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1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它深邃的思想内涵影响了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这样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我们现在，本文就是来探讨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
关键词：儒家；文化；社会主义；价值观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流派之一，它是由孔子创立，是为了维护周朝礼制的一种文化思想，随着时间的发展，后世代代文人、政客等的传袭，使得儒家文化逐渐固化成华夏传统文化的核心。它在不同的时挥着不同的作用，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文化发挥其重要的教化作用，而在当代儒家文化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复归有贡献的流派。而目前我们推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思想之间又是一脉相承的，两者有着密切的关联。
1.儒家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家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孔子创立，创立的初衷是为了维护周朝的统治，作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它是我们古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之一。时至今日，我们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影响之深涉及到我们的意识形态。“儒”最初是来自于周朝散落民间的一些贵族子弟的教师，他们教授经书、祭祀以及礼仪等，这些人被叫做“儒”。发展到现在的儒家思想，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思想流派之一，自汉代以后几乎就已经将儒家思想奉为官方正统思想，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将儒家奉为正统。而后世世代代文明推进，儒家的地位日益坚固，融入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党的十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党的十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2.儒家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
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深邃的经典文化，对整个中华民族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优秀的传统思想文化为基础，而儒家文化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粹文化，更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理论的思想基础。从古至今，有无数文人士大夫们热衷于儒家流派，不同的朝代的认识层面不同，但是这并不影响儒家的传播与影响。到现在为止，整个中华民族无人不知儒，只是深浅不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核心精神指导就是儒家思想。儒家文化博大精深，对于古往今来的政治指导也是显而易见的，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都可以算得上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为儒家思想为大。
儒家文化在经历了世世代代的流变后，逐渐从政治层面和宗教剥离来，成为一种专门的新儒学。不管它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几乎已经深入到每一个中国人的骨子里。儒家文化的伦理观点对中国人影响尤其深远。其所倡导的“仁”，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整个社会秩序的规律性的指导。这样一种倡导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社会的和谐相处的观点，正是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基础。
3.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影响
儒家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富强“就能够看出对一个国家的希冀，是一种爱国的表现，这就与儒家文化里爱国的思想不谋而合。而“民主”、“文明”、“和谐”等字眼更是能够深层的体现出儒家文化的内蕴，儒家文化中强调“仁”，在政治层面上来说，“仁”是一种政治手段，同时也是一种为人处事的准则。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人与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和谐”与传统的儒家思想相契合，“和”可以算得上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天下唯有和才能形成统一。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乃“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中“爱国”就能够看出其所蕴含的儒家思想，儒家文化最初的思想观点，很多都是为了政治而提出，同时也有普通老百姓能够遵循的准则，总体上来说，还是能够看到“爱国”的思想存在。“友善”在儒家思想中主张人与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推己及人。
4.结语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以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思想基础。儒家文化绵延数千年，早已深深刻在中国人的骨子里，儒家文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因为儒家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打好思想基础，才有我们现在和谐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
[参考文献]
[1]张晓玲.儒家文化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探究[J].兰州文理学院学报，20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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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赖素贞.《论语》加算盘的经营之道――浅谈儒家文化与现代企业管理[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2（07）.
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2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价值观教育大众文化
一、关于对儒学核心价值的讨论
近年来，随着儒学热的兴起，儒学的核心价值观研究越来越受到关注。概括起来关于儒学核心价值主要体现在一下一个方面。
（一）以“仁、义、礼、忠恕、道”为代表的道德价值观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把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称为经典儒学，把宋明时期以王阳明等为代表的心学成为新儒学，其核心价值归纳为“道（积极入世、经世致用）、仁、义、礼、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杜维明教授在回答什么是儒学的基本精神和核心价值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儒家的核心价值和学术传统向来都是指向经世致用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精神也是儒家的一贯立场。2010年6月在台北召开的“第二届海峡两岸儒学交流研讨会”汇集了两岸百余名学者共同讨论儒学的核心价值，并认同“仁”是儒学一以贯之的核心价值，“仁”的范畴贯穿儒学的全部价值体系，仁的本质是“以己推人”的忠恕之道，用于人际是推己及人、仁者爱人，用于政治是仁政德治、协和万邦，用于自然是仁民爱物、万物一体，用于人的精神世界是约礼入仁、敬而远之。国际儒学联合会宣传出版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于建福认为，“道”是儒学的终极价值。在儒家学说中，反映终极关怀的终极价值可以用“道”来概括。
（二）以“德”、“文”为代表的生命核心价值观
“德”与“文”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台湾大学齐益寿教授认为，从孔子最赞赏一生并无事功的颜渊，从孔子在与众弟子言志时惟独赞同许曾点的“沂水春风”之志，从孔子于匡、宋、蔡三遭危难而能坦然无惧，从孔子所言“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等话语，均不难看出“仁德”与“文德”是孔子的生命核心价值。
（三）重视人格尊严教化
“人格尊严”是孟子突出强调的基本价值。国家教育行政学院于建福教授指出，人格何以尊严，如何赢得和保持人格尊严，历来是儒学关注和探究的重大问题；孟子基于人性本善、人格平等、人格独立，特别注重人格尊严，鄙夷“自侮”、“自贱”人格，倡导“爱人”、“敬人”，主张持“君子之守”，养“浩然之气”，修得人格尊严，为当代人格尊严教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四）以“和谐”为代表的政治理念
“和谐”是儒家的核心理念。孔子思想的核心价值，无论是其礼乐文化观，还是其仁孝修身观，这两个联系密切的基本理论，都可归结为“和谐”二字。南京大学杨明教授提出，以“中”、“和”为表征的和谐思想是儒家的一个核心理念，儒家“中和”理念具有天与地、天与人、人与人、人与己之间的普遍和谐的丰富内涵和实现普遍和谐的基本原则。儒家核心的政治理念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和谐”是其基本精神和理想目标，即以个体身心和谐为基础，进而实现家庭和谐、社会和谐，最终达到国家乃至天下和谐的目标，认为儒家这种修齐治平的治国模式、追求和谐的历史传统及其内在联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二、大众文化对当代价值观的影响
袁贵仁教授曾撰文指出，价值是指事物的意义，价值观是关于什么样的事物是有意义的看法、观点、态度。研究价值观，不能不研究文化，各种文化的最深层次都是要指向价值观。一切文化的不同，最根本的是价值观的不同。因此，只有把对价值观的研究放在文化的视野中去才具有研究的价值性和思想性。中国的传统文化即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文化体系。而关于儒学的核心价值，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仁、义、礼、智、信”。传统的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五千年来中国文化的传承者，在当下却遭遇了大众文化的挑战，多种价值观念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价值观多元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如何进行价值观教育逐渐引起海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兴趣。
（一）对大众文化的批评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当前国内外的学者对大众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这样几点：
首先，以商业电影、流行音乐、小说、广告为代表的大众文化被受教育程度低的公众普遍消费，而真正的文化却日益式微。这种以技术性、标准性为代表的文化形式强迫公众在闲暇时被迫接受流行文化元素，并限制了公众的想象力。
其次，大众文化消解了高级艺术与大众文化的区别，扭曲了人们的审美观。以日常生活审美化为例，文化不再以经典为标准，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
最后，大众文化所带来的消费主义改变了人们传统的价值观。消费主义的兴起促使人类告别了节俭生活和按需消费的时代，使人们认为自我价值实现程度的根本标志就是占有物质财富的多少和所消费的商品档次的高低。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指导下，评价商品是否具有价值不是看其使用价值而是看它是否符合“时尚”，最终使人沦为“物”的奴隶，从而造成现代人精神上的焦虑、痛苦和压抑。人的需要是无穷尽的,这种无穷尽的需要不可能在消费主义所提倡的物质享受中得到满足，只能在精神的王国中才能实现，在消费主义价值观指导下追求幸福无疑是南辕北辙。
（二）对传统价值观的诉求
大众文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要求我们必须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进行有效的价值观教育，而从儒学价值传统中吸取精华更是意义重大。一个民族存在的依据说到底取决于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而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自然肩负着保持、改造、发展中华民族主流价值观念，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殊使命。无论时代对儒学加以利用还是彻底否定，儒学传统都自觉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孜孜进取的入世精神参与到时代价值确立和变革的过程中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在儒学核心价值中研究当代价值观教育也是历史使然。从而国民特别是在校生能够在价值观多元化，甚至是价值观混乱的时代背景中能够利用儒学精髓，摆脱价值追求的困惑、疑虑、徘徊，确立“真、善、美”的普世价值观。
三、当代价值观对儒学核心价值的扬弃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十分重视自己的价值观教育，任何成熟的民族也都需要成熟的民族精神和民族价值观。面对西方大众文化对我国价值观的影响和渗透，我们已经意识到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并把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然而，社会主义的文化软实力建设是不是就一定要抛弃中华传统文化构建新的文化？如果连儒家积极入世的核心价值也遭到否定我们还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叩问自己：是否儒学核心价值就能够担当拯救价值体系重建的重任？党在十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这样一个科学命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实际上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结合我国民族精神以及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构建新的价值体系。
（一）儒学核心价值不能取代马克思主义核心价值观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其中的核心价值确实可以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但任何带有时代烙印的价值观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和阶级性，儒学核心价值作为传统文化的精髓流传千年，一直体现了封建阶级的文化诉求，这种诉求面对当今的市场经济和民主、科学、和谐的时代氛围显示出一定的被动性和局限性。比如儒学核心价值中的以“义”为代表的重义轻利思想，使中国人用处理兄弟关系的准则来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规范，使“人治”大于法治；“仁”强调的忍让、宽恕、克制、谦和的道德标准约束了人们自我意识的觉醒；儒家所追求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可避免地在客观上约束或限制了人生发展目标的多样性；儒家强调和谐、平衡、中庸，因而缺乏竞争的传统；儒家重“道”轻“器”，重人文轻理工，即“君子不器”；儒家所重视的“智”主要侧重人文知识，把对于万物的探究都看作“无用之辩，不急之察”（荀子《天论》）而缺乏科学精神。这些思想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大相径庭。因此，在本质上儒学的核心价值无法取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儒学核心价值为当代价值观确立提供智力和文化支持
首先，儒学核心价值体现了爱国主义的民族精神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思想传统。儒家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崇尚“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操守，提倡晓大义，知情理，讲“诚”、“信”，重礼节，嫉恶如仇，从善如流，忧国忧民的美德，都为中华民旅的精神传统补充了源源不断的养料。
其次，儒学核心价值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文化越来越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历代的儒家学者始终以传承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为神圣使命，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始终自觉传播、提供、强调中华文化的价值观念，使得这些价值观念渗透在一切文化形式之中，从而影响到全体民众的文化心理。如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情操，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牺牲精神，这种道德情操和济世情怀，是中国人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不朽精神支柱。
最后，当代价值观的确立也必须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前提、以儒学核心价值为基础。合理面对儒学核心价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通过社会、家庭、学校、制度、政策、思想宣传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和教育实践，使之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科学民主精神相协调，实现当代价值观同儒学核心价值的有机结合。
参考文献：
[1]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7.
