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1
纵观整部《孙子兵法》，孙子首先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阐述了对战争重要意义的认识，即“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从而确立了以确保国家核心利益为中心的战略目标。以切实的利益作为核心和出发点，正是现实主义的典型特征。
古老兵法，根植于东方传统哲学
《孙子兵法》所论述的，事实上已经远远超越了具体的驭兵之术的范畴，而是阐释了深刻的博弈哲理的，古老东方智慧的结晶，是高度概括的“道”而非具体的“术”，诚如明代名将戚继光所云，
“孙武之法，纲领精微，为奠加焉。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孙子兵法》是被作为一部哲学著作而收入的。
《孙子兵法》中哲学思想的根源，有很大部分是来自“道”、“阴阳”、“四时”、“五行”等中国传统的数术的思想，这是中国古代文明特有的宇宙论的产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因此，它的整套思想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和西方战略思想迥异的，建立在不同的哲学基础之上的。东方传统哲学思想的根基，赋予了《孙子兵法》经久不衰的生命力。《孙子兵法》中的“道"
正如孔子和老子都是从他们自己所定义的“道”这个哲学本体作为本原出发来演绎其哲学，《孙子兵法》之中，
“道”也是处在第一位的因素。《孙子兵法》在开篇就讲到，兵者最根本的五个要素是“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古今中外，运筹帷幄内、决胜千里外者皆离不开这五个要素，而取胜的关键首先离不开的就是“道”，正所谓“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在《孙子兵法》的语境中，“道”也有其独有的意义，即“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激发所有人民的士气，达到全国上下一心，同生死共患难，这是战争取胜的根本，是其他一切因素得以发挥作用的前提。
在“道”之下，才是天时(天)，地利(地)，领导者的素质(将)以及管理制度(法)这四个因素。在西方战略中。与孙子所强调的“道”比较接近的理念是军事总体战观念，但是德国军事家鲁登道夫在《总体战》中系统论述这种思想，已经是二十世纪的事情了，比《孙子兵法》晚了两千多年。当代许多企业将《孙子兵法》运用于管理时，首要的一点就是高度重视建立一套促进员工对企业高度认同，能够凝聚人心的企业文化作为其管理之“道”，其次才是具体管理制度的“法”，从而达到孙子所说的“修道而保法”。
阴阳五行论“兵法”
《孙子兵法》之中充斥着大量的阴阳相对的成对出现的二元范畴，诸如敌我、彼己、众寡、强弱、攻守、进退、胜败、奇正、虚实、迂直、利害、患利、勇怯、劳逸、饱饥、安动、静哗、久速、治乱、远近、得失、安危等等，不可胜数。孙子高度重视驾驭阴阳之间的相互转化来扭转局势，诸如“乱生于洽，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孙子所推崇的克敌之道，就是巧妙地利用阴阳相生或相克的原理来达到以柔克刚，以静制动的效果，即所谓的“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此治心者也，以近待远，以逸侍劳，以饱待饥。此治力者也。”，避实击虚也是孙子所极力推崇的战咯一“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虚宴之道，归根到底还是阴阳之道的外延。正所谓是大道至简，一阴一阳。
五行的概念也寓于《孙子兵法》之中――“五行无常眭，四时无恒位，日有短长，月有死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通过五行相克相生，充满无常，没有哪一个能永恒地战胜其它各方这个原理，揭示了用兵务须灵活应变的道理。
总之，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等这一系列形而上的东方哲学的核心理念，运用于具体的军事领域之中，赋予了《孙子兵法》独特的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使之不仅仅是军事著作，更是一部深奥的哲学著作。这种超越二元对立的哲学思维，其层次远远高于西方式的线性逻辑的战略思维。如果要打一个粗略的比喻的话，那么《孙子兵法》与西方的强调主要倚靠力量取胜的那种战略思维的差别，就有点像中国的太极拳和西方的拳击之间的差别。
战略思想之鼻祖，迄今无超越者
如果把视角放低一个层面，从更具象和实际的战略，计谋和博弈的层面来看一看《孙子兵法》的思想，也绝对是堪称经典的。美国战略理论家约翰，柯林斯认为“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而在它问世之后直到今天，都一直得到高度的评价――曹操日：
“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子所著深矣”，李世民日：
“朕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当代的许多外国学者也仍然都认为，《孙子兵法》在人类历史上所有的军事著作中可谓是首屈一指的“让thebest”。能获得这样的“双重第一”殊荣的经典著作，不论在那个学科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孙子最早地明确提出了战略的概念，谓之日“庙算”，中国古代，凡遇重大战事，皆要告于祖庙，议于明堂，故而称之为“庙算”，在《孙子兵法》中，“庙算”具体所指的就是运筹帷幄之中的战前谋划，也正是现在所说的战略的意思。孙子还特别强调了其高度的重要性：“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于无算乎!”。
这与《中庸》中的“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原则是类似的。这不仅仅是在军事中十分重要，而且是做一切事情都应该遵循的一条准则。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了，然而，知易行难，纵观古今，因为事先考虑不足而与成功无缘的机会又是何其之多呢?故而，直到今天，我们做出决策之前，都有必要用《孙子兵法》中的道理来时时警醒自己。
最早提出了成系统成体系的，成熟的战略思想的也是孙子，在这套战略思维中，缜密的逻辑贯穿其始终，即便用现代的博弈论模型去看，《孙子兵法》也完全经得起推敲。并且，这一套战略思想中的许多理念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也并不随时间变化而改变的普遍规律，所以无怪乎《孙子兵法》直到如今仍是各国兵家所必读之书。后世的战略思想，总是难以跳出孙子战略思想的基本框架，正如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为《孙子兵法》的英译本所写的序中所说，《孙子兵法》“迄今无超越者”。
与众不同的现实和理性
虽然问世于人们尚迷恋于依靠占卜，祭祀和神迹来指引战争的时代，《孙子兵法》却显出了一些与其时代有些不相符的，颇显超前的现实主义风格和强烈的理性色彩。这或许是因为齐国当时浓厚的学术氛围及自幼优越的学习环境造就了孙子过人的逻辑思辨能力吧。
战争也好，计谋也罢，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如何尽可能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获得最大的收益来实现目标，也就是如何达到经济学上讲的“帕累托最优”，是整部兵法所要解答的问题。正是因为能够达这样的认识层次，所以孙子才能得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样精辟而高明的论断一在孙子眼中，战争无非是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之一，而这种手段往往成本高，风险大。因此如果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就不应首选之，这与把追求战争的最大胜利本身作为目标的西方战略是截然不同的，与反对一切战争，主张“非攻”的墨子也是非常不同的――孙子既非好战，亦非反战，而是嗅战。
孙子高度强调手段与目标的一致，一切与达到目标不符的手段都是错误的，都将导向危险的歧途――“非利不动，非得不用，非危不战。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愠而致战。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怒可以复喜，愠可以复悦，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兵贵胜，不贵久”等表达的都是这样的意思。
在理清了目标和手段的问题之后，下一层次的问题才是如何采取有效手段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又有不同的层次，“兵者诡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等大原则之下，又有更加具体和细化的论述层层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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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理据性；外汉语教学；教学中的应用
