追求唱音域宽与难度高的作品，以向观众证明自己的声乐艺术高档次，从而导致演唱粗糙，虎头蛇尾，全无表现力，出现声音发干无色彩，浅吊、喊叫、摇晃、咬字含糊不清、行腔不准、无韵可归，甚至身体形态变异等缺陷，令人难以接受。笔者审美认为，歌者演唱二度创作只有立足于完美的发声技法能力上，才能用华美之声正确地诠绎作品，并唱出个性特色与形成独自的艺术风格；在自己不完全具备演唱技法和能力时，不宜参加高规格的赛事或举办独唱音乐会，避免弄巧成拙，以至亵渎了声乐艺术。
误区之三：声音不统一，即演唱时音色不统一，声音位置不一致，咬字、行腔、归韵、收声不规范，声音共鸣比例不协调，声波振频或疏或密等。笔者审美认为，之所以歌者演唱声音不统一，说明其发声技法不过关，声音审美能力尚低（内听力判断差）；有的歌者唱小作品尚且能听，一但唱稍大作品中的长乐句、渐强渐弱音、尤其延长音时便凸显缺陷，全然没意识到不正确不优美，还将礼貌式的“掌托”当成是艺术的肯定。既然是从事声乐艺术追求美，就得常听录音纠误，虚心听取不同看法的行家观点。从严从高锤炼自身发声技法，严格区分美声、民族唱法与少数民族民歌原生态唱法的特殊性（如藏族的“振谷”唱法，蒙族长调的装饰颤音及其“麦呼”式的一人三个声部唱法，青海、宁夏“花儿”的真假声接替唱法等等），向近代著名大师看齐，逐步提升演唱水平，提高教学能力。
误区之四：为追求声韵“美”而不打开喉咽腔歌唱，导致声音紧小无气无力、窄亮刺耳、单薄不圆润、上得去却下不来。笔者审美认为，不论歌唱用什么发声方法演唱何种类型风格声乐作品，都要耕究科学发声技法，即解决好其中的呼吸、打开喉咽腔、协调共鸣这三大要素，以及从科学性、时代性、民族性、艺术性四个方面提高自身审美概念与能力，才能真正唱出作品风格而感染听众。
误区之五：只追求声音华美，忽视歌唱字清韵正表情达意的本质特征，导致听众不知其所云。笔者审美认为，歌唱的基本功底在于声与字的完美结合技巧，缺一不可。歌者要具备深厚的艺术功底，须从长期科学的发声训练入手，与多层次的艺术演唱实践来共同完成。值得指出的是，在发声训练吐词咬字时，务必正确解决好“前嘴”咬字头“后嘴”归韵的辩证关系：先唱好母语，后再唱准外语，这是古往今来声乐艺术家们成功的所在――先本民族的后世界的，二者并举。
三、声乐艺术的展望与期待
今天的声乐艺术已经步入到了科技飞速发展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与现代科技的人文教育新时代，其发声技法的研究及完善、表演形式的综合化与多样化，舞台表演的现代化、声乐艺术教研教学的普及提高，都无处不在地绽放着迷人的风采和魅力，呈现着青春的生命活力；以其为主导的文化艺术产业正在蓬勃发展，经济效益迅猛地高居各行业之首。同时，也牵动着亿万青少年的心，他们热爱声乐艺术，在以高等院校为核心的基础上接受着新科学观的艺术理论与技能的教育，追寻着更高的声乐艺术境界，肩负着向国人普及音乐教育的历史重任（即通过高校声乐艺术教育培养人们的创新能力，拓展人格构建的空间）。笔者期待，在声乐艺术理论家、教育家、表演艺术家及广大的科技专家共同努力下，借科技之手整和各学科综合研究，不断提升现代声乐艺术的声音审美理念与鉴赏能力，摒弃门户之见，更新教育理论与技能培训方法，开辟和提供多层次的艺术实践园地、平台与机会，让各民族民间歌手、演员、青年学生更好地弘扬传统艺术，展示才华，加强舞台表演的科技含量和人文（民族）元素相结合，从而在给人民提供高质地的精神食粮、提高国民素质、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即振兴中华的伟业上，让古老的声乐艺术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参考文献：
余笃刚著《声乐艺术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93年5月第1版，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孙以音、乔鸿第、管谨义著《读谱歌唱艺术》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2000年7月第1版，2000年7月太原第1次印刷。
[美]威廉・文纳著，李维渤译《歌唱――机理与技巧》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发行，2000年9月第1版，2000年9月第1次印刷。
[美]约翰・阿多因著，程淑安译《卡拉斯在美国朱利亚音乐学院讲学集》，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2001年10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周青青著《中国民间音乐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03年8月北京第1版，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二十一世纪的音乐教学篇10