[2]袁贵仁.价值观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3
[关键词]儒家思想；企业文化；当代价值；企业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B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914X（2014）44-0300-01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代表着整个华夏文化的精神方向，对中国社会生活的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礼、仪、仁、智、信、恕、忠、孝、悌”等思想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所倡导的口号无一不相吻合，同时对社会经济发展、企业的管理和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思想源泉。
1儒家思想的当代核心价值
“以人为本”是儒家思想中最核心的价值追求，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是儒家思想文化中重要价值体现。“仁学”是儒家文化的核心，而“仁爱”是儒家核心价值观的基本价值理念之一，是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和首要价值。作为道德范畴的“仁”，最早产生于春秋时期，此时“仁”的基本规定即为爱人。如《左传？成公九年》曰：“不背本，仁也”，《国语？晋语一》：谓“爱亲之谓仁”，《国语？周语下》曰：“言仁必及人”、“爱人能仁”，《国语？周语中》谓：“仁所以保民也”等等。
在儒家看来，“以和为贵”是管理社会活动、处理人际关系的最佳标准。“和”在儒家文化管理活动中的运用，一方面用来协调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两者之间的关系，达到二者的团结统一；另一方面则用来调节君主与官吏之间的关系，取得二者之间的和谐相处。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学而》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总之，“和”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当今中国更凸显出其特殊的精神文化气质，饱含深刻的儒家思想内涵。
“诚信为本”是儒家思想中强调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儒家思想中所倡导“言而有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说明“信”的地位极其重要。孔子在谈到为政之时强调具备三要素：兵、食、信。其中信最为紧要。“无兵，国亡；无食，人死；国亡、人死均不足惜，国不可无信，人不可无信。”这个“信”字在儒家看来，是立民、立兵、、立国之本。诚实守信是儒家传统美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儒家思想的基本要义。
2儒家思想在当代中国企业文化的价值体现
2.1强调“以人为本”，重视企业员工的价值
儒家主张“以民为本”，与当代中国企业文化把人置于核心部分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儒家主张“天生万物，唯人为贵”、“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充分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儒家思想本质特征在于肯定人的价值，而把人作为管理活动的核心，尊重人的地位、价值和尊严是企业文化建设的前提条件。当代企业管理中，就是充分肯定管理主体的创造力。作为事物发展的主体，人具有主动能动性，在处理事务和人际关系中能积极体现出“以人为本”理念。
2.2继承“诚信为本”，充分树立企业商业信誉
当代中国企业经营以“诚信为本”，即儒家所说的“求财须有道，不义害自己”。《论语？卫灵公》中讲“诚信”：“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诚之。”一个企业想做大或者立于长久不败之地，首先，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不是只以营利为目的。其次，就是要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水平，改变社会不良的风气。最后，就是要“守信”。信，即诚实、讲信用，与公众交往言行一致，守信不移，童叟无欺。以诚为本方能有信用和信誉，诚信使企业得到公众的认可。讲诚信是讲究商品质量，货真价实，不短斤少两，即企业对顾客应该坦诚，注重企业道德。如果耍手腕，搞欺诈，企业就不可能正常经营下去。
2.3发扬“以和为贵”，建立企业长期合作关系
儒家思想的基本精神之一就是“以和为贵”。“和”是儒家思想中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前提，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这是强调以礼为标准的和谐，是一种贵和须息争，息争以护和的和谐论。孟子也曾强调“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在当代企业管理中，“和”的精髓和教义已然成为人们争相追求的精神境界。《中庸》将孔子所主张的执中原则，从“至德”提到“天下之大本”“、天下之达道”的哲理高度。“以和为贵”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且还成为考察一个人是否有道德标准，使得中国人十分注重和谐局面的实现和保持。做事不走极端，极力维护集体利益，求大同而存小异，成了人们的普遍思维原则。这正反映了管理文化的本质，是企业文化建设所要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3儒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影响
3.1为当代企业文化提倡“忠于职守、勤奋敬业”提供理论依据
当代企业文化最看重的部分就是员工对企业的高度“忠诚”。这与儒家人本哲学所提倡的“忠”不谋而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的基本意思是尽心竭力。当代企业文化建设中强调“尽忠职守”无疑是对儒家思想中“忠”的延伸和升华，传统人事管理所追求的目标是员工对企业的遵从、服从，而现代企业文化所寻求的是雇员对组织目标的“忠诚”，这无疑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3.2促进当代企业文化更加强调“以人为本”，突出“人文关怀”
和谐的人际环境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充分肯定人的价值是对公司员工的最大支持和鼓舞。“人文关怀”是当代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一个缺乏人文关怀的企业必然走不长远。尊重人、肯定人在当代企业文化中的价值，是当代企业发展的重要步骤。在儒家文化浸润中的东亚社会，神灵的支配力量远不如现实人生哲学的指引，人们更注重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融及忠信和谐。
参考文献
[1]张绍学.以人为本：儒家爱民与现代管理的核心[m].昆明：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
[2]张今声，张悦.儒家文化与现代科学管理[J].管理科学，1996，（4）.
[3]杨芳.儒家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当代价值[J].学术论坛，2011，（9）.
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4
关键词：儒家思想；文化；道德；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15）13-0199-02
在中国经历了五千多年历史的沧海桑田之后，如大浪淘沙般沉淀下来世代相承的文化。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表现了一个民族特有的心理定式、行为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以及。无论是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历史乱世，还是稻米流脂粟米白的太平盛世，儒家思想都以一种主流文化的姿态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使华夏文明绵延千秋。儒家思想对国民心理的塑造、社会的稳定起到了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思想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塑造中华民族的精神人格、对尽快建成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为主体的价值体系，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一、儒家思想的内涵
儒家思想也称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了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提倡“仁政与德治”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历时最久、影响最大的思想意识学派。儒家学派不仅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近1700年的洗礼，在春秋末期被孔子所创立。儒家思想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其主要的思想内涵是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
所谓“礼治”，即礼义尊卑，其主要含义是“异”。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差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各有其礼仪。封建国家的治乱，取决于等级秩序的稳定与否。国家的“礼”，也是一种法的形式。它是以维护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若违反了“礼”的规范，就要受到“刑”的惩罚。
所谓“德治”，即用道德的力量去感化教育人。儒家思想中崇尚的“仁、义、礼、智、信”成为评价一个人是否为君子的标准，在心理上促使人向往良善，鄙弃奸邪，追求“内圣外王”的君子人格，即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家庭、社会责任感，辅之优良的文化艺术修养。南怀瑾先生曾说：“孔子看到，即使一个安定的社会，文化教育没有完成，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基本上解决问题是要靠思想的纯正，亦即过去所谓‘德性’。”所以，道德作为法律的补充手段，成为维护人际关系的积极和谐、维护家庭的伦理纲常、维护社会的稳定有序的重要组成方式。
所谓“人治”，即重视人的特殊性。儒家相信“人格”的感召性，认为“为政之本，唯在得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治”偏重德化者本身，是一种贤人政治。这种“人治”的基本精神，不仅给臣民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同时给统治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儒家思想中，“礼治”要求人们遵从秩序讲究礼仪，“德治”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讲究德行，“人治”注重君臣人格的培养。“礼治”、“人治”、“德治”通过外部的强制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感召统一于一体，以其丰富的思想内涵成为历史的不二选择。
二、当代精神的主要内容与传递的价值理念
人类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自由、民主、平等的新思想深入人心，也给整个世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胡适曾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当代人的生活方式正体现了当代文化的时效性意义和价值导向性。当代精神，体现了当代人的价值理念，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所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历史长期发展当中，所孕育而成的精神样态。是种族、生活习俗、历史文化、哲学思想等等所熏陶、融汇而成的文化慧命，也可说是一个民族的内在心态。民族精神表现在一个民族的节操、气度、风范上。2012年11月29日，参观《复兴之路》时提到，“中华民族的昨天，可谓是雄关漫道真如铁。中华民族的今天，正可谓人间正道是沧桑。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番讲话不仅贯穿了中华民族的过去、今天和未来，也让整个中华民族对未来充满期待，也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承受住了苦难和考验，开拓出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其次，勇于创新、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创新精神。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2012年出席美国副总统拜登及国务卿克林顿举行的欢迎午宴时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中美建设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是一项具有重要和深远意义的开创性工作。既没有先例可循，也没有经验可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或者“逢山开路，遇水搭桥”。中国有句流行歌的歌词是这样唱的：“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这种敢为人先的气魄正体现了当代人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
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积极探索、无私耕耘的实践精神。2012年2月20日，在中国―爱尔兰经贸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时提到：“纵使思忖千百度，不如亲手下地锄。”就认识的来源和基础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决定认识；就认识的功能和作用而言，马克思主义强调以正确的认识指导实践；就认识和实践的辩证关系而言，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和认识相统一，强调二者的紧密结合和相互促进。在实践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民族屡屡做出有益的尝试，开创先河，创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最后，热爱中国、追求进步、抵御外侮、坚持独立的爱国主义精神。曾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是凝心聚力的兴国之魂、强国之魄。”这种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民族的标志，也是实现中国梦的有力支撑。例如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中“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航天精神，为了祖国的发展壮大而艰苦奋斗、不断开拓进取，把实现中国梦的理想带上蓝天。
