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1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科学是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类社会及人的思维等方面现象与规律的正确认识与把握，具体可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人类社会，自人类诞生以来，社会科学就发展起来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及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科学数目越来越多，发展得越来越详细，发展到今天，社会科学有着很广泛的领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便是人们在不断地发现、认识、改造客观世界的历史。科学研究，恰恰就是发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基本途径。社会科学研究，就是人们通过对现有知识的掌握，运用一系列方法，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做更深层次的认识，从而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造，为人类社会发展掌握规律，进行更进一步的发展。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人们不断认识和创新自己、不断进步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思想的根基，在中国近一百年的社会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更是一整套方法体系。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中国各项事业建设的行动指南，还是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能正确地指导人们去认识与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主要有三大方法：“社会矛盾分析方法、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方法和社会系统研究方法”[1]。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大的特点就是坚持理论本身是在实践中不断向前发展的，一方面，理论在实践中发展从而实现自身的创新，另一方面，其又指导新的实践从而实现自身的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一个统一的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从马克思主义被传入中国起，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前一辈的基础上，根据时展的需要，不断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思想的提出与发展，从到，经历了四位党的领导人继承与创新。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同历史阶段的理论成果，又是新阶段发展的起点。每一次的创新，都是认识的强化和理论的升华。
二、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全领域，本质上属于哲学范畴。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哲学为社会科学提供了研究的方法，社会科学通过哲学提供的方法，去认识、理解与解释本身，这是哲学的功能和价值。虽然哲学本身也是一门学科，但是从它的研究对象与功能上来说，它又是其他一切学科的抽象概括，其指导其他各学科的发展。从哲学到具体的社会科学，是从普遍到特殊，从一般到具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从唯物论到辩证法，从认识论到历史唯物主义，是一套完备的方法论体系，从自然、社会、人的思维角度，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方法指导。我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必须认识到两者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
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之间普遍与特殊、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还要求我们不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当做是“万能的教条”[2]，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其进行生搬硬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只是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宏观的方法、把握大的方向或确立一定的立场。如果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时时处处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流于形式，盲目追求形式上体现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一方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要求，另一方面还会影响社会科学研究的结果。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求我们深刻理解与把握其内涵，活学活用，将其作为工具，为社会科学研究服务。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我们能正确认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与被指导、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就能把握社会科学发展正确的方向，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繁荣发展。如果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就能拥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在确保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的同时，我们也必须遵循社会科学的原则，因为社会科学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实验工具和科学依据，社会科学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创造了条件。毕竟，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具体应用与实践中，具有抽象性，是“弱于具体操作”[3]的。
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社会科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指导地位不是自封的，是经历了历史和实践的检验的。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也对社会科学研究起引领和指导作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处理社会矛盾，促进人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性作用，对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其意义不言而喻。
个人在做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时，没有必要或者也不可能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提升到国家那样的高度。然而，既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社会会科学研究具有指导性的作用，能提供宏观的方法、提供大的方向和确立个人的立场，我们就必须正确把握这些，从而让社会研究工作更具有正确的方向和丰富的成果与强大的动力。个人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是建立在日常生活与学习的基础之上的。因此，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的关系必须就从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的点点滴滴开始。
首先，确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认物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社会科学的研究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物质决定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是一个先决问题。承不承认物质决定意识，决定着社会研究的出发点，决定着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其次，深刻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是指导社会科学研究的具体方法。如果不能理解与掌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内容，就谈不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正确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更谈不上其指导意义了。最后，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最大特点，即理论本身是处于不断地变化的，对于发展对社会科学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物在一定的空间与时间范围内总是变化与发展的。不能将思维模式，甚至包括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本身，固化为教条，要在不同的领域内、不同的时间段，活学活用。此外，在社会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社会科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指导之间的关系，注重以实践创新理论，注重将方法应用到实践中，在实践中应用理论，在实践中创新理论。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用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充分发挥其基本与核心作用，让社会科学研究保证正确的方向和取得最有效的结果，让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为社会科学发展真正发挥它的服务功能。
[注释]
[1]王广科.学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的意义[J].商界论坛，政法论坛，2012（16）：146-145.
[2]李承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5-9.
[3]李承贵.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马克思主义方法归位及其启示[J].井冈山师范学院学报，2003（2）：5-9.
[参考文献]
[1]杨东明.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思考[J].求实，2004（12）：10-13.
[2]姜建成.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特质[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4）：18-21.
[3]杨镜江.论社会科学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作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03）：1-5.
[4]王晓天，潘小刚.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J].求索，2005（10）：108-110.
[5]艾书琴.论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J].学习与探索，2005（01）：52-56.
[6]闵伟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中国梦[J].神州，2013（10）：182.
[7]穆赤・云登嘉措.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研究[a].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社会科学研究及管理工作经验文集[C].青海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1991：7.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2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作为一门个别学科，既有与其他科学知识体系相同之点，又有自身质的规定性。
就人类的科学知识体系来说，“一般都由经验要素、理论要素和结构要素构成”[②]，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知识体系也离不开这三个要素。作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经验要素，主要是文学工作者通过审美体验而得到的关于一切文学现象的经验材料，它构成本学科的基石。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要素则产生于对经验材料的抽象，它表现为本学科的特定概念和范畴，构成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体系。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则是作为方法论的原则从文艺学知识整体性中升华出来的，用以揭示文艺学的内容、属性和规律的手段和方式。因此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就是方法论。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结构要素与理论要素和经验要素不同，它不是明显存在，而是蕴含在其他要素之中。从形式上看，它不是形，不实在，似乎无法抽象出来，构成独立的研究对象。其实在考察了文艺学研究的历史之后，人们会惊奇地发现：文艺学流派林立，学说繁杂，分支众多。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形成的根源之一，就在于各流派方法论的不同。柏拉图以“直观的甚至神秘的哲学思辨方法”开创了哲学美学(其中也包括文艺学)。亚里士多德以自然科学方法、社会科学方法、演绎法建立了自己的美学体系，影响了西欧文坛两千多年。19世纪泰纳以社会学方法建立了实证主义社会学流派。19世纪末叶德国美学家费希纳运用心理学实验方法创立了实验美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西方出现的精神分析、语义分析美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等，无不与它们的世界观、方法论和逻辑起点有关。可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方法论的确立，往往意味着一个新的学派的崛起”。[③]
为什么方法论能够成为流派的标志？这是因为结构要素是一定文艺学流派的叙述原则，是文艺学内容各子系统和要素之间联系的方式。当代科学表明，系统是要素与要素之间关系的集合，确定一个系统的质由要素和要素连接的方式——结构所决定。因此结构要素就能确定流派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体系的结构要素虽不具形，只要有客观性，有独立的价值，我们就能够运用科学的抽象方法将它抽象出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建立一门崭新的学科，与文艺学的其他门类，如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并列。因此，文艺学的结构要素——方法完全能够成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研究对象。
二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内容包括本学科的指导思想，研究对象，学科地位，学科根据，各层次研究方法的特征、功能、价值以及它们形成与发展的规律，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问题。
三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
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哲学世界观，为文艺学研究方法论提供原则、出发点和理论基础，集中表现在本体论问题上。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④]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各文艺学流派所采用的方法，无不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出自实证主义；风靡一时的接受美学，其思想渊源是现代阐释学，其理论动力导源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18和19世纪发展起来的历史归纳法，与旧唯物主义机械论有关；现象描述法是18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产物；精神分析法导源于弗洛伊德心理学，直接与非理性哲学相联系，如此等等，都说明了方法论与哲学世界观的密切联系。因此我们在探寻方法的时候，切记一切研究方法手段、认识工具都是从“研究文学本体的成功经验中归纳总结出来的，那种拘泥于封闭的先验框架里作抽象思辨而产生的方法”，是没有活力的。
我们说哲学的世界观指导和制约研究方法，并不等于代替具体学科的研究方法。“文艺学这门科学的方法论同一般的科学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不同的地方，不仅在于它把初始的哲学原则具体化了，而且[⑤]在于它包括了特殊的方法”。[⑥]文艺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个别学科，有适应自己对象特点的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还有从其他学科移植过来的研究方法，这些都是辩证唯物主义所代替不了的。
四文艺学研究方法论的分类
文艺学方法论是“诸种研究方法的手段的学说化的理论”，它本身就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系统。面对如此众多的研究方法，如何确定它们的层次地位，这涉及到分类标准问题。到目前为止，分类标准不一，有的则从历史角度，有的从功能价值角度，有的从适应的普遍性范围及程度的角度。从功能价值与适应范围及程度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分类，大致可以分4个层次：
（一）
哲学方法
哲学方法处于方法论系统的最高层次，它适应一切科学，“表现为一种思维定势和原则，对文艺学方法论体系的整体性有规定作用”。[⑦]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就指出：“美学观念上的不同，只是整个思想方法的哲学基础不同的结果。”[⑧]哲学基础决定文学观念，文学观念又制约和影响研究方法。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方法都与其奉行的哲学有关。比如泰纳的社会历史方法之于实证主义哲学；接受美学之于现代阐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历史归纳之于机械唯物主义；现象描述法之于18世纪的经验主义哲学；精神分析方法之于非理性哲学等等，都被某种哲学所设定，都与其相应的哲学遥相呼应。但是方法论有其相对独立性，并不与哲学等同划一。哲学对方法论的作用只表现为一种指导和制约的作用，绝不能取而代之，它必须通过个别学科的研究方法加以具体化，才能够与各研究方法同文共轨、同条共贯、行之有效。钱学森同志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般方法、各门学科的具体方法之间的关系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要指导各门学科，但这种指导既不是取而代之，又不是风马牛不相及，而是通过一般研究方法这个中介起作用。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通过自然辩证法去指导、联系自然科学；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指导联系社会科学；通过数学哲学指导联系数学科学；通过系统论方法去指导联系系统科学；通过认识论去指导联系思维科学；通过人天观去指导联系人体科学；通过军事哲学去指导联系军事科学；通过美学去指导联系文艺理论；通过社会论去指导和联系行为科学。一般研究方法“可以使低层次的具体科学方法论得到拓展、深化和提高，进一步密切相互之间更广阔、更多方面的联系，又有可能使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方法论充实、丰富和发展”[⑨]。同时保证了哲学方法论指导作用的正确实施。
总之，各种研究方法离不开特定的哲学原则的指导与制约，又不能为它所代替。正确的哲学原则确保各种方法的先进性、合理性，先进的科学方法又可以深化、丰富一定的哲学。我们切不可将哲学方法与其他方法对立起来。其实，任何“对立”的做法在实践上都是行不通的。
(二)一般研究方法