对外汉语教学是对外国人进行的汉语教学，其性质是一种外语教学，也可以说是一种第二语言教学。其目的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使外国学生尽可能地熟练使用汉语。根据中国教育部方面2005年的统计显示：除中国人外，目前世界上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汉语的人已超过3000万，100个国家2300余所大学在教授中文。在欧洲，法国有近3万人学习汉语，居欧洲首位。截至2003年，法国参加中国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已超过53000人次，仅次于韩国和日本；在美国，汉语已经成为学习人数增长最快的外语。截止2014年1月1日，全球孔子学院的数量已达1086所。
一对外汉语教学是软实力战争的延续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开宗明义，在开篇首句即指明战争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其政治目的是保卫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所以必须要认真对待。这与近代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不谋而合。
语言是一种软实力，以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为基础。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政治军事力量的增强，汉语越来越受到重视，已形成世界“汉语热”，有人预言21世纪汉语将成为全球通用语。
二《孙子兵法》三元理论结构和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的象似性
每个民族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基本认知结构。这些认知结构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文化特色和分析问题的基本方法。相关研究表明，汉民族最早的认知结构是阴阳结构和三元结构。阴阳结构体现了辩证法的矛盾思想，我们将在下文论述。
认知系统及基本认知结构更直接表现为语言模式。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所有高层次思维都依赖于语言。我们可以对《孙子兵法》的结构层次进行再概括：
第一部分：《始计》，兵法之纲要；
第二部分：《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战、攻的基本原则和战前准备；
第三部分：《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作战的具体方法。
这和我们传统文化中倡导的道、法、术有异曲同工之妙。道，《说文》：所行
道也。《尔雅》：一达谓之道。可见，“道”指的是四通八达的大路。运用在战争上，指的是能够让一军无所阻碍、势如破竹的方法，即掌控全局的战略原则；法，指的是方法，即实现“道”的基本方法；术，是指具体的操作方式。
对外汉语教学有其自身的理论特点，但也应该符合我们民族的文化认知框架规律。研究证明，三元结构对对外汉语教学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黄金分割对课堂讲练的时间分配起着关键作用。
第二语言教学的原则是“人们从一定的教育和教学目的出发，在第二语言教学实践基础上，根据对语言规律、语言学习规律、语言教学规律的认识而制定的指导整个教学过程和全部教学活动的原则。”
对外汉语教学和孙子战争理论的三元结构具有象似性，请看下表：
在《孙子兵法》大多篇章内部体现黄金分割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对对外汉语教学课堂的讲练时间分配问题进行了考查。
三《孙子兵法》哲学思想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认识基础
前文提到的阴阳二元结构也是中华民族的基本认知方式之一。最早见于《易经》：“易有太极，是生两仪”，阐释了宇宙的生成；“一阴一阳之谓道”，说明了朴素辩证法。这种思想经过诸子百家和历代大儒的发挥，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思维认知方式了，尤其是对于某一事物内部结构的认识。据《孙子兵法结构研究》的统计显示，《孙子兵法》十三篇每篇的布局也都按二元对举的形式安排。这种二元对立的哲学思想为对外汉语教学借鉴《孙子兵法》的相关理论提供了又一个依据。
对外汉语教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也充满了各种矛盾。要转化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矛盾，必须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汉语语法一直是教学的难点，如何加快学生的习得速度、提高学习的质量呢？教师可以选择演绎法、归纳法、认知法等等，但也可以设计一个场景，采用功能法，把枯燥的语法放入生动具体的对话之中。
四结论
《孙子兵法》是春秋晚期以前兵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但《孙子兵法》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意义研究尚属空白。我们经过上述比较，发现兵法和教学无论是战略地位、内部层次还是哲学思想都有很高的象似性，这就为我们研究《孙子兵法》对对外汉语教学的指导意义提供了理据性。根据《孙子兵法》，这种指导应该是三个层面的，根本战略层、基本作战层和教学技术层。每一个层面都需要我们进行深入解读。例如对外汉语教师应该具备哪些素质，教学法还有哪些没有发掘，什么时候应使用何种教学法等等。这些都需要我们在客观教学的基础上进行具体研究。
参考文献：
[1]李艳萍.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与对策[J].职业技术月刊，2005（2）：3-55.
[2]文光，宣林.孙子兵法（白话本）[m].成都：成都出版集团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1）.
[3]谭鼎莎.《孙子兵法》课程在高校大学生人文素质培养中的实践探索[J].鄂州大学学报，2014（1）.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3
《孙子兵法》的诞生。《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处处表现了道家与兵家的哲学。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汉族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汉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汉族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称为镇国之宝，在中国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出土在临沂。
（来源：文章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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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为对先秦诸子的关注是以考辨“学术源流”的名义进行的，或者说，他考辨先秦诸子之间的关系是为了厘清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由于中国文化始于先秦，他对中国文化的追溯和考察便从先秦开始，以至于始终聚焦先秦诸子和先秦哲学。以对先秦诸子的考察为起点和重心，康有为将先秦诸子及百家、九流最终都归为孔子之学一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反复宣称：“孔子之道，六通四辟，无夫不在，诸子之学，悉受范围。”[1]“‘六经’皆孔子作，百家皆孔子之学。”[2]145通过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学术身份和传承谱系的辨梳，诸子百家最终都成了孔子之学一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康有为提到名字还是没有提到名字的先秦诸子以及各家各派都是孔子后学，都可以归入孔子之学是毋庸置疑的。“百家皆孔子之学”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他将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都归为一家的看法，也是对百家乃至先秦哲学的整合。康有为的这个做法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同时内涵着理论上的逻辑矛盾。
一、先秦哲学的流派分野
在“百家皆孔子之学”的前提下，康有为特别强调老子、墨子是孔子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学、墨学也属于孔子之学。为此，他着重进行了两方面的论证：第一，突出孔子在时间上的优先性，将老子、墨子的生存时间后移，都说成是战国人：对于老子，康有为强调，历史上的老子共有三人，只有战国时作《道德经》的才是真正的老子――“老子《道德经》是战国时老子所纂”[3]；对于墨子，他说成是与孟子、庄子一辈者――“墨子为子夏后辈，杨、墨、老，孟子一辈”[4]178。第二，强调老子、墨子的思想皆从孔子所作的“六经”而来――“老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易经》。墨子之学，只偷得半部《春秋》”[2]144。这样一来，康有为既证明了两人的思想出自孔子――“老子之清虚、柔退，出于孔子；墨子兼爱，亦出孔子”[2]145；又证明了两人的思想低于孔子，二人皆为得孔子大道之“一端”、“一体”的“一曲之士”。