当代社会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中传达的精神与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当代精神不仅体现了当代人的精神特质，更是为当代人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导向。
三、儒家思想与当代精神的融合发展
“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是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的，都是顺应中国社会发展和时代前进的要求而不断发展更新的，因而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儒家思想和中国历史上存在的其他学说都坚持经世致用原则，注重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对个人、社会的教化同对国家的治理结合起来，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目的。”[1]
儒家思想之中的人文主义思想丰富而深刻，在现代社会中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成为主流价值观的重要组成。儒家思想中做人、处事、为政的根本原则，是儒家思想最根本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经过历史的承袭，成为当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君子不器”“仁者爱人”有利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的形成。其对人的重视与科学发展观中“以人为本”的核心相互契合，注重人格的塑造。二者认为，人民是治国安邦之本，只有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根本方向，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第二，“天人合一”“和而不同”有利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统一，把人与人、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看成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一方面，儒家思想认为，人与自然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人类是自然界的组成部分。“天人合一”中传递的生态观和提出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高度契合，客观上要求人们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注重环境的保护，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另一方面，它讲求人与人、人与社会的整体性。正如《论语》有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整体博爱的观念把一种善意与友爱如多米诺骨牌般传导，从而形成积极和谐的社会关系，达到人与社会的高度统一。
第三，“仁政德治”“宽严相济”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全面践行。春秋时期孔子提出“宽猛相济”、荀子提出“隆礼而重法”、汉代董仲舒提出“阳为德、阴为刑”，这些先贤提出的治国哲学无不体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之道。德法相依、德法相助，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一方面用道德来调整人们的行为，同时依靠法律的强制性来保障底线，这才能建成一个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架构。只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构筑依法治国的坚实道德基础，才能形成全民遵法守法的浓厚氛围，推进中国法制建设，促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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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5
关键词：儒学;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培育
核心价值观是区别一种文化或多种文化的基本价值观念，它在价值观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统领和支配着一般价值观;核心价值观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灵魂的表现，它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提供了价值原则。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特征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它既导致了人们价值比较选择和整合上的困难，又催生了国人在转型期间面临的文化困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三个“倡导”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正确的方向。如何“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之成为全社会及全体公民的共识和自觉追求，是当前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一、儒家文化的精髓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了文化土壤和思想基础
党的十以来，以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向了历史新阶段。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繁荣发展为条件”、“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儒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神基础和主流意识形态，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它是我们民族在长期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传统。传统具有时间性。然而时间并不是一个容器。时间是自为的存在过程。①作为自由意志存在物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有了家园与归属，有了生命本根。传统的时间性，既有其绵延性，亦有其当下性。其绵延性是指其民族精神，其当下性是指其时代精神。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方向，就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儒家文化就不仅仅是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而是一种文化。从文化发生学角度看，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对于该民族核心价值观的生成具有基础和源泉性作用，这是世界文化发展的一种共有现象或普遍规律。基于这种理论前提，一个民族的精神必具备历史向度的与向下向度的。历史向度的，在民族历史发展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东西;向下向度的，这个民族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内在地包含两种价值目标，对内凝聚本国人民的力量;对外树立中国文化形象。二者共同构成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体系。因此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如何在本国人民内部凝聚力量、形成共识，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可。而要想得到本民族广大人民的认同，就必须深入本民族认同价值形成的文化价值之中，即必须扎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因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抛开儒家文化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失去了其最具活力和最具特色的部分。
二、借鉴儒家文化精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既有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成分，也有传统文化的成分，两者缺一不可。马克思主义是核心价值观倡导和培育的指导思想，而作为传统文化核心的儒家文化则是它重要的思想来源和基础。
（一）弘扬儒家文化，重在传播孔子和儒学的人格教育意义。
1923年，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先生在《为创办文化书院事求助于国中同志》中曾指出：“启超确信我国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全世界无论何国、无论何派之说，未见其比，在今日有发挥光大之必要。”②梁启超先生对于“儒家之人生哲学，为陶养人格至善之鹄”的确信，是基于对“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论题深入思考而得出的③。梁启超对儒家思想的精神特质和中心论题有个概述：“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其用功所在，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至于就健全或理想的人格而言，“孔子尝说，‘智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自儒家言之，必三德具备，人格才算完成。”对于这种智仁勇“三德具备”的人格，我们应该从儒家核心价值观里面的“仁”出发来加以理解：孔子所谓学，其实就是教人养成人格。何为人格？孔子用一个抽象的名来表示它，叫做“仁”;用一个具体的名来表示它，叫做“君子”，君子是一种崇高优美的人格，所以内容包含得很丰富。儒学之教，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就是要人践行君子的标准，人人有士君子之行。
（二）传播儒家大同思想，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大同思想是儒家学说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儒家的社会观。它主要是儒家关于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内在地包含了人与他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自身的和谐等思想。
1.仁者爱人：人与他人和谐相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而人与他人的相处就是“和谐”的一部分。因为人与他人的和谐相处是社会和谐的基础。而在当今社会由于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的膨胀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冷漠。儒家处理人与他人和谐相处的原则是“仁者爱人”思想。孔子认为“仁”的表现就是爱人，而在爱人的众多表现中首要的就是对父母亲人的爱。儒家认为，人际关系的和谐应该从家庭内部开始。“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室家大凶。”④所以首先应“和于室人”⑤在家庭中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但是，人还应该考虑到除了自己父母兄弟之外的人际关系。因此，儒家在亲亲的基础上，又认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⑥的“推己及人”的更广泛的爱。所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大力宣传“仁者爱人”精神，“仁者爱人”精神对于解决当今社会存在的自我主义、道德冷漠等现象无疑是一剂思想良药。若想要解决问题，需先从意识层面入手。
2.仁民爱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就必须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9世纪中期，恩格斯曾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大量论述，其基本观点在今天看来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有些话已经成为经典言论。例如恩格斯就曾明确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随着自然科学的大踏步前进，我们越来越有可能学会认识并因而控制那些至少是由我们的最常见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较远的自然后果。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越多，人们就越是不仅再次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体性……。⑦”我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提倡“仁者爱人”的精神，这是人所共知的。同时儒家也非常重视“生态道德”，要求人们“爱物”，从而使得儒家的仁爱精神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孔子热爱自然、热爱生命。孟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提出：“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意思是说，对于万物只是爱惜而不施以仁德，对于人民要施与仁德而不当亲人看待，亲爱亲人而仁爱人民，仁爱人民因而爱惜万物。由此看出，孟子认为爱己爱人是不够的，还应进一步把这一爱心施与万物，应该由己及人，由人到物。荀子明确地把生态道德（外节于万物者也）与人际道德（内节于人）看成道德统一体的两个方面，并将它们的关系规定为“外”与“内”的关系。这说明，儒家不但重视人际道德，而且还把道德由人际道德扩展到宇宙万物。虽然儒家把生态道德与人际道德看成是道德的两个方面，但就重要性来讲，儒家基本观点是人际道德重于生态道德。因为在儒家看来，人是万物之灵，在万物中最为可贵，爱人应大大超过爱物。
3.克己以成人：人与自身的和谐