一般研究方法是能为多种学科所采用，处于中介环节的研究方法。它处于方法论系统的第二层次，主要包括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逻辑思维方法。
(三)特殊研究方法
特殊研究方法亦称具体方法。它是某一学科特有的研究方法，或者是某一学科从某种角度的研究方法。特殊方法取决于该门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表现为“对文学的切入视角，一般都成为特定的文学流派”[⑩]。特殊研究方法包括：运用于美学的美学方法；由文学心理学派生的文艺心理学方法；由文学信息属性衍生出来的符号学方法、语义学方法；由文艺价值分化出来的艺术价值方法；由读者所决定的接受美学方法等等。
(四)具体的研究手段
具体的研究手段严格说不属于方法，而是组织加工材料的科学方式、技术措施，是属于方法论的工艺部分，或者是科学本身的研究手段。具体的研究手段能为不同方法论的流派共同运用。比如定量和定性、观察和实验、调查、统计、模式化、比较法等等。
上述划分是就整个方法论的结构体系而言。文艺学的方法论体系的划分在参照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又有其独特性。
文艺学研究方法与文艺研究的对象有紧密的关系，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特定的研究方法。从文艺学研究的历史看，流派林立、方法纷呈，似乎无迹可迹，但用美国学者m·H艾布拉姆斯的“作品、艺术家、宇宙、读者”四要素论来衡量，发现各种方法的产生都与研究对象的转移有关。而对象的转移，无论是按照下列哪种模式，如艾布拉姆斯的模式，刘若愚的模式，或叶维廉的图式(图缺)，都无法超出“作品、作家、读者和宇宙”四个重心。所以以作家为重心的研究，就诞生诸如传记研究方法、各种文艺心理学方法(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荣格的原型研究方法等)；以作品为本体的研究，就产生了诸如符号学方法、形式主义方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叙述学方法、现象学方法等等；以读者为研究重心相应出现了文艺现象学方法、文艺阐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等等；以宇宙和社会为中心的研究形成了社会历史方法、社会学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解构主义文化美学方法、文化学方法等等。
文艺研究方法本身多姿多彩、丰富多样，像天上的星河灿烂，但又都遵循宇宙原动力，星罗棋布，各在其位，各行其职。文艺学研究方法随文学艺术大系统中子系统的不断被发现、被认识，必将呈现出一幅立体多样、变化无穷的动态发展景观。
[①]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②]李武：《社会学的方法论与社会学的发展》，《新华文摘》，1985年第3期
[③]陆海林：《方法论放谈》，《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第7卷，第44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
[④][俄]车尔尼雪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⑤][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⑥][苏]布什明：《文学的方法论问题》，《国外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
[⑦]陈晋：《文艺学方法的一些基本问题辨析》，《语文导报》，1985
[⑧]《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上卷，第167页，三联书店，1958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3
【关键词】会计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
会计学是促进当代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一门实用性学科，它的研究方法，即方法论则决定着会计学研究的发展方向。现代会计学中主要流派所形成的研究方法论在历史上都各自有着其自身的作用和局限性。只有用客观、发展的观点对会计学研究方法的演化过程进行回顾、比较，才能够改进目前在会计学的研究中应用的各种方法并且提高研究水平。
一、会计学中哲学问题综述
任何学科理论的发展与创新都必须以世界观和方法论为基础，会计学的发展同样要依赖于世界观和方法论。通过对会计学发展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会计学理论的创新与突破，都是源于正确的哲学理论的指导。若错误的理解世界观和方法论，人们变会陷入迷茫，无法找到正确的方向甚至误入歧途。会计的研究对象是企业日常经营业务中最根本的特性，最普遍、最基本的关系及规律。会计哲学将哲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入会计学之中，是研究会计行为与活动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科学，是对会计行为与活动本质和规律的最高抽象。
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会计理论研究
首先，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认识论，并将其运用于会计理论研究。马列主义理论与认识论，是反映动态的革命理论，实践是其理论的基点和出发点。认识与实践是无法分开的，实践无法脱离认知而单独存在，在实践中认识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会计理论的进程中，要充分尊重客观存在的事实，以事实为根据，按照会计研究对象的本来面貌加以探讨，反对主管片面性和盲目性迎合相关利益集团的会计理论研究。会计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科学，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的变化，甚至还有假象掺杂在其中，但我们不表面现象所迷惑，要从这些表象中抽象出事物运行的本质。要将自己的认识从感想不断过渡到理性，将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经济联系抽出来，找出会计所遵循的一般规律。会计必须遵循客观事实的特性令其有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属性，同样也使其有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性。在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看，在繁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认识会计，研究会计的社会属性。在实践中不断加深对会计这门学科的认识，然后根据这种认识对会计进行研究，发展成为会计理论从而反过来指导会计实践，形成一个循环。其次，加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运用其加深对会计理论的研究。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历史是由人们有目的的活动构成的，社会历史规律是人们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会计作为一门经济管理类的科学，要依据历史经验，遵循客观规律才可以稳定的发展下去。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认识会计学，就是要探索会计的发生、发展和消亡过程的本质和规律性的东西，这当中要对大量的历史资料做出科学的评价与结论。在社会和生产力不断的发展过程中，人们生产的材料开始有了剩余，为了将其合理的分配和利用，会计科学应运而生。对大量的历史文献进行分析，不难发现，财务管理这一社会活动产生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为了合理分配劳动时间，减少劳动消耗，生产更多的产品，以满足人类自身的需要。可以这么说，会计这门科学的产生就是为了满足对剩余产品计量的需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会计核算结果的判定，主要看它是否真实全面地反映了企业资产状况、经营成果等，同时要看它是否对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是否对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有利。会计理论的价值主线是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计量和反映，我国的会计研究是在对西方会计理论研究的继承基础上的发展，现行主要采用规范性研究以及实证研究，尤其在最近几年实证研究风靡学术界，成为一大主流。当然，我们仍应当清晰地知晓，会计规范性研究是不可替代，它仍能并将继续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完美的研究方法应当是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的结合，二者相互补充，从而为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做出重大贡献。当然，我国的一系列的会计工作都需要建立在上述四项基本假设之上，由于假设存在一些缺陷，而导致了会计研究方法存在一些瑕疵。
三、新的方法论在会计学研究发展过程中的构建
方法论不仅决定了我们研究工作的目的和手段，而且还对会计学家的科学研究工作起着指导性的作用。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演化史就提示过我们：会计学的研究方法论在理论上应该是一个趋于完善的，至少分为以下三个部分的体系：会计学研究的一般科学方法论、哲学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和技术。会计学研究不仅需要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指导，还需要一般科学方法论。在经历了会计学研究的分析性研究之后，已经出现了向综合研究的趋势。会计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不仅受信息论影响、系统论影响、控制论影响，还受协同理论和突变理论的指导。虽然这些理论并不是出自会计学，但却对会计学的研究工作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当然，尽管这些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论优点多多，但它也并不能够代替一般方法论。会计学有着其自身的特性，这就需要我们根据其特性构建出一套符合会计学自身特点的发展理论和方法论体系。在会计学研究中，应当坚持以问题为中心，力争做到主观方法与客观方法的统一，将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完美结合，把社会、自然两种科学方法包容并蓄。接受一切可用的方法，不断进行创新，绝不能照搬国外的研究方法，力争进行多学科与跨学科的研究。
总之，世界观决定方法论，方法论体现世界观。中国的会计理论研究应当具有自己的鲜明特点，在研究的过程中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单纯延续西方的观点去研究。当然，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目前正处与向iaSB趋同的大潮中，但不能把趋同等同于相同，在这一进程中，应当结合中国国情坚持会计学的规范研究，同时要将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通过规范研究为实证研究指明方向，反过来利用实证研究方法验证规范研究成果。总结并归纳在实践中财务工作的成功经验，不断健全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财务学理论与方法体系。因此，本文认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与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对于弥补目前我国会计研究方法的缺陷将会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张以宽.会计哲学[J].上海立信会计学院学报，2008.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4
［关键词］本土化；研究问题；研究方法；认同危机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1763(2011)06―0066―06
abstract:Sincethepublicadministrationsciencehasrestored,ithasbeenmadegreatachievements,However,comparedwithothersocialsciencebranches,theliteratureonpublicadministrationseldomaccomplisheffectiveacademicandsocialinfluence,academicproductionfinditisverydifficulttogainidentificationbylargecommunity;Becauseoflackofindigenousresearchandnormalresearchmethods,Besidestheinanitionofresearchproblem,thepublicadministrationresearchproductionseldomprovideacademicproductionwithhighquality,whichmakethepublicadministrationfaceidentificationcrisis.inordertowalkoutofthisinitializationstage,thepublicadministrationcommunitymustbefullyawareofitsunderlyinginfluence,trytosolvethecentralprobleminthemainparadigmofpublicadministrationandimprovethequalityoftheresearchproduction.
Keywords:indigenous;researchproblem;methods;identificationcrisis
公共行政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已经有二十几个年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公共行政相关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社会科学中的“显学”，该研究领域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文献，公共行政学的社会影响亦有所提高。然而，公共行政的研究成果，并未在实践部门与学术共同体内部获得足够广泛的认同，普通公众仍然将其理解为日常行政事务的处理，已有的理论研究成果，也难以满足相关领域实际工作的需要，社会影响力极其有限；在学术社区中，公共行政研究仍被判定为处于学科发展的初始化阶段。尽管二者对公共行政研究的认知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但其共性是一致的，即公共行政已有研究所生产的知识，难以形成有效的学术影响与社会影响。这种研究现状，当然有历史的原因，该学科在国内的发展还比较短暂。但是，本着一种学术自觉的追求，公共行政的学术共同体必须惊醒，毕竟公共行政研究既有的学术地位与其研究质量息息相关。因此，很有必要反思已有公共行政的研究，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努力进行改善，提升学术研究的质量和社会影响力。本文的目的不是贬低以往研究的质量，而是尝试将纳入分析视野里的研究文献，进行一个中观层面的评估，希望通过阐释已有研究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剖析公共行政研究认同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建议来改善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
一非本土化研究的误导与迷失
国内公共行政学研究最突出的问题在于研究的非本土化，也就是说公共行政学者关注的对象并非国内公共行政的实践与问题，非本土化研究主导着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格局。中山大学的马骏教授将其称为研究中心的“非中国化”，指出“相当多的中国公共行政学家都将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学理论和实践，而不是中国公共行政本身”［1］，本土化的研究非常不足，尽管个别公共行政的学者和研究机构，尝试进行了一些本土化研究的努力，但是并未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的主流方向。
公共行政研究形成这一基本范式是可以理解，公共行政在国内的发展毕竟只有二十几年的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处于一个学科理论体系建设时期，为学科知识体系的引进留下了很大的发展空间，甚至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将是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努力的一个基本方向。但是，正是这一研究导向与前置性的学术发展环境，很大程度上误导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成为公共行政学科产生认同危机的起源。问题决非只是马骏教授言称的“非中国化”那样简单，他对于这一问题危害的认知过于简略，对“非中国化”研究本身存在的问题，缺乏认真的分析与说明。鉴于学科知识引入的必要性与学术研究进行国际知识对话的必然性，仍然有必要深入剖析国内非本土化研究的文献。一方面，可以探析其对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负面影响，引导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关注点由国外向国内转移；另一方面，指出学科知识体系引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可以提高国内公共行政知识引进的质量。公共行政研究之所以产生认同危机，在以下三个方面与非本土化研究密切相关，值得引起广大学人的重视。
首先，非本土化研究的研究路径，一方面，不能为理解国内的行政管理提供系统的知识，在对公共事务的辩论与社会讨论中难以获得应有的话语权，坐视其它学科分支（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对自身研究领域的侵入，使得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难以获得良好的社会认同；另一方面，误导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特定的历史阶段、社会发展，甚至是个人经历，因而社会科学知识不可避免地带有很强的社会属性。美国著名公共行政学者罗伯特•达尔认为：公共行政和其它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作为中立性的“科学”特征，“我们没有理由作出这样一种设想，公共行政学的原则在任何民族国家中会同样有效，或者在某个国家中取得成功的公共行政措施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环境中必然也会取得成功。”［2］国内知名的经济学者汪丁丁与林毅夫教授也各自从不同的角度，依据经济学学科的特点，阐发了盲目尊奉国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局限性以及经济学研究本土化的必要性。但是，反观学科知识更加直接受政治环境制约的公共行政研究，理论的本土化问题并未受到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应有的重视，由于缺乏本土化的理论研究，国内公共行政学者所提供的大部分知识，充满了美国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体系，耳熟能详的一些学术用语如“铁三角”、“互投赞成票”等，实质上只是国外的公共行政学者，根据特定国家的公共行政的现实，直面行政管理的各种社会现象，所构建的理论概念与解释框架。由于社会科学知识的产生根植于特定国家的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与心理的具体场域，这些基本理论与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相去甚远，很难对国内公共行政的各种现象进行有效的解释，无助于理解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也难以为政府的实际工作提供符合社会现实的理论指导，成为公共行政研究缺乏社会认同的根本原因。
在非本土化研究格局的主导下，公共行政的学术共同体内部不自觉地形成一种强烈的倾向：以充分掌握国外相关领域的研究或者获取国外最新的研究方向，作为具有较高学术水平评判的重要标准，而轻视或冷落本土化的研究努力；在此非正式学术规则的负面激励下，进行本土化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风险，二者互为推动，形成棘轮效应，抑制了国内公共行政本土化的研究；尤其是早期学者进行非本土化研究所获得的成功，客观上误导了国内的公共行政研究方向，后进的青年学术群体多承袭此研究路向，致使非本土化研究不断持续，误导了学术发展的方向。