在康有为的视界中，孔子与老子、墨子的关系是多重的，颇为复杂：除了作为孔子后学外，老子、墨子还是与孔子争教者。无论是老子独立创教还是墨子先学孔子后叛孔子之道都表明，两人的思想与孔子大道相去甚远，老学和墨学是独立于孔学的。沿着这一思路，康有为逐一对孔学、老学、墨学的学术谱系和后继传人予以追溯，分别勾勒出三条相对独立、分流各致的传承谱系和传教系统。在对孔子、老子和墨子的思想内容和传承谱系的勾勒中，他分别用儒、道、侠来称谓孔子之教（孔教、孔学）、老子之教（老教、老学）与墨子之教（墨教、墨学），更彰显了三者之间的不同宗旨。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具有唯一性，是专属于孔学、老学或墨学而非三学共有或只属于孔子之学的。例如，杨朱的唯一身份是老子后学，康有为从来没有说过杨朱为孔子后学，甚至没有在老子属于孔子后学的前提下将杨朱归为孔子后学。同样，在康有为那里，作为老学嫡传的申不害、韩非是老子不仁思想的极端发挥者，与孔子之仁是势不两立的，两人专属于老子之学而不属于孔子之学。这些都证明老学不是从属孔子之学的。
在承认孔学、老学、墨学相对独立的前提下，康有为将先秦诸子归入这三个系统之中。问题的关键是，即使作如此划分，他依然不能――或者说，并没有对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予以确证。这种现象较为普遍，具体情况也不尽相同。
首先，多重归属导致身份迷失。在康有为的视界中，有些先秦诸子的身份是双重甚至是多重的，因而不能确指到底属于孔学、老学还是墨学。这种情况较为普遍，最明显的例子是，老子、墨子一会儿是孔子后学，一会儿独立创教；随之而来的是，战国诸子如庄子、列子的身份更为复杂。拿庄子来说，康有为所认定的身份归属就有五种之多。[5]
同样，公孙龙、邹衍的身份也因为多重归属而最终成为未解之谜。以邹衍为例，康有为对邹衍的思想屡有论及，关注的视野不可谓不广，赞誉不可谓不高。与这些极不协调的是，他对邹衍的身份却始终没有确定。在论及邹衍的思想内容时，康有为说道：“邹子之学与儒者无异，以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也。当时孔、墨盛行，而邹子能起而与之争教，魄力可谓大已。邹子之说，墨子所无，中国向来无此奇论，惜其书不传，而弟子亦不著，或其人不寿，未有传人，亦未可知……邹子直究天人之故，可谓聪明绝伦。”[6]按照这个说法，邹衍的思想与儒家大同小异。然而，在承认邹衍的思想与孔子相通的同时，似乎在说，因其不在儒家之内，故而与孔子思想有异或不异之说。接下来的内容印证了这一点。康有为强调，邹衍思想甚奇，与西学相合则印证了这一点。于是，关于邹衍的身份归属便有了众多说法，下仅举其一斑：
邹衍奇诞，与庄子皆孔学别派。[2]144
庄子近于老，邹子近于庄。[2]145
邹衍聪明绝世，《庄子?秋水篇》亦极聪明。邹衍与庄子相近，其最精语，则为“自小至大”一句。[7]
邹衍谓中国九州仅为赤县神州，环一裨海如神州者凡九，大瀛海环之，人民、鸟兽、草木各不相通。《淮南子》分地形为九州。泰西自明末通大地，分为五洲，邹衍之旨也。[8]
在这里，康有为指出邹衍聪明绝顶，与庄子最近；并在邹衍与庄子相近的前提下，把邹衍一会儿归为老学，一会儿归于孔学，有时还归为墨学。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像邹衍这样穿梭于孔学、老学和墨学之间者仅此一例。庄子、列子等人尽管身份众多，却只是或者出入于老学与孔学之间，或者独立创教，始终与墨学无涉。邹衍同时穿梭于孔学、老学和墨学之间，此外还与康有为认定为杂家的《淮南子》一起出现，加大了其身份归属和学术谱系的复杂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邹衍的身份归属和思想内容是最复杂的，也将先秦诸子在康有为视界中的身份错乱和迷失展示得淋漓尽致。
其次，朦胧模糊，不能确指。这与上述情况有相似之处，因为多重归属和身份迷失也属于不能确证。所不同的是，此处的“不能确指”不是由于多重身份和归属引起的，而是由于没有明确的学派归属致使身份悬搁，最终无法确证身份。属于这种情况的人物最典型的当属管子。康有为对管子的好感溢于言表，并且多次论及管子的思想。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写道：
孟子、荀子、管子皆以心物对举，可知物指外物。[9]
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10]
《管》《韩》言法，《内经》言医，《孟》《荀》言儒，《庄》《列》言道。[11]
言治当如管、韩，即《素问》言医，亦成一体。[12]
上述引文显示，管仲在康有为那里有时与孟子、荀子一起出现，似乎应该属于孔子后学；然而，管仲更多的则是与韩非等人联系在一起，而韩非属于老子后学。值得注意的是，康有为虽然让管仲频频亮相，却对其身份归属语焉不详，没有像对待另一位法家先驱子产那样归为孔子之学，以证明西方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原本就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政治之学最美者，莫如吾《六经》也。尝考泰西所以强者，皆暗合吾经义者也。泰西自强之本，在教民、养民、保民、通民气、同民乐……其保民也，商人所在，皆有兵船保护之。商货有所失，则于敌国索之，则韩起买环，子产归之，且与商人有誓，诈虞之约是也。”[13]同样，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他频繁并提的“管、韩言法”的韩非那样毅然决然地将管仲推给老子。这使管仲的身份始终是一个谜。在其他场合，康有为给了管仲“明确的归属”，那就是与商鞅、申不害和韩非一起归为“法家”，即“同是法家，管子心最公，重民理；商君次之；至申、韩，直视民命如草芥”[14]。问题的关键是，在康有为那里，“法家”是不存在的，因为法家不是独立的学派。这就是说，康有为尽管使用了“法家”这个概念，然而，法家却不是与儒、道、墨三家并列的；更有甚者，他也没有认定全部法家都是老子后学――子产被归为孔子之学就是明证。此外，与管仲同为法家的除了申不害和韩非，还有同样作为法家先驱的商鞅，而商鞅也像申不害、韩非那样被康有为归到了老学之中：“尉缭、鬼谷、商君，皆老学。”[2]144至此，在康有为那里，无论是法家的尴尬处境还是法家人物与孔学、老学的关系都增加了管仲身份的复杂性。
进而言之，法家先驱的不同归属与法家在康有为思想体系中不是独立学派具有一定联系。因为法家不是独立学派，不能让法家人物单独组成一派，只好将其归于孔学或老学。然而，这并不是问题的本质所在，更为深层的原因是，这里隐藏着康有为对法家的矛盾心理：一方面，近代是崇尚法治的时代，康有为并不绝对地排斥法，恰好相反，他对法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例如，康有为从西方翻译的书目中即有“法律门”，这从《日本书目志》的目录中即可见其一斑。此外，康有为强调法与治密不可分，肯定孔子言法，《春秋》就是孔子言法的代表作。与商鞅一样重法的子产、吴起和李悝被康有为义无反顾地归在了孔子门下。在这个意义上，他承认“管、韩言法”，指两人的思想以法为主，并无敌意。另一方面，康有为将法与刑术相提并论，认为二者都是不仁的表现。沿着这个思路，他一面将大部分法家人物归为老子后学，一面对精于术的申不害和韩非极为仇恨，将两人说成是老子后学中不仁的极端代表。这样一来，康有为对管仲的归属便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由于对法的消极理解，他没有明确地将管仲归入孔子之学――因为孔教以仁为宗旨，与法之严酷、不仁截然对立，不便将言法的管仲归入孔学。另一方面，出于对管仲的好感，康有为也没有像对待申不害或韩非那样，将之归入以不仁为宗旨的老子后学。这样做的结果便是，管仲的身份始终悬而未决。
再次，没有归属。与对有些先秦诸子一再论及其思想却没有明确他们的身份归属不同，康有为对有些重要的先秦人物闭口不谈，由于对这些人物三缄其口，也谈不上对他们进行身份确证或学术归属问题。可以看到，尽管他论及众多的先秦诸子，却唯独没有提到兵家始祖和代表人物孙武和孙膑。换言之，康有为对待孙武、孙膑的做法和态度不是像对待管子那样没有予以身份归属，也不是像对待庄子、列子、公孙龙或邹衍等人那样给予多重身份而造成身份错乱或迷失，而是对两人不予提及，避之而唯恐不及。这是极为反常的。孙武、孙膑作为先秦著名的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远远比康有为论及的很多先秦诸子重要得多，对两人只字未提显然是说不过去的。康有为之所以作出有悖常理的选择，原因在于：康有为认为兵家是不详之物，压根就不应该存在，并由此设想在理想社会――大同社会戒兵。由于不方便将孙武、孙膑归为孔子之学，只好敬而远之，保持缄默。进而言之，康有为对孙武、孙膑的这种缄默可以从两个相反的维度去理解：一方面，康有为对孙武、孙膑代表的兵家的讳莫如深远远大于申不害、韩非代表的法家，因为康有为也不过是将后者视为老子不仁的极端代表，故而大加鞭挞而已，远没有达到像对待孙武、孙膑那样卷舌不议的程度。另一方面，作为孔子之仁的对立面，申不害、韩非是被批判的靶子，更具有典型意义。与申不害、韩非相比，孙武、孙膑不够典型，没有必要对他们加以论述。从这个意义上说，康有为对孙武、孙膑的态度远没有对申不害、韩非决绝。