人与自身的和谐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人是社会中的一份子，也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如果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都不符合标准，那么何谈整个社会的道德素质呢？因此说，人自身的和谐，即道德修养的提高不仅关系到个体的道德价值，更关系到整个社会道德素质的提高。儒家处理人与自身和谐关系的思想。即“克己以成人”思想就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儒家认为，个体具有道德完善的自主性。人努力使自己的主观思想“和”于客观世界的过程，就是人的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过程。因此，人们要正确处理在道德修养提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如义与利、情与法、言与行等。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人格实际上就是对所有关系的超越和发展。实现与天地和、与人和，使自己成为完美的人。儒家对道德修养的价值予以了高度肯定，讲“克己以成人”，以追求人内心的自我超越。这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着积极的意义。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荣辱思想是以个人的道德素质为前提的。儒家的德性修养思想启示我们，个人的道德修养的提高与完善的重要性。这为荣辱思想的培育提供了指导方法。一方面，因为道德修养具有自主性，所以，个体道德素质的提高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自主追求过程。另一方面，每一个个体思想道德的素质的提高都是成人的基础，拥有社会价值。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过程中，要把个体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放在首要位置，发挥个人的道德价值，进而为全社会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奠定基础。
三、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在传播方式上对儒家文化进行升华与超越
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立足于时展，把握时代特征，必须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升华与超越。因此，只有扎根于历史传统并符合时展要求，才能凝炼出符合中国实际需要，反映世界发展潮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成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引导社会前进方向，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
（一）坚持主导性与多样性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指引人民推动社会进步、创造美好生活的科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灵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核，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主导政治价值指导下进行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在国际环境复杂多变，意识形态风云激荡的今天，只有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在科学理论的基础上统一人们的思想，才能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方向以及社会主义性质。当然，马克思主义不是顽固的教条，而是开放的理论和行动的指南，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纵观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产生，无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吸收和融合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才形成的。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华文化繁荣为条件，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文化是根本，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这就把中华文化与民族复兴、社会主义道路高度统一起来了。”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传统优秀文化交融的过程，以赋予其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良好的思想条件，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是弘扬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只有坚持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的有机统一，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以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力量，又尊重文化多样性，追求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的隐形的，柔和的教育是核心价值观教育努力的方向。
（二）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
文化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物质财富的历史积累和精神价值的高度凝聚，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精神面貌和外在影响力的集中体现。“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最深沉的力量，它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共同的价值追求和共有的精神家园，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内容。随着全球化趋势的持续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要以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即主要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更要合理地吸收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有益的文化成果。就文化本身而言，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是一个封闭静止的系统，也不是民族性的凝固化、纯粹化、绝对化和狭隘化，而是一个开放、包容、交融和革新的动态过程，总是在交流与融合、兼容与渗透中发展与进步，体现着世界上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文化的差异性和统一性的辩证联系，中华传统文化历来具有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开放视野和博怀，总能不断地从外来文化中汲取营养，丰富自身以求发展进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弘扬这种文化态度，既植根于传统文化土壤，彰显着浓厚的民族气息，又要具备全球视野，吸纳其他文化中的优质成分，特别是西方文化中崇尚民主法治、追求自由平等、讲求科学理性等一些信念和准则，可以弥补我国传统文化之不足，将这些优秀思想整合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既具有民族特色，又具有世界特色。（作者单位：海南大学）
注解：
①萨特：《存在与虚无》，陈章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193页。
②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32页
③朱贻庭编：《儒家文化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与孔子对话》，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145页
④说苑・敬慎
⑤礼记・昏义
⑥礼记・礼运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4页
⑧《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页
参考文献：
[1]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版。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萨特：《存在与虚无》，陈章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
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6
【关键词】儒家思想；公司；管理
1.引言
儒家思想出现于春秋战国，当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很多代表人物都提出来了自己的思想观点，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出现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首先是先秦儒家，后来发展到汉代，为董仲舒的汉代儒家，以及宋明儒家等。孔子的哲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仁者爱人”以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孟子进一步拓展了儒家思想，孟子认为以“仁政”为重点的管理理念，后来来着赵国的荀子继孔子和孟子两位哲学家之后提出“礼”、“法”。随着当前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革，儒家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儒家思想在当前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成为了我们国家重要的文化思想核心，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变化依然对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同时对我们当前的公司管理产生重要的影响，本文对儒家思想与公司管理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儒家思想的核心与公司管理
首先儒家的人本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的核心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是儒家思想重要特征。就是把人放在第一位，时时刻刻注意体现人的价值，实现人的价值，对人的社会价值给予高度肯定。以人为本这个理念，放在公司管理之中，其意思就是要求公司管理者首先要关心爱护公司员工，这种发自内心的关心爱护能够让员工感受到尊重，感受到公司的团结，在这里提到的团结，同样也是和为贵的哲学思想，在以人为本的同时，注意和谐发展和团结，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谐是孔子追求的理想状态，这就是讲公司中的团结问题，公司的各成员要有团队精神，要求其内部的各成员团结一心、齐心协力。一个做人做事讲效率的团队就是每个公司都想要的理想团队，这就要求团队中各成员之间都具有非常好的合作和协作能力，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向心力。一个团队能有这种精神，那么对于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增强产品的市场竞争力都十分有益，也就促使企业在一个激烈且良性竞争的环境里健康发展。孔子一直很重视“人”与“人际关系”，提出要提高人的地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可以说，儒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肯定人的价值。现如今，各公司企业文化的建设基本观点都是要“以人为本”，注重人的作用。人是公司业务的具体操作者，只要充分调动基层员工工作热情，靠其主动性去工作，才能从根本上永久提高公司产品的生产效率，实现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公司不断学习儒家思想的精髓，付诸于实际工作当中，充分尊重员工的人格和劳动成果，切实保障其收入和应有的权利，不仅要切实解决员工的工作问题，还要关心解决员工的生活问题，要做到真正的以人为本，时时刻刻为员工着想，成为公司的主人，同时还要选贤任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等。儒家诚信和中庸观与现代公司管理相通。诚信是历史上众多儒家先哲圣贤所推崇和追求的道德情操之一，孔子就曾说：“民无信不立”；诚信指的是诚实守信，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实是每个体内在的修养，而守信则是其外在的各种表现。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诚信是各公司在市场经济体制中必须时刻遵守的戒尺，是公司能够长期生存和发展的灵魂。公司想要在市场中长期生存和发展，其根本的撑力要依赖于公司的信誉，而信誉往往靠长期诚信的合作获得，只有“诚”才有“信”，只有“诚信”才能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信誉。公司良好的声誉、信誉、形象的建立及维护，往往依赖于过硬的产品质量，诚信为本、童叟无欺的经营理念，只有生产合格的产品、树立健康的经营理念，解放思想，长远打算，才能做到诚信经营，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提高公司的信誉及知名度。如果在经营中背信弃义、出尔反尔、产品假冒伪劣，那么这个公司终将失去信誉，同时也会失去市场。另外儒家讲中庸之道，是为人处世的最高境界，反对“过”与“不及”，主张“中道”，即“适度”，“恰到好处”，凡事过犹不及，要有个度。这对公司高层的管理模式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在公司的管理当中，不仅要注重企业自身的成长，员工新技能的培训与提高，同时要不断学习别人的先进经验，为我所用，做到不守旧不排外，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在宏观方向上，不可一味追求速度和规模，更要注重其效果，既要“适中”又要“达变”的原则，才能取得较理想的效果。儒家思想的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仁”，儒家思想要求以与人为善，也就是关心和爱护公司员工，有利于协调公司内部员工关系，促进内部和谐稳定。公司员工只有在这种环境下，才能更加和谐的发展和体现自己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与此同时“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说明儒家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面对日益复杂的竞争环境，公司是否具有忧患意识，关系着公司能否应对这种外部竞争的能力，公司要保持旺盛的发展能力，需要将忧患意识始终贯穿公司之中。