其次，由于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地位与其学术作品的质量高度关联，非本土化学术研究自身的迷失，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共行政的学科地位，成为公共行政学术研究缺乏社会认同的一个基本原因，这种迷失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公共行政知识的选择性引入，获取的知识比较片面；二是盲目接受国外理论研究结论，缺乏批判汲取的学术精神。首先，非本土化理论研究先天的不足，造成对异域公共行政知识的片面理解。学术是在一个相对有效竞争的学术规则下进行的，相关知识的增进与累计需要学术人共同的努力产生，因而只有在一个本土化研究的框架下，才能获取较为全面的公共行政知识，这先天性地决定了非本土化研究的不足。由于公共行政知识的推进，过分依托非本土化的研究，许多学者将获取国外公共行政知识作为学术追求目标，由于时空与价值观念的限制，加上许多学者并未在国外获得过正规的学术教育与严格的学术训练，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缺乏充分的认知，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上的误解，加上在学术观点引入过程中有意或无意的选择性，更是加重了这一趋势，致使获取的许多公共行政知识具有很强的片面性，加重了知识引入过程所产生的适应性问题，以其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基础，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国内学者在介绍国外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时，常常忽视了国外学术共同体对其的批判，在未对国外公共行政部门的实际情况进行考察的前提下，片面强调此类改革的正面效应，将该思潮作为严谨的理论进行传播，误导了国内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兰志勇教授指出国内“新公共管理的学习，属‘紧跟潮流，生吞活剥’”。［3］事实上，根据美国著名学者罗伯特•迪格对美国100个大城市公共服务市场化的研究，新公共管理改革运动其实名不副实：一方面公共服务市场化的规模极其有限，局限在一些资产专用性不强的公共服务项目上，如垃圾回收与街道维护等；另一方面，由于市场化改革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并不必然能够起到降低成本、提高公共服务质量的效果，“城市官员认为公共服务市场化行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取决于一系列的条件，这些条件随着城市的差异和时间的流失而变化，诸如城市中能够提供优质服务签约者的数量、城市的政治气候、城市与工会的关系以及城市政府的监管与评估体系。”［4］许多城市在实施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契约到期时将其收回，重新由政府机构提供。诸如此类的问题还表现为：当国外将拉斯韦尔所提倡的政策科学日渐冷落之时，许多学者仍然将其作为国外公共行政研究的主导范式，甚至将其作为替代传统公共行政研究的新图式。在引入绩效评估时，忽视绩效评估的社会技术特征以及其与法治和民主价值相得益彰的交互作用，将其过分地理想化与科学化。这些片面的研究或者选择性的引入，使非本土化公共行政的研究呈现一种病态的特质，而且或多或少地误导了国内的公共行政的实践。由于许多研究仍将一些新概念的引入，作为自身学术推进的有效路径，我们所获取和提供的知识，只是一些缺乏有效统一的知识线索或公共行政知识的断切面，研究作品的质量与信度比较低劣，进而影响了公共行政学科在学术共同体中的地位。
与上述问题紧密相关，国内公共行政非本土化研究的另一诟病，是对国外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的盲从，存在着不敢逾越的强烈倾向，难以产生具有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由于公共行政学科诞生的历史相对比较短暂，即使在公共行政研究相对比较成熟的美国，在研究质量与研究规范方面也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换句话说，尽管国外的理论研究，存在着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美国学者对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进行认真评估后，指出美国的公共行政研究仍然限于描述问题，并将其概念化的阶段，从学科范围到研究方法，都存在着诸多的争论，国内的非本土化研究只是简单地将其进行编译，不加批判地加以吸收，使国内关于公共行政问题的研究屈从于国外学术权威的观点，没有超越国外学术研究水平的内省追求，研究的质量与层次必然难以提高，所获得的知识必然不符合本国的国情，如何能够获得广泛的社会认同？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的著述中指出“学问之最大障碍物，莫过于盲目的信仰”，“新学问发生之第一步，是要将信仰的对象变为研究的对象。既成为研究的对象，则因问题引起问题，自然有无限的生发。”［5］可见，质疑已有的理论研究对于理论向精深方向的推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国外公共行政研究成果，乃至研究方法的盲从，无疑制约了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与学术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与前面两种不利影响相比，弊端更为深重，将别国未经充分验证的学术观点与学科标准奉为圭臬，湮灭了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超越的冲动；尤其是它误导了公共行政研究的青年群体，使其屈从于已有学术权威观点的压力，难以创造出符合国内现实的理论学说，持续地影响公共行政研究水平的提高。在此问题上，同属社会科学系列的社会学、人类学与经济学等学术共同体的努力，有许多值得公共行政研究学人认真借鉴的地方，他们在学习国外相关学术成果的同时，努力进行学术超越和开展学术对话，而不是盲目的顺从与驯服，极大地提高了其学科分支体系的质量，获得较高的学术声誉和良好的社会认同。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群体，必须勇于突破既有的学术羁绊，以开放的心态锐意进行革新，使理论研究在植根于国内公共行政现实土壤的同时，积极开展学术对话，致力于解决国内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才能生产出能够符合国内公共行政现实的精深理论。
二研究问题泛化和空疏
如果非本土化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国内公共行政研究认同危机的起因，研究问题的空疏与泛化，则是公共行政缺乏学术影响的另一重要原因。公共行政学属于社会科学的一个基本分支，这门学科发轫之时，即带有强烈的实践导向，解决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具体问题，是其基本的学术使命之一，实现这一使命则是其获得社会认同的基本条件。“（社会）科学研究是以个体思维方式从事的社会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做的一切都是社会分工的一个领域，他的著作和文章是整个社会精神生产的一部分，是写给别人看的，是用这种方式影响社会。”［6］而许多公共行政领域理论研究者在学术行政化的影响之下，自觉不自觉地屈从于官方评价体制下的学术成就，忽视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责任，缺乏剖析实际问题的勇气，致使该领域的理论研究显得泛化与空疏，作品缺乏现实性与针对性，不但难以形成广泛的社会影响，而且降低了学术的品格，二者交互作用，加剧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认同危机。
所谓研究的泛化与空疏，主要是指许多研究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思路，研究成果的贡献局限在学术观点的引进与评析上，而对于这些学术观点的内在的逻辑结构与前提假设缺乏认真的思考与论证，缺少理论的验证与辨析。研究的空疏与泛化，一方面表现在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研究上，许多公共行政的研究停留于概念的辨析，盲目追求国外的“学术时尚”，满足于学术思想的整理与归纳，这种学术努力对于完善学科的基本知识当然重要，但也是理论研究泛化与空疏的原因之一。国内知名行政学者周志忍指出“我国学术界对国外政府改革的研究相当重视，西方政府治理新理想可谓耳熟能详。但除了少数例外，多数研究停留于总结和概括新的提法和新的理念上。”［7］对其他民族国家改革的具体原因与存在的问题，则缺乏认真的研究与分析，国外行政改革实现的前提条件与实施机制的探讨也比较少见。许多研究作品只是在国外学术思想与观点的导引之下，辛苦地进行概念的辨析与争论，许多学术成果只是已有学术下带有强烈臆想色彩的填词游戏，难以进行有效的学术创造与思想发明。此外，部分学者秉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学术理念，在对国外公共行政发展的趋势及其经验研究之后，往往简单地推断出相关的借鉴经验，盲目相信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学说的普适性和科学性，而忽视了国情的基本限制。事实上，西方的这些理论学说只能是一些“地方性”的知识，或者是“地域性”的经验，并不必然能够适用于解决我国的社会问题；许多研究者将问题的研究停留在逻辑的演绎，甚至是主观的想象之上，鲜有学者能够结合我国的价值观念与行为体系，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提出符合现实行政环境的政策主张；而且，由于国内的公共行政的研究者，缺乏国外公共行政现实的经验感受，对国外公共行政的现实难以形成准确的判断，很难客观地把握国外公共行政的真实的发展趋势，基本判断往往只能停留在已掌握文献的分析与整理上，因而，以之为基础得出的政策建议，其空洞与肤浅就在所难免。
尽管对国外公共行政研究的泛化与空疏，影响了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但这只是问题相对不太重要的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已有公共行政的研究，对国内的公共行政管理问题的研究一方面比较稀少。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明确研究问题所导致的空洞性。客观而言，公共行政学人对于国内问题的研究虽未成为主流，但也不乏对一些问题的探讨。然而，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也存在着泛化与空疏的问题，这些研究泛化与空疏与国外问题的研究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问题过于宏大，对于研究问题的界定缺乏明确的界限，致使研究缺乏有效的约束范围，导致对许多问题的分析大而无当，追求宏大叙事的系统化，形成了一些看似是理论精品的观点堆积，而缺乏有力度的分析。许多研究只是将不同学者围绕某一问题的观点进行分析综合，而忽视了不同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与局限性，对于同一问题得出的结论大同小异，基本上没有明显的学术创见。更有甚者，是部分学术作品根本没有研究问题，只是围绕某一研究主体，进行漫无边际的“浅谈”，研究的空泛性便不可避免。二是许多研究问题属于学术意义上的“假问题”或“伪问题”。“假问题”与研究问题的过于宏大存在一定的联系，但突出表现为研究问题缺乏真实性，即许多研究设定的“问题”是假设性的，不是现实社会的真实问题。由于研究围绕一个大而且空的“假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得出的只能是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洞言论。由于公共行政带有很强的实践导向性，从服务于社会的角度而论，解决和解释现实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不可回避的学术责任；公共行政研究的“真问题”应该根植于中国社会发展与公共行政实践的社会问题，它不应该是学术研究者的臆想与推测，而是忠实反映公共行政领域现实问题的学术追问；公共行政的研究应该强调社会变迁过程中经验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深入揭示出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前置条件、行动意义与社会后果。
总之，正是由于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缺乏对“真问题”的探索，因此难以生产符合国情的“地方性”知识，更难以为社会发展提供应有的理论指导，社会公众不得不从其它学术共同体那里获取相关的基本知识，这即是其它学术共同体频频侵入该研究领域的外部力量与社会需要，也是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的努力，难以获得社会认同的最为根本的原因与症结所在。因此，公共行政的研究群体，必须认识到自身学术研究的社会性，谨记公共行政学的研究，决非简单地追求个体思维活动的愉悦，必须根植于公共行政的现实领域，在充分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的发明与创造。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有效的解决，则公共行政的研究不仅可能继续成为学术研究的二等公民，而且可能因为丧失在自身学术领域的发言权而继续沉沦。
三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与研究方法
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与研究方法，是国内公共行政研究范式中，存在的另一突出的问题。如果说研究问题的空疏与泛化，是该领域研究作品质量不高的初始原因，缺乏规范的研究方法与学术规则，则是制约研究水平提升的重要瓶颈，它使学科进步缺乏必要的基础条件。首先，国内公共行政的研究缺乏规范的学术规则，制约了学科的知识增长。“社会科学的研究规范（规则）指的是知识的辨伪存真、有序积累和继承，以及学术交流、对话和批判性反思所应遵循的一整套规则和标准。”［8］西方社会科学取得的成就，与其长期以来建立起来的学术研究规范是分不开的，各个社会科学的分支学科，正是以此为基础，进行学科的传承和扬弃，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进行学科的对话和批判，才得以持续的繁荣。整体而论，我国的社会科学尚未形成具有“学术”性质的研究规范，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但是公共行政研究方面的问题，则尤其突出。因为其它社会科学分支学界同仁，基本上已经形成一个大概的判断，或者说是一个心理契约，能够对学术作品的研究质量，做出相对客观的判断。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则对此缺乏必要的内省与反思。
由于国内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对研究规范缺乏足够的内省与重视，公共行政的研究一直缺乏学科内部的学术质量评价标准，对理论研究的可验证性与效度缺乏学术关怀，因而难以对学术作品进行相对客观的评估，直接导致许多研究作品缺乏明确的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潜在地激化了研究的空疏与泛化，许多公共行政研究总是在综合、归纳已有学术观点上徘徊，缺乏明确的文献综述，既不标明别人的理论贡献，也不明确地说明自己的理论创新之处。文献综述是理论对话的起点，既然缺乏理论对话的基础，对相关领域研究的推进也就难以取得实质性的效果。而且，由于缺乏基本的研究规则，其它研究者难以按照作者的理论观点，遵守大致的资料收集原则，进行类似前置条件下的研究，影响了学术研究作品的可验证性，使后续的研究无法获得比较稳固的研究基础，难以进行必要的学术批评。研究作品往往把前人的研究成果稍加综合，便提出自己的观点与主张，得出一些大同小异的结论与对策意见，根本谈不上学术的创见，难以将研究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正因为如此，许多研究都存在着一个强烈的倾向，即将理论引述作为理论研究水平的标志，研究论文中存在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引述。事实上，理论引述并非研究水平高低的可信性标志，只是在进行专题性的文献评估或理论论战时，它才具有一定的意义，即使从这个层次而言，研究者也必须具体说明这些文献如何能够联系在一起，并能够进行理论的构建或检验。“（文献）引用只能表明作者具备某一专业领域的资格，而不能用来论证理论的建构。”［9］
其次，国内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对规范研究方法的认识比较模糊，甚至存在错误的认识，在研究方法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充分的共识。与其它社会科学分支相比，这是制约公共行政研究水平提高的关键原因，是公共行政研究迫切需要解决的工具问题。因为，虽然社会科学整体上尚未建立其规范的学术规则，但大部分的学科分支，已经就研究方法问题，形成了共识，促进了学科内部的交流与研究水平的提高。公共行政学科，则缺乏这样的共识，无论在研究方法的认可，还是在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都非常混乱。主要存在的问题表现为：一是部分学者对研究方法存在错误认识，主要表现为将文字描述理解为定性研究，而把数据分析理解为定量研究，误解了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的内在本质。二是对具体的研究方法存在模糊认识，比如对扎根理论、民族志的研究方法认识不清，否定其在公共行政研究中的作用，拒绝将其接纳为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将案例事实的列举与堆砌视为案例研究，对如何开展规范性的案例研究，缺乏必备的理解和训练。此外，一些研究还将方法与研究视角相互混同，影响了学术研究质量的提高，颇受许多其它社会学科分支的学术共同体轻视，影响了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认同。
事实上，关于研究规则与研究方法问题，早已引起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内有识之士的注意，除上文提及的马骏教授和徐湘林教授外，厦门大学的陈振明教授和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都曾对此问题，发表过自己的意见。陈振明教授非常注重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研究公共行政问题，指出“公共管理学的兴起，在方法上的突出特征是强调用跨学科研究的途径来研究公共管理问题，提倡以问题为中心的知识产生方法。”［10］胡伟教授针对我国公共管理学科底子薄、基础弱的现实，提出“公共管理在其发展之初，就要注意提高学术门槛，重视学术规范、术语和方法，培育自身的‘学术共同体’意识，尽可能提升公共管理的专业化水平。”［11］认为只有在方法和术语上严谨，才能防止学科门槛过低的倾向。然而，整体而论，公共行政学科在方法论上，并未形成广泛的共识，或是简单的理解为借鉴其它学科的思想观点，摘要性地选择适用别人的观点，而置别人的研究方法与得出结论的途径于不顾，难以用开放的心态，采用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提高学术作品的质量。或是囿于自身学术训练的局限性，纠缠于其间的难以言明的学术利益，对采用规范的研究方法，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一种抵制的态度，不利于学科内部规范研究规则与研究方法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使公共行政研究停留在初始化的阶段。［12］由于缺乏学科内部的研究规则与规范的研究方法，难以形成真正的“共同体意思”，造成该学术领域门槛过低，研究质量难以提升。
大概而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定量研究方法与质化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方法主要通过数据的分析，揭示社会复杂现象背后的因果关系，达到理论分析与预测的目的；质化研究方法则是通过田野调查质量的收集、遵守特定的研究程序，分析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存在定性与定量研究质量的争论，但质化研究方法的扎根理论、民族志、现象学等具体的研究方法已经获得广泛的认同，在探讨社会个体、社会团体以及组织行为方面，具有很强的比较优势，许多学者不为学科分支的桎梏束缚，运用这些研究方法，研究各自学科的问题，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质化方法也适用于揭露并解释一些在表面之下鲜为人知的现象，对于一些人尽皆知的事也能采取新鲜而又具有创意的切入点，而且，对于量化方法所无法铺陈的一些细致复杂的情况倒也颇为得心应手。”［13］加强方法论素养的训练，真正积极、正确地加以适用，深入探测公共行政的诸类现象，不仅能够提升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使公共行政研究步出初始化阶段的困境，促使学术研究根植于我国的具体国情，提高理论研究的本土化水平。而且，可以以之为基础，进一步积极地进行学科的国际对话，提高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国际影响，有效地解决该研究领域的认同危机。
结束语
公共行政学科的认同危机与其理论研究的质量紧密相关，认同危机的存在，一方面表明了我们以往的研究中存在着种种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出公共行政的理论研究，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必须充分意识到其潜在的或已浮现出的危害；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信心，因为任何一门学科，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其它社会学科分支，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某种问题，各个学科也都是在持续不断的解决危机的过程中，逐渐提高其研究质量与社会影响的，只要我们能够切实的解决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公共行政研究的质量必然能够得到不断的提高，赢得广泛的社会认同和学术影响。本文针对国内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三个问题，进行了比较粗略的分析，并对其如何影响公共行政的研究质量以及学科认同，做了相应的分析说明，希望对此有所助益。
国内公共行政研究的恢复与重建，已经走过了二十几个年头，无论是学科发展还是理论研究，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成败利钝，已成昔日旧事。然而，与其它社会学科分支相比，公共行政的研究还非常不成熟。对后来者而言，关键在于发现其间存在的问题，并认真对待，及时纠正过往研究中存在的缺失，惟此才能继承已有的成就，不断提升该学科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地位。针对公共行政研究中存在的上述三个问题，公共行政学术共同体必须本着学术自觉的态度，积极寻求建立学科内部契约性的研究规则，大力倡导本土化问题的研究取向，注重规范研究方法的应用，关注公共行政领域的“真问题”，不断提高学术研究的品质，改变研究水平初始化阶段的困境，获取国内的学术认同。并在本土化研究的基础上，以一种文化自信的态度，积极进行公共行政研究的国际对话，力争使研究成果在世界学术共同体内获得一定的认同。
［参考文献］
［1］马骏.中国公共行政研究的反思［J］.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2006（3）：73-76.