梁启超在标榜“述”康南海之言的《论支那宗教改革》中提到了兵家，其中说道：“佛之大乘法，可以容一切，故华严法界，事事无碍，事理无碍，孔子之大同教，亦可以容一切，故《中庸》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惟其不相悖也，故无妨并行……苟通乎此义，则必无门户水火之争，必无贱彼贵我之患。此大同教之规模所以广大也。当时九流诸子，其大师多属孔门弟子，既受孔教，退而别树一帜，如吴起学于子夏，而为兵家之宗。禽滑厘学于子夏，而为墨家钜子。邹衍齐鲁诸生，而为阴阳家之祖。自余此类，其事甚多。盖思想之自由，文明发达之根原也。听其诸说杂起，互相竞争。而世界自进焉。《中庸》道并行而不相悖之义，即本于《春秋》三世并立之义，而孔子之真相也。自汉以后，定于一尊，黜弃诸子，名为尊孔子，而实则背孔子之意甚矣。”[15]按照这个说法，沿着“吴起学于子夏，而为兵家之宗”的思路，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如下结论：既然吴起学于子夏，便可以归为孔子后学；既然吴起为兵家之宗，兵家便可以归为孔子之学。尽管如此，有两个问题尚须进一步加以澄清：第一，康有为有过吴起是孔子后学的说法，如“战国名士大师，若墨翟、庄周、吴起、荀卿，皆传‘六艺’于孔门”[16]，却没有直接说过吴起属于兵家，更没有指出兵家与孔子之学有任何关系。第二，即使是梁启超对康有为思想的转述也没有将兵家与孙武、孙膑联系在一起，自然没有改变孙武、孙膑在康有为视界中始终没有身份归属――准确地说，压根就没有被提及的局面。这些情况说明，尽管自称“述康南海之言”，梁启超的表述与康有为的观点之间是有出入的，故而只能代表他个人看法，而不可视为康有为的看法。可以作为佐证的是，梁启超在这里将邹衍归为孔子后学，并且冠以“阴阳家之祖”，并由此而推出阴阳家出于孔子。然而，梁启超的这个说法在康有为那里同样找不到任何证据，因为康有为本人并没有将阴阳家与邹衍联系在一起，更没有明确指出邹衍是阴阳家。诚然，在万木草堂时期的讲述中，康有为讲过“阴阳家”，与阴阳家对应的内容却没有具体人物，当然也不见邹衍的影子。
总之，康有为对孔学的界定造成了众多先秦诸子身份归属的矛盾：一会儿将其归为孔学，一会儿将其推出门外。这一切归根结底与他对孔学的界定一脉相承：当孔子之学作为中国全部文化的代名词时，包罗诸子百家，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当然概莫能外；当孔子之学特指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时，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自然被排除在外。其实，不论是表达上的麻烦还是逻辑上的混乱都是就客观后果而言的，从康有为的理论初衷来看，他对孔子的定位与其孔教观是一致的，从不同角度共同抒发、印证了他的孔教情结：广义的孔学之所以将包括道家、墨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皆囊括其中，是为了彰显孔子独一无二的地位。唯有如此，孔子才当仁不让地成为中国的教主，孔学才名正言顺地成为孔教。然而，毕竟康有为所推崇的孔教在内容上侧重儒家，甚至以儒家为主，狭义的孔学（儒家）在思想内涵、价值观念上与道家、墨家具有明显差异。因此，在具体阐扬孔教内容时，康有为关注的是孔子、孟子和董仲舒等人代表的儒家思想，同时抨击与孔子思想对立的老子、墨子等人的思想。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道家、墨家思想不是主流，甚至被边缘化，成为被攻击的对象也在所难免。
与此同时，康有为审视先秦诸子的立场受制于孔教观，这是他与其他近代思想家的不同之处，也给他所梳理的先秦诸子的关系造成了混乱，进而影响到对整个先秦哲学的整体把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就孔子与老子、墨子的关系来说，当康有为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时，儒家、道家和墨家可以归为孔学一家；当他宣布老子、墨子与孔子争教时，先秦诸子分属于孔学、老学和墨学即儒、道、墨三家。这样一来，由于作为孔子之学的一家有时是孔学、老学和墨学的三家之和，有时与老学、墨学并列，其间的逻辑不能自洽。第二，康有为将先秦诸子划归孔子之学一家与孔学、老学和墨学（或儒家、道家、墨家）三家的不同归属不仅造成了孔子与老子、墨子三人之间关系的变化，而且导致孔子、老子、墨子之外的其他先秦诸子的身份迷失和错乱。这种身份的迷失使整个先秦哲学都处于变动之中，即使是作为中国的教主，身份始终如一的孔子也由于老子和墨子等人一会儿是其后学，一会儿与之争教而有所不同。更有甚者，受制于身份确证和学派归属，康有为对先秦诸子尤其是老子、墨子和庄子等人的评价褒贬不一，前后之间判若两人，乃至相互矛盾。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5
【英文摘要】theartofwarbysunziisnotonlyabookconcerningwars,butamasterpieceonshi.fromthecommentsonshi,wecaneasilyfindouttheinfluencewhichthebookhashadonthedevelopmentofartaesthetics.shiisusedbysunziasnaturalcondition,innerstrengthandwar-situation,embodyingthebeautyofnoumenon,reasonandstrength.fromanaestheticperspective,thegreatvalueofshiisthetranscendenceoverthetraditionalviewpoints,andtheaesthetictransitionformnatureandhumantothesocietyincludingwars.duetothecontinuousexplanationbymanytheoristsinlatergenerations,shifinallybecomesatypicalaestheticcataloguewith profoundsignificanceandnationalcharacteristics.
【关键词】孙子兵法/势/本体美/理性美/力量美/theartofwarbysunzi/shi/beautyofnoumenon/beautyofreason/beautyofstrength
提起《孙子兵法》，人们都知道它是一部研究军事谋略和作战技巧的古代兵书，具有很高的地位、深刻的价值和广泛的影响，以至于人们把这部著作奉为“兵经”或“武经”，而把其著者孙武封为“兵圣”。事实上，从文本的价值阐释和实践品格来看，这些评价绝非溢美之词。然而，《孙子兵法》对后世的影响绝非仅限于军事领域，在哲学美学特别是艺术美学领域内，它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但目前很少有学者愿意涉足甚至根本不屑提及，这确乎是一种已被长久“遮蔽”了的“存在”。《孙子兵法》对后世艺术美学发展的审美向度上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最鲜明而集中地体现在对“势”范畴的论述上。
一、“势”在《孙子兵法》中的多重所指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势”是一个被广泛应用的重要范畴之一。《孙子兵法》从军事学的角度，较早提出且颇为系统地论述了“势”的各种类型及其特点。从《孙子兵法》全书来看，直接提到“势”字的有15处之多，涉及《计篇》、《势篇》、《虚实篇》、《地形篇》等篇章，其中《势篇》是论述“势”的专篇。尽管在其他篇幅中并未直接提到“势”字，但都程度不同地和“势”相关联，讲的都是治军策略、用兵技巧、军事实力、虚实关系、战场地形、攻守方式、间谍运用等对军势、战势直至战争结果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我们不妨说，“势”才是《孙子兵法》的核心范畴，《孙子兵法》其实就是一部论“势”的兵书：作战前应善于判断形势、驾驭局势，作战中应巧妙地利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善于造势、积势、任势、变势、化势，调动全军的气势，占据战势的主动权，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最大可能地夺取战争的胜利。显然，《孙子兵法》并非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用“势”，由此便形成了《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多重所指。
一指自然之形势，具体表现为战争中应巧妙地运用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这是孙子论势的第一层次。《行军篇》提出了处于不同地形情况即“处山”、“处水”、“处泽”、“处陆”条件下不同的“处军”方法，得出了“好高恶下，贵阳而贱阴，养生而处实，军无百疾，是谓必胜”的驻军原则，强调了“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地形的隐患，这些旨在说明作战时要巧妙地利用地形地势。《地形篇》从军事地理学的角度，详细地考察了“通形”、“挂形”、“支形”、“隘形”、“险形”和“远形”此“六地”的利弊，并探讨了应相应具备的战术原则，说的也是地势对战争形势的巨大影响，孙子认为此乃“地之道也，将之至任，不可不察”。《九地篇》在开篇便提出了散地、轻地、争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围地和死地等“九地”，论述了战场地形地势对士兵心理、诸候态势和敌我形势的影响。《火攻篇》虽然表面看来是在讲“以火佐攻”，实际上是说火攻同样可以对战争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可见，在孙子那里，“自然之势”已成为影响战争结果的不可低估的重要因素。
二指内在之气势，具体表现为为赢得战争的主动权而具备的全军的向心力、凝聚力和战斗力。这是孙子论势的进一步深入。
如果说自然之形势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外部因素的话，那么“人”才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内在因素。《孙子兵法》从内部因素即人的素质、人的心理等方面加以阐述，认为从将帅到士兵必须打出气势、拿出信心，同时应消解和压制敌人的气势。