3.结语
随着技术的不断提高，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儒家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基础，儒家思想对人们潜移默化的影响也势必体现在公司的行为中，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公司管理者应该发掘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推动儒家思想与现代公司管理的结合，以此来促进公司管理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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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7
关键词儒家思想影响意识形态
儒家是古代诸多思想学派之一。它的创始人是春秋战国时代的孔子。儒家思想的出现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由“学在官府”到“私人讲学”的转变，使得传统文化教育能够传播到整个民族。正因为这样，才导致了儒家思想有了强大的民族群众基础，对旧时代的整个社会而言，儒家思想已深入人心。儒家思想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极为复杂，其内涵也极为丰富。在早期，儒家思想是由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的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儒家思想也称为儒教或儒学，由孔子创立，最初指的是司仪，礼乐，后来逐步发展为以尊卑等级的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儒家是中国影响最大的流派，也是中国古代的主流意识，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一、儒家思想的变迁
儒家思想起于春秋战乱年代。中国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700年之后，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的兴起
早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汉朝都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经过秦、西汉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二）儒家思想的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的文献。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直到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二、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儒家思想的重要社会影响在与它为封建统治阶级创造了整套治理国家和社会的理论思想体系，并让中国的统治阶级成功的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国家治理实践获得了封建社会统治中国二千多年的光辉人类发展社会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也是中华民族以前现在和将来屹立世界的根本所在。
儒家思想精髓不在于其治国理论学说，封建制度只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外壳，儒家思想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正是封建社会伦理观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生活现实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道德意识规范起来，让农民成为社会道德思想的奴隶，而这种封建伦理观作为封建统治阶级上层建筑社会意识中的最广泛影响治理社会群众基础的核心，从而完成对国家社会双重治理的理想效果。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8
儒家思想和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试论
当前一些大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受拜金主义、享受主义等西方腐朽思潮的侵蚀，其思想行为、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都表现出一些不良倾向，这反映出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工作的严峻性和紧迫性。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精神实质及现实指导意义，把其中先进性和积极性的内容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结合起来。
一、儒家批判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春秋时代，面对“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士”的本性使得知识分子为探索美好的世界而对现实进行反思和批判。孔子提出“士志于道”（《论语·里仁》），就是号召读书人为了心中的“道”而拿起批判的武器，对社会现实进行反思，找出一条通向伦理社会的道路。儒家奉行“知行合一”的修身准则，知识分子为了成就理想人格，向来“即知即行”，表现出强烈的入世态度，心中怀着对“道”的真诚，积极投入到改造世界的行动中去。
随着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浪潮之中，大量西方的价值观念涌入，不可避免地与原有正统思想发生激烈碰撞。面对多元世界，许多大学生感到无所适从，道德精神世界物质化现象日趋严重。因此高校应该把践行儒家批判的精神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中的重要内容。大学生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念，就必须保持批判意识，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出发点，即站在谁的立场上，为谁说话。儒家思想实际上是教导知识分子以匡正时弊、救世济民为己任，其民本主义思想与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对事物的评判性认识要站在广大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保持批判意识不能人云亦云，必须明辨是非。当今社会思潮纷涌，利益矛盾复杂，要引领社会的正确前进方向，必须有广博的社会知识和科学的思维，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理所当然是担此重任的主体。所以，大学生应刻苦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特别是对于各种西方思潮，应认真研究其形成历史和适用条件，分析其在什么条件下能对中国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不能盲目跟风。
二、儒家积极入世的人生观与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优良的历史传统，它是千百年逐渐形成与巩固起来的中国人民对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情感。这种情感集中表现为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表现为中国人民为争取祖国独立富强而英勇献身的奋斗精神。
在春秋战国时代，政治极为动荡不安，面对时事沧桑，天怒人怨，当时的作者无不忧人如焚。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孟子主张忧患应是君子基本的安身立命的态度，他说：“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居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这里的“道”就是其济业救民的仁政主张。孔、孟所宣扬的兼济天下、博施于民，其间透现着一股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与使命意识。儒家以“修身”为根本，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充分表现出儒家以悲天悯人的胸怀、如履薄冰的态度，反思时艰的忧患意识。践行济世救民的人生理想，是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中蕴含着深沉的忧患意识，它的心系天下及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生观所寄意的正是对社会命运与国家前途的关注。这种忧患意识既在古代社会造成了深沉的理性思考，也凝聚了社会注意力于民族与国家的兴亡上。这种高度的主体关注，成为爱国热情永不枯竭的源泉。其次，儒家的济世救民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理念，突出表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充满了任重道远的历史责任感与“舍我其谁”的使命意识，充分地突出了国家与社会的利益，极大地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国家的统一和完整英勇奋斗，为国为民慷慨赴难。因此，儒家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爱国主义教育具有非常生动鲜明的指导作用。
三、儒家荣辱观与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
以重视和擅长道德教育为特色的传统儒家学说，十分强调荣辱观的价值地位和社会功能。儒家荣辱观内容丰厚、旨意宏远，其中包含着许多值得借鉴的思想精华，通过批判改造，扬弃糟粕，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重要资源。
儒家荣辱观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知耻，求荣。儒家的知耻，亦即所谓羞恶之心、廉耻之心。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朱熹说：“耻者，吾所固有羞恶之心也。存之则进于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故所系为甚大。”在儒家看来，人应该能够按照人的本性来行事，并能够为违背人的本性的言论和行为而感到羞耻。如果一个人没有羞恶之心，寡廉鲜耻，那他就不能称之为人。儒家的这一观点，深刻地揭示了知耻的实质及其道德价值。
传统儒家荣辱观并不停留于对知耻的肯定上，而是进而倡导求荣，鼓励追求更高的道德价值。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儒家学派的荣辱观是建立在人性和天命的基础上的。对于真正有道德的人来讲，“有恒产”并不是“有恒心”的必要条件，人的内在意志才是形成道德动机的根本动力与原因。
一个人要有内在意志力，就必须修身。怎样修身？修身的根本是知荣辱，培养正确的荣辱观，形成正确的日常处事原则。从手段和方法上看，一是要“反省内求”，通过反省，得到提高；二是“践行”，实实在在地去实践。通过践行，巩固和发展正确的道德行为动机。反省内求，首先就要知耻。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行己有耻”，也就是说要有羞耻之心。只有知耻，才能自觉地趋荣避辱。所以曾子说他：“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践行就是用行为实践去巩固道德信念，包括巩固正确的荣辱观念。所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三字经》），就是这个意思。
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也表明，社会进步和国家治理的关键均在于人。社会的现代化有赖于人的现代化。而人的现代化不仅在于知识、技能的现代化，而且在于道德、人格、行为方式的现代化。因此，以儒家荣辱观和道德观为起点，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培养具有现代道德、现代人格、现代生活方式的现代人，不仅是社会教育的根本职责，还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职能。
四、儒家教育思想与创新人才培养教育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论语·述而》），“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索，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点”（《学记》）。高明的教师的教学，在于善于引导：引导学生，但决不牵着学生的鼻子；严格要求学生，但决不使学生感到压抑；在问题开头启发学生思考，但决不把最终结果端给学生可见。“愤”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正在积极思考，急于解决而又尚未搞通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问题的方法适时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确思路，弄清事物的本质属性，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发”。由学生自己去思考，等到学生处于“愤”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一种矛盾而又无法解决时，教师才去点拨一下。然后又让学生自己继续去认真思考，等到学生进入“悱”的心理状态，即遇到思维过程中的第二种矛盾且无法解决时，教师又再点拨一下，从而使学生柳暗花明，豁然开朗，此举无疑有着深刻的认知心理学基础，更加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因而具有更高的理论价值。
再以“因材施教”方法而论。在《论语》中，不少生动的事例表明，同一个问题，孔子对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法。总之，根据每个学生基础和造诣的不同，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四种深浅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符合“仁”的基本概念。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高校在创新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尤为重要。必须把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和充分激发人的积极性、创造性放在首要位置，创新教育要求学生学习的不是系统化知识本身，而是认知能力的掌握，即让学生学会如何学习。如前所述，孔子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之一是非常重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和学习主动性的发挥，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状态，用现代的术语表示就是认知活动。重视学生的认知活动和学习主动性就是重视学生认知能力的培养。孔子首创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和“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就是指导和培养学生发展认知能力、培养学生创新精神的有效方法。