［2］［美］罗伯特•达尔.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a］彭和平,译.国外公共行政理论精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3］［美］兰志勇.它山之石如何攻玉－从公共管理视角看中国精英学习外国经验的心路历程［J］.公共管理学报，2006（4）：22-30.
［4］RobertJayDilger;RandolphR.moffett;LindaStruyk:privatizationofmunicipalServicesinamerica’sLargestCities［J］.publicadministrationReview,1997,（57）：21-26.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
［6］陈先达.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和学者的责任［J］.中国社会科学，2004，（4）：4-12.
［7］［美］e×S.萨瓦斯.民营化与公私部门的伙伴关系［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徐湘林.中国政策科学的理论困境及其本土化出路［J］.公共管理学报，2004，（1）：22-27.
［9］Roberti.Sutton;Barrym.Staw.whattheoryisnot［J］.administrativeScienceQuarterly,995,40(3):372-373.
［10］陈振明.公共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1］胡伟.公共管理学科建设的若干战略思考［J］.公共管理学报，2006，（3）：97-99.
［12］龙献忠，胡斌，张鑫.论市民社会发展背景下的高等教育多中心治理［J］.大学教育科学,2010,(2):42-46.
［13］［美］安赛姆•斯特斯,琼立特•考滨.质性研究概论［m］.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997.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5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和学科地位的提升，对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期望与要求越来越高。深人解读了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状况，指出学科门类的交叉性，学科研究的引领性，研究质量的波动性构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总体特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包括:人才队伍、实践研究、智慧层次、利益追求、学术环境。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应对方略: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性;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研究认为，必须用科学的发展观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才能体现理论体系的科学性、体系性与实践性。
当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呈现研究视角广泛，研究方法新颖，研究成果剧增的兴盛的局面，但又呈现出研究对象、研究领域、研究成果的“混沌”状态。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研究如何走出这一“矛盾”阶段，对进一步深人理解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目标与内涵，构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体系，充分发挥体育社会科学的功能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分析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现状的基础上，简要阐释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主要因素，并提出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发展对策。
1对我国现行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状况的解读
1.1学科门类的交叉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中各门学科通过加强多学科的渗透与融合，促进本学科发展，已成为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一种趋势。诸如:哲学与历史学与文化学与政治学*体育史学与奥林匹克学、教育学与教学论与课程论、学校体育学与竞技教育学、社会学与文化学与经济学与管理学、体育社会学、社会学与管理学与行政学体育管理学等等。运用多学科融合的优势互补，重视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从而加强学科间的整合。然而，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在多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多门学科与相邻学科内容“重叠”的现状，缺乏学科体系性与独立性的问题，如《学校体育学》与《体育教学论》与《体育课程与教学论》与《体育教育学》等学科课程，都包涵着体育过程、体育教学目标、体育教学设计等内容。甚至在性质不同、名称不详的体育社会学科中存在内容体系雷同的问题。如:《体育经济学》与《体育产业学》、《体育市场营销学》等学科的内容都有相当比例的“重叠”。再如:《社会体育学》、《体育社会学》学科名称既相似又有区别，但就所涉及的内容同样存在“重叠”现象。这一现状反映在一定范围和特定条件下，多学科“融合”作用容易导致各门学科设置缺乏学科自身发展的结构牲与主体性，“有些研究有牵强附会，生搬硬套之嫌”。如果长期保持这种学科之间的“混沌”与“模糊”状态，便会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发展与成熟。
1.2学科研究的引领性
作者查阅并粗略统计了2005—2008年被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收录的以“体育社会科学”、“奥运”、“社会体育”、“体育管理”、“体育心理”、“体育哲学”、“学校体育”、“体育伦理”、“体育美学”、“体育社会学”、“体育人文”为题名的部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文献。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属于宏观理论研究的课题较少，尤其是缺乏高瞻远瞩的、整体性的、战略性的、规划性的、具有全局指导意义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成果。体育学者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宏观研究是政府决策部门的事，学校只能进行微观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容易形成比较重视体育社会科学某一理论与实践的微观研究，最多只能上升到中观研究的空间，客观上反映出忽视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的倾向，以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引领”作用不够明显与突出，有待形成目标明确、方法科学、内容实际的理论体系，以指导体育社会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1.3研究质量的波动性
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成果数量剧增，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对个人还是群体的研究成果的估价，用的都是数量语言叫。就高校而言，申报体育类硕士点与博士点、重点学科、各级研究基地等都应有核心期刊代表作、学术专著与各级科研项目数量上的要求。就个人而言，国内各高校对体育教师个人学术成果也有数量上的要求。上述要求虽然反映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语言，“但这并未根本改变语言的数量特征”，更不能全面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质量。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数量在不断增加，但客观上也存在着研究成果质量不高的问题。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属于一般描述性、简单整合的研究“文体”占有相当比例。能够运用哲学、系统科学、逻辑学、文化学等的理论与方法，从深层次与不同视角分析与研究体育社会科学发展基本规律的研究成果十分匾乏。追求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是体育社会科学发展水平的根本体现。如果单纯追求数量的增长，而忽视质量的提升，其结果只能是数量越多，质量越低，产生伪劣作品多的可能性就越大。
2影响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因素分析
2.1人才队伍
“研究质量是人才质量的标志和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提高，关键是要有高水平的研究人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单从数量上看，应该说是比较庞大的，如大中小学体育教师中绝大多数是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但也应看到“精英”队伍建设存在很大的缺陷，主要表现为各级政府对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不够重视，培养制度不完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领军”人物不多，许多具有“知名”头衔的“高级”人才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不多，在国内影响力不大;硕士点、博士点培养机制的问题间接导致优秀体育研究人才不能脱颖而出;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存在近亲繁殖现象等等。反映出当前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队伍整体水平函待提升的现实。这种现象长期发展下去，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人才质量的提升，将影响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水平。
2.2实践研究
关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问题，是关系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否具有科学性与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较大的误区。“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运动技术教学实践活动，就是在运动场上进行的各种身体练习活动。所谓研究体育实践，就是了解情况，收集一些事实资料而已。所谓体育实践研究，就是按照个人的主观意图让别人填写调查表”等等。上述对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的认知具有很大的局限。不可否认，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实践，涵盖上述实践活动，但就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对象、内容、组织、方法与手段而言，已经远远超过上述研究体育的实践活动。“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坚持真理的实践标准，要着力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要根据实践的需要加强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建设，同时，更好地发挥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作用”。由于各方面因素的干扰，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还未受到重视，“距离”主体的人甚远，只是在体育书本或相邻学科的教科书中寻找体育实践的“答案”，造成很多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课题的深度与质量不高，普遍存在低水平重复的现象。
2.3智慧层次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水平必须依靠学者个体的哲学智慧的功底与科学思维能力，两者的有机结合，可以促使研究过程的“优化”，更加精确地反映研究结果与结论的可靠性、准确性。在体育社会科学研究过程中，许多学者比较注重体育经验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综合知识与交叉学科知识的运用，比较注重体育知识的“接受”与“整合”，因而在科学知识体系的框架下，出现了许多体育社会科学中的“体育十某某学”二“体育某某学”、“某某学十体育”二“某某体育学”，不断地重复进行己经确定了的知识体系重新组合。在某种程度上凸现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缺乏“反思”，缺乏由体育“客观事物”抽象出来的理论或“思想”。以至出现许多“形而上学”的体育社会科学理论观点，如“体育人文社会科学二体育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体育社会学=社区体育”、“竞技体育与学校体育是对立的关系”等等，反映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缺少哲学智慧的引导，习惯用知识范畴下的“线性”思维方式去理解我国体育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许多复杂问题，容易受到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干扰。
2.4利益追求
所谓“利益追求”，反映到体育学术界，也就是为获取物质资料而进行的各种生存活动。这种生存活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职称评聘、人事分配、成果评奖、晋升导师、学科建设、学位评审、项目申报、工作调动、年终评优等，无不与科研成果的“数量”、“质量”有关。绝大多数的体育科研院所与高等院校对体育专家、学者和体育教师都有科研业绩要求，普遍实行数目量化管理。规定不同职称的论文篇数，发表“层次”，并将篇数“赋值”，发表篇数越多，论著字数越多，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越高，得分越高，奖金越多。“层次”不同，“赋值”不同，得分不同，获得的“利益”不同。学术界盛行的个人“利益”与本位“利益”的作用，助长了盲目追求数量与速度，轻视质量与效益的急功近利的、浮躁的学风，甚至导致学术腐败的产生。体育界学术腐败现象的滋生，与社会的整个学风和道德规范有着密切的联系，与个体在社会环境所处的地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前，社会对体育学术成果价值评价导向的功利性超越了实用性、教育性与社会性，而这种实质性的转变所产生的“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对追求功利的少数的社会地位相对较高的学术个体与群体容易产生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为了个人利益、小群体利益、本位利益，不惜败坏体育学风与学术道德的事件时有发生，严重污染了体育学术环境。
2.5学术环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期望营造一种宽松、健康和谐的学术氛围，需要营造有利于学者主体作用发挥的环境。优化体育学术环境对广大的体育工作者努力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十会积极的意义。然而，缺乏健康学风的问题仍然是比较突出的问题，体育学术“垄断”现象比较普遍，例如各级体育课题申报中“行政”干扰所产生负作用的辐射，使得体育学术“行政化”的倾向占领上风。这种“行政化”的体育学术氛围所造成的结果，必然是体育学术规范体制功能的逐渐削弱，不利于优良“文风”与“学风”的塑造，长期下去，便容易产生体育学术腐败的土壤。再如体育学术评价中的非理性化倾向，“由于公正、认真的学术评价被人为地引入到复杂的人际关系领域，偏离了正常的学术评价的轨道”。再如学术霸权现象，“就几个人搞学术统治，他们的研究左右着整个学术领域，使其他人没有发展空间”。这种学术“垄断”现象所产生的“负面效应”极大，严重挫伤了广大体育工作者从事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3促进我国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研究的具体方略
3.1重视实践，从创新过程中探索学科的独立性
3.1.1拓展体育社会科学实践领域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它与其它的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最终保证理论与社会互动的意义是实践”，通过设计、调查、模拟、体验、运动、测量、实验等实践活动形式，获得各种体育研究素材，并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进行分析、综合、归纳、判断、推理等研究。一方面要加强现有体育社会学科的实践活动，促进各学科深人发展，避免学科之间和个体学科内容的过多交叉与重复，逐步完善学科理论与实践的独立体系;另一方面进一步拓展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领域，如:国际体育、奥运经济、区域体育经济、体育文学、老龄社会体育、农村体育发展等。通过体育学科系统理论之间的互动，获得新的研究视角，促进体育学科理论的“生成”与创新，保持体育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具有独立性的特质。
3.1.2倡导体育社会科学实证研究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提并不是事实的本身，而是事实所蕴含的无法得到解释的问题。现实中对各种体育社会现象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思想方法、不同实践标准进行解释，很容易产生于体育事实本身相背离的或者相互矛盾的结论，这种研究由于主观意识性较强，人为的因素较多，其研究结果大都缺乏说服力。因此，需要把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多种实证研究方法，运用于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有关领域，通过脚踏实际的努力，获得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这对描述体育事实的真实性与精确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体育社会科学中各门学科在加强实证研究的过程中，要主动获得符合完善自身理论体系的信息与技术，探索与促进某一学科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发展。
3.1.3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
加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运用电子计算机、网络设计与交互、微缩与传真设备、录像与电视，建立具有文献复制、数据分析、体育技术、体育语言等功能的实验室。通过理性认识与实践探索把文字、声像、信息、数据处理成图形化、数据化，并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精确的和比较全面的结论。体育社会科学实验室建设是一项基础性、经济性和科学性很强的综合性工作，必须通过加强实验室的管理，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实验室的师资队伍质量，充分利用实验室现有资源，提高利用率，促进实践研究的深化，把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研究提升到新的水平。
3.2开阔视角，从学科发展中拓展理论的创新性
3.2.1重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批判
体育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研究应该重视对各门学科自身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批判，因为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其理论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以及价值取向并非都是具有中立性的，容易受到人为的、主观的、利益的与权力的制约，容易受到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文化、社会教育、社会意识形态的主流思想影响及其控制作用的约束。开展对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他批判”与“自批判”，一方面有利于分辩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与知识体系的真伪，阐明其本位功能;另一方面有利于对批判的理论进行检验与反思，促进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理论的创新。
3.2.2定位体育社会科学实践理论导向
体育社会科学的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以实践理论为导向，要用发展的、全局的、战略的眼光，分析体育领域中的各种问题。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理论内容，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社会科学指导作用的渗透，体育社会科学的实践理论处于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形成语言层面的实践理论与指导现实过程的实践理论相结合的动态系统。确立以体育社会科学实践为视角的认识观，阐明体育社会科学实践活动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在此基础之上为个人与社会提供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与实践方法。只有在充分发挥宏观研究的导向作用与微观研究的具体作用的基础之上，才能为体育社会科学理论与知识体系的创新奠定坚实的实践理论基础。