“用兵任势也。”(曹操语)孙子认为，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将帅就必须善于激发全军的气势。一方面将帅要以自己的人格魅力(“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即谋略冷静而幽邃、管理公正而严明等)和运筹帷幄的指挥能力(奇正变化、避实击虚等)，给全军做出表率，从而激发士气；另一方面又要靠深入敌军(“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重击敌军(“故杀敌者，怒也”)和激励奖赏(“故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等手段，做到“与众相得”(《行军篇》)。在他看来，“齐勇如一”(《九地篇》)才是真正的为军之道；只有戮力同心，才能得战争之“势”，进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因为“上下同欲者胜”(《谋攻篇》)。
全军内在气势的获得，既要靠“我军”士气之激发，又要靠对“敌军”士气的消解和争夺。《军争篇》深刻指出：“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此治气者也。”作为将帅，必须善于“观势”，即所谓的“相敌”。孙子在《行军篇》中列举了32种“相敌”方法，包括饥、渴、劳、虚、恐、扰、乱、倦、穷、失、窘、困、不精、乏、怒，以及静、挑、安、来、隐、伏、覆、车来、徒来、薪来、营军、敌卑、辞强、陈、谋、期、诱等。在孙子看来，“任势”必须“观势”，正所谓“知彼知己，胜乃不殆”(《地形篇》)。
三指战争之局势，具体表现为由自然之形势和内在之气势而形成的对作战形势的控制力与对敌人无形的打击力。这是孙子论势的核心和落脚点。
“势”在虚为“气”，在实则为“力”，体现为作战时的一种爆发力、冲击力。有的学者指出：“‘势’就是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由于实行正确的作战指挥，从而在战场上所表现出的实际作战能力。”[1](p54)孙子也提出：“激水之疾，至于漂石者，势也。”(《势篇》)在孙子看来，“势”具有“转圆石于千仞之山”和“激水漂石”所形成的“势能”，依靠此“势”，“其战人也，如转木石”(《势篇》)。但这种“势能”究竟缘何而来呢?除了前述的巧妙利用自然地势、调动全军内在气势以外，孙子还作了进一步的论述。他认为，“势”贵在“变”，“战势不过奇正”，要善于在“奇正”之间寻求不断变化，“以正合，以奇胜”，唯其如此方能“不可胜穷”。“势”贵在“造”，造出声势，给敌军以假象，“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势”贵在“化”，《用间篇》讲的就是化势的问题，即通过用间和反间扭转战争形势，化被动为主动，达到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出奇制胜的效果。“势”贵在“度”，即审视实力、把握时机、巧妙安排。孙子在《地形篇》论述“远形”时提出“势均，难以挑战，战而不利”的观点，在论述“六败”时又提出“夫势均，以一击十，曰走”，也就是说在地势均等、平分兵力、实力相当的情况下作战就非常不利。“势”还贵在“积”，经过长期而有准备的蓄积和贮存，就如同火山爆发、剑拔弩张般蕴藏着极大的动力和能量，所以他说“势如弓广弩”，王皙则提出“势者，积势之变也”。总之，作战应“求之于势”，“择人而任势”，方能形成“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般之“势”或曰对敌打击力。
基于上述理解，很显然，孙子之“势”绝非简单的“形势”二字可以全部说清。它固然最终指向战争的局势，因为《孙子兵法》原本就是谈论战争的，孙子就是想证明应通过一切办法取胜战争，但同时还要看到，把握战争的局势、赢得战事的主动权，不可能唾手可得，而应善于利用自然之势，巧妙地营造内在之势。只有做到内外结合，才能真正得“势”，“因利而制权”(《计篇》)，否则只能落个“用之必败”、吾乃“去之”的结局。孙子以其气派非凡的“论势”，给予当时的为政者和后世的军事作战以深刻的启示。
二、《孙子兵法》中“势”范畴的美学意蕴
《孙子兵法》的军事学价值自不待言，但其美学价值却常常为学者们所淡漠和忽略。从审美角度来审视《孙子兵法》，我们不难发现，其所反复论及的“势”范畴具有深刻的美学意蕴和独特的美学价值。
《孙子兵法》之“势”首先具有显明的本体美。《孙子兵法》一书的核心是什么?可能更多的学者都倾向于一个“计”字，认为全书都是讲谋略的，“先计而后战”理应成为全书的核心。但笔者以为，事实并非如此。如前所述，《孙子兵法》全书直接或间接论“势”的篇章占据相当的比重，甚至可以说，全书13个篇章都与“势”有关，或造势，或用势，或变势，或积势，或观势，论述的焦点或终极旨归直指对战争总体局势的驾驭和把握。也就是说，在《孙子兵法》一书中，“势”是一个更具本体意义的范畴。有的学者甚至从“势”本身所蕴含的强劲锐利的力量进一步推论，“势”这个概念“既来自于对生命形式的感悟，又概括着生命的基本特征”[2]。更有意味的是，《孙子兵法》还将“势”与中国古典文化中另外两个经典范畴“道”、“气”联系到了一起。在孙子看来，得“道”者方能得“势”，得“势”也就是寻得了作战之“道”。《计篇》有“存亡之道”、“五事”之“道”，《谋攻篇》有“知胜之道”，《九地篇》有“齐勇如一，政之道也”，《火攻篇》有“安国全军之道”，说的都是“势”与“道”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此外，孙子还将“势”与“气”勾连在一起，认为得“势”就要长我之士气、灭敌人之威风。孙子还在“自然之气”与“内在之势”之间找到了逻辑契合，认为“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他还进一步指出，占据作战的有利态势就是要善于“治气”：“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其实，《九地篇》、《地形篇》等篇章对自然之势的重视，不恰恰能够印证作战要善于得自然之“精气”吗?如此看来，孙子之“势”的确非简单之“势”，而颇具本体性的美。
《孙子兵法》之“势”同样具有辩证的理性美。中国古代的辩证法非常发达，这可以从《孙子兵法》、《易经》、《老子》等著作中清楚地感受到。但与古希腊哲人的思辨美迥然不同的是，后者更多地体现为抽象、空洞、玄奥的逻辑推演，一种言语式的论辩甚至是诡辩，一种神性、顶礼膜拜和遥不可及。从柏拉图的《文艺对话集》为代表的一批古希腊文论著作中便足可窥见一斑。相比之下，《孙子兵法》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更具世俗性而少了些神秘性、更具理性而少了些非理性。正如《用间篇》所言：“先知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或许是出于对战争特有性质的深刻认知，尽管孙子生活在神秘主义依旧盛行、科学思维还很不发达的时代，但他却能够在论“势”时体现出高度的理智与惊人的警省。他论敌我、虚实、奇正、强弱、勇怯、众寡、动静、进退、治乱、攻守、胜败等，总能给人以纵横捭阖、滴水不漏之感。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对战争经验的厚重积累与长期积淀，如果没有对战争的入微洞察与深刻领悟，恐怕难能以这般气势写出如此之“势”。应该说，孙子之“势”更自然实在，更具亲和力，更能体现出一种旷达的理性美。李泽厚先生在论及《孙子兵法》时深刻指出，该书最值得注意的便是表现在兵家思想中的理性态度，即“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反对用任何情感上的喜怒爱憎和任何观念上的鬼神‘天意’，来替代或影响理知的判断和谋划”[3](p83)。这一点恐怕也正是孙子论“势”的独特高明之处。
《孙子兵法》之“势”还具有流动的力量美。孙子之“势”是一个流动的范畴，具有不确定性和可转化性。对此，孙子多有论述：“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勇怯，势也”；“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正因为如此，“势”可以造、可以化、可以积、可以变，因而在变化中呈现着“美”，体现着“用兵如神”，并最终指向战争的胜利。这分明是孙子所着意描画的运筹帷幄、指挥自如、势在必得的审美境界，鲜明地展现了孙子的战争美学和军事美学观。此外，“势”原本就是一个与“力”有关的范畴。《说文解字》对“势”的解释便是“盛力权”，显然与“力”有关。其实，在孙子看来，无论是“自然之势”还是“内在之势”抑或是“战争态势”，都内含着一种无形的“力”。“自然之势”总是蕴藏着天然的势能，并能通过一定的方式转化为战争的有利态势；“内在之势”可以摧枯拉朽，以弱胜强，制敌于死命；而依靠巧妙地运用自然之势和内在之势，就可以占据和把握有利的“战争态势”，进而形成强大的爆发力和对敌人致命的打击力。综合运用这几种势能和力量，战争的结局便可胜券在握。无疑，这是一种强悍的美、力量的美、颇具冲击性的美。
三、《孙子兵法》“势”论在美学史中的地位
在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中，“势”起初被广泛地应用于哲学、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但“势”范畴最为成熟也最具影响力，却是在它被移植、拓展到艺术美学领域以后的事情。《孙子兵法》在“势”范畴的发展历程中无疑起到十分重要的“关节点”作用。
首先应引起关注的便是《孙子兵法》对传统“势”论的多元化突破。有的研究者指出：“孙子之势已经生发成熟。其系统所涉及的领域是从自然界现象到人类社会，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而上的最高境界到形而下的具体度、量、数等，显然是一个完整而庞大的体系。”[4]从前文论述来看，《孙子兵法》的“势”论已不仅涉及地势、山势、水势、火势等“自然之势”，更把视角拓展到人本身，关注战争主体的“内在之势”，并把它应用到社会实践领域即战争实践中。俨然，孙子是在“自然—人—社会(战争)”的逻辑构架中展开其“势”论的。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审视，孙子还把“势”范畴进一步由“实”(自然之势)变“虚”(内在之势)再变“实”(战争之势)，从而给予“势”的虚实特性以较为完整的揭示。