儒家思想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有着积极的指导作用。因此，我们应“择其善者而从之”，批判地继承和吸收儒学文化，积极发掘和弘扬儒家思想中积极的因素，把它贯穿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过程的始终，以培养出更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参考文献：
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9
内容提要：以往对于儒学史的研究大多是在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下展开的。无论是“三期说”，还是“四期说”，所强调的都是儒学义理间的“连续性”。笔者在此提出了“中断性”研究视角的概念，并且认为，儒学史是在“连续性”与“中断性”的相互纠葛下完成的。当然，以“中断性”为视角治儒学史并非意在否定“连续性”的研究，而是意在为儒学史研究提供一种立体性的多样化的研究视域。基于对儒学史的变化因子的分析，笔者认为，儒学史分别经历了三种形态：“实存道德描述形态”、“形上学形态”和“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因此，现代新儒学既不是独立的新形态，也不是“接着宋明儒学讲”，而是“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发展。这便是笔者所谓的儒学发展“三期说”。
关键词：中断性连续性儒学形态三期说
作者简介：程志华（1965-），男，河北武强县人，哲学博士，美国肯塔基大学哲学系交换博士生，现任河北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现代哲学和中西比较哲学。
一
回观整个人类的哲学发展历程便会发现，哲学史的形态更迭表现为这样一种现象：当旧有的哲学派别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解答”以后，就会遇到越来越多的“难题”，从解答不了到出现危机，旧有的理论必然像一件不合身的衣服一样被能够解答“难题”的新衣服换掉。这种新旧“衣服”更换的理论同样适用于有着绵长历史的儒学学说。就儒学来讲，其几千年迁延的历史就表现为这些新旧“衣服”间的不断更迭，即，从传统经学的诠释视角来看，新的原创性诠释对于旧有诠释的不断替代便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历史。固然，新旧诠释之间由于诠释对象的相同或相似使得新旧理论间表现出相当强的连续性。因此，以往的儒学史研究大多强调的是“连续性”，不论是牟宗三和杜维明的“三期说”，还是李泽厚的“四期说”[1]，拟或还是其他人的“五期说”[2]等，“对其自身来说，至少是把时间衔接和连贯的现象作为基本主题，按照发展的模式分析这些现象，进而描述话语的历史脉络。”[3]毋庸置疑，对连续性的强调是必要的，而且是合理的。因为正是内在的连续性才使得书写儒学历史成为可能。
然而，儒学史的连续性是相对的，它是在与差异性不断的相互“纠缠”下所形成的。因为如果没有儒学义理间的差异性，便无所谓儒学的变化和发展；或者说，正是新旧诠释义理间的这种差异性才构成了儒学的发展史。康德说：“人类完成其全部天职的历程，看来就是不停地中断”[4]，历史总会“遇到一个转折点”。[5]实际上，新旧理论的差异就表现为新旧理论义理之间的“中断”。既然差异表现为义理间的“中断”，因此，在治儒学史时，既然可以以“连续性”为视角去研究，当然也就可以以“中断性”为视角去研究。也就是说，在治儒学史时，我们可以摆脱“连续性”的“纠缠”，走出时间一维的线性思维模式，以“断裂、缺陷、缺口、实证性的崭新形式乃至突然的再分配”[6]为视角对儒学不同形态间的转换进行分析。至少，这在逻辑上是可能的。
然而，虽然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是可能的，但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需要说明两个问题：其一，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因此，虽入手处不同，但“中断性”视角与“连续性”视角一样，其目的都在于研究儒学发展的理路。其二，作为一种学术，儒学在历史上曾出现过三次历史性的“遮蔽”：秦朝倚重法家语境下的“焚书坑儒”、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倚重佛学语境下的“灭儒”、新文化运动至“文革”期间倚重西方文化语境下的“打倒孔家店”。这三次“遮蔽”不可谓不大，其“中断性”表现不可谓不突出，但因为其均源自外在政治的干扰，而非儒学自身的学理所致，故不在本文所谓“中断性”探讨的范围之内。
以“中断性”为视角来回顾、研究儒学史是非常复杂的，不仅要着重研究“中断性”之关联的新旧理论间的变化因子，而且甚至还要涉及话语方式的变化。一般来讲，新旧理论的变化因子大致包括四个方面：
其一是核心论题的变化。对核心论题的反复论辩和基于核心论题的体系展开是一个哲学学说“安身立命”的根据，因此，新旧理论的“中断”首先意味着其核心论题的转向。就西方哲学来看，其核心论题曾经过几次大的转向：泰勒斯所开创的以探讨“万物始基”为核心论题的古希腊自然哲学在经历了一段时间之后，苏格拉底通过“认识你自己”的智慧训谕，开启了以追求“至善”为核心论题的伦理哲学形态。之后，笛卡尔借助“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搁置了经院哲学探讨“上帝本质”的核心论题，开创了以“知识来源”为核心论题的哲学学说。而维特根斯坦则根据“家族相似性”的游戏规则，把哲学的核心论题转向为意义活动的“语用研究”。显而易见，核心论题的变化是不同哲学学说以及同一哲学学说中不同派别更替的根据。
其二是概念的变化。实际上，哲学的核心论题的变化是通过概念的变化来承载的。当一种新的理论开始用来解释生活时，其原有的占统治地位的词语和话语方法也不再有用，于是必然代之以一套新的概念系统。美国当代哲学家理查德·罗蒂说过：“有趣味的哲学……是逐渐令人生厌的既定语汇和正在形成中的新的语汇（它模糊地应许伟大事物）之间的竞争。”[7]因此，“哲学是形成和发明的艺术，是制造概念的艺术。”[8]比如，殷周时期哲学思想中的核心论题是“天命”，承载这一论题的概念是“天”、“帝”、“道”等。后来孔子以“天下如何归仁”为核心论题构建起了儒学体系，而承载这一核心论题的概念是“仁”、“义”等。在宋明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出现了新的转向，其核心论题具体表现为对“理”与“心”等概念的形上建构。具体讲来，程朱理学的核心论题是“性即理”，其核心概念是“理”；而陆王心学的核心论题是“心即理”，其核心概念则是“心”。
其三是“实证性关系”的转换。所谓“实证性关系”是指哲学学说的实证的或实用的侧重面向。就儒学来讲，殷周时期的核心论题“天命”的实证面向是秉承“天道”而治，因而了解“天道”和顺应“天道”成了这个时期哲学思想的主导。但是，春秋战国以至后来的秦汉时期，战争纷起，民不聊生，寻求“天道”和顺从“天道”已变成死路一条，因此改造和提升道德人心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选择。这就是原始儒家探讨“仁”这一核心论题的实证和实用面向。在宋代，儒学以恢复道德规范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权威为责任，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在于“理”所代表的普遍理性。到了明代，王阳明决心恢复程朱理学出于普遍理性的建构而取消的主体在道德建构中的责任感和主动精神，他建构起了以“心”为实体的心学本体论，其实证的实用的侧重面向变为了“心”所代表的主体性。
其四是诠释文本的变化。哲学的发展往往体现为对历史文本的解读尤其是通过对原典文本的哲学诠释而推陈出新的。因此，诠释文本的转换也是哲学发展的重要标志。就中国哲学来看，处于“轴心时代”的诸子百家即都有自己的诠释文本。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9]，“读《易》韦编三绝”[10]，他是在对以《周易》为代表的周礼乐文化进行诠释的基础上创立儒家学说的。之后，《庄子》以《老子》为诠释文本，《孟子》是《论语》的最好“注脚”，这是毋需多言的事实。在汉代，探究“天人之际”的儒者董仲舒所依据的诠释文本主要是《春秋公羊传》。再往后看，宋明理学的主要诠释文本是《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为主的《四书》。之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元、明、清三朝的哲学教本，不论是赞成理学的儒者，还是反对理学的流派，都以朱熹的文本作为思想创新的“依傍”。
如果以“中断性”为视角，以上述四个方面的变化因子为依据来考量儒学古展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出儒学史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分期。这些分期以古代儒学几次大的“中断性”和继此而出现的儒学形态转换为依据，每一个分期反映着儒学史上的一种形态。
二
众所周知，商周的天命观念生化构成了中国上古世界观的基始，孔子承担周礼文化之命托所创制的儒学的直接依据就是这种天命观念。不过，孔子的重点是发现仁和倡导仁，而不是为仁寻找形上的根据。“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11]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我于老彭。”[12]孔子是以在实践层面寻求仁之落实为鹄的的，而非为现实层面的仁寻求超越的形上根据。在孔子之后，糅合了商周天命观念和孔子之仁学的“思孟一系”，即又是面向现实层面的一种美德伦理体系。荀子的儒学礼法体系和天道性命观念更侧重发展了孔子仁学的实际面向，构筑了原始儒学的社会哲学理论框架。“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中国文化演进的突出特色是人文性和人间性，从而，它的理性更多地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其理性化主要是人文实践的理性化，这在春秋时代更为明显。”[13]此时之儒学重视的是人之作为一“活生生的实存而有”的存在，它所展示的是“生活世界”与“孝道的伦理观”。[14]之后，两汉、魏晋、隋唐诸代的儒学学说便都大致依此进路展开。
应该说，孟子与孔子的一个很大不同就在于孟子直接言性说天。《孟子?尽心上》指出：“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孟子的确是在有意为性善寻找终极原因，并将这个原因归结到了天。不过，孟子之心性论所表达的只是人伦道德的实存面向。或者说，孟子虽然为性善找到了形上根据，但这种形上根据只是生成论意义上的，而并非本体论意义上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中庸》“诚”的观念。《中庸》曾试图论证“诚”为天道的本质属性，并力图以此打通天道与性命之间的关系，为儒学的道德论确立一个哲学基础。但是，这种论证因缺乏必然性而具有独断的嫌疑，因为它并没有具体回答何以天道具有伦理属性的问题，因此它未在存在界与道德界建立必然联系。因此，从总体上看，先秦儒学在根本上是非玄思的，而是实存描述的；是非本体抽象的，而是道德实践的。“敬天命而远之”等言论是此旨的绝好反映。
而且，孔子所创制的儒学自一开始就越过宇宙本源问题，直接进入到经验世界讨论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15]，“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16]“子不语怪力乱神”[17]等寥寥数语即圈定了一个此岸世界，同时也推开了一个彼岸世界，从而拒斥了超世的神圣世界和超越的终极关怀。在儒学，对人生和社会的顿悟以及对理想的向往等统统被纳入到了亲身实践和现实经验之中，用当下的伦理尺度去规限一切成为儒学的重要特征。“整个中国的轴心时代，如果从公元前800年算起，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身的局限而转向超越的无限存在，理性的发展不是向神话的诸神进行伦理的反抗，更未导致唯一神论的信仰。在中国的这一过程里，更多的似乎是认识到神与神性的局限性，而更多地趋向此世和‘人间性'，对于它们来说，与其说是‘超越的'突破，毋宁说是‘人文的'转向。”[18]正因为如此，黑格尔说：“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19]
可见，在先秦到隋唐间，儒学既不以本体论为追求，也拒绝了神圣世界与终极关怀，此时儒学所可选择的路径只有回到人生活的现实世界。梁启超曾说：“原来儒家开宗的孔子不大喜欢说什么‘性与天道'，只是想从日用行为极平实处陶养成理想的人格。”[20]而且，儒家学者认为，人异于万物之“几希”处只在于人所具有的道德属性。“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21]因此，儒学必须担负起探讨人的道德属性、表达人的道德理想、引导人过一种有德性生活的责任。此时之儒学既有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生而性善；亦有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生而性恶。这是关于道德属性的探讨。关于道德理想，孔子认为人只有过一种有德性的生活才有意义，尧、舜、禹以及文、武、周公等就是这种道德理想的人格典范。与此相应，关于社会理想，无论是“小康社会”，还是“大同社会”，都奠基于德性生活的基础之上。至于引导人过有德性的生活并从而实现“小康”与“大同”的社会理想，自然就成为孔子所开创的儒学之天职了。
如果依据上述变化因子来考量的话，自先秦到隋唐时期的儒学其核心论题是“天下如何归仁”，其基本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等。在这些概念中，“仁”承载着儒学的核心意旨，它统摄并决定着其他概念。此时期之儒学的实证的实用的面向是通过对以“仁”为核心的上述概念的论证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来直接指导现实的道德践履。而且，在此时期儒学中，本体与工夫、性与情、理与欲、内圣与外王、人生与社会、义理与践履等命题还均处于潜存状态，因而是没有张力可言的。就诠释文本而言，周礼文化以及《论语》、《春秋》等是这一段时期儒者诠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自先秦至汉唐间的儒学以对实存道德的描述和对道德理想的设计为特征，这种特征的儒学，不妨可以称之为儒学之“实存道德描述形态”。
三
然而，在魏晋、尤其是隋唐时期，尤其在与佛、老的竞争中，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理论局限日益暴露出来。当时，人们在儒学名教义理中不仅难以通过道德修为达至成贤成圣的目标，而且一当涉及有关个人安身立命等终极问题，人们不得不改换门庭，跑到佛、老那里去寻找精神寄托和理论依据。此种情形被形容为“儒门淡泊，收拾不住，皆归释氏”。而且，当时还流行着一种“分工论”：“以儒治世”、“以道治身”和“以佛治心”。这就是说，儒家因为其理论解释力不足只能在经世外王领域“活动”，而有关个人身心性命的内圣和超越领域则应由佛、道二教来占领。正因为儒学对个人安身立命和终极关怀等问题缺乏理论解释力，佛教因此而攻讦儒学过于浅薄，称儒学是一种未经严密深刻论证、缺乏理论魅力因此根本不能与佛教相抗衡的“执迷”之说。佛教对于儒学的攻击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佛教攻击儒学在理论方面过于浅薄，认为儒学理论多为对道德实存形态的描述，缺乏本体论即形而上学的深度。二是佛教攻击儒学心性论方面的漏洞，认为儒学对心性论的论证不严密，且有诸多武断之论，因而缺乏理论魅力。