3.2.3挖掘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
开发与利用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智慧，进行体育社会科学知识资本扩张与智慧教育，为更有效地进行体育社会科学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奠定理论基础。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具有自身的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指导性需要经过严密的、科学的逻辑推理和证明过程，才能形成有价值的、系统的、超越的、能动的理论体系。通过建立学科整合、体系构建、理论创新，促进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智慧进化与智慧更新。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以正确的发展观、价值观、实践观为指导，站在宏观研究的角度，从微观人手研究体育社会科学系统理论的功能，正确认识体育社会科学的本质、规律与发展趋势。
3.3严格规范，从学风建设中追求成果的质量
3.3.1坚持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应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断推动学术进步。勇于学术创新，努力创造先进文化，积极弘扬科学精神、精神与民族精神。从学风建设上可以通过体育社会科学知识传递和积累的制度约束，展现个体与群体行为示范，鼓励体育学术创新。
3.3.2形成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个性特色
所谓个性特色就是和别人不相同的、具有自身独特性的、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体育社会科学研究从主体出发有个体研究、小群体研究、团队研究等多种形式，然而无论何种形式的研究，都应该形成自身的研究特色和特点。必须依靠自身的体育社会科学某一领域研究的相对优势，敢于探索别人未涉足研究的领域，生产具有个性特色的体育学术精品，凸现体育精品的学术地位，推动体育社会科学的发展研究向高层次方向转变。
3.3.3打造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学术精品
体育社会科学研究必须树立学术精品意识，通过体育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创新，打造一批精品，占领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前沿，形成学科优势。“学术创新，可以打造学术精品;打造学术精品，又可以推动学术创新”。创新是学术精品的“灵魂”，要学会运用各种思维方式，潜心钻研，推陈出新，敢于超越，提出体育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只要把学术创新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之中，就可以出现《体育人文社会学概论》、《奥林匹克学》、《体育基本理论教程》等体育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精品。
3.4建设梯队，从培养机制中提升人才的层次性
3.4.1制定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战略规划
体育社会科学“要牢固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充分发挥人才资源开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作用。”要繁荣发展体育社会科学，就必须提升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队伍的整体水平。各级体育研究机构、高等院校、各级体育行政部门、社会体育机构要把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应该制定相应的人才战略规划，包括培养目标、培养数量、培养层次、培养梯队、培养机制、培养评价等。
3.4.2优化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
从体育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需要出发，重视培养中青年优秀研究人才。通过体育社会学硕士点与博士点建设、体育社会学研究基地建设、体育社会学重点学科建设，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学术梯队，通过培养体育重点学科带头人、体育学术带头人、后备体育学术带头人、体育学术骨于、青年体育学术优秀人员，形成合理的体育社会科学人才梯队结构。注重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机制的创新，优化人才资源配置;建立公平竞争机制;建立健全人才的管理制度;建立体育社会科学科研成果的评价体系;加强体育社会科学人才的档案建设。
3.4.3营造体育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环境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6
【关键词】科学发展观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国财税法学理论创新
【正文】
一、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与要求
（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与内涵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发展的规律、发展的动力、发展的目的和发展的标识等问题的基本观点与基本态度。[1]发展观作为意识形态，其正确与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发展观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发展问题上所采取的基本策略与基本方针。我们党历来重视发展观问题，也在不断探索科学的发展观，但一直没有将之明确表述出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的、科学的发展观，这就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是在充分估量当今世界经济、科技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高度对发展的内涵进行的科学凝练，抓住了发展问题的关键和要害，揭示了发展的核心和实质，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2]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就是“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全面发展”就是要谋求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全面发展，经济、社会、自然和人的全面发展。“协调发展”就是要谋求经济、政治、文化相互协作、相互推动，国际间、区域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相互影响，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和效益兼顾的社会良性发展形态。“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发展的良性循环。因此，科学发展观体现了当代共产党人的崭新发展理念，具有十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3]
（二）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科学发展观为我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层次的要求，概括说来，新的发展观所提出的基本要求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必须是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人的发展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本质，人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的，人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发展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4]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基本取向和核心理念，是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5]
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必须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全面统筹、协调发展。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要对重大社会关系进行“五个统筹”：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其核心是“统筹”，充分体现了完善之意。这“五个统筹”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第二个基本要求。要科学地把握、正确地认识、全面地理解“发展”的内涵，就要做到“五个统筹”。“五个统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强有力的体制保障，是一种新的发展观，它不仅是对客观世界最真实的认识，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以及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中，要特别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解决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程度的基础性工作。[6]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指导
（一）中国财税法理论研究之现状
中国财税法研究在老一辈以及新兴一代财税法学者的不懈努力下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体系基本上已经建立起来，[7]其基本范畴体系也已经提出并对某些核心范畴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8]在具体制度研究方面，也具有诸多建树。从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出版的学术著作、发表的学术论文以及召开的学术研讨会来看，[9]可以说，中国财税法学已经初步显示出了蓬勃发展的新气象。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必须看到中国财税法学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与严峻挑战。从数量上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的确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印象，但从质量上来看，就不是那么令人乐观了。中国财税法学界仍有一大批文章是照搬照抄经济学界的研究成果，其文章与其说是法学论文，不如说是财政税收学的论文，但作为财政税收学论文又明显感到理论层次不够，达不到经济学论文的水准。中国财税法学界的研究大多是应时之作，能够对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进行高瞻远瞩论述的论文仍是凤毛麟角。关注财税法具体制度建设的论文很多，但真正具有财税法理论味道并能够窥探中国财税法理论之精髓的论文数量仍然不多。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正面临一个巨大的转折点，找准方向并勇敢地迈出这一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与繁荣就是指日可待的事情，如果选错方向，中国财税法学只能在表面的繁荣景象下原地徘徊。在我们已经迈入新世纪征途上的时候，中共中央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理论给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
（二）科学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理论创新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是指导社会发展的哲学，也是指导社会科学发展的哲学。把握了科学发展观的精神实质，并以此作为学科发展的指导方针，定会对学科的发展繁荣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中国财税法学发展到今天正需要一个科学的发展观的指导。
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是事物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国财税法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一门尚不成熟的学科，其发展更离不开创新。科学发展观对于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以人为本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的思想，财税法学的发展也应当强调以人为本。现代国家从获取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都是税收国家，税收是联系现代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税收是国家得以存在并能够履行其提供公共物品职能的必要条件，税收也是现代国家的人民得以享有政治权利并获得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的必要条件。现代财税法作为规范财税关系的法律，其本质既是国家获得财政收入之法，又是纳税人权利保护之法。而现代国家的纳税人与公民的范围是大体相当的。因此，财税法学贯彻以人（纳税人）为本的思想是顺理成章的。
中国财税法学的二十年发展历程实际上也体现了对以人为本思想的重视与追求，从“税收权力关系说”到“税收债务关系说”从某种意义就是财税法学发展从以国（国库）为本向以人为本思想的转变。但中国财税法学从整理上来讲，以人为本的思想尚未真正全面贯彻。中国财税法研究仍然是以国家的税收权利为核心，仍然以保证纳税人依法纳税为重点，对于如何依法制约国家课税权的滥用，如何更好的保障纳税人当家作主的权利，仍没有给予充分的重视。特别是中国财税法的以人为本主要是以现代城市人为本，而没有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纳入财税法学研究的核心领域之中。由此，农民的众多财税法问题也就没有得到学界的重视，比如我国长期工农产品2.全面统筹、协调发展对中国财税法研究的启示
科学发展观要求社会经济发展要全面统筹、协调发展，这种发展观对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和发展也是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
中国财税法学近些年来的研究虽然有重大突破，也初步显示出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也呈现出零散化、个体化和孤立化的倾向。中国财税法的研究往往体现在一个一个问题的突破，一个一个制度的研究，非常零散，问题与问题之间的内在联系，制度与制度之间的逻辑结构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就问题研究问题，就个案研究个案，没有从整理性、逻辑性和系统性的角度来审视财税法所要研究的问题，没有将财税法学的概念、范畴、理论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全面统筹、协调发展的发展观正好为中国财税法学未来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全面统筹要求财税法学研究必须把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制度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的长远问题研究与当前问题研究结合起来，必须把国外财税法学研究成果与我国的现实国情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理论引进与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必须把财税法学研究与相关部门法的研究以及相关社会科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以上这些财税法学研究的方方面面都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全面统筹和协调规划的发展观的指导。唯其如此，中国财税法学才能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才能走上通向光明的发展道路。
（三）在科学发展观下创新中国财税法理论的思路
科学发展观属于哲学层次的问题，它对各门学科的发展都具有指导作用，对于中国财税法学来讲，必须将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体化为财税法学理论创新的思路，否则，谈论这种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就有空谈之嫌。
1.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
方法是指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式、途径、手段和规则的总和。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方法，就不可能形成科学的学科，没有方法论的创新，就不可能有学科发展的突破。
财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整个财税法学的学科体系仍处于不断完善之中，许多基础理论问题尚处于空白，许多具体制度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财税法学的学科建构需要财税法学界所有同仁的共同努力，而在这一学科建构的过程中，方法论的建构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科学史上的大量史实证明，任何规律的揭示、理论的创造都得益于恰当方法的运用，没有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造，就没有科学的进步。
加快财税法学研究的步伐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财税法学的方法论问题，财税法学方法论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财税法学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上的突破与创新，就很难有财税法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没有财税法学方法论的发展与成熟，就很难有财税法学学科体系的发展与成熟。[10]
近些年来，中国财税法学引进了很多先进的财税法学理论和著作，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著名财税法学著作的大量引进大大拓展了我国财税法学研究的视野，这些财税法学著作给我们的最大启示莫过于方法论上的启示。[11]从宪法、行政法和民法角度研究财税法，结合判例研究财税法，从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研究财税法，从法认识论和法实践论相结合的角度来研究财税法等等，这些研究方法逐渐在我国财税法学的研究中运用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我们认为，在财税法学研究中，特别有价值的研究方法包括经济分析法、政策分析法、系统分析法、社会分析法、个案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等。在财税法学研究中，既需要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特点分别运用某种方法，更需要多种方法的交叉和综合运用，以期更全面地把握被研究对象。
2.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
财税法范畴是指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概念。它是人们在认识财税法现象的过程中概括和总结出来的一些定型化的概念和术语。范畴是理论思维的工具和基本形式，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标志，是构造科学理论的基本单元，是学科和理论的标志，是学科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范畴的研究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和成熟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根据财税法范畴概括和反映财税法现象的深度和广度，可以把财税法范畴分为一般范畴、基本范畴和核心范畴。财税法的核心范畴、基本范畴和一般范畴构成了财税法的范畴体系。[12]
有了完整的财税法范畴体系，进行财税法研究才能高瞻远瞩、统筹规划、全面协调。至于我国财税法学的核心范畴是什么？有哪些基本范畴？有哪些一般范畴？这些问题需要中国财税法学在发展、创新中不断探索，最终形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财税法学范畴体系。
3.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paradigm）这一概念是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最早提出来的，是库恩历史主义科学哲学的核心。库恩所说的“范式”是指科学共同体的共有信念。[13]研究范式是在某一学科领域内进行科学研究的包括规律、理论、标准和方法等在内的一整套理念和信念。它是某一领域的科学共同体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的，是这一领域中的研究人员进行科学研究的模式与框架，对这一领域的科学研究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作用。