不容置疑，任何范畴都是过程性的，都要历经不断的发展才日臻定型、走向成熟。如果用今天的眼光回视“势”范畴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势”范畴的鼎盛期出现在艺术美学领域，但“‘势’这一范畴的发展，首先在政治军事等领域中，然后是书论、文论、画论”[4]。也就是说，“势”范畴的发展、成熟和壮大，与此前的《孙子兵法》等著作的重视、阐发有着紧密的关联。我们不难看到，孙子之“势”对后世“势”论的拓展与深化所带来的深刻影响，可以从两方面得到直接体现和印证：一是后世论“势”的范围已由孙子的“自然—人—战争”进一步转入艺术实践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势”范畴发展和艺术发展的新空间，凸显了“自然之势”向“人文之势”的转变。顾恺之的一席话足以佐证：“《孙武》……若以临见妙裁，寻其置陈布势，是达画之变也。”[5]二是顺着《孙子兵法》的“势”论，后代的理论家都不约而同地围绕“势”范畴进行理论抉发、体系建构和意蕴拓展。卫恒的《四体书势》、刘勰的《文心雕龙》、顾恺之的《画论》等，都对“势”范畴的完善与成熟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随着“势”在书论、画论和文论中的广泛应用，“势”逐渐成为与“意”、“气”、“神”、“韵”、“味”等同等重要的、具有深刻审美蕴含和华夏民族特色的经典美学范畴。我们也完全有理由相信，是《孙子兵法》使“势”范畴进一步走向自觉。从这个意义上说，《孙子兵法》不仅孕育了大智慧，也推进了“势”范畴的大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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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6
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著作是春秋末年齐国人孙武写的《孙子兵法》，又称《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或《孙武兵书》。《刊子兵法》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兵书之一，历来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兵学圣典,并被翻译成英、法、德、俄等多种语言，流传于世界各国，在中国乃至世界军事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作者孙武也被后人称为兵圣。
《史记》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吴王阖l'w。阖阎日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由此可见，《孙子兵法》大约成书公元前前515至前512年，是孙武初次．见面赠送给吴王的见面礼。全书共分为始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军形篇、兵势篇、虚实篇、军争篇、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用间篇十三篇。历代军事家、指挥家无不从中汲取养料，用于指导战争理论与实践。例如，三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曹操曾为《孙子兵法》作了系统的注解，并将之应用于实践之中。1991年的海湾战争，美国的海军军官均奉命携带《孙子兵法》，便于及口时从中吸取经验，以备不时之需。
时下，《孙子兵法》依然发挥着其无可替代的实用价值，书中所阐述的谋略和哲学思想，被现代人广泛地运用于军事、政治、经济等各领域中。其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一至理名言，已成为中国老百姓的口头禅，足见其影响之深远。
（来源：文章屋网）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7
中国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战略
谈到战略管理就不能不提及到两千多年前，我国春秋战国时代诞生的伟大军事家孙子和他留给我们的《孙子兵法》，他既是一位著名的战略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而《孙子兵法》既是一部举世公认的军事思想的名著，同时也是一部中国哲学史上的经典名著。《孙子兵法》所体现的核心却是它所揭示的具有普遍性的战争规律；而成为后世在各个不同领域规律运用的典范。其哲学化的阐述在于在敌与我、强与弱、利与害、进与退、胜与负等军事矛盾形式中，把握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转化。
企业发展战略必须建立在这具有普遍性规律的战略管理基础之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我们的企业决策领导者又必须具备超越现实的战略管理能力；《孙子兵法》作为世界兵学之经典的意义在于用时代的发展观来运用和改造它，这本身就是《孙子兵法》传承的哲学观，企业决策领导者不能只是停留在谋略、战术、技巧这个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去体会它的深邃的哲学启迪。
企业进入了正面决战阶段，要在决战中取得好的座次，企业必须制定清晰的战略，解决企业“我是谁？”“我现在在哪？”“我要到何处去？”这三个问题，并寻找到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点，与对手展开战略决战。在此特别要注意的是，成熟阶段的竞争，已不再是一招一式的竞争，也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企业的整体竞争甚至整个价值链的群体竞争。
当众多世界500强的Ceo们在强调“现在是战略致胜的时代”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家也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准备向更多的人传递自己的战略设想了，从重量级的柳传志、李东生等纷纷走到前台，参与各种论坛互动，到众多中、小企业的广宣策略中不断体现自身企业的目标等，不一而足，甚至当你在某个胡同里买茶鸡蛋时，老婆婆一边找你零钱，一边还轻轻的告诉你“因为这个胡同卖蛋的不多，又经常有上班族打此经过，所以决定在此设点”等等。似乎战略及战略管理已经妇儒皆知了。这当然是件好事，至少表明我们的企业家思想上已经和世界接轨了。
战略管理一句话就可以概括：战略就是方向，定位就是取舍，决策就是谋断。但也不可否认――中国企业所犯的最大、最普遍的错误就是战略错误，而更可怕的错误是我们的企业家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所犯的错误是战略性错误而一直在细节上找原因。著名战略专家谭小芳老师表示，中国企业最薄弱的环节是战略环节，最大的误区是战略的误区，最需要转变的是对战略的偏见，最缺乏的能力是制定正确战略的能力，最应当提高的是战略管理水平。
从20年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普哈拉哈德和哈默首倡“核心竞争力”论，到如今充斥于机场书店林林总总的经管类书籍中的那些“江湖”观点，无不都在探寻企业成功的奥秘，并且给出各种新锐、奇特的观点。有人说“执行决定一切”，有人说“细节决定成败”。没错，执行力、细节都是企业运营所必需的，是数学意义上的必要条件，那么什么是企业成长的必要条件？100多年来企业成长的实证经验告诉我们，持续拥有一整套凸显创新性、差异化、个性化，符合社会需求的商业模式，是决定企业不断成长、持续成功的根本所在，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企业战略。没有战略的企业可以“火”一时，但“活”不了一世。
企业战略管理中考虑如何利用自身有效的资源/资产，在充满竞争的环境下去满足顾客的需求，从而实现价值的创造。而这种考虑，被称为企业战略管理。
制定企业战略的七个关键
有研究分析发现：中国企业战略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领导对战略管理的价值认识不够和企业专业管理人员的缺乏，约占企业战略管理失败的60%以上。总结起来，中国企业战略管理整体水平低下，对战略管理的价值认识不够、战略决策的随意性大、盲目追求市场热点。
抓主要矛盾。企业的目标可以有很多，执行中的细节也不胜枚举。做好几件关键的事情比做一堆无足轻重的事情重要。就像谈恋爱时，一件让女孩特感动的事，比做100件细致的事情效果更好。对企业也是如此，如一家现金紧张的企业，亟需解决的问题是现金流，这时你如果建议他去优化企业文化，往往是舍本逐末。
价值导向。任何好的战略都必须能创造巨大价值。其结果就是利润，如赚更多人的钱，赚更多的钱，更快的赚钱，以更低的成本赚钱，长期不懈地赚钱，降低风险地赚钱等等，这些通通都是靠谱的战略。一个不涉及价值的战略，大概只会出现在公益组织高管的桌面上。
逻辑性。管理里的金字塔原则。刚才说到的并购建议只是一句话写在一页纸的ppt上，其背后的论据一件也不少，而且极其注重逻辑性。例如企业愿景，并购对实现愿景的意义，并购的可行性分析，并购后的整合方案等等。所有这些论据都不是拍脑袋写出来的，经过大量数据收集分析，科学论证，国内外案例分析才得出的结论。没有逻辑，结论就经不起推敲。