就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实际情况看，应该说佛教的攻讦是准确而切中要害的。面对佛教的攻讦，儒学只有修正、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增强自身学术的理论解释力，以重新参与到与佛、道的竞争中去。在敏锐地意识到佛教“身心性命”理论的魅力和其对儒学所构成的威胁后，出于巩固儒学地位的目的，宋明儒者终于从原始儒家“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超越出来，在儒家本有的学术资源之上，勇敢地但却“偷梁换柱”式地开始汲取佛、道“身心性命”的思想精华，把儒学经世外王理论建立在形而上的心性基础之上，从而使得上（天理）下（人性）相通、内（主体心性）外（生活世界）合一。很明显，这是借助于佛、道而展开的一种儒学形而上学建构“运动”。历时性地看，宋明儒学的形而上学建构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程、朱等为代表的理学阶段，即常言的程朱理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阶段，即常言的陆王心学阶段。
就第一个阶段来看，程朱理学基本上是围绕着论证“理”的先天性、正当性和合理性展开的，而对“理”的建构又是通过诉诸于佛教心性论展开的。唐宋时期的著名理学家几乎都经历过出入于释、老而后归之于儒门的思想过程。理学的先驱周敦颐就曾在几座寺院中参学问道，之后他一变罕言性与天命之儒家传统，将天道伦理化，开创了儒学形上化的历程。继之，张载以“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二元说”为构架，进一步深化了儒学与佛教心性论的结合。之后，二程和朱熹继续通过对佛教心性论的诉求，最终建构起儒学以“理”为本体的道德本体论。从周敦颐经张载再至程、朱，其思想历程反映着“理”逐渐抽象化和本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完成对于儒学有着重要的意义：一则“理”本体的建构使得儒学作为道德哲学有了“合法性”基础；二则“理”本体的确立使儒学因有了本体论思想而变得“深刻”，不再受“浅薄”之攻讦。与“实存道德描述形态”的原始儒学相比，程朱理学之最大的不同在于建构起儒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因而使儒学具有了全新的学术形态。
然而，迨至明代，由程、朱所建构起的理学体系却日益显露出其局限性。借用牟宗三的概念，程朱理学只是一种“道德底形上学”（metaphysicofmorals），而非“道德的形上学”（moralmetaphysics）。“道德底形上学”与“道德的形上学”是两个含义不同的概念，“前者是关于‘道德'的一种形上学的研究，以形上地讨论道德本身之基本原理为主，其所研究的题材是道德，而不是‘形上学'本身，形上学是借用。后者则是以形上学本身为主（包含本体论和宇宙论），而从‘道德的进路'入，以由‘道德性当身'所见的本源（心性）渗透至宇宙之本源，此就是由道德而进至形上学了，但却是由‘道德的进路'入，故曰‘道德的形上学'。”[22]因此，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程朱理学因局限于道德范阈并不足以完全抵制佛、老的冲击，因而日益显示出其理论解释的无力和卫道行为的无奈。而且，从程、朱所设计的理学模式来看，理学实践可以比作一次永远难及终点的“长途旅行”，而“旅行者”继续前行的动力则源于他们始终坚信目的地是可以到达的。
宋明儒学的第二个阶段是陆王心学。从逻辑上讲，陆王心学是继理学之后而生发的，它是对理学的一次反拨和救正。陆王心学大大地简化了“旅行者”达及终点的路程，为“旅行者”提供了一种既便捷又有效的途径。与程朱理学相比，陆王心学的心性论更为精细、简易和完善，其对主体性的强调使得心学、因而亦使得儒学的理论魅力大大提高。王阳明认为，本体即在人心中，人的本性“德性具足”，因而根本不需去外在寻求“天理”，只要反省内求，去欲望除昏蔽，在经历一番“擦拭”的工夫后，本性之纯善即可显露。与程朱理学不同的是，陆王心学不仅将程朱理学之“理”由身外移到了心内，更为重要的是，陆王心学将“心”本体改造成超拔于道德本体的“实体形上本体”，不仅为道德存在而且为万有的存在提供一个最终的依据，使得儒学由道德形上学进入到“实体形上学”的新形态，或者说，由“道德底形上学”进到“道德的形上学”。因此，陆王心学不但解决了道德哲学的“合法性”问题，而且解决了儒学作为一般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从而亦解决了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无法解决的“人道”与“天道”的统一性难题。
这样，从中唐韩愈发起复兴儒学的运动之后，经过宋明两个阶段的发展，儒学在明代中期终于建立起了一个熔儒、释、道三教思想于一炉，以儒家的纲常伦理为核心内容，以佛家和道家的哲学思辨为形上基础的庞大且严密的道学体系。就上述诠释的变化因子来看，此时期儒学的核心论题已由“天下如何归仁”具体化为“如何建立儒学的形上基础”，为儒学成为一种哲学寻求“合法性”的根据。相应地，其主要概念为“理”、“气”、“心”、“性”、“体”、“用”、“工夫”等，其中，“理”和“心”是其核心概念。但“理”和“心”这对概念的关系在理学与在心学并不相同：在理学，“理”决定着“心”；而在心学，“心”则决定着“理”。从实证的和实用的角度来看，“理”强调普遍理性的挺立，因而重视来自外在规范的约束；“心”强调主体性的挺立，因而重视主体内在的道德责任意识和自觉能动性。就诠释文本来看，这个时期的儒学以《四书》、《易传》等文本为阐释的主要“依傍”。总的来看，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虽是两种不同的问学路径，但均以建构儒学形上学为使命，故我们可以把宋明时期儒学称为儒学的“形上学形态”。
四
然而，宋明儒学在建构形上基础与完善理论体系的同时，由于学术的异化而边缘化了若干在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中本有的概念和义理，使得宋明儒学在理论上处于一种严重“失衡”状态。这种“失衡”从整体上表现为由原始儒学的“交融伦理”异化为宋明儒学的“慎独伦理”甚至“顺服伦理”。所谓“交融伦理”是指原始儒学作为一种实践性的存在样态，其所理解的宇宙是一个统一和谐的世界，其概念义理因处于潜存状态而未表现出张力与冲突。所谓“慎独伦理”或“顺服伦理”是指在帝皇专制政治的干预下，儒学的外王面向无法开出去，不得已只好返回来强化内圣，因此而落得个以追求“慎独”和“顺化”为旨的内倾、自闭倾向。这种倾向带来了儒学“形上学形态”中若干义理之间诸如阳明心学建构的“实体形上本体”与程朱理学的道德本体之间、情与性之间、本体与工夫之间、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张力。“慎独伦理”和“顺服伦理”成为明末清初儒学学者批判的对象，亦因此成为儒学创新的论题资源。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以黄宗羲、王夫之和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末清初儒者在批判继承儒学“形上学形态”的同时，建构起一种新的儒学形态。新的儒学形态体现出如下的理论特征：首先，化解了道德形上本体与“实体形上本体”之间的张力。在与佛、道竞争的过程中，儒学的道德形上本体明显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为了提高儒学的理论竞争力，陆王心学把“心体”建立在道德范阈之外，使之成为一个宇宙之精神本体。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心体”不仅对于道德有解释力，而且对于之外的领域也有了话语权。但是，由于“心体”超越了道德理性，道德理性对其失去了控制和调节能力，因此“心体”不仅可以导致与佛、道的沟通，而且亦可能为瓦解道德规范进而为情识而肆提供理论支持。这种情况引起了以黄宗羲为代表的诸学者的焦虑。黄宗羲通过“盈天地皆心”的理论建构和对阳明心学“四句教”的解读，把“心体”由“实体形上本体”拉回到道德范阈，使其再次担纲起道德本体的职责。就儒学的传统来讲，这种本体的直接变易无疑是化解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本体论张力的最有效方法。
其次，新的儒学形态还化解了天理与人欲（情与性）、本体与工夫之间的张力。我们知道，由程朱理学对道德理性的强调必可推出“存天理，灭人欲”和强调工夫的主张，而由陆王心学对个体性的强调则必可推出虚无化道德规范以及边缘化工夫的结论。就社会的现实功用来讲，这两种理论都有其偏颇之处。于是，在明末清初，围绕着天理与人欲、本体与工夫，儒学界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旨归是在天理与人欲间、本体与工夫间寻求一种“平衡”之道。争论的最终结果是，黄宗羲在汲取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无情何以觅性”的情性统一论和“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本体工夫统一论。黄宗羲的这些思想把普遍理性与个体性、心学本体与切实工夫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综合和超越。
最后，新的儒学形态还表现为内圣外王间张力的消解。在长期的帝皇专制政治下，原始儒学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被窄化甚至被“恶化”为单一的内圣之学。内外并举因而变为内倾、自闭，外王的事功事业开不出，几经反复反而演变为儒学的心性境界超越理论。这种理论模型与原始儒学内圣外王通透并举之义理精神相距甚远。黄宗羲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努力开拓和重构儒学外王之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恢复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下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模型；另一种考虑是通过外王事业的开拓为陆王心学的主体精神施以某种限制。基于此，黄宗羲从考据训诂、提倡“绝学”、重构社会秩序三个方面来着手重建儒学的外王之学。迨至清朝初年，经过黄宗羲等儒者的共同努力，儒学恢复了对于经世之学、“绝学”和社会的关怀，原始儒学内圣外王对列并举之理论模型复现出来。
很明显，与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相比，明末清初的儒学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这种新的哲学形态以对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和原始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两种形态的超拔与综合、即“扬弃”为特征，因此它可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具体来讲，“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作为道德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学术，其核心论题是“儒学之‘仁道'如何实现”，其主要概念是“理”、“气”、“心”、“性”、本体与工夫和“经世致用”等。在实证的实用的面向上，“形上道德实践形态”表现为形上基础上的儒学整体性学术的“经世致用”。“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体现为一种对原始儒学高层次的复归，此时的儒者共同表现出向原始儒学寻求学术资源的倾向，故其诠释文本亦主要以儒学原典为主。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种新的儒学形态好景并不长，它作为一种学术并未获得充分的展开和完全的发展，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在清代中期即开始出现转向。这种转向不是出于儒学学术自身的原因，而是迫于外在的强力的政治干扰。正是因此，现代新儒家牟宗三忽略了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所代表的这个重大转向，认为儒学发展到刘宗周后已随明亡而俱亡。牟宗三把整个儒学分为另外三个阶段：以先秦孔孟荀到汉董仲舒为第一期；以宋代周、张、二程、朱熹至明王阳明、刘宗周为第二期；而以为现代新儒家直接上承宋明理学故为第三期儒学。因此，牟宗三认为自己是“接着宋明理学的路子讲”。但是，他的思想具有明显的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特征，即在形上基础上的实践性：他汲取了康德的形上思想，建构起以“圆善”为核心的道德形上学，同时，他又极力主张从内圣中“开出新外王”，体现出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接着“宋明理学路子讲”的并不是现代新儒家，而是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为代表的儒者；牟宗三等人所代表的现代新儒家所“接着讲”的不是宋明儒学，而是黄宗羲等人所开创的明末清初儒学；现代新儒家的思想不是宋明儒学“形上学形态”的丰富与展开，而是明末清初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的丰富和展开。
五
从以上对儒学史的回顾不难看出，儒学曾经经历的这三种形态各有其致思的核心论题，也都有其一套概念的“范式”以及其不同的实证的实用的学术面向，而且不同形态也表现在诠释文本的变化上。可以说，儒学的每一种形态都是由核心论题、概念、实证面向所构成的框架体系。就这三种形态之关系论，它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儒学义理间的“中断性”：宋明儒学与原始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学形态”与儒学“实存道德描述形态”间的“中断性”；明末清初儒学与宋明儒学表现为儒学“形上道德实践形态”与儒学“形上学形态”间的“中断性”。这便是以“中断性”为视角对儒学发展史的阶段性反映。不过，在做此结论之时，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上述三种形态为儒学阶段性之差异，而非何者是儒学、何者不是儒学之问题。这一说明意在回应本文开始部分所提出的一个观点，即，“以‘中断性'为视角研究儒学史作为一个重要的维度，并非是对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进行攻讦或否定，而是为了进入到更为立体和多样化的视域之中研究儒学史，从而清理儒学在‘中断性'背景下的发展、变化和迁延理路。”也就是说，以“中断性”为视角的研究与以“连续性”为视角的研究纵然可以具有相同的目的，但其各有不同的理论意义。这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
[1]李泽厚认为，儒学第一期是孔、孟、荀所代表的原始儒学，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是第二期，第三期是宋明理学，而现代新儒学的熊十力、冯友兰、牟宗三等人为第四期。
[2]成中英将儒学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先秦儒学发展的原初阶段为第一阶段；从古典儒学到汉代儒学为第二阶段；宋明新儒家为第三阶段；清代为儒学发展的第四阶段；现代新儒家属于第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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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思想的主要核心篇10
abstract:ConfucianismisthecoreoftraditionpoliticalculturalinChina,andpeople-basedthoughtisthecorevalueofconfucianpoliticalphilosophy.thisthoughthasplayedamajorroleinreconcilingtheclasscontradictionandsafeguardingsocialstabilityinfeudalsociety.althoughithasinternaldefectintheprocessofChinapoliticaldemocracy,whenweexcavateit’sreasonablekernel,itstillhasmoresignificanceinbuildingsocialisticharmonioussocietyand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democracy.