在财政法学领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国家分配论范式和公共财政论范式。在税法学领域中也存在两种研究范式：权力本位范式和权利本位范式。目前中国财税法学界正在进行着从前者向后者的转化。两种研究范式在财税法学中分别体现为两种学说：税收权力关系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及其发展与完善直接导致了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一致以来处于低水平研究和封闭研究的状态之中，研究力量分散，没有形成一个团队精神和财税法学术共同体。研究人员大多缺乏财税法学的学科意识和创新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作为一门独立的法学分支学科而存在，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可以有自己独立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理念和研究框架，没有对传统财税法学研究予以批判性的审视并进行大胆的创新与改造。归根到底，就是缺乏财税法学研究的范式意识，没有意识到财税法学研究中进行范式转换的革命性意义。
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在理论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法学研究范式的转换带来了财税法学的革命与财税法学的重生。现代民主法治国家中的财税法学是建立在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的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建立的根基，是现代财税法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没有公共财政学说和税收债务关系说就不可能有现代的财税法学，甚至根本就不会产生一个独立的财税法学。[14]
中国财税法学已经有不少学者在推动着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但仍然遇到了不少的阻力，将来中国财税法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沿着学界的这种研究范式转换的道路走下去。
4.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在完成了创新中国财税法学研究方法，构建中国财税法学的范畴体系，转换中国财税法学的研究范式等基础性和前提性的工作之后，所要进行的就是拓展中国财税法学的理论空间。
中国财税法学的空白之地仍然很多，财税立宪、财税民主、财税法的基本原则、财税法的主体理论、行为理论、责任理论、救济理论等等仍然需要我们去深入研究，在研究方法、范畴体系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去拓展这些领域必然能够统揽大局、推陈出新，迅速攻克财税法学上的一个个难题。
5.加快中国财税法学的制度建设
中国财税法学面临一个良好的发展契机：中国财税法治建设正在中华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进行。理论发展的源泉在于实践的推动，恩格斯的那句名言至今仍在我们耳边回响——“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当然，中国财税法学要想获得巨大的发展也必须关注实践，必须能够回答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必须能够给实践以理论指导。
中国财税法学在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必须对财税法治建设问题进行研究，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合并、个人所得税法由分类所得税制向分类综合所得税制的转换、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化、农业税的改革、城乡二元税制的统一、遗产税的开征、税收基本法的制定、税务法庭的设立等等，都是需要中国财税法学界予以关注和研究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一股春风，它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希望的同时，也给包括中国财税法学在内的各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带来了希望。相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中国财税法学界全体同仁的不懈努力下，必将在不远的明天迎来中国财税法学发展繁荣的春天。
【注释】
[1]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2]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3]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4]参见刘福垣：《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载《党建》2003年第12期。
[5]参见朱正昌：《坚持科学发展观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载《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
[6]参见冯之浚：《树立科学发展观实现可持续发展》，载《中国软科学》2004年第1期。
[7]具有代表性的财税法学理论体系可以参见张守文：《税法原理》（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刘剑文主编：《财税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8]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9]中国财税法学界的近期动态可以参考中国财税法网（/）的相关报道。
[10]参见翟继光：《经济法学方法论论纲》，载《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翟继光：《税法学方法论》，载中国财税法网（/）2004年3月16日。
[11]参见翟继光：《独具特质的“北野税法学”》，载刘剑文主编：《财税法论丛》第2卷，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12]参见翟继光：《论我国税法的核心范畴与基本范畴》，载韦苏文、陆桂生主编：《世纪论坛》，中国社会出版社2003年版。
[13]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光盘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库恩”辞条。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7
（一）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
从方法论资源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资源包括法学和非法学两个方面。［5］两种方法论资源的选择需要适用不同的方法，对于法学方法论，要根据经济法学科的特殊性选择相关的方法，而对于非法学方法论，则要根据学科自身和处理问题的特点，选择联系最紧密的方法。从研究方法层次和体系的角度讲，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要以一般性的哲学方法为基础来构建经济法学特有的方法论体系。［4］经济法学方法论的研究应该分为总论和分论，总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形成、体系与构成、逻辑关系、基本原则等，分论主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解决实践中的具体应用问题。［6］从研究方法的本质、功能、层次等角度论证经济法的方法论问题，从本质上讲，经济法研究方法具有客观性、主观性、时代性和多样复杂性的特征；从功能上讲，方法具有规范思维方向、正确把握客观现实的能力；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应当包括哲学抽象方法、借鉴其他学科方法和经济法学科研究方法三类。［7］方法是方法论的重要构成要素，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层次包括哲学意义上的一般方法和反应经济法本质和特征的具体方法，他以人们对社会关系认识上的制约因素为基础，论证了经济法学所具有的两个基本方法论，即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和谐辩证方法论。［8］从方法论体系构成的角度分析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分类，“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可以从三个层次予以展开，一是应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应当是什么，采用价值评判的方法；二是实然法层次，讨论经济法实际是什么，关注经济法规和立法技术，采用逻辑分析和语义分析法；三是社会事实，即经济法对社会的作用和功能，采用社会实证分析法学。”［9］从经济法学方法论中不同研究方法关系对比的角度对经济法学的研究做出阐述，“经济法学作为新兴的法学学科，需要重视传统法学方法的运用和多元研究方法的优化组合：形而下层次与形而中、形而上层次相结合，侧重形而下层次；立法研究与执法研究相结合，侧重执法研究；定性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侧重实证研究，尤其是执法实证和案例实证研究；‘主义’研究与‘问题’研究相结合，侧重‘问题’研究。”［10］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选择问题主要是由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独立性”引起的，具体涉及经济法学是否具有自己特有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如何构建，经济法学研究如何以一般方法论、法学方法论及相关学科方法论为基础构建自己的方法论体系。经济法学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如何选择和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法学在处理和选择相关学科研究方法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概念与含义，含义更重要；观点与论证，论证更重要；定性与设计，设计更重要；分化与综合，综合更重要；总体与结构，结构更重要；个体与整体，整体更重要；平面与立体，立体更重要；法律与经济，经济更重要；当代与后代，后代更重要；传统与现代，现代更重要；借鉴与原创，原创更重要；静态与动态，动态更重要。［1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是整体方法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要研究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体系，不仅需要明确是否应该创立符合自身特质的方法论体系，以及如何利用已有的方法论资源的问题，而且还应针对具体情况，对不同的方法作出适当的选择，具体包括共通方法的选择（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中的特殊方法（经验方法、横断学科方法）及专门学科方法的选择（经济分析方法、社会分析方法等）。［4］从法律关系中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分析，主体对研究方法的选择需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方法选择要符合主体目的性；二是方法选择要满足客体适应性，方法并不是纯主观的，体现了客体的某种需求。
（三）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类型化
有些学者曾提出经济法学应当侧重发展的研究方法，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和经济法基本理论与专业经济法研究相结合的方法”，［12］“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法学研究方法、遵循适合性与移植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广泛采用实证性和假设性结合的研究方法”，［13］“比较法律法、法的经济分析法、关注国际经济法”。［14］这些学者都是从经济法学科特殊性的角度，论证了经济法学研究应当侧重适用的工具和选择方法的路径，而这些方法大都可以归类到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律史学方法、实证研究方法等具体方法论体系内。1．法哲学研究方法。法哲学在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价值分析的方法，通过法哲学的研究方法，能够论证经济法的基本价值范畴，即包括公平、正义、秩序、自由和竞争，这些都是经济法最“原始”的理论基石，经济法学制度和体系的构建、规则的制定和阐释都需要以它们为基础。经济法学价值的基本范畴是经济法理论大厦的基石，经济法所有的制度构建、原则确立、规则内容设计都要以它们来判定和阐释。［15］同时，法律的理论和价值是内在的也是互动的，通过经济法学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反馈法哲学的研究。肖江平指出，“对法理学理论贡献的大小是部门法成熟程度的标志之一，目前经济法对法理学的理论贡献不太多，影响了经济法学科与其他法学学科之间的交流，影响了经济法学学科在法学界的学科评价和学科地位。”［16］231－232从本质上讲，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的学科，具有自己特有的范畴是其成熟的标志。范畴作为一个学科的基石，为学科的存在和发展提供系统化、科学化的理论框架。经济法的最基本范畴包括经济社会的发展、整体社会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国家的经济安全，即发展权、分配权（公平权）与安全权三位一体，同时可持续发展理念也应融入到经济法的内涵中，经济法追求整体利益发展的理念，经济法要实现机会公平与分配公平、代际公平与代内公平的目标等。［17］2．法史学分析法。从一般意义上来讲，历史分析本身就是各门学科所最常用的学科分析工具。对经济法学史的研究能够揭示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规律、能够确保沿着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学观点把握现代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轨迹以及寻求外国经济法制度与中国法律文化的结合点。史学研究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中包括法律史和法学史的研究方法。从学术史的角度讲，展开中国的经济法学学术史研究是必要的，它可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发掘积淀、揭示脉络和提升规范，能够以此梳理学科的知识体系（原理的起源、基本范畴），能够剖析观点、理论和学说的成因与流变，总结学科发展的成就与经验、教训，促进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和成熟。［16］17开展和加强经济法学说，尤其中国经济法学说史的研究，能够对中国经济法学的成就及其贡献做出恰当的评估，对中国经济法学的发展趋势做出科学的预测。［18］3．经济学分析方法。经济法学中的经济学支点包括成本效益理论、供给需求理论、博弈理论、交易费用理论、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等等。经济法学者运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主张运用经济学的观点，分析和评价经济因素影响下的法律制度及其功能和效果，并努力实现法律的经济效益目标。从经济法产生上来讲，无论是在西方国家，还是在我们中国，经济法本身就具有“经济性”。因为，经济法的产生和发展都离不开“经济政策”和所依赖的“经济形态”。“经济政策”反应了统治阶级对经济的态度，如战时经济法的产生；“经济形态”则影响“经济政策”的产生，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人们信奉亚当·斯密的“自由放任”，把国家干预思想对经济法的参与降到最低。因此，将经济分析的方法运用到经济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经济法和经济政策构成了制度的正式规则的一部分，制度规则同时也包含着大量的非正式规则，对于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的速度是不同的。……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政策调整和立法变化往往形成对制度变迁的推动。”［19］同时，“经济分析”是一种工具，波斯纳在《法律的经济分析》一书中指出：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实证作用在于解释法律规则和结果现状而非改变法律规则和结果。4．比较分析方法。比较法学分析的方法主要指不同的部门法之间研究方法的互动和借鉴。有学者认为，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不同国家或地区商品经济关系及其法律秩序的异同，对此进行充分的比较分析，原因在于：第一，虽然国家的性质不同，但对经济发展的需求相同，都向着高级经济模式发展，但是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不同，有的是按照商品经济发展路径，有的是计划基础上的经济发展路径，所以要对比不同国家间的社会经济条件，这种经济基础上的差异必然产生个体个性。第二，经济运行中的基本规律是经济法规范的客观内涵。比较经济法研究既要涉及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共性，又要涉及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经济秩序的差异性，并给出科学阐释，才能够构成具有普适意义的比较经济法学。［20］5．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经济法的社会性是以“社会本位”为基础的，社会本位体现的是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本位思想。从社会利益的角度讲，经济法价值的具体表现，“社会利益本位是经济法价值的实质，经济安全、经济秩序、社会正义、整体利益、经济民主、经济自由等经济法价值是利益的具体表现。”［21］在现代经济社会中，社会分工更加多元化，社会主体之间的依赖性更强，社会公共物品供给成为社会主体普遍关注的问题，权利保护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转变，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社会中间层主体”的迅速发展，［22］经济法的社会基础更加复杂，这使得经济法学研究应当注重社会学法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应用与发展。除了上述的研究方法外，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还包括系统分析与整体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结构功能方法、语义分析法等等。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任何事物发展的过程都需要不断的反思，以求创新。经济法学作为“年轻”的部门法，更需要对自身的理论发展进行反思，在这其中研究方法“首当其冲”。经济法作为克服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一种制度，既要解决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又要兼顾国际社会的影响，这要求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具创新性、开阔性和综合性。
（一）基于“问题导向”进行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反思的必要性