实用性。给企业制定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很容易，实现不了就是害人。例如，我告诉一家小厂你们的目标应该是“创世界一流品牌”（其实我还真在一家长三角的小厂里见过这个标语），这不是乱弹琴吗？先做出本地品牌再谈全国一流，做出全国一流再想世界一流的事儿。喝醉了吹吹牛就算了，别拿出来当战略用，实际一点。
考虑对手。一家企业的内部报告里说，我们和行业第一名的销售额只差30%。如果我们继续保持0%以上的年增长率，不出三年就追上对手了。乍一听还真没错，转念一想不对呀，对手不是死的。商业环境是动态的，你动对手也会动。你降价对手可能会跟着你降，你大力建设渠道对手也会学，三大通讯运营商之间不就是这么干的嘛。除非战略举措是对手不敢做，不愿做，或者做不到的，否则必须像下棋一样，充分考虑竞争对手对你每步棋的反应。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8
2.当代文学的写史问题——有关"共和国文学生产方式"课题的一次漫谈杨劼，李洁非，YanGJie，LiJie-fei
3.当代文学史的"另类"叙述——读李洁非的《典型文坛》梁海，LianGHai
4."本体"的进入与问题的重识——解读李洁非的延安文学研究胡玉伟
5.民族志视野与战时中国文学乡土叙事研究杨位俭，YanGwei-jian
6.诗与哲学之争的现代嬗变梁建东，LianGJian-dong
7.中国当代文学自主性的建构何言宏，HeYan-hong
8.论席勒的自由观张继云，ZHaGnJi-yun
9.鲁迅与库切小说中的他者化比较石杰，SHiJie
10.《女巫》的恐怖美学与情感指向王舜日，侯颖
11.《孙子兵法结构研究》序言张锡坤，ZHanGXi-kun
12.《孙子兵法》的话语文本和理论建构付朝，FUChao
13.孙子兵法研究的体系性突破——评付朝教授的《孙子兵法结构研究》吕文郁
14.中亚的地缘战略博弈现状及对中国的影响赵海滨，ZHaoHai-bin
15.试论政治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的背景因素汪长明
16.论20世纪初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易明，Yiming
17.法社会学视角的"移风易俗"——聚焦a市殡葬改革王璐，wanGLu
18.论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滕云，tenGYun
19.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研究的逻辑线索牛似虎
20.完全资本流动下的企业集群分析张玉明，李凯，ZHanGYu-ming，LiKai
21.辽宁省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策研究魏玉芝，魏亚男，weiYu-zhi，weiYa-nan
22."像"的语法化和主观化李秉震，LiBing-zhen
23."好不好"的虚化问题谭毅
24.现代汉语同音缩略语探索——与共项缩略语比较高士旺
25.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副词"又"预设触发功能生成探索卢琳
26.基于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孟庆男，menGQing-nan
27.中小学教师职业规划成因审思董静，张洪涛
28.从中西熟语的翻译看跨文化背景下思维的相似性赵朋亮，ZHaopeng-liang
29.电视文化的涵化培养与"消费示范"——电视媒介的"消费示范"功能王莹，林嵒，wanGYing，LinYan
30.论学报编辑主体在编辑活动中的主导作用郑艳凤
31.加快推动辽宁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李晓岩，LiXiao-yan
1."文学上海"的诞生、撕裂与消失吴俊，wUJun
2.自述:写于南京——《向着无穷之远》后记吴俊，wUJun
3.从鲁迅到当代——答问录吴俊，wUJun
4.一个概念与当代文学研究——《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简评李丹，LiDan
5.论新时期以来中国基督教文学的人学内质季小兵，JiXiao-bing
6.荒原上的诗意追求:中国现代诗歌的城市抒写卢桢，LUZhen
7.迷魅化的讲述——论王德威的《历史与怪兽》余夏云，季进，YUXia-yun，JiJin
8.一个信仰幻灭者的精神跋涉——关于《面纱》的三层解读梁琦慧，龙婷，LianGQi-hui，LonGting
9.《芙蓉镇》综论廖四平，LiaoSi-ping
10.心理能量文艺学论纲百里清风，BaiLiQing-feng
11.维多利亚时代性道德的牺牲品——对哈代《德伯家的苔丝》的女性主义解读王延
12.董仲舒"宜于世"的乐教论轩小杨，XUanXiao-yang
13.民生主义:孙中山开放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韩大梅，HanDa-mei
1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科学体系研究》序张静如
15.胡乔木对建国十七年历史的评论朱家梅，李静雅
16.权衡与选择——试析苏联与新中国建立同盟关系的原因严雷
17.试论当代中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基本特征赵颖
18.全球性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的应对战略陈明，陈太明，CHenming，CHentai-ming
19."五点一线"沿海经济带发展中的生态建设问题贾丽艳，JiaLiyan
20.辽宁沿海经济带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对策分析魏亚男
21.辽宁沿海经济带与内陆地区经济实力对比关系的演变徐雷，白玲
22.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人力资本理论发展脉络探析王旭辉，王婧
23.农民专业合作社治理机制问题研究张满林
24.论专业店的专业化经营张海英，ZHanGHai-ying
25.系统论与汉语修辞研究——来自系统整体性的启示王玉仁，梁涛，wanGYu-ren，LianGtao
26.现代汉语时量副词初探王伟民，肖路，wanGwei-min，XiaoLu
27."有的是"的语法化条件王世凯，聂建芝
28.国内语料库发展现存问题与分析王大鹏
29.关于高校英语专业学科发展的思考——英语专业"复合性"学科特征解读于兰，YULan
30.高考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谷敏强，GUmin-qiang
31.旅游资料中的跨文化冲突与翻译策略研究佟晓梅，tonGXiao-mei
32.浅谈人文关怀在邹韬奋编辑出版思想中的表现形式陈方方，CHenFang-fang
33.《新中国60年辽宁文学精品大系》(9卷)面世李桂玲
34.浅谈新世纪以来时评的时代特征及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孙玉双，赵越
1.儒家孝文化的人伦扩展——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王岳川，wanGYue-chuan
2.新世纪中国文化创新之路王岳川，胡淼森，wanGYue-chuan，HUmiao-sen
3.中西会通的学术旨趣与人生境界——论王岳川教授的前沿学术研究和创新时胜勋，SHiSheng-xun
4.重塑经验作者格非，GeFei
5.论唐宋词的手写传播及其价值钱锡生，QianXi-sheng
6.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程光炜，丁帆，李锐，CHenGGuang-wei，DinGFan，LiRui
7.《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南朝部分辨误邵春驹，SHaoChun-ju
8.论晚清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宋师亮
9.伊阿古作为阴谋者的被动困境吴波
10.再议"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王海成，wanGHai-cheng
11.人民民主: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命刘蕾，LiULei
12.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三大历史性变化师吉金
13.禅让制的蝴蝶效应与政治发展——禅让制开启的政治制度发展与政治思想发展的互动陈浩宇
14.基于能源安全约束的中国加工贸易结构调整与转型问题探讨高建良，欧雪银，黄毅，GaoJian-liang，oUXue-yin，HUanGYi
15.辽宁省农产品加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靖飞，俞立平，潘新睿
16.金融危机下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的探讨鹿丽，陈怡雯，张其龙
17.基于顾客认知价值的企业产品定价郭丽，田原，GUoLi，tianYuan
18.论文言的文化认知功能及其实践模式陈慧玲，CHenHui-ling
19.从认知语言学看旧词新义的产生与表现周明芳，朱金花，ZHoUming-fang，ZHUJin-hua
20.连字句与甚至句对比研究汲传波
21.汉字简化的修辞学阐释刘本臣，谷建辉，LiUBen-chen，GUJian-hui
22.杜威教育哲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论评孙传远，尹鸿涛，SUnChuan-yuan，YinHong-tao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9