关键词:儒家民本思想以人为本民主
Keywords:Confuciusmpeople-basedthoughtpeopleoriented;democracy
作者简介:王晓琳(1985-),女,山西阳泉人,华东师范大学行政管理专业2008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公共管理。
一、儒家民本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民”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总体上指的是与君、臣相对的,它笼统地是指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社会阶层。“本”则有根源、根基之意。民本这一概念源于《尚书》,《尚书・夏书・五子之歌》中有“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之语。萌芽于商、周之际的民本思想,成为儒家民本思想的直接思想来源。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墨、道诸家都提出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思想。其中,儒家在民本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民本思想孕育于孔子,成于孟轲荀卿。孔子提出的德治思想,充分发挥了以“仁”为核心的民本学说。孟子则进一步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对民本思想做了系统地发挥,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民贵君轻”的政治卓见。荀子继承了孟子的民本思想,提出君民“舟水”关系说。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已趋向成熟。
秦汉以后,民本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西汉初期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汉武帝时,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反复引用并阐释“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并强调“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明代的张居正、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都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和丰富。
明末清初,民本思想得到极大的发挥。尤其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其“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的观点,是一种超越儒家传统文化的新型民本思想,黄宗羲针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出“君权民授”的理论并在《原君》中动摇了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对君力的来源提出了质疑。黄宗羲的民本思想使人仿佛嗅到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气息,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已经向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接近。
二、儒家民本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其内在逻辑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儒家政治思想最核心的价值。该思想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求统治者关注民生,实施惠民政策。总结历代民本思想,我们可以看出儒家民本思想的内涵。
第一,充分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汉武帝时,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民本思想,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之立王,以为民也。”这就包含了承认民在社会生活和国家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的思想。
第二,认识到君与民相互制约。君与民,是对立统一的两个方面,二者互相制约。经济上民对君根本制约和君对民最终依赖。《孟子・尽心下》里讲到“得乎丘民而为天子”,总之,民心向背是决定王朝兴亡的关键。
第三,“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由于认识到民众是国家的根本,民本思想家提出统治者要行“德治”、“仁政”的政治主张,要求统治者改良政治,关注民众的物质利益。孔子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给人民群众创造出较稳定的社会生活和生产环境。
儒家民本思想的“民本”是在承认王权的大前提下,才去强调“本”即民众对整个政治的作用。中国古代并没有现代政治意义上所谓的民主思想,这种朴素的民本思想的出发点是为了维护王权和封建等级制度,关注的是王权的稳固。“民本”实质为“官本”。“官本位”才是封建社会的真实秩序,也即儒家民本思想的内在逻辑。
三、儒家民本思想的内在缺陷及其影响
依照儒家民本思想的内在逻辑,也就不难理解其内在缺陷:
第一,缺乏民利。金耀基认为“中国的民本思想毕竟与民主思想不同,民本思想虽有ofthepeople,forthepeople的观念,但总未走上民治(bythepeople)的一步”,儒家民主思想非常重视民生和德性,但却普遍忽视了对人现实的自由、平等、权利的关注。儒家民本文化也不是参与的政治文化,而是依附的政治文化。
第二,名为民本,实为君本。儒家民本思想虽然在一定时期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其作为一种专制体制下的“民本”,始终以维护既存的政治秩序为己任,是一种施政策略与手段,着眼点在于治民。梁启超指出:“儒家仁政民主思想的最大缺点,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
第三,以“德治”拒斥“法治”。儒家民本思想把伦理道德看作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强调人人都要修身养性。同时要求统治者“修身正己”,主张通过以德治国来实现治世。而“德治”的实施只能靠有“德”的君子、贤人,故“德治”实质上就是“人治”,会因人而异,不是长治久安之法。[1]
“民本思想不仅作为一种传统的政治思想资料,渗透到近代中国民主思潮发生发展的过程中,而且经过长期的积淀,已内化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更深的层面上制约着近代思想家政治家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2]。可以说,儒家民本思想对当今的消极影响根源于其内在缺陷,具体来讲,主要应从“官”和“民”两个方面来把握。
首先,官本位。官本位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是一大鲜明的特征,官员成为整个社会的主体和中心。儒家民本思想一方面使执政者注重与群众的关系,但是也使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认识自己的公仆角色,他们没有正确理解自身权力的来源,把人民看做是处于依附而非真正处于民主的状态,在社会的转型期,一些官员更是出现了的现象。官本位的存在,造成社会成员等级森严,尊卑贵贱界限分明。
其次,公众的非参与文化。西方著名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曾尖锐地指出:“中国古代的立法者们,最为关注的是帝国的太平。而实现太平的最佳办法,是迫使臣民服从”[3]。传统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臣民政治基础之上的,这就决定了传统的民本思想的实施过程必然是一个外在于“民”的自上而下的过程。这种公众的非参与文化,使得长久以来公众的民主意识缺乏,不能积极的参与政治。
再次,政治不透明。在“官”与“民”双方的作用下,政治就显得更加神秘化。政府与社会缺乏沟通,公众非政策的参与主体,因而公共政策也就不能真正的体现民意。这就违背了在民的思想,这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时代潮流也是不相适应的。
四、从民本到以人为本――政治逻辑的转变
在一个文明具有承续性的国度里,政治心理、政治思想、政治道德和政治意识形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要受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民本’思想在专制统治下虽然重在治民、用民有时甚至是愚民,但其合理内核是不容抹杀的”[4]。正如哈耶克所说,“一种文明之所以停滞不前,并不是因为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已被完全试尽,而是因为人们根据其现有的知识成功地控制了其所有的行为及其当下的环境,以致完全扼杀了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正因如此,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就应提炼传统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并将其得以传承。
儒家民本思想的合理内核主要包括:一定程度上对君权的限制有助于实现民主;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认为民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国家的根本;该思想的统治策略和治国经验等。
如今,关注民意、尊重民权、保障民主都成为我国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心理、政治思想和政治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三个代表”、“以人为本”就是“民本”思想合理内核的传承。但应认识到,这里的政治逻辑发生了转变,从传统的民本到以人为本,实则是由“以官为本”向“以民为本”的转变,是由原有的自上而下到现在自下而上的转变。在“以人为本”思想下的政治和行政行为都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人民才是处于根本的地位。当中国共产党将“执政为民”作为新的历史时期的一种新的执政思想时,已经将“人民当家作主”作为了自己的执政本质,这显然是对传统民本思想的一大超越。
五、民主――实现民治
儒家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有明显不同,“民本主义以君为本位,依靠圣君贤相,‘为民作主’;民主主义则以民为本位,实行民主自治,‘由民’作主。民本主义属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是封建统治者的‘治民’之术;民主主义则属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是资产阶级所需要建立的‘民治’之制”[5]。
但二者并非完全对立。儒家民本思想主张重视人民的精神,与现代民主维护人民权益的精神是相通的。因此在民主化的进程中,我们很有必要将儒家政治文化中的精华进行时代性转换,使其与现代民主制度相结合,一方面,使民主制度能有效弥补中国传统文化将政治道德化、缺乏制度保障的缺陷。另一方面,我们应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注重人的素质培养,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以弥补民主制度的不足。可以说,传统的民本思想与现代的民主思想的“会通是实现民有、民享的必由之路”[6]。
具体来讲,应通过以下路径来实现民治。
第一,摒除“官本位”,树立政府官员的正确理念。政府部门是公共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执行者,政府官员对待公民参与的理念直接影响到公民参与的作用发挥。这就要求政府官员必须树立正确的理念,充分尊重公民的人格和合法权利,承认公众在公共政策整个运行中的主体地位,树立成本意识、服务意识、责任意识,积极推进公民参与各项公共政策。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加强以德行政,实现后官僚制对官僚制的超越。
第二,重视人民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利,扩大公民的有效政治参与。这就需要政府由“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将更多的权力回归社会。在卢梭看来,真正的民主应该是人民,由人民按照自己的意志建立和规定国家制度。既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那么每个公民都合法地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权利,因此,国家应该加强公民政治参与的宣传、扩大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提高公民政治参与的素质、完善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让更多的人关心国家的政治生活。
第三,民主与法治是相伴相生的,民主政治的建设过程中必然离不开法治,因而要实现公众的有效参与,就需要各种制度的保障,如实行政务公开、党务公开、开展电子政务、健全完善社会听政制度和社会公示制度、健全和完善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呼吁――回应渠道等,使政府能真正听到民众的呼声,进而在制定各项决策的过程中能真正地体现民意。惟有将人治转变为法治,民众的参与以及民众的其它根本利益才能得到保障,也才能实现真正的民有、民享、民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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