1．经济法学研究方法中的“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注意“问题意识”和“问题背景”的结合，从大量丰富的实践问题出发，进行深入细致的全面研究，这是经济法学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某一问题时会发现，当问题的研究出现若干子问题的影响因素时，就会产生“问题主导性”。经济法学研究中的“问题主导性”是指，当研究某一经济法学问题时既存在国内因素的影响又存在国际因素的影响时，应当先考虑和解决哪个因素。民法和经济法区别的关键在于受国际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法多为属地管辖，域外影响有限；而经济危机的影响的是全球性导致经济法学的研究当然受国际因素的影响。其时，在研究经济法学时，本国经济因素的影响常常处于“被动地位”（这要与“主要地位”相区别，国内经济法学的研究归根结底要以本国因素为主），而“国际因素”经常处于“主动地位”，如经济周期发展是不分国界的；再如，中国加入wto后，为了证明自己具备wto成员资格的充分性、为了证明自己具备市场经济国家的条件，不断的修改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垄断法、涉外知识产权的保护、涉外经济贸易立法等等。正确认识“问题主导性”的主要目的在于及时关注世界经济政治关系对经济法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及时的完善本国的经济法律体系。“经济法应当正视理论研究中存在的范式困境，在反思已有理论的成果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际，进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型和研究成果的创新，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理论范式和有效的经济法具体制度，使之成为最具有知识产权的法律部门。”［23］中国经济法学研究要坚持“批判与反思”的的研究态度，实践经验的总结和理论研究的构建要协调，要时刻保持理论指导实践应用的先进性。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反思：一是经济发展史的要求，不能类同于民商法的研究范式，即通过总结学科的价值理念、知识结构、逻辑体系来分析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对于为什么要研究经济法学的特有问题，以经济法与民法的区别为例，从产生和发展历史两个角度分析两者研究问题的差别。从两者的产生上看，民法是确权的基本制度，是一种制度创造，而经济法制度是政府干预市场活动之法，是对已有法律状态的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民法制度是在长期的、规律性的社会发展进化过程中形成的，而经济法则是一种矫正型的法律，在很多时候是“危机应对法”，是对民法所确认和保障的权利及其运行结果在特定情况下的一种矫正，是特定情形下出于特定目的对市场的干预或调整。两者在完整性和严密性方面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24］这些决定了经济法与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的民法在研究问题上的差别性。二是经济法学研究的经济性要求经济法学的研究必须关注时代特征，如当前的金融法研究应当立足于“后金融危机时代”的背景和特征，然后通过既有的经济法学研究体系和研究方法提炼出“经济法问题”，再针对“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总结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基础。2．经济法学研究中“中国问题”的特殊性。经济法的任务就是解决“两个失灵”，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主要体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殊性。而经济社会转型涉及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这就要求市场调节方式的转型、国家干预方式的转型，这是独立国家角度的转型；从世界范围来讲，由于全球化的影响，他国经济社会转型对本国经济社会转型也有重要影响，这种“外来因素”是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考虑的因素。转型期经济法学研究“问题”的特殊性包括两个方面：首先，从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上分析，“两个失灵”所依托的“载体”的形成路径不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法产生、发展的路径是由经济自由放任到国家强制干预、调节，由单一民商法到经济法的产生；而中国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法的产生由国家全部计划到部分放开、再到引入市场因素、转变政府职能，经济法的产生由党政领导、排斥民商法作用到经济法逐渐同世界经济法总体发展相趋同。［25］其次，“市场失灵”的前提不同。从市场经济体制形成路径上讲，资本主义国家遵循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发展路径；而中国等一些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发展主要不是由于生产力逐步发展、不完全是社会经济矛盾自身运动的产物，而主要是由于革命导致的，充分体现了国家全盘主导、完全计划。这就导致两种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调制基础的差异性，即“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特征不同。因此，虽然目前各国经济法学研究较为“趋同”，但基于上诉经济法产生、发展路径的差异。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方法、路径依赖也有其特殊性。转型时期经济法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本国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的考察，但由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法趋同，不同国家经济社会转型的历史考察也是必要的。中国经济法学的研究要把“中国性”①和“开放性”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因为同意中国市场“特殊性”是在承认当今世界市场的普遍性基础上的。因为市场有其自身的价值和选择规律，“市场经济具有自由的载荷，计划经济理性具有专制和集权思维载荷，……。市场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范式’，而是一种自由关联”。［26］所以，因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产生的“市场失灵”理论仍然是解决“中国问题”的主要方法，但要对解决问题的基础作“因地制宜”的研究，也即是转型期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应当放在“研究方法的转型”上。具体包括制度背景研究及制度比较研究；学科的产生、发展路径不同；跨学科研究在经济法学研究中的特殊性；对传统多元法学研究方法的“侧重”性研究等。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包括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前者涉及政府职能的定位，后者涉及政府干预权的范畴。如何使政府职能的转变体现在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的实际操作中是经济法学研究的重点。经济法学研究要求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同时要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具有系统性，能够积淀理论基础。因此，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学的研究要对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有系统的考察，包括同一国家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研究及不同国家同一时期制度比较的研究。其中对经济法学研究有核心影响的是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经济史学研究方法的归纳、总结和利用，对不同经济社会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方法要有互动研究，即不同时期经济社会制度背景的研究与跨学科的历史范畴研究是经济社会转型期经济法研究的重点。
（二）我国经济法学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
1．比较研究方法的研究存在缺陷。关于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一是比较的素材不可靠。不少学者在进行比较时，一方面对外国某项法律制度的产生背景、适用状况、实施效果不甚了了，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背景、立法精神及其实施状况也并不了解。二是判断优劣的标准不科学。不少学者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法治作为判断优劣的标准，把外国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当作定理来衡量中国的法律制度；当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不一致时，就以我们“似乎了解”的那个国家作为标准。三是比较的目的似乎主要是为了批判我国的相关制度。与此同时，实证方法在我国法学界却被忽视。多数学者习惯于埋头做案头研究而缺少实证研究，没有实证资料将可能使我们的研究建立在既不了解我们所推崇的外国、又不了解我们想要改造的中国的情况的基础之上。［3］目前经济法学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比较的场景借用不全面。按照陈甦的观点，在我国立法实践中，既然我国社会实际生活中还没有出现或没有相当程度的社会情形，立法者假设将要发生此种社会情形并进行预设立法。如在论证我国金融立法的完善时，美国1929年的经济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社会背景与救助措施及救助措施依赖的政治基础与权力博弈背景都是必须考虑的事实。而目前大量的金融立法，特别是金融监管方面的立法，大都是在没有分析、挖掘“中国特有金融监管问题”的基础上，借用域外社会场景来进行预设立法，这种比较一方面有可能解决不了中国金融发展中将会出现的实际问题，也可能丧失中国金融法制文化的特性。2．历史学研究方法内容单一。经济法学研究中的历史研究方法的运用较为单一，主要是运用传统法学研究中的法律史与法学史分析方法。同时，对经济法学史学研究方法不够重视，从学术著作上看，也只有肖江平著的《中国经济法学史研究》。经济法学以解决经济社会中具体问题为核心，所以要对经济法学不同分学科的发展史和学术史进行研究。例如，金融法领域缺乏世界货币史的深入分析；反垄断法领域缺乏“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的研究。3．缺少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有跨学科的研究，但缺少系统、准确的跨学科研究，存在误将其他学科理论“方法化”的情形。经济社会的转型不仅要考虑国内因素，还应当充分认识国际因素的影响。因为全球化时代，存在更丰富的政治经济关系需要相互依赖、有更多的政治利益的协调需要在经济立法上得以体现。而目前的国内经济法的研究，无论从范围上、还是从研究方法的角度讲都缺少“跨学科研究意识”。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创新监管规则的缺失和金融监管权的错配，［27］而造成“缺失”和“错配”的重要原因在于金融产品和衍生品的“多面性”，①而这正是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缺少系统的跨学科知识构建的结果。
三、基于中国问题的经济法学研究方法的重构
（一）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
比较研究方法的科学化主要体现为立足于中国问题，选取正确全面的比较素材。选择正确的方法发现中国法治进程中的实际问题，围绕问题先进行本国制度背景分析，然后选取代表性的国家或地区的制度进行比较，对采取的措施进行社会适应性比较。以金融法为例，在银行破产立法中，很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银行破产条例，原因是金融危机后不具有系统风险性的银行出现“破产情形”时，应该及时退市，应该适应国际上银行破产法的发展需求，但是中国的银行业是否具备了破产的能力，是否具备破产的社会基础还没有充足的证据证明其必要性，单存的做“危机假设”和“域外立法倡导”就急需进行银行破产立法，那么社会普通民众可能会很“惊讶”，商业银行在我国破产的也只有1998年破产的海发行，且后续的清算处理迟迟不能解决。因此，比较研究方法科学化的关键在于中国特有问题的发现、中国问题社会制度的全面分析及中国问题发展的合理预设。有学者指出，“比较法研究应认清中国法律现代化的特定时空方位和努力方向，努力协调和整合法律的古今之维与中外之维。在承认和推进普适法律价值的同时，坚持自己法律的特色和品格。”［28］“从研究方法层面，任何特殊性问题的提出和处理均建立在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进行体察的基础上。在这种意义上，提出特殊问题的前提在于对特定社会和制度实践的基本方面有整体性了解，同时在这一层面展开某种基础性的比较，至少对所比较的不同法域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历史文化传统有基本认知。”［29］
（二）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
法学学说是中国法学发展的知识背景，通过研究法学学说史，有助于寻求法学的思想性与本土性；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者追求学术理想的内在动力，也是倡导学术自由，形成不同学术特色与学派的基本出发点；中国的法学学说史是法学研究和发展的理论依据；中国法学要想获得真正的发展与转型，就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文化传统，要面向中国的法制实践，倡导“以问题为导向的”的研究方法。［30］多元的史学研究方法能够为经济法解决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提供有效的方法论基础。历史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包括具体经济制度史的研究和相关经济理论发展史的研究。例如要研究金融法就难免要深入分析世界货币史；要研究财税法就必须了解公共财政理论；要研究反垄断法就要深入研究“垄断”、“竞争行为”等与市场规制有关的市场经济发展史，也即从简单的商品交换到一定规模的商品经济再到发达的商品经济等不同阶段的市场主体行为变化的历史分析。经济法学研究的基础是两个“发现”：即经济问题的发现和法律问题的发现。同时，两个“发现”又是互为基础的，经济法问题的发现有赖于经济问题的提炼和反馈。因为经济法是“国家干预”之法，它不会像民商法那样预先给权利主体设定一个合理的“权利框架”和“合法行为模式”，经济法学的研究模式是通过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提炼出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然后国家在设计一定的法律框架对“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国家干预，以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应对经济危机。
（三）强化跨学科式的综合分析方法
经济法的特征包括综合性，综合性体现为公法与私法因素的综合、法律调整手段的综合、调整内容的综合等。［31］因此，多学科研究方法的综合是调整经济法律关系的必要途径。例如，我国经济法学的研究缺少“现代国际关系”与国内经济法的互动，刘志云指出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一是事物本身的相关性，不同学科是从不同方面进行考察。二是学科本身的互通性，不同学科的知识具有互通性。三是学术研究者对同一问题研究深度的局限，以及研究跨度的拓展。通过“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跨学科研究”，阐述了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和意义，而源于经济法学学科复杂性和学科交叉范围广的特点，经济法学的研究也应当重视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和互动。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促使经济法学跨学科研究的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经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市场经济全球化下经济法问题的国际化、经济法问题解决的多元合作。①经济法学的跨学科研究能够为经济法学研究提供以下帮助：能够提供宏观的政治经济背景、为更好的了解国际经济最新发展动态提供制度基础；在微观上能够了解各国的经济政策的理论方法、经济立法动态，及时借鉴可以适用的优良制度。上述效果的实现都需要跨学科（如国际关系）的理论和方法。经济法以多元主体结构为框架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这使经济法学研究范畴的综合性和跨学科性，需要把主体行为的研究与相关学科已有研究成果纳入到同一个研究范畴进行比较研究，综合考虑各相关主体的利益、制度背景、传统习惯、心理变化等因素。所以，我们应该把经济法学的研究置于经济社会的整体背景下，充分考虑经济社会的制度背景与制度历史，充分运用法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等学科的方法和工具，对经济法制度进行跨学科、多视角的研究使经济法学的发展适应经济社会转型的需要。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8
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社会系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社会科学研究面临以下几个挑战［3］:(1)研究目标是探索未知领域;(2)研究对象不再是单纯的自然环境或者是人类社会，而是由人类、社会与自然构成的复合系统;(3)研究组织越来越复杂，随着大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化，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研究组织已由单一科研机构或科学家组成科学研究群体;(4)研究问题所涉及的领域越来越广。例如，重大工程管理问题中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常因所研究的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数学模型或无法求解。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问题面前的“窘迫性”。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单纯利用某一门学科知识不能很好地、甚至不能够解决日益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两个有紧密关联而侧重点又有一定区别的概念。交叉，主要指汇集，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集成”思想;融合，更强调相互渗透、合为一体，更多的是在化学层次、生命层次、质变层次上的结合，反映的是系统科学中的“综合”思想。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背后隐藏的是普遍性的哲学规律，即世界万物都是相互融合与相互作用的。在科学目标、科学价值以及科学组织管理层次高度统一的“大科学”时代，学科交叉与融合实现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在理论层次以及基础和应用层次的相互融合，打破了传统学科的划分，使社会科学研究者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视野，从而在方法论上实现创新。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对社会现象及其规律的研究，既包括宏观问题，也包括微观问题;既包含结构性问题，也包含非结构性问题;既包含可定量的问题，也包含难以定量的定性问题;即使一个领域的同一类问题，也有研究目的不同、研究视角不同、研究者学术偏好不同的差异性，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不能只依一个理念、从一种角度、用一种方法、使一种工具就能解决问题，特别是当前社会科学研究中面对的社会现象与问题较为复杂，这就更需要在研究过程中，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相结合、科学理论与实际经验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人与计算机相结合，并使这些结合相互渗透、合为一体，即形成“融合”，融合不仅能涌现出新的前所未有的研究能力，还能涌现出前所未有新的学科分支与学科领域。随着社会科学研究中大量复杂性、跨领域性和综合性问题的不断涌现，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在进行前瞻性探索时往往需要借鉴于其他相关科学领域。这种借鉴，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科学领域内，通常还会涉及自然科学、科学技术，这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典型特征。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大力推动学科融合与交叉，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更不是单纯的研究技巧，而是因为只有通过学科交叉与融合才能产生新的认识与分析复杂社会现象的能力，增强对社会问题研究的精细化与准确度，进而提高对社会问题复杂性的预见性和驾驭力，因此，学科交叉与融合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取得创新性成果的一条重要途径，许多成功案例表明“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边缘发现科学问题，在学科交叉与融合的过程中解决科学问题”已成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规律。由此可见，社会科学研究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充分体现了系统科学思想中集成与综合，在集成之上综合，在综合之上集成，即运用综合集成思想。系统科学中的综合集成思想是我国以钱学森为首的系统科学家历经几十年探索提出的认识、研究和处理复杂系统问题、体现东方哲学智慧与文化特征的方法论。因此，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开展学科交叉与融合需要充分运用综合集成思想，以“定性定量、科学实验、虚实结合、综合集成”为指导原则。当前，实现交叉与学科融合主要有两种途径:(1)以解决某一特定问题为契机而将多种学科聚集在一起的跨学科研究机构模式;(2)通过开设多课程知识点的综合课程来实现学科交叉与融合的高校交叉学科教育模式。
二、实践体会: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指导原则
自上世纪末，学者们在研究工作中就不断发现和体会到所研究的社会科学问题日趋复杂，如大范围环境治理问题、重大工程管理问题等都不仅涉及工程技术，而且涉及社会、经济、环境与人文领域，干系人不仅有政府、企业，而且关系到数量巨大的公众，因此，常因问题变量多、随机性强以及要素关联复杂而无法建立问题的数学模型，至于单纯的定性方法更缺乏分析问题的深刻性与精细化，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复杂社会问题研究面前的“窘迫性”。近年来，国内社会科学研究者开始以复杂系统为基本理论，综合博弈论、运筹学和统计分析等数学方法、人工社会、元胞自动机、多主体系统、心理学、行为科学、文化基因等多学科交叉的计算实验方法开展对复杂社会系统多要素行为、宏微观层次之间相互影响以及系统整体状态演化规律的研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系统演化、公共管理、环境综合治理、重大工程管理等，取得了一系列创新性的研究成果。回顾和总结多年来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的探索，本文形成了以下几点建议。
(1)从现代“大科学”时代的高度来认识基于学科融合与交叉的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创新的重要性，要认识到学科交叉与融合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总体上说，在社会科学研究中推进学科交叉与融合是一项系统工程。从学科领域看，它既涉及对社会系统与社会科学问题的科学认识，又关系到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在当代大科学时代的相互渗透与融合的动力学机制，还关系到现代社会科学人才培养模式及知识结构设计等;从政策角度看，它涉及发展和繁荣社会科学的战略思考和安排，又关系到相应的政策设计与落实，还关系到能充分体现这些战略与政策的具体规划与执行，更要创造有利于学科交叉与融合和有利于多学科人才协同工作的文化氛围。