源于嬴姓。相传西周时，周穆王的驾车大夫名叫造父，是嬴姓祖先伯益的后代。造父曾向穆王进献了八匹千里马，穆王用这八匹宝马配备了一辆非常华丽的马车，并经常乘坐它，叫造父驾驭着周游天下。有一年，周穆王乘着这辆车来到西王母居住的昆仑山游玩，正玩得高兴，却接到东南方的徐偃王起兵造反的消息。穆王得知，急忙往回赶。造父驾着马车，日行千里，使穆王及时赶回了都城镐京，发兵平定了叛乱。穆王认为这次平乱中造父驾车有功，就把赵(今山西洪洞县北赵城)赐给他作为封邑，造父的后代就以赵为姓氏。
《百家姓》编于宋朝，皇帝的姓氏是国姓，当然放在第一。“赵钱孙李”中，“赵”寓意“权”，“钱”指“金钱”。
[家族名人]
赵雍即赵武灵王，他提倡“胡服骑射”，始创骑兵，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和改革家。
赵胜即平原君，战国时期四公子之一，赵武灵王之子，赵惠文王之弟。以有“食客数千人”而著称，是赵氏最负盛名的人物之一。
赵云三国时蜀国“五虎上将”之一，曾有“单骑救主”等英雄事迹。
赵匡胤即宋太祖。宋王朝的建立者，涿州(今河北涿县)人。原为五代后周时大将。公元960年，他发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并建立宋朝。在位期间，他采取了不少政治措施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结束了中国多年来混战割据的局面。
赵孟元代杰出书画家，精于行书和小楷，其笔法圆转遒丽，人称“赵体”。
赵一曼客家聚居地宜宾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二团政委、著名抗日女英雄。
[地望分布]
甘肃天水郡，河南南阳郡，甘肃金城郡，江苏下邳郡，河南颍川郡。
钱
源于彭姓，是以官职命名的姓氏。周朝有官职名钱府上士，掌管财政，遂以官为氏。相传为古帝颛顼玄孙彭祖的后代。
[家族名人]
钱一本明朝易学家，江苏常州人，官至御史，因触怒明神宗被贬为民。他精研河图、洛书、六经，尤精《易》，和顾宪成在东林学院讲席。
[地望分布]
江苏彭城郡，江苏下邳郡，浙江吴兴郡。
孙
一、春秋时卫武公的儿子惠孙任卫国上卿，他的儿子名乙，字武仲，以祖父的字命氏。
二、楚国有贤臣为敖，字孙叔，其支庶(宗族旁支)以祖字为氏。
三、齐国卿士书(敬仲的五世孙，字子占)，伐莒有功，齐景公封他到乐安，赐姓孙氏。
[家族名人]
孙武兵圣，春秋末期军事家，齐国人，著兵法十三章。
孙中山字逸仙，别号中山樵，世称中山先生，广东香山县人。致力革命数十年，艰苦奋斗，百折不挠，终于辛亥一役，满清，建立民国。首创三民主义、五权宪法。
[地望分布]
山东乐安郡。
李
一、据《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出自嬴姓。皋陶之后，世为大理(掌管刑法的狱官之长)，以官为姓。
二、春秋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老子因祖辈为理官，遂以李为氏，称李耳。
二、据《北史》所载，赵郡李氏，为赵将武安君之后，李左车其先也。
四、唐朝皇室姓李，李遂为国姓。唐初开国元勋诸将徐、邴、安、杜、胡、弘、郭、麻、鲜于、张、阿布、阿跌、舍利、董、罗、朱邪共十六姓(其中五家为复姓)赐与国姓李。此外还有许多家族改为李氏，由此李氏人丁大增。
[家族名人]
李耳春秋末期重要的哲学家，他崇尚自然，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是中国道家哲学的创始人。
李世民唐太宗，统治期间出现“贞观之治”。
李白中国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祖籍甘肃秦安，他被誉为“诗仙”。
孙子兵法中的哲学思想篇10
周易的启示
说到《周易》，我们马上就会想到八卦，没错，现在很多人迷信的风水八卦的确出自这本古老的书籍。还有我们常用的口头禅“你怎么变卦了？”也是从这儿来的。但这只是其一，《周易》其实是我们民族最早的智慧结晶，是中国智慧的昆仑山，万水之源。它试图以最简约的系统解释最纷繁的世界。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大成之卦）——这就是《周易》“可爱的野心。”我这么个凡夫俗子自然是读不懂《周易》的，但看了易中天的解说，恍然大悟我们老祖宗的智慧原来从来没有废弃过。阴阳相生相克也好，忧患意识也好，变革与中庸也罢，无不闪耀着文化瑰宝的光芒，甚至连“九五之尊”这个后人冠以帝王的称号都是从卦辞上衍伸而来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话用在《周易》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哲学家读出了变革，史学家读出了忧患，儒学家读出了中庸，科学家读出了理性，阴阳家读出了风水------当之无愧的人类精神文明的“金字塔”。
中庸的原则
孔子有三个最高境界：做人——仁；治学——乐；做事——权。“权”是权益、权变。有经有权谓之中庸。“经”就是不变，“权”就是变。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中庸之道就成为我们民族的正统思想，它延伸到了我们民族性格的每一个神经末梢处。孟子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中庸思想最典型的处世哲学。我们现在提到中庸，多少带有贬义，老好人啊，和稀泥啊，没原则呀------其实都是对中庸本质的误解。中是不走极端，庸是不唱高调，所谓守住底线，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灵活权变，切实可行谓之中庸。
兵家的思考
从来都认为战争是残酷无比的，没想到还有如此彬彬有礼的战争，“远古无章法，春秋讲规则，战国无底线”。炎黄时代是不开化的，自然就是群殴、乱打一气。到了春秋，那规则可大了，日出以后集合打仗，打完以后吃早饭，最长也就打到日落收兵。地点只在边疆（疆场就是这样来的）。礼仪特讲究，“列阵如球赛，宣战如请客，格斗如竞技”，彬彬有礼，绝不越雷池一步。游戏规则也多：一是不斩来使，二是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摆好，不能击鼓进军），三是不重伤（重复受伤，即对方受伤了不能再打，无论伤在哪），四是不擒二毛（头发花白之人），五是不逐北（原来五十步是可以笑一百步的：敌人打败了逃跑不能追，要追也以五十步为限，跑五十步就不会做俘虏了，不必跑一百步。）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晋楚作战，晋国军队逃跑时，有一辆战车陷在坑里跑不动，楚国军队追上来了，就教他们怎么办，教了两次，晋车跑掉了，然后晋国逃兵一边跑一边掉过头来讽刺楚军：到底是大国的军队啊，逃跑的事很内行嘛！你说，有这么可爱的战争吗？
当然有，但仅限于春秋时期，到春秋末期就逐渐变味啦，战国就简直无底线了，将“兵不厌诈”用”到了极致，也将残酷用到了极限。孙子是一个“战争经济学家”，对利弊权衡得十分精到，于是提出慎战和善战，战争不是儿戏，“亡国不可以复存，死者不可以复生”，没有必胜的把握，不可随便用兵。理性是《孙子兵法》的灵魂，“兵者，诡道也”，兵不厌诈是《孙子兵法》的本性。战争不是慈善事业，更不是游戏，没有规则诚信可言，所谓道德诚信，那是留给太平盛世的，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充满理性的孙子是早就认识到了的。
老子的方法
孙子讲用兵，老子讲做人，只是老子的人道常常被兵家借鉴，因此很多人认为《老子》是兵书，也不足为奇。只不过老子的出发点还是做人。所谓“上善若水”，因为“水”能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上德若谷”，兼收并蓄，虚怀若谷的包容才是最伟大和崇高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正话反说，祸福相依。老子永远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难怪古代皇家都自称“孤、寡、哀家”，看来老子的影响力是扎了根的。
《周易》讲变革，老子喜欢不变，孔子讲中庸，老子喜欢否定，韩非讲斗争，老子喜欢转化。所谓“无为而治”既可以是“无为而无不为”，也可以是“无为而无以为”。总之，人往低处走，一切就oK。
魏晋的风度
魏晋人的肆意洒脱是很多文人墨客追求的，我也心向往之，看了这一节，再将鲁迅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看一遍，却原来荒诞与洒脱背后，正是古人对真善美的不懈的追求。
真性情，高智商，美仪容，魏晋人活得率真而高雅。在我们凡夫俗子看来，那样的崇尚和追求是高不可及的。王徽之与恒伊的交往就绝，自始至终没说一句话，也没见一次面：王手下人传话“闻君善吹，试为我一奏”，于是恒坐下吹了三曲，然后上车走了。这叫什么？君子之交淡如水都嫌太浓了。王徽之的父亲王羲之的兰亭集会就更不必说了，于崇山峻岭、清流激湍之处，曲水流觞，放浪形骸------何等高雅惬意！其实，“东床快婿”也是由王羲之而来的，太尉郗鉴想在王导的子侄中挑选女婿，别人都端庄严肃，只有王羲之袒胸露腹地在东床上躺着，满不在乎，结果反成了东床快婿。
竹林七贤自是其中代表人物，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嵇康和阮籍是七人中的灵魂人物。两人都十分有个性，一个因《与山巨源（山涛）绝交书》而命丧司马氏，一个长醉不复醒得以终其天年。都说魏晋风流，其实是“逼”出来的风度，政治黑暗，礼教虚伪，前途无望，在“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代，真君子就只能反其道而行之，蔑视世俗，向往自由，热爱自然，所以晋末，陶渊明就出来啦------
禅宗的境界
我个人对佛教并不十分感兴趣，但对禅意的境界，佛性的洞察却情有独钟，它能看到我们世人看不到的层面。禅宗即佛教的一个宗派。“禅”乃音译，意思是静虑。“拈花一笑”就把心法传递了，所谓“衣钵传人”就是一件木绵（不是棉,，当时是麻，没有棉）袈裟，一个衣钵。中土禅宗六祖惠能最富传奇，他写的偈我也最喜欢：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