关键词：电子音乐、启示
此次音乐周共五天,包括6场音乐会、10个系列普瑞马斯工作坊、6场相关讲座以及3天的国际论坛,其中有以上作曲家的作品音乐会、新生代的作品音乐会及非学院派作品音乐会等。“电子音乐(electronicmusic)可以泛指一切利用电子手段产生、修饰的声音制作而成的音乐,与由共鸣体自然发音的音乐相区别。”[1]电子音乐产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但电子音乐的教学产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电子音乐也有人称之为噪音音乐。电子音乐的音响冲破了传统乐器的演奏及音响概念,严格地说,电子音乐不是传统乐器演奏的,也不是传统音高、旋律、调性、和声、节奏等技法的运用,更不是当代电声乐器的概念,而是在实验室里运用电子设备,采样、录音、制作,利用各种音响进行作曲。
一、电子音乐暨计算机音乐综述
电子音乐的发展从1948年法国作曲家谢菲尔(Schaeffer)的第一首电子音乐作品《火车练习曲》开始[2],经历了录音带音乐和合成器音乐二个发展阶段。而在电子音乐相当普及的今天,计算机音乐(computermusic)已经是电子音乐的主流。“计算机音乐是指那些不仅利用计算机作曲而且其音响材料也出自计算机的电子音乐作品。”[3]确实如此,当今,电子音乐从构思、设计、创作、制作、播放及演奏无一不在计算机平台上,来自荷兰海牙的吉斯•塔泽拉教授重点地阐述了这一点。他在《个人创作策略与作品展示》的论坛中详细的解释了电子音乐与传统音乐的异同,传统音乐无论如何都是有着音高、旋律以及和声等因素,而电子音乐则不是,而是非音高有的是大自然的各种声音,有的甚至是噪音的组合。他的实验室从1996年开始做计算机的创作、研究工作,以前的电子音乐音响的制作都是物理的模拟音乐制作设备,当今计算机的广泛使用早已淘汰与代替了原来的模拟音乐实验室。计算机有着产生各种声音的巨大的可能性;有着利用各种软件制作复杂节奏与丰富音响的能力,并且可以简化电子音响的制作过程和提高效率,有时只需简单改变一些菜单“指令”,就能变化出多种同首作品不同的音响演示版本,甚至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特殊音响效果。计算机平台上的电子音乐制作所展示的广阔前景,人们还难以预料,还有待致力于电子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们不断去挖掘。
二、电子音乐有感
这次上海音乐学院电子音乐国际音乐周同时也进行了为期五天的论坛与专家讲座。其中2009.10.22日上午由武汉音乐学院刘健教授题为《电子音乐中音响主体的东方特制》的论文为与会的国内专家教师留下了较深刻印象和启示。这其中刘健教授一是主要谈到电子音乐创作是否需要“主题”,他谈到为了鲜明地表达音乐作品表现的目的,并且为创作音乐发展所提供的素材和材料,是需要设立一个创造主题的;二是变换创作技法,如运用一个较长的过程来逐渐发展并揭示出音乐创作的表现目的而发展成的电子音乐作品,这样的创作是不需要主题的。这些技法的作品在“非学院派电子原生”音乐会上有具体的体现。如其中一首作品是一种节奏××××∣0×××××的电子“噪音”重复,若干小节后加入了不协和的音高,又进行了若干小节后,它的节奏和音高开始逐渐地加厚、加浓、速度加快、音响同时逐渐产生变化形成无主题的电子音乐作品;另外一首是作品一开始,只有一只小虫子微弱地在鸣叫,然后逐步地将鸣叫加多,意味着声部的加厚,最后到有众多虫子的鸣叫。还有一首作品纯属是电流噪声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声部由薄到厚的音响作品。
刘健教授还谈到,电子音乐和东方元素特制相互契合的问题。当使用音响材料并想构成具有主体内涵的乐队时,西方作曲家开始用音响的方式,而不是用音高的方式来思考问题时,这种状态就已经接近了东方音乐的思维模式,并且使构成的某些主体元素具有了中国民族音乐的“音腔”式特征。“音腔”的概念是沈洽在他的《音腔论》中提出的。中国民族音乐的旋律可在每一个音上做到包括音高、力度、音色的细微量变,形成曲线音感。而西方音乐如钢琴它是运用音高来组合音乐的,没有音高、音色的细微量变。那么如何构成“音腔”特征呢?前提是作曲家希望有音味的主题;用不同的音响材料来区别主题的不同阶段,在技法上主要运用拼贴的手法等;用长音逐渐加强音高的方式来替代重音点,并使得音阶段落有所变化,在技法上主要运用电子设备进行调制变相的技术等。这个课题也是专业作曲家的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