(2)要深刻认识到，在综合集成思想指导下，大力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创新，并形成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方法论体系，它不仅包含着对社会科学研究问题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创新，还要求研究人员在方法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具体的研究方法、手段、技术、工具的“落地”，实现方法论到方法的转换，以及新的方法在解释现象、揭示规律和指导实践等社会科学研究实际应用中的成功应用，很难讲关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是成功的。因此，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创新其实质是关于科学哲学的多层次、整体性的反思和变革，而不能仅仅认为是一些研究方法的改进和新技巧的采用。
(3)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当代社会科学问题的系统复杂性。正是这种系统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问题既有结构性又有半结构或无结构性、既有同构又有异构、既有同步又有异步、既有静态又有动态、既有稳势又有演化、既有物理又有事理还有人理，因此，必须要区分不同场合、不同阶段、不同层次、不同主体，综合运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才能更准确、更透彻、更精细地揭示社会科学问题的本质、发现规律、解释现象、指导实践。
(4)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不是个别问题的研究“技巧”，而是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大趋势，因此，需要有宏观上推动这一大趋势的战略思考与战略安排，以逐步形成促进、鼓励学科交叉与融合的大气候、大环境、大制度和大文化。
(5)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社会科学人才培养的知识体系。运用多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关键是人才。这样的人才除了要有“大科学”理念外，还要有较广阔的知识面并掌握跨学科研究问题的技术与方法，如果一个社会科学研究人员在整个受教育阶段仅仅接受传统的“文科”知识教育与训练，对文科之外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特别是对现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基本不知或知之甚少，那他必然很难在一个复杂社会科学问题面前能够产生跨学科研究的联想，更无力运用多学科手段来分析、解决问题。应该说，目前现状不容乐观，现在大学的社科人才培养还较严重地表现出学科割裂现象，相比而言，现在的理工科专业倒比较重视学生的人文素质教育，相反，人文社科专业很少开设理工知识课程，如果这样的情况不加改变，大量年青的人文社科新生力量在学科交叉与融合问题上必然“先天不足”，一谈学科交叉与融合就容易“心虚”与“乏力”，这一状况应引起有关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
(6)应当建立若干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社会科学问题并不意味着任何单位、任何团队、任何个人在研究工作中都必须运用学科交叉与融合方法，这要看所研究问题的性质和需要，但从整体上讲，在我国高等院校与科研院所，选择若干有基础、有能力、有经验的单位和部门，建立以学科交叉与融合为主要特色的社会科学研究基地，让他们专注地、持续地开展相关研究是必要的，这些基地既能够成为我国跨学科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创新基地，又能够起到重要的推广和示范作用。
(7)大力营造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学术文化氛围。跨学科研究是一件创新性极强的工作，首先，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一般都是比较复杂的问题，本身就具有研究的难度。另外，跨学科又涉及多方面的系统整合，又有一系列新的复杂问题要解决。因此，从事跨学科研究必然有较大的风险，取得创新性成果的时间一般也较长，因此，如果研究价值观不科学、不辩证，在衡量科学成果的指标时唯论文数量、或过于短视或急功近利，都容易使人浮躁、逼人追求“捷径”，而使人不愿意作艰苦的跨学科的创新性研究，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出现，需要我们对研究人员的业绩考核、对研究成果的认定以及对研究中出现的失败都要有更科学、辩证、宽容的态度，真正让跨学科创新文化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以体现并蔚然成风。
三、结语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9
社会工作研究从属于社会科学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受同一的社会研究方法论的指导，因此，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是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在哲学层面上，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论主要包含实证主义、批判主义、建构主义。本文将重点从发展阶段、具体操作两个层面来讨论社会工作的研究方法。
（一）一般层面上的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问题视角、赋权理论、增能理论、优势视角、证据为本等
1.问题视角。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早期的实践在价值观上主要受到宗教观念的影响，在认识观上却受到了医学的影响。在里士满所著的《社会诊断》一书中，强调通过对个体和家庭成员的调查，来诊断问题，并将之成为“案主”，社会工作的服务是问题提出发，把案主当作一种问题化的、无能的、病态的对象，进行诊断和治疗，社会工作在问题视角方法论指导下发展。问题视角只是将服务对象的注意力关注于自身的劣势，只能增强其无力感与无权感。
2.赋权理论、增能理论以及优势视角。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发展，出现了优势视角理论。优势视角反对任何层级关系和权威关系，包括科学权威和专业权威，主张走入案主的日常生活世界，强调案主自身的能力、天赋及其周围的资源、支持系统，通过挖掘案主世界的优势和资源促进其优势和效能，恢复其社会功能。赋权增能并不是简单地给予服务对象一定的权利，而是帮助服务对象自己赋权自己，即通过让服务对象了解自己的优势，树立自信心，或转换看待问题的视角，而提升服务对象面对问题的勇气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优势视角要求关注服务对象的优势，而不能聚焦服务对象的问题、缺点与缺陷，认为服务对象处于劣势的现实，不是其自身的问题，而是社会结构的问题，要将个人的问题悬置与外置，倡导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且相信所有的人都具有内在的学习、成长和改变的能力。
3.证据为本。随着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和研究的发展，对于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了更进一步的反思和认识。社会工作是对社会问题的干预，是帮助当事人解决生活问题的。在威廉姆?戈登和哈瑞特?巴利特等人的努力下，社会工作的干预焦点回复到个人和社会环境的互动，而不再是个人心理和人格层面。证据为本的时间基于三个原则：实践者要了解如何阐释和运用研究发现；实践者要学会在其职业生涯中以科学研究指导实践；研究发现要以更有限的方式传递到实践者手中。尤其是自国外引进的社会工作领域的方法论，本土化的过程和结果更为重要，因此，在社会工作的实践和研究过程中，要十分注重对具体情况的了解与分析，重视个人与环境的互动，重视社会网络的建构和充分利用。
（二）具体操作层面的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具体的工作方法
社会工作研究是介于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因此社会工作研究的方法论既是在理论层面的提升和总结，又与具体的实践分不开。具体实践层面的社会工作研究方法有社会工作个案、小组、社区、行政等具体的工作方法。王思斌（2004）认为个案社会工作是以利他主义为指导，以科学的专业知识和技巧为基础，运用个别化方式帮助个人及家庭提高生活质量与社会福利的一种方法。小组工作则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与小组成员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并达到小组的目标，推进社区与社会发展。而社区工作重视在成员参与的过程中，建立其对社区的归属感，培养自助互助精神，加强成员社区参与及影响决策的能力和意识，发挥其潜能。社会工作行政指与社会工作实践相关的行政性工作，如文书写作、档案管理等工作。
二、对社会工作研究方法论的本土化思考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导论篇10
一、推进法治中国进程必须加强法学理论研究
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必须从吴大华国基本国情出发，同改革开放不断深化相适应，总结和运用党领导人民实行法治的成功经验，围绕社会主义法治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推进法洽理论创新，发展符合中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体现社会发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为依法治国提供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汲取中华法律文化精华，借鉴国外法治有益经验，但绝不照搬照抄外国法洽理念和模式。可以说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为进一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指明了新的前进方向，更应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发展的强劲动力。
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加强法学基础理论研究，形成完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学科体系、课程体系'“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占领高校、科研机构、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重地，培养造就熟悉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洽体系的法治人才及后备力置重点打造一支政治立场坚定、理论功底深厚、熟悉中国国情的高水平法学家和专家团队，建设高素质学术带头人、骨干教师、专兼职教师队伍”。这就把完善社会主义法学理论体系、法学学科体系、法学教育体系，打造一支高素质专家团队、专业教师队伍，加快培养法治后备人才都急迫地提上了重要的议事日程。因此，加快高素质法治教师队伍和理论队伍建设，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占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思想文化阵地，事关社会主义法治精神的弘扬，事关法治教育科研两支高素质人才队伍的构建，其具有针对性急迫性。只有加快建设一支政洽方向坚定、诲人品德高尚、育人眼光开拓的法治人才培养专家和师资工作者队伍，才能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源源不竭的优秀法治人才与后备力置。只有加快建设一支思想政治品德高尚、理论素养深邃、胆识胸襟超群、国际视野开阔，具有“问题导向、紧贴地气、协同创新、引领前沿”的独特风格，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和民族振兴紧迫感，传承人文精神、创新思辨的气魄总结升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法治理论，介推"中国经验”、传播“中国声音”的法学理论工作者及现代高端法治智库队伍，才能引导全体人民用新鲜的法治理论武装头脑，引领思想和行动，才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法治智识资源、智力支持和传承法治文化。
在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不仅是一个艰巨的实践命题，更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难题，需要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强势戮力推动，也需要法学界专家学者的强大智力支持。法治时代孕育法治变革，法治实践催生法治发展，法学理论研究必须紧紧跟上。面对历史赋予的新使命，法学研究工作者作用独特，理应当仁不让、紙砺前行。
"大鹏之动，非一羽之轻也;骐骥之速,非一足之力也。”依法治国牵系全局、事关兴衰,而如何为法治改革广泛凝聚人心、消弭认识障碍、提供思想保障，广大法学研究工作者(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律师等法律实务部门对法学研究有兴趣爱好的法律人，也包括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党校、行政学院、社会主义学院专门从事法学科研、法学教育的法学教育工作者，还包括党委政府部门和企业社会组织乃至民间对法律研究情有独钟的人)作用独特、大有可为。
二、当好法治"智囊团”“思想库”
当下，对法学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个好机会，就是当好法治“智囊团”“思想库”。在准确把握"依法治国”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法学研究工作者要就如何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如何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如何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如何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如何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深入专题研究，积极为党委、政府建言献策，提供科学借鉴参考。
2014年10月27日，在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强调，要从推动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增强国家软实力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切实抓好。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4〕65号)，这为包括社科院在内的社科机构和社科团体建设现代新型智库指明了方向。近年来，随着吴大华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党政研究部门、社科院、党校行政学院、高校、军队、科技和企业、社会智库决策咨询服务职能越来越突出，其发展定位正逐步向建设现代新型智库转变。但是，包括地方法学会在内的法学研究机构在建设现代新型法治智库过程中，存在理念落后、组织机制有待完善、评价体系建设滞后等诸多问题。地方法学研究机构要真正建成现代新型法治智库，必须处理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和问题：
一是应用对策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的关系。决策咨询研究是一种以学术理论研究为基础的应用对策研究，没有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扎实的理论功底，很难提出高质置的决策咨询成果。因此，加强基础理论研究是做好决策咨询服务的前提，只有不断深化基础理论研究，才能准确解读法治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建议，更好地为党委和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近些年来,贵州省社科院坚持以“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为使命，实施‘‘三大战略"，努力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阵地作用，大力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贵州蓝皮书系列(如《贵州法治发展报告》蓝皮书)、甲秀论坛、“后发赶超”论坛、甲秀青年论坛、省领导圈示重点招标课题、法治研究中心、重大社会问题风险评估中心等咨询平台建设为重点，以重大标志性成果建设项目为抓手，不断强化决策咨询服务，受到贵州省委和省政府的充分肯定。
二是决策咨询与学科建设的关系。决策咨询要依托于学科建设，如果法学学科建设与法治发展实际不相适应，法律决策咨询服务将无从谈起。因此，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建设现代新型法治智库，必须加强具有地方特色、符合地方法治发展需要的法学学科建设。具体来说,地方法学研究机构要根据地方法治发展的需要和自身的实际，确定专业研究方向，在研究经费保障等方面给予支持，大力扶持优势学科的发展。在加强各学科的过程中，要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的关系，围绕法律决策咨询服务的需要强化中国法律咨询中心贵州分中心建设，并积极创造条件，引导传统法学学科转型，促进法学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发展，形成基础性学科和应用性学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格局。比如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牵头成立的贵州省法学会应用法学研究会以及贵达律师事务所牵头成立的贵州省法学会矿产资源法学研究会成立以来，就做了大置工作，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益。
三是策略性与战略性的关系。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建设现代新型法治智库,应定位为地方性智库，主要从事策略性研究，重点为地方党委和政府决策提供对策性建议。地方法学研究机构作为地方性社科研究机构，处于中观与微观层次，具有地域优势，要善于根据地方法洽发展实际，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法治策略建议。当然,在主要从事策略性研究的同时，也要兼顾一些战略性研究。地方法学研究机构由于研究视野、科研经费、学科实力和专业影响力等因素的制约，与中国法学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育部法学学科指导委员会等部级智库机构无法比肩，但必须宣传好、阐释好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并根据国家战略层面的重大决策，深入研究如何结合地方法治发展实际，将国家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四是地域性与全国性的关系。包括地方法学会及各研究会在内的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在研究经费、学科建设、人才储备和专业影响力等方面不能与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教育部法学重点学科协同创新中心、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中国国际法学研究会等部级科研机构相提并论。但是，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在熟悉、了解地方和区域法治发展热点和难点上，在分析、把握地方法治发展的问题上，有着突出的优势。发挥这种优势是提升地方法学会核心竞争力的内在要求，也是提升地方法学研究机构影响力的重要因素。当然，任何地方的法治发展都不可能脱离全国的大局。因此，地方法学研究机构要建设现代新型智库，必须发挥自身的地域和区位优势，将地方法治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放到全国大局中来加以考察和研究，让法学界有“贵州声音”"贵州语境”“贵州品牌”，掌握话语权，形成影响力，贏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三、勇当“弘法者”，做好“引路人”
2007年10月28日吴大华在<法制日报》发表的《弘扬法治：法学家的责任>一文中指出：从中国法治化建设的历史演变和现实国情看，中J实施主线是凭借着政府的倡导和组织，按照自上而下的途径逐步展开的。正是这种自上而下的法治推行模式，促使作为法律精英之一的法学家们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倡导法治理念、弘扬法治精神、竭力帮助培养社会公民法治意识的重大历史使命。
首先，在思想上，法学家们要具备饱满的政治热情、强烈的责任意识。从落实“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奋斗目标的高度，充分认识在社会中倡导并践行法治理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进一步增强弘扬法治精神的自觉性和使命感，为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弘扬法治精神，努力推进法治中国进程做出积极的贡献。
其次，在行动上，法学家们要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坚强的实干精神，在认真调研、精心准备的基础上，走出书斋、走出教室、走出科研院所。法治思想是博大精深的，但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学问，即使做得再高明再精粹，也很难实现其社会价值。所以，楕妙的法治理念，应该走出象牙塔，步入日常社会中。法学家们应当努力使用浅显易懂的语言，向公众传播法学的原理和法治的精神，讲授他们没有想到或者不太明白的道理。贵州民族大学法学院在这方面也有优良的传统，邹渊教授、毛卫民教授、张艾清教授等多次为省人大常委会做专题讲座。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省“双百活动"办公室宣讲团成员为省有关部门、各地县做法制讲座50余人次，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
再次，在内容上，法学家们要传播正确的法律思想、先进的法治理念。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精髓和灵魂，是政法工作的重要指导思想的基点出发，把弘扬法治精神作为重要目标和价值追求，推动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行为环境，帮助社会公众形成崇尚法治、维护法律权威的信念，从而不断提高吴大华国公